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1
[关键词]农民；土地；爱；恨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源，农以地为主。土地是直接为人类生产生活所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是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和经营基础，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也是农民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还是农民的衣食父母，是农民生养的根本，是农民的命根、农业的源头、农村发展的根基。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对土地的一种态度与倾向。了解和把握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有利于党和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真正需求的土地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日益严重的由征地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既爱又恨，爱恨交加。一方面，土地是农民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是农民精神的重要寄托，农民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爱着土地，这种爱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束缚了农民的发展空间，成了农民的负担，加之目前的土地调整频繁、使用权不稳定，农民的土地权利屡遭侵害、农民对土地的保护软弱无力，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又有恨的一面，但这种恨是被动的、也是无奈的。总的说来，爱与恨是农民对土地感情的两个维度。
一、农民对土地感情的一个维度：爱
土地是农民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是农民精神的重要寄托，农民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爱着土地，对土地的爱是农民对土地感情的一个维度。
1．土地是农民财富的重要来源。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农民财富的重要来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土地本身就是农民财富的一部分。“有土此有财，悖入财不久”。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财富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占有土地的多少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今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土地成了一种资本金，是农民参与工业化，分享产业利润，分享发展红利的土地股；第二，一切财富都是从土地上创造出来的。农业、采掘业是直接从土地中获得财富的产业，工业和服务业创造财富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土地面积和地理位置的制约；第三，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在土地上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1]“黄土生金”，“人勤地不懒，地内出黄金。”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规规矩矩，勤勤恳恳，在土地上播种、锄地、拔草、浇水、施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2．土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首先，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土地是农民立足的场所，是农民劳动过程能够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土地不仅为农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更重要的它是粮食的生长场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没有土地就没有农民和农村。其次，土地在农民生活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对于常年呆在农村的农民，土地不仅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也是农民的衣食父母，是衣食住行的源泉，是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而且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是对于半工半耕的农民，土地依然是生存的重要保障。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农民在空闲季节也会到城市打工，目前在我国半工半耕的现状相当普遍，“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民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粮地作为保险。”[2]目前确实有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业，但真正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不再回乡的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农民往返在城乡之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因为在农村有土地，万一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回家还可以种田。再次，土地是农民自身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基础，也是农民养老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比重大的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因为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除了土地之外还没有别的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
3．精神的重要寄托。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农民的生存方式，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因而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土地崇拜观念，土地崇拜是中国农民重要的人生观、价值观，土地的存在是农民生存的最终根源与目的，也是农民一生快乐、痛苦的最终根源。农民与土地难割难舍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土地如同神灵一般被农民敬仰着，“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低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3]土地是农民心中的神，农村有土地神，俗称土地公公（土地爷爷），农民怕他孤单，还给他配备了老伴叫土地婆婆（土地奶奶）。农民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文化的灵魂，勤劳、质朴的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深深的爱恋。“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人不亏地皮，地皮才不亏肚皮”。土地在农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人离不开土地。虽然农民进城打工，但大部分农民最后还是会回乡耕种，进城打工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回乡耕种是长期性的、必然的、最后的选择，“穷家难舍，熟地难离。”即使是那些在城市创业成功的农民，也有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之情。土地从来就是农民的命根，是农民一切生活的起点，是农民所有憧憬的归宿，也是农民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生存的精神支柱。
二、农民对土地感情的另一个维度：恨
但由于土地束缚了农民的发展空间，成了农民的负担，土地的经营收入不断下降，土地调整频繁，土地产权模糊，农民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权利屡遭侵害，对土地的保护软弱无力，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又有恨的一面。这种恨是被动的、又是无奈的。恨土地是农民对土地感情的另一个维度。
1．恨土地束缚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因为农业具有天生的稳定性，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固定不动的，因此，农业在事实上就意味着流浪生活的终止，这种定居型农业使农民世世代代聚居在村落共同体中。而地缘又与血缘紧密相关，“血缘性表明其生物学的特征，聚居性表明其地理学的特征。”[4]血缘和地缘的结合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村落共同体构成了农民几乎全部的生存空间。狭小的土地、艰难的生存空间，千百年来，使农民的眼光局限在那块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土地上，农民像婴儿眷恋自己的母亲一样眷恋着土地，只要土地还没有被剥夺，农民一切都可以忍受。农民在对土地的依恋中变成了土地的附属品，他们的生活节奏就如同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在四季交替的循环中运转。土地让农民一年年地播种着希望，却收获着世世代代循环的苦难，在狭小的空间里耕作，用牛耕地，用手工播种，用镰刀收割，人地捆绑在一起，方圆几亩的土地，就足以把农民牢牢束缚住，在土地上耗尽一生的时光。农民恨土地把自己限制在土地上，束缚了自己的发展。
2．恨土地成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土地的爱是真挚的，他们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中国农民是最勤劳的，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精耕细作，但土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相反，现在出现了农民只有远离土地才能致富的现象，土地成了农民手中的烫手山芋，成了农民的负担。一方面，日趋沉重的农民负担有相当一部分是按地分摊的。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有可能面临罚款。农民外出打工不管种不种田，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多少由承包土地的多少决定、在减轻非农户负担的同时，但加重了农户，特别是纯农户的负担，形成了人少地多的农民负担重，出现了“多种地、多负担、多吃亏”的不公平现象，沉重的负担使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被一些农民看作套在脚上的脚镣。
3.恨土地的经营收入不断下降。近年来，土地经营的收入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比重不断下降，农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农收入。而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非常小，降价的压力大，自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提价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农产品成本却依然在不断增加，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土地经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仍然会不断下降。因而土地在农民生活中的位置在进一步下降，在农民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小。日趋沉重的土地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感到土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少农民将土地视同包袱。农民对土地是爱也深，恨也深，农民想离开土地的愿望也会越来越强烈，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因而撂荒现象进一步加剧。“安徽省有统计的土地撂荒面积为135万亩，占总承包面积的1.2％，2000年，湖北省季节性撂荒面积达20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左右。江西省撂荒面积为65万亩，占全省现有耕地的2％左右，其中季节性撂荒占撂荒面积的80％。重庆市今年土地季节性撂荒估计将达到189万亩”。[5]撂荒现象是农民对土地经营收入不断下降的一种无奈的反映，是农民对土地由爱变恨的集中体现，农民对土地的恨通过撂荒现象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但是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恨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恨。
4．农民恨土地调整频繁，使用权不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村的范围内将土地按照人口进行平均分配，根据“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原则，农户家庭人口的变动，人口减少的农户应该退出相应的一份土地，新增加人口的农户得到一份相应的土地，人口不发生变动的家庭所耕种的地块，则不进行调整。但部分农村土地调整过于频繁，“据调查，从1978年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60%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6]为了更好地避免在承包期限内随意调整农户的承包地。199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的《土地管理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农户承包土地的期限为30年。在最初的15年承包期满后，政府又决定延长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在农村，3至5年调整一次相当普遍，少数村甚至年年有调整。而土地与其他的生产要素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提高一块土地的产出率，只能想办法改善这块土地的生产条件，如农用机械、生产工具、运输工具、灌溉设施、排水设施、塑料大棚、修建田埂、改良土壤、水土保持以及使用农家肥等投资。这样的投资，投入大但回收期长。而且这种投资一旦发生，就无法与特定地块相脱离。而土地调整可能会使农户在下一次调整中失去现在所耕种地块的使用权，导致农户无法获得进行长期投资的预期回报，从而会削弱农户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一方面，农民恨如果没有对土地进行投资，那么土地的产出率就无法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农民恨如果对土地进行投资，那么对土地的投入可能会付诸东流，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5．农民恨模糊的农村土地产权。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乡、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土地归属哪一级集体所有，表面看来我国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具体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占据所有者身份，但是事实上却又都不是，土地的产权相当模糊。
