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1
保险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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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补偿制度。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一是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大量的剩余产品可保。如果社会产品只能维持人类最低限度的生活，人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也就谈不到财产保险。二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存在，即有险可保。如房屋被大火焚毁，船舶遇风浪沉没，汽车行驶中发生碰撞、倾复，地震、洪水等破坏性灾害使亿万财富在顷刻之间损毁殆尽等。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防灾消害的能力不断提高，但灾害事故是无法绝对避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稳定，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会不断增加新的危险因素。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生产过程不间断地持续进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的安全以及一旦受损及时得到恢复弥补，也就产生了对财产保险的需要。财产保险通过社会经济互助方式，用分散缴纳保险费的办法来建立保险基金，专门用来补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生活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从经济上解决人们对财产在遭受意外损失后的补偿问题，从而起到保障生产和安定生活的作用。
财产保险的职能和作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而言，职能是事物本质的体现，而作用是职能履行过程中的具体效果。财产保险具有积聚资金组织补偿、防灾防损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就是用分散危险、分摊损失的方法，建立集中的保险基金，补偿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简言之，即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筹集保险基金和组织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内在机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单言筹集资金的职能，则储蓄也有此职能，单言经济补偿职能，则财政、民政也有此职能。财产保险的特色是用建立保险基金的办法来组织经济补偿的，筹集保险基金是经济补偿的手段和条件。没有保险基金的筹集，就无法进行经济补偿，而经济补偿是财产保险的目的和效果，两者相依相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正体现了财产保险的本质
财产保险的基本职能既然是筹集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那么，在补偿损失这点上，社会主义财产保险和酱主义财产保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补偿这一基点所引伸出来的财产保险的作用，则因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等不同而有所差别。1982年2月11日国务院国发（1982）27号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是有利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财产保险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指导、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各部门、各经济单位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遭灾，不仅会造成局部的生产停顿，而且会造成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财产保险对损失的及时补偿，能保证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的正常运转，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国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无论国营、集体还是个体经济，生产和经营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由于灾害事故的客观存在，一旦遭受损失，不但生产经营不能及时恢复，而且对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金的上缴，银行信贷资金的偿还，职工工资奖金的发放，经济合同的履生等都会带来影响。通过财产保险，以支出较少的保险费而求得较大的经济保障，能使企业的经济核算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通过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可以经常研究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总结和研究损失发生的原因，协助投保单位搞好防灾防损，消除发生事故的隐患，从而减少损失，预防和尽可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通过财产保险，不断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在未作偿付款之前可将其提供给国家用于信贷、用于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通过办理涉外财产保险，还能为国家创造外汇资金来源，与国际保险市场建立联系，分散危险、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2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效率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3
关键词：高职；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
本文为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高职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与实践――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收录日期：2014年4月22日
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道路，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培养创新型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最有效模式，各高职院校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保险专业在省示范建设过程中重视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办学活力，实现行业企业与专业建设的互相促进，在区域经济社会与高等职业教育和谐发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实践。目前，金融保险专业已与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订单培养、工学交替、课程开发、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师资培训、技术交流、社会服务、顶岗实习、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了合作，总体来说成绩是显著的。
二、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通过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作模式灵活多样，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达到学校、企业和学生三赢。
（一）重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金融保险专业于2011年末重组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邀请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高管、行业协会及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加入，校企合作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完成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定专业发展规划研究专业调整与建设、研讨课程开发与建设促进教学管理、协调学生实习、实训顶岗与就业、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不定期举行研讨会，就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案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委员们对课程的开设门类、职业素质与能力的构造、校内外实习实训等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重组对金融保险专业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搭建了平台，也有助于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对接。
（二）创办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
1、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成立。2011年11月4日，学院领导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共同为“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揭牌，当两位领导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顿时引起台下一片掌声。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学院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友好合作又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学院创新校企合作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添写了浓重的一笔，更为学院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注入了新的活力。
2、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章程。为明确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规范学院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合作双方起草并通过了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章程。章程由总则、组织机构、工作内容与形式、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经费来源与财务管理、附则六部分内容构成。
3、企业参与课程考核与评价。为了让专业人才培养更加符合企业要求，实现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金融保险专业聘请了紫金保险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及销售部、客服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高管作为金融保险专业兼职教师，参与财产保险、保险基础等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课程教学的部分内容转移到了紫金保险公司实地进行，兼职教师对学生进行了现场教学，并根据学生的实地学习表现提供了考核评价意见。同时，紫金保险公司还接纳了金融保险专业毕业班学生到公司顶岗实习，几位高管还兼任了顶岗实习毕业生的实习指导及论文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习表现提出了考核评价意见。由于紫金保险公司兼职教师在考核评价上更重视对学生工作能力与素质的评价，使金融保险专业借助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这个平台丰富了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更趋全面系统。
4、青年教师到紫金保险挂职锻炼。在校企合作交流过程中，金融保险专业有数名青年教师在紫金保险公司挂职锻炼、实践实习。在实习挂职期间，通过轮岗学习，分别实习了前台业务、销售业务和理赔业务等，提高了自身实践操作能力，提升了教学水平。
5、开设员工培训班。金融保险专业与紫金公司共同开设了两期培训班，开展对紫金保险公司员工的培训，讲授风险与保险、财产保险、汽车保险知识，进行保险营销技能培训，培训后紫金保险员工参加的保险营销从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达100%。
（三）与中国工商银行共建“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2012年11月27日，学院领导、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及淮安分行领导共同为“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揭牌。“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的成立，是双方共青团组织积极探索服务青年大学生的新途径，是为促进青年员工立功建业、帮助青年学生增加实践机会的益事，也是工商银行和我院金融保险专业深化校企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共建“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以来，淮安市工行工作人员多次走进校园为师生宣传金融知识、释疑解惑，免费办理网银、手机银行等业务；金融保险专业的学生也多次赴工商银行城南支行体验金融产品，熟悉岗位流程，提高职业能力；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会为培养优秀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1、校内实训中心建设。近两年来，金融保险专业改扩建了原有的模拟银行、证券实训室、保险实训室等校内实训室，建成了“仿真、集成、开放”的金融实训中心。以金融行业一线操作、客服及营销类岗位作为人才培养定位，本着专业建设服务产业的宗旨，金融实训中心设有银行仿真实训室、银行综合技能实训室、保险仿真实训室、保险综合技能实训室、证券交易实训室等八个实训室，同时在建设规划中的还有理财实训室和货币博览馆。金融实训中心配套了银行柜台综合业务、银行信贷业务、保险综合业务、证券投资业务、银行卡业务、理财规划业务等实训教学软件，充分满足学生职业素养训练、业务流程操作、岗位基本技能和核心技能培养的需要；实训中心充分模拟职场环境、营造职场氛围，实现专业教学过程的“理实一体、学做结合”。金融实训中心同时可用于企业员工培训、继续教育培训、终身学习培训，集成多种功能，是服务社会的基地，是金融保险人才培养的摇篮。
2、强化校外实训基地功能。通过成立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密切了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同时，金融保险专业与中国人寿淮安公司签订了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向中国人寿公司输送即将毕业的学生参加暑期工学结合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中国人寿对金融保险专业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学生也对这样的校企合作内容非常支持，他们说这样的暑期实践既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目前金融保险专业已拥有15家校外实训基地。
（五）工学结合，推进一体化教学改革。一体化教学就是说将工作与学习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室与实训室一体化、课堂与职场环境一体化。在金融保险行业专家的指导下，通过核心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进行工作项目与工作任务分解，形成符合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标准体系，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以职业能力为目标确定教学内容，以典型的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教学项目，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的仿真或真实环境，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金融实训中心的建设，重组教学环境、重设课堂氛围、重设教学评价等，重构课堂教学，全方位改造原有教学情境和场所，将课程教学设置在学做合一的实习实训场所，实训中心充分模拟职场环境、营造职场氛围，实现训练的仿真，教学的一体。以实训室为教学场地，开放课堂，以专题培训的方式请学生走出教室，将操作性很强，如银行柜台业务、产品营销业务、客户服务业务、证券经纪业务、现场查勘业务等，转移到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校外实习基地实地上课，教学做一体化，实现学习和工作零距离结合，切实做到工学交替。
