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1
关键词：“三农”问题;财政政策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要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发展城乡经济意味着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民、农业。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农村不实现小康，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显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近些年来，“三农”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不断加剧。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使农村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挤压，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业对GDp的贡献也不断下降。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关注，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更好地改进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以下我们将具体探讨“三农”问题的表现现状以及解决该问题的财政政策。
二、“三农”问题存在的原因探析
首先，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以及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是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主要原因。80年代初期为了加快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在资源极端有限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城乡分治”的财政政策，因此很多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己解决，经过20多年的发展导致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外，在农村基层政府单位里面，县乡两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也是农村发展滞后的一个因素。例如以义务教育经费为例，目前绝大部分都是由乡镇负担，上级财政如县财政和省财政负担的很少。而事实上基层部门在财权集中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财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典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情况。
其次，长期以来政府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城乡区别”对待也是“三农”问题形成的一个根源。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城乡分割，就是实行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户籍制度，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现在城乡分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城乡两种公共服务体系，农民享受不到国家的公共服务，城里人生活、医疗、教育、养老都有保障，国家的政策仅是考虑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很少，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另一个方面是掠夺农业的政策。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基础就是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工业体系，积累来自农业。如何把积累拿到工业上来，靠的是价格“剪刀差”，即农产品价格几十年不变，工业产品价格逐步上涨。
最后，我们还发现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支农的绝对数值在增长，然而其投入的相对比例却是在减少的。有数据显示，1985年以前我国财政支农的比例在10％以上，进入2000年后我国财政的支农比例则基本维持在7％左右。而且，在这些政府财政支农的资金中70％以上是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人员开支所需，用于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还没有能够超过3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业科技投入还没有能够达到1％以上的水平，这些比较鲜明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三、当今我国“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现状
1.在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我国财政在农村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具体包括农村水利的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预告等。这些公共产品原则上是由乡镇政府提供，但这两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各地的展开，乡镇政府失去了制度外资金的补充，财力更加拮据，有些乡镇财政连正常运转都出现了问题，更是无力提供公共产品了。由于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而制度外资金的投入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有效的激励，导致了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2.农村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工作做得还不到位
在我国城市里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方面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农村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制度的保障程度极低，虽然我国财政近些年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整体而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不完全、水平还是有待进一步提高。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目标是到2005年农村覆盖范围达到20％，2006年达到40％，2008年在全国基本普及。而事实上截止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还是没有达到基本覆盖的水平，当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发现并且进一步贯彻执行。
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较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空间不大
当前我国的很多省份仍然有很多剩余劳动的需要转移，尤其是一些农业大省，剩余劳动力多达几千万。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创造许多基层的工作岗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需要我们树立长远的意识。此外，我们发现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为9.0％，而十年后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却没有十年前的高。这个数据说明虽然我们财政做了很大贡献，效果却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因此，对于农民收入的严峻性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4.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没有大提高，生产成本投入比较高
当今社会虽然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已经很成熟了，农业生产的培植技术等也有很大提高，然而在我国有些地方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多农业生产仍然采用比较原始简单的生产方式。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比如节水灌溉技术等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农民的知识水平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新技术农业的发展，导致了我国有些地方农业生产投入成本高，利润水平却不高的现状。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政策探析
1.财政应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力度有在增加，然而从整体上来说，财政支农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要提高认识将财政支农的行动更多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地方基层政府人员更应该把这项工作当成重中之重。此外，在注重财政支农绝对量增加的同时，也要优化财政支农的结构，严格控制各种事业费用的支出。要能尽量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起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会比较好。总之，要使得财政支农的支出在绝对量上和相对量上都要有大的提高，做到确实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和效益。
2.财政应该尽力扶植发展乡镇企业的壮大
我国有8亿多的农民在农村，因此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转移成为当前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乡镇企业一直以来是有效吸纳农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尽管目前很多地方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甚至出现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下降，然而其对农民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还在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大力扶植发展乡镇企业。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乡镇企业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企业只有40多万家，所创造的产值只占乡镇集体工业的1/4左右，大约占农产品总产值20％。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要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业，逐步形成种养加、产销供一条龙服务。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强化现代农业的设施装备和科技水平
一方面中央财政应该支持地方财政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实施节水灌溉及配套工程，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辐射周边农村的功能，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此外，还应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启动农业行业科研专项，着力扶持对现代农业建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技术研发。
4.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管理
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管理都比较分散，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集中使用资金解决问题的效果。因此，作为县一级的财政部门应该统一预算管理，统一整合支农资金，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加强监督管理，争取将每一分钱的支农资金都要用在刀刃上。另外，应该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有侧重点地使用和调整财政支农的支出方式针对不同的支农项目和具体目标，采用直接投入、财政补贴、投资入股、配套投入、招标采购等不同的资金拨付、投入和使用方式，争取使得有限的支农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5.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国农村的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当前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昂贵是如今全国农村存在的普遍现象，我国的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而我国七层以上的人口是农村居民，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社会保障重点肯定是在农村。只有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真正解决好了，我国的农村贫困问题才算解决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更应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农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水平，给我国广大的农民以国民待遇。
参考文献：
[1]李萍.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财政对策[J].财会研究，2007(6).
