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研究篇1
关键词：电力新能源；战略；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业发展对电力能源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电力新能源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就我国目前电力新能源的发展来看，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方面和阻碍因素。探究我国电力新能源的发展战略，分析我国电力新能源的发展现状，提出合理性的电力新能源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电力新能源发展现状探讨
电力作为能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源保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目前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对我国的电力新能源体系进行重组，促进电力新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来说，电力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从电网发展规模上看，各种电力新能源电网数量比较少，规模偏小。只有提供发达的电网技术支持和并网的政策支持，电力新能源的技术才能更好的发展。另外只有提供更高的电网电压，电力新能源产能电力才能更远的发展。
（二）我国目前的风力发电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风力发电的能力和规模也不断提高，随着风力发电规模的扩大，随之出现的是系统调峰调频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系统调峰调频主要依靠煤电，电力新能源的出现对电力系统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系统调峰调频的能力和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太阳能作为一种电力新能源形式，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太阳能作为电力新能源，没有被广大社会人士认识和重视，新能源的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太阳能发展只是为国外企业代工。
二、电力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意义
电力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有这巨大的发展前景，电力新能源的出现不但可以为工业产业提供巨大的动力支持，也会为环境生态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发展电力新能源对于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我国的能源需求量一直都处于世界前列，能源需求在最近几年也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能源结构也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电力新能源作为新兴的能源供给方式，虽然目前不是主流的供给方式，但是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电力新能源在今后有可能成为我国能源供给的主要方式，也可以有效的缓解我国旧的能源模式供应紧张的状态。
（二）有助于节能减排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石化能源为主，石化能源在利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电力新能源的发展，不但可以减少这些废弃物质的排放，也可以减少石化产品的开采量，减少大气污染的程度。
（三）可以保护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以煤炭等取暖，会造成环境污染和雾霾天气。在所有的污染物源头中，电力生产时主要的原因[1]。通过电力新能源的发展，可以极大的满足社会的电力需求，也可以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和减少雾霾天气的出现[2]。电力新能源已经成为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出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电力新能源发展战略探究
针对目前我国在新能源开发以及利用方面的构思以及设想，笔者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了几条发展我国电力新能源的战略。
（一）开发燃煤发电技术。今后我国在发展燃煤发电技术方面应该努力做到主要以高效低排为核心，严格的按照我国的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规章制度进行，同时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而提升本国燃煤发电技术。
（二）大力发展水电。水力发电也是我国发展新能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在实际的水电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的考虑到水电工程建设以及水库移民、周围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对这些因素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发展水电，才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3]。
（三）大力发展核电。根据中国现有的核电技术，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核电产业，要求必须达到规模化应用，保证核电的正常持续运行[4]。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核电科技和产业体系，强化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完善科技与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提高我国核电开发以及利用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就我国现状来看，能源问题越来越突出，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尽管我国在开展电力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但是在实际的电力新能源开发利用中，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注意。为此，我国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研究电力新能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创新电力新能源开发利用策略，为我们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蒋坤云.论电力新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3（02）.
[2]连矗杰，王璐.新时期我国电力新能源产业发展对策分析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11）.
能源行业研究篇2
【关键词】RaS法；内涵能源强度；炼油行业
1.导言
对于行业研究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每五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的时效性较低，对于专家、学者研究国民经济投入产出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宏观或是微观的角度研究能源效率，往往采用能源强度来作为研究的指标或是指标体系之一。而对于能源强度，也只是通过简单使用产值与能源消费的比值来表示，且对于炼油行业的能源强度研究甚少。
炼油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大，且其属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因此对分析其能源强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意义。为了使得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数据更加精确，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及统计资料以尽可能的较为准确的收集数据，为减少数据收集局限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将“炼焦业”从“石油加工、核燃料和炼焦业”部门分离，对国民经济行业部门划分为16部门进行了思考，通过依托于投入产出表得出的内涵能源强度来说明炼油行业的能源效率。
2.国民经济行业部门的划分思考
因所需数据量较大，且获得数据过程较为复杂与不易，因此，为了减少因缺少数据而造成的误差，所以拟先对国民经济部门划分做进一步思考。
在135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炼焦业单独列为一个部门，因此可以将炼焦业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中分离。而对于能源消费总量表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分离炼焦业，则需要通过借助于综合能源平衡表查出炼焦业的消费总量，从而进行分离。经过与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沟通，由于核燃料加工业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中所占比例较小，且因国家安全保密原因，没有单列核燃料加工业的数据，所以无法剔除。因此，本文将“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近似为炼油行业。
根据有如下原因将国民经济行业部门划分16部门：（1）需将炼焦业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中分离；（2）为了保持投入产出表42部门、135部门和能源消费总量表中部门分类的一致性；（3）为了减少数据的处理，所以第三产业中部分低能耗部门合并为其他行业。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例，结合135部门，将42部门合并为16部门，如表1所示。
将135部门合并成16部门，先横向求和，合并成16部门，纵向依然为135部门，即先将中间使用部门合并成16部门，然后再纵向求和，合并成16部门，此时纵向也为16部门，即将中间投入部门合并成16部门。
合并数据采用eXCeL数据表功能进行求和的运算，排除了个别数据的人工输入错误。因此只要部分数据是一致的，则说明合并部门数据的公式是正确的。
将135部门合并成16部门后，将16部门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与42部门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的部分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数据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明合并的方法是正确。
根据直接消耗系数公式：aij=Xij/Xj（式1）[1]可得2007年16部门直接消耗系数表。
3.编制2010年投入产出表
（1）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的编制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40533.6亿元，采矿业增加值为20936.6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为130325.0亿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为9460.6亿元，建筑业增加值为26661.0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596.0亿元，总计为401512.8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69319.8亿元。[2]2010年炼焦业总产值为7557.6345亿元（以焦炭年总产量乘以当年平均价格得出）[3]，通过2007年，炼焦业增加值占“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增加值的比例为0.2704，因此可知，2010年炼焦业增加值为686.8085亿元。中间投入=总投入-增加值。又因文献[4]中制造业增加值为142325.6489亿元，因此，需要通过比值法进行修正。于是可得表2。
（2）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的编制
因无法得到2010年分行业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所以只能根据2007年16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总数的比例为，将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分配到16个部门中。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为186905.3亿元，资本形成总额191690.8亿元，[2]于是可知16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如表3所示。
根据文献[2-5]可得进出口数据，其中，以焦炭进出口数据估算炼焦业的进出口数据（进口58.56亿元，出口1.92亿元）[3]，且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部门中将这部分扣除。经部门合并可得表4。
通过2007年数据，利用比值法，将中间投入与中间使用差额部分进行分配，填入各部门，使得中间使用总和等于中间投入总和。并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出口”合并为最终使用合计。最终使用合计=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出口。于是可得表5。
（3）编制直接消耗系数表
根据RaS法[1]，将2007年16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基期表，上述编制的具有第二、三象限的2010年16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现期表，迭代求解r和s矩阵，经过12次迭代，r和s对角阵近似于单位矩阵，于是可得表6。
根据公式?=ras[1]，r和s为对角阵，a为2007年16部门直接消耗系数。于是可得2010年直接消耗系数表。
（4）编制投入产出表第一象限
根据公式（2.1），已知总投入及直接消耗系数表，可以求得16部门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使用部分，于是可得到投入产出表第一象限。此时，2010年16部门投入产出表编制完成。
4.能源强度
单位产品的能源承载量叫做该产品的能源强度或能源密度[6]。由于基础差异，各国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强度不同，因此在计算部门能源强度时，将整个经济体视为封闭式的经济体，即无能源进出口。
考虑有n个部门的封闭经济生产过程的能源流均衡，其第j部门生产的能耗强度为εj，j=1，…，n，则第j部门生产过程能源流均衡或产品的能源承载原理如图5.1所示[6]。图中xj是考察期第j部门的总产出，其能源承载为εjxj，消耗第i部门的产品xij承载的能源为εixij，直接消耗中间产品的能源承载总量为，投入的初始能源产品总量为ej，earth。均衡关系为
（4-1）式的矩阵形式为；其中是能耗强度系数行向量，右边第一项中的是投入产出中的“中间使用”矩阵：是初始能源投入行向量，其中能源部门的分量为能源投入量（等于产出）、非能源部门的分量为0。注意到表达式，即，其中a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于是得到能源强度的计算公式：
原油的进口量为33955.22万吨标准煤，原油的一次能源生产量为29002.58万吨标准煤，而炼油的投入量为59814.68万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按照生产过程的物质流，进口原油不需要进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而是直接进入“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加工生产过程。在生产的一次能源中，将原煤投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将原油和天然气投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部门，将水电、核电投入“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将进口原油投入“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并将除原油外其他油品的进口、出口、库存量以及生活消费投入到“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于是便可得到表8初始能源分配表。[8]
（2）16部门的内涵能源强度
根据内涵能源强度的计算公式（4-2）可得16部门能源强度表，如表9所示。
5.小结
因数据收集的难度较大，在编制投入产出表时，本文尽量使用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字，尽量根据文献[4]来编制。对于部分数据，虽然进行了修正，但还是会有误差。本文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主要是为计算2010年炼油行业内涵能源强度提供数据依据。
由表9可知，16部门总产值加权平均能源强度为2.2685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最高的是采矿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为10.15吨标准煤，在16部门中降序排名第2位，远高于16部门总产值加权平均能源强度。因此，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为高能耗部门。
注释：
①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全部使用电热当量计算法得出的数据。
参考文献：
[1]钟契夫.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296-3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012.
