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1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工业化、城镇化问题，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在“三农”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收入。然而，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其核心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的解决，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即为了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经营，要减少农业种植业劳动力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二是要发展现代农业，即要吸收改造传统农业的先进要素，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进而也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首先是一个工业化问题。一方面，要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减少与有限的农业用地相结合的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来反哺、武装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第二，农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又是一个城镇化问题，它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不断转移的过程。因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前提是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包括医院、学校、水电供应、文化设施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改善。然而，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设施在满足了一定规模的人口时，其投资才具有经济效益，才有投资主体愿意投资。可见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城镇化的过程。
二、内蒙古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现状
（一）内蒙古自治区的投入以及相关政策均偏向于城市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城轻乡、重工轻农政策的影响，对农牧业的支持保护不够，造成了农村牧区与城市相比，在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就农牧业来讲，多年来，由于自治区财力不足，对农牧业的投资水平较低。2003年全区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支出为35.5亿元，仅占全区地方财政总支出的7.55%。由于投入严重不足，致使生态建设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乡差别的扩大。农村牧区基础设施的普遍落后是引起农牧民贫穷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此外，全区的信贷支农也不尽人意。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了城市里的高效产业，导致农牧民贷款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农牧民由于本身收入水平的低下，缺乏更多的积累资金投入到农牧业中。
（二）农村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城市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而农村却是由农牧民办教育，造成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在这里基本上流于形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虽然内蒙古自治区也培养出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人才，但大多数却流出了区外，所剩的少部分也选择留在城市，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人才缺乏的问题。由于农业措施的不完善，使得真正从事农业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发展农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
（三）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低，城乡之间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组合，以城带乡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还没有走出靠天吃饭的时代，农业生产仍然主要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单家独户生产，形不成规模效益，工业化水平很低。而且，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度低，过分偏重于中间环节，产前和产后环节的发展严重不足，造成农产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另外，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连接城乡产业纽带的龙头企业少，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更少，全国372户部级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仅有12户（2003年）。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占83.81%，第二产业占6.47%，第三产业占9.72%。与全国同期相比，第一产业高3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12个百分点。这就充分表明，内蒙古农牧民的收入来源还主要依赖于传统农牧业，还未摆脱农田的束缚。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一个战略思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笔者认为，内蒙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那么，具体到这里的“统筹城乡”思想，就是要形成良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如图所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机制的动力主要是来源于农村、城市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是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的根本动力，释放了农村与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潜在需求。由于自治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要进行农村、城市的同时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改革的突破口主要是在农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和运转―――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导致对农村工业投资的增加，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由于市场需求规模与范围的扩大，从而刺激了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工业（城市改革）的发展。由于工业化的深入，专业分工提高，生产者之间必然要求聚集，而且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消费者也会在空间上聚集，从而促进了城镇化进程―――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城镇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品需求、服务需求、非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加剧城镇化进程）―――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城市非农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联系密切（加速农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由此可见，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聚集经济效益把二者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互动发展，实现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产业或乡城转移，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单一的工业化道路或单一的城镇化道路是行不通的。
虽然上述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在应用这一模式时，应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人口的城乡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来自于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体制、观念等制度性以及其他方面的障碍
针对这一点，就要从根本上触动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发展制度，畅通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
1.户籍管理制度的创新。要改变户籍管理制度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职能，使其只是作为反映公民的居住状况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另外，在人口统计上，要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办法。
2.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对于刚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就业。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是要取消和纠正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乱收费；二是要积极地发展各种劳动中介组织，加强信息服务，健全劳动合同管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他们还关心进入城镇的社会保障问题。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要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例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是要坚持家庭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
二是在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技术性、制度，如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土地制度改革、乡政企业改制等方面
针对这一点，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1.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据2004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内蒙古共有1035个乡（镇），由于小城镇规模小，聚集效应差，第三产业比重低，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制约着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因此，今后要把小城镇建设的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地完善功能、聚集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要把引导乡政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发展小城镇的基础夯实。
2.土地制度改革。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配置农业经济中的土地资源。一是农户对土地资源具有充分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数量的选择权；二是土地也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充分流动，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如租赁、招标、抵押等。对新建城市和城市扩大规模所需的土地，要通过征地形式收归国有，其农民尽可能转成城市居民，并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等。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2
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这是党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政策调整。中央为什么提出城乡统筹思想，怎样用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笔者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来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问题，是与工业、城市及其他社会阶层相对应的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基本上采取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二元结构，严重存在“重城轻乡”倾向。理论上我们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实际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做报告、发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首先应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其次，应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切实转变城市倾斜，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了“城乡融合”。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经典作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则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城乡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客观上为城乡统筹创造了前提和条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工业化发展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根据专家们对我国人均GDp或Gn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等四项工业化发展指标的衡量：2002年,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97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约为38%。国际经验反映出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np由700美元上升到1500美元之间，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由25%下降到15%之间，农业人口就业份额由55%下降到30%之间，城市人口份额由35%上升到50%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现在实行城乡统筹既适逢其时，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基本特征相适应；又颇具超前眼光。
