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1
2001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缴通知》要求，社会保险费移交地税系统征收，这是自治区政府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也是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十多年来呼和浩特市地税局紧紧围绕自治区地税局和市委、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税费并重、税费统管、以税促费、税费捆绑征缴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完善社保费征缴管理体制，结合社保费征缴实际，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实现与财政、劳动社保、银行等部门并网征缴，形成了分工协作、信息共享的社保费征缴格局，提高社保费核定及组织收入工作效率，2001年—2012年10月底社保费征缴入库累计214.83亿元。使社保费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自治区首府的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缴体
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是民生的重要支柱，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惠民、为民的德政工程。呼和浩特市地税局党组始终把社保费征缴这一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明确的征缴体制、完善征缴机制是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前提。几年来，该局针对体制运行之初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信息不畅等问题，经过不懈努力，于2008年力促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监督管理办法》，同时规定了从2009年起，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市财政、地税部门对社会保险费实行集中统一核定，进一步创新完善了社保费核征和部门间配合机制，同时结合工作实际构建并实施了“3155”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3”即社保、财政、地税三部门统一核定、扩面。以社保部门为主，财政、地税部门配合参与核定、扩面，一方面加大了核定扩面力度，同时保证了核定基数的准确性，避免了以往核定征收“两张皮”的问题；“1”即地税部门一个征收主体和人民银行国库一个入库途径，严格了国家及自治区关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规定，确保征缴过程中基金的安全；5”是财政、社保、国库、银行、地税五部门数据信息共享，打开了部门间信息沟通渠道，提升了部门间信息化的交流平台，初步构建起全市社会保险金征缴管理的信息化平台；“5”是五大险种统核统征，既保证了参保单位的应保尽保，也保证了社会保险费的应核尽核，应征尽征，大大提高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效率，也保证了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征缴模式的创新和完善，不仅极大的提高社保费征缴效率，同时加大了部门间的沟通配合，提升了管理层次，使“税务征收、社保管理、财政监督”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规范，真正实现了社保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和营运机制收、支、管、用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确保了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完整与规范运行。
二、强化基础管理，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顺
利进行
呼和浩特市地税局始终坚持“税费并重、税费统管、以税促费”的工作方针，采取税费同部署、同落实、同征收、同管理、同检查、同服务等多种征管方式，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与税收征管并轨，即将“费”按单税种进行管理，将费的征、管、查职能纳入到基层分局各职能科、所中，从过去单一的管税到税费统管，缴费单位进行纳税申报的同时必须进行缴费申报；在基础管理中，实现社保管户一户一档，建立电子档案，实现税源档案资料与费源档案资料的互核互补；建立社保费重点户清册报送制度，强化对重点行业和新的收入增长点的有效跟踪；将稽查检查、内部审计、社保费专项检查工作纳入社保费监管工作中，规范了社保费征缴行为、加大了清理欠费的力度。
三、创新征缴手段方式，不断提升社会保险费征
缴水平
该局本着“规范、高效、易操作、便服务”的原则，建立了社会保险费信息化征缴管理系统。一是针对自然人缴费开发并使用了呼和浩特市自然人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系统。经过几年的运行和完善，目前已形成网上传递核定信息、计算机开票、poS机刷卡入库、自助查询的征缴模式，社会保险费征缴点也由十几个扩展到200个，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缴费人，提升了工作效率。2009年呼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交由地税征收后我们通过该系统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30余万人2200万元的缴费任务，2010呼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同时全面开征，又顺利地完成了3167万元的新农保和9131万元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征收任务。科学化、专业化的信息化征缴手段，确保该局社保费征缴工作实现了由手工到现代化的蜕变，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社会保险费规范征缴的难题。二是针对单位缴费人，该局开发并运行了费库银并网征收系统。通过在社保、地税、财政、银行、国库各部门搭建的网络平台实现征缴信息共享，大大提高了信息对接、统计、对账的速度和准确率。从2010年4月份上线截止到2012年9月底，全市地税系统17个征管局3949户企业均实现了费库银并网征缴，并网征缴率达91%。
四、密切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畅通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联结渠道
该局本着顾大局，讲团结，求谅解，重协作，求共赢的协作方针，建立了权责明确、衔接顺畅、风险共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协作机制，较好地解决了业务流程、信息共享、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制度建设和扩面宣传等诸多问题。特别是2009年呼市陆续开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后，该局积极启动协作联动机制，通过搭建与社保局核定信息共享下的简化征收，与社保、财政、国库等部门运行税费库银并网征收，与银行协商设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险费征收点等创新手段，在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顺畅运行的同时，不断拓展协作层面，为今后彼此协作配合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完善社保费组织机构，加强专业化管理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3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18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当前，大学生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创新意识逐渐加强，必然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创新并没有引领大学生思想素质、品格素质、文化素质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反而学生集体意识、自主意识淡薄，感恩、诚信缺乏；其原因在于部分思政教育活动脱离学生实际而产生形式主义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更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真切关注学生成长诉求和价值愿望，求真务实的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及思政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
（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
每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被赋予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随着“95后”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他们逐渐形成不同于“80后”大学生的鲜明特征。面临着新技术、新理念、新思潮的冲击，“95后”大学生思想比以往任何一代大学生更解放。他们思维极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个性张扬，自信心膨胀；自我中心意识强，集意识较弱体；缺乏信念，注重个人成就，功利性强；敢于挑战质疑，富有创新意识，厌恶形式主义；由此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个人成就的人生观、趋于功利化的世界观。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
为了开展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的引导学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新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并未得到良好的改善，其原因在于大多数思政教育不顾培养学生的本质需求而脱离实际内容导致形式主义，突出表现为“浅、旧、软”：（1）以硬性灌输教育为主的教育形式，做表面文章，难以取得实效；（2）活动开展方式方法陈旧，缺乏应有活力，甚至采取官本位的方式强制性开展；（3）约束力和惩治力疲软，只注重制度上的宣教或象征性的批评教育而缺乏必要的惩处，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形式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容易使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难有教育、说服、引导的效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必然关系
（一）在内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大学生思政教育新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诠释了民族精神、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要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培养人才，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需要让他们在学习行动中认准目标，明确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为培育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新的思想阵地、赋予了大学生思政教育新的内涵，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因此，我们须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理论体系增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与信念教育，帮助他们寻找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在理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大学生思政教育以学生为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坚持联系实际，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坚持改进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等基本原则。针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迫切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上进行全面的更新，树立“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本”的教育理念，全面改进和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杜绝思政教育形式主义的四大着力点
