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1
[关键词]维柯；马克思；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新科学》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12―0011―02
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史中以人类历史规律、民族意识为研究主题的先行者，维柯（GiambattistaVico）的《新科学》是历史观研究、思想史研究上重要的历程碑。虽然《新科学》没有在它所处的时代获得应有的赞誉和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维柯的历史哲学对此后哲学家历史观念和历史原则的形成，以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拓宽对维柯与马克思的双向理解。
一、与抽象理性抗争：历史视域的形成与发扬
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的共同原则即历史发展和历史规律的问题。将哲学研究开辟历史视域，这在维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挑战性的突破。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追寻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自明性为主要目标，而笛卡尔哲学无疑在这方面成就突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尔寻找到了牢固基础的自明真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自明性的观念成为了判定标准。如此一来，那些无法用几何演绎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历史、社会、诗与修辞、经验知识，在笛卡尔处被轻视尘封。
维柯所做的正是对笛卡尔核心问题的挑战：思想并不是“我”存在的原因，也不是一切科学知识存在的基础。在《论意大利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的著作中，维柯表明了对于这一认识的判断：“真理即创造”。人类所能够认识的，只有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即人类创造的历史。自然界等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对自然的真正认识。在《新科学》中，维柯这样表述：“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1〕维柯的这一原则，把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对于人类认识对象的理解完全颠倒了过来，哲学研究应该从人出发，历史维度的哲学研究在维柯处解禁并成为可能。哲学的目的不是探求外在世界的永恒真理（这一点在哲学与科学真正分离后，便成为了科学的主要任务），而是认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的历史，并不断创造人类发展的历史。
尽管维柯开创了探究人类历史的社会规律的研究路径，但这种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法国启蒙哲学认为，人人天赋理性，遵从理性的指导历史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进步。为了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构想，启蒙哲学家把历史的描述单一化、简单化，将文明与野蛮、无知与理性进行对立的理解，无疑遮蔽了历史延续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德国，赫尔德、洪堡对世界各民族的特性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德国历史研究和历史主义的传统。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其哲学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无疑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马克思从黑格尔处那里继承历史的视域和历史的方法。但黑格尔对于历史的思辨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被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也不是主题的想象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对于忽视历史知识的考察，忽视社会现状的观察的哲学家门来说，“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马克思指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3〕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4〕实际上，马克思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的交往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研究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回归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
不难看出，维柯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形成和选择，都处在以追求抽象范畴作为演绎、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论支点和前提的哲学时代背景中。维柯作为先行者，敏锐地发觉到人类对人类历史实现认识的可能性，把历史发展及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马克思则在维柯的基础上，直指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的自足、真理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症结，从抽象的精神世界转向现实的社会和人。
二、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抽象的人性与现实的个人
《新科学》中的“科学”，是一种怎样的意义呢？科学的对象往往被定义为真理，即普遍永恒的原则。在此，维柯也提出了他重要的创建：“真理就是创造”。可以说，这也是维柯的《新科学》中的逻辑起点。科学是追究原因的知识，而“新科学”就更有资格来满足这一要求。维柯富有创见地认识到，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作为，才能得到科学的认识。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着，并非人类的创造，因此，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要留给创造自然界的上帝。而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对于人来说，历史是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民政世界的原理和原因“必然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5〕维柯的这一原则无疑为人类能够科学的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正是通过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人类活动的现实性与人类自我认识的真实性真正结合。有学者认为，维柯的这种把“创造”与“知道”等同的思想，是近代“实践”理论的源头之一。
m.H费希曾经指出，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一个同是否定的看法，认为从单纯个体中找不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是各种制度在发展中的体系。的确，由于人类能够不断地创造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人类发展形成了一个生成的过程。在维柯看来，人类的创造性源于“诗性”的活动，而非完全自觉。最初人类凭借富有想象和创造的“诗性智慧”创造历史，人们借助自然神学想象出诸神，借助逻辑学发明了语言，按照伦理产生出英雄，通过经济学创建家庭，通过政治学建立起共同体。这种诗性智慧中包含着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物理的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地理的知识等等。但这种创造性力量归根结底在于“神意”。神意即使人类智慧的开启和所有必然性的实现的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些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的，将历史放置于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实践联结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间维度，以及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转换的空间维度。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和生活条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起点。
三、历史发展动力：神的指引与人的实践
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维柯发现了人性的历史作用，并阐述了利益因素的作用。由于维柯把历史活动仅仅看作是人的意识活动，因而未能从现实的人类劳动剖析历史，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结为“天神意旨”。对于维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者，还是打着上帝旗帜下的无神论者的争论颇多，但在对人性的根源理解中，维柯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将其归结于抽象永恒的理性神。维柯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考察上的，因而，它无法认识到历史动力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它对历史动力的探寻也只能是建立在人性的变化上。
与前人把历史发展动力视为理念之类的东西不同，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类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的矛盾、革命和改革，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等影响社会发展的要素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人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没有被预先设定好并且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建立唯物史观的，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必然形成一种客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参与历史创造的人类意志。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化，历史的发展是人的现实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在历史中获得了创造历史的力量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因此，人类历史并不是天神意旨所安排的，人类的历史是人们现实活动的主体化的过程。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通过实践活动，人确证了自我，改造了世界，也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着人自身，从而实现人的否定、突破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维柯著.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2：10-12.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2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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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库恩.跛子与瞎子:科学史与科学哲学[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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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3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中学地理教学,运用,实效性
一、在地理教学中引用历史文化知识的原因
历史与地理历来就密不可分，学习地理必须了解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横跨自然和人文两大领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渗透性。其视角之一是“从时间动态来观察世界，认识地区特征及人类和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因此，地理学本身就包含对人类活动与地表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而且，在地理教学中恰当引入历史学上的名人典故、历史演变、风土人情等内容能增强趣味性和提高实效性。