[3]海关总署数据统计.煤、焦煤等进出口分项数据-览表[eB/oL].http：///publish/portal0/tab44604/，2011.
[4]胡兆光，段炜，肖潇等.基于aRe模型推导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J].能源技术经济，2011，11：8-14.
[5]国民经济核算司.2010年全国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1.1-87.
[6]Bullard.C.andHerendeen，R.a.theenergycostofgoodsandservices.[J]energypolicy.Dec.1975，268-278.
[7]王振全.商品和服务能源承载基本分析方法[R].美国伊利诺伊州：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09.
[8]叶菁.中国出口贸易中内涵能源的估算及分析[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11.
作者简介：
能源行业研究篇3
关键词：钢铁行业；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替代弹性；回弹效应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02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06-05
StudyonChineseironandSteelindustryenergy
ConsumptionfromtheperspectiveofFactor
SubstitutionandReboundeffect
aimingye，LiChengxia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150001）
abstract：BasedonthedataofChineseironandsteelindustryfrom1980to2013，thispaperusestranslogcostfunctiontoconstructthefactorcostshareequations，andmodifiesthemodelbythedynamicleastsquaresmethodtomeasurethesubstitutionbetweeninputfactorsofthesteelindustryandreboundeffectbypriceasymmetry.theresultsareasfollows：selfpriceelasticityofenergyforcapitalisnegative；absolutesubstitutionelasticityandrelativesubstitutionelasticityofcapitalforenergyispositive.theabsolutesubstitutionelasticityofenergyforcapitalislargerthanthatofcapitalforenergy，buttherelativesubstitutionelasticityofcapitalforenergyhasbeenlargerthanthatofenergyforcapitalsince2000.thereboundeffectinChineseironandsteelindustryis95.85%，whichshowsahighlevelofreboundeffectandmeansthatenergysavedbyenergyefficiencyimprovementismostlyoffsetbyreboundeffect.
Keywords：ironandsteelindustry；translogcostfunctions；elasticityofsubstitution；reboundeffect
引言
铁行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能源消费量长期居高不下。2004年中国钢铁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为299亿吨标准煤，全国占比为1518%；到了2014年中国钢铁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为693亿吨标准煤，全国占比达到1628%。能源消费量不仅与生产技术、能源价格有关，还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密不可分。若能源与非能源生产要素存在替代关系，当能源价格提高，能源会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能源需求下降；反之亦反。另一方面，直观上能源效率提高可以降低能源需求，但能效提高所节约的能源会通过新的能源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即产生了“回弹效应”。
对于生产要素间替代或互补关系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研究结果。pindyck对1959～1973年间加拿大进行研究，发现能源与资本呈替代关系，能源与劳动则呈互补关系[1]。而对美国进行研究时却发现能源与资本呈互补关系，能源与劳动呈替代关系[2]。陶小马等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研究表明资本与能源并不存在确定的替代关系，劳动与能源在近期表现为替代关系[3]。鲁成军等估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替代弹性，发现资本与能源之间存在不确定的替代关系，劳动与能源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替代关系[4]。随后张纪凤等发现中国制造业分行业资本与能源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关系，劳动与能源之间呈现Cpe互补，meS替代关系[5]。对于钢铁行业要素间弹性关系的研究较少，董会忠等研究认为中国钢铁工业1985～2006年能源与资本、能源与劳动之间都存在替代关系[6]。
回弹效应的存在使得能源效率提高所节约的能源部分甚至全部被抵消[7]。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回弹效应远高于发达国家。Bentzen估计出美国制造业回弹效应约为24%[8]。Lin等采用中国1981～2009年的数据测算得到中国能源回弹效应为532%[9]。邵帅等对中国整体经济回弹效应进行测算，得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短期和长期的回弹效应分别为2739%和812%[10]。黄纯灿等对中国1980～2012年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测算，结果高达151%，存在着明显的“回火”效应[11]。近几年，林伯强及其团队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得到1980～2012年间中国重工业的能源回弹效应为743%[12]，轻工业为377%[13]，纺织业为2099%[14]，食品业为3439%[15]。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部分是以国民经济或者整个工业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同行业能源消耗具有不同的特点，其节能对策也大不相同。目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钢铁行业要素间替代弹性和回弹效应的分析较为少见。本文选取1980～2013年钢铁行业的数据，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基于替代弹性分析，引入能源价格的非对称性，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钢铁行业要素间替代和回弹分析能源消费，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节能政策建议。
1理论模型推导
11成本份额方程
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灵活，计算替代弹性时比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效果更好[16]，本文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中国钢铁行业要素间替代弹性及回弹效应进行分析。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f（Q，pK，pL，pe），其中pK、pL和pe分别为资本K、劳动L和能源e的价格。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引入反映时间趋势变量t，得到如下形式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lnC=α0+αQlnQ+12γQQ（lnQ）2+∑iδilnQlnpi+∑iαilnpi+12∑i∑jγijlnpilnpj+αtt+12αttt2+∑iβitlnpi+γQttlnQi，j=K，L，e（1）
根据Shephard引理，要素需求函数由成本函数对价格求偏导得到：
xi=Cpii=K，L，e（2）
由要素成本份额Si=pixiC，可得到要素份额方程：
Si=pixiC=piCCpi=lnClnpi=αi+βit+∑jγijlnpj+δilnQi，j=K，L，e
（3）
式（3）构成一个三方程的联立系统，且其参数满足加总约束、同质性约束和对称性约束条件，见式（4）。
∑iαi=1，∑iβi=∑iδi=0（i）
∑iγij=∑jγij=0（ii）
γij=γji（iii）（4）
由于∑iSi=1，去除份~方程中任一方程均不影响弹性的计算结果，本文将L的成本方程剔除，其他要素价格均使用相对价格，即：
p′jt=pjt/pLtj=K，e（5）
份额方程则可重新表述为：
Sit=αi+βit+∑jγijlnp′jt+δilnQt+εiti，j=K，e（6）
12弹性计算
式（6）构成一个联立方程组，利用其参数估计值可进行弹性计算。交叉价格弹性Cpeij反映要素i需求对要素j价格的敏感程度，也称为绝对替代弹性。Cpe>0表明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Cpe
Cpeij=lnxilnpj=rij+SiSj-SiωijSii，j=K，e（7）
morishima替代弹性（meS）反映两种要素比例相对于某种要素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因此也称为相对替代弹性，见式（8）。
meSij=ln（xi/xj）lnpj=Cpeij-Cpejj（8）
相比Cpe，meS描述出要素结合的工程性特征，而不仅仅是要素间的经济性特征[4]。可以根据meS非对称性特点比较meSij和meSji的大小，分析出哪个要素更容易被替代。例如，若要确定在钢铁行业中购买高能效的新设备是否有助于实现节能目标，就需确定当能源价格发生变化后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是否占优于资本价格发生变化后能源对资本的替代。只有当决策者对能源价格的变动敏感性高于资本价格变动时，才能做出投资于高能效机器设备的决策[17]。
13价格非对称条件下的回弹效应
回弹效应主要来源于能源效率提高引致的能源服务价格下降，进而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因此回弹效应与能源价格下跌密切相关[8]。能源原始价格可拆分为历史最高价格、累计历史增量、累计历史减量三部分[18]，由此将能源价格变化的非对称性引入到成本份额方程中：
ln（pe，t）=max[ln（pe，t）]+d[ln（pe，t）]+i[ln（pe，t）]（9）
其中max[ln（pe，t）]，d[ln（pe，t）]，i[ln（pe，t）]序列由式（10）至式（12）得到：
max[ln（pe，t）]=max[ln（pe，1），ln（pe，2），...，ln（pe，t）]（10）
d[ln（pe，t）]=∑tn=1min（0，{max[ln（pe，t-1）]-ln（pe，t-1）}-{max[ln（pe，t）]-ln（pe，t）}（11）
i[ln（pe，t）]=∑tn=1max（0，{max[ln（pe，t-1）]-ln（pe，t-1）}-{max[ln（pe，t）-ln（pe，t）}（12）
要素份额方程中能源价格ln（pe，t）由上述3个分量代替。为避免自由度的过度损失，本文仅在能源份额方程Se中引入ln（pe，t）的分解项。
2数据说明及处理
2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钢铁行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狭义的钢铁行业，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研究区间为198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另一方面引用陈诗一对中国工业分行业的估算数据[19]。1980～2008年工业增加值数据源于陈诗一的数据，2009～2013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进行扩展。钢铁行业的最终能源消费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电力，其消费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得到。三种能源的价格来源于CeiC数据库，并以1990年为基年进行平减，以三种能源消费份额为权重对其价格加权平均得到总体能源价格。1980～2008年资本存量采用陈诗一的数据，利用陈诗一的处理方法将资本存量扩展至2013年。劳动力数量同样采用陈诗一的研究数据和方法，根据相应的统计口径比例，对《中国统计年鉴》钢铁行业中的职工人数扩展至2013年。劳动力价格根据钢铁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采用Cpi对劳动力价格进行平减。
22要素成本份额测算
结合要素份额计算公式（13），可得到要素成本份额的折线图（见图1）。
Si，t=pi，t×xi，t∑ipi，t×xi，ti=K，L，e（13）
从图1可以看出，在1980～2013年间，钢铁行业能源成本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均值为4678%；资本成本份额1980～2000年间在60%上下波动，2000年后呈下降趋势；劳动成本份额在48%～142%区间缓慢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1994年能源和资本份额波动剧烈，这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当年实际利率大幅下降，从而使得资本成本份额大幅下降，能源成本份额则相对大幅上升。
3实证研究
31模型修正
DoLS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解释变量的前置与滞后形式的差分变量，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以及回归变量的内生性问题[20]，因此采用DoLS方法对式（6）进一步修正：
Sit=αi+βit+∑jγijlnp′jt+δilnQt+∑j∑ks=-kφij×Δlnp′jt+s+∑ks=-kφs×ΔlnQt+s+εiti，j=K，e（14）
其中∑j∑ks=-kφij×Δlnp′jt+s和∑ks=-kφs×ΔlnQt+s分别为引入的要素价格、工业增加值前置与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s为变量的前置与滞后期数。本文利用wald检验最终确定变量的引进期数为2，即k=2。式（14）构成一个两方程联立系统。
32Cpe与meS弹性分析
