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表现篇1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东西方在应对危机的哲学方面却有着很深刻的不同之处。欧美决策层往往注重先解决最深层矛盾，特别是德国，始终将欧元区财政框架重塑、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然而，如此苛刻的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恶化。经济下滑，甚至衰退成为了改革必须承受之痛。
中国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长中解决矛盾，先易后难。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矛盾更加突出。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情况为87%左右，远好于美国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并且欧元区没有贸易顺差，靠内部无需通过海外救助便可以化解危机。但为何欧债问题越演越烈？关键就在于欧元区是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这一内生缺陷。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内，并且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察。
然而，即便存在此规定，依旧“鱼龙混杂”，希腊通过数据造假，而进了欧元区。而一旦进入，其财政问题引发的危机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否则欧元区可能面临解体。
看到缺乏财政同盟是欧元区框架的内生缺陷，德国人自危机爆发以来，便希望能够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德国一直反对发行共同债券、反对欧洲央行过度介入，强调将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等，都意在如此。
可以看到，经过了长期的艰苦谈判，德国人的努力已有所成效，欧元区正朝着财政一体化的路径迈进。1月底，德国、法国等25个欧盟成员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通过“财政契约”草案。这项旨在强化财政纪律的政府间条约有望在3月初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以期避免债务危机重演。
而在财政重塑之余，目前欧洲经济数据也并不悲观。1月欧元区pmi终值从去年12月的46.9升至48.8，尽管该数据仍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创下五个月来最佳表现。
德国经济表现突出，1月德国制造业pmi指数报51，高于去年12月的48.4。失业率由去年12月的6.8%降至6.7%，创1998年以来新低。这样来看，如果德法经济没有大问题，就有较大空间保持欧元区增长。
值得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已经改变了早前的“动作过小”，转为更加积极，量化放松的态度也已经十分明显。去年年底，欧洲央行决定向欧元区银行提供4891.9亿欧元的贷款，有利于为银行提供流动性，试图避免大银行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第二轮LtRo也有望在2月底启动，届时抵押品的标准可能放宽，期限也可能将延长。二级市场上，欧洲央行也正在研究国债购买计划的备选方案。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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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表现篇3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4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5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后期的三年，“”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6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四人帮”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转贴于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7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虚拟资本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范围扩散,由发达国家传导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且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后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发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已有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来看,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危机有着不同的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理想的、“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的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对于危机爆发的原因,则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衍生品泛滥、政府金融监管缺位、消费过度透支、货币政策失误、道德和信用缺失等等。虽然这些观点有各自的道理,但主要都是从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加以分析,并没有系统解释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需要从本质上加以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即事物的本质,并深入分析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否认政策和行为的失误会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对现象层面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并从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暂时的阶段,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最终灭亡这一整个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强制性解决,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之后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m
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为我们解读金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视角。尽管《资本论》这一巨著完成于19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也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与垄断组织联手所制造的‘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生的石油危机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为了走出“滞胀”危机,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是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后又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成为风靡全球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需人为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趋于一般平衡和充分就业。据此,他们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定价,放松金融管制和外贸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积极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外投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建议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为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同时也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进一步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
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陆克文认为,这场遍及全球的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失败——提出了质疑”。
三、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痼疾的制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危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以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够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有效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由此社会再生产的链条就会中断,其最典型的极端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金融危机。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工人绝对与相对收入的减少,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及其相应的社会产品分配是一种对抗性分配。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革命成果,运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家庭的收入普遍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者收入增长了4倍,0.01%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乏力,严重制约了个人消费增长,而少数富人的财产拥有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不足。美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8,创人口普查局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最高。由于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不可避免地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生产的相对过剩。
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扩大与基尼系数的明显上升,使居民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为了提升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并通过抵押住房获得消费现金流的“透支消费”就成为流行的方法。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到2006年,美国居民消费已经占到其gdp的7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这不仅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相矛盾,在美国经济史中也属罕见。当危机发生后,美国消费者的购房违约率高达20%以上,加之信用卡透支违约无法偿还,涉及人数达二百多万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消费的大幅度下滑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至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2%,达到26年来的最高水平(见表1)。因此,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不仅普遍实行高杠杆的商业运作模式,还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使次贷数量呈指数级放大的金融衍生工具,信用链条不断延长,信息不对称程度骤增,道德风险集聚。这些做法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反而以“泡沫”进一步掩盖矛盾,危机就这样孕育而生。当“透支消费”的债务普遍无力偿还,必然会造成金融链条断裂,全社会的购买力突然紧缩,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危机便不可避免。