其次，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推进。东部已率先迈开现代化建设步伐，西部正蓬勃兴起大开发热潮。然而，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发展的旧战略和城乡失衡的旧体制仍在阻碍现代化建设。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城乡之间形成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恶化、面貌变化不快的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加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城乡统筹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城市倾斜的二元政策，引起了城乡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太穷，造成需求不足。正是农民购买力不强，导致工业产品过剩。同样，也因为城镇人口过少，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可见，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也是城市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关系。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四、城乡统筹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2000年底，我国已总体实现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个总体上的小康只是两个平均的概念。一个平均概念是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一个是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个平均数掩盖着一个非常大的城乡反差。比如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去年达到了1：3、1。这就表明总体上的小康概念，不等于全体人民都进入小康。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用非常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低收入的平均数来显示小康水平，而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高的增长。现在如果还不能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已根本动摇；维护城乡差别的社会环境已根本改变，城乡统筹势在必然。按照城乡统筹思路，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当前来看，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张。2000年扩大到2.8:1，2001年为2.9:1，2002年则达到3.1: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在6：1左右。如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一是农业生产力落后所致，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致。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首先应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按市场经济法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规模，减缓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压力，把致富农民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结合起来；其次应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通过粮食直补等办法，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创造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外部环境。鉴于我国农村居民数量太多，国家财政实力还不够强大，要30%多的城里人扶持和帮助60%多的农村人，一时还有很大难度。因此，应从多方面确立战略性的长期的富民政策，实现长富于民，藏富于民，让农民“有其利”，进而构筑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突破。长期以来，国家为确保工业化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改革开放后，持续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但国民经济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国民待遇始终未能解决，负担却越来越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在工业化建设中贡献了6000亿元左右的资本，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又损失近两万亿元。这对农民很不公平。按照城乡统筹思路，应从根本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国民经济再次分配可通过转移支付，在要素投入方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当然，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公平的同时，还应在政治上善待农民、尊重农民，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有其权”，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
第三、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突破。城乡共同发展是缩小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各种差距的重要前提和治本之策，也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城乡之间矛盾和问题的最佳选择。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按照城乡统筹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应以“三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辨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农村工业化不能停留在承受城市工业扩散、与城市工业配套，停留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工业、传统工业为主的分工阶段。应提到国家新型工业化层面整合并轨，使乡镇企业与传统工业分离，转变为“现代工业部门”；使从业人员与传统农业分离，成为一支现代产业队伍。农村城市化不要盲目反对大城市发展战略，也不要把小城镇战略过于理想化，而应采取多元化、低成本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城镇全面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的低成本和城市、城镇建设的低成本，以便大批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实行城乡统筹，从长远目标看，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3
关键词：城镇化；三农；重要途径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41-1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城镇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任务，它主要是针对解决我国农村发展问题而提出来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城市化率还很低，极大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党从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从调整城乡关系人手，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它必将对推进农村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1要从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高度正确认识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1.1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并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速明显慢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国农业劳动力市场可支配的土地资源太少、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是根本原因，导致了农民很难依靠经营小块土地来脱贫致富。因此，出路只能是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来提高农民收入。总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商品化、产业化、现代化，而能否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又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能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其在城市中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只有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在农民手中适度集中，才有可能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农业才能成为现代化产业。所以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走城镇化道路是抓住了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1.2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
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从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消费环境向城市居民转变，必将产生对消费品、住房、水、电、道路、通信等的大量需求，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实现。可见，城镇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2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分析
2.1关于农村人口转移问题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键一点是要顺利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在我国农业实现了由农产品供给短缺到总量平衡的历史性跨越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如潮水般涌向大城市或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但是在农民进城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农民进城落户还存在着许多障碍，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客观上起到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应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各项管理制度，同时还应积极探索新型的城市管理体制，在教育、住房、就业、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保障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2关于非农产业发展问题
实现城镇化发展战略，应主要围绕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而展开，只有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城镇化进程才能顺利地推进。为此，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首先，非农产业是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具有行业多样化及经营主体多元化等诸多特点，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形成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商业、服务业、信息业等多种行业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可以开拓广阔的就业渠道，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并减轻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促进农民转变生产、生活及消费方式、形成新的产业组合，有力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重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其次，非农产业是小城镇聚集人口的主要渠道。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镇提供广阔的就业场所和比较稳定的收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集聚。这样，既促进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又解决了小城镇扩容问题。为此应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支持农村地域的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形成小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以非农产业作为有力支撑，带动小城镇建设。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4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不少经济政策还不能做到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因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归纳起来，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近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态势，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生态退耕政策，致使我国一些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其二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了大量耕地；其三是，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利益十分微薄，影响了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国相对富足地区的一些农民主动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从而造成不少耕地撂荒，减少了农作物种植面积。
2、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农作物的单产会受到土壤条件、肥料优劣、灌溉条件、籽种质量、田间管理、气候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农家肥明显不足，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地大面积板结，土壤条件恶化，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我国时期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的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由于多年来疏于维护管理，其功能已经减弱甚至消失，难以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户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独立兴修规模水利设施的能力。因此，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灌溉条件有所恶化，在短期内得不到改善。
在我国相对比较富足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不再像原来那样精细，对农作物的单产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技术大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稳定，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加上新技术推广时会遇到许多障碍，因此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依靠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有大的作为。
由于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效应的影响，我国的灾害性天气近年来有所增加，我国目前松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业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农业的防灾救灾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短期内，我国农业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3、农产品总产量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由于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在短期内我国农作物的单产又难以有较大的突破，这样我国农产品的总产量将会有逐步降低的趋势。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2000年粮食减产，2001年继续减产，2002年略有回升，2003年又出现了减产。
4、农产品的价格较长时间持续地低迷。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受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持续影响，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较长时间持续地低迷，特别是粮食的价格从1997年以来下跌了30%以上，直到2003年下半年，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才有所回升，但目前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仍然没有达到上世纪末的价格水平。