采用SUR方法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在5%置信水平下，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平稳，不存在自相关，正态性假设成立，表明得到的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表2给出了wald约束检验的结果。
根据表1估计结果，结合式（7）和式（8）可得要素的Cpe和meS值，结果见表3。
由表3知，钢铁行业的各要素自价格弹性均为负值，表明要素需求量随要素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与实际情况相符。资本自价格弹性Cpekk和能源自价格弹性Cpeee分别为-02966、-04369，Cpeee>Cpekk，即能源需求对价格的敏感性大于资本需求对价格的敏感性，与国涓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0]，但能源自价格弹性仍偏小。原因分析如下：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能源定价机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进程缓慢，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形成以钢铁行业等重工业为主导的“重型”产业结构，重工业化所形成的能源依赖型产业结构对能源自价格弹性的增长起到消融作用[4]。
资本和能源的Cpe和meS弹性均为正，表明钢铁行业资本与能源都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史红亮等通过1978～2007年间的数据也得到中国钢铁行业能源和资本存在着较高的替代弹性[21]。Cpeek>Cpeke，表明能源对资本的绝对替代大于资本对能源的绝对替代，当资本价格和能源价格同比例升高时，能源对资本的替代高于资本对能源的绝对替代量，这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居高不下。
由图2可知，钢铁行业meSke和meSek在1980～2000年间呈交替性波动，但2000年后meSke逐渐大于meSek，虽然差值不大，但表明决策者对能源的价格变动趋于敏感，愿意通过投资高效设备来实现节能。钢铁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面临着“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的能耗年均降低4%和“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015年相比201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压力，在钢铁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倒逼企业通过增加高能效的新技术、新设备等资本投入来提高能源强度，降低能源消费量。若忽略由于通货膨胀在1994年出现的一次V型波动，从总体来看，资本对能源的替代弹性逐年上升，说明钢铁行业内部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鼓励节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5]。
33价格非对称下的回弹效应分析
为检验能源价格非对称的存在性，本文假设ln（pe，t）所有分解项的系数均相等，即能源的价格非对称不存在，然后通过wald检验进行判别。检验结果p=0000
表4中各种检验均通过，研究具有意义。根据d[ln（pe）]的参数估计值，结合式（8）则可得出钢铁行业的能源回弹效应为9585%，意味着由能源效率提高而节约的能源基本上被回弹效应所抵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钢铁行业的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却一直居高不下。
进一步分析原因如下：（1）中国正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对能源具有强烈的需求，能源效率的提高未能充分满足对能源的需求。在需求未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能效改进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能源消费大幅增加。（2）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小规模的钢铁企业延续着粗放式生产模式，存在大量未被淘汰的无效产能，这些无效产能一旦投入生产，能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3）目前中国能源价格未能完全市场化，而且也未能包含污染等外部成本，致使能源价格无法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信号，粗放式的生产模式导致能源的大量浪费。由于资本的锁定效应，资本设备一旦投入，很难短期内实现高效设备的更换。从成本最小化角度考虑，当能源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对高效设备的更新缺乏动力，反而通过多投入能源来实现产量的增加。
4结论与建议
本文x取1980～2013年钢铁行业的数据，采用包含资本、能源、劳动三要素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构建要素成本份额方程，对钢铁行业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进行了测量，并通过引入价格的非对称性，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对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回弹效应，以解释钢铁行业能源消费居高不下的原因。
通过分析提出如下节能建议：（1）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目前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钢铁行业中的消费比例非常低，在技术可行情况下多增加清洁能源的供给，减少排放的压力。能源供给充足时，能效改善能够真正实现节能。（2）改善钢铁产业结构。目前钢铁行业粗钢产能过剩，而高精及特种钢的生产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应加强钢铁行业技术改进，淘汰落后产能，增加产业集中度并且优化钢铁行业的内部结构，优化产品结构，降低能耗水平。（3）深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坚持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达到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通过比较分析绝对替代弹性可知，2000年后钢铁行业资本对能源的替代略微占优于能源对资本的替代，因此可以推断，当决策者预期市场化改革后能源价格要高于目前的价格水平，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改善落后的生产工艺，使得能源消耗水平得到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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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研究篇4
中国智库的发展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智库的萌芽源自中国古代，盛行于20世纪的西方。在中国古代智库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称呼出现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如养士、军师、谋士、门客、幕僚、谏议大夫、师爷以及翰林院等，均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辅佐领导者决策。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就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新闻媒体“内参”的模式影响过高层决策。1980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智囊机构”，该机构成员通过调研形成的报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而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
进入90年代，另外一些智囊机构开始出现，如之后被整合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若干个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等。同时，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各个中央部委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纷纷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下属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
20世纪90年代之后，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目前已成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国内研究机构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智库型机构2000个左右。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智库机构，属于比较高端的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第二类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党委、政府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地方党委政府的研究室等；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等。此外，行业协会、学会，国有大型企业公司体制的行业研究院以及为数不多的民间研究机构等，也可纳入智库范畴。
与美国等智库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虽然数量庞大，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还为数不多，智库的建设水平和发挥作用的能力还有待于大幅度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因此，提高智库水平、发挥智库作用，强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已成为党和政府越来越明确的共识和要求。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各级各类智库面临着千载难逢的绝好建设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智库的特点
当前，国外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智库研究的触角几乎触及到政府决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智库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美国，智库的政策献言功能不亚于政府的实际决策。西方一些媒体甚至认为，智库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球有5465家智库，其中美国智库有1777家，并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市场和成熟的运行机制。
中国智库发展至今，在专家们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官方智库缺乏独立性、学院智库与社会脱离、民间智库身份尴尬。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扮演者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的是承担了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里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民间智库完全处于市场之中，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由于作为智库产品主要需求方的政府在思想产品采购上很少甚至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处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生存空间狭小。与西方成熟的思想市场机制相比，中国智库还处于计划经济阶段。
王辉耀：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我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是巨大的。中国需要敢提出一定的“储备性政策”、并且具备专业能力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
中国社会因为特殊的国情在决策行政方面长期是相对集中和非公开化的，众多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由一些体制内部门关起门来自我决断。中国现有的几乎所有研究型智囊机构资金来源是政府，研究者有行政级别划分，发出的声音实质为政府内部的先有结论再找论据的自我证明。所以中国学者自己统计中国有超过2000家智库，而按国际通行的标准勉勉强强只被承认有70余家。对比布鲁金斯、兰德等世界上真正的智库，中国智库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中西方智库的差距在哪？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
薛澜：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差距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的质量与国外的一些顶级智库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举一个例子，美国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undation）在里根当政之前曾组织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报告长达1000页，提出了非常完备的建议。里根上台后这个报告马上成为了里根的执政手册。后来据统计，这些建议的三分之二完全都被里根政府采纳了。目前中国的智库在深入、扎实系统研究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就是智库的独立性。目前我们的智库中真正有足够信息，在专业方面有特长的机构大部分还是跟政府部门密切相关的，因此，还是有它的部门局限性。第三，就是我们的智库怎样能够运用现代传媒手段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外的很多的智库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但去影响政府，而且去影响公众，通过影响公众去影响政府，所以从高质量的研究，智库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王辉耀：中国特别缺乏没有利害冲突的、公立的或者中立的智库研究机构。现在中国进入了新的阶段，局面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决策执行得不好，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特别需要这种中立的，或者独立性的机构出来论证这些公共政策。中国智库有时候还缺乏一种前瞻性的、系统性的研究，我们有时候可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老是这种应付式的，而不是一种系统的有准备的。
