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教育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场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约为9.0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64.5%。庞大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网络空间环境中的最主要群体。数据显示，在9亿多网民中，按照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人群占了21.5%；按职业结构来看，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达到了26.9%。上述数据突显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一方面其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网络空间信息、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又对网络空间环境进行着重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本文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要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看，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认识观念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集合。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主要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观念层面的合法性阐释和支持。正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禀赋、制度体系以及文化观念，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文化观念从国家构成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意识形态。自然禀赋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规则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是将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粘合起来，形成关于统一国家认同的“黏合剂”。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能够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从中观角度来讲就是对政党制度、发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体观念、制度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在面对具体境遇和观念冲击时，有相对稳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判断。意识形态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观念、价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着自身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外界舆论场域、观念和具体事件的冲击和威胁。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人们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叠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的事件、观点和价值观念往往能够借助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从而在网络空间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同样的，网络空间当中形成的舆论场，因其所引起的巨大传播效应，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形成客观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上所述，特定价值观念通过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即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会对网络空间中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构成威胁；反之，则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进入大学阶段学习的大学生，因其年龄特点和知识层次特点，在摆脱中学阶段应试教育导向下的填鸭式知识学习阶段后，进入到了一个知识的自由探索阶段。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体验，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网络世界的遨游，在此过程中，思想教育是否发挥了实效，个体自身科学理性思维是否形成等因素，决定了大学生认知自己、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认知结构和特点，也决定了大学生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去认知发生在自己身边和所处社会空间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属于拥有高级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骨干力量之一；从社会进步角度来看，拥有相对较高素质的大学生群体，其所展现出的价值观、理想信念等，在推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进步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学生群体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特点，则关系着我们事业的成败。正是基于上述两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长期以来，高校思政教育课通过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力图强化学生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认同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学生成为网络空间主体这一客观事实，大学生已不再是过去被关在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群体，而是与校园围墙之外的社会时刻发生联系，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甚至是治理的年轻群体。与已经发生巨大现实变化相比，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已经出现诸多局限性，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忽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前高校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仍然主要通过思政课程来完成，即主要通过课堂思政理论课的教学来培养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然而，课堂教育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如课堂教学时间总是有限的，即使一趟课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教学效果。但在离开课堂后，学生更多是被网络空间中的世界所包围。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刚刚在课堂上初步构建起的主流意识形态，转眼就会被网络空间中的热点事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所形成的舆论场结构。从当前国内大多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模式来看，只有极少数注意到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措施、手段。随着网络空间对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对大学生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在网络空间达到相对良好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效果，绝大多数的高校并没有清晰的认知。第三，对学生安全意识教育相对滞后。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成为网络空间环境的一部分。在这其中，不乏大量的谣言、抱有特定目的的价值观宣传以及网络营销宣传等，涉世不深的人生阶段特征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身处网络包围中的大学生难以辨别信息真假，很容易受到错误的引导。这就需要高校加强对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但在实践当中，受限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高校此方面工作的开展和实效都难以尽如人意。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2
关键词：网络空间战略价值保护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信息基础设施成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国家安全领域不断拓展。在传统的“海、陆、空、天”外，又出现了新的空间，即“网络空间”。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当前，国际上围绕信息获取、利用、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利益成为信息时代的重大战略课题。
一、网络空间形成机理、主要特性和战略价值
⒈网络空间形成机理
事物是物质和信息的统一体，事物的运动包含信息运动。信息运动同样源自于事物相互作用，受需求动力、技术要素、主体知识、信息政策等因素影响，并表现出相关特性和属性。由于信息运动是信息发挥作用的基础，为增强信息作用效应，人类总是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特别是传输技术，以延伸和扩大信息运动的范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由技术水平和信息运动机制等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信息运动空间。
在人类信息活动从“符号化”、“数字化”、再到“虚拟化”的演变基础上，随着网络技术高度发展和接入终端的普及，在网络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Law）的激励下，各种信息系统普遍互联，形成和拓展了“网络空间”，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运动的范围。这为构建全球统一的网络空间提供了可能、奠定了基础。全球统一的网络空间使信息运动的数量、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各种信息活动高度相关和融合，使信息活动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断增强了人类的能动性。
在网络空间内，信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及时、广泛地流动，根据不同的主题诉求形成了各类信息空间。相对于现实的各种组织，它可以分为个人信息空间、企业信息空间、国家信息空间等。根据卡斯特尔的研究，“网络的出现及彼此相连，形成了流动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有三个层次，即电子化的互联网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第一个层次，节点与核心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次，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次”。因此，网络空间是一个区别于地域空间、存在层次关系的特殊的流动空间。它让人类突破了地理的约束，信息活动可以在网络空间上获得空前的自由。它为人类信息活动的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空间。
目前，全球已有近200多个国家的十几亿人进入了网络，出现了“全球互联”和“网络社会”的趋势。截至今年9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1.72亿，居全球第二位。
⒉网络空间主要特性
⑴社会性
显然网络空间是一个由无数个信息系统构成和支撑的包容着人文社会组织和环境的新的社会空间，也是一个由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融合而成的“广义的世界”。它的“变革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网络化逻辑的扩散会从本质上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卡斯特尔，1996）,因此简单认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技术系统是非常不充分的。这种认识将导致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的丧失。
⑵融合性
融合性首先表现在不同信息主体的信息网络互联互通方面，在此基础上实现各个网络空间的互相连接；其次表现在网络空间的构建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趋同。目前，网络空间的融合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以获取更大的网络效应。这一特性使网络空间极具增长性，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特征。
⑶知识性
“信息空间是知识流动的空间，是知识资产积累、扩散、共享的空间”（布瓦索，2005）。这是由于网络空间是构建在信息运动的基础上的，而信息运动的过程是信息、知识的发现和积累，是社会学习过程。在信息技术持续进步和信息空间不断扩大的带动下，社会知识资产总量将不断增加，应用不断扩大。
⑷发展性
发展性首先表现为网络空间的时代性，即它是在信息活动已经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随着网络这种协同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形成的；其次表现在随着网络的技术持续发展和应用，网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并覆盖全人类及其活动的所有领域。
⑸非均衡性
网络空间表现出其规模、品质和效应的非均衡性。不同信息主体拥有的技术水平不一样，所构建的网络规模和品质相去甚远；同时，由于知识开发和利用的不一致，使得网络空间效应在各国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产生了数字鸿沟问题。它使那些拥有网络空间的区域或组织有能力在更大的空间上开展经济社会活动，获得各种机会和收益；而缺少或无法进入网络空间的只能在原来有限的地域空间内进行活动，获得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甚至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都受到挤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会绕过没有利益和政治价值的区域，使那些地区被边缘化、漠视化，丧失融入“平坦世界”、参与竞争的发展机遇。
⒊网络空间战略价值
网络空间所具有的上述特性使网络空间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一是支撑网络空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是经济社会极为重要、时效性极强、关联性极大的基础设施；二是网络空间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设计、生成、交易、管理、调节等方式，提升了经济活动效率；三是网络空间改变了知识发现、组织、扩散、应用等方式，极大地增强和提升了知识发现等方面的能力和效率，促使知识发现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促使人类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跃迁，即出现了信息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的确立，必需牢牢依靠和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战略资源；四是网络空间是覆盖全球的新媒体，同样存在一个话语权、舆论的主导权的问题，它既可以用来传播文明、交流信息、促进和谐，也可以被恶意地利用和控制，进行不恰当的宣传，甚至扰乱经济社会活动秩序。
二、网络空间保护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⒈网络空间保护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网络空间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且不同层级的空间所包含的战略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国无法构建和保护自己的网络空间，如果无法接入全球化的网络空间，或丧失核心层空间，无法对网络空间的组织管理进行必要的表达和诉求，那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分享网络空间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将可能造成在网络空间的不利或被动的局面，甚至严重影响到地域空间的利益。二是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并没有减弱，甚至趋于激烈，竞争格局依然存在。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网络空间的开发利用，加强了国家在网络空间利益的争夺和保护，避免被排挤在网络空间之外，避免自己的网络空间被他国入侵。因此，国家网络空间的概念和诉求出现了，使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国家的新表达，成为必需捍卫和维护的新领地，成为必须拓展、争夺的新空间。这种争夺与反争夺就构成了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国家利益，意识到在网络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神经中枢的情况下，安全问题不应再局限于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而应该包含网络空间的安全，因此，2003年2月14日，美国公布了《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的国家战略》，确立了阻止针对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攻击、减少网络空间脆弱性、以及危害最小化和恢复时间最短化等三个目标，并就保护措施做了规定。该报告是美国在“9・11”后，为确保网络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的一个核心步骤，既凸现了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担忧与重视，也显示出其在新世纪保护与拓展网络空间、确保美国信息霸权的长远战略目标。
