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1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2)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必须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才能实现[6]。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保障能够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中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土地时,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农业就可以摆脱由农民经营的束缚。农业只能由农民经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垄断,一种低水平的阻碍产业进步的垄断,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当农民不再需要用垄断农业(土地)经营来保障其生存时,农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便不是问题。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经营主体有利于农业经营的优胜劣汰,并进一步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关键在于在限制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2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县化健康发展”，并且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将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农村的美丽图景。
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本刊（《支部生活》杂志）记者专访了专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河北省委党校孟志中教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在于破解“三农”问题
记者：“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就有的提法，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央文件中也多次出现。我们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高度，有专家说这是与我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变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提法，但也有人说是对过去的重复，您怎么看？
孟志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自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使用的日常语言。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和突出，人们才更多的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术语。但是，这次《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绝不是要简单重复过去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许多错误做法，而是要“旧瓶装新酒”，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吸收了近些年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努力解决的实践尝试，融入了更多的时代新内容。
记者：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概念并不是新的，却有一个新的大背景？
孟志中：是这样的，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的工农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改变的关键点上，这就是新的大背景。
记者：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最前面；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清晰的脉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质就在于破解“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孟志中：没错。“三农”问题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矛盾，即在不同的历史过程——商品化、市场化、城县化、工业化、现代化——的矛盾在当今时代的融合。沉重的千年历史包袱压在破旧不堪的传统农村经济这辆旧车上，必然使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而加入wto又增加了这些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同时，“三农”问题又是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转型时期所不可避免的“阵痛”。为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要实现农民价值取向从自给自足型向市场开放型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从分割孤立型向联合互动型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生产者技能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完善基础设施、推进体制创新、加强支持保护、构建服务体系、注重引导示范等方面发挥作用。这种转变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化，转型时期的痛苦和艰难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体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破解“三农”难题，构建和谐社会。
记者：按照您刚才的理解，可以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标志着党中央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那么，现在的思路和过去的思路有什么主要区别？
孟志中：过去，人们对于“三农”问题的探讨，常常是就“三农”问题谈“三农”问题。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党中央国务院在破解“三农”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思路。这条思路就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在这条思路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基础；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管理民主是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则强调了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极大，新农村建设只能从各地实际出发而不能搞绝对同一的模式；尊重农民意愿，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依靠力量是广大农民自己。这就从过去单纯地应付困难问题转为主动出击，在建设中克服问题，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同时，这也意味着从孤立的破解转为全面的建设，破立结合，从而更全面、更具体地把握了我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完整的时代新范畴
记者：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孟志中：单纯的农业问题是个经济学范畴。作为单纯经济问题的农业问题，其范围包括土壤耕作、作物生长和收获、家畜饲养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问题。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农业问题还包括科教兴农问题、农业工业协调发展问题、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业投入问题、农业信贷问题、农业工程学问题等等。
单纯的农村问题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在我国当代，单纯的农村问题也就是农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农村家庭关系问题；农村道德转型问题；农民移风易俗问题；农村民族宗教政策问题；农村文化建设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农村医疗卫生建设问题等等。农村的这些社会问题具有关联性，我们应当从整体上加以把握，通过揭示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因此农民问题具有综合性。单纯的农民问题是一个政治学范畴。我国自秦朝以来，每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都与农民问题相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伟人无不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洪秀全是农民乌托邦政治的代表者和实践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压在农民头上的千年封建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始于、也成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历史一再表明，只有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农民问题，才能着手解决中国的其他现实问题。谁能富有成效地解决一个时代的农民问题，谁就能大大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也就能成为中国的历史伟人。
记者：表面上看来，“三农”问题应该就是中国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能不能说“三农”问题是这三者的简单统称？
孟志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单方面的研究、单方面的措施很难解决单方面的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研究对象才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任何一个“三农”具体问题都可能具有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个方面，它们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影响到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全局的发展，并且在解决的思路和操作上也必须从“三农”总体上着眼着手才能奏效，因而具有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的特征。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农业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要富裕幸福，农村社会要繁荣稳定。而农村稳定离不开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业要靠政策、靠改革、靠科技，要城乡统筹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农民富裕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可以说，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三位一体，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是立足于国家大局和宏观长远发展而言的时代新范畴。实质是一个问题，即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记者：既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解决“三农”问题是不是也相应地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
孟志中：是这样的。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问题并发并且交错纠缠的“综合症”。正如有人所说，农村问题是个永恒的问题，与之相关联的因素太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解决“三农”问题，靠单纯的经济手段、政治建设或文化发展难以奏效，就是多种手段一起使用而不能协调一致，恐怕也会收效甚微。
记者：也就是说，“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孟志中：其一，关于完善农村政策和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乡县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其二，关于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以及农村公共事业：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发展远程教育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县有序转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继续完善农村电网，逐步解决农村饮水的困难和安全问题。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统筹城乡发展；
作者简介：傅晨，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主要研究方向：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确切内涵，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以及根治途径是什么，“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有何内在联系，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清楚说明，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会陷于不得要领，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甚至偏离了方向。本文的任务是建立“三农问题”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阐释“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解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
(一)“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和流行
