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1
关键词 农科专业 研究生 就业教学 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
1当前农科研究生的就业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持续加快，我国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01年的招生数量为46万人，2007年增加到了每年的130万人，2010年增加到了180万人，研究生数目的持续扩招，造成了社会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对农科专业的研究生需求一直都以高标准、高要求、高操作能力为标准，从我国农业发展状况来看，目前绿色化农业、生态养殖、低碳农业、核动力农业相关产业、太阳能农业相关产业等方面的专业农科类研究生属于稀缺类型人才，可是目前我国培养的农科类研究生大多数是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研究生专业，我国农科研究生的专业主要有8大类，分别是：作物学、园艺学、农业生物工程学、植物保护学、畜牧兽医学、农业工程学、林业工程学、食品科学等专业，随着新时期的经济转型，对农科类研究生人才的标准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传统农科专业研究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2农科研究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首先，农科类专业的选择面积比较狭窄，而且选择农科专业的学生多为调剂生，而且大多数农科类专业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时对自我学习专业领域的技能操作性和实际应用性并不感兴趣，对待农业专业知识的学习没有热情，不能让自己“钻进去”学习，导致了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实际应用能力，对当前的农业发展和农业需求人才类型掌握不明确，可以说是研究生主动性不足的原因占多数。其次，农科类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中，教学体系中欠缺树立农科类研究生的一种就业观念，社会的虚华让学生们认识到只有生活在大城市才可以让自己具有更多的机会，大多数学生只愿意选择薪酬高、职位好、待遇优厚的工作，不喜欢选择西北边远山区基层性的工作，在工作环境上的挑剔，造成了“群羊效应”，导致了大多数的农科研究生毕业后都想留在现代化的大城市，在工作意愿上就没有端正态度，导致学生没有设身处地地理解自身农科专业的去向问题，引起了农科类研究生就业的不足。最后农科类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数因为在学校中欠缺系统化和职业化的农业产业职业生涯规划与培养，导致学生对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特点的不明确，难以将自我的优势或发展理想与现实接轨，造成了农科类研究生的社会化发展与就业的难题。
3发展农科研究生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新路径
3.1坚持全程化就业指导，引导研究生自主就业
农科类研究生的教学路径发展需要建立在学校对农科类研究生的充分重视的基础上，农科类研究生的特点是以农业发展为导向的，教学中也要侧重与农业之间的联系，要改善对待农科研究生的一种态度，开展全程化的就业指导教学引导，更好地引导研究生自我寻找并发现适合的岗位与具有潜力的职位。从实际就业工作中看，研究生在就业政策的掌握、就业信息的获取、就业观念的转变、就业的主动性等方面并没有体现出高学历所应具有的优势。因此，进一步加大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引导他们转变就业择业观念，树立就业信心，成为研究生就业指导部门应着力做好的工作。学校可通过帮助硕士研究生分析专业、社会需求、经济结构，提供给学生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理念，使之认清就业形势，加强硕士研究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将就业和职业生涯教育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下转第194页）（上接第170页）
3.2树立农科专业研究生基层就业理念
农科类研究生因为专业的特殊性，其发展要与农业产业相结合，而农业产业的发展较集中的地区都在农村或者偏远城市，这些是农业产业发展的集中地区，也是农业产业发展真正需要人才的地区，要改变当前农科研究生对农村或者基层就业的落后观念，要增强农科专业研究生对待基层农业就业的认识，改善农科专业研究生学习上的不足，要增强农科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农科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使其在实际农作物生长和农业发展中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且还要鼓励相关农业产业和相关组织提高基层农业地区的高等人才就业薪酬，改善农科研究生就业的环境，加强对农科类研究生的重视，稳定安置农科类研究生，发挥农科类研究生的从业价值。
3.3创新农科院校研究生的专业设置
农科院院校的专业设置按照传统的分类法一直是8个一级学科，它们是作物学、园艺学、农业生物工程学、植物保护学、畜牧兽医学、农业工程学、林业工程学、食品科学，在这些学科中还下设27个二级学科。这些学科虽然分类明细可是在现代化的绿色经济转型时期，略显一些不足，在长远发展中不具有培养潜力和价值。创新农科院小研究生的专业设置是现阶段农科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创新途径之一。创新农科院小的研究生专业设置主要目标是针对现代化发展中的前沿性的专业进行定位、开展教学，这其中包括：绿色农业发展技术、新兴的生物技术、低碳能源、生态养殖技术、生物质能、核能、光电产业中与农学科目产生变化联系和具有相关性的学科，这些学科已经成为了研究我国新型经济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培养新型农科专业研究生会帮助国家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改善我国新型农业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3.4加强农科专业研究生的基层体验式教学，提高农科研究生的自主创业能力
加强农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基层体验式教学能力是改善农科研究生自身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偏远城市农业产业发展认识不足的一个最优化的途径。通过加强农业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农科专业研究生基层工作经验的积累，改善对落后偏远城市和农业基层地区的认识，加强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基层式教学体验，让研究生亲身体验农业企业发展与运营的发展方式和流程，改善研究生的“理论盲目”的缺点。而且还要提高农科研究生的自主创业的辅导教学，在创业的辅导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对现代化新农业领域发展的认识，了解到市场中的欠缺与不足，从而更有利于学生发现商机，学校还要积极与本地区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联系，形成统一体，加强对农科类研究生创业的支持，在资金和技术上都给予相应的扶持。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2
关键词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特点;培养模式
从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已趋向于大众化，这为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生源基础，1999—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7.57%[1]。这种增长不仅表现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上，专业学位也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从2000年开始招收在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是研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一次转变。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熟悉农村发展情况，并能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农村发展，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1.1职业性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的基本属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他学位类型的本质特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才具有生命力。
1.2实践性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的重要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具有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专业知识外，更具有解决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1.3研究性
研究性是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是应用型研究生，但是作为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如文献查阅、试验开展、论文撰写等基本科研素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具备研究能力，其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必然不强。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2.1招生方面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2009年是从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而来，2010年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标准录取”的方式招生。对于大多数农科院校而言招生比较困难，在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有缺口的情况下要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就更困难。因此，近2年招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部分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成绩靠后的学生中调剂而来，部分是本科基础较差的应届生。相对学术型硕士生来说，生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稍逊一筹。保证生源质量是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步。可以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应届生报考。
2.1.1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学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学费可以比自筹学术型研究生低。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深造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2.1.2增加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名额，选拔优秀应届生直接攻读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
2.1.3进行正面的宣传来提高社会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知度。目前农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就业处于低谷，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刚招生2年，就业去向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招生，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农业推广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以促进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招生。
2.2培养方面
2.2.1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在职推广硕士不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没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大部分来自于应届本科生，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采取与在职推广硕士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应该以职业为导向，把他们对职业的要求融入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与学术性研究生应有所不同，要突出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2.2.2课程设置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总体设定和安排，是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和体现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部分，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2]。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特点。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因此，课程设置不能像学术型研究生那样细化。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
