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理论篇1
关键词：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三农”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001-0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执政经验与理论进行系统地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作以系统的总结。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中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的研究却很少。就内研究现状而言，虽说“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就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分下述两类略作综述。
1.有关党领导“三农"32作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当前，全面研究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文章比较少，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的：(1)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农”理论的探讨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是“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2)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振辉在《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大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分为：重中之重，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七个方面。(3)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特点的研究。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发表的《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三农”思想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三农”定位的高度，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三是理论风格的求是性，四是施政思路和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五是价值取向的人民性。(4)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认为，“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二是推进了我关于“三农”工作的实践。
2.有关党领导“三农"22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关于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对“一号文件”的研究。如，董文兵在《中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从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看30年农村改革》一文比较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产党专门就农村工作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期共的lo个中央“一号文件”，总结了lo个中央“一号文件”所集中反映的中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总之，当前研究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仅仅就某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就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与经验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及时、全面梳理的文章还未见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党中央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一个阶段。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理论界对这一阶段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理资源。
2.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指导我们科学面对我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农产品告别了短缺，但是“三农”问题不断显现，“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针对“三农”工作，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把我们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有利于深刻理解理论产生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背景可以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可以把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以下几个字来表述：
1.重：农民负担重。(1)税费负担过重。税费改革前，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1359亿元。(2)教育负担过重。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抽样调查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3)医疗费负担过重。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次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城乡居民平均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收入。
2.多：农民利益流失多。(1)价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通过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运用比较隐蔽的价格手段，使农民的利益合法地从农业流向城市的工商业。专家估算，建以来农民累计作出的资金贡献高达约
9516亿元。近几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垄断经营状态，同时，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专家估计每年仍高达1000多亿元。(2)税收方式。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税负不公与传统农业的税负过高，在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465亿元。(3)信贷方式。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各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普遍存在从农村中收缩营业网点，并且转移信贷重点，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据测量算，1996-2000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另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以后的数年份中，信贷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在1979-1994年的15年间，有11年为净流出，流出资金总量为882亿元。致使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以2000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与乡镇企业和农业的仅占10％，(4)土地征用方式。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而城市建设土地的出让价则实现了市场化，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大幅飚开，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为政府建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了2万亿元。(5)行政管理制度。现实中乡镇职能严重错位，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政绩，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使农民苦不堪言。同时乡镇机构雍肿、人员膨胀，全国仅在编的乡镇干部有1200多万人，大约40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一名干部，为了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和维持乡镇的正常运作，巧立名目、乱集资、乱罚款，以罚代管，变换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取得收入，这无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6)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后我国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约束与城乡壁垒仍然存在，有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大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的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形成了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进城务t的约1.3亿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既不享受社会保障，也享受不了基本的劳动权利。他们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换来是微簿的工资。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和被歧视的境况。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最低贡献1-2万元计算，四川有300万人在广州打工，为广东省的GDp的贡献每年约为300-400亿元。
3.少：财政投资农村少。(1)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家从农村中征收的税收增加很快，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则明显落后于农村税收增长的速度，使财政资金从农村中净流出1978～2001年，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了2594亿元，年均增长20.3％。同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由不到51亿增加到1516元，平均增加10.5％。致使农村资金由财政渠道净流出达1078亿元。(2)社会保障：现实中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2002年财政用于城市社会保障的资金约1200亿元，城市人均239元，而投向农村的约186亿元，农村人均约24元。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4.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002年达到3.11：1，创改革开放24年来新高。2003年将再创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为其一。
5.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组织的不断解体，农村公共物品缺少了主要的投资主体，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年久失修；一些曾经消失的流行病重新出现；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党需要对以往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
(二)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阶段性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利润，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将得到大的改变。工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城乡统筹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当工业化借助农业剩余扩张到能够通过自身的积累生成推动工业化的能力时，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就不应再从农业中吸纳资本等要素。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转折点出现，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萎缩，农业应成为接受“补助”，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换言之，一旦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获得了利用自身积累来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众多学者认为，2002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对“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成果
“三农”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党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要求，针对“三农"32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我们党新的“三农”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举措”的政策体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六个基本”构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
