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政策篇1
在产业的导入期，政府出台多种形式的购车补贴、激励政策，弥补了产品技术成熟度不足和初期的高成本，较快地启动了市场。但是，财政激励政策难以很好体现对产品技术水平提升的导向和对降成本的激励，往往会出现追逐补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从今年起，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及时退坡，这是非常适时的。
当前从总体上看，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仍然是发展的主题。尽管创新技术、降低成本还离不开政策支持，但更需要的是市场的激励、倒逼与筛选。种种情况表明，电动汽车的发展动力应该由政策驱动向市场、政策双驱动转型，促进产业进入成长期。
发展动力的转型意味着政府应更加关注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创新、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完善基础设施，并选用普适性激励与倒逼的政策工具，使电动汽车推广逐步向非试点城市扩展。新能源汽车发展动力如何平稳转型而不至大起大落，合理可行的政策设计和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监管
汽车技术的电动化与信息化、智能化和新能源革命交集，形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太多的机会，给众多行业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面对革命性的技术替代和升级，传统骨干汽车企业往往踌躇和犹豫，而后起者和新进入者却看到了机会，并甘愿冒险参与一搏。这是实现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后起者和新进入者会带来新的思维、引进跨界技术，在新技术突破、产品定义、商业模式、融资模式等方面都会闪现出新的火花。二是会增加新能源汽车产业试错的资本投入，加速试错过程，分散试错风险。三是有他们的“搅局”，将促进既有企业的奋进。新进入者拿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入，可能各有各的想法，但都是理性的。进入者中的大多数最终可能会被淘汰，但不能不给他们机会。
国家已经开始放宽准入，此时应在两个方面把握好政策。第一，应当欢迎新的进入者，但绝不能“鼓动”或“忽悠”投资者，“过度招商”。让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第二，以强制性技术标准和相关法规为准绳，严格市场监管，使违规的企业和不达标产品的入市受到严厉惩罚。目的是建立良好产业生态，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打破地方保护和壁垒，创造良好竞争环境
2009年开始实施的“十城千辆”工程，受到了很多城市的欢迎。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地方政府有支持本地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强烈意愿，非常希望借助国家试点，推动实现本地的产业目标。二是销售的电动车可以获得力度很大的国家补贴，地方财政也甘愿给予配套资助。三是试点城市结合本地情况制定政策和实施方案，借助试点的机会提升本地的交通、产业和环境治理水平。
试点调动了相关城市的积极性，他们动用当地资源形成小环境，率先示范应用，使我国较快地开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示范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创新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探索出多种解决途径，积累了丰富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促进新产业走向成熟的途径。
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地方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在执行国家政策时有时跑偏。比如，一些城市不太情愿以本地财政补贴外地企业；不太愿意向外地企业开放本地市场，特别是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等市场；有的城市设定地方补贴目录；有的要求在本市销售须在本地设厂；有的要求使用本地产的电池和电动部件；有的规定充电桩只能由本地企业投资建设；等等。地方保护抑制了市场的激励、倒逼和筛选作用，造成优势企业得不到好的发展，弱势企业也失去了在竞争中提高的机会，两败俱伤。由此把企业引向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削弱了创新技术、提高竞争力的动力。在认真贯彻国务院明令禁止市场保护规定的同时，应总结、评估试点政策，适时使国家的政策普适化，在全国范围建立有序竞争的产业生态。
给全社会以长期稳定的预期
汽车动力技术的变革不仅涉及汽车业，而且涉及国家能源的结构调整、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直至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思路。其中需要诸多政府部门、行业、大量企业的参与，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国家新能源汽车战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给全社会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使其纳入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几年一个周期的政策不足以引导市场的长期行为。现行的两级财政补贴政策不仅是地方保护的一个根源，而且一些城市已经感到财政压力过大，还出现了骗补、补贴过度等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车企在决策产品开发时受到很强的补贴导向，行为短期化；一些用户在购车消费时，宁愿扭曲真实需求而获取更多政府补贴。政策干预技术路线的结果将造成结构性扭曲。
应进一步研究实施非财政直接补贴、与燃油消耗量限值相联系的零排放积分制政策。政府的经济激励政策应坚持，一是释放政府长期致力于汽车电动化的信号。二是在激励与倒逼双向发挥作用，但不干预技术路线。三是利用碳排放原理，在高排放与零排放或少排放间交叉补贴，财政补贴淡出。四是5至10年，甚至更长期间的强制性指标，相关指标要便于检测和监督，防止作弊。五是具有普适性，可以在非试点地区推开。
支持企业开发依托市场自行发展的多样化产品和商业模式
进入产业化阶段，发掘消费者需求、打开市场出口，主要依托市场力量自行发展，比什么都重要。目前，中等级别主流纯电动汽车还是政策驱动的市场，而一些细分市场和一些新型商业模式，正在走向政策支持下的市场驱动发展轨道。此时，政府应保持技术中立，鼓励企业以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掘当期的技术成熟产品。这样，可以较好支撑经济上能被用户接受的细分市场，实现以空间换时间，护送电动车产业走向成熟。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档车，在部分人群中已成市场新宠。插电（增程）式电动车较好地平衡了纯电驱动与续航里程、生产成本与使用成本、在极冷极热情况下取暖制冷与电耗之间的矛盾，还降低了对充电装置的依赖，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分时租赁”商业模式以租代买解决了车价高的问题；只管用，不管充电，解决了对停车和充电难的担心；面对短途需求，可以满足续驶里程要求；使用成本低，又能满足自驾的偏好，成为现阶段很有希望的商业模式。
能源转型政策篇2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成本支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不论是城市被迫转型还是主动转型，转型问题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转型还是企业转型，无论是替代产业选择还是转型路径设计，资源型城市转型都离不开对转型成本的研究。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构成
