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文献的梳理，将“享乐函数”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探究了该方法的理论基础及在理论研究领域的起源和发展，介绍了该方法在各国房地产定价机制中被广泛应用的历史路径。最后，结合对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文献的梳理，针对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不足，提出了该方法在国内未来可能的应用方向。
关键词：“享乐函数”方法房地产定价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享乐函数”分析方法等同于“特征价格”，而“特征价格”这个概念起源于希腊语，翻译成中文是“快乐”、“享乐”和“效用”的意思；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中，词条的编写者把“特征价格”定义为“享乐函数和享乐指数”（温海珍，2005）。
“享乐函数”是各种样式或模型的不同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通报会在其中的特征要素数量间的关系：
在上式中，p为各种商品的n元价格向量，（c）为特征要素矩阵。
享乐的假定意味着，交易是某一组特征要素的相连接的销售，因此可以把一种样式的商品的价格解释为其本身的较低序列价格和数量的总量。
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到经济学的背景下，“享乐函数和享乐指数”的理论基础则是“隐性市场”理论。在对该理论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所有商品的需求不是根源于商品本身，而是根源于这些商品所体现的特征要素上；第二种观点假定商品异质性的存在，得出了商品之间的关联性（在单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结论。在该市场中不可能只有一种价格表述机制，而是应该有一系列价格表述机制（由商品所含特征要素质量所决定）。“享乐函数和享乐指数”方法为确定各属性的价格结构提供了一套标准方法。
令z表示用来区分不同商品的那些不同属性的数量所构成的向量，在满足下面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享乐分析。（1）每位消费者可能消费包含不同数量z的单位商品（消费不同商品）；（2）存在不同的边际价格（为不同的商品特征支付不同的价格）。
如果把考察的重点转移城市经济学与房地产市场的研究领域，“享乐函数”方法等同于“特征价格”理论，“特征价格”理论指的是由于对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而得到的效用或者满足。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居住类不动产（不包含针对商用不动产的相关分析）的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类不动产的特征。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消费者之所以购买居住类不动产，目的就是要实现居住类不动产的效用最大化（通过把居住类不动产的特征转化为效用而实现），同样，居住类不动产所具有的各种特征的数量决定了该商品的效用曲线在二维空间图中的相对位置。
二、“享乐函数”方法理论分析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特征价格模型思想和理论分析的起源，经济学家们认为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一种观点（colwell&dillmore，1999）认为，hass的硕士论文是该专题的开山之作，hass把农场地的特征界定为两类，一类是到市中心的距离，一类是城市大小，通过这两个变量来研究农场地价格差异的决定因素；wallac用“享乐函数”方法分析、估计了美国某一区域的土地价值；waugh利用多元统计方法，构建了“享乐函数”方法的早期函数形式，用可以定量化（可用定量指标和定序指标表示）的某一商品的对某一商品的质量进行了描述，通过该方法估算了诸属性元的隐含价格，其研究成果是较早的针对商品价格的质量差异弹性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另一种观点（goodman，1998；malpezzi，2003）认为，court（court，1939）是第一个成功地借鉴了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哲学的学者，认为简单地使用价格变量不能很好的反映汽车的需求，开创性地提出了使用三个汽车的内在特征变量（净重、轴距和马力）来分析汽车价格，把汽车价格作为汽车不同特征的函数（价格为因变量，特征为自变量），进行了汽车价格、需求分析，分析中使用了半对数的函数形式，最终构建了汽车产业价格指数。
lancaster（lancaster，1966）认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不是根源于商品本身，而是根源于该种商品所体现的特征要素，以及这些特征要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这些才是效用的真正根源。根据效用理论，消费者之所以消费一件商品，其本质是希望能够用一定的成本，得到某种特定程度的效用最大化的价值，也就是效用i。而效用的多少是被商品自身所包含有的特征多少来决定的。函数表达为：
函数中，是消费者喜好向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形的。这样，不同家庭的特征可以由收入y和参数向量α确定，它们可能值的分布由联合概率f（，y）来描述。
当综合考虑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以及想要得到的效用水平以后，利用效用函数就可以计算出他们能够负担的房产商品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以特征因素为自变量的函数。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此“竞租”函数如下表达：
当函数里面表示特征多少的变量变化以后，用户愿意为房产支付的价值也会变化。
该框架表明，如果能够观测到（或估计到）特征要素的享乐价格以及消费者所作的选择，那么在最优化行为假定下，上面的结论就可以提供有关消费者的偏好以及是否愿意为所选择的居住区的属性而支付费用的局部信息。rosen（rosen，1974）总结了住房市场上消费者、政府和开发商的均衡状态，建立了隐形市场理论和特征价格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该理论成功的将房产的价格以及房产自身具备的特征要素对应了起来，并成为其理论根源。它通过对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形容，揭示了实现均衡的根源。当这个根源出现的时候，交易行为的各个主体就会协同一致完成享乐价格关系的确定。
二十年前，经济学家们对于“享乐函数”的研究有了突破，他们基于经济计量学的基础，重新研究了其中的各个变量和其函数关系，从而让这一理论得到了完善和修正，更能够指导实际。
三、“享乐函数”方法实证分析的发展
“享乐函数”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可细分为两阶段分析法：首先，利用经济计量学方法求出每个特征的隐含价格，一个特殊形式；接下来，确定因变量，一般使用消费者的目标特征的影子价格；再将其他的变量进行回归，比如消费水平、职业、学历等等。尽管该模型存在着内生性问题，但palmquist（palmquist，1984）专门讨论了怎样解决这类隐含价格内生性问题。模型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只能够得到一定位置下的价格，所以使用此模型很难实现不同位置之间的价格比较。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不同位置的产品找出对于用户来说具有一致性的特征属性，也可以实现不同位置的商品的特征与价格分析。
值得庆幸的是，较为近期（近二十年）的一些研究（freeman，1991；halstead，b
ouvierandhansen1997，bolitzerandnetusil2000；trvainenandmiettinen2000；luttik2000）已经开始在第一阶段不使用效用框架来进行特征价格法分析，关于特征价格的理论研究正在不断发展中。
由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进行较为广泛的问卷调查。同时因为房产具有很多特点，比如资产密集性、空间不变动性、换代周期长等。所以，房产产品所具有的特征属性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国际上通常都利用该模型来对房产的价格进行分析。半个世纪之前，西方国家普遍开始将特征价格理论引入房产市场的研究中，且通过大量具体案例的分析，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其中房产市场上的“享乐主义”分析就成为当前城市经济研究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经过不断完善，在90年代逐渐成为了研究的主流理论。自从rider在1967年把特征价格理论应用到住宅市场分析（rider，1967），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不断的完善，特征价格模型己经发展为房地产领域广泛应用的模型之一。在对亚洲房地产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房地产价格研究是采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k.w.chau，2001），从而解释住宅价格空间差异形成的原因，即实际价格是由商品本身所拥有的特征的多少来决定的。
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时间较早，因而，很大一部分oecd国家积累了具有较高质量的行业统计数据，基于这些高质量数据的相关研究（针对房地产业发展历史和相关房地产行业政策的新制度主义方法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房地产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后正式成为经济学中一支新兴的独立分支，由于不断引入经济学的最新基础理论和计量经济的最新方法而得到蓬勃发展（smitheta1，1988）。房地产政策始终是房地产研究的焦点问题，为各国政府和研究者看重（fallis，1993；galster，1997；angel，2002）。
在我国，有鉴于土地原始地理位置及条件的不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和城市土地空间区位（到cbd的距离）的差异，使得城市政府在转让土地时价格具有很大的差异。而城市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地方政府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和企业选址的区位差异，使居民对区位不同的住宅竞争程度具有差异，而这种竞争程度的差异导致了城市间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
因为不同的房地产商建造单位面积的住宅所需要的土地的多少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土地大小对于不同的房地产商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应到不同类型房产建设时，这种不同的程度还会更加剧烈。还有，政府出于对于发展的规划，相关公共设施在社会中的提供是不平衡的，而城市内各个区域的土地成本本身也具有很大差异，比如，在公园旁的住宅，就会在满足人们住房的基本需求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多的愉悦。而这种需求是所有消费者共有的，所以消费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就让不同区域的房产价格差异拉大。
纵观国内学者对住宅市场和住房价格方面的研究，主要的研究理论依据是供求理论、成本理论和区位理论，研究方法更多地局限于定性方法。学者们大多从住宅市场的住宅价格的构成、供求关系、住宅政策等方面出发进行定性研究，从成本理论出发，主要研究住宅价格的合理构成，进而分析价格下降的可能性（房树田，2001）。这种方法无法揭示住宅市场中的住房异质性特征和消费者的独特的偏好及行为特征。另外，在市场经济中，用这套研究方法来解释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似乎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目前的住宅价格远远超过成本价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住房市场具有很大的投资和投机特征，说明供求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住房市场的经济学分析（供给-需求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面所谈到的缺陷，然而国内学者似乎更加偏重于针对供求理论的宏观市场分析，缺少以城市住宅价格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郝前进（2009）使用上海市和长江三角洲的较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基于特征价格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公共物品投资对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有很重要的影响；吴建峰（2002）对中国22个城市的住宅价格、城市的人均gdp、城市住宅投资指数、城市居民人均工资等四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对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性较低，而住宅投资指数和城市居民人均工资影响显著，推导出我国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主要是由投资成本决定的结论；张红、李文诞（2001）运用住宅价格回归模型和二次曲线趋势模型对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住宅价格的因素主要是住宅建造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
与此不同，我国研究者的实证分析很多都是建立在区位理论上的，通过对于房产价格高低的分布进行分析，再判定其具体的影响因子，很少采用系统的定量化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的样本选择基本上局限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城市的住宅价格定价机制鲜有提及。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享乐函数”方法使用的理论前提是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均衡），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很难满足这一理论前提。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可能停滞不前，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享乐函数”方法使用的理论前提不再是空中楼阁。“享乐函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应该是针对城市居住类不动产的定价机制的研究。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2
【关键词】海关税收涉外性经济职能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进境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海关税收还将进一步增长，海关税收仍将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一、“海关税收”的含义探析
近年来，“海关税收”作为一个术语经常被海关和学术界的一些人提起，“海关税收”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报章杂志中，但至今没有人对海关税收的概念内涵进行探究，也没有人给出过一个严格的定义。人们一般理解的“海关税收”基本上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收，但这在理论上并不科学和严密。
税收学理论认为，一种税与另一种税的区别，并不在于其征收主体的不同，也不在于纳税人的不同，而在于征税对象的不同，即税收种类的边界是以征税对象来划分的。因此，理解海关税收的含义，需要知道海关税收与其他税收的征税对象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简称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法“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把海关税收定义为由海关征收的税收，或者把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的征税称为海关税收。因为如果需要，或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征税的征管效率比海关更高，那么国家完全可以规定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对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征税。但即使是这样，这些税仍然是海关税收，因为这些税的征税对象是海关的监管对象。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把海关税收定义为对海关监管对象的征税。依据我国海关法，我国的海关税收是海关对依法监管的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所征收的税。根据国家有关的税收法令法规，我国的海关税收包括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对进境货物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对进境运输工具征收的船舶吨税等税种。
1、“海关税收”与“税”
虽然从理论上讲，海关税收不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但实际上，海关税收确实主要是由海关征收的，这是由国家赋予海关的职能以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事实上，当海关被赋予了征收海关税收的职能后，征税本身就成为了海关对监管对象的最重要的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由此可见，征税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海关税收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方面。
在海关系统内流行着一个通俗的术语“税”，通常是指由海关征收的进境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虽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被广泛使用，但却反映出对海关税收和海关税收征收主体理解的偏差，那就是征收关税是海关的天然职能，而由海关征收关税以外的其他税，只是代替国内税务机关履行征税权。而征税主体的选择是由海关的职能和提高征税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也是国家税收政策和制度的一部分。由海关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和由海关征收关税一样，同样是海关的监管职能的体现，我国海关法规定的海关依法“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这当然就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
2、出口退税与海关税收