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从来就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提出并受到高度关注，却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农业问题，又归结为粮食问题，这种认识可称为“一农论”[1]。“一农论”有深刻的经济根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落后，温饱尚未解决，必须最大限度生产粮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粮食问题只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部分，理论和政策研究必须走出“一农论”，全面研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虽然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研究早已有之，但是，一般认为，“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最早是温铁军提出。1996年，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4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用语。温铁军从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秉赋来认识“三农问题”，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小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基础接轨”[2]。2000年，温铁军在《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一书中，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正是因为资源秉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仍然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来分，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理论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3]。
虽然“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1996年就提出了，但是并没有马上流传开，“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流行是进入21世纪以后。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李昌平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该书200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认为是对“三农问题”的描述，对“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的流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真正在全国流行，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正视城乡二元结构折射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此，“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全国空前流行。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与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清楚解释“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没有说明“三农问题”所指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停留于这种解释，会使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陷于不得要领甚至偏离方向。君不见，在“三农问题”用语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含义明确界定，很多人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发生了“个性化”，一些人望文生义，在很泛的意义上谈“三农问题”，把凡是与“农”有关的都说成是“三农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不仅有“老三农问题”，还有“新三农问题”(1)。“三农问题”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不同方面和具体表现。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并试图解决；同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而且必须在联系中分别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三农问题”的丰富内涵，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有一种认识，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既然“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最本质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城乡产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而是远远落后于工业；“三农问题”中的“农村问题”是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综上，我们将“三农问题”定义如下，“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差距过大。
二、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现有文献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表述和归纳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对“三农问题”的内涵没有明确定义。运用上述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不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见图1)。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始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倍(以农村为1)。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民收入获得较快增长，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8倍。此后，农民收入增长起伏，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改革初期达到2.8倍，2002年达到3.1倍，2007年达到3.3倍。需要指出，有研究认为，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小，农村居民收入中大约30%是实物收入，30%用于简单再生产，而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中包含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收入，估计人均每年3000元，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在6倍以上[4]。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展报告》，3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为1.5倍，超过2倍的极为罕见，按照货币收入计算，当今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大于中国的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则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农业问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产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农村农业的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还相当落后，距离现代化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方的农业处于弱质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旱涝保收面积和机电排灌面积提高缓慢，农村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第二，农业生产手段改善缓慢。2000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603千瓦，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0.003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39台。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93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机0.0037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48台。4年之间只有微小的改善(3)。第三，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分散。据农业部数据，2003年全国2.4亿农户，户均7亩，平均6块(4)。第四，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种局面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三)农村问题：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
在“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建设由政府出资，日新月异锦上添花，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落后或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扩大。2004年全国农村有145个乡、50124个行政村不通公路，不通公路的乡镇88%在西部地区，不通公路的行政村82%在中西部地区(5)。2006年农村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2007年全国仍有3亿多农民饮用不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条件的仅为66%。第二，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占2%，省和地区合起来占11%，县占9%，乡镇负担78%，农村教育经费更多依赖预算外资金和农民集资(6)。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农村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行，教育水平不高。第三，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卫生投入向城市严重倾斜，80%以上的农民完全自费医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发展报告》对191个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排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7)。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城市居民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较高的水平，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缺失。
三、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
对我国“三农问题”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产生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问题，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5]；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消灭小农经济[6]。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两个角度进行认识。
首先，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三农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旧中国有“三农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三农问题”，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遗留和延续，“三农问题”不是新中国甚至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以及改革开放无必然联系，不能用“三农问题”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否认改革开放。
其次，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制度条件，然而，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历史上遗留的“三农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累积和叠加，变得更加尖锐和引人注目。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质的意义在于，虽然“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但是，能否有效治理“三农问题”，客观上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如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成功治理“三农问题”，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四、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党和政府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和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党和政府选择了依靠本国农业剩余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中心是转移农业剩余。由于对“三农”取多予少，农民、农业、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扮演“纳贡”的角色，这就必然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更加严重。因此，“三农问题”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历史遗留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果。
(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治途径
既然“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农内”和“农外”两个渠道，“农内”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农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对进城农民的制度歧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农外”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城市人口，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提高农产品质量需求，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农内”收入增长。