[2]邢波.关于解决“三农”问题财政政策的评价及其建议[J].甘肃农业，2007(5).
[3]许宗凤.我国“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08(4).
[4]苏明.国家财政“三农”支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08(31).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2
一、健全制度，规范农村工作。
注重和加强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建设，全县各镇要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要依据《黑龙江省条例》全省农委系统逐级上访、分级受理暂行办法》荼岗位责任制》全省农委系统领导接待日制度》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工作后进单位重点管理暂行办法》文明接待制度》等法律、法规、规定，健全相应的农村制度。明确“逐级上访、分级受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原则，形成依法解决农村问题的良好局面。
二、组建仲裁机构，建立管理新机制
迅速启动农村土地“三级管理、两级仲裁”的管理机制，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依法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要相继组建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由县农委、经管总站、司法局有关人员组成；组建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由各镇政府、经管中心、司法所等有关人员组成；组织县、镇仲裁员进行一次培训。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应由县经管总站、镇经管服务中心、村土地管理小组三级管理。
三、严格执行政策，确保落实好“三包一保”责任制
工作的基本原则。处理农村土地问题时，坚持按法律、法规、政策处理农村土地问题。要牢固树立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坚持按党在农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回答和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时，要严格按政策办事，对在政策范围内能够解决的土著居民地纠纷问题，要尽快给予解决对政策把握不准的要逐级向上请示汇报，正确解读政策，防止执行政策出现偏差。因此，各镇要成立处理土地矛盾纠纷领导小组，由书记或镇长担任组长，确定一名副职领导具体负责，其它领导负责包片，实行领导包案件、包查办、包结案、保稳定的三包一保”责任制，镇干部负责包村。处理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每一起事件，都应当根据《黑龙江省条例》和《东宁县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工作流程》进行处理，都要有详细的笔录档案，要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并在三十日内为人出具《处理决定书》如过期不处理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县农村土地纠纷化解工作小组在受理上访土地矛盾纠纷案件时，必须让上访人出具镇级《处理决定书》并在三十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给人出具《复查意见书》如没有镇级出具的处理决定书》原则上应将其退回所在镇重新处理。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3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一、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好文件精神，执行好相关政策，保证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真正、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问题。对农民来说，自是最大、最切实的民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
(四)农民民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二、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深入研究"三农"问题，便不能不触及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关系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三是土地有偿流转受到诸多限制。
总的来说，现有土地制度无论从产权界定还是从流转经营上都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的空间，解决不好农民进一步致富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如何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赋予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应有权利。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是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实行土地私有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探讨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如何实现其相应的权益。近年来有些地方探讨实行的"土地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下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分享的有益尝试。
其次，进一步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流转权，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承认土地承包权带来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是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基础。因此，应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确定承包期限内允许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特别鼓励农民把土地租给企业主，由企业主租赁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民也由此变为"地主"，既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给企业主打工，成为企业员工，也可以进入城镇从事新的工作，变农民为城镇居民，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对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合理的土地使用价格，将改变乡镇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农村土地的状况，促进乡镇企业向城镇合理聚集。出让土地经营权获得综合收益如果大于农民的耕作收益，也将对农民出让承包地产生压力和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最后，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对我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仍然是最大的生存保障。如果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土地流转便很难得以顺利推进。因此，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应把农民的生活保障考虑进来，探索一种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机制，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
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4
“三农”;农业产业化;土地制度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analysis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e,Countryandpeasants”inHuayantown——investigationReportofSocietypracticeinthesummer
LiFeng(SchoolofmaterialScienceandengineering,Chongqinginstituteoftechnology)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problemsof“agriculcure,Countryandpeasants”wereconcerned.ByadvertisementandinvestigationinHuayantown,thepresentsituationofthecountryandhowtoputintopracticeofthepliciesrelatedto“agriculture,Countryandpeasants”wereknownindepth.thispaperputsforwardsomenewviewpointsandmeasuresforresolvingtheproblemsof“agriculture,Countryandpeasants”.