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商品退还出口之前所经历的各流转环节所纳的国内商品税，使本国商品以不含国内商品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通常，进口国对该国进口的商品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征收与国内生产的相同商品同等的国内商品税，使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保持同等的税收负担。因此，出口退税避免了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双重征税，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为世贸组织规则所接受。由于出口退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也并不构成财政收入的来源，因而通常不被视作海关税收。但出口退税的作用对象是作为海关监控对象的出口商品，也具有海关税收的属性，这可以从出口退税与关税的比较中不难看出。
首先，从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看。如果出口退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即出口退税作为关税政策实施的一个外部制度性条件，并且严格实行应退尽退的零税率，那么关税政策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看出口关税是否有效地调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出口关税率的总体水平影响出口的总量，而各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影响这些商品的出口结构。当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政策使用时，即通过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影响出口的总量和结构，政策效果之所以能够体现，同样是由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产生了影响。可见，降低某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政策效果等同于在对所有商品都是实行全额退税的条件下，提高该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
其次，从对促进出口和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看。一国商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出口国在该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而从通俗意义上讲是由于出口国生产该商品的成本较进口国低，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该国市场。征收出口关税能起到限制出口的作用，而通常出口国征收出口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本国资源性商品的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是要增强本国制造品的出口，但如果制造品的国内流转税没有全部退税，出口退税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如果对所有的商品都实行出口全额退税，同时对某些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同样可起到限制这些商品出口的作用。举例而言，某商品的国内价格为100元，其中所含的国内流转税为10%，对其实行出口退税后，该商品就能以90元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但假如无法做到全额退税，退税率仅为应退税额的55%，即5.5元，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94.5元。如果该商品全额退税，同时又征收5%的出口关税，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同样是94.5元。因此，这两种政策对该商品出口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从近年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实际做法看。退税率实际上已按照海关税则对商品的分类进行确定，降低某税号下商品的退税率实际上等同于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率。而我国政策的调整往往实行退税率和关税率的双率齐动，如在减低退税率的同时，又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税率。虽然这样有利于加强政策力度，但这种政策操作手法本身也已经说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与关税税率变动效果相同。
二、海关税收的特点
海关税收具有一般税收的共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但海关税收还具有一个其他一般税收所没有的特征，那就是海关税收的涉外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须按国际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划分为具体的税目，而海关进出口税则就是海关税收的税目税率表
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是海关合作理事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各国以此为基础制定本国的进出口税则。根据其规定，商品按其自然属性、用途和功能等进行分类，每一种商品被冠以特定的六位数编码，各国税则中该种商品的税则号列的前六位数必须与该编码相同，各国可以根据需要在六位数编码下增设本国子目。
2、海关税收的计税价格必须根据国际通行的规则确定
海关税收大多采用从价标准计征，为此必须确定计税价格，关税的计税价格习惯上称为完税价格。由于各国自行确定完税价格极有可能产生事实上的贸易壁垒，对自由贸易造成损害，为此寻求国际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始终是海关税收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wto估价协定》便是国际社会寻求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根据这一协议，关税的完税价格应为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依据《wto估价协定》制定本国的海关税收制度。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3、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须考虑国家参与签订的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始终是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为了从国际贸易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尚未形成之前，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是世界各国基于本国利益作出的选择。这些贸易协定往往要求参与各方约束国际贸易中的税收负担水平，并相互间提供对等的税收待遇。因此，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并不完全自主，必须考虑国家在国际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中承担的义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不但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自2001年5月签署并加入了《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简称为《曼谷协定》，后经修改称为《亚太贸易协定》）起，又先后与一些国家（地区）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签订了含有税收优惠内容的贸易协定。这样，我国的关税税率就有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等，其中，最惠国税率设置不但要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还要考虑我国入世谈判中承诺的义务，协定税率的设置同样应体现我国在相关协定中的义务，并享受对等的贸易利益。
4、海关征税对进出境货物的原产地认定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
为了严格限制各国提供的海关税收优惠的受益范围，确保各国的海关税收国别化差别待遇政策得到实施，必须对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进行鉴别。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也在向纵深发展，多个国家参与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为此需要一套判别货物原产地的技术和标准，这就是原产地规则，代表之一就是wto《原产地规则协议》，它也成为对世界多数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通行原产地规则。为了鼓励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wto《原产地规则协议》承认各国在依据该规则制定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为实施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而制定特殊原产地规则的权利。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就是依照其制定的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此外我国还依据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制定了这些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
5、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具有涉外性
由于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主要是进出境的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跨越不同国家，使得税收的影响具有了跨国性。生产地国家的税收政策必然通过成本影响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支付价格，进而影响消费地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反之，消费地国家的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消费地市场，反过来影响生产国的生产。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涉外性使得海关税收成为了国际经济甚至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
在一个开放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由于国际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交往只处于较低水平，海关税收的涉外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海关税收的重要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因此对海关税收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是，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中，海关税收的涉外性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我国到2007年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近70%。
三、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
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是指海关税收所固有的、内在的、由其本职所决定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税收调节进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的内涵极为丰富，不仅表现在对商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上，还表现在对商品结构的调节上，最为主要的是通过对商品供求关系和结构的调整，可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经济的目的。
（1）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的供求关系通过价格变动反映出来，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反映出该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给，为平抑价格、增加供给，应降低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提高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扩大进口。可见，海关税收作为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之一，税额的增减直接影响价格升降，从而影响商品供求关系。当国际市场价格发生波动并影响国内商品供求均衡时，海关税收也能有效阻隔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2）调节商品结构。商品结构是指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经济效率的要求，商品的比例关系应适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进出口是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调剂，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可出口该商品来平衡国内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反过来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可进口这种商品。海关税收可以调节商品流动方向与数量，加重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减轻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就可以鼓励本国过剩商品的出口，抑制进口。
（3）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是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中最为核心的一项职能。传统上对这一职能的理解是，在进口环节征收的海关税收，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从而有效减轻了外国商品对本国同类商品的冲击，使本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些产品和产业得到保护。在国际经济不断交融与发展中，海关税收的这一职能的内涵得到了延伸，对本国产业和经济的保护还体现在国家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鼓励本国产品出口。例如，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取消和降低多数产品的出口关税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政策，便是这一职能的体现。
2、收入分配职能
海关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表现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内，由于海关税收对各种商品征收的税率有高有低，使各种商品的海关税收总体负担呈现差异，从而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不一致，调节收入分配。例如，世界各国一般都对进口非生活必需的奢侈消费品征以较高的关税，而对于关系民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征收较低的关税，甚至免税。
在国际方面，海关税收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格局。首先，海关税收的涉外性决定了一国的海关税收政策必然会对他国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例如，一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使得他国商品很难进入该国市场，从而使他国的生产和就业受到影响，当进口国为国际贸易“大国”时，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国对本国出口商品免征或退征相关税收，甚至对出口商品实施政府补贴时，进口国的消费者就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消费这些商品，但进口国的生产和就业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其次，国际经济利益的分配还取决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依附地位，为此他们通常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限制资源类商品的出口，引导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出口。
3、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使之达到均衡，从而实现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适度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社会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现在海关税收对净出口的直接影响上，当国内需求增长放缓时，推动出口增长往往是各国的一致选择，出口增长一方面直接扩大了总需求，另一方面引导投资增长，带动内需。
自我国恢复征收海关税收以来，海关税收就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此项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顺利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我国多次调高了出口退税率并降低了出口关税，总体上降低了出口环节的税收负担。在未来，海关税收政策仍然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z].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3
关键词：路桥建设、商品化趋势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
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四、路桥商品化是路桥建设与使用的根本趋势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番议论，甚至是品头论足.把多年的“筑路架桥为人民”这种福利性的东西，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过路桥者，恐怕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一下子接受，或许会有些议论，这不足怪。正如我国长期实行的“票、证”被逐步取消一样，过后人们反会产生“本该如此”的心理。