首先，地理知识与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历史学科、地理学科均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二者内容互有交叉渗透、互为影响因素，这成为在中学地理教学中融入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论依据。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地理学科也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地球表面是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人类活动的因素。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它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在教学中通过融入历史时期的地理知识，有助于学生了解历史上的地理情况，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历史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也对地理环境施加程度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当今环境的恶化、气候的反常等更是与我们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通过地理教学中历史知识的融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和环境保护的必要与急迫。
其次，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强调基础教育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满足每个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中明确指出，改革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并设置综合课程，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在地理教学中融入历史文化知识，兼顾学科知识的交叉渗透，增进学科间的知识和方法上的联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自觉的应用所学知识的综合思维意识；同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另外，这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和爱国情感。地理教学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讲授地理知识和现象，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而如果在地理教学过程中适当结合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如在讲到宇宙中的恒星和行星时，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到历史上我国战国时期甘德、石申的著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其中记载了许多恒星的名字，还记录了行星的运动情况；讲到哈雷慧星时，就联系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天文学家在公元前613年观测到哈雷慧星扫过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这不仅会让学生感到趣味盅然，激发学习地理的积极性，还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感情。
二、在地理教学中如何融入历史文华知识
1、运用历史方法，从时间动态角度理解地理知识。地理教学从其教学内容来看不仅包含有地理知识，还体现着时间的动态变化。因此，在地理教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地理知识进行分析，会使内容更加全面和立体。
地理是研究地球表层环境的科学，而地球表层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所以，在讲授这一部分内容时，不仅要让学生明白地球表层现在是什么样子，还要让他们知道地球环境的历史演变，从历史地理解来地理事物和现象。如讲述我国的黄土高原的历史资料，从划分历史阶段来看，可以了解到黄土高原的巨变是自然与人为两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从时间的演变角度看，自然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正是全新世中期，全球进入“气候最适宜时期”。当时整个黄土高原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0℃~30℃，年平均降水量也比现在要高。当时这一地区河流径流量比今天丰沛，泥沙含量微少，湖泊也较多，所以总的看来生态环境还颇优越。到了距今3000年前后，即我国历史上商末与西周初之际，气候进一步变得干冷，出现了一次新的小冰期，地质史上由全新中期进入晚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带与植被带相应南移，其新出现的格局大体上一直保持至今，可见自然原因不是导致黄土高原如今面貌的主要原因。人为方面，主要是因为自全新世早、中期黄土高原地区各地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牧业由萌生到逐步发展。自隋唐时期起，晋陕宁明长城一线以南滥垦滥伐之风始未曾止息。该线以北部分，经理了唐与北宋时期第二次垦伐高潮后，曾一度缓和下来。但清中后出现的第三次放垦浪潮，却一直延续到近代。这直接导致了黄土高原上的森林、草地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地方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水土流失与风蚀沙化的日渐加剧。通过这样对黄土高原历史的纵向分析，学生通过比较分析，对人类活动造成环境破坏的认识更加深刻，进而为正确认识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培养正确的人地观念作铺垫。
2、结合历史文化知识，来加深印象
众多历史现象或事件的发生都与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将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结合，能更确切生动地表述地理现象和规律。教师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适当穿插与地理课堂内容相关联的历史内容，巧妙地与地理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印象。例如“洋流”知识与学生日常生活的关联较小，他们缺乏感官上的体验，难以形成准确的概念。我们可以结合我国明朝“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除了依靠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帆船外，还借助于季风（东北季风、西南季风）和北印度洋对人类的影响，这样使抽象难懂的概念具体化和形象化，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记忆和理解。
三．结语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4
论文关键词：历史学,艺术,科学
一、关于历史学的科学性争论所产生的原因
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不仅不被视为一门科学，而且恰恰是与科学对立的。例如在希腊人看来，历史的瞬息万变的特征使得它距科学较诗歌更遥远。到启蒙时代，随着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理性主义在欧洲的流行，人们也对历史学采取了空前蔑视的态度，认为历史研究只是一种满足无聊的好奇心的娱乐活动，与作为培养和增强人类理性的知识毫不相干。这主要是因为：
1、历史事实具有不可靠的性质。这里主要指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有很多是说不清楚的，说不清楚的原因有可能是人类主体故意的隐瞒事件的真相，也可能是不存在与主体有关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由于环境、条件等的限制无法搞清楚的事件。
2、人的主观因素在创造历史、记录历史、分析历史的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这些主观因素影响了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历史学，也便受到了其科学性的质疑了。
3、难以总结出预见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科学领域，所有的知识都要受自然科学方法的检验，通过检验的被称为真正的知识，不能通过这种检验的就不是知识。科学规律的总结和运用，其意义在于预见事物发生的结果。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出现之前，人类还缺乏对自己将来的预见，更不能够达到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
因此由于以上的几个原因，在19世纪以前，历史学始终被看做文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科学。
二、历史学的科学性
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历史学进入了职业化和规范化的进程。在科学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为历史学争取一种科学的地位。
1、在理论方面：
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真理标准。这就是维克所提出的，著名的真理——创造标准，“即真理与被创造的事物是同一的，可以互相转换。判断我们对一事物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的性质，就看我们能否创造出该事物。既然真理的标准不在于思想和概念的明晰、确定，而在于我们是否创造它，而人类社会和历史又确实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那么，就如上帝能了解他所创造的自然世界一样，人类也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和历史。尽管它可能还不具备观念的明晰和确定，但却真正包含了真理的性质，因而有理由在知识的殿堂里得到一席地位。”
2、在历史学中主观因素的影响方面：
从表面上看，史学同文学有其相似的地方。史学是研究人类的过去，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它要描述过去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另一方面也要说明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如此这般的发生。而要放到这一点，史学家有必要明辫细节，生动地把历史细节向讲故事一样叙述出来。这样，史学与文学就有极相似的地方，因为，文学也是叙述性的，文学家也在讲人生的故事。”
然而，历史学中主观因素的融入确实和文学中主观因素的融入有着极其的不同：
文学家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很可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为素材，然后经过抽象加工进行创作。然而史学家却不同，史学家不能像文学家那样去体验历史，其加以分析的依据只能是对已经存在的历史的记载，包括文字记载和实物记载。
文学创作是允许进行艺术加工的。他可以将甲、乙、丙、丁不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言行和活动，汇集在某一个人身上，使他所写的这个人物具有典型性。而史学却绝不允许，虽然在处理史料时的取舍融入了很多主观因素，“虽然史学家凭借史料，可以对其中的各种个别性作出取舍，然而却不容许通过集中的手法去塑造典型，更不可能去凭空捏造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
从以上两点看，虽然历史学同文学一样，受到了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然而历史学却和文学有着质上的区别。
3、历史学不断发展在一定使其程度上具有了可预见性
19世纪中期，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通过其对过去历史的研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而且这一研究在准确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也不能向自然科学预测自然现象那样精确无误，然而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说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预测。虽然还没法精确到具体的年月日，然而在二战结束以前，在资本主国家对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之前，资本主义世界是无法避免这一危机的发生的。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却正是因为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对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改革才避免的。而这却也正是其作为一门科学，为人类社会所服务的一种体现。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5
1.在高中历史课教学中运用政治原理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通过自身内部的同化和顺应来逐步建构有关外部世界知识的内部图式，从而使自身原有的认知结构得以转换和发展的过程。即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有意识地把和历史事件、历史事物相关的知识有效地整合起来，鼓励学生大胆参与、思考，善于发现、合作探究的学习精神，最终把已有知识运用到新的学习环境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2.在高中历史课教学中运用政治原理的必要性
时代的发展需要综合型人才，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环境、人口等都具有很高的综合性，是任何一门传统单一的学科所无法解决的。当下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新的特征，表现为建立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综合与分化相互交叉、相互作用，而且综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占主导。近年的高考综合科目不仅充分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而且重点考查学生运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考查了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综合能力。这既是高考改革的趋势，也是历史课教学本身的发展方向，更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综合型人才素质的要求。
3.在高中历史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政治原理