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问题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使用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农用薄膜、农用机具和灌溉用水用电。近年来，我国农资市场上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和农用机具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
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及农用机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劣质和假冒农业生产资料坑农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地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6、农民的税费负担大部分地区偏重。
目前，我国农民应该缴纳的税费种类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三提五统”。“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三项税种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并不大，各地征收起来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我国目前城乡税制差别很大，农民与工人比起来税收负担就显得比较重，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800元后才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较高，而农业税种起征点为零，农民除非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农产品严重歉收，政府才会实施农业税收减免政策，通常情况下，农民必须按税法的规定交税。“三提五统”的费用比较高，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比较大，各地实施起来也不规范。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村委会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擅自向农民摊派收费，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加强管理，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难怪一些农民用“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来形容我国目前农村的税费状况。个别地区过去税费征收很不规范，为了自己征管方便，屠宰税竟按农民家庭中的人头来摊派。笔者家乡有一位农民，因为自身条件比较差，一直没娶上媳妇，孤身一人也要向村委会缴纳计划生育费和教育附加费，听起来觉得很不合理。
7、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8、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低迷，农产品的总产量有所减少，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9、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对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副业收入、渔业收入、储蓄收入及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我国的不少地区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或渔业生产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气候、资金、技术及营销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短期内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能会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但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收入本身就很微薄，近年来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所花费的费用很高，农户在银行的存款基数比较小，加上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利息率非常低，尚需缴纳利息税，一般农民家庭的储蓄收入非常低。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有所恶化，一是活儿难找，二是工资低，三是要钱难。农民家庭通过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来大幅度提高家庭收入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10、农民的收入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据我国权威部门统计，城乡人均收入比例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2年为3.2：1。从1997年到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4%，但是这一期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再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农民的劳动付出与其得到的收入不成比例，占我国人口63%的农民大部分同城镇中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和退休职工一起成为我国目前社会的弱势群体。
11、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受自然条件、资源条件、政府政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本资金、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商品农业、订单农业、乡镇企业及思想观念的多重影响，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普遍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2、现有农田的分配方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不少地区过去在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减少农民的意见，村委会根据耕地的质量、位置将一片片整齐的农田划分成不少条条块块来平均分配，从而造成农户拥有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多，但过于分散，每块农田都很小的局面，既不利于耕作，又不利于田间管理，大型农机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发挥。
13、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目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仍然沿用祖先传授下来的传统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其二是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化素质比较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从事农业生产时在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等一系列问题上习惯于仿效别人，随大流，难以做到科学决策；其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技术人员奇缺，对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缺乏必要的技术帮助和指导，对农民缺乏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培训；最后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农业生产的成果又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任何一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的时限都比较长，其好处在短期内难以明显地显现出来，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障碍。
14、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主要有上大学、参军、进城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等四种途径。
能够考上大学或参军留在部队上长期工作的农民子女毕竟是少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起不到多大作用。
对于农民进城打工，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存在有不少歧视性限制，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但短期内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善。农民进城打工就业难，挣钱难，客观上造成不少农村良家妇女在城市的娱乐业和服务业提供陪侍服务，影响了社会风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不少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我国西部地区和边远不发达地区，受资金、技术或观念的限制，乡镇企业犹如凤毛麟角很不发达，难以安排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15、个别地区村干部素质比较差，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对村干部的素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村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政策观念非常差，缺乏号召力，缺乏对村民的服务意识，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问题上经常与农民发生冲突，有的甚至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影响了政府在农民中的良好形象。
16、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中的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价格和体制的比较优势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随着我国引进外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遇到了资金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的严峻挑战，一些乡镇企业在原地徘徊，难以做大做好，难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17、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资金，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起来严重滞后，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暖、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笔者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也不是管理农业生产的政府公务员，但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国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民的甘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笔者通过此文提出如下建议，供我国各级政府和主管“三农”工作的领导在制定农业政策和解决“三农问题”时参考。
一、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耕地。
1、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会进一步发展。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现行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设计规范进行修改，将如何优化线路设计从而减少对农田的占用特别是对良田的占用的内容纳入设计规范。
2、严格执行城乡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原则上城乡工业用地严禁占用农田，必须占用时政府应收取高额的补偿费用。
3、严禁中等以下城市占用农田设立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去已经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造成大批农田长期闲置时，应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做好所占农田的复垦工作。
4、中等以下城市严禁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广场，对大城市的城市广场建设规模应适当控制。
5、加强城镇房地产开发管理，提倡高层住宅建设，控制低层住宅和平房建设，禁止占用大批农田的别墅区建设。对征用土地后房地产开发应有时间限制，对已经征用但长期得不到开发的土地应坚决收回。
6、农村住宅建设应尽量减少农田的占用，杜绝良田的占用，对农民的住宅面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应适当加以控制。
7、对目前部分地区撂荒的耕地应做好复垦工作。
8、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倡农民对比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荒地进行开垦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1、尽量推广机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结合“秸秆还田”增加农家肥施用量，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2、乡镇政府、村委会应组织村民做好已有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农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兴修水利设施在政策上应予支持，在资金、技术上应予帮助。
3、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优良品种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力度，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又要防止通货膨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其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支配。国家可以采取经济和财政手段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平稳或适度上涨，防止“谷贱伤农”，同时也要防止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会引发与农产品相关的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动荡，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近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相关部门的长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紧抓好。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依法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逐步减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总理的郑重承诺引起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农业税在农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少交几十块钱的税，对农民脱贫致富意义并不大。但我认为，对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几十块钱仅仅意味着可以买一条普通品牌的香烟，可以听一场中等档次的音乐会，对富足地区的部分富裕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国的大部分普通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言，几十块钱意味着可以使一个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校园，可以为整个家庭购买一年的酱醋油盐。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态度，意味着农民需要关心、帮助，农业生产需要保护；意味着政府多年重点宣传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实效。我认为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受到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广大农民再次创业，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六、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受农产品总产量、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制约，短期内增加农业收入的空间比较小，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针对这种状况，目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应该主要转移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上来。