对于未来中国的智库，该有怎样的期待？
薛澜：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如何完善智库发展所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加强智库的自身建设。两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
首先，在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使相关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同时，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可以针对相关政策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其次，要逐渐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础。
再次，要建立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使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实现其政策影响力。
王辉耀：中国智库的发展会与西方有所区别，包括市场方面，因为国情不同。但在目标和意义上会“殊途同归”，无论中国智库还是西方智库，目的都会是为了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并且因为其专业性，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目前95%的智库是官方智库，并且这些中国思想库所代表的“软实力”与中国综合国力世界有数的地位不相对称，也就是说“软实力”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对智库进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将是必然的。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文化。建议：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按智库本身规律来运作，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就像当年政府引入世界银行项目都有进行招标一样。当官方智库过于行政化，就只会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类似于政府宣传部门，也就无法完成提供“储备性政策”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大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在多数领域允许他们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否则，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中国智库是不可能崛起为能与全球顶尖智库竞争的“大国智库”。
能源电力行业智库的现状如何？
周大地：我国的能源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五类：首先是综合性的政府研究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产业部、国家能源专业咨询委员会，还有国务院参事室其中的能源小组等。这类智库都是部级研究机构，以能源安全、资源环境、国家宏观能源经济与区域能源经济、产业发展、技术政策、供需预测等能源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对国家重大能源政策提出建议。
其次是综合性的行业学会和协会。包括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工程院的能源学部、中国科学院相关能源研究项目组（如863项目、973项目）。此外，还有大量的过去建立在行业和部门下的能源专业协会，如电机工程学会，石油协会、煤炭工业协会等。这类智库对能源政策问题、能源发展战略问题和行业战略发展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其成员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掌握高级技术的专家，二是退休的主管业务的老领导。这类智库对行业情况比较了解，政研结合较好，在能源决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是国有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这类智库过去属于国家一级的科研院和研究院，在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经济预测、研究软件等方面的研究力量都很强。但现在由于行业部门的取消，这些研究院都成了大企业所属，更多地只是对自身行业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定局限。
四是大专院校。这是中国现在重要的能源研究智库系统，包括清华大学的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的中国石油战略研究院。这类大专院校的能源学院和能源专业性大学的研究院，在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方面有着很强的能力，是进行全系统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重要智库力量。
最后是一些nGo组织。包括一些媒体成立的能源研究院，以及一些挂虚名的能源研究机构。这类智库一般名气都很大，很多都是在香港注册的，也想对国家能源政策“发言”，但是实际的研究能力有限，对政策的影响力也有限。
总的来说，中国的能源智库主要以战略性研究为主，对重大的能源问题都能够比较了解且提供决策参考，但由于得到的长期资金支持有限，因此综合实力还相对薄弱。
李英：在能源行业，除了具有政府背景的官方智库之外，大型能源企业智库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还积极参与到了公共政策领域当中。
以电力领域为例，国家电网公司建立了以科技为支撑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以技术为支撑的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以智力为支撑的国网能源研究院。其中，国网能源研究院被视为电网企业的智库，是公司战略与运营管理研究机构。
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研究范畴从电力延伸到能源，从企业发展扩展到行业发展，全面研究国家能源战略，对能源供需、新能源发展、能源转化、节能环保与国际化等问题提供智力支撑。国网能源研究院有8个研究部门。其中，行业研究是从宏观经济和电力之间的关系出发，分行业、分产业、分技术对能源需求、能源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能源领域重大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及相关建议。能源战略规划所是考虑把电力放在整个能源环境里去研究能源和电力的规划。电网综合发展研究所是专门研究电网怎么转型，智能电网发展的问题。新能源所主要研究新能源的经济性，技术发展趋势等方向。企业战略研究所重点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行业改革。管理咨询研究所主要研究企业管理改革问题。财会与审计研究所重点研究企业财务和电价问题。还有一个研发中心是基于组成的一个团队，核心任务是研发清洁能源、智能电网两大决策支持系统，系统研究清洁能源战略怎么实施，如何落实。
电网企业不是一般的企业，作为责任央企的智库也要为政府部门、电力企业、电力用户服务。近几年，国网能源研究院参与《能源法》《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为完善国家能源战略体系、促进能源行业规范发展建言献策；受发改委、能源局、国资委、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委托，对我国经济及能源发展、电价政策、能源财政政策、需求侧管理、中央电力企业布局及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12年以来，《2012年电煤价格走势分析及相关建议》《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对我国能源转型的启示》《印度大面积停电事故相关情况》《2013年我国西北地区“窝电”形势将加剧，亟待加快电力送出通道建设》《进一步降低pm2.5污染的举措与建议》等18篇专报经国家电网公司上报国家有关政府部门，为政府制定能源政策和采取重大管理举措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建议，积极服务能源电力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的能源智库下一步该如何发展？
周大地：在中国，能源智库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智库领域。国家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一年都是两三万亿元，其经济规模之大，与社会生活联系之密切，是其他领域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能源问题牵扯到社会各个方面，不仅是能源系统本身的问题，也牵扯到城市化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涉及部门行业多，因此必须进行综合研究。举个例子，一个大型能源项目，投资几百亿元是很正常的；一个重要能源技术路线，投资上万亿元也是常见的。因此，一个技术路线的变化，可能带来国家几万亿元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决策对智库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能源智库的研究能力要达到一定标准，决策建议要坚持科学性。眼下中国，政治人物不仅是发言人，更是决策人，但是政治领导完全专业化并不实际。在决策过程中，能源智库应充分发挥帮助科学决策的作用。因此，我国能源智库需要加强政策分析能力、技术分析能力、经济分析能力等综合能力的提升。
中国能源智库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方法论上，中国能源智库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是西方经济学为大。而实际上，西方在搞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也不单单依靠一种理论，而是兼顾了经济、社会、环境诸多目标。由此造成了我们的能源智库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比西方能源智库操作起来要更困难。这提醒我国的能源智库，在未来的研究中一定要努力建立适合国情的经济学理论，成为科研的根基。
其次，能源企业的研究机构要有更广阔的视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源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也大大增强，逐渐成为世界型企业。因此，作为能源企业的智囊，应在国际视野与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客观上讲，中石油、中石化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比Bp的研究院差太多，可如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我国能源企业智库的研究能力与影响力，还远没有达到预期。
最后，能源智库要帮助中国能源企业建立自己的文化。当前，大型能源企业除了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之外，还应该关注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世界的能源问题以及中国的能源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我们能源行业要体现出来。这方面，能源智库要帮助中国的能源企业建立自己的新文化。
李英：作为能源企业的智库，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向政府或企业提供经得住考验的战略决策，需要从泛化研究向量化研究转变，这对智库来说是一个挑战。
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需要有理论、模型、方法的支撑，这是能源企业智库能力建设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分析理论、模型工具跟不上，定量分析可能会出现问题，就不一定能够科学客观。另外，还要有比较完整和权威的基础信息。
能源行业研究篇5
一、国外研究现状
1.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活动具有显著影响
Dagenais（1997）以加拿大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指出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的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具体为每一单位的税收优惠，企业研发支出就会增加0.98个单位。
David（2000）等认为，知识创新的高风险性以及不确定性导致了研发支出水平的偏低，因此，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工具是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有效措施之一。
Czarnitzki（2005）同样以加拿大的企业为例进行研究，得出：税收减免对企业研发投入活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产出。
Christofernst、KatharinaRichter（2011）将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研究的变量，通过分析得出，研发投入的补贴、税收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