（一）坚持以学生为本，转变“你说我听”的局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传统的“你说我听，你管我从”的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切实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需求，巧妙地把教育内容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和能动追求，开展精而优、学生喜爱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力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杜绝醍醐灌顶式的开展思政教育讲座或活动，我们调动学生聆听讲座、参与活动，靠的不是老师的强制命令和要求，而是学生主动地、自发地个人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愿望。
（二）尊重创新，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愿望
当代大学生的观念、态度在逐渐改变，思政工作者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去换位思考，以探索更合适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大学生思想变化和行为特征，找准“教与学”的共鸣点和交汇点，做到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相结合。同时，尊重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思维，真正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同时，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特别是在民族高校中应该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包容多样性，尊重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把关心学生、培养学生、尊重学生贯穿于各项教育活动、管理和服务之中。
（三）坚持制度教育原则，注重客观引导与惩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法治，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公平正义。然而当前许多高校在实际工作中，只注重制度引导教育，不注重制度上的处理原则，约束力和惩治力不够，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公平及效能。因此，开展大学生思政工作不仅要讲究“软”的引导，同时也要强调究“硬”的制度，以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每一项制度都说话，每一项程序有发言，每一个决定教育人。原因在于惩处的过程中不仅警醒犯错误的学生，同时也可以达到教育周围同学的效果，有助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的形成。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3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西族；心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提出的，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并要求中国公民做到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提炼和升华。在丽江12个世居民族中，少数民族人口为706876人，占总人口的56.79%。其中，纳西族人口为240580人，占总人口的19.33%。纳西族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在纳西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在不违背我们党的方针的基础上，结合其实际，形成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培育平台和载体。
一、在纳西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
中国有56个民族，纳西族只是其中一种，在纳西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复杂，主要表现在纳西族的历史跟其他民族不一样、文化与其他民族存在差异和信仰比较复杂。
（一）纳西族的文化心理的特殊
由于丽江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丽江坝子四面环山，虽有金沙江，但不能用于航运，历史上只有一条茶马古道与外界相连，纳西族长期生活在相对独立、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环境中，产生了与丽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与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一般观念比校保守，安于现状，往往希望保持平稳，不思变革，很难接受新事物，缺少创新精神。纳西族的共同心理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信、积极向上心的心态。纳西族是从寒冷的西北高原迁移到现在的集聚地――丽江，他们经过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程：一个从无到有，凭着勤劳的双手改天换地，从部落发展成为如今丽江的一个先进民族，并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与他们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尤其重要的是纳西族善于学习，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各种文明都能被纳西族消化并进行文化再造，以提升自己民族心理的内涵。这种正面、积极、主动、广泛的学习态度，开明开放，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心理，无不是积极向上对自己美好未来充满自信的印证和体现。
2、团结意识。纳西族人心里深深地印着：我是纳西儿女。由此产生很强的自尊和内聚力。在遇上困难和危机时，纳西族人就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渡过一次次难关。
3、包容之心。纳西族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表现出包容的心理特征。在文化心态上，在积极传承和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虚心向汉族、白族等其他民族学习，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反过来影响其他民族。因此，纳西族虽然只有丽江五分之一的人口，却能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4、含蓄厚道。纳西民族的性格比较沉稳、处事小心、含蓄内敛、厚道纯朴、对人比较友善。
（二）纳西族的特殊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教在民族心理为其产生和发展奠定的文化基础上，通过与文化的融合而渗入民族心理，从而影响一个民族的心理。纳西族在中华民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重视生命和对现实生活非常依恋的现实主义心理特征。纳西族对生命抱着一种积极、肯定、尊重的态度。由于对多种神灵的崇拜而导致的泛神思想，从而产生的“信而不笃”的宗教观，使纳西族并不把人的一生希望寄托在西方极乐世界和来生来世，他们重视活着这几十年的幸福和安宁，强调个人的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对人生充满深深地热爱。纳西族很重视人生价值的追求，理性把握“生”的社会意义，坦然面对“死’。从而形成了顺应天命、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拥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纳西族心理特征的关系
党的十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要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社会；三是求要中国公民要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道德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思想道德意识和支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这个社会制度下的价值要求。从本质上看，纳西族集体传统文化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致的。因此，从纳西族集体心理特征的角度出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行的。在纳西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结合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特征，可以取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价值
纳西族集体心理特征，是一代代纳西人相传的无数民族经验的总结，而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除了一定的生存基础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有着相应的纳西族社会结构作为纳西族心理特征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实质是民族文化、集体心理传承和积累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集体心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支撑下，一代代相传提供了重要保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对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创立了思想。在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平崛起相结合，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情相结合，实现中国梦等。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真正起到了行动指南的作用。
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看来，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也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不改初心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加以概括，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以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为价值准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经过人们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形成的集体心理，由少数群体的理想慢慢地转向共同心理的结果。一个人有了远大理想，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国家和民族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就会团结在一起，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最终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纳西族集体心理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影响这个民族的思想和行动。现阶段，纳西族地区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打好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共同理想是民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价值观
