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缺点篇1
关键词：第三方移动支付；风险；监管
一、引言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中显示，我国移动支付业务量约为12亿笔，金额超过6万亿元，从2014年一季度开始这两者的增长率就没有低于过100%，这说明我国移动支付规模正呈现超高速增长。第三方移动支付前景看好的同时也蕴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从以前通过支付宝进行信用卡套现、支付宝客户信息被盗等问题，到现在的补办手机Sim卡盗取支付宝资金、验证码木马盗刷手机支付账户等问题，以及现在还未触发的潜在问题，比如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绑定银行卡后扣款授权问题等均会引发一定风险。而移动互联网支付竞争激烈、门槛低、追求客户体验度、拥有庞大的用户数据、技术创新快、用户长尾性、跨界性等特点决定其存在更大潜在风险。2014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文，从用户支付安全的角度出发，暂停了支付宝和腾讯的二维码支付业务、虚拟信用卡相关业务，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支付监管的质疑。目前新兴的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在定位和监管上比较模糊，而对传统支付行业既得利益的保护以及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的限制则容易扼杀支付业务的创新，这对移动互联网支付的风险评估和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第三方移动支付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监管改进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发展存在的风险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以及移动互联网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三方移动支付以其方便、快捷、费用低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个体的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具体来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存在的风险主要有：
第一，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在进行商品交易时，买方与卖方经过价格枢纽形成买卖关系的过程当中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支付市场的价格体现在“支付手续费”和"支付额度"。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是参与移动互联网支付的主体，包括付款方、收款方和第三方移动支付企业。如果从买卖双方与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第三方移动支付价格形成主体划分为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用户和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两个主体部分。
第二，认知风险。尽管近几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发展迅猛，但是根据易观智库对移动支付用户的一项调研结果，发现目前我国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网支付的接受程度仍然较低。易观智库的调研结果显示，仅46%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表示曾经使用过手机购物，还有21.5%的用户仅停留在准备尝试还未体验的阶段，但是有接近1/3的用户表示没有尝试的意愿。移动互联网支付用户集中在20年～30年龄阶段，占总年龄结构的70%。参与本次调研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在选择互联网支付还是移动互联网支付的问题上，64%的用户表示仍然通过传统pC端的形式进行购物，大概1/4的用户表示主要基于线上线下互动的o2o模式，使用手机购物。对第三方移动支付接受程度不高会降低整个社会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认知，另外，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业态，大部分现有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并没有意识到第三方移动支付所存在的安全风险、操作风险等等，而这些认知上的缺失会阻碍第三方移动支付行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第三，操作风险。移动互联网支付行业发展到当今，推动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始转为用户需求的推动。由于企业的业务创新和扩展更加注重用户需求，简化了操作步骤，忽视了风险的控制，从而导致移动互联网支付相比一般的网络支付风险更大。在移动互联网支付中主要涉及手机、手机操作系统、移动支付客户端、移动通讯网络等，因此可以从硬件设备和软件技术两个方面考察技术风险的构成。硬件设备方面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硬件设备的容量、配置、运行速度等方面不能满足正常支付需要，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例如交易正在进行过程中设备突然失灵造成交易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产生损失，或手机丢失，不法分子利用屏幕油渍痕迹破解手势密码，盗刷账户资金。软件技术风险主要是指依附于硬件设备的软件的自身存在阻碍交易正常运行的技术问题，包括安全性、可靠性、保密性等，从而给第三方支付公司带来损失的风险，例如手机系统和手机应用，自身的漏洞给手机支付带来了内部风险，为木马、病毒及钓鱼网站等外部风险的发生提供了滋生土壤。
三、与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的指导意见及管理规定
目前中央银行等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七个与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有关的指导意见及管理规定。
第一，《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金融与先进技术、支付渠道与工具相结合，从催生出大量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务。为促进我国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健康发展，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非金融机构支付的主体、交易行为、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等进行规定。
第二，《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随着支付宝、腾讯虚拟信用卡业务及二维码支付等支付业务规模膨胀，其所蕴含的风险逐步引起监管层的注意。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可能发生的支付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3月下发紧急文件，叫停了二维码等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
第三，《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及《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为促进手机支付及网络支付健康发展，防范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3月向第三方支付机构下发以上文件草案。文件中对于手机支付以及网络支付业务的合法以及非法边界进行界定，同时为加强央行对资金流动的监管，防范洗钱等行为的发生，对于通过第三方账户支付以及转账的金额进行了限制。
第四，《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为保护商业银行客户的信息、资金及账户安全，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2014年4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以上通知，从保护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出发，对一些针对性的问题进行了细化规范，例如客户身份认证、信息安全、第三方支付机构资质和行为等。
第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明确监管责任，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个部门了以上指导意见，意见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各环节的监管责任进行了明确，其中对于互联网支付明确规定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
第六，《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进一步规范非银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7月《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管理办法对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认证、支付限额、业务范围、监管等作了较为明确规定，特别是对通过第三方网络支付金额以及转账进行限制，引起一定争议。
四、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1.缺乏针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管理规定。尽管监管机构已经出台一系列与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的管理办法及指导意见，但是分析发现这些管理规定仅仅涉及第三方移动支付某个环节的监管规定，例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主要对非金融机构的支付牌照的申请等进行规定，而《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则是主要对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及支付环节进行规定，尽管《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于网络支付、网络与信息安全、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的监管责任进行了划分，但是其规定的对象是对整个互联网金融业务各个环节监管进行的规定，而对于第三方移动支付则缺乏有针对性的详细的管理措施出台。另外第三方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业态，由于其存在方便、快捷、费用低的特点，因此应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发展及创新进行鼓励，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支付形式，其主要依附于其现代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因此该种支付形式也存在较大的技术操作上的风险及外溢风险，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的管理规定对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进行规范管理。
2.第三方移动支付的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监管对象不明确。首先，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主体的职责不清。根据第三方移动支付产业链各环节所对应监管机构，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信部等共同监管。但是对于产业链各环节的监管机构，在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发生过程中，应该履行的职责，目前仍缺乏详细的规定。尽管《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各环节的监管有所规定，但是由于其主要面向的是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因此其职责界定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其次，监管对象不明确。第三方移动支付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用户提供与银行或金融机构支付结算系统接口的通道支付服务，移动支付机构存在业务复杂、风险较高的特点，因此第三方移动支付应该与一般的第三方支付或非金融机构支付进行区分。但是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管理、监管等均没有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的性质进行区分，而且监管层出台的其他一系列有关非银支付的管理规定，也没有对非银支付的种类进行区分。另外根据第三方移动支付账户可以分为账户式以及通道式，账户式的性质更加接近“银行”及“银联”，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以及清算功能，而通道式则仅充当货币支付的通道，因此两者的风险重点不一样，监管的侧重点也应存在区别。
3.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缺乏信息交流机制。第三方移动支付主体众多、产业链复杂，同时在监管上又涉及到多个监管机构，另外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用户又缺乏认知，因此强化各监管机构、移动支付各个产业链及用户之间的监管信息、风险信息、客户信息、交易信息等的交流与共享，一方面可以降低整个第三方移动支付操作风险及认知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各产业链共同发展，降低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风险以及外溢风险，同时又可以避免监管机构与各产业链之间监管断层的出现。但是目前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监管机构与用户、各产业链之间均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而各产业链之间尽管存在诸如安全联盟等信息交流机制，但是仍然缺乏大规模应用。2010年8月，支付宝与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合作启动风险联防计划，通过该风险联防计划支付宝通过与银行紧密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在支付发生时通过智能判断订单状态，以防止用户陷入网络钓鱼等陷阱，通过该计划使得相关案件发生率降低98%。2011年6月，支付宝联合多家公司，包括银行、安全公司、第三方支付企业、电商企业等各产业链企业，以强化用户支付安全为主要目的，成立了首家安全支付联盟，各个联盟成员之间主要通过成员间共享技术、数据、情报等信息，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实现紧密的合作。
4.缺乏针对性的行业自律组织，企业内控制度不完善。为降低第三方移动支付面临的风险，除需要政府的官方监管之外，也需要加强行业自律以及企业内控制度，从而形成内外结合的监管体系。但是目前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既缺乏有针对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同时企业的内控制度也不完善，从而增加了政府监管难度。第一，缺乏针对性的行业自律组织。一个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除了需要政府的官方强制监管之外，通常还需要半官方组织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从而对政府的监管进行补充。但是作为第三方移动网络支付，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第三方移动互联网支付行业协会，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是目前第三方移动支付唯一的全国性自律组织，但是由于目前支付清算业务的种类众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很难制定对第三方移动支付行业有针对性的行业规则和标准，从而使得目前的行业自律大打折扣。第二，第三方移动支付企业内控制度不完善。第三方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形式，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管理规范，监管模糊，且缺乏有效的行业自律，因此使得第三方移动互联网支付相关企业对内控制度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2014年超过20G的海量用户信息，被支付宝员工在后台下载并有偿出售给电商公司、数据公司，尽管事后被证明并没有泄露客户的私人信息，但是这也暴露了相关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的现状。一旦用户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收集，并用于其他目的，其带来的金融损失及社会影响将不可估量。
五、加强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的建议
基于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存在的风险以及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监管机构应采取制定针对性管理规范、明确监管机构责任，强化分类监管等措施，从而建立和完善第三方移动支付监管框架，促进整个移动支付产业的高效发展。
1.制定针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管理规范。例如2015年8月10日，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支付限额进行了限制，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防范风险，但是被一部市场人士解读为可能会影响非银支付业务拓展，遏制市场创新，并可能存在偏袒银行支付业务之嫌。
2.明确监管机构责任，强化分类监管。第三方移动互联网支付又存在不同分类，通道模式支付业务只是从事接收、发送支付数据的服务，仅仅起到支付通道作用，并不存在货币创造能力，其风险主要集中在操作技术层面，而账户模式支付业务则具有货币创造能力以及支付结算功能，具备类银行及银联的作用，将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构成安全隐患，因此以上两种业务的监管重点也应存在区别。
3.建立第三方移动支付信息交流机制。用户缺乏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认知，一方面因为第三方移动支付是新的支付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缺乏对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信息的了解。因此产业链相关企业要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市场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信息的了解，同时监管机构应定期市场监管相关信息，逐步培养用户以及市场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认知。