6．农民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一方面，农民的土地在使用权上受到法律约束，除了农业用途，不得它用，有些土地甚至不得农耕，只能种草种树，此外，土地的处置权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农民不得将自己的土地卖掉；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完全是由政府垄断，集体的土地要经过政府征用后才能进入市场，政府可以凭借其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行政权力来征地。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然后以征地价格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高价卖给开发商。现在政府只要想用地随时可以把看中的土地征过来。农民使用着土地并不等于农民真正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上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
7．农民恨各级干部掌握了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恨土地权利屡遭侵害、对土地的保护软弱无力。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既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又带来了非农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按照“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则，土地出让金应该主要用于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但事实却是大多数土地出让金被政府用于城市建设，“虽取之于农，却用之于城”，农民非但没有成为大规模征地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反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说，近10年，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被征地农民达到4000多万。他预测，十一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被征地农民300万。换言之，每天我们的身边还会增加约1万失地农民。”[7]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承租方对土地租赁的合法权益，但在农村，租赁的最终权仍然由各级干部掌握，肆无忌惮的开发者对土地的掠夺仍然具有很大的威胁。农民本来应该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无权参与有关土地征用的谈判，更由于农民缺少确定的权利保障，在强势的政府面前，农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无力保护自己的土地。农村财富则以土地流转的方式转入了城镇，“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征地从农民手中拿了2万亿元。”[8]农民对土地的恨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屡遭侵害，尤其是在土地被征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种恨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对土地的爱，是农民对土地那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的最好体现。
参考文献：
[1].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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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迟福林.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n].人民日报，1999-1-5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2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家社会发展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土地制度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旧中国时期，广大农民被侵略，被压迫，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其根源之一就是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极其不合理。土地制度问题变成实现新中国民主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增强国立的一大障碍。因此，解决广大农村的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还给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的任务。
1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区做好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不久，刘少奇在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重点阐明了这次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中央的具体措施。
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将没收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而对于地主分子，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2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决定改变路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建立农村根据地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农民最看重的是土地，而土地问题也是旧中国农民受压迫、受贫穷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重要措施不仅保证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权益问题，更是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的投身到乡村社会的生产建设中来。这场运动使得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充分结合，为解决乡村社会的贫穷与饥饿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a。
改变了乡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原来的地主阶级变成了最下层，而原来处于最底层的贫困农民成了最上层，农民阶级被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改变了过去以血缘关系为基准的乡村社会的阶级结构，而是让每个人在政治意识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大量的中农开始崛起。土地改革释放了他们压抑已久的对土地的热情与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直接换来了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农越来越多，使得乡村社会结构从土地改革前的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实现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优化。
巩固和壮大了乡村基层政权。在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其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使用，同时还取消了族权和绅权，杜绝了国家经济人体制，将权力转交给农民协会。伴随着乡村基层政治格局的改变，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土改工作队、乡村政权组织以及党组织，更加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基层。这就打通了中国传统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国家与乡村之间的隔膜，将乡土社会的建设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从而提升农民与新国家之间的融合度。
大大增强了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信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政权更迭，战乱纷争，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才真正提高。共产党仅仅依靠群众，以土地问题为核心进行治理，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满足了广大农民的生存需要，大大增强了农民对共产党的认同感。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维护了农民的实际切身利益，使农民摆脱了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状态，让农民有了翻身做主人的自豪感，从而增强了对国家的信心。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3
关键词：土地；农民；井冈山；革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K263.4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6.03.002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内涵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作为行为科学理论之一，主要被广泛运用于人力资源、心理学、教育等领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需求主要分为六种，并将其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进行了依次排列：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作为非必要的需求往往归属、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1]5-7其中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食物、水、健康等属于第一层次，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是第一需求；保证人身安全、确保生活稳定、免遭痛苦、疾病等属于第二层次――安全需求；友谊、爱情等有助于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位居第三层次，属于较高层次――社交需求或称之为爱和归属需求；第四层次需求则为获得成就、功名以及良好名声的尊重需求；以追求真善美的自我实现需求为最高、最终层次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对人类需求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具有普遍性意义。尽管中共及红军领导人没有专门性地了解和研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但是，他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宗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思想，积极了解农民所需所求，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如何解决农民的疾苦问题，努力为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奋斗。党和军队领导人通过调查研究，深刻剖析了农民疾苦原因：既饱受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还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之苦，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积极帮助农民生产生活等满足了农民的部分需求。这些成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动机。
二、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分析
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为了获得一份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保障自身的生存生活。（2）党和正式武装力量（红军）的存在，相关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农民参加革命提供了安全保障。（3）党和红军充分满足了农民社交需求。（4）等人坚决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视农民为衣食父母。不仅在生产生活中尊重农民，关心农民，而且积极引导、支持农民了解自身、了解革命，引导、支持农民自己解放自己。
（一）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获得土地
井冈山时期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革命的主要动机及首要动机就是获得了土地这一农民生存和发展必须而又最基本的物质资料。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具备的需求之一。在马斯洛看来，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的生理需求主要是指食物、水、健康以及人类的繁衍即性。而这些与土地资源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联系。土地是创造食物的主要方式和来源，没有土地或土地面积太小，势必影响到食物的产量，而食物的数量又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是他们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更是他们几千年来最渴望、最希望获得的需求。
土地问题始终是事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紧迫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关键问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广大农民参加的革命，是围绕土地问题开展的革命。为了争取农民、扩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如果这些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需求。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特别在动乱的年代，能够拥有一份土地，取得粮食收入，解决生存危机，不仅是农民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第一反应。许多历史学者在研究井冈山时期农民革命活动相关课题时，得出“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也是目前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相关研究“中国大陆学界最为传统的解释，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基本体现”。[2]135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井冈山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经济建设时期，要想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都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土地革命、。革命年代，共产党能够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根据地，与其坚持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广泛发动农民参与革命、积极开展人民战争有着莫大关系。正是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将根据地的土地合理分配给农民，使其获得了千百年来渴求的土地，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参军的积极性。农民的生产、农民踊跃参军等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捍卫、巩固、发展了红色政权，为后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群众力量。井冈山时期，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通过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土地法案，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活动，解决和满足了农民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土地需求，从而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1947年，刘少奇对过去井冈山时期革命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总结，认为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满足了农民需求，实施了，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从而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指出，“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3]394-395
