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1
关键词 新闻写作学 研究对象 系统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严格说来，新闻写作学还不成其为“学”，它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迄今仍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或学说，还处于前科学或潜科学状态，因为，既往的探索还未能准确地把握住其研究对象。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命名就是对这门学科的总体对象的概括表述，因此，“新闻写作学”的总体对象当然就是“新闻写作”。然则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总体对象在研究之前是一个未知数、一个“空框”，只有在研究实践中把握住了它的各个具体的侧面及各种内外联系，才能填实这个“空框”，使它从模糊空洞的概念“显形”为清晰具体的学科对象。准确确定科学对象绝非易事，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在研究之前和研究之中，科学对象常常只是研究的“日标”而未“显形”为确切、实在的东西，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作为规律和本质的对象并不具有直接呈现性，而是深隐于纷繁杂乱的现象之中的，所以，人们对科学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总得经历漫长的试探、摸索过程。在初期的研究阶段中，人们关注和所能抓住的通常都是对象最表层、最具“客体(对象)性”的突出现象。
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写作研究就处于这样的初级阶段：注目于新闻写作活动中最表层、最具“客体性”的现象，尚未抓住新闻写作活动的基本规律、本质矛盾。汗牛充栋的各种“新闻写作基础”、“新闻采写通论”、“新闻采访与写作”、“实用新闻学基础”专著和教材，基本上都是以各类新闻文体和新闻采写技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和愿望是：通过分析、梳理各类新闻文体的构成因素及采写方法，追溯性地“反推”出新闻写作活动的规律。然而，这样的思路并未顺利通向预期的目标，其达成的结果是弄清了，新闻文奉、文体“是什么”，而没能探明新闻文本、文体“产出”的内在机理。这样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并不是“新闻写作学”，而是“新闻文章学”(或“新闻文体学”)，“有意栽花花不发”的原因就在于学术愿望与实际对象的隔离一设定对象与客观对象不统一、希望研究的对象与予以研究的对象相偏离，
马克思指出，进行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首先都必须把握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主体”，‘也对此作了精辟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一门科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对象或学科研究对象，就是某一现象领域的基本规律、本质矛盾。所以，要准确、完整、具体地把握新闻写作学的对象、范围，必须对新闻写作的实质即“特殊矛盾性”进行分析。
新闻写作是新闻写作者以特定的文化心理、认知结构为中介，感受现实生活获取事实信息并以特定体式的篇章化的书面语言予以如实表达的一种行为活动。因此，制作文本的行为活动实质上是写作者的心理活动。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这种心理活动是由多种相互依存的心理机能、心理因素(如感知觉、思维、情感、动机、意志等等)交织成的一个复杂结构；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它是这些相互联系的心理因素协同活动的一个动态过程，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写作者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存在，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写作心理结构的建构、心理过程的进行与外在客观世界息息相关，客观世界不仅是写作心理活动的反映对象，还是写作心理活动的生成来源。
所谓“生成来源”，既指写作时的感受、思想、情感等等认识、体验来自于、受制于被反映的客观世界，还指写作者的“先结构”――性格气质、思想情趣、经验知识、技能技巧等等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也来自于、受制于客观世界。在写作全过程中，“先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在大脑中以“文本图式”的形态指引着写作者的写作行为，在任何一次具体的写作活动中，它都是先在的。但是，这种先在的心理结构并不能先于客观存在，它必然是写作者所经历的客观生活即“自然、社会、人生”的心理积淀，是由“存在”所决定的“意识”。
简言之，包括新闻写作在内的一切写作都是一种行为活动，这种行为活动是写作者的一种心理过程、心理结构，该过程、结构既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多种心理因素构成的，又必须依赖于与外部世界不断发生联系交流才能得以确立和发展。
还须特别指出，上述分析、描述显示，写作这种行为活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而进行的，它的特征完全符合系统论鼻祖贝朗塔菲对“系统”的界定：“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元素的复合体”或“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写作行为既然是一个系统，研究它的时候就必须有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要把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各组成部分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且要把各部分、各部分与整体、整体与外在环境联系起来研究。既往的新闻写作研究之所以在对象把握上发生偏差，就在于他们把“新闻写作”这个总体对象的某些局部元素当成了整体，之所以使研究呈平面无序状态，则是由于未能找到这些局部元素之间深刻复杂的内在联系。
通过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大抵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了：新闻写作学的总体研究对象是新闻写作行为，新闻写作研究的终极目标(深层本质对象)是这种行为的基本规律。
新闻写作行为是一个整体系统，这一整体系统的所有内外联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和外部各影响因素一都是新闻写作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即对象范围)。
在具体研究对象中。对整体系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主要对象(即马克思所说的对象“主体”、所说的“特殊矛盾性”)，着重研究主要对象可收“纲举目张”之功效。新闻写作学的主要的具体对象，就是新闻写作行为的那些最基本的内外联系因素，它们是：新闻写作行为的过程；新闻写作行为的主体；新闻写作行为的环境或背景系统；新闻写作行为的诉求对象；新闻写作行为的成果。现对这五个方面的因素略作阐释：
新闻写作过程――新闻写作行为必然地体现为一个过程。新闻写作过程从显性或外部行为的角度看，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物”(采访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意”(运思以分析、整理、提炼材料)――“文”(行文以“外化”思维成果)这五个大的阶段，这三阶段也可以细化为聚材(采访、观察、查阅等)、选材(鉴别、筛选、整理素材)、定体(拟定或确定具体的新闻体裁)、炼意(从材料中提炼主旨)、结构(谋篇布局)、行文(动笔成篇)、修改、定稿等等环节。在这显性、外部行为过程中蕴藏着的是写作主体的感觉、知觉、记忆、动机、注意、兴趣、思维、情感、灵感等心理活动汇合成的“心理流”，它们协同工作于行为过程的各个阶段，是外部行为过程的深层内部机制。研究新闻写作过程既要探求和把握其外部流程的环节、模式及其变通灵活性，也要透视显性过程背后的心理
机制，由表及里又由内及外地揭示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
新闻写作主体――新闻写作行为的主体就是新闻写作者。无论是把握新闻写作对象、确定新闻写作目标。还是展开新闻写作过程、完成新闻文本，都是新闻写作主体的“所作所为”，是他的心灵(心理结构、心理功能)的外化或物化，新闻写作的全部奥秘都集于写作者一身。因此，新闻写作主体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新闻写作学研究的中心。但要注意，写作主体研究不同于写作过程研究，写作过程研究重在揭示写作过程中写作者的心理活动机制，即研究主体的写作心理过程；写作主体研究则重在揭示写作者应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即研究写作主体的心理结构与建构。换言之，对主体的研究旨在透视新闻写作主体的生成原理，探讨如何建构新闻写作者的优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新闻写作学研究的最大目的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写作者，主体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新闻写作的环境系统――即新闻写作主体置身于其间的客观生活(自然、社会、人生)，是新闻写作行为系统所依存、归附的一个宏大的“基础”系统。它既是新闻写作主体反映、表现的客体对象，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又是新闻写作主体心灵建构的源泉，是可以“内化”为主体的新闻写作文化心理结构的客体――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信息进入主体的视野、胸怀，必将造就或影响主体形成某种文化心理结构。把新闻写作行为系统置于宏大的客观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不仅研究两者之间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更注重研究两者的转换、交流关系(主要指研究新闻写作者应当吸纳哪些客观生活因素以建构优化的心理结构)，将有利于发现新闻写作行为的深刻规律。
新闻写作的诉求对象――新闻写作行为的诉求对象是读者。读者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读者是新闻写作行为系统的外部客观环境，他们独立于新闻写作行为之外，是新闻文章的接受者；另一方面，读者又是写作行为系统的内部构成因素，是新闻写作主体的一种“写作意识”。怎样理解读者是一种“写作意识”呢?其一、读者的需求、读者的接受能力、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读者的预期、读者的种类等等构成的“反馈系统”将从多方面制约新闻写作行为，每一个新闻写作者在写作之际，这个“反馈系统”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头脑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其文章写作。其二、每一个写作主体都既是传达者又是接受者，写作过程同时就是阅读过程，文章思路的更移或伸展、词句段篇的斟酌或确定、结构章法的调整或确立等等，都渗透著作者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存、经验积累、思想倾向、审美情趣、技能技巧等文化心理结构而进行的阅读评估，都是在边写边读、写读交融的过程中完成的。由此观之，读者当然就是写作主体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可以置于写作主体范畴中进行研究的对象。
无论是作为深刻影响新闻写作行为的外部环境系统中的元素，还是作为新闻写作行为系统内部的构成因素，读者都是新闻写作研究的重要对象。
新闻写作的目的与成果――它是指新闻文本。由于进行新闻写作主体研究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大脑及其运作机制迄今为止仍是“黑箱”，无法清晰透视――所以人类自有写作行为以来，对写作的研究就专注于写作的成品，写作成品的显在、直观性使其具有研究的便利性。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多注目并停留于新闻文本构成因素的平面而静态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固然有重大价值。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新闻文本这种“特殊的语言组织”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devices)”(伊格尔顿语)；然而停留于结构主义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应当有着“建构主义”式的追根溯源，由终端产品的形态“反推”出其生成的机制机理，因为新闻文本不仅是新闻写作的终点，而且也包含着写作的起点，暗示着写作的目标、目的。写作始于写作目标的建立，写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完成这一预期目标。主体在开始写作之时，头脑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写作活动成果的模样，它“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进行这样的建构主义式的研究，将可能发现生成、建构新闻写作主体的机制，曲径通幽地窥破大脑“黑箱”中的“物――意――文”生成转化运作之谜。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2
关键词 公共管理 复杂性科学 混沌 多智能体系统 社会网络
一、引言
以公共事务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管理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公共管理已经被应用了上千年，然而，作为一门系统的、理论化的科学却只有百年的历史。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及公共政策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政府的行政运行和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政府、企业、非赢利组织、以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管理研究的对象(如，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一般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行政概念、政治关系等不易定量描述，其解析数学模型建立难以一般管理，现有公共管理研究中可供借鉴的定量理论和模型还很少；而且表现在公共管理的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追求多目标协调的统筹最优效应；还表现在公共管理问题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有关环境一般多样且善变。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都应该适应问题复杂性的需要。
作为一个新近的引进学科，公共管理经过20年的“中国化”，在我国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尚存在着学科边界模糊、视野狭窄、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完整、研究方法陈旧、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与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与批判分析尚待加强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复杂性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学科交叉综合的新研究范式，是目前方法和理论研究的新热点，虽然它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已被有些科学家誉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关注的系统演化、涌现、自组织、自适应、自相似等特征是众多社会问题的共同特征，其研究成果涉及化学、生物、神经、动物、自然地理、气候、经济、考古、医药、社会等领域和学科。通过发展非线性、多智能体与复杂网络等模型和方法，复杂性科学不断为复杂问题解决提供新思路、方法和工具。公共管理领域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如混沌非线性等系统复杂性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复杂性科学的重要作用。
以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复杂性科学可以从不同侧面和维度为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方法，也可以为公共管理学科和专业建设指出新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探讨将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方法与成果引入公共管理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期丰富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应用的方向，并拓展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领域。本文首先简要回顾公共管理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进展，表明公共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需要利用复杂性科学进行分析；然后介绍了复杂性科学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表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是可行的；最后讨论在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下，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些新方向。
二、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方法