2.2.3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模式能否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年，而对于农科类而言，试验的周期较长，结合这一点在教学方面可以采取案例分析和现场讲授等方法，让学生从感性上有一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将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到全日制推广硕士学制较短和社会认可度低，很多导师对这类研究生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采取“双导师”制[3]，也就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素质、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等研究生基本素质层次的培养;校外导师负责研究生的选题、研究等实践应用能力层次的锻炼。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应结合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案例式、专题讲座等授课方式，结合学科前沿、国内外最新形势，把农业实践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入课堂教学中[4]。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为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学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等。
2.2.4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校外导师的课题或校内导师的横向课题，必需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规划设计等形式，也可以采取澳大利亚一些高校的做法，学位论文不一定要进行答辩，如果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申请论文答辩，其余的学生学位论文只要导师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即可按照规定授予学位。
3参考文献
[1]廖湘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证的专项[R].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2008.
[2]潘文年.学科挂靠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弊端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8):32-35.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3
热带农业经济学是研究热带农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研究热带农产品的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探讨热带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与体系架构，对于提高热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热带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热带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已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全面启动，中国的热带农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如何使热带农业经济研究在新的形势下为我国热带农业和热带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当前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架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1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发展现状
热带农业经济研究是随着热带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主要是开展热带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进行热带农业区划研究，例如：《华南各省区自然区划》、《华南各省(区)橡胶等热带作物宜林地选择及开发利用》两项成果均获得了1979年广东省科技大会奖；80年代，在继续做好热带地区农业区划工作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区域热带农业发展战略、热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1982年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开始创办热带农业经济学的专科班，开始探讨热带农业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系统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农业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在专业委员会的推动下，热带农业经济学学科体系逐渐构建起来，例如：《海南岛农业区划报告集》在1985年获全国农业区划科技三等奖，《全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的研究－中国橡胶树气候区划》和《中国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海南岛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均在1985年获全国农业区划成果一等奖，《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发展研究－我国天然橡胶与椰子生产发展研究》在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热带作物种植业区划》在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大力发展热带作物，热带地区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首要地位和支柱地位，特别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之后，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集中于热带农业产业与区域发展等问题上，在推进热带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热带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1世纪，国家大力支持热带农业发展，连续的八个“中央一号”文件，都落实在农业问题上，热带农业经济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从热带作物产业经济研究、热带地区农村区域发展研究、热带农业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等拓展到热带农业技术经济研究、国际热带农业研究等领域。
2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热带农业和热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热带农业和热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
2.1研究领域与学科内容滞后于热带农业产业发展的形势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大规模开发热带作物资源的决定，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我国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的意见》颁布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热作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促进我国热作产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大农业比较起来，由于热带农业所占地份额比较小，社会关注度不够，热带农业的保险、补贴政策，热带农产品的收储机制、农村的贫困问题，资源环境高效利用问题等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很多领域未拓宽，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建设还跟不上热带农业产业发展的步伐，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热带农业快速发展的形势，是未来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中应重点考虑的内容。
2.2缺乏自身的特色热带农业不同于传统的大农业，热带作物多属多年生作物，其生长习性不同于粮棉油等传统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以致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研究。目前，热带农业经济的研究还是按照传统农业经济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的，缺乏创新；热带农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描述不够清晰，容易与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一些理论混淆，体现不出自身的特色；同时，也缺乏系统的专业教材，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门学科没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那么这门学科发展就相对缓慢。
2.3其它的一些问题①热带农业经济学尚未构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②热带农业经济学科体系的建设定位还相对模糊；③由于热带农业经济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性、系统性、社会性等特点，更加大了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难度等。
3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的意义
3.1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是热带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热带作物重要的生产区和贸易区之一，但是热带农产品表现出较弱的产业竞争力，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经常发生，并且在一系列的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进程中，屡遇瓶颈。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竞争异常激烈的经济一体化环境中，热带农业产业要在市场中赢得地位，赢得生存与发展，就应该有一个相对完备研究队伍与学科体系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专业的指导，将热带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3.2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是为国家、热区政府及时掌控热带农业发展动态的需要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特色农业的发展，热带农业受到了农业部、热区政府的重视，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建设热带农业经济学科体系，可以为国家、热区政府及时掌控热带农业发展动态提供基本信息，为各级领导发展热带农业提供决策理论依据，明确主攻方向，制定发展目标。而现实中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滞后，信息的不对称，制约着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修正和完善。因此，为了政府能够及时掌控热带农业发展动态，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是十分迫切的。
3.3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是国际热带农业合作的需要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日趋明显，我国与热带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日益频繁，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大湄公河次流域国家、非洲、南太平洋岛国合作纵深推进，再者，当前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格局和经济体系重设，中国热带农业应该抓住历史的契机，开展科技外交，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才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开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建设热带农业经济学科体系，加强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及时接收和分析最新经济资讯，为我国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国际热带农业经济研究接轨，加强热带农业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参考。
4未来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