（二）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二：安全着想
出于安全着想是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二个动机。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力量――红军的存在为农民参加革命提供了相对的安全保障。农民支持、参加革命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及家人摆脱千百年来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命运，保障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党和红军保障了他们的既得的土地、财产等利益，为了维护通过斗争而争取来的稳定的生活，他们积极拥护、支持、参与革命。
农民几千年来遭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制度剥削。特别是近代以来，农民身上背负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长期没有安全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扩红工作非常难，主要就是没有做好群众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安全工作。农民参加革命往往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安全感是参加革命的农民内心所必需的，没有他们认为的安全感，农民不敢迈出革命的步伐，因为这样会使他们从革命运动中获得的利益没有保障，更有可能因为行动的失败而遭到的疯狂报复，没有安全感，他们就会对革命畏惧”。[4]85
为了保证扩红工作顺利开展，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等武装力量，结合斗争需要，制定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农民参军入伍的种种顾虑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政治上，坚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组织建设；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施行党政分离；整顿并纯洁政权组织机构。军事上，组建工农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以保护工农阶级利益。这些措施为开展土地革命，促进农民生产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如：“为了确保边界政权建设的安全，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以后，在茨坪成立了边界防务委员会，由王佐任主任。”而边界防务委员会的主要责任是平时“负责筹备修工事的材料”以备战争所需，战时“组织群众挑粮上山”等。[5]102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捍卫、发展、壮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根据地面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保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农民从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而且没有了参军的后顾之忧。因此，农民积极投入到参军扩红当中去。
（三）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三：社交需求的充分满足
社交需求又叫爱和归属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较高层次需求。主要包括友谊、爱情等促进人类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简言之就是：人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照顾。社交需求属于感情需求，比生理需求更为细致，更为渴求。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党和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注重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和农民建立起彼此信任的良好社交关系，满足了农民的社交需求，也为日后扩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红军注重与农民的沟通、交流，彼此之间初步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红军初到井冈山就积极与农民开展广泛的沟通、交流，使农民在感情上逐渐认可、接受了红军的主张等。和红军初到井冈山，就广泛了解农民生活生产状况，尽可能地以各种形式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通过充分地调查与研究，等人针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和农业生产问题制定了合理的政治、军事计划。党和红军通过布告、标语等形式广泛动员、帮助和支持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农业生产等。如1928年5月，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立即颁布了“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的布告，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以及红军战士协助农民分田地、搞农业生产等。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下，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各个村庄相继组织成立耕田队，调剂劳力与农具耕牛余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通过土地革命、农业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革命的积极性，而且促进了农民与党、红军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了共产党、红军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道了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充分感受到了党和红军对农民的那份真挚的爱和友谊。如当地百姓自编自唱的《三湾降了北斗星》、《土地革命歌》、《劳苦工农庆翻身》等歌曲充分证明了农民与红军之间的彼此信任关系。[6]历史证明，这种建立在对农民社交需求满足的基础上的彼此高度信任的关系，为后来党的扩红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之四：外部尊重的部分满足
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价值。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特别是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往往能够激发一个人潜在的力量，能够充分调动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井冈山时期，共产党和红军，一方面尊重农民、服务农民，视农民为衣食父母；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农民的平等权和发展权。通过开展教育，积极引导、支持农民自身解放等，使农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加入红军，参加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随着革命意识、觉悟和积极性的提高，农民最终积极投身到革命实践活动中去。
1.视农民为衣食父母，获得农民的广泛认可。红军在建立、巩固与壮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视人民群众特别是视广大农民为革命的衣食父母。形成了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军队受人民爱戴的优良传统，获得了农民的广泛认可。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前，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就无法建立起来。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军队纪律条例，后来发展到“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教育、约束士兵，提高他们的觉悟，视群众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和群众搞好关系。不仅约束、教育党员、士兵要视农民为衣食父母，而且身体力行为党和军队做出了榜样。如因工作原因在洋桥湖谢槐福家住了很长时间，谢槐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在寒冬腊月，他仍仅着单衣单裤冒着严寒上山砍柴烧炭。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有一天，当领到部队新发的棉衣后，第一时间就把棉衣送到了谢槐福手上，而自己却仅穿着两层单衣度过了冬天。后来，谢槐福为了报答的恩情，专门送了一担炭给熬夜驱寒用，可却转手把炭送给了村中的一位单寡老人魏殿娘了。[7]14除了给穷人送棉衣送炭外，还抽空帮助孤寡老人割禾、耕田。此外，和当地百姓同甘共苦的扁担故事等也说明了党和红军与农民的深情厚谊。
正是党和红军上至委员、军长，下至普通党员、士兵视农民为衣食父母，时刻关心他们，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才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当地百姓的广泛认可，与他们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深情。
2.引导、支持农民自身解放，最终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尊重农民，关心农民，而且积极引导、支持农民了解自身、了解革命，引导农民通过参加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最终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针对只有地主和官僚才有资格享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而农民没有资格的封建思想，以、为代表的党和红军提出了严重抗议和驳斥。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提出要想方设法地支持和帮助群众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主张“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的工农学校，以增工农平民的劳动知识和一般文化程度。”[8]71-73针对几千年来的父母包办婚姻的封建家长制陋习，红军坚决主张打破旧礼教，“打倒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婚姻绝对自由；针对农民没有资格参与政治，女人没有资格参与政权建设的落后观念，等人更是给予坚决批驳，并支持农民和女人当家作主，提出“凡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劳动妇女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政权”等等。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了革命的发展需要，为了扩红、壮大革命力量，适时分析农民需求，结合革命现实情况，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以及土地革命进行了有机结合：通过开展土地革命，使根据地的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改善了他们的基本生活状况，保障了他们生存、发展的基本生理需求；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不仅为根据地的农民享受安全需求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良好的环境，而且捍卫了农民的既得利益。党和红军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中关心农民，帮助农民。党、红军和农民筑起“军爱民，民爱军”的良好、和谐关系。最后，尊重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愿望，积极引导、支持农民自身解放，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在党和红军的支持帮助下，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实践以及系统学习党和革命相关文化知识，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从而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对自己对社会对未来充满信心。最终，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的实践当中去。捍卫、发展、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为革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础。
三、总结及启示
（一）总结
井冈山时期，不可否认，少数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个别农民参加革命是为了得到各种好处：有的为了抗战后可以做官，也有的为了打官司得便宜，有的是为了给亲人报仇，甚至仅仅是因为“四产（私），共产党五产（无），比人家多一产。”[2]150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共产党和红军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需求、尊重他们，积极支持、引导他们自己解放自己。井冈山时期，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尽管没有学习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更没有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行专门性地了解和研究，但是，他们立足于人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思想，在革命初期，适时分析中国国情，重新认识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对农民的需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渴望，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相关政权建设等为农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和平环境；在生产生活中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最后积极引导、支持他们自己解放自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等。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与共产党以及红军的口号产生了共振，革命的组织提供了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带来的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以及农民感受到的来自共产党人对自己平等权利尊严的尊重，成为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在众多需求得到满足或得到部分满足的情况下，农民为了捍卫已经或者即将到手的革命成果，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参加革命。
