三农问题概论篇1
一、案例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Casemethod）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并应用于法学教育教学中。19世纪90年代，哈佛医学院的教学也引入了案例教学方法。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并且在很多学科中广泛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四门必修课之一，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具有这样教学目标的一门课程，其教学一般是从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哲学原理。如辩证法部分，从联系、发展、规律等概念的讲授到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讲授，中间会穿插一些简单的具体事例进行说明。这种教学方法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理论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但是远离了现实与学生实际，因此被大学生认为是一种说教课，不能引起更多的兴趣。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来自于思想家们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案例教学的过程与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恰好是相一致的。先给出案例，让学生分析讨论，进而总结出普遍的规律，这正符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的案例教学，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从一个或若干个具体事例出发，通过学生讨论和教师引导、分析等形式，来说明并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的某一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思想观点的教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案例教学有大案例和小案例之别，大的案例会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整个过程，需要老师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小案例则仅仅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某一个具体的基本原理，主要由老师讲解。案例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从学科理论角度看，案例教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其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来自于实际的案例教学方法，能够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生角度来看，案例教学能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批判精神、创造性思维。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中选取恰当的案例，能提高本门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二、农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案例选编的原则
农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应针对农科院校学生的特点，遵循以下原则来选择案例。
（一）针对性原则教学中的案例要紧紧围绕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上须要掌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来选取，同时还要针对农科院校学生的特点来选择[1]。农科院校的学生专业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密切相关，不管是农学专业、动物科技专业、食品专业、生物科技专业，还是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机械化专业，都是研究“三农”问题。另外，在农科院校中还有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对涉及“三农”的实际问题非常敏感。因此应紧紧抓住农业院校学生的兴趣点来选择案例。例如，在讲述“普遍联系”的意义时，可以结合农科院校学生的特点选择“桑基渔塘”这一生态农业的案例。桑基渔塘这种“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生产格局和水陆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珠江三角洲渔谚“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充分说明了桑基鱼塘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个案例总结出：实践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活动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联系形式，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现实联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在案例教学中，还应紧紧围绕农科院校学生的特点展开课堂讨论。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各个行业都有涉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实际，分析一下食品安全可能涉及到的领域。通过讨论，让学生从自身所学专业角度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师，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而且应该了解农科院校的各专业特点，从而在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上课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案例，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课脱离学生实际的局面，让学生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空中楼阁，离他们并不遥远，增加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兴趣。
（二）实效性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努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中，案例选择一定要具有实效性。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关注社会发展与改革。因此，在案例选择上，一要关注当前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2]，如食品安全事件等。二要关注热点问题，如住房问题、物价问题、腐败问题、宗教问题……如果在课堂讨论中回避这些问题，那么大学生的困惑就无法解开，以致产生焦虑或是不满的情绪。三要关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大学生就业问题、恋爱问题等，通过这些案例引发大学生的思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真正地进入到他们的头脑中。
（三）启发性原则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启发式教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选择的案例应该能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思考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当代的大学生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如果案例过于简单、死板，就不能调动大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积极性，而带有启发性的案例教学则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绪论》的讲授，可以结合西方媒体评选千年人物的事件提出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能够当选为千年人物？以此启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反思，并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恰恰是时代的精华。（四）适度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以后的一门必修课，在教学中不仅仅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的内容，更要树立学科意识，因此在案例选择上要体现学科内涵，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的基本要求，适度选取案例[3]。案例选择难度不宜过大，不宜过多超出当代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否则案例讨论无法很好地开展，这样就失去了案例教学的作用。另外，案例也不能太多，否则不能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度。
三、农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在农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中运用案例，是需要精心组织和设计的。教师应按照课前案例的准备———课中选择导入案例的时机、透彻分析案例———课后总结和评价三个阶段来组织和实施案例教学。
（一）课前案例的准备为了能够更好地在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课前准备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它是案例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与一般的教学备课相比，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师在课前准备案例阶段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案例的选择。教师在仔细研读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准备讲授的具体原理，按照上述农科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案例选编的原则，精心挑选教学案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案例不是在教学过程中信手拈来的，是需要教师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经过反复推敲最终形成的。其次，课程的设计。教师在设计案例教学时，要考虑农科学生的专业特点、不同班级学生的学习水平，预先设置好问题。问题可以是一个或是多个。如果是多个问题，问题的设计应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引导学生步步深入进行思考。另外，案例分析是让学生个人分析还是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如何分组？案例展示、分析和讨论、总结等需要多长时间？讨论时学生可能会有怎样的答案？这些都应在课前做好设计准备。
三农问题概论篇2