4.建立针对性行业自律组织，完善企业内控制度。应完善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企业内控制度。具体来说要加强对相关企业的员工的风险意识以及职业道德的教育及培训，从而提高员工的内控意识，更大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还应该建立企业内部责任的分工制度、权利制约制度、奖惩制度等制度，以此来提升第三方移动支付相关企业的管理水平，从制度上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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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缺点篇2
论文关键词：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财政，蛙鸣博弈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背景下，需要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调节各地区财政能力差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但是，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在科学、合理、规范、公正、透明等多方面存在尚不尽如人意，在某些地区，“跑项目、跑专项”的“跑步前进”成了地方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地方财政视角研究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能够为我国正在深入推进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一、理论研究综述
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及其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对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行为影响的考察上比较缺乏。西方研究转移支付，主要是围绕“粘蝇纸效应”展开。该理论认为蛙鸣博弈，中央政府拨付的钱会粘在它到达的地方部门，从而增加这个地方政府的支出，而增加的支出水平大于本地政府税收增加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Gramlich(1977)[2]就是说，地方公共部门获得的中央补助趋于留在公共部门，地方政府获得的财力增加被以不恰当的比例运用于公共开支，而不是通过合理削减地方税收等形式让利于地方居民。美国学者muntsang和HenryLevin（1983）在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借用了经济学分析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发现：转移支付会对地方政府的偏好、公共物品提供的价格和收入制约产生影响。众多的文献研究都表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产生替代还是刺激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国内“转移支付与县乡财政研究”课题组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县乡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中也发现，县乡政府在转移支付的使用上，获得最大优先待遇的是“保工资、保运转”的首要之地行政管理部门，“促发展”的基本建设成为第二优先，然后才是“保民生”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郭庆旺和贾俊雪则指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总体上没有很好地顾及各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和财力状况，考虑最多的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3]martinez-Vazquez等通过对中国省级政府在财政均等化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经常会受到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及寻租活动的影响免费论文下载。[4]而很多学者们主要从博弈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如：陈欣（2007）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KmRw模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央的激励机制设为模型的假设条件，这为改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另一视角的思路。薛黎明、王宁（2002）对两类地方政府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状况进行了经济分析，说明中央应该把地方政府的收入努力程度作为衡量转移支付量的重要依据，这样才能使地方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使中央有限的转移支付量在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得更加有效率、公平。陈志楣，龙花兰（2007）运用博弈论思想，分析了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解释了由于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缺陷，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中过分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影响了财政均等化目标和中央政策目标的实现。
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针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影响的现况，运用蛙鸣博弈模型，系统分析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财政“钓鱼”、“藏富不露”、争取外税源和“挪作他用”等行为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1、转移支付依据不清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依据是合理划分后的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目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财权的划分比较明确，但对事权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具体事务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还存在着事权不清，交叉重叠的现象，经常会因财权与事权不统一，造成部分财政支出的责任不清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加大了上级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下级财政支出却超出了公共服务的范围蛙鸣博弈，难以保证转移资金的合理使用。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对事权和财权支出范围的随意和盲目划分，拨付出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随意性很大，产生上下级政府对同一项公共服务重复提供或对某些地区急需的公共服务因上下级政府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的现象，而且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很难快速和明确地界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配，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同时，也由于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清，使得转移支付在测算时无从着手，造成测算不准，使得转移支付额无法将财权与事权有机的融合。这种状况对地方政府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都带来较多的不利影响，加速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
2、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总之，政府转移支付的不规范不仅影响到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而且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借机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行为，这些行为也正在不断加剧政府间财政的不平衡性。
3、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不规范
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尽管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在资金分配过程中仍然产生出了许多问题。一方面，目前现行的转移支付，在测算级次上，只是以省为单位进行测算，而没有考虑不同级次政府支出标准的差异，这样对测算的准确度难免有一些影响，容易产生不合理的分配结果。此外，在因素的选择上，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较少蛙鸣博弈，有些因素的选择和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支持。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为保护各地区的既得利益，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对地方的税收返还额按基数法确定，原体制的补助和上缴办法仍然保留，形成了一省(地)一率、一省(地)一额的非常不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按“基数法确定税收返还既不考虑各地区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也缺乏比较合理的客观标准。这导致了不规范的分配模式。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各地区间财力的不均问题。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财力性转移支付7125.37亿元，但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仅2503.82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7.9%，少于按因素法测算的25个省（区、市）标准收支缺口。[5]另一方面，转移支付资金在上解与拨付间层层受控，历时较长。这种资金运转方式，使得转移支付资金在各级政府间被无意义停留、占用，直接影响资金的及时使用。而且，在层层上解与下拨过程中，所用到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费用直接构成了转移性支出的成本。更甚者，在规范程度较低的背景下，争取上级资金拨付而投入的其他交易成本也因层层控制的体制而增多。
4、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
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全部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就目前情况看，转移支付各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纳入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监督的范围，地方预算编报的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和数额很不完整免费论文下载。这是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下达时间晚，使得地方预算的编制、审批和执行无法按时进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实际上是很不完整的预算方案，等到上级转移支付指标下来后，又无法再召开人代会审议，只好由行政首长和财政部门自由裁量。中央会转移支付多少，什么时候拨下来，地方在编制预算时并不清楚，只有凭经验留缺口蛙鸣博弈，而且这个缺口并不小，在一些省份占年度总额的40%~50%。也就是说，有的省(区、市)每年有40%~50%的财政收入不能纳人人代会的年度预算审议，这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人大的监督作用，扩大了政府对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宪法》、依法治国方略和《预算法》都是不相容的。[6]中央专项补助由财政部下达指标到省级财政部门后，各级政府地方财政部门对无法将中央专款的分配置于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个别职能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在专款再分配的过程中厚此薄彼、为维护自身利益将下级单位的专款用于自身经费支出等现象时有发生。
5、转移支付监督机制缺乏
一是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在我国，每年几千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只有财政部门制定的规章《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来规范，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乏力。相当数量的转移支付资金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例如：2006年，国家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2005年，这些省(区、市)共编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3444.27亿元，仅为实际数7733.65亿元的44.5%，有占总数的55.5%的资金未编入预算，脱离了人大的审查监督。[7]正是由于缺乏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跑步钱进”愈演愈烈。二是缺乏问责机制，中央发现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违规后，缺少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不但助长了不正之风，还很容易产生违法腐败行为。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当成“唐僧肉”，使这个领域变成腐败的高发地带。三是缺乏必设的监督机构和工作职责。我国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面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审计系统，对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还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信息。
6、转移支付激励机制不完善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不合理手段以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行为。由于我国转移支付总量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各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具体国情致使我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弥补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长期以来保持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缺乏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已经对各地收入努力程度实施考核测量，对努力不足的地区中央会相应扣减对其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技术方法尚不完善，对各地方政府收入努力程度的考核不够准确客观，一些地方政府在分取中央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的时候常常不努力增加收入，有意扩大收支缺口。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缺陷对地方财政行为的影响
由于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内在的缺陷，对地方财政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蛙鸣博弈，阻碍了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财政风险和腐败现象出现
1、地方财政风险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34]通俗的讲，地方财政风险即指由于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引发的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进而使地方财政平衡运行遭到破坏的可能性。[8]在我国，由于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失范，促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出现。具体表现在：
（1）各地方财政苦乐不均。一方面，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上是以“基数法”来计算的，使地区之间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地区间财力极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财力十分吃紧，并且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较弱。[9]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使得有的地方财政部门“赤字于预算内，结余于预算外”，甚至想方设法扩大赤字，以便向上级财政寻求财政援助、与其讨价还价，结果是穷也赤字，富也赤字，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到位，真正困难的地方财政得不到应有的财政支持。