转型成本，概括来说是指从产业转型开始至替代产业的确立、GDp及就业率基本达到或超过转型前的水平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具体来讲，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构成主要有：
（一）政策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等，这是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政府的支持是企业转型的关键。
（二）劳动力转移成本
主要指由于工资刚性和技能差异引起的转型企业在组织和安置职工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补贴、再就业培训费用等。
（三）环境治理成本
由于资源产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治理环境，必然会为以后经济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因此转型的过程也就是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以往功能的过程。
（四）清除企业历史陈欠债务所支付的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需要清理的企业陈欠债务主要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
（五）理顺政企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资源企业承担了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职能，社会职能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转型。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对这些附属部门进行改制和分离，将其纳入社会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支付相关的成本。
（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支付的成本
转型期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本支付
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几十年里，资源型城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诸如经济畸形发展代价、生态破坏代价、社会畸形发展代价等。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地区必然要支付转型成本，而且这种转型和发展成本将由过去资源产区单一支付的模式转变为由全社会支付。从世界资源产业进入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的转型经验来看，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给予直接资助、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如减免税间接资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对转型企业实行特别的信贷政策、积极争取国外资金的援助等。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些经验虽然不能全部照搬，但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相关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及应支付的转型成本有：
（一）中央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履行的基本功能是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整体战略、制定扶持政策、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制度创新激励、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1.从国家层面制定转型的整体战略
中央政府应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实际，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定诸如产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城市化发展战略等。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10年11月，山西省向国家申报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面积达到156579平方公里，包含太原、大同、阳泉等11个地级市，显示出中央对山西转型的支持。
2.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扶持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反而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大量的利润空间被其他行业占据。我国大多数处于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并不是抛开资源谈转型，而是依旧希望围绕资源谈转型。因此，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考虑修正不利于资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城市顺利转型。比如税负过重是资源型产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从产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国家应调整资源产品税赋，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扩大抵扣范围来降低应缴增值税税率。制定资源产业转型中专用资产补贴税，落实税收返还政策，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同时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分级财政中增加地方政府留成比例。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是以生存、稳定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发展和繁荣。在选择转型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职工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需要拿出一定的专项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和基本生活费等费用。同时建立社会最低保障体系，在解决职工进入社会统筹问题时，国家应给予经济补偿。
4.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