1.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方针开始重大的转变，由城乡有别向统筹城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2.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三农”工作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3.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4.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3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重大问题，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我们党制定新“三农”的政策提出了基本方针。
5.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同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2006年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的关注由经济层面向全方位的转变。
6.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基本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我们党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这“六个基本”构成了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
(二)“举措”构建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些战略思想，2004-2008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税收的历史；二是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历史先河；三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四是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五是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六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七是不断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八是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基本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成果的特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与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相比较具有显明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新
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而我们党的新“三农”理论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提出来的。因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二)追求的目的新
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重视农业税收，重视禁止农民经商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主要是重农业生产，重农民人口的数量，重国家对农民的索取。
我们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当作革命的主要问题，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把7亿亩土地分给3亿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按说农民问题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新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化，必须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也就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因而国家继续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同时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经过20多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了，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农差别、城乡差距形成了，而且愈来愈大。事实上我们党重视“二三农”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农民仍然是被索取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也在总体上到了中期阶段，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新的“三农”理论，从战略看，主要是重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重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重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从工作看，主要是财力分配等向“三农”倾斜，特别是废除农业税，实行补贴政策，“以工补农”取代了“以农补工”。很显然，我们今天既重农民的力量，更重农民的利益；既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新的“三农”理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既重农民的“力”，更重农民的“利”。
(三)体现的指导思想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特别是几个“一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从根本上说，农业、农村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业、农村的发展要靠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最重视的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央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一号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体现了对农民的最大关怀；文件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充分尊重；文件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表现了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决心和气魄，体现了善待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精神；文件强调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更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城乡、工农之间、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也严重
失衡。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党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五个统筹”的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
(四)提出的观点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些新的“三农”理论的观点在我们党理论中是首次提出的，是我们党的理论中新思想、新观点。
(五)制定的措施新
在新的“三农”理论的指导下，2004―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了8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总结为“举措”的政策体系。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政策中以前是没有的。
五、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贡献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论贡献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西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预想到、也没有论述的。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二)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首先继承了我们党的“三农”思想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阶段、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如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农”思想都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这种发展模式下提出的思想观点。而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模式，各项政策与工业化初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三)论述了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原始的资本积累只有从农业中提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工业的积累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利润率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提出的“六个基本”的观点和“举措”就初步论述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理论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农问题；农民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37-02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具体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我国“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本文主要探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中国三农问题微观层面的指导。
一、重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历来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南，也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的思想武器。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还要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我国实际的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本就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国家。一个不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也很难真正厘清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而在理论上，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他的思想必定有其精华之处。因此，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心的需要
首先，针对目前部分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的论断，我们更应该加大对马克思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研究。才能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过时，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忠实的信仰。我们都知道，老一辈共产党人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质遗产，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坚如磐石的信仰和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却是一笔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其次，就因为目前太多人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受到很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误导和蛊惑。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他不能将以后一百年的事情都准确预测到，我们要根据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将其加以完善，使其与时俱进。其实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之精神：那就是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认识，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加以看待和认识，而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拘泥于教条和书本。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体系对我国三农问题具有的巨大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加以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业的指导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可以看出，农业问题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经济问题之一。他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强调了资本造就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农业本身的高度发展为支撑。