第二，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一直受人多地少、资金不足的制约。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土地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村公共事业，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的公共事业由政府建设，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五、结论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4
关键词：江西共大；三农意识；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8日
我国始终都很重视农业问题，农业问题由于受历史、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早已不仅仅是单纯农业方面的问题。它与我国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相互影响，继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江西共大就洞察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着眼于社会实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秉承问题意识的“三部曲”，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范式，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问题
“三农”问题隶属于经济学范畴，研究“三农”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江西共大始终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提出问题。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农村问题产生的客观规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专门研究了大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在城镇化历史进程中，他指出：“一方面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同时也破坏着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如火如荼的时候，马克思强烈谴责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城乡不平衡，并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江西共大也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有关农村问题产生的这一客观规律，将农村视为开展教育的主阵地。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我们的学校应该为谁服务？”“我们的学校应该建在哪里？”等也随即产生。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经典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剩余价值，并且明确地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江西共大在提出问题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将科学技术视为促使农业高产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仍属于小农生产，农业尚未普及机械化和现代化。由于缺乏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广大农村地区只能维持着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江西共大自建校以来，就认识到农业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产业。因而将改造农业为己任，以实现农业“四化”为目标。同时，江西共大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农业科学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科学知识尚未普及。对此，它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相继提出：“如何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实行半工半读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等问题。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农民为主体地位的经典学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其经典巨著《资本论》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提倡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江西共大在思考问题时也秉持这一宗旨。建国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农民早已陷入了“双无”（即无资财、无文化）的境地，“高额”的学费将普通农民拒之门外，农民根本无暇踏入学堂，整个社会充斥着大量文盲。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文化素质低，生产经验写不下来，遇到问题说不出来，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富足之路。江西共大深谙农民之苦，主张农民要想摆脱对人的依赖，摆脱对物的依赖，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唯有教育，才能增加农民的财富，改变农民的命运。江西共大深入思考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提出“如何很好地完成教学与生产任务，保证搞好生产，又搞好教学？”的问题。
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分析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江西共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分析“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想正确认识事物，正确地解决矛盾，就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江西共大十分重视这种分析方法，在分析问题时适时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办校期间，它按照农村、山区和各垦殖场的特点和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提出各校应根据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和经营重点：在山区的分校，设置以办林学为主的专业；在湖滨、丘陵地区，以办农学、农机和畜牧兽医为主；而在少数分校根据当地的特殊条件，设有蚕桑、园艺等专业。同时，也根据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开设一些短期的会计、质保等训练班，实行长期的专业培养和短期的训练相结合。此外，江西共大还在劳动配当表、系科设置、课程安排以及生产基地建o等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此可知，江西共大始终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分析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思维来分析问题。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唯物主义认识规律的基本要求，是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也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因而，奉行教劳结合教育方针的江西共大，察觉到理论和实践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始终践行着这一原则，成为这一理论不折不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它批评了办校初期在系科专业设置上曾经出现过的“设置过多，摊子铺得过大”、“忽视条件，贪多求全”现象，认为：系科专业设置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与用紧密结合，实行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教师、技术工人、学生的三结合。另外，江西共大认为，设置专业应该根据生产基地、师资力量和当地发展的需要进行办学，做到与基地生产内容相吻合。将系科专业设置与资源条件、社会需要适当的结合起来，更加促进了生产内容和教学内容的大致统一。
其三，统筹全局。马克思主义早已“捕捉”到整体是事物发展的全局和发展的全过程。因而强调，应当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避免分析结果的“主观化”。江西共大亦善于用统筹全局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并以此指导实践。在办校过程中，江西共大始终坚持立足于农民、农村、农业的现实需要来分析问题。为了更好地秉持劳动建校，江西共大在要不要分系，要分多少系这个问题上，认为：农业的各个生产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把系分的太细、太杂，就会割裂知识以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因为生产是有联系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割裂其中的联系。学生到社会上去工作，如果只注重“点”，没有了解到“面”上的东西，在遇到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东西时就会陷入困境，那这样必然会对工作的开展带来必要的困难。因而，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注重系科之间的联系。江西共大立足整体，坚持从两个方面分析问题，统筹全局，用实践和事实说话，避开了分析问题“主观化”。
三、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贫困问题的经典论述多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而言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视域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预见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新的贫困问题”。对此，江西共大辩证地吸取科学社会主义贫困理论的精华，将教育与“三农”的贫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教育脱贫”道路。
其一，教育为农，技术脱贫。教育为农，技术脱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在科学社会主义贫困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的发展，剩余价值的产生，离不开生产技术的提升与革新。据此，江西共大办教育也意识到技术对生产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发展与传播生产技术，帮助农业摆脱技术上的“贫困”。面对农业积贫积弱的困境，江西共大将教育视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通过一条可靠的路径――教育对农业进行技术脱贫，支撑农业发展。江西共大在专业设置上实行农业化改革。根据“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校宗旨以及当时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始终围绕农业生产发展，培养“一专多能”的农业技术人才。专业设置改革为农业提供了一大批技术全面型的农业工作者。此外，江西共大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攻坚农业科研项目。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
其二，教育姓农，知识脱贫。开展教育要立足于人民群众中，才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知识扶贫。恩格斯认为，“每个人都获得为自己社会进行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体力和脑力能力的机会时，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可知，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性。江西共大以此为指导，认为发展教育是提升人脑力能力的最佳途径。农民是“三农”问题的主体，教育根本为农民。江西共大始终将教育视为改变农民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江西共大规定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且具有生产劳动经验的工农群众，经审核政治历史合格者，均可录用；其次，江西共大通过放宽培养对象的学龄要求与文化程度，把生产劳动经验列为入学的基本条件，把劳动看作是最高尚的事业；再次，针对部分学生文化水平特别低、学生整体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江西共大设立预科班，对这些学生进行文化补习；最后，还通过发放生活费和鼓励勤工俭学等方式为学生能安心学习进行兜底。这就真正为农民敞开了求学之门。
其三，教育务农，经济脱贫。当下完全照搬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贫困理论论述的做法的是不可取的，而应该辩证地看待。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贫困理论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反贫困”大本营中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众所周知，要实现所有农民的富裕，就必须立足于农村。农村是“三农”问题的阵地，要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就要服务于农村建设。江西共大始终坚持立足农村，开展教育务农，从经济上帮助农村脱贫。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江西共大仍然在三无条件下，坚持教育服务农村，农村经济脱贫。一方面在解决自身的办学经费问题上，江西共大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着手探索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自力更生、科学管理”的k校之路。通过征购农村农民无力经营的土地，“广开门路”保障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建立生产基地等方法，实现了生产自给和建校经费自给；另一方面在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给农村经济发展输入了中坚力量。由于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源于农村，江西共大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要求毕业生遵照培养目标，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1]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半工（农）半读育新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经验集[m].江西教育出版社，1965.10.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5
关键词：全国农民运动会；农民；农村体育；发展现状；面临问题；改进对策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1-1484-03
1全国农民运动会的发展现状
1．1农运会规模逐步扩大
1．1．1项目设置日趋增加从历届全国农运会的项目设置来看，全国农运会的比赛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大项上，从第一届的9个大项发展到第五届全国农运会的14个，增加了5个。第一届全国农运会只有46个小项，到第五届已增加到155个小项，增加了109个小项(表1)。