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和热爱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国家认同心理意识社会遗传的体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非理性思维变成理性思维的一种创造过程。
纳西族自古以来就很爱国，主要表现在：一是纳西族非常热爱家乡。“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一个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的人，就谈不上什么爱国。爱自己的家乡就是爱国。二是纳西族非常热爱自己的语言。在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今天，只要有两个纳西人在一起就会不由自主地讲纳西语，纳西父母教娃娃也是从学纳西语学起。没有纳西人这种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就不会有现在的东巴文化。
纳西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人们熟知的《木府风云》就把纳西族的智慧和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丽江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娶个纳西婆，当得骡子驮。”人们不会忘记，纳西妇女背上大筐大筐的蔬菜和水果。纳西妇女的服饰上的星星和月亮，寓意是的披星戴月，也就是要起早贪黑地辛勤劳动。最值得一提的是：纳西人娶亲，新娘一到就直接系上围裙做饭招呼亲朋好友了。今天，在丽江各行各业工作的纳西人都非常爱岗敬业，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纳西是一个诚实守信的民族，是一个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民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纳西族逐步形成了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的民族心理。
时代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民族精神为依托，顺应时展，促进社会不断发展的崇高精神。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全人类营养，结合新的社会发展特点和时代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一栋老旧的普通民房，我们可以推倒重建。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重建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只能在原来建筑上加固装饰。同样的道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完全由外来文化重新塑造，而是以传统民族文化和心理特征为基础。因此，在纳西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把握好"文化心理适应"的问题，立足于对纳西族民族文化有益资源的挖掘，做到把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创新、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建设实践、民族文化凝聚功能的发挥相结合，唤醒和激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民族集体心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单位：中共宁蒗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5
一、社保核定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社保核定制度（以下简称核定）执行情况看，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后，主要表现为：
1.核定使申报缴费数不真实的法律责任难以界定。核定制度使申报主体（企业）、核定主体（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主体（税务征收机关）三方的法律责任不明。如，近年来，税务机关在费源检查中发现，参保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报、漏报社保费，有些劳务派遣机构代收用人单位社保费不及时解缴，把代收的社保费作为工资发放，有的甚至挪用于炒股，其情节严重。税务机关发现这些问题时，因法律责任难以界定而无法强行征收和处罚。因为，缴费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前需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进行核定，核定确认的缴费数是征收机关依法征缴的依据。而对未申报的，但又确实是那些代办机构收集的社保费，面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因法律依据不足而无法认定和处理，最后只能对查出的问题搁置起来，不了了之。原因是：不如实申报的法律责任难以界定，即是追究申报主体有费不报的法律责任，还是追究核定主体有费不核的法律责任，或是追究征收主体有费不征的法律责任呢？这是征收执法主体在强制征收和监督检查工作中常常面临的两难问题。
2.核定为企业逃费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核定制度提供的合法性依据具体表现为，一份加盖了社保经办机构印章的核定单，其缴费的合法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契约合同分析，这份社会保险费核定单是一份缴费的契约单，作为一份被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契约合同，从盖章之日起，它被赋予了参保人申报缴费的合法性。第二，从行政许可分析，这份社会保险费核定单是一份缴费许可单，缴费单位申报的应缴数经社保经办机构加盖了社会保险费核定专用章，这说明是行政许可了的。所谓行政许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制度，是行政机关在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一种事先控制手段，通常称它为“行政审批”。社保缴费核定单上加盖的印章相当于行政许可。这种行政许可就是缴费人缴费的法律规定性，或者说是缴费人尽缴费义务的法律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稽查机关对缴费人不如实申报事实进行处罚，那么，其法律依据不足。因此，核定为缴费人申报数加固了事实上的合法性，为缴费人逃费提供了法律保护。
3.核定给征收机关加大了执法处罚难度和执法风险。从核定的结果上看，这种控制是法律上的失控。因为，社保部门的核定工作实行大厅式的柜台核定，这种柜台式的核定是通过申报核定完成的，而不是管理人员亲自到企业进行查账核定，因此，核定缴费数的真实性不高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核定程序对社保业务来说有其必要性，而对征收业务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形同虚设。但由于通过核定，给企业的申报缴费数上了法律的发条，这样约束了征收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加大了执法处罚难度和执法风险。
4.核定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第一，从核定制度内延性看，核定制度增加了内部机构重叠，因核定，劳动部门专门成立了基金结算中心。这使得具体的社保经办机构的核定部门与基金管理部门沟通较差，也给缴费人办事加了一个繁琐的环节。从核定制度外延性看，核定多了一道管理环节，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第二，核定相当于是对企业申报的审批，这一道程序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第三，核定既增加了社会保险费源隐性流失，也增加了社会保险费显性流失。因有了核定，征缴及稽查机关对未申报费源不能及时追缴，对违规事实亦不能进行行政处罚，致使社保费源隐性流失。对企业的欠费，社保部门实行单边结算，单边认定，尤其是对困难企业和改制企业的欠费（包括职工个人欠费）实行“挂账处理”，为企业逃费开政策口子，致使社保费源显性流失。第四，社会保险部门将核定、记账和结算集于一身，这本身不符合现代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缺乏监督和制约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不效率。第五，核定分割了征管职能，制约了申报效率的提高。由于有了核定，社保费申报、费源管理和征收人为地被分割，导致稽查职能错位，管理职能交叉，尤其是在费源检查方面，形成劳动和税务两个部门在稽查职能上的双重执法和双重处罚，这不仅增加政府部门的执法成本，而且，还加大参保企业的接待任务。还有，核定使基金征缴出现“四不清”，即：单位缴费、欠费与个人缴费、欠费分不清；当期缴费与补缴欠费分不清；欠费补缴的属期和比例分不清；社会保险各险种的缴费数额分不清。这是因为，社保部门经常出现重核、多核、补核等跨时核定问题，使得对账难，差错率高。由此，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低下。核定制约了申报的灵活性和便捷性，即制约了多种申报方式的推行，如：邮件、电子、划卡、电话申报等等。
二、对策建议
核定问题是社会保险费筹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涉及到如何有效地配置社会保险管理权力、理顺征缴体制、规范征缴程序、提高征管效率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应站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有利于规范执法、提高政府的整体行政效率、降低其管理成本的高度，而不是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为此，建议如下：
（一）统一征缴体制，实行社保费税式管理。
第一，社会保险以“费”的形式征收，但要统一社保费征收体制，尽快结束“双轨制”征收局面，将税务部门作为中国唯一征缴主体；第二，改变部分省份税务机关“”社保费局面，将与征收相关的其他部分职能和职权回归于征收主体，还权于税务机关（尤其是费源稽查与处罚权职能），并在全国范围内一步过渡到税务全责征缴；第三，在申报缴费方式上，建立“缴费人自行申报缴费，税务征缴机关征收，税务稽查机关重点稽查、以查促收”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新模式，将申报缴费权还于参保缴费人自己，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申报、自主缴费的主体。
（二）取消核定制度，体现“征、纳、管”三方权利与责任的回归。
取消核定制度，强化自报自缴，让申报主体自负申报责任，建立据实申报缴费的遵从度。这有利于“征、纳、管”三方权利与责任的回归：一是有利于征收机关权利与责任回归，以强化征缴秩序的法制化。即征收机关根据企业申报进行征收，使征收机关的权责匹配，征收与执法两个职能高度统一，以保障征缴秩序的法制化。二是有利于劳动部门权利与责任回归，以约束记账的规范化。即劳动部门依据征收机关入库税款单记个人账户，而不是核定后再对账、记账。这样，社保费记账可以月清月结，劳动部门可以从过去核定、对账、费源稽查以及对破产、改制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清算等事务中解脱出来，大大减轻其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其一心一意做好记账和养老金的发放等各项事务性工作。同时，可以避免虚记个人账户现象发生。三是有利于缴费主体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回归，以提高企业缴费守法的遵从度。即企业应按有关缴费政策规定，如实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如果参保缴费单位不如实申报缴费，那么，一旦发现，就可以追究申报缴费主体的法律责任。总之，取消核定制度，征、纳、管主体之间的法律责任更加清晰，真正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缴运行机制良性发展，使社保费征缴秩序走上法制化管理运行的新秩序和新起点。今后，核定的运用和实施应成为设定和解决特殊矛盾的必要措施。
（三）实行“统账”分申、分征、分统、分报、分记。