（二）启示
中国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国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这个国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处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百年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战期，更应该时时刻刻关注农民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谋福利增福祉、千百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等。我们努力建设的惠及亿万人民利益的小康社会说到底是农民的社会，而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更是农民的梦。
党和国家的革命、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解决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轻视农民的重要性，损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针时没有真正从农民的真实和紧迫需求出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严重受挫。
因此，我们要了解农民的需求，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井冈山时期，农民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符合了农民的实际需求。新时期，我们更要充分学习好、利用好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适时分析、总结农民需求变化，不断为满足农民需求创造条件，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梦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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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福林.井冈山时期革命歌曲的创作及传唱[J].党史文汇，2013，（6）.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4
关键词：农民；农业
中图分类号：C912.82；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91－02
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更是不胜枚举。诸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科技增收、农业产业化等等，有些甚至作为农民增收的措施被反复写入中央文件。但是，事实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从今年4月山东菜农自杀事件到内蒙古、甘肃等地土豆大量滞销等多起“谷贱伤农”事件，表明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农业增加农民增收似乎进入了一个无解的怪圈。可能正是因此，许多学者把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殊不知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和农业，为农业安全埋下了隐患。最近读了朱启臻教授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对农民与农业的关系问题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是一个老问题，正像人们指出的“农民地位低”、“农民收入低”、“农业劳动辛苦”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这些只是表层的原因，导致农民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给予了十分清晰的回答。该书从农民与农业关系的视角论述了农民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本质原因以及农民的特殊地位。
首先，该书把农业界定为公益性产业或公共产品。农业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农产品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必需性，为了保障一国农业安全，政府会采取种种措施，使得农产品难以遵守“物以稀为贵”和“薄利多销”的商品市场原则。农业的安全与农民的利益密切联系，过去那种靠伤害农民利益而保障农业安全的做法，只能使农业更危险。一些农民增收策略之所以行之无效或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把农民增收建立在充分市场竞争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其结果不仅农民不能受益，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农民的农业利益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和努力是难以实现的，农民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应该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农业基本制度为基础、基本制度与专门制度相结合的农业补贴制度体系，使中国近年来通过中央政策进行的补贴方式长期稳定地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农民利益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农民是农业安全的保卫者和土地的“守护神”。农业离不开农民似乎是常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农业与农民的错位，主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是出现了大量不种地农民，二是出现非农民种地的现象。前者如农民工群体，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府有效支持农业的前提。但是也有另一种危险就是撂荒土地，这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和制度创新来加以防止。后者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发达地区，“消灭”了农民，但是还有农业，由所谓“市民”来种地，如深圳，这些种地的人本质上还是农民。另一种情况就是鼓励工商资本承包土地经营农业，这里潜伏了诸多风险。一是土地制度风险，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改变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基本农业经营制度，把土地集中使用，剥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土地用途的风险，一些地方通过反租倒包、租赁等形式把耕地从农民手中集中到工商资本，发展所谓“高附加值”农业，实践证明，这种高附加值农业大都是打着农业的旗号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变相地改变农田的用途；三是掠夺地力的风险，一些工商资本承包土地，往往只顾眼前利益，不愿意为可持续发展培植地力，结果使土壤肥力迅速下降。这些案例在《农民为什离开土地》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那么怎样的农业经营模式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呢?朱启臻教授认为农民与土地不可分割，并从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户特点进一步阐明了农户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组织形式，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这种适应性就不会发生改变。动摇农民经营农业的主体地位，对农业和社会都是危险的。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5
翻开一系列的参考书，可以发现关于“乡土”的定义还是很多的，很多的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这里所用的乡土的含义主要是借鉴费孝通先生写的《乡土中国》中关于乡土的理解。从《乡土中国》中的前两个小标题“乡土本色”，“文字下乡”来看，《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指的是农村、乡村。在《乡土中国》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乡土社会进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按照形式逻辑来推断，乡土社会作为空间概念，它的逻辑对立面，应该是作为空间概念的城市社会，但是从上面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作为空间概念的“乡土社会”，是与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社会”对比使用的。可见乡土社会既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时间概念。所以这里的乡土是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或乡村。乡土生活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乡土生活的自然环境，这就包括了农村里的农作物、树木花草、河流等等;其二是乡土生活的人文环境，里面包括了农村的经济耕作方式、民间风俗、乡土的道德风尚、乡土人的性格等等。
乡土生活的美学意义
(一)乡土生活自然环境怡人乡村最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就属农田了，黄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小麦、雪白的棉花、红色的高粱等等。不同季节农作物有不同的颜色，它们在一年中为农田不断地描绘出不同的色彩。走进一个乡村，进人眼帘的就是庄稼地，还有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这个时候眼前就出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乡村里的树木花草也是不容忽视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十个字却凝结了乡村自然环境的特色。城市道路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花草树木，可那些花草树木被修剪了若干次，只是为了符合我们自认为的美观，它们已经被动地违背自身自然生长的规律了。而乡村里，树木花草都是自由生长的，与农田、住房一起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画。有的树木已经与庄稼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树下乘凉小孩子在树下嬉戏等等，有的树木已经传了好几代了，他们觉得是祖辈给自己留下的宝贵财富，不允许任何的破坏。乡村自然环境是最贴近大自然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心理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大自然的痕迹。春种秋收，夏雨冬雪，他们耕作的收获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所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在他们生活中是得到很鲜明的证明的。举例说一下，因为乡村人一直奉行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他们的住房的建造都是讲究风水的，他们会选择风水适宜的地方建造他们的住房。走进一个乡村，你会发现他们的住房是错落有致的农田中很好的点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环境质量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乡村旅游业在这几年迅速发展。人们利用节假日去农村，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欣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画面，旅游人类学家彭兆荣(2005)在(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样本》对乡村的解读中认为乡村“理想的风景画”有三种情形，其中之一就是优美的风景画:村庄与自然构成一种和谐关系和有机的整体，游客置身于其中会产生心旷神怡的感受，达到休闲、身心放松和娱乐的目的。乡土生活的自然环境因其贴近自然、贴近人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贴近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而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给城市中生活的人不同的视觉感受，给原本生活在乡村的人一种独特的满足感，丰富了自然美的内容。
(二)乡土生活样态的悠闲现代都市的生活即使没有体会过，也或多或少通过电视看到过。忙碌永远是城市生活的节奏，上班途中堵车、熬夜加班、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等等，这些在乡村人眼里很难理解的现象，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乡村的农民们，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农田里耕作的时候可以和一起在田里耕作的人聊聊家常，可以自己哼哼小调，他们不需要节奏很快，不需要接受别人的管制，只要自己觉得今天任务完成了就可以回家休息。所以你晚上来到乡村，过了一定的时间只会感受到安静的村落，除了偶尔几声狗或者其他虫的叫声。乡土生活不仅仅就是在农田里耕作，在长时间的积累中，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娱乐了方式。传统的乡土生活的娱乐方式有荡秋千、扭秧歌、打铜板、说评书、看花灯等等。农民们在农闲时光就通过这些方式来娱乐，从而获得精神的享受。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也逐渐进人农村，如电视、电脑等等，乡村的人们也逐渐通过这些方式来打发自己的时光，那些最原始的娱乐方式在逐渐淡化。传统的娱乐方式是乡村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体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特性。现代化进程大大冲击了这些传统的娱乐形式，城市里的人们大都寄托于电子产品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体验发现，相比于现代的电脑游戏，传统的游戏有助于人们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释放人的天性，更能体现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乡土生活样态是通过乡土人展示出来的，土地是他们的根，他们在与土地与大自然的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则打上了他们实践的烙印，体现了他们生存的本性。他们的生活不是一帆刚顷的，他们在与苦难、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在对自由美的追求中他们展现了他们的生存信念，展现了他们的追求。
(三)乡土生活经济生产方式的悠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从“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农业时代起，我们的社会就开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常见的形态就是“男耕女织”。乡村里的农民主要靠农业来谋生，所以说他们是靠着土地吃饭的，他们生命的繁衍、吃穿住行等生存问题都与土地密切相关。以农耕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牢牢地维系在土地上，由此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生产习惯、居住条件和群体性格。他们的生产工具也就是农具是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体现了他们勤劳的传统美德。从农耕时代开始，农村人一直过着依靠农具从土里刨食的生活，他们依靠农具进行生产劳作。有这样一句话:人勤劳了地就不会懒，农民们依靠自己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换来沉甸甸的果实。传统社会中，经常会看到老牛耕田的现象，人坐在牛上，牛慢悠悠地走着，就这样完成了田里的劳作。当然，现代化的机器已经逐渐取代这些所谓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了，不过在美国，阿米什人却是抵制了现代机器化的生产而采用原始的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在被机器的声音围绕的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怀念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会怀念人与自然和谐耕作的画面。乡土生活的耕作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始的特色，抵制了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体现人的本质力量。