（1）运用矛盾论原理把握历史走向和人类未来。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错综复杂，能否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影响着学生对历史走向和人类未来的把握，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原理加以阐释，学生就容易把握住历史发展脉络：工业革命时期，人类走向是资本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要夺权，人类未来是资本主义仍然占主流；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走向是社会主义或发展或回到历史的老路去，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解决民生，人类未来是走向独立、富强、民主、和谐。
（2）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掌握历史阶段特征。在历史教学中，有很多问题学生不容易理解，如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使用加速了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新航路开辟后的价格革命促使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新成果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化，资本主义因此进入了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时期等。教学中如能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又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运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原理进行分析，学生就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国家加快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运用内外因关系原理把握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学生在学习“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常常弄不清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运用“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原理进行分析，学生就容易理解了：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遗其体而求其用，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而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4）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把握思想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和世界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无一不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封建经济的发展或资本主义新经济的产生发展相联系。就如所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样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也更容易使学生理解当前我国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宣传中国文化的意义。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6
关键词：维科历史观创新
维科是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他为古老风俗辩护，批判了现性主义，并以巨著《新科学》闻名于世。作者依据自己对生活和未来的思索，在新科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的学说，也通过新科学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本文通过研究维科的思想来源，来进一步探索维科的历史观从而发现维科历史观的创新之处。探寻维科的历史观可以更好地把握西方在历史观方面的研究。
一、维科的思想来源
维科的思想比较复杂，受到很多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塔西佗的历史学；培根的经验哲学。
我们从《维科自传》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维科的哲学基础。维科在一切渊博的学者之中只钦佩两个人：柏拉图和塔西佗。因为这两个人都拥有一种高明无比的形而上学的智慧，塔西佗按人的实在的样子去看人，柏拉图则按人应有的样子去看人①。这一点说明，维科将两个人的观点结合了起来，他力图拥有像柏拉图一样全面普遍的知识去探求人类理性智慧的高贵性，又希望拥有塔西佗的实际，可以通过下降到一切实际利益方面的智谋，就能在偶然祸福幻化中使事情达到良好的结局。
当维科已经坚定了自己的追求方向时，他又注意到了培根，培根可以说是兼备了柏拉图的玄奥智慧，同时也保有塔西佗的普通智慧，他在理论和实践的两方面都是一个全人。培根在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经验和理性的关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方法对维科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历史循环的三阶段
维科在《新科学·置在卷首的图形说明，作为本书的绪论中》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每一个时代，人和自然都保持着一种特定的关系。
神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在这个时代一些普遍的原则被创立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天神意旨、婚姻和埋葬。这三个原则贯穿三个时代，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在图中我们看到维科用祭坛左边的一根签来代表占卜和观察预兆，这也代表了在异教各民族中有关神灵的事都从占卜开始。古代先民们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和神灵沟通。祭坛上的火点燃的斜靠着水瓶的那把火炬象征着第一项人间制度——婚姻。当然这是由天神意旨生发而来的，天神意旨安排了某些机缘，使一些人定居下来，过着宗教的贞洁的男女结合生活，进行婚姻，生出得到承认的子女，这样就建立家庭。骨灰瓶代表了第二项人间制度——埋葬。埋葬从很早就开始，这个名词也代表了灵魂不朽的普遍信仰。天神意旨、隆重的婚姻典礼和埋葬制度所依据的灵魂不朽的普遍信仰这三个原则是维科来讨论和研究众多而复杂的制度的起源。
在神的时代后期产生了贵族和贫民，奴隶主和奴隶的贫富等级分化，这样就到了第二个时代——英雄时代。何谓英雄时代？朱光潜先生在《新科学》中告诉了我们：“维科的‘英雄’专指原始民族中强人和贵族，与一般人所了解的‘英雄’不同，维科依埃及传统把历史分为神、英雄和人的三个时代，属于英雄时代的人就叫做英雄，涉及英雄时代的制度，习俗乃至文艺、语言和斗争都叫做‘英雄的’，所以在《新科学》里‘英雄的’这种形容词一般就等于‘野蛮的’或‘野蛮时代的’，一个英雄就是一个酋长。②
人的时代是理性、文明和人道的。由于人类的知识支配了行动，哲学和科学的兴起，这时出现了民主制和君主制。在人的时代，人不再像神的时代的时候那样恐惧和不知所措，也不再像英雄时代那样拘泥于小节，人开始变得谦和、理性和温顺。但是人的时展到顶峰的时候就会摔落下来，在人的时代中，我们看到了人类自私、贪婪的一面，文明有可能再次被野蛮所取代，这样人的时代可能又会宣告结束，我们又开始重复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的历史车轮。
三、维科历史观的创新之处
维科的《新科学》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创新之处，而其在历史观方面的创新之处也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首先，维科提出了“人创世界”的学说。《圣
·创世纪》中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③。在《圣经·出埃及记》中又有这样的叙述：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④。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了摩西《十诫》，这就是说上帝不仅创造的人类，而且为人类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规范。但是在维科看来，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人创造了民政世界。但是维科处于一个基督教会严密统治的时代，所以他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基督教会，而是将自己的学说和基督教经典结合起来。另外，维科巧妙的把犹太人的历史排除在外，只研究古希腊罗马等异教民族的历史进程。在表明自己学说的立场上，有保护了自己。
其次，维科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发展总体认识的基本观点。在维科以前的西方历史学界，对人类发展的总体过程的认识大致分为三种：历史倒退、历史循环和历史进步。维科主张的确是历史循环学说，他认为人类将周而复始的经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这三个时代的过渡中，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但是当社会在人的时代达到鼎峰的时候，人性中的自私、贪婪、骄奢淫逸等等恶习就会展现出来，在这些恶习暴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就会毁灭，人们从新会回到神的时代，经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但是维科历史循环观念并不是说历史在无休止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历史也是慢慢的向前演进的，历史循环并不是想一个圆一样在原地画圈，而是像一个螺旋一样旋转着上升，这是维科的历史循环学说。
注释：
①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02页。
②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03页。
③《圣经·创世纪》，（创1:1-2）。
④《圣经·出埃及记》，（出20:1-4）。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7
由于历史高考命题严格贯彻课程标准的思想，强调能力目标的检测，努力达成以考试评价推动教学改革的意图，自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也应关注对学生学科技能的培养。在历史必修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改变传统强调知识点落实的教学方式，尝试将技能培养纳入平时的教学任务。
技能目标是历史课程核心目标之一，但是在高中必修课程的教学中，不少教师认为，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基本的历史知识，等到高三复习课时，再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许多教师在平时的备课中，虽然列有能力培养目标，但这些目标大多形同虚设。我们在一线教学中常常看到，不少中学生在高一阶段历史考试成绩非常好，他们对历史学习也很自信。可是到了高三阶段，学生陡然感到历史课的学习变难了，考试成绩也不那么乐观。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在必修阶段主要进行的是知识接受式学习，考试也多以知识点识记为考核目标，学生只要记住教科书结论，一般考试分数不会差。但是高三阶段，能力测试的重要性提升了，学生发现即使背熟教科书结论，在考试时也常常不知道如何解答题目。就学习速度而言，知识学习的速度比较快，而技能的掌握、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等学习目标落实的速度比较慢。如果教师把学习周期较长的技能培养目标，放在高三复习课中去落实的话，为时已晚。鉴于技能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将技能培养视为教学目标，关注学生技能的发展。
历史教科书中的知识点包括两个类别：一是史事性知识点，一是史识性知识点。对史事性的知识点，学生的理解难度不大。至于后者，教师多采用简单呈现材料，或者通过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或者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即印证教科书观点的话语），或者从教科书中找出正确结论的语句。这样的教学方式，很难让学生真正理解教科书为什么这样说，虽然学生背熟了教科书结论，却不理解结论得出的依据或者结论与前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结果，一旦学生面对“新材料”“新情境”的考试题目，往往感到棘手难为。
教科书知识是一种静态知识，话语比较抽象、简略。简单依据教科书平台，既难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结论得出的依据，以及结论推理的方式，又难培养学生的学科技能，尤其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人教版必修一中有这样一段话：“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乍一看，似乎一点不难懂。但是仔细琢磨，理解这句话并非易事：什么叫最初的基础？雅典民主的理论与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雅典民主政治与雅典文化成就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疑问，仅仅依靠教科书文本我们是无法解决的。
课程改革推行“一纲多本”，不同地区的学生使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高考命题的基本思想是不再以某一版本的教科书为蓝本进行，而是以贯彻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为命题原则之一。所以，死抠书本知识点的教教科书方式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