为使征、纳、管的权利和责任更加清晰，征缴程序进一步规范，每项收入更加明细，征缴效率进一步提高，以及为做真、做实个人账户，社保费实行单位和个人分申；地税机关分征、分统和分报；社保经办机构分记（只需记个人账户），这才是社会保险费征缴与记账规范管理的正确出路和理性选择。其中，单位代扣个人缴费，如同个人所得税，单位交统筹，如同缴纳税收。这样保障力度才会更加厚实。参保人才能公平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1.关于分申。分申，是指缴费主体将统筹社保费和个人账户社保费进行分别申报，尤其是实施医疗保险的地方，可将“两险”中个人缴费部分按参保本人申报工资基数的10%申报缴费数（其中，8%记入养老个人账户，2%记入医疗个人账户）。目前，《社会保险缴费申报单》设计的缴费项目中，已经将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进行了分开设计，这为参保企业分项申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2.关于分征、分统和分报。是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争论焦点，有的地方已经实行个人账户的社保费由劳动部门征收，记入统筹的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这样，既形成了两套征收班子，又分离了缴费信息。笔者不赞成这种做法。笔者提出“统账分征”是指在一个征收主体的前提下，按“五险一票”的申报模式，对养老和医疗基金实行“统账分征”。对其中个人账户部分，按有关政策及个人的缴费能力进行申报，申报多少缴费多少，记录多少，不缴费不记账。以此彻底改变目前单位缴费、欠费和个人缴费、欠费分不清等“四不清”的局面。为避免出现在“统账分征”中企业只注重缴纳个人账户基金，不重视缴纳社会统筹基金，必须坚持一个征收主体，分征不分家，坚持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同步征缴，以全面提高征缴率。我们认为，实行“统账分征”的好处是：（1）它是符合“科学规范、简明方便、低成本、高效率”原则的最佳模式，尤其是能为做个人账户提供真实可靠的缴费信息。（2）实行统账分征，能充分界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地税机关的职能和责任，发挥两个部门各自的优势，尤其是社保部门可以从过去繁重的核定和结算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集中精力管理好个人账户。
要根据分征、分统和分报的要求，完善《湖北省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分类管理实施办法》，研究和改进《社会保险费征收情况申报表》和一式六联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并将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分栏设计。
3.关于分记，是指将收取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分别统计，即按“五险合一、一票征收”，分类记账，即对缴入财政专户的社会保险费（医疗基金，失业基金，养老保险的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以及补缴和各类处罚款）按险种和基金的权属关系进行分类统计、分类上报、分类记账、分类核对。在记账的职责划分上，除个人账户由劳动部门记账外，其他的各类社保费收入都应由征收机关分类统计和上报。另外，要进一步完善社保费征收信息软件。借鉴厦门地税局经验，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在新上线的地税信息系统中，开发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管理系统，并将其与现有的社保费管理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两个系统的信息共享，可以通过企业报税时申报的工资总额、职工人数与企业申报社保时的工资总额与参保人数进行比对，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征管和社保费征缴两者相互促进、互为牵制、互为补充的目的。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6
关键词：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个人所得税征管
一、引言
2014年6月28日，美国与中国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协助美国落实一项旨在遏制海外逃税的联邦法律《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oreignaccounttaxComplianceact，简称FatCa）。该法案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将有关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税务机构。根据美国和中国签订的互惠协议，美国也会将中国公民的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8万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同意向美国报告有关海外账户信息。从该法案的全球推行可看出美国税务机构正在对其个人所得税征收采取越来越严密的征管措施。
二、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介绍
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Cta）于2010年3月颁布，经过多次释义和调整，于2014年7月1日生效。FatCa旨在强制在美国境外拥有金融资产的美国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并确保美国税务部门能够确认应纳税的美国自然人/法人并征收相应的税款。该法案要求美国纳税义务人，包括绿卡持有者，必须将其外国金融账户和其他境外资产情况，作为年度纳税申报的补充资料定期向美国税务部门进行申报。根据该法案，外国金融机构，包括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实体、特定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财务中心等，应在美国税务部门登记，承诺采取指定的尽职调查程序，以确认美国自然人/法人以及所有美资背景的实体所持有的全部金融账户，并对这些美国账户的收入、支出及余额向当地税务部门或美国税务部门进行报告。如果金融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登记或不按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美国政府将实施制裁，对该机构在限期之后取得的来源于美国的非主动营业性付款征收30%的预提代扣所得税。目前美国与8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或基本达成金融信息共享协议（iGa），以确保FatCa在各国得到遵循和报告。
三、美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体系
美国个人所得税体系的有效运行，归功于其严格的税收法令与严密的税收征管机制相互配合，税收制度井然有序、滴水不漏。就其征管体系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强大数据平台的个人所得税监管
根据美国税法，每一个在美国居住并取得收入的人都有责任向美国税务机构申报所得税，若不遵守及时、准确的申报，将受到民事及刑事处罚。所得税的申报采用代扣代缴与个人申报的形式，工资薪金发放单位按照个人预计情况进行代扣代缴，每年度4月15日前根据家庭实际情况进行年度纳税申报，并据此取得相应的税收返还。纳税申报表上关键识别信息是是美国社会安全局所核发的社会安全号码（SSn），此号码是美国社会的唯一识别码，关联着银行账户、社会保险、车辆行驶等所有重要信息。美国社会建立了一套基于个人社会安全号码的银行、海关、医疗等信息系统，可以为美国税务机构个人所得税信息系统提供了每一位纳税人的收入、支出等税务档案资料。特别是美国的银行信息系统，每一个银行账户的开设，必须基于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收入、支出等资金流动均与社会安全号码密切相连，税务机构可直接取得所有与资金流相关的收入和支出信息。在FatCa法案推行以后，海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也将进入美国税务档案系统。当纳税者递交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后，税务机构可对纳税人申报的资料，与税务档案资料自动对比和交叉稽核。
（二）基于自动化信息平台的个人所得税稽查
基于信息系统的自动稽核软件，可以通过对比系统数据和个人申报数据，对异常情况进行报告。比如“判别绩效系统程序”，通过对少量申报表的稽核，能够查出大量的应补征税款，以便促进纳税人自觉遵纪守法；“纳税人服从程序”，可随机检测纳税人的遵纪守法程度。同时，根据税务部门事先制定的计分标准，由电脑公正评分，然后根据得分高低加以确定，对误差率可能较大的约1%的申报表进行详细的稽查。一般来讲，收入越高、减项越大、错误越多、申报所得与其他来源记录出入越大，被选出稽查的可能性也越大。
（三）基于个人信用记录的违法行为处罚
美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惩罚非常严厉，且执法的刚性很强，纳税人的违法成本很高。同时除了在经济上的惩罚以外，违法成本还包括信誉档案的不良记录。信誉记录，在美国社会是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信用污点，将严重影响纳税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就业等。
四、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完善建议
通过借鉴美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经验，结合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为逐步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奠定基础。
（一）建设以身份证号码为核心的国家层面信息平台，
完善现有的银行、社会保险、证券交易、工商、海关、房产等机构的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以居民身份证为核心的国家层面社会信息系统，形成社会信用资源的的相互传递和共享，同时，以国家层面的信息平台为基础，建设个人纳税档案系统，通过计算机完成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纳税资料的收集存储检索等工作，同时个人收入税源和征缴情况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
（二）落实以法人单位为主的代扣代缴征税方式
在目前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薄弱的大环境下，仍需通过增强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责任来实现个人收入税源的监控。大部分的代扣代缴义务人为法人单位，可以通过要求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时，必须提交个人薪酬代扣代缴明细表，方可取得企业所得税的抵扣。同时，企业通过网上银行、电汇等方式对个人进行支付时，相关收入及代扣代缴情况同时向税务机构提交。
（三）加强对高收入、大额资金的重点税务稽核
目前我国人口数量众多，而且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下，税务机构对纳税申报表的稽核工作任务量巨大。在信息化平台上的自动稽核功能尚未具备之前，可考虑对重点稽核行业和重点人群进行重点稽核，比如，高收入人群、资金流波动异常人群。在取得海外银行账户信息后，可增强对海外大额资金账户持有人的重点稽核。随着税收信息化的发展，社会信息的共享程度加深，可采用自动稽核方式扩大重点稽核群体。
（四）增强个人所得税法律的约束力
确立税法的权威，加强对税收法规处罚条款的落实，加大税务稽核结果的处罚力度，从重处罚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增加违法成本，使偷逃税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建立并完善个人信用机制，将纳税申报情况作为个人信用评价的重要部分，同时增加个人征信系统信息的应用，比如在应聘、信用卡申请、个人贷款申请、保险额度等，将个人信用记录与社会行为密切结合，以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夏琛舸.中美企业所得税法比较[J].税务研究.2007（09）
[2]刘军.国外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及借鉴[J].涉外税务.2011（3）
[3]黄春元，张战平，金玉珊.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与经济，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7
具有社会性的个体税收认同即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分为两类：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
（一）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