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就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没有富裕的农村，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农业问题的巨大启示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而我国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阻碍农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农民们抱怨他们的农作物卖不出去或者卖的价格太过于低廉，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较好路径之一。然而，党和政府在实现“产―供―销”链条的运行机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另外，我国农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目前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没有形成规模发展；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因此，农村出现大量的荒地，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党和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有条件的地区对目前处于分散经营的农民的农作物逐步实现规模经营，并创造良好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环境等一条龙服务。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村的指导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城市的地位逐渐超出了农村，城市的生产效率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农村。城市成为工商业生产和交换中心。前期由乡村统治城市逐渐转移到目前的由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局面。但是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随时谨记和吸收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精髓，以指导我们对农村的建设。
正所谓，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那么我国面临的农村问题，除了政策须向农村倾斜外，还表现在户籍制度问题对农村发展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阻碍方面。以往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处于二元分割的状态，使得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产生了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必要，但是在今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医疗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社会保障不公平等等不公平现象，这严重阻碍了农村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因为，凡是限制人身自由流动或者加大流动成本的做法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群众舆论都纷纷探索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基本方法论原则指导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步骤需要控制，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民的指导
中国古往今来一直以农业立国，而农民人口也非常庞大，这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思想和收入问题是关键。
1.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首要问题，其中农民收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要保持农民收入能持续较快增长。由于受到传统小农意识的熏陶，我国广大农民同胞的商品意识淡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介绍了商品的含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小农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而大多农民的劳动产品并不是全部用于自己消耗，而是用于和他人做交换的商品。所以就要区别一下农业产品和农业商品的概念，农业产品只是农民们辛勤耕种的劳动结果，而农业商品则是在农业产品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运输、交换的商品。比如：如何将葡萄变成商品：葡萄酒。那么葡萄园就是酒厂的第一个车间，一亩地种的水果量、灌溉时间、糖度等必须严格按照酒家厂工程师的要求去做，不然，农民的葡萄就无法变成价值高的商品。再比如：在城市的超市，那里的无公害蔬菜比我们农贸市场的蔬菜贵出几倍，如果农民也按照标准化生产，从土地、水源到施肥灌溉，再到最后的加工、包装、运输以及商标设计，都能让买者感觉到你卖给他的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那种直接从地里出来然后装进麻袋的农产品，那么就会得到一个较好的交易结果，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商品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是要去和别人交换的使用价值，就要把它作为商品的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政府除了要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外在政策环境，还要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并向农民宣传普及。
2.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农民存在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理清农村工作思路。如前所论述的，农民们由于没有学习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理论，导致他们没有意识到如何将自己的农产品变成具有巨大交换价值的商品。即使基层工作者有这个意识去改变这种状态，农民的工作也很难做，一些基层工作者认为，要是把农民们的农产品卖出好的价格后他们就高兴，要让农民们交出很少的会费他们就不高兴不愿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基层工作者们要实现他们产品的升值需要很多环节，比如：信息收集、找到购买市场、引进产品或技术。这中间包括了很多的干部、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贸易专家的劳动，甚至很多商品还要加上保鲜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才能实现交换。但是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此问题，农民如果觉得他生产的农产品，卖的好价钱都该属于他们，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所以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到农民们的思想中，从而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做好基本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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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潇.浅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三农问题理论篇3
[关键词]富源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中图分类号]F32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10-0028-01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客观需要，是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是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1富源县“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存在误区。一是认为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级基本没有集体资产，不需要管理；二是村民自治，不能管理；三是情况复杂，不好管理。农村“三资”涉及面广、项目多，既有现金的，又有实物的，还有资源性质的；既有可动产，又有不动产；既有国家支农资金、各项补偿补助款，又有集体收入，还有筹资、捐资等，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多样性，导致管理难度较大。
1.2思想认识落后。集体资产被随意占用，任期内的村干部图安宁，不愿惹；群众敢怒不敢言，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致使集体资产的安全无法保证，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
1.3经济合同签订不规范，集体组织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集体资源低价承包、私自转包，合同条款不完善，甚至没有书面合同等；发包期限过长，集体收益减少。
1.4乡镇（街道）经过几轮的机构改革，原有工作职能已经找不到做事的机构。2009年各乡镇（街道）按照省市县要求成立的村级会计委托服务中心职能划转，现在村级会计委托中心在银行开户时只能使用“×××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财务专用章”，无机构和法人。
1.5乡镇（街道）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创造性，总等着上面的指挥棒，缺少探索精神；由于村级报账员报酬未纳入财政核算，由村级自行解决，报酬低更换频繁，村级“三资”管理工作开展的热情度不高。
1.6农村“三资”管理范围不全面，我县自2009年推行村级会计委托服务以来，着重对资金进行了管理，资产仅对部分（如办公楼、学校及日常办公用品等）进行了管理，而资源性资产尚未管理。
2富源县“三资”管理的解决措施
2.1组建领导机构，明确工作任务。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纪检监察、农业、财政、审计、民政、国土等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三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并设立了富源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县“三资”管理日常工作。各个乡镇（街道）也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做到机构、人员、场所三到位。同时，各村（居）委会成立“三资”清查组，理顺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监管的体制，在全县形成了由“县到乡到村到组”的四级监管组织。
2.2建立相应的管理平台。全县各乡镇（街道）都成立了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委托服务中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产权交易中心、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三个机构，完善了相关制度流程，配备了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按管理制度规定1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农村工程项目、大宗物品采购以及村集体资产产权交易、资源开发利用等必须进入乡镇（街道）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竞价或招投标。
2.3强化制度管理。农村“三资”管理始终做到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制定了《富源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按照“三资”管理工作要求，各乡镇（街道）建立健全了委托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农村集体“三资”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上墙，认真按照各项制度要求规范操作，严格管理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2.4“三资”清产核资工作培训。清产核资是实现全面委托服务的中心环节，富源县“三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富源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清产核资工作业务要求》，对乡镇（街道）“三资”管理工作人员开展清产核资业务培训，在全县各乡、镇、街道共组织业务培训36期，总计1981人次。全县各行政村严格按照清查、评估、整改、公示、登记“五步法”，认真开展清产核资，做到先清账内、后清账外，先清资金、后核查资产资源。在村级“三资”清理登记完毕后，各乡镇进行严格审查，再由各村向群众进行张榜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在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由村委会负责人、村监督委员会、村小组组长、参与核资人等签字盖章后上报，建立农村集体“三资”明细台帐，力争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项。
结语
在今后的“三资”管理工作中，要定期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及时宣传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让广大群众参与到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中来，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使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增值保值，防止因管理不善、监督不严造成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失，从源头上遏制农村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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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宁.浅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财经界，2013（24）：121.