1．1．2代表团和运动员人数不断增加从表2可以看出，参加全国农运会的代表团从第一届的30个发展到第五届的32个。其中，台湾从第二届开始派团参加农运会比赛（注：第三届台湾派团观摩农运会比赛），香港和澳门从第三届开始派团观摩农运会比赛。参加全国农运会比赛的代表团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第一届的1800余人增加到第五届的4000余人，增加了2000余人。
1．2组织管理日趋现代化全国农运会的组织管理也日益现代化，第二届农运会的象棋比赛首次应用了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在象棋比赛中的应用，提高了比赛的准确性、及时性，大大节省了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第三届农运会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在功能、速度、多媒体运用和使用方便性方面堪称一流，这是国内首次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广泛使用windows图形操作方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第四届农运会针对来宾数量较多的情况，采取统分结合的组织方式接待各地来宾，落实专人和专车，从代表团抵达绵阳到离开绵阳，提供全程服务。第五届农运会组织管理工作井然有序。采用新技术，建立了一个高效、实用的电子信息服务系统，使第五届农运会成为信息化水平最高的一届。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确保了全国农运会顺畅有序进行。农运会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更应该让与会农民和主管农业的官员掌握，使其成为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有效途径。
1．3趋农特色日益明显
1．3．1举办地逐步向农业人口众多的地市转移全国农运会的举办地逐步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向湖北孝感、四川绵阳、江西宜春这样的农业大省和农村人口众多的地级市转移，而且有少部分对比赛场地要求不高的比赛项目安排在农村举行，如自行车载重等。这更加贴近农村、贴近农民，更有利于农民群众的热情参与。
1．3．2“农味"十足的赛会文化从历届农运会的开幕式的主题文艺晚会和吉祥物来看，农运会也是“农味”越来越足。第一农运会的开幕式上，表演了大型民间花会《金龙腾飞》，第二届农运会的开幕式上举行了富有乡土气息和楚文化特色的大型文体表演《龙飞凤舞庆丰收》；第三届农运会的开幕式上表演了“民以食为天”为主题的大型文艺表演，歌颂了九亿农民兄弟为祖国所作的巨大贡献，展示了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第四届农运会举行了主题为“耕耘新世纪"的开幕式文艺表演，一首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土地颂》把农运会开幕式的主题表达淋漓尽致。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田野大风颂》，以“体现时代特征，把握农运特性，突出江西和宜春的地方特色"为宗旨，把农民群众丰富的文化生活、欢乐的劳动场景融入艺术表演，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历届农运会开幕式主题晚会及吉祥物情况如表3所示。
1．3．3不断贴近“三农”的项目设置自全国农运会举办以来，项目逐届都在不断调整，农运会在项目设置中减少竞技性，提高“农味”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从1988年的第一届到第五届，堪称“农味”一届更比一届浓。第一届全国农运会由于是首次举办农运会，在比赛项目的设置上，除武术、搏克2个表演项目具有一定“农味”外，其它项目都带有浓厚的奥运会、全运会模式和痕迹，如田径比赛项目中就有100m等12个奥运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农运会的积极性。为了体现农村特色和农业生产特点，第二届农运会在项目设置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大项上，取消了足球、射击等奥运会比赛项目，增加了游泳、象棋等具有农村特色的项目。第三届农运会和前两届不同，特别增设了民间体育表演项目，使来自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兄弟有机会展现各地富于乡土气息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项目，此外，还新设了在农村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舞龙、风筝等大项。第四届农运会设13个大项，比上届增加了3项，其中增加了农民喜闻乐见的龙舟比赛，并将上届表演项目风筝、毽球花毽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与第四届相比，第五届农运会的大项达到14个，比上届增加了贴近农民的钓鱼项目。第二届农运会在小项的设置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增加了许多具有农村特色的小项。如象棋比赛中就有男子和女子团体、男女个人四个小项比赛，在武术中新增了陈式、杨式太极拳2个小项，在田径大项中增加了拔河1个小项。第三届农运会在田径和游泳中新设了具有农村和农业生产特色的小项目，新设的田径小项是拔河、30m搬重物跑、60m二人三足跑4×200m负重跑（10kg沙包）接力等；新设的游泳小项是4×100m火炬接力、50m双手托物踩水等。第四届农运会在小项上，增加了搬重物跑、挑粮食赛跑、模拟救生、潜水推物等充分反映农村特色和农业生产特点的项目。第五届农运会有155个小项，在这些小项中，比上届减少了7个奥运会项目，增加了26个反映农村生产、贴近农民生活、体现农民特色的运动项目，例如男女5min50m抗旱保苗赛跑、原地抛掷秧苗赛等，取消了一些奥运会项目，如男女跳远、男女铅球等。
1．4给举办地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全国农运会给举办地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届农运会的举办使孝感市城乡建设至少提前了15年，孝感城区面积扩大到17km2，形成了中等城市的构架，农运会还为孝感带来了现代化的通讯、输电条件。这极大地改善了孝感的投资环境，为孝感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方便。第四届农运会有力地促进了绵阳的服务行业、旅游业和电子工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绵阳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宜春通过第五届农运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前5～10a。为农运会新增修建的4个公园和其它体育设施，为今后推动全民健身创造了一个好条件。
1．5农运会影响力逐步扩大从报道历届全国农运会的新闻单位数量来看，报道第五届全国农运会的新闻单位比第一届增加了102家。见表4。
由于现代网络的迅速普及，农运会利用网络的宣传攻势也已全面铺开。第四届全国农运会期间，新华网（省略）推出了农运会专栏，全程报道本届农运会，并以最快的速度更新所有的新闻故事，其中，文字报道被翻译成7种语言向全世界公布。同时，新华四川网（省略）也隆重推出了“农运会”专题。该网设置了“农民雄起了”、“农运风采”、“神州农家乐”、“农运论坛”、“农运龙门阵”等精彩栏目，传送了30多篇文字稿和10多张图片。第五届农运会在网络宣传方面比上一届农运会变化更大的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农民运动会官方网站（省略），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了解历届全国农运会的许多信息。同时国内其它的网站均有关于农运会的报道，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体育报、国家体育总局以及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官方网站等。形成了宣传农运会的良好态势，这对于扩大全国农运会的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巨大推动作用。农运会也引起了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胞的关注。第二届农运会期间，台湾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栏目拍摄了关于第二届农运会的电视系列片。第三届农运会期间，日本农民协会组织了50多人的观摩团到上海观摩农运会。日本nHK电台也组成了一个8人报道小组报道本届农运会，他们抱着对农运会的浓厚兴趣，制作了长达90min的关于中国农运会的电视节目，向日本和全世界介绍中国农运会和农民新面貌。第四届农运会期间，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洛克菲勒、比利时列日市、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和以色列约克市分别发电报祝贺农运会的顺利召开；海外华人陈嘉兴、台北黄埔军校16期同学欧阳礼以及留美2000多名学生也对本届农运会非常关注。第五届农运会期间，外国朋友对我国农运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从第二届农运会开始，港、澳、台逐渐派团参加全国农运会。
1．6农运会的外延逐步扩大农运会正在逐渐发展为中国亿万农民在体育、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充分交流的盛会，成为推动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舞台。第一届农运会期间表彰了第二批国家体委批准的近80个全国农村体育先进县和2147名农村体育先进分子的代表和部分农民企业家、劳动模范。第二届农运会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下召开的，这是一届集运动会、经贸活动、旅游活动为一体的盛事。第三届农运会期间，表彰了“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203个，取得了很好的体育和文化交流的效果。内蒙古代表团还专门录制了反映内蒙经济、文化、生活、体育等方面的音乐片，安排在各赛场、驻地播放，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了解农牧民的风采。第四届农运会展示了全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以来，农民体育的新成就，交流了开展农民体育的新经验，期间表彰了322个体育先进乡镇，159个先进个人。第五届农运会也是体育搭台，经贸唱戏，全国性的农业博览会、农民艺术节、农业发展论坛等大型活动同期隆重举行，把第五届办成农运会九亿中国农民的节日和盛会，成为展示新世纪中国农民形象的载体。
2全国农运会所面临的问题
2．1运动员资格认定问题运动员资格问题是当今具有世界性问题，在我国的农运会中也是屡见不鲜。在农运会比赛期间关于假农民参加农运会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假农民已成为阻碍全国农运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毒瘤。假农民参加农运会，剥夺了真正的农民运动员参加本来应属于他们的体育盛会的权利；假农民频频混迹农运会是对农民的蔑视和侮辱，是对社会诚信原则的亵渎。农运会赛场上的假农民之所以出现，原因有许多，其主要原因是各个代表团对金牌的追逐。
2．2农民为主体的观众群还未形成全国农运会发农民观众太少。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深思的问题。究其原因有许多：其一，广大农民对农运会了解不太多，甚至许多农民抱怨这是“政府操办的一个形象工程”，言下之意是农运会和农民关系不大。其二，农运会比赛还不完全是真正农民参加的农运会，试问频频有假农民参加的农运会能吸引农民的注意力吗？其三，绝大多数的农运会比赛安排在城市举办，与农民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农运会还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中间，如果农运会有部分比赛场馆或者部分比赛项目能够建在农村、放到农村，势必会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四，广大农民群众的体育意识、参与农运会的意识还未形成。
2．3农运会规模问题正如前面所述，全国农运会发展到现在，其规模也是逐步扩大。参赛运动员从第一届的1431人增加到第四届的2831人和第五届的2560人；代表团人数增幅更大，从第一届农运会的1800余人增加到第四届的3700余人和第五届的4000余人。理性地控制全国农运会的规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4协调好比赛项目与表演项目的关系问题在历届全国农运会的项目设置上见表1，绝大多数项目是正式比赛项目，而表演项目的数量相对较少，在全国农运会的项目设置中，虽然正式比赛项目是全国农运会的“主角”，表演项目是全国农运会的“配角”，但是，如何处理好“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积极面对的另一问题。到底全国农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与表演项目之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需要我们广泛调研和深入思考。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全国农运会也应该是正式比赛项目与表演项目的比例趋于稳定的农运会。
3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针对运动员资格舞弊与金牌意识的不良循环问题，一方面，可以在资格审查上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办法，加大查处和举报“假农民"的力度，如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确认，可以规定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运动员不得参赛，考虑到我国的行业体育协会较多，还应该规定，在其他行业体协注册的运动员也不得参赛。2)针对全国农运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一方面，在农民中间进一步加强体育的宣传力度，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农运会，让农运会真正成为农民参加的运动会，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农民观众。3)针对农运会规模问题，体育管理部门应逐步有意识地控制农运会的规模，使全国农运会的规模趋于稳定。4)针对全国农运会的项目设置问题，建立民间体育项目和比赛项目为主体、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和表演项目为补充的全国农运会项目设置模式。建立一个科学的衡量农村体育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全国农运会之所以会出现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缺乏一个客观、全面、科学的衡量主管农村体育工作的官员工作成绩的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于是不少负责农村体育工作官员自然就把在全国农运会上的奖牌数量作为考察农村体育工作的主要标准。一个科学的衡量农村体育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当然也应该把在全国农运会上的成绩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为发展农村体育所做的具体工作、提高农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识、增进农民身心健康衡量等应该是更重要的衡量农村体育工作的指标，而不应该把农运会的比赛成绩作为衡量主管农村体育工作的领导干部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所以设计出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科学的衡量主管农村体育工作的官员工作成绩的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无形之中可以极大地淡化地方分管农村体育工作官员金牌意识，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其它的有助于发展农村体育和提高农民身心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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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湖北日报［n］.1992.10.6-1992.10.17.