热带地区多处发展中国家，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热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展开，许多关系到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重大问题，先后成为热带农业经济的研究重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热带农业与热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热带农业国际化进程与市场化程度加速，从而竞争程度进一步提高；②热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地区之间的协调问题愈来愈受到政府的关注；③改革向纵深发展，土地、金融、财税、政府等方面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和有所突破；④热带农业微观管理和产业组织将进一步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基于这些变化与特点，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表现为“热带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和质量安全”、“热带农业灾害与风险管理”、“热区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国际贸易与经济自由化”、“收入、贫困与农村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量模型与分析方法已成为国内外热带农业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以前的注重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为主。随着热带农业、热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由注重产业宏观领域转向了微观经济问题，从产业的宏观发展战略转向产业链的微观层面，加强了与信息的结合，加强了农业企业层面的研究。
5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的架构
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的架构，应该紧扣热带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学科性质和特点，从任务、内容出发，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可构建和形成一定特色的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
5.1热带农业产业经济主要开展现代热带农业宏观发展战略、主要热带作物产业宏观发展战略、热带农业产业结构与布局、热带农业产业基础与组织、热带农业产业发展与模式、热带农业产业管理与政策、热带地区畜牧业、热带海洋渔业发展战略问题、国家农业政策、国家热带农业政策等研究。为制定热带农业产业，为制定的热带农业产业政策提供经济理论依据。
5.2热带农业区域经济主要开展热带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区域热带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热带农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热区农村发展政策与评价、热带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与对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热带农业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热区农村贫困与反贫困政策措施、热带地区农村扶贫模式、热带地区城镇化问题等研究。为国家制定区域热带农业的发展战略、区域规划提供指导和决策依据。
5.3热带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主要开展以生态与环境为中心的热带农业和热区农村生态与环境经济及政策研究；以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为中心的热区农村能源建设和现代热带农业能源需求研究；以土地和水资源为主的热带农业资源管理研究。目前的主要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热带农业污染防治、热带地区农村环境保护、热带农业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管理、热带地区农村能源建设、热带农业能源结构、气候变化与热带农业生产、全球变暖对热带农业的影响、生态扶贫政策、天然橡胶林生态建设、经济地理和城乡区域管理等。这些研究可以为热带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热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5.4国际热带农业经济主要开展热带农业全球化发展战略、中国热带农业“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热带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中国热带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热带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战略、国际热带农产品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热带农业问题、热带农产品进出口关税问题、国际热带农业经贸合作与交流等。为提升我国热带农业的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在热带农业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提供策略。
5.5热带农业技术经济主要开展热带农业技术经济与热带农业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重点是热带农业技术进步理论与政策、热带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区域热带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热带作物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现代热带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经济与政策、热带农业市场风险管理和预警及政策研究、热带农业经济模型与政策效果预测评价等，为提升我国热带农业的科技含量提供依据。
5.6热带农业信息经济主要开展热带农业信息收集和整理及分析、热带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度、热带农业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管理技术、热带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理论与方法研究、热带农业精确决策理论与技术、热带作物模拟模型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热带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开发、GiS技术应用、农业基础设施信息化、热带农业生产风险分析与评估及管理、热带农业风险管理信息化、热带农产品安全预警理论与方法研究、热带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及市场等方面信息的监测和智能信息分析与预警关键技术研究等，为热带作物产业发展规避风险提供指导。
6推动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架构的建议
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的架构，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内容、学科定位、框架和体系，具体说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6.1坚持正确的学科指导思想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热带农业和热带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以服务热带农业、热带地区农村发展和推动热带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国际化、集群化为基本出发点，以面向社会普及热带农业经济管理知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中、初级热带农业科研与推广人才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中国热带农业和热带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6.2系统凝练热带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与学科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针对当前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组织全国热带地区高等农业院校和热带农业科研院所的力量，对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方向展开讨论，组织学者们对热带农业经济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开展系统的讨论，逐步在某些方面形成共识；同时，对热带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调查，了解全国热带地区高等农业院校热带农业经济课程开设、教材使用、师资配备及学科发展的一些情况。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4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
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教育模式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模式上，刘瑞龙通过加强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者的紧密结合，以此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刘瑞龙多次强调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要服务农业生产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学习了生产技术，反而不从事生产，害怕劳动，只愿搞科学研究、考博士、当专家，不愿到农村参加劳动、指导生产，不去做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者，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假如科学不为我国生产发展贡献力量，试问人民要科学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来服务的。在教育方式上，刘瑞龙十分关注以实践为本位的教育方式，他指出：“要使学生不仅有基本科学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
不仅要读好书本，做好室内试验，而且要深入田间，通过生产实习，把课堂讲授、实验研究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使他们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就从目的和方式上确立了“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农业职业教育以农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农业教育模式。
二、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如何使这种互动向互利双赢的方向转换，其中，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所具有的职业教育性与现代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确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我们不难发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注重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和区域化，在遵循我国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原则和方向下，应该根据本地区、本校实际，制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单一地就教育而论教育，而是把整个农业教育放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全局中去把握，在发挥农业教育服务农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和突出区域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当展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而新型农民培养的重要基地则是各类农业职业院校，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必须面向农村，以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为目的，搭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平台，实现学校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p#分页标题#e#
2.从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出发，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来调整专业设置