指在个人身份界定与群体归属（更多是心理上的）①中内含以税收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个人身份界定是对其与社会联系的一个基本界定。即个体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人权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对认知对象或客观事物的判断中，税收处于核心维度。进一步，个体对其所形成的个人认同以税收为核心维度进行社会合宜性判断和群体归属判断，此一过程即为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过程。从静态看包括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与非认同。个体的税收个人认同仅仅关涉个体对税收个人而非社会的认知和认可，而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则经过了这样的认知过程：“我”作为社会的人，以税收或税收行为界定的我的身份内含是什么，与之相一致，我对如街灯这样的公共物品应该持的态度是什么，认可还是非认可。即个体在对其个人认同做社会合宜性判断时，将税收的价值内化于其个人身份界定和群体归属判断中，认为税收行为是个体社会身份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处于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态，则从个体的立场看，税收遵从是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是履行公民义务的要件而且是核心要件。如果人们认为逃税行为是与自己所认定的社会身份不符的，而将税收遵从行为看作是判断他人和自己行为合宜性的核心或者至少是重要标志，此即是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税收个体社会认同的表现。相反的情形有两类，一是税收行为并不关涉个体所认定的社会身份，二是税收遵从与社会身份认定负相关。前者，税收也许实际发挥了作用但并未成为社会一般的认知对象，因此不在人们的视野内，不形成影响个体身份认定的因素；后者，社会地位高的人不用交税，人们以税收不遵从作为身份认同的税收行为特征。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国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分封制时期，赋税实质上主要课征于奴隶和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在郡县制时期，虽然唐朝时颁布的两税法规定了贵族、官僚、商人均要根据评定的户等纳税，但上层社会不用照章纳税却一直受到社会的公认，而且是跻身上层社会的标识。不仅上层社会成员持此看法，而且其他社会成员也认同这一情形，并希望经由努力能够像上层社会一样不用纳税，而不是希望改变这种税收制度。时至今日，这样的认知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
个体对税收的社会认同即社会以群体为中介建构个体的过程中以税收为核心维度形成个体对税收的认可。因此，研究个体税收社会认同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认同的最重要区别是，一般意义上个体的社会认同是社会以群体为中介建构个体所形成的对客观事物或观察对象的认可，而税收的社会认同不是对泛化的客观事物、观察对象而是对税收的认可。即个体将税收作为认知对象从社会人的角度做出的认可判断。这与典型的税收经济分析不同，是将个体视为社会的人，界定税收及税收行为的社会合宜性。而与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税收个体社会认同不同是，社会合宜性界定不是以税收为判断的维度，而是对具体税收制度体系本身的社会合宜性做出判断。如个体站在社会人的立场上认为既存税收制度是公平合宜的，即是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税收个体社会认同。
二、两类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的相互关系
当税收处于个体社会认同判断的核心、至少是重要地位时，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社会认同才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税收制度才有可能成为有效的行为规则。具体说来这两类个体税收社会认同有以下几种关系：i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ii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iii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非认同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非认同。iv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非认同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v税收为个体社会认同的非核心维度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vi税收为个体社会认同的非核心维度和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税收社会非认同。vii税收为个体社会认同的非核心维度和税收不成为认知对象。税收不成为认知对象时，当然不可能成为个体社会认同的核心维度。两类个体税收社会认同中，最重要的是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在分析中，首先需要界定税收是否为个体社会认同的核心维度。如果不是核心维度，那么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社会认同状况便无关紧要。认同也好，非认同也好，都不能对税收制度运行产生影响。如果是核心维度，对个体的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况对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的影响
个体税收社会认同对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分析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合法性和政府权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①由于本文所涉及的角度将其视为外生变量。
（一）i和ii两种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况下对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的影响
在一般分析中，往往提到税收被上升为道德层次。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能被上升到道德层次？答案是在形成了税收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中，税收是核心正向维度，对税收的遵从是人们趋向的身份和群体具有的特征。此时，税收往往与那些正面的核心道德理念如诚信、正直、负责任等等相联系。人们会以恪守道德准则的方式要求自己、评价他人的税收行为。从而形成对税收行为比法律强制力更有效的约束力。此时，无论对税收的认知如何，个体均表现为很强的纳税意识和遵从理念。这类理念具体说来，例如，上流社会具有的重要特征是对社会负责任，遵从即使是具有明显的累进到有失公平程度的税收也是其身份应当从属的行为。前两年，美国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推出减税法案。美国100位富豪联名要求负担原有的税收义务。坊间认为此举炒作的成分居多。但即便是炒作，其出发点是形成好的社会声望，说明更多地承担税收义务能带来好的声望。即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中税收处于核心正向维度。从静态看，i和ii人们的税收行为没有区别，均表现为遵从。但从过程看，二者却存在较大的差异。税收遵从行为之所以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中被视为重要，是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认同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嬗变而成。因此，从静态甚至从短期看，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税收个体社会认同状况并不足以撼动个人道德层面上对税收的认可。而从过程看，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的个体社会非认同状况下，对具体的税收制度的质疑使对税收遵从行为的看法一点一点地松动，成为税收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变迁的推动力。这样的松动是静默的，从短期看几乎观察不出人们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状况的改变。但从长期看，如果具体税收制度体系未改变，作为认知对象的税收不认同未能改变，最终会影响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
（二）iii和iv两种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况下对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的影响
1.一般分析iii和iv两种情形下对税收的看法仍如i和ii，属于道德范畴的一部分。但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中，税收是核心负向维度。此时，无论对税收本身的认知如何，都很难形成税收自觉遵从行为和税制的平滑运行。我国传统上视税为“苛捐杂税”。这一界定一开始是因苛严的税制所具有的非公平和非正义而生。但随着这一看法在不断重复的事件中固化，逐渐与作为认知对象的税制分离。这样的观念得到社会普遍甚至是一致性认可，而内化于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中。在我国历史上，相对立立场的普通民众和政府都视税为“苛捐杂税”。二者面向税收的改革诉求都只有一个——轻徭薄赋。尽管在具体的税收变革中也关注税制结构和征收方法，但最终的评价却往往仅仅建立在是否减轻了税负，税收制度结构在评价体系中无足轻重。与此相对应，人们当然希望所属群体和阶层能免于这一非正义性剥夺。这成为税收维度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要义。另一方面，即使个体认为税收制度是公平、正义的，但由于税收作为核心维度被看作是负面的，也不能因此激发个体的税收遵从行为。iii这一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态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形。人们不仅认为具体税收制度缺乏公平性，同时认为对税收的不遵从是其归属群体和身份的特征。个人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陷入泥淖而几乎不可能形成税制的平滑运行和个人自愿遵从。极端情形下，甚至会出现非理性不遵从。iv这样的情形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即便是税收制度结构是公平正义的，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中，人们仍习惯性将其视为负面的。但从长期看，个体对作为认知对象的税收的社会认同，会逐渐改变其内化的认知并最终改变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2.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一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态——从iii转向iv的过程中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在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社会非认同的前提下，作为认知对象的税收常常被认为有就是糟糕的事情，具体特征被忽略。而当人们开始拨开惯性看到并逐渐重视税制本身的特征时（这一结点的出现非常重要），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判断中个体的社会认同有可能逐渐改变。但这一过程非常漫长而不确定或者脆弱。需要许多因素共同长期演化。所以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一是这一结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何推动其出现；二是在这一结点出现后如何推动税收核心维度个人社会认同的出现。我国历经了数千年的以税收为核心维度的个体社会非认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切地说五十年代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税收不成为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影响因素而退出人们的视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过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税收开始通过影响企业的净收益影响人们的福利。