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报告篇1
90后更享受“无现金生活”
2015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已经达到10万亿元。其中，支付宝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了支付总额的51.8%；而微信支付则是用户使用频次最高的移动支付方式，用户平均每月使用超过50次。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达3.58亿，同比增长64.5%，“无现金”已日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研究发现，90后学生和23-29岁的职场新贵是移动支付的生力军，他们更习惯无现金的生活方式――超过1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出门“不带钱”，近35%的年轻白领表示出门现金小于100元。
移动支付已经渗透至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报告从衣、食、住、行、娱五个方面，分析了消费者移动支付的习惯，还原真实的消费场景，找寻市场潜力。
衣：从手机“淘”到线下“扫”
调查显示，有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使用移动支付在网上购买过衣服。而在线下购买衣服的过程中，习惯刷卡的消费者在减少，扫码支付的消费者在增加――40%的受访者表示在线下购衣时使用过移动支付。得益于移动支付在商家的普及，消费者移动支付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商家也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移动支付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身份和习惯，并利用移动支付的数据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益普索（ipsos）观点：随着消费者支付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移动支付并成为习惯，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而对于服装企业，在线下门店中接入移动支付带来了支付体验的提升；同时，多元化的支付接口也为企业提供了多种搜集消费者行为数据的渠道，完善了CRm数据库。这将给差异化营销提供空间和可能性。例如，在不同的渠道推送针对不同消费者的文章、主推不同的产品。
食：御宅一人食，聚餐aa付
无论是外卖、网络订餐还是堂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使用移动支付。研究发现：高频时75%的受访者使用移动支付点外卖；高频时62%的受访者会在堂食时使用移动支付，微信和支付宝是消费者的首选移动支付方式。
同时，移动支付的场景也愈发多样化：顾客通过微信扫一扫餐厅桌面的二维码，即可在其微信公众号内自助点菜、确认菜单、支付买单；顾客也可以通过订餐软件预订早餐送至办公室，并使用移动支付，虽然这只占受访者的2.6%，但该习惯人群中超过40%拥有本科以上学历；顾客还可以在聚会时直接使用移动支付进行aa付款，25.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午餐时使用这一功能。
益普索（ipsos）观点：可追踪的移动支付数据为餐饮企业提供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机会。企业可以通过搜集消费数据，对目标人群做精准定位。并且，通过移动支付端口，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将产品（新推菜品）、促销活动、经营理念等企业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向商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更及时的交流过程将使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上升到客户体验管理的层面。
住：移动支付是生活的“水电煤”，也是生活的“柴米油盐”
移动支付对于“住”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水电煤”等生活账单的支付，益普索（ipsos）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表示用微信或支付宝处理生活账单。此外，知名便利店和超市基本上已全面支持移动支付，大多门店还能支持超过3种以上的支付方式，这让用户通过移动支付获取“柴米油盐”成为新常态，高达68%的受访者表示在超市和便利店有过移动支付体验。
对于一线城市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越来越多开始尝试借助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的强大网络，连通物业、小区周边商家及上门服务企业，真正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无缝融合。例如，上海市民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服务号“付费通账单查缴”，即可用手机微信随时随地支付家庭的水电煤账单。支付宝首个“智慧小区”在福建永安物业的巴黎之春小区上线，小区业主日常的物业缴费、车位查询、报事报修等家居琐事，全部都可以用支付宝一键完成。
益普索（ipsos）观点：现阶段，各大移动支付平台开始逐步在全国各城市开放生活缴费渠道。移动支付用足不出户的付款方式替换了原有的传统方式，这不仅可以为消费者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还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好的缴费体验。使用移动支付缴费的行为数据甚至可以帮助企业通过缴费地址定位目标人群，以此让企业获得更科学、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
行：从黄土高坡到异域风情，移动支付行遍天下
通过手机应用预订出行已经成为新常态，与之同步蓬勃发展的便是预订完成后的移动支付环节。2015年，滴滴出行日均订单超过1100万，其中45%的人通过手机移动支付订单；而在出游方面，50%的人直接使用手机规划并支付行程费用，而这一人群在2014年只占总人数的17%。
放眼全球，随着中国游客境外出行和购物激增，中国各家移动支付提供商正不遗余力地“走出去”，加速境外布局。以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例，实现了“人民币支付、外币结算”功能，用户跨境购物无需再兑换外币，只要结账时让收银员扫描手机中的二维码，输入密码即可用人民币支付。这一能力已经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的免税店、化妆品店、便利店、餐厅、酒店、景区等场景，以中国游客集中的境外旅游目的地为主，给出境游客与境内一样的便捷消费体验。目前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百度钱包等在内的平台都推出了类似服务，并在退税、优惠等方面提供惠民举措。
益普索（ipsos）观点：人们日常出行的方式已经在近年来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前几年的路边招手遭司机杀价到现在的人人手里拿着手机叫快车专车。近来国家出台网约车合法政策，在国家政策的利好面前，网约车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而移动支付作为网约车的主力支付方式，更可以在这个新兴行业快速发展。
娱：电影票平台优惠多，KtV轻松享周末
在休闲娱乐方面，电影票无疑是移动支付渗透最深入的领域，以2016年5月的全国总票房为例，76.2%来自网络售票，这一数据在2016年将超过80%。此外，移动预订并支付KtV、球类运动和文艺演出也正快速崛起，通过社交账号登陆游戏、视频类终端进行付费娱乐消费的需求迅速增大，促使娱乐商家更多与移动支付对接。
益普索（ipsos）观点：社交软件结合支付系统与休闲娱乐成为有效的营运模式，通过手机app相约去网红餐厅“拔草”、预约订票成为主流。而通过移动支付端口，企业亦可将各类促销活动传递给消费者，吸引想尝鲜的客户人群。
移动支付与中国特色的“社交主义”
益普索（ipsos）、奥美联合研究发现，中国的移动支付行为表现出极强的社交动机，人们不但享受其便利，更利用其联络友谊、增进感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社交主义”。在线红包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在我们的研究中，亲戚间发红包的比例高达78%，而1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通过移动支付转账孝敬父母。朋友间的红包、转账使用比例高达75%，无论是aa付账、喜气红包还是借还款，移动支付让朋友之间的金钱往来变得便捷且毫不伤感情。从微信红包逢节必涨可以看出，微信红包已经不仅是“春节”独有的亮点，每逢节日发微信红包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民众的习惯和文化现象。微信支付一手以社交撬动用户习惯，一手深入线下商业场景，推动了国民无现金生活方式的形成。
总结
移动支付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普及，丹麦从2016年1月起成为时间上第一个告别现金的国家，瑞典则宣布致力于在2030年告别现金。移动支付是毋庸置疑的未来支付趋势，目前中国无论在规模、用户数量和增速上都领先全球，“无现金生活”在中国的普及度逐日提升。
移动支付报告篇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刚刚的《家庭收入的分配和联邦税》中，披露了2011年的几个关键数据（有延迟性）：平均“市场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营业收入、资本利得收入）和平均每户转移支付（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付和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家庭支付的联邦税（包括收入税、工资税、企业税和消费税）。
该报告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联储在通过Qe变相补贴富人的同时，还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补贴穷人。该报告后，立即引发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富裕阶层人士立即通过各个渠道发出了他们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该报告？在很多人看来这和美联储退出Qe政策息息相关。
报告将美国家庭按收入依次分为5类，收入最低的三个20%家庭在2011年所接受的净转移支付平均分别为8600美元、12500美元和9100美元。可以说，美国收入最低的60%家庭接受的平均转移支付约10000美元。政府自己没有钱，那所有转移支付来自哪里？几乎全部来自收入最高的1/5美国家庭。美国60%低收入家庭是“净接受者”，因为他们得到的转移支付比缴纳的联邦税多；而收入稍高的20%家庭所支付的联邦税平均为14800美元，而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4100美元，净支出为700美元。