[Keywords]:“agriculture,Countryandpeasants”;industrializationofagriculcure;innovationoflandsystem;surpluslaborforceinthecountryside;fullemployment;Huayantown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利用2004年暑期“三下乡”，笔者作为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来到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进行“三农”政策的宣传、有关“三农”的问卷调查。通过宣传与调查，笔者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华岩镇的具体情况，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与措施。
1华岩镇(中梁山街道)概况
1.1地理位置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中梁山街道)位于中梁山以东，重庆市主城区西部近郊，东、南与大渡口区相连，西为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北与沙坪坝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区接界。境内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B区。辖区面积53.4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158亩。
1.2行政区划与人口
行政村社区居委会农业常住人口城乡总户数
14个8个24701人29153户
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非农业常住人口
101个115个67339人
(表一)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
33.29亿元12553718元3150元8287元33.98%
工农业总收入财政税收招商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农转非人数
32.58亿元5956万元2.23亿元107528万元7942人
(表二)
注：表一、二均为2004年初统计数据(2003年的情况)由表一中数据可以看出，2003年整个华岩镇农业常住人口为24701人，总人口为92040人，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为26.837%。由表二中数据可以知道，华岩镇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315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287元，两者相差5137元，相差率为163.079%。
2华岩镇“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我们在华岩镇中梁山街道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我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发现，华岩的广大群众非常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农”的政策，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了解“三农”，有的甚至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三农”。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华岩镇政府在有关“三农”政策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宣传，但比较少，大部分农民对“三农”还了解的比较少，他们仅仅知道一点，他们了解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一些宣传媒体。他们认为这样面对面的交流与讲解对他们了解“三农”效果很好，他们很希望以后这样的宣传能够多一些。正如宣传现场的一位老大爷对我们说的：“感谢上面(中央)对我们农民的关心，也感谢你们重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为我们送来了‘三农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些!”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在宣传“三农”政策的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B农业特产税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B支持C我不在意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第2题第3题第4题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
623663.265%722673.469%5610248214521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华岩镇，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华岩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华岩镇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笔者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3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4)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
1)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培育他们竞争意识，增强他们的就业后劲。
2)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积极发展我国农业的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
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恢复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建立健全多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从而使得农民的意见和想法、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可以有通畅的反映渠道，不至于造成决策的迟缓和失误。同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能够增强农民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抵抗来自于各方面的侵犯农民权益的能力。
3.4引导农民，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要发展乡镇企业，就要涉及到一个征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华岩镇是存在着的，而且还比较激烈)。然而，在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地主所有制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朋友好不容易才分到了土地，现在又要从他们手中拿走，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而且，发展乡镇企业，农民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可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加的好?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们都在怀疑，都不敢过分的相信，也就不敢轻易地放弃手中的土地。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做大量的工作，通过宣传，引导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发展乡镇企业的好处多多，将会对他们更有利，他们的日子将会过的更好。
3.5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序进行。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3.5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然后迅速传入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运作对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久已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新，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农业产业化。那么到底如何来实行农业产业化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根据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想法。1)大力发展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内联千家万户，外联国内外市场，它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建立起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够带动一种或多种农产品的综合开发。可谓“龙头兴，则产业兴”!2)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资源潜力，开发市场需求旺盛、前景好且有继续开发潜力的产业。3)加强农产品商品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实行“围绕龙头建基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的基本方针，切实保证在农业产业化中起基础作用的“商品批量供给大本营”的建设。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5