（2）“富省市，穷县”问题突出。从2005年我国新增财力分配格局看（马国贤，2007）[10]：中央得54%，省本级得15%、市本级得24%，而占人口60%的县财政只得7%。据统计，全国有60%~70%的县级财政处于贫困状态。一般而言，产生“富省市、穷县”的问题不是我国转移支付规模所致，而是转移支付在原则、政策、结构等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存在着自利主义、道德风险等问题，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财政自利”的影响下，也会造成更多的收入“渗漏”，中央和省市财政总是在优先考虑当年自己的各种开支后，才决定给地方多少，实际转移支付大大小于现实标准，资金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一笔专项资金拨下来之后，省、市、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主持资金的运作，还要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结果最终到达乡镇政府的资金所剩无几的地步免费论文下载。例如，1998年按公式计算应转移支付630亿元，而实际转移支付22亿元，致使一些县级财政超负荷运转处于贫困状态。[11]
2、地方财政的腐败现象
从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并没有对财政腐败做过准确的定义。通常，我们把“财政腐败”界定为财政领域中的官员为了个人私利蛙鸣博弈，利用某种垄断权（包括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所进行的滥用公共权力，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偷税漏税以及在为民办事中的拖拉、推诿、扯皮等渎职行为。在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下，地方财政腐败现象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地方政府“跑部钱进”。“跑部钱进”中主要“跑”的是有资金、项目等审批分配权的中央部委，“钱”主要是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有关项目所带来的资金。由于各地得到多少应该得到多少中央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各地政府对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转移支付是高度不确定的，又加上政府要来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因此，地方政府竞相“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于是乎，部分掌握中央转移支付审批权的部委官员禁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不该批的批了，该批少的批多了。如国家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披露，当年财政部在分配社会保障、中小学建设等10项补助资金时，将国家明确规定不应给予补助的地区和单位纳入补助范围，共超出范围安排5亿元。[12]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跑部钱进”的结果往往是有“办法”、有“门路”的得“好处”；财政资金严重分散，使得财政资金统筹安排成为空话。这不但财政困难状况不可能从支出管理方面得到改善，而且财政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被降低。
（2）挤占、截留等现象屡禁不止。在目前地方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吃饭”钱，以致挤占、截留资金以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难以防范和避免。全国人大代表李焕然发现，一所学校1404名学生，按当时的拨付标准有10万元经费，实际到位的却只有6万元。不只是教育，中央对公路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和农业的财政补助也经常遭到“截流”的厄运。
（3）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县财政支出上升速度并不慢，尤其是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的上涨速度接近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县，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并不与经济发展状况挂钩，虽然经济越发达，官员的收入会高些，但对贫困地区来说，官员的收入会向发达地区看齐，其途径往往是变相寻租，因为在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收入增长需求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其他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也就相当于政府运用权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收入再分配。不可否认，地方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用在了租金分配上。
（二）地方政府不合理财政行为产生
1、财政“钓鱼”行为
财政“钓鱼”顾名思义：就是地方政府钓“中央财政”的鱼，即中央政府给钱地方政府配套。2008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4万亿投资计划中蛙鸣博弈，中央政府只承担其中的1.18万亿元，其他将近3万亿元要靠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来承担。这项计划出台后，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的向上申请项目，公布的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已高达18万亿元，几乎三倍于2008年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财政钓鱼”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正明曾说，配套资金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初步测算，一些专项拨款至少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比例为30%-40%。[13]一些贫困地区的市、县级政府自有财力本来不足，往往超出自身的财力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而当争取到项目以后，相应配套资金不足，于是出现了不少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了财政负担，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2、“藏富不露”行为“藏富不露”行为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而把自身真实的财政情况隐藏起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存在依赖现象，为获得较多的转移支付量，经常不努力征税，造成更大的财政缺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真正需要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却得不到，而有的地区却藏富不露。这样对于某一地方来说可能是利益更大，但负作用于全局财政策略，会混淆真正贫困地区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区，浪费了中央财政有限的拨款，同时也损害了努力增加收入地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已成为了一条铁律免费论文下载。有的地方隐瞒实际财力，藏富不露，争做财政贫困县，为的也是多向上面争取资金。据有关媒体报道，神木县是陕西经济第一大县蛙鸣博弈，却赫然出现在省级重点扶贫县的名单之列。并且，为获得扶贫贷款，陕西经济“五强”县中有四个跻身国家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
3、争取外源税行为
地方税理应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之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一直偏小。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国税任务，获得税收返还补贴，在内部税源无法满足税收要求的情况下，便采取引税、挖税等获取外源税的手段。同时，各地方政府提倡和鼓励各单位创收，互相压低税款征收比率，提高好处费支付比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这种做法形成了虚假收入，并导致政府虚假政绩，弱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同时，税源缺乏坚实税基，将危及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4、“挪作他用”行为
地方政府在安排地方支出项目时，通常按如下的顺序排列：行政管理费、楼堂馆所建设、直接生产投资等，而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则位于稍后的次序上（朱玲，1997）。因此一个地方财政收入极度匮乏，行政管理费也能得到优先满足。这也就是说，本应“渗漏”到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却被地方公共部门挪作他用。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财政部门将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挪用于本部门支出，改变了上级财政部门下达专项补助资金的指定用途。如一些地方用无规定支付内容的转移支付资金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地方财政部门将收到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进行重新分配时，将指定用于某地或某项目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调给异地或其他项目蛙鸣博弈，改变了资金原有用途。三是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拨付用款单位后，使用单位未严格按指定用途使用，将资金或用于弥补本部门经费不足，或改变用途用于其他支出。如一些地方财政处境困窘，往往在上级财政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后，有的平衡了财政预算，有的视为利益，分配给了部门使用，还有一些只靠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过日子的乡镇财政，由于负债累累，不得不用转移支付资金偿还债务。
三、地方政府间蛙鸣博弈模型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主体往往会利用政府间转移制度的不完善性，从局部利益出发，采取某些不合理的财政行为，使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均等化效果不佳。在此，本文引用了蛙鸣博弈模型，[14]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之所以产生一系列不合理的财政行为的原因。
1、蛙鸣博弈模型
蛙鸣博弈研究的是环境条件因素对生物进化过程影响的问题。在蛙鸣博弈模型中，是将青蛙特定器官、行为的进化作为一般的2x2对称博弈进化的例子进行分析讨论：长期进化过程使雄蛙鸣叫响亮，雌蛙听力超群。而青蛙进化发展出这些雌雄不同能力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繁衍机会，把自身基因最大限度遗传下去。这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行为是极其相似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会理性地考虑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到了公共产品选择时就会变成没有个人利益，只考虑公众或组织利益的无私的人。而且在官僚个人利益之外，政府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也存在着政府的机构利益。“没有集团的利益就没有集团”。政府组织作为一个集团，主要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会努力争取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补助。所有政府官员都有争取本地方和部门预算最大化的冲动，并且部门和领导也会预期，即使他们不从财政资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多余的资金，其他领导和部门也会选择这样的预算策略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财政行为是可以用蛙鸣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的。
首先，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假设：
（1）博弈方：两个都是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分析的框架是反复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随机抽取一个成员配对进行博弈，即可以是富裕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是落后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
（2）行为策略：博弈方都有两种行为方式：争取；不争取。如果他们都不争取，则不会获得额外的转移支付资金，使他们获得的利益不多，假设为0收益；如果有一地方政府积极争取，那么他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机会为m，0.5
（3）行为策略的采取比例：博弈方中可能采取“争取”与“不争取”的比例为x、1-x。
（4）得益矩阵。随机博弈中两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得益矩阵如下图1-1。
地方政府2
争取不争取
p-z，p-z
m-z蛙鸣博弈，1-m
1-m，m-z
0，0
争取
地方政府1
不争取
图1-1蛙鸣博弈模型
2、蛙鸣博弈模型分析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取决于其中p，m，z的具体(或相对)水平。根据上述假设，p-z>m-z是成立的。
如果m-z
如果m-z>0，当p-z
如果m-z>0，当p-z>1-m时，即如果争取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大于争取到的成本，且当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的收益大于没有积极争取的地方政府的收益时，那么两地方政府都争取是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因为此时争取对两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上策。
上述分析说明，在这个蛙鸣博弈中，除了争取与不争取在获得转移支付资金方面有差异以外，争取成本代价大小也是决定地方政府是否争取的关键因素。这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否争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好坏，即在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获得“争取”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机会会减少，成本会增加，此时地方政府是不会积极争取的，反之亦然。上述结果如图1-2所示：
上述建立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策略博弈描述了地方政府从自利的角度对是否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选择，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也不能说明地方政府从不争取到争取的转变过程。
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政府比例为x，随着时间和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环境的变化，该比例的变化率取决于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的原有比例以及鸣叫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收益。由于上述博弈关系是2X2对称博弈，其复制动态方程为:
=
根据该复制动态方程，可求出其三个不动点，也就是可能的稳定状态点分别为：
x*=0蛙鸣博弈，x*=1，x*=（m-z）/(1-p)
当0
当(m-z)/(1-p)
这时候复制动态的惟一的稳定均衡点，是x*=0，也就是所地方政府是不鸣叫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是规范有效的，从所有地方政府都是从不争取开始，那么即使出现少量的地方政府去积极争取，它们也会很快不争取。即使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争取的极端情况，在中央财政严格的监督和很好的激励措施下，最终还是会趋向于所有地方政府都不争取的均衡免费论文下载。
最后，当(m-z)/(1-p)>1时，也就是m-z>1-p（p-z>1-m）情况。即两地方政府都争取的收益大于某一地方政府争取获得的收益的情况。此时，复制动态的三个不动点中也只有x*=0和x*=1两点符合要求（如图1-5所示）。此时，进化稳定策略是x*=1，也就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争取。这种情况只有在转移支付制度分配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监督乏力，又没有很好的激励措施情况下产生，这时争取的收益大大超过成本代价。
简言之，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态度争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蛙鸣博弈，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安排有密切的联系。如转移支付规模、结构的确定，监督机制和激励措施都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
四、结论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制度尚不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存在很大的政策博弈空间，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而采取不合理的财政行为，使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一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收支责任，这不仅仅是分税制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进行政府间财政间转移支付的一个基本前提。二是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这是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的根本依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而政府拥有的基本服务能力均等化及财力均等化都作为次级层次目标。三是科学构建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制度结构，逐步缩小税收返还规模，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规范与清理专项转移支付，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透明度。四是合理确定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既能够恰当体现中央的权威，而非过度集权；既能够使中央拥有较充足的财力来缩小地区间公共提供能力的差距，又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税收筹资的积极性，避免对上级政府的过度依赖。五是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的审批监督程序，编制转移支付的专项预算，并按预算审批监督程序报同级人大审批。并以法律形式明确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司法和审计手段，对违法、违章者加以相应的制裁。六是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机制，减少下级政府的不作为心理并对其“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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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缺点篇3