三农问题理论篇4
关键词：试论；“三农”理论；特点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深受党的高度重视，为了较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党历代领导集体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三农”思想。的“三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过的国情的国情入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三农”观点，为以后中国“三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发展了的“三农”思想，解放农村生产力，对“三农”问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继续强调和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突出了农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在继承、邓小平“三农”思想理论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提出了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突出强调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好“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新世纪新阶段，继续继承前人思想，形成了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在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农业基础理论的有一次重大发展。各历史时期，党的“三农”理论虽有不同，但在理论来源和理论架构上有着一脉相连的内在体系，因此党的“三农”理论特点具有以下特点：
一、党对“三农”理论的探索具有主动性、战略性和时代性
党领导集体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始终保持积极主动姿态和高屋建瓴的眼光。党不是在广大农民的压力下，而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着眼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着眼于中国发展战略的需求，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党总是站在时展的高度，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对马列主义“三农”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三农”思想是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形成的。民主革命时期，运用阶级分析法把农民分成不同阶层，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了农民及积极性，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建国后，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邓小平在总结在探索“三农”问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背景下，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根据国情并结合外国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20世纪90年代，审时度势，针对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成为普遍趋势和我国在“三农”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进入新世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经济优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给我国“三农”已带来很大影响，“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在新形势下，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筹下，形成了新的、系统的“三农”思想。
二、党的“三农”理论具有科学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党的“三农”理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因此党的“三农”理论才能在实践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即使有过错误、偏差，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也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从而使得“三农”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纵观党历代领导人的“三农”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十分强调“三农”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加强城镇化建设，坚持对农村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等方面。党的“三农”思想在一脉相承下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的“三农”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形成了许多新思想。建国后，又创造性地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互助组到初级社，最后发展到高级社，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继承了的“三农”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思想。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90年，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两个飞跃”思想，这一思想给我国农业如何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指明了道路和前进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继续深化改革。他提出了两个转变思想，即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经济增长方式要有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农业发展也要靠两个转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特别强调要以德治农与依法治农相结合，使农民的权益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同时要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六大以来，又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新的“三农”理论。针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加剧，把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自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结束了两千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减轻农民负担，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出台一系列政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理论。党的“三农”理论在科学思想指导下，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
三、党的“三农”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反思性和开放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正如邓小平所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在对“三农”问题认识处理过程上，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但由于晚年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他的正确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反思和总结，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适应各个时期的“三农”理论。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保证了党在探索“三农”理论过程中做到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在总结和反思的同时，党也十分关注国外在处理“三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1956年2月，在《论十大关系》论述中提出要借鉴苏联经验教训，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缩小剪刀差，发展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等，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力条件，更多一些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外成功的经验，党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科学吸纳、博采众长。
四、党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集体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在理论上努力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在实践中虽有过曲折徘徊，但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绩。“三农”理论为未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就会有许多复杂因素成为阻力，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党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及时应对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挑战，这样才能克服困难，完成使命。
“三农”理论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体系。“三农”问题能否成功解决，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坚信在党的“三农”理论指导下，“三农”问题定会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定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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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理论篇5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危机决定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政策，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业立法与执法实践，以至反过来又严重影响我国农业法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学科产生之初依存环境所导致自身特性不明确、地位不清楚等问题，也有人们对其研究热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首先，农业法长期屈居经济法篱下，造成农业法学难以跳出经济法学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法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规范，是农业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指南，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兴起之时农业法被一些学者划入经济法的范畴，从此我国农业法一直生长在经济法巨大的阴影下。几十年来学界对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何命名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据不完全地统计，每当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时，有用“农村经济法”的、①有用“农业经济法”的、②有用“农业和农村法制”的、③有用“农业法律”的、④还有用“农村政策与法规”的。⑤显然，不管是“农村经济法”、“农业经济法”，还是“农业和农村法制”、“农业法律”、“农村政策与法规”的说法，都存在涵盖范围过窄、命名不尽科学、称谓词不达意或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误导了人们对这类法律法规的理解。尽管《农业法》的颁布使“农业法”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法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农业法研究领域由此得到极大拓展，但“农业法”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法律属性、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至今还是将“农业法学”限定在“农业经济法学”的界域内，并视其为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⑥农业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创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许多重要概念无法明确，制度设计局限于经济法体系的框架。