此时尚未被承包的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仍然不影响企业和职工的福利。而对已承包和非体制内的企业，税收成为影响企业境况和个人福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对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个体而言税收不在其认知范围内。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的变迁，税收逐渐成为人们在行为选择中的主观存在。并经历了从漠视（无视其存在，随意安排税收行为）到逐渐看到税收对个人福利的负面影响（是对可支配收入的净扣除），试图以税收制度为边界安排其行为。此一阶段税收制度也不规范，因此税收行为多表现为寻租行为。但无论如何与漠视阶段不同，税收制度已成为人们的行为约束，至少让社会中的行为人认识到税收制度的存在。虽然对人们规范性税收行为而言也许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甚至一度形成失范的示范效应。①从目前的阶段看，税收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规范，税收仅仅关涉负面影响的看法有所松动。从正式社会规范看，人们愿意认可税收在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中的正向维度。但从个体的角度看，并未形成这样的认同。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已经形成社会一般性认同的规范为什么却不是建立在个体对税收认同的基础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社会人立场与理性经济人立场之间的冲突。在这一阶段，从个人的视角看尚未形成税收的核心功能是推动社会福利增进的认知，而随着将来这一认知的逐渐形成，社会人立场和理性经济人立场对税收的看法逐渐协调。从以税收为认知对象看，现阶段得到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税负太高有失公平。这离个体税收社会认同良性状态尚有距离。但与二者均为非认同的情况相比，也是走向税收社会认同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v、vi及vii个体税收社会认同状况下对税收行为和税制运行的影响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8
（一）外部环境因素1、由于社会保险工作开展的环境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之国家有关的税法和其他法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对违法的震慑力明显偏弱，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不够，少缴漏缴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手段。2、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大量涌入，诸多劳动者对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意识淡薄，缺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动性，有的务工人员不愿从个人收入中扣除应该由个人承担的部分，又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企业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3、我们现行执行的依据是2003年2月原劳动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它是根据国务院1999年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制定，没有跟踪调整到《社会保险法》的高度，社保稽核工作的各项工作政策显得软弱无力，强制手段欠缺，对社保违规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对那些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单位只有移交给劳动监察进行处理。
（二）政策理解的误区根据文件规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以单位实发工资总额构成的，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资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六项构成，而有些企业单位是以扣除个人负担的养老保险费、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等部分后的实领工资作为单位的缴费基数，很显然是把工资总额实际构成等同于职工领到手的实领工资缩小了工资总额的构成的内涵。
（三）监管对象的复杂化一是稽核对象多样化。以前，社会保险稽核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和县级以上集体企业。现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等各类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都纳入了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与之相适应，社会保险稽核的对象也在不断扩大;二是单位用工形式多样化。适应建筑施工、餐饮服务等行业特点，各类季节性临时用工十分普遍，劳务取代劳动合同，逃避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监察，给稽核工作带来挑战;三是收入分配形式多样化。随着落实企业分配自，企业的实际工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实物代替工资发放，增加了稽核难度;四是违纪违规及犯罪手段多样化。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一些社会保险经办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都是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实施的。征缴体制的现状和可能产生的变化向稽核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社保经办机构想把全部参保单位职工的缴费基数核查清楚是极为困难的。
（四）经办机构内部的原因1、领导重视不够。长期以来，社保机构重资金到位，轻基金征缴稽核。社保征缴稽核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规范行为的防范和纠正机制普遍缺失，从而使不规范行为滋生成为可能。2、征缴稽核人员少。按征缴稽核办法，实施征缴稽核必须有两人以上的征缴稽核人员共同进行，由于目前社会保险部门常常普遍存在人员少的问题，而且身兼数职，很难抽出更多的人办理征缴稽核工作。3、稽核手段落后，工作方式单一。缺乏必要的硬件设备，如录音录像照像器材和交通工具等。工作方式单一，实在稽核工作量大，书面稽核不理想，查处举报稽核难度大。4、稽核机构设置不规范不统一。多险种设置不同的稽核机构，机构重叠，工作重复，稽核工作“碎片化”且各自为战，给外界混乱的感觉，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部门的形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解决征缴稽核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社会保险工作尤其是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当前经济环境不佳的严峻形势下，社保经办工作如何服务和服从于十精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摘要：随着《社会保险法》的贯彻实施，要确保社会保险费应收尽收，防止瞒报、漏报和拖欠社保费用的现象发生，就必须对社会保险征缴环节进行稽核，使之成为社保扩面、确保社保发放以及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险征缴稽核工作还存在许多的操作阻力和环境阻力。文章通过分析社会保险征缴稽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难点，提出了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有效征缴稽核的思路和想法。关键词：社会保险征缴稽核建议dio：10.3969/j.issn.1004-8146.2013.2.033题。应对新问题以及解决老问题，需要不断探索新思路、研究新措施，使社保经办工作尽快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一）充分认清形势，切实转变观念企业瞒报、漏报社保基数的现象，已影响到社会保险费的安全与完整，影响到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对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强化社会保险征缴稽核、完善社会保险管理，健全对不规范行为的防范和纠正机制势在必行。必须通过对参保单位的实地核查，掌握参保单位瞒报、漏报、漏核缴费的基本情况，对其发生的原因认真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全面查堵社保费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为此，要转变思想观念，改变“重征缴、轻稽核”的做法，建立起以稽核促征缴，以稽核保征缴的新机制。
（二）坚持严格执法，增强企业法人法律意识征缴稽核工作也是一种执法活动，《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就是社保征缴稽核的基本法，企业参保的好与差很大程度上与企业法人代表的参保意识和行为密切相关，为了增加企业代表的法律法规意识，改变过去给职工缴保费能少则少，遏制瞒报、漏报现象的发生。将实施稽核与政策宣传结合起来，清理参保真空，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维护社会公平。
（三）强化素质建设，提高专业水平征缴稽核人员不但要有政策水平，还要熟悉会计规则和有关会计、审计的其他法规，对这支队伍要重点管理，定期培训，不断增加自觉学习、自我超越意识，从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统一稽核机构，整合稽核资源减少浪费，避免重复稽核。整合社保经办机构稽核资源，实行交叉稽核。社保经办机构编制少，人员少。稽核岗位的设置不尽合理，未能达到要求，这种状况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必须对各经办机构的稽核力量进行整合。可采取集中稽核人员，分组进行交叉稽核的办法。这样既能使稽核人员能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稽核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又可以避开各类干扰，提高工作效率，使稽核工作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9
文明秩序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特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文明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构筑了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现代社会模式的开启，传统文明秩序渐渐瓦解，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复兴中华文明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