所谓理解是指学生能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合理建构自我认知，把握信息蕴含的意义。历史学习中的理解是一种间接理解，它常常需要经过复杂的思维过程，要求把握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即对历史现象或历史事物能够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理解所涉及的多为概念性知识，需要学生在已获得的知识与以前学过的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能对所学的历史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形成对历史问题本质特征的初步认识。例如：对于某一段历史的学习，如果学生能够解释其中的历史概念，说明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阐明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将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进行归类，从历史信息或历史现象中归纳概括出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能够围绕主题自己收集相关的历史信息材料，概述该段历史发展的线索;能够判断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等。如果学生能够做到上述诸方面或者多数方面，可以说学生理解了该段历史。
理解是高层次认知技能中最基础的一种类型，它是分析、应用、评价等更高层次认知技能发展的基础。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过程，均是理解技能培养所必需的，它们是理解技能的子类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果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产生的背景、特点缺乏明晰的理解，要想让他们独立分析、评价某一历史问题并非易事。因此，教师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是历史教学的切入点，既牵扯到能力目标培养的达成，又涉及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的落实。
历史理解的基础在于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如果学生对某些历史概念不理解，他们在解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把握历史概念能够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解题技能。因此，教师应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
不少老师误以为，学生能够流畅地背诵教科书原文就是理解，其实不然。所谓概念的理解，是指领会概念的本质特征，对所理解的对象可以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如果学生能改变课本原有的表达方式，或者重新对语言材料加以改组，另用简洁、抽象的话语进行概述，这才是理解。
每一个历史知识概念都有它特定的历史结构、性质、内涵和外延，教师应从这四个方面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辨析历史概念。学习历史概念时，需要从概念的特点、本质或性质等视角抽象出历史概念的特征，从而揭示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教师应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帮助学生清晰认识这些概念。如果学生对历史概念发展的过程、特征和线索缺乏整体的纵向联系，其认识易发生偏差。例如，对宗法制概念的理解上，人教版导语说：“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构成了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人民版导语说：“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受到宗族血缘关系的明显影响。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岳麓版导语说：“靠宗法制的血缘纽带维系统治秩序并非长久之计。随着周王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大小宗关系日益疏远，靠宗法分封制维系的权力格局逐渐解体……建立一个皇帝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水到渠成了。”并且，各版本教科书在秦代之后，均不再陈述宗法制的内容，主要谈论的是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似乎在秦汉后，宗法血缘关系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地缘关系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其实，秦代之后，“从地方组织来看，郡县制取代了宗法式的层层分封制，但乡里之制并未取代宗族组织，而是形成了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内核，以地缘乡里组织为外壳的两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从国家组织看，官僚体系开始建立，但以国君为首的统治者仍是宗法式的家族统治，官僚们只是附庸而已。因而，国家的实质仍然是宗法血缘关系下父家长制大家庭的放大，自秦到晚清也都如此”。①概念的教学，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对概念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帮助学生抓住概念的时代特征，辨析概念的本质或性质，以准确诠释历史概念的含义。例如，宗法制是由父系氏族公社家长制演变而来，是氏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以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制目的是保证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强化王权，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其确立于夏，发展于商，完备于西周。秦代之后仍保留宗法制的残余，对各王朝均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这一定义就比较全面，抓住了宗法制概念的本质。该概念所叙述的宗法制的特点、对后世的影响，教科书没有提到，需要教师提供信息，引导学生去认识，否则不利于理解宗法制的概念。
再如2015年天津高考历史卷第12题，让考生从制度层面分析南北朝时期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主要原因。答案只给出了一个，即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其实宗法制所体现的继承制度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尽管社会动荡，但君位的嫡长继承制基本未变。在“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嫡长制把选择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到一个人身上，一定程度降低了权利转移时政治振荡的频率。②宗祧继承扩展到政治领域，统治阶级可以像在宗族中继承祖先一样，在政治领域继承父祖的地位。③皇权的至高无上，促使掌权者采用各种措施确保统治区域的稳定与扩大，避免进一步的分裂。同时，“宗法制所包含的对等级、尊卑、责任、义务等方面道德和伦理关系的评价体系，帮助人们很快地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政治伦理，减少了人们因社会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对立和摩擦，为自然而然地形成大一统社会的分层结构和人们之间的有序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保证”。④这一观念对隋唐统一也起到了思想上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亲贵合一的基础上，血缘亲族是任官从政的先决条件，世袭罔替，代代相承”。⑤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朝纲，就是这种贵族政治的残余。隋唐时期，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官僚政治完全代替贵族政治，从此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显然，天津卷给出的答案使历史简单化了。
目前高考历史试卷在命题时，非常关注对考生历史概念掌握情况的考查。例如，2014年全国课标文综i卷中的第26、31、34题，主要考核考生对宋明理学、计划经济体制、新经济政策等历史概念的理解情况;2015年全国课标文综i卷中的第33、34题，实质是考核考生对内阁责任制、罗斯福新政等历史概念的理解情况。
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还需要学生尝试去理解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特点、本质、影响或历史意义。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通过历史必修课，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达成上述要求？尽管我们常说：当代社会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何让学生认识到其中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历史知识去分析、看待当今诸多的社会问题呢？这似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实，如果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理解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特点、本质、影响或历史意义，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把握、理解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需要学生透过历史的表象，抓住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出现的背景因素，结合它们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既要深入当时的时代，神入历史进行思考，又要居高临下、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透视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特点与本质，才能体会到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关系，形成分析问题的眼光。例如，分封制与宗法制之间的关系。如果仅凭借教科书内容，学生可能会认为，分封制是里，宗法制是表，掌握西周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分封制，各版本必修一课本对分封制的介绍要详于对宗法制的介绍似乎就是明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关键在于学生没有理解什么是宗法制。宗法制是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制度。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两者相辅相成。不理解宗法制、分封制各自的特点、本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生很容易产生上述误解。如2014年全国文综Ⅰ卷第24题，题干给出了“天”在古代中国被尊为最高神、秦汉以后皇帝举行祭天大典、官员百姓祭拜祖先等一系列信息，让考生对此分析，归纳出材料所反映的主题。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特点，史学界研究认为：“第一，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始终。第二，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论证政权合理性的依据。第三，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①如果学生理解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这些特点，该题的答案非常明显：秦以后政治上虽不强调宗法制，但是宗法血缘关系始终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主流。统治者祭天目的在于神化皇权、巩固统治，官员、百姓祭拜祖先是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延续，这是一种家庭人伦秩序。《论语》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孝有益于统治者巩固政权。统治者鼓励官员、百姓祭拜祖先，反映了秦汉以后统治者希望借助于人伦秩序维护政治统治。如果学生理解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便能够很好地理解许多社会问题，如为什么中国与西方会出现不同的文化特点？为什么在中国实施民主法治会那么艰难？为什么中国会存在家长制的残余？为什么广大民众内心一方面会崇尚明君，一方面又渴望民主、反对专制？为什么人们会迷信权威？等等。显然，深刻理解历史对于历史学习意义重大，不仅能够认识到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本质，还能够获得一个分析社会问题的眼光。在这样的对历史反思过程中，一方面利于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另一方面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学科技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在历史学习中，如果学生能够把握教科书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把握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效果，把握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把握历史现象的结构和功能，把握论点、论据间的逻辑联系，那么，我们说他基本理解了这段历史。需要教师注意的是，教科书某些结论的得出与历史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应提醒学生不能仅从历史事件表面的发展来审视历史事件的影响，还应结合历史观，去分析这些历史结论得出的原因，以加深对教科书某些认识结论的理解。
根据布鲁姆目标分类学，学生的认知技能可以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目前高考命题也大体按照这一分类来测试考生的认知技能。历史教师应熟悉布鲁姆目标分类学的具体内容，按照技能训练的要求在教学中落实学科技能的培养。
高层次认知技能中的理解、应用、分析、评价等均有各自的子类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这些子类型出发，对学生进行认知技能的应用训练。