目前，“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已进入了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来开发课程，调整专业设置，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方面应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吸取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有益经验，他认为，“为生产各部门培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但必须注意到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只能在一门专业中当状元，而对其他方面缺乏必要的常识，要想有效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困难的。”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一方面，可以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出发，设置一些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短线”专业，动态地培养社会紧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有些专业设置可以与职业资格证书联系起来，学生学完某门课程体系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从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还必须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长线”专业，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发展的整体性以及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如开设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村家政服务以及小型农场管理等相关专业，从而使专业设置符合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3.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刘瑞龙指出：“农业生产，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工作，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是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为此，在农业院校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贯彻教育、生产、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方针”。由此可见，刘瑞龙早年对农业教育模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就有所思考并付诸实践。
今天，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我们更应该要求有条件的农业高职院校实施以学建产、以研兴产、以产促学的产学研模式。首先，建立自己校内的农业生产基地，将现实的农业生产环境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先做后讲或边做边讲的教学方式；其次，要加强校企合作的步伐，注重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加大对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从生产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最后，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为出发点，将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使学校对农业生产需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农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可以适当聘请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进行实践教学，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源，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从而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5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6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稳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而“民工潮”的产生更加引起了学者们对他们生存状况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关注，对他们的深入研究也日益展开并不断深入。
一、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是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所未曾出现和存在过的现象。王春光（2003）认为，虽然对“何谓农民工？”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大家对此有一个基本相似或相近的认可：首先，他们来自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职业是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或者说他们的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再次，他们的非农活动不限于工业领域，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跟传统的制造业工人在职业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最后，农民工还包括进城从事个体工商活动的农村人口，他们在职业上属于自雇着，但不包括进城成为企业老板的农村流动人口。
（二）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一词最早来源于索罗金，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地位升降变化，由较低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为较高的地位等级被称为上升社会流动，反之，由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到较低的地位等级则称之为下降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研究目的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当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急剧的社会变迁常常导致社会分层系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李培林（1996）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流动：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李春玲（2007）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急速变迁，导致了社会流动的高潮期，并且由于工业化运动和体制转轨的双重社会转型的作用，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一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流动所不同的特征，尤其突出的是，大规模的城乡移民运动为底层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些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使得农民工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二、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动机、生存状况、收入水平、农民工进行决策所依赖的网络、户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将这些研究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对这些学者在农民工社会流动方面所做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原因、动机研究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市场机制的推动、政策的放开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大批农民工进城现象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其原因和动机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个人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个体迁移动力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蔡禾和王进（2007）认为，所谓个体的迁移动力在这里主要是指驱使农民到城市打工的内在原因，一是个体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二是个体人力资本因素，例如追求城市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多的工作机会、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较好的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种将个体从农村推拉向城市的动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则可以用经济收入这一项来进行衡量。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如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就指出城市户籍限制有所放松，政策和制度框架为农民工向城市的社会流动提供了特有的机会和渠道。就中国而言，国家限制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即是直接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基本制度背景，并且应该将这种流动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焦点的转移，国内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逐步从一般性的流动原因研究转向对永久（或户籍）迁移动机的研究。之所以研究的方向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农民工大量流动所导致的相关现实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担忧。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那些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如义务教育、贫困救助、居住保障等）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并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在近1.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同时，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担忧成为政府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上的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虽然城市户籍限制有所放松，但是这扇大门只对所谓“人才”开放，对农民工仍然是关闭的，如上海政府正在运行的“居住证积分制”政策，便是大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城政策的开始，并且这一趋势将会不断深化。
（二）农民工生活状况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怀揣对未来的美好幻想而进入城市，但现实并非想象中那样，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社会流动发展这一进程迅速消失，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着不平等。
首先，是职业地位和社会身份方面的状况。李培林（1996）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角度，从流动民工的生活状况、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对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阐述，认为虽然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社会身份却发生没有明显的改变。王春光（2003）提出了农民工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处于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分离状态。虽然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但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底层，他们的职业声望还是很低的，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李春玲（2007）对于这种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她认为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政策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安排形成的社会隔绝壁垒的作用，实际上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难以挤入城市人的生活领域和空间在就业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并且与本地城市人之间存在社会身份差异，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李培林和李炜（2007）又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参加职业培训的状况，以及工作技能的提高也是造成这种错位的重要原因。综合以上这些阐述可以发现由于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及农民工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使得农民工在社会流动中出现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中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其次，是福利待遇方面的状况。关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李强（2001）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指出外来民工如果在城市中遇到困难又得不到相关资源的支持与帮助，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城市社会的潜在威胁；李斌（2002）则从住房福利角度进行了说明，认为农民工更多地被排除在国家的“住房福利”分配体系之外；王春光（2003）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农村移民的子女的成长环境和条件与城市孩子有很大不同，同时也无法跟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李春玲（2007）认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方面的缺乏使得长期存在农民工就业领域和制度身份的隔绝，进一步导致了本地城市人与农村移民之间的社会生活的隔绝。