另外，该报告的主要发现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是美国经济真正的“净纳税人”。按收入计，在顶部的20%美国家庭缴纳的联邦税平均为57500美元，而其在2011年接受的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1000美元，因此其平均净赋税贡献为46500美元。由于收入次高的20%家庭的户均净支付只有700美元，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转移支付都几乎全来自于收入最顶层的20%家庭。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差异：即每支付1美元税收收到的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最低的20%家庭在2011年获得了9100美元的政府转移支付，而联邦税收只有500美元，其比例为18.20。相比而言，另外四个收入阶层的家庭该比例分别为4.91、2.23、0.95和0.19。相比之下，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支付1美元赋税却只能获得19美分的联邦转移支付。
最后，再看看2011年各个阶层的实际税负（加上转移支付的影响）承担情况，即联邦税减去政府转移支付后每个家庭的实际税负。收入最低的20%家庭2011年“净接受”转移支付8600美元，税前平均收入为24600美元，税率为-35%，反映了他们的“净接收方”状况，其他两个收入较低的阶层家庭税率分别为-27.6%和-13.7%。
移动支付报告篇3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发债是公平与效率原则的要求，也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必然选择。但地方政府发债的确潜藏着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地方政府可能过度借债，因为从政府的角度看，由发债而获取资金至少在短期内成本为零。当然这种风险对任何借债融资者而言都是存在的，但对地方政府而言，风险程度更为严重。因为一旦地方政府不能还本付息，中央政府有可能成为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极易造成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当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借债时更是如此。因此，建立起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发债行为的机制是地方政府发债的前提。
有效控制地方债务风险的基本财政管理制度
无论是市场控制还是规则控制，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基本的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这些基本的财政管理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政府预算要划分为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经常预算是指为经常重复发生的为政府活动提供资金的预算，这些项目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特点是具有可预测性；资本预算是指一次性资本项目，如建筑物、道路桥梁和大型维修项目的预算。经常预算支出通常是用经常性收入来满足的，资本项目支出则通过借款融资满足。理由如下：首先，由于资本项目通常需要一次性大量初始投资，而经常预算项目由于其重复发生，一般比较稳定，且易预测，如果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合并在一个预算中，大规模的资本项目将导致收支失衡，赤字产生。而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地方政府预算必须平衡。其次，资本项目融资具有以下优点：一是通过借债，政府很容易获得资本项目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二是由于资本项目长期发挥作用，所以其成本应在其使用周期内分摊，这也符合代际公平原则。如果地方政府预算不作此划分，中央政府和监督部门将很难了解地方政府发债是为资本项目融资，还是为弥补短期赤字，这一信息的缺乏破坏了债务控制规则，地方政府发债可能会失控。
统一的会计准则任何控制方式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充分掌握发债者的财务信息。因此，债务控制要求地方政府公开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以便市场和监管者评估政府的信用风险。政府应该披露哪些财务信息呢?或者说，财务报告披露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财务信息的披露标准不统一，不同政府之间就难以进行比较，也就无法判断每个政府的信用风险是高还是低。因此，统一规范的会计准则是实行有效债务控制的必备条件。那么由谁来制定标准呢?如果由政府机构制定标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的合二为一，就难以避免标准的偏颇，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由于政府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是公众、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因而标准的制定者必须具有保证标准公正的公信力。
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有效的债务管理和控制要求对地方政府建立统一规范的财务报告制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和信息披露应以以下目标为准则：一是所有的信息都要按照会计准则准备和披露，使不同政府之间的信息可以比较；二是可以衡量政府经常性收入量，以确定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三是可以衡量政府的流动性资金储备是否恰当，以判断当经常性收入不足时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同时，信息披露还要求建立现代政府信息管理系统，以及时提供有关政府支出各个阶段的真实信息和各级政府的财政运营情况。
政府的财务报告必须完整，即它应该包括地方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信息，包括所有的资产和负债。报告内容不仅包括政府本身的财务情况，还要报告政府所设立的以及所担保的所有组织的财务情况。此外，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如资金转移支付也要在财务报告中显示出来。财务报告完整性原则的设立是为防止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行为。一旦财务报告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可以将预算内活动转移到预算外的可乘之机，债务控制手段将失效。
建立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真实的制度财务报告对政府的信用评级至关重要，但如何防止政府为提升信用评级而在财务报告中弄虚作假呢?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审计是政府财务报告真实可靠的保证。审计是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是预算过程不可或缺的阶段。审计的对象是政府及财政预算。公共预算由政府编制，立法部门代表公众审批。在执行过程中，作为信息优势者的人政府是否按照立法批准的预算执行，不能完全由政府自己报告，而必须由代表人民的检查机构进行审计检查，这就是独立审计存在的意义。
透明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必须作出清楚可行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资金分配要按照确定的公式计算的结果进行，以保证转移支付的透明和可预测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对地方政府的硬预算约束。当转移支付制度公开透明，并具有可预测性时，地方政府还本付息能力及其信誉质量就较为容易确定，这样做还可以使债券购买者和地方政府打消由中央政府最终担保的念头。而当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定模糊不清、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主观随意性较强时，中央政府作为最终担保者的想法就会流行。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关键是消除中央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担保者的任何因素。只有这样，市场才能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对地方政府施加更为有效的约束，地方政府借债成本与信誉风险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政府间转移支付截留制度当地方政府无力还本付息、违约风险出现时，为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免受重创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一种有效做法是截留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并以其设立转移支付预备金，这种做法为投资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护。在转移支付截留预备金制度下，地方政府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收入的减少份额，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在设立转移支付截留预备金制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具体化那些能够缓解违约风险的政策。转移支付截留预备金的设置消除了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最终担保的可能，在增加了中央政府信誉度的同时，也鼓励了信用市场的发展。
我国地方政府发债的制度建设
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发债既紧迫又必要，也具备了发债的经济条件和基本的技术条件，但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地方政府发债的制度条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首先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制度建设；二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制度建设一是
在《预算法》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预算要划分为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没有这种区分，很难控制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风险。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没有资本预算和经常预算之区分。虽然我国1991年颁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编制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编制复式预算，但实践中，政府的经常性收支和建设性收支是混杂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监管部门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发债用途，债务风险由此而生。