关键词：移动电子商务电子商无线互联网
移动电子商务（m-Commerce），是指通过手机、pDa（个人数字助理）、笔记本电脑等移动通信设备与无线网络技术有机结合所构成的一个电子商务体系。移动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方式，充分利用了移动无线网络的优点，是对传统电子商务的有益补充，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移动电子商务的内容及特点
移动电子商务可以进行pim个人信息服务、移动定位服务、商务交易服务（包括购物、支付等）、娱乐消费服务（包括铃声、图片下载、电影票订购等）、移动营销服务（包括手机炒股、手机等）、移动广告服务（包括图片广告、文字播报等）、移动商情服务（包括信息定制、手机调查等）、移动办公服务（包括oa、移动供销存管理等）、移动浏览服务（包括手机报、移动文学等）、移动游戏服务、紧急避险服务、移动公益服务等。
通过移动电子商务，消费者可真正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服务、应用、信息和娱乐。和传统基于因特网的电子商务相比，移动电子商务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交易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第二，移动终端拥有者的身份相对固定，可方便地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移动交易服务；第三，通过移动定位技术，可以提供与位置相关的交易服务。
二、我国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检测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实物交易规模达到26亿元，同比增长370%，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移动电子商务目前正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企业应用成为发展热点，呈现出广泛渗透、规模扩张的特点。当前跻身移动电子商务的企业类型较广，包括大型企业管理软件厂商、移动服务提供商、新兴it公司以及网络公司等。国内各移动电子商务运营商的市场份额被几家大的运营商所占据，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亿美软通、新网互联、用友移动商街，这三家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整体市场的40%，剩下的大部分市场空间则基本被汇海科技、中科聚盟、天下互联和其他小型厂商所瓜分。
艾瑞咨询预计到2012年，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市场用户规模将达到24957.2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网购物，增值的SmS（SystemmanagementServer）也广受欢迎，而且越来越多的预付充值购买通过移动手机就可以完成。
在金融服务、资讯信息、网络游戏等领域，特别是在酒店、旅游、交通、餐饮等客户流动性大、随机性高的行业，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2010年上半年，国内旅行预订网站开始纷纷入驻手机终端，推出了手机预订功能，开通手机网站实现了酒店和机票预订服务的功能。中国银联开通的移动poS业务，使移动电子商务业务突破信息商品的范畴，除了用于旅游订票，还应用于上门售票、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不受时间、场地和线路限制的商务交易活动。我国已构建了以央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为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快速高效、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渠道。
三、移动电子商务面临的问题
1、安全缺乏保障。移动电子商务面临的最大障碍便是保护用户的合法信息（账户、密码等）不受侵犯。解决安全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是技术，通过研发新技术为移动电子商务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如密码、密钥、Sim智能卡、防火墙等；其次是信用体系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信用制度更显重要，我国目前的信用体系建立得不够完善，严重威胁交易的安全性。法律对于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需要在移动商务的实际运用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完善信用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2、存在带宽问题。与有线相比，对无线频谱和功率的限制使其带宽较小、带宽成本较高，同时分组交换的发展使得信道变为共享，时延较大，连接可靠性较低，超出覆盖区域时，服务拒绝接入。因此，服务提供商应优化网络带宽的使用，同时增加网络容量，以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
3、缺乏良好的商业模式。传统电子商务的商务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成熟，移动电子商务想要发展就必须寻求良好的商业模式，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创造好的商业模式需要整合价值链，做好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其中移动运营商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中心地位，提供基础设施的维护和运
[1] [2]
营，在应用服务和终端用户之间提供基本的信息和数据沟通。
、业务范围不大。到目前为止，移动电子商务的应用更多地集中于获取信息、订票、炒股等个人应用，缺乏具吸引力的应用，这无疑将制约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计世资讯曾对家独立软件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进行调查，其中只有.%的被调查者已经为用户部署了移动商务，另有.%的被调查者还没有为用户部署移动商务，而部署了移动商务的被调查者中.%只是采用了短信技术。数据表明，我国移动商务业务范围不大，有待进一步开发。
、移动支付缺陷。国内移动电子商务的支付手段主要有两种：物流公司代收货款和充值点卡代收。前者基本为货到付款，物流企业代收。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目前中国物流行业鱼龙混杂，物流企业与商家的结算风险较大，而且结算周期相对较长。而充值点卡代收方式相对比较保险，但也仅限于小额支付，一般在元内，消费产品以虚拟产品为主，如、道具等。因此二者都不尽如人意。就移动支付产业链而言，其核心成员包括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平台。三种角色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移动支付市场中存在众多细分市场，包括帮助商家处理移动支付业务、提供安全性解决方案、提供针对不同行业的手机支付解决方案等。如果建立了共赢的商业模式，对于商户、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结束语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4
关键词：移动支付；商业模式；产业链
移动支付，也称手机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者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机构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行为，从而实现移动支付功能。移动支付将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相融合，为用户提供货币支付、缴费等金融业务。
一、发展现状
我国的移动支付开始于1999年，由中国移动与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在广东等一些省市开始进行移动支付业务试点。短短十几年，我国的移动支付已由最初的手机银行服务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致可分为4种：
以移动运营商为主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在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直接从用户花费中扣除交易费用或者在专门的移动支付账户中扣费，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参与交易，例如手机支付和手机钱包等。
以银行为主的商业模式。这些年，各大银行借助移动运营商的网络传输，充分挖掘手机银行客户，将手机与银行账户进行绑定，在手机银行上面附加移动支付功能，比如话费充值、购物、小额取现等等业务。
以银联为主的商业模式。银联是我国银行卡信息交换网络的金融运营机构，借助原银行的网络体系实现各银行的相互联通，对整个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仅如此，银联也开发自己的手机支付产品，诸如“闪付”。
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主的商业模式。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产业链中是独立于移动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利用移动运营商的网络和银行的结算资源，在移动支付中进行身份验证和支付确认，为整个交易进行担保，如公众熟知的有支付宝、财付通等。
二、存在问题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目前为止还不完善，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如下：
（一）安全问题
在移动支付的整个过程中，涉及主体多，环节多，安全问题自然成了服务提供方和用户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影响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于移动支付的提供方而言，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关于移动支付的技术标准尚未统一，存在多种移动支付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技术标准平台构建的移动支付业务流程之间又存在内生性冲突，加之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想放弃自有方案，使得支付安全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第二，移动支付中的无线通信安全技术仍然不成熟。虽然无线安全技术发展迅速，但是电子商务的支付环境也日益复杂，且移动支付终端设备的无线通信安全技术本身存在诸多漏洞，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系统易受黑客的恶意攻击。
对于用户而言，安全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移动支付是比较新的事物，用户对于移动支付过程中的风险认知还不完全，不少用户都收到过垃圾短信、诈骗短信，甚至遇到过诈骗行为，而在支付过程中又涉及到资金和个人隐私，加之用户的防范手段相对有限，进一步加深用户对于移动支付安全性的担忧。
（二）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缺乏合作
通信运营商、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是移动支付产业链中的三个重要主体。其中，通信运营商拥有庞大的手机客户资源和开展支付活动的技术基础，但通信运营商的用户信用管理却较弱；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和支付渠道，有广大用户的信任，但移动支付业务却不是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且金融机构无移动通信技术；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金融机构和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中间平台，拥有移动终端资源，但市场管理经验、资金运作能力、客户管理能力又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缺陷。各主体各有优势劣势，都想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协作关系松散，利益分配失衡，各类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造成了极大浪费。
（三）政策法规问题
近些年来，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受到我国现有法规政策的限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速度，导致第三方支付、小额支付等在实际操作中暴露诸多问题；第二，移动支付执法力度不足，由于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移动支付双方权责不够明晰，使得移动支付提供方可通过复杂的格式化合同巧避责任；第三，监管体系尚未完善，目前出台的监管措施更多的是针对电子支付或支付服务整体的，专门针对移动支付的有效的行政监管措施依然处于缺失状态。
（四）用户接受度低
目前我国手机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普遍接受程度还较低。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重物质轻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短信诈骗事件时有发生，使得用户对于移动支付的信心不足；第二，很多用户对于移动支付本身的认知有所欠缺，对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还不太熟悉，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因此，若要养成广大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还尚需时日。
三、对策建议
（一）安全方面
要解决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提高交易安全性，一方面要从移动支付的提供方入手，产业链上各主体共同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移动支付业务标准体系，消除目前多元化的标准，从而也可以降低各主体的研发成本和交易成本。除此以外，要加速无线网络通信安全技术的研发，通过不断创新移动客户端的安全认证方式和网络传输过程中进行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的识别系统，强化业务安全性，以适应电子商务复杂多变的环境，以此保障用户的资金以及个人信息安全。
另一方面，积极防范和打击犯罪，充分研究可能存在的移动支付犯罪形式，做好预防工作，让用户放心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购买。同时可向用户宣传常见的犯罪手段和防范措施，提高安全意识，例如在移动设备中安装安全软件、使用较为复杂的密码、浏览安全的网页等。
（二）加强合作
针对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各自为政，浪费资源的现象，应加强三方的合作，构建金融机构与移动运营商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协助支持的有效模式，建立独立的移动支付平台，三方共同合作开发移动支付产品，明确三方定位，各司其职的同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推进产业链的升级，通过创新增值服务的方式来调整三方利益分配的关系，提高产业链的运营效率，实现产业链上合作共赢的局面。
（三）政策法规方面
我国相关部门应加快移动支付法规政策的完善工作，明确通信业务产业和支付服务产业的发展政策，对移动支付涉及的各个主体的职责进行确定，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和行业标准，包括准入政策、监管政策、服务政策等等。可借鉴日本、韩国等国的先进经验，通过移动支付消费退税等政策积极引导移动支付的发展。要尽快出台具体的移动支付监管办法，强化客户身份识别和大额的、可疑的支付交易的监测。
（四）培养用户使用习惯
为了提高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接受度，改变用户的消费支付习惯，可从重点人群、重点行业、重点业务切入推广。首先是重点人群，年轻人追求时尚新鲜，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速度快，可从年轻人群体开始逐步向全社会推广；其次是重点行业，可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例如水电费缴纳、超市购物等场合推广移动支付产品；最后是重点业务，可立足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先推广小额支付以建立信任，在此基础上再推广高端消费和大额消费，逐渐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来引导消费者的支付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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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缺点篇5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缺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律体系预算约束