作为一个主要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的学科，公共管理始终是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复杂是公认的，而且其研究重点、范围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变形虫”。。单一学科、简单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满足公共管理科学这种“变形虫”式发展的需要的。从上世纪初诞生开始，基于线性、还原论思想，公共管理(主要是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经历了行治与行政二元分离时代(1900～1926)、寻求行政通则时代(1927～1937)、政治学时代(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以及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管理学时代。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兴起，国外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进行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估后认为，公共管理的有关研究过于强调应用性、概念化，是非累积性的和非经验主义的，方法的严谨性值得怀疑且缺乏制度支持。杰伊·怀特和盖·亚当姆斯指出：“大量历史和认识论证据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途径——即使被冠以科学这一高度实证的目标——对公共行政研究而言是足够的，如果研究要由理性指导，那么，研究途径的多样化——既尊重实践理性，也尊重理论理性——就似乎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公共行政的知识和理论发展应该以多种方式进行”，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围绕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研究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整合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数学、统计学、运筹学、未来学和系统分析等。多学科交叉与方法融合始终伴随着公共管理的发展，非还原论研究策略可以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线性、混沌、多智能体模型以及复杂网络等复杂性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引起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注意，并开始为复杂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方法和研究范式，因为复杂性科学“正在试图解答的是一切常规科学范畴无法解答的问题”。
严格地讲，几乎所有实际系统都是非线性的，所谓线性系统只是对非线性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一种简化或近似，或者说它是非线性系统的一种特例。虽然非线性系统研究是与线性系统研究平行发展的，但由于非线性系统所包含的现象十分复杂，且“个性”很强，目前还没有通用的方法能够对其进行分析和设计。相对而言，线性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和方法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验证，但是，自然界存在的混沌、分岔、奇异吸引子等非线性运动形态无法用线性系统的理论来加以描述，必须借助非线性相关理论才能对其进行分析。非线性动力学已从经典的以摄动法和渐近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的弱非线性、弱耦合系统的研究阶段，进入到近代的更深入地研究系统的复杂行为的阶段，这些行为包括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各种运动模式的复杂性及其演化过程，尤其是长期渐近性态和对参数的依赖关系，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周期运动、概周期运动、混沌运动、分岔、孤立子、斑图和拟序结构等。㈣其中混沌是非线性动力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内容之一。
对混沌的研究是从对微分方程求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poinear6发现某些特殊的微分方程的可解性与解值对其初始条件极为敏感，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可导致其解值的巨大偏差，甚至产生无解现象，成为现代最先预测混沌存在的人，但他的发现没有引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重视。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气象学家e.n.Lorenz在研究大气环流模型时，通过计算一个具有3个变量的方程组发现了这种复杂现象具有两个特点：对初始值的极端敏感性和解的不完全随机性，同时，尽管这种非周期现象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类似于随机现象，但仍然具有某种规律性，这种内在有序性被称为混沌吸引子。e.n.Lorenz的工作是非线性系统混沌理论诞生的标志。1975年，美国数学家J.aYorke和李天岩首先引入“混沌”来描述这种无序的现象，@标志着对混沌理论开始深层次的探索，也揭开了人们对非线性系统混沌现象研究的序幕。虽然目前科学家对混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普遍认为混沌现象并不是无序和紊乱，更像是没有周期的秩序，在理想模型中，它可能包含着无穷的内在层次，层次间存在着“自相似性”。混沌现象是一种貌似毫无规律的复杂运动形态，它是发生在确定性动态系统中的不确定行为，混沌运动模糊了确定性运动和随机运动的界线，它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的一种运动形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非线性的动力学系统的运动状态失稳而出现混沌状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生物学家R.may在研究虫口模型的Logistic方程时发现，生态学中的一些简单模型，具有极为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包括分岔、序列和混沌，并通过倍周期分岔达到混沌，这是研究混沌产生机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之，非线性研究以混沌为核心，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揭示了确定系统的内禀随机性。通过动力学分析和李亚普罗夫指数等指标的提出，非线性研究系统地揭示“定态一周期性态—混沌性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探讨混沌、分形和自组织等复杂现象的形成原因和本质特征。非线性曾研究是人类第一次把从宇观的宇宙、微观的基本粒子到宏观的人及人类社会统一置于真正的科学认识方法之下，使日常经验和真实的世界图景成为实际的研究目标，其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科学领域。
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System)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前沿和重要工具，其目标是将大的复杂系统建造成小的、彼此相互通讯及协调的、易于管理的系统，这不是一种简单方法论上的“还原”，而是将个体和系统的自主性、分布性、协调性以及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置于一个协调统一框架下的研究路径，涉及智能体的知识、目标、技能、规划以及如何使智能体协调行动解决问题等。多智能体系统的表现通过智能体的交互来实现，固具有自主性、分布性、协调性，并具有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目前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
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智能体系统体系结构的探讨。多智能体之间的交互、协作、通信，以及后来出现的智能体对周围环境和其他智能体行为的学习等。其理论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1)基于符号推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以Bratman等提出的BDi(BriefDesireintention)理论固为基础，采用传统人工智能中符号推理的基本原理；(2)基于行为主义的体系结构，以Brooks提出的基于行为的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为基础；(3)基于协进化方法的体系结构，为了克服传统进化算法的不足，解决更为广泛的机器学习、共同适应以及多智能体间的协调问题，人们模仿自然界中的协进化机制，提出了协同进化计算(CeC，CoevolutionaryComputing)的思想。此外，为了满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在开放的动态环境下，探求使各智能体在短时间内具有快速学习和协调功能的方法，是目前多智能体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难点之一。
多智能体技术对于复杂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表达力，它为各种实际系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模型，从而为各种实际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框架，其应用领域十分广阔，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潜力。目前多智能体系统理论和方法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成功应用，包括智能机器人、交通控制柔性制造、协调专家系统、分布式预测、监控及诊断、分布式智能决策、软件开发、虚拟现实、操作系统、网络自动化与智能化、分式布计算、产品设计、商业管理、网络化的办公自动化、网络化计算机辅助教学及医疗等。
复杂性科学认为大量系统都可以通过“节点”与“关系”形成的网络加以描述。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被誉为“社会学的新古典革命”的网络分析，不仅给社会学分析带来了新的概念和理论，使得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面目一新，而且有助于摆脱范畴或属性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还原主义解释和循环论证的困境，相关模型和方法在国外社会学领域已经被广泛研究和应用，如社会网络对信息传播、发明推广的影响，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社会支持网络的特点、内容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社会讨论网(也称人际交往网络)对个人意识、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如何通过网络影响其他个体等。然而，统计分析和基于图论的网络拓扑结构分析依旧是社会网络的研究重点，所建立的模型多是静态而非动态的。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相关成果多集中在跟踪性介绍或是概念应用，对社会网络分析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有独创性的成果则更少；但是国内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及其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网络研究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网络研究最新进展的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大量的真实网络既不是规则网络，也不是随机网络，而是具有与前两者皆不同的统计特征的网络，因此复杂网络在20世纪末成为新的网络研究热点。复杂网络目前研究重点集中在网络特征的描述。小世界效应(Small—worldeffect)和无标度特性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两类复杂网络特征。已有研究表明，类似的特征广泛存在于好莱坞演员网络、科学家合作研究网络、人类性关系网络等社会网中。当然，真实网络还有很多统计上的特征，例如混合模式@，度相关特性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国内虽然紧跟了国际相关研究的趋势，但原创性工作还不多见。
复杂网络的研究重点可能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会集中在理论分析和相关模型的讨论上，这可能是因为，复杂网络理论还不完善，还有大量程，尤其是长期渐近性态和对参数的依赖关系，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周期运动、概周期运动、混沌运动、分岔、孤立子、斑图和拟序结构等。㈣其中混沌是非线性动力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内容之一。
对混沌的研究是从对微分方程求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poinear6发现某些特殊的微分方程的可解性与解值对其初始条件极为敏感，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可导致其解值的巨大偏差，甚至产生无解现象，成为现代最先预测混沌存在的人，但他的发现没有引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重视。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气象学家e.n.Lorenz在研究大气环流模型时，通过计算一个具有3个变量的方程组发现了这种复杂现象具有两个特点：对初始值的极端敏感性和解的不完全随机性，同时，尽管这种非周期现象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类似于随机现象，但仍然具有某种规律性，这种内在有序性被称为混沌吸引子。e.n.Lorenz的工作是非线性系统混沌理论诞生的标志。1975年，美国数学家J.aYorke和李天岩首先引入“混沌”来描述这种无序的现象，@标志着对混沌理论开始深层次的探索，也揭开了人们对非线性系统混沌现象研究的序幕。虽然目前科学家对混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普遍认为混沌现象并不是无序和紊乱，更像是没有周期的秩序，在理想模型中，它可能包含着无穷的内在层次，层次间存在着“自相似性”。混沌现象是一种貌似毫无规律的复杂运动形态，它是发生在确定性动态系统中的不确定行为，混沌运动模糊了确定性运动和随机运动的界线，它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的一种运动形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非线性的动力学系统的运动状态失稳而出现混沌状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生物学家R.may在研究虫口模型的Logistic方程时发现，生态学中的一些简单模型，具有极为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包括分岔、序列和混沌，并通过倍周期分岔达到混沌，这是研究混沌产生机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之，非线性研究以混沌为核心，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揭示了确定系统的内禀随机性。通过动力学分析和李亚普罗夫指数等指标的提出，非线性研究系统地揭示“定态一周期性态—混沌性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探讨混沌、分形和自组织等复杂现象的形成原因和本质特征。非线性曾研究是人类第一次把从宇观的宇宙、微观的基本粒子到宏观的人及人类社会统一置于真正的科学认识方法之下，使日常经验和真实的世界图景成为实际的研究目标，其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科学领域。
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System)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前沿和重要工具，其目标是将大的复杂系统建造成小的、彼此相互通讯及协调的、易于管理的系统，这不是一种简单方法论上的“还原”，而是将个体和系统的自主性、分布性、协调性以及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置于一个协调统一框架下的研究路径，涉及智能体的知识、目标、技能、规划以及如何使智能体协调行动解决问题等。多智能体系统的表现通过智能体的交互来实现，固具有自主性、分布性、协调性，并具有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目前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
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智能体系统体系结构的探讨。多智能体之间的交互、协作、通信，以及后来出现的智能体对周围环境和其他智能体行为的学习等。其理论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1)基于符号推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以Bratman等提出的BDi(BriefDesireintention)理论固为基础，采用传统人工智能中符号推理的基本原理；(2)基于行为主义的体系结构，以Brooks提出的基于行为的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为基础；(3)基于协进化方法的体系结构，为了克服传统进化算法的不足，解决更为广泛的机器学习、共同适应以及多智能体间的协调问题，人们模仿自然界中的协进化机制，提出了协同进化计算(CeC，CoevolutionaryComputing)的思想。此外，为了满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在开放的动态环境下，探求使各智能体在短时间内具有快速学习和协调功能的方法，是目前多智能体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难点之一。
多智能体技术对于复杂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表达力，它为各种实际系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模型，从而为各种实际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框架，其应用领域十分广阔，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潜力。目前多智能体系统理论和方法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成功应用，包括智能机器人、交通控制柔性制造、协调专家系统、分布式预测、监控及诊断、分布式智能决策、软件开发、虚拟现实、操作系统、网络自动化与智能化、分式布计算、产品设计、商业管理、网络化的办公自动化、网络化计算机辅助教学及医疗等。