［15］新民晚报［n］.1996.10.11-1996.10.18.
［16］四川日报［n］.2000.10.29-2000.11.8.
［17］江西日报［n］.2004.10.16-2004.11.29.
［18］新华网：省略.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6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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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7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人于xxxx年x月参加工作，xxxx年x月入党，xxxx年x月调入县农业局工作。按照县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统一部署安排，我积极参加并负责开展了农业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前两个月的学习动员阶段中，我遵守学习时间，完成了规定篇目内容的学习，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并带头撰写体会文章。通过学习，我武装了头脑，更新了知识，提高了素质，振奋了精神，增加了干劲。同时，对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hjt同志提出的“六个坚持”，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具体要求，对照环境建设和打造和谐淳安农业的目标任务，比照牛玉儒、郑培民等先进人物典型，我深刻反思自十六大以来在学习、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这次“下基层、听真言”所征求到的意见与建议，本人认为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和问题，概括的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在加强学习、掌握政策理论，提高执政能力方面还不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只顾抓具体的工作，对学习重视不足。在工作中，我只顾抓具体工作，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应酬，缺少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不够深入，不系统，存在一知半解，没有真正学通学透。二是想学习却静不下心来学。农业局摊子大、事务多，虽然我也想静心学点东西，却总是事务缠身，无法静心学习，因而学习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三是业务知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开展工作有一定的阻碍。进农业局后，我对农业专业知识了解尚不够全面，有很多工作都是现问现干，现琢磨现干，同时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对党的方针政策掌握不够全面，对工作的有关规定不能熟记于心，在灵活运用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和创新，同时也影响了执政能力的提高。
2.在深入基层、认真调研，当好领导参谋方面还不够。在乡镇工作多年，形成了一定的定势，对待工作有时默守陈规，创新意识不强，争先创优意识不浓，在抓工作中缺乏深入扎实和具体的工作过程，工作部署和要求的多，个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少，缺乏拓展思路和工作范围，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意识，以致工作特点不突出，成效还不够明显。从乡镇到农业局工作后，虽然跑遍了乡镇，也跑了相当一部分种养大户，但都是“陪陪、走走、看看”而已。在面向“三农”工作中，还存在着浅而不够深入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三多二少”：解决具体问题、被动下乡比较多;走访乡镇浅尝辄止多;应付工作比较多;主动深入基层开展对基层新情况、新问题的交流、调研比较少;提交给上级业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有关调研文章少。
3.在创新思维、真抓实干，提高农业局的整体实力方面还不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求稳的思想仍然存在。囿于传统习惯和旧有定势的束缚，因而还存在求稳的思想，对待工作有时有应付思想，得过且过，没有做到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总想在工作中找到捷径，最好不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二是对建立高速的运转机制，激活单位的整体活力还缺乏好的思路、好的点子。尽管农业局近几年，在加强与外部的联系，争取项目资金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在如何挖掘自身潜力上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管理机制上一时还活不起来，因而在自身发展和实力增强上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三是遗留问题多，畏难情绪时有发生。农业局是个老单位，遗留问题多。许多问题，多年未能解决，时间久了，解决的难度就更大了。面对遗留问题，有时就产生畏难情绪，能拖则拖，能避则避，免得惹祸上身。
4.在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加强农业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还不够。我总认为农业局干部职工整体素质较高，有什么不妥之处总认为点到即可，不必过于明了、直截了当，有一种怕难为情的思想，因而在制度执行时要求不够严格，有些制度虽已制订但存在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拿自个儿比，在乡镇时对干部管理比较严、力度也比较大，到农业局工作后，相对来说有所松懈，具体表现在“五多五少”，即：政治性要求多、实际性要求少;制度建立多，检查落实少;与分管局长联系多，与业务站室沟通少;针对不足暗示多，直截了当批评教育少;会上教育多，个别促膝谈心少。
二.存在问题的根源
以上问题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主观愿因造成的。问题出在表面上，根子生在思想上，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宗旨观念有所淡化。由于在思想改造上有所放松，在工作中有自满思想，自己认为工作还过得去，从而就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淡化了，没有真正树立起想农民群众之所想，急农民群众之所急的公仆意识，没有正确处理好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问题。认为自己在乡镇工作二十三年，什么样的酸甜苦辣都尝过。到部门工作后，认为工作间接起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乡镇政府，有一种信赖基层的思想。有时产生了松口气、想歇歇的念头，致使工作有时不够深入，满足于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满足于面上不出问题，创新意识淡化，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是自我要求有所放松。由于自己在工作中，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应酬，因而学习不够深入细致，缺少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不够深入，不系统，没有准确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精髓。同时放松了学习，只是在工作中用到时，才有重点的看一看，平时虽然自学了，但只是走形式，应付记笔记。忽视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提高。农业业务知识学习不多，总认为自己抓全面、抓重点，业务工作有分管局长具体抓，懂不懂农业业务知识无大碍。工作有时凭经验，按部就班，忽视了自我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不能紧紧跟上时展的需要，降低了自我要求，用一般的工作纪律、工作要求代替了党的先进性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和创新。
三是思想松懈、工作标准有所降低。认为自己年龄已4xxxx岁了，已船到码头、车到站，没必要跟人家“争风吃醋”了，更没必要争先锋让“枪打出头鸟”了。对待工作缺少开拓创新的勇气，只求竭尽全力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没有创造性、开拓地开展工作。由于思想进取意识淡化，工作标准也随之降低，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是处理问题时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得过且过，怕得罪人，不愿碰硬，因而影响工作质量。
三.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四方面的主要不足和思想根源，本人计划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整改：
1.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浪潮席卷而来。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农业结构调整从数量型、扁平型走向素质型、立体型，对农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理论和业务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更为迫切。因而要带头学习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hjt同志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浙江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农业局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深入开展“推进强农富民工程、优化服务争当先锋”、“推进环境建设、争当三个示范”大讨论，强化理论武装，着力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激发机关工作的热情和干劲。强化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向书本学习、向他人学习、向实践学习，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做到学知统一，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努力争当一名称职的、内行的农业局长。
2.进一步做好调研，及时掌握农业动态。调查研究是我们的成事之基、谋事之道，是了解情况进行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针对我县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带头下乡入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及时反馈农情民意，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减少一般工作应酬，加强与干部职工的谈心谈话，鼓励广大干部职工献计献策，鼓励干部职工深入一线主动为民服务，为农业工作尽心尽力尽职。
3.进一步转变作风，增强为农服务意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带头做到心为“三农”系，利为“三农”谋，权为“三农”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增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做实事、为农民群众做好事。带头树立“姓农、知农、爱农、为农、富农、护农”的思想，举实措、做实事、务实效，带头不做空事、不说假话、不听假话，不给说假话者留下空间。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8
者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农民负担研究
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但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却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之，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农民负担问题的界定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明税和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如果进一步思考，农民负担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一，它既是一个客观范畴，也具有主观特性。从客观方面来看，农民负担是实实在在的物资支出或货币支出，没有这些实际的支出，农民负担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民负担又是负担主体农民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提出与农民自身因素的变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使用，组织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当时收益分配的顺序是：⑴全年收获的收入首先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及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和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⑵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⑶管理费；⑷集体提留；⑸社员分配。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进行集体的和社会的扣除，后给社员分配，并不直接由农民承担负担开支。因而，农民没有切身的负担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随之，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是理所当然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享受着经营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农业经营上的变化引起了农民财产观念的变化，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增加了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其二，它既有量的规定性，也具有质的内涵。所谓质的内涵，也就是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有能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才能赢得农民的真正支持。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不仅提供和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负担不可谓轻。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争先恐后，踊跃输粮输人。所以，农民负担问题有时是用数量说明不了问题的。其根本性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在于民心的向背。
其三。它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保护还是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突出表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是我们党革命的摇篮，农民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我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与农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我们就抢劫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的立国之本就会动摇，我们的事业就很可能葬送。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负担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也具有政治属性。
二、农民负担重的根源
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要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体现政治权力的存在性，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我国农村，只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主要原因有：⑴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⑵农民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⑶政治权力的产生主要来自上面；⑷领导决策者是“经济人”。决策者在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当个人边际收益等于个人边际成本时，决策者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这样，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对方保护功能弱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干部建立在个人边际收益和个人边际成本基础上的决策就有可能得到实施。我们知道，在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个人边际收益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并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在个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决策的结果是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收益，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致因。