(四)乡土民风的浮朴远亲不如近邻是我们都知道的一句俗语，但是在现在却出现了住了十多年却不知道对面住的是谁的情况。现代社会中，我们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个经济人的社会，人们生活在陌生人的城市环境中，所以会出现很多让人寒心的现象。回归乡土去看看，乡土的道德风尚，乡土人的性格正弥补城市生活的空缺。乡土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居之间很亲近，他们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相互帮助相应地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彼此认识，彼此帮助，他们的关系是靠地缘形成的。传统乡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聚集而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不存在任何个人私密的东西。现代的乡村则在形式发生一定变化的情况下仍保留了传统乡村的特点。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偶然一次机会来到乡村，感受到乡村民风的淳朴，感受到乡村人的热诚，疲惫的心就会有点释放，就会有种家的感觉，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就会有一种愉悦之情。在乡土人对道德美的追求中，城里人填补了心灵的空白。乡土生活的淳朴民风也就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意义。
〔五)现代化呼咦乡土生活乡村环境的自然之美是人们心之所向的，自然山水是乡村景观框架的基础和大背景。乡村的聚落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巧妙结合形成的有机整体，赋予了乡村恬静之美和自然之美，而这正是城市人所缺少和渴望的，乡土生活的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了身心的享受，一方面可以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另一方面尤其是对城市居民在商业化的今天，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之情，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心理_L的归属感。乡土生活农田景观的形式之美是不容忽视的，农田通常由农作物、小道、水渠等元素形成的。不同地域的农田会形成不同地域的色彩和形式，从而给人带来不同的形式美的美学体验。不同种类的农田在不同的季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科纵磺在不同的人的心里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农田景观具有韵律美、动态美和自然美的特点。乡土的生产生活也具有自身的美，具有.生产能力，是土地能够使人产生美感的前提。它给人类提供了衣食之源，使人们对它产生深厚的感情甚至依赖。在乡土生活的人们，对土地有深深的依赖之情，乡土生活反映了人类创造并继承、保存至今的生产生活经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美学内容。乡土生活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引起了现代乡土旅游业的发展，通过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节假日去农村，去感受农村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在现代化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在旅游业繁荣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不要企图用现代城市文化去改变乡土文化，不要让乡土自身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江南第一水乡周庄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商业的牺牲品，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本性。我们不仅要发现乡土生活的美学意义我们也需要用美学理论来阐释乡土生活，什么是真正的乡土生活?追求自由，追求人本性的解放才是真正的目的，而非经济利益。
结语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6
【关键词】农民权益土地权益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的利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农村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进而加深了政府管理农村的难度。来自于基层政府、村党委（村委会）、开发商等各相关利益主体对农民土地权益侵犯的现象层出不穷，致使农民权益保障更加严峻。那么如何在新形势下，在保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建立一套完整的、严密的、可靠的农村土地保障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于农民土地权益及相关问题的理论认识
权益、土地权益、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上的权益是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政治学上指的是公民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社会学上指的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人身、财产、文化、思想上的被保护的利益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能够从土地资源上获得的各种收益，以及基于土地生产资料产生的为农民所享有的各种资格。具体分析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也就是说，农民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可以自由决定土地生产经营的方式，当农民土地被其他社会组织征用时，农民对社会组织如何使用土地具有监督的权利；农民可以通过使用土地享有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农民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将土地转租给其他人使用。
制度、制度设计。制度是指要求公众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为了实现公众目标而制定的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体系，是要求社会成员遵守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规章、政府的文件以及订立的合同、契约等，它是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制定或认可的规则体系。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民俗、价值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生活习惯以及一些自古就有的传统。制度设计既可以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等公共行政部门设计的社会管理制度，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内部设计的制度安排。本文所谓的制度设计是从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角度，结合现阶段的政策、法律以及现实环境而进行的制度探索。
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几种类型
我国农民土地权益被侵害主要表现在知情权受侵害、调查结果确认权受侵害、听证权侵害、土地物权严重缩水以及社会保障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土地维权路径狭窄、维权十分困难等方面。
农户的生产经营权预。农户在自己土地上种植何种作物、如何种植，在哪购买生产资料，将收获卖给哪个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地方政府有对农民生产进行指导的权力，但是这种指导是基于农民意愿，而不是某些地方政府强制的决定生产什么，农业生产资料在哪买，卖给哪个商家。强制性干预行为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是对农民生产经营自由的无理干涉。
基层村组织扭曲农地承包政策。主要表现为：一是私自收回农户承包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离开后承包地如何利用是农民的自由，但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谋求私利，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行违法收回农民的承包地。二是私自调整农户承包地。国家有规定几年可以在全村范围内重新调整农户的承包地，但这种调整的首要前提是农民的意愿，某些基层领导者利用这项权力，为自己和亲戚调整到好的承包地，侵犯其他农民的土地权益。三是二轮承保政策不落实。对农户家庭承包的耕地，家庭承包的农田合适的，本合同终止后的第一轮土地，不执行延长土地承包年限的政策，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不发放经营权证书，超额预留农村公有土地等等。四是利用职权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在农村开发的过程中，某些基层领导为了自己的私利，与社会上的不法商人勾结变更或解除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将土地转移到自己户头，自己开发，窃取农民的土地权益。五是强迫、阻碍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某些离开农村的农户，把他的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而某些基层官员不承认这种流转，强迫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
司法和行政机关以及村级党组织不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诉讼时基层法院不受理，农民请求农村土地纠纷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关不受理，乡（镇）人民政府不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受理农民的来信来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村级党组织不履行仲裁，司法机关不定论或延迟执行等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司法和行政机关以及村级党组织不作为造成的。
对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探索的分析
面对农民土地权益被侵害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国内外政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制度探索，主要措施有：
建立“一个市场，两种产权”的土地使用制度。2007年1月，无锡市政府启动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同价同权”试点，着力构建“一个市场，两种产权”的土地使用制度，即在权属合法、界址清楚，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城镇规划区以外的村、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转让、出租、作价入股和抵押（商业、住宅、旅游等经营性项目除外），规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为集体土地所有者转移，土地租金收入是集体建设用地的产生，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民所有。由于环境的改善和土地用途的改变所产生的增值收益，政府可以享有分成，但分成比例不得超过土地总收益的10%，农户承包地的转让、转租的收益归农户全部享有。这种“一个市场，两种产权”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土地的开发，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改革农地相关保护制度。在英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采取实施农业土地利用和规划许可，严格控制的政策，农业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实行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协调发展。这些国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建立农业用地质量评价制度。为农用地分等定级，具体地实施质量调查，利用图纸、图片、数据以及其他方法展开调查，建立农用地等级数据库，实施农业的土地保护计划，并作为城镇建设和土地使用开发的基础。同时，对于新增耕地，国土土地资源部和农业部门联合确认，及时更新数据库。
二是健全农业用地转变用途许可制度。由于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用地的特殊性，必须要保证国家有足够的农业用地。目前，我国已经明确规定农转非用地必须经过当地多个部门的许可，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在现在的限制是非常严的，而且需要交纳高昂的土地使用费。这不仅仅是农业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必须要非常重视，颁发农业用地转变用途许可证的时候，也应要求原来的旧宅基地，尽快开发为农业用地。
建立农地承包利益分配的仲裁制度。在英国有土地裁判所、德国有农业法院，这些都是两国为了支持农村工作的开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农业用地的纠纷解决机构。前文已经提过，在面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诉讼时基层法院不受理，农民请求农村土地纠纷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关不受理，这一方面是由那些政府部门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没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造成的。因此我国现在某些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试点工程，探索建立了基层调解、县级仲裁、司法判决的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提供了实践的经验。当然，在推进农村土地仲裁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立法工作，让仲裁工作有法可依，建立一整套为仲裁服务的法律。任何工作都是人执行的，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大量的具有素质的仲裁员，这样才能保障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制度。中国与英国和德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是不同的，但他们的农地产权交易的管理制度和经验，提醒我们对土地承包应当加强管理，以确保现代农业建设进展顺利。这种经验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必须不断的完善。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流程，建立合理的租赁和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农业用途的审查制度，转让对象，租赁期限，农业用途的认定必须要明确清晰。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的转让合同的审批要下放到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农业主管部门，这有利于土地流转的灵活开展，和对合同是否履行的定期核准。