1、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现有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问题，推进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乡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现有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2、积极向农民提供有发展前途的适合当地生产的产品生产信息，积极支持农民通过合作、入股、合伙等方式创办新的乡镇企业，创办初期政府在贷款、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支持。
3、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支持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4、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小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繁荣小城镇商品经济，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
5、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坚决取缔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宏观环境，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能按时足额发放。
6、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构筑农产品营销网络，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在农村、城镇设立农产品营销主体，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支持农产品在当地规模收购，跨地区远距离销售。
七、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发展本村的公益事业，起着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和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1、教育广大农村村民认真行使自己的民利，选举有一定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村务问题，能够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村民担任村民委员会干部。
2、防止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发生。防止当地社会邪恶势力的骨干成员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干部。
3、充分发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做好工作。
4、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要加强指导、支持和帮助。
5、地方人民政府应定期对村委会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以提高村委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办事能力。
6、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应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村委会日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村民依法罢免村委会干部应予支持。
7、建立健全村委会工作监督机制，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防止村委会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八、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条件，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1、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模式，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广播电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
2、改变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直接饮用井水、河水或湖水的状况，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积极推进水处理厂建设，逐步使广大农民能饮用到自来水，从而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
3、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没有下水道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厕所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希望能够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尽早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5
关键词：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76—06
近年来，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医疗暴力、“医闹”事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医疗纠纷，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医疗纠纷”为主题的论文，可以搜到4933篇，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医学和法学领域，而且多数以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为研究对象，专门讨论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成果相当缺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农村医疗纠纷”为主题的相关论文仅可以搜到6篇。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无论是在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性方面，还是在居民的医疗知识和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对医疗纠纷的解决产生直接作用。在此意义上，极有必要对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
纠纷以及纠纷解决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论题。就本研究所关注的纠纷解决来说，学者们大体上沿着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过程、程序，另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方法、模式。其中菲尔斯蒂娜（williamFelstiner）和萨拉特（austinSarat）提出的“纠纷金字塔”是讨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流范式。在纠纷金字塔中，各层级的纠纷解决途径同时存在，人们的冤屈、不满大部分通过较低层级的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消除，只有少数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演变成法律层面上的纠纷，并通过金字塔塔顶的司法途径来解决①。
具体到中国社会情境，麦宜生指出，在选择纠纷
收稿日期：201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12CSH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10CSH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纠纷过程与暴力生产：对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的研究》（FRF—tp—12—126a）。
作者简介：邢朝国，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3）。
李飞，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的解决途径时，农民与行政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对其诉诸法律的行为有明显影响②。陆益龙更进一步强调，无论是行政正义系统，还是司法正义系统，农村居民基本上是根据自身的社会资源来选择利用的，并且在现实的纠纷解决中，他们多数倾向于自己找对方商量解决或者求助非正式的调解，而不是诉诸于行政正义系统或者法律途径③。郭星华等用“理性选择”来概括农村居民对待司法正义系统的态度④。上述有关纠纷以及纠纷解决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医疗纠纷的理解。
就医疗纠纷这一特定的纠纷类型而言，其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和解决医疗纠纷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高晓飞等将医疗纠纷产生的前三位原因归纳为专业诊疗护理技术水平差（22.95%）、服务态度差（21.24%）和医患沟通障碍（12.61%），并指出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比例最高的地方（34.8%）⑤。吴卫青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服务态度（医方原因）、难以预料和避免的医疗意外或并发症（第三方原因）、患方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及对治疗的不配合（患方原因）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⑥。
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争议的三种解决途径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在实际的医疗纠纷解决中，民间调解、仲裁等也常被使用，呈现出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并存的状态⑦。梁雨合等对60起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协商方式解决的（61.7%）⑧。更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患方愿意通过沟通、调解这些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化解医疗纠纷；多数患方不愿意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诉讼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患方比例远高于认为有利的患方比例⑨。对此，徐昕等认为，患方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直接与医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不愿诉诸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⑩。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防范和应对医疗纠纷的措施，其中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是研究者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建立中立有效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关键。
至此，笔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上述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究竟是怎样解决医疗纠纷的？他们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所提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既然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调解等非正式途径解决的，那么可以预估的是：农村地区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远没有城市地区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也极有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加以解决，只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或消极回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患方为何倾向于非正式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现有的研究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层面，即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效率低下；二是患方层面，具体包括患方的法律知识、权利意识、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支付得起法律服务的费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信任状况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即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该变量会影响患方对诉讼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根据诉讼成本假设，“人们在选择是否诉诸法律时会考虑诉讼成本、风险和收益……在诉讼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收益过小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规避法律。”因此，对于那些由普通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被访者提讼的可能性理论上要小于那些由严重疾病或者重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因为前者预期的收益通常要小于后者。
在此意义上，引起纠纷的疾病的情况本身会影响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这一方面。同样，在当前纠纷解决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们倾向于假定同种类型的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倾向在量化的数据研究中最为明显，其结果是研究者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时，特别关注医疗纠纷本身，将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这一尝试有助于澄清纠纷解决研究领域中的预设和笼统的认知。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的。
假设二：引起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假设三：对于由普通的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忍着。
三、数据及变量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在对中国农村居民遇到的医疗纠纷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是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并且运用社会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法律与农村居民生活”调查。该项调查由麦宜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共包含河南、湖南、江苏、陕西、重庆5个省份30个行政村。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是通过入户随机抽样表选取的。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90份。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二是调查对象与村委会、政府的互动情况及其对村委会、政府的认知和评价；三是关于纠纷的问题，其中纠纷涉及财产所有权、农地、医疗、计划生育、债权、消费、婚姻、劳动报酬、人身伤害、子女教育等内容。医疗纠纷类型是笔者关心的重点。
四、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描述性分析
（一）医疗纠纷状况的一般性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在2990名被访的农村居民中，134名遇到过医疗纠纷（4.5%）。在这134名被访者中，80.6%的被访者遇到过1次医疗纠纷，19.4%的被访者遇到过2次及以上的医疗纠纷。另外，根据表1的数据，70.1%的医疗纠纷涉及的疾病属于普通疾病或轻伤，28.4%的医疗纠纷涉及严重疾病或重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超过1/3的被访者选择忍着（32.3%），大约1/5的被访者是通过找人帮忙或者找有关部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接近一半的被访者选择自己与对方商量解决（47.4%）。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
对于那些通过找他人或者有关部门来帮忙解决的医疗纠纷（27起），有29.6%的纠纷找的是各级干部（其中4起纠纷找的是村干部，2起纠纷找的是乡干部，1起纠纷找的是在县级机关工作的亲戚，1起纠纷找的是在市级机关工作的亲戚），33.3%的纠纷诉诸公安派出所、法院、律师等法律途径（9起），22.2%的纠纷寻求医院领导的帮助（6起），14.8%的纠纷找的是身边的熟人（4起）。另外，在找这些人或部门帮助解决纠纷时，57.1%的被访者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的。就纠纷解决的效果来看，有85.2%的被访者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和其所期望的差不多（22起），7.4%认为比期望的要好（2起），11.1%认为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3起）。