（六）校企合作开发课程。使培养的人才能更吻合金融保险行业企业的需求，通过开展市场调研与邀请金融保险行业企业专家座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明确金融保险专业岗位职业能力，明确行业企业技术标准，课证融通，实现专业课程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并在此基础上，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业务骨干携手共同开发建设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商业银行信贷实务、金融产品营销、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证券投资实务等6门专业核心课程。在校企共建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校企双向使用的项目化教学（培训）教材，教材内容选取金融企业真实业务，反映“理实一体、学做结合”的培养理念。
三、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与实践的主要成效
通过全面校企合作，广泛搭建产学结合的职教平台，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推进办学模式的创新，增强办学活力。
（一）创新了人才培养。根据建设行业特点，金融保险专业创新了“课证融通、工学交替、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此模式下金融保险专业大力推进“双证书”制度，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对接；校企合作发展，工学交替，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开展了分段式教学、仿真模拟实训和任务驱动等教学模式。
（二）课程建设与改革开放见成效。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在充分听取和吸收行业企业专家意见，在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必备的专业应用知识、职业核心能力、职业主要素质，从而确定学习领域课程，构建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课程体系。同时，加强了课程开发与建设力度，与行业企业人员，共同开展课程建设，成果有省级精品课和院级精品课、优质课、达标课等。
（三）教师素质得到提高。利用校企合作平台，按照“能工巧匠进课堂”的要求，初步建立起一支职称、学历、双师、专兼结构合理，教学能力、专业能力、实践能力、职业教育研究能力等全面发展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
（四）实训基地建设多样化。为加强教师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本着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遵循“校内建企、企内建校”的思想，充分利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资源和紫金保险学院优势，整合校内外资源，组建了多模式的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和学习性实训基地。如与紫金保险合作建成保险仿真实训室、与工商银行合作建成银行仿真实训室；在紫金保险、海通证券设立驻企工作站等。
主要参考文献：
［1］丰华涛.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J］.辽宁高职学报，2012.2.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4
一、财政体制与养老保险体制的关系和存在的
1．“条块分割”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有效管理难以形成，基金安全受到威胁。
我国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在转轨时期衍生而来的社保体制上带有明显弊病，社保相关部门各自管理和支配一种基金，不能形成社保基金总体的统筹协调。基金的分散管理，其收、支、余归各部门，可以给部门带来一定的利益，使得部门为了既得利益不愿将基金管理权上交实行统筹协调。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在实践中带来一系统列矛盾：①县、市、省级的统筹和部门统筹，都是局部统筹，容易出现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保险和支付水平结余资金的悬殊差别，使客观上因生产力差距产生的分配不公得不到有力的调节，难以有效地体现社会保险的互济性。②多家分管，自成体系，规范性差并且机构重叠，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增加管理成本费用开支。③监督制约薄弱，结余资金不同程度地存在挪用和浪费现象，出现了用养老保险金谋求部门利益和管理者个人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动用结余资金用于城市建设，甚至盖办公楼、宿舍和从事房地产与证券投资，造成一些投资难以收回的状况，更谈不上保值增值。④极不利于实现社会化管理。由于各部门实行的社会保险的制度、标准、政策不一样，同一保险项目，缴费和待遇水平有较大差异，造成苦乐不均和相互攀比，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化管理制度和方式。
2．养老保险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支付危机。
（1）部门分别管理下的社会保险缴费缺乏硬约束和保障，保险费欠交严重。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主要是采取部门的规章或政府的条例形式，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力量，约束性大打折扣。如有些企业单位采用各种手段逃避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或隐瞒工资总额，或少报在职职工人数，或转移银行账户，少缴或拖欠不缴，甚至以新办企业为理由拒缴，而行政法规往往对上述行为缺乏追究的力量。
（2）低统筹水平下的高替代率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负担。从世界各国来看，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通常不超过60％，也有的国家以缴费年限的长短来决定替代率水平。我国现行养老保障替代率大约平均在80％左右，1999年普调30％的基本工资，对离退休人员提高15％～30％的养老金标准，又把替代率提高到90％左右，这无疑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负担。
（3）转制时期的“老人”和“中人”养老制度变化带来的养老保险债务，加剧了养老保险支付困难。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一部分已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和一部分已参加一定时期工作的中年职工，他们在过去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未能按新制度的缴费规定积累养老基金，其退休后的养老金，将全部或部分地依靠后人的缴费或政府的补助来承担。但是在建立“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制度下，“新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只有社会统筹部分可以充当弥补“老人”和“中人”养老金欠账的财力，而“个人账户”部分如果也用来弥补养老金欠账，只是矛盾后移，同样会出现“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老城市，退休职工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较高，老龄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所承担的养老金支出任务较重，而近几年一些企业的效益滑坡，因需求不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使企业养老金的收缴出现困难，从而造成养老保险的收不抵支。另一种情况是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或者是一些市场不景气的行业如煤炭、纺织行业，因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较差、亏损严重，使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发生困难，而支出负担不能减下来，使养老保险支付困难提前到来。
3．政府财政尚未建立支持养老保险制度的常规渠道。
任何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通常有税收优惠、预算管理、财政补助和财务会计制度管理手段。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着手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虽然政府财政参与了养老保险财务会计制度管理和“收支两条线”管理，但至今尚未出台支持养老保险制度的税收优惠办法和财政补助办法，也未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致财政对包括养老保险收支在内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职能严重缺位；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长期处于县、市、省级地方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上下互不通气，各级收支的真实性如何，结余资金多少，结余资金怎样使用的，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说得清楚；出现了部分地区和行业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状况。面对这种过早出现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财政被迫充当“救火队”，常规渠道尚未形成，应急职能已先启动。中央财政及国家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在无法详细审查各地收不抵支的原因及真实性的情况下，1998年以来连续给予地方上百亿元的养老保险补助。显然这种缺乏审查程序的财政补助，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虚假性。
二、几点建议
1．社保体系中应强调政府财政的支持作用，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国家是保障体系的主要参与和提供者，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近年来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了危机，因此有不少学者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质疑，甚至否定了政府的作用，而一味强调市场在社保体系中的作用。虽然市场在社会保险基金运作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但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现阶段国家还是社保体系的最重要主体（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纯市场行为对于我国很难发挥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社会保障基金体系中应当强调政府的支持。西方市场国家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它是以政府雄厚的财政实力（通常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5％～50％）为基础的。我国尽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较低，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和分配体制的理顺，国家财政实力会逐步增强，用于支持社会保障的支出能力也应逐步增强。
在强调政府财政的支持作用的同时，还要明确政府需要管理的范围，即主要指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障部分。而且统一管理本身也有如何完善管理体制的。如果只强调集中，不同时做好管理，不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更严重的新问题。社会保障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承担，也没必要完全让政府来承担。在由社会解决的部分，在非基本养老保险部分，或者说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养老保险部分，应实行多条腿走路，鼓励开展竞争，并将竞争引向有序的制度化建设。只有政府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2．建立养老保障财政补助制度，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
财政补助也是普遍运用的财政支持手段，几乎所有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都离不开政府财政定期或不定期的补贴，以弥补养老保险收入的不足。之所以要建立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制度，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存在；二是由于人口日益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不断增大。如果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养老保险制度难以渡过支付危机，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
关于养老保险财政补助的资金来源，从国外的情况看，有的国家不论养老保险是否出现债务，总是从政府财政支出中安排固定比例的预算资金充实养老保险基金，有的国家则是在养老保险出现财政亏空时给予临时性补助。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转制阶段，存在巨额隐性债务，弥补这些债务要多渠道筹资：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财政支出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据专家测算，如果连续20～25年每年从财政支出中拿出5％的资金用于养老保险补助，就能基本解决隐性债务的补偿问题。二是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结合起来，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这可以通过产权市场出售、转让部分的国有资产，也可以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出让部分股权或将部分股权收益划出，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发行部分认可债券和，充实养老保险基金。
3．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资金规范的财政预算管理。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要保证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提高对基本养老支出的需要，又不能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选择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将基本养老基金纳入政府的预算管理是为了确保养老基金管理的效率和使用的安全。预算管理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基金预算，将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财务状况放在政府公共预算之外，以基金的形式反映；二是将社会保障资金纳入预算内，同政府其他收支混为一体，政府担负起全部社会保障事业的责任；三是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将一般税收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编制全面的社会保障预算。其中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是把来自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和来自政府公共预算安排的收支合为一体，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结余资金投资及调剂基金的使用情况，体现国家社会保障的总水平，因而它优于其他形式的预算管理。
（1）养老基金的收支管理，包括养老基金筹集和支付的管理。管理内容包括：企业单位筹集的养老保险基金是否及时和足额入库；政府安排的养老保险补助是否到位；养老金支付标准是否符合制度和政策规定。应定期编制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周转计划。
（2）结余基金的投资管理。主要是对养老保险结余基金投资方向和投资预期收益率和可能的风险进行控制，实现保值增值。具体的投资决策应交给基金投资管理机构。有关方面要监督投资运营的过程，防止违规的高风险操作，对结余基金的投向在预算上反映。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5
破产救济是政府建立的对破产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物质生活予以保障，并为其重新就业提供帮助的社会制度。为了减少企业破产造成的社会动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各国均设有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对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失业救济，其二是就业安置，即所谓再就业工程。作为对失业职工的一般社会保障制度，普遍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失业职工，既包括国有企业的失业职工，也包括其他企业的失业职工，既包括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职工，也包括由于其他原因而失业的职工，在适用对象上并无区别，但是，当前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问题更为突出、集中。