⒉网络空间保护的特殊性
⑴保护边界的不确定性
由于信息运动对技术系统的绝对依赖性和控制机制的存在，信息运动必然存在着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边界，形成了相对应的“网络空间边界”。但是与传统的“海、陆、空、天”等空间相比，这个边界没有与地域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支撑网络空间的各类网络资源可以跨地域规划和使用，规则可以由他国制定和解释，及其与他国网络空间高度融合，使得各国网络空间的边界极为模糊。并且随着保护措施和争夺手段的发展，边界也是动态的，是可以调整的，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可侵入性。
⑵诉求的不确定性
由于网络空间是新的空间形式，网络空间是新的形式，而且边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动态性，因此，网络空间的指向变得非常模糊和不确定。
⑶攻防双方的非对称性
对网络空间的攻击在时间、空间、方法方式、攻击代价和修复成本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防护方面常常处于等待和修复的被动局面。
⑷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是指如果网络空间一旦被破坏，后果十分严重，不但影响经济发展与公众利益，还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正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们对国际信息安全发表的声明所说，“可能造成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当的世界性灾难”。
⑸安全问题的广泛性
这是指保护的对象既涉及网络空间所覆盖的所有领域，也包括构成和支撑网络空间的传输层、信息层、应用层以及相应的安全保护系统等。
网络空间保护的这些特殊性为实施保护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但是，在网络空间的保护方面，仍然可以建立起特定意义的“网络空间边界”。这是必需的，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三、结束语
总之，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引发着经济、社会的深刻且长远的变革，使加速推进信息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和加强保护的极端重要性，确立网络空间作为国家安全的第五空间的地位，倡导建立安全稳定、互利共享、和谐共存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加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创新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业，增强网络空间控制力，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网络空间，牢牢把握我国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主导权，坚决打击不恰当的用网行为，以及来自于其他形式和主体的入侵行为，保护这一新的国家空间和重要资源。
参考文献：
［1］布瓦索．信息要素－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m］．上海：世纪出版社
［2］秦海．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一项基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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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3
网络自由主义的式微
互联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它使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步入互联网文明。网络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在键盘和鼠标的敲击声中，国界不再成为人们联系的障碍，人们可以轻易地跨出国门实现信息的交流。互联网时代的勃兴恰逢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开放性和跨国性使其成为全球化的推进器，而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也使其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的挑战者。这样，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网络对国家主权、政府管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成为网络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
巴罗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是网络自由主义的极端表达。它呼吁政府离开网络空间，认为网络空间没有主权，网络空间也不存在于任何国家的边界之内，而政府对网络的管制是徒劳的。①在网络自由主义论者看来，网络空间的出现将带来一个去权威、去政府的时代。在国内政治层面，网络空间的存在将使权力个体化和社会化，国家的权威在网络空间也将因此让位于个人和公民社会组织。在网络技术的影响下，传统的代议制政府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个体的直接参与将成为新的政治形式；在国际政治层面，网络的跨国性和去中心性将使国家主权边界越来越模糊，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构成挑战。
正如海洋强国倾向于否定国家领海主权而海洋弱国为维护自身海洋权益而强烈主张领海主权一样，网络自由主义对个体的强调和对国家主权的否定，使其成为网络强国挑战其他国家网络主权的方便工具，得到网络强国的有力支持。美国关于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说”就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是全人类共享的空间，没有主权，私营部门和全球公民社会应当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自由主义思维主导了人们对网络政治效应的早期认识。
但是，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没有约束的空间必然是混乱无序的。网络的隐匿性和开放性方便了网络谣言的流行，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诈骗、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②网络的发展也方便了一些国家利用网络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不论是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是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不论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的选举变局还是缅甸、泰国等地的政治风波，都和借用“公共外交”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有关；③还有一些对主权国家的网络攻击，使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网络也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招募人员、下达指令的方便帮手，等等。面对网络空间失序给现实世界带来的混乱，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化网络治理，网络空间出现了“再主权化”趋势，网络自由主义式微，而网络现实主义则强势回归。
网络空间的“再主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政府行为体对内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径，确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权威；二是国家对外推行网络安全化，明确敌友关系，确立了国家行为体在网络安全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国内网络空间的各类行为体的行为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例如，亚洲的韩国不仅在2002年推行网络实名制，还从1995年起通过修改旧的法律如《电信商务法》和通过新的法律如《国家信息化基本法》《网络安全管理规定》等强化了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即便是高擎“网络自由”大旗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化国家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的作用，如欧盟成立后陆续推出了《信息安全框架决议》《关于合法拦截电子通讯的指令》《网络犯罪公约》等30多项政策法规。
除了法律体系，世界各国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来管理网络空间，例如，美国政府下属有六大网络安全专制机构，包括隶属国土安全部的美国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隶属国防部的美国联合作战部队全球网络行动中心、隶属联邦调查局的国家网络调查联合任务小组、隶属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界网络事故响应中心、隶属国家安全局的网络空间安全威胁行动中心、隶属国防部的国防网络犯罪中心等。
奥巴马上台后还成立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小组”“白宫网络安全办公室”“全国通信与网络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等机构。法国成立了网络和信息安全局，作为发达国家集团的欧洲一体化组织欧盟在2004年3月就成立了“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2013年1月成立“欧洲打击网络犯罪中心”，泰国设立了“预防和打击信息技术犯罪办公室”，印度设立了“电脑应急反应工作组”。日本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设立“网络警察”体制的设想，1999年日本警察厅在其信息通讯局下设立了信息技术解析课，以指导各都道府县警察本部在侦破网络犯罪安全中的技术问题，而在各级警察本部则设立了网络犯罪对策室。在中央层次，日本在2000年建立了信息安全对策推进会议，2005年成立内阁官房信息安全中心，在此基础上于2015年1月建立了网络安全战略本部和内阁网络安全中心。以上事实说明，国家已经通过法律和制度构建起了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威，确立了对网络空间的有效管辖。
网络空间的安全化也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展开。网络攻击在互联网被发明之初就已经出现，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几次大规模的网络袭击凸显了其军事和政治价值。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由于打印机被预先植入病毒而导致网络瘫痪；2007年爱沙尼亚因受网络攻击而使社会生活处于瘫痪；2010年伊朗的数处核设施被发现感染一种名为“网震”的蠕虫病毒，导致离心机组运行速度异常并被迫暂时关闭。事实上，西方网络强国率先认识到网络空间的军事战略意义。
早在2003年美国就发表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奥巴马上台后则继承了前任的网络安全战略，并于2011年了“网络空间的国际战略”，2012年12月美国宣布了对于网络战适用的10条法律原则。2005年德国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计划”，瑞士2006年制定了加强互联网安全的计划。爱沙尼亚在2007年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也公布了自己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此后，欧盟又有十几个成员国陆续公布了自己的网络安全战略。在公布各自的网络安全战略的同时，各国还着力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和武器化。美国自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推进网络攻防能力建设，其资金支持直接来源于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先进研究项目局2011年获得5年总计5亿美元的经费用于网络武器的研发，美军甚至在研发能够用无线电信号实现对非联网系统入侵的技术。英国是首个承认发展网络攻击能力的国家，与荷兰一起呼吁增强网络战的能力。
日本被披露正在研发能够在遭受网络袭击时对攻击源进行反向打击的病毒。同时，世界网络强国还纷纷组建网络司令部和网络部队，据统计，至少有美国、以色列、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已正式组建网络部队。⑨北约的《塔林文件》也确认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提出以传统的国土疆界划分网络空间主权。⑩网络空间的安全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展开，其对于国家行为体的意义在于，它使“网络威胁的主观建构由模糊的、超国家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向具体的、以国家性为内涵的传统安全概念转变”，⑪使民族国家间的敌我身份在网络空间得以明确，使民族国家为界的身份认同在网络空间得以重构，而国家和政府将以其无以伦比的资源垄断和动员能力迅速成为网络战的主体。
网络空间的“再主权化”对网络自由主义的式微做了注释，表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安全和秩序，而安全与秩序的获得，需要网络空间的治理。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国际社会有了基本的共识。虽然国际社会围绕空间治理博弈在加剧，同时也说明，网络技术的发展迫使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网络空间治理认真坐下来谈一谈。
在矛盾和分歧中不断拓展共识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说明强化网络空间治理是大势所趋，网络自由主义不符合网络空间的需要，网络空间需要“建章立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共识。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争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需要，不同国家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立场分歧也更加鲜明。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搭建各种平台，广泛建立同盟，试图在议题和议程设置上抢占先机。从目前争论的情况来看，除了在网络空间的基本属性即网络空间属于“全球公域”还是“国家主权”这一基本理念性的问题之外，国际间围绕网络空间治理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最突出的问题包括技术标准问题，主要涉及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其次是互联网重要资源的分配问题，还有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问题。⑫而这三个问题和网络主权有分不开的联系。
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网络强国主张由技术专家、商业机构和民间团体来主导网络空间治理，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甚至国家间政府组织例如联合国也应该被排除在外。这种主张又被称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美国的这种主张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政府主导，主张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这种主张也被称为“多边主义模式”。网络强国特别是美国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目的在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网络主权，而发展中国家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多边主义模式”则是以网络主权为基础的。
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掌握着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的主导权，但这种掌握却是以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名义隐秘进行的。例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简称iCann)负责互联网协议地址的空间分配、通用顶级域名与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系统的管理以及根服务系统的管理，可以决定某个网址、计算机以及相关设备在网络空间的“出现”与“消失”，与美国商务部有着特殊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包括中俄以及欧盟在内的国家和组织一直呼吁iCann监管的国际化。2014年3月，在斯诺登曝光“棱镜门”事件之后，美国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被迫宣布有条件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监管，但其仍设定了基本前提条件就是把管理权交给一个遵循“多利益攸关方”原则的私营机构，反对交给主权国家政府主导的多边组织，其目的仍然是排斥政府的参与，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多利益相关模式，取代政府主导模式，削弱政府控制。⑭发展中国家则一直在推动iCann的国际化，一些国家希望由联合国接手管理权。