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就应运而生。经过了二十年来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规模在不断扩大，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但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却存在严重缺位，造成转移支付的不稳定和缺乏规范，因此，对于财政转移支付法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现状及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并未制订有关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专门法律，只是以法律确认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等规范性文件中的个别条款上得以体现；在两部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均被废止之后，现阶段我国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文件只有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文小才（2007）认为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体系立法层次低、效力差，刚性约束力不强；内容粗放、随意性强；且建设滞后，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朱丘祥（2008）认为财政转移支付主体及其权力（利）义务不明确，地位不对称、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导致该接受转移支付的区域因为公关能力不强而与拨付资金失之交臂，而且权力寻租现象也助长腐败的滋生与泛滥。姚怡听（2008）认为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专项转移支付的工作机制和程序亟待理顺、规范；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缺失。没有专门机构对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统一安排和管理，使来自于不同口径不同种类的财政转移支付之间目标不统一，标准不合理，政策功能相互冲突，政策目标难以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与支付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使支付对象、资金数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都带有随意性和人为因素。文小才（2007）认为对财政转移支付违规违法行为责任的认定和处罚缺少全面、明确的规定，很多违法行为都以“内部处理”了事，这样一些单位和个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有关规定视而不见，影响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权威性。刘英（2008）认为我们在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组成转移支付制度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各自的实施目标、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上依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主体还不十分明确，监督乏力，缺乏应有的刚性约束。谭金可，宋槿篱（2008）认为应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以纵向为主、横纵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实行立法倾斜，保障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创新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标准，确定合理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秩序，提升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张富强（2010）认为应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公开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接受公众监督。
二、建立转移支付法的国际经验借鉴
对于转移支付法，世界上除了我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以法律为基础进行转移支付。谭金可，宋槿篱（2008）认为外国经验值得借鉴的有（1）“法律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唯一依据”。代表既有联邦制的德国、澳大利亚，也有单一制的日本、韩国。（2）明确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3）合理确定转移支付的形式。（4）确立科学的转移支付额度判断标准。（5）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和监督财政转移支付。（6）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对于各个国家具体的实行状况，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对比转移支付法律的问题，要考虑以下设计原则：法律基础、建立修改程序、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的选择、争端的解决和仲裁。在法律基础方面，Gerard（2001）指出比利时转移支付的发展来源于政治谈判，而macdonald（1996）指出德国的转移支付则来源于《基本法》，在印度，Rao，Singh（2000）则指出其是“宪法规定、体制先例、斟酌和谈判的复杂结合体”，对于南非，其宪法第13章主要涉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建立和修改程序方面，比利时建立在特殊立法之上，需要两个社区的同意（法语区和佛来芒语区），德国的情况是，Larsen（1999）指出所有变动都要真的国家委员会同意，在印度，权利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南非却需要在内阁判断的基础上，征得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转移支付形式的选择方面，比利时以无条件转移支付为主，Bird（2002）指出德国一般是无条件转移支付，印度也是以无条件转移支付为主，在南非，则既有无条件转移支付，也有条件转移支付。在争端的解决方面，主要有宪法条文、专家政治谈判、协商、行政程序以及司法审查和裁判五种方式，除印度以外，以上五种方式三个国家各有侧重。
三、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建议
任何法律的建立或者颁布，首要解决的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吴颖（2007）认为转移支付法立法应该具有法理基础，包括规则和自由裁量权以及经济学法理。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焦麦青（2007）认为立法模式有两种可以选择，一种是纵向型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一种是横向型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并分别评析了其特点，但无论是哪种模式，要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相匹配。在我国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的建立方面，孙健夫（2012）认为建立转移支付法律的原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法定原则；公开原则。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6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财权、事权划分不对称
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对财权的划分还比较明确，而对事权的划分界定不清晰。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对事权和财权支出范围的随意和盲目划分，拨付出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随意性很大，产生上下级政府对同一项公共服务重复提供或对某些地区急需的公共服务因上下级政府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的现象，而且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很难快速和明确地界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配，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
(二)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尚小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一级的财政收入有将近30%—40%来源于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有的基层组织如美国的学区有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我国的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到2003年已上升为54.6%。如果计入预算外收入部分，这一比例约45%。税收返还是中央政府的法定义务，其目的不是为了扶危济困，更不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把税收返还看作是地方对共享税收入的分享。如果把税收返还约4000亿元计入地方收入，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真实比重应该在30%左右。和国际水平相比这一比例是明显偏低的。
(三)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构成中，用于税收返还及补助的数额偏大，而用于缩小地区差距的数额又偏小。如2003年中央财政总支出预算为15138亿元，中央本级支出7201亿元，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7937亿元。其中，税收返还3404亿元，体制性补助326亿元，对地方的其他财政转移支付4207亿元。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全部财政转移支付的43%。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实际上是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倾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毫无联系，致使西部许多地区由于财政均等能力不足长期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税收返还延续和固化了原有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步拉大了地区差距。财政补助由于缺乏科学依据，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常常出现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问题，明显有失公平。专项拨款也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监督，运作不规范，经常成为地方政府平衡地方财政的工具。
(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缺乏监督
长期以来人们对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方向的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了。我国较大比例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拨付到各部门之后就进入失控状态。目前屡有项目重复设置、多头审批、利用职权对本系统资金安排予以“照顾”的案例。这些违规做法使财政资金难以统筹安排、合理配置，甚至还滋长了政府中狭隘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毒瘤，严重违背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拨付的目标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五)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随意性大
在分税制国家里，有条件拨款(专项补助)的范围一般都限定在具有明显的外溢性、需要两级或多级政府共同分摊其成本费用的某些基础性项目和公益事业项目内，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使用一般都有基础设施建设法规或单项事业发展法规作依据。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专项拨款范围太宽，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预算支出科目，并且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到处“撤胡椒粉”：同时，不少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亦无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和单项事业法规可依，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在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方法都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难免出现资金使用的分散、浪费和低效率。
(六)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不规范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形式中，并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方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目前，仍然坚持“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基数法”计算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额。另外还有一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干脆就根据拨付者的主观判断，而不是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这样势必造成财政转移支付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财政转移支付演变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行为，影响公正性，降低了转移支付的效率。这样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不仅不能适当的解决我国严重的地区间财政收入上的差异，而且加剧了这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异。
(七)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不完善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法律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滞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还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客观上降低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二是没有专门机构对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统一安排和管理，使来自于不同口径不同名目的财政转移支付之间目标不统一，标准不合理，政策功能相互冲突，政策目标实现难以保证。三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与支付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使支付对象、资金数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方面都带有随意性和人为因素，四是对财政转移支付违规违法行为责任的认定和处罚缺少全面、明确的规定，很多违法行为都以“内部处理”了事，造成了一些单位和个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有关规定视而不见。影响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权威性。另外，审计部门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也监督不够。
二、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对策
(一)进一步提高两个比重，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
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无一不是以中央拥有较大财力为基础的。如美国联邦政府掌握了全国财力的60%，日本中央政府集中了63%：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掌握了70%，加拿大和德国中央政府也集中了约50%的财力。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名义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以上，但由于大量的税收返还，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财力增量打了折扣。如果把税收返还约计人地方收入，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真实比重应该在30%左右。和国际水平相比这一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另外，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总体上还是偏低。所以，提高“两个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另外。我国国土辽阔，地区差异大，并且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快速城市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府更需要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惟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有序解决社会矛盾，平稳推进社会转型。当前。许多问题(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的有效解决，也都有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
(二)加强财政立法，制定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法》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纷纷用法律来约束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在德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要由立法机构讨论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范围等也被写入法律，据以计算均等化拨款的税收能力和标准税收需求。其他一些技术性的比例，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在日本，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三种形式都有相应的立法：美国的主要专项拨款由国会法案确定等。他们对财政转移支付中的若干内容，包括政府支出责任、收入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结算办法等，均以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经验。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具体用途、监督形式、处罚规则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的范围