复杂性科学认为大量系统都可以通过“节点”与“关系”形成的网络加以描述。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被誉为“社会学的新古典革命”的网络分析，不仅给社会学分析带来了新的概念和理论，使得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面目一新，而且有助于摆脱范畴或属性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还原主义解释和循环论证的困境，相关模型和方法在国外社会学领域已经被广泛研究和应用，如社会网络对信息传播、发明推广的影响，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社会支持网络的特点、内容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社会讨论网(也称人际交往网络)对个人意识、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如何通过网络影响其他个体等。然而，统计分析和基于图论的网络拓扑结构分析依旧是社会网络的研究重点，所建立的模型多是静态而非动态的。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相关成果多集中在跟踪性介绍或是概念应用，对社会网络分析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有独创性的成果则更少；但是国内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及其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网络研究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网络研究最新进展的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大量的真实网络既不是规则网络，也不是随机网络，而是具有与前两者皆不同的统计特征的网络，因此复杂网络在20世纪末成为新的网络研究热点。复杂网络目前研究重点集中在网络特征的描述。小世界效应(Small—worldeffect)和无标度特性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两类复杂网络特征。已有研究表明，类似的特征广泛存在于好莱坞演员网络、科学家合作研究网络、人类性关系网络等社会网中。当然，真实网络还有很多统计上的特征，例如混合模式@，度相关特性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国内虽然紧跟了国际相关研究的趋势，但原创性工作还不多见。
复杂网络的研究重点可能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会集中在理论分析和相关模型的讨论上，这可能是因为，复杂网络理论还不完善，还有大量整体认识，利用进化论克服还原论的不足，利用非线性拓展线性的研究空间，可以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虽然目前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很多，但是国外的定性研究还多集中在统计策略，而国内的研究还是定性、思辩较多，这可能是造成目前公共管理研究成果无法满足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重要原因。复杂性科学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并将混沌动力学、符号动力学、系统动力学依据复杂适应系统方法、模糊逻辑、计算机仿真等多学科的方法加以综合，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结果解释力和应用能力不强等问题。
基于复杂性科学理论和研究范式探讨公共管理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和复杂性科学研究都处在发展期，都面临“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将复杂性科学引入公共管理研究，可以拓展公共管理研究的领域，促使新的研究热点的产生。强调整体论和进化论的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与复杂性科学与其它学科结合一样，新的研究领域很多，本文认为，公共管理系统模型与仿真、公共管理优化以及公共管理系统网络(包括政策网络分析)是复杂性科学应用于公共管理而可能形成的新研究方向。
(1)公共管理系统模型与仿真。公共管理系统中，公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以及政府的政策等都会随时间、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演化。探讨公共管理系统模型，需要利用数学方法描述公共管理系统动态演化特征，但是，数学模型的准确性与简洁性之间往往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特别是针对公共管理这样复杂的系统。因此，结合多智能体系统和网络关系建模，在分析公共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可以将不同的作用主体建模为智能体，并从网络的视角探讨这些智能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形成适合公共管理问题的混合模型，从而为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改进过程提供新的描述，而且为政策创新提供仿真途径，进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3
[关键词]语法化；语法化机制；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19－05
曹爽(1977－)，女，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河南焦作 454000)
语法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语法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语法化”一词是1912年由法国语言学家梅耶最早提出的，但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此之前已有了语法化研究的传统，元代的周伯琦在《六书正藕》中说“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体现了朴素的语法化思想。沈家煊的《“语法化”研究纵观》开始将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此后，刘坚、文旭等相继发表文章介绍国外语法化理论的相关成果。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进和发展，近年来，语法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总结语法化研究的成就和经验，分析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化研究发展。本文选取和汉语语法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梳理。
一、语法化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一)什么是语法化
最早提出“语法化”术语的梅耶指出：“语法化指语言中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他将语法化看成是一个历时的过程或现象，后来的许多关于语法化的讨论都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展开的。如Kurylowicz提出：“语法化指词汇语素演变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跃进到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词成分变为屈折构形成分)的过程。在分析语中，主要指实词／语素虚化以及虚词／语素变得更虚。”这个定义将虚词／语素更虚列入语法化，扩展了梅耶的语法化内容，也更加准确，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经典的定义”。
国内的沈家煊、江蓝生、吴福祥也均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沈家煊将“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视为语法化；江蓝生认为：语法化包含“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吴福祥认为：“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以上有关语法化的阐释，表述虽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语法化属于语言的历时演变过程。当然也有从其他角度阐释语法化的，如Levinson以共时的角度指出：“语法化是在语言的词汇、词法／句法、语音等方面用编码来区分语义”。Hyman从语用的角度认为：语法化是“语用结构经过约定俗成变为语法的过程”。
在这三类定义中，目前通行的是历时角度的阐述，共时和语用角度的解读并不被广泛使用。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语法化这一概念中，学界的认识主要有：从历时的角度看，语法化是一种历时变化过程；从共时的角度看，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实际上，语法化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历时发展过程，研究语法化应该将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在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词义首先要发生变化，即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的虚化和淡化，而这种意义的变化需要一个具体的上下文和结构来支持。因此，语法化实际上就是把那些表达具体意义的语言形式拿来，在特定的语境中用于表达语法意义。也就是说，语法化本质上是一种语义一语用变化。
(二)语法化的研究对象
由上面的术语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语法化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学界的共识是实词虚化、虚词更虚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语法化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扩展。说到语法化的研究对象，就不能不提到词汇化。词汇化现象也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关于“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一种观点认为词汇化是语法化的反例、逆过程，因此，词汇化不属于语法化，如Ramat、李健雪等。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江蓝生、刘丹青等都把词汇化作为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笔者认为：语言的演变既有语法化又有词汇化，汉语中的短语、词组等句法结构经过长时间的频繁使用，在逐渐凝固为词的过程中，不仅其原有的词义发生了偏离，而且凝固的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语境制约，实质上也是一种语义一语用变化过程，因此，词汇化也是语法化的一部分，语法化的研究中应包含词汇化。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法化的研究范围更是打破了词的层面，句子、语篇、语用，甚至典型的概念结构、事件结构等的语法化演变都成了语法化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虽然词汇的语法化，即实词虚化、虚词更虚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但是，语法化研究并不仅限于此，除了词汇语法化以外，语法化现象还应该包括句式结构、语用结构等的语法化。
二、语法化的机制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4
【关键词】中医传统研究方法；相关性研究方法；西医研究方法；因果式研究方法
现在中医的发展出现困难，大家都在抱怨是中医“西化”所致，但“西化”为什么却一直得不到纠正呢？笔者认为：本来科技的进步和西医的发展给中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人们对中医学的认识，存在根本性误区，即认为缺乏对因果关系微观机制的阐述，使中医的临床疗效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是中医发展的瓶颈，是中医的缺点，需要改进。而西医研究方法是从微观机制上把握药理和疗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白箱法），所以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使用西医研究方法发展中医的潮流。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医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研究方法是搞不清楚的；同时也忽视了在西医存在的条件下，中医赖以生存的价值是什么？没有认识到绕过对因果机制的探究，既是中医的特征，也是中医的优势，为此本文试图说明下列问题。
1为什么因果式的研究方法不适合中医
虽然中医、西医都是为了维护人体健康和疾病的防治，但使用的药物完全不同，所以西医是研究成分单一的西药对复杂人体的作用规律；中医是研究成分复杂的中药对复杂人体的作用规律。中药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自身成分多，更主要的表现在它对机体的作用机制的错综复杂，有相互加强或减弱的；有速效和缓效的；特别是作用机制有已知和目前还未知的；而且对机体的效应，不仅取决于某种成分的含量，还受机体状态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药成分复杂是个缺点，应该提纯，除去相互拮抗和无效的成分。但实际上互相拮抗的成分共存，有弊也有利。以西医的受体学说为例，细胞受体的密度及敏感性会随着激动剂浓度的升高而下降，而拮抗剂的存在，则可以对抗这种下降。因此，西药由于纯度高，作用环节相对较少，为了产生疗效，往往通过提高药物浓度来增强作用，所以易出现依赖性和耐药性。中药由于成分多，每种的浓度又不高，通过多层次、多环节起作用，即使增大药量也不会在某个局部和环节形成过高的浓度，再加上有拮抗成分的存在，既不易使机体产生过激的反应，也不易产生抗药性和依赖性，停药后疗效也相对巩固。另外，有些疾病只需通过少数环节进行治疗；有些疾病却适合多层次、多环节进行治疗，所以中药的“不纯”，与西药的“纯”是各有优势，是互补的，不应丢弃的。但对于中药这样的复杂对象对人体这个复杂对象的功效，不能用西医研究方法研究清楚。也就是说先分析出中药里的所有成分，再根据机体所处的状态，导出每个成分对机体的作用，最后将这些作用相加到一起得到对机体的综合的最终效应，显然这是极难做到的。实际上人类早就认识到对多因素的问题，不宜采用精确的或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例如：要想求出一杯水，在某一时刻，所有水分子的平均运动速度，如果先将水中的每一个分子，在那一时刻的速度测量出来，再求均值的方法，不仅非常复杂，也是无法做到的。
本来，现代科技手段和西医知识本身对研究和发展中医理论都是有帮助的，问题是我们采用了西医这种还原式的研究方法。当然，通过还原式的研究来追求因果机制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愿望，是完全应该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医的复杂性，还原式的方法对中医的研究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属于基础理论性研究，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的实用价值，所以还应开展其他在（相对）短期内产生实用价值的研究方法。而实际上我们却将西医研究方法当作了在短期内能获益的方法，将主要力量都集中在这一研究方法上，基本抛弃了其他方法。虽然对在短期容易搞清的一些中医内容，也取得了一些收获，如对寒、热微观机制的认识等，但对大量中医内容的研究没有明显的进展，这本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这正说明中医理论和内容的特性，具有一些超出了现代西医认识能力的知识，具有一些西医不具备的优势，从而更应该长期、认真谨慎地研究中医。但我们却急功近利，将中医的内容删难就易，或者干脆把目前西医还不认识的内容理解为不科学，给予否定了，然后用西医当时的知识，代替和诠释中医的内容。以中药的研究为例：用抗凝、改善微循环来代替和解释中医的活血化瘀；用利尿来解释中医的燥湿、化湿、利湿等。由此得到的所谓“中药”药理已经“西化”，只能按西医的方法进行选药（方）。而西医则是根据已知的病因、病理和治疗机制去选择治疗方案，严格地受到当时认识程度的限制，这本是西医的不足，却被中医接受过来，这时中药的“不纯”就成为一个缺点，结果使中医丢失了自己的优势，其治病的范围和疗效，将永远跟在西医后面爬行。中医赖以生存的价值不在于它能解决西医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于能解决西医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按西医研究方法发展中医，再与西医竞争疗效，就相当于人与老虎赛跑，逃不开被老虎吃掉的命运［1］。
2什么是适合中医的研究方法
那对复杂对象，适合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呢?仍以杯水为例，实际通过水的温度就可以求出水分子的平均速度，即水温这个征象与其分子运动这个征象具有相关性。人体和中药是两个有机体，它们的状态和功能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所以研究这种相关性及规律，就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中医的创建正是先人自发地采用了这种绕开了因果机制的，专以总结各类征象之间相关性规律的研究方法，即以系统论为基础的黑箱法。这种方法就是把被研究对象（人体和药物），各自作为一个“黑箱”，通过给人体施加治疗（如药物），再观察人体的反应（疗效）规律，依此来研究和总结人体疾病与药物之间的相关性规律（后文将上述方法简称中医传统方法）。在古代科技手段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中医的先人们通过自发地使用中医传统方法，创造出了较为系统的症、证治疗经验和药物功能与其宏观特性（包括成长环境、生长特性、外部形态、药用部位、采收季节、药材质地、颜色气味等）之间的相关性规律。例如凡善动、带刺、多毛、味辛质轻者，多能行气、活血、发散、解表；而喜静、伏地而生、光滑无毛、味涩质重者，多能降逆潜阳、收敛固涩；直立生长者其（主）根多能升阳举陷、攻积破结；药材富含糖、淀粉，其味甘者，其性多补；反之，且味苦辛者，其性多泄；生于水中者多能利水，生于干燥环境（如沙漠）多能保湿；动植物的体温偏低者其性多寒，体温偏高者其性多热等。且一物之中，有（主）根升、（末）梢降；皮凉、心热；（新）鲜走、陈（旧）守之理，凡此等等，总之规律特点似乎是动植物的药理作用与其生物特性大体一致。但这些“有诸内，必形于外”的规律，由于至今还无法搞清其因果机制，因此被现在的中医界淡忘甚至否定了。在中医教材中基本不提及中药功能与其宏观特性的关联，中药的功能被归结为临床经验的简单积累，中医知识的规律性被削弱了。但这些规律是有科学根据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植所肖培根关于植物亲缘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健康报2004年9月13日第2版《医药互动》的文章《植物亲缘学深化中药研究》）。总之对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规律性论述，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中药的很多功能，特别是相互之间的细微区别（如麦冬的皮凉心热等），至今我们也很难通过一般的临床试验观察到，所以未必是前人的直接经验所得，而是依中医理论预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体现出中医理论决不是经验的简单堆积，而是对自然界深层次规律的揭示，才体现出中医理论的神奇和中医传统方法的价值所在。