二是要重视解决流转过程中的一些细碎问题。如在组织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时候，必须要给农民详细地讲请每一项条款的作用，防止农民因为一些法律知识的缺失而造成利益的损害。
构建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制度设想
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制度。信息反馈的灵敏和准确与否是决定管理效率的关键，是信息管理系统运行良好的核心之一。灵敏、正确和有力的信息反馈是一个管理制度或一个管理职能是否有充沛生命力的标志，这就是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反馈原理。管理系统想要灵活的运行，必须要有灵敏的“感受器”，联结各个环节，及时处理原有计划与客观条件间的矛盾。就必须要有一个灵敏的感受器，这就是信息反馈系统。信息反馈系统通过各种实际信息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处理，将政策的执行情况反馈给政策制定者，制定者通过反馈的信息可以适时的调整，修正各种管理行为，使政策更好的执行。
创建科学的农地信托制度。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将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罚的行为。①
信托机制从某方面来说是一项有益的机制，如何发挥信托在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中的作用？一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农户信托制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为离开农村的农民建立信托制度，可以使他们离开后在农村的土地利益仍然得到有效的保障，而那些依旧在农村的农户也可以依靠信托制度，减轻自己的工作。
二是要依照信托的法源基础，农户依旧享有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分配权。农户可以依靠信托制度在土地纠纷、土地流转以及土地定价过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改变当前的被动情况。
三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口粮和免征农业税。一个完善的农村信托制度可以在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的基础上，帮助农民保障自己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决策权和征地补偿中的索取权以及改变土地用途过程中的受益权。
完善农地纠纷预防排查制度。当今农村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各种纠纷层出不穷，仅仅靠一次性的处理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定期排查制度。地方政府应该每年按照“部门协调、官民相商、联合管理”的原则，定期巡回对农户土地利益纠纷进行排查调解，以便及时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地处理土地纠纷，清除侵犯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各种隐患，维护好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权益。
农民文化知识普遍不高，法律知识匮乏，面对一些土地纠纷时他们的处理可能是违法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建立预防纠纷机制，找一些典型的土地纠纷案例让农民学习，让农民在学习中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在面对土地纠纷时就不会盲目的犯法，同时也要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法律学习活动，提高基层干部的基本素质和法律水平。
构建合理的监督制度。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信息网络，建立专门地为农村服务的农村新闻版块，以促进农村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有效地监督农村土地制度的执行情况，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而且网络监督具有许多传统监督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监督的缺失。网络监督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监督，它能够更快捷、更彻底、更透明地反映农村的实地情况而且也能更好地保护举报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网络监督是一种直线型的监督，它可以更快地反映农村的土地纠纷，方便领导者及时的决策，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网络监督是一种新型的全民监督，它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升农民对于土地权益保障的信心，增强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荣誉感，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网络监督也是一场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农民在面对自己权益受到侵犯时的主动反击能力。
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目前，我国存在很多案例足以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土地征收程序相当不健全，政府官员可以利用程序的漏洞，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所以必须要有一套法律来规范，要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进行限制，规范土地征收的程序，防止土地征收权力的滥用，防止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侵犯。而这个程序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尽力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兼顾，保证土地征收过程的公开性，减少暗箱操作的机会，当然这套体系必须是可行的。
首先，增加“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包括申请程序、调查程序、确认程序、征收公告程序。由需用地人提出征收申请，政府权力机关应公示告知征收的用途、征收目的、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理由何在等事宜。如果这种土地利用有可能危害到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就必须开展环境调查报告，召开全体村民会议，由全体村民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土地开发。
其次，安置补偿费用必须有相关利益各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协商，安置补偿方案不应当由当地政府和开发土地的法定代表提出的补偿方案单位商定后再向农民征求意见，而应由农民与开发土地法定代表在政府的监督下协商，这有利于提高土地征收中的公平性，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土地的顺利开发。
（作者分别为中共都匀市委党校副教授，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7
一、为什么要聚焦外出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
35岁到50岁回乡青壮年农民，这一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见多识广、观念新。农村是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长期在农村生活最缺乏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教育，是见识、新观念、市场化意识和组织化理念。中央提出，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发展农业。工业化、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经历过、体验过才能深刻理解和体会。35岁到50岁这部分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通常经过多年城市或发达地区打工的浸润，工业化、市场化、组织化理念已经深入骨髓，观念具有了颠覆性改变，回到农村已不再甘心做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追求十分迫切。
突破了从业生活的“围城”期。一代文学巨匠钱钟书形象地说明了人们从业生活的“围城现象”：“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农村年轻人，抛开经济收入之外，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具有无限的向往，一定要到大城市感受一下；个体的感受和追求经过舆论的共振和从众行为的渲染，在当前农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成年的孩子窝在家里不到城市打工是没有出息的，所以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到城市闯一闯的。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对城市的早起晚归、高强度工作和蜗居的艰苦生活已经有了亲身感受，反而愿意回到农村。这种状况不仅我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年轻人也少有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务农的，也要先到城市闯一闯，等在外闯荡一段时间以后，再子承父业开始务农。
有家有口，责任感强。35岁以上年龄，已经承担起家庭的重责，人在职业选择上逐渐务实，看重的不再只是职业外表的光鲜，而是职业的收入、对子女老人的照顾和各种各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性格上，也已经成熟，不再追求生活上的热热闹闹，相互攀比的动机减少，能够耐得住寂寞。农业作为与土地紧密联系、需要单独作业的产业，更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晋代文学巨匠陶渊明年过四十辞官务农后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充满了对田园生活和农业劳动的无限爱意，这是喜爱热闹和刺激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的。
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资金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一大难题，经过在城市多年的打拼，35岁以上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有效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家庭农场或经营其它产业。
熟悉农业农村，有较长时期服务农业。回乡青年熟悉农业农村，与当地农民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外来人口务农更宜于水土相符。在熟人社会的农村，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另外，从事农业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只要身体好、素质高就一样能当好职业农民，大名鼎鼎的褚时健76岁开始农业创业，生产出的褚橙成了众人仰慕的“励志橙”。外出打工农民即使50岁回乡，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再干20年。
外出打工青年回流农村已经初步显现。如贵州省毕节市是典型的山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已经有约5%的外出打工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就业，约3%领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办了农业小微企业。
回乡青壮年农民必然担当职业农民主力军，还因为目前可能务农的其他群体都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
当前农村，务农队伍的主体是老人妇女甚至孩子，这部分人总体体质弱、科技和文化素质低，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实际上，正是基于“386199部队”务农的现实，才使中央和社会各界忧心“谁来种地”的问题，才提出了建设职业农民队伍的要求。
刚毕业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这一群体精力充沛，对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接受快，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农民岂不更好？但在基层工作越久，越发感到把刚从学校毕业的小青年作为职业农民培养不切实际。一是上面提到的“围城现象”，在农村生长的年轻人对大城市、对外界世界的好奇心和体验欲，是不甘心一开始就在农村搞农业的；二是“见识问题”。即使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对他们开展农业职业教育，传授他们农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很难让他们牢固树立市场意识、合作意识和现代生活意识。教育学规律告诉我们，技能培训较易，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更难。即使有最好的老师可以传授他们先进的理念和习惯，但是学生来源区域的单一性，观念、习俗的一致性，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家庭的熏陶，从众行为的放大，会让试图改变他们既有意识和习惯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改变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个体放入既定的环境、同既定的人群相处。从这方面讲，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等于进入了社会大学，打工世界的工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组织、艰苦工作和生活的磨砺培养了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改变落后习惯、增长了见识，这是任何职业学校教育都无法达到的。三是资本问题。创业要资本，赤手空拳难以开展农业创业。他们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优秀的职业农民，但首先应当鼓励他们走出去，接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礼，经受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磨砺，在接受社会大学历练之后，可以更好适应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农业生产的劳累，创新性的发展农业。
大学生村官和大学毕业生。近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各地普遍选拔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经历了很好的基层锻炼，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些带动农民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典型，但是由于整体上缺乏社会阅历和能力，真正能够安心务农的不多，能够成为职业农民的更是凤毛麟角。部分大学生满腔热情到农村去做新农人，对农业的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也不多。其中原因除经济收入外，社会习惯、文化氛围甚至婚恋都是问题。举个极端的例子，一家山区生猪养殖企业高薪聘请了一位兽医学博士来工作，博士开始非常高兴地来到山腰上的企业，婚恋却成了大问题，好不容易有人在城里给介绍了对象，搞了几个都吹了。姑娘的理由很简单：离家太远，身上有猪臭味。小伙子很憋气，最后辞掉工作改行到城市去了。
务农的工商资本。务农的工商资本搞农业，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主要来自企业，但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仍然是以妇女老人为主的当地农民。