二是《预算法》中明确规定政府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性。法律要明确要求，地方政府预算不仅包括预算内收支，还要包括全部预算之外的收支；不仅要向立法机构、政府和公众披露预算收支，还要公布所有的预算之外的收支。只有这样，投资者、信用评级者、监管者和审计者才能完全了解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掌握其还本付息能力，作出正确决策。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预算的透明度都很差，最突出的表现是预算没有覆盖政府所有的财务活动。预算外收支不仅大量存在于非基本政府单位或部门(如事业单位)，而且也大量存在于基本政府(行政单位)内部，如土地运作收入等。
三是《预算法》中要明确规定，政府间转移支付，特别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本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应依据确定的公式进行，并公开透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资本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地方政府资本投资的来源之一，如果这部分资金分配不规范、不透明，地方政府及债券购买者、信用评级者和监管者同样无法掌握地方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从而无法判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是否适当，而这是投资者、信用评级者和监管者行动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既不规范也不透明。专项资金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地方政府本身也很难确定自己的财政收入规模，更不用说政府之外的组织和个人了。
四是《预算法》中要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定期财务报告制度。法律必须规定地方政府定期进行财务报告以及财务报告的原则和内容。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每年政府的财务情况只能从财政部门提供的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报告、财政部编辑的《中国财政年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上获得零星的、不完整的一点信息。这种政府财务信息报告方式的缺陷如下：首先，没有向使用者提供方便有用的财务信息。政府财务信息的分散形成了信息搜索的障碍。同时，这些文件提供的信息难以起到了解和判断政府财务状况、监督政府负责任地按照公共利益要求高效率地使用公共资金的作用。其次，信息不完整。只报告政府年度预算内收支情况，没有预算外收支信息，更没有政府的资产负债信息，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阅读这些报告和统计资料了解和掌握一个政府的财政运行情况。第三，没有统一规范的会计标准，也就不可能有可靠真实、具有可比性的政府财务报告。即使地方政府愿意公布自己的财务信息，也不知道以何标准公布什么内容。
五是建立独立审计制度。中国目前的审计部门还是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人事任免受到政府控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即使审计部门对预算作了审计，暴露了一些问题，也不能摆脱政府内部审计的局限。内部审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能对政府实行真正的监督和检查。因此，建立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审计机构，实行对立法机构、公众负责的审计制度是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客观、公正审计的前提。是保证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可靠、不可或缺的制度要求。
移动支付报告篇4
一、互联网金融的洗钱风险
洗钱分子一直在追寻最新最便捷的支付手段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犯罪资金由黑到白的转变。无论是互联网金融基础层次的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创新，还是互联网金融延伸层次的金融工具、业务形态和组织形态创新，其在便利交易，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潜伏着特定的洗钱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基础层次洗钱风险。网络支付与移动支付方式虽多种多样，其实质都是基于电子设备和网络系统完成各类交易。网络支付与移动支付的特性有别于传统的纸质凭证和汇划方式，但这些特性往往容易被洗钱分子所利用，洗钱风险不容忽视。由于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其所带来的风险也构成了互联网金融的基础风险。1、在线资金流转所产生的洗钱风险。无论是移动支付、电子钱包还是网络支付，其在线支付行为已完全脱离了纸质凭证，客户不需填写各类单据，也无须面对经办人员，只需使用磁卡、手机或电脑便可通过网络完成划账、购物、网络拍卖、网贷及众筹融资资金划转等交易。由于电子交易行为没有经过人工识别，即使监管机构追查交易记录，仍需一定时间判断交易性质，使洗钱活动逃避监管和司法侦查的可能性加大。同时，部分网络账户和在线交易不需依赖银行账户，很多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划账、网上借贷和网上股权投资业务均使用预付账户，犯罪资金来源无法判断，资金流向链条中断，给执法部门的追踪调查带来极大困难。此外，多数在线支付工具的交易限额可由用户自行调整，额度可以调到比较高，甚至不设限。额度的自由调节使洗钱分子绕开了柜面审查，可随时随地进行大额交易，洗钱风险不容小觑。2、非面对面交易所产生的洗钱风险。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等在线支付方式大部分是非面对面交易，有些支付服务商甚至不需用户开设账户，用户只需通过充值卡等方式把资金转移到第三方账户，通过第三方账户完成交易。与传统的使用签章、密码等验证交易身份不同的是，许多在线支付系统主要是通过密钥、证书和数字签名的验证来完成身份确认，认“证”不认人。目前国内通用的支付机构通过向客户提供的银行账户汇款方式核实身份实际只是证实了客户对该银行账户的控制关系，而不是客户对该账户的所有关系。此外，支付机构基于银行账户的客户身份识别方式与该客户后续资金交易并没有内在关系，客户身份认证时提供的银行账户和客户交易时使用的银行账户可以为不同的账户，这实际上削弱了客户身份识别的作用，割裂了客户身份识别和资金监测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3、远距离交易便捷性所产生的洗钱风险。相对于现金交易或银行系统交易，在线支付系统显得更为方便快捷。用户在网络支持的前提下可随时随地完成交易，到账时间短，可以快速实现资金的跨地区、跨境转移。此外，在线支付系统用电子货币代替了真实货币，资金转移后可根据需要提取现金，为现金的跨境转移提供了便利。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研究显示，国际间难以建立对跨境在线支付业务的协同监管机制。如一国出台的法律和禁令未必能获得所有国家的支持，这让该国监管机构对部分跨境交易的监控无能为力。
（二）互联网金融延伸层次洗钱风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支付手段不断更新，金融工具、业务形态和组织形态不断创新，利用互联网金融洗钱的方法和技术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给识别、追查及打击洗钱犯罪带来了极大困难。洗钱分子有可能利用在线支付系统的匿名性和便利性等特点进行犯罪资金的转移活动，并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在金融工具、业务形态和组织形态的创新进一步深化洗钱活动。以人人贷、余额宝等建立在网络支付技术上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为例，在网络借贷平台的资金转账过程中，资金并不是由出借人的账户直接转入借款人账户，必须通过网络平台才能实现周转，人人贷、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资金流转都是通过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来完成的，其洗钱风险不仅体现为网络支付技术所带来的基础洗钱风险，更反映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自身业务缺陷所带来的洗钱风险。1、进入门槛低与借贷资金来源用途不明所引发洗钱风险。互联网金融运营平台本质上属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进入门槛低，极易复制。以人人贷为例，目前我国规范网络借贷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对业务经营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不够明确，在监管依据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借贷公司极易成为新的洗钱通道。多数网络借贷平台仅在网站首页声明：放贷资金来源合法，且借款者资金使用需保证与借款申报所登记的用途相一致。实际上，无论是人人贷还是余额宝，其经营网站根本无法对每笔贷款或投资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进行回访核实或实地查看，只要客户能够按时还款或交易即可，互联网金融运营平台对客户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难以有效监督，极易引发洗钱风险。2、身份认证措施宽松与非面对面交易所引发的洗钱风险。一是目前互联网金融产品身份认证措施不严格。如“拍拍贷”网站要求贷款人和借款人在信息前必须先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手机号、职业、住址、单位等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扫描电子版。然而借贷网站无法具体核实客户所提供的职业、工作单位等信息，其由于上传的电子版身份证件极易伪造，其真实性更是难以保证。余额宝同样也存在类似的客户身份识别难题。二是交易过程非面对面。以人人贷为例，由于交易双方均通过网络账户进行交易，其相互间的了解也仅限于网络的信息，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虽然一些网络借贷公司引入了客户信用等级制度，但在信用等级的认定管理上十分混乱，信用等级也极易造假。因此，犯罪分子很容易通过网贷平台清洗犯罪所得资金，将贩卖、走私、贪污贿赂等所得资金进行放贷，或捏造虚假借贷信息，进行诈骗犯罪。由于非面对面交易，余额宝类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也难免被洗钱分子利用。3、存在较大的债权清偿风险，容易引发非法集资、诈骗等洗钱上游犯罪。从目前的案例来看，非法集资和诈骗主要发生在人人贷这一类信贷类创新产品中。虽然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为消除资金被挪用、侵占、隐匿等风险，引进了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资金进行监管，但由于贷款没有抵押，一旦借款人违约，或者网络平台运营出现问题，将导致借贷人的投资难以收回。其债权清偿风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借贷网站涉嫌诈骗，网站在借贷人将保证金打入网站账户后携款逃走；二是借款人逾期无法还款；三是借款人涉嫌诈骗，即通过网站借到资金后消失，贷款人利益受损；四是利息高于银行同期四倍，不受法律保护。