一、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与现代转型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无法逾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漫长的“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业经济格局，以宗法专制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伦理型和政治型的双重范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家族走向国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以血缘纽带为依托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稳定的传统社会根基。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辉煌历程，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和日常行为规范，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形成了传统社会特有的文明禀赋和价值诉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地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精神、意义、价值、典籍、礼仪、文物制度、道德规范等价值观体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支持。”①但19世纪后，伴随着以工业文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这一严密体系渐渐瓦解，“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①。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全球扩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导致中华民族出现了由民族危机、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直至渗透至传统文化的危机的系列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②从深层次分析，这些危机“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③。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明被迫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在两种不同时空维度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明渐渐被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所折服，最终走向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方之路。思想制度层面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前后，一些仁人志士参照西方价值系统改造传统价值系统。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进行“用夷变夏”的改制，谭嗣同对传统“名教纲常”的现代批判，以期“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仁学》中“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寅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④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观改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期望。如果将“戊戌”时期看作是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它仅仅是一场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真正的思想启蒙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是价值观念转变的关键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儒家思想，倡导诸如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即传统价值体系摇摇欲坠。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中国传统文明秩序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从而开启了向现代转变的模式。
现代模式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不断将人类社会推向“后传统”时代，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20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导。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创造着“缺憾”。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问题大多以“现代性问题”出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⑤。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祛魅”的时代。他所批判的正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也即现代工业技术对西方文明的工具化、理性化的建构。工具理性将一切社会关系精确化、效用化，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受到压制，人自身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不足，整个社会缺乏生命值得奉献的价值追求，人们失去了意义感，缺乏“本体安全”，产生了“存在性焦虑”（吉登斯语）。当今中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既是解构传统的过程，又是建构现代的过程。解构不是否定、排斥传统，是建设性地重构传统和建构现代的统一。
二、现代性困境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
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盛衰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断裂。文明总是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恰恰需要实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问题弥散于所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已经显现出了上述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不会自动生成一套合理的文明秩序，如不加以规范重构，则“无序”、“迷失”、“虚无”状态将充斥整个社会。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正视现代性困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炼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凝聚价值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消除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虚无”征兆，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开启了现代性构建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同样遵循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也树立了自由、公平、公正等经济理念，保障了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当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直接和唯一目的时，整个社会经济便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人们为获取利润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现代性特征内化为人的心理，就产生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资本成为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消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①中国传统价值秩序的解构以及现代社会中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异化和混乱。人生意义的扭曲化和精神上的迷失感造成了中国现代人价值观念上的“虚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②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就是要让当代中国人摆脱“价值虚无”的魔症，重新塑造精神家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修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裂痕”，实现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价值观念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内核。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时宜”，现代社会的形成为现代价值观念提供了成长的寄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不期而遇”造成了两者矛盾与冲突的彰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替已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裂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中断、文明的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于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与转化。在价值观念交错的过程中，不是要对传统价值观念彻底否定，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创造性转化。“文明的传统性并不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接受；相反，文明越是悠久，可能越具有对新事物的吸纳能力，悠久的文明更具有宽大的胸怀和应对复杂变局的丰富经验。”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沃土，在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逻辑思路是“以修身为本”，“由己推人”，强调“己”即个人的原发性。圣人是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内圣”就是以至善至美为价值追求对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当个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时，便由“内圣”转为“外王”，实践政治理想，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回避这一文化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模式和实践规范模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④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延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正视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多元性问题，创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生态“星丛”。现代文明最初产生于西方，随着全球化进程扩展到全世界，并且以现代文明的制度维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性话语”（哈贝马斯语），现代文明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框架或体系，以期构筑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伴随着后殖民话语体系中异于“自我”的“他者”文明的持续变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理想模型逐渐被打破。“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的确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①不同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倡导同质化世界，也相异于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宣扬相对异质的世界，S•n•艾森斯塔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异质性，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但可以和平共存。“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②。多元现代文明以共生的方式共存着，共同构筑了人类现代文明。在这一生态“星丛”中，多元现代文明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共识。但每一文明模式都有自身的特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必须以其他文明模式的存在为生态前提，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性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态“星丛”中彰显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