其次，法学界对农业法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事农业法学研究的法学家甚少，以至于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健康发展应有的学术氛围。在形式上重视三农，实质上忽视三农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学界缺乏对农业法的研究热情，表现在：（1）与农业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仅从事农业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法学研究者愿意以农业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农业税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土地流通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法学视野下的研究。所以有关农业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综合性或经济类杂志，发表于法学类杂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属于“农业法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绝大多数法学院校没有开设农业法学课程，某些农业院校虽然开设了《农业经济法概论》之类的课程，但一般设置为选修课程，授课目标主要定位于对现有农业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质。（3）我国农业法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官方主办主管的研究会、法学会下设的农业法研究会、学校与官方共建研究机构、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几种，尽管这些年各地农业法学研究机构在农业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总体上看，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我国泱泱农业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实际部门对夸夸而谈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进而对农业法学研究亦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学研究基本分为院校专家的研究以及农业实际部门研究两类。学者们对农业法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缺点）是往往只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与农业实践相距千里，故被称为是经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学术远见和可操作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有时甚至与实践产生很大矛盾与冲突，使相关部门与人员无所适从。农业法实际部门-----主要是农业部（厅）的政策法规司（处）-----的研究多滞留于行政法学层面甚至是部门行政的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执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的质量与依法治农的要求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农业法的定位、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农业法的特征、农业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农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执法机关因缺乏理论的基垫而对如何设计、完善、执行农业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实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搁。
第四，学术底蕴不足，难以产生一定规模的、多角度综合研究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具备自己的基础理论。然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矛盾冲突的综合体现，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生活又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因此农业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不变的学科，它必须借鉴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而不断发展，以便适应客观需要。如在法学方面，农业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法学应该善于充分发挥各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现实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一方面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畴，缺少领军人物统领指挥和权威性观点的基垫，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为自身提供养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研究三农法律问题，也少有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开拓农业法学研究领域的。有些研究虽然能从经济法的角度强调农业这一特质产业的重要性，规制农业市场行为以及进行宏观调控，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客观需要看，我国农业法学在农产品市场规制法、农业规划法、农业产业法、农业财政税收法、农业金融保险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无人涉及。
二、农业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观各发达国家，均以完备的农业法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尽管美国政府历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从未放松过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而且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农业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立法、渔业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时，美国的农业法学研究和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法的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衣阿华法学院就创立了“农业法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法律学校都开设了农业法基础课，1980年阿肯色大学还首次设立了农业法硕士学位。此后农业法教育在美国迅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和哈姆林大学还以实施农业法学研究计划而名声大振。[1]发达国家在农业立法及农业法学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们，在传统农业走向全球经济竞争大环境的今天，加强农业法学研究对我国农业法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工商业领域在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如农业却按消费者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缩减。故“从18世纪末起，伴随着科学发现在工业上的应用，农业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相对衰退规律就已开始起作用了。”[2]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必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农民生活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并通过不断加强农业法学研究的手段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一样，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而要综合治理三农问题，达到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现短期行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强行政管理并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为重要。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三农发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农业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国家对本国农业制度化和农业政策法律化的理论概括，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三农问题干预调控、引导鼓励、保护支持、规制管理的经验总结，其直接来源和应用于农业经济经济社会的实践，故其应用性勿庸置疑。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农业法学予以理论说明，农业法学研究重点也在于对具体制度的解释与运用，而有关农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给具体制度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业法学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的支持。而且，农业法特点决定了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农业法的产生与发展，为法的功能扩展延伸和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使法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使农业法能够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而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法，它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观、深入、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跟踪评价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实施效果来促进农业立法与执法的发展。只有加强和深化农业法理论研究，才能够使农业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农业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明确具体，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农业法学理论，才能将农业法律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农业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可以说，农业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业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农业法发展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外，农业法学研究是加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理论保证。三农问题是现代各国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既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与世界农业的交流、合作、竞争日益广泛，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国内立法解决，而必须主动或被动地牵涉一些国际制度或他国的立法。所以加强农业法的比较研究，从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农业立法制度对农业加以扶持，对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农业竞争国际规则的农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我国农业法学研究的思考
农业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农业法律规范中反映出来，以及法律规范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包括农业法本身、各个法律部门中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农业法的关系、农业法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务，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等多方面强化农业法学研究。