例如，“理解”认知过程包括解释、举例说明、分类、概括总结、推理、比较和阐述等子类型。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笼统对学生进行理解认知的培养，学生可能会产生思维上的混乱。相反，以子类型技能培养为主线，有助于学生从具体的视角把握理解技能的要求以及各子类型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在理解认知过程的子技能中，解释技能要求学生能够将某一信息、概念等从一种表现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转换需要学生使用自己的、精炼准确的话语去概括;举例说明要求学生根据某一概念的定义特征，选择或列举与该概念或原理特征相一致的例子;分类或归类要求学生将某一事物或历史现象划归为某一类型;归纳是从呈现的信息中，提取出抽象的主题或得出相关的结论，发现本质信息，并用简短的话语表述;比较技能强调对信息及比较要素做出处理和综合，发现两个事物、事件、思想、问题或情境之间的类似性和差异性;推理是指根据一系列实例，学生发现实例之间的关系或特征，要求选出正确的关系或原理;阐述要求学生运用某一因果模型，对某一历史事件爆发的原因或影响做出最佳的说明。理解技能培养的关键是比较、归类技能，因为这些技能有助于学生辨别历史事物之间的不同，理解历史事物属于的类别。教师应有意识地通过比较、归类等方式，利用材料，组织学生去辨别比较信息中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帮助学生深入观察，发现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识别事物的特点，进而培养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概括总结信息内涵的主旨。
因此，教师需要把握技能运用的技巧，通过具体的材料信息，帮助学生辨析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特点与本质，将理解历史知识、分析历史问题、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等策略方法，渗透在课堂教学中。例如，在历史概念的教学中，教师如果发现学生按照书本原话来解答历史概念，应继续追问，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语对某一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如果学生能够做到，基本表明学生对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理解。再如，推理技能的培养，需要学生解读所面对信息的特征，根据学科知识，发现信息中不同因素的影响，然后推测信息特征的关系，并对这个关系进行解释，推测其可能发生的变化。
教科书文本抽象，缺乏足够的细节，利用教科书文本去培养学生的技能不太容易。鉴于目前历史高考灵活运用材料考核学生的学科技能，教师应有意识地利用有价值的材料，培养学生高层次的认知技能。
高层次的认知技能如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教学中合理运用材料都可以培养。笔者试举一例，就如何利用材料对学生进行归纳、分析等技能的培养予以说明。
雅典还在变成工业和商业的城市以前就组成了一个单一城市领导周围比较广阔农村地区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城邦的务农的平民，初期还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伦改革以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
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成为“陪衬”这个行攻权的“清谈”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的，法庭也得对公民大会及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
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如在小亚细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
――《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度》
1.归纳、概括技能的培养
利用材料培养学生的归纳技能，教师应注意提供的材料最好要有三层以上的要素信息。如果只有一层、两层要素信息，学生一看即知材料的内涵，是不利于归纳能力培养的。
如何进行概括总结，首先应找出关键信息，判断信息的主题内容（在具体的考试过程中，常常不需要学生去判断主题内容，大体上考试提出的问题就是主题内容，要求学生围绕主题内容去辨别关键信息）。一旦明确主题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使用一句话概述出材料反映的主题或历史信息、历史现象的本质。上述材料中，第一段是说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平民不是公民，第二段是说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是互相依赖的，第三段是说公民大会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段是说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吸收了其他先进的文明。综合起来，材料反映的主题就是：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
2.分析技能的培养
分析通常是理解的深化，也是评价的前提，在完成分析认知任务过程中，理解、分析、评价技能常常交互在一起进行使用。分析技能包含3个子技能：区分、组织、归因。目前考试中对分析技能的考查主要放在归因分析的考查上。归因技能常常与区分、组织技能相结合，要求考生先对信息要素进行区分，再进行组织归纳，然后有效地进行归因。所以，归因技能的培养，材料中最好能够有区分、组织的要素信息，便于学生在区分、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归因。
在分析过程中，区分要求学生根据材料的核心思想、目的、观点、价值观等，能够区分出相关与无关的信息，把不相关、不重要的要素排除在外;组织要求考生说明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与整体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材料蕴含的观点、目的、价值观等的作用;归因是在上述基础上，分析并发现材料蕴含的目的、观点或价值观等，判断出现的原因。
一般而言，分析技能的操作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确定与主题内容相关的信息，区分材料中的事实与观点信息，即注意区分材料中的描述性信息和人们对问题的评论信息。要求避免受主观先见的约束，明确分析问题的目标，尽可能发现信息中的其他因素，搞清楚材料信息中所隐含的信息内容。第二步是简述该问题的表现形式。这一步骤常常需要学生联系所学过的内容，结合材料判断问题的范围，考虑与问题有关的所有因素，即问题与哪些事有牵连？它涉及哪些人？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等。第三步是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要求辨析材料中哪些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哪些是问题本身的特征。
以上述材料为例，雅典城邦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依据材料，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该问题，首先应区分材料中与主题相关的信息：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平民不是城邦公民，表明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始于梭伦改革;狭小的城市国家才有可能形成直接民主制度;希腊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民族融合和吸收各地先进的文明有关。接着，需要考虑与该问题有关的因素：希腊的地理环境、工商业的发展、平民的斗争、各地民族与文明的交融等。然后思考这些因素可能造成哪些后果。最后，围绕问题，整理概括出雅典城邦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
分析原因的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利益分析法、内外因分析法、根本原因分析法、平衡分析法等。利益分析法就是首先确定材料中或问题中的利益的主体及其性质，区分利益的轻重、大小、层次和地位，排除非正当的利益。内外因分析法强调，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外因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辨析内因、外因，有助于发现问题产生的关键。根本原因分析法认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在原因的背后还有产生原因的原因;对原因进行层层分析，有助于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平衡分析法指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应保持均衡，即相互协调，一旦失衡，容易产生问题;运用平衡分析方法，有助于判断材料中是否存在失衡的社会现象，进而分析出影响社会协调的因素。例如就业问题，如果社会上失业人数较多，必然打破社会关系的平衡，对社会经济、社会稳定等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这些分析方法有时可以相互通用，具体选择用什么方法，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问题、材料的不同而不同。
教师在运用材料进行教学时，应辨析材料的类别，选择更能启发学生思考与发展技能的材料。一线老师喜欢使用领导人在一些纪念日场合所发表的言论，或者教科书课本上的话语。严格来说，这样的材料在教学中主要是用于印证教科书结论或某种观点，对于提升学生的技能帮助不大。
培养学生的分析技能，还需要教师根据具体的材料与信息，围绕材料中的错误分析、观点认识的立场、论点论据的关系等细节设计思考问题。例如，教师可以设计下列问题：该段信息中有哪些推理错误？什么信息误导了作者？是怎样误导的？如何纠正这一错误认识呢？作者所站的立场是什么？其理由是什么？有没有其他立场？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等）？什么论据支持了该论点？这些论据存在哪些局限性？恰当的问题设计有助于学生理解分析历史问题时，具体应从什么角度、从哪些方面去分析问题，进而掌握分析技能实施的要求。
3.应用技能的培养
应用技能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某一具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如2015年Ⅰ卷第41题，要求考生根据材料中提供的公式，将其应用到分析问题过程中。面对这类任务或试题，学生应已经知道采用何种方法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例如，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有“评价”字眼，但不属于评价技能，而是应用技能，即学生运用相关的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方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如何在教学中进行应用技能的培养呢？大体也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讲清楚解决某一问题所需要的方法。例如，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结合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与背景去考察，要历史地看问题，坚持全面性、客观性、辨证性等;不能仅用道德来衡量一个历史人物，而应根据他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所起作用来进行评价;应坚持效果第一、动机第二的方式;在阶级社会中还应坚持阶级分析方法;采用方面论（按人物一生所从事的活动来具体评价）、阶段论（把人物的一生分成若干个阶段来评价）、重点论（抓住主要活动进行评价）相统一的方式，最后得出一个整体评价。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评价历史人物，就属于应用具体的方法解决问题。其次，教师应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进行演示，使学生知道应用技能在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需要老师们注意的是，由于高中必修课本采用专题史编写的方式，几乎没有多少涉及历史人物活动的信息，在必修课阶段对学生进行历史人物评价方法的教学，一定要注意提供相应的材料信息，补充历史人物主要活动内容。第三，布置相关的作业，让学生通过练习，将所学到的技能知识迁移到具体的实践中。当前市场上的中学生历史课后练习册品种繁多、良莠不齐。需要教师精选或者根据学情，灵活设计、选择适合学生技能发展的作业题。有意识地通过平时的作业训练，使学生将课堂上学习到的技能，能够迁移到课后的练习中，掌握并发展高层次的认知技能。
再以上述材料为例，如果提出问题：结合所学知识与材料“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候，几乎全都转化成为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了”，①请你评价雅典民主制度的历史作用。那么，如何具体操作呢？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评价，一般是从效果上进行分析，主要包括3方面的分析内容：事件的定性分析、事件在当时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合雅典民主制度，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它适用于小国寡民，当雅典打败波斯向帝国发展时，意味着统治区域的扩大，雅典仍然坚持本地区的民主，无疑会遭到其他城邦的反对，这是材料暗含的信息。此外，直接民主本身有弊端，各版本课本对此均有所陈述。雅典民主制度发展到伯利克里时代，即帝国时代，也是其走向鼎盛时期的过程。对此正面影响，教科书也有叙述，不过教科书没有叙述雅典民主制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看重，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对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这需要我们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历史事件的影响或作用，主要有近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前者是从当时的时代来分析，后者则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性或者大历史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发展的。雅典民主制度对后代历史的影响主要是观念上的，西欧近代民主制的发展并不是在雅典民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另辟蹊径。当我们确定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因素与解决方向后，下一步就是根据评价历史事件的方法做出结论了。