但有些人把古代由于科技手段落后，将人和药物各自作为一个整体（黑箱），使研究范围局限于整体的外部征象上，当作中医传统方法的本质特征，由此认为，现代的科技和西医知识，已经能够打开人体和药物这两个“黑箱”了，所以中医传统方法，已经失去了价值。对此应搞清两个问题：（1）中医传统方法的本质特征或科学内核，只是绕开了因果机制的，专以寻找各类征象之间相关性规律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是在对象的外部、内部无关，完全可以深入到人体和药物内部的各个层次、各个局部，进行研究，区别在于对内部各种状态的理解与西医研究方法不同（见后文）；（2）由前文所述，目前由西医研究方法掌握的人体生理、病理及中药化学成分的因果性知识，不足以用来理解和把握中药对人体的作用机制及综合疗效，所以中医传统方法并未失去价值。
3中医传统方法同样需要现代科技和西医知识
中医传统方法排斥的是西医研究方法，但绝不是排斥现代科技和西医知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西医研究方法和西医知识及各种标准区别开来。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知识以及通过化学分析方法得到的中药组成成分的认识，不但对中医有益无害，而且是中医发展的条件。对疾病的诊断、疗效和毒理的判断，应该有一个所有医学理论共同的标准。因为中西医都是为了维护人体的健康，目标一致，标准也应该一致，而标准本身是需要不断完善的，不能因为目前的标准有些不适合中医就认为中西的标准不同。所以我们在使用中医传统方法研究和总结中药治疗现代（西医标准）疾病的规律，并从中总结中药功能与其宏观、微观（后述）特性之间的相关性规律时，同样要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并尽可能地利用西医的知识和各种标准。但要切记中医对这些知识理解和利用与西医不同，即对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因果机制来理解，而是用相关性来掌握。因为对这些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目前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利用相关关系才能包容所有的因果联系。具体地说：把人体疾病和药物各自作为一个黑箱，把疾病的各种理化指标包括舌苔、脉象等共同作为疾病的征象；把药物的微观特性即化学组成，特别是各类成分之间的比值和前述的宏观特性一起共同作为药物的征象，但不用其微观的因果机制去理解这些征象的意义，也不用其微观的因果机制去选择方药，完全依据临床实践的结果来总结疾病征象、药物功能、药物征象之间的相关性规律。即总结同一疾病，在治疗上（实际）分为几类；每一类在征象上的共性；每一类的治疗方药，在征象上的共性。因为根据因果机制进行的疾病防治，使治疗手段受限于对疾病的认识程度，而绕开了因果机制，以最佳的疗效为目的，倒是可以超出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最佳的治疗机制，创造出西医研究方法很难做出的成绩。所以中医只有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创造的疗效来和西医比较，才有可能相当于人与老虎比爬树！
4中医传统方法的科学性
中医传统方法由于缺乏对因果机制的阐述，会不会造成科学性和可信度的不足呢？其实科学性的本质是客观性加规律性，并不绝对依赖对因果机制的说明，人们从来都是把实验结果放在第一位，历来西医对药理和毒理的确定，都不是单凭对生理、病理、药理和毒理的分析，而是实验结果。近年来兴起的循证医学更是证明：指导临床治疗的最重要依据是足够数量的、可靠的临床实验结果。以往中医疗效得不到认可的原因是疗效指标客观性不足和疗效结果可重复性差，而不是缺乏对疗效机制的说明。（1）关于疗效指标的客观性不足，似乎是中医的缺陷，其实如前所述，是中医的传统研究方法使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机制，有超出了目前西医的认识能力之处。因为：①西医的研究是还原式的，而有些疾病的病理状态，是目前的科技手段无法还原的，所以在西医看来，就是缺乏客观指标；②中医的疗效往往是靠多层次、多环节同时起作用，这也是西医无法做到的，但可能由于每个层次和靶点都没有明显地改变，造成了客观（检验）指标改善不明显；③当然也有些是由于医生使用了传统的“证”治经验来治疗现代疾病，并把疗效的观察重点放在了主观症状上，忽视了对理化指标的观察，形成的客观性不足，这是可以纠正的。（2）关于中医疗效重复性差的问题，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很多人认为中医就是这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其实这是个误区，它给中医行业的弄虚作假大开方便之门，使中医的“疗效”越发不可重复。其实客观性的本质是真实性，可重复性的本质是真实性加规律性。即便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应该知道，可重复性是检验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要相信中医的疗效是真实的，是有规律的，就应该相信中医的疗效不但可以客观化，而且可以重复。实际上，即便是纯主观症状的改善，当病例少时，让人感觉客观性差，可信度差，但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通过增加病例和增设（双盲）对照，来重复它，那样其客观性就强了，可信度也就增加了。
5中医的出路是用现代化手段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研究方法
本文已经说明：中药对人体作用的复杂性使因果性的研究方式受到限制，而相关性的研究方式对于把握复杂对象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可以发挥中医的长处，这种研究方法和它所创建的相关性医学理论，正是中医的本质和精髓。笔者呼吁：中医发展的困境应该改变我们多年来一直追求的梦想，即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来使中医振兴和发展，我们应该对中医传统方法给予应用的重视，应该认识到中医的出路是用现代化手段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研究方法！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5
从“科学”这一语词较为通常的意义上来说，管理学自然是一门科学。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同时坚持如下两个原则，就可以成为一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
第一，坚持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客观规律、从可控制实验中获得的各种“机理”、通过逻辑思维过程得出的各种“原则”作为解释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等作为研究的起点。
由于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因而许多客观规律、“机理”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可靠的。同样，大量的实验数据、观察结果、基本事实、基本事件、历史记录本身也会因人的解释的不同而只是相对可靠的。但这并不要紧，这些东西发展或变化了，科学本身也会发展和变化。这也就不妨碍我们把坚持这两个原则“作”出的学问当作科学。
现在的管理学完全遵守了这两个原则，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自然是一门科学。
本人说“管理”或管理学不是一门“科学”，是有几个前提的。
第一，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在“管理学科”中，必须有一门核心学科，这个核心学科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学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三，在本人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强调了“管理”是一门艺术。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艺术对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比科学要大得多。
管理学不是一门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是毫不疑问的。这门科学不可能成为“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这一点，后面将予以说明。至于“管理”，无论是谁，只要他在从事“管理”或从事过“管理”，他都会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比“科学”更为重要。这里没有丝毫否定“科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含义，这里只是说，仅仅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仅仅只用所谓的管理学的科学原理来教育学生，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管理人才。
本人可以在此作出预测，今后中国涌现出来的企业管理人才，绝大部分不会是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尽管这些拥有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人在企业中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管理“特权”，但“特权”本身既不会成为才能，更不会成为智慧。就象美国的法律人才根本不是通过教授“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学生理解大量的“法律判例”培养出来的一样，管理人才也只有在大量的“个案教学”中才能培养出来。
只是，中国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作过个案研究呢？中国又有几个“管理学科”的教授会作个案研究呢？管理是一门协调人的社会活动的艺术，就象律师是一种调节人与人的纠纷的艺术一样，艺术及个人的艺术才能只能在个人实践和吸收他人的经验中潜移默化地获得和提高。普遍原理的教学当然不可缺少，但想仅仅只靠这种教学就能够培养出管理人才，无异于白日做梦。
象管理学这样的科学与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那些非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来把握世界。现在的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们把诸如“政府的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成员实施普遍强制使社会成员依‘原则’行事的‘行政管理’”、“企业领导人协调组织成员为‘目标’奋斗的‘企业管理’”、“社会保存和传播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文献与记录的‘文献记录管理’”、“利用计算机技术存储和传输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文字和语音语词、图形图像的‘信息管理’”这四种“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管理”当作一类“学科”，并以“管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的核心基础科学。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管理学确实还不够“资格”。也正因为管理学不够资格，所谓的“管理学科”也就是一个没有基石的空中楼阁，以此空中楼阁为条件拼凑起来的用于优化组织教学资源的“管理学院”本身就只会是一个“大杂烩”。
我们看英美国家是怎样定义“science”的：“thestudyofknowledgewhichdependsontestingfactsandstatinggeneralnuturallaws”即“以那些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的知识和陈述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的知识为基础的研究”。这里用“ofknowledge”修饰“study”，就是说，“science”的研究从属于后面“知识”，或者说，后面的通过测定获得的事实和陈述了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这两个方面知识控制了整个科学研究。
在英语中，“管理学”使用首字母大写的“management”即“management”来表示。按照上述标准，英美国家自然不会将“management”当作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很明显，管理学中的大量的知识或者不是通过测定获得的，或者不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或者二者都不是。
按照这个标准，大量的“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当然，除了专门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人们一般不会在如此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一语词。大体上，人们对这两个标准放宽了尺度，其大致范围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两个原则。
但是，如果一门科学要成为一个“科学群”的核心基础学科，则其必须达到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上述标准。换句话说，这门科学必须是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也就是说，如果管理学要成为“管理学科”中的核心基础科学，管理学就必须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科学。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的、不“损伤”这个整体的科学研究。这样，人们就只能采取“简化”的方式来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简化世界的方法，就是机械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说，这个简化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确定从什么样的角度研究这个复杂系统。第二个步骤则是在确实这个角度之后，再将从这个角度“划分”出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机械化”。这样，就可能从某种角度、某种方式来把握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而这种把握，只能是一种机械论科学意义上的把握。
本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首先，经济学从“经济”即人类通过劳作与交换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经济系统，这就完成了前面所说的第一步。随后，在这种简化的基础上，在将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即个人“机械化”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这就完成了上述简化的第二步。
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和经验的方法，逐步作出假设，获得观察数据（实际上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记录），验证假设，一步一步地构造起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至于机械论科学为什么具有探索“机理”和鉴别事实的独特功能，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解释。
张先生说有人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诺贝尔的遗愿只是希望奖励在“实验科学”中作出贡献的人（文学和人类和平是另外一回事）——诺贝尔奖最初只有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奖，很多涉及到生物学的科学成果都是通过化学和医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或许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违背”了诺贝尔的遗愿，但经济学总得多少有些“科学”资格才能成为诺贝尔奖之一。
一般来说，仅仅只是从微观经济学本身来说，它确实够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一，经济学研究不仅不可能进行实验设计，连控制观测也不可能进行，而只能以人们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为研究起点，而人们对这些记录的保存、收集、使用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本身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本身又会使得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变形”。但这两点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产生的，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原问题。
因此，经济学，或者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已经基本上获得了科学界，包括不少极其苛刻使用“科学标准”的科学家的基本认同。