第一、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扩展农业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农业法学研究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农业法学研究者既应当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当注意其整体性及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在加强自身基本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农业法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法学学科，从法学角度看，它蕴涵了经济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等众多部门法的理论。换言之，由于农业法是邻近诸多部门法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农业法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它可以也应当以其他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减少研究成本，扩大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质量。其中，由于农业法长期被视为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农业法学研究也一直不能脱离经济法学的羁绊，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农业法源于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调控，其制定和执行都是国家对三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农业的法律，所以农业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的规定，与经济法一样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经济关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中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的确也是指导农业法学的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理论支撑，从这一点说我国农业法发展之初依附于经济法的发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农业法》的颁布以及加入wto之后，农业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整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囿于经济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有必要将农业法学从经济法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
目前农业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农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的基础条件、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业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等。二是农业法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而“法律是对经济的翻译，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3]这就决定了农业法学必然以农业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充分吸收农业经济学中与农业法学内容相应的理论，使之与法学理论融为一体，作为农业法理论的基础之一。从学科关系上看，农业法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较农业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农业法学刚刚起步时有意识地合理借鉴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研究时间、加快研究进程，加之农业法学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农业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垫，农业法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都需要运用农业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作为其论证的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两者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领域、目的和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故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农业法学研究方法。农业法学的发展虽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赖于自身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所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运用法学原理与方法对农业法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法本身的基本范畴、原则与立法技术，提示农业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实施等一般性问题，它是农业法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没有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农业法学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难以长久和独立。而从我国农业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当务之急。过去我国法学界（括农业法学界）常见一种现象，即虽然学说众多，但往往缺少应有的论证分析，缺乏经过充分论证获得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故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4]所以，农业法学要成为一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法学学科，必须重视和加强论证工作，从某个角度说，论证比观点更重要。同时要保证论证的准确性、权威性，必须要保证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农业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准确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跟踪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从而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具体制度实施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也是不符合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农业法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于对制度设计的应用，即在农业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农业法学自身出发，形成农业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农业及农业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个别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农业法活动，而从具体的农业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能使农业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才能引导农业法学走向成熟。
三农问题理论篇6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三农问题理论篇7
姓名：
学号：
专业(领域)：mpa
指导教师：教授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结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11.6-2011.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11.9-2011.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11.11-2012.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12.1-2012.4完成论文初稿
2012.4-2012.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12.5-2012.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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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理论篇8
《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八大以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进“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对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国家粮食安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创新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阐述，主要讲话论述有：
一、论“三农”工作重要性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
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论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
三、论城乡融合发展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上
建立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
四、论国家粮食安全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粮食多了是问题，少了也是问题
论农村脱贫攻坚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
五、论创新乡村治理
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
三农问题理论篇9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土地改革，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三农问题理论篇10
下一步，需要在深掘马克思主义农业伦理思想，聚焦农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树立农业伦理学的学科自觉意识等方面入手，深化研究。
于2012年11月30日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论断充分说明农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和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年锁定“三农”问题，特别提出要着力解决好保障农业安全，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农民权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离开来自农业伦理学的智慧，因为农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而伦理视角是人关注自身的重要维度。农业伦理学的诞生与人们自觉思考自身生存方式与生活目的密不可分。
自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起关注农业伦理学算起，距今已有20余年。回顾我国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历史，梳理研究现状，对于树立学科自觉意识，审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推动我国农业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一、农业伦理学的研究现状
(一)农业伦理学兴起的理论与实践条件
一门新学科的兴起不外乎两个缘由，或者说需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条件，一个是实践条件。农业伦理学也不例外。理论条件即相关的思想理论已经为本学科的构建奠定了一个基本前提。实践条件即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需要一门新兴学科给予学理上的回答。
从理论条件来看，农业伦理学的兴起与伦理学、农业学、环境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军突起关系密切。李建军教授在研究中表明西方农业伦理学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引起的公共决策和伦理争辩内在关联，经过40余年的发展，西方农业伦理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建制的跨学科领域。