农民工，通常也叫民工、外来工、外来劳务工，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农民工”这一词目，只有对“民工”的解释，即“1.在政府动员和号召下参与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2.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今天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者。而“民工”的概念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这一词汇的内涵在今天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公认的说法。笔者认为，农民工特指改革开放后，“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界定农民工：一是职业。农民工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农民工属于被雇佣者，雇佣他们的，可以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外企老板，也可以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其他拥有农业户口身份、从事非农活动、但不被他人雇佣的人不属于农民工，而应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农民工实质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从词汇本身的角度来说，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还或明或暗地隐含着一种身份性歧视。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还出现了诸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边缘人”、“边缘群体”、“双重边缘人”等带有歧视性的、不和谐的概念，这些概念也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至于“农民工”或“民工”这个称谓是否过时，我以为要靠历史来检验。更为关键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不是取消“农民工”或“民工”称谓，而是让农民工和城里人一样享有公正的待遇。如果能够不断从体制调整和制度革新上取消歧视性待遇，使进城农民亲身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取不取消“农民工”或“民工”称谓事实上显得没什么意义。正确认识农民工的概念，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何为“农民”
农民工是由农民发展而来的，支配农民发展的矛盾，最终推动了农民工的产生；同时，农民工保留了农民的户籍身份，对农民户籍身份不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农民工。无论历史上还是逻辑上，农民都是农民工的前导性概念。
农民是一个颇有争议和难以确定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为：“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国古代文献也基本这样认为，如：“辟土殖谷曰农”，“农，耕人也”，等等。可见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特指耕田种地的人。以前把捕鱼、打猎、采樵也视为农业的范围，因此，渔夫、猎手、樵夫也可以看作为农民。除了这些，既种田又兼营商业或手工业，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人，也不能排除在农民之外。有一些农业经营者，既自己下田干活，又雇工劳作，或者不雇工而出租土地，这类人以前称作为“上农”，时称之为“富农”，也应该属于农民的范畴。总之，一切与耕种土地、与农业生产有关系，而又不是以其他职业或身份作为本人及家庭主要生活来源的人，都属于农民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就整体而言，现阶段的农民既不是传统概念中的“旧式农民”，也不是同发展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那种“新型农民”，而是正处于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演变过渡过程中的农民。它有三重涵义：一是职业的农民，是指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长期和专门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劳动者；二是阶级的农民，或者说是社会形态的反映――社会形态中的农民；三是户籍身份的农民，是新中国户籍中确认的一种身份。显然，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职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农民定义大争论。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词条也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在当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农场、农业（farm）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fisher）、工匠（artisan）、商人（merchant）等职业并列，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二）何为“工人”？
农民工从实际职业上讲是工人，具有工人阶级的典型特征。我国的产业工人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始在沿海一些地区开办新式工厂，我国由此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办，我国出现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到了70年代以后，我国商人开始在上海等地创办现代工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工人人数的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工人阶级队伍也因而得到发展壮大。到1919年，我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左右。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人”的解释为：“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多指体力劳动者）。”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工人的内涵和外延与这个定义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国工人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不复存在，而且是因为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工人从“无产”变为“有产”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我国工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处于领导的地位。笔者认为，工人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在上层建筑处于领导和主导地位的劳动者。
（三）何为“流动人口”
农民工、流动人口等概念经常被人们混淆使用。流动人口（floatingpopulation）现象在我国实际上早已存在。根据有关资料，早在民国时期，当局于1946年1月颁布的《户籍法》（修订版）中，就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相对于常住人口的“流动人口”的名词，并对它作了必要的界定，规定了登记的办法。建国以后，我国政府也多次使用过“流动人口”的名词概念。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概念有许多表述，对它的外延范围有异议。根据我国国情，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我国流动人口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关注。
三、破除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的四大原则
（一）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
破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中国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以及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破解农民工问题不能从书本、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应从实践出发。要充分尊重农民工物质利益和首创精神，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维护农民工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效果如何，不能口头争论，也不能靠某种权威来评判，而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拿事实来说话”。
（二）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激发社会活力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要坚决破除各种障碍，激发农民工的创造性活力，使农民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即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会环境。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必然要触及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注重激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政策上促进、制度上保证全社会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
（三）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体现社会公正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缺陷和漏洞，导致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逐渐扩大，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都受到严重侵害，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破解农民工问题，要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赋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围绕给予农民工最基本的国民待遇这一点来设计政策，是目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国民待遇是每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就业权、迁移权、社会保障权、政治参与权等。
（四）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循序渐进
三农问题概论篇3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
产生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商品经济机械化生产租佃经济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海禁
不
同