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市场规律，而是根据国家整体对资源的需要进行布局和发展。市场经济时代，经济转型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为城市转型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运用行政手段打破体制障碍，提供制度创新激励，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介入。中央政府要通过监督、激励和服务机制，使得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效用最大化，同时使中央政府的功能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良好的服务体系，政府才可以既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从微观上保证区域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省、市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资源产业衰退，资源型城市就会衰落，而地方政府有维护地区繁荣、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负责经济转型规划方案的编制，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经济转型规划的衔接等，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转型成本。
1.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转型政策
我国现有资源型城镇426座；在这些资源型城市中处在成长期的有82座，占19.25%；处在鼎盛期的有290座，占68.07%；处在衰退期的有54座，占12.68%。对于处在衰退期的城市已无需探讨是否转型，而是要及早实施产业转型。国外的转型实践表明，产业转型应在成长和成熟期进行，如果进入衰退期转型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城市会因为拥有资源而陷入可怕的“资源诅咒”。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放弃资源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承担的最大的转型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承担的。
2.制定优惠政策与区域倾斜政策
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层面的支持主要是针对转型制定优惠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和引进高科技人才政策，同时与金融部门配合，多方筹集配套资金。如日本针对转型地区，采取产煤地域事业补助金和地方支付税等财政政策对产煤地域进行支持，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实行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由国家补贴。
3.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经济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形成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也可以增强国家对该地区支持的信心。经济转型的环境和氛围需要地方政府来营造，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也需要政府牵头。例如山西实行的生态治理保证金制度就值得借鉴和推广。
4.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减负
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剥离社会功能，解决企业过度承担的政府和社会职能。企业的陈欠债务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在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另一部分则需要国家及政府的扶持和支付。这些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转型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资源型企业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转型成本
1.企业要提早做好转型的预期工作，在企业的兴盛阶段就要着手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链条，并在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将来转型的专项资金，未雨绸缪，做好企业的资金积累，为转型打好基础。
2.逐步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集中精力抓好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完成产业的转型打好基础。
3.打破传统的用人机制，分离企业冗员，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要将分离冗员同组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结合起来，缓解就业压力，确保社会稳定。
4.全社会积极参与转型。资源产业转型无疑是现代社会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转型不单单是资源产业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分担转型成本。具体来讲，科研单位应积极为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指导；金融部门应主动配合，做好资金的筹措工作；教育界培训机构应帮助搞好转型企业职工的培训工作；社区和工会应力所能及帮助企业职工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职工也要积极参与到转型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充实到新的岗位上，或者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带动更多的人员就业，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转型成本支付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虽然目前全国都在提转型，但毕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十年过去了，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指导城市转型的实施细则，政府在实行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否定当前政策，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二）投资风险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或开发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在新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技术能否适应和新产品能否开发出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类企业有可能面临技术不成熟，缺乏高科技企业管理经验，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企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三）社会风险
能源转型政策篇3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就业；财政政策；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1-02.5
资源型城市是以矿产开发和加工为主导的城市，在开发后期随着资源的枯竭，主导产业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与此同时，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各相关产业也渐渐倒闭和萎缩，城市转型迫在眉睫，就业矛盾十分突出。再就业问题单靠市场来自发调节往往出现了就业混乱、调节失灵的现象。如何借助财政政策来解决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难题，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财政政策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的研究现状