在134起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只有5起医疗纠纷出现了殴打、人身伤害以及财产破坏的行为，占到所有医疗纠纷的4%，而且在这5起涉及暴力的医疗纠纷中，3起是被访者一方先动手的，1起是对方先动手的，1起是分不清是哪一方先动手的。另外，对于那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被访者一方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7起（6%），对方准备或者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双方同时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有发生潜在暴力可能的占9.4%。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纠纷解决过程中已经实际发生的暴力，还是潜在的暴力，被访者一方实施暴力的概率均大于对方。
六、结论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大体如下：第一，农村医疗纠纷发生的概率大约在4.5%。第二，大约1/3的医疗纠纷是由严重疾病或重伤引发的。第三，自己直接与对方协商解决是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忍着。第四，农村地区医疗纠纷引发暴力事件的比例并不高，但潜在的医疗暴力需要被防范。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状态以及引发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其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访者选择自己直接找对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能性越大，消极忍耐的可能性越低；长期在外务工者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的可能性更大；引发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越低，被访者选择忍了算了的可能性越大。总体上，本文的三项研究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因此，研究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定量研究中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的做法需要被检讨。
至于农村居民偏向于非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这一状况不难理解。一方面，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遥远而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忍耐或者自己找对方协商便是农村居民处理医疗纠纷的常见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纠纷当事人与作为组织的医疗机构打官司，通常组织化程度高的医疗机构更具优势。正如格兰特（marcGalanter）所指出的，“组织与个体打官司的胜诉率远高于组织与组织打官司。个体与组织打官司所遇到的困难远多于个体与个体打官司”。关于这一点，布莱克在“案件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农村居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机构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用忍着的方式消极处理医疗纠纷。首先，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影响，提高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水平（如普及相关的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有助于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其次，鉴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纠纷当事人更可能用忍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这一状况，相关部门对这一类人应给予特殊关注，如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等。最后，针对在外务工的纠纷当事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更可能忍着的情况，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现实状况，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缩短纠纷处理的周期，降低纠纷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等。
注释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6
关键词:关键词:农村信访;原因;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目标。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信访工作，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不断增强党的群众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矛盾频发，冲突加剧，农村信访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异常上访有增多趋势，并已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农村信访工作的新特点，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搞好信访工作的途径，确保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无疑是各级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笔者通过本文尝试对农村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一、农村信访的新特点
(一)农村信访方式发生改变。一是由原来的信函、电话方式变为亲自访，认为只有亲自去了，才能把问题说清楚。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拉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由个访转化为规模较大的集体上访。
二是由原来的逐级向上反映变为越级上访，农民群众向上反映问题，本级政府解决不了，上访人员不是逐级向上反映情况，而是组织人员，直接到省府、北京越级上访，希望以此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尽快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组织性明显增强。从组织程度看，通过集资、聚会等形式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农民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人数越多，效果越好。个别农民精心策划，左右联络，有组织有规模地上访，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三)重复上访增多。就相同问题不断上访。
一是初次上访没有完全反映出自己的要求，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上访。二是为了促使问题加快解决，反复多次上访且上访频率越来越快。
(四)对抗性明显增强。上访者情绪激烈，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情迫切，认为“法不责众”，穿状衣、打横幅、堵门口、喊冤叫屈、请愿下跪，行为过激，疏导劝解难度较大。
(五)上访时间地点的选择性和渠道的越级性越来越明显。一些上访者尤其是重复上访者，在时间上往往选择重大节日、重大政治活动时间，特别是“两会”期间、“双节期间”上访，各级党政机关压力很大，在地点上往往选择首都、省会或其他重要公共场所，以期闹出大声势，造成不良影响。
二、农村信访涉访内容
(一)宅基地纠纷。农村新老宅基地的更换，邻里之间房屋的滴水、出路，新建房屋私抬地平面等纠纷是一个永远有内容的话题。
(二)医患矛盾。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日渐上升，愈演愈烈，双方协商无果，或根本就不去协商，于是患者或其家属便放弃走司法程序，而是堵住政府或医院门口，大造声势，扰乱正常工作秩序，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三)涉法案件。个别上访人员自认为一些涉法案件处理不公，但又嫌起诉麻烦，怕耽误时间，于是为达个人目的，不走司法程序，而是集体上访。
(四)干群矛盾。一些村干部素质低，处理问题不当、不公，不能一碗水端平，坐偏车。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恶化了干群关系，上访者有不把其推下台誓不罢休的气势。
(五)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后遗症。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民可以投上神圣的一票，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官。但是在选举中，个别投机取巧者，依靠自己的家庭势力拉票、贿票，最终当上了村官，结果引起群众不满;也有个别人因为在选举中没有达到个人目的而恶意寻事的;还有因为选举不符合程序，群众质疑的。因村官选举而引起的上访事件，在近几年的上访事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六)占地拆迁。因企业占地、公路占地或拆迁未得到赔偿，或过高赔偿要求未被满足而引起的上访事件，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
三、农村信访原因探析
从客观上讲，信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一些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上访问题。农村信访问题突出，从主观上讲，有以下原因。
(一)部分基层干部对构建大稳定格局的认识不到位，对基层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在工作中具体表现为:一是一些部门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出台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平衡性;二是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应该解决的不解决，该及时办的长期拖着不办;三是个别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招数不多，不能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导致问题积累，矛盾激化。
(二)法制教育不健全，普法教育有待进一步强化。普法教育工作虽已历经二十多个年头，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村的法制教育欠缺，这导致一些农民凡事不问程序，不管是否符合政策法规，我行我素。农村法制教育不健全，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干部对法律、法规宣传不够，群众缺乏了解，法律法规在农村群众中没有产生应有的约束力，群众在无知中违法;二是个别干部对群众的越级上访，简单地“拦、堵、卡、截”，没有把功夫用在引导群众运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上，导致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越来越多;三是个别群众法制观念淡薄，遇事要求过高，无理取闹。
(三)组织网络不健全，基层组织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组织上看，乡、村、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网络不够健全，尤其是村以下的网络组织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由于最基层的矛盾纠纷信息反馈不及时，上访人员因矛盾纠纷集结进市上省，待县级通知后，乡村干部才仓促应付，工作十分被动。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7
关键词:关键词:农村信访;原因;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目标。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信访工作，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不断增强党的群众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矛盾频发，冲突加剧，农村信访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异常上访有增多趋势，并已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农村信访工作的新特点，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搞好信访工作的途径，确保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无疑是各级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笔者通过本文尝试对农村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一、农村信访的新特点
(一)农村信访方式发生改变。一是由原来的信函、电话方式变为亲自访，认为只有亲自去了，才能把问题说清楚。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拉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由个访转化为规模较大的集体上访。
二是由原来的逐级向上反映变为越级上访，农民群众向上反映问题，本级政府解决不了，上访人员不是逐级向上反映情况，而是组织人员，直接到省府、北京越级上访，希望以此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尽快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组织性明显增强。从组织程度看，通过集资、聚会等形式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农民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人数越多，效果越好。个别农民精心策划，左右联络，有组织有规模地上访，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三)重复上访增多。就相同问题不断上访。
一是初次上访没有完全反映出自己的要求，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上访。二是为了促使问题加快解决，反复多次上访且上访频率越来越快。
(四)对抗性明显增强。上访者情绪激烈，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情迫切，认为“法不责众”，穿状衣、打横幅、堵门口、喊冤叫屈、请愿下跪，行为过激，疏导劝解难度较大。
(五)上访时间地点的选择性和渠道的越级性越来越明显。一些上访者尤其是重复上访者，在时间上往往选择重大节日、重大政治活动时间，特别是“两会”期间、“双节期间”上访，各级党政机关压力很大，在地点上往往选择首都、省会或其他重要公共场所，以期闹出大声势，造成不良影响。
二、农村信访涉访内容
(一)宅基地纠纷。农村新老宅基地的更换，邻里之间房屋的滴水、出路，新建房屋私抬地平面等纠纷是一个永远有内容的话题。
(二)医患矛盾。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日渐上升，愈演愈烈，双方协商无果，或根本就不去协商，于是患者或其家属便放弃走司法程序，而是堵住政府或医院门口，大造声势，扰乱正常工作秩序，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三)涉法案件。个别上访人员自认为一些涉法案件处理不公，但又嫌起诉麻烦，怕耽误时间，于是为达个人目的，不走司法程序，而是集体上访。
(四)干群矛盾。一些村干部素质低，处理问题不当、不公，不能一碗水端平，坐偏车。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恶化了干群关系，上访者有不把其推下台誓不罢休的气势。
(五)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后遗症。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民可以投上神圣的一票，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官。但是在选举中，个别投机取巧者，依靠自己的家庭势力拉票、贿票，最终当上了村官，结果引起群众不满;也有个别人因为在选举中没有达到个人目的而恶意寻事的;还有因为选举不符合程序，群众质疑的。因村官选举而引起的上访事件，在近几年的上访事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六)占地拆迁。因企业占地、公路占地或拆迁未得到赔偿，或过高赔偿要求未被满足而引起的上访事件，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
三、农村信访原因探析
从客观上讲，信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一些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上访问题。农村信访问题突出，从主观上讲，有以下原因。
(一)部分基层干部对构建大稳定格局的认识不到位，对基层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在工作中具体表现为:一是一些部门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出台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平衡性;二是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应该解决的不解决，该及时办的长期拖着不办;三是个别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招数不多，不能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导致问题积累，矛盾激化。