二、互联网金融洗钱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FatF）是国际反洗钱标准的制定者，其对新支付技术及互联网金融洗钱风险的重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由于网络支付与移动支付等新支付技术快速发展给洗钱防范带来全新挑战，从2006年起至今，FatF连续出台了《关于新型支付工具的报告》、《商务网站和互联网支付系统洗钱与恐怖融资弱点》、《货币服务行业的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指引》、《预付卡、移动支付、网络支付行业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指引》等四个报告，持续深入评估新支付行业的洗钱风险，提出针对性防范措施。2012年2月，FatF推出了最新版的《40条建议》，首次对包括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内的“资金或价值转移服务行业（moneyorValuetransferService，以下简称mVtS）”提出了反洗钱监管的整体要求。FatF定义mVtS如下：在一端接受现金、支票、其他货币工具或任何形式的储值工具，并通过通信、信息、传递或资金清算网络，向另一端的受益人支付相应金额的现金或其他形式的价值单位。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金融行业及其所依赖的新支付业务皆在mVtS之列。《40条建议》的第14条建议规定了对mVtS的洗钱风险防范措施。一是注册或许可制度。所有mVtS提供者都要在主管部门注册或经许可，无照或未注册经营的要受到相应处罚。同时，这些mVtS提供者的商也应在主管部门注册或经许可，由mVtS提供者保存完整的商名册以随时备查。二是反洗钱普遍义务。所有mVtS提供者都要遵守与其业务相关的FatF建议，这意味着mVtS提供者在开展与金融机构类似的资金结算业务时，也要实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遵循相应的客户尽职调查、交易记录保存、可疑交易报告及其他相关反洗钱措施，主管部门要对mVtS提供者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开展有效监管。以上FatF对mVtS的反洗钱监管要求也构成了互联网金融洗钱风险防范的重要参考标准。依据FatF标准，欧盟要求非银行的电子支付服务商须取得与金融行业相关的营业执照，并将电子货币的发行限制于传统信用机构和受监管的新型电子货币机构。美国则要求第三方网上支付公司作为货币服务企业，须在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进行注册登记，且两年续注一次，要提交全部人名单，并根据法律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冻结特定资产和交易记录保存等各类反洗钱义务。美国最大的网络支付服务提供商paypal就曾因未获许可从事货币转移业务、违反《爱国者法案》转移犯罪资金等行为多次受到州和联邦监管当局的调查。巴塞尔委员会强调了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外包服务和第三方机构的全面尽职调查和管理监督的原则。法国则规定了银行在保证支付工具安全方面的监督作用，银行必须要求支付服务商和其他责任关联方提供支付工具、支付终端和技术设备的相关信息，以加强监管。
三、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洗钱风险的政策建议
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了五类洗钱犯罪行为，包括：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等。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提供上述资金结算方面与金融行业并无本质区别，而且服务通常更为快捷便利，如不将互联网金融行业纳入反洗钱监管，则互联网金融行业很可能成为我国反洗钱监管体系的短板，诱使犯罪资金流向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有两大特点：一是产品创新速度快，产品差异程度大，二是网络支付、预付卡和银行卡收单三类业务交织日益紧密，金融产品与新支付手段交融趋势日渐显著。鉴于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态势，我国反洗钱监管部门要及时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洗钱风险状况，及时完善监管制度，始终保持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一）强化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主体多，缺乏相关行业标准，监管部门应尽快对互联网金融涉及主体进行清理，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由于人人贷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已具备金融特征，监管部门应视其为接受存款机构，相关资质规定亟待明确。建议人民银行应发挥其在支付系统监管方面的经验，负责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会同相关监管部门，及早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监督管理，完善业务管理规章，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二）按照普遍而有差别的原则确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及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部门应及早出台相关法规或指引，明确互联网金融涉及机构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和可疑交易报告等普遍反洗钱义务，减少非法资金利用互联网金融涉及机构和金融机构制度差异进行洗钱的空间。同时，考虑到互联网金融行业和金融行业之间，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内部不同机构、业务之间在业务模式、企业架构、客户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监管部门在具体反洗钱义务的设定方面要做出差别化规定，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
（三）以客户身份识别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重点。了解客户是所有反洗钱措施的基础，监管部门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必须对全行业不同业务的客户关系进行梳理，按照业务种类、交易金额、风险程度等制定差别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积极稳妥推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从具体措施上来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客户身份识别应做到：一是对条文规定限额以上客户，非金融支付机构必须借助视频及身份证核实等手段进行面对面的客户身份识别，以确保账户控制人身份的真实性。随着宽带、视频技术的提高，已为面对面地识别客户身份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在目前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依赖视频获得的影像和通过身份证检查系统获得的图像进行对比，以确定操作者的真实身份，为资金监测、可疑交易的上报打好基础。二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依赖其它机构获得客户身份识别信息的，应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双方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的职责，相互间应能提供必要的协助。
（四）建立以“合理怀疑”为基础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鉴于其与金融机构的不同，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可参考《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不再设立大额交易和异常交易报告标准，并把可疑交易报告标准的制定权力交给互联网金融涉及机构，要求互联网金融涉及机构对客户身份信息、交易背景和特征综合分析后，有合理理由怀疑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有关的，才能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实施“合理怀疑”为基础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可以有效吸取总结金融机构多年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同时考虑到互联网金融业务特点，落实风险为本的理念，旨在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节约可疑交易报告的成本。
移动支付报告篇5
(讯)“未来5至10年，移动互联网会逐步取代pC互联网，那么移动支付也会取代pC支付。”面对当前第三方支付市场被pC支付横行的现状，钱袋宝执行董事孙江涛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移动支付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还将为行业相关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
易观智库日前的《国内移动支付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1》显示，2011年移动支付用户有望达到2.2亿户，市场收入规模将增长78.8%，达到52.4亿元，2013年则有望突破200亿元，达到235.1亿元。庞大的数据也表明了未来手机支付市场前景不可限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服务正逐渐由pC转移到手机终端。在移动支付领域，银行、电信运营商、终端厂商、互联网门户和大型商业企业都在加紧布局。