可见，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缺乏不仅使城乡居民的融合成为问题，又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着不平等，因此对于如何缩小乃至消除这些不平等并提高其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始终是学者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从指出如何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广大农民获得合法、平等的在城市就业的权利（李强，2001）到进一步关注到与农民工城市就业相联系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公民保障权利（郑功成，2002；杨立雄，2003），都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关于流动民工生活状况及福利待遇的研究仍在继续，如最近的研究中就涉及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相关状况，如刘传江、程建林（2008）通过实证调查得出二代农民工的相关状况要好于第一代，这不仅与他们是娇生惯养的一代，衣食无忧，吃不了苦有一定的联系，而且充分体现出了他们较强的维权意识，懂得为自己争取较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三）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文献或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层面、制度层面、个体人力资本层面对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进行阐述。正是由于之前研究所提到的农民工在生活状况方面出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错位及缺乏有力的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待遇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更鲜明地进入了学者们的视线。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呈现出如下特点：
1.流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农民工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刘传江和周玲（2004）通过实证研究，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角度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边缘性地位使他们在生活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么拥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或者说，拥有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真的能够具有更好的融入能力吗？曹子玮（200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两个结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后是否重新构建了社会网，是其在城市收益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的收益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在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中，其再建构社会网的规模越大，网络内资源越倾向于流向网络中心的农民工；反之亦然。可见，农民工的社会网的重新建构，将会对其融入城市生活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刘传江和周玲（2004）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2.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关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朱力（2001）指出，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城市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而制度性歧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磨擦性互动的主要原因。逐步地削弱制度性歧视的政策，使农民工成为一个既有保护又有约束的社会群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王春光（2006）则对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的三大难以化解的制度层面的张力进行了阐述：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3.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因为对于处于社会网络关系弱势状态的流动农民工而言，个人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进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提升，据此而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加是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条件。李培林和李炜（2007）就曾指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差别。农民工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进而造成职位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阻碍其社会融入。姚先国（2003）等的一项实证调查表明，职业培训在统计上对外出劳动力成为生产工人或从事服务业具有显著影响。与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相比，职业培训对促进服务业就业的作用高出近6个百分点，而对在工业生产部门就业的促进作用高达21个百分点。可见，农民工人力资本对融入过程及对其经济收入有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以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
4.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层次，如人才市场、城市职工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李强（2001）指出，由于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各种限制，使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相对低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这就使他们难以享受一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基本的劳动标准。李强（2001）通过调查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具有明显的地位上升，但是其再次职业流动基本属于水平流动，很少再次发生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大部分的调查和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工作变动是比较频繁的。曾群（2004）认为，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会进一步导致他们被社会排斥，且排斥的可能性与就业不稳定性呈现正相关的变化，而在劳动市场上的排斥可能会引发其他相关维度的社会排斥，从而进一步阻碍其社会融合状况。因此，有保障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升、一个良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劳经济健康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共同需要。
对于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对于二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周明宝（2004）就指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即他们的城市融入过程基本上是主动和自觉的，表现为谋求一种与城市的积极共存；刘传江（2008）也指出，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在逐步转变，其就业显得更为主动，劳动力市场在他们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二代农民工比较看重专业技能，并有着强烈的学习渴望，第二代农民工的衣着、言谈、举止逐渐向市民靠拢。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运用了全新的概念，如王春光（2006）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总之，尽管关于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但是究竟如何更好地使农民工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学者们仍在继续为之努力探索。
（四）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研究
关于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研究，主要是关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归属问题。王春光（2010）就对农民工的未来归属进行过具体阐述：是融入城市还是返回农村。农民工已经实现职业的流动，但是在社会身份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动，换句话说他们虽然非农化了，但是没有实现城市化没有被城市社会所接纳，这就是我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时间留在城市，他们对家乡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与陌生感，对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也在逐步减弱。周晓红（1998）分析了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流动者本人农民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她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指出，随着土地及由种地决定的生存方式对农民束缚的减弱，温州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在这种转变中，农民离开土地的流动经历及由此获得的城市生活体验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
刘传江和程建林（2008）等学者又对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考察，认为高学历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的市民化意识与意愿更高，从而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更强，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为了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等措施。
三、小结与不足
总体上看，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考察集中于上述四个方面，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呈现这样的特点：
首先，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状况研究的四个方面都同时关注了个人和制度层面的原因，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并且更加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层面；其次，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点及热点问题，这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可以说对流动农民工生活状况不平等形象的阐述及其社会流动后果的研究，都在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状况及未来的归属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考虑，由于农民工大批进城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方面的困境，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着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制度的松动又给了农民工流动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矛盾，虽然政府和学者们都在努力找寻出路；再次，随着农民工社会流动群体的不断扩大，学者们的研究也在不断适应历史的发展逐渐深入。如对于二代农民工的研究以及一些新的概念词汇的不断出现；最后，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状况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其原因和现实状况，也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不断地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做出努力。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7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2004-11-14.