二、为什么部分青壮年农民选择回乡？
现在的农村，几乎全部青壮年农民打工外出与小部分回流并存，人力资源和人口的双向流动已经显现。理论界对这一现象有着过多的分析，笔者仅从人情常理上进行解读。有时候，人情常理背后包含着深刻的真理，远比抽象的理论分析更可靠。
常理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农民一窝蜂进城打工，根本在于城市是经济、文化的“高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挣钱容易；城市文化发达，灯红酒绿、有各种各样的西洋景，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感官和精神追求。但是，大家都往“高处”走，“高处”的人多了，环境就拥挤，人多、车多、房价高，生活就不那么方便了，劳动力需要赡养的人口如老人孩子进来就更不易，高处不胜寒了。相对处于“低处”的农村，由于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村庄空心了，人口减少了，空气清新了。物以稀为贵，劳动力价格上来了，“低处”也显得不那么低了，自然有人就想回来了。
年轻人家庭没负担，了无牵挂，充满了对繁华世界的憧憬、创业致富的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城市的就业机遇、经济文化、政治的繁荣，自然是希望的高处，是人生的首选。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加重；性格已趋于成熟，对职业和居所的选择已渐务实，对高处的看法也在改变，当然因个体情况不同有差别。小部分在城市已经打下了一片天地，有房有车有事业，自然愿意在城市继续干下去；一部分仍然在城市彷徨和求索，寻找新的致富机会；也有一部分厌倦了城市环境拥挤、居无定所、骨肉分离甚至遭人白眼的生活，看到农村农业的新机遇，愿意回到农村寻找新的事业。
过去农民离乡进城，主要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规模小，经营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上不去。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大批农民转移进城，为集中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留下了空间；农业政策扶持力度大，减少了经营成本，提升了农业效益，回乡青年农民适度经营农业完全可能得到体面的收入。
只要城乡的大门打开着，只要城乡统筹的方略保持不变，农民仍会大批进城，也仍然会有少量回乡务农。
三、怎样培育回乡青壮年农民成为职业农民？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要有职业农民成长壮大的环境；二是要有回乡青壮年农民接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条件。
营造职业农民队伍成长壮大的环境，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让职业农民这一群体有稳定的、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如果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少数农民就不愿意离乡背井、蜗居城市，谁来种地就不会成问题。至于谁去做职业农民，交给市场、交给农民自己去选择。农民为什么不能取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益？核心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培育职业农民在配套政策上，必须从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是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解决农业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职业农民要获得相当的收入，必须具有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流转仅仅停留在农民自发的层面还不够，供求信息不对称，流入户、流出户之间谈判成本高，必须有政策和项目支持。通过土地登记、确权、颁证，让外出打工农民感觉到把土地流转出去更合算，安心把土地流转出去。在县乡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鼓励农民在公开市场按照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流转土地，减少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二是合理的农业扶持政策。有了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仍然不能有效解决职业农民的稳定收益问题，因为流转土地要付费，而且近几年土地流转费用一直看涨。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实际上是对承包权的补贴，对拥有土地承包权农民的刚性收益补助，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没有得到。除去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还要支付对细碎化土地的田坝平整、农田整理等费用，职业农民从规模收益上取得超额收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在农业扶持政策的设计上，要加大针对农业经营权的补贴，实现谁种地、谁受益；还要加大对土地整理和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减少职业农民的前期投入。通过政策性的有增有减，使职业农民有望得到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
三是金融扶持政策。资金是职业农民经营创业的瓶颈，可以通过政策性担保、农房抵押、流转土地抵押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帮助职业农民完成农业创业的第一桶金。
把外出务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培养成职业农民，还需要提供接受教育、提升技能的基础条件和相应的支助政策。作为以农为业、以农为生、有家有业的社会群体，职业农民在教育培训的要求上已经不同于兼业的普通农民和刚刚离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实践性、弹性学习和政策支助要求。
系统性要求。职业农民不仅要知道农业技术和经营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的系统性学习和训练，有助于职业农民应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举一反三，总结规律，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行家里手。既往那种一技一培的应急式培训已难以满足职业农民的要求。
实践性要求。职业农民要能动手，善操作。农业作为培育和采集生物生长果实的产业，气候、环境对农业生产的操作有着较大的影响，教学的实践性要求高，仅仅讲解理论、黑板教学远远不够，要通过在园区、企业、基地办班的方式，聘请在农业生产经营第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来授课，结合实地观摩，现场指导，才能真正取得效果。
弹性学习要求。成年农民要养家糊口，不可能像初高中毕业生那样接受全日制学习。必须实行弹性学制、半农半学、工学结合，逐步形成因人因地、宽时限、重实践、结总账的教学考核体系。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8
一、地域特色、本土文化:地方台的倾情守望
地域特色是地方电视台生存和发展之本,新闻圈内有句话“因为本土,所以亲近”。电视节目的本土化是地方电视台赢得观众得天独厚的优势,要把各种“活鱼”、“海鲜”、“土特产”变成色香味美的“快餐”,地方电视台恰恰具备了“快餐店”的优势,因为它就生活在生产这些“土特产”的乡土中,而这一优势在新闻性栏目中就更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因此地方台的新闻性栏目要抓住这一优势多做文章,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采写富有地域特色的新闻,根据观众的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换句话说,只有观众身边的事和人才能引起他们的认同感,才能带动他们的参与感,才能拓展节目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贴近实际。地方台如能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名优特产、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文化习俗、自然风光等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并很好地挖掘其深刻内涵,让世人了解它,进而加以发扬光大,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内容上就极具吸引力。招远市的黄金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也是全国闻名的粉丝之乡,招远电视台及时抓住黄金和粉丝这一亮点,拍摄了《还金子本色》《黄金托起招远经济》《老牌龙口粉丝发展应有新思路》等电视新闻,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和当地电视台播出,不但对当地黄金和粉丝资源整合起到舆论导向作用,而且提高了招远在全国的影响力,这些电视新闻也分别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新闻一二等奖。文化是一个地区人们创造力的最好体现,展示了自身的优秀文化,也就等于展示了本地人民热爱家乡的热情和建设家乡的创造力,这无疑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招远电视台拍摄的反映本地文化的《秧歌扭进奥运大舞台》《小剪刀剪出大世界》《招远农民画走进北京城》《老少爷们出画集》等电视新闻,既让当地百姓感到亲切,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把招远的文化融入了外面精彩的大世界。而招远电视台拍摄的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副总理的心愿》、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的《教育改革――跨世纪的呼唤》、《素质教育在招远》等电视新闻则是从关注教育的角度来体现新闻报道的本土性、贴近性、服务性,观众看起来亲切、易于接受,因而受到本地百姓的欢迎。
二、定位准确、服务“三农”:地方台的制胜法宝
定位准确是办好栏目的基础,地方电视台的收视对象农民占大多数,因而,地方电视台的电视新闻理应面向广大农村受众市场,在“三农”上做足文章,根据农民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农村群众提供具体实用的农业科技信息。招远市是农业大市,关注“三农”一直是招远电视台新闻工作的重点。《招远新闻》60%以上头条都用来播发基层先进经验和模范典型,并开辟了“快马加鞭奔小康”、“调结构、促发展”等栏目,为“三农”做了大量宣传。自1992年以来招远电视台获得全国和省级好新闻的作品达40条,其中有20条是反映“三农”的新闻报道,如《省委书记到农家》《调整结构成为招远农民忙春的主题》《政策稳了,农民乐了》《庄稼汉当家说了算》《集体花钱村民把关》等。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报道反映了招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展示了新时期农民的新形象、新观念、新时尚、新变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齐心协力奔小康,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真心为农民服务,不仅要给农民带来致富信息,更重要的是告诉农民科技、品牌、信息的重要性,通过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转变农民相对落后的旧观念,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招远电视台针对农民渴望掌握科学知识,渴望掌握致富技术的迫切愿望,鼓励记者、节目主持人住到农家和农民心贴心地交朋友,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打成一片,从农民的角度发掘新闻,采写拍摄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作品,如招远电视台拍摄的获得全省好新闻奖的《好瓜卖不出究竟谁之过》《农民办起整地公司》《干部示范带富一方人》《名牌救了穷山村》《绿证效应在招远》等,这些报道集科技性、知识性、服务性、新闻性于一体,面向老百姓,为百姓释疑解惑,为招远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招远电视台还针对农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不透的现状,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及时拍摄了《招远大农业开发见成效》《走特色路创致富业》《“一村一品”促产业扶贫》《麦田里的喜与忧》等,新闻报道针对性强,叙事论理入木三分,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
三、培育精品、彰显优势:地方台的品牌战略
实施精品工程,办出贴近时代、彰显特色、影响广泛的电视品牌栏目,是电视新闻立足传媒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策略,只有在广大受众面前树立起自己叫得响的品牌,才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在媒体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资源相对较少,但如果办台理念正确,栏目的内容和形式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栏目照样能创品牌。招远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评论《社会关注》栏目在创办之初就鲜明地提出用“特别的视角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你我”的主旨,正是基于“特别的视角”,招远电视台的《社会关注》栏目每周才会有不同的话题,如热点问题的争论交锋、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人物命运的真切展现等。这些夺人眼球的选题,既有翔实的新闻事实,又具有鲜明的思想观点,使观众在视听结合的艺术中感受深邃的道理。《劳动维权斩断“欠薪路”》以“辛辛苦苦一整年,春节拿不到过年钱”为话题,披露了备受人们关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春风行动》报道了2009年春天,由招远市各部门联合举办的以“送就业、送岗位”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上万名应届毕业生、下岗人员及农民工在招聘会上积极地寻找着就业的机会,享受着签约的快乐;《收获》反映了招远市新型农保工作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招远9万农民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范围,不花一分钱每月就能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老人们老有所养,在黄昏收获着希望。这些报道充分体现了《社会关注》作为主流媒体的大视角和大深度。另外,再好的栏目定位,如果没有一个综合素质很强的制片人,这个栏目要想办好是不大可能的。地方台要想打造新闻精品栏目,就得公正大胆地使用综合素质好的记者当制片人。当然,制片人自身素质好,只是办好栏目的一个重要方面,关键要看制片人在栏目生产运行中的素质是否发挥运用结合得好。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9
关键词：农民；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土地崇拜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17-02
《麦河》是一部写当下农村土地问题的力作，对农村发展的一个探索和思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乡土写作。“新现实乡土小说是新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这个文学思潮大约产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主要以何申、谈歌、刘醒龙、关仁山、谭文峰等为代表。”商品经济大潮中乡土社会的变革是这些作品表现与描写的主要对象。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画面上来把握现实的矛盾。《麦河》经过精心的构思和深入的开掘，在城乡两个社会画面上讲述故事，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瞎子白立国作为叙述者，百年老鹰是其眼线，通过人鬼对话来沟通古今，写向历史的纵深，却又自如的回到在现实中，现在与历史，现实与虚幻交织，使得小说具有一种魔幻色彩。作者用满含深情的笔调书写着永不衰败的土地崇拜。
一、土地崇拜