然而，目前移动支付市场相对pC支付市场的规模较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性存在顾虑。孙江涛认为，“中国是跳过信用卡时代直接进入了电子支付时代，目前中国的电子支付市场并不比欧美市场落后，并不是说中国的移动支付技术更先进，而是中国的移动支付模式并非完全依靠信用支付。”他说，中国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比较严格，从技术创新上也不会存在太多复杂的衍生品，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小。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拥有超9亿的手机用户规模，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使得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为各界所看好。因此，移动支付市场也成为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争夺的“香饽饽”。面对竞争，孙江涛表示，未来几年，钱袋宝仍然坚持在移动支付平台上提供一些细分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以大额支付为主，小额支付为辅。而合作伙伴仍将以银行为主，同时也会与一些省级运营商合作。(来源：《国际金融报》)
移动支付报告篇6
一、司法体制改革前，我省公安经费保障情况。
原则上由本级财政全部承担，经济条件困难地区财政厅予以适当补助。2005年财政厅和公安厅制定了公用经费保障标准，每人每年26350元，确保到2007年全省达标。在实际工作中，不乏一部分经济比较困难地区，根本达不到标准，为此，年初预算时财政厅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对市县两级财政进行补助。
二、司法体制改革后，全国公安转移支付经费管理情况。
公安经费保障形式为以本级财政预算为主，中央和省专项转移支付为辅。2009年，司法体制改革。中央针对全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公安经费缺口情况，下拨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补助，当年要求各省按照1∶1标准进行配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配套标准执行的不好，于是在2010年中央要求各地进行适当配套。为了监督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财政部和公安部开发了转移支付资金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实现了部省市县四级资金数据的及时填报、动态维护和实时调阅，从而实现了资金指标下达、到位、使用、考评的流程化管理；实现了转移支付资金的综合统计、分析、评估，部省级主管部门动态掌控情况更加快捷；实现了资金拨付、使用、管理、执行情况的网上直报、网上预警和网上督察，使监督工作日常化。
三、司法体制改革后，我省公安转移支付经费保障情况。
(一)基本情况。
按照改革前我省的经费保障模式，年初预算时，财政厅对贫困市县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正常进行。随后，中央和省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讲，无疑提高了经费保障能力，提高的具体数字就是中央和省下拨的专项;对财政厅来讲，要对转移支付资金汇总，并上报财政部，于是就将先期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和后期配套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合二为一，构成全年为公安总共配套的公安转移支付资金指标。
由于2009年和2010年的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均是在当年年末才下达指标，于是账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动作快的财政和公安单位，信息沟通较快，业务操作迅速，经费当年到账；二是动作慢的财政和公安单位，由于决算、休息等情况，经费当年未能拨付，因此次年到账。在经费执行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在下年执行的。比如，2009年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在2010会计年度执行的，2010年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2010年度执行一部分，结余部分在2011年执行。
(二)存在问题。
1、财政厅和公安厅对转移支付资金总数的认同出现偏差，从另个角度讲，对是否存在抵顶预算意见不一致。财政厅将年初预算时下达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纳入到公安转移支付资金配套总数当中，并上报到财政部。而公安厅则认为年初预算已经过人大批准通过，下达预算部门，随后再将其拿过来混到专项当中一起配套，不合适。从数字表面看，即使存在分歧，也无大碍。但是，当数据经过转移支付资金信息管理系统监督后，数字对不上了，差额正好是先期财政下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原因是公安部通过财政部信息反馈，确定了我省财政厅为公安厅配套的转移支付资金数额，与公安厅自己认同的数据肯定对不上。胳膊拧不过大腿，公安厅只好暂且按照财政厅的数据录入信息管理系统。从业绩来讲，从业务来讲，财政厅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造成这种认同的偏差，原因是我省公安厅和财政厅提前搞了公安转移支付，工作做到了中央财政部和公安部前面。
2、上补下抵问题。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预算编报完整性的通知规定，上级财政部门将转移支付预计数告知下级财政部门，下级财政部门要将上级财政部门告知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列入本级预算。
①从形式上说，先期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不存在了，捆绑到中央和省公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一起，导致公用经费保障标准(26350元)受到质疑，一是标准是否合适，二是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经常性政法支出保障程度是否得到正常提高。
②“公安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后，市(地)、县级政府本级预算安排的经常性政法支出，不得低于改革前的水平……”。我要重复强调的是，在2005年至2007年对于好多贫困县来讲，公用经费保障标准26350元之所以能够达标，是省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资金补助的结果。如今这部分资金换了方式，改革前市(地)、县级政府本级预算安排的水平啥样，现在依然。
③对于本级预算未能达标单位来讲，本级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改革前就依靠省财政一般转移支付资金达标，目前通过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进行保障，存在上补下抵现象是必然。
④对于本级预算已经达标单位来讲，本级财政本来已经满足保障标准，考虑到经费比较充足，公安任务实际情况，就会将正常预算经费持平或者相应减少，至少本级应该提高的部分会缩水，可以定性为隐形上补下抵现象。
3、上级对下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滞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由于经费没有纳入年初预算，导致经费下拨较晚，基本上都是在下半年甚至年底才下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
四、我省“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我省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一五”期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2010年达到18278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升至全国第七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4.3％，2010年达到2004.8亿元，是2005年的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0.5％，累计达到5.1万亿元，是“十五”的4.2倍，名列全国前茅。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2％，累计达到633亿美元，是“十五”的2.9倍，去年跃居全国第二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全国第十五位上升到第九位，年均实际增长11.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89元。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五、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报完整性。
上级财政部门应将转移支付资金提前明确，以便市县级财政纳入当年预算之中。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上级财政应根据本级可用财力，在下级预算编制前提出指导性安排计划，使下级财政对本年度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做到心中有数，便于安排当年预算。
2、修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拟定业务装备费保障标准。
根据公安队伍、公安工作的总体情况，结合我省经济发展现状，为了全面落实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切实加强装备建设，整体提高公安工作能力，建议修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拟定业务装备费保障标准，从制度上保证经费落实到位。
3、建立转移支付的考核制度。
财务部门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考评指标体系，推进考评的制度化建设，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努力形成制度完善、约束有力的转移支付使用考核制度。
移动支付报告篇7
转移支付多在年底到账
这位财政局长向记者发的感叹是有其缘由的。他介绍道，他们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对于中央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有很大的依赖性，转移支付资金也是占当地全年预算收入的很大部分。
对于中央给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有两种情况，一部分是属于提前告知的情况，中央在下半年会提前告知一些资金的拨付情况，比如从现在到明年要给的钱已经提前告知了，所以地方财政每年可以有的放矢的增加预算。但是这些转移支付的资金大部分是年底到账，提前告知这些资金，在实际到账时是要比告知的数目多的，起码是不会少的。
还有一部分属于不提前告知的情况，这部分资金也是大部分到年底拨付。比如办公费，会议费，接待费，活动和办公用品等费用。对于这些费用一般不指定用途，但必须在年底之前花完。对于这种情况，政府机关和各个预算单位，就会给职工发些钱或办些福利，或是去旅游，都会有年底突击花钱的状况。