点时间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有利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积极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积极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a.防止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a.缓和土地兼并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三农问题概论篇4
【关键词】云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一、研究背景
为了将政府在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职责强化，国务院了一个名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的新机制，这个机制于2005年12月24日，之所以发出这个新机制，其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打下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有序进行和建设水平提供保障，而经国务院研究决定，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进行进一步的深化。以下的内容就是国务院进行的这次改革：第一，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用予以免除，对于家庭评级为贫困的学生义务提供教科书，除此之外还要补助这些学生;其次说到第二点，应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内的中小学的公用经费的保障标准;最后的一点，一个学校对的校舍对于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要建立起长效的机制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的维修;第四，对于学校里的教师来说，工资的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对其进行巩固和完善。除了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以外，这次国务院进行的改革还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这次改革涉及到的范围将中西部地区作为一个重点同时还兼顾了东部部分困难地区。
二、研究意义
义务教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国家强制的，但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很早以前就已经列入法律范畴了，自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我国义务教育的法制化便开始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越发显得重要，2003年，在国务院2003年列入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中，《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内容为“需要抓紧研究、条件成熟时适时提请审议”，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对于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明确。紧接着就是新的《义务教育法》于2006年7月1日出台，对于义务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部新出法律中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义务教育，深刻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奠基石，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面对义务教育经费制度的不完善，虽然从06年开始，各级政府都在积极的贯彻落实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制度，并且这个制度的基础是系统、科学、合理的政策运营机制，但是由于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缺乏稳定，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再加上不合理的经费投入结构，地区间的义务教育由于城乡差距就越来越大，出现了失衡的情况，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各种阻碍是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造成的，因此义务教育经费困境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并极力解决的焦点。而出现上述现象的实质上是由义务教育经费的制度困境造成的，虽然我国早就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是在资源配置不合理时，国家宏观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并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就能够切实的保障从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制度困境中脱离出来。把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作为本文切入点，探索一条适合当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整体运行的道路，并且依托公共物品理论及委托理论等，深入的分析并且研究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理论价值深远。
三、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进行写作：
第一部分是绪论，该部分概述了本次研究的背景、目的并阐述了其意义，通过研究把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综述，概述研究方法以及将技术路线作为基础路线，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快的将本论文的写作主题引出。
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概述，首先从大方面是要建立起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在建立机制时要考虑到以下四个方面：义务教育的定义、概念、义务教育经费的概念、来源以及特点;其次是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上一定要建立起相应的保护机制，以下六个方面就是这个机制所要包括的主要内容：对于农村所实行的义务教育、在施行农村义务教育的过程中产生的经费、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中的相关体制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概念和内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发展沿革以及云南省农村在进行义务教育时所具有的特点;然后就是对于公共物品的理论进行概述，
（下转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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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概述时主要是包括公共物品以及义务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两方面内容;教育公平理论（教育公平理论以及义务教育的公平理论两方面内容）以及委托理论（包括委托理论以及义务教育的委托理论两方面）五个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并且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一定要将相关理论呈现出来。
第三部分是实施现状，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对云南农村义务教育中的各项实施状况，包括从资金补助情况、“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状况、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云南省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状况现状以及云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比较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四部分是云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该部分对论文整体框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及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经费投入机制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机制问题;三是监管机制问题。
第五部分是国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经验借鉴，该部分分别对美国、英国、南非以及韩国四个国家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制度进行分析探讨。最后从经费投入机制、政府责任机制以及监管机制三个方面总结出对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有用的经验教训。
第六部分是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该部分针对第四部分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对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
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理论概述
在农村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义务教育，同时义务教育也是农村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普遍学者的观点总结来看，以下两种都是对于农村教育概念的解释：一，以地域性来划分，整个教育模式是以农村地域作为划分依据的;二，以教育功能性来划分，农村教育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说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民生活技能方式的教育。城乡二元化的阶段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所以说地域性在农村教育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在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中，人民越来越希望政府重视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农民对教育的意识和观念进一步加强，从而出现功能性逐渐增强，而地域性逐步减弱的状态。把以上所提到的内容作为基准，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概念划分，可以做出以下结论：按照宪法及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对象为以农村户口适龄儿童，包括农村地区及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而进行的具有特定年限的学校教育，而这种学校教育的特点就是普及性和强制性及其免费性。