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应当以事权和财权的明确合理划分为基础。我国宪法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进行了规定。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应当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标准，将政府间相互交叉的事权彻底分开，明确各级政府的开支责任，对政府间的共同事务，应当按照支出责任和收益程度的大小确定负担的比例，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归集到具体事务的承担政府。
(四)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计算财政转移支付数额
因素法的基本特征是，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等。可以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公式，对各地的标准化收入能力和标准化支出需要进行测算，以此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在因素的选择上，应全面、客观，用税制因素、人口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实力因素、社会发展因素和特殊因素等确定各地的需求水平。既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财政能力的强弱，又要考虑到各地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成本的差异。改革过程中，可以先选取一些最主要的和数据取得相对容易的因素，逐步扩大采用“因素法”核定的范围，完善评估体系和公式设计。
(五)减少财政转移支付中间环节，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强法律上关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责任的规定；第二，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达到监督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这些制度包括，对项目实行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和对该项项目实行审计制度等：第三，加强和完善对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审计监督。西方发达国家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审计监督相当发达，我们应当借鉴；第四，强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事后监督，特别对专项项目拨付，应当跟进后续的监督。使整个财政转移支付在法制轨道中运行。
(六)尽快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近年县乡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基本保障能力脆弱，相当一部分县(市)财政支出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越来越高，有些县乡财政工资按期发放都存在困难。这就要求省级财政能统筹兼顾，通盘考虑，在规范收支行为的基础上，提高财政的协调功能，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按照均等、效率和可计量的尺度，从广义上确定一个最低补助标准。另一方面，完整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包括中央对省、省对市、市对县乡的多层次的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及省与省之间的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目前，中央对省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好于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相对来说，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步履缓慢，这势必影响了我国整个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全面确立。
(七)成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构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机构建设可借鉴澳大利亚模式——政府机构加咨询委员会型，一是联邦国库部，二是联邦拨款委员会。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的确定和支付资金的拨付，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而非纯粹的咨询机构。该机构还可负责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效果进行调查、追踪、反馈、监督和考评，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可能统一，不断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八)逐步建立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实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为辅、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我国中央政府财力比较紧张，具有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体制原因，中央政府的财务窘迫，已连续多年出现高额财政赤字，不得不靠发行国债维持，国债依存度高达50%以上，造成中央财政的沉重债务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单纯依靠中央财政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问的财政差额，则会更加剧中央财政的财力紧张状况，从而影响中央政府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其次，地区财力差异很大，具有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由于受自然、历史、现实条件所限，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极不均衡且差额较大。再次，在我国实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基础。过去我国虽然没有直接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但是各地区之间的人才、物力方面的交流，对受灾地区的支援，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等形式(虽不规范、明确、固定)，其实质是地区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后，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最大的特别是：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务转出地区和财力转入地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央政府的压力(包括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又使财力转出地区与财力转入地区直接见面，形成明确的授受关系，有利于增强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九)大力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世界各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大都采取复合型，即多种转移支付手法综合地运用。一般说来，这些形式大致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不附带使用条件或无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其目标是重点解决各级政府之间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称问题，使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能有足够的财力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大多带有定向支援、定向加强和委托办理的性质和特点。分类转移支付，一般只是指定转移资金的大的使用方向，而不规定具体的使用项目，接受此种转移支付的政府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在选择新的转移支付形式时，上述三种当然都应加以考虑。但就我国近中期的实际情况看，当转移支付的模式确定后，似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的复合型形态为宜。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7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 改革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分析
第一，我国财税体制有缺陷。我国财税体制的缺陷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税收体制并不健全。那些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社会进步、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并没有被纳入到税收体系之中来，税收体系的这种漏洞使得财政收入受到了波及，还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其次，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不透彻。分税制改革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造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不公正的局面，中央政府获得了过多的财政收入分配，而地方政府则丧失了自，这直接影响了它们的经济行为，使得地方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大多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压力。第二，我国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在税制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上更是做出了实质性的变革。但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明显落后于这两方面，很多陈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我国预算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狭窄，地方政府对于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明确的概念，难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地方经济发展，预算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比较低，公共财政的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着擅自挪用财政资金的状况，科学、合理的年度预算计划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财政预算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审核。预算管理体制的缺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这对于处于改革攻坚期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第三，我国政府转移支付不规范。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严重不均，这就需要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但是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支付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转移支付的效力大打折扣，阻碍了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脚步。举例来说，我国政府在转移支付过程中耗费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转移支付获得的资金没有得到恰当利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财政资金在流动和转移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如此种种造成了腐败滋生的现状。转移支付流程的不规范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绩效受到严重影响。笔者认为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转移支付缺乏在制度层面的约束和规范，造成了中央政府的资金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贪污和截留的情况。另外，我国转移支付的类型和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体制补贴和税收返还比重过高，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严重不足，这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转移支付收入，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发挥财政转移支出的功效，影响了财政支出的公正性和公共性。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建立分级分权的财税体系。我们要认真分析改革的目标和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改善地方财政失衡的状态，这是促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现财税体制创新的重要途径。首先，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将财权和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让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比例分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可以适当地提升，使其承担更大的直接支出责任，降低地方政府争睹的财政压力。财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财政支出责任和承当的事权上，所以推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改革是目前解决财税体制面临的诸多难题的主要途径。我们要解决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得以平衡，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明确的落实下去，加大力度调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提升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例如，政府应该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努力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和谐。中央政府应该将自身的权利部分进行下放，在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的过程中，提升地方政府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第二，应该深化预算体制改革。预算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让预算编制、预算审核、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能够处在一个科学的、严谨的系统之中，政府应该在短期预算和中长期预算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建立健全的复式预算管理体系，使得国有资产和社会保障的预算都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之中来，政府应该成立专门的部门对预算体制改革进行管理，比如说预算管理局和预算管理委员会，让预算监督成为预算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引入社会力量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监督，使得公共财政的目标得以实现，促进财政预算走向科学化、透明化道路。第三，要建立完善的支付转移体系。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是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比例的完善需要政府进一步努力，政府需要提高一般性支付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加强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让转移支付的资金能够保持稳定性。另外，中央政府应该在考虑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施转移支付，科学预测和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保证转移支付的科学、公开、合理，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转移支付，保证转移支付的资金的稳定来源，提高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的提高，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转移支付分配的目标的合理性、全局性和科学性。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一直受到财税体制不健全的制约，财税体制改革对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节收支分配，提升社会公平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很多残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完善财税体系、预算管理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等方面着手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提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力。
参考文献：
[1]胡忠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1.