为解决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1993年4月12日，国务院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对企业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实施了《失业保险条例》（下称《条例》），《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同时废止。《条例》适用的范围广泛，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均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例》第32条还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这就使我国除农民以外的城镇劳动者都可以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
根据《条例》的规定，我国建立了失业保险基金制度。《条例》第5条规定，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1、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2、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3、财政补贴；4、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应当注意的是，这里并不包括破产企业财产。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范围包括：1、失业保险金；2、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3、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4、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贴；5、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符合条例规定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例》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的时间长短，规定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期限。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失业人员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还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在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中并没有对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特殊救济措施。现在我们探讨的破产救济制度，除《失业保险条例》等法规中已有规定者外，还包括专门对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适用的其他特殊救济安置措施。
现行《破产法》第4条对国有企业失业职工救济制度作有原则规定，指出“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国务院为指导并规范国有企业的破产试点工作而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下称《通知》及《补充通知》）中，也特别强调在试点城市和地区实施国有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持社会稳定，并对此作出许多具体规定。此外，国务院下属各有关部委也就有关问题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一些地方政府还作有地方性的行政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构成了目前在试点城市和地区对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救济安置的特殊措施。
在新破产立法中是否规定对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社会救济制度，对原国务院规定的这些特殊措施如何处理，对失业职工的救济问题如何解决，构成新破产立法中一个重大的社会政策问题。
二、问题的产生
从立法体系上讲，对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不是破产法的组成部分，破产与社会救济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尽管在破产法中也有涉及失业职工利益的规定。但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破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失业职工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影响着破产法的实施，这些法律制度是破产法实施的重要配套措施，也是我国制定新破产法必须认真研究、妥善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目前，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如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乃至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一旦破产，职工失业，似乎并没有职工要求政府在现有社会救济制度之外给予特殊安排。唯独国有企业一旦破产，政府便要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安排职工救济和重新就业的责任。笔者以为，问题的产生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够健全，尚不足以满足全部失业职工的基本要求。
其二是，过去在国有企业的设立、职工待遇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国有企业的破产难以按现行立法公平进行。同时，在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尚存在国家可用于职工救济安置的非破产财产，有进行特殊救济的余地。例如，在国有企业的设立上，我国曾经实行“拨改贷”的政策，使企业在设立之时就没有分文的资本金。国家政府将这种不符合一般企业设立要求、不具备清偿能力的经济组织推向市场，盈利时税收、利润均要上交，亏损还不起债时，就让企业和职工承担破产风险，政府完全不负责任，这显然是不够公正的。再者，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高就业”政策，使职工本身也不具备承受破产风险的经济能力。但另一方面，国家又将一些国有资源无偿交由国有企业使用，如划拨土地使用权、免交费用的探矿权、采矿权等。在国有企业破产时，这些财产性权利虽在破产企业名下占有、使用，但实际上是属于国家的。据此，政府可以将这部分国有财产的处置所得用于安置国有破产企业职工。
其三是，过去在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破产法的作用等方面的宣传上存在有失误，使人们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过去，我们将全民所有等同于国有，职工不是全民企业的雇员，而是“主人翁”，至少是企业财产所有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干部则是“公仆”，焉有“仆人”解雇“主人”之理，焉有“主人翁”失业而国家不予安置之理。于是，在破产、失业问题上，全民企业职工往往从思想观念上便理所当然地靠在了国家身上，而作为“主人翁”的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一笔财富，需要国家用安置费来赎买。但是，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的规定，并不能使职工在企业中的身份，在法律上从雇员变为股东即主人。在现代企业制度明晰的产权关系面前，职工因全民所有而产生的虚幻的“主人翁”感，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反变成了一种茫然的失落感，加之改革中经济利益的调整变化，使这种由于错误宣传引发的情绪形成经济体制改革中一股潜在而又巨大的阻力，并进而形成国家沉重的历史负担。
笔者在此，决不是要否定目前我国公民（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而是主张予以正确的评价。我国公民的主人翁地位，从政治上讲，是通过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即人民民主来体现的，在经济上，则主要是通过属于全民的国有制及国家对社会财产的再分配体现出来，但不能将对全民所有和主人翁概念的理解，与职工在某个具体国有企业中的实际民事权利与地位简单地等同起来，否则必然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此外，在对破产法的宣传中也有不妥之处，一些人对其调整债务关系的本质作用认识、宣传不足，却总是从社会表象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某些间接作用，甚至总想赋予破产法一些其不应也不能承担社会职能，如帮助政府解决企业亏损问题，利用该还债权人的钱来安置下岗职工等。这也使一些职工产生了国有企业破产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所以政府应当安置失业职工的思想。于是，当破产法的实施出现困难，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时，便出现了种种违背、损害破产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在国务院的《通知》及《补充通知》的一些规定中便存在这样的问题，未能妥善处理对职工安置与对债权人正当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三、现行有关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两通知中，国务院规定了许多适用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破产企业职工的特殊救济措施。通知规定，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专业培训、介绍就业、生产自救、劳务输出等各种措施，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在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如对自谋职业的职工，政府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费原则上按照破产企业所在试点城市的企业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规定。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首先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足支付的部分，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所得中依次支付。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在当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不足支付时，也按上述方法处理。破产程序中职工的生活费纳入破产费用范围，从破产清算费中支付。这些规定虽然对职工的救济安置作出一些安排，可能有利于国有企业破产的展开，但存在立法越权、与法律冲突、内容不合理、显失公平等问题。
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职工失业期间的救济费用，包括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职工的生活费；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三、失业职工再就业的安置费用。根据国务院两通知的规定，这些费用都可由破产企业的财产中支付，这是不妥的。笔者认为，依现行法规，职工安置费用正确的支付渠道应当如下。
第一项费用，根据国务院两通知出台时仍生效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现已废止）规定，应从筹集的待业保险金中支付。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对此问题规定更为详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应当及时与无留守必要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为职工出具相应证明，告知其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7日内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失业职工应持本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就医的，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医疗补助金。未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如破产企业留守人员，其工资（包括生活费）应由从破产财产中支付，性质属于破产费用。在破产程序中，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生活费，不属于《破产法》第34条规定的为债权人共同利益而支出的破产费用，不应从破产财产中拨付。如果被申请破产企业的负责人或破产管理人（即清算组）不及时与无留守必要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由此给债权人或职工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项费用，即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根据原《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规定，应当由当地社会养老、医疗保险机构负责管理支付。破产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或虽参加但交费不足的，在企业破产时，应将其如参加上述保险应交纳而未交的保险费用，或参加后欠交的全部保险费用，从破产财产中向上述机构拨付补足，同时由上述机构负责离退休职工的费用支付。此外，这些费用再有不足支付的部分，也不应从破产财产中拨付，而应由当地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现已废止，但其规定中提及的养老、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保险等相应制度依然存在，且更加完善，完全可以承担起管理、支付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的社会责任。
第三项费用，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安置费用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失业职工的转业培训、生产自救、职业介绍等安置费用，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10条规定，属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故不得再以任何名目从破产财产中支付。其二是在失业职工自谋职业的情况下，因其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而发给的一次性安置费。依《破产法》规定，此项费用既不属于破产宣告前发生的破产债权，又不属于破产费用，故不应从破产财产中支付。按此项费用的性质，应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国务院的两通知中还有其他不妥之处，规定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首先从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支付便是其一。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有无偿划拨和有偿出让两种形式。按照法律规定，今后企业用地将逐步转为出让取得。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无偿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因破产而停止使用土地的，政府应无偿收回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并可依法予以出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在未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时不得转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不属于企业法人财产，即便是设定了房地产抵押权，只要土地使用权是划拨取得的，也要先从该房地产处置所得中向国家扣缴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抵押权人才可优先受偿（第18条、第50条）。
在实践中，由于破产企业的厂房等财产均依附于土地之上，不能分离，所以，通常，国家不采取将划拨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的方法。而是在变卖破产企业财产时，将土地使用权同时由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此项处置所得中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部分，是应上缴财政的国有财产，国家有权将其用于职工安置。土地使用权处置所得的其余部分属于破产财产。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部分，即使在安置职工后仍有剩余也不是破产财产，应上缴国家财政，可用于其他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当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已是通过交纳出让金有偿取得时，在处置后的所得必须纳入破产财产，用于对债权人的清偿，不得用于职工安置。国务院的两通知规定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不加区分，将处置所得全部用于职工安置是不妥的，这等于宣告法律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对破产企业无效。