目前的经济学已经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经济学家正在试图用经济学“取代”其他一切社会科学。本人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就是强调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是一门机械论科学。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历史、文化、社会中的缺陷和不足。尽管机械论科学能够获得有关复杂系统的某些“机理”，但是，机械论科学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说明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机械论科学在解释复杂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种试图用经济学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本人在网上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用机械论科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的一切。
但是，无论经济学的分支如何多，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领域，这些分支都是以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目前的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家庭的经济分析、社会的经济分析等名目众多的经济分析，都是以“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结果为基础的。
现代科学的任何分支都是一个庞大的合作系统，每一个科学家只是在某一部分的某一层次从事科学研究。为了确定科学的分支，人们用“学科”即“科学群”来指称这些分支。无论一个“科学群”研究的是什么，建立一个科学群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门机械论科学作为其核心基础科学。否则，这个科学群就是空中楼阁。
无论一门科学建立了怎样庞大的理论体系，它最终都必须作到如下一点，即必须将其中的很多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否则，这门庞大的理论体系就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神学或玄学了。“伪气功”也自称为“科学”，柯云路先生为其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语词根本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即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近几年也破产了。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些相信“伪气功”的人确实在其思维过程中将某些“理论”与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在一起，并且，还有众多的人认为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这样或那样运行，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确实能够控制自己体内的“气”的运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伪气功”了。这里就涉及到用什么标准将一门科学理论的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科学的分工，有相当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的探索“机理”、数据获取、事实鉴定的工作，而只是依据某些“机理”对数据和事实作出解释，或者对这些“解释”再作出解释。就象本人如果要研究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一般不会去“考证”历史事件，而只会以其他的史学家的“考证”的结果以及研究结果为起点。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相信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机理”、数据和事实是可靠的呢？
一般来说，采用机械论科学的方式获得的数据和事实，其可靠程度最大（要说明这个原因，需要很大的篇幅，这里从略）。要使一门科学理论中的很多概念能够“恰当”地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东西、尽可能地控制那些关于世界的各种“先见”。而能够在最大程度做到这些的，只有机械论科学。这一点无须作更多的说明，目前西方的“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机械论科学的“无情”和“客观”。
“反科学主义”的很多观点对我们有效地控制人们滥用科学及科学成果确有其可取之处，对于控制“唯科学主义”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把科学变成一种“有情”和“主观”的东西，那科学就不成为科学，而是神话或玄思了。
大量的相信“伪气功”的人并不是象某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这些人思维、心理各方面都很正常。那些鼓吹“伪气功”的理论都只是一些“中间理论”，这些理论根本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一种具有共同标准的将“气”、“功”等语词与人体内的“气”的运行联系起来的可控制观测的科学方法。语词的神话作用很快就将这些相信“伪气功”的人“说服”了。只是，这种毫无根基的“伪气功”的“科学”的理论大厦很快就崩溃了。
即使我们假设或承认诸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其他各种关于“管理”的学科有着共同之处，可以合成一个“学科”，但是，这些学科必须有一个核心基础科学，这个科学必须拥有其他科学共同认同的探索“管理”过程的“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从“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数据的标准。很明显，现在的管理学这门科学根本不具备这种功能。
科学的核心原则是按照事物的自然状态来解释事物的现象及其现象变化的过程。什么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呢？这本身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量的人是将自己大脑中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事物本身。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人“高明”。科学并不是依靠科学家在这一点上的“高明”获得发展的，或者说，科学并不仅仅只是依靠“科学家客观地看待世界”获得发展的，而是用一套严格的程序来迫使科学家采用“机械”的方法来探索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采用客观的标准来鉴别观察事物变化之中获得的数据和事实。没有这一条，科学就不成为科学了。
现代科学的“理念”比起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神秘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等，这些东西直到今天仍然控制或影响着科学。但是，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古希腊的这些“神秘主义”，离不开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思维逻辑训练，但更离不开人们社会实践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经验主义。
科学离不开有关世界的某种“理念”，科学离不开思维逻辑，但是，科学离开了经验的检验，最终只会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就象古希腊的科学。为了使科学不成为“神秘主义”或哲学思辩，任何一门“科学群”都必须有一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坚实的基础：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这个基础就是机械论科学。
科学对自然和文化的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和万能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用科学来解释。这是因为，机械论科学所获得的只是事物现象变化的“机理”。而这些机理之中，有很多通过了人类无数次的验证，但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条件所限，还有很多“机理”不可能真正获得验证，也就只能作为假设。人类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必须有着某种程度的确定性。这样，虽然有很多“机理”还只是假设，但我们仍然必须用其来作为解释自然和文化的基础。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很多预设，基本上还没有获得验证。达尔文的理论出现才多少年，按照现有的科学研究结果，生命进化的过程是这个时间的无数倍。要验证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很多预设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除了进化论，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合逻辑地解释生命演化的过程，我们也就姑且接受这种理论，用其来解释生命演化过程。
从表面上看来，历史学似乎比管理学更不科学。但是，历史学目前已经够得上资格称为科学了。从广泛义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是研究人的活动的历时性变化。但是，目前的历史学一般主要指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事件的解释来说明历史过程。在历史学中，正好有一门专门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的学科。当然，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的结果也是相对的。但是，有了这一学科，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在依据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考证”历史事件的这一学科，已经有了很多得到历史学各学科科以及其他相关科学领域的共同认同的方法和标准。如果失去了这种“考证”，历史也就会成为“神话”。
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公共生活中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政治人”。社会学研究对象中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些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为“社会人”。
根据本人的研究，与管理学关系非常紧密的一门学科即“组织学”倒可以成为组织领导学以及与其相应的各种有关组织“管理”的基础学科。因为，组织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可以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组织的组成要素——人——也同样可以通过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成为“组织中的人”即“组织人”。任何自然人一旦进入一个组织，就可以表现出很多“组织人”的特点。
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抽象，可以将“组织人”机械化。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可以将组织高度形式化，并以此作为模型探索“组织”产生、发展的机理，并依据这些“机理”建立起组织的概念模型，并将这个模型转化为语词模型或数学模型。利用语词模型，人们可以组织和解释各种“事件”，利用“数学模型”，人们可以获得有关组织的数据。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认同的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别事实的标准。
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科”的基石的管理学还缺乏上述条件。以这样的管理学为基础的“管理学科”只是一坐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以这样的“管理学科”所引导的优化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资源的“管理学院”之类做法根本不可能优化资源；以此科学、学科以及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根本算不了什么人才。
关于科学中使用数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一般来说，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人是很难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样落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基本上或很少接受数学训练，只会使用左脑（使用语词）而不善于使用右脑（使用概念）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双脑即左脑和右脑。数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训练人们使用右脑，大脑中的数学推导、演算过程大部分是在右脑中进行的。概念模型（概念不是语词，而是由左脑的语词所指称的右脑中的表象）也同样存放在右脑。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右脑的概念模型的构造、改变、运转。想像、灵感与直觉都源于右脑，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随意而发的，一般应该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有关。有效地使用概念模型，正好会使想像、灵感和直觉与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相关地产生。而不通过严格的数学训练，是很难自觉地、主动地利用语词构造概念模型、改变概念模型、运转概念模型。
本人在给学生上计算机公共课时经常强调，作为一个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用什么标准衡量你真正掌握了与你的工作要求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呢？这就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右脑中有了一个计算机的概念模型。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打字员，而不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办公室业务的文职人员。只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时，虽然花了十个学分来学习计算机技术或信息技术，但绝大部分也都只是一个打字员，有的连打字员都还不够格。这当然不能完全怪学生，整个计算机技术教学体系本身的问题之大，使得任何人，包括本人这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法解决。
无论如何，我们用一个语词即“管理”指称四种不同的对象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科学提供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方法。而简化世界的基本方法就是分类和抽象。“管理”这一语词指称的四种对象具有什么共同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具有什么不同点。既然这四种对象具有如此明显的差异，用四个语词来指称它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要这样做，但在科学研究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管理”这个语词最终要通过与其相应的“语词模型”与客观事物即管理过程中的事件或事实联系起来。象“管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指称任何对象的语词，根本就不具备成为“科学”语词的基本条件。
至于张先生要为“管理”下一个普遍性定义，要探索“普遍管理学原理”，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学术研究的问题。张先生认为这个内容值得研究，只要能够获得相应的研究资源，就可以从事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来衡量某种研究有价值，某种研究无价值。本人以前也曾有过此念头，只是后来认为这种研究价值不大，自然也就放弃了。这中间谈不上谁“是”谁“非”。不过，我本人总认为，或许张先生的研究属于哲学更为妥当。哲学只需要建立语词之间的关系就行了，科学则必须把语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这或许是哲学与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哲学总是在语词世界中问“人是什么”，科学则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有什么”。科学以哲学的“人是什么”作为指导，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则始终坚持只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人有什么”。科学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出“人有什么”之后，哲学又会重新据此在语词世界中再问一问“人是什么”。这或许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此，本人一般在科学思考时从来不问“是什么”而只是寻找“有什么”，而在哲学思考时则经常问一问“是什么”。这也是本人在“漫谈”管理时不给“管理”下定义的原因。
不过，很多没有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很难体验到哲学与科学的这些差异的。本人虽然不是科学家，但大学毕业之后毕竟从事了四年的专门的科学研究，并独立地开发过一个管理信息系统，对此多少有些体验。