[2]孔善广.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8
*市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建立并在近几年逐步得到完善的。财政体制改革时，湖北省在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相应调整了原有的财政包干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了省政府对*市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制度，初步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为主要内容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近几年，为配合中央其他政策的实施，又相继建立了诸如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
(一)*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运行情况
转移支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即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业税免征和取消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表
性质
项目财力性转移支付(F)/专项转移支付(S)
“两税”返还F
所得税基数返还F
一般性转移支付F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F
农业税免征和取消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F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F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F
专项转移支付S
1、税收返还
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实施税收返还，将中央通过调整收入分享办法集中的地方收入存量部分返还地方，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目前中央、省对*市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税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
“两税”返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既得利益，将原属于地方税源的上划给中央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按照一定计算方法确定后，按来源地原则返还给地方政府。“两税”返还额以1993年中央增值税与消费税为基数，从1994年起对比上年增加部分按1：0.3的系数返还地方。
所得税基数返还为固定数额，省对*市所得税返还基数为16.7亿。对企业所得税基数的核算办法，市级以2000年实际完成数乘以2001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2000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
2、一般性转移支付
根据所依据的政策、测算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政策目标和资金功能的不同，省对*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和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两种形式。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在保持已形成的市财力基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存量不变的基础上，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增量中的一部分作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鼓励地方进一步发展经济，壮大财政收入规模，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做小财政供养系数；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政策在*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对两类转移支付补助的具体分配和测算，按照规范化与透明化的要求，采用因素法，实行公式化计算，纳入省及县(市)两级预算管理。
(1)激励性转移支付
激励性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干部职工工资发放、机构正常运转、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偿还政府债务以及支持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
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为计算依据，主要考核市一般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某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幅度达到一定的水平，省给予激励性转移支付，具体计算办法用公式表示为：
mi=[(Fi-F)/∑(Fi-F)]*m
其中：
mi为某地享受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
Fi为某地一般预算收入可比增长率
F为全省同类地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长率；
∑(Fi-F)为全省县(市)(Fi-F)为正数之和，当某地(Fi-F)<0时，该地不享受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当某地Fi<0时，该地下一年度Fi按两年平均数计算。
m为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总额。
②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
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以工商四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长为计算依据，主要考核地方工商四税的完成情况。其主要计算指标为按财政供养人员计算的人均工商四税增长幅度和工商四税增长绝对额。
对*市，工商四税增幅超过16个市(州)的平均增长水平，根据其省级工商四税增收绝对额，省财政按省分成当年增量的5%给予奖励。
③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
实行省管县(市)财政体制后，省政府为了进一步调动市(州)政府帮助和支持所辖县市大力发展县城经济的积极性，对*按照其所辖县市财政收入增长享受的省财政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额(含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市对所辖县市财政补助增加额，给予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具体计算公式为：
某市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该市所辖县市享受省收入激励性转移支付之和+该市本级对所辖县市财政补助增加额]×省转移支付补助系数
④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
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四大改革，是建立在公共财政的基础，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是市场经济机制对财政运行的客观要求。为了促进各市积极推进财政改革与管理，省财政专设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按*市财政改革与管理工作的考核结果确定。财政改革与管理激励性转移支付，50%作为市财力，50%用于财政系统推进四项改革工作的人员培训、宣传发动、必要的设备购置等支出，并接受审计监督使用。
⑤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
为了支持我省烟草工业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对各市支持烟草行业发展、完成烟草年度销售目标任务情况进行考核，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奖惩。
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的考核以省烟草公司下达各市(州)支持烟草公司销量计划和卷烟年销售收入计划为责任目标，并适当考虑卷烟销量比上年实际销量增减的因素，用公式表示为：
某市州卷烟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某市州年销售卷烟实际完成数-某市州年销售计划指标数)/全省各市州销售卷烟超计划之和×50%+(某市州省产烟年销售收入实际完成数-某市州省产烟年销售计划完成数)/全省各市州省产烟销售收入实际完成超计划之和×35%+(某市州年销售卷烟实际完成数-某市州上年卷烟销售实际完成数)/全省各市州卷烟销量超上年之和×15%]×省对市州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之和
(2)政策性转移支付
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义务教育、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专项用于保证教师、公检法司干部工资的正常发放和机构的正常运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用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和支持市域经济发展。
①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
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着力于提高地方财政基本保障能力，支持其经济的发展。具体为：省财政对*市2004—2008年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财力，给予全额返还。用公式表示为：
某税种省集中增量财力=(该年该税种完成数-2003年该税种完成数)×(现行财政体制省分享比重-2002年体制调整前省分享比重)
当省集中某税种财力为负值时视为零值，不与省集中其他税种增量财力相抵。
②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
近几年来，由于我省部分县(市)行政区划变更，新洲区、黄陂区、江夏区、蔡甸区这些原属县(市)管理的农村中小学划入*市城市区管理，为体现均衡性，将这些城区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范围，总的原则是按学生数进行分配，同时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财力进行补助系数调整。
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义务教育经费财务困难补助、缺编人员经费补助、超编人员经费补助、奖励补助。用公式表示如下：
某地义务教育政策性专项转移支付=该县(市、区)义务教育经费财力困难补助+该市义务教育缺编(或超编)人员经费补助+该市义务教育奖励补助
③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
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弥补公检法司部门基本运转经费不足，通过转移支付，切实提高政法部门基本经费保障能力。主要根据政法标准人员经费需求、标准公用经费需求、政法标准政法人员、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测算的。计算公式如下：
某县(市、区)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该县(市、区)政法经费需求缺口×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系数
其中：
某县(市、区)政法需求缺口=该县(市、区)公检法司标准需求-该县(市、区)政府公检法司标准财政投入
政法需求缺口转移支付系数为100%
3、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主要由农村税费改革固定性转移支付与农业税免征取消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转移支付组成。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几个政策性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应不低于固定性转移支付资金的60%，农村义务教育补助资金应安排10%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危房改造。
4、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为进一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结合实际情况，我省从20*年起增加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具体是省对市实行“两奖一补”。
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
对产粮大县按一定因素给予奖励，其目标是调动县乡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以减轻产粮大县财政压力。
对乡镇撤并工作给予奖励
为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各县(市、区)的乡镇撤并，对各地1999年—2004年乡镇撤并给予一次性奖励，撤并一个乡镇奖励50万元。
对补缴乡镇事业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给予适当补助。
为了促进县乡政府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鼓励乡镇事业单位积极转制，与财政解除供养关系，20*年省财政对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资金缺口一次性给予适当补助。
计算公式为：
某市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补助
=[该市乡镇事业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资金需求额-省对该市“两奖一补”之和]×省转移支付补助系数+人均补助水平偏低调增补助
地方补缴乡镇事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资金需求额
=该市乡镇事业人员数的标准×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平标准
5、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的目标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适当补助，缓解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由于增加工资和离退休费而形成的财政支出压力，促进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落实。
1999年—2003年，中央四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出台发放一次性年终奖金和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政策。中央对地方四次调资转移支付，每次补助地方的数额确定后，以后年度均作为基数定额补助。
6、专项转移支付
与财力性转移支付不同，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拨付时即指定了使用方向，其使用必须依照相应的要求，除专款专用外，还包括事先确定好具体的项目和所需资金，以及拨款的对象和拨款的时间，有时还必需配套相应资金等。我市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公共支出、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的支付比重较大，大多用于国家要求重点保证的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支农、粮食风险基金、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生态环境建设等公共领域。
(二)2004年至2006年*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总量情况
1、财力情况
2004至2006年期间，*市财力呈稳步上升趋势，按同比例计算，全市财政收入以年均28.13%的比率增长，同时全市财政支出以年均28%的比率递增。我市全市财政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上划中央“两税”收入与所得税收入、上划省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288.59亿，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29.21亿，而全市财政支出163.85亿。20*年，*市全市财政收入达到389.35亿，地方财政收入达170.43亿，全市财政支出204.9亿。2006年，全市财政收入达502.3亿，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31.8亿元，全市财政支出为298.2亿。2004，20*，2006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78.85%，83.17%和77.73%。
2、转移支付总量情况及分析
为支持*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央、省①对*市的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断加大。按宽口径计算(将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计入全部转移支付)②，中央、省对*市转移支付总量2004年为74.04亿，到20*年增加到84.82亿，2006年则达到1*.09亿。
具体上，从财力性转移支付来看，省对*市的税收返还(包括“两税”返还与所得税基数返还，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为16.7亿)在数量上始终占据我市转移支付总额的绝对多数，从2004年的55.76亿上升到2006年59.93亿，占省对*市转移支付总额的比例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75.3%降至57%，这主要是由于省对*的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省对*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2004年数额为1.2亿，2006年增加至10.67亿，翻了近九番，占总额比从1.62%上升到10.15%；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略有降低，从2004年的6870万元减至6106万元，占比从0.93%降至0.58%；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从20*年的6683万元增至2006年的10311万元，占比从0.788%增至0.98%。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小幅上涨，从2004年的5.1亿增加至2006年的9.77亿，占比从6.89%上升到9.3%；其他转移支付略有增加，从2004年的5.1亿到2006年的8.2亿，占比从6.89%到7.8%。
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也逐年上升，2004年为3.66亿，20*年为7.8亿，2006年则达到12.89亿，占比从2004年的4.95%上升到2006年的12.26%。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及效果
(一)对地方财力的弥补
数据显示，中央、省对我市的转移支付已构成*市地方可用财力的一项重要来源。按宽口径计算，从转移支付总额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2006年为35.24%，20*年为41.39%，2004年为45.18%。
从市本级情况来看，2004至2006三年市本级转移支付总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7.25%，58.69%，67.86%；转移支付与市本级总支出之比分别为36.44%，34.1%，36%。可见，转移支付资金为我市地方财政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弥补收支差额，增强了地方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能力。