[3]郑杭生，杨敏。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光明日报2005-2-22.
[4]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
[5]张继焦。城市的适应[m].商务印书馆。2004，p10～40.
[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序言。
[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8
中农所是民国时期国家建设的产物,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具有悠久厚重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自秦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就沿着君权专制化的轨道向前运行,在此期间虽有君主大权旁落之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更进一步的集中。经过几千年的陶冶和浸染,权力专制成了中国华夏政治文明的定势,无论是江山易主还是王朝更姓,均难以摆脱这一定势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终结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历史基因一直遗传下来,渗透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传统的集权国家,科学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自主发展,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很难支撑,而官办集中型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则成为科学研究和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选择。这正符合中国社会集权专制的传统结构模式,宜于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在上述背景下,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办集权的色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成为其摆脱不了的命运。中农所的建立,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创建了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农业研究中心,召集了中国一批优秀的农学家,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和组织保障。国家赋予中农所部级农业研究机构和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的身份,其职责为研究和改进全国农业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使之成为我国农事试验研究之总枢纽。中农所正副所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其它人员由所长依据政府给定指标聘任并报请政府核准,人员工资由政府依据官俸标准拨付。中农所经费,筹建时报定年度经常费为52.8万元,开办费112.5万元,1933年6月核定经常费为每月5万元,开办费照筹报数额。1934年到1938年,中农所每年的经常费约在50-60万元左右,以后数额逐年增加,这些经费由中农所做出预算,经实业部核准后由政府财政支出。([2],pp.2-5)中农所因其国立机构性质,拥有一定的国家权威性。它负责制定全国农业科学研究计划,指导督促或协助部属农业试验机关、各省立农业改进机关或其他公私立农业改良场所之技术工作,协调各省农业组织、研究机构促进良种推广和发展农业生产,划拨经费支持各省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农所运用其精专化的知识权威,领导全国农业研究、推广农业技术。国家的农业政策、改良方向及其目的,亦通过中农所等中央机构对地方农业改进机关的技术指导和指明用途的经费而得以实现。
中农所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需要的影响。抗战之前,作为一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一开始就承担着挽救当时农业危机、全面振兴中国农业的重任。在这个时期,中农所研究范围比较宽广,涉及农业科学的各个方面,从作物良种培育到土壤肥料研究,从蚕桑及畜种之改良到病虫害及兽疫之防治,从全国性的农业调查到新式农具研制,无不囊括,其研究方向和成果具有基础应用性等特征,工作重点是研究重要农业生产技术之改进,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各方面研究在战前已有重要进展。抗战时期,中农所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随着中日战争的迫近而日益深化。鉴于华北及沿海诸省被日军占领,农业资源损失甚多,而后方各省农业远不及沿海。根据国家抗战要求,中农所工作重点是根据后方各省农业区城在非常时期之需要,拟订倡导各省农业改进计划并协助各省尽力实施,以提高粮棉产量供战时需要。中农所人员被直接被分配到后方各省,在川、黔、桂、滇、湘五省设立工作站,指导协助各省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倡导各省战时农业。中农所的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解决战时粮棉问题起到了重大作用。抗战结束后,中农所迁回南京,随政府接受日伪留下的农业科研机构,并增设系场,准备全面开展农业研究工作,多方位改进全国农业生产技术,后因内战硝烟起,中农所工作在开始之后便面临困顿局面,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中农所的生命也因此终结。中农所亦在国家之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农所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不干涉和尊重的,所内技术人员的聘定、研究方向的确立、工作任务的安排、内部事务的处理等等,均由中农所自主决定,中农所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这样,作为研究与行政合而为一的机构,中农所可以较少地受到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外部行政官僚的牵制和干涉以及官僚作风的侵蚀,在中农所,技术专家在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农所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国家力量的干预,往往会妨碍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打破学术界所崇尚的自由,虽然干预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国家政治态度极大地影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研机构及科学研究人员的命运。特别处于科学民主不发达的环境下,在科学研究上因为外力的干预而导致科学的灾难是更为常见的现象,中农所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尊重,这种制度的宽容在民国时期是稀少的,它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二、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的贡献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9
（一）美国
美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高等农业教育。美国高等农业教育向来重视与农村建设的互动。1862年7月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莫里尔法案》。该法规定，拨给各州一定面积的联邦公有土地资助每州至少成立一所农工学院。法案实施后，联邦政府共拨地1743万英亩用以赠地学院的建设。［1］崇尚实用的高等农业院校也成倍增长，如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都是在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赠地学院主要讲授农业与机械技艺方面的知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满足区域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美国工农业现代化储备了必要的软件。可以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大发展，为美国后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与智力成果。1887年美国政府实施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年度财政拨款，资助各州依托农工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的《哈奇法案》。高等农业教育依托农业实验站强化农业科学实验与研究的职能，推动了美国农业科学的创建与完善，“其研究成果使每年农产品价值有千百亿元的增加”。［2］此外，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还积极参与农业推广，高等农业院校在所在州的每一县设立基层分支机构，与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共同开展工作，由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覆盖全国的科技服务体系。大学和县基层机构则是这一体系的两个主体。1914年美国政府颁布《史密斯—利弗法案》，联邦政府与各农工学院建立农技推广机构，负责开展所在州的合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1935年，美国政府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每年增加农业研究拨款，以推动农业科研工作的展开。［3］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积极互动，为美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服务支持，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农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得以提升，农村建设蒸蒸日上。
（二）日本
日本的高等农业教育是综合性大学＋农科类大学＋短期大学的三元结构模式。在综合性大学的农学、生物资源学或园艺学等学部中实施高等农业教育，这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主体，其培养目标是造就农业高科技人才、学科带头人等。在以农、农工或水产等命名的农科类大学中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其所占比重较小。第三类高等农业教育存在于短期大学的涉农本科中。［4］二战以后，为满足农村建设的发展需要，日本政府对农业教育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新制大学诞生，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得到创新，农科院校或专业进行重组。“入关”（1963）后，为适应国际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需要，日本高等农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培养规模大幅度增大，为传统产业改造及产业结构调整输送了大批生力军。从1970～1999年，日本农科本科生数和农业水产业GDp间有极显著的相关性，R值达到0．944。当日本农业本科生数维持在150000～175000人时，农业水产业GDp相对较高。日本高等农业教育强调提高以畜产和园艺为对象的教育比重，重视培养指导研究和普及新农业技术的领导人员，培养同农业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技术人员及开发有关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和农业生产资料新技术的研究人员。［5］在农业人才的培养上，日本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国立大学先后设置研究生院农学研究所，开设博士课程和硕士课程，研究生院农学专业研究生在整个研究生总数中的比重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这就为日本农村建设培育了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与日本的国情相对应，在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是县立农业大学，此类大学主要开设有关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管理知识的课程，是进行农业实践的培训和进修机构。农业大学校中设立三类部门，分别为培养、研究、进修部门，这是农业大学校对社区开放的一种途径，致力于培养人才，并与农业实验场、农业技术普及及改良所相互协调，“三农合一”，有力地保障了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重点把农村生态环境和生产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推向一个新高度，通过制定鼓励政策调整农业结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狠抓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高等农业教育在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调整，面向生产实际成为高等农业教育者的共同追求目标。