再次，由于价值观方面的原因，西方国家一致倡导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公民的自由等基本人权不可侵犯，在网络空间则坚持网络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美国一直宣扬互联网世界的“公开、透明、人权”，互联网自由是其2011年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核心概念和重要构成部分，主张“美国的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反映了美国的基本原则，即对基本自由、个人隐私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核心承诺”⑮；欧盟委员会2013年颁布的《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主张要确保每个公民都能自由地接入互联网，依法获得未经过滤和审查的网络内容，认为全球联系的加强不应带来审查制度和大范围的监督管制。⑯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社会现代化程度不同，国家建构和身份认同也有差异，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稳定是重要任务，大多都主张对网络实行一定的监管，强调自己的网络主权。
可见，网络自主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能够在网络空间治理上能够达成一致，各国在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有些和价值理念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是根源于国家利益的盘算。网络强国之所以否认网络主权，并不是否认自己的网络主权，而是通过否认别国的网络主权，确保本国对全球网络的“统治权”或者“治网权”。由于互联网的关键资源和核心技术控制在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公司和非营利组织手里，而这些非营利组织是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的，通过这些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网络强国能方便地控制这些资源。“美国只是不希望其他国家运用数据主权这种观念武器来构建阻挡美国网络霸权扩张的壁垒，而不是真的不关注数据主权。”⑰通过网络霸权的建立，网络强国利用垄断网络资源和核心技术建立了对网络弱国的垄断价格，对网络弱国进行经济上的盘剥；网络强国通过否认网络主权，反对对信息内容的管制，侵害他国的文化权益，更方便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能够更加有效地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实行网络殖民主义，⑱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对网络发达国家的依附，损害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网络自由主义的式微和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回归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主观愿望而发生改变。国际社会，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网络空间治理问题都要采取行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网络空间主权回归的推手，这主要是因为虚拟网络空间是现实物理世界的反映，并不能摆脱现实物理世界中国家间政治的基本逻辑。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历史进程来看，尽管国际社会关于网络空间治理存在巨大的分歧，但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在网络空间国际博弈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在网络治理上取得共识的基础得到了不断拓展。
尽管20世纪90年代全球互联网已经发展成型，但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却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话题。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倡导下，2003~2005年，联合国全球信息社会峰会分两个阶段分别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启动了网络空间治理的以政府主导为内涵的“联合国平台”。会议首次就互联网要不要治理、怎样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推动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互联网治理工作组，该工作组在2005年提出的报告中明确了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肯定了政府、私营公司和社会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各自角色。⑲国际社会还纷纷要求取消美国对互联网域名的支配权，要求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所有政府应该拥有平等的作用与责任。之后，国际电信联盟还主导了于2006年开始的互联网治理论坛，首届互联网论坛就展开了对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问题的讨论。2010年10月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以及同年12月召开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都再次讨论了把互联网管理权交给国际机构的议题。2012年召开的国际电信大会重申了所有政府应该拥有平等的作用与责任，重申了国际电信联盟及其成员国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联合国主导的上述多个平台推动着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讨论，美国单边控制的局面逐步被打破。
共识在分歧和矛盾中得到不断拓展。现在，包括在政府的角色、互联网关键资源的国际化、互联网内容的管理等方面，国际社会共识的基础正不断夯实。事实上，除发展中国家外，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支持互联网关键资源的国际管理，当斯诺登曝光美国政府的“棱镜门”事件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考虑建立欧洲自己独立的通信网络。
就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而言，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行为体参与治理的立场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欧盟在2009年提出网络空间的“多主体治理路径”，强调政府、个人和企业都是网络治理的利益攸关方，其立场与美国尽力排除政府影响的做法存在较大的差别，而发展中国家尽管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和企业，但也肯定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而对于网络内容的管理，各国也都依据本国的国情在不同程度的实行，其中欧盟、美国都在加强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例如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互联网之敌报告2014》(enemiesofinternet)中，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在内的20个国家，都处于强化对网络内容审查和过滤的榜单之上。当然，在方式、方法、程度上，国别之间存在各自的不同与特点。只不过，由于存在基本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和具体国际利益的考虑，这种共识的基础转变成国际社会的共识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网络空间治理的未来：在博弈中谋求合作
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仍然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但是经过国际社会十余年的推动，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正处于演变的关键阶段，而各国对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更加激烈。由于垄断网络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的需要，加上存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在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建章立制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国际社会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矛盾可能会加剧。在联合国主导的网络治理进程不断获得进展的同时，网络发达国家则在2011年启动了“伦敦议程”，经历了“伦敦会议”“布达佩斯会议”和“首尔会议”。两种治理路径在多种场合展开交锋。
2012年，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俄两国联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向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提出网络空间主权概念，指出网络空间治理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也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等，但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2012年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大会上，89个发展中国家和55个发达国家就“成员国拥有接入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利和国家对于信息内容的管理权”这一条款出现严重分歧，导致发达国家拒绝在大会通过后的《国际电信规则》签字，这说明了当前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上展开合作的难度。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建立良好秩序”，表达了中国的原则立场。面对复杂形势，中国作为网络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谋划，维护自身权益和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良好秩序。
首先，中国应该高举“网络主权”大旗，捍卫自己的网络空间。当前围绕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争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网络空间是否具有主权属性，如果网络主权不能得到确认，就意味网络空间只能是有利于网络发达国家的“全球公域”，在发展中国家既缺乏核心技术又缺乏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参与国际合作的资格。中国应该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声言并主张自己的网络主权，争取他国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维护好利用好自己的网络主权，对任何侵犯自己网络主权的行为要坚决反击并大声疾呼，寻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网络主权的尊重。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模式选择上，应该支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治理模式。
其次，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努力构建网络空间治理的统一战线。由于各国在网络资源和核心技术占有份额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在互联网治理上的立场会有很大不同，例如在反对毒品走私、人口拐卖等网络犯罪问题上，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能找到共同立场，很容易在网络空间展开联合治理；在网络关键资源如iCann管理权的国际化等问题上，包括欧洲国家在内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美国独揽全球互联网的控制权感到不满，很容易展开合作；而在价值观念问题上，中国与主张文化多样性的非英语国家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由于发展阶段相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主权、经济利益、网络技术等方面更容易找到共同立场。要善于在分歧和矛盾中找到共同利益，拓展共识。
再次，利用好现有的制度平台，推动网络空间新型机制建设。当今世界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电信联盟是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要制度平台，具有广泛性和较强的合法性，是宣传自己主张、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舞台。同时，也应该利用包括西方网络发达国家主导的林林总总的机构和论坛，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还应该利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机制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价值和作用。此外，还应该创设自己主导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平台。中国从2012年起创办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并从2014年起召开了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些论坛的定期化和常态化表明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新型机制建设，这对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完善、对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4
关键词互联网；法治；自由；自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法律是规范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手段，网络社会的管理亦需法治。通过法律手段划出权利和义务的边界，方可使互联网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西方各国政府视法律为网络空间中各类安全问题管理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手段。美国因网络立法最早、互联网法律数量最多而成为互联网治理的全球典范。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成立了专门机构，积极构筑网络健康运行的法律屏障。
一、互联网法治的缘起：概念及其萌芽
（一）互联网法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广义的互联网法治概念是指一种治网的方略，它强调法律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在网络社会关系调控中的权威地位，通过法律治理制度和原则的实现形成理想的网络状态。从概念外延上讲，它强调“法律救济”“保障网络主体参与者的权力”“遵守契约”的价值和精神。
狭义的互联网法治概念是指通过执法机构所承担的角色制定一系列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律，对互联网上存在的各类违法行为如网络犯罪进行防范和控制，以保证网络秩序的正常运行。从概念的内涵上讲，互联网法治强调“以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管网”的治理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本文中，笔者所展开的探讨是立足于互联网法治的狭义概念之上。
（二）互联网法治的萌芽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许多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美国的知名学者温.H.萨瑟兰就开始研究利用才智和现代技术工具实施的犯罪，但是并没有引起各界的注意。到了40年代末期，计算机违法操作的行为衍生并不断蔓延。1966年，美国发生了篡改银行计算机数据事件，这是世界首例通过电脑进行犯罪的案件，震惊全球，人们开始认识到萨瑟兰研究的前瞻性与重要性。各界高度关注利用信息技术危害社会的现象，一个全新的概念“computercrime”也由此诞生，唐-B.帕克、大卫・卡特、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Sieber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概念进行过阐释，建议政府立法打击危害计算机安全的行为。从七十年代起，西方国家开始制定保护数据资料隐私的法律，如德国的《黑森数据保护法》（1970）、瑞典的《数据法》（1973）、美国的《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1977）等等。对计算机犯罪问题的立法奠定了互联网法治化的基础，到了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兴起，西方各国政府便开始了对网络世界立规建制的行动，西方社会成为互联网法治理念萌芽并进行实践开创之地。目前，美国以130多项法案在数量上居世界之首，构成了在各个国家中显得较为成熟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二、西方国家互联网法治的迷失
欧美国家网络空间法治化的推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的网络治理之路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论的发展过程，争辩的焦点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与秩序的博弈――互联网是否需要治理
早期的网络社会理论家崇尚无限制的网络自由主义，他们认为网络空间的天生能力就是抵制规制，这是其本质使然。JohnperryBarlow是其中最为激进的网络空间自由论者，他经常撰文讨论社会虚拟化问题，鼓吹网络是可以促进民主与自由的力量。让Barlow声名鹊起的是其代表作《DeclarationoftheindependenceofCyberspace》，这篇文章于1996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很快传遍了整个互联网。文中把政府比作是“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而网络空间则是没有特权与偏见的“崭新的心灵家园”，“在那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强迫保持沉默或一致，不论他的信仰是多么的奇特。”Barlow的文章极其煽情，在他的描述之下，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它“造就了现实空间绝对不允许的一种社会一一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共识而无特权。”巴洛对网络自由信条的推广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著名学者约翰・诺顿也表示：“计算机世界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真正把机会均等作为当代规则的一个空间。”Barlow还创立了非营利的电子边界基金会，这个专门保卫网络自由的组织吸引到大批自由战士的加入，巩固了网络自由主义者阵营。