国家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一系列用于督促、分配、监督等各项制度，在根据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进行有规定年限的教育，并保证不收取任何培养费用的情况就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机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对于相关的资源进行合理化的应用，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可以对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黄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构建[J].中国农业教育，2005（2）
[2]陈少强、向燕晶.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J].农村综合改革.2006（5）
三农问题概论篇5
关键词：信息论与编码；教学；实验
作者简介：马玉琨（1983-），女，河南新乡人，河南科技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助教；崔微微（1987-），女，河南新乡人，河南科技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助教。（河南新乡453003）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5-0146-02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发展通信系统与信息系统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就需要大量从事信息、通信、电子工程类专业的人才，信息论与编码作为这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1]因此现在河南科技学院将这门课作为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两个专业的必修课。经过实践的检验，该门课程不仅成为学生理解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引领了学生在信息论方向上进行研究的兴趣，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一、课程的重要性
信息论与编码研究的是整个通信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香农1948年发表《通信中的数学理论》到现在60余年的时间，信息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该课程分为信息论和编码两大方面，以通信系统模型为研究对象，以香农的三大定理作为理论依据，目的在于提高通信系统的有效性、可靠性、安全性。信息论中最著名的是香农的三大定理，第一定理信源编码定理，是解决通信中信源的压缩问题，也是后来图像和视频压缩的基本定理；第二定理信道编码定理，是解决通信中数据能够在特定信道中传输的最大值的问题，容量问题是通信中研究最活跃的问题之一，比如4G或Lte中广泛用到的mimo技术，其理论本质就是容量与天线数的递增关系；第三定理有损信源编码定理解决了在允许一定失真的情况下的信源编码问题，比如jpeg图像编码、mp3音频编码，都是有损的编码，都是在香农第三定理的基础上得出的。
信息论与编码无疑是现代信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信的基础，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影响了西方学界近2000年一样，信息论在未来也必将影响通信的发展。
二、课程特色
该课程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作基础，对学生的数学功底要求较高，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如在计算信源熵时需要用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条件概率、联合概率、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的计算；计算信道容量和信息率失真函数时需要通过求导求极值，进行信道编码时要用到矩阵之间的运算和空间的概念，纠错码的译码更是需要用到群、环和域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这都要求学生有很扎实的数学功底。
另外很多定理公式的推导过程复杂，比较难懂，如香农三大定理的证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感觉乏味，产生厌学情绪。同时课程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知识，需要一些先修课程作基础，如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电路分析等，所以一般将该课程安排在大三的下学期来完成。
三、选取教材
信息论与编码的内容高度抽象，难以理解，因此在选择教材方面尤为重要。目前有关“信息论与编码”课程的教材很多，综合考虑各个教材的特色，选择曹雪虹、张宗橙编写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信息论与编码》第二版。本书注重基本概念，针对工科本科生特点，尽量从实际问题出发，深入浅出地叙述概念，加强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使读者能将概念应用于实际工作中。[2]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如下要求：理解有关信息和信息度量的概念，掌握离散信源信息度量的计算方法；理解香农信息论中信道和信道容量的概念，了解信道容量的分析与计算方法；了解典型信源和信道的分析方法及其特性；理解香农第一定理和香农第二编码定理的结论和理论意义；了解香农第三定理；理解和掌握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的基本概念、理论和主要方法。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做出适当侧重和取舍，突出教学重点。
五、重点及难点
重点：信息以及信源熵、信道及信道容量、无失真信源编码方法、限失真信源编码方法以及有噪信道编码方法。
难点：香农三大编码定理机器逆定理。
对于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应重点讲解，放慢节奏，反复强调，并通过布置适当的练习题来巩固加深学生的掌握程度。
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很多学生，刚接触信息论与编码时，通常会认为这门课对以后的就业和工作没有用，并以此来判断这门课的重要程度，认为不重要。另外有些学生认为该课程是纯理论课，本科生没有必要学习这么深奥的知识。这些思想使得学生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没有学习的动力，甚至出现学生在课堂上看其他课教材的情况。
针对这个问题，教师在展开讲授之前，应强调该课程的地位，明确编码理论在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数字电视技术等方面的应用，让学生意识到为什么要学、学什么、对以后工作的用处，从内心对该课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在讲解某个知识点时，侧重于该知识点的应用，如讲解信源编码时可以结合图像压缩标准JpeG和mpeG，通过压缩编码降低图片文件的大小，从而降低手机上网流量。在讲解信道时，可以用移动通信系统的无线信道和传统电话的无线信道作比较，让学生明白手机信号时好时坏的原因。
2.内容抽象枯燥
信息论与编码需要用到大量的数学知识，此外还有繁琐的公式推导和抽象证明，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显得枯燥。[3]很多学生在面对复杂、抽象的公式等教学内容时，不由会产生畏惧和厌学心理。
对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教学过程中可适当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例子，培养学生的兴趣。比如，在讲信息率失真函数时，如果仅仅讲概念，没几个学生能真正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可以现场给学生演示通过降低分辨率进行图片压缩所带来的失真效果，给学生直观的感受。在讲编码时，可以结合很多影视资料里的莫尔斯电码来讲解。而令学生望而生畏的马尔科夫信源则可以通过和人的记忆特性作比较，让学生有感性的认识。通过这样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学习积极性也会得到慢慢提高，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对于繁琐的公式推导和抽象证明，可以将重点放在物理意义的解释上，从教学大纲出发，优化理论教学。比如在讲解香农三大定理时，因为定理的主要目的是在工程实践中，对通信系统的设计或者检验起指导作用，因此应侧重于三大定理的结论，只从物理角度阐述定理的内容及意义，而不再花大量的时间讲解定理的证明过程，避免学生因为繁琐的证明而产生厌学心理。
3.学习的被动性
很多人认为大学的课堂上没有必要进行互动，往往是教师讲什么，学生被动地记什么，这样的教学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而不是学习的机器。教学不是单纯地让学生记住知识，而是要理解知识，掌握学习的方法。因此为了避免学生的被动性，针对本课程的特点，教学中采用引导式、互动式和研究式相结合的方法。
在讲解每一个新知识点或概念时，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来引出概念，教学中可以通过提问来掌握学生的理解程度。部分老师可能担心提问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其实不然，恰当的提问不但能巩固知识，反馈教学效果，而且可以实现对学生思想的引导，从填鸭式的教学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4]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展开适当的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理解，大胆提出质疑或者新的见解。
七、实验安排
信息论与编码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如果仅停留在理论教学上，则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要从课堂教学出发，设计一些配套的实验。在实验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学生的基础、动手能力和课程特点，选择对理解课程内容有益的，学生经过努力可以独立完成的实验。[5]通过实验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加深学生的理解程度。
因为信息论与编码课程用到大量的矩阵计算，因此选择matlab软件作为该课程的实验平台。matlab语言简单易懂，实现了数值分析、矩阵计算、数据可视化等功能，可以利用该软件做一些仿真和验证性实验。具体内容安排如下：信道容量的迭代算法，唯一可译码判决准则，分别对已知信源进行霍夫曼编码、香农编码和费诺编码、算术编码、循环码和卷积码的编码和译码。
八、总结
本文从多年的信息论与编码的教学经验出发，总结了该课程的地位及重要性、课程特色、选取的教材，列举了该课程对学生的要求，即教学内容。重点分析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各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实践中，这些措施明显提高了教学质量。最后探讨了该课程的实验安排，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在教学中还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小峰，逢珊，邹海林.信息论与编码的教学改革探讨[J].计算机教育，2011，（13）.
[2]曹雪虹，张宗橙.信息论与编码（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张亚飞.应用型本科“信息论与编码”教学改革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0，（28）.