此外，还曾有人提出，即使是破产企业已经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如果有所增值，国家也有权分享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增值部分.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土地使用者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出让期间内，无论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由此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土地使用者承受。即使是在土地使用者破产之后，对出让土地使用权作为破产财产的处理上也同样如此。除非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对此另外作有明文规定，而这种条款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实践中也从未使用过。所以，这种主张是违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法律原理的。
国务院的两通知还规定，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财产，即使已设置抵押，变卖所得也要优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而不清偿抵押权人。这与《担保法》关于抵押的规定完全相违背，实际等于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宣告抵押制度对破产企业无效，使债权人包括银行债权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障其债权的安全。这种漠视担保债权人正当权益的作法，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产生危险的破坏作用。
国务院两通知中有关职工安置的优惠政策，只适用于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范围内的国有工业企业。非试点城市和地区的国有企业破产，以及非国有企业的破产，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只能从当地政府补贴、民政救济和社会保障等渠道解决。这就造成了不同国有企业的职工之间、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职工之间，在享受破产救济方面因行政干预而人为造成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本身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故实践中各地普遍存在超范围滥用优惠政策的现象，且屡禁不止。
此外，国务院的《通知》中还规定，濒临破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经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债权额的债权人同意，并经企业所在地或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将企业效益好的部分同企业分立，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按照商定的比例承担原企业的债务。这样也可减少职工的失业，维护他们的权益。但是，此项规定也与其他法律有矛盾之处。如《公司法》第187条规定，公司分立时应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作出分立决议后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公司不得分立。由于国务院无权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所以此项通知至少对公司型企业（如国有独资公司）是无效的。在国务院的《通知》中，完全没有规定对反对企业分立的债权人的保护程序。笔者认为，对濒临破产企业的分立，应遵循与《公司法》规定相同的程序，应特别强调对反对分立者权益的保护（同意者是自愿承受损失风险），尤其应对债务如何分担作出明确规定。所有的债权均应按照同一比例转由效益好的分立企业承担，不允许个别债权人利用地方保护主义，或以同意企业分立为条件，迫使债务人将其债权全部转入效益好的分立企业，而将别人的债权留在破产企业，获取不当利益。
两通知中这些错误的规定，实际是将本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承担的费用，强制转嫁由债权人承担，漠视现行法律的规定，损害债权人的正当权益。其指导思想不是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债务的公平清偿，相反，在某些方面是公然违背公平清偿的原则，如取消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破产财产都可用于职工安置等。它只是想通过行政干预（尽管已转化为法规形式），把破产当作政府解决企业亏损、安置失业职工、调整产业结构、减轻政府负担的一种“由债权人买单”的廉价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逃债行为，与这种公然主张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错误政策和利益导向有相当大的关系。有的企业以安置下岗职工就业为名，将企业主要有效经营资产抽走，或将其下属企业、分支机构的资产划拨分立，另行设立一个或数个法人企业，而以空壳企业申请破产，承担原企业的全部或主要债务，以达到逃避债务清偿的目的。前几年曾有报纸报道，有的企业从破产财产中给离退休职工预留的退休金，如用于银行存款，其利息竟大大高于在职职工的工资数额。还有的破产企业将企业主要有效经营资产、甚至全部财产折价支付给职工，作为一次性安置费，再以这些资产作为职工入股股本，以生产自救为名，组建成新的企业，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便以原班人马在原破产企业内恢复了生产。还有的地方政府以低价向第三人处置破产财产，作为对接收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单位的优惠措施。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法制的尊严，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尽管目前这些问题有时或多或少被旧体制下的其他矛盾所掩盖，但如不能得到正确解决，终究会危及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由于社会配套制度不健全，在破产法实施初期，以适当的行政干预作为破产法平稳实施的剂，并非不可，但政府干预的方向要与破产法的宗旨、原则相符，力度要适宜，不能形成错误的运行定势，否则必将对破产法的立法与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四、在新破产法体系下应如何解决此问题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宣传新的观念，是解决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救济问题的根本之策。在新破产法中，又应如何规定失业职工的救济问题呢？
首先，应确定需要特殊调整的国有企业范围。现存国有企业有两类。一类是根据公司法设置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新设立者与由原有国有企业改制设立者。另一类是在公司法实施前设立的、未经按公司法规范改制的老国有企业。由于前一种企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成立时已不存在注册资本不到位等问题，企业办社会、社会保险及劳动关系不规范等现象也基本上已经解决，故只有后一类国有企业才属于应予特殊调整的范围。
其次，采取何种立法方式解决。对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特殊问题，法律应当采取特殊方法解决，对此大家已有共识，具体如何做，在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中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在新破产法中列专章规定国有企业破产的特殊问题，包括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救济问题。另一种观点主张，对国有企业破产的特殊问题，不在新破产法作特别规定，而是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解决第一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破产立法的统一性，避免出现目前法律与行政法规相互矛盾的情况，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但由于国有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问题具有临时性、短期性的特点，将其纳入破产法中可能会影响法律的稳定性，而且有些内容也不宜放在破产法中，否则会影响其体系的科学性。再者，由于对国有企业破产的特殊调整难免涉及到行政权力的干预，将这些过渡性的措施制定在法律中也有不妥。第二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破产法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稳定性，但是难保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制定出违背破产法原则的规章，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破产法的正确、顺利实施。此外，对失业职工的救济问题十分敏感，不规定在新破产法中，可以回避一些争议，有利于法律顺利通过。
在新破产法起草的过程中，曾经采取第一种做法，专门设置了“国有企业破产的特别规定”一章，但后来又改采第二种做法，授权国务院对在公司法实施之前设立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另行规定。总之，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国有企业破产的特殊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他们遭遇企业破产而失业之时，必须给予妥善的安排与救济。
笔者认为，无论立法采用何种形式，国有企业破产特殊问题的解决，必须符合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明确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债权人的义务，决不应当再出现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现象。否则，拖垮债权人，只会制造出更多的破产企业，出现更严重的失业职工安置危机。
我认为，在新破产法或国务院的规定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救济安置问题作出规定。
1、确定破产企业中可以用来安置失业职工的特殊财产。如前所述，国有破产企业无偿使用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未交或免交费用的探矿权、采矿权等类似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国家可以将其处置所得用于支付国有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安置费用。但是，如果划拨土地使用权等已经被抵押，情况便有所不同，扣除该项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应向国家缴纳的出让金后，其余部分应用于优先清偿担保债权人。《担保法》对此作有明文规定，其第56条规定：“拍卖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的价款，在依法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2、确定破产企业中与职工生活安置相关的、不作为破产财产的特殊财产范围。对此，可借用国务院两通知中有关规定的某些内容，破产企业的学校、托幼园（所）、医院等福利性设施，原则上不计入破产财产，由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接收处理，其职工由接收单位安置。但是，没有必要续办的，可以计入破产财产。至于这些机构能否整体出让，不是决定其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的因素。《通知》规定只有在这些机构可以整体出让的情况下，才计入破产财产，这是不妥的。在这些机构已经没有必要续办的情况下，不管是整体出让，还是分散出让，都必须处理其财产、关闭机构，否则，只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笔者认为，产权仍在破产企业名下的职工住房应属于破产财产，应当通过向职工出售产权的方式回收资金，用于清偿债权人。
3、确定应当予以优先清偿的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的费用。通知中规定，企业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借的款项（作为投资的除外），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处理，借款利息按照实际使用时间和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此项政策可予沿用。根据《劳动法》第27条、28条的规定，企业在濒临破产时（当然包括已被宣告破产的情况）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裁减人员，但是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应注意的是，这种经济补偿并非仅适用于国有破产企业职工，对其他法定情况同样适用。所以，经济补偿的数额应当统一、合理，不应对破产企业职工规定高于其它情况的补偿，尤其不应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式加大补偿数额。此项补偿费用应与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同顺序清偿。
4、在新破产法中将对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列在有担保物的债权之前清偿。在现行破产法中，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虽然被列为第一清偿顺序，但在性质上仍属于破产债权，必须在有担保物的债权之后清偿，这是不妥的。从各国破产立法的规定看，一般均对这部分债权给予优先的清偿地位，如日本破产法将工资债权列为一般的先取特权。此外，我国《海商法》第21条、第22条中规定有船舶优先权。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优先权的清偿地位优先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如果其他破产企业职工的上述债权没有同等的优先地位，在劳动者之间便会出现不平等的现象。加之我国破产企业的财产之上往往都已设有担保，将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列在有担保物的债权之后，有可能得不到清偿。所以，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将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列在有担保物的债权之前清偿，给劳动者的权益以充分的保障。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6
一、对我国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利弊分析
1992年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以期既不过分加重目前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又适当减轻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上海市为例，新型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实行个人缴费。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按本人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逐步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最高达到8%，占个人帐户保险费的50%；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个人缴费为工资的8%，单位（业主）缴费的10%，除2%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外，其余都进入个人帐户。
2、单位缴费
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同期本单位职工人缴费工资之和的20%按月缴纳。
3、建立个人帐户。
每个职工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养老保险帐户，记入个人帐户的养老金包括：（1）职工按个人缴费工资3%缴纳的养老保险费；（2）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8%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3）按本市职工上年月平均工资5%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这一比例将会随职工缴费比例的上升而最终降为零。
4、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单位缴纳的基金养老费记入职工个人帐户后的余额部分，即为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一是让职工负担部分保险费，以减轻企业部分负担和增加个人责任感；二是建立职工个人退休金帐户，并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期解决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问题在于，这种筹资模式是否能达到适当积累的目的。