前已所述的路桥的商品属性、产业特征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路桥商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正是实现路桥商品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既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怎样的方式、保障措施和途径，促进这项工程的加速发展，更加迅速、全面、真实地体现路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健全管理机制，使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4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www.133229.com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
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四、路桥商品化是路桥建设与使用的根本趋势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番议论，甚至是品头论足.把多年的“筑路架桥为人民”这种福利性的东西，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过路桥者，恐怕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一下子接受，或许会有些议论，这不足怪。正如我国长期实行的“票、证”被逐步取消一样，过后人们反会产生“本该如此”的心理。
前已所述的路桥的商品属性、产业特征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路桥商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正是实现路桥商品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既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怎样的方式、保障措施和途径，促进这项工程的加速发展，更加迅速、全面、真实地体现路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健全管理机制，使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5
[关键词]倾销；倾销价格；损害；反倾销税；反倾销协议
一、倾销的法律内涵
关贸总协定曾在第六条对倾销作了原则规定：“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方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实质性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
1980年1月1日继续适用的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关于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简称《反倾销修正守则》)，是对总协定第六条的解释、补充与发展。《守则》关于“倾销的确定”是这样说的：“如在正常贸易中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某一产品的价格，低于出口国本国消费的相应的同类产品价格，则此产品应视为倾销品(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输入到另一国的商业领域的产品)。”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后，对“东京回合”的守则又作了重要修正与精确表述，达成了《关于执行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协议》给倾销下的定义是：“如果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至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通常贸易过程中，低于在出口国旨在用于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商业，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由此可见，法律倾销具有自身的重要特征：第一，法律倾销强调倾销的后果，即强调这种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引起或可能引起的危害；第二，构成法律倾销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存在倾销性销售商品行为与这种倾销行为给进口国工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并实质上阻止某一国内工业的建立。
因此，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是通过立法将倾销行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只有当倾销行为超越了这一限度时，才允许对其采用抵制措施。所以，反倾销法的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现的，而反倾销税则是当前一种重要的非关税贸易避垒。
二、倾销确定的基本条件
如前所说，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性倾销才应予以限制，这种限制即采取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的反倾销措施。而在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之前，必须确定该商品进口同时满足了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倾销价格的确定。倾销价格的确定通常是以所谓正常价格或者“公平价格”作为参照系数，凡低于正常价格的销售即有可能构成倾销。因此，倾销价格的确定的关键，在于正常价格或公平价格的确定。根据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一贯规定，商品的正常价值应该正确理解为由该商品输入进口国时的以下三种价格构成：
1.该商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即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市场销售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是常用的价格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得这种价格或这种价格不适用。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便要以其他价格作为正常价格。
2.向第三国最高出口价格。这是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一种替代价格，即出口国向提起倾销指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最高可比价格。假如向第三国出品价格仍然不能作为正常价格时，则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价格。
3.推定价格，即按该商品在原产地国生产的实际成本加上销售成本与一定比例的利润计算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在上述两种价格无法确定时所采用的一种确定正常价格的方法。
从前引《协议》的倾销定义可以看出，价格是确定是否构成倾销的直接因素。那么，怎样理解《协议》所确定的是否构成倾销的价格标准呢?笔者认为：第一，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是否低于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第二，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相同产品的消费时、或者由于该市场的特定情况，或者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低，该项销售不允许进行适当比较时，则倾销幅度应通过与一个合适的第三国出口的相同产品可比价格(如果该价格是有代表性的话——笔者注)进行比较而确定，或者与相同的构成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几种价格标准在法律效力上有先后顺序之分，但它们都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中央统制经济国家则另外规定了特殊的确定价格的方法，即所谓的“替代经济”方法。就是说，用一个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样或相似，以其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确定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价格”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最具代表性。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规定，根据替代制确定商品的公平价值有以下几种价格方式可供选择：
(1)国内价格。也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相同产品的国内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就成为该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公平价格。
(2)构成价格。也就是首先确定产品在该国的成本、费用与利润，然后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相同产品的成本、费用与利润作为计算基础，计算出产品在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构成价格，并以此作为该产品的公平价格。
(3)美国价格。在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国或无法确定上述两种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美国相同产品的构成价格作为确定公平价格的标准。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国成为替代国。
那么，在无法选择“替代经济”的情况下怎么办?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替代经济”原则作了修改，不再使用“替代经济”这一概念，而使用“构成价格”方法。然而，由于它仍然需要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确定构成价格，故其实质内容未作改动。这种做法不但往往损害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人为地制造贸易纷争，而且与反倾销法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这一主旨背道而弛。
(二)损害的确定。严格说来，仅仅是商品在另一国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并不必然构成倾销；倾销的确定还必须同时满足第二个条件，即对进口国直接造成了重大损害。
什么是损害?《协议》在《第三条·损害的确定》中明确阐述：“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损害确定应根据确实的证据作出，并包括对下述两方面的客观审查(a)倾销产品的数量和倾销产品的结果对国内市场相同产品价格构成的影响。以及(b)这些进口产品对国内该相同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冲击程度。”在本条的注释中又特别指明：“本守则内所称‘损害’一词，除非另有规定，应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重大损害、对国内产业重大损害的威胁，或是对某一产业的建立造成严重阻碍，也可按本条的规定进行解释。”对“重大损害威胁的裁定应依据事实，而不是仅仅依据宣称、猜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某种倾销将会导致损害情况的变化必须是明确地被预见得到的，并且是迫近的。”同时在本条的注释中加以强调：“有理由使人确信：以倾销价格进口的产品即将会急剧增加。”因此，“在涉及倾销产品造成损害威胁时，适用反倾销措施应特别小心地加以考虑和作出决定。”
这一大段完整的论述逻辑严谨，不可随意抽删，断句取义。因为它层层深入地表述了一个重要论点：确凿的证据与客观的审查。
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确定是否构成重大损害及其威胁，通常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要素：
1.对损害客体的确定。按照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规定，损害的客体是指进口国的国内产业。什么是国内产业?遵循《协议》的逻辑思路，应理解为是指进口国相同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他们之中那些生产商，其产品的生产在这些产品的整个国内生产中占主要部分；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一体化具备单一的、统一的市场特点时，整个一体化区域的产业也被视为国内产业。
2.对损害结果的确定。这通常要考察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和数量增长的幅度。也就是说，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讲，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是否太大，增长幅度是否太大、太快。第二，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影响。例如，比较国内相同产品的价格，倾销商品的进口是否有大幅度的降价，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压抑或阻碍了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合理提高等。第三，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生产工业的影响。例如，销量实际或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倾销幅度；对现金流动、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措资金或者投资能力等方面实际或潜在的负作用。
3.对商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说来，对国内工业与国内生产者造成损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倾销产品之外还有其他已知的因素，例如，国内工人罢工、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则不能构成倾销案件的成立。只有在证实进口商品的倾销是造成该国工业重大损害或威胁的直接原因时，才能使倾销案件完全成立。简而言之，倾销的存在是“因”，重大损害的存在是“果”，两者之间是严密的逻辑因果关系。因此，在考察是否构成重大损害的同时，应当把由于商品的低价进口造成的损害与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确定产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对此，《协议》明确指出：“表明倾销产品和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以当局对其所拥有的全部相关证据的审查为基础。”并且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由其它因素造成对产业的损害不得归咎于倾销产品。”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基本规定
反倾销税是出口国进行商品倾销，对进口国的相同产品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时，由进口国海关依法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或特别关税。关于反倾销税，笔者主要依据《协议》的基本规定，试述管见：
1.在全部征收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是否按倾销幅度的全部或者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国当局或者海关当局决定。
2.在对所有有关产品都要征收反倾销税时，应根据每一案件情况，对构成倾销与造成损害的进口产品在无歧视的基础上，按适当数额征收反倾销税。
3.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商品倾销给进口国工业造成的危害，是进口国为抵制倾销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救济方法，不是惩罚性质。因此，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进口商品的倾销幅度。如果征收较少金额反倾销税便可以消除倾销对进口国工业所带来的危害，应征收抵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如果实施反倾销税后发现征收的捐税超过实际征收的倾销差额，则超过的部分应尽快偿还；如果已经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商品不再对进口国家的工业造成危害，进口国应该立即停止对该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4.反倾销税只有在抵销倾销的损害所必需的期限内才有效。只有在存在倾销并有损害的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初步肯定的结论之后，才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允许进口国在作出初步倾销裁定后至作出最终裁定前的这段时间内，对裁定进口商品采取不超过4个月期限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如有特殊情况，根据出口商请求，也可以延长到6个月为限，使其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为自己准备辩护。临时反倾销措施包括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要求提供担保以及停止对该进口商品的海关估值。
5.对存在着造成损害的倾销历史，对进口商知道或应该知道出口商正在从事损害性倾销行为，对大量倾销商品在相当短时期内拥入进口国市场，并且该倾销商品拥入造成的重大损害使得只有对其征收追溯性反倾销税，才能防止同样情况再次发生，在当局对该倾销产品作出裁定后，可以对那些在临时措施适用之前90天内进入消费领域的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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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3]张玉卿.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
[4]刘德标.涉外经济贸易法教程(修订本)[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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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6
［关键词］网络经济网络外部性贸易政策进口关税进口配额
一、引言
网络经济是基于网络尤其是互联网而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具体表现为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等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靠信息网络。作为一种较新的经济形态，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殊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而将网络外部性引入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相对较少。在开放环境下，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产品的国际贸易来体现和实现，这样一来，贸易政策就成为国家扶持本国厂商参与网络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当某一产业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征后，国际市场的运行过程将受到影响，相应的贸易政策也将有所改变。