另外，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一个是机构方面。制度方面主要包括现行财税体制及国家有关经济的法律、政策等；机构方面主要指现行的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机构的总和。现行农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⑴农村财税体制不规范，现行农村财税体制对增加农民负担有鼓励作用；⑵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没有注意研究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省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⑶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⑷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尤其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⑸县乡机构臃肿，人员膨胀，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上述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再次，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目标取向的不同，也是在研究农民负担重的原因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在目前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目标取向与政府的目标取向有时是不相同的，其中主要的目标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冲突；⑵集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⑶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冲突。上述目标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农民与政府对同一“负担量”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负担主体有时也会对合理的负担产生一种“重”的感受。
三、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任务长期而艰巨，必须系统考虑，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首先，要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主要是：⑴在村一级设立监督小组；其产生的办法是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其职能在于全面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费用的收支。监督小组要定期召开检查会议，定期向上级党委和同级党支部及村民代表大会汇报情况，监督小组成员不能再担任村内其它职务。⑵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应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督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其中村民代表大会负责村内重大事项的决定及村委会人选和监督小组人选的产生。村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检查。村委会负责日常事务和具体执行。村党支部负责向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方案并全面监督全村工作，包括监督小组的工作。党支部可向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委会人选，但不能推荐监督小组人选。监督小组人选应直接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全村工作与党中央的有关方针路线政策是否保持一致，这是个大方向，也是最根本的。⑶在乡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应再担任乡一级其它职务。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应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⑷以上监督小组或监督委员会的有关费用可由国家拨付一定比例或从有关费用中予以扣除。
其次，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经济权力的自我保护功能。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问题，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问题。博弈双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博弈的结果。在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有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暴力资源；而农民是分散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极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不利
地位。地方干部总会找到办法从农民那里攫取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财源，而农民却无力抵御。于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农民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稳定和谈判能力，进一步说，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要降低，以便较容易地达成统一意见，形成能够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这种情形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必须构建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这种权威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组织化。所以，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有效减轻农民负担有重要意义。
再次，真正在乡村两级落实民主选举制度。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政府官员在其任期内，往往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要求，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下，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所谓政绩。难怪乎有的同志提出农民负担重的根源在上面，这是有道理的。所以，通过民主选举，使得农村基层干部的任免和奖惩权掌握在本社区农民手中，使得村干部能够真正以本社区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公共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使农民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农村基层干部应认真学习和全面理解党的政策，执行中不打折扣、不走样；应该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解释各项政策，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应该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政策，鼓励创造性，防止绝对化；应该模范地执行政策，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建立健全定期轮训制度。要突出政策和法制教育，提高基层干部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反对脱离群众、不干实事；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假浮夸；坚持艰苦创业，反对奢侈浪费，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反对以权谋私；努力把完成上级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反对不顾大局和损害群众利益。
第五，改革农村现行财税体制。首先，进一步完善分税财政体制，明确划分县乡政府职责。使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结合，以限制各级政府层层下达超过财力所限的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其次，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在农村推行税费体制改革。具体思路是：将原来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明确划分为税、租、费三大块进行征收，然后根据各自的性质分配其用途。这里要分清税、租、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税是国家为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按事先确定的对象和比例，对社会剩余产品所进行的强制、无偿的分配。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在农村，租一般是指地租，地租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所有权，级差地租产生的依据是土地的经营权，经营权属于广义的所有权范畴。所以，地租的依据是与所有权紧密相联的。税和地租的源泉都是农业剩余。费是你享受某种服务时支付的价格。虽然税和租也可以看成是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耕种土地时支付的价格，但费是对于局部的、具体的某一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的支付时间可以在享用某一服务前或享用某一服务后。收费的依据是服务本身。对于税，笔者认为在设计税种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理论上合理的，不一定实践上合理。要充分考虑征税成本问题。对此，建议设土地税、人头税、农产品交易税，其中土地税可分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制定不同的税率。取消原有的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对于土地税，可适当提高税率，对于人头税可实行轻税政策。税的征收用实物或货币均可。这样整体上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于租，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所以租应归集体，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但在具体数量上，各个省应定一个上限，在上限以内可由集体组织与农户具体商定。租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用货币形式或出工的形式代替。租主要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即相当于村提留这一块。乡统筹的绝大部分属于税的性质，应当纳入税收体系中予以规范。费的收取应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其标准应由村民代表大会或乡人大具体决定，各省可根据实际每年定个上限额，以防乱收费。这里，笔者建议将原来三提五统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控制线，改为农村地方对农民收取的一切税租费不能超过某一个绝对额，即由相对量控制变为绝对量控制。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测算
农民纯收入是一件较难的事，二是当前农村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情况，三是相对量有时带有某种隐蔽性和较难控制性。而采用绝对量控制(如规定每年应不超过200元)则较明确，农民也容易掌握情况，也有利于监督。当然，这里主要是应对租、费这两块进行绝对量控制，因为这两块波动性较大。对于税，一旦制定后，本身便具有稳定性，所以，没有控制的必要。其三，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制定对农业大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在财政分配上加大对中西部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国家应在财政上要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行经费补贴制度，如对一些国扶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工资是否可由国家财政专项负担等。以有效减轻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
第六，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核心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也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关键是要控制经费，如果经费能控制住，县乡机构人员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对农民负担无直接影响。
第七，推进农村法制建设。建议制定《农民负担法》。要积极开展农村法制教育，使广大农民学法、懂法、守法，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第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一些贫困户应当由村或乡给予一定的补助，以减轻因农民负担而产生的不公平程度。
第九，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经济，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强负担承受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运作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新兴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主要被发达的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支付，因此有条件通过以工补农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农民从乡镇企业到的报酬收入增加，有利于收入的提高。而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各项事业越依赖收取税费运转，由此造成了经济落后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省份农民负担相对较重的现象。从一些调查中得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就轻些，而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农民负担就相对重些。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不失为一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第十，要注重对农民的教育。要教育广大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要增强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发展意识。要对农民进行“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教育，使广大农民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能正确处理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第十一，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农民负担问题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应采取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对干部考核要与农民负担紧密联系起来。要实行层层责任制。
以上十一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⑴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⑵要提高经济权力主体的自我保护能力；⑶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⑷整合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二者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长远来说，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根本要靠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社会的文明是现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长远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保证。发展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发展是硬道理。从国家来说，迅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迅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参考资料：