2.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R&D投入活动无显著影响
mansfield和Switzer（1985）将1981-1983年加拿大的优惠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将税收抵扣和税收扣除作为税收优惠的范围，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55家厂商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激励效应有限，同时在不同企业所形成的激励作用也不相同。
estache和VGaspar（1995）以巴西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边际有效税率模型为基础，得出的结果显示，税收优惠政策所产生的边际效率有限，并指出形成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逃税或税收套利等行为使得效税率下降，使得税收制度发生扭曲。
HallB.H.&J.vanReenen（2000）的研究结论显示，税收激励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成本的方式起到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的作用，但税收优惠政策对相关产业研发投入不会产生挤出效应。
二、国内研究现状
1.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李良（2013）以新能源汽车当前的消费税收研究分析为基础，认为在销售环节，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优惠力度及涵盖范围非常有限，再看保有环节，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汽车的燃油税。
李继从，范小平，吴小聪（2014）以价格政策为视角，阐述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论文以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例，不仅详细阐述了其主要任务，发展态势，更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及相关建议。
乔亮国，李占元（2015）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视角，论述了有关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政策，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过程的税收优惠力度，此外还应改善在新能源汽车购置、使用环节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最后提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2.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经验
马春梅（2011）认真总结并分析研究了外国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其研究主要包含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进行成本减免、投入相当资金支持技术研发、积极推动电动汽车走向市场等，然后分别从国家、地方层面论述并分析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当前发展状况及面临的困境，最后主张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提高技术水平。
何鹏，邹朋，蔡丛（2014）首先论述了国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税收政策，而后与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税收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与上述各国相比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最大，但对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节能汽车补贴力度不够，针对充电设施的安装美国和韩国专门出台了相关的补贴政策，今后我国也应仿照美韩出台专门针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和扶持政策。
王坤（2015）仔细分析并梳理了外国主要是美国和德国有关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并总结出了外国先进经验的政策启示，其中主要有重视财税激励政策的系统性、重视财税政策在电动汽车市场培育初期的推动和支撑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划和制定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3.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活动的影响
李泉，王小雪（2012）将汽车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税负、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合理税收政策的建立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政府补助与企业净利润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支出与企业净利润也呈正相关关系。
林莉，肖圆（2014）以2010年-2013年汽车上市公司的税负现实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税收优惠的范围过窄、税制结构设置不合理、缺少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税种等问题。并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税收政策。
能源行业研究篇6
［关键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绩效；研究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2.16.047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2）16-0080-02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最早来源于美国，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很多企业都丢弃了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而采用了这一种新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经过实践证明，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进一步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理论背景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世界排名中居首，美国为了能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开始研究起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及团队之间的合作等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人力资源管理是提高组织绩效的源泉，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绩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之间的结论却产生了一定分歧，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差异是引起分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基础研究主要可以分成3种。
1．1普遍性理论基础研究
普遍性理论基础研究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比其他实践更有优势，建议任何组织都要采用它，而且它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模式，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的起步阶段一般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1．2权变理论基础研究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主要是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竞争战略默契程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权变理论认为没有存在最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要与组织特性相配合才能体现出它的作用。
1．3完形理论基础研究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完形理论研究对多样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提高组织绩效更加注重，它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多种组合形态，它的形态不是单一的，可以同时存在多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因此，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完形理论基础研究的灵活性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运用。
2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结构模型
人力资源是企业在同行之中利于不败之地的源泉，而所谓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指的是在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系统中，他们具有某种特别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处于企业的重要岗位，担任重要角色。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为企业能够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并针对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整套的有计划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的行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企业的使命和目标，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能更全面地提供人力资源的内在素质和发展的需要，能对组织结构更合理地配置，从而为开发员工的能力和潜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由多种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以企业的使命和责任为起点，对企业员工的职位和心理素质进行分析的模型。企业通过对员工职位的难易程度和重要程度进行分析比较，这样能在工资奖金方面更公平地分配，设计一套比较合理的组织结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还必须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和顾及大局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活动能更全面地进行规划，更好地发挥各项活动的职能作用。
3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3．1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成3个方面：对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组织绩效中是不是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进行了验证；对是不是存在与组织最好的绩效相关的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进行了研究。实践证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确实和组织绩效有密切的关联，能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应该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因为它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从而引发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
3．2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相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单个实践，系统管理实践可以对不同层次的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对组织绩效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会对组织绩效造成影响。这样就引发了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契合效应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相关问题的研究。
3．3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契合效应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
我们对契合这个词的定义主要就是对组织中某些部分的目标要求、结构和组织中的其他部分达到协调。人力资源系统管理的契合效应是指系统管理和组织内外部有关的需要目标和结构达到统一的效果。实践证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只有与组织契合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力资源系统管理只有与组织绩效互相配合才能产生良好影响。