其基本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农业科学研究阵营内部的“反叛”，一批具有人文情怀的农业科学家痛感农业生产中有害物质的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困境，呼吁学术界关注农业领域内科技应用的正当性与农业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第二阶段以哲学家和伦理学的理论阐述为标志。哲学家们开始应用规范伦理学的工具讨论农业生产活动和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第三个阶段以解决农业发展中突出的伦理问题为标志。
农业发展中公共决策的需要为不同背景的农业伦理学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出了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伦理学的体系化进程[1]。从西方农业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可以看出，农业伦理学的兴起与单方面强调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而造成的危害密不可分。没有伦理的规导，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最终会造成“科学的危机”。正如胡塞尔所说如果仅承认科学的、客观的真理，“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2]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在内的科技发展和应用不应该消解人的价值，而应当充实“人的存在的真理意义”。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农业科技的应用不可或缺，需要警惕的是要把科技应用与保护农民权益、农业生态等问题统筹起来考虑，以避免由此引发的伦理风险。齐文涛博士、任继周院士认为伦理维度天然的内存于农业之中，之所以出现在农业发展中伦理关照缺乏的状况，从学理上讲是受近代以来科学研究中“科学”与“人文”分道扬镳的影响而造成的。
农业伦理学的兴起其实是人们在认识世界中摒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单极思维后形成的，它的诞生符合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3]。
从实践条件来看，农业伦理学的兴起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问题有关。这样一些问题不能只凭借科技来解决，只有引入伦理思考才有可能得到圆满的答案。任继周院士强调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着污染严重、资源短缺、农资无节制使用、农产品安全等诸多严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伦理学贡献智慧[4]。总之，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和农业发展实践是农业伦理学兴起的两大要件。
(二)农业伦理学由“规范伦理”向“应用伦理”转换
确定农业伦理学的性质，决定着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就是要回答农业伦理学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谓聚讼纷纭。如在最早关注农业伦理学的学者胡一胜认为，农业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是职业伦理学的一个新视野。他认为：“农业伦理学是研究农业道德的一门新兴学科。”[5]这一定义将农业伦理学视为研究与农业相关的职业道德的一门学问。
1995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伦理学》延续了这一说法，认为农业伦理学应以“农业道德”为主要议题，尤其要注重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涉农人员的道德修养。这两种说法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任继周院士、林慧龙教授、胥刚博士则认为：“农业伦理学就是探讨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农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伦理关联的认知，亦即对这种关联的道义诠释，判断其合理性与正义性。”
[6]齐文涛博士则从农业伦理学涉及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业伦理学是“三维伦理学”。他认为：“农业是人干预自然以获取农产品的过程，农业伦理学所论者不外乎农民及其他涉农人员、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这三个维度的伦理问题，不妨称其为`人本身'、`自然界'和`农产品'的三维伦理学[7]。农业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食品伦理学等学科存在着诸多交叉和接榫之处。因此，关于农业伦理学是否有存在合法性的质疑也就不绝于耳。对此任继周院士、齐文涛博士认为农业伦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作用，不能被其他伦理学的具体学科所替代[8]。
总而言之，农业伦理学是一门以突出解决农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为对象，围绕农业实践中形成的伦理关系、伦理秩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范畴来探寻农业伦理规律为目的的应用型学科。在此基础上，齐文涛博士、任继周院士提出要着力建构一种理论特征明显、逻辑推演自洽、实践意义重大的“系统农业伦理学”。
具体的理论逻辑是从哲学存在论推演出农业活动应然状态的核心理念，再将此核心理念应用于具体的农业实践活动中，以公理化方法构建一个由核心理念与具体范畴组成的理论系统，最终形成“存在论伦理学”[3]。对于这一问题，任继周院士、林慧龙教授、胥刚博士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农业伦理学的系统结构本质上是农业系统的伦理学结构，说到底就是农业各子系统的“相阵群集”的伦理关照[6]。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农业伦理学的认识已经实现了从起初的关注农业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为主的“规范伦理学”到解决农业发展中伦理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的转变，并对农业伦理学的系统结构从宏观和微观、外部和内部进行了初步建构，对深化农业伦理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此过程中却也存在着从理念到现实的研究理路，而没有坚持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路线。这是确定农业伦理学性质，构建新学科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农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展开
一门学科的成立必须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确定研究对象是农业伦理学建构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农业伦理问题是农业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任继周院士、林慧龙教授、胥刚博士以构建系统的农业伦理学为出发点，提出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农业伦理系统“非异化部分的基底”。
当前，要聚焦“农业生态系统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个经、纬结构。以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和开放延伸为维度，构建其多维结构。他们吸收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认为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由“时”“地”“度”“法”四者构成。“时”即敬畏天时以应时宜，“地”即施德于地以应地德，“度”即帅天地之度以定取予，“法”即依自然之法精慎管理。以上四维渗透于农业生产全过程，“四维不张，农业乃殇。”农业伦理学研究应当理顺四维纲要，以此为主要对象[6]。
基于农业伦理学是研究农业道德，特别是农业从业者的道德规范的认识，胡一凡认为农业伦理学要从农业领域的道德关系入手来研究道德现象及其矛盾。这些关系包括农业工作者之间、农业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农业工作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是要解决好农业工作者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利益与道德、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由此而出现的农业道德意识、活动、规范等农业道德现象是农业伦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5]。
方金博士认为农业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农业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道德伦理现象调节农业领域中伦理问题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意识等。这些问题是农业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9]。由此可见，对何为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尚存在着诸多争论，核心对象尚不明确。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农业伦理学的性质持不同之见，且对农业发展中伦理问题的关注时间较短，深度不够。
(四)农业伦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与初步探索
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立和深化研究的要件之一。黑格尔认为方法体现着内容的内在规定。他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0]。”黑格尔这一看法虽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却天才地运用辩证思维指出了方法与内容的关系。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则认为方法是决定学科研究走向的关键要素。他甚至提出：“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11]。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也认为方法在学科研究中具有最高价值，他说：“任何认识上的结论的价值都依赖于达到此结论时所运用的方法，因而方法之改进、智慧之完善，乃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事情了[12]。”
可见，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对构建一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农业伦理学的建构同样离不开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相一致的方法。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仅胡一胜曾略作论述。他认为农业伦理学研究中，必须要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融历史性与现实性、阶级性与价值选择性、系统性与针对性于一体，在总结我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的同时，充分考虑新技术革命、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对农业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做到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5]。
这一看法从宏观上说明了农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当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基础，但是尚未阐明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它的标准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又如何可能和怎样实现由“形而上”的指导转化为“形而下”的具体方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农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伦理学等价值哲学中已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如人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主体性与主体际方法等等，努力克服“唯科学主义”等片面的研究方法。
(五)农业伦理学思想资源的挖掘与原则建构
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突出的学问，它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指供具有导向意义的精神、规范，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养成优良品德。农业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供一整套符合农业发展的伦理规则，规范约束农业在合理正当的轨道内运行。吸收我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借鉴国外农业伦理思想是构建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伦理原则的基础。