潘柠烨认为，资源型城市再就业困难是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低、就业观念保守导致的[1]。李雨潼认为，企业办社会，如资源性企业自己解决医院、交通、住房，有的还自设公、检、法机构，政企不分，造成企业负担过重，引起资源性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失业[2]。孟林研究了东北资源型城市的特点，提出资源枯竭后采取经济转型必须有技术转型的推动，才能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人口[3][4]。吴要武研究了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后，提出应加大政府对下岗职工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来减少产业转型引起的结构性失业[5]。
二、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就业现状
（一）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吸纳就业能力差、从业人员素质低
在中国资源性城市中的资源性企业，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创立的国有、集体性质企业，这类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本身就弱。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由于生产技术装备较差、工人劳动强度较高，产生了对职工的体力要求大于技术能力的要求，并且由于粗放的管理经营体制忽视科技进步和工人素质在生产中的作用，使矿工和技术工人得不到学习、培训、提高技术水平的机会，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工人文化水平低、技术素质差。
（二）忽视第三产业发展，制约就业总量
从资源型城市GDp的构成上分析，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较高，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资源型城市出现第二产业比重出现逐步上升的势头。而能够创造就业的第三产业，在资源型城市中未得到有效发展。地方政府只关注对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扶持，而对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民营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政府的重视上，都明显处于发展劣势。
（三）产业转型规划滞后，造成结构性失业
资源型城市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执行者，体制极为严重。当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处于转型行列的后端，并且最主要的是缺少转型产业的发育和成长，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也抑制了再就业的前进步伐。
（四）财政困难、社会保障不完善
财政拮据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在资源型城市建立之初，往往缺乏一个系统的发展规划，随着资源的枯竭，财政收入迅速下降，财政支出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社会保障支出经费难以保证。资源型城市由于国有企业较多，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过大，存在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情况。再就业职工担心灵活性就业的养老问题和失业问题往往不愿意离开原有单位，职工的这种观念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经济发展所致。资源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落后挫伤了职工自主创业、到民营企业再就业的积极性，宁愿守着僵死的劳动人事关系也不另谋出路。并且，大量的资源型企业职工（包括临时工）没有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家和企业没有承担单位应当负担的社会保障缴费。
（五）职工的国有企业情结制约再就业
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再择业意向偏向于国有单位、政府部门，忽视和歧视个体和私营企业，并且异地就业意识不强，对自主创业存怀疑态度。这种不切实际的择业观点、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思想是多年来资源型企业职工对政府和企业的依赖惯性所引起的。再就业人员缺少清醒的自我审视，没有及时认清形势的变化。在对矿区职工的调查中显示，当对他们问及“如果再就业你会选择什么行业和部门？”绝大多数职工选择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资源型企业的择业观念可以说落后于农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随着开采资源的逐渐枯竭，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经济继续增长，届时资源型企业将减员增效或者倒闭，而后难免有矿工被挤出就业的行列。但我们发现职工并未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三、国外资源型城市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借鉴
在国际社会，资源型城市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时，失业问题也尤为突出。各国政府部门采取了各种财政政策来解决产业转型带来的就业难题。
（一）日本的财政政策经验
对纺织、矿业等资源型城市因产业转型造成的失业，国家承担了就业安置责任。政府财政部门提供雇佣保险的安定补助金，还有针对性地拨发职业转换补助金、职业训练补助金。因产业转型而失业的人员在无工作期间的失业救济领取期限、职业介绍、职业指导都采取特殊措施；对录用产业转型失业人员的企业提供特定求职者雇佣补助金，并且给录用单位每人工资的25%―50%的财政补贴。日本针对老工业基地城市化改造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现状，政府提倡以职业能力开发为主的终身学习体制，以便使劳动职工定期调整自身知识体系，避免出现产业转型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法国的财政政策经验
法国的资源型城市洛林从1970年以后钢铁、煤炭等行业逐渐走向衰退。法国政府成立了“洛林工业促进发展协会”，积极发展替代产业，通过价格补贴、税收减免、进口配额补贴等财政政策，缓解旧产业衰退而造成的大量失业，并且通过国家政策银行、企业孵化器等部门帮助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小企业，以促进就业。法国洛林资源性企业失业人员有60%以上未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法国洛林政府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把旧资源性企业的失业人员按文化水平、原有技能、预期职业和工种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分门别类地进行不同职业的培训，培训时间最长达3―5年，并且提供2种以上的职业选择。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可提供的岗位达100种以上，有90%的失业矿工重新就业。
（三）德国的财政政策经验