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已成为现代中国的必需和亟需。任何一种文明秩序都不是某种先验的存在，都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的厚重与否、持久与否直接决定了文明果实的优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体现一种文明的特色，并为一种文明提供精神内核和发展活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为传统文明秩序生命力的维系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同样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灵魂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价值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为其提供了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生命之魂，表达出它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伴随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形势，思想领域日趋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与对立，造成人们价值观混乱、价值观扭曲甚至价值虚无。究其根源，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缺失“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意识，避免思想对立和混乱，使全社会有了共同的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行动方向。“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彰显，人们能够对多样化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以调解，以此理解和统摄社会生活，消解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而有效建构精神家园，在多样化价值的喧嚣声中，安顿自己的心灵。”④稳定持久的价值秩序需要一个“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心骨”，体现了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价值观念的时代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孕育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孕育的果实，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义和思想积淀。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承继关系。“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其中，“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朱熹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集注》）“仁爱”以“修己”为前提，成己成人，进而推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观念都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维度的价值理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凝结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如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对人民群众经济、政治等维度价值诉求的理论反映，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延承和时代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爱”、“大同”等思想精髓更是“和谐”概念的理论渊源。此外，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规范，其价值内核与“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时代表征，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个人道德价值规范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县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稳定低生育水平，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任务目标
（一）工作内容
1、清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情况：对辖区内重点服务对象，开展一次全面的环情、孕情检查访视。对应落实未落实长效节育措施对象，落实对应的长效节育措施。对计划外怀孕对象，落实补救措施。节育措施信息与wiS有误的，如实纠正录入。整理手术文书。对独女、二女结扎户及时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2、清理人口出生情况：对漏（错）报出生，核实信息，补录上报。对计划外生育对象，按执法程序调查取证。对申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帮助办证，及时兑现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落实爱心保险。
3、清理违法生育情况：严格按《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确定生育政策属性。重点清理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情况，对查处不到位的，足额征缴社会抚养费，依法依纪，落实党纪、政纪处分。
4、清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未征收和未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对象，依法足额征收或补征到位。规范执法文书，核实票据台帐。对wiS中社会抚养费征收信息，一一核对，纠错录入。
（二）目标任务
人口控制计划全面完成，计划生育率达87%以上，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达97%，环孕检率达90%以上，社会抚养费征收率当年达50%以上、往年80%以上，当年党员、干部违法生育100%查处到位。
三、方法步骤
整个活动按照“先清理后落实”的顺序分阶段进行：
㈠清理核实（年3月29日前完成）
1、上户调查登记。
调查登记人员：以村干部为主体。
调查登记内容：长效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信息，重点应落实对象实际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信息，手术文书与wiS信息；人口出生信息，重点在漏管漏报信息；违法生育信息，重点在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查处信息；社会抚养费征收信息，重点在核实征收标准、实际征收金额、票据台帐及执法文书的真实合法性，与wiS的一致性。
工作要求：调查人员要进村组入户，逐户逐项开展全面的清理核查，如实登记填写核查登记表。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村组社区制度，加强指导。做到一户不遗、一人不漏、一项不错。
2、部门信息核实。
纪检监察、公安、人事、人口计生、民政、卫生六部门共同完成此次清理工作。
纪检监察、人事部门提供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查处信息；公安部门提供新生儿户籍登记信息；医疗卫生部门提供住院分娩、出生医学证明登记、避孕节育手术、儿童计划免疫等信息；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婚姻登记信息；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各部门信息汇总核实对接处理，实现各部门人口信息高度完整、准确、一致。
3、审核整理录入。
人口计生部门要对清理信息进行逐级逐项审核检查。
镇里：做好镇计生办、服务所人口统计资料、手术文书、执法文书、票据台帐、生育证、独生子女证发放等资料的整理修改规范归档，将准确信息录入电脑。督促指导村级清理信息的修改整理工作。
村里：对村级计划生育月呈报表、育龄妇女信息卡等资料进行重建、修改，做到资料完整准确规范。
㈡工作落实
1、落实环、孕情检查。以“三查一服务”（查环、查孕、查治妇科病，生殖保健服务）活动为载体，积极推进计划生育上户服务，重点对象一个不漏。环孕检率达90%以上。对于流出务工妇女，要实行党员干部“一对一”联系服务，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寄回率达95%以上。
2、落实长效节育措施。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政策要求，思想、技术、奖励跟进服务，突破二女户结扎难点，带动群众落实相对应的长效节育措施。并实行干部负责，责任到人制度，实现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达97%以上。
3、落实补救措施。加强孕前管理，及早发现政策外怀孕对象，千方百计在大月份之前落实补救措施。坚决纠正以任何借口对政策外怀孕听之任之的错误行为。
4、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对清理出的当年和往年计划外生育对象，严格按标准核算应缴数额，清算欠缴金额，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扎实开展社会抚养费依法征收专项活动。强化人口计生、法院违法生育案件非诉执行。当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50%，往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80%。
5、落实违法生育查处。纪检、监察、组织、人事、人口计生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查处党员干部违法生育。深入宣传贯彻落实11部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精神，严格执行党纪、政纪、经济处罚到位，坚决兑现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6、落实人口出生统计上报。落实各村人口统计月例会制度，依靠村专干及组信息员，加强经常性统计上报、分析。完善公安、卫生、民政部门信息通报制度。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将清理核实出生信息全部录入育龄妇女数据库。人口出生漏报率低于5%。
四、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此次活动是解决我镇人口计生工作基础薄弱、能力不强、发展不均的重要措施。各村要高度重视，大力宣传活动开展的重要意义，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要以此号召全镇、凝聚人心、坚定信念，鼓足干劲，力争年人口计生工作在县里位次前移。
2、加强领导。“四清理六落实”活动由镇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分管领导和镇蹲点领导要亲自指导督查活动的落实。具体分工按照镇里“百日攻坚集中服务”文件执行。镇人口计生办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指导、协调、督促落实活动的开展。
3、开展督查。镇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督查组，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