由于自然观的不同，西方传统农业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存在着根本气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通过对比研究，找出各自的优长短缺之处，有利于在当下更好把握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对此，严火其教授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历史和逻辑的考察来看，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而西方传统主张则不利于可持续发展[13]。
事实上，从自然观的演化而得出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结论并不准确。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长短之处，梁漱溟先生曾做过精辟入理的分析，他认为“西洋长处在“人对物”;而中国长处则在“人对人”[14]，由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15]。
可见，对中国传统农业伦理思想的继承绝对不是简单“翻版”，而要进行改造“升级”。齐文涛博士在深入对比分析了中、西农业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农业伦理学由人本身、自然界和农产品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农业伦理学原则的选择应当能够兼顾这三个维度并鲜明地提出“守候与照料”作为农业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可担此重任。
那么什么是“守候与照料呢”?他对这一原则的完整表述是：“区别于现代以来的‘限定与强求’态度，‘人本身’在农作活动中宜以‘守候与照料’的态度面向‘自然界’，对待‘农产品’‘守候与照料’作为一种伦理命令，不仅直接申明了农作活动的应然状态，还同时连接了‘人本身’‘自然界’与‘农产品’三个维度。”“守候与照料”这一基本原则通过保护并敬畏存在、感受并体悟存在、亲近并交道于存在、听命并摆布于存在四种途径从存在论意义上实现对“人自身”的伦理关照;
通过对自然界的“守”即保持生态平衡，对农产品的“候”即听任自然节律来实现对“自然界”、“农产品”的伦理关照。在肯定“守候与照料”为一阶原则的基础上，再引入“敬畏自然”(人甘为自然之子)与“仅取盈余”(农产品为自然界之盈余)为二阶原则。这样便可有效对“人本身”“自然界”与“农产品”三个维度进行全面的伦理关照[7]。“守候与照料”观念一方面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人作为主体的对象性功能。以此为农业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从存在论的角度有助于消解人与自然界、农产品的紧张关系，但由此也会带来人在面对“对象物”时的无所作为。以此为农业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还有待商榷。 (六)对农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伦理关切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对农业现实问题关注的角度不同，学者们在研究农业伦理学中对现实的关切也大为不同。邱仁宗教授认为当前农业伦理学应当重点关注“农业模型”，“科技在农业中应用的伦理学”，以及“与农业相关的食品伦理问题”等现实问题。他认为农业模型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背后有相应的道德哲学背景。概括起来说，农业模型及其伦理主张主要有生产主义、农业守护、整体论和可持续性理念等四种。
生产主义主张生产是在伦理学上评价农业的唯一规范;农业守护思想试图用“守护”这个概念来补充生产主义;整体论提出“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可持续性观念强调代内之间、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生产主义与农业守护理念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整体论的困难在于难以回答在保存生命共同体完整性的名义下，农民如何利用土地去从事农业活动。对于可持续性观念则可进一步追问到底可持续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探索。“科技在农业中应用的伦理学”，是邱仁宗教授关注的第二个热点。他认为由于农业科技的应用而造成的“农业革命”，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歧义性和转化潜能等伦理风险。
当前，要特别注意和加强对所谓“占先原则(proactionaryprinciple)”即农业科技应用中主张抢占制高点，先干后议等做法的伦理评估。“与农业相关的食品伦理学”是邱仁宗教授关注的第三个热点。他认为食品安全、食品浪费、全球贸易等都应当是农业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当把食品保障、食品安全、可持续性作为第一伦理原则。在评价食品领域行动或决策的伦理框架时应当坚持食品权是最基本人权、无伤害、知情选择、分配公正、社会公正、代际公正、共济等伦理准则[16]。霍红梅教授主要关注了农业产业化中的伦理评价这一前沿问题。她对农业产业化的伦理学评价的内涵、特点、目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17]。
方金博士综合运用多种伦理学分析工具，对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制度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和经济伦理问题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索，并提出了建立更加公正和合乎伦理的农业体系的构想[9]。刘建荣博士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提出发展生态农业的伦理诉求及相应对策[18]。
刘文萃博士认为农业发展要加强对作为生产者的农村种养殖户的食品安全伦理教育[19]。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如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农业生态安全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等关系农业发展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维度给予解答，农业伦理学应当给予积极关注，为公共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关于深化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农业伦理思想是构建中国农业伦理学的理论之基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学者提出了农业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伦理思想的挖掘还非常欠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不仅对于农业伦理学有重大指导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有过探讨农业伦理思想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并非以专门性论述的面貌出现，而是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中。
比如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关于“(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这一命题时，就以北美洲为例，提出土地虽由“自由农”开垦，南部的大地主却以无节制的耕作耗尽地力以获取最大利润，“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20]，由此造成了农业生态伦理的失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控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无视农业伦理，造成人与土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恶性循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21]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谈到“生产时间”时以佛兰德的“间作制”为例，他认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先栽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茎植物，收获后再栽种牲畜所用的根茎植物。通过这种途径可以圈养大牲畜，并产生大量积肥，这种种养方法使“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
[22]这样一种农作方法有利于处理好农民与自然界的伦理关系。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伦理的思想资源仍然是今天我国农业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为根本特征，对于我国农业伦理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于当前中国农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给予伦理学的积极关注并提出对策是深化农业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之道
应用伦理学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它并不是把规范伦理学中成熟的思想观点简单地平移到实践当中，而是要以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为中心，给予伦理学重大关切，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以澄清人们的伦理困惑，降低人们道德选择的难度，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正当性提供相应的对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可见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速度快，转型压力大，利益纠葛复杂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这些共同背景造成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生态安全问题、农业发展中科技应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来自农业伦理学的支持。实践是问题的来源，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农业伦理学的构建和研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能单纯地依靠概念、理念的推演，用理论来裁剪现实，而应该着眼于丰富、多样、复杂的农业发展实践，从问题出发，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再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校正理论，使之更科学地来指导农业实践活动。总之，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应当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唯物主义路线，而不能错误地走上封闭的“理念—现实—理念”的唯心主义道路。这是确保理论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现实性的基础，也是在农业实践中发挥“理论魅力”的前提。
(三)提高伦理学界的学科自觉意识，积极开展与相关学科的对话是深化农业伦理学研究的现实之策
从1992年胡一胜同志首次提出农业伦理学的性质、对象和学科体系到近年来农业伦理学渐受关注以及现有成果来看，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农业科学家或从事农业研究的学者，而来自伦理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伦理学事业发展中的一大缺憾。
对这一现象的反思至少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方面农业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需要得到来自伦理学的支持和关照，农业科学家和从事农业研究的学者之所以率先提出并积极呼吁，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发现农业问题并不是农业科学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伦理学的关注;另一个方面伦理学界在长达20余年中对此问题没有、或至少没有给予专门的、集中的讨论和研究，这并不是说中国农业发展中没有伦理问题，或是伦理问题不突出。
恰恰相反，每年中央一号文件聚集“三农”问题，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农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伦理学界的深思并提出相关建议。之所以农业伦理学在伦理学中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与伦理学界，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界对现实问题关注不够、伦理学界与农业学界等相关学界对话、交流不足有关。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国伦理学界应主动树立学科自觉意识，自觉承担伦理学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开拓农业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为农业伦理学的专业性和更好服务农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总之，农业伦理学兴起的“星星之火”表明它已成为应用伦理学学科大家庭的新成员，它必将在我国农业改革的大潮中，在解决农业发展中伦理问题的实践中成为“燎原之势”，完成这一使命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并深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