4.评价技能的培养
评价是基于一定的准则和标准进行的判断。在评价技能的考核中，需要考生注意评价对象的特征（包括正面和负面特征），并对照评价的准则和标准做出判断。评价技能涉及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认知技能。2014年历史高考全国i卷第41题就涉及对评价技能的考核。
高考在命题中测试考生的评价技能，表明命题者已开始关注对考生批判性思维的考查，这值得一线教师注意。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技能的类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教科书编写是否存在问题进行评价，一是对问题解决（如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的方案是否存在问题进行评价。对于前者，需要理解某段历史发展的线索、特点，认识到该段历史的本质，然后结合教科书编写侧重点，分析判断教科书编写存在的优缺点或课文整体设计水平的高低。对于后者，需要结合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方法，分析这一评价方案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否存在问题进行评价这一题型，早几年高考已涉及。前文已述，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不属于评价技能，而属于应用技能，但是判断分析某人对某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则属于评价技能。
进行评价技能的培养，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评价离不开一定的准则与标准。准则是做出评价所依据的原则，一些常用的准则包括质量、效果、一致性等。标准描述的是评价对象在每一条准则上的好坏程度，可以是定量的（信息数据是否足以说明问题），也可以是定性的（方案是否优秀）。评价时需要将标准应用到准则上，例如，评价某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需要分析：结论是否可以由论证的前提得出、论证的材料是否存在矛盾、信息数据是否支撑论点、论证过程是否充分有效等。②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8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中共党史学;研究
一、历史地理学产生的渊源、背景
1、与沿革地理学的关系
谈到历史地理学的渊源,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定义。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因此我们很难将其与沿革地理学分开。这也是为什么确立于近代的历史地理学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的原因。在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产生之前,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沿革地理。所谓沿革地理主要讲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疆域的消长、行政区域的变迁、古今地名等更易和城市都邑的变迁,这些都属于“沿革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很显然,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可以上及于东汉时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
沿革地理一般只是对地理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而历史地理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还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变化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往往被视为仅仅是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2、产生背景及发展
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37年2月在北京由顾颉刚先生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土沦丧之际。顾先生创办此学会的初衷即是唤起国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爱国热情。这在他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说“‘禹域’孰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并于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其实,“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逐渐随着日本近代学制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介绍。随着禹贡学会的创立,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也就逐渐创立并发展起来,不过不幸的是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中国近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由史念海先生等一些老一辈的历史地理学家重新推动才又蓬勃发展起来。
解放后,党十分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分别建立有历史地理研究所(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别成立有历史地理研究室,并出版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如50年代,谭其骧先生承担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工作,这一工作,原来只是打算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后来扩大内容改成大型历史地图集,它以历代疆域行政为主体,以山脉河流为骨干,用按区幅、古今对照的方法,反映历代疆域行政区和主要河流的变迁,从原始社会到清朝,分装8巨册,390幅,它不仅超过《历代舆地图》,而且在世界地图的行列里也占着重要地位。
同时,解放后为了配合生产建设事业的需要,对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河流的变迁以及区域经济与农田水利、历史上的水陆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已故的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利用考古资料所写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是历史时期气候研究丰硕的成果。
其次,岑仲勉、史念海先生对黄河问题的研究,谭其骧先生对海河的研究,侯仁之先生对沙漠的研究,都取得卓越的成果,有着对自己的新见解,对治理黄、淮和沙漠都有所贡献。
二、利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深化党史研究
首先,历史地理学不像传统的历史学那样,缺乏对整个历史事件空间变化对应关系的研究。而是具有很强的时空感。必须将时间和空间结合得十分紧密,它不仅研究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中的地理基础、地理背景,常常从空间区域范围内地理环境的综合特征来看待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事件的地理特征。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全面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从时间上来说,它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已经涉及到地质时期、当代和未来。就空间而言,历史地理学要考虑地表下垫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太阳辐射、太阳黑子、大气环流等问题,空间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地球科学、天文学等方面。(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将时间与空间紧密相结合,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偏重于某一方都会导致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偏颇,使其依赖于历史或地理。离开了空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历史学没有两样。而离开了时间,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也没有区别了。更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中共党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在研究党的历史过程中,当然也应当注意时间和空间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地理环境首先和主要是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影响而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由于人类的一切生活所需最终都取于自然,因此,一部人类史主要是人类利用自然造福改造自然的历史,这里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条件及其变化必定会施加影响于人类。马克思曾说,人在生产上只能和自然界一道工作,因为离开了自然界,“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那么如何在党史学研究中注意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呢?例如,我们研究“花园口决堤事件”我们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政治、军事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灾难。不可避免的要拿来民国当时的黄河流经区域图,要仔细对比决堤前后的流域变化,只要这样才能够更加感性更加深入地了解决堤以后如何在军事上有效地延缓了日军进攻的步伐;决堤以后又有哪些村庄遭到灭顶的灾难。也只有在这样空间印象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查阅那些相关历史文献及地方史志去深入研究它。
其次,历史地理学既然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全面地占有各种研究资料,用正确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运用现代已有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去探索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规律。
同样,在研究中共历史的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理论来研究,在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事件的时候,除了要有相关党的理论作支撑和指导,更重要是要在占有大量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在还原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去研究某一党史事件的作用及影响。党史研究要切忌空对空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模式。
再次,地理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是始终处在永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地理环境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历史时期人们所遇到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引者注。)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由此可以看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对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改变着自身的面貌。就拿河南的地理环境来说吧,远古时期,河南的地理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距今300―500年间,黄河流域平均气温比今约高2℃、冬季高3～5℃相当于今长江流域。降水量远比现在丰沛。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骸中,有不少喜暖和喜居河湖沼泽的动物漳、水牛、野猪和象的遗骨(而今这些动物只活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了)。这些物候特征反映三、四千年前河南远比今世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这就要求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还要重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这一研究方法也同样应该吸收入党史研究中。曾经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文献材料,有些文献材料可信度也并不是很高的。例如我们要研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变化情况,仅仅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去考察研究是很不容易弄清楚客观事实的,我们还应选取某一个比较有典型性的地区如河南信阳,去实地的了解,考察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具体情况,是否与文献记载有出入,出入是否较大。
那么,如何进行实地考察呢?