三农问题概论篇6
【关键词】公共品；供给主体；供给机制；供给模式；研究综述
“公共品”（pubicgoods）这一概念兴起于西方，因而国内引入“公共品”概念时翻译版本较多，有如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益物品、集体产品等。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品”一词，但并未对其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直至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开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首先提出，满足了受益非排他性和消费非竞争性两个特征的物品和服务就是公共品，这可以说是公共品概念形成的雏形，该观点一经提出便风靡世界，成为了纯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并一直沿用至今。1965年，基于萨缪尔森等人的理论，布坎南在其“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这一概念，拓展了公共品的内涵。现今许多学者将具有受益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和具有消费竞争性的“公共资源”产品统称为准公共品，即不完全满足公共品特性的公共物品。随着公共品研究的加深，“混合物品”的概念相继提出。至此，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物品和服务便可分成三大类，即纯公共品、准公共品或混合物品以及纯私人品。
基本概念
公共品：沿用当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公共品定义为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并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它具有三个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1]。这三种特性也经常被作为判定一种物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品的标准，简单地说，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即该物品或服务带来的效用由全民共同享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对该物品或服务的消费的同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消费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即在对某种物品或服务进行消费时，技术上无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消费者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内，因而就会产生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公共品供给主体：目前，公共品供给主体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成文界定。在此，笔者根据文献中的相关论述以及自己粗略的认识，对公共品供给主体做一个简单的概念界定。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公共品供给主体就是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组织或团体，其中可分为强制性或义务性供给主体（如政府部门）和自愿性供给主体（如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就是指上述公共品供给主体通过关系协调的方式以契约形式形成的一种供给模式，如以政府为主导，私人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自愿供给公共品的模式。公共品供给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已然成为了供给制度改革的一个趋势。
公共品供给机制：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从供给主体和运行机理两个角度抽象出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国内学者樊丽明将公共品供给机制分为了三种（三个层次）[2]：公共品政府供给层次、市场供给层次以及自愿供给层次。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是指政府以公平为前提，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的机制；市场供给机制则是指营利组织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以营利为目的、以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机制；而自愿供给机制是在政府、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的，“以利他为目的、以捐赠为主要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以上三个层次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公共品供给模式：公共品供给模式与公共品供给机制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研究公共品供给模式时，其侧重点在供给主体的配置上；而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分析则比较偏重其运行机理。鉴于该部分内容与第三部分公共品供给机制有较大重合，因此笔者不再赘述。
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19世纪80年代，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系统的公共产品理论于意大利和奥地利产生，这一理论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促进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与合作。公共产品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从西方财政学的框架内容来看，公共部门的收支以及公共部门间财政关系的处理都是围绕着公共品的供给进行的，因而许多学者从财政分权的视角对公共品供给理论进行研究具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此外，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凸显，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理念相继提出。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纷纷将关注点投向了农村，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诚然，公共品供给问题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但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供给模式、供给影响因素以及供给机制四大方面。
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20世纪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催生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理论，该理论以多元主体的研究为其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很多研究者试图借鉴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公共品供给，尽管众多研究者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结论并不相同，但是绝大多数都主张供给主体多元化[3]。在公共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诸多学者以政府失灵为理论起点，运用不同的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了政府失灵问题，分析了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机制失效的原因，以及多元主体并存的必要性或可行性。在研究公共品供给多元主体间良性关系的问题上，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即建立合理分工、平等协商的“伙伴式的合作双赢关系”或者坚持政府主导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这是从宏观层面对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进行的分析。而在微观层面，以笔者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投入较多的精力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上。在国外，由于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专门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4—6]，当地政府和农村合作社等农村当地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主要从供给体制、制度变迁层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进行研究，分析了公共品供给政府主体缺位问题，并提出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将制度外的民间自愿公共品供给与制度内的财政供给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村社区的公共品需求[7—9]。
公共品供给影响因素：就笔者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并没有学者专门针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大多只是作为其文章的一部分，在此，笔者就相关方面做一个总结。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因素繁多，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公共品自身性质。公共品的三大性质特征是决定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前提和最基本因素。根据特征的满足程度可以对公共品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公共品所应采取的公共机制也有所不同。第二，公共品需求状况。不同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公共品供给方式。根据需求差异，可以制定个性化的供给方式；而根据需求共性则可以发挥“规模效益”的长处。第三，政府职能理念。不同的职能理念决定了政府在公共领域活动的范围以及介入的程度。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而私人部门的活动领域却十分广泛，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部分公共品供给的任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念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政府供给方式也成为了主导。直至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才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的市场“自生自发”秩序主张得到了认可，公共品的私人供给情形逐渐增多。第四，公平效率标准。一般而言，政府供给更注重公平，而私人供给更强调效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必然导致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的选择。第五，政府政策倾向。政府的管制政策、税收政策等对公共品的供给有着较大的影响。政府放松管制能够为私人部门供给提供发展空间；对其他供给主体提供税收优惠则能够提高其供给能力。