对区六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2号委员提案的答复__委员：您提出的关于如何建设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与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中央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以来，农民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做好农业工作，“三农”问题是核心，围绕“三农”问题，__区做了以下工作：一、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深入贯彻中央及省委有关“三农”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执政为民重“三农”。努力提高各级干部的执政水平和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本领，自觉地把重中之重落实到中央制定的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决策、战略谋划、工作布置上。克服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现象，站在执政为民的高度情系“三农”、谋划“三农”、服务“三农”。形成支持农业，关爱农民，服务农村的最大合力和良好氛围。（二）以人为本谋“三农”。首先明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民素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主发展能力。（三）统筹规划新“三农”。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方略，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着重探索如何建立市场导向机制，强化政府补贴机制，完善投入增长机制，形成产业延伸机制，构建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等。一是要在结构调整上下功夫。重点是重视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调整好，要把农业调优，工业调强，服务业调快。农业要本着“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往精品农业上调;工业要围绕市场，往龙头企业上调；服务业要发挥比较优势，往特色上调。二是要在整体规划上下功夫，利用全市整体规划调整的时机，抓好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养殖园区的规划审批工作，搞好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三是在加强基础设施上下功夫，抓好今年1号文件提出的“六小工程”，村级公路建设，荒沟、荒山治理工作。（四）求真务实抓“三农”。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谋利益。二、积极争取各方资金，加大公共事业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区委区政府及所属相关部门本着落实“五跑”的精神，努力抓好政策资金和特殊专项资金的争取工作。近年来，通过积极争取国家资金的投入，在__和__两个乡镇、十几个村已经建设和正在施工人畜饮水井13眼，广大农民喝上了放心水，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引用水短缺以及水源污染村镇的人畜饮水安全问题。过去的两年，我区合理有效利用国债资金做好农村水泥路建设工作，20__年全区完成投资2488万元，建设水泥路70.5公里，20__年完成投资1791万元，建设水泥路58.8公里。预计经过今年的最后努力，我区将彻底完成农村水泥路“村村通”目标。为方便人们出行，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发展农村经济，提供更有利的物质保障。20__年，我区先后申报了梨树河治理以及建新拦河闸岁修工程等农村水利项目。除此之外，__区农村户用沼气建设项目正在运作和建设当中，该项目建成后，将在__镇和__乡两个乡镇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700个，每年可节约取暖煤350吨，节约薪柴854万公斤，每年积造沼气肥2.8万吨，减少化肥用量170吨，新增净效益145万元。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将焕然一新，同时也加快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大量生产无公害及绿色有机农产品，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三、加大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多方位增加农民收入：1、在提高农民素质上下功夫。利用现有的政策加大培训工作力度，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一是抓好实用技术的培训。二是抓好科学技术的培训。三是根据市场的预测和需求，抓好劳务输出工种的培训。四是特种行业需求工种的培训。2、在农民增收上下功夫，一是落实政策促增收，做好“一免三补”工作，让中央的富民政策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二是优化结构促增收，坚持“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地域优势。三是创新组织促增收，多建立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专业协会和农民组织，真正能够整合农业资源，组织好松散的生产状态，解决小生产，小流通，小资本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真正起到组织农民，面对农民，服务农民，致富农民的作用。四是依靠科技促增收，增强农民科技致富意识，加大对农业科技扶持力度。五是依托市场促增收，紧盯市场，根据市场需要调节生产。3、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上下功夫，要本着“引导不参与”多协调、多指导和多服务的原则，搞好全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发展二、三产业来吸纳农民，靠兴办私营经济、发展服务业、畜牧业、特产业，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通过拓展国际劳务输出渠道，促进劳动力向境外转移。四、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建立和完善人才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人才服务“三农”工作力度，做大做强我区优势农业产业，及时解决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活难题，促进人才科技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开展“人才服务110”活动。（一）首先成立组织机构、组建服务队伍，建立健全三级人才快速服务网络:1、设立区人才快速服务指挥中心。2、乡镇设立人才快速服务指挥中心和人才快速服务网点。3、村设人才服务站。（二）“人才服务110”活动，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措施。活动的深入开展，将为农民提供更加快捷、全面、丰富的服务。1、解答农民政策咨询和法律咨询，做到有问必答。同时要认真做好对农民的政策宣传、法律宣传咨询和引导工作，使农民群众及时了解政策，全面掌握政策，充分利用政策，发挥政策优势。2、组织技术服务人员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针对农民所提出问题采用课堂讲座、田头地边式地讲解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解答农民在生产中所遇到问题，使农民尽快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解决农民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结合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提供水稻、果蔬、绿色有机品种、高产栽培技术以及各种肥料、农药使用和技术指导。4、提供禽畜、水产养殖技术以及无公害药物使用和技术指导。5、强化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积极发挥中介组织在组织农民、对接市场、拉动销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订单农业，不断拓宽农产品出境渠道，增加本土农产品在市场所占份额。努力协调银信部门帮助群众解决发展生产所需资金难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营造良好的生产资料供应环境，确保数量充足、质优价廉。6、加大在产业链条上建立新经济组织的力度，不断增加数量，扩大规模，完善管理，为农民生产提供周到细致的产业化服务。进一步采取措施，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闯市场，抵御市场风险。要积极建立龙头企业基地新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__局20__年4月18日主管领导签字：单位负责人签字：联系电话：抄送：区政协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6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7
近年来，博州党委、政府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基层各乡镇建立领导班子议事规则，重大决策、人事任免、项目实施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一般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实施情况及时向群众公开。一些村建立两委班子联席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制度。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乡用”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实现了县级财政主管部门对乡镇财政收支行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村级财务实行“村财乡管村用”，村上发生财务票据一般经过“六审会签”才能报销。乡村两级对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实行逐级申报审核制和公示制，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确保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农户。目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退耕还林补助、退牧还草补助、抗震安居工程补助、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补助、农村低保等支农惠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仅XX年，全州共向农民兑付各类惠农资金1亿多元。但也要看到，当前城乡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仍不健全，因集体资产处置、违规违法用地等损害农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广大农村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引导农村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维护稳定的能力，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农村存在的矛盾纠纷，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的现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党的政策教育，促进农村党员干部提高执行政策的意识和能力，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决策部署上来;及时跟进中央、自治区作出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纪律，保证农村改革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协调各方，从五个方面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健全一个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整合各部门的力量，形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联席会议由州纪委负主要责任，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召集和指导各成员单位及时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认真查处损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违纪案件。定期分析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拓宽思路，在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上做文章。各成员单位必须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的分工任务，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强沟通联系，遇到政策性问题应及时提交联席会议研究讨论，重要问题报州党委、州政府审定。