如果在一项具体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不能为那些被使用的语词明确地标定出外部对象，用一些含含糊糊的语词引导研究与思维，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简直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中国绝大部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几乎没有从事过严格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学研究，自然也就难以有效地把握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差异，经常也就将哲学思维引入科学研究之中（经常要寻找世界的“道”而不是探索事物的“理”）。这或许也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此落后的另一原因吧。
另外，张先生在强调“行政管理”也同样有“目标”，“企业管理”也有原则，这完全是事情的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部门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当然有目标，这个组织当然也有领导，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同样会协调其成员为实现目标奋斗。并且，“企业管理”研究出的很多原理出同样适用于对行政组织管理本身的管理。但是“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这门学问或科学本身不是研究这种管理，而是研究政府行政部门如何治理社会公共事物如制定公共政策等。
政府的行政首脑既没有权力也不可能为社会成员制定一个目标，让社会成员为这个目标奋斗。政府的行政首脑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社会成员实施普遍的强制使社会成员依据法律行事。“企业管理”当然也有原则，但是，作为法人的企业、作为自然人的企业成员，作为企业成员的领导者，作为企业成员的操作者都是在政府制定的法律之下运作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都不能违背这些“原则”。
企业领导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控制之下通过明确目标、制定达到目标的计划、通过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使组织成员为完成目标而奋斗。这也就说明了“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就象很多美国人所说的不“怕”政府，只“怕”老板。公民没有违法，怎么会“怕”政府呢，但老板却可以“炒”你的“鱿鱼”。
但“老板”却最“怕”政府，政府制定一项法律，“老板”就有可能在很多行为上受到限制。相对而言，一个社会如果真正形成了政府“怕”公民、公民“怕”老板，老板“怕”政府的社会公共秩序，这个社会也就正常了。一物降一物嘛，一物非得有一物来降嘛。至于中国社会，公民既“怕”政府，又“怕”老板。中国的老板当然“怕”政府，但他们“怕”的只是政府官员，而不是政府制定的法律。
至于中国政府，除了“怕”动乱，或许不会“怕”任何其他的东西。这就说明在中国，一物能够降一物的现代社会公共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家。有“有神论”的科学和“无神论”的科学，有“唯心主义”的科学家和“唯物主义”的科学家，有“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专制主义”的科学家，有“神秘主义”的科学家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各种各样，名目众多，并且，这些科学家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
但是，这些位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中，信仰不同“主义”的科学家都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公认的，获得实践检验的成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把机械论科学作为探索机理的方法和鉴定事实的标准。我们当然要反对用机械论科学解释人类的一切，解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解释人类社会与政治，解释人类道德与法律。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把机械论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作用也抛弃了。如果这样，科学又会变成“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辩，人类最终也会失去科学。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6
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踏上了科学的道路，人们开始围绕人的行为和心理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各个学派也相继产生，并发展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派观点。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派，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来源于感觉印象，而感觉所提供是一些简单的观念或元素。这是一种元素主义的学派观点，使心理学更加科学化的同时，也成了其他学派争相反对的目标。
机能主义学派是第一个与构造主义学派相对立的学派，以意识为研究对象，大力提倡意识流的学说，强调动物与人之间的连续性，并对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意识具有适应性。
1913年华生发表《在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宣告行为主义学派诞生，将机能主义心理学推向了极端。行为主义学派反对构造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为。
作为反对构造主义学派的另一个学派是格式塔学派，该学派反对元素主义的见解，主张整体观，以直接经验和行为作为该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整体的观察法、实验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精神分析学派的产生无疑让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从意识层面的研究转入潜意识层面，掀起了另一个研究热潮。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异常的人和他们的潜意识，主要采用自由联想法、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等方法。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他的潜意识决定的，这与传统心理学对于是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争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皮亚杰提出“建构观”，认为应该研究儿童的动作，并一再强调建构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皮亚杰也对儿童的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了重要的区分。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派模拟计算机，以人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为研究对象。该学派主张认为人的信息加工是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信息选择、接受、编码加工、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内部心理机制。
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洛主张把个体内在的意识体验或经验作为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价值的人，是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人，主张要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心理学的分裂
(一)从学科的意义谈心理学的分裂
在英文中是用discipline表示“学科”的，这个单词还有纪律、规范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学科要称之为“学科”，就需要有它的规范和标准。这点在库恩的学说中也得到体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范式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在现存的各个心理学派别中，每个学派都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所持的基本观点。每个学派虽然看似都在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规律，但是实际上都只是在孤立地前行，这种深入更多的是对自己学派的深入，对自己的学派的发扬。所以心理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分裂的。
比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学派，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行为，完全排除对意识的研究。到了20世纪早期，新行为主义者在坚持可观察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不仅可以采用直接实证的方法，还可以采用间接实证的方法。这对行为主义学派来说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新突破，使新行为主义者可以开始探究关于人体内部的因素。但是无论行为主义怎样改进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基础都从未动摇过，也从未真正承认过其他的学派。
(二)企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的一些人的尝试和局限
1909年，美国心理学会邀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参加克拉克大学校庆，并做专题报告，使得精神分析和机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融合；1929年苛勒出版《格式塔心理学》，使得格式塔心理学家与行为主义者取得一定程度的沟通……虽然这些人试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但是由于他们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非常有限，所以对于整个心理学的融合来说，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对于融合心理学做出更多贡献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们从心理学两种基本范式的对立——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的对立出发，倡导以整体论为基础，坚持经验(或心理)是主观的东西与客观行为的共同体，明确提出融合两种心理学范式的构想。这种企图融合心理学的思想虽然实质上只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的折中，但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从整合两种范式来整合心理学的思路。
三、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进化心理学
(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的进化心理学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进化心理学派主要以人的心理起源和本质以及一些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的心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适应装置，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理解和详尽描绘人类心理。
进化心理学似乎是为整合心理学各个学派而生的，该学派的学者认为心理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构成的，不同的适应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个观点是针对主流的心理学观点提出的，主流的心理学观点认为心理机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领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进化心理学的这个观点似乎在表明每个学派都有自己正确的一面，人的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各个方式去解释的，只是这些解释的方式都是以生物进化学说为基础的，也就是无论是行为主义学派研究人的行为而衍生的各个观点，还是精神分析因研究无意识而发展出的一系列理论等都是在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为基础的，而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作用而成的。
进化心理学同时注意到了心理学理论的两种倾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强调心理学对象的可被观察性，所得出的理论观点都必须从经验观察中提炼和抽取。而现象学则主张将直接经验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强调对人及其独特性研究，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两种心理学的视角的差异随着他们各自的发展而日趋显著。进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了这种差异对于现存心理学的威胁，提出人类有一个普遍的内在本性，即进化而成的心理机制，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统合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众所周知，新进化主义心理学是以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则为基础的，认知心理学将人比作计算机，更倾向于一种实证的方法，而新进化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量的功能专门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所组成，而不是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按照同样的信息加工原则进行反映的。从新进化论的这个观点看出，该观点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心理活动的能动作用，是一种后经验主义的心理学观点，使得心理学的两种理论倾向趋于统一。
(二)心理学的新发展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学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心理学的融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提到这种趋势，即库恩提出“范式”说，所谓的范式，就是一种“理论框架”或“认识模型”，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些什么方法。范式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更为规范化，更为一致。
但是库恩的范式说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他的学说更多的是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很容易使人们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
四、对心理学发展史的展望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心理学正面临四分五裂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能融合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各个学派仍然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的话，那么心理学的发展只能算是一种涉猎广，但不深刻的心理学。很多思想敏锐的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美国学者斯塔兹便提出要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哲学，而这个统一的哲学就是统一的实证主义。我国学者车文博先生、葛鲁嘉先生和叶浩生先生也曾撰文探讨过心理学的整合(统一)问题，在整合心理学问题上都认为心理学的整合应该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这些都是在心理学发展棱角分明时期的一种融合的姿态，似乎是在研究一种溶化剂，使得心理学各个学派的对立不要太尖锐，能够更为相互接受。
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的各个学派的诞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当今的历史似乎正在无声的宣布心理学需要走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笔者认为，虽然心理学目前的分裂状态仍然难以消解，但是能看到这种融合的趋势似乎是心理学从分裂走向融合的一种新气象。如果各个学派的支持者都能够以一种更兼容的方式去承认其他的学派，那么心理学的统一将成为可能。
五、结束语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7
【关键词】Choking；比赛失常；失误；压力；实验研究
onthephenomenonofChokinginathleticCompetitions
LiRui
(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44,Henan)
【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sliteratureonthephenomenonofchokingpublishedinChinainrecentyears.itanalyzesthemisunderstandingsintherelationsbetweenchokingandpressure,mal-performanceinmatchesandfaults,andalsodiscussesthedemeritsofexperimentalstudyofchoking,inhopeofatentativeprobeintothephenomenonofchokinginsportscompetitions.