另外，现国内外有关网络经济的研究中，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产品兼容性的决策问题。兼容性早已不再是企业的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竞争战略问题，其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国际竞争市场中的成败。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试着把网络外部性这一概念引入进口贸易政策效果分析中，并分为产品互相兼容和互不兼容两种情况，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网络外部性
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是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Rohlfs(1974)提出了“网络外部性”一词，并由KatzandShapiro(1985)的经典文献《networkexternalities,competition,andcompatibility》奠定其基础。依其定义，“网络外部性”是指当某产品的使用人数越多，则使用该产品的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会越高。这种需求方规模经济效应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体现出来，如计算机产业、广播电视产业、互联网、软件业、移动通信产业等。另外，KatzandShapiro(1985)在其经典文献中分析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对厂商之间Cournot竞争的影响，发现与传统理论有全然不同的结果。在厂商竞争中，若产量所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大于厂商间的竞争效果，则当其他厂商增产时，特定厂商可能也会因此增加产量，而非减少产量。
三、引入网络外部性的寡占模型分析
1、基本模型
本文依循KatzandShapiro(1985)的寡占模型设定，假设不存在收入效应的影响，且每一个消费者最多只购买一单位产品，消费者剩余来自于产品本身所带来的效用以及该产品销售数量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在单期静态的模型设定下，假设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大小形成预期，然后厂商根据消费者所预期的网络外部性大小来作产量决策，最后消费者再比较自己的保留价格（基于预期的网络外部性大小）与厂商产量决策形成的市场价格来作出购买决策。
令为消费者预期i厂商的消费者数量，而为消费者预期i厂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大小。当n个厂商的产品互相兼容时，所有消费者面对单一的网络外部性，即，其中；当n个厂商的产品互相不兼容时，网络外部性仅包括其所购买厂商商品的预期消费数量，即，其中。假设所有消费者对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的预期为同质（homogeneous），而每位消费者的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却不同（heterogeneous），如，r类型的消费者愿意支付，式中的为消费者根据预期的网络外部性所愿意多付出的价格。令i厂商产品的价格为，则r消费者的剩余可表示为：
（i）
由于产品的同质性，两个公司i和j只有在以下条件成立时才会有正销量，即：
（ii）
定义，只有的消费者才会购买，也就是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介于与a之间的消费者将会购买某一厂商的产品，即得知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为，得出需求函数如下：
（iii）
2、网络外部性对寡占模型结果的影响
现依循上述基本模型，假设本国与外国各有一家生产具替代性产品的厂商d（domestic）和f(foreign)，由于产品互相兼容或不兼容的设定会影响网络外部性的大小，并进而影响厂商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分以下两种情况分析。
（1）产品互相兼容
当两国产品互相兼容时，两国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同为，其中。则两国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在传统不具网络外部性的Cournot数量竞争模型中，若需求为线性且边际成本为固定，则两国厂商的反应曲线必为负斜率。但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时，反应曲线会出现正斜率的部分，如下图描绘，并且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的均衡，如图所示：
由图1(a)和图1(b)可以发现，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均衡点既有可能出现在反应曲线为负斜率的部分（），也有可以出现在正斜率的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受到边际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当国外厂商增产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不足以抵消厂商竞争效果时，国内厂商会减产；而当国外厂商增产带来的边际网络外部性的效果大于厂商竞争效果，本国厂商也会增产。
（2）产品互不兼容
当两国产品互不兼容时，两国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分别为和。则两国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以上两式即本国和外国厂商的反应函数，另外，两国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二阶条件成立。本国厂商和外国厂商的反应曲线的斜率分别为：
如图描绘所示：
图2中，b点为稳定的均衡点，此外a点和c点也是可能的稳定的均衡点，表现为独占均衡。其意义在于：产品互不兼容时，若某一厂商已占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则其带来的巨大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将使得其竞争厂商无法存活，因而独占市场。
四、引入网络外部性的进口贸易政策分析
政府在本国市场上扶持本国厂商的政策空间较为广泛，且更易实行。根据政策对象的不同，这类政策一般分为国内保护政策（如进口关税、配额等）和国内支持政策（如研发补贴、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
1、进口关税
在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对本国政府向国外厂商征收进口关税的效果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以从量税为例，设为t，同样分产品互相兼容和互不兼容两种情况来分析。
图3(a)表示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征收关税对负斜率均衡的影响，均衡点由点向右下方移至，解释为关税使得外国厂商减产，而均衡处于边际网络外部性较小的部分，国内厂商增产；图3(b)表示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征收关税对正斜率均衡的影响，均衡点由点向左下方移至，解释为关税使得外国厂商减产，而均衡处于边际网络外部性较大的部分，国内厂商减产。
综上所述，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在Cournot数量竞争下，征收进口关税必然会使得外国厂商减产，但对本国厂商产量的影响并不确定。
（2）产品互不兼容时
征收进口关税后，（8）式的国外厂商利润函数则应为：
(11)
此时国外厂商利润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成为：
(12)
实现预期假设下，新反应曲线的斜率为：
，则有。如图描绘：
图4表示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征收关税对均衡的影响：（1）当原均衡点为b点时，征收关税后均衡点将移至d点，外国厂商减产，本国厂商增产，与传统产品情况类似；（2）当原均衡为e点时，征收关税会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最后的均衡为c点；（3）当原均衡为a点（外国厂商独占）时，若关税不高，外国厂商产量会减少但仍可独占市场，若关税够高，国内厂商也有可能进入市场。
综上所述，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在Cournot数量竞争下，征收进口关税必然会使得外国厂商减产；外国厂商产量不高时，低关税也可能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外国厂商独占市场时，较高的关税才会抵消部分网络外部性而使国内厂商有机会进入市场。这一点对政府选择干预时机和最佳关税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进口配额
同理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品，政府采用进口配额保护国内厂商时，也会出现不尽相同的结果。当产品互相兼容时，较高的进口配额会使国外厂商减产而本国厂商增产，与传统产品的结果类似；而较低的进口配额，必定限制国外厂商的生产，但由于产品互相兼容则整个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因此减小，反而造成本国厂商减少产量，这样则违反了使用进口配额政策的初衷。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即使比自由贸易情况下进口量更少的配额数量也可能不会用尽，使得配额的效果未能实现。
3.国内支持政策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视角下，世界各国通过国内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来支持国内厂商，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时，一国可以通过本国产业支持政策就可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很多情况下，由于网络外部性可以跨国传递，国内厂商增加产量，同时会使得国外消费者对该产品网络规模的预期扩大，从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当两国厂商生产的产品互不兼容时，在给定预期网络外部性情形下，对国内厂商提供任意水平的补贴，都将增加国内厂商的产量，而更大的产量水平将使得消费者对国内厂商产品的网络规模有更大的预期，同时降低对国外厂商网络规模的预期，这都会影响国内产品的出口需求和外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如此，政府的补贴行为将同时在国内及国外市场上对本国厂商提供帮助，并损害国外厂商的利益。
正是因为这样，再加上wto在国内支持政策上的限制较少，因此各国对本国网络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网络产业国际竞争背后的国内支持随处可见，最多的是政府对生产具网络外部性产品的厂商的巨额研发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例如美国，可以说美国it产业的发展最初全靠美政府的采购政策和战略防御需求计划；还有我国在文字处理软件方面也曾专门出台过购买国产软件wpS的有关规定，并从2004年开始在计算机等级考试别增加了wpS的考核内容。
五、总结
在传统寡占贸易模型中，当政府对外国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只存在厂商间的竞争效应，即关税必使国内厂商增产和外国厂商减产。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考虑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后，在边际网络外部性效果和厂商竞争效果的共同影响下，则有：当产品互相兼容时，只要其边际网络外部性够大，征收关税反而会使得国内厂商减产；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当外国厂商产量不高，征收关税可能使得外国厂商退出市场。就配额而言，则有：当产品互相兼容时，较低的进口配额可能反而使本国厂商减产；当产品互不兼容时，即使比自由贸易情况下进口量更少的配额数量也可能不会用尽，配额的效果不能实现。就研发补贴、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国内支持政策来说，国内外产品互不兼容时，对国内厂商提供任意水平的补贴等支持，将同时在国内及国外市场对本国厂商提供有利帮助，并削减国外厂商的利益。
以上分析探讨了对具有网络外部性产品采取三种进口贸易政策的效果，得到的结论都与传统模型下的结果不尽相同。这说明产品是否具有网络外部性，对进口贸易政策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目前网络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殊特征和发展规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若今后能将网络经济的课题与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相信是未来值得努力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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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7
关键词：数字产品定价策略市场营销
自国际互联网商业运用以来，网上交易得以迅猛发展，网上交易的产品大多是数字产品，随着数字产品交易市场的成熟，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价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从产品价值依赖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出发，中外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和解释数字产品的特点、营销和定价策略。
internet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电子商务机制下定价的柔性。由于电子市场能够吸引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销售商和消费者，并且操作成本较低，给动态定价机制带来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数字产品的定义及分类的认识
数字产品是可以被数字化和可以在数字网络上传送的产品。虽然数字产品作为一种崭新的网络经济形态被中外经济学专家和学者所接受，但他们对数字产品的定义与分类却有不同的认识。国内多数学者都接受“数字产品是在电子商务的各种商业模型中，基于计算机网络交易的数字编码”这一观点，并依据数字产品用途的性质将数字产品分为内容性产品、交换工具和服务等三种类型。而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R.Varia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产品是或主要是信息产品。包括以数字格式分布和使用的书、电影、唱片、软件等等（刘波，情报杂志）。但也有少数学者把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一类（吕萍等，商业研究）。
（二）关于数字产品特征的研究
在对数字产品进行定义和分类后，学者们对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经济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王晓玲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特性，数字产品具有以下物理特征：不可破坏性、可变性和可复制性。对于数字产品经济学特征，学者们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王晓玲、袁红清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时效性。当然，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和营销策略带来很大难度的是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生产过程中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数字产品在消费上具有规模效应，正如金丹凤所述的那样这两种特性使得传统定价策略的失效，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数字产品不可能存在供应曲线，无法像竞争性市场那样按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另一方面，数字产品消费上的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因此数字产品也无法根据需求定价。因此传统的根据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的模式在数字产品市场中已不再适用。对于该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三）数字产品营销与定价策略的研究
沿着数字产品本身特性影响营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的选择的思路，虽然学术界对于数字产品需要实行差别定价，学界达到了共识，但是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Bakos.Yannis和Brynjolfsson.erik（1999）非常突出的分析了信息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此外，Viswanathan.Siva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提出了改装和版本划分策略。肖光恩（2001）等和Jain.Sanjay（2002）等提倡根据企业所销售的数字产品市场成熟的程度实施“时间策略”，鉴于此，Sundararajan.arun（2004）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数字产品定价策略要与实务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对市场变化特征做出描述，从而做出“定价管理时间表”。当然，多数学者都是从现代经济学原理出发描述三种价格歧视策略，即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部分学者也分别称之为个性化定价、群体定价、产品形式定价）。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及营销策略的研究，除了这些定性分析之外，最近也有部分学者根据数字产品的特性，综合考虑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等影响产品定价的多方面因素，建立了数字产品的定价模型。例如，在国内黄璐（2002）等人首次提出了数字产品定价模型――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该模型也只是以数学的方法说明差别定价策略在理论上的可行性，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操作性的量化模型。考虑到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是影响数字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吴俊新等（2006）在分别细化分析这三种因素对数字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并以一定的规则各自赋以权重，建立了数字产品的综合定价模型。Raviarona（2006）等人在充分考虑企业与消费者两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信息产品的认识程度，也提供了一个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并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了其中的参数。KangBaeLee等（2006）在假定网上有偿或免费商品有一定相关性的基础上，充分分析顾客意愿和剩余，建立网络服务（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其他的相关模型，都是学者们在分析影响数字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大多都是在充分了解消费者意愿的前提下建立的动态定价模型。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瓶颈分析