网络自由主义观点的形成与早期互联网发展的特点有关系，在网络研究的初期阶段，由于对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也缺少对网络社会的本质进行思考，很多研究者们容易也乐意看到的网络空间平等、开放、自由、共享等特征，如以比尔・盖茨、尼葛洛庞帝为代表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就对未来的“数字蓝图”充满美好的设想，他们在《数字化生存》《未来之路》等作品中描述了信息高速公路上无数的“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但是，互联网的后期发展却远远脱离了研究者们当初的预期，网络空间并不是真空地带，信息成为更多人手中的新型武器，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形成了冲击。一些学者们如埃瑟・戴森、丹・希勒认为互联网与现实社会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前者是后者的折射与延伸。D.克拉克一针见血指出网络的本质：“把网络看成是电脑之间的连接是不对的。相反，网络把使用电脑的人连接起来了。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对人的影响。”因此，互联网不是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建构的全新空间，网络空间中的“放权是制造不稳定的一股深刻力量”。正如英国的哈耶克所认为，自由的社会就是人的行为受到规则调整的社会，秩序作为为权利提供基础的权力，与自由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人们开始反思网络世界中“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网络的存在可能隐喻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1999年出版了著作《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提出网络空间是可以通过代码规制，代码即建构互联网的程序和协议就是网络空间的法律，代码可以限制自由，或者使自由成为可能。该书震动了学界和业界，唤起民众重新审视互联网时代的规则。
（二）自律与制度的争锋――政府是否该介入网络空间的治理
在人们开始关注互联网治理的时候，美国有不少学者如JoelReidenberg、Hardy等以“网络联邦”“分散管理”“市场自治”等语言表达网络空间的治理应该依靠自律而不是法律。RhodesRaw.就主张：“政府不必介入治理过程，人们完全有能力在不依靠政府权威的情况下以自身的力量来做好事情”。tCp/ip协议和互联网架构的设计者VintonG.Cerf也表示，政府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理解与看法，没有必要介入互联网的管理。这些专家的观点得到了早期部分网络用户的支持，用户们害怕法律的引进会破坏网络空间平等、开放的环境，失去网络的本来意义，从而赞同网络自治的立场。这种共识的达成归因于早期的网络主要为少数精英所使用，用户基本能做到自我规范和管理，网络失范行为较少发生，造成他们对法律参与调整网络空间的认同度较低。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自律的确在空间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覆盖了全球，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网络面临的各种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英国的尼尔-巴雷特清晰地描述了这种变化：“全球性的因特网连接时的病毒、破坏和黑客软件到处可见；因特网同样使在自己舒适的房间里对选定的目标发动攻击，安全隐蔽在数字化名下”。斯劳卡表达了对变化中的网络社会的忧虑：“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自律机制所产生的道德评判难以对网络领域存在的各种威胁产生约束作用，自律并不能全部承担起维持良好秩序的作用。互联网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与世界发展。尤其在“9.11”“.com”泡沫破灭以后，网络伦理自治者的乌托邦梦想最终在不争的事实面前破灭，客观的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制度在网络空间的定位与意义。以盖伊・彼得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府对网络治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强调如果没有政府权威的存在，网络空间就会没有制度的约束，产生“搭便车”倾向。凯斯・桑斯坦提出网络自由会产生群体极化效应，将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介入以提供一个多元的环境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特德-盖布勒和戴维・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还提出了“有预见的政府”的概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网络行为失范方面要建立起“预防而不是治疗”的治理范式。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政府在网络空间中是不能缺席的，这类观点代表了第二代互联网人的普遍看法，并因“9.11”等事件的发生得到进一步强化。1997年，美国展开了一项关于对互联网规制的调研，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美国互联网用户都赞同政府管制对网络社会秩序建立的重要意义，主张政府的适度管理。
（三）原子与比特的冲突――现实世界的法律是否适合互联网治理
尽管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然而能在网络开展并实现的社会行为都是与数字信息相关，使现实社会对其进行监管和治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体现在现有的法律无法规范新的网络问题。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中，管理试图跟上技术迅猛发展的步伐，结果总是技术一路领先，旧冲突尚未解决，新现象、新矛盾又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在互联网这种典型的技术推动型治理模式中，法律表现出的不稳定性与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VanGraafeiland对此现象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对互联网立法就像试图登上行进中的公共汽车；另一方面，互联网特有的地理空间特性造成了部分法律应用的障碍。例如，网络的时空压缩造成的物理边界缺失致使法律适用主体的不明确，网络纠纷当事人身份的确定成为网络诉讼的难点；网络领域公私界限的模糊致使过度干预与管制不足冲突并存，被侵权人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此外，网络的无纸化与即时性也导致侵权的证据也很难保留等难题，有关互联网的法律应用常常遭遇尴尬处境。这些问题似乎应证了尼葛洛庞帝曾经的论述：“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原子世界，而不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电脑空间的法律是世界性的……要处理电脑法律谈何容易。”
2004年，联合国前秘书长Kofiannan在互联网全球治理论坛上坚定表示互联网必须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毕竟互联网的世界是如此不同”。Kofiannan号召用“与其缔造者一样的创造精神”来管理、促进和保护互联网健康发展，这为互联网监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Kofiannan的发言表明了沿用传统的规则约束比特世界是不合适的，网络立法需要有新的思路。因此，互联网是可以利用法律进行管理，然而重点在于，立法者应当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进行网络管理规划，在创制网络法律法规时，需要对网络的优势、缺陷进行深入的调研，并且他们要具备一定的预见性与前瞻性。美国的网络法律问题专家就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立法不但要确定否定式的消极性法律后果以制裁网络不法行为，还应当考虑确定肯定式的积极性法律后果，避免束缚信息网络的发展，这种认识正是基于他们超越一般传媒的层面进行研究而得出。
三、互联网法治的共识达成与现实发展
（一）互联网法治在国际上的推动
互联网的法治理念经过一段充满争议的发展过程（尽管现在依然有余议），如今基本为多国所重视，也为国际所认可。2000年5月，美、英、德、意、法等8个国家在巴黎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网络犯罪的研讨会，发达国家已经把网络犯罪问题放到国际治理的位置；2001年11月，欧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通过了多边协定《theConventiononCybercrimeoftheCouncilofeurope》，30个成员国共同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计算机系统、网络或数据犯罪的国际公约；同年12月，联合国决定举办worldSummitontheinformationSociety（wSiS），以两阶段的方式分别召开。峰会的成果显著，包括建立了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首次界定网络治理的定义：“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峰会特别指出政府代表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应当在互联网的用户行为规范、规则制定、争端解决等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后，联合国多次召开了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就网络治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提供进一步磋商的平台。联合国编写的《网络犯罪问题综合研究报告》也被认为是打击网络犯罪的多边法律文书，取得广泛共识。在权威组织的推动下，互联网法治理念在国际上得以确立并且普及开来。
（二）互联网法治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实践
作为网络技术的发源地，美国在探索互联网的治理模式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网络立法有不少具有开创性，如《数字签名法》（1995）是世界上第一部规范电子商务运行的法律文件；《同意计算机信息交易法》（1997）是世界上第一部调整直接电子商务的法律；《2003年控制未经请求的侵犯性色情和营销法》对于规制垃圾邮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数十年来，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已经制定或者修改了多达百余种与网络相关的法律，囊括了数据保护、版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反欺诈滥用、网络恐怖主义等方方面面。为了在实践中推进互联网法规的实施，美国还设有专职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起组建了国家电脑犯罪调查小组、电脑案件应急处理小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iitF）等部门行使处理智能犯罪案件投诉、监控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实施等职能。到了2009年，政府已经建立了包括全球网络行动中心、网络空间安全威胁行动中心、国防网络犯罪中心在内的六大维护网络安全的信息保障组织，并在同年年底成立了全国通信与网络安全控制联合协调中心，对这些专职机构进行整合管理；2010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全面运作，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网络攻击。互联网宏观层面的整体规范及微观层面的具体规定在这些机构的作用下，均得到了落实。
在欧洲，欧盟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网络法令，规定互联网社会的行为必须在刑法和民法框架内。如《欧洲系列条约第108号条约：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之个人保护公约（斯特拉斯堡，28.1.1981）》《因特网有害和违法信息通讯》《在新的电子信息服务环境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尊严》绿皮书、《电子签名指令》《电子商务指令》等法律文件涉及到个人隐私权保护、电子商务发展等多个方面。欧盟先后还成立了“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网络犯罪中心”等组织，加强打击网上违法活动。欧盟的互联网立法措施为成员国立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在网络治理机构方面，德国就成立了“国家网络防卫中心”、英国也设立了“网络安全办公室”及澳大利亚组建了“高科技犯罪中心”等来维护网络秩序。此外，欧洲不少国家拥有各自典型的网络管理法规，如英国政府的《R3Safety-net》（世界上第一个网络监管行业法规），它重点强调了网络供应商的职责分工；法国的《网络知识产权法》（世界上最严厉的互联网法案），为管理网络侵权的专门机构HaDopi提供法律依据；德国针对网络规制而推出的专门立法的代表有《信息与通讯服务法》《青少年媒介保护国家条约》，前者是全球第一部管制网络媒体的成文法，后者重点规定了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以保护青少年安全用网。这些国家对互联网的内容传播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控能力，使网络空间逐步从失范走向规范之路。
（三）西方国家互联网法治重点的转变：从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到强调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美国政府早期的网络措施侧重于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免遭攻击，设立了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从1984年以来已经颁布了如《仿造信息存取手段及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计算机安全法》等多个法案。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环境发生巨变，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的互联网立法开始超越“技术政策”的层面，强调网络信息、网络空间的安全。1998年美国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加强网络盗版的惩罚力度、保护版权拥有者和网络服务商，《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则侧重避免负面媒介信息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侵害；2000年，《全球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网络安全”的地位升级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清晰地规定了政府部门的各类信息安全问题；2003年，布什政府签署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网络安全战略首次以专题文件的形式出台；2011年，奥巴马政府又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第一次把互联网政策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提倡各国共同应对网络威胁。奥巴马在序言中指出，该战略是美国第一次与国际伙伴围绕互联网的各类问题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
与美国一样，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早期也偏重于在技术层面应对网络中的各种问题，确保本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可控性，如英国的《计算机滥用法》就是代表。“9-11事件”以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被各国普遍重视，欧盟的网络立法开始高度重视信息安全领域，颁布了《关于与欧共体和组织的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保护以及关于此种数据自由流动的规章》《关于电子通信领域个人数据处理和隐私保护的指令》《信息公路上的个人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等重要文件。2013年的美国“棱镜门”事件加剧了国际网络安全的严峻形势，欧盟网络安全立法的步伐再次提速，在同年出台了《欧盟网络空间战略》《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白皮书》，成立了“欧洲网络安全组织”，并且宣称将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在加快推进网络空间安全建设，如法国在2013年的新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网络攻击已经对欧洲安全构成头等威胁，国家在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加强网络空间攻防能力建设。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在2013年都成立了网络安全部门：澳大利亚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英国的全球网络安全中心、德国联邦情报局的网络安全机构，以强化网络空间防御能力。此外，这些国家都表示要加强双边国际合作，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已经签署了信息安全协议、英国与新西兰、印度、日本也签署了网络安全协议。
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即便是网络管理较为成熟的美国政府也开始寻求其他国家的协作。如今，网络空间的虚实，以及是否需要新的法律来控制它，已不再是人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注意力越来越聚焦于“如何加强全球网络安全治理、营造健康网络生态环境”。四、结语