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关于公共品供给模式问题，国外学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是主张政府部门供给；一是主张私人部门或市场供给。第一种观点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他从公共品的特性角度分析了与公共品相关的市场失灵状况，得出市场失灵具有消费不足和供给不足两种基本形式并将其运用于公共品供给领域，指出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会出现动力不足或者数量不足两种状况，因而公共品需要由政府部门来提供。相反，支持另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品上存在低效率、低质量等现象，因而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力量承担供给责任。在政府与私人部门签订比较完备的合同的情况下，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由于存在竞争，即使在合同不完备时，私人部门也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以建立良好的信誉，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绩效。以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Smith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在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自愿捐赠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搭便车，总会有人或多或少的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近年来，国内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的焦点不再局限于供给主体角度的模式选择，而转向了城乡统筹的层面，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研究。在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均通过对供给模式的实证分析指出了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以及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对策。国内学者在对浙江省农村安全饮用水供给实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的思路[10]；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农民合作解体、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是影响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而其根源则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没有适时创新、供给机制不协调[11]；有的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自主合作共存的多元化公共品供给体系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12]。
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的特性，马斯格瑞夫和萨缪尔森认为，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必定存在效率或福利的损失，因而政府部门应承担供给主体的责任。此后，国外许多学者对私人部门供给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在提供灯塔、教育、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上存在着潜力。此外，奥斯特罗姆在对大城市地区的警察服务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之后，发现“在公共经济中，不只有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在此基础上，奥尔森对公共品的自愿供给理论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为后期供给机制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公共品供给机制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从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通过公共品供给与需求分析，研究当前公共品供给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其解决途径，从而促进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以及供给低效率三大问题，政府部门应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创新并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13]。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须从现存问题出发，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探讨，进而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14]。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15—20]。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做了简要总结并对其研究方向做了简单梳理，由此笔者发现，对于公共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机制以及供给影响因素四个层面的研究较为集中，因而本文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撰写。虽然当前国内公共品供给研究涉及的范围已较为广泛，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化形势下，城乡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及其结构性矛盾凸显，而相关的公共品供给结构研究及以公共品需求为导向的供给制度研究仍然较少。因此，加强公共品供给结构以及供需均衡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今后推动公共品领域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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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概论篇7
关键词：三农治理，第三部门，市场政府双失灵，博弈论，农村公共物品
一、引论：从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说起
从法学的理论视域上看，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三农问题。考察西方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机制，我们发现，“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在发达国家的三农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成了西方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我国目前的学界对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因此，在充分借鉴西方对第三部门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本土资源对第三部门进行深入研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
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出现，源于对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双失灵”的弥补。第三部门是相对于“第一部门（公权部门）”和“第二部门（私人部门）”而言的，既不同于纯粹的公权部门，也不同于纯粹的私人部门，但又与公权部门和私人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第三部门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为解决市场政府“双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西方国家的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已经成为与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一支新兴力量，成了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制度工具，为西方农业、农村、农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法律解决路径，发挥着制约乡村政府权力滥用、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提高农村公共物品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作用。第三部门促进了乡村政府职能的转变进程，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农村提供更加质优、价廉、高效的准公共物品，把竞争机制的清新空气吹进了乡村传统的官僚机构体系内，促进了农村与城市的整合，进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用都是传统的纯粹公权部门（政府）和纯粹私人部门（企业）无法达到的。
由于“第三部门”之称谓只是一个研究上使用的学理术语，因此，我们考察西方三农治理中的有关法律规定时，会发现：在法律条款的直接规定里，是找不到第三部门之用语的，但有两个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语“农民协会”（peasants‘association）和“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Cooperation），这两个用语实际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和翻译的差别，导致在中文里出现了这两个用语同时使用的局面。从法律概念的逻辑周延性上来看，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当然不仅仅包括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但是，可以说，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是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最主要子概念，因此，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中，我们在进行理论性的研究时，使用的是第三部门之学理术语，而在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时，使用的是农民协会或农业合作社之法条术语。