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不仅要掌握各种有关资料,还必须提出欲解决的问题,带到现场再仔细琢磨,相互对勘,使能明了究竟。不然走马观花,何济于事?通过实地考察亲临其境,对于有关文献记载可以加深理解,证明其所记载确实无误,对于有关设置也可以为之解释,探索出其原来设置的因素。
最后,现代历史地理学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所谓‘人地关系’,就是指人类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增强适应地理环境的能力,改变地理环境的面貌,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地域差异。”因此,在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过程中,还应注意“人”与“地”相结合,在变化的地理环境中去探求人类活动、历史事件;在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去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两者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偏重于任何一方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往往比较多的注意人的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而结合地理环境去考察人的活动还是比较欠缺的。如我们研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往往会比较关注大生产运动对当时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而很少去关注为什么在大生产运动中会选择南泥湾作为开发对象而不是其他地方,这其中难道没有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吗?
三、利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党史研究的工具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吧。在研究内容上,历史地理学已完全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只注重沿革政区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而是有了大大的拓宽,它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领域,有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环境、疆域、政区、军事、货币、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文化等分支学科,可以说,历史地理学与现代社会各部门的联系是全方位多视角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为现实服务。研究它有助于揭示人地关系的规律和区域开发的成败得失,为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制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合理开发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保持区域环境,维护人类长远与根本利益提供参考做出贡献。
对于党史学来说,我们除了要借鉴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党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来使用。著名的《四库全书•序》中写道:“夫舆地之学,为读史第一要义”可见历史地理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同样,历史地理学能帮助党史工作者了解历史地名和历史上的地理概念,这是党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常识。举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民国东北当时是划分为九省:分别是北满、南满、吉林、辽东、辽西、热河、察哈尔、内蒙、外蒙、迪化,这与现在东北、内蒙的省区划分是有很大区别的。在阅读和研究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文献时,如果不弄清楚从民国到建国后的地理沿革,又弄清楚民国东北九省的地理位置,又何谈对这些地区史的考察?
另外,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掌握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知识,能够使我们在地理名称方面少出错误。例如,《韶山毛氏族谱•卷首》(二修)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澜沧卫”是古代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呢?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传》写道:“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那么澜沧卫是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吗?查看《读史方舆纪要》,我们就能明了其中真相。《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一书,有“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于州治南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的记载。而通过查看《历史地图集》我们也可以得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在1915年,因当地与贵州省镇边同名,又因为其紧靠澜沧江,而始获澜沧县的名字。通过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得知澜沧卫在今云南永胜县,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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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2).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9
摘要：因美学学科自身的惯性，我们常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重要分支，这种集体无意识往往是我们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以历史哲学的相关角度，对此逻辑起点进行考量，对美学学科哲学定位进行反思，并试图寻求美学学科“新作为”的生长点。
关键词：历史哲学；美学学科；学科定位
作者简介：蒋悦，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籍贯:山东泰安。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206-02
美学学科自身的惯性，总是让学习者与研究者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通俗讲，也就是常拥有一致的“一般的看法”。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我们常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重要分支，美学史则作为美学学科本身的与“美学原理”所并列的一个研究分支，若把美学史视为一门学科的话，则又可以视作“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而历史哲学则是“历史学”与“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历史”一词包括两个意思：“一是指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二是指历史学，即人们对自己的过去的记述和认识。也可以把这两层意思表述为‘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历史哲学’，乃是关于历史的哲学，也可分为两部分：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和关于历史学的哲学”。
如此看来，若按一般的看法，即把美学视为哲学的一重要分支，那么“美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哲学史”的一个分支，侧重点在于“史”，而“历史哲学”侧重点在于“哲学”本身。二者侧重点的不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进行学科的比附，但“历史哲学”的研究领域“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和“关于历史的哲学”往往会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究“历史”与“历史学”本身，这对于美学及美学史的研究是有重要启发的。以上的叙述无非表明“哲学”“历史”二元如何衍生出“美学”、“美学史”、“历史学”、“哲学史”、“历史哲学”等学科概念，但是上文所叙述内容都有“若按一般的看法”这样的一个逻辑起点，若此逻辑起点本身存在问题，那么所有的叙述就需要重新检讨，而对此逻辑起点的检讨则需我们对“美学”的检讨之后来完成。
一、“美学”学科哲学定位的反思
自中国对美学这门学科的引介以至专门性研究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一百年的中国美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走完了西方整个美学史的发展，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译介、接受，以至成为一时的风气，最终将这门本应为边缘性的学科推向了显学，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普遍西化的反映，也是当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折射。作为我们通常的美学入门学科的“美学原理”，常从本质论、美感论、范畴论、审美教育论等方面探讨。但是“美学原理”这门学科缺充满了诸多“尴尬”：停留于哲学思辨层面的美学原理，缺乏实证的检验，姑且称之为美学门外汉的“入门学科”，或者称之为众多学者建立“各领风骚若干时”的工具，出于“美学”研究本身的尴尬，笔者以为称之为“入门学科”并不为过。
我们知道美学本质论的无法言说已经成为当今学人的“无奈”共识，其根本乃是因为“美”本身的不可言说性，而对不可言说性的对象强求言说则无异于自取烦恼，不便言说的领域，笔者主张暂可不言说。对于“美感论”，我们心理学本身的发展仍然处于“前科学性”，注定了审美心理学研究的难度，也注定了审美心理学的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的停滞，作为原本归结于哲学门类的美学学科，研究者本身缺乏自然科学的素养，更加剧了美感研究的非科学化程度，所以美感论的突破有待时日，从而借助心理学研究成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此我们就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美学原理”，我们知道，“原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是在大量观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概括而得出的，既能指导实践，又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规律的存在是必然的，对规律的发现工作是科学的，这就要求我们应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寻找唯一的“原理”，反观当下借助“美学原理”的词话构建的众多理论体系却缺乏起码的科学性，没有太大的价值，甚至会起到误导的作用，且容易形成学术话语霸权。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美学原理呢？笔者以为，美学原理要最大化地追求科学性，追求唯一性，但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文科学工作者无力言说，那么就干脆不去言说。这并非是取消美学学科本身，而是暂时回避，不能痴人说梦。那么我们美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有所作为呢？这个问题留在后文再叙，笔者试图从历史哲学研究中获取相关启示。
二、美学学科“新作为”的生长点
若按一般的看法，将美学视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历史哲学的研究对美学研究应该有所启示，而对美学史研究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无论对“一般的看法”作如何检讨（即使视美学为一门科学），进行美学史研究的前提是确立一科学的历史观，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
1、“美学历史学”与“历史美学”的猜想