(二)法制教育不健全，普法教育有待进一步强化。普法教育工作虽已历经二十多个年头，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村的法制教育欠缺，这导致一些农民凡事不问程序，不管是否符合政策法规，我行我素。农村法制教育不健全，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干部对法律、法规宣传不够，群众缺乏了解，法律法规在农村群众中没有产生应有的约束力，群众在无知中违法;二是个别干部对群众的越级上访，简单地“拦、堵、卡、截”，没有把功夫用在引导群众运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上，导致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越来越多;三是个别群众法制观念淡薄，遇事要求过高，无理取闹。
(三)组织网络不健全，基层组织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组织上看，乡、村、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网络不够健全，尤其是村以下的网络组织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由于最基层的矛盾纠纷信息反馈不及时，上访人员因矛盾纠纷集结进市上省，待县级通知后，乡村干部才仓促应付，工作十分被动。
四、解决农村信访问题的途径
面对农村信访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是关键所在。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干部，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准确掌握第一手材料，尽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大幅度减少越级上访批次。
(一)健全乡、村两级组织，加强信访队伍建设首先，乡镇要组建一支懂政策、业务强的信访干部队伍，这支干部队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政治坚定，有干事创业和无私奉献精神。二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党的农村政策非常了解。三是具备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四是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水平，能处理和化解农村各种矛盾。五是坚持原则、办事公道，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六是清正廉洁、作风正派，能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村级信访组织，应由村支书牵头，由村中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组成，他们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诚信度高，群众相信他们，愿意向他们反映情况，依靠他们。有了他们，农民就会觉得在村中就有说理的地方，不必舍近求远。这样可以做到小事不出村。
乡、村两级组织健全后，要加强信访队伍建设。要重视学习，不断提高办案能力，要增强责任心和责任感，转变作风，优化服务，内强素质，外树形象，逐步提高政策水平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使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渠道保持畅通。
(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定期排查、超前化解应作为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重要方法。乡村干部要经常扎在群众堆里，对村民的思想动态要清楚。要及时掌握信访信息，做到早预测、早预防。要组织人员定期排查，见微知著，对可能发生的越级或集体上访，提前发现、提前介入，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及时将一些矛盾纠纷尤其是信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针对突发事件要建立及时报告制度，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对上级政府部门有明确意见的信访问题，要及时安排分管部门组织力量开
展工作，解决问题。要深入细致地排查，化整为零，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就地化解，努力将问题解决在当地。有不稳定苗头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控制，确保防控到位。不断定期排查，建立“工作日志”，通过日汇报、月座谈、季总结，不断挖掘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
(三)强化基层干部责任意识，提高办事效率群众的信访问题，看似平凡小事，但小事关联着大道理。农民百姓有怨言、有要求、有意见找政府部门，正说明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解决他们的信访问题是乡村干部的职责，因此，基层干部既要抓好对上级党委政府政策的贯彻，也要抓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对群众已经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出来的问题，要认真受理，能办理的及时办理，不要拖拖拉拉，不能立即办的要及时答复，不能办的要说明原因。要提高初访的一次性办结率、就地化解率和群众满意率，坚决遏制矛盾上交和推诿、拖延、扯皮、失职现象，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此外，要做好政策宣传和释疑解惑工作，特别是针对一些群众普遍关注或已在群众中产生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问题，更要及时做好解释工作，以正视听。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8
[关键词]农民权利/保护途径/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灰色途径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在西部偏远落后的山区。中国农民由于其自身经济状况、文化素质、地缘条件等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处于社会底层，那么农民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主要探讨的就是农民有哪些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途径以及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对这些途径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总的来说，农民保护自己权利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私力救济，或称为自己救济；二是公力救济；三是“灰色”途径。影响这些途径的主要因素有村民的观念、乡村自治组织建设、宗族问题、基层法院的作用等。中国农民在现代法制建设中需要克服的一个重大障碍便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的一些“本土”观念不仅对普通农民而且对村乡（镇）乃至县级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历史的惯性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表面上看已经冲击到了中国哪怕是最遥远的山村，但看着电视开着摩托的农民还是会去求神拜佛，农民解决的问题的习惯方式仍然借助于人情、亲友关系、宗族力量乃至一些黑暗势力。法律、国家的力量在农民的心中显得底气不足，中国农民要真正实现对自己权利的充分保护，实现从村民到公民的转变实乃有很长的路。
一有关权利保护问题的基本理论
关于何为权利，学术界论者观点各异，[1]这里所指称的农民权利主要是指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利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人身的各种利益（或者可以划分为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等），以及这些利益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和保护。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最基本的权利应该是其个体私有的财产所有权和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监督权等；人身权则主要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根据宪法所享有的基本人身权利，如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等。总之，从农民作为一类社会主体的角度来看，不仅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还包括一些针对农业、农民特点所单独设立的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既拥有权利，个人、集体、国家和社会就应通过各种途径保障这些权利得到实现，使法定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因此，权利的保障措施就显得越发重要。
所谓权利保障是指防止权利受到侵害，确保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权利的保障无一例外地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权利宣告，其二是对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2]从哲学上讲，权利不纯粹是一种实体规范，它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是客观内容（利益）和主观的形式（意志）相统一的结果，这种统一表现为人的行为的自由或自由行为，即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或认识到了自身的正当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现为被社会所允许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去获取它。[3]对被遭受攻击的具体权利的保护，不但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权利人通过自己的权利来维护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4]中国现在很多法律中已经对农民的权利加以明确的宣告，但对权利加以宣告并不等于权利已经得到很好地保护，还需要进一步的具体保护措施，包括农民自己所习惯认可的民间性的保护措施和国家提供的官方性的保护措施。对于这些措施（途径），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农民怎么样去面对它们，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习惯的法制理论去强加给他们什么。
二农民权利的私力救济
普通农民对被侵害的权利的救济，一般会采用私力救济的途径，所谓权利的私力救济是指一般的农民在自己的权利遭到破坏时，主要依靠个人或亲戚朋友的力量来加以保护。采用这种方式在中国有它独特的原因，传统习惯的影响。中国现在的成文法已经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但在一些农村，人们的行为更多的却是按照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进行，并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目前很多的学者都是持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乡土社会，[5]乡土社会中实际作用的往往是乡村里的习惯法。比如农村中的财产继承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的规定，女儿不论是否出嫁对父母的财产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而在广大农村，这样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得到执行。在农村，出嫁的女儿很少能够回娘家继承遗产，即使有时候没有儿子继承，往往也会被本家的侄儿接管去，而轮不到亲生女儿，出嫁的女儿也很少要求继承遗产。究其原因，“出嫁的女儿将父母的房产留给叔伯兄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还是她的娘家，有什么事，还可以来找本家的兄弟帮忙。如果她们取走了老家的房产，不是断了娘家的路吗，她们有事谁肯去帮忙呢？”[6]此外还有农民对通奸的习惯性看法，以及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修族谱问题，都反映出传统习惯性思维与做法对当下农村的冲击。[7]“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8]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人情的作用，这一传统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是在农村更为明显。上述的事例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习惯对于农民的影响。在权利救济方面，私力救济的方式在农民的心中仍占有很重的分量，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私力救济”。不论是把房产留给娘家人还是修家谱，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自己保留更多的人情关系，也就是有更多的救济权利的资源。而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无讼”，[9]在某种意义上“无讼”甚至可以说是终极的价值理想，由此导致中国农民向来就有“厌诉”的倾向，打官司解决纠纷总归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一般不会把这种方式作为首要选择。而且在较为封闭、流动性较小的农村社区中，用诉讼来解决问题会造成一些难以弥合的矛盾，这与乡土社会那种生活方式是不适应的。所以在这种传统的作用下，中国大部分农民在保护自己的权利时，首先选择的不是国家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以及以此为中心扩散开去的亲戚朋友熟人圈所形成的力量。“如此看来，新制定的成文法与依然活跃在村民心中的习惯法相冲突的话，习惯法往往取得最后的胜利。”[10]纠纷解决成本的考虑。私力救济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具有代价小而回报高的特点，如果把村民因为解决纠纷、保护权利所投入时间、金钱以及对自己人际关系的影响看作是成本，那么时间金钱的节约、人际关系的维护与提高则是收益。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在这方面则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假设，人们总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满足度，一切人在他们的一切涉及选择的活动中均如此。[11]而中国的农民由于其小生产者的特性，更是对自身利益的“斤斤计较”。在对待自己权利的保护上亦是如此，虽然很多时候是一种自觉行为。成本的节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与诉讼相比时间较短，效率较高。在出现纠纷后，直接找到对方当事人，要求对自己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者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烦杂的手续，避免诉讼花费时间过长的不足。[12]而且这样做还不耽误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可以随时进行。当然这一点不是绝对的，私力救济有时效率也会很低。
（2）私力救济还可以克服经济上的障碍。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依赖于权利主体的实际能力和实际地位，需求转化为权利正是这样，如果需求主体本身缺乏“力量”，就不可能设定一个为满足自己需要的义务人，也不可能让这个义务人真实地履行义务。[13]村民遇到纠纷进入法院进行诉讼是要花钱的，按现在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民事案件原告至少要缴纳50元诉讼费用，而经济案件还要根据标的大小，按比例增加。对普通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成本。在基层法院工作效率较低，透明度不高且审判结果容易受到其他额外因素的影响下，许多村民是不会冒着“鸡飞蛋打”的风险选择诉讼。[14]（3）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维护。如前所述，在广大农村村民选择私力救济是一种传统，他们要保持“以和为贵”的传统习惯。这种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做法，也是一种成本的节约。乡土社会中一个重要资源是相互熟悉，即信息对称。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相互之间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充分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将会怎样根据自己行为做出反应。而打官司就是意味着某种关系的决裂，形成信息的不对称状况，这一信息不对称能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各种交往，增加日后活动的机会成本。[15]公力救济的供给不足。村民更愿意选择私力救济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是国家的司法途径或“公力救济”供给不足，或者可以说是由于国家司法权在农村的弱化。中国的广大农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16]尤其是在司法方面，国家的司法权还不能深入有效地渗透进农村，进入农民的观念中。这方面体现在为农民服务的司法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而且素质不高，在广大的农村社区甚至很少有合格的律师（取得正式律师资格）；农民对自己权利具体有那些，权利遭受到什么样的破坏，以及怎么样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等这些问题没有较清晰的认识；对法院的作用也不能够明确认同，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国家的司法供给不够。县级法院是中国最基层的法院，也是处理案件最多的法院，从与普通百姓生活联系最直接的一审民事案件来看，这个比例不会低于90%，但就审判人员的数量来说，却非常的少（根据2001年《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现在有检察人员21万5千多人，审判人员不足30万，而中国一审案件占每年全国案件审理数量的90%以上）。而且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如果以学历来衡量，基层法院的法官极少有经过正规法律本科以上的法学教育，有很多的法官是从军队中专业而来，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是“水货”。[17]再加上法院自身的诸多限制因素，基层法院在农村纠纷的解决农民权利的保护中的作用受到很大弱化。所以在目前中国农村这种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方式及运作方式不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国家的权力（可以具体到司法权）是很容易被普通农民视为一种迫不得已才使用的外来力量，而且往往会用一种自发的抵触眼光去看待它。