由于转移支付资金在上级与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监督管理职责不清，致使部分转移支付项目在事前、事中、事后工作中缺乏全程跟踪检查和绩效评价。部分转移支付资金未做到专款专用、专户核算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原则，使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于是就会出现有的部门是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状况。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原因的，我国曾长期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即每年的预算决策是在上一年拨款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额，而结余全部上缴。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预算改革中，零基预算已被视为最佳预算编制模式，但思维导向并没有根本改变。
因此，这些单位会认为把钱花掉还可能换来政绩，如果省下来不仅要上缴，下一年的预算还会因此而变少。
转移支付发挥效力小
“转移支付资金到账后，不能在基层财政的账面上停留时间过长。”这位财政局长告诉记者，“我们会尽快把资金给预算单位拨出去。”但是，上面提到大部分转移支付资金都是在年底拨付下来，对于资金的使用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效力来吗？
这位局长又举了两种情况，资金到了预算单位以后，一种是比如是建设项目的资金。众所周知，建设项目投资是有个过程的，如果能在年底提前告知跨年项目的转移支付投入，地方就可以把这些项目提前安排到位，这样年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施工建设。所以中央的转移支付就算不能尽早拨付，如能做到提前告知这一步也算是好的。
但是另一种情况是不能转到下一年比如是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农耕时节就是每年的春季，如果转移支付资金在年初就能拨付，资金能够及时到位，那对当年的农田建设该会起到多好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拖到年底，就等于错过了农耕时间，虽然资金可以转到第二年，那么见效也只能是等第二年才出现了。
“如果当年见不到效果，迟一年才发生效力，那这种情况算不算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呢？”这位局长对此表示疑问。
他认为，中央的钱是完全可以在年初的时候就拨下去的，上面的钱越早拨就越会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所以如果做不到在年初的时候全部拨付，转移支付的资金每年能够均衡拨付也是基层财政希望看到的事情。即便说是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在前半年支付，那也要做到提前告知，这样也不至于地方财政措手不及，形成“挂账”的窘态。
此外，在中央财政报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中，除财政部提前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已落实到各省（区、市）外，其余资金只落实到了政府支出科目，待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中央预算后在执行中再进行分配。这位局长说：“这种管理方式会导致地方各级财政年初编报上级转移支付不完整，影响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而且也脱离了人大的有效监督。造成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管理不到位。”
转移支付低效的深层原因
对于转移支付的突击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浪费，不如说是一种低效。这种低效是有深层次根源的。
首先，某财政专家表示，我国税收返还计算方法不尽合理，税收返还额的确采用的是基数法，这种基数法有利于调动高财政收入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却固化了财政包干制下所形成的财力不均问题，容易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按照这个返还标准，东部发达地区得到了较多的税收返还，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则返还较少，从而造成了地区间财力分配差距的扩大，转移支付的平衡功能被削弱了。西部某省2010年收到的返还性收入仅占中央转移支付的8%。例如2010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金额4168亿元，而税收返还却达到了5004.36亿元。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均衡性转移支付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政策效果被抵消。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那些完全靠着转移支付过日子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到了年底才能盼来这些“救命”资金。记者又采访了某个完全靠转移支付来运转的地方财政局的李局长（化名），她表示：“我们地方是属于贫困地区，本身是没有多余资金的。转移支付下来时，我们就要赶紧还账，所以在年底出现大规模资金量，这是把项目资金安排到位所需要的必然过程。年底突击花钱就根本谈不上了，哪有多余的钱可花呢？”
专家表示，转移支付存在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转移支付制度本身，而是在于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还不够完善，中央财政过度集中财权造成的地方财源缺失甚至脱节。从制度设计上讲，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是分级，强调的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权，财权和事权要相统一。转移支付应当是解决体制微调过程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不尽合理，事权划分不清，财权划分得不合理，造成了转移支付的目标模糊了，使得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成为了一种应急机制、一种主导机制，承载了一些它无法承载的功能。
移动支付报告篇8
论述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支付、数字化使能技术等四大科技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在科技力量推动下税务部门改进纳税服务、提升税收征管质效的前景。税务部门在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积极推进以“数据管理”为重点的征管改革，探索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税收工作质量的方法和举措。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税务部门深化征管改革、实施数据管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科技发展;税务管理;数据管理
0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削减了税务部门的经费预算，使税务部门在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可支配资源不断减少。这也促使税务机关必须思考如何在提升工作绩效的同时，降低税收征收成本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新技术改进业务流程和工作方式，将成为税务部门应对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麦肯锡咨询公司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发现，锐意改革的税务部门领导都深刻理解“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他们正围绕当前科技主要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投放资源。目前科技发展有四大趋势:一是移动互联网正呈喷薄式增长;二是在大数据时代，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日渐广泛;三是电子货币逐步取代现金，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四是数字化使能技术(digitalenablement)不断应用于各种业务之中。与此相应，科技发展的成果也被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方面。
1移动互联网呈喷薄式增长
1．1利用移动设备加强与纳税人联系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人拥有移动通讯设备，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攀升。2013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詹姆斯•马尼卡等人在其合著的《颠覆性技术: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先进技术》一书中所做的一项统计表明:2007年到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量增长了六倍多，而且年轻一代纳税人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几近全部的互联网交流。税务部门可以利用移动设备以低廉的成本接收纳税人的信息和反馈意见，为纳税人提供自助服务以及向纳税人提供税款催报催缴提醒等服务。因此，手机沟通方式极易适合移动通讯设备使用者，尤其是年轻纳税人群体的需求。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移动互联网有助于税务部门与未被纳入税收征管系统的纳税人加强联系与沟通。税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改变沟通和交流模式，从利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进行传统互联网交流，转向利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设备进行移动互联网交流。多年前，世界范围内一些创新型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借助移动互联网为纳税人提供服务。例如，瑞典税务部门给大部分自然人纳税人发送预先填制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纳税人可通过手机回拨或回复短信对申报表内容进行确认。又如，爱沙尼亚税务局为纳税人提供了一系列移动服务，其中手机支付税款服务特别受纳税人欢迎。伊莱•伯科威茨和布莱斯•沃伦在《爱沙尼亚是怎么变成电沙尼亚的?》一书中，对爱沙尼亚税务部门的这些创新举措，给予了高度肯定。此外，美国联邦税务局开发了应用程序iRS2Go，纳税人在移动设备中安装这一程序后，可以查询其纳税申报的状态，查阅纳税小贴士，还可链接到联邦税务局推特新闻网页面，查看税收新闻资讯。2014年申报季，查询联邦税务局官方网站“我的退税”模块相关信息的纳税人，半数以上是通过登陆移动客户端来完成操作的。
1．2开发美观、方便的手机界面官方网站