按照设想，新制度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用途有三项：一是补偿旧制度下政府社会保险的债务，即代际转移支付；二是用于新制度下同代人之间的再分配，以体现新制度的公平性；三是用作新旧制度下退休金水平的调整基金。然而，从统筹基金的收缴来源看，在职职工工资5%的统筹基金与业已存在的退休金之间就已存在着巨大缺口。如1993年，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统筹基金假设全部收齐，也只是当年退休金的1/4。又如，1996年陕西省共收缴养老保险资金13.94亿元，统筹资金不足1亿元，而陕西省当年支付养老金的数额为12.30亿元。社会统筹基金尚且不能完成规定给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更不用谈实现其它的功能了。由于统筹基金不能完成补偿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的任务，在职职工个人帐户上的基金就被直接用于发放退休金了，在仍然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费率收缴原则为“以支定收，略有节余”，因而费率被一再提高，使得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成了一个无底洞。有些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养老负担已达工资总额的26%，甚至更高。
由于统筹基金与旧制度的债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于是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就被用作退休金支出去了，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没有改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财务机制的现收现付的性质，它既没有减轻企业的负担，也没有、也不可能为人口老龄化作很充分的准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在实际运用中，弊大于利。
二、部分积累制理论探析
从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以及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基金的用途看，我们不难看出，我国部分积累制的财务机制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在原有现收现付机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阶段稳定、定期调整的资金筹集比例，使之能够在满足当年保险金支付需要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额的结余作为积累；（2）在社会保险总体计划中，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即，一方面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另一方面，对已退休的和尚未达到基本退休收入保障水平的保障群体，通过现收现付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足。长期运行下去，还会对经济产生许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准确地理解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理论内涵。
笔者认为，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建立总是和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原有财务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研究，我们应当将其纳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目标模式，结合原有财务机制的特征及优缺点，通盘考虑。
现收现付制是指通过以支定收，使养老保险收入与支出在年度内大体平衡的财务机制，现收现付制的优点在于（1）可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2）有助于实行保险金随物价或收入波动而调整的指数调节机制，从而有助于处置通货膨胀风险，保障退休金的实际货币人价值；（3）通过收入调节与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现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和福利性。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完全没有储蓄积累，因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生产性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重严重失调，抚养系数增大，使得现收现付制的收支平衡已难以实现并使其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
基金积累制是根据以后可能和必然发生的养老问题所需的资金需要，预先提取并进行储存积累，在实际需要支出时再行支付的一种“量入为出”的理财方式。基金积累制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预提积累保险基金将劳动者本人劳动阶段的部分收入转化为退休时期的养老保险金，并通过基金的积累增值，为劳动者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但基金积累制的缺点在于：（1）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弱，基金贬值严重，风险性大；（2）缺乏社会互，不能照顾某些社会成员；（3）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化的难度大，积累负担过重；
（4）积累制对金融市场的规范程度要求很高，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的。
正是由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财务机制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越性和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有人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财务机制，既可将两种财务机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能尽量避免两者的缺点。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国提出了部分积累的概念。理想的部分积累制应当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财务机制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而在国际上，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被认为是为解决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养老保险问题而提出的颇具战略意义的政策思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的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举办，强制执行，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构成最低养老保障的社会安全网，替代率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5%。第二层次是企业的义务性补充养老保险，采用个人帐户储存积累筹资模式。政府鼓励、企业自行决策建立，或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基金营运管理进入市场化，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基金会、理事会，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营运管理基金。国家给予税收等各项政策的优惠。它强调与就业相关联和提供补充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充，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层次的替代率约在50—60%之间。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计划，由商业保险公司举办，个人自愿投保，旨在适当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
可以看出，在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中，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险由政府或公共机构举办，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笔者认为，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应由国家根据当年养老保险支出的需要筹措资金，“量出为入”，“收支定收”，即采取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将现收现付财务机制下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有助于实行指数调节机制、体现社会公平等优越性完全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障水平维持在职工工资水平的25%，从而可以避免现收现付制下收支不平衡的财务困境。而且，由国家筹措发放工资水平25%的养老金，还可以使参加保险的职工体会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提高缴纳保险基金的积极性。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是职工养老保险的主体，可采用基金积累的财务机制，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资金，建立职工个人帐户。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采取以企业为单位组建基金理事会，基金营运管理由各基金会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进行，因而可以分散资金流量，提高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将完全积累模式下存在的风险性降至最低，有利于抵御和渡过老龄化高峰期的支付困难。而且，以企业为单位为职工预提积累保险基金，既可为职工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也可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第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可采取自愿原则，由个人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为将来养老储蓄资金。
笔者认为，这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下不同层次保障水平的任务和性质，分别以企业和国家为保障主体，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和保障水平，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应是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理想模式。
三、比较与借鉴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平衡了企业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有利于新老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公平市场竞争，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建立社会统筹，则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得寿命长的和收入低的职工的老年生活得到保障。但就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危机，预筹积累养老金方面，则存在着严重不足。在实际运用中，我国养老保险财务机制仍然没有摆脱现收现付框架的束缚。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建立了个人帐户基金，但“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收缴原则为各地在确定费率时开了一扇具有弹性的门，使得各地在确定费率时考虑更多的仍然是当年财务收支的平衡，以求不过分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这样，新建立起业的制度实质上还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
但我国直接向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目标模式过渡，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由于我国近期目标的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仍然过于庞大，费率负担和替代率都比较高，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这样留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补充性养老保险的空间就很小，因而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以及行政方式管理基金等弊病，阻碍了企业和职工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养老金的积极性，也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基金的有效增值，从而达到减轻费率负担和增加保障水平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抑制了我国保险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将历史沿袭下来的基金养老保险高替代率，从目前的85%调整到25%，则需要一个长期过渡的时间和平滑过渡的措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也不可能使我国全面建立基金会形式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虽然直接实施国际上通行的三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以及相应的财务机制，困难重重，但它毕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应当是有利于向这一目标模式转化的。因此，我们应当积累探索财务机制目标模式的运行机制，找出差距，采取步骤，逐步向目标模式转化。
首先，在目标模式中，政府承担了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障任务，保证这一层次的资金筹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以保险金成本列支、税收优惠、资金不足时给予补助等形式承担一部分费用，常常无法使个人体会到国家所尽的责任。在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中，政府应提供基本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或一个绝对数额。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7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一、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由现收现付制逐步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但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与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程。养老保险金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地方财政不得不用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个人缴费加7%的企业缴费)和税收收入来弥补目前养老保险金的资金缺口,这就造成“统账结合”的改革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普遍空账。即使如此,养老保险金筹集仍是入不敷出,中央财政不得不进行拨款予以解决,以保持地方财政和社会的稳定。
(二)养老保险固态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个人账户的普遍虚账和空账,养老保险覆盖面窄造成了养老保险的固态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国有企业统包的养老保险体制,职工的工作变动,其养老保险会由新的企业承担,职工个人不因工作的变动而蒙受损失,养老保险不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所有制逐渐实现了多元化,要求劳动力市场化以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而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能随受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养老保险呈现固态化特征,造成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下岗分流人员不愿到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作。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养老保险金清偿能力不足。
过去我国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统包,职工个人账户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而国务院文件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一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具有流动性。对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欠账就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隐性直接负债,构成政府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目前关于这一成本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各种测算结果之间差距很大。