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乡村社区中的农民对自己权利救济更多的是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1）动用人情关系（亲戚，朋友，宗族的势力等），这是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方法。（2）找人居间调解（民间调解），在自己无法或者直接主张权利有困难时，可以通过中间人的作用将问题解决。（3）直接主张权利。
私力救济对农民的权利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对方当事人否定自己的义务或虽不否认但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这种方式的效力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下文对公力救济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私力救济的不足之处）。私力救济依靠的是村民个人或者其他一些私人性质的力量，这些力量没有很大的强制力，对方当事人完全可以加以拒绝或对权利拥有者的行为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公力救济”的作用就彰显出来。
三农民权利的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就是通过诉讼、法院调解以及行政复议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笔者这里称之为“公力救济”主要因为农民是通过对国家司法权行政权的运用，借助于国家的权力来实现权利保障（当然有时国家会主动根据自己的权力对农民被遭受侵害的权益进行救济，本文对这方面不做具体讨论）。通过诉讼（打官司）来保障自己权利虽然不是农民通常认可的方式，但由于这是舆论上或社会整体观念上认为正常的途径，农民一般不会否认或坚决拒绝。与私力救济相比，对农民来说，这条路可以看做是次优选择。公力救济有很多私力救济所不具有的优点。
与传统的“厌诉”观念对应而生的是出现纠纷以后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基本理念。西方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公力救济一直是主流，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中，虽然强调社会的和谐有序，把“无讼”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目标，但是官方与民间却都认可法律是一种解决纠纷、调节社会的力量，法律的基本作用就是用来“定分止争”。中国现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广泛的法制宣传，法学教育的繁荣，法律在普通民众生活中作用的凸显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这一观念逐步得到认同和加强，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已逐渐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之间纠纷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从以往较小的财产纠纷逐渐扩展到包括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内的各种侵权纠纷。在很多的情况下，双方往往都有侵权行为，互相都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民间调解或村民自己相互的协商有时就不能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在需要更多的技术性因素支持的情况下（如证据的保全与认定，债的确认等），私力救济的弱点更加明显。这时，通过寻求司法介入，对法律法规加以明确适用和运用诉讼中的技术、程序等，可以更清楚地理顺相互的关系。
公力救济有时还可以减少人情关系的影响。由于农村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样在通过相互协商或第三方的调节进行解决纠纷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人际关系的影响。虽然这对人际关系起到保护作用，节约以后行为的成本，但这种作用同样可以带来不利的效果，那就是权利有时不能得到充分主张。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地陌生化，陌生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明确化。于是很多时候当事人愿意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听法院判决，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法院的结果又是容易得到双方认可的，所以可以减少一些麻烦。
公力救济有时效率也会比较高，比私力救济更快捷。如前所述，私力救济是比较便捷，主要利用已经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影响来解决纠纷，但就像人际关系会带来权利不能充分主张的弊端一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同样会影响办事的效率。如果彼此都是很熟悉，同时又都不愿意谦让，针锋相对，那么问题反而变得更难以解决。这时反而不如进入法院打官司，如果法院没有受到太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普通农民给法院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案件一般会按照法律的规定及时得到解决。
公力救济所依赖的主要是国家司法权，其背后是国家的强制力，所以通过审判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比民间调解更具说服力，尤其是在权责关系较难以明确的情况下。普通的农民对法院一般都具有敬畏心理，对法院的判决也都会积极执行，这使得权利要求很容易得到真正实现。因为有国家的强制力的支撑，在判决生效后对方仍不履行时，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这一点是私力救济所无法比拟的。公力救济的不足如同前文对私力救济中分析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时间、金钱上花费较大，效率有时不够高，还有普通农民不容易清楚地了解它的操作规程，农民对它容易疏远。
公力救济的主要途径就是诉讼，通过法院作出判决来解决纠纷。此外还有行政调节和行政复议，但在目前中国的农村中，这两条路极少会被运用。例如，在农民与行政机关产生纠纷时，与普通农民直接面对的是乡（镇）政府，而产生的纠纷又往往集中于税费的收缴以及政府对农民权利的侵犯。在这些关系中，政府是处于优势地位，农民处于弱势，农民不到一定的地步往往不敢对政府的侵权行为直接加以抗衡。而且基层的工作作风与中央或省级行政机关的作风是不一致的，很少有通过行政复议解决问题的习惯。不仅农民对行政复议不甚了解，一般的乡镇乃至县级的干部也不太了解行政复议，所以使得行政复议这一途径对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亲和力。农民在自己的权利受到非常大的侵害，或与政府的纠纷非常复杂时，往往会选择“上访”或寻求某些领导的直接干预，有的时候也会借助于媒体。
中国现阶段，国家的立法越来越详细，对权利义务的划分也愈加细致明确，纠纷的处理基本上“有法可依”。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民文化素的不断提高，农民对法律法院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法律意识逐步增强，这些因素都在减少农民心目中对法律以及司法活动的误解，使得广大的农民越来越信赖“公力救济”。可以说，随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公力救济将会成为中国农村权利保护的基本途径，只是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四农民权利保护的灰色途径
这里所说的灰色途径主要是指不符合法律的方法，严格来说，不合法的方法不应该算是权利保护的途径，但在现实中这些方式、方法却被经常的加以应用，有时甚至还有很大的“市场”，所以笔者姑且这样加以界定。这些途径主要包括不合法地滥用私力救济，盲目简单地报复，利用宗族势力进行欺压，借助地方上的黑恶势力，对政府官员、司法人员进行贿赂等等。
不合法地滥用私力救济与盲目地进行报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由于普通农民对法律具体规定了解较少，又受到朴素的公平观念的影响，一般的农民往往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自己理所当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挽救，甚至可以给予对方同等的报复，尤其在人身伤害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甲把乙打伤，在不是很严重时，乙有时不会想到去报案或寻求经济的补偿，而是想到给予甲同样的伤害，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不但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自己也触犯了法律。
利用宗族势力往往出现在纠纷涉及范围很广的情况下。在一些村落中，如果存在大姓宗族（人口较多，内部较团结，或者出现一两个能人）和小姓宗族，则有可能出现大姓欺压小姓的情况。在本姓（本宗族）的村民受到侵犯时，同姓的其他村民则会联合起来进行报复。虽然这样有时候可以弥补权利受到的侵犯所造成的损失，但这种报复往往会发展成为村落里的欺压与恶性循环，引发村落社区里的大面积矛盾或严重的暴力冲突。这种现象在现阶段随着农村宗法组织的复燃还有加重的倾向。[18]宗族势力的复兴使得农民的行为受到了另一层控制和影响，在农村有时候可以起到减少纠纷稳定村落秩序的作用，但总体上对农村法治建设、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以及农民权利的保护都产生极大的危害。
地方黑恶势力的产生与一些干部的非法行为以及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有关。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利用多年来在地方形成的力量或通过操纵选举对农民加以控制，有的地方干部除了利用宗族势力、人情关系进行控制外，还与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勾结，并进一步拉拢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形成一张势力庞大的黑网。[19]农民在出现纠纷或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投入他们的控制之中。通过这些人来寻求安宁，表面上看是保护了农民，但这些黑恶势力所利用手段往往是非法的，保护一部分人的同时是破坏更多人的利益，有时还会向被保护者索取各种非法费用。一些地方干部利用农民的无知，还会煽动村民集体抗拒司法机关的活动。与这种黑恶势力相伴而生的往往又是地方政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地方的官员往往出生本地，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被地方势力拉拢和利用，使行政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大打折扣。地方黑恶势力与政府机关的官员勾结，对农民的利益损害极大。
第三种途径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也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观念完全停留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对权利保护途径的选择和国家司法权对农村的渗透与控制不力。[20]在现行的司法系统以及政府机关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通过正规途径保护自己权利成本太高时，农民会不由自主地选择这些不合法——有时却是被习惯所认可——的途径。在广大农村，法官的素质不高，法院工作效率低下，执行不力，政府机关对司法系统的影响太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削弱了国家的司法权，也严重影响基层法治建设，阻碍农民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总之，第三种途径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阻碍，与整个国家的法治趋势背道而驰，要逐步予以消除。
五结语
以上是对我国现阶段农民权利保护途径的简要概述，囿于学识，笔者的分析和研究不可能全面涵盖各种途径。而且理论总是有局限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土地广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来说，理论的覆盖面更是显得狭窄，但不管怎么样，文中所述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三种途径是要坚决地予以消除，但我们同时又会发现，消灭第三种途径的关键是在于怎样很好地发挥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作用，而这与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至2000年，中国已制定实施了三个五年普法计划，经过三个普法运动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对中国农民长期形成的观念以及行为习惯的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那么对于“私力救济”的习惯，国家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这种“本土资源”。[21]对于“公力救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克服基层法院法官素质低下的局面，这方面的提高也就是降低公力救济的成本。
总之，对于农民的权利保护问题，首先需要做的不是盲目地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或机制，而是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笔者的基本目的也是在于认识，而不是构建或提出建议。认识问题之后，惟觉中国农村之广大复杂，民主化进程将漫长艰巨，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
[1]详见翁文刚，卢东陵主编：《法理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编本体论之三——权利。
[2]王果纯：《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
[3]文正邦：《当代法哲学研究与探索》，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4]耶林著，胡宝海译：《为权利而斗争》，载《民商法论丛》，梁慧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5]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7]关于通奸，在中国现在的刑法中并不是犯罪，但一般的农民仍会把它当成一种极端错误的（或者说是犯法的）行为，参阅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7页，我在此引用此问题是想说明传统的影响；关于修族谱问题，参阅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6月22日调查记录。
[8]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9]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10]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参阅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12]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如果出现二审，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可能得花近一年的时间，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也同样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13]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38页。
[14]参阅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夏勇先生主要提出调解可以克服经济上的障碍，我认为调节也是私力救济的一种，通过调解的广泛应用可以看出私力救济在保护权利中对金钱的节约。
[15]参阅道格拉斯·G·拜尔等著，严旭阳译：《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章。
[16]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7]参阅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329页。
[18]有关宗法组织的论述可以参阅：《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还有李化祥：《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载《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2001年第10期。
[19]参阅：《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319页。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9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影响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一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超过劳动力需求量的部分。在投入与产出关系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表现为新增农业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即使把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发展。