运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教育与制度手段。结合农村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反腐倡廉教育。以乡镇、村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站所负责人为重点，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妥善解决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廉政文化进农村、进家庭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弘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大力宣传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基层干部，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等载体的作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以《决定》提出各项制度为基础，逐步建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工作机制、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制度，重点完善乡镇、村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等制度，健全农村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出让等管理制度，对农村集体土地、滩涂、水面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公开竞价和招标投标制度。制定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包括基层站所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规定和行为规范。
要把健全制度同严格管理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二是要运用监督与惩治手段。要切实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坚持和完善乡镇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制度、村党员大会制度，党组织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健全乡镇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执行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制度、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制度，推行村干部勤廉双述、村民询问质询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开展对乡镇党委、政府和基层站所、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各级纪委要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违法违纪以及损害农民利益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检查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采取诫勉谈话、信访通知书、函询等形式进行纠正，力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民主决策。乡镇领导班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完善公开听证制度。村队要建立健全《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制度》，完善“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制度，严格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二是民主理财。全面推行农村会计服务制度，实现“乡财县管乡用”、“村财乡管村用”；加快推行乡镇、村级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积极探索农村财务引入第三方监督的实现形式。三是民主监督。要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农村基层站所办事公开和党务公开。通过设立村民意见栏和意见办理反馈栏等方式，把公开工作由有限公开、办理结果公开向全方位、全过程公开延伸。积极推广村民代表和群众质询、评议等深化村务公开的做法。
加强四项工作。一是加强农村基层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要把构建农村基层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紧紧围绕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起思想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乡镇党委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一手抓，积极开展责任制向村一级延伸工作。三是加强对中央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执法监察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社会事业支持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扶贫救灾、生活救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落实和管理情况等。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按照透明、规范的程序安排支农资金，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通过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中央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落实到位。四是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要结合实际，从落实政策、执行公务、办事公开、民主决策、财务管理、民主选举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基层干部的从政行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农村党员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自觉遵循党的农村工作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8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地区；“三农”问题；政治支撑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045-05
党的十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需要经济支持、社会支持、文化支撑和政治支撑，其中，经济支持是基础，社会支持和文化支撑是必要条件，政治支撑是前提。研究解决“三农”问题进程中的政治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
（一）“三农”问题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
民以食为天，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我国是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解决国内吃饭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工业化、城镇化。
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年总产量从2003年的4307亿公斤增长到2011年的5712亿公斤，年均增产175亿公斤，创下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八连增”。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成就，更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近几年来，受人口绝对增长、消费结构变化、农民市民化以及粮食能源化等因素影响，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急剧增长，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供给增长速度，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以上。综合分析，我国粮食虽然连续8年增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据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未来10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40亿公斤。
从确保供给面临的资源条件看，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很大。农业资源短缺、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进步缓慢、生产方式落后、极端气候多发等问题在短期内不仅很难缓解甚至可能趋紧。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二）“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只有农民增收，生活改善，工农联盟才能稳固，国家才能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稳定压倒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求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邓小平曾对此做过专述“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三）“三农”问题是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政治支撑
（一）增强农民谈判能力保护农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把分散和缺乏有机联系的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团结到一个共同的事业中，这是改变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现状，增强其在交易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能力的必然要求。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就有必要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来改变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益。中国9亿农民如果没有直接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在社会结构上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出“三农”困境。