总体来看，互联网承载的现实利益越大，其就越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类网络犯罪肆虐的灰色区域。电子盗窃、隐私侵犯、网络色情、在线间谍、恐怖主义等网络安全威胁均涉及到法律，它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以及行为自律等软性手段来对付，最终还是要靠互联网立法监管体系自身的完善来解决。《环球日报》曾发文说“没有法律的管理，互联网永远是江湖”。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5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可谓一体之两翼，必须在网络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正确处理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的关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深刻认识网络是强化和提升网络安全的前提。网络空间绝非全球公域，网络是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体现。对内，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发展、管理、监督本国互联网事务，不受外部干涉；对外，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有权防止本国互联网受到外部入侵和攻击。承认和尊重各国网络，就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具备技术优势的网络霸权国家，消弭网络概念以使自身可以自由侵入全球网络空间的每个节点和角落，甚至借口网络自由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
加快健全网络法治是强化和提升网络安全的保证。网络空间决不是“法外之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空间的许多行为和现象有待于法律明确规范。当前，中国亟需加快网络空间基础性立法进程，明确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网民的网络信息行为，依法保护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全面加速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让法治为网络安全打造永不过时的“防火墙”和“安全码”。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6
关键词：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犯罪；犯罪防控理念；网络安全犯罪防控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98-03
一、网络安全犯罪概述
（一）网络安全
我国著名的网络安全法学者马民虎教授在《信息安全法研究》一书中谈及网络安全问题时，认为网络安全更多的应该从网络空间安全的功能视角出发。他认为，网络安全可以理解为“确保企业交易、政府运行和国家防御三方职能所依赖的互联的关键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安全，强调对网络空间安全的依赖性。”[1]而美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对网络空间的界定是，“由众多互联计算机、服务器、路由设备、交换机和光缆构成的用以确保国家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的“神经系统”，是国家的控制系统”。结合网络空间的功能，网络安全的涵义可以界定为防止意外事故和恶意攻击，保障网络、信息和应用服务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2]。其中保密性是指由于采用电子数据处理方式去收集、存储、传输个人数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加大，旨在保护个人隐私。完整性，包括操作系统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硬件和软件的逻辑完整性；数据结构和当前值的一致性，及防止信息未经授权被篡改，保证真实信息从真实的信源无失真地到达真实的信宿。可用性是保证信息及信息系统确实为授权使用者使用，防止由于计算机病毒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系统拒绝服务或者为未授权者所用对授权者拒用。可控性主要是指对信息及信息系统实施安全监控管理。不可否认性指保证行为人不能否认自己的行为。这是网络信息安全文化观的下对网络安全的内涵认识。
（二）网络犯罪
网络犯罪是一种犯罪的新形态。它是指危害电子信息网络中信息系统及信息内容安全的犯罪行为和利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的各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可概括为针对电子信息网络的犯罪和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的犯罪[3]。针对电子信息网络的犯罪包括：用电子手段损害他人网络电子信息系统，非法占用他人电子信道，非法读取或利用他人电子信息，篡改他人电子信息，删除他人电子信息，危害他人电子信息程序或电子信息系统。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的犯罪则有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煽动分裂或颠覆国家，为境外窃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军事机密，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授犯罪方法，教唆他人吸毒，引诱、介绍，销售伪劣商品，泄露金融内幕信息，编造并传播证唤灰仔榧傩畔，做虚假广告，洗钱，窃取金融机构欠款，贪污或挪用公款，制作、贩卖及传播内容作品，诈骗，侮辱，诽谤，敲诈勒索，甚至杀人害命等。它较之传统犯罪具有犯罪手段技术性强，职能性高，犯罪范围的跨地域性广，犯罪过程的隐蔽性大，犯罪人员的匿名性、低龄化突出等特点。
（三）网络安全犯罪
网络安全犯罪是有关网络安全相关的所有犯罪的统称。所以，对网络安全犯罪的认识应当以网络安全为起点，并考量其背后被刑法的法益所保护的范畴才能准确界定网络安全犯罪的边界。但是，安全作为一种工具价值被人们所诉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对安全的诉求种类及高低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在战争年代，人们允许一定的不安全存在，所以轻伤害可以不苛以刑事责任。但在和平年代，人们的安全诉求发生变化，轻伤害将不被人们所容忍，将苛以一定的刑事责任。所以，对安全的认识应持一种辩证的、历史的认识观。那么，对于网络安全也一样。较之其他价值而言网络安全也是一种工具价值。所以，这种不确定的价值边界使得刑法所保护的网络安全法益难以准确界定。所以，这就使得网络安全犯罪的种类一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是法律存在滞后性的必然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网络安全最基本的要求，例如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遭到不法行为的破坏，对相关法益主体的侵害突破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时，其必然构成网络安全犯罪。但在安全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弱控制的倾向及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被界定为网络安全犯罪的行为，其造成的危害必然是巨大的。
无论如何，对网络安全犯罪的认识一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网络安全犯罪的种类一定不会超越网络犯罪的种类。因为安全价值只是网络空间中众多价值诉求的一部分。（2）网络安全犯罪一定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里的法益可以具体陈述为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不可否认性。也即网络安全犯罪行为必然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安全价值背后的法益而必须被刑法所规制。（3）网络安全犯罪一定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即针对信息网络和利用信息网络。因为，网络安全的实质应当是计算机网络及其信息安全。（4）网络安全犯罪一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因为根据发展安全网络安全法律观的认识，安全的范畴一定会随着人们诉求的改变而改变。
二、网络安全犯罪防控的基本理念
（一）安全发展理念
安全是在发展中提出来的。所以，在网络安全犯罪的预防与网络发展的平衡上，我们应当构建一种不平衡的风险道路，这样才有助于网络的发展。因为只有网络得以发展，我们也才有能力去解决其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即在网络安全犯罪防控体系的建立中，刑法应当保持足够的谦抑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为了发展，而将自我置于高度的风险之中。我们不能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发展。发展安全网络法律观只不过是旨在表明，当网络安全犯罪防控与网络发展两者的冲突不可调和时，我们应当选择有风险的发展。并且事实也证明，看似两个不可调和的事物，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安全网络法律理念也是如此。也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解释，虽然网络安全犯罪频发，但是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大数据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依然如火如荼。
（二）相对安全理念
从现实来看，完全的安全是无法实现的。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决定了绝对的安全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所以，我们只能追求相对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律理念。同时在法治构建的社会空间中，存在多元主体，法律不可能完全保护每一个主体的完整利益，必然在相应主体之间进行一定的利益取舍。这也决定只能是相对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律理念。对于网络安全犯罪防控体系的建立同样应理性地坚持相关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律理念。因为，第一，网络安全犯罪的绝对避免是违背法律的逻辑的。因为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的固有缺陷，是无法避免的。加之执法、司法的适用过程中的偏差带来的影响。第二，网路安全犯罪行为，其所影响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为了保护利益受损主体的完整利益，而去牺牲其他社会主体的法律利益。因为法律要维系的整个社会的利益。
（三）综合安全理念
网络安全问题，涉及到个人、企业、国家等多元主体，同时也涉及到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所以，对网络安全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评价方法。从而追求一种综合安全网络安全法律观。对于网络安全犯罪防控体系的建立也应坚持而且是必须坚持的理念。第一，网络安全犯罪的侵犯主体是多元的。它既可能是个人数据的严重泄漏，也可能是国家秘密的泄漏，同时还可能是网络病毒的传播。第二，网络安全犯罪影响的领域是多领域的。它可能发生在商事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军事领域。第三，网络安全犯罪危害的层面是多层次的，它可能使财产损失，也可能使公民名誉受损，也可能国家核心利益受威胁。
三、网络安全犯罪防控的对策
（一）应将网络安全犯罪预防纳入网络信息安全战略
根据狭义犯罪预防的要求，我们应当确立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的观念、在预防的目的上确立情景防御、在预防的对象上，确立广义的犯罪观念[4]。而网络安全又包括结构层面、功能层面和意识层面。在主动预防理念的要求下，我们应当对网络安全犯罪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犯罪预防与网络建设协同起来。这样就使得了网络安全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协同产生有序，所以在系统理论的要求下，我们应当将网络安全犯罪预防纳入网络信息安全战略。
（二）应确立法律、管理、技术、文化等重手段的综合防范
1.规范网络管理是减少网络安全犯罪的基础
网络的向前发展应当给予一定的引导和进行适时的监管。网络技术的飞速向前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网络安全风险。因为高信息化增强了高依赖性。网络安全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就是高依赖性，降低了人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所以，依据技术的中立性原则，法律应当给予一定的引导。法律的高度抽象性很难再被网络用户或者其他网络使用主体所准确解读，所以一定网络规范化管理机制就必须确立，对网络的良性发展予以引导。从而这也是构建网络安全法律文化的基础之一。但是，规范化的网络管理必然包括网络监控。这时必须注意个人权利的保护，防止公共权利的滥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2.网络警察及专业人才是重要力量
网络安全犯罪手段的技术含量高、犯罪手段隐蔽性强，这就要求网络安全犯罪防控必须配备专业人才。但是我国的网络警察及专业人才建设工作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网络警察不仅应知晓犯罪预防的基本理论，还需对网络技术，法律政策、安全审核知识等的掌握。因为网络安全犯罪的犯罪方式不特定，难以依据既有的犯罪记录做出预测，而且犯罪的种类涉及较多。所以，网络警察应当实行专业划分，否则很难做到网络安全犯罪的预防。
3.网络安全法律文化的培养是根本
网络安全法律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组成网络的硬件及软件自身的安全文化、网络空间的安全运行文化、网络安全制度文化、网络安全精神文化[5]。网络安全犯罪预防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多元参与、各尽其责、网络空间良性运作有序，所以网路安全犯罪预防文化的形成就是最终的目标。因此，根据网络安全法律文化建设的原则，网络安全犯罪预防文化的建设应当确立以下几个原则：（1）国家应以及时和合作的方式采取行动、预防、查明安全事件并作出反应；（2）国家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督促网络最终用户开展风险评估；（3）在引导信息系统与网络的研发方向时，应将安全技术的设计与实施作为至关重要的成分纳入其中；（4）网络最终用户应当采用全面的管理方法；（5）国家及网络用户应当审查和再评估信息系统与网络安全，并对安全政策、做法、措施和程序作出适当的调整。
4.加强网络立法是促进安全和有效打击网络犯罪的保障
我国应加快网络安全立法：（1）制定网络与信息安全法的基本法及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2）实现网络安全监管主体多元化，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机制并行；（3）突出网络安全监管协调机构的地位，功能设置参照eniSa；（4）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维护公民的隐私权[6]。我国网络安全犯罪预防面临任务重、时间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网络安全犯罪预防构建过程之中，让法律先行，以便相应工作做到有据可行。
（三）地区及国际间的协同防控是重要手段
网络安全犯罪是国际性问题。例如，当犯罪分子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匿名性跨国实施犯罪行为时，必须经过国际间的协作，才能有效的预防网络安全犯罪。具体措施，可以采用（1）通过生成一组定义良好的国际性最低限度的法规，来定义在全球范围内应被网络安全刑事法律规制的非法内容，特别是在儿童、宣扬暴力、仇恨的演讲以及对少数民族和个人人权的保护方面；（2）提交可能的网络匿名滥用情况、安装国际性系统；（3）与他国积极合作制定相应的公约、协定，例如关于司法协助、管辖权等方面的约定。
（四）重点防控、动态防御
网络安全犯罪行为方式多样并且变化升级极快，所以对于网络安全犯罪的防控工作，需要进行重点防控和保护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这样要求我们在整体把控网络安全犯罪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导每一阶段，重要的、关键的网络安全犯罪防控领域在何处。
第二，网络安全犯罪的形式特点主要体现为犯罪的行为模式变化极快，所以对网络安全犯罪防控在理念、法律法规解读上、采用的策略上不能固守成规，要与时俱进，进行流程管理，建立动态的防控理念。
参考文献：
〔1〕〔2〕〔5〕马民虎.网络安全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m].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5，24，52-66.
〔3〕张远煌.犯罪预防观念之演进与当代预防犯罪政策之确立[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3，22（2）.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7
关键词网络空间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数字设备及其承载的应用、服务和数据等组成的网络空间，正在全面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与此同时，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及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面临严峻的风险与挑战。实施网络安全人才工程，加强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建设，形成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迫在眉睫。因此，研究《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对即将兴起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课程群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1《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的特点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必修课程，对增强学员信息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技能，了解和掌握网络安全的基础理论和常用攻防技术，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作用。该课程紧密结合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的最新发展，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础理论、技术原理和应用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容范围广。《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分为网络安全理论、网络攻击与防护和网络安全应用三大部分，涵盖攻（攻击）、防（防范）、测（检测）、控（控制）、管（管理）、评（评估）等多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技术。网络安全理论部分主要围绕网络安全的基础知识、网络安全体系结构、网络协议安全性分析、网络系统平台安全等内容展开教学；网络攻击与防护部分从攻和防两个角度讨论网络安全技术，主要围绕网络信息收集技术、欺骗攻击及防范、DoS/DDoS攻击、缓冲区溢出攻击、网络资源访问控制、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恶意代码防范与应急响应，以及网络攻击取证与安全审计等内容展开教学；网络安全应用部分主要围绕密码技术、ip安全、虚拟专用网技术（Vpn）、web技术及云计算安全等内容展开教学。