目前，绝大部分税务部门官方网站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模式开发的，这些网站功能完善、设计精美、界面友好，但是当客户用智能手机登录时，很多网站的界面无法自动转换为美观、方便的手机界面。因此，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提高移动互联网服务水平，以适应移动终端使用者的需求。1．3智能手机的税款支付移动设备使用者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早已超越了发送信息和提醒等简单服务的范畴，已扩展到支付功能。2012年6月，麦肯锡公司的《手机支付发展的路线图》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的手机支付总额较2011年将翻一番;预计到2015年，该项支付总额将比2012年增长9倍。在一些发达国家，银行业已经开始推出全套手机银行服务。美国的阿肯色州和堪萨斯州等具有开拓意识的州，已允许使用手机支付财产税。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也将手机支付作为拓展业务的有效途径。以肯尼亚为例，该国已有将近90%的人使用移动服务商Safaricom开发的移动货币(m－pesa)手机支付平台。平台是一个功能丰富的虚拟银行，允许用户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和转账等。
2日渐广泛的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方兴未艾，并将在未来持续影响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个行业。目前，全球各网站、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生成的数据量每20个月翻一番，而数据存储成本持续下降。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期待更好地利用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来为重大决策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时代对于税务部门的影响不言而喻。税务部门开展业务工作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撑，并利用这些数据来评定纳税人的税收遵从风险等级，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向具有高、中风险等级的纳税人，避免对低风险纳税人不必要的干扰。绝大多数国家的税务部门非常重视数据分析技术，特别是有的国家的税务部门已经利用最前沿的数据分析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例如，一些国家的税务部门利用集群技术在大数据样本中分辨出具有类似行为特征的集群，以有效识别具有税收欺诈行为的群体。集群技术作为最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之一，正帮助税务部门有效遏制退税欺诈蔓延。在税款征收方面，部分国家的税务部门利用最新信息技术对纳税人风险特征进行分类管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个体特征(包括行业、地理位置和纳税遵从历史)、应缴税款特征(如税款大小、来源和时间长短)以及其它标准，针对不同群体的纳税人实施相应的征管策略，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澳大利亚税务局在《2012—2013财政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税务局正在积极尝试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来提高税务管理质效。该局通过对100多万份中小企业报送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经营活动报告表》数据进行了深度分析，确定了各行业利润率等关键指标的风险控制的基准值，以帮助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迅速识别出异常申报纳税人，例如少申报应税收入的餐馆或者加油站。该项创新举措实施一年以来，澳大利亚税务部门已识别出3万多家异常申报企业。该局在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后，有17%的企业在申报表中进行了纳税调增，调整后申报的应税所得户均增长了68%。总之，大数据分析技术促使了税务部门增加税收收入，并帮助其更加精准、有针对性地识别税法高遵从度的纳税人，减轻不必要的遵从负担。
3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
当今世界，电子货币正逐步取代现金，电子支付也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支付方式。据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全球支付行为的研究表明，2012年到2017年全球范围内人均金融交易额预期将增长33%，即从671美元增长到894美元，其中现金支付方式的比重将大幅下降，尤其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比重下降将尤为明显。有人把未来将出现的以电子货币支付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称为无现金社会模式。电子支付相对现金支付而言，具有交易成本低、终端用户风险小以及交易过程易于追踪等优势，因而被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央银行及各类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大力倡导。金融机构、税务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不断推动电子支付手段广泛应用，从最初的电汇支付到信用卡支付，再到使用智能手机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的近场通讯(nFC)方式支付，减少了收付双方对现金的需求。对于税务部门而言，电子支付方式的不断普及，不仅有助于实时追踪纳税人税基轨迹，还有助于分析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目前，一些国家通过给予纳税人税收优惠的手段，鼓励纳税人使用电子支付方式。例如，韩国为使用信用卡消费的纳税人提供税收减免优惠，全年信用卡消费额占年收入比重高于25%的纳税人可以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充分利用电子支付方式的优势，自2011年起，美国通过立法明确要求银行和电子支付服务商，向联邦税务局报告所有通过借记卡、信用卡以及贝宝(paypal)等第三方支付平成的交易。这从立法角度保证了应税收入足额申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oeCD的《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税务管理的比较信息报告(2013版)》显示，在开展对比研究的52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将电子支付方式作为主要税款缴纳方式。显然，全球的税务部门在电子支付方式缴税领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数字化使能技术不断应用于业务流程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终端产品的价格与计算能力往往呈反方向发展，同时信息存储的成本也在大幅下降，这客观上促使数字化使能技术广泛应用于业务流程。例如，1975年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售价为500万美元;40年后的今天，一台苹果手机售价仅为400美元。尽管后者价格不足前者的万分之一，但其计算能力反而远超前者。许多大企业已经从数字化使能技术应用于业务流程中获利。这些大企业将数字化使能技术应用于业务流程，将各供应链纳入统一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系统，并采用即时库存(just－in－time)等新型管理技术，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成本和费用。
4．1利于税务部门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
数字化使能技术不断应用于业务流程，也为税务部门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税务部门的业务流程中，积极推广应用数字化使能技术，将主要带来以下两点变化:一是从大量使用纸质表格向使用电子申报方式转变。例如，2013年申报季，美国约83%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采用了电子申报方式报送，这也说明联邦税务局在推广电子申报方面成效卓著。二是使用全数字化自动填报。一些国家的税务部门已经将从第三方获取的纳税人收入和消费数据，用于帮助纳税人预填纳税申报表。例如，oeCD的《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税务管理的比较信息报告(2013版)》显示，2011年有7个国家的税务部门为其国内大多数纳税人预填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新加坡税务局2012—2013年度报告》指出:2012年新加坡税务局通过直接从雇主处取得雇员的工资薪金等收入信息，为超过100万名自然人纳税人预填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所入库税收占该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58%。
4．2利于优化税收征管流程
数字化使能技术有利于各国税务部门优化税收征管流程。例如，未来税务部门可以考虑整合内外部数字化平台，选取部分税务案件，集中开展税务稽查和税务审计，这将有助于节省税收征纳成本，尽早让纳税人获得税款缴纳的确定性。
4．3利于加强与外部沟通和第三方信息共享
长期以来，许多私营机构都通过获取和利用外部数据来提升工作绩效。例如，企业通过对第三方数据和系统的整合和利用，来提高经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也会通过加强信息传递，来提高信息对称度。税务部门应该借鉴私营机构的成功经验，切实加强与外部的沟通和第三方信息共享。例如，税务部门的征管软件系统设有既定的检测程序，当纳税人填写申报表时，如果出现身份信息前后不一致或相关信息不完整等情形，则该份申报表将难以通过征管软件系统的验证。这样一来，既推延了纳税人的报税时间，给其带来不便，又增加了税务部门的服务成本。如果我们能在税务部门与第三方税务软件供应商之间建立一种实时数字化联系，即通过与第三方税务软件供应商进行数字化整合比对，在纳税人填写纳税申报表的过程中，对填报的错误信息给予及时的预警提示，必将大大减少验证通不过的次数和征纳双方的后续工作量，进而提高纳税服务水平与工作绩效。例如，美国曾力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征管数据实时更新的目标。2012年1月，联邦税务局纳税人账户数据引擎正式投入使用，数据更新周期由40多年沿袭的每周更新缩短为每日更新，打破了联邦税务局信息化建设的瓶颈。综上所述，从长远来看，税务部门将资源合理地投入到新技术的应用中，并使其与纳税服务和税收征管有机融合，将促进税收工作的开展。同时，税务部门应当妥善处理科技创新带来的伴生问题，例如保障网络安全、保护纳税人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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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绍雨．国外房地产税制经验的借鉴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3(12)．