(二)企业统筹和社会统筹占养老保险金的比重低,财政负担沉重。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财政筹集、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各占1/3,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的筹资方式。但目前因企业养老保险金遵缴率低(约90%),企业筹集只占全部养老金的20%—25%,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提高。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和退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双重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业问题将使政府不能够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减小养老保险金支付规模。
(四)养老保险体制存在漏洞。
这是指非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收效甚微。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职工养老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对非国有经济而言,政府没有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承担了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成本,养老保险金只能靠企业和职工个人来积累。在这种条件下,非国有经济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奖金或红利的方式对职工进行补偿所带来的成本,其建立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机严重弱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五)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混乱,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很低。我国养老金体制改革实行的是属地所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即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各地方政府,这就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分散化和低效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且养老保险金挤占挪用现象比较普遍。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
养老保险改革所带来的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作为政府的负债必须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以相应的政府资产或资金收入予以平衡。国家应制定一个中长期财政计划,在若干年内逐步消化和吸收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否则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赡养率的提高,财政隐性负债将会急剧增加,威胁未来的财政稳固和财政的可持续性。根据国际上养老保险改革的成功经验,支付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有三条主要的融资渠道:国有资产转移、征收新的税收、发行特别国债等。
1.国有资产的转移。国有资产转移所获得的资金数量是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资本市场的吸收能力的函数。对于我国而言,完全依赖国有资产转移来满足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是不恰当的政策选择。(1)国有资产转移收入受到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的限制。(2)受到资本市场吸收能力的限制。虽然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超过6万亿元,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资金（下转第38页）（上接第36页）转移,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是四大国有银行都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是清偿能力的危机,改革的政策取向和力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3)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要实现国有资产在转移的过程中不缩水和不引起股市震荡,必须具有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我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完善资本市场是不现实的。
2.在继续实行财政收入增量3%转入养老保险基金政策的同时,开征新税种或提高某些税收的税率。政府可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增加新的税收以平衡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但这些税收不应成为政府对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的未来承诺,不应与纳税人的未来利益挂钩,而只是用于对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消化和吸收,否则政府的隐性直接负债将会剧增,而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在税种的选择上要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主要选择具有累进性特征的税种。
3.发行特别国债。发行长期的特别国债是政府支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又一条可行的筹资渠道。智利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特别国债相当大部分(40%)由养老保险基金持有,既可以使养老保险转制平稳过渡,减小震荡,使转制的成本最小化,又可以从体制上改变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低效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挤占挪用问题。
(二)有效抑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使养老保险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业率、赡养率的函数。养老保险水平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目前体现劳动力边际收益的最佳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工资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应与人均收入挂钩,确定一个合理的替代率,而不是目前所实行的与工资挂钩的政策。同时,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
(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市场化、规范化。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和清偿能力不足,一方面是资金的筹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问题。
1.分别成立中央级养老保险基金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地方间利益转移,为了体现各地方利益,应同时成立中央级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把中央企业的国有股转移收入以及中央级税收收入转移到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各地方所有企业转移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如90%)转入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小部分转入国家养老保险基金,以增强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能力。
2.专业公司的选择上应给予外国公司或共同基金以国民待遇。国外的共同基金或保险公司有着专业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规范运作和风险分散,有利于减小财政对基金最低收益率担保所带来的财政或有负债规模。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服务领域开放进程将会加快。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被动地等待外国公司的进入,不如主动地制定政策,允许其进入国内市场,降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3.基金细分。养老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使其足以对资本市场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采取基金细分的原则把养老保险基金分成若干个小规模基金,每个专业公司或共同基金只被允许经营其中一支,经营的分散化机制可以减轻市场的投机压力,又能有效地降低财政所承担的风险。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8
一、医保基金安全评估的目标和原则
（一）评估目标
科学设置反映医保基金安全状况的评估结构、评估方式、评估指标，动态监测医保基金安全状况，增强政策制定、经办管理和基金监督的预见性和针对性，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促进医疗保险制度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评估原则
1、全面性。全面分析医保基金筹集、支付、管理、监督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形成科学的评估结构、指标体系。
2、重要性。区分不同指标性质，加大重要指标评估分值，充分体现关键指标在基金安全中的作用。
3、预防性。通过收支趋势，预测基金面临的风险，既要关注确保当期待遇支付，也要着眼基金长期平衡，做到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4、实效性。注重抓好对医保基金风险隐患的排查和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管措施，化解基金风险。
二、医保基金安全评估的结构和方式
医保基金安全评估结构分为四个模块，一是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环节的安全评估，主要评估参保扩面状况、征缴预算等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基金收入基本趋势等。二是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环节的安全评估，主要评估基金支撑能力、当年收支匹配程度、重点项目支出变化趋势等。三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环节的安全评估，主要评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执行情况及基金资产管理状况。四是医疗保险基金监督环节的安全评估，主要评估当地医疗保险工作各部门、参保单位及人员涉及社会基金违法违规及查处情况等。评估工作由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组织，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根据评估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社会保险研究机构等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参加评估。评估工作按年度开展，采取本级自评和上级复评相结合的方式，由本级经办机构进行自评、上级组织复评。评估采取百分制，医保基金筹集、支付、管理及监督四个环节分值均为100分。四项内容各自评分，并按评分划定相应等级，按照评估分值由高到低评为安全、比较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四类。医保基金安全评估得分、评估类别、评估排序等形成评估结果后，由医疗保险行政部门在本辖区系统内进行通报，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基金安全定期分析制度，依据安全评估结果，深入分析影响基金安全的主要因素及风险动态走向，找准问题症结，提出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处理，促进完善政策制度，规范经办管理，有效化解基金风险。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要推行以风险为导向的基金监督模式，对不同评估类别的地区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合理配置监督资源，将评估分值较低的地区、险种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监督检查的频度和力度。
三、医保基金安全评估指标设置
医保基金安全评估指标采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基金筹集、支付采取定量指标评估，基金管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指标评估，基金监督采取定性指标评估。
（一）医保基金筹集环节
1、医疗保险覆盖面：期末参保人数/应参保人数任务×100%。三项保险的应参保人数=本地区人口数+应在本地区参保的流动人口数，期末参保人数即为评估期末实际参保人员数量。该项指标不仅可以评价医疗保险的覆盖程度，从各期数据对比还可以显示医疗保险扩面参保的发展趋势。
2、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实际缴费率：期末实际缴费人数/期末参保人数×100%。医保基金征缴过程中，会出现参保人员因缴费能力不足、流动到异地、企业关闭破产等原因不能持续缴费的情况,因此有必要统计分析实际缴费状况，评价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有效程度。在统计期末实际缴费人数时，要注意剔除在三个险种之间重复参保的人数。
3、医疗保险费征缴收入预算完成率：年度实际征缴收入/年度征缴收入预算×100%。该指标评估政府批复的医疗保险征缴预算完成状况。
4、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率：（当年上级财政补助实际到账数＋补拨历年未到位数）/（当年上级财政补助预算数+历年补助未到位数）×100%。该指标评估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划拨到位，防止当地政府将上级补助资金挪作他用或平衡财政收支。
5、本级财政补助医疗保险资金到位率：（当年本级财政补助实际到账数＋补拨历年未到位数）/（当年本级财政补助预算数+历年补助未到位数）×100%。该指标评估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政策，本级财政应当将本级财政安排的补助资金划拨到财政专户的进度。6、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占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率：本年度参保的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0%。该指标评估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审核工作的成效。
（二）医保基金支付环节
1、医保基金结余可支付月数：基金滚存结余/基金本年度预算月均支出额。指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资金静态支付额度，用以衡量基金存量保障支付的能力。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是指统筹基金结余，不包括个人账户结余。
2、基金收支增长率比率：年度基金收入增长率/年度基金支出增长率×100%。用以衡量基金收支平衡能力的变化情况。职工医保收支额是指统筹基金收支数；其他基金收支数指基金收支总额数。
3、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比率：年度个人支付医疗费用金额/年度定点医疗机构发生医疗费用总额×100%。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是指除医保基金支付以外，患者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用以衡量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中个人负担状况。该项指标值越高，显示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范围以外的项目、金额越大，患者个人负担越重，背离医疗保险统筹原则的程度越大。
4、职工医保赡养系数：退休的参保人员人数/在职参保人员人数。用以评估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结构状况，赡养系数越高，显示现有缴费人员供养的不缴费人员越多，是影响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的重要因素。
（三）医保基金管理环节