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农民的生存方式，自古就有“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土地崇拜观念。农民靠着几亩地养家糊口，繁衍生存，自然把土地奉若神明，侍奉祭祀，祈求风调雨顺，盼着好收成。就是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土地的渴望和热爱也是有增无减的。
在作者的故乡唐山冀东平原有一条大河叫滦河。河水从草原而来，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河流在大地表面蜿蜒流淌，无私的哺育着两岸儿女，最后流入渤海。滦河，是唐山最大过境河流，两岸盛产麦子，船上装满了麦子，老百姓也称“麦河”。这部小说就以《麦河》为题，讲述麦河两岸的人和事。麦河两岸泥土飘香，麦浪滚滚，麦子和土地在风中深情地吟唱，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有了冀东大地，有了麦河以及两岸的麦香，便有了冀东人民的繁荣不息。正如在诗人海子心中麦子是一件圣物一样，而对于冀东大地上的人来说，麦子是人们心中的图腾。比如在小说《麦河》中提到的麦子是辟邪之物；人死了在坟头上铺上麦子；虎子经常嘴里叼着麦子；为去除韩腰子的病魔，白立国还给他两张麦穗破秽符等。麦河滋养着生命，又诞生了地域文化。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之一的乐亭大鼓就是作者经常在小说中提到的。小说中瞎三白立国挥着手中的梨花板，扯开喉咙唱道：摸一摸我的天／亲一亲我的地／娘织了毛布衣／姐编了苇炕席／麦子黄了梢儿／大爷挂了犁儿／……“摸”、“亲”二字让人有种切身之感。自然而又浑厚的唱腔传达着淳朴而又深情的韵味，亲切而又绵柔的唱词蕴含着乡间凡夫俗子的真善美，也温暖着麦河沿岸的人们。
冀东大地上的人们都有土地崇拜。乡间的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小说中写道土地神管事很多，如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等。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连安手里的“麦穗”有非凡的魔力。如遇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连安手里“麦穗”一挥，滂沱大雨就会到来。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同时小说中讲述的这些传说更加体现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土地流转
小说主要围绕曹双羊回鹦鹉村搞土地流转时发生的一些矛盾冲突讲述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现代文明也逐渐深入到农村，农村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国家越来越关注“三农”问题，农村的问题很多，比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我国颁发了《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都作出了规定。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继包产到户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正如小说中村长陈锁住所说的：由于农村经营分散难以集中开发，土地经营的粗放，直接导致地产、土质的严重下降。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老、弱、病、残、妇女留守在家，劳动力十分是缺乏，土地粗放耕作，甚至出现荒芜。为了多打粮，就通过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来种植、管理农作物，造成耕地、水源、大气等严重污染，土质板结，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镇的迅速扩张、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的大幅度增加，基本农田越来越少了。“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更加自由，也不断增加着收入，但是，也是问题重重。过去对乡村约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经失效。不尊重生活这种复杂性，就会犯一些幼稚错误，甚至会帮倒忙。小说中写道，曹双羊在回村搞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他利用农民的土地证抵押贷款，土地由于管理不当出现土质板结。小说中也写道了曹玉堂和郭富九对土地流转态度由反对到接受的过程。
当然，土地流转后，农业实行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民增收。总之，土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是有了人们对土地的热爱，才有了更多的对土地的探索和思考。
三、土地上的精灵
我们知道，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三个要素主要包括人物、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长篇小说《麦河》成功之一就在于它成功的塑造了新型农民形象，他们共同情感特点是热爱养育他的那片土地。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叫“瞎三”的乐亭大鼓艺人白立国。白立国小时候因病双目失明，然后学习乐亭大鼓，并为人算命。他心地善良、富于智慧、同情弱者、富有正义感、热爱土地，他曾说过：“离开土地，背叛土地，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谁都不能离开土地啊。”可以说白立国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民间道德文化的化身。他身边还有一个百岁老鹰虎子。这只神鹰完成了两次的蜕变，能用特殊的语言同它的主人沟通交流，还能预知未来，于是成了白立国的“眼线”。写百岁神鹰虎子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正是由于虎子有这种特异功能，才帮助瞎三很好的去讲述整个故事。小说最后写道虎子死里逃生，回到了鹦鹉村。虎子都要拼命回到养育它的土地上，何况人呢，发人深思。小说写道白立国能在夜里到鹦鹉村坟场里同鬼魂对话更是具有魔幻色彩。小说中写道鹦鹉村有一种习俗，身前有功德的人死后，请人放掉死者身上的一碗血，然后和着泥，塑成死者的塑像，烧制后立在死者的坟前。白立国失明之后，他能乘夜色到村外的坟场与狗儿爷以及枣杠子等鬼魂对话。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的回忆就是用白立国同狗儿爷以及枣杠子的鬼魂对话来叙述的。通过与鬼魂对话，我们了解了曹家几代人与土地的命运。例如曹老大开荒的土地被张兰池占去，狗儿爷如何带头斗倒地主等。从现实一下子转入历史叙述又返回现实，缩短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是小说一条暗线，纵向叙述历史，又让我们了解了土地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农民的命运以及代代农民与土地的感情。
曹双羊是小说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而勇于闯荡的开拓精神，他探索着如何转变生产方式，让土地给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小说中讲道由于陈元庆欺负了他姐，他打了陈元庆而耽误了高考。开发煤矿让他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和残酷，经营麦河集团又让他看到了商场的阴暗和狡诈。他回到鹦鹉村土地上，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同时小说又讲述了他的太爷曹老大、爷爷曹景春(狗儿爷)、父亲曹玉堂四代人与土地的故事。在《麦河》中不仅讲述了农民与土地关系，而且描述了土地流转中复杂的矛盾斗争。曹双羊为了“麦河道场”方便面的原料供应而回村流转土地，于是在流转土地中就充满复杂的矛盾斗争。他为了筹集高额的广告费用而把农民土地证作为抵押到银行贷款；使用美国产的一种叫“青肥”的肥料，导致土地板结等。曹双羊在瞎子白立国的帮助下经过蜕变真正成长，以鹦鹉村百姓的利益为重，反抗村长陈锁柱以及举报县长陈元庆的不法行为。当然，小说写了曹双羊经过两次蜕变真心为农民谋利益，决心不再伤害土地，把土地流转办好了，使农民受益。他是热爱土地的。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农民，都注定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桃儿是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懂得自立自强，热爱土地。她随母亲改嫁而到了韩腰子家。由于贫穷，她和曹双羊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桃儿被迫进城打工，又为了救母亲而失了身，迷失了自己，又由于被抓，自杀时被白立国救了。但是桃儿很快从迷失中走出来，凭着对土地的热爱重塑土地崇拜。她爱上瞎子白立国，并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正像她自己所说的：“土地，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坐标，离开了它，人生就会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一方面拼命挣钱准备为白立国治眼睛；一方面办起了保洁公司，想抢救更多像她这样的姐妹们。当她把白立国送进医院做了复明手术重见光明后，自己却在送白立国返乡的路上因为车祸而双目失明。桃儿的命运让人为之同情。也许在她瞎了以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大地的心跳和对土地的依恋。
除了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生动鲜明的形象，小说中还有像陈氏三兄弟、郭富九、韩腰子、曹小根、曹凤莲、张晋芳、刘凤桐等形象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其中郭富九、韩腰子这两个种田的好把式由一开始的反对土地流转到接受的过程，小说讲述的也十分的曲折生动。他们都是土地上的精灵，用他们的爱恨情愁演绎着大地之歌。
《麦河》是一曲献给农民和土地的深情颂歌，唱出了冀东儿女的悲欢离合。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可以说城乡之间存在着许多可变因素，但不变的是土地和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土地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给心灵世界以勇气和力量。“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诗人的心声，也道出了作者对冀东大地的热爱和关注以及千百万农民的对土地的眷念之情。即使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今天，正是由于这样的土地崇拜，才会有更多的对于土地生产方式的探索，那些飘逸着泥土气息的乡土写作也将成为文学的宠儿。
参考文献：
[1]赵川宏.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10
关键词：乡土水彩创作语言
从字面来看，乡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所谓“乡”，就是一个人出生成长、亲朋共居、习俗形成的地方；所谓“土”，费孝通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就是人们的生存之地，人类生活的根基。乡土，就是人类居住的本乡本土，其中包含了这一地方的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所以，我们常说的乡土，更多的是把乡土看成是一种认同，一种文化根基，这是从最深层来指认乡土的。①
中国水彩经过百年发展，正是因为一大批画家在乡土这一领域努力探索，使我国的水彩艺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本土的一些风格，初步显现了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笔者所探索的乡土，是指中国本土、民族，是对祖国母亲的乡土情怀。在笔者的创作中，除对不同材料技法的创新，传统水彩的语言技法仍然在创作上占主要地位。笔者生在农村，寄情乡土，画自己的经历感受，画自己的父老乡亲，展现农民的勤劳、纯朴、善良。
笔者常常以不同的构图、不同的尺幅、不同的笔触、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气氛和意境去探索画面效果。作品中对四季的表述，明亮、深沉、温馨、感伤、朝气等意境的感受，都是自身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构图的考究、材料的运用、色彩的格调、空间的虚实、造型的严谨、画面的统一、形式的美感、视觉的效果等都要在创作中不断研究并探索提高。以下结合三幅创作进行论述。
《打场》造型严谨、构图饱满、动态自然、色调丰富、视觉中心突出、场景视野开阔。早晨暖黄色的光线和烟雾相互辉映。作品通过描绘藏族农民早晨打青稞的场景，赞美、歌颂劳动人民，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无限敬意。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从素材收集，到构图、素描、起稿、上色等步骤。在高原早晨一片祥和的金色晨光中，打青稞的农民踏着打麦机的响声节奏，有条不紊地劳动着，从抱谷物者到打青稞者，到收谷物者……都洋溢着收获的快乐。虽然打谷场烟雾尘埃满天飞，即使戴着口罩和帽子，也挡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让人陶醉在浓浓的香草气味和收获的气息中。笔者在作画时运用了冲、破、喷、染等技法，水融，色彩丰富，谐调统一，背景的烟雾、房墙、木栏的虚实处理得恰到好处，生动地衬托出劳动者的形象。虽然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对人物的动态、色彩的掌握，对水分的控制、肌理的运用能够一气呵成，在水与色的交融中演绎劳动者的情感，像一曲轻快而又乡土情怀十足的乐曲，也像一首赞美劳动的诗篇。这就是中国西部高原乡土的人文情怀，高原藏族同胞不畏环境艰难，吃苦耐劳、乐观豪迈、从容自信的形象深刻地印在笔者的心中。在早晨阳光的映照中，农妇脸上的高原红特别显眼，有高原民族风格的服饰和衣着打扮，在阳光中犹如高原圣母般美丽动人。充满笑容的脸上是藏民在高原特殊环境下表现出的自然豁达，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对高原生活的自信和感恩。
《亲情》在受光的部分用立德粉和白乳胶作底，上色时透出层层特殊的肌理，是用笔达不到的效果。作品通过深刻的主题、严谨的构图、写实的手法、含蓄的笔触、温馨的意境、和谐的色彩、舞台式的光线视觉效果和亲切的形象描绘亲人。父母亲的满头白发，见证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蹉跎、生命短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生命可以延续，那将是回报亲人最理想的愿望。小时候在祖父、祖母的呵护下度过快乐的时光，画中童年的记忆犹如在眼前，让人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丰收・喜悦》主体人物突出，形象感人，色彩丰富细腻，运用水彩的不同技法表现如油画般的视觉效果。人物神态的生动刻画及喜悦的气氛在画面中自然流露。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十月是高原农民忙碌的日子，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终于迎来收获的喜悦。在高原阳光的照耀下，一群高原的农妇正在打谷场上把刚刚打出来的小麦装入袋中，在把麦袋抬起的一瞬间，流露出农民最灿烂的笑容，从嘴角到心里，由情到境，那是农民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也是描绘农民最动人的赞歌，更是祖国和谐昌盛的最有力见证。笔者在创作中所选择的题材、内容、形式、语言等主要受中外优秀的农民题材作品的启发和影响，在农民形象中注入个人对当代农民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并尽量寻找相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现当代有些水彩画家不是在创作语言上打牢基础提高艺术修养，而是抵制不了金钱、名利的诱惑，急于求成，有的甚至丑化农民形象，扭曲生活的原貌，违背乡土创作的本质和内涵，这些都与本土、乡土题材以及真、善、美背道而驰。
总的来看，笔者的水彩乡土创作是整体的、大胆的、概括的。以娴熟的技法和探索的激情，以笔代刀，水色交融，追求光与影、光与色的结合以及和谐、丰富的色彩视觉效果。用笔直率、硬朗而朴质。有人说，笔者的作品有纯朴的乡土情怀，有阳光、朝气蓬勃的精神指向，有一种特别感人的泥土气息和乡土味。但笔者认为，这些作品都是笨拙的、真诚的感言，有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自然、不造作、浑然天成的乡土感悟，可以触动人的心灵深处。作品构图严谨、用色浓厚、笔法朴拙、宏阔大气、色彩斑驳，有油画般的厚重感。但在乡土写实主义细腻的手法、逼真的刻画、典型的形象和深刻的内涵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不断在乡土创作上探索是笔者终生不变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本着对水彩画的热情，怀着对乡土的真诚，更有着一大批热爱乡土题材的水彩画家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相信不久的将来，水彩画乡土创作将是一片崭新、开阔的辉煌景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