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影响是不平等的，有些利益集团处于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另外的利益集团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足轻重。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政治影响是以不同的权重进入执政者效用函数的。因此，执政者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虑某些强势集团输入的要求和支撑。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某些群体有着特殊的依赖。
（二）打破失衡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
“三农”困境的原因在于二元结构，在于当改革给人民带来公共选择的可能，即出现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政治环境后，不同阶层和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过去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的能力反差，现在转化为影响政策方面的现实差别。原集权体制赋予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及农民的弱势地位，为城乡资源分配以及农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初始制约条件，并在路径依赖上锁定了资源分配方案和政策变化内容的性质。
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管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益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愈来愈不利于农民。
（三）深化农村改革的客观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通过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调整农村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农村上层建筑；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调整工农和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要完成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实现农村改革的目标，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要求政治支撑。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具备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的基本条件
（一）经济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农业基础良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发达，服务业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1年，区域内16城市GDp首次突破8万亿元，其中9个城市GDp总量超过3000亿元，苏州紧追上海步伐迈入GDp“万亿俱乐部”。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19亿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739亿元。16城市中有10个城市总量超千亿元。2012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GDp总额达到108765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20.9%。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己经具备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的经济条件。
（二）社会文化条件
科教文化发达。区域内集中了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拥有上海、南京、杭州等科教名城和南京、苏州、镇江、扬州、南通、徐州、淮安、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力资源优势显著，文化底蕴深厚，具有率先建成创新型区域的坚实基础。一体化发展基础较好。地域相邻，文化相融，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密切，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交流机制，具备了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的社会文化条件。
根据《意见》和《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将会切实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建立区域文化联动发展协作机制，制定区域文化发展规划。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相对落后地区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整合区域社会事业资源，强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实现省级统筹，积极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率先建立较为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业，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大力培育各类慈善组织。率先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宏观监测机制，努力缩小城乡、地区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加强外来人口服务和管理。改革区域户籍制度，逐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的属地化管理制度。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同等受教育机会。完善和落实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已有较大成绩
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我国城乡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平衡的地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时机和条件较为成熟，已经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先行者。区域总体经济实力雄厚，城镇化水平高，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特殊的优势。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强化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通过单位、企业对口帮扶等途径和资金、项目支持等手段，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率先改革分割城乡的体制机制，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
据官方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86元，农民纯收入为79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8：1；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88元，农民纯收入为1740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0：1；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677元，农民纯收入为1220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3：1；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550元，农民纯收入为1455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7：1。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收入相对差距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意见》和《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切实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宜居环境。加强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各级各类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的相互衔接。加强分类指导，合理划定功能分区，优化城乡建设空间布局，做好村庄建设规划，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城乡集约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统筹建设城乡供排水、供气、供电、通信、垃圾污水处理和区域性防洪排涝、治污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及湖泊河网水环境整治，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快建成覆盖城乡、方便快捷的公交客运网络和现代商贸物流网络。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把社会事业建设重点转向农村，统筹城乡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优化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提升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财政保障水平，率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
（一）率先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政治导向
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运用国家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
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党派团体到企事业单位，都要从政治高度，提高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观念体系，通过舆论和宣传工具，强化城乡一体化的宣传，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氛围。
（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系统
政治支撑系统是由各种政治支撑力量之间的互动组成的且与政治支撑环境内外进行输入—输出沟通的具有自动适应的系统。政治支撑系统包括政治支撑环境、输入、输出、反馈与持续。