1、定性指标。医保基金管理环节的定性指标主要指医保经办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执行情况,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岗位设置、授权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管理情况，包括岗位设置是否体现不相容职务的相互分离，授权是否符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执行与监督分离的原则，是否建立人员任职资格、交流轮岗和任职回避制度等。二是业务运行内部控制：业务操作流程情况，包括参保登记管理、缴费基数核定、费率确定、账户管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待遇审核、待遇支付、费用结算、个人账户管理、档案管理、稽核监督等。三是财务收支内部控制：会计制度、预决算管理、基金收支管理等。四是信息系统内部控制：规范业务系统和数据库，制定与业务流程相匹配的信息系统操作流程，建立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防护系统，信息系统处理事项应具有可复核性、可追溯性、责任认定性和责任追究制。
2、定量指标。医保基金管理环节的定量指标主要是医保基金管理效率、管理效益，包括以下三项指标。一是医保基金当年结存率：（年度基金收入-年度基金支出）/年度基金收入×100%。用以衡量基金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度。职工医保收支额是指统筹基金收支数，其他医保基金收支数指基金收支总额数。二是医保基金累计结存率：医保基金期末结存数/年度基金收入×100%。医保基金累计结存率过高，说明医保基金没有充分运用到参保人员的医疗统筹中；医保基金累计结存率过低，说明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三是医保结存基金收益率：年度基金利息收入/基金累计结余季度平均值，其中年度基金利息收入应按权责发生制对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中长期国债、委托投资收益等进行调整后再确定，用于衡量基金收益情况，当前主要反映结余基金投资结构的合理性。
（四）医保基金监督环节
1、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主管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其它部门及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情况。收集评估期内上述单位及相关人员医疗保险涉案人次、涉案金额，评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相关部门、从业人员遵守医疗保险制度状况。
2、参保单位、个人违法违规情况。收集评估期内参保单位及享受待遇人员医疗保险涉案人次、涉案金额，评估参保单位、个人通过欺诈等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所涉及的事项发生情况，信息来源主要是上级部门查处事项，被纪检、司法部门查处事项，不包括由本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其它部门查处的案件，因为如果将医疗保险相关部门已经查处的案件包含在内，将会抑制上述部门查处违法违规事项的积极性。
3、定点医疗机构违法违规情况。收集评估期内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定点药店医疗保险涉案人次、涉案金额，通过对定点机构套取医保基金所涉及的事项发生情况，评估医疗保险定点机构遵守医疗保险制度的状况。
4、审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进度。本年度已经整改事项涉及金额/上年末尚未整改数+当年新发现的应整改数，评估在审计、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防止医疗保险存在问题长期不能整改的现象发生。
四、医保基金安全评估工作应当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医保基金安全评估要充分考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确保评估工作能起到警示引领作用
我国职工医疗保险设置了统筹基金与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但个人账户基金结余额大小与医保基金安全关联度较小，在评估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撑能力时，如果不考虑此项因素，个人账户的大量结余就对医保基金的支撑能力产生误导，因此应将职工医保基金结余限定为“统筹基金结余”，剔除个人账户因素。
（二）评估范围包括社会保险工作全部流程，而不仅仅是经办机构，要体现出各部门在基金安全中的职责
医保基金安全评估不仅仅是经办机构打分和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评估。基金安全评估既涉及到经办机构，又涉及到定点医疗机构；既涉及到行政主管部门，又涉及到财政、地税、银行甚至当地政府，经办机构实际上并不能对所有的违纪违规事项承担责任。如果在处理经办机构违规行为与其他部门违规行为的关系时一概而论，会引起经办机构对评估工作的抵触。因此，在制订评估方案时，应对经办机构内部管理产生的问题与经办机构以外因素产生的问题分别计分，将经办机构内部控制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评估，将违纪违规问题查处情况单设为风险管控模块，并充实风险管控的评估内容，将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参保单位及个人违纪违规事项分别计分，分清不同主体的违规责任。
（三）医保基金安全评估要充分体现地方政府对医保的财政补助责任履行情况
医保基金与其它社会保险基金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地方政府对职工医保有困难企业职工参保补贴、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有缴费补贴，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地方财政部门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对本级财政应当承担的补贴资金不能按时拨付到位，甚至连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也要挤占挪用。因此，基金安全评估时，应区别上级补助资金到位与同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的不同性质，分别考核补贴资金到位情况，防止将上级财政补助与本级财政补助合计计分，掩盖本级财政补助不及时的问题。
（四）评估工作要发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积极性，不能由评估机构自说自话
如果不调动相关部门、单位的积极性，仅仅靠基金监督机构一手包办，不仅难以保证评估工作质量，也会使经办机构对评估工作产生隔阂，导致评估结果束之高阁，不利于发挥评估的警示促进作用。在自评阶段，我们要求经办机构起主导作用。在复评阶段，县级复评工作由对口市本级经办机构牵头，市本级复评工作由局基金监督部门牵头，局机关社会保险业务科室均按职责分工参与。市局基金监督部门负责对全市复评结果进行复核。这就调动了局机关业务科室、经办机构对评估工作的积极性，加深了他们对评估结果的认可度。在评估内容上，对各项评估指标的内涵、解释、计算公式、数据来源做了明确规定。通过这些细则的制定，让经办机构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参与者，促使经办机构通过评估进一步规范、完善基础工作。
（五）评估结果不宜用综合性的唯一分值来判定医保基金的安全性
正如我们到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体检中心不可能将内科、外科、妇科等指标的体检结果加权平均，以一个最终分值来衡量我们的健康状况一样，医疗保险基金安全状况也不宜用综合性的唯一分值来判断。医保基金收入、支出、管理、监督四个环节的指标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高，将三个环节指标得分简单累加综合，其最后得分并不能说明某一地区基金安全真实状况。基金征缴预算全面完成，并不意味着基金支付的控制能力也强，基金收支能力与结余资金管理中的保值增值也并无相关性，监督能力薄弱更是基金安全的短板。以综合得分方式评估基金安全，往往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政策风险。安全评估犹如体检。医院体检报告单不会将体检者的各项体检结果综合起来打分，来说明体检者身体健康程度是多少分，因为每一项指标的异常都有可能彻底摧垮一个人的健康，基金安全评估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本文建议，医保基金安全应当实行体检式评估报告制度，分四个环节各自表述评估结果，避免不同类型指标之间的相互干扰。
作者:仇艺臻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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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9
[关键词]财务绩效；职业年金；DB模式；DC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064-05
[基金项目]2012年浙江省人力与社会保障厅课题“基于财务绩效视角下职业年金DB模式与DC模式比较及应用对策研究”（批准号：L2012D003）
[作者简介]周艳，宁波大红鹰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浙江宁波31517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2、411号令），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我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成形于1978年，实行公职人员独立的薪酬和养老保险制度，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铁饭碗”制度的产物，对于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铺开，在未有持续累积的情况下增加支出，将进一步加重养老金的支付负担，形成更庞大的潜在债务，因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1.9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039亿元，由此导致了1.7万亿元的缺口。而2011年的养老金缺口比这个数据还要大（郑秉文，2012）。
研究如何有效地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减轻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2月29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通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8]10号文），明确提出以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进行改革试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作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配套改革进行推进。2012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要求，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5个试点省市，要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事业单位分类、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基础，开展计发办法测算论证和试行职业年金的准备工作，抓紧拟定试点方案，报国务院审定后适时启动试点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势在必行。但是目前关于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制度，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先行试点工作（彭艳，2011），并且从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次改革试点普遍存在难以推进的情况（汪孝宗，韩文，2009），阻力很大。事业单位职工担心改革后待遇可能降低，引发提前退休潮；事业单位管理层则担心单位所缴费用大且渠道不明，会加重单位的负担，迟迟不愿启动分类改革。
本文从财务绩效的视角来设计各类职业年金运行方案，以期对推进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二、职业年金研究述评
早期职业年金计划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1875年，美国运通快递公司建立了第一个职业年金计划；1880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设立第二个职业年金计划。此后职业年金逐渐盛行于发达国家，并成为个人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马永林，2009）。在国外，职业年金（0ecupationalpension）或称补充养老保险计划（SupplementarypensionSchemes），是企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在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而建立的，旨在为本企业雇员退休后提供一定收入的补充性养老保险。在我国，为了保持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待遇，应该建立一个职业年金制度（陈小恩；2009）。与企业年金相对应，在事业单位称为职业年金，是公职人员的补充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的建立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的实践意义。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Francomodigliani&R.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埃佛里特·t艾伦的“雇主父爱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人力折旧”、“延期支付”和“增长年金”三个退休金概念，为职业年金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在职业年金精算技术方面的研究，国外已有150余年历史。北美精算师n.L.鲍尔斯等著的《精算数学》和R.L布朗（Brwon）的著作《人口数学》中论述和推导了人口统计的一些方法和模型，并介绍了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退休金保障上应用的思路和方法。G..凯利森（Kellison）在《利息理论》中论述了利率变动情况下如何测算每年一元的年金现值和终值，对研究职业年金的利率风险具有启发作用。另外，n.L.鲍尔斯等著的《风险理论》和D.伦敦著的《生存模型》都为职业年金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社会老龄化危机使得仅仅依靠公共年金模式这一单一支柱已不可行（刘经纬，刘阿钢，2010），职业年金可提供更多资金。
通过建立职业年金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减轻政府在筹资和支付等方面的负担，大大减轻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压力，提高我国养老保险承受能力（樊蕾，2009）。对于职工个人，职业年金的实行将有益于职工退休后的保障（孙波，2010），使退休人员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提高收入的稳定性（郑秉文，2009），有利于统一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苏海南，2009）。
目前，国外职业年金发展已比较成熟。丹麦、法国、瑞士等国的职业年金覆盖率几乎达到100%，荷兰为85%，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约为50%（赵贝贝，2010）。而我国职业年金制度明显滞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现实困难。目前关于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制度，只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先进行试点工作，缺乏规划，难以保证国家和地方的职业年金的统一（彭艳，2011）。李静（2006）认为目前职业年金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由于采用收付实现制，隐性债务得不到反映；二是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未分离，大量统筹基金缺口用个人账户弥补；三是提前退休、冒领等现象加重财政负担。孙波（2009）认为财政拨款的不足是影响科研单位年金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事业单位改革一旦实现转轨，就将使广大职工的情绪出现很大波动。仅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事业单位尚未退休者的心理恐慌（齐善鸿，2009）。所以，多数事业单位在没有相关政策出台的前提下均采用观望的态度。