四、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由于信用的作用,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生息资本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产生了虚拟资本。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依据一定的收入比例虚构出来的资本,它可以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马克思这样解释,“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虚拟资本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可以带来价值,即“以钱生钱”。
美国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的最初动因,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低迷和资本的日益过剩。从1965年～1973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下降了25.5%,1978年又比1973年低了23%。制造业部门利润的下降导致了资本的过剩,大量过剩资本涌入了金融部门。1973年以后,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货币、信用与资本日益虚拟化,加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力推动,导致金融资本急剧膨胀,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脱节。在虚拟资本的膨胀过程中,一方面,虚拟经济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另一方面,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又实行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在1980-2007年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的比例,70年代为40%多,而90年代则接近90%。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经济关系和社会资产更多地表现为债券、股权等金融资产和金融关系,社会利润总额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
为了应对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4次降低利率,将利率从2001年的6.5%迅速降至战后历史最低水平的1%。信贷和泡沫迅速扩张,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并带动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房屋价格及房屋信用泡沫加速膨胀。“资产泡沫和信贷扩张最终迷失了实体资源配置,虚拟经济扭曲了实体经济。”而一旦市场流动性出现问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无法维持,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随之破灭,引发金融危机,导致财富效应的削减,收入、投资、消费的下降,并进而引起和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值得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殊性产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实资本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虚拟资本的过度泛滥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
五、后危机时代
[4]: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eb/ol],/finance/2009—03/18/content110306701.htm,2009-03-18
[5]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1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9
一、直接原因：信用对危机强烈集中爆发的促进和强化作用
第一，信用过度扩张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促进和强化作用。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运动，是虚拟经济。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严重脱离而导致的信用过剩对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促进和强化作用。从美国经济的本质来看，本身是一种实际需求不足的经济。为了解决实际需求不足，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实际需求的不足通过资本主义信用体系额外增加的“虚假需求”来弥补。
市场需求有两种，一种是实际需求，一种是虚假需求。实际需求是由人们当前的实际收入所决定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购买决策是消费者考虑到其实际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后才做出的，是保证市场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虚假需求”是不以当前的实际收入为基础，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其当前的收入和实际支付能力，而是在当前实际收入以外通过种种“创新”活动，使本来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人感到有支付能力，从而在金融市场上产生足够的“虚假”市场需求。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具有主导意义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在实践中，美国经济就是在扩大“虚假需求”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美国政府常常默认、鼓励、纵容社会创造虚假需求以弥补实际需求的不足。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致于不少经济学家都断言，“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其实，这种“虚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矛盾，使矛盾的显化被推迟，尖锐化也在不断加深。矛盾积累越久，一旦爆发就会使危机越强烈。
在美国，制造“虚假需求”的信用形式很多，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赊购赊销和分期付款的商业信用，这也是制造虚假需求的初级形式，因为它在实际购买力之外透支了消费者的未来收入，形成了以当前并不存在的收入为基础的市场需求。例如1929―1930年危机前大量使用的分期付款。这类金融产品并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只能在短期内刺激社会需求，造成繁荣的虚假性，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矛盾。第二类是银行信用，这是比商业信用更现代、更简便、规模也更大的信用形式。最初只是调剂不同企业的资金余缺，并不会产生超过实际收入即真实支付能力的虚假需求，只是“利差激励”会促使银行放贷越多越好，加上“货币乘数”作用，结果是超出实际需求的虚假需求产生。例如次级抵押货款。第三类是“金融创新”，这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而创造的产品，例如与次贷资产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这类产品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将经济矛盾在系统内部转移。另外，复杂难懂的产品规则使普通民众甚至监管层也难以看出产品中隐藏的问题。金融衍生产品不管形式如何，其本质的功能是制造对实体经济的虚假需求。因此，供给和需求的经济矛盾被掩盖起来，生产变得更缺乏理性和计划性。而且，这类产品通过不断再出售，会将风险和矛盾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当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矛盾尖锐化时，试图缓解和掩盖该矛盾的金融产品必然首先出现问题，由此引起金融紧张和危机。无论是哪一类金融产品，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将矛盾掩盖、推迟甚至扩大。随着矛盾不断地积累和加深，一旦激化爆发，危机就表现得更为强烈。
另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与经济的全球化也推迟和加深了矛盾的转化和扩散，使得危机爆发更加集中和剧烈。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经济危机关系认识的科学性。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量变转变为质变，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二、内在原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第一，美国有效需求过度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古典危机的原因有明显的不同。1929年的大危机，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盘。而当前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过度，虚假需求“弥补”真实需求的不足。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违约率不断上升，最后造成信用崩溃。金融危机都是虚假需求造成的。长期的“金融创新”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和经济泡沫，使经济的虚拟化达到了超高水平，泡沫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陷入周期性的“试图饶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金融业为了自身的利润进行“金融创新”竞争，生产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客观上加速了经济整体的虚拟化过程。美国金融资产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就达到205％，11年后的1996年达到377.7％。2006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则更是其GDp的6倍。空心化没有给美国经济提供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而是置身于巨大的经济泡沫之上，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经济信用最低端的客户无法正常支付按揭贷款，次贷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的问题就引发了一连申的反映，酿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第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印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就发生在再生产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上。在经济高涨阶段，随着信
用的扩张，借贷资本远远超出现实资本，经济一片繁荣；这个时候，消费的限制总是要无情地出现，有些商品开始过剩，但在信用制度下，因为再生产的链条被拖得很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是迟钝的，信用仍然继续保持正常的支付，部分商品过剩的信息被掩盖了，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商品过剩情况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被逐渐激化，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最后引发新一轮的危机。当再生产周期进行到危机阶段时，大部分企业因经济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停产或倒闭，最终导致商品难以出售，资本不能回流，很多货币资本沉淀在商品生产阶段，进而形成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极度收缩，货币支付链条断裂，某些银行信用机构因此而倒闭，并由此引发金融危机。
三、制度原因：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的表现篇10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四人帮”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