政治支撑系统的环境要素深深地渗透在政治支撑系统之中。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政策是城乡一体化政治支撑系统的产出，也是对城乡一体化环境要求的反应。城乡一体化政治支撑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容易受到城乡一体化环境的影响。环境对政治支撑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撑。政治支撑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环境压力作出反应。要求或支撑输入政治支撑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支撑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支撑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支撑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支撑系统的自身特点。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系统需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环境、输入、输出、反馈与持续系统。
（三）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要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机会
农业政策择定过程的本质是各利益集团利益的平衡。在利益平衡过程中，政策的择定总是偏向强势集团的。特殊的政策环境决定了农业政策择定是内在提出模式。这种内在提出模式体现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但由于农民利益诉求对政策择定影响能力的有限性，在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某些农业政策择定中还比较明显地存在着忽视农民利益的倾向。
扩展农民利益诉求途径、强化农民对农业政策择定的影响能力，不仅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从我国民主政治的实际看，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机会是该尝试之关键。在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机会低的众多因素中，关键因素是我国政治参与制度规则中农民不能代表自己，农民的利益要由非农民代表。所以，改进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安排、让农民代表自己对于提高农民影响农业政策的择定具有根本意义。
（四）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活动能力
农民个人只有通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才能把他们的农业政策诉求充分地反映到政策决策的各个环节，小规模的农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行为决策的能力超过了其他大规模利益集团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利益集团的高组织化程度，提高我国农民对农业政策择定影响能力的前提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学者就已经从民主政治建设、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问题。结合我国农民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托现有的农民经济组织的广泛发展则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比较理想的路径选择。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全可以成为农民表达政策诉求、影响政府农业政策择定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五）城乡一体化的政治支撑要强化法制和监督机制建设
政策趋向和政策手段的择定只是政府维护农业利益的起点，农业集团利益的实现程度还要依赖于政策的执行程度。政府不严格执行已经择定的农业政策的根本原因则是政策执行的监督约束弱化。强化农业政策执行中的监督机制建设已经构成了我国农业政策研究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健全监督法律体系。抓紧修订和尽快出台有关城乡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对城乡一体化投资的监督机构、职责和监督程序、被监督机构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城乡一体化财政投资监督法规的处罚办法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出台关于城乡一体化财政投资监督管理的具体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
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监督职能，加强对城乡一体化投资预算编制的有效性、合理性和预算审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检查。强化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职能，依法对城乡一体化资金投放和使用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在完善财政部门资金管理职能的同时，探索引入非政策执行方和被监督方的行政部门相对独立地参与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由依法享有一定权利的公民、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等，通过多种方式对城乡一体化财政投资从审批立项、投入运作直至最终效益评估进行监督。
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部门共同开展经常性的执法检查，做到查事查人相结合。加强城乡一体化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充实、发展和完善监管内容。协调好各支农政策执行部门的关系，使其切实加强自我监督。进一步发挥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利用其专业技术和行业管理的优势，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监督工作。加强城乡一体化投资政策法规宣传，增强民众参与监督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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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m].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m].
[4]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m].
[5]陈锡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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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志彪.高起点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战略思考[J].现代经济探讨，2012（11）：5-8.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9
关键词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对策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却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也是农民问题[1]。看待“三农问题”,需要既有时间意识,又有空间意识,时间上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发生的巨大变化,空间上,要看到各地贫富差距还很大。
1“三农问题”的成因
1历史原因
一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2]。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三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1.2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一是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二是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三是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四是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五是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六是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七是税费体制不合理。八是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3]。
1.3其他制约因素
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以及农业结构不合理等都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自21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不合理的负担过重以及深层次的体制等问题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市场衔接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2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三农问题”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坚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1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
2.2加快农民享受国民待遇的步伐
我国农村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有待完善,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截然不同。我国在实施全民医保以及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的同时,要加快制定成熟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3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隐形负担依然很大,特别是计划生育、宅基地等问题仍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县,这些问题仍然很严峻。政府应加快各项配套制度的完善,因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费改税等问题,主要还是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4]。另外,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等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2.4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即良种基地的建设、农田水利的投入、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养殖等。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以增加农民收入。
3参考文献
[1]李艳民.三农问题的症结与对策[j].承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24-25.