4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结构是否在不同环境中都能普遍适用，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也很复杂，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系统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等都存在很多差异性。因此，要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才不会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进程。对提出的契合效应的研究方法也要不断进步，几乎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契合探讨都只对组织竞争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而忽视了其他的组织特性。在契合效应研究中，要求研究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内部和外部契合效应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要同时进行探讨。另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内部影响机制研究也要展开。
5结束语
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SHRm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实践证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组织绩效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我国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者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结构系统和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因此，这类研究将会是将来人力资源管理者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挖掘人才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能源行业研究篇7
关键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物流企业；组织绩效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093-02
一、研究综述
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中，检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组织绩效的关系机制进行了研究，对模型的实证验证和实证分析得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相比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有限，但这些研究对于中国背景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组织绩效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研究中国背景下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进一步通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对更好的利用和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国外的相关研究。terpstra&Rozell选择员工招聘来源、甄选测验的效度、结构化的甄选程序、认知与能力测验以及加权申请表格等五种甄选活动，探讨其与组织绩效的关联性。研究发现，执行这些甄选活动的完整程度与盈利、盈利成长率以及整体绩效之间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其中比较经典的和有创新的是Huselid的研究，他研究了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和公司的离职率、盈利能力、市场价值的关系。文章对一个968家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指数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指标明显相关。
Becher&Huselid的研究较有影响，他们对员工挑选、员工培训和开发、绩效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该研究严格控制行业、公司规模和销售增长等变量后，发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体系一个标准差的提高，平均每个员工能为组织增加产值4000美元，增加市场价值18000美元。
Delaney&Huselid则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分类成关于员工技能及知识、关于激励的和关于工作结构的三类，并认为这三方面主要影响组织绩效。组织可以通过各种的人力资源活动来提升员工的技能和能力，也可以通过全面的培训及发展方案使现有的员工符合目前及未来的工作需求。然而，如果员工的技能很有用却没有受到好的激励，其工作表现还是会受到限制，组织可以透过许多途径影响到员工的激励，同时，工作的结构也会影响到组织绩效。
2.国内的相关研究。范秀成以62家制造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子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企业运用‘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程度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面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整合的程度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两个假设。
黄攸立和花明将员工队伍特征和影响组织绩效因素这两层中间机制引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研究中。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思路，组织绩效指标包含四个方面：组织财务状况、客户对组织的满意度、组织核心业务流程、组织学习成长和创新能力。在影响组织绩效指标的众多因素中，重点分析了人力成本、组织知识创造力、市场导向这三个因素，并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主要通过影响组织的员工队伍特征而与影响组织绩效指标的三个主要因素发生关系。
张弘、赵曙明通过问卷调查采集中国沪深两市56家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数据，利用相关分析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揭示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积极关联。
以上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制造行业，这可能是因为在制造业企业中有些数据指标，如生产率、次品率等指标比较容易得到客观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行业众多，对少数行业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从研究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基本都是2003年之后出现的，这说明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对于战略人力资源与组织绩效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对于其他行业比如物流行业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物流企业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模式
根据考察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物流企业组织绩效之间关系所遵循的不同逻辑方式，可以把关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物流企业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归结为三种模式，即普遍性模式、权变模式和形态模式。
1.普遍性模式。1995年，Huselid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具有“普遍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普遍性观点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证中最简单的模式，因为它隐含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在不同组织中具有普遍性。普遍性观点认为，一些人力资源实践常常会优于其他人力资源实践，采用这些最佳实践可引起更好的组织绩效，这些实践称为战略人力资源实践。在甄选方面，物流企业可以选择员工招聘的来源、甄选测验的效度、结构化的甄选程序、认知与能力测验以及加权申请表格等五种甄选活动，探讨其与企业组织绩效的关联性。研究执行这些甄选活动的完整程度与物流企业的盈利、盈利增长率以及企业整体绩效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显示甄选活动对于物流企业组织绩效的可能影响。在培训方面，可以分析物流企业的员工培训计划与企业财务绩效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企业的结构化训练与组织绩效间的关联性。在绩效评估和薪酬方面，分析物流企业的绩效薪酬的运用与组织财务绩效的关联性以及其对于经济效率及市场绩效的影响关系。
2.权变模式。权变观点认为，人力资源活动和组织绩效的关系受到组织战略等权变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应当与组织需求一致，结合企业战略、组织的发展阶段等外部因素，才能有效达到组织目标。权变模式方面的研究试图展示人力资源实践如何与不同的战略定位相一致，这些实践又如何与绩效相关联，这显然比普遍性研究模式更为复杂，因为其隐含交互效应，而不是简单线性关系。换句话说，权变理论处理因变量和相关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因为权变变量的不同而不同。该研究方法假定相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将随着关键权变因素水平的不同而变化，而组织战略被认为是主要的权变因素。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外在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探讨战略性人力资源实践对物流企业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时要注意，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必须配合特定的物流企业战略，才会有较佳的组织绩效。我们可以结合物流企业组织战略的激励性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当以下三个条件满足时：（1）物流企业的员工具备管理者所缺乏的知识与技能；（2）员工受到激励而愿意努力地运用这些知识与技能；（3）员工贡献其努力时，组织才能达到企业战略或制造战略。对于物流企业的员工而言，拥有适当的知识与技能和了解其个人在企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上组织对员工的激励，才能造就每位员工有高绩效的表现。
物流企业的组织战略等因素会增加或降低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将与物流企业战略交互作用而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这种研究思路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和物流企业组织绩效之间引入了权变变量（如战略、组织发展阶段等），体现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匹配和管理研究的权变思想，这也是该研究逻辑称为“权变模式”的原因。
3.形态模式。形态模式从系统的观点出发，首先强调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支持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形态，以实现最大化的内部匹配；然后，把这些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相应的战略形态联结起来以实现最大化的外部一致，从而实现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外部匹配。显然，形态研究模式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内部结构特性，它比前两个研究模式更加复杂。
基于形态的思想，可以通过强调物流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支持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形态，来解释企业中的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间是如何达到内部匹配的，进而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为自变量，实证研究物流企业的人力资源系统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那么，在物流行业中，我们可以分出两种类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市场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内部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市场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指从组织外招募、以结果为基础的评估、以个人为基础的薪酬，同时员工的工作保障及参与较低、且工作定义比较广泛；内部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存在内部劳动市场、有很好的训练、绩效评估以行为为基础且会进行反馈以发展员工，会有比较高的工作保障及员工参与，个人的工作内容比较严格定义。我们可以研究这两种具有不同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物流企业与其组织绩效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欧阳丽，等.浅谈知识经济时代物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J].物流与采购研究，2008，(9)：43-45.