二是实践要求高。《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的宗旨是培养熟练掌握信息系统安全知识，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知识，信息对抗知识，能够解决信息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所面臨的安全问题，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专业网络安全人才队伍。网络安全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更离不开实战环境下网络安全防护的磨练与较量。
2《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一是基础理论没有抓牢。该课程做为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必修课程，搭建了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是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的基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的老师认为部分知识容易而忽视了其在整个专业知识学习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如果不把基础性的理论原理讲深讲透，学生就不能系统地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不仅影响教学效果，也易挫伤学生对专业的兴趣。
二是课程教学实践不足。课程教学实践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一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实践环节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授课时间的比例上，普遍存在重视前者，忽视后者的现象，或者只有理论教学而没有实践教学环节，或者教师理论知识熟练，而实践经验不足。对于这样一门重在培养学生实践性动手能力的课程来讲是致命的。
三是教学方法研究不够。在《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教学方法单一，案例教学匮乏的现象。案例教学是指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网络安全理论知识基础上，结合授课内容选取典型的网络安全实例，让学生参与分析、讨论的一种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如果合理应用多种教学方法，课时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利于学生消化吸收。
3《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一是研“教”亦研“学”。今天，高校即将迎来00后大学生，这一群体思想活跃、自信达观，有着强烈的学习兴趣、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同时，作为互联网的原住居民，信息技术已经全面嵌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思维方式、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传统教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学生的思维特点和知识构建方式的变化，依旧教条科班地单向度、布道般的传授知识，我们就会彻底丢掉教学改革的机会、失去人才培养这个根本。所以，做为教师既应潜心研究“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学生“怎么学”“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好”。如近期上海市高校“中国系列”思政课走红，成为实实在在的热门课程。“治国理政”“读懂中国”“中国道路”“法治中国”“创新中国”等一批课程围绕当下青年学生最关心的国事，由授课教师和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找到答案、扩展视野、陶冶情操。上海市高校“中国系列”课程之所以受到学生的追捧，就在于它回应了大学生的关切，启明了大学生的心智，采取了大学生喜爱的授课方式。
二是创新课堂模式。人才培养基础在课堂教学，主阵地是课堂。没有高质量的课堂教学，就没有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于《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的课程教学实践，并结合这门课程实践性、操作性强的特点，个人认为可采用“微微课”的形式展开授课。“微微课”，即将一堂课分成3个15分钟，15分钟理论讲授、15分钟操作实践、15分钟研究分析讨论，启发引导学生。这样既可以避免“满堂灌”“填鸭式”教学，还可以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尤其是对于这样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同时还能激发学生兴趣，尤其是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学生比较关注的环节，如网络攻防、对抗等内容部分。
三是完善实训平台。维护网络安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组织网络攻防对抗实验室立项建设，结合课程设计逼真的网络攻防环境，搭建基于网络对抗的仿真模拟演练平台，提高学生维护网络安全的实际能力；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全国信息安全技术大赛及信息安全竞赛，根据竞赛查不足、补短板，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刘化君.网络安全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8
【关键词】网络政治国际体系体系变革
【作者简介】刘杨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4-0015-18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4002
世界秩序正处在新的转型中，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在这些“毫无先例”的因素里，网络技术发展无疑是当今时代的显要变量。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如何弥合网络技术带来的新现象新特点与传统理论框架之间的沟壑，成为检验理论有效性和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问题。国际体系是从宏观层面把握国际关系整体运行规律的核心概念，因而也是思考网络空间国际政治内涵理所当然的逻辑起点。当前，关于网络技术变革性政治意义的论点日益增多。网络技术发展是否意味着国际体系将迎来根本转型？网络技术是否颠覆和挑战了现有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应当是网络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研究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网络空间与国际体系变革：既有理论之争
随着网络技术普及化和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空间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网络技术的变革作用出现了日益激烈的争论。从军事和战略角度看，争论的焦点在于网络空间安全互动是否会彻底打破传统的安全互动模式，从而为国际冲突增加新的刺激性因素。网络攻击，即通过网络手段入侵和渗透他者的系统或设备，在本质上是由信息流动实现的，因此具有高度的瞬时性，并使得地理或距离的障碍变得毫无意义。同时，对网络攻击及时准确溯源十分困难。这些都为先发制人的网络攻击提供了激励，使网络技术被认为是破坏国际体系攻防平衡，并推动军事力量朝向进攻占优转化的重要动力。而威慑、军备控制等传统安全机制则被认为难以在网络空间有效施行。但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过是依据网络技术固有属性做出的主观臆断，多少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实际上，网络攻击造成的战略影响极为有限，也很难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力量结构对比。加茨科（erikGartzke）指出，“这样考虑的话……互联网并不会带来什么军事上的革命，只不过会拉大现有国家间的权力和影响力的鸿沟。”
从政治和治理的角度看，网络技术的民主效能也引发了广泛争议。网络空间为普通人参与政治、发表意见并凝集群体力量创造了新的平台，从其发展初期起便笼罩在一种“网络即自由”的理想化情愫里，乃至于戴蒙德（LarryDiamond）将互联网称为“解放的技术”。新世纪以来从东欧到西亚北非的一系列民主化运动，更加使这些学者对一场全球范围的网络政治革命笃信不疑。如果网络技术引发的民主效应真的是全球性的，那么将意味着国际体系内主导行为体的基本属性和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其效应将体现在体系层面而不仅仅是单元层面。反对上述观点的人则认为，网络技术同样加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威权主义国家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干预和控制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活，甚至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网络技术赋予大众的民力也不过是一种幻象。最后，从经济和生产力角度看，网络技术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全新变革，特别是众筹众创的产业模式和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虚拟货币，或许将重塑人类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分歧仍在进一步扩大。事实上，这些理论分歧都触及了当代国际关系最顶层架构，即国际体系的特点与变革问题。网络安全互动如果导致了国际冲突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造成了新的战略不稳定，或是改变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基本含义，那么都将意味着体系性的改变，即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导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同样，关于治理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讨论也涉及国际体系的根本特性。也就是说，关于网络空间政治意义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体系理论直接相关。但现有的研究却很少从体系层面对网络政治的新态势进行系统分析，也缺乏对网络空间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深入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在探寻网络政治的系统效应上做出了有益尝试。例如，舒克丽（nazliChoucri）将网络空间视为与自然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平行的第三个互动空间，她认为网络空间的许多特性，诸如瞬时性、非物理性、渗透性、流变性、参与性、匿名性和去责任性等，深刻挑战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传统理解。“这些特蚀了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例如、管辖权、边界等”。辛格（J.p.Singh）则将信息技术通过加深互动来改变全球政治中行为体身份和议题意义的能力称为“元权力”，这种新的宏观权力范式“能够带来多样化的行为体和观念，扩大公共领域，通过互动来改变全球政治中的行为体身份及其利益”。但这些研究对网络时代国际体系的变革并没有给出全面的评估。如辛格所定义的“元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与布赞（BarryBuzan）等人所言的“互动能力”，或者鲁杰（JohnRuggie）所指的“交往密度”具有相似之处，而后两者并不能涵盖国际体系的全部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在网络空间与国际体系变革之间需要建立起有效而系统的分析框架，以全面视信息时代国际关系基础结构的延续与变化。
对于国际体系的分析，本文将沿用沃尔兹经典的三分模型，从排列原则、单元特性和能力分配三方面来分析网络空间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但这种使用是有限度并有所调整的。自沃尔兹确立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以来，他关于国际体系的论述受到了来自不同学派的诸多批评。批评的核心在于他的体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理解过于狭隘。本文吸收了这些批评中的一些有益元素，在使用沃尔兹分析框架的同时，与他关于上述概念的最初理解有着重要区别，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
二、网络技术与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
排列原则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特征，是关于系统内各部分安排的问题。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处在平等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中，由于没有超越其他国家的权威主体，体系内的国家必须遵循自助原则来确保自身安全。排列原则对于国际体系或许至关重要，但其他主流理论在排列原则的内容指向上却莫衷一是。自助原则下的国家行为体如同原子一般彼此孤立，但这些行为体同样可能形成相互依赖的有机社会体系，使自助原则被互助原则所替代，行为体从相互排斥逐渐走向高度融合。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可以构成一种权力关系。事实上，国际体系并不必然拒斥某种形式的权威，不同程度的等级制同样是国际体系排列原则的可能形态。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将国际体系的权威关系区分为四种类型，包括等级制、异质多元制、同质多元制和无政府状态，并认为围绕全球互联网治理形成的机制安排便体现出多元制的特点。
去中心化被认为是网络技术的核心属性，但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并不简单地以无中心的分布式结构为全部内容。就政治而言，网络空间的排列原则呈现多种形态并行发展的特征。
第一，网络技术在某些领域的确增强了网络空间的无政府性。这一点在两类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类是那些旨在规避国家法律法规束缚的活动，例如犯罪分子可以利用匿名通信技术（如tor）构建的“暗网”，“自由地”进行、枪支、人口贩卖等非法交易。企图颠覆政府的异见分子也常常采用类似方式相互交流或策动集体行动，以绕过政府管控。为网络通信加密的技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密码的力量保护公民在网上阅读、汇款或购物，（但同时）密码的力量也保障间谍、和犯罪分子，使他们易于渗透、密谋或窃取”。另一类则是通过自发合作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共同目的的行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就是其中的典型，没有中心化的管理方和操作方是这一技术的核心所在。部分国家和政党甚至开始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选举和投票之中。这两类行为都将网络技术的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形式。无政府结构在这些行为中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
第二，在事关网络空间日常管理的治理层面上，网络空间的多元制态势得到了维系甚至增强。受到网络技术历史发展的影响，“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即建立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基础上的协作治理――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主导范式。这种模式从全球角度而言并不公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既得利益。但当前维持全球互联网正常运转的核心功能，如资源分配、标准设立、内容管理，甚至于部分全球性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解决，仍然是由多元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并实现的（表1）。在这些功能领域里，单一行为主体往往没有绝对的排他权，协商与协调常常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必要途径。这就将多元制与等级制或无政府状态区别开来，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共同参与但权力相对分散的排列结构。