从实证的视角，我们考察一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之概况。[1]（1）美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在美国，种类繁多的农民协会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各种不同的分类准公共服务，比如，沟通政府关系、信息咨询、法律维权、制订产品标准、协调关系、限产护价、争取政策支持、市场销售、集体定价、技术咨询等等。美国有超过80%的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自发组织和自愿参加这些不同的农民协会，而且政府也从法律上鼓励农民参加各类农业协会，参加协会的农民可以优先得到更多的补贴。[2]（2）法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三农问题曾经长期困扰法国，直到二战前，法国还是一个农产品净进口国，二战后，法国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第三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法国建立了专为三农治理而服务的“土地整治公司”制度，这是一种非盈利的组织，它们拥有土地的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给农民。另外，法国专管三农问题的政府部门（第一部门）是农业食品部和渔业部，但它们只负责宏观上的指导，而微观上的竞争调节则由市场机制（第二部门）来完成，在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之间的中观层面上，则由农业合作社（第三部门）来协调。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建起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3）德国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在德国的三农治理中，作为政府机关（第一部门）的联邦农业部只负责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包括农业立法、农业政策和促进农业发展计划的制定等。而大量的农村准公共物品则由非官方的组织（第三部门）来完成，这些农民的非官方组织主要以农民生产者协会、农民联合会来命名。德国的农协分成各个层次，如地区农协、州农协，直至全国性的农民联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95%左右的农民是德国农民联合会的会员，该会代表德国农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的协调，主要职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和技术顾问，为农民开拓市场提供服务，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等等。（4）日本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概况之考察。在发达国家里，日本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中国最为相似，因此，考察日本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对我国最有切合实际的借鉴意义。二战后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包揽一切的公权社会，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机关的力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治理三农问题，在大力培育第二部门（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第三部门的努力探索。1947年的《农业协同合作法》就是专门针对第三部门（农协组织）而立的法，只不过，与私权本位的西方国家相比，当时日本的农协象中国今天的村委会一样，仍然带有明显的“准政府”痕迹，并不是象当时美国、法国那样的比较纯粹的第三部门，而只不过是政府第一部门的“法律衍生物”。但是，毕竟，这在形式的意义上标志着日本的三农治理法律机制开始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靠拢，开始了引进第三部门机制的法律尝试。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的农协逐渐摆脱了原来的准政府之色彩，1970年的《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标志着日本农协的角色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向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回归。日本的农协组织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基层的是市町村农协，习惯上叫单位农协；都道府县建立的是地方农协，称作“县联”；农协的全国性组织则按照业务不同而各自运作。现在，日本农协为三农治理而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大体上分为四类：生产指导、组织流通、信用服务和开展互助共济。[3]
放眼更大的视域范围进行扩张考察，会发现：第三部门在西方的兴起，并不仅仅发生在三农治理中，而是在全社会的每个领域内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公共治理的革命”。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把第三部门看作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第五大因素”。塞拉蒙把第三部门的兴起看成是与19世纪晚期的民族国家兴起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人类历史事件。它作为相对于公权力的政府、私权利的市场之外的“第三种领域”，成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平衡器，其数量和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方对第三部门的定义，归纳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主张：（1）认为第三部门是准行政机关或准公共部门，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比如，约翰·格林伍德的《英国行政管理》一书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些由政府领导部门的机构和半私人组织，既不同于中央部门，也不同于地方机关，但通常又和它们有关系，这类机构和组织就是“准行政机关”，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部门。[5]（2）认为第三部门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私人组织，或者说是从事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民间组织。比如，莱斯特·萨拉蒙把第三部门定义为“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他们不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众目标”。持这种主张的法律之典型是《英国1601慈善使用权法》，它认为从事下列活动的组织为第三部门：救济老人、虚弱的人和穷人，抚养病人、伤残士兵和船员，维修桥梁、港口、避难所、道路、教堂、海堤，举办教育和孤儿院，救济、储备、维修教养院，支持帮助年轻的商贩、手工业者和穷困潦倒的人，帮助任何贫困居民减轻它们的困难。（3）认为第三部门是除了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比如，赫斯顿就认为非营利组织主张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批评。[6]持这种主张的法律之典型是《联合国宪章》第71条，它把第三部门界定为“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学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但无论具体的主张有何不同，总体上来看，关于第三部门的本质的观点都是大同小异的，即：第三部门一是要与政府相区别，是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非政府组织”（nGo）；二是要与企业相区别，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性组织”（Gpo）。[7]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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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概论篇8
关键词：农民增收，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这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改革发源地的农村，近年来却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关于“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还明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少数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很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农民增收谈增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实施起来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也有学者针对农民增收中的制度缺失与制度缺位，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对策。因而笔者试图在借鉴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入手，提出以制度创新来破解农民增收难这一跨世纪课题。
1经济学上的创新概念
“创新”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像《商业周刊》这类杂志，以“美国创新的衰竭”，“创新的消失”为标题的报道就代表了人们在1973年以后所发展起来的新认识:技术变化，尤其是当它体现于新产品之中时，就不能将它再视若当然了。更为一般地，出现了对新古典理论在论述创新现象上失误的批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创新”这一概念。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区分了“发明”与“创新”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并不觉得发明的作用特别重要，“只要它们不被实施，发明在经济上就是不相干的”。照熊彼特的说法就是:我们包括了对新产品的采用，这甚至可作为标准情形。已投入使用的商品生产中所发生的技术变化，新市场或供给来源的开辟，工作的泰罗化，原材料的改进，新的商业组织的创立——简而言之，在经济生活领域所从事的任何“不同事情”——都是我们创新一词所指的例子。而奈尔逊和温特将创新理解为“现有决策规则的变化”。奈斯特龙更进一步:“一些不连续的变化——即公司活动中的一些突然的根本变动——在这里被称为创新。”西蒙·库兹涅茨将创新定义为:“为达到一个有用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新方法”。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也是创新理论，它揭示了创新的重要作用。本质和影响。其主要内容是:(1)创新是开动资本主义引擎和保持其转动的基本推动力。(2)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不连续的现象:它们以群聚方式出现。(3)经济发展是一个周期性的进程:“周期‘波动’实质上是竞争型资本主义的‘进步’形式。”(4)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这就是同时存在不同长度周期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创新的缺乏是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缺乏。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进行农村经济制度的创新，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应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即林毅夫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2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
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D.C.诺斯。L.e.戴维斯。R.汤玛斯。1970年和1971年，诺斯和汤玛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评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其中心论点是: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它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它不会出现。
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度创新及其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
制度创新是指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
二者的相似性是:技术创新经常是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而制度创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在已知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制度创新也是如此;正如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业的技术创新一样，一个行业中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业的制度创新。
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制度创新的时间不取决于物质资本寿命的长短，而技术创新的时间则依赖于此。