[2]Huselid，m.a.theimpact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practicesonturnover，productivity，and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J].
能源行业研究篇8
【关键词】资源整合；农业成长；农业创新
一、背景
农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重要传统行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一次关注了农业领域，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强有力政策目标，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出台各种政策配套措施，如土地确权登记、加快土地流转和政策补贴等，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发展，奠定扎实的农业基础。而在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农业企业是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参与者，农业企业的成长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使得农业领域会出现很多的发展机会，会有很多资本和城市工商业者进入该行业创业，涌现众多的农业相关的创业企业。但对于创业者来说，拥有资源的丰富能否带来良好的创业绩效，一直并未受到一致性的认可，提出了在资源作用到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关键环节—资源整合的角色不能忽视，正因为有些资源经过合理整合，它对企业绩效的效应才得到发挥。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重点研究不同资源视角类型对农业企业的成长绩效的影响关系，探究这一过程。
二、文献回顾
英籍女学者penrose，她在其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最早对企业资源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进行系统理论研究，指出企业是“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企业经过长年的生产经营，积累了许多内部资源和能力，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地挖掘和利用其内部资源的无限过程；基于penrose的观点，wernerfelt在1984年发表的“基于资源的企业观”（aResource—BasedViewoftheFirm）一文正式提出了“资源基础观”一词他将企业视为受自身历史限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并认为与外部环境相比，企业内部拥有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才是保证企业获得经济利润、保持竞争优势进而不断成长的关键，他的研究奠定了资源基础论的基本框架；Barney（1991）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企业可以通过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积累而形成长期且具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但是，并非企业的所有资源都是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只有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完全模仿及无可替代等特征的“异质性”资源才能够给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的研究奠定了资源观理论的基调；此后，Conner，Grant，petaraf，ColliS，amit&Schoemake等学者致于资源基础的企业成长理论不断发展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一理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三、研究模型
企业资源具体形式具有很多种划分方式，但结合本文的研究范围，作者认为对于农业企业来讲，应重点考虑运营资源、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政策资源。运营资源重点指新创建企业所需的生产设备、厂房、土地和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基本上是新创企业所需的准备资源。知识资源是指经营管理知识和行业、专业相关知识，它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具有异质性资源的特点。关系资源指企业或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拥有亲人、朋友、企业相关的客户和供应商、政府、银行等机构的关系。政策资源重点指国家政府层面对于农业企业的各类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等方面的支持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资源，之所以关注政策资源，是因为农业企业是一个弱质的行业，利润微薄，竞争激烈，而且随着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国外很多国家，美国和西欧等都存在着很强的政策扶持身影。近年来，政策资源随着政府的不断加大投入，会在农业企业绩效中的贡献比例进一步得到提升，所以本文选举这一资源要素作为研究。在本文研究中，由于研究的行业领域是农业企业，结合农业企业的特殊性，把资源视角的研究维度，重点划分为运营资源、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政策资源。
而对于农业企业成长绩效研究方面，池泽新（2011）提出了农户收入和为农户带来潜在绩效等指标来研究；杨克斯（2011）在研究龙头农业企业绩效时，采取了潜力指标、财务指标和社会绩效指标；总之，在测量企业成长绩效时，可以综合运用主观绩效指标和客观绩效指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单一指标和多维指标等进行测量。
资源整合是资源基础观延伸出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对于资源与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中，同样起到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的资源整合，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鉴于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性，也为很好地解释资源与企业绩效的内在联系，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提出了资源整合能力作为重要的中间变量来研究资源获取与农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影响。
根据以上讨论提出了本文基于资源视角与农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如图1）。
四、研究结论
经过实证研究得出，首先，得出了知识资源获取与农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性，可以认为知识资源获取对农业企业成长绩效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次，关系资源获取对成长绩效也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说明农业企业在创建初期，很多情况下需要朋友和亲人的帮助和支持，拥有良好的关系资源是新创企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尤其对于我国这种讲究人情关系型的社会，更加凸显关系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关系资源会影响到企业其他资源的获取。随后，农业企业领域内政策资源对于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农业这一领域相对于其他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行业特性，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传统行业，利润空间微薄，高风险性，使得这一行业需要政府的支持。最后，以厂房、设备、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运营资源，对于农业企业成长绩效来讲影响程度较低，这也同样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资源基础观理论，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异质性资源的特点，所以对企业竞争优势与绩效取得贡献作用较弱。
资源整合对资源视角与农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研究中，资源整合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这部分研究与文献中提到的企业能力观，有一定的符合度，资源、能力和企业成长，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需要进行能力的转化，才能作用到企业竞争优势的取得和成长发展，而资源整合在其中伴随了一定过渡中介转化作用，内化为企业能力。
总结得出，对于农业企业成长，不仅要注意关键资源的获取如知识资源、关系资源，而且创业者还应该加强资源整合能力的培养，对于政策资源，企业层面应注重塑造自己的关系网络，政府层面应关注具体扶持政策的落实上，使农业企业真正得到实惠，这样农业企业才可取得良好的成长绩效。
参考文献
[1]penrose，e.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m].oxfordUniversitypress，1959.
[2]Barney，J.B.Strategicfactormarkets：expectations，luck，andbusinessstrategy[J].managementScience，1986，32（10）.