(二)对政策目标的贯彻
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与使用确保了政策目标的落实与贯彻。
以社保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例，社保资金的常规项目有50多个，广泛分布于公共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其他专项多个方面。
充分利用社保资金，*市近年来不断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2006年，*市筹措就业再就业、养老、抚恤救济、城乡低保等资金35.13亿，开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和“4555”人员社保援助，支持与全面落实新一轮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安排资金21.3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标政策；拨付资金6.15亿元，支持开展城乡低保、大病医疗统筹、残疾人救助、“5个5”救助、鳏寡孤独及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等工作，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筹措资金5.14亿元，做好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企业干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涉及民生事项的政策落实。
此外，2006年，*市还拨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2.8亿元，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要和乡镇机构正常运转；对“三农”投入20.85亿元，重点支持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公路、小城镇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及文体事业，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落实各项惠农政策。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分析
近年来，上级部门非常重视*市的经济发展，每年安排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市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分税制已实施十多年，当前财政转移支付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弊端。
(一)转移支付确定方法不科学
“基数法”即“存量不变，增量调整”。从一般性转移支付来看，“基数法”限制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此外，省级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仍贯用按“基数法”确定，专项拨款有不少也采用“基数法”分配，只能增不能减。“基数”未能具体考虑我市体制、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的发展等因素影响，忽视了不同地方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缺乏合理的客观标准，导致了不规范的分配模式。不但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各地区财力不均问题，而且使现行的地方转移支会制度依旧保持原体制的分配格局，起不到平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良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从专项补助来说，由于专项转移支付涉及基础建设、教育科技、农村农民、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较多方面，有的专项过多，如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几近巧立名目，杂乱无章；有的专项太少，如基础教育、科研、环保等方面，资金零星分散，难以重点突出。同时，上级专项补助地方支出的项目几乎涵盖所有预算科目，有的项目设置依据不足，失去政策导向作用；有的分类不科学，交叉重复，改变了原意；有的用途不明，事权界限模糊等等。并且，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
(三)影响地方预算的完整性
目前由于上级政府在安排补助下级专项补助资金时的预算不细化、用途较模糊，而且预算管理不透明、资金分配随意性较大，致使下级政府无法全面掌握上级补助地方支出的规模和种类，在年初的预算安排中也无法准确编入上级补助的收入和支出预算。对于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此外，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将造成较大冲击。
(四)增加地方政府利息负担
再者就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更为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政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四、创新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建议
创新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要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复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纵向或横向平衡财政。但是，中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作用并不明显：财政转移支付的的趋势是向财力发达地区集中，转移支付资金中真正用于均等化的不多，没有起到保证最低社会公共服务的作用。产生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规定和做法杂乱无序，很不规范。因此，要调整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使转移支付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规范化要求。
(一)短期思路：调整规范，合并相类似的项目，将已固化的专项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等
简化转移支付种类，实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形式，首先应分类处理，将具有一般目的转移支付性质的资金纳入过渡期转移支付，以确保资金的公平合理分配。对具有专项转移支付性质的资金，应纳入专项拨款的范围，根据成本补偿或其他原则，针对特殊政策目标进行分配。同样，决算补助也要根据情况，能进体制基数的进基数，对其中具有财力补质的资金要纳入过渡期转移支付中。
其次，应根据我国的情况，确定合理的转移支付形式。转移支付形式的选择主要依据两条原则：一是在近期如何有利于新旧体制的衔接；二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建议，我国的转移支付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税收返还。为了保持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不对地方财政情况造成剧烈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留税收返还这种形式，等它的比重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再予以取消。2、一般性的转移支付或称均等化拨款。在分配方法上，采用因素法，根据各地的客观差异，确定不同的参数变量，再按照有关法定公式对各地区的补助额进行测算。在扩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规模，逐渐完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之为主体形成我国的均等化拨款。3、专项拨款。应该大力规模现有的专项拨款，使之成为国家在环保、产业等各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加以引导，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4、分类拨款。建议设立分类拨款来贯彻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地方的农业开发、交通运输、通信、能源、原材料和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特定项目进行补助。
再次是应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转变管理机制的要求，清理现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使项目的设置更科学、合理。该项工作的重点为：规范政府行为，取消不合理的专款项目，如用于支持生产性企业的科技三项费用等；将部分具有财力补质、宏观调控作用不明显的专项补助改为一般财力补助，作为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时考虑的调整因素。具体上，可将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分为取消类、整合类、固定数额类、保留类等四种类别，并分别处理。对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以及按照新形势不需要设立的项目，予以取消；对使用方向一致、可以进行归并的项目予以整合；对每年数额固定，且分配到各省数额固定的项目，调整列入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符合新形势需要的项目继续予以保留。目前中央财政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关乎民生的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大多采取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这是符合当前政策和管理方式需要的。从长远看，管理制度完善后，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可以自然形成地方支出基数，相当于财力性转移支付。
(二)长期思路：纳入到整个财政体制的完善中考虑，通过体制完善促使转移支付功能复位
1、改革现有行政体制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结构是分税制最基本的体制要素，这样可以保持各级政府在财力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好发挥激励约束的作用提高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水平。从我国目前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需要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简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2、改革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要求必须按公共物品的层次性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即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是划分政府间事权的最基本的原则。对于财权的划分，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即凡是对流动性生产要素所课征的税，使用累进税率的、具有再分配功能和经济稳定功能的税收归入中央税；属于地方税的则是一些对不流动的生产要素所征收的税收和在经济循环中比较稳定的税收；受益税和使用税则可根据受益范围分属于各级政府。在此基础上确立我国地方转移支付的范围。二是合理划分税收收入，建立和扩充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现在地方主体税种只有营业税，应进一步发展城建税、房产税等地方税种。只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才能真正完善起来。
3、统一转移支付标准额度
转移支付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因此，在设计目标时，笼统地提出财力均衡或社会公平是远远不够的。转移支付目标的确定，应立足长期发展，针对地区间存在的财力差距，通过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从而消除地区间贫富差距。
用公式核定转移支付标准额度是规范化转移支付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经过多年探索得出的共同经验，当然也是我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步骤和改革关键，为了更好地优化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与运行，必须逐步由基数法向因素法过渡。采用“因素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科学、准确地找出影响和决定各级政府收支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基础因素(包括人口、土地、自然环境、行政机构等)、社会因素(包括市政建设、教育、卫生等)、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价格差异、通货膨胀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各因素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统计标准，并以此作为测定地方政府潜在税收能力与支出需求的宏观依据；然后根据地方的税源、税种以及税基、税率等测算出各级地方政府的理论收入；最后根据上述二者的差距推算出转移支付的额度。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政府转移支付的额度较为公平合理，避免“基数法”模式下的利益冲突与磨擦，增加转移支付制度的科学性与透明度，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基数法中存在的区域不均、目标模糊、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有限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9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
移动支付的缺点篇10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借助技术的约束，可以实现更加有效的使用体验感。而借助nFC创意新技术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移动支付的实际效果，从而能够提升技术层面带来的方便和便捷。
【关键词】移动支付nFC技术创意技术
随着近期，applepay进入我国，逐渐引起移动支付的使用浪潮，而有更多相关技术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Samsungpay进行公测；小米了新款小米5，再度支持nFC支付，根据相关市场调查显示，经过5年的发展之后，具备nFC功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22亿部。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由此带来的实际效果也逐渐呈现出更多实际效果，这都必然带来更多的市场契机，从而为nFC技术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前景和空间。
1移动支付发展历程
进入到21世纪，移动网络行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始让移动支付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始终停滞不前。而我国接触移动支付时间较早，但也与世界各国一样，发展时常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从其发展历程看，主要是因为：
1.1缺少应用基础
要实现点对点支付，需要借助两个终端：具有移动终端微型移动终端以及具备移动支付技术的商家终端。
1.2技术标准缺乏一致性
从实际情况看，商家个人为站意识强烈，采用的移动支付技术殊途同归，直接导致出现更多的限制和制约性。
1.3消费者移动支付观念尚未形成
2010年之前国内的移动互联网覆盖基础稍弱，限制了用户使用近场支付的思维。
2nFC支付市场启动条件具备，未来两年或迎来爆发期
目前，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更多是在终端以及合作框架内进行，按照市场需求情况进行整体布局和安排，从而为nFC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2.1手机终端输入nFC技术，为手机提档升级做好准备
在国际上享有更多声誉的手机厂商，都在着力将nFC技术在其中进行广为使用，为nFC技术的普及铺垫更为有效的渠道。
根据官方数据表明，仅在2012年，搭乘nFC技术的手机出货量就超过1.2亿台，而这样的数据到了2015年已经翻了一番，这样的速度已经可以看出目前nFC技术的使用，将在未来得到有效的持续。
2013年国内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是3.5亿部，到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4.9亿部。虽然目前看，国内手机生产商搭乘nFC功能的产品依然较少，但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渐增长，将为nFC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地契机。
随着nFC功能正在逐渐适应着手机市场的高端化需求，逐渐在手机上成为常见配置，但目前看，苹果手机还尚未与之交织。随着nFC技术的普遍施用，在未来的3-5年中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将得到显著提升，在2020年左右，搭乘nFC支付功能的手机将达到60以上。
2.2poS终端基础：共享金融iC卡“闪付”poS机
nFC支付能够与金融iC的“闪付”功能进行有机结合，可以借助金融iC卡的“闪付”功能，在poS机上实现更为全面的体现，这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得到显著应用，并且在未来几年间得到显著释放。随着银联系统的外放，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目前已经完成30%左右非终端系统的改造升级，而在未来的3-5年间，这样的比例将增加到70%以上，借助nFC技术打造的“闪付”终端将为更多消费者带来快速便捷的服务。
2.3技术标准统一，银行和运营商共同推动
移动支付的发展以及突破了互联网自身的发展定位，更是促进了互联行业与金融行业的一次有机融合，逐渐为二者寻找到更加有效地结合点和利益发展点。借助nFC技术的处理发展，可以有效促进运营商、银联终端销售商以及银行等各方利益相关者在移动支付过程中的发展良机，为市场定位提供更多有益地帮助和支持。无论是线上操作，还是线下营销，都是基于市场、基于用户和消费者的出发点而进行的，因此，移动支付都成为产业链各方整体发展的战略性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移动客户端、Sim卡、移动终端、接受环境、金融应用逐渐对nFC技术的关注度提升，借助互联技术与金融技术的融合发展，有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成为银行业务布局的新起点。从银行自身发展而言，借助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可以提高支付环节的工作效率，更能为衍生业务发展提供更多空间。
3结论
随着支持“闪付”终端poS机的逐步布局，动支付市场已经进入启动的前夕，随着金融iC卡在硬件和银行后台改造完成升级后，将在未来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占有率，有助于nFC技术的广泛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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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浩.基于nFC技术的近场通信应用探索[J].中国无线电，2014（12）.
[3]刘岩，董雪莲，傅坚.基于USBKey技术的手机支付应用方案与市场前景分析[J].电信技术，2016（07）.
作者简介
郑秀莲（1985-），女，江苏省姜堰市人。大学本科学历。现为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校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移动互联、三维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