（一）目前研究的不足
学界对数字产品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完全定性分析，到现在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变。就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其理论发展应该是成熟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基本上只是理论论述，很少有建立量化模型，即使建立了相关的定价模型，但也多是缺乏实际应用性。目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定义―特征分析―营销策略），都是针对数字产品本身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说明数字产品应该具有的营销策略，不但在观点上趋同，在应用上更显得空洞。有些学者虽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动态模型，但由于模型中引入了实际中难于控制的参量（例如，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参量数据难以获得或者获得成本过高，没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要想使研究得到应用，就必须建立量化模型，并且在模型中尽量避免引入不可测量的参量，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进而使数字产品的定价能像传统产品的定价一样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只有理论研究，缺少应用分析。如前所述，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由于都是在理论上做相关的定性分析，基本上不对应用进行反馈分析，这样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缺少创新性。
（二）研究存在瓶颈的原因分析
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数字产品不具传统产品那样的成本特征，使数字产品的定价缺乏经济理论基础，难以建立有效的边际成本（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边际收益曲线模型。影响定价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产品定价的因素很多，关系复杂，有些因素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易量化；有些因素虽然有可量化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获得分析数据或者获得成本高。
数字产品兴起时间不长，对其定价问题的研究缺少应用环境，更谈不上反馈分析了。数字产品的传送和接收离不开网络的普及，而网络开始兴起到现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数字产品才从中慢慢发展起来的，就目前的数字产品交易来看，还存在很多缺乏规范性因素的制约，并且网络环境下的交易方式和手段缺乏管制，市场还不规范，所以前期的研究一直缺少应用环境，不能对研究结果进行反馈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前期的理论研究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相反，如果不先对数字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认识，就很难对其定价问题做出有效的总结。
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
对数字产品的特征要进一步分析它们给数字产品定价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在数字产品营销和定价策略中考虑这些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期望可以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完善和数字产品交易环境的优化，通过灵活运用相关的原理，对数字产品特征给数字产品定价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为方便或有效的建立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可依据影响因素作用的相似性对数字产品进行分类。例如，目前，国内学者在数字产品定价问题上都支持的差别定价策略，其理论基础是产品定价依赖个人偏好，对不同类的数字产品，消费者群的个人偏好程度肯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程度赋予一个系数来确定定价对这种偏好的依赖程度；再如，数字产品价值对时间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也可以根据这种依赖程度而赋予价格一个理论系数来确立量化模型。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像传统产品一样，通过市场调查而获得。
目前，网上交易和数字产品交易日趋频繁，网络环境逐步规范，已经拥有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研究的应用环境，可以在建立有一定的操作性模型后，在现实的市场中进行模拟，对比分析理想结果和现实结果的差距，进行反馈分析，进一步修正和优化模型，使其对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结论
本文针对国内外主要关于数字产品及其定价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对数字产品的特征和基于特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对比。数字产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在的生产过程、传送、支付和消费等环节与实体产品有较大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看，数字产品本身的高度差异化则存在与实体产品有着更多的差异，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或认为能简单地使用现有的经济模式来解释电子商务是非常不明智的，从而对合理判断市场价格带来了困难。
虽然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在网络的环境下更趋复杂和多样化，但传统的定价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同时要根据企业自身类型、产品类型、产品差别化的可辨识性、消费者的差别特征、行业竞争度等综合分析，从而对数字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合理的定价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由于网络经济环境下，经济方式在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如何为数字产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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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8
一、我国开征电子商务税的必要性
我国开征电子商务税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发挥税收杠杆作用
电子商务素有“朝阳产业”之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1年我国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即当经济过热，居民收入增加时，纳税人数增加，部分纳税人上升到较高的税率档次，出现“累进爬升”现象，使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减少，紧缩消费需求，使经济过热问题出现缓解；反之亦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采取主动干预的经济政策，尤其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面对当前电子商务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头，我们不能再将其束之高阁，弃而不用，而应该将其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体系中做全盘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使之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
(二)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税收是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充足的税收收入作保障，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高达95%以上。如果将电子商务产业纳入征税范围，不仅有利于规范产业发展秩序，也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纳税主体呈现国际化、虚拟化，无法准确判定纳税人身份和纳税地点，使得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界定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合理划分国际税收管辖权，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三)有利于调整消费结构，体现国家经济政策
电子商务虽然是以虚拟经济为依托，但其交易对象大多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商品。因此，对交易环节的电子商务产品征税，可以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例如对烟、酒等不利于消费者身体健康的产品适当加以重税，就可以纠正消费者的偏好误差，合理引导消费倾向；而对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产业，可以施行各种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扶持其发展壮大，从而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
(四)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税负公平公正
无论是何种税种，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收入调节作用，因为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点毋庸置疑。电子商务虽然是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但它并没有改变商品交易的本质，仍然具有商品交易的基本特征。根据税收公平原则，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方式应适用相同的税率，承担相同的税负。因此，从税收法定角度来讲，虚拟经济也应纳入实体经济的征税范围，不能使其成为税收的“真空地带”。
二、我国开征电子商务税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电子商务立法进程缓慢，税制要素确立困难
中国电子商务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相关政策监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04年8月我国信息化领域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至2013年3月工商总局颁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我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项关于电子商务的法规和制度。无疑，这些政策法规的颁布，对20年来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与规范。但纵观这些法规制度，普遍存在立法层次不高，缺乏法律权威性，而且很多政策法规内容相互重叠，在实践中的遵从度很低，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严重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另外，电子商务以虚拟经济为依托，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等税制核心要素的确立十分困难。根据交易的电子化程度，我们可以将电子商务分为有形电子商务和无形电子商务。有形电子商务仍然需要利用传统渠道，如邮政和快递服务等将在网上订购的商品邮寄到消费者手中，因此不存在课税对象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无形电子商务由于其数字化、信息化的特征，即可数字化的产品，如软件、音像制品、信息服务等则难以确定其课税对象。而且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交易双方均使用网络上的虚拟身份，交易行为超越了国家界限，联网的计算机ip地址还可在国际互联网中进行动态分配，这种直接、迅速的电子交易方式，省去了传统贸易的中介机构，使税务机关难以通过现行税制确认纳税人，代扣代缴体制根本无法实行。加之税率的确定也存在诸多难题。首先，税率和税种紧密关联，例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缴纳方式和缴纳时间等难以有效确定，容易造成偷税、漏税。其次，我国电子商务尚处于发展阶段，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税收保护政策，税制选择不当就会出现“档次爬升”现象，阻碍产业的长期发展。
(二)电子商务税务登记管理制度落后，征管稽查难度大
我国现行的税务登记基础是工商登记，然而长期以来电子商务经营者只需注册，获得域名即可从事网络交易。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并未明确规定电商必须进行税务登记，虽然2010年工商总局颁布《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但此规定中的“实名制”形同虚设，电商经营者只需向网络交易平台的管理者进行实名登记，而无规定到工商部门进行实名制登记，因此形成“税收真空”，使电商成为避税天堂。而且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无纸化交易使得各种订单、销售合同和其他各类票据等都以电子形式保存，我国目前尚未对电子凭证保存期限做出具体规定，且电子凭证易修改，不留痕迹，使查账征收失去基础。另外,匿名支付、代付等多种支付方式，超级密码和用户名等隐藏交易信息的保护措施,使税务机关无论从人力、技术，还是部门协调的角度，资料收集都十分困难，税务稽查工作成本高，效率低。
(三)电子商务交易开放程度高，国际税收管辖权难以确定
电子商务交易具有全球性、开放性的特点给国家税收权益带来严峻挑战。首先，常设机构的确定受到挑战，跨国利润也难以在分总机构之间合理划分，使得很多跨国公司利用电子商务渠道成功避税，致使国家税收权益遭受严重损失。其次，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国际化和虚拟化，ip地址和网址等虚拟空间事物并不能作为地域管辖权的判定标准，这些都给纳税人身份和纳税地点的判定造成困难，使税权划分和税收征管困难重重。
三、我国电子商务税制要素设计
电子商务发源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产业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尤其是税收政策也日趋完善。目前，西方国家关于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既有分歧又有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按何种税种课征，而共识是应逐步对电子商务课税，就连一贯主张电子商务免税的美国也开始研究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政策。笔者通过比较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并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电子商务税制要素的设计提出合理建议。
(一)纳税主体
从表中可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中，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都是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或购买电子商务服务的消费者个人，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电子商务交易的受益者应是纳税义务人。显然，税务机关应根据电子商务的交易性质来对纳税主体进行划分，分为间接和直接纳税人两种。前者只是借助网络完成信息流与资金流，可参照传统模式确定其纳税主体；后者是完全借助网络的新型纳税人，其所有交易都在网上完成，可借助已出台的网络交易实名登记制度，根据交易双方的ip地址或交易服务器地址来判定纳税主体。在我国电子商务税制要素设计中，纳税主体的界定更是一大难题，欲解决此乱象，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借鉴受益原则来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范围。
(二)课税对象
从表中可看出，大多数国家的课税对象都是电子商务交易的标的物，即交易对象。发达国家一般以电子商务企业生产的产品为课税对象，而新型经济体则将各种交易商品视为课税对象。究其原因，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既是世界政治军事强国，又是电子商务最大输出国，它坚持税负公平，对电子商务企业征税，以确保其实现国际贸易利益最大化。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电子商务尚处于发展阶段，大多是电子商务产品输入国，为了维护国家税收权益，防止税基缩小，削弱财政实力，才被迫对电子商务交易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因此，我国在确定电子商务纳税客体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在原有几类征税客体基础上增加虚拟商品类或提供在线服务类，体现“见产品征税、见交易征税、例外免税”的原则，使税基逐步扩大，实现税制公平，同时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三)适用税率
从表中可看出，大多数国家都坚持在现有税制上对电子商务征税，即不开设新税或附加税，而是修改现行税制，使其适用于电子商务产业，以确保税基稳定。同时尽力避免对电子商务多重课税或税收歧视，一般采用低税率政策，以避免国际恶意的税收竞争，阻碍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在设计电子商务税制要素时，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将电子商务纳入到现有的税收体系，可借助“营改增”的契机，将其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设置低税率，例如实行1%～3%的比例税率。同时增加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对个体工商户、大学生创业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电商可给予定额、定期暂缓征税，即制定一个税收优惠期限，在期限内，实现优惠税率，期限结束则施行统一税率。