【Keywords】choking,mal-performance,fault,pressure,experimentalresearch
体育比赛中Choking现象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由孟斐斯州立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tippett完成的，在这个研究中，他第一次用Choking来描述成绩下降。〔1〕近年来，Choking现象业已引起国内运动心理学界研究者的热切关注，一些学者也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如王进、魏瑶、胡桂英等学者先后撰写了《为什么到手的金牌会‘飞走’――竞赛中‘Choking’现象》、《压力下的‘Choking’――运动竞赛中努力的反常现象及相关因素》、《运动竞赛‘Choking’现象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研究》、《优秀运动员Choking现象的个案研究》等文献。在这些研究当中，其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基于对“Choking”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笔者也对“Choking现象”作尝试性探讨。
1关于Choking现象
关于“Choking现象”的诠释性解说，目前国内体育心理学领域里的学者相继发表了近20篇论文。然而，总体来看，这些文章对“Choking现象”的解说不仅有其差异、难以统一，而且甚至抵牾。这里择其要者述之。如：“在压力条件下，一种习惯的运动执行过程发生衰变的现象”〔2〕;“竞赛中的‘Choking’是描述比赛关键时刻运动员的技术发生衰变的现象”〔3〕;“通常发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或重大比赛中，主要表现为运动员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失误导致运动成绩下降”〔4〕;“运动心理学界将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中技术发挥失常的现象称为Choking现象”等〔5〕。而大多数研究者对Choking现象概念解说回答认为是，“Choking现象”通常发生在“压力条件下”、“比赛的关键时刻”或“重大比赛中”。下面就上述几个问题作简要分述。
1.1“Choking现象”与压力
综合国内现有的体育竞赛Choking现象研究文献，总体来看，认为choking现象是在压力条件下产生的，并如图1所示的模式框架下展开论说，并将“压力”放在了choking现象产生的必然核心位置。这当然也有其合理性。那么choking现象全然是在压力条件下产生的？笔者对此问题同样存在疑问和困惑。如陈亚林、刘昌在《有关工作记忆的压力下Choking》文中指出，“当前对压力下‘Choking’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混乱，有些研究者对‘Choking’和压力下‘Choking’不做区分，导致很多对‘Choking’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对压力下‘Choking’的定义”。〔6〕因此说，Choking和压力下Choking有着不同特质与涵义。在压力条件下会产生“Choking现象”，但是，同样存在不在压力条件下发生“Choking现象”。由上述引出图2模式。
如图2所示可以明了，研究Choking现象的重点应放在因素a、B、C……X上，其次是研究因素1、2、3……n。而现有的Choking现象分析大多研究因素1、2、3……n通过压力的作用导致Choking现象。那么，因素a、B、C……X直接导致成绩下降和因素1、2、3……n导致压力使成绩下降又可说明Choking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压力条件下的现象。而直接导致的比赛失常、失误（即“成绩下降”）也不能全然当做Choking现象产生的机制研究。如：自身技艺与对方差距、文化差异、“首次采用6-3-3新赛制〔7〕、摄像机的影响〔8〕”等稳定因素；又如：“缺乏大赛的经验”、“比赛的高技术含量增加”等因素。当然，有些因素既能产生压力，也能产生Choking现象，同样还能成为成绩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排除这三个因素群之间有交集的可能，也不排除a、B、C……X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或和压力的交互作用因素。
又如站在心理学研究理论中的“潜意识”层面上，弗洛伊德认为“过失不是无因而致的事件；乃是重要的心理活动；它们是两种意向（intention）同时引起――或相互干涉――的结果；它们是有意义的，这些意向中若有一个想要借牵制（hamper）另一个而得到发表（express），其本身便不得不先受一些阻力禁止它的活动。简单地说，一个倾向必须先受牵制，然后才能牵制其他倾向”。〔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Choking现象的产生也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意向相互牵制所导致的结果？如在金牌的“诱惑”（temptation）下，主体从无意识中冒起的欲望（desire）和超我（Superego）对表现欲望的压抑（depression）等。从神经系统科学看，心理是脑的机能，脑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神经系统暂时性的功能丧失也会导致Choking现象，笔者在此便不作赘述。
综上所述，后续的研究应该对比赛中的“某一时刻”下的Choking现象心理状况和因素a、B、C……X与直接导致Choking现象因素投入更多的研究分析，这是Choking现象研究的“基石”。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讨论Choking现象的机制和要义。同样外界因素突变和自身心理突变共同导致了运动过程的突变，变化的因素也应成为分析研究的重点。
1.2Choking现象与比赛的关键时刻、重大比赛
学者徐晓斌在“压力条件下篮球运动员自信心与‘Choking’关系的研究”一文中所述“竞赛中的‘Choking’是描述比赛关键时刻运动员的技术发生衰变的现象”。那么比赛过程中什么时刻是关键时刻呢？笔者认为一名运动员在比赛中任何时刻都是关键时刻，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比赛中的某一时刻”运动员个体的意识执行过程中发生“窒息、阻塞”而导致的失误或运动成绩下降？而很多研究者一定程度上都在“重大比赛”中的“最后时刻”冥思苦想。“重大比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固然认为奥运会、世锦赛等这样的国际比赛是重大比赛，但对于不同层次的运动员来说，参与者主体就会对不同层次的比赛有着不同的认识。那么，可能一场区队比赛就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可以称之为重大比赛。正如胡塞尔所言“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个认知客体就必然因由于认知经验不同而影响着认知主体的意向性不同”。〔10〕Choking现象可以是发生在任何层次的体育竞赛中，也可以发生在不同层次的运动员比赛时。但大多数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多以选择一些较高层次的重大赛事和较为突出运动员作为个案研究，当然也有其合理与重要性。作为研究者要多面研究Choking现象产生机制和要义，如果将Choking现象的前提情境定位在“重大比赛中的最后比赛的关键时刻”，那么就很容易混淆研究范围和对象了。
2Choking现象与比赛失常、失误
就其比赛“失常”、“失误”和Choking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还是要先举两例个案，以更有助于解释。如“优秀运动员Choking现象的个案研究”：“S（指受研究的优秀运动员）平时的训练状态和训练成绩都说明其专项技能已达到较高水平，可在重大的全国赛中却屡屡败北，这种现象正是Choking现象。”〔11〕另“运用Choking理论分析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第28届奥运会上失误的原因”：“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第28届奥运会上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失误’。从心理学的观点分析是一种心理现象，通常称为‘Choking’现象。”〔12〕这两篇文献均是将比赛“失常”和“失误”等同于Choking现象来研究。如王进所言，自然因素、生理因素等非心理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比赛失常和失误，而“Choking”是一种心理现象。从上文笔者所述概念中不难看出Choking现象表现是比赛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突变”现象，只有这样的某一时刻才能和Choking现象的“特质”相符，即“噎、堵住、窒息、阻塞”。并且，影响运动员在比赛中某一时刻产生Choking现象的情境因素应该是“突变”的、不可预知的、共时性的。可预知的、稳定性的因素不能当做导致或产生Choking现象的机制与要义，那么假定可预知的、稳定性的因素，其应该是运动员赛前心理训练和赛场心理干预等其它研究的范畴。那么，比赛的失常、失误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既可是历时性的与历史遗留因素，也可是突发性因素。诚然，比赛失常、失误现象包括Choking现象，但比赛失常、失误不一定是发生Choking现象。如果研究者将一般意义上的比赛失常、失误不加区分地等同于Choking现象研究，是否偏离了关于Choking现象质的规定性研究？
3Choking现象与实验研究
首先笔者就Choking现象的研究并不反对使用“科学”（science）方法研究，甚至一部分研究内容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当然有其合理性。要问实验研究是Choking现象的最佳研究方法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验研究法对Choking现象研究有哪些不合理之处呢？下文作以简要辨析概述。
试验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有效实施并无多大困难。由于Choking现象涉及到的是复杂的心理活动，那么，所研究的内容是否都可以、是否都能够成为量化数据？由于精神与情感所表现的内容、性质是个体的、还没有或不能外化为可被科学研究者视为“事实”，因而在本质上则是显其“主观性（individualisticsubjectivity）”。〔13〕关于在体育比赛者的Choking现象动机等的精细把握上，社会“科学”（sciences）定性研究可以较好地研究Choking现象主观性和动态性。胡塞尔指出：“‘现象’不仅仅只是包括那些自然和物理性的‘东西’，而且还应包括那些被他称之为‘观念性的(idealistic)’如逻辑、数学、科学理论、价值、各种观念、种种想象和情感等‘东西’。这些东西虽不能直接被感知，但可以被人所意会。”〔14〕那么体育竞赛中Choking现象作为产生在体育比赛中的复杂的心理现象，不能全然按照行为主义的“SoR”模式化研究。更何况很多心理活动无法被量化，譬如无意识欲望和神经递质变化，是不能用等级评分的。再者，运动员在比赛关键时刻的精神紧张度、思维变化、现场情景等在实验室里是无法得到复制的；Choking现象产生的背景在实验室中也是无法重现的，更何况不同环境下产生Choking现象机制也不尽相同，研究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那么实验研究的结论信度就相当低了。如《青少年运动员Choking现象心理机制的实验研究》一文，文章最后也指出了在“实验操作下的压力和真正比赛中的压力有着差异”的异议。〔14〕如果靠情景再现设计、增加压力等方法人为性是不能制造出来二次一致性，那么实验的效度就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学术界应该对Choking现象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讨论，尽量摒弃一些无效的研究方法，使得Choking现象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更高。那么研究中使用何种方法研究，就只能依靠“综合处理”，综合研究者自己根据研究的对象、内容、本质属性等来确定不同的研究方法。
4后记
正如马克思所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同时它自身也被后一阶段再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推动了事物向着更新的方向前进。研究也是如此。体育竞赛是由参与“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心理学研究在“总科学”的要求下做着艰难地探索性工作。我国正处于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发展时期，体育学术界加大对体育心理学研究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进.运动心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竞赛中的Choking现象〔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5,13(5).