第三，在高政治领域，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军事与战略安全的问题上，等级化趋势发展迅速，对整个网络空间的运行也构成一定影响。随着网络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不断加大，网络空间成为陆海空天之后国际政治博弈的又一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各国均开始从立法、制度、政策、军备建设等一系列环节加强对网络安全事务特别是网络攻防对抗的治理。这使得民族国家的传统身份认同重新在网络空间集聚，等级式的权威关系在网络空间获得了显著发展。当然，网络空间的等级化发展尚不会产生超越国家权威的新的权力主体。但伴随着美国网络霸权在网络军事化趋势下不断凸显（强制性）、各国对于网络空间安全形势紧迫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共同利益）、围绕网络安全行为规范的共识不断凝聚（合法性），赫尔德所提出的权威关系形成的基本条件正逐渐具备，等级制也正成为网络空间新的结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空间结构的排列原则并不能简单转换为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空间将多元行为主体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增强了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程度（交往密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由于网络空间行为主体（特别是国家行为体）高度依赖网络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这些行为主体栖身于同一个边界模糊、相对开放的网络体系之中，这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约束自身行为，并进一步形成普遍接受的规则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网络空间的无政府性更多地体现在非国家行为体逃避传统权威控制的行为当中，而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则并不依照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在一个极端的案例里，“震网”攻击虽然破坏了伊朗核设施的正常运转，但“震网”病毒中仍有大量代码是用于确保不会造成对其他系统的连带损害，这说明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能够保持一定的行为克制。从这个意义来说，网络技术不会使国际体系退回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序状态，秩序和规则同样能够在网络空间生长。
另一方面，过往研究大多单向地聚焦于网络技术产生的政治影响，从而潜在地将网络技术视为国际政治的外部变量，忽略了网络空间本身内嵌于国际体系之中的可能性。从网络空间结构的排列原则上看，复合性而非单一性主导着结构的总体安排。其中，多元制的形成受到技术发展轨迹及其相关机制演化的影响，可以说为国际体系注入了新的元素。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国际体系自身的互动进程，如跨国犯罪的泛滥和国家间控制权争夺的持续等。因此，可以认为，网络空间在重新塑造国际环境基本特征的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国际体系基本要素的影响和s束。网络空间应被视为国际体系自身诸多进程的组成部分。
相反，至少有两项其他因素有利于国家认同在网络空间的巩固。其一，网民的上网习惯和互动偏好始终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重要影响，互联网的本地化趋势不容忽视。由于这些传统因素的排他性，网络互动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边界和文化群落，这种边界易与国家物理空间界线耦合。其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强传统社会空间的集聚模式，特别是考虑到线下的人际关系网仍然是社交网络的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网络技术发展的确为非国家行为体创造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但这并未使国家行为体过时，新的行为主体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存在局限性，而网络技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网络技术与国际体系的能力分配
单元行为体的相对能力大小也是决定体系内各部分联系方式的重要因素。虽然能力禀赋是每个单元的自身属性，但能力在不同单元之间的总体分配状况则属于系统用娴奈侍狻D芰Ψ峙渫往被简化为体系内的大国数量，单极、两极、三极和多极体系分别催生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互动特点。不同极数的变化（如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型）固然意味着体系结构的重要调整，但如果某种方式导致体系中的大国、中等国家、小国之间的权力差异被迅速拉近，甚至权力结构发生翻转，那么这同样意味着国际体系的能力分配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网络技术为后面这种情况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由于发起网络攻击的成本极低，弱小国家只需要招募少量黑客，或者购买或复制各类病毒工具，就可以对大国的关键系统和设施进行网络打击。而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对网络技术的依赖程度越高，网络攻击导致的预期损失也越大。因此，网络技术有可能深刻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这一点早已被提出警示，“当美国继续发展其常规武装时……其他国家则着眼于其他方面以寻找非对称的优势”。
但实际上，网络技术对国家间能力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有理论假设的那么大。网络攻击的门槛和成本虽然较低，但也受到国家总体层面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组织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在这些因素上的结构性优势并不会轻易消失，仍然会增强它们在网络安全互动中的有利位置。越是手段复杂、威胁程度高的网络攻击，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和组织方面的支撑也越多，这就意味着那些战略意图明显、隐蔽性和破坏性兼备的网络攻击活动，更可能是由体系中的强者所发动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震网”攻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震网”病毒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程序集，能够针对目标系统的杀毒软件类型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准确找到工业系统内部网络定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在保持隐蔽的情况下调整离心机的运转速率，并阻止其发出异常警报。其复杂性和多模块体系超出了普通黑客组织的能力范围。要使这一复杂的“武器”发挥效力，还必须获得关于伊朗纳坦兹核设施以及内部具体设备、环境、流程等环节的大量准确情报，必须具备物理渗透手段（例如收买内部人员）来将病毒植入与外部网络绝缘的内部系统，必须在类似或模拟环境下进行事前的反复演练。这些要求事实上为复杂的网络攻击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只有技术先进的大国才更有可能利用网络手段达到战略目的。
类似的结论在更大范围的样本中同样成立。笔者曾考察国家间网络冲突中的物质能力对比，结果发现虽然强国和弱国发动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大致相似，但深层次持续性威胁的攻击活动却大部分是由传统实力较强的一方发起的。也就是说，网络技术可能降低了普通攻击行为的门槛，但在更具战略性和政治性的安全互动中，强者主导仍然是不变的基本规律。
就体系中的大国关系而言，网络技术也不足以改变其能力结构的现状。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是网络空间的重要威胁，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活动会导致美国机密信息严重泄露，削弱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竞争力，并使得中国更容易对美国发起不对称的军事行动。姑且不论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主观臆断，也不管美国如何贼喊捉贼地秘密侵犯着世界各国的网络安全和，上述观点所渲染的中国网络威胁在客观上很难站得住脚。中国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而加强网络能力所依托的信息化建设进程，会增大中国的网络依赖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性。林赛（JonLindsay）指出，“对任何一种所谓的中国网络威胁，实际上中国都存在严重的弱点，而西方国家则有着显著优势，这便加固了（权力分配的）政治现状”。而且单纯的网络攻击很难产生持久效应，只有作为传统军事力量的辅助工具才具有战略意义，因此网络安全互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上述分析只考察了能力分配中最重要的军事维度（或者说强制性权力），相似的结论也可以应用到网络空间的其他权力类型上。例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制度性权力上同样掌握着优势。
与此同时，对能力分配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国家之间相对权力的大小上，还应关注体系结构为能力分配赋予了何种含义。斯奈德对不同结构特性下能力分配的意义差异作了形象的比喻：“在高速路上跑着一辆、两辆还是四辆卡车并没有本质差别，只要每辆车都是朝着相同方向行驶”。虽然无政府社会和有机社会都存在竞争，但后者的不同在于，“单元间竞争性的自我利益受到整体稳定性的共同利益的调节”。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技术倒是对国际体系的能力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能力分配含义的改变上。网络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开放、一体、共享的系统，是国际行为体（无论强弱）实践活动的共同场域。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受到威胁或破坏，影响的不只是单一国家的利益，而是具有全球的普遍效应。因此，网络空间存在着调节能力分配竞争性的积极因素，也就是这一公域之内各个国家对于安全稳定的共同诉求。正如主席所言，“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美好愿景，更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网络技术的融合作用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利益聚合提供了条件，因而可能弱化能力分配差异所诱发的冲突模式，在这层意义上，网络技术可被视为推动国际体系向合作演变的积极力量。
五、体系互动进程与中国网络空间的战略选择
网络与政治的交互发展仍然处于不断演进之中。特别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要准确获得网络空间国际安全互动的完整图景并不容易。但从本文分析来看，网络技术并不会深刻颠覆国际体系的现有结构和规则。在排列原则上，网络空间展现出多重结构并行发展的态势。其中多元制的形成与网络技术本身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的演进则主要受到体系内在进程的影响。在单元特性上，网络技术使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但这种赋权作用存在很大局限，国家行为体在网络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扮演着主导角色。而网络技术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同样有限，认为削弱或增强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都能找到一定的支持。在能力分配上，网络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现状。在某些领域，传统空间的能力对比差异甚至出现了进一步扩大。但就能力分配的政治意义而言，网络技术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力量，有助于增加国际体系内的共有利益规模和合作的可能性。总体来看，网络技术无疑为国际政治带来了新的现象和元素，但其变革意义仍存在一定限度。当前，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不乏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想象，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系统的实证研究，以还原网络政治的本来面目。
上述认识为进一步理解网络空间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过去网络技术往往被视为国际体系的外部因素，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的研究往往单向度地思考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却忽略了这些变化和影响可能源自体系结构的塑造。从上文分析来看，网络空间的政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体系总体进程的约束或推动，具化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而不是相反。因此，网络空间与国际体系不应被视为彼此独立的系统，而是相互影响的两种社会进程，其中网络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新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内嵌于国际体系并在互动中推动后者的演化发展。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或许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选择。
第一，中国应充分认识全球网络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并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治理主张。网络空间排列原则多维形态并立，导致现有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在应对不同层次的议题时存在矛盾。多元制强调自下而上的协商治理过程，在解决一些高度全球性、公共性的网络治理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安全企业、技术专家社群和政府部门的密切协调与合作，是处置突发性网络病毒蔓延或类似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对于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威慑等高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来说，多元行为主体的存在不仅可能挑战国家的核心利益，也阻碍了有效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的产生。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还是纯粹的国家治理模式，似乎都难以完全兼顾和调解上述矛盾。更具现实性的治理原则应当有效结合多元制与治理的不同诉求。对于全球网络治理，主席提出了包括“尊重网络”和“促进开放合作”在内的重要原则，为网络治理体系的调整改进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实现这些原则的有机统一则需要进一步的思维和理念创新。可以考虑将“有限”或“弹性”的主张作为凝聚各方共识的起点，即一方面将管辖限定在国家网络空间核心利益（主要是有效维护政治秩序）上，另一方面则在网络治理的多数领域认可共享管辖和多元管辖的合理价值。总之，只有正确把握网络空间国际政治结构的本质特征，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和可行策略主张的有效结合。
第二，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应当重视从国际体系层面入手破解网络空间战略安全面临的现实难题。行为主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关系，是网络空间政治意义的根本来源。单纯围绕网络空间探讨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可能会错置网络空间安全的因果链条。例如，信任缺失往往被认为是网络空间（乃至其他新战略空间）的内在困境，因而建立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尤为重要。但倘若信任不足本身是源于际体系中大国互动的结构性矛盾，那么新战略空间的信任缺失可能仅仅是这种体系性矛盾的延伸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单方面强调加强网络空间战略互信可能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事实上，利用相对技术优势来推动攻防对比朝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谋取安全保障的理性选择。这导致高新技术蕴含的安全“红利”极具吸引力，而围绕这些技术产生的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变得难以避免。因此，在网络空间、外层空间、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军备控制动议和安全机制建设均举步维艰。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推动建设新的国际对话交流机制，将技术变革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放在统一的合作框架下进行探讨，降低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威胁认知，为国家间技术竞争和风险管控建立新的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寻求跳出技术安全困境的创新之道。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9
中国没有互联网
《经济》：在新形势下，怎么提高我国互联网的安全性？
吕述望：我国没有互联网。我在第20届“internet安全利用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题目就是“中国没有互联网nointernetinChina”。我们中国所说的互联网，就是指internet（因特网），但因特网是美国发明与推动起来的。在科学和教育的需求下，美国慷慨地容许其他国家的计算机系统接入因特网，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商业应用的开发，美国这张网络（internet）获得世界许多国家的认同，也成了美国的摇钱树！中国的计算机网络、电话网络、电视网络都不同程度地接入了因特网。
因特网对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无可厚非。要知道，理想的互联网应该是由各国公众网络平等互联形成的，国界是清晰的互联网，而现实是我们只是因特网的用户。不能因为我们中国接入了因特网就认为是中国的网了，这种认识很可怕。但是，目前，我国对网络的认识出了问题，老百姓直呼因特网为互联网，或中国互联网。十以前我国的媒体和一些官方文件，把因特网也叫互联网，甚至称“中国互联网”、“我们中国互联网”。还有讲我国是互联网大国的，其实是“因特网用户大国”，在中国挂牌“中国互联网协会”准确的应该叫“美国因特网中国用户协会”。这是认识上的错乱，这种认识很危险。当你把别人的网当成自己的网时，你就不会注意安全与边界的问题，这时信息安全就出问题了，容易忽视边界问题，使原来传统的防线被别人轻易攻破。其实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的认识是对的，建议大家要好好看看十报告，把认识提高到中央层面上来，总理的讲话里没谈互联网只谈网络，中央提出要认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而不是互联网安全。
安全利用因特网
《经济》：我国应如何安全利用因特网？