能源行业研究篇9
关键词：柔性管理人力资源柔性化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那种以工作任务为核心的刚性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组织快速发展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个性化管理为核心的柔性管理模式，它是人本管理的一种实践形式。从以制度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到以对人的行为研究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又一次提升。
一、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含义及特征
柔性管理本质上是通过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采用非强制性方式而产生的对员工的潜在说服力，把管理层意志转化成个人自觉的行动。而人力资源的柔性管理是随着时间、外部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反应敏捷、灵活多变的崭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的柔性化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和谐、融洽、协作、灵活、敏捷、韧性”等柔性特征，它更加注重管理软化，以管理的柔性化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适应知识经济激烈竞争的需要。
作为以人为中心、依据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精神氛围进行人格化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柔性管理具有内在的驱动性、影响的持续性、激励的有效性以及迅速的适应性四个特点。雷三容认为，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是依靠上级的发号施令及监管，而是依靠人性解放、权力平等、民主管理，从内心深处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心情舒畅、实现自我、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开拓新业绩。不同于其他管理方式，柔性管理秉承“人本管理”的思想，使员工处于主动状态从内心激发员工的内在潜力，发挥他们奋发向上、创造拼搏的精神，而不是依靠企业外在的制度和权力去实行硬控制。
二、理论回顾
柔性管理，作为一种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引起了企业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有关企业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研究开始起步，至今已在许多领域获得理论与实践的收效。
1.国外研究情况
有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柔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分类。atkinson(1985)将它们区分为财务柔性战略、数量柔性战略、职能柔性战略以及距离柔性战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柔性组织模型所包含的内容。这个模型将员工区分为核心员工、员工和临时雇佣员工。而Sanchez(1987)把以上战略柔性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型，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资源柔性是指人力资源自身拥有的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和工作岗位变化的多种能力和技能；而协调柔性涵盖了企业重新整合人力资源以及调整人力资源战略的能力。SamiKara、BermanKayis、Shaun等人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源柔性分为技能柔性、决策柔性、财务柔性、功能柔性、人员柔性。正如Hendry(1995)所认为的那样，运用部分或全部的柔性战略，可以使一个组织通过调整劳动力成本而提高利润。
也有学者从柔性管理的形式、员工参与度等方面进行研究。treu(1990)认为大部分的欧洲政府采取大量的措施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法也引入了各种形式的柔性。他认为欧洲人力资源柔性管理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法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是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柔性是集体谈判的结果，表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政府法律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作用。GittlemanHorrigan&Joyce(1998)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柔性工作组织不再采用员工有固定的、狭窄的既定角色的传统、层级结构。同年，wright&Snell(1998)的研究发现战略人力资源中的柔性能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奉行战略方案时，可以有选择地掌握企业的人力资源技能和行为储备的程度，同时它们可以被迅速界定、发展和实施，以便人力资源柔性所必需的人力资源活动最大化。而舒尔茨(Suarez)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具有技术、管理等多种能力的综合性人才适应的工作范围比一般员工要广泛得多；较高的员工参与度和富有柔性的工资计划对制造柔性的贡献，竟然大于柔性信息技术的相应贡献。
2.国内研究情况
在对企业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基础研究中，聂会平、王培根、郭毅夫提出了两种人力资源柔性观点，即基于人本观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和基于资源观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从不同视角论述了人力资源柔性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冯德雄将人力资源的柔性管理的特征系统概括为：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励重于控制，务实重于务虚。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所要体现出的和谐、融洽、协作、灵活、敏捷和韧性等。并且认为，实现人力资源柔性化管理，价值观是核心。
对柔性管理的认识上，朱晓辉、凌文检认为，柔性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而柔性管理的关键部分――人力资源管理的柔性化，主要包括领导的授权与员工的全面参与、工作分析的柔性化、员工的培训与发展以及柔性的激励措施。尹丽英、单肃则更加关注实际，提出了柔性培训方式――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设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要使顾客满意，必须具备一批素质高反应灵敏的员工。这就需要对员工进行持续的、全面的培训。人力资源的柔性培训是在尊重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实行的一种灵活培训的方式。胡和兵、王牧野、高丽丽则提出科学健全的刚性管理体系，良好的领导者形象是企业实施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条件，而具体方法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制定柔性的绩效考核指标，采用柔性激励方法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潜能。
三、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关于企业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研究已展开得如火如荼，研究结论应用于实际部分已有显著成效。但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没有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大部分的研究只是集中在零散的柔性管理模式的陈述方面，如柔性员工、弹性工作制等。没有对整体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整体式的描述分析。
二是很少涉及有关以企业战略为导向的方面。但这却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的所有活动都应以企业战略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企业采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时，任何活动都应服从于企业战略的指导，根据战略来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是没有具体化。大多的研究对于柔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分析，可操作性不强。
四是大多还是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
四、未来研究趋势
对于企业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研究，今后不仅要进行定性研究，更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发展和丰富理论知识，更要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际发生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的案例中，对其进行详细描述、解释，以找出可以用来指导企业实践的规律性东西，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李中斌，李文芳.企业人力资源柔性管理研究述评[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17
能源行业研究篇10
关键词：师范生；学业拖延；心理控制源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6-01-08
近年来，心理控制源作为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罗特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首先提出“心理控制源”这一词。罗特将心理控制源定义为：个体对其知、情、意与行为结果之间关系的一种泛化性期待和普遍性预期，不同的个体在面临相同的情境时，对某一行为所导致的特定结果会有不同的期待和预期。
学业拖延是学生在学习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师范生中拖延现象普遍存在，拖延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对个体发展阻碍很大。因此如何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学业拖延问题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田芊、邓士昌等人在对心理控制源两类不同的拖延行为研究中发现：外控性维度对唤起性和回避性拖延有正性的直接影响，而内控性维度对唤起性拖延有负性的直接影响。石轶对师范生的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研究发现，心理控制源对学业拖延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虽然如此，但也有些研究者发现控制源与学业拖延无关。目前国内外对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者认为学业拖延与心理控制源存在相关且显著；而有的研究者则发现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西师范大学、忻州师范学院两所院校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546份问卷，回收率为94.1%，将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后，筛选出无效问卷16份，剩余有效问卷530份。
2.研究工具
（1）师范生学业拖延问卷。西南大学赵婉黎编制的学业拖延问卷，共19项，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延迟行动、完成不佳与计划不足。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0.94，同质信度为0.95，重测信度为0.88，可用于调查研究。
（2）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采用莱文森1981年编制量表。共24道题，含三个分量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量表、机遇量表。每个分量表各含8个条目，评分“很不同意（-3）”至“很同意（3）”该量表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62、0.66及0.64，重测信度为0.60～0.79。因此可以用于本研究。
3.统计分析
使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了解心理控制源三个维度与师范生学业拖延总体及其三个维度的关系，采用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三个维度与学业拖延的总分及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较高且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内控性与学业拖延及其三个维度均呈负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内控性的人，其学业拖延程度越低，他们相信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者；而有势力他人维度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各维度及总分间存在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把行为结果归因于机遇、命运、奖励、权势等外在因素的人，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
三、讨论
本文通过对师范生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发现，师范生心理控制源的每个维度与学业拖延均显著相关，内控性维度与学业拖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有势力他人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越是内控性的人，其学业拖延程度越低；而有势力他人维度和机遇维度与学业拖延各维度及总分间存在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越是相信外在力量的人，其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其他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大，这表明外控性的人常寄希望于他人和外在力量，在学业上也寄希望于他人，他们会认为通过抄袭别人的作业也能够得到同样的高分，便会放弃努力。学业拖延得分较高的人更相信外部的因素诸如有势力他人、机遇对他们的生活、学习起决定作用，会导致他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会放弃努力，用拖延行为来缓解个人的焦虑，长此以往，便会恶性循环，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鼓励学生树立良好的内控性，要相信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才是克服困难的关键。心理控制源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对于那些相信命运天定、依靠他人的人，内控倾向的个体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力和个性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校和个人应注重个人的内控性的发展，只有具有内控能力的人才能走向最终的成功。
四、建议
如何克服拖延毛病？首先学生必须从自身入手，学校、教师再起督促引导。这就要求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能治疗自己的拖延症的方法。笔者认为，要想治疗拖延症有以下方法可供高校生参考。
第一，把一个大目标分成几个小的目标，这样会增大个人获得成就感的频率；给那些小的目标也设定最后期限，也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第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关掉现代化的娱乐电子设备，比如手机、网络等，在安静的学习环境中而不是吵闹的茶餐厅学习。
第三，养成做好某件事情的好习惯，以避免做无用功。研究者发现，一个任务需要决定的次数越多，拖延情况就越严重。基于此，学生可以根据日历来制订学习计划，并遵照日历学习计划来安排工作进度并严格执行，让做事实现“自动化”。
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使用问卷法初步探讨了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由于笔者研究能力有限和受时间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一，对心理控制源与学业拖延的研究仅从性别、年级、学科等几个方面来进行，但并未对学业拖延的原因进行分析，仅仅就收集到的资料和生活经验对学生的学业拖延的可能性原因进行了阐述，而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学生的学业拖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问卷调查的被试者全部来自山西省的两所师范院校，且样本所含的专业也不全面，研究方法、样本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推广性，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
第三，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均为自我报告法（问卷调查），由于自我报告法的局限，使被试者在受测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因而产生谎报的情况。因此，为了改正这个缺点，研究者可以在使用该方法的同时结合其他研究方法来进行。目前对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的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心理控制源与学生焦虑、未来职业规划研究上，今后应继续拓展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永红.大学生心理控制源和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2003，26（3）：568.
[2]米豆豆，郑莉君.学业拖延研究述评[J].社会心理科学，2012，（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