（三）荷兰
荷兰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西欧小国，但这个不足两个半北京大的欧州小国在农业方面却是个大国，其育种业、畜牧业及花卉业堪称世界第一。荷兰农业的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农业教育体系。荷兰高等农业教育是荷兰农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两种：综合性大学与地方农学院。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瓦赫宁根大学，其学制一般为五至六年，毕业后可获得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硕士学位，再继续深造四年即可获得博士学位。［6］瓦赫宁根大学拥有一支庞大且力量雄厚的教学科研队伍，担负着推动荷兰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使命。地方农学院目前有五所，包括劳伦斯坦国际农学院、巴勒维尔特农学院等。荷兰高等农业教育注重教学与科研功能的发挥。瓦赫宁根科教中心成立后，与隶属于农渔部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实现整合，根据学科门类重组为植物科学、动物科学、农业技术与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五大学科群，对农业科研和教学工作进行整体协调管理。劳伦斯坦国际农学院以地理学信息网和开展咨询服务而著名，学院专业设置主要为自然环境类、农产品加工、贸易与经营管理类、农业教育课程类学科。学院实践教学环节由讲座、教学基地、校内车间学习、参观、访问等组成，其中校外基地是其主要实习场所。荷兰拥有6个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分别属于奶牛饲养、农业机械、食用菌培养等不同学科。培训中心集技术培训、生产科研于一体，为农业高校的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设备、技术、场所等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荷兰高等农业教育在科研推广上也集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地位，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系统三者协同发展形成了著名的“oVo三位一体”。高等农业院校与各级科研机构之间注重交流合作，讲求资源共享，本着科研服务生产的原则，面向实际、面向农民，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
二、国外高等农业教育支撑农村建设相关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运用行政法律手段促成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积极互动
通过立法制约的力量将国家政策固定下来，保障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互动，是美国“科教兴农”战略得以实现的基础与前提。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正式拉开了政府资助高等农业教育的序幕。“为公私立大学定下了此后百年发展的基调，因而它成了具有种子性质的立法”，［7］持续地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发挥重要作用。随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令，以立法的形式对高等农业教育支撑农村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以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为鉴，我国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有效互动，运用立法和行政拨款相结合的手段来干预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对农村建设的扶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农业院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经费投入等重大问题，推动农科教结合由政策驱动向法律驱动转变；注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财政拨款的力度，确保政府制定的法令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二）大力发展各级培训机制，提高农民的素质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素质是“三农”工作的基础。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高度发展与新型农民的素质息息相关。日本农业推广的“计划性”使得农民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增强自身知识有效利用率。荷兰高等农业教育直接面向农民与农业，大力开发农业人力资源，造就世界一流农民，始终是荷兰农业政策的出发点。我国农民教育体系虽然健全，但培养新一代农民的重视程度不够。现代农业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生产手段、农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和经营，这就要求农民具备农学、机械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只有突出农民的受教育者主体地位，通过“科教兴农”的服务手段完善各级培训机制，加快传统农民向现代“农商”的过渡的转变。［8］除对现有农民进行教育和提高外，高等农业教育还应注重对新一代农民的培养。以“知农爱农、学农为农”为价值导向，引导学生以农村为发展空间、以农业为求职取向，立志农村、服务农业、献身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业。
（三）加大高等农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灵活性，提高农业知识贡献率
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始终体现着一种地方主义色彩，专业、课程设置主要表现为根据当地特点、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未来经济结构来调整。受多年来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倾向于将行政部门制定的教材作为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无法反映当下的农业发展新趋势，这就使得理论知识与实践严重脱节，不能很好地起到为农业发展服务的作用。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给我们以很好的借鉴。高等农业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既要有利业农业科技的发展，又要主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为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服务。各类学校应从地方发展的需要出发，加大专业、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在巩固传统“涉农”专业、课程的基础上，考虑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的需要，根据“厚基础、宽口径、多方向”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增设新专业，扩大课程设置的范畴，以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9］除此之外还应加深与拓展对现代化农业内涵的认识。现代农业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协调发展的产业，是一、二、三产业界限模糊化的农业，是广泛运用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农业。［10］高等农业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应体现一种现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以适应“三农”发展变化的新要求。
农业研究生就业方向篇10
关键词：农业投入；绩效评价；综述
现阶段，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如何?国内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基于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经济绩效、结构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及这些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等问题，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体经济绩效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面效应。魏朗(2006)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西部12个省的1999～2003年相关数据，得出财政支出对农业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8％。该学者(2007)利用c一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2003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与其他要素相比，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占重要地位。刘宏杰(2008)基于1952—2006年的财政支农数据，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且这种积极影响呈递增趋势，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最高达26.7％。孙红霞(2008)运用时间序列动态协整分析技术和相关模型，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每投资1单位的支农支出，农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1.65个单位。总之，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财政投入对农业增加值或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现阶段，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确保粮食安全受到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关注。黄小舟、王红玲(2005)基于1980—200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亿元，农民纯收入将增加1.519元。陆文聪、吴连翠(2008)运用1978—2005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张元红(2000)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两者波动明显同步，1979—1998年间，粮食产量年度增减指数与财政支农年度增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45，20年中，两者变化方向一致的年份多达17年。