⒈孙立刚：《外在性、反对成本和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⒉倪国爱、王管文：《试论农村乱收费及其治理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⒊杨军：《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9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
关于“三农”问题的含义，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农民收入太低，农业发展太慢，农村生活太苦。这种概括是正确的，但也是肤浅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揭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内容和深刻动因。笔者认为，正确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至少应明确以下几个观点。
(一)“三农”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是社会的基本成员，农业是主体产业，农村是社会人口的主要居住地。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三农”问题是封建社会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到了近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从而“三农”问题也伴随着这种社会制度创新以及其后的工业革命而基本得到解决。然而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并没有融入这一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得以延续，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的历史背景和任务仍然是: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共和，也包括解决“三农”问题。毛泽东作为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其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国情，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农民，道路是农村保卫城市。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否意味着“三农”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呢？从制度层面上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至少是部分解决了，因为这时的农民从几千年来的被奴役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耕者有了其田，并且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各项社会生活的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但从技术和社会层面上看，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因为人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可以用几年、十几年改变某种社会制度，但不可能使生产力实现质的突破，全面现代化更不可能。可谓解放生产力不容易，发展生产力更难;农民政治上解放不容易，经济上彻底解放更难。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特别是农业经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农业仍然是我们担忧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当时人们较多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是小生产，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引导他们逐渐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于是便开始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来，农业合作化作为建国以来对我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三大制度变迁之一，应当进一步深入思考。从制度层面看，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因为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但从发展生产力和解决“三农”问题角度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其一，就当时的情况看，农民因获得土地而忠心拥护共产党，因拥有“自己”的土地而焕发出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生产积极性，然而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绝大部分农民在三五年之内便迅速从土地的主人成为一无所有的农业生产者。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他们仍然是所有者，但历来非常讲究实际、认知能力有限的农民对这种理论上的所有者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根本就认识不到。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不自愿表现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反映。其二，更为严重的是，与所有权变革相伴随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指用团队式集体生产代替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严重违背了农业生产的规律，不仅破坏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而且使我国农业长期陷入困境之中，不仅谈不上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在经过近30年后，“三农”问题又成了影响我国全局的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制度变革及其当时的后果看，其积极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但从这种经营方式的性质看，它并不是一种原创性、革命性创新，因为这种方式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存在过。从20多年的实践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特别是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它毕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的经营方式，不是现代主流生产经营方式。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终极途径，只能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阶段性的过渡性措施。
(二)“三农”问题是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
世界各国在其传统社会以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都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三农”问题的具体内容及解决此问题的目标与途径。下面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欧洲的状况。
和我国一样，在欧洲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作为被剥削者收入低下，农村贫穷落后。由于欧洲中世纪“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①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农民的地位及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因此，“三农”问题在西欧的历史上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比如法国，当时占全部人口85%以上的2000多万农民只占有113的耕地，约有100多万农民还是没有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农民种地所得收入中仅有1^归自己所有，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农村严重落后于城市。②英国也是如此，特别是英国从15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长达300余年的圈地运动几乎使整个农民阶级全部丧失了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据统计，仅在1700~1801年的100年间，圈地约350万英亩，小土地所有者基本被全部消灭。③当然，从历史发展看，圈地运动虽然激化了“三农”问题，但其历史进步性是不容质疑的，因为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开拓了国内外市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是那样的残酷和野蛮，且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
为什么在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存在剥夺农民从而激化“三农”问题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一是货币资产的集中，二是大量的雇佣劳动者的存在。这两个条件在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必然选择就是对农民进行剥夺。同时，而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进一步提出了剥夺农民的要求，而且也使大量素质较低的农民能够适应模式化、简单化操作的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和结论:第一，“三农”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国民经济诸产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农民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关系与矛盾。第二，“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在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前，“三农”问题将长期存在;任何企图在现阶段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第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三农”问题和存在大量农业人口的农村有必然联系。可以这样讲，只要有农民、农村、农业，就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内容、表现形式、激化程度等。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总量，使其不再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阶层而存在;相应减少传统农村的数量，使其发展为具有现代内涵的城镇;适度降低农业的相对比重(但农业本身还是发展的)，使其不再是社会的主体产业。而这些都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基本前提。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是历史范畴，但由于农业是一个永恒产业(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所以农业问题是个永恒范畴。第四，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不“剥夺”农民，而是在这种过程中不仅要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农民置于悲惨的境地，而且要使他们过上比过去更为幸福的生活。第五，“三农”问题是一个比较范畴。所谓农民收入低，是和现阶段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而言收入太低;所谓农业发展缓慢，是指农业发展不能适应其他产业对这一基础产业的要求;所谓农村落后，是指农村与城市之间差距过大。因此，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不能仅仅考察“三农”本身的状况，而应主要地从“三农”之外来看待这个问题。第六，“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基础是经济问题，但不全是经济问题，其中也包括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特点和成因
我国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仅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区别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三农”问题。一般而言，在西方国家，“三农”问题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中期(一般是在工业化的全面实现之前)。但在我国，这个重大问题却只能放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来解决。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所普遍采取的剥夺农民的手段在我国不能用。但使农民离开土地并逐步转化为其他阶层又是非做不可的事情。这无疑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第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加之经济整体发展较落后，又片面重积累、轻消费，因而在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除了个人消费品外，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距其实并不大。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快速发展，经济总体规模急剧扩大，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差距急剧扩大。长期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农民无论在哪一方面，几乎都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其成为富得最慢、最晚的社会群体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第三，是发生在多重转变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这种多重转变一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指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转变;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多重转变使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着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复杂的矛盾，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中的“三农”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快，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迹。这本应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但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仅没有使“三农”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时而表现出激化的倾向。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偏差和失误。