针对现行职业年金实施的困境，郑秉文、孙守纪、齐传君（2009）提出了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即从新入职的人员开始，逐步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职业年金。卢驰文（2008）指出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逐渐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过程中，部分隐性债务显性化对地区财政乃至全国财政会产生不同的压力，并对隐性债务进行了测算，提出化解转轨财政压力的基本途径。孙波（2009）结合科研单位年金运行的困难和特点，提出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运行机制。在职业年金的设计方面，朱劲松（2008）认为我国的职业年金的替代率目标应该定在20%—30%，才能保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不降低。李黎（2009）在分析论述了建立职业年金的必要性，就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制度的衔接，提出20%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替代率。郑秉文（2009）倾向于模糊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建立一个混合型统筹结合模式。他提出应该实行三个“联动”：一是养老保险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联动”，一次性完整设计出来，消除降低待遇水平的疑虑。二是事业单位三个类型“联动”，一起改革，不要分先后。三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联动”。汪玉凯（2009）、程恩富（2009）也都赞同上述观点。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分析了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实施困境，在职业年金的设计、替代率、运行模式等都有一定的研究，为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思路。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定性的理论分析，如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在具体的方案设计方面并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程序；同时定量方面分析较少，而且定量方面只采用了精算的方法。对于制度设计，除了可行性及必要性方面理论论证之外，也应该采取定量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因此，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财务绩效视角下设计职业年金方案，构建财务绩效分析框架，并对该方案进行系统的分析，为事业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职业年金计划提供借鉴。
三、职业年金运行的财务绩效分析框架设计
财务绩效是指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产生的效果、效率和效益。不管何种情况，财务绩效都是一个组织最关心的信息，用财务指标反映财务绩效可以为单位提供详细的分析数据资料，为管理者作出科学的决策，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职业年金的运行由费用的筹集、缴费后年金的投资、营运和发放三个阶段组成。财务绩效与职业年金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职业年金运行的全过程分析，职业年金计划的运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财务问题：（1）缴费阶段。职业年金计划应当从哪些渠道获得资金？如何让单位和员工参与职业年金计划？如何提高参与职工的满意度？职业年金筹集过程中能产生多少的资产、负债？（2）投资、营运阶段。职业年金基金如何实现保值增值？在保障年金基金安全性的同时投资效益如何？如何提高职业年金营运的效率？如何使职业年金的营运一直处于高效状态？（3）发放阶段。最终如何监控和反馈营运过程中的问题？职业年金的替代率能否达到合适的水平？税收负担的比率为多少？
为了定量分析职业年金的财务绩效，本文在职业年金的缴费一投资、营运一发放三个环节的财务运行框架作了设计。
（一）缴费阶段
该阶段的财务指标有职业年金计划参与人数增长率和年金缴费费率等。为了稳步提高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参与人数的增长率和年金缴费费率，各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和财务绩效，在职工个人工资的5%一10%的缴费率上下限之间选择合适的缴费水平，并合理确定单位与职工的配套缴费比率，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单位情况和职工绩效进行弹性上浮。
（二）投资、营运阶段
该阶段应从改善单位运营成本和提高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考虑。职业年金通过投资达到保值增值，以实现受益人能够在退休以后得到稳定的养老保险补偿。但是，由于在养老基金管理方式上的差异导致实际投资收益率差别非常之大。根据资料显示，1980-1990年凡是政府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收益率均明显低于私营部门管理的企业年金计划（邓大松，刘昌平，2004）。因此，我们应结合事业单位的性质，通过引入具体财务指标来衡量单位的财务绩效，深入分析原因，以提高职业年金管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探索自身发展的职业年金运营渠道，改进运营模式，增强职业年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具体的财务指标有职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现金净流量等。职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包括流动产品的收益，债权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和权益类产品的股利，以及投资到期收回或到期前转让资产所得的收入。投资收益是职业年金保值增值的直接体现，反映职业年金增加值的总额。资产收益率是指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总额占投资额的百分比，以相对数反映职业年金增加率。现金净流量是按职业年金日常缴费收入现金和职工领取、转出职业年金的各项目情况，以及职业年金投资支出形成现金流出和投资收益收回形成的现金流入各项目，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的净额，得出期末现金余额。我们通过对职业年金基金现金流量状况进行分析，来设置现金流量预警指标，以防范资金风险。
（三）发放阶段
该阶段应从改善参加人的生活水平，有效提升人们参与职业年金的热情方面来考虑。如保持参与者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替代率水平；或在替代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缴费负担等等。各事业单位应通过财务绩效分析，合理确定年金的给付模式。具体的财务指标有职业年金替代率、社会保障税负担率和资产负债率。
综上所述，对于建立职业年金制度的事业单位，应单独建立财务报告，以反映职业年金运行的财务绩效。人均职业年金年增值、人均净资产、资本报酬率是三个最重要的财务指标，反映该单位的财务绩效。其中，人均职业年金年增值是核心指标，可以清晰地表达人均职业年金的增加值，让职业年金参与人了解职业年金对于将来老年退休时生活的保障效果，使职业年金发起人有意愿参与职业年金计划的最主要因素。为此，本文构建了职业年金财务绩效分析框架（见图）。
图中，从人均职业年金年增值、人均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的计算公式，以作为定量分析的依据。
人均职业年金年增值=人均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
人均净资产=权益负债比×债务总额与现金比×人均现金净流量
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
其中
权益负债比=年末净资产总额÷年末债务总额
债务总额与现金比=年末债务总额÷现金净流量
人均现金净流量=现金净流量÷平均参与职工数
资产收益率=收入净利率×资产周转率
权益乘数=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
通过以上指标释义之后，可以根据各事业单位缴费率的确定、投资政策的设定、管理成本的计算，负债的评估，经验数据分析和偿付能力监控，来最终预算该单位的人均职业年金年增值，从而评定最优的职业年金设计方案。
四、财务绩效视角下职业年金DB模式与DC模式的比较
职业年金计划一般可以分为缴费确定型DC（DefinedContribution）与给付确定型DB（DefinedBenefit）两种类型。缴费确定型DC模式的财务机制的原则就是“以收定支”，要求养老金收入与支出在每一年度内实现大体平衡，即短期平衡。给付确定型DB模式的财务机制的原则“以支定收”，按照预先确定的养老金替代率来确定支付养老金的标准和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比例，以保障一定的生活水平需要。结合以上设计的财务绩效分析框架，来比较分析职业年金DB模式与DC模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在缴费阶段。DC模式下，每一个参与的职工都有个人账户，明确规定了缴费的水平，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根据已缴纳资金和获得投资收益而确定。DB模式下，职工有一个统一的账户，要求职工向职业年金计划缴纳其工资的一定百分比，由单位弥补剩余的部分。职工在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数额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职工的薪金情况和服务年限。在投资、营运阶段。DC模式下，通过对职工的投资教育及充分披露信息，让职工自行选择投资方式，并由个人承担投资风险。在这种年金模式下，由于每个人的专业知识水平有限，且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完整，职工需承担较大的风险。DB模式下，单位以未来的养老金支付额为预测依据，计算出每年的年金缴费率，承担长期管理的风险及基金投资的风险。发放阶段。DC模式并不是终身支付的，职工退休后需对账户中的资金有所安排。DB模式下，单位为员工提供了完整的收入保险，收益额明确。
DB模式和DC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与利弊。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完善，投资的工具较少，DC模式的投资优势难以实现，假如急于将职工的个人账户市场化，就将面临巨大风险。同时，我国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处于转型阶段，一些年龄较大的职工必然存在时间累积较短的情况，DC模式将无法保障老职工的未来养老待遇。此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由于DB模式很少与物价挂钩，养老金基金将难以自动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如果DB模式在建立初期，对问题估计不足，给予退休人员较丰厚的待遇，随着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而待遇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刚性，养老金资金需求就会迅速膨胀，使单位不堪重负，严重的甚至能导致整个制度的破产。
因此，如从财务绩效视角考察目前我国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事业单位而言，建立职业年金时并不适合单一的DC或是DB方式。DB-DC混合型模式的职业年金计划比较适合。DB-DC混合型模式既具有DB模式的特点，又有Dc模式的优势，是DB制与DC制相结合起来的某种制度。具体来讲，账户管理采取DC模式，单位和职工的缴费计入个人账户，充分体现个人产权，但是缴费不一定固定化。可按DB模式计算出每年的年金缴费率；投资可以采用DB模式，单位统一进行投资，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但年金发放却不一定是固定的，而是采取DC型完全积累制的方式，职工退休后的待遇按照单位投资效益进行确定。这样，就可以发挥DB和DC模式各自的优点，又避免或减少两者的弊端，提高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运行质量和职工的保障水平，实现财务绩效最大化。
财产保险基本职能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个人账户
我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正式全面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原来没有积累的退休制度基础上建立的，职工分为老人、中人、新人三种类型。老人没有参保是空账户，老人的养老金用的是新人账户里的钱，新人账户成了空账户即名义账户。名义账户实际上是现收现付，为确保当期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征缴的个人账户基金被用于弥补当期统筹基金的不足，个人账户中没有真正的资金积累。如果任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这一格局延续下去，个人缴费成了空洞的记录，对个人缴费的激励作用将丧失殆尽，养老保险费征收难的问题还会反弹并加剧。
一、乐山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欠账调查
乐山市2013年度的数据显示：全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5.37万人，比上年增加3.22万人，增长7.7%。征收企业养老保险费27.08亿元，比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9.8%。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1552元。在这45.37万人中有相当多数都是属于老人或者中人，因此存在着巨大的社保欠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中人步入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压力越来越大。当前，乐山市国民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财政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也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2013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180亿元。因此必须要全面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欠账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转，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二、乐山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形成的原因
在建国以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即单位和个人不需交纳养老保险费用，企业职工退休由单位负责养老费用。1995年以后，我国企业全面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模式向部分积累制转变。制度变迁以前的现收现付制根本没有任何资金的积累，改革后又实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新制度对于已经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从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和有限的滚存基金中支付，由于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少于需要支付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就出现了养老金支付上的缺口；对于中年职工，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但实际上以前并没有设立个人账户的规定，因而他们实际不可能有个人账户资金的积累，当他们陆续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养老基金只能提供其社会统筹基金中的基础养老金和新制度实施以后他个人账户上的那部分养老金，而视为缴费年限的过渡养老金却没有着落，这就构成了另一笔养老金支付上的资金缺口，这两项相加就形成了一笔数以万计的历史债务。乐山作为地处西部省份的一个中等城市，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与全国同步实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全市参保职工里面有很多都是老人和中人，他们不管是个人账户还是统筹账户都没有积累或者积累很少，因此形成了巨大的隐性债务。
三、解决乐山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欠债的相关对策
基于目前乐山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存在巨额历史欠债的现状，考虑到隐性债务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一）政府承担制度转轨成本，用国有资产做实个人账户、充实社保基金
我国传统体制下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而低工资制度实质是：在扣除了劳动者个人部分收入作为隐性社会保障缴费的同时，本应用作职工养老保险的基金被企业以税收及利润的形式上交给国家，并形成了部分国有资产。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时，又因政府责任定位不明确而挪用了“新人”缴纳的养老金，形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和巨额资金缺口。个人账户的“空账”，实质是财政困难时期国家对个人的制度欠债，制度转轨中历史债务形成的转轨成本要由国家承担。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目前很多国有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年代老人和中人创造的价值形成的。而这部分价值本来是用于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所以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基金里面；另一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但从根本上说，其中的一部分属于老职工无私奉献所形成的积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处于“低工资、高福利”的工作状态，除生、老、病、死等基本社会保障由国家承担外，其劳动所得大部分被作为发展基金投入企业的再生产，从而带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发展的大好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他们过去劳动贡献的考虑不足，在当前社会保障基金出现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可以而且应当被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二）通过政府转型调整分配格局，大幅提高社保支出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