2000年，杜鹰主持的农业部课题组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行了预测：“十五”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
规模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表现在：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业内部，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与工业化进步的程度不相称；三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差距。
二、城市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及其转移的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识；“三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村人口转移带来机遇。
但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包括传统的户籍制度、差异化的城乡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等。加上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乡镇企业发展程度不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就业能力较差，多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及对策
总的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渠道包括：农业内部吸纳；就地或者就近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转移；向大城市转移；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关键在于做好以下三篇文章：一是将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以此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根本途径；二是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作为解决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重要途径；三是继续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有效发挥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
具体来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存问题，其转移途径和对策选择有以下几条。
（一）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体制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允许自由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可以采取国际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办法，以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主要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制度，尽快以导向性的准入条件替代硬性的进城人口指标控制，相应改变就业、入学、住房等规定，在权利义务方面平等对待新进城镇落户的居民。
其次，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扩大医疗保障、劳动保障、生活保障等社保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划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及制定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并将农民工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如个体商贩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对于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社会保险转移的可操作性较差，应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
（二）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建设
加快建设中小型城镇，升级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合理调整城镇结构，尤其是发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广泛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
（三）增强乡镇企业活力，提高其劳动力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回乡创业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篇10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法治;法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26-02
一、新农村建设农民法治意识的现状
(一)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低
在调查的对象中,对于了解法律知识主要途径的问卷中,超过50%的人选择了电视,选择政府宣传的占到15%,亲戚朋友介绍的占8.9%。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这方面,一方面表明现在电视媒体对于法律知识加大了普及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了解法律信息的途径有限。大部分被调查者不知道哪部法是调整什么社会关系的,至于通过法律维权就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了。对于如何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先寻求法律帮助再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的占20.6%,先想到法律,但先用其他途径的占40.8%,先采用其他途径,后采用法律途径的占35%,直接用其他途径,不通过或者没想到用法律手段的占3.6%。
(二)缺乏法律信仰,缺少维权意识
所调查的问卷显示,有21.53%的受访者认为司法可能不公平,对于执法机关持不太信任的占到40.28%;认为司法机关人员素质一般的占60.22%;对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分辨不清,认为影响司法机关公平执法的因素的“人情关系”和“金钱贿赂”占到50%以上。这说明农民所具有的法律意识是比较模糊的、非规范化的,权利意识淡薄,对法律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更注重利用道德的力量来调节和解决纠纷,人治意识强于法治意识。在被问及法律的作用时,35.6%的被调查者回答是政府用来管老百姓的,9.5%的人认为是老百姓用来限制政府的,认为既管老百姓也限制政府占到16%,认为保护老百姓的占10.5%,认为是保护每个人的占20%。不规范的法律意识,与长期受皇权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出现法律问题时,习惯性地把自己定位为义务人,而权利意识比较淡薄。而作为法治社会精神要素的法律信仰,对于农民来说更是缺乏,无诉意识根深蒂固、轻法意识浓厚,畏法意识广泛存在。
(三)农村法制不健全,风俗、宗教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近几年,中国涉农问题立法的数量不断增加,立法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中国关于三农的法律仍然存在大量的盲区,有些条文的可操作性也不是很强,甚至有些立法没有把农民纳入到市场体系之内。另外,在所调查的青龙满族县,风俗习惯依然主导着大部分农民的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按照法律之外的宗教、风俗习惯规范着自己的行为。甚至在法院审理案件时,由于现行法律精神与农村的风俗习惯、相冲突,有时会引起农民集体上访、闹事阻碍法院审判案件等情形。
二、新农村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欠发达,文化水平落后
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山脉东段,交通不便。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是部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人们不愿意也无力去了解和学习与他们生活相对较远的法律。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的法律知识来源于电视,看报纸的屈指可数。就是看电视也基本上是几个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法制频道和农民频道能收到的寥寥无几。
(二)法律知识匮乏,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
通过调查显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非常突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更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解决问题时分不清道德、政策和法律的范畴。传统习俗和文化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成为农民法律意识落后的历史原因,主要表现在:重权轻法,人治观念;情义本位,人情观念;重刑轻民,刑罚观念,与新农村法治建设很不适应。
(三)法治环境差,政策安排不力
法治意识需要法律组织的普及、健全以及相应监督体系的完善,法治环境差,政策安排不力是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的现实原因。在所调查的农村,法律资源极为缺乏,维权成本较高,“人治”现象较为严重,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评价,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使法治环境受到较大干扰。乡(镇)、村权责划分不清,甚至还有少数领导干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等不良社会现象,部分乡(镇)、村干部的素质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法律意识淡薄,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活动缺乏足够的支持,基层法律服务所政事不分,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和活力。
三、新农村建设培养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民法治意识的基础
青龙县满族自治县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其农民法治意识提高的瓶颈。古语云“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足而知荣辱。”只有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中的各种问题才好解决。而要发展青龙县的经济,必须将其融入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农民法治意识的增强离不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培养农民法治意识,有着潜移默化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农村市场经济中,利益驱动和公平竞争机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提高法治、权利意识。
第一,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充分利用当地特色和有利资源,克服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区域性农产品市场,政府要制定出有关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规和办法,使其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协调好农村基层组织、合作组织、政府有关职能和技术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承载经济发展能力。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交通设施可以说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充分发挥网络、电视等信息快、功能多、开放性等特点,了解、掌握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第三,发展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开拓农村消费市场。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其次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建立土地的有偿使用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制度,促进土地的合理流动和集中,实现经营规模化。党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给农村土地市场带来新的动力。最后要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增强农民消费能力。
(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培养农民法治意识的关键
第一,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法治教育。农村干部处于农村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的言行直接代表和体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提高农村干部的法治素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他们的法治教育,能够树立依法管理的意识,提高依法管理的本领,可以对农村干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内容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三农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第二,扩展法治宣传渠道。在农村实现“村村通”的基础上,增加普法宣传栏、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的法律内容,像中央电视台的《大家看法》栏目,就很受农民的欢迎,各地方台也应安排一些这样的节目,使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网络更是农民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的宣传平台,让大家学会利用电脑网络获取法律知识,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第三,送法下乡,创新农村法律服务形式。送法下乡要注重对农民的法治意识的教育,努力培育他们同现代法治文明相一致的“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基层法律工作者要为村委会的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协助农村基层组织依法处理好本区域经济和社会事务,建立农村法律服务中心或法律服务所等,为农村的贫者、弱者和残者无偿提供法律帮助。还可以在各村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手续,使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都能及时获得帮助。
(三)健全农村法治运行机制――培养农民法治意识的
保障
第一,制定和完善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健全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落实农民各项民利。依法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地位,保护农民的合法经济利益。在贫困的民族自治县,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第二,完善执法、司法体制。将执法、司法工作重心从县移至乡镇,可设立巡回法庭和检察工作,使更多纠纷和矛盾进入法律处理程序。提高基层司法、执法工作人员自身素质,进一步强化执法责任制,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第三,健全法治维护机制。首先,建立政府权力约束机制,用来约束政府行为。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必须树立良好的守法者形象,带头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监督包括司法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等,司法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执法者的检查、复议等方式来实现;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对乡(镇)、村干部的公权行使过程中的监督,避免公权的腐败和对村民私权的侵占;社会监督主要来自行政、司法相对人、人民团体、社会舆论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Z],2005.
[2]青龙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R].青龙县政府,2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