〔2〕王进解读“反胜为败”的现象：一个“Choking”过程理论〔J〕.心理学报，200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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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8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9
关键词：内隐学习理论；内隐学习特性；对教育的启示
一、内隐学习的神经基础
目前研究表明，基底神经节、联合区、额叶在内隐学习中起重要作用。其中，基底神经节似乎与反应程序有关，联合区似乎与内隐学习中的知觉概念有关，额叶似乎与评价内隐知识的概念流畅性有关。
1．基底神经节。基底神经节由位于皮层下的一系列神经核构成。亨廷顿氏舞蹈症损坏了基底神经核，特别是尾状核的头部；帕金森氏症严重影响了黑质，使基底神经节活动受损。这两类病人在序列反应式任务中无法学习具体的序列知识，在运动学习中无法学习转子追踪。他们还无法学习与外显记忆有关的技能，且频率监测学习能力受损。这些研究表明，基底神经节在内隐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似乎与反应程序有关。
2．联合区。联合区在内隐学习中的作用是由对早老性痴呆症病人的研究而发现的。早老性痴呆症患者早期损伤了联合区，特别是它的外测颞叶和顶叶。Kosslyn和Koening指出，在联合区中有两种平行的学习机制：一种机制抽取概括原型，与内隐学习相对应，不依赖于海马系统；另一种机制贮存个别样例，与情节记忆相对应，依赖于海马系统［1］。另外，有研究表明，联合区可能与视觉模式学习有关，但关于早老性痴呆症病人视觉模式学习能力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3．额叶。对几种额叶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他们一般无法完成新近的频率判断任务，而除科萨科夫外，其他额叶未受损的遗忘症患者均表现出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因此，科萨科夫病人判断能力的缺失可能是由于此病损伤了部分额叶，额叶在频率学习中起作用。另外，额叶受伤还会引起病人元认知判断能力的下降，表明额叶还可能与内隐知识的表达有关。
4．海马。多数内隐学习研究表明，遗忘症患者可以很好地完成内隐学习任务，内隐学习不需要海马参与。然而，在数字任务的研究中却发现，虽然遗忘症患者能够对不超过其数字广度的数字任务进行学习，但却无法对长数字串进行学习。这表明，海马对长序列的学习可能是必要的，而对短序列的学习则可以通过非海马系统来完成。
二、内隐学习的特性
1．自动性。内隐学习的自动性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即内隐学习会自动地产生，无须有意识地去发现任务操作中的外显规则。而且正是内隐学习的自动性，才揭示了它不同于外显学习的独特本质，并确立了它的应有地位。而内隐学习通常的产物——缄默知识的特点，则可以深化我们对自动性这一特征的理解。缄默知识的首要特征是这种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的说明。也正因为缄默知识具有不可言传的特点，它通常要靠人们自己通过实践来获得。而且大部分缄默知识都是在个体无意识、自动化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联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以学骑自行车为例，清晰的言语指导未必能够让一个初学者明白究竟该如何根据前轮的运动，把握车头的方向；反倒是通过自身的实践，个体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会骑自行车，而这种过程的发生并不伴随个体对可言语的动作规则的掌握。可见，内隐学习和缄默知识都具有自动性的特点：内隐学习一般会自动发生，无须个体有意识地去发现环境中的复杂规则；而缄默知识的获得也往往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在认知者的实际活动中自动获得。正因为自动性的特点，内隐学习和缄默知识通常隐藏在外显认知的背后，容易被个体忽略。
2．抽象性。抽象性这一特点指内隐学习可以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所获得的知识不依赖于刺激的表面物理形式。内隐学习的迁移现象很好地证明了其抽象性特征，因为如果内在规则不变而只是表面符号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了学习迁移，那么就足以表明学习者学到了表面特征之外的其他的抽象东西。Reber(1969)的实验结果发现，语法规则的改变明显降低了被试的成绩，而字母串物理形式的改变对成绩未产生影响。由此证明了内隐知识是抽象的，不依赖于刺激的特殊物理形式［2］。
3．理解性。内隐学习具有理解性，即内隐学习的产物——缄默知识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被意识到。例如Reber对人工语法构成的词谜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被试外显报告所用规则能力的提高，他们也内隐地发展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规则知识。国内研究者郭秀艳也采用这种测量方式对内隐学习理解性的操作定义进行了探讨，发现随着学习的推进，内隐组与外显组被试的成绩都是逐渐上升的。这就证明了内隐学习具有理解性。
4．抗干扰性。内隐学习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这一点在Reber(1993)的内隐学习生物进化论中有详尽的阐述，具体表现为强健性(不易受到机能障碍和机能失调的影响)、年龄和iQ独立性(不受年龄和iQ的影响)、平均性(个体差异小、群体差异小)、过程的普遍性(内隐学习的内部机制具有跨物种的普遍性)［3］。
5．三高特征。除了以上特征，我国学者杨治良等(1993)也对内隐学习的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采用一种测量内隐和外显学习的新方法，要求被试学会把相片按其组合特征分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内隐学习的“三高特征”：高选择力、高潜力、高效性［4］。内隐学习的高选择力体现在内隐被试表现出更大且更显著的底层规则的迁移，这一特点和Reber等人总结出的内隐学习的抽象性特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意指缄默知识不依赖于当前刺激的表面特征，具有较高的迁移易化能力。而高潜力特征的发现则来源于内隐学习仅使用显著特征分类，却达到了外显学习运用显著和非显著特征的学习效果，这说明内隐学习具有很大的潜力，许多具有高选择力的资源尚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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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隐学习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1．教育必须高度重视无意识的作用。内隐学习的研究表明，人的社会认知、人格维度、高级规则的掌握、抽象概念的形成，无不受到内隐学习的影响，而内隐学习的本质就是无意识的获得和无意识的运用的过程。无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是“人未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总和，是人脑不可缺少的反映形式，是主体对客体不自觉认识和内部体验的统一”。内隐学习从深层次揭示了人类学习是内隐知识和外显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深刻揭示了无意识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辩证转化、统一构成人的心理。由此可以假设纯粹的意识和纯粹的无意识是不存在的，但是，几乎全部进入人的高级心理活动的创造、灵感、顿悟、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都是意识和无意识完美结合的产物。长期以来，教育仅限于条理化、逻辑化、循规蹈矩的外显学习方式，极大地扼杀了受教育者的创造性。这是教育的最大误区，现在是该走出来的时候了。无意识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内隐学习为开发利用这些闲置的巨大潜力提供了诱人的前景。
2．教育要着眼于全脑开发。虽然，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两半球在结构上是对称的，但其功能都具有专门化的特点。左右两半球的功能高度分化，各自只适宜于加工处理某些特定的刺激，如左半球是处理语言、逻辑，进行辐合思维的中枢，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等功能；右半球是处理表象，进行具体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具有不连续性、弥漫性、整体性机能。由于客观现实既具有有序性，又具有离散性，言语思维只能将有序性提取出来以建立内部世界的统一模式，而不能将离散性包括在这一模式之中。因而言语思维不能描述客观现实的一切内容，意识也不能包罗反映客观现实的一切形式。在意识范围之外，自然存在不受逻辑语言加工和转换的束缚空间，在心理形式上、非语言水平上加工，并对主体的行为有所影响，形成了无意识的范围。内隐学习的研究检测到除了大脑左、右半球以外，人脑中存在着许多分离的信息处理器件，以用来实现某种分散的特殊形式。内隐学习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对以理性思维为中心的认知理论提出疑问，并且表明无意识的学习机制比已发现的有意识思维更能检测微妙的和复杂的关系。因此，教育不仅要重视左、右脑的开发，更重要的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全脑开发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内隐学习研究的功绩正在于此。
3．加强学习过程中机械记忆的作用。内隐学习一方面与创造力的要素诸如直觉、顿悟、高峰体验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知识的大量贮存将产生积累效应的特点。这一特点，对教育工作者不无启发。今天在教学中一味强调启发性，甚至有人将机械记忆与死记硬背简单等同起来。内隐学习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许多高级规则掌握离不开知识贮存所产生的积累效应；机械记忆有着重要的作用［5］。“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正是此功能的写照。在大力倡导创新教育的今天，切不可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切实运用内隐学习研究所揭示的学习机制，注意机械记忆和意义记忆的结合，注重样例教学和启发教学的统一，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对外显学习的影响。mathews等人的实验表明，当学习者共同运用内隐和外显两种学习方式时，其效果是最好的，即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存在协同效应。由此可知，内隐学习反过来也会促进外显学习。国内学者郭秀艳和杨治良(2002)的实验引进了强分离程序——匹配和编辑对人工语法学习进行了研究。匹配时，被试先将单个项目长时间保留在记忆中，然后再在五个高度相似的备选项目的连续呈现中辨认与之相同的项目。在这种条件下，被试不知道这个项目是由一种语法所产生，匹配任务为内隐训练任务。编辑任务即为外显训练任务。编辑时，呈现“缺陷”串(非语法串)，可能是一处错、两处错、三处错或四处错给被试让其修正，并告诉被试该项目是由一个他们将要去发现的且用来修正字母串的复杂规则产生的。匹配和编辑任务的混合可以用来发现内隐与外显学习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不管是对于相同字母集还是对于不同字母集，当匹配和编辑任务交替相继出现时，学习效果最好，这表明匹配和编辑任务相互促进，即内隐训练和外显训练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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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篇10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文秘站: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