(四)计税依据
从表中可看出，按电子商务交易价格计税，即从价计征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因此，为了确保国际的税负公平，增强电子商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将电子商务实际交易价格作为电子商务税的计税依据。同时强化税务机关与电子商务运营商、服务商、银行等的协作，有效控制支付宝、财付通、网银、微支付等在线交易平台，控制资金流，才能确保从价计征的准确性。
(五)纳税地点和期限
国外大多数国家关于纳税地点的确定，主要是参照纳税主体的确定方法，根据交易双方的ip地址进行确定或者根据交易受益原则，受益方为纳税对象，受益方所在地为纳税地点。由于电子商务交易中间环节少，方式多样，无法适用多环节纳税，因此，通常以现金交付时间或发票开具时间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所以，我国在确定纳税地点和纳税期限时，可结合实际参考这些经验做法，确保现行税法规定得以有效实施。
(六)征管体制
从表中可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的电子商务税都是由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直接来征管。这些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在立法层面，赋予中央政府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权，而税款征收，则具体由各级税务机关来负责，上缴后作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电子商务税的征管也应体现效率原则，由中央政府来负责，具体由国税局负责征收。税收征管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对电子商务税适用的税种(税率)、征管期限、税收减免等进行具体规定。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电子商务税源管理平台，实时采集和记录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源数据，使全国税务机关可在同一平台共享电子商务税款的征管和稽核。
四、结语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9
「关键词欧洲联盟法、反倾销法、中欧贸易
一、欧盟反倾销程序概述
1.欧盟反倾销的法律框架
1）世贸组织的义务
当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内工业受到其他成员国或贸易集团的倾销进口的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的时候，这些成员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
1994年，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达成了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这个协议为世贸组织成员制订其反倾销立法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与以前的协议相比，1994年的协议在程序和实质问题上都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规则。
欧共体在1968年制订了第一个反倾销法，但这个法律的具体规定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改。现行的法律是1996年生效的，其目的是将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中的特殊规则纳入欧洲的法律。这个法律称为第384／96号条例。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一个特点是，当一个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出口国认为，制订反倾销立法的国家没有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则该国有权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对此立法提出异议。例如，印度最近就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提交了一个这样的案件。目前，这一点还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
2）基本概念
欧共体在征税之前，必须证明：中国的出口商正在欧盟以倾销的价格销售产品，这给共同体的工业造成了损害，征税符合共同体的利益。
（1）倾销
当向欧盟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相同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时，这就是倾销。因此，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也就是说，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市场（即在出口国的国内市场和欧盟）卖不同的价格。量化倾销程度的方法是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出厂价）
倾销幅度＝───────────────
出口价格（到岸价）
因此，为了确定倾销幅度，必须计算出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出厂价）和出口价格（到岸价）。
（2）正常价值
正常价值是指产品在国内（例如中国）市场的价格。这一价格一般应根据独立于生产商的客户在国内市场实际支付的价格来计算。但如果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低于成本，或者不是向独立的客户销售的，则应采取其他的计算方法。
确定正常价值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出口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不是，则欧委会就会认为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倾销的可靠依据，就会采取其他的方法。根据欧盟的法律，欧盟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欧委会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始终不考虑中国的国内价格，而是使用适当的第三国（替代国）的价格来确定价格和成本。
从1998年7月1日开始，这一法律有了变化。在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调查中，欧委会不再必然认为非市场经济待遇是适当的了。理事会条例（第905／98号）确定了标准，涉及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可以据此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应当使用出口公司的国内（即中国）价格和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
如果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待遇，则在计算单个中国公司的正常价值时，就可以使用来自这些公司的实际价格和成本的资料。这样一般说来对出口商是有利的，因为如果欧委会依据第三国的材料确定价格，这样的价格一般会比较高，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也就相应地比较高。因此，中国的出口商是应当尽可能地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
如上所述，如果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待遇，有关公司的正常价值将以该公司的价格和成本为依据。从理论上说，正常价值应依据客户在国内（即中国）市场实际支付的价格。但在以下情况下，并不使用这些价格：生产商和国内客户之间有关系或关联，可能影响价格；没有国内销售，或者销售量太小，无法准确地表明国内价格；国内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例如，如果产品是卖给关联方的，并且价格可能会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影响，则欧委会就不会使用国内价格。同样的，如果国内没有销售这种产品，或者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与出口的产品根本不同，欧委会也不会使用国内价格。如果国内有一些销售，但数量太少，不具代表性，这些销售的价格也不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欧委会常常援用5％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国内市场的销售低于对欧盟销售的5％，则欧委会就不使用国内市场的价格。最后，如果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也不使用国内价格。此时计算的生产成本，应当包括固定的和不同的生产成本，加上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以及合理的利润。
如果不使用国内价格，欧委会有可能采取以下措施：一、使用在同一国家销售的其他生产商的价格。二、如果没有这种价格，则使用推定正常价值，即用有关公司的生产成本，加上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以及合理的利润。这必须依据制造商自己的会计数据来确定。什么是合理的利润，由欧委会决定。三、使用出口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但这些价格不得为倾销价。这种措施很少采用。
（3）出口价格
出口价格常常是产品从出口国出售到欧盟时实际支付的价格。这一般是指出厂价。但对于非市场经济，这个价格是根据离岸价计算的。
在有些情况下，出口价格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出口商和欧盟的进口商有关联的情况下，欧委会常常会认为这种价格不能反映市场的水平。此时欧委会会使用卖给欧盟独立购买者的第一次转售价格，并且从中扣除货物到达欧盟边境后所产生的所有附加费用，包括利润和一般管理费用。利润根据没有关联的进口商的所得计算，一般管理费用根据进口公司的实际费用计算。
中国出口商如果被认为是在非市场经济环境下经营的，则其出口价格只有在被认为是可靠的情况下才会被使用。如果资料不可靠，欧委会就会使用其他的方法计算出口价格。欧委会常常会使用欧洲统计局的欧盟进口统计。除非有分别待遇的情况，欧委会会对所有的出口商计算出一个加权平均出口价格。
（4）比较
欧委会计算出了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后，就可以计算倾销幅度了。但在计算倾销幅度之前，必须确保这种比较是公平的、符合实际的。为了使比较符合实际，必须根据以下因素作出调整：一、物理特性。例如，在自行车案的调查中，欧委会允许考虑一个事实，即中国生产的自行车的质量与台湾生产的不一样（台湾生产的自行车被用于计算正常价值）。二、进口费用和间接税收。三、折扣、回扣和数量。四、贸易的水平。例如，如果所有的国内销售都是对最终用户作出的，而出口的销售是对批发商作出的，则倾销的数额就会被夸大，必须作出调整。五、运输、保险及其他成本。六、包装。七、信贷。例如，如果在出口国的支付期是30日，并且是在欧盟交货后支付的，则正常价值就应适当地下调。八、售后费用。九、费。十、货币兑换。十一、其他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有所影响，因此出口商应主张，并尽可能提供证据，证明价格比较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种主张成功了，就可以降低倾销幅度的水平。
在上述的自行车案中，还可以要求对替代国的正常价值作出调整。例如，对于一种制造的产品，如果中国生产商的生产成本低于替代国的生产成本，就必须作出调整。此时还可以考虑其他的调整，例如能源和产品性质的差异。
（5）损害
根据欧盟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欧委会必须证明欧盟的生产商受到了损害。没有损害的证据，就不得征税。在确定损害时，欧委会应考虑倾销进口的数量，对欧盟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对欧盟工业的影响。
欧委会首先必须确定，从绝对数量方面或从市场份额方面，倾销的进口是否有重要的增长。如果市场份额增长了，那么即使进口的总水平下降了，损害也可能发生。这常常出现在市场衰退的情况下。
就对价格的影响而言，欧委会必须看进口价格低于欧盟生产商价格的程度。欧委会可以认为，削价可能低估了倾销进口所造成的损害，应当计算出一个能够消除损害的欧盟价格。此时可以参考欧盟工业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
此外，在分析进口对欧盟工业的影响时，必须审查一些相关的经济因素。欧盟的工业必须确实遇到了困难才能作出损害的裁决。这一点尤为重要。在确定这个问题时，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利润，市场份额，产出，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库存，雇工与工资，投资水平。法律没有说明，这些因素中哪一个更为重要。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利润；如果对利润没有影响，是不大可能作出损害的裁决的。
（6）因果关系
在进行损害分析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损害是由倾销进口造成的。这就必须确认损害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但当欧盟的工业面临许多问题，而倾销也是其中一个的时候，想对欧委会作出的因果关系裁决提出异议就是很困难的了。另外一个相关的因素是生产能力的困境。但从法律上说，欧委会只有义务确定倾销带来了一些损害，而不管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在任何调查中，出口商都应仔细考虑所有可能导致损害的因素，尤其应该确定那些倾销以外的因素。
应当注意的是，在没有实际的损害，但有“损害威胁”的时候，也有可能作出损害裁决。损害威胁是指当前没有损害，但损害很快就可能发生。损害威胁一般不会导致新的反倾销措施。它常常是在终期复审的时候使用的，也就是在征税5年后，再将发起调查。
一般说来，如果一国进口所占的市场份额低于1％，那么损害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反倾销程序就不应继续。
在就损害进行抗辩时，请求欧委会根据整个工业进行调查常常是有用的，因为这样可能会收集到关于欧盟市场的更多的资料。这样特别会使每一个国家的进口都得到分析，从而得到适当的证据。出口国政府也可以配合出口商就损害问题与欧委会进行协商。
（7）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利益是指欧洲共同体的利益。这个概念没有详细的定义，但在反倾销调查中却是非常重要的。除非共同体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税的。构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常常包括申请调查的欧共体的工业，使用该产品的欧盟的工业，以及消费者。
因此，考虑共同体利益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其中生产商的利益所占的比重一般要大一些。然而，如果欧盟用户的工业较大，比生产工业更重要；欧盟的生产商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欧盟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欧盟生产商的价格和产品成本比国际标准高，则裁决可能就是没有共同体利益。例如，在中国的松香案中，欧委会作出了倾销损害的裁决，但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征税对松香用户的负面作用超过了给欧盟工业带来的利益。
共同体利益是广泛的，因而就可能会有利益集团去影响欧委会，作出有利于出口商的裁决。这也是一种适当的做法。这些利益集团包括欧盟工业的代表，进口商及其协会，以及消费者组织。
2.反倾销还是反补贴
除了倾销进口，欧委会还有权对其他“不公平贸易”措施采取行动。对于补贴的进口也可以采取措施。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程序基本上与反倾销程序相同。补贴是指原产地或出口国政府提供的一种带来利益的财政援助。
总的说来，反补贴案件很少发生，与反倾销相比就更少了。例如，从1979年到1995年，只有9个反补贴的案件（煤钢产品除外）。反补贴中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外国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另外一个问题是，补贴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因此，除非在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共同体当局不愿进行反补贴调查，以免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
乌拉圭回合谈判就补贴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这在欧盟的法律中也有所反映，即欧共体条例第3284／1994号。
3.欧盟的其他贸易措施
1）保障措施
如果一种进口到欧共体的产品数量增长很快，有可能会对欧共体有关的或竞争性产品的生产商造成严重的损害，欧共体就可以采取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原则来自世贸组织的规定。
欧盟有专门的保障措施条例，可以用于对付进口的增长。但这一规定很少使用。
2）贸易壁垒条例
欧委会根据这个条例对侵犯欧盟国际贸易权利的行为发起调查。当欧盟的出口商发现很难进入外国的市场时，就特别可能采取这种措施。由于中国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这个条例与中国的关系不大。
4.经济影响
1）欧盟贸易措施的经济影响
根据欧委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报告，1997年，只有1.3％的欧盟进口贸易受到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影响。因此，反倾销措施只适用于欧盟进口的一小部分。
2）中国出口商的情况
虽然反倾销措施的整个影响相对较小，但有些国家和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大。从1992年到1997年，对中国发起的调查比其他国家更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了一种转变：在八十年代，最常受到调查的是日本和美国。这部分是因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元开始升值，日本的制造商把生产转向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这其中也有近些年中国经济自由化的原因。
二、欧盟反倾销的机构和程序
1.欧盟的机构
1）欧委会
欧委会是欧共体的行政部门，负责实施欧共体条约所产生的义务，执行部长理事会的决定，并向理事会提交建议。欧委会在布鲁塞尔办公，分为不同的部门，负责贸易和反倾销事务的是第一关税总司。
欧委会的官员在实施贸易法律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负责调查。欧委会有权开始和结束调查，征收临时和固定反倾销税，还有权接受出口商提出的价格承诺。
2）部长理事会
部长理事会由每个成员国派出的一名代表组成。理事会主要负责共同体的立法，以及授权作出所有重要的决定。对于来自欧委会的提案，它还负责用多数票表决通过采取最后的措施。只有理事会才能决定征收固定反倾销税。理事会并不自动接受欧委会的建议。
3）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由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欧委会派出一位代表担任主席。委员会一般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委员会对欧委会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计算，损害的存在和范围，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拟采取的措施，欧委会应该征求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4）初审法院