我国“三农”问题有复杂的特殊成因。对此，我们可以从“三农”本身和“三农”之外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农业、农村、农民本身的因素看，“三农”问题是由农业自身的特点和农民自身的状况决定的。农业是古老的产业，土地又是非常特殊的要素，它决定农业天然不适应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乃至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农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采取现代技术和加大资金投入)，由此决定了农业始终是一个比较效益低下的产业。因而农民作为这一产业的劳动者，其收入低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是必然的，尤其是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同时，农业不像工业等其他产业那样产出可以无限扩大，而是一个产出非常有限的产业。因此，只要将大量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收入和农村的生活状况就很难得到根本改善。况且农民历来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群体;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远离社会先进文化的居民居住地，由此决定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低于其他社会集团，因而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中，农民几乎总是受损者，至少是少得者。这样，农民收入低、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穷落后，就是必然结果，而且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既是历史上‘三农”问题存在的一般原因，也是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现实原因。
从“三农”的外部看，我国“三农”问题严峻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建国伊始，我国内忧外患同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发展经济，特别是现代工业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实行“赶超”战略。在资金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本来就很落后的农业中积累剩余。而要如此，就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和城市无疑会因过多损害农民的利益而招致农民的强烈不满;二是如前所述，当时人们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认为，建立在土地私人所有基础上的、家庭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农业本身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可供转移。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现成答案;前苏联也有“成功”经验。于是便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长远看，虽没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这却是事实。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间，农业约有6000多亿元的剩余转移到了工业。?这虽然在较短时期内较快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但也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较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整个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并得到一定发展后，应适时将以农补工的策略调整为以工补农的策略，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错误做法继续延续。据统计，1978~1991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数倍于改革前的数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剪刀差继续扩大，每年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之上。特别是近些年来的各种征地，从农民手中拿走的收益高达20000亿元。
与这种政策相伴随的还有一种影响更为全面的二元社会政策。建国以来，我们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占人口80%的农民束缚在落后的农村，“十年文革”期间又把许多城市青年“赶”到农村，从而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许多利益被剥夺，难以以社会主人翁的身份享受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本应获得的公共福利。同时，这一政策将大量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但我国的严酷现实之一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极少。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土地上，不仅无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使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最稀缺的资源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生产要素的属性，反而具有了过多的社会属性，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从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等角度，合理构建农村的土地制度框架，以形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当然，实行上述政策在当时有客观必然性，它是实行“赶超”战略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现在看来，“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即便是在现在，实行“赶超’战略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是竞争的内容和方式和以前有所不同。可以这样讲，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落后，就必须“赶超”，否则，就要受制于人，甚至被人欺负。到目前，我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大国，虽综合国力较强，但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和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除了“赶超”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是长期选择。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赶超”和如何“赶超”。如果将“赶超”仅仅理解为军事“赶超’、经济“赶超”(当然这是基础的)，那么，在资源总量既定和发展潜能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靠降低甚至牺牲某些产业的发展和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实现这种重点突破甚至是片面式“赶超”。而这个首先要做出牺牲的产业和群体最现实的选择无疑是农业、农民和农村。如果将“赶超”理解为全面“赶超'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协调、平衡发展战略。显然，改革前我们是第一种理解解改革后也是这种理解。
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之所以首先选择在农村突破，除了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因而容易成功外，首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三农”问题成了矛盾的焦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成功以及成功后出现的新问题（如卖粮难等）使人们错误地认为“三农”问题根本解决了，由此导致人们不仅在相当长时期内很少从根本上再关心农业、农民和农村，甚至可以进一步从农业积累更多剩余，以便继续实行‘赶超”战略。这样，一方面，工业经济、城市经济、GDp等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后又落入徘徊局面。尤其是和以前不同的是，在改革前，是所有的人都穷，但现在却唯有农民穷（这并不是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而是相对而言)，这使“三农”问题不仅更严重，而且内容更全面和复杂。甚至可以这样讲，目前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不仅没有和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平等、全面地享受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政治生活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被遗忘了。比如，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关，其服务对象应是全体社会公民，但实际上，政府服务的重点是城市市民。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我国社会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组织，唯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收入低、发展慢、生活苦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对策
根据前面对“三农”问题的实质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应确定战略目标和根本途径，然后制定分阶段的具体对策。
首先看战略目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可以根本解决的。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含义是指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而消失;解决农村问题的含义是指通过城市化，在适度降低农村数量的前提下，将剩余的部分由传统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小城镇。但农业是一个永恒产业，因而农业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目前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农业问题。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基本要求是使其与其他产业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从最终目标和根本途径看，我们也只能做出如此选择。因而在近期甚至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们不应把根本、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与任务，而是选择必须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与任务，其基本要求是:适当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村状况，使其与我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准备条件。
根据上述目标及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确立全面的科学发展观和“赶超”观，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一大理论突破。但现在看来，这一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解决“三农”问题角度看，深化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确立正确的“赶超”观，不仅要正确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确立如下几个观念：
其一，国民经济诸产业要相互协调、平衡发展的观念。这是一个老观念，因为改革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的目的本来就是使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但理论上确立容易，实践上确立则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农业发展不快，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此外，电力、能源、第三产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未来的政策选择应体现协调发展的思想。
其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的观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化，把全部工作都归结为发展经济。现在看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种说法应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第一，从历史背景看，这种观点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提出来的，带有矫枉过正的特点；第二，从战略上看，这种选择还是服从于“赶超”战略的需要；第三，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必然要求只搞经济建设(甚至反对这种做法)，但事实上这种观念一旦成为一种国策，必然导致实践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以GDp论成败的不良后果。这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类似之处，尽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表现在‘三农”问题上，就是忽视农村的社会发展。因此，在理论上，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树立二者协调发展的思想。
其三，农民、农村、农业三者协调的观念。农民、农业、农村，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三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但在观念上，我们强调较多的还是和经济直接相关的农业，农民、农村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农民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农村与城镇的比率(或城镇化指标）、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按一定比例大体同步降低的。比如英国，1851年圈地运动基本结束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降到16%。日本在1950至1975年的25年间，市町村数从10411个减少到3257个，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8%。?但目前我国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降到不足15%,但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73%以上，城镇化程度还不足40%。?这也是导致“三农”问题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注意‘三农”本身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二，既然“三农”问题内外部原因同在，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而且应将这些对策相互配合与促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
首先，从“三农”内部看。第一，要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能力和水平。这包括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政治素质等。第二，创新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第三，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道德建设等。
其次，从农业外部看。第一，给农民以全面的国民待遇。一是从经济上，降低各种税收与摊派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消除政治歧视，加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允许成立农会组织;三是进行户籍制度等改革消除二元社会结构，还农民应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要探索农民市民化的路子。第二，调整‘赶超”战略，改变以农补工政策，实行以工补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第三，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并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第四，
积极推进县乡政治体制、教育文化卫生管理体制等改革。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上，值得重点分析的问题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而且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极为短缺，人口众多，因而土地在我国有特殊意义，是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篇10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