[2]孟薇.新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j].学理论,2009(24):28-30.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篇10
审计机关积极配合国家“三农”政策以及影响“三农”问题的重大经济决策的落实，明确工作思路，抓住审计重点与主要目标，有能力也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发挥农业审计的作用。根据《规划》和《意见》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具体任务，审计机关应当确立以下工作思路。
一、职责上要抓住审计重点
围绕《规划》、《意见》所确定的新农村建设任务，一些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将陆续制定颁布。适应这种要求，审计机关应当抓住以下审计重点与范围，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是农业投入方面要紧抓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是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审计机关要关注农业投入，要加强财政支农资金审计，促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审计机关要了解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问题，关注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使用；要关注国家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二是农业发展方面要继续开展粮农生产资金及相关补贴审计。新农村建设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为此，审计机关要加强粮食资金审计，监督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关注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政策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资金是否有效使用。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审计机关还要继续关注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从促进资金管理的角度促进国家对农业和农民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要促进对农民实行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关注种粮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到位情况。
三是农村发展方面要全面关注各项农村社会事业相关资金审计。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之一。审计机关要从农村社会事业的多方面开展工作。应当说，审计机关以前对这些工作关注较少。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审计机关应关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贯彻与落实；继续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资金管理与使用；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以及农村学校收费，进一步减轻农民教育负担等问题。农村卫生事业方面，审计机关要关注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促进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的贯彻落实。农村文化事业方面，审计机关要关注各级财政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问题；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审计机关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投入的审计监督；要关注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相关的财政资金管理。
四是农村体制改革方面要深入开展农村税费与农村金融相关专项审计调查。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方面，审计机关的农业审计工作主要有以下任务：在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方面，要关注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关注各级政府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否建立和怎样完善；关注农村学校财务制度改革；关注“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关注乡村债务的清理；关注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在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作用方面，要关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促进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关注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邮政储蓄资金的管理；关注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定位调整中的资金管理；关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目标上要关注资金使用与管理效益
在新农村建设中，审计工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各项“三农”政策的落实。农业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作为“三农”政策的重要内容，评价其使用与管理效益必然是农业审计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结果是农业管理部门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其实现程度是衡量审计工作促进“三农”政策落实情况的重要标志。
由于农业审计所涉及的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银行贷款或贴息等资金使用分散，管理部门多，拨付途径长，对相关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审计机关应紧紧抓住项目和资金两条主线，从立项、资金拨付、管理和使用等环节进行审计，重点查处和反映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问题。具体说，审计机关应分析农业资金调控和管理的有效性，监督有资金安排分配权力的部门，按照批准数额向计划内项目分配资金，不得层层截留抵扣，不得向计划外项目分配资金；监督资金使用单位，厉行节约，加强管理；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各项资金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农民教育，确实将国家安排的资金用于指定的项目，保证实现项目目标。
三、手段上要强调审计与专项审计调查相结合
《意见》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这表明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规划》和《意见》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切实加强领导等多方面，阐述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任务。从这些情况看，审计机关单纯从查错纠弊的角度开展农业审计，单纯从某一方面对“三农”问题所涉及的资金进行审计，不利于厘清“三农”问题的相互关系，发现问题形成的真正根源，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
专项审计调查是审计机关运用审计的方式，对与财政收支有关的事项，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对“三农”问题，审计机关在开展重点审计工作的同时，重视运用专项审计调查手段，从宏观着眼，从更大范围入手，进行调查，通过对众多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调查，了解影响“三农”政策与决策的重要方面，及“三农”政策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有利于审计机关从宏观层面了解“三农”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找准关键问题，提出审计建议，促进宏观农村经济政策贯彻落实。
四、管理上要加强审计机关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