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不容乐观。姚耀军等对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增长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尽管财政净支出呈递增趋势，但我国农业公共支出作为政策工具对促进gdp增长是失败的。温涛等运用经济转型以来的实际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2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王文普等(2008)基于我国1978—2005年的农业产出和财政农业支出数据，运用var模型和vce模型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总支出对农业经济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二、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结构绩效
结构绩效主要反映不同类型的财政投入对农业产出影响水平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财政对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来反映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贡献。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利用1986—2000年的数据，通过生产函数法计算出财政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弹性分别为0.25、0.36和0.35。李琴等(2008)也进行过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与李焕彰等人有所不同，前者计算出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为0.93，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产出弹性为负值，这些观点与李焕彰、钱忠好(2004)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弹性为负而农业科技支出的弹性为正的结论完全相反。王文普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各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业经济存在不利影响，农业基建支出长期产出效应为正但短期效应却为负，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其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都不显著。刘涵(2008)利用多元协整方程对198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构成与农业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与王文普等人恰恰相反，认为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只有农村救济费一项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为负。
财政资金从投入到开始发挥功效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滞后效应的问题。据财政部农业司的估测，“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投入滞延期为3年，“农村救济费”投入滞延期为2年。樊胜根、张林秀等(2002)用调整r2方法，确定农业科技的滞延期为7年、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投入政策研究的滞延期为6年。上述学者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侯安石(2004)根据农业司和樊胜根等人估测的延滞期，对我国1980—2001年各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gdp的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滞后3年期的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滞后6年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滞后7年期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而滞后2年期的农村救济费产出弹性统计上显著为正。何振国(2005)基于199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分别分析了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同时兼顾了财政对农业投入效应的滞后性。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在滞后期限和作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前者的弹性系数总体高于后者。孙文祥等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利用1978—2000年相关数据得到的回归估计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及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上的支出每增加1％，分别可带来第一产业增加值0.7770％(当年)、0.2986％(滞后两年)和0.0916％(滞后两年)的提高，这些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效应的滞后期与何振国的结论基本一致，但弹性数值总体低于后者的分析。
三、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学术界在探讨财政支农绩效时，绝大多数学者将重点都放在了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如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事实上，农业是一个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及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不能忽视其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张元红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幅与自然灾害(以受灾和成灾面积衡量)的变动趋势在多数年份并不一致。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在减缓自然灾害方面的积极作用。从长期发展角度考察，国家的财政支农支持了很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气象等事业的发展，这些都对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侯荣华利用财政对生态建设投入的增减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财政对生态环境的效应。相比之下，侯石安(2005)对财政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研究较为系统。其主要贡献在于结合相关数据度量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对社会效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扶贫、促进农民就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其对生态效益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财政投入与造林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财政投入有利于增加造林面积，但对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的作用不显著。
四、财政对农业投入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显著，各地的财政支农强度和支农资金管理水平客观上也存在差异，进而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运作绩效的横向差异(即地区差异)。胥巍等(2008)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1978～2005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东、西部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财政农业支出，对刺激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都较为重要，而东部地区的长期性政策则更为有效。魏朗(2006)对西部各省财政支农经济效应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西部各省相对稳定，且该贡献率在各省间的差距较小。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众多要素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因素。魏朗(2007)的研究还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的绩效与农业在地区产业竞争上的优势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在农业劣势地区高达63％，位居第一，在农业优势地区仅11％，位居第二。
财政支农绩效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而且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即纵向差异)。孙文祥等(2005)等通过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回归发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效果刚好相反，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长的贡献显著为负，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1％；而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则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高，对农业出增加1％，可使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1.365％。李琴(2006)也认为，地方财政投入的效率较高，其产出弹性为2.04；中央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为负，表明中央财政投入的效率较低，并从信息优势、可能的寻租行为等方面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