初审法院设在卢森堡，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有管辖权。对于不服欧委会裁决的出口商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上诉法院。
2.如何在欧盟做工作
有许多部门是可以做工作的，主要的有：
1）成员国
在开始某项调查和决定是否将调查进行到最后等问题上，成员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与成员国的官员保持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欧委会只是有义务征求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但如果有些成员国反对开始调查，那么有必要和他们进行接触。实践中，获得这些成员国的官员的支持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他们不大愿意采取反倾销措施。例如，英国和瑞典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除非倾销和损害非常明显，不主张采取反倾销措施。
由于是否征收固定关税的决定应由代表成员国的部长理事会作出，因此于欧委会的决定在部长理事会表决前与成员国的代表进行接触和做说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成员国是否被说服，一般决定于他们是主张自由贸易，还是持保护主义的态度。另外一个因素是申请调查的工业在该国的地位。还有一种情况下，成员国也会反对开始调查或征收固定反倾销税，那就是由于征税而不得不支付更高价格的用户工业在该国的影响很大。
2）用户和消费者集团
由于调查产品的不同，欧盟使用这些产品的工业可能会反对开始调查。如果是这样，就应该促使他们把这种观点传达给成员国和欧委会。例如，当共同体的工业严重依赖某种产品的进口，并且共同体的工业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就可以促使这些工业的代表主张调查没有什么好处。
与消费者组织保持联系也是有用的。这些组织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在价格方面，因此他们常常是反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应该促使他们发挥作用。1994年的共同体条例明确提到了消费者的利益，欧委会在原则上也必须考虑这些观点。
3.程序概述
1）申诉和发起调查
根据条例的规定，欧委会可以自行发起调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调查都是由于共同体的工业或代表这些工业的人向欧委会提出申请而发起的。
申诉必须对倾销、损害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足够的证据。申诉还应包括以下内容：申诉人的身份，被控倾销产品的特点，有关的出口国和所有已知的出口商，进口商，第三国生产商的国内和出口价格，这些进口对欧盟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主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份额、生产和利润。只有当欧委会确认申诉是由共同体的工业或代表这些工业的人提出的，才会受理。这就要求欧委会审查共同体的工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对这一申诉，也就是看赞成和反对申诉的工业所占的比重。具体的规则为：支持申诉的欧盟生产商所占生产的比重至少应为25％（生产数量）；如果支持申诉的生产商超过了25％，但少于50％，则支持者的生产量必须大于反对者的生产量。因此，并不要求有100％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可能低于50％。
从申诉提出之日起45日内，欧委会必须作出是否开始调查的决定。欧委会只有在认为申诉包含了足够的倾销和损害的证据时才会开始调查。当一国对欧共体的整个出口低于共同体消费的1％时，就不可能开始调查。但当这些出口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加在一起超过共同体生产的3％时则属例外。
是否有人提出申诉，并没有共同体的官方公告，但常常会有一些小道消息。
共同体开始调查时会予以公布。这一消息正式公布在欧盟官方公报上，欧委会也会直接通知调查发起时已知的出口商、进口商和贸易协会。欧委会接着就会发出问题单和申诉的非保密部分。官方公报的通知将说明：申诉人的身份，有关出口国的产品，申诉中有关损害部分的概要，利害关系人表态的时限。
调查发起后，出口商应尽快搜集尽可能多的情况，特别是发起调查的公告和申诉的非保密部分。出口商也应向欧委会证实问题单是否已经发出；如果没有，应考虑是否希望合作。对这些文件中的情况应仔细研究，尤其是应该看看是否有误导或不完整的情况。例如，有可能通过将某个出口商生产的产品与其他出口商的产品区别开来而排除该出口商。
调查的下一步是欧委会向受调查的出口商发放问题单。欧委会可以通过问题单得到计算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以及估计损害问题的详细资料。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有关价格确定的。例如，如果出口国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就会调查国内成本和价格的情况。
欧委会为从当事人那里收集情况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一般说来，当事人有30天时间回答问卷。这一时限从问卷发给出口商一周后开始计算，因此，实际上出口商大约有40天的时间。从理论上说，时限是可以要求延长的。但根据1994年的条例，欧委会必须在15个月内结束所有的调查。这意味着欧委会没有太大的余地去延长时间，因而它一般也不愿意延长，除非有很重要的理由，例如出口商需要在很大的范围内收集情况。
在回答问卷时，出口商需要向欧委会披露敏感的、秘密的商业信息。欧委会有严格的法律义务为这些信息保密，非经提供者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这些信息。另外，这些信息只能用于调查的目的。
然而，为了使欧委会能够通知其他当事人有关的指控或解释，欧委会还要求提供一份非保密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可以供当事人和成员国官员检查的。例如，对于生产成本，非保密部分可以不包括这部分成本的情况，也可以只提供无法确定实际成本的一个索引。
答卷应尽可能完整准确，否则会产生问题。但对于一些小的错误，欧委会常常会写信给出口商要求澄清。
当欧委会有机会审查问题单中的资料时，就会去出口商所在地进行核查。过去，由于中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委会从未到中国核查过。现在，如果市场经济问题解决了，就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核查，当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的地位时，就可能会有两种核查：一是审查市场经济方面的情况，一是审查问题单中的有关成本的数据。
核查程序一般是很详细的，进行很好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欧委会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审查所有的东西，因此让欧委会官员对提供的资料有信心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核查所获得的情况与问题单中提供的情况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所有的资料产生疑问，可能会使欧委会不考虑提供的数据。相反，如果核查证实了提供的情况，出口商就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便于要求作出调整。
2）临时税
当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有机会提供资料后，欧委会就有权征收临时税。条件是：已经临时确定存在着倾销和损害；征收临时税符合共同体的利益；调查已经至少开始了60天，但没超过9个月。
临时税是通过欧委会条例征收的。条例将确定有关的产品和国家以及所征关税的价值。征税可以采取银行担保的形式，一直持续到固定关税征收之时。在征收临时税之前，欧委会应通过咨询委员会与成员国磋商。虽然征税的权力最后是由欧委会行使，但这种磋商给成员国提供了施加压力的机会。因此，在这个阶段对成员国的代表做工作是有用的。
临时税最多可以征收9个月。但在许多情况下，欧委会用9个月的时间作出一个临时决定，到最终决定的作出只有6个月的时间。税收是不具有追溯性的，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能在调查开始后9个月之内征税。
3）固定税
固定税是通过理事会条例征收的，由成员国多数票表决决定。因此，要征收反倾销税，必须获得至少8个成员的支持。在临时税期满前，欧委会必须提出是否征收固定税的建议。
固定税是针对来自所指产地的、到达欧盟的所有有关产品征收的，除非出口商提出的价格承诺被接受，或者欧委会发现倾销幅度为零。
固定税一般最多只征收5年。当然，为了消除倾销所造成的损害，也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4）司法审查
在反倾销调查期间，欧委会履行的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欧委会援用的程序和作出的决定必须是公平的。这就要求有一些保护措施，保障出口商的权利。欧委会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说明理由和依据。欧盟条约第173条规定，与征收反倾销税直接有关的当事人可以向欧洲法院提讼，要求审查反倾销命令的效力。初审法院对的内容进行审查，并且重新审查整个案件。一般说来，如果诉讼的内容是有关程序问题的（例如，出口商没有充分的时间处理案件），而不是有关欧委会决定的实体问题的，则胜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初审法院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作出判决。由于规则很复杂，如果出口商想就欧委会的决定提讼，就需要尽早得到法律帮助。
对欧委会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另一个办法是，当中国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就可以使用它的争端解决机制。
三、非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
1.欧委会过去的做法
1）非市场经济
正如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非市场经济给欧委会计算正常价值带来了特别的困难，原因是，在非市场经济情况下，出口公司的实际成本和价格被认为不能计算出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成本和价格。因此，国内价格不能用于计算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
从历史上看，欧委会处理这个问题，都是选择一个所谓的“替代国”，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和价格被认为是可比较的，并且可以得到相应的价格和成本的数据。这种做法一直自动适用于中国。
一般说来，这种做法对出口公司是不利的。当欧委会选择了一个出口可比的产品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其结果是，成本和价格被人为地提高了，比较就是不真实的了。成本和价格提高，就会导致较高的倾销幅度和征收较高的关税。例如，在1988年中国的高锰酸钾案中，美国是替代国；在1989年在氯化钡案（中国是出口国之一）中，替代国也是美国。
2）选择替代国的标准
在选择替代国时，欧委会有很大的自由。条例只要求必须以“合理的方式”选择，并且应尽可能用同一调查中的国家作为替代国。
第三国由欧委会单独选择，但有时也由欧委会和出口公司协议选择。欧委会选择某第三国时考虑的因素有：生产过程类似，生产水平可比，生产的产品与出口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类似；在替代国国内有充分的竞争，因而价格水平与生产成本有合理的联系；低水平的贸易保护，也即能带来合理的竞争；该国与其他的替代国相比，不会对出口商更为不利。
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替代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这显然对成本和价格是有影响的。如果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出口国，那么对出口商就是不利的。然而，尽管多数替代国的发展水平都高于有关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欧委会在多数情况下都不考虑这一点。在少数几个案件中，欧委会曾经准备考虑这个问题，例如在1982年中国的醋氨酚案中，欧委会就驳回了选择美国的建议，指出印度是“更具可比性的”国家。但这种做法没有制度化。
为了明确应予考虑的因素，欧委会于1992年了一个内部通知。规定考虑的因素有：替代国国内市场的性质，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是否生产与调查的产品可比的产品；在替代国获得原材料的情况，是否具有可比性。该通知还规定，在替代国国内市场出售的产品的数量不能超过出口国出口到欧盟的数量。
就程序而言，根据条例的规定，在调查一开始，当事人就应被通知选择了替代国，并且有10天的时间就欧委会的选择发表意见。显然，如果选择的国家对比较不利，在这个时限内提出异议就是非常重要的。
2.新的做法：市场经济待遇的好处
1）分别待遇
对于出口商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倾销率确定以后，关税是对出口商分别征收的，还是某一出口国的所有出口商都征收同样的税。
一般说来，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欧委会不会分别征税，而是对所有的出口商都给予单一税率。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国营公司是不独立于国家的，出口可以通过任何低税率的公司出口，这样就规避了反倾销税的适用。但在少数的案件中，欧委会曾准备给予分别待遇。
分别待遇还涉及使用替代国的成本和价格确定正常价值的问题。然而，出口公司的出口价格是根据出口公司的分别出口价格确定的。一般说来，分别待遇对出口商是有利的，因为这可能会是一个低税率。
在1991年中国的小屏幕电视接收器案件中，两个中日合资企业获得了分别待遇。这些企业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商业自，因为它们进口零部件和出口制成品没有受到政府的限制，并且能够将其利润汇出国外。
在1993年的自行车案中，欧委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做法。在该案中，欧委会拒绝给予两个中国出口商分别待遇，尽管它们没有中国的参与。欧委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表示出了常见的怀疑态度。欧委会考虑的问题主要是，该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持有的，国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很大。考虑到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公司的行为，因此公司就没有足够的自，不能享受分别待遇。在随后的一些出口商要求分别待遇的案件中，欧委会都采取了这种谨慎的做法。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不断有人提出分别待遇的要求。1996年，欧委会了确定分别待遇的准则，主要是：（1）多数股份是由纯粹的私营公司持有的。政府官员不能是董事会的成员，也不能在公司中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公司由外国投资者控制是独立的一个证据。（2）公司应在整体上完全控制其原材料的供给和投入。（3）利润可以汇出，投资的资金可以撤回（这一点适用于合资企业这样的外国投资）。（4）出口价格应自由决定。（5）能够自由开展经营活动，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销售不受限制，除了根据合同规定外不得撤销经营的权利，出口生产的数量应由公司根据出口市场的传统需求自由决定。除此之外，欧委会还可以考虑以下因素：公司建设所使用的土地必须是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比的价格向政府租用的，或者是在商业的基础上购买的；公司有权雇佣和辞退职员，有权确定工资；设备的供应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分别待遇的申请应由出口商在调查开始时就提出，并且提供以上的证据。
根据这些新的规则，欧委会肯定会认真地考虑这种请求。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当一个公司认为可能受到调查时，就应该考虑是否符合分别待遇的标准，也就是上述的各个要点。
2）用出口商自己的生产成本确定正常价值
鉴于中国这样的以前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委会最近修改了非市场经济待遇的规则。从1998年7月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使用自己的而不是替代国的成本和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原则上说，这对出口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几乎肯定会带来较低的倾销幅度。然而，许多中国的出口商可能都很难达到这些条件。因此，近期获得这种待遇的案件的数量可能还会较少。
这些条件规定在欧委会条例的修正案中，从1998年7月1日起生效。能够使用中国国内价格和成本的条件是：（1）有关价格、成本、投入、产出和投资的公司决策是根据反映供给和需求的市场信号作出的，政府没有很大的干预。主要投入的成本应主要反映市场价值。（2）公司有一套清楚的、与国际会计标准一致的基本会计记录，并且可以用于各种目的。（3）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未受到前非市场经济制度的干扰。特别是有关资产的折旧，其他抵扣项目，易货贸易以及通过债务补偿进行的结算等。（4）公司可以适用破产法，以及保证公司经营的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财产法。（5）外汇按市场汇率进行兑换。如果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欧委会就会使用出口商的价格和成本。这些价格和成本可能会比替代国的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予中国出口商市场待遇的案例。
实践中，要向欧委会证明满足了这些条件是很困难的，对于那些不是由外国公司拥有的中国公司和仍然主要由国家控制的公司，情况尤为如此。
3.新的抗辩策略
尽管出口商证明符合分别待遇或市场经济待遇的条件有困难，但如果能够证明，是会给中国的公司带来很多好处的。
为了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出口商会在收到问卷的同时收到一份申请单。要求享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待遇的申请必须在21天内返回。这一期限可能很严格，不能延长。不能在这一期限内返回，申请就会被自动驳回。欧委会收到申请后，也可能会对情况进行核实。核查可能会在调查发起后3个月内进行，这也是决定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期限。
对于分别待遇，由于时间很短，中国公司在调查之前就应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进行检查，看是否能满足规定的条件。
总的说来，在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之前，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申请分别待遇比申请市场经济待遇更为重要。
四、实用的抗辩策略
1.调查之前
1）市场信息
出口商最好是能够避免对其产品提起反倾销申诉和调查。一旦开始反倾销的程序，欧委会常常就会确定很高的倾销和损害的水平，征收很高的关税。这显然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相应的，作为向欧盟市场销售的适当策略，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市场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应该了解竞争者的活动，以及欧盟总的供需状况。这些情况对更为有效地开拓市场是很重要的。