移动支付报告篇9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留意到，除“现金牛”游戏外，公司广告业务收入快速增长。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在2015年第一、二、三、四季度节节攀升，分别为27.24亿元、40.73亿元、49.38亿元和57.33亿元。作为网络广告一部分的效果广告，由于去年一季度尚未开始统计，因此没有收入数据，而去年后三个季度的收入数据分别为20.57亿元、23.86亿元和29.16亿元。因此粗略估算，“朋友圈”广告在去年为腾讯贡献了超过70亿元的收入。
移动端贡献逾65%广告
2015年报显示，腾讯去年网络广告收入为174.68亿元，同比增长110%。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自微信在2015年1月下旬推出朋友圈广告以来，实现了快速增长。
腾讯的网络广告分为两个部分:效果广告和品牌展示广告。2015年，腾讯效果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57%至29.16亿元，主要反映了QQ空间手机版、微信公众账号广告，以及新推出的微信朋友圈广告服务收入的增加;而品牌展示广告收入同比增长89%至28.17亿元，主要反映了来自腾讯视频和腾讯新闻等平台移动侧的贡献增加。
易观智库分析师闫宏慧曾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基于资源、用户规模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微信和手机QQ，腾讯在社交广告形式上正出现变化与创新。信息流等形式的广告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同时，如何平衡用户体验，将考验社交广告的前景。
2015年全年，腾讯的网络广告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0%，主要反映广告客户基础的扩大及平台流量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年内，腾讯的广告总收入中逾65%来自移动平台。
腾讯在财报中还释放了一个有关探索广告形式的“信号”，其中，涉及运用新的广告形式，如微信朋友圈的自动播放视频及公众账号电子优惠券等。这或许意味着，今后微信朋友圈可能出现类似短视频形式的广告。
对于公司在过去一年的表现，腾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我们的QQ和微信社交平台持续提高自身服务，保持创新，巩固了它们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应用的地位。我们引领业界，尝试数种移动游戏新类型，并推动互动娱乐产业的发展。我们在数字音乐、视频和文学服务领域大力投资，支持了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推出新的社交广告形式、技术，帮助广告主触达互联网用户的同时，推动我们效果广告收入的快速增长。我们也拓展了移动支付服务，为用户和商户提供更多方便。”
去年手游收入213亿
2015年全年，腾讯网络游戏收入565.87亿元，同比增长26%。
单就智能手机游戏而言，按总额计，手游收入同比增长53%至约213亿元。腾讯称，参考此前腾讯在pC游戏领域的做法，公司计划扩展中国市场的智能手机游戏品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及国际数据公司(iDC)在《201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统计，2015年中国移动游戏实际销售收入达514.6亿元。以此计算的话，腾讯一家占比就超过了四成。
昨日，易观智库分析师陈旭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腾讯的手游收入增长比较快。就全年表现而言，其实腾讯在去年上半年还处于扩张手游品类的阶段，三季度开始明显侧重将自己在pC端如射击、休闲等类型游戏的强势延续到手游市场。2016年，预计腾讯将会有更多的手游竞技类产品出现。
陈旭同时提到，游戏领域已有大厂占据“江山”的趋势，端游市场则趋于稳定。腾讯在游戏业务上的特点是品类丰富，考虑到其在移动端有微信和手机QQ两大社交app，社交用户和游戏用户间又有一定的重合度并兼具年轻化，未来腾讯发展手游仍有一定的优势。
移动支付报告篇10
一直以来，我国的转移支付体系都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过低、专项转移支付过高的问题。由于专项转移支付涉及专项资金安排权，紧密联系“部门权力”，为了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跑部钱进”现象屡禁不止，同时也形成专项转移支付“小、散、乱”的特点。
为了规范此现象，今年起实施的新预算法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作出了规定。国务院2月出台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则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细则。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为50764.71万亿，其中专项转移支付为21534.34万亿，占比42.2%。
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虽努力压缩专项，但只能针对省级及以下财政。中央一级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阻力依然很大。
“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是权力配置问题，只有上级政府的决心才能推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四川定向转移支付改革
在压缩专项转移支付上，四川省从2013年就自创了定向财力转移支付改革。具体做法是建立介于“专项”和“一般”之间的过渡资金，将部分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管理权下放市县，由市县自主统筹安排，调动市县积极性，明确市县主体责任。
“我们试图在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之间找到一个过渡带。”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王一宏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道：“专项转移支付本来是部门自己负责管项目管资金，现在要把它过渡到谁都说了不算，按照制度走，不定项目，把转移支付的决策权交给受益一方，由受益方层级政府去行使项目管理权。”
定向财力转移支付在规划方案初期就坚持保持三个不变：归属不变，管资金的部门不变，该部门的基本权限不变。变的是方式：原来直接把专项资金分到具体的个别项目上，现在只需要定方向，把额度分到需要支持的地区，由该地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使用方向。
“以教育生活设施为例，权属还在教育厅，但是钱具体给哪所学校，是建浴室还是宿舍，由当地政府说了算。”王一宏说，谁花钱谁负责，权属单位今后就照此去做检查、评价。
这种“明确方向、额度下达、项目备案、绩效挂钩”的模式，从制度上避免了跑项目、争资金的问题，也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现实选择。把以前过多过散的专项，合并起来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现在下发预算的时间明显提前，以前省里要把钱先分到项目，等齐了要到下半年，现在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王一宏说。
这将逐步统计到一般转移支付中，因为符合一般转移支付不带项目的特征。启动实施这项改革以来，四川省级专项预算项目压缩了40%以上。
也有财税专家认为，按照法律，预算编制必须要到项目，强调预算细化。这种不到项目的预算怎么编，如何向人大报告，值得探讨。
山东建立引导基金
山东的专项转移支付改革也有较大进展。省级专项转移资金从2013年的243项压减到了今年的71项，两年减少70.8%。今年山东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到公共财政的62.1%，这意味着专项转移支付只有37.9%，达到《意见》规定40%的水平。
改革前山东的专项资金涉及50多个部门和单位，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专项，有的部门甚至十几项，不少项目跨部门交叉重复。
从2013年开始推进转移支付改革后，山东采取“压减一批、结合一批、调整一批、整合一批、下放一批、并入一批”的办法，省级专项资金从2013年的243项压减到去年的99项，今年又进一步压减到71项。并且，2015年新增的财政支出，全部通过现有资金统筹解决，首次实现省级年度预算不新设专项。
“今年年初我们安排预算的时候，专项资金的数，统统压减10%，产业性资金再拿出30%建立政府引导资金，等于产业领域我们压了40%。”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由此收回资金23.66亿元，加上清理收回的到期和一次性项目资金34.18亿元，共同用于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支出。
山东省财政厅还将改革进行了制度化，出台《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给专项资金的设立和管理定下规则。按照办法，今后凡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一律不再安排专项资金;各级要在“十三五”前大幅度压减或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
“搞引导资金是改变过去的部门分钱，引导社会资本来参与建设。这个基金政府不干预，只规定方向，具体的投资由基金公司来投。”于国安介绍。
山东省准备用三年时间拿出100亿元，筹建13支左右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1000亿元。
部委压专项太难
资料显示，去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从220个减少至150个左右，压缩了近三分之一。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为50764.71万亿，其中专项转移支付为21534.34万亿，占比42.2%。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根据审计署曾经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专项转移支付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具有限定用途的5项资金后，实际规定了专门用途的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的比例为64.42%。
限定具体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性质上等同于专项转移支付，按此计算，2012年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仅为35.58%。2013年及2014年的数据未披露，但可以想到，2014年真实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可能比预想中低。
接近财政部的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合并更多来自技术层面，实际上，各个分管专项的部委并没有被压缩掉分钱的权力。今年有部委的专项资金没减反增，又增加了数百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