(2)促成或推迟制度创新的诸因素
第一，市场规模的变动能够改变制度方面一定安排的收益和成本，获得情报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业的成本，并不随着交易额的增加而同比增加。第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从而引起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第三，由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他们对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制度创新过程
第一步:“第一行动集团”的形成。它是指在决策方面支配着制度创新过程的一个决策单位，它预见到潜在的利润的存在，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潜在的利润。
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
第三步:“第一行动集团”对实现之后纯收益为正数的几种制度创新方案进行筛选，标准是利润最大化原则。
第四步:“第二行动集团”的形成。这是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为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预期纯收益而建立的决策单位。制度创新实现后，二者可能进行追加的收益再分配。
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在经过上述这些步骤使制度创新实现后，这时就出现了制度均衡的局面。制度均衡是指外界已不存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而获得潜在利益的机会，也就没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制度均衡不是永久不变的。当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或者制度方面出现新的发明，或者发生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再或者法律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制度均衡就会被打破。
(4)三级制度创新的比较
制度创新可以在三级水平上进行，即个人创新。团体创新和政府创新。由政府机构来创新有一系列优越性，特别是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一是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完善，但私人市场未得到充分发展。二是如果外界潜在利润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那么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三是如果制度创新实行后所获得的利益归于全体成员，那么任何个别成员都不愿意承担这笔制度创新的费用，这样的制度创新只能由政府机构来进行。四是在涉及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情况下，需要伴有强制性措施的创新，以政府机构来进行最为适宜。
三农问题概论篇9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三农问题；新公共服务
公共物品这个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是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着力阐释和判断公共财政事务和问题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aula.Samuelson曾经在其专著中阐述，“公共物品，即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对这个商品的消费并不必然导致其他成员对于这个商品消费的递减”。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公共物品的两大特性是非常明显的：即非竞争性以及非排他性。本文中想要讨论的农村公共物品，在概念上与农民私人物品相对，主要使用范围在农村社会，并且农村公共物品绝大部分被用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日常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同时这种公共物品也具备了公共物品普遍具有的两大特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一.当前我国农村面对的公共物品供应问题和现实状况
第一，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提供公共物品问题上存在结构失衡。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顾农民实际需要，大搞政绩工程，比如修建政府大楼，地方娱乐设施等一些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将大部分资金投入这些“面子工程”，而忽略了农民的意愿。农民真正需要的的能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公共物品供给缺乏，具体表现为农村水利工程设施老化缺乏，农村道路桥梁维护，维修，改造，簇新滞后，真正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骨干人才严重缺乏，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令人失望等等。这些问题的集中出现，使得农村呈现出几个怪现象：一方面公共物品在农村的低效，无效供应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真正农民群众急切期望的有效供给却严重短缺。上述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公共物品的供应架构比例严重失调，供应的效果和效率大打折扣。
第二，单中心，单一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已经导致了效率严重滑坡。当前，在本质上来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体系往往高度围绕一个单一化的决策核心，并且与之相辅的供给渠道也呈现出过度单一化的症状，这些问题都显得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落后与低质量。在这种制度下，农村的公共物品由政府垄断，农民不能有效参与表达意愿的途径，因而公共物品的分配权全由政府负责，所以，面对着持续深化的市场化环境，以及广大农民对于农村公共产品要求持续增加这两大突出问题，我国各级政府，急需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大力推进制度和运行机理上的创新，从而切实有效地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第三，广泛存在于农村基层的公共产品供应体管理运行制度不顺，吃饭财政问题突出，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农村有效的，面向行政的以及实际生产的公共产品供应严重滞后。取消农业税，改征共享比例过大的工商税，必然使得县乡基层财政的一部分财权上移，导致基层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削弱，政府财政大部分要供应基层中的工作人员，这就相应的减少了对公共物品供给的费用，而且基层公务员责任意识不高，办事效率低。
二.解决路径：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强调充分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论框架。新公共服务的理念为我们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启示。
第一，确立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理念。新公共服务着眼于人，而非单纯强调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倘若各级公共组织，都能够在尊重人，强调人的利益和权利实现的基础上，运行并开展共同领导和合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将会大大提高。所以首先我们要给予每一个个体成员的价值和利益足够的关注，造就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
第二，完善村民需求表达机制。在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参与，公民精神的培育，以及更大规模上的公民领袖的培养，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去帮助民众重新获得逐渐淡化，甚至是遗忘的公民责任感和公民认同感。因此，尽快地建设，完善农民群体的诉求表达制度，加深拓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就成为了新时代下农村公共物品供应的当务之急。具体的措施和途径可以在如下的5个方面进行：1.加强完善村民自治体制建设；2.塑造民主议政，民主决策以及民主管理的氛围；3.建设广大农民和地方政府间良性的，健康的共同决策机制；4.真正落实对于农民民利的保护和保障；5.给予农民足够的话语权。这5步措施的具体落实，将大大有利于适合农民真正需求的公共产品的供应。
三、总结
从新公共服务的概念和理论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多元化的，有纵深的，立体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更为关键的是，结合不同地区的差异情况，决策机制，决策内容也要做出适宜的调整。比如，在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农村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目睹了比较可观的进步，所以在这些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应当，把充分适应，满足城镇化，推进公共事业发展完善，作为重点。与之不同的是，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区域，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设施，人畜饮水设施，大型农业水利工程设施，提高这方面的公共产品的供应，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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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概论篇10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刻反思，其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即出现了严重的主体性意识缺乏的困境。这一方面表现在强行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去切割中国的经验事实，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去验证西方的某个社会理论，而非探讨中国的问题本身及回应中国自身社会理论发展的诉求。正如方忻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和考虑的。如此，中国社会科学仅仅只能成其为西方社会理路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产生地。这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贝马斯就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三十年已去，中国知识分子却迟迟未能完成哈贝马斯的这种预期。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
中国在转型，农村更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且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也最终是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农村研究则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村研究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契机，也只有中国农村研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意义。而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则是要确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而不是纯粹的对话式的农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