了解欧盟市场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是与其他的生产商建立联系，并关注欧盟的情况。事实上，欧盟多数的贸易协会一旦了解它们的竞争者所面临的问题，都会同情进口商，在进口水平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种联系一般会防止反倾销申诉的提出。
另外，还有必要了解市场上的主要价格水平，出口商可以了解何时会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诉。
2）控制出动
当提起反倾销申诉的可能性比较大时，可以采取两个步骤确定可能受调查的产品：第一步是确定向欧盟出口量增加的、价格正在下降或已经下降的产品；第二步是确定这些产品在欧盟是否敏感。可以调查一下欧盟过去是否有过针对这种产品的反倾销申诉或调查。还可以调查一下从中国出口到该市场的数量，看是否足以造成损害。
据此可以确定高危险和低危险的产品，采取行动减少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如果确定了“高危险”的产品，就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产品总和。如果一个公司在欧盟市场的产品有的是“低危险”，有的是“高危险”，就应该主要出口低危险的产品，而放弃出口高危险的产品。（2）增加价值。是否可能增加高危险产品的价值？可以考虑对产品作进一步的加工，使之变得低危险。（3）削价。如果某种产品是高危险的，但欧盟市场又非常重要，那么就应设法降低国内市场的价格，避免倾销的发生。但这只适用于使用中国的成本和价格的调查，也即被授予了市场经济待遇的情况。另外，国内价格不能比整个成本低，否则欧委会就会认为这些价格不可信。（4）分配成本。是否可能将成本从高危险的产品转移开，使之对低危险产品有利？中国的会计法中可能会有一些分配成本的方法。当然，这种办法也只适用于出口商享受市场经济待遇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成本和价格就不会被使用。
3）非价格竞争或价格的敏感性
减少调查危险的另一个方法是在欧盟市场与生产商竞争时，不使用价格的方法。出口商可以不通过降价，而是使用其他的方法在欧盟获得市场份额。这些方法是：产品的设计和质量以及技术创新，产品的宣传，市场调查，服务质量，有效的销售和流通。例如，如果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在设计和质量上超过了欧盟生产商生产的产品，那么即使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也可以不通过降价而保持市场份额。这也就会避免这些产品被控倾销。
4）中国外经贸部的重要性
向欧盟出口的中国出口商与外经贸部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外经贸部经常收到非官方的消息，涉及申诉是否已经或可能提起，有可能是哪些产品等。这样中国的出口商就会事先知道它们有可能遇到的困难。
2.发起调查
上文提到了调查程序的时限。调查发起后，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准备回答欧委会问卷的公司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这是很花费时间的。
1）合作还是不合作
这个阶段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公司是否与欧委会合作。如果公司不愿意，欧委会是没有权力强迫公司披露信息的。
如果不与欧委会合作，欧委会就可能根据对出口商不利的信息作出裁决，包括倾销和损害的幅度。也就是说，欧委会可能会依据申诉中的材料（这肯定对出口商是不利的），或者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另外，欧委会也会将调查中合作的其他公司中最高的倾销幅度适用于所有不合作的公司。
近年来，欧委会的做法是一定程度上考虑合作公司的数量：如果只有一少部分公司合作，就会使用申诉中的数据；如果合作的公司很多，就会将这些公司中最高的倾销幅度适用于不合作的公司。
欧委会可能还会发现，某家公司合作得不充分，虽然回答了问卷，但不完整。如果该公司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那么欧委会常常会接受有关的资料。此处的一个问题是有关用计算机格式提供数据的问题。如果欧委会认为这样的要求会对出口公司造成不合理的负担或成本，欧委会也不会因为这一形式上的不合格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对中国公司而言，应该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出口商不提出申请以及有效的证据，欧委会就不会给予市场经济或分别待遇。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欧委会就会自动选择替代国来确定正常价值。
一般说来，与欧委会合作对出口公司是有利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征收反倾销税期间，公司对欧盟的出口数量不大，那么不合作就无关紧要，因为反倾销税不会对在欧盟的销售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合作可以使公司节省费用和时间。
2）获胜的含义
如上所述，对于出口商来说，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就某种产品在欧委会提起申诉，以及在有申诉时避免开始调查。但调查一旦开始，出口商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征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做的工作有：（1）尽可能向欧委会提供有关数据。出口商应尽量证明倾销的水平很低或不存在。同时可以申请给予分别或市场经济待遇。（2）证明没有损害。这包括分析欧盟有关的市场，证明不是倾销而是其他原因造成了对欧盟工业的损害，并且证明倾销和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证明征税不符合共同体的利益。这包括向欧盟的机关做说服工作，并与反对征税的组织保持联系。（4）对出口商最好的结果是争取终止调查。应该在一开始就做工作，例如证明欧委会的决定是有缺陷的，没有足够的欧盟生产商的支持，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与被控倾销的产品是不同的。
3）回答问卷
如果出口商准备与欧委会合作，就应尽快取得一份调查问卷。问卷会说明提供资料的时限。这一般会有一年的时间，当然也有可能只有半年的时间。
欧委会一般只问相同的问题，但也会根据有关工业的特点作出调整。
对中国出口商而言，根据是否获得市场经济待遇，问题单有所不同。如果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就会得到一份完整的问题单。然而，由于公司在调查开始时就必须申请市场经济待遇，在市场经济待遇授予之前，它往往不知道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但如果它认为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可能性很大，这个待遇随后就会给予，它就需要完成国内价格和成本这一部分问卷。但如果公司是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运作的，或者没有得到分别待遇，那么问题单就会很短，因为不要求提供国内价格和成本方面的资料。
完整的调查问卷包括的内容有：有关出口商的内容，包括所有制结构和股东情况；有关产品、销售渠道、生产设备和客户的情况；调查期间的销售情况；成本情况。
4）核查
欧委会调查的下一步是核查提供的资料，以确定是否可以作为欧委会裁决的依据。
过去，中国一直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是参照第三国确定的，因此从来没有进行过核查。但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核查。核查常常是两个欧盟官员实地考察出口商的所在地，一般进行2—3天，对资料的来源进行核实。欧委会会事先通知出口商会检查哪些资料。对于申请市场经济待遇的国家，可能会有两次核查，一次是核实市场经济待遇是否合适，另一次是核实提供的数据（如果已经给予了市场经济待遇）。
出口商决定合作后，答卷就应准备得系统、彻底，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要求出口公司专门成立一个小组负责答卷，其成员包括会计、生产和销售部的高级人员。在核查之前，公司先行自查是很有用的。
欧委会要求答卷用共同体的语言完成，汉语是需要翻译的。
3.临时税和固定税
临时税和固定税的区别已如上文所述。
一旦征收了临时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出口商是否可能与欧委会达成价格承诺，以取代交税。与欧委会达成价格承诺，就是出口商同意不低于某个价格向欧盟市场销售某种产品。确定这一价格水平的方法，与确定临时税和固定税的方法一样。
价格承诺是针对在欧盟销售的某种产品的价格的。由于这样的价格常常使得在欧盟市场不可能销售这种产品，欧委会也一直接受另外一种价格承诺，即出口商只向欧盟销售规定数量的产品。但这种数量限制可能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在欧委会采取最终措施的建议提交部长理事会之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价格承诺的申请。
非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欧委会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出口商的价格承诺。欧委会也不愿意接受分类太多的产品的价格承诺，因为这种价格承诺很难监督。
如上文所述，欧委会作出征收临时税的决定后，一般就会要求提供银行担保，相当于征税期间进口的价值，时间为6—9个月。
固定税一旦征收，欧委会就有权征收临时税的数额。但如果固定税高于临时税，就只应征收较低的数额（即临时税）。类似地，如果固定税低于临时税，临时税也只能以较低的固定税的水平征收。
4.最终措施实施期间的问题
1）反吸收和反规避
当出口商以各种方式逃避反倾销税的时候，欧委会就有权干预。（1）反吸收。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是提高倾销产品在欧盟市场的价格，从而消除损害。因此，如果发现征税后进口产品在欧盟的销售价格没有上升，欧委会就有权确定反倾销税是否被“吸收”了，没有对销售价格产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进一步调查，使反倾销税的水平提高。（2）反规避。如果出口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除了是为了逃避支付税收之外没有其他的经济理由，那么这就是规避。贸易方式变化开始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贸易方式在一开始征税时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规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例如，中国的出口公司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再如，产品的组装在第三国进行，或在欧盟进行，以避免适用反倾销税。在上述的自行车案中，有些进口商就进口自行车零件在欧盟组装。这些零件就逃避了征税。
2）复审和退税
当固定反倾销税开始征收以后，可以有一些途径要求复审，出口商和欧盟的生产商都可以提出。具体有：（1）出口商要求复审，确定是否应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只有在固定反倾销措施实施一年后才可以提出这种请求。这一规定对出口商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可以主张自开始调查以来，市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需要继续采取这种措施。（2）新的出口商也可以利用复审机制。当新出口商发现自己的产品被征税，但在欧委会调查期间他们并没有对欧盟出口时，可以要求复审。但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如果没有得到分别待遇，就无权要求这种复审。（3）固定税征收5年后，欧盟的工业就有权要求对反倾销措施进行复审，以5年期满后倾销和损害仍然没有消除为由要求继续征税。这就是所谓的“日落”复审。如果欧委会这种请求有依据，就会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在5年后采取新的措施。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篇10
关键词：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课税；税制改革
1电子商务课税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进行课税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包括官方观点）都是主张不开征新税，而沿用现在的税制。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对如何适用现行税制，即征收哪种税，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网上提供的数字产品（如计算机软件），究竟是有形货物、劳务服务，还是特许权转让？有形货物适用增值税，劳务服务、特许权转让则适用于营业税。
已有的观点及理由如下：
1.1认为是销售货物，应征增值税。此类研究者认为，通过网络直接发送或下载的数字产品（如电子书刊、音乐和影像等），在流转税属性上与其有形的形式，在功能用途上基本相同，在税收上应该与其有形的形式同样对待，视同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
1.2认为是网络服务或授权行为，应征营业税。认为在线交易中，卖方提供的并非是有形的货物，而是无形的数字产品，或者是转让、许可使用数据资料著作权的行为，应该像无形劳务或特许权转让一样对待，征收营业税。
1.3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数字产品的性质介于有形货物和服务之间，应分类区别对待。其中像计算机软件、电子书籍等，尽管是通过网络传输，也应认定为有形货物销售。至于音乐、影像和动画之类的数字产品，依据消费者是否能通过网络合法下载并可永久性储存于储存装置内，可区分为购买有形商品或服务。近几年来，此类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研究结论与以上观点大同小异，分歧和争论一直持续着。
2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的对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在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2.1研究视角的时代错位。现有研究中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数字产品认识上的模糊，即并未认清数字产品的时代属性，数字产品是知识时代的产物，已经不属于工业时代。当研究者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数字产品征税时，发生了时代错位。
2.2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于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现有研究者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数字产品只看成是工业时代产品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看到其性质的改变，最终得出错误的结论。
2.3研究思路的舍本求末。现有的研究思路是对现行税制进行微调，以适应数字产品这一新生事物，着眼于怎样适用现行税制。结果陷入“数字产品属于哪种课税对象、征什么税”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中去，既浪费了时间精力又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而没有关注数字产品属性的根本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应不应该适用现行税制”的根本问题。
3数字产品的特征
数字产品是指用数字格式（即编码成一段二进制的字节）进行表示，并可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产品或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电子期刊、各种网上音频视频产品、股票指数、电子邮件、定制服务和数据库等。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与工业产品有本质区别，具有显著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特征。
3.1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1）非物质性。数字产品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它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或者是一个创意、理念，属于信息产品。其存在不具有一定的形态（如固态、液态等），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属于无形产品。
（2）可复制性。数字产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低成本进行复制，即可以无限次地复制而不影响效用。而工业产品的复制，只能是再造一个“同样”的产品。
（3）可修改性。数字产品由载体的物理性质决定，其内容存在可变性。从数字产品的生产，一直到其消费的全过程中，它们随时可能被修改。在生产时、网络的传输途中、到达用户手中后以及生产商对它们进行升级，都可能造成数字产品的改变。
（4）非磨损性。数字产品一旦创制出来，就能永久存在，是名副其实的“耐用品”。不像传统的有形工业产品，会随着使用时间和频率增加慢慢磨损，直至被消耗掉。
（5）传播的快捷性。该特征是虚拟的数字产品所特有的。人们通过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数字产品传送至世界任何地方，如发送电子邮件。而工业产品只能借助各种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传送，但再快的交通工具也无法与数字产品传播速度相比拟。
3.2数字产品的经济特征。（1）生产方面。数字产品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制造过程和销售过程，研发后可以大量低成本复制，零库存，成本的虚化，收益的长期性，遵循边际收益递增规律，采用与工业品完全不同的定价方法。
（2）流通方面。数字产品的销售和货款的结算可以在线完成，贸易无形化，可以广泛地、快速地传送。传统的中间流通环节消失，生产消费直接接触，国际交流极为便捷，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增长。
（3）分配方面。数字产品在分配上采用更有效的技术，以一种产品或服务代替已过时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改变获取数字产品的途径，都会导致数字产品分配与利用状况的改变。
（4）消费方面。数字产品属于经验产品、外部性商品。因其可复制性和共享性，又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在消费上有非排他性。
4基于数字产品的课税对策。在认清数字产品的物理和经济特征之后，就要纠正电子商务课税的传统研究视角、方法和思路，立足时代高度进行创新，抛开时代错位下的关于税种适用的无谓纷争，创建知识时代的电子商务新税制。
对电子商务课税实行的具体对策是：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负、易征管”的思路，设置一个新税种，实行单一比例税率，以在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计税依据，以购买方为纳税人，以资金支付环节为纳税环节，以购买地为纳税地点。
在税收征管上，由现行控制信息流变为控制资金流。因为在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交易中，物流消失了，而资金流的控制节点少于信息流，实践可操作性更强。为此，要在买方通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付款环节，植入计算机程序，自动扣缴税款入库。这种自动扣缴模式，忽略对交易内容信息的监控，免除普通税务人员的人工干预，可极大地简化征管工作，且基本不损害交易者的隐私权。总之，通过在资金支付环节自动扣税，可以形成一个税制简单、征管效率高、征收成本低、完全自动化的新型电子商务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陈雪。数字产品研究综述[J].天中学刊，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