对美学史的本身研究自然构成了“美学历史学”这样的交叉学科，研究重点落实到“史”，也就是必须要求研究者有自身的“历史观”。若以“美学”为落脚点，以“历史”为限定，也就是对历史进行美学研究，以美学的思维研究历史，审视历史，有无合理性，有无可能，值得我们思考。若“历史美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也就是我们似乎可以对“关于历史的美学”这一领域进行思考了。
2、“历史断裂缝隙”与“历史连续性”
确乎，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似乎对历史断裂的缝隙有了漠视感，当陡然发现这种缝隙的明显化时，才会关注连续性问题。在美学领域，无论是生活审美，或自然审美，艺术审美等等，我们都面临这样的情况。譬如，在生活审美中，我们由于生活的压力，忽视了普通人、同学、同事，以至父母、子女、夫妻等等的关心与关爱，在“缝隙”产生的时候，往往怀念过去儿时的生活美好，或向往历史上农耕民居的人伦关系；在自然审美中，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忽视了自然环境的保护，当“缝隙”产生时候，我们向往历史上的自然状态，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兴起，都是对历史连续性问题的关注；在艺术审美中亦然。而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其实就是第（1）点中的“历史美学”的思维方式。正如上面引文中指出的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因素。”若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以美学思维考量时，考量的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我们今后的实践活动。
3、美学“常识”与美学“科学”
常识和科学乃是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相同的世界。就美学而言，我们往往也面临着美学常识与美学科学的问题，若给予说明，那就是说美学常识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审美的常识（自然而然的体会），而美学科学需要仔细辨析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这里的说法，将美学科学理解为一种自然科学的分析，其实自然科学的尴尬同样导致美学的尴尬，我原先主张美学科学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试图去客观描述审美本身的方方面面，也就是一种客观实证的方法。但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渐渐改变了自己的原先看法。也就是正如作者所说，本来存在于生活常识中的审美现象，若想“科学地”处理它们，就会滑向一边了，不是诚实的研究者。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研究美学本身呢？我们也许会说应该用对常识的描述性的方式去描述美学常识，以之取代美学科学，但作者并不主张仅仅停留于描述性，而是应该对我们日常的描述性去给予语言的分析。其实这样的看法似乎并不妥当。因为“语言”本身已经是第二层，而非本原。
4、语言、常识、科学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篇10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逻辑与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第二、按经济史的区分，经济史可以分成许多个类型。
经济史的内容包含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个要素。以时间言，可以按绝对年代区分，如某年(1842～1948年；1953年)、某个世纪(15世纪；18～19世纪)。可以按相对年代区分，如古代、近代、。可以按朝代分，如唐代、宋代。以空间言，可以按地域区分，如世界，欧洲，，广东省，无锡县，长江流域，城市、。对经济史内容的分类来说，“经济生活”这个要素极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可以从许多方面(角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史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中又可以多层次分类。譬如：
1．可以按产业分为农业、、商业、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其中的每种产业又可以分为若干行业，其中的每一个行业又可分为若干小行业。
2．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类。生产力中可以按要素分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等。其中，每种要素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生产工具既可以按制造原料细分，又可以按使用领域细分。每一类工具又分为若干种。每一类每一种均可有史。一部好的犁史和一部好的织机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
生产关系中可以按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等分类。其中的每一项中又可区分成若干类，类下还可以分。
3．可以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层次的类别。
与上述1、2、3分类标准并列的，还有多种，诸如制度、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手段、经济范畴等等。以经济范畴言，它是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我曾经按照经济范畴查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诸如：市场有市场史，货币有货币史，利率有利率史，物价有物价史，如此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有些现象，它们的本身并非经济生活，但却与经济生活及其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如人口、生态环境等等。于是有生态经济史、人口经济史等等。
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会有范围大小的区别，而且同一层次上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的属于宏观，如国民经济史；有的属于微观，如工厂史，公司史等经济组织史。这样，经济史又可分为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
这样，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分，经济史的类别虽不是无法计量的，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经济生活仅是经济史三个要素之一。它和其他两个要素(时间、空间)组合出来的经济史类别，又是这个“很大的数目”的若干倍。
种类如此繁多，内含如此复杂的经济史，是不可能用一种来解决的。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不同的经济史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要弄清楚第一个私人办的工厂出现于何年何地这样的问题，要用考证办法，而且仅仅用考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当研究经济史通论中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经济的特点，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时，就无须用考证方法，而必须用抽象方法。就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言，说“史(此处“史”专指经济史。下同)无定法”，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其实，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说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不否定这些不同方法中有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有的(最高层次的)可能是一个(如唯物辩证法)，有的(低一个层次的或再低一个层次的)可能是几个(如吴承明所举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都说明经济史经济是有一定方法的。此外，经济史研究不仅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还要遵循社会的一般方法。譬如，无论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史问题，都要经过选题、收集资料、分辨资料的真伪、从资料中弄清研究对象变动的时序等步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定法”。可见，既要讲“史无定法”，还要讲“史有定法”，而且首先要讲“史有定法”，这才是辩证的，对学科发展有益的。
第三、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的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
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
经济史学的这个胎记，直到现在，仍明显地表现在学科的设置上。在中国、美国等国家里，经济系(院、所)中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历史系(院、所)中也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于是，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既有历史系(院、所)培养，获历史学学位的，也有经济系(院、所)培养，获经济学学位的。他们攻读的课程不同，师从的学者各异，研究的课题从属于、服务于不同学科。这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各自扬长避短，沿着自己的思维路线展开探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乃是当然之事。例如，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学和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
史学的上述与现实状况，使经济史者或具历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或具经济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兼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长处的学者存在]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选题各有侧重。即使研究同一个，视角与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一样。就这种情况而言，经济史学界中存在两大学派；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学派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派。
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就上述情况而言，不如称它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跨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一大特点与优点。这个特点和优点，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学科的方法。因而它在方法上比某些学科丰富多样。这个特点要求经济史工作者不能只用历史学科或经济学科中某一学科的方法，更不能用其中一个学科的方法去代替、排斥另一个学科的方法，不能为经济史研究设计一种只适宜一种学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两个学科的经济史之间交流研究方法，并在交流中融合为一种经济史学方法。据报道，美国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研究方法。这值得仿效。我希望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种经济史专业杂志的编辑部，承担起组织这种交流的重任，既组织面对面的讨论，也组织笔谈，各抒己见。
或问：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历史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孰轻孰重?我认为，一般地说，二者都很重要，因为缺一不可。如果能将其融合为一，那就不存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就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