吕述望：在中国，从网络空间（CyberSpace）来看，为了说明问题，我把中国的网络空间二分，一块是军网、内网、专业网等部分，称为国家网络（Statenetworks）；一块是公众开放使用的网络，称为公众网络（Citizennetworks）。国家网络一般都是一张一张独立的网络，每一张网络有一个主根控制，它的建设都有特殊的使命。一般不与其他网络互联，也不容许其他网络接入。公众网络则不同，它一般要在国的监控下规划建设，我国的公众使用的网络主要是接入因特网部分，.cn，.com，.net是我国公众使用的基础接点。可以简单地说，中国公众使用的网络是美国因特网的一部分。夸张一点讲，中国亿万公众在美国因特网上淘宝，中国的公众网络监管部门是在美国网络空间中执法。我是密码和信息安全工作者，对internet这个双刃剑，看不利的方面多了些。internet已经严重地军事化了，是美军的第五作战域，internet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众网络！
但是中国还出巨资发展ipV6技术，有专家称，ipV6+internet就是下一代互联网。在我看来，ipV6工程花了我国太多的钱，帮了美国太多的忙。我们用美国的网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危险的，这样的推动不如不推动。
还有，我们现在讲网络安全，我认为这与我国没多大关系。其实，网络对于我国来讲，只是因特网安全利用的问题。要认清当下现实，我国租用internet给自己国家的公众上网，解决了一时之急需，不能长远！可能各个internet的接入国，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internet国际化，希望美国交出控制权，这是不现实的，不仗义的！租用人家东西要所有权，不应该的！再说美国也不会放弃控制权的！
网络现在也不是最初的那张网了，它不纯粹了，被军事化了。美国也将internet用于军事目的，全世界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1台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为辅根服务器，其中9台也在美国，在这里面，美国太空总署（naSa）、美国国防部、美国陆军研究所各1台，有很强的政府和军队背景。另外3台放在美国国外，分别是：英国、日本、瑞典。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的授权机构iCann统管。这种军民混用的网络不是和平人类所想要的，在公众使用的网络中进行战争，接入这样的网络是靠不住的！网络战是军事行为，不可以在公众网络中进行！中国梦不能依托美国的网络，要建设自己的公众网络。
建设我国自己的公众网不是能立竿见影的，目前中国公众在internet上淘宝的局面，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改变。建议公众的私密和各种权益都要用密码加以保护。希望政府为我国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提供密码服务。
中国的公众网应该注重知识安全
《经济》：那么未来我国应该怎么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公众网络与网络人才呢？
吕述望：我认为，中国公众网络建设除了网络本身的建设外，还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中国公众网络建设要重视知识安全体系建设。近十余年，我一直研究知识安全，从知识安全角度来看，对中国公众使用网络的现状表示担忧。知识安全是人类安全的基石，从以汉文字为基础的知识安全体系来看，可以肯定当前网络中知识被白化，人被丑化，国家被妖魔化，这些都不利于中国梦的实现。据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十年来的跟踪研究表明，中国公众使用的网络中知识白化严重，一个问题往往有六七种答案，普通百姓往往无以适从！关于人物，被丑化的现象极为严重，放眼看去，真是“古代无圣贤，近代无好人，现代多是大坏蛋”。
例如，通过百度网站查“鲁迅是个怎样的人？”，答案有：
——鲁迅是一个心理阴暗变态、刚愎自用、睚眦必报、不近人情的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大师是日方间谍，最近才解密文档，鲁大师的文字陆续从课本扯下，反攻倒算的日子不远了！
——鲁迅不是“河蟹”也不是精英，他是个宅男
——鲁迅是相当现实的一个人，好财好色好享受。
——鲁迅他是我心目中近代文学作家除刘庸外地位最高的人物了！
——鲁迅是思想前卫，文风犀利，懂得生活的一个人。
百度搜索，答案千奇百怪，我是一头雾水，何况中小学生乎！
据调查，现在网民中有80%的人用网络玩游戏，还有20%的网民在看黄色信息、在发泄、还用来相互攻击。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世界，迷乱而堕落，甚至不少青少年还患上了网瘾，何其悲哉，难道要让这种网络世界毁掉我们的子孙后代吗？我们应该让公众网络回到最初的，以学习交流为主的清洁状态上来。
因此，公众网络建设是中国网络建设的新方向，中国公众需要一个交流知识、学习知识的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公众学习、交流知识的平台，以汉字为基础的知识安全体系建设才有一个可靠的依托。我们理想中的数字世界是美丽的，流淌着的是0-9的数字，传递的是知识包，使用的是知识阅读器。
二是公众网络下公众密码服务体系的建设问题。在中国密码的研究、使用、管理等高度一致，从管理来看，中国的密码分绝密、普密、商密三级管理。当前，公众密码服务的需求广泛，还需要进行体系设计。
三是强烈建议用中国自己的数据库，用自主品牌。在中国公众网建设中，不要用思科等国外品牌的产品了，要尽量用中国自己的产品。农民都知道把自己的稻谷放在别人家的谷仓里是不安全的，何况是这国家大事。关于人才，这要感谢因特网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网络人才。现在如果中国开展公众网的建设，就会把人才聚拢起来。公众网与中国公路、高铁等国家基础建设一样重要，而投资又比它们少。建议政府主导公众网络的建设规划、投资、标准和成果评估。
（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李长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7月12日，终于约到国家信息安全专家吕述望教授的采访，真是欣喜若狂。据悉，吕教授从1980年开始，从事密码学、信息安全研究至今30多年，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密码学——多么神秘的专业，这是我最喜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所为之疯狂的专业。
据悉，吕教授在信息安全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公开的商用算法SmS4的创始人。他是数字物理噪声源芯片的发明者。曾获得1986年度和1988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度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度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度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金融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度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均为各奖项的主要完成人。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名望遍及信息安全圈内，他桃李满天下。
带着这份神秘的期待终于等到了约定的采访日期7月15日，可是天公不作美，北京大雨。恐吕教授在雨天行动不变，于是打电话延后采访日期，可是吕教授在电话里慈祥地说：“我没问题，家离实验室很近，走几步就到了，你远吗？如果你不方便等我出差回来也可。”我怎么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呢！于是冒雨前往拜访中国的密码学专家。
初见吕教授，他与我想象的一样，是一位白发苍苍、心地善良、目光犀利、襟怀坦荡，敢说敢为的真君子。一见面，他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边给我倒茶，边羞涩地说：“像我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多说话的，话说多了容易让年轻人为难。不说，我又对中国网络很担心。”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从internet引进中国，我就一直关注美国这一伟大的技术成就，现今，我国的计算机网、电话、电视都接入了internet，我搞了一辈子密码与信息安全，这种状况使我严重不安。我觉得我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些事。”
吕教授认为，现在网络的功能越来越偏离最初对网络的利用，知识安全在网络里沦陷，各种商业充斥着网民，更让人不忍的是，它在荼毒着我国的青少年。这在吕教授心里是一道逾越不过的墙，他说现在的网络被商业化得太肮脏了，使他想起旧社会的靡靡之音与鸦片。正因为这么多的不放心，2003年，他成立了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为中国的知识安全体系建设殚精竭虑。
让吕教授更担心的是我国对网络的认识的偏差。他认为这种认识差错容易迷失方向，降低防范意识，使我们本来的传统防线被轻易突破。
网络空间安全的认识篇10
【关键词】智能终端泛在化;小学生;影响;对策
移动终端技术的更新与广泛应用，不管你身在何处，只要有智能终端设备，连上网络，新闻“触手可及”;不知道的“百度一下”！想了解什么;要查询什么;要购买什么……，都可以通过智能终端设备来实现。这给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方便。同时，智能终端泛在化是一把双刃剑，其危害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对小学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如果不能做出很好的应对，将严重影响孩子的个人素质及性格。
一、智能终端泛在化对小学生的负面影响
（一）对小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为了解智能终端广泛存在对小学生学习方式产生的影响，作者以任职的教育区域内小学进行了抽样调查，总计走访14所学校，每校提问人数为20人，其中一、二年级为4人/年级，三到六年级为3人/年级，总计人数为280人。问题：你平时的作业中遇到不会的题目时，你会怎么做？回答请教父母（哥哥、姐姐）的为20.2%，查找课本的为15.5%，其余的均选择电脑网络搜索或者移动设备网络搜索。从数据可以看出，学生渐渐的开始脱离课本，脱离父母，养成了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习惯。
目前，大多数小学生已经开始学会利用智能终端泛在化所产生的方便，学会利用网络逐渐的形成自身的学习方式。但是，学生对网络所产生的依赖性也在逐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搜索到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知识，小学生自身信息少，在甄别信息上容易出现错误，容易将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当成是正确知识。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认知和知识的关系非常密切，知识是通过认知活动而获得的，已有的知识又是认知水平发展的标志。知识已经获得，又可以用于以后的认知活动中。如果经常性的使用这些自认为是知识的内容会对其自身形成很大的知识认知、识别错误，一旦形成就难以纠正。
（二）对小学生语言学习的影响
智能终端泛在化使得人们沟通方式更加丰富，网络语言随处可见。网络语言是一种新兴语言，很多的时髦词汇都出自网络语言，大多通俗易懂，但，也有一些是无厘头的字词，其构成一般是同音字、近音字或者是一些词语歪解。而小学生正处在学习、认知阶段，很多字词都还不能认识、理解，当他们在网络中习惯性使用这些网络语言后，生活中的语言则严重受到影响，特别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字文化精髓，将在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中被糟蹋的面目全非，这会让小学生在文字学习上产生混乱。使用时也会变得似是而非，语言组织也会存在一些偏差，非常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对小学生学习精力的影响
小学生处在为今后学习打下扎实基础的阶段，此阶段获取的各种知识是很重要。智能终端泛在化使各类媒体已文字、图像等多角度地向小学生传递各种信息，令小学生的精力更加分散。根据抽样调查显示，一周上网时间超过8小时的小学生达到56.78%，小学生上网时间随年级的增涨有上升的趋势。平常也发现，高年级的不少同学晚上十点还有人在班级群里聊天。这些现象都会给小学生学习精力造成影响。
（四）对小学生日常行为的影响
首先，智能终端泛在化背景下，使得小学生中“低头族”的大面积出现。其次，小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大部分的语言、行为学习来自于模仿。智能终端泛在化背景下，带给了小学生更多的学习、模仿对象。特别是一些新闻及视频中的不正确的行为，给小学生一个很大的模仿平台。尤其是一些聊天、电影等软件中还会自动跳出不良新闻或者是一些猎奇的文章、视频，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五）对小学生在思想上的影响
小学生正处在思想的形成阶段，思想的形成源于对客观事物发展的积累、吸收、转化。其中转化最为重要！转化的过程是对事物的再认识，再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发展的再总结的结果，这个结果形成人的思想。个人思想形成的来源有很多途径，例如书本、电视、家长、老师、同学、网络等。由于小学生阅历不多，甄别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网络的信息进行很高级别的过滤，因此，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就有了可乘之机，影响到小学生的思想形成。
以上几个方面是网络对小学生最严重也是最常见的影响，作为教育的工作者，应该做到防微杜渐。
二、预防智能终端泛在化对小学生造成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以上影响，对授课学生进行长期观察与调查，提出以下削弱智能终端泛在化负面影响的措施。
（一）政府、网站备案机关、网站、社会携手净化网络空间
首先，网络的不良影响的最大的根源是不良信息的，这些信息大部分来自网站、游戏网站、猎奇网站。要削弱影响，处理这些网站需要政府、网站备案机关进行联手整治，查封不良网站，严惩幕后黑手。在还没能完全清除不良网站的阶段，政府应提供免费的不良信息过滤软件，让网络浏览更安全;另外，政府对网吧申请门槛应该严加把关，不让黑心网吧有机可乘，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彻底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其次，网站广告是不良信息阵地。网站所在公司对提出广告申请的内容及其公司或者单位进行严格审核，以网络文明及道德建设为核心，凡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律不上线;另外，网站的建立需要虚拟空间挂靠、管理，虚拟空间管理公司应该在虚拟空间租赁时严格审核这些申请挂靠的网站，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律不能挂靠。再次，政府、网站备案机关及网络警察形成联动机制，让不良信息无处可逃。在每个网站最下方设置“网络110报警服务”、“网络警察”等按钮，通过点击这些按钮进行不良信息举报，或直接拨打举报电话。接到举报网络警察要及时查办，核实确已违法者给予相应惩罚。
（二）父母努力提升自我，完善家庭网络教育环境
研究表明小学生对家庭环境的吸收非常惊人的。海绵对水的吸收是我们还能控制和想象的，而孩子的内心对环境的吸收，就是我们难以控制和想象的。因为环境中包含了很多信息是我们不能确切了解的，孩子的内心用哪种方式来吸收，更我们难以掌握和理解。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任何的教育都离不开家长，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是父母。父母应该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为教育好孩子和自身提高进行一定的网络安全学习。家长可以严格控制好家庭中网络负面信息在孩子面前的流通;严格控制好孩子上网浏览的内容，安装不良信息过滤软件;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想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
（三）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教育活动
互联网尽管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它的方便、快捷、灵活等多种优点，给予了小学生极大的遨游空间。鉴于此，很多学校开展了相应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任重而道远。所以，学校对校园网仍须严格监控，不让不良信息有机可乘，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干净的学习网络环境。学校在网络教育上也做出更多的行动。例如举行青少年网络文明学习、竞赛等等，还让孩子观看关于青少年因网络堕落的报道，同时正确引导学生对网络的认识，组织网络安全讲座、做网络安全宣传海报、举办网络安全教育班队会等等活动。
（四）社区发挥作用，积极参与网络安全教育
现在社区的活动越来越多，家长、孩子们也经常会在社区进行活动，社区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能够协助政府和学校、家庭进行网络安全教育。
一是社区进行网络安全宣传。首先，在社区的宣传栏进行网络安全知识的宣传，在社区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其次，开展家长和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讲座，为还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知道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但不懂得如何去做的家长提供帮助。二是社区要进行一些与网络安全教育有关的活动。社区可以与学校联合或者与社会联合，组织孩子们进行活动式的网络学习，小比赛，或者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学习、比赛、游戏中去认识、熟悉网络，更好的去利用、使用网络，做一个合格的网络使用者。
（五）社会各界齐出力，方方面面来协助
社会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社会不能很好的对网络使用、网络扩散进行控制时，社会将会是一片混乱，但当意识到这个问题时，社会也将体现出其力量的无穷性。我们要利用好社会的力量，为我国网络安全教育，特别是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做出贡献。
一是群众可以通过在社会上的见闻及自己的理解给予政府、网站等自己的建议，并通过举报渠道对不法网站进行举报，为良好的网络环境做出贡献，对网吧等上网环境进行监督。
二是联合各界进行大面积网络式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有利于家长的重视和自身提升，也有利于孩子认识到网络安全的做法。
三是建立网络社交论坛，宣传青少年网络公约等网络安全、文明教育，为孩子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意识。也能让孩子们在论坛中找到自己的玩伴，互相之间进行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的交流，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
总而言之，智能终端泛在化的负面影响已经迫在眉梢，对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共同联手，为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多的努力，为孩子们能拥有纯净的网络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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