德国的鲁尔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之一，从1960年起煤炭开采量和钢铁产量快速下降，大量劳动人员失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拨出专项资金关闭了不盈利的矿井，把剩余的优良设备和人员转移至新开发的矿井。并且在资源型城市中设立劳动经济促进部门，吸引外地企业前来投资，向投资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土地。积极开发技术园区，建设费用由欧盟、德国国家政府、资源型城市当地政府进行资助，在园区当中大力发展手工业和中小企业。现在鲁尔区形成了新老工业并举，就业充分的良性局面，成为了全球资源型城市促进再就业的成功案例[6]。
四、促进资源型城市就业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适时制定接替产业，减少结构性失业
参照世界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历程，单单依靠廉价的天然生产要素难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在其资源开采鼎盛期过后，都要经历经济衰退期并出现高失业的困境。因此，资源型城市应当适时鼓励新兴部门和新兴行业的成长，制定积极的制度、政策，改善投资环境，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市场的力量，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扶持新兴产业。接替产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盲目模仿。以煤矿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可借助原有的运输设备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型；以林木为主的资源型城市以向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如生态种植、养殖、旅游业等；以石油开采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可以向石油提炼和石油深加工产业转型。在中国，资源型城市往往地形地貌、植被、大气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因此，可根据实际情况把环境治理和修复当做一个新兴副产业来培育，把这个副产业同下岗矿工再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如矿区土地复垦、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养殖业、发展“农家乐”旅游业等。这样既改变了自然环境，又促进了下岗矿工再就业。
（二）加大资源型城市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
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越来越大，是政府支出最多和最主要的部分。资源型城市的政府应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数额，建立一种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固定补贴机制，扩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的人群覆盖范围，尤其要加强资源型城市企业职工（包括临时用工人员）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对于不愿意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临时矿工要加强教育，要采取适当的强制手段将其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三）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职业培训经费投入
职业培训是解决工人再就业的前提，产业转型最大的难题是工人的转型，由于资源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很难适应新兴产业的要求，必须经过职业培训才能尽快再就业。资源型城市的产业是以重工业为主体，劳动职工的知识技能与市场经济中新兴产业的空缺岗位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政府的再就业培训经费就显得尤其重要，增加培训投入，提高再就业培训效果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改变只投经费、忽视培训效果的状况，应当改变现有的培训方式和内容。国家和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培训费用，而培训的方式和内容尽快委托给市场。
（四）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财政转移支付这种财政政策手段可以对市场配置失效的领域进行财政的再分配，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差别，实现资源型城市同非资源城市均等的财政公共服务功能，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就业。利用国家转移支付搭建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创新平台，对资金、技术、高科技人员进行整合，如建立部级的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开发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形成产业链条。这样，可以大量增加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来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近年来，资源型城市的“”大量出现，上访、“”情况时常发生。转移支付是国家控制资源型城市就业稳定、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国家失去对资源型城市的控制，甚至会出现政权独立和国家分裂的危险，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均衡经济发展和就业。因此，转移支付既是财政政策手段，又是政治统治手段，对资源型城市再就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关键是在扶持资源型城市新兴产业上保持一致。支持银行向扶持产业的企业提供贷款以及贷款优惠支持的办法，财政政策应采取相对应的向配合发放贷款的银行给予政府支持，并且相应地减免扶持产业的企业税收，由此形成“政府担保-银行贷款-财税减免”的支持体系。
结语
本文针对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后产生大量失业人口这一问题，提出了利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治理。其主要财政政策选择包括：适时制定接替产业，减少结构性失业；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加大职业培训经费投入；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运用。
参考文献：
[1]潘柠烨.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及原因探析[J].商业经济,2011，（6）：1-2.
[2]李雨潼.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就业问题与对策分析[J].人口学刊,2007，（2）:56-57.
[3]孟林.东北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对西北地区的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6.
[4]张晨光.资源型城市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开发研究,2006，（2）:78-80.
能源转型政策篇4
关键词：产业政策；经济转型；约束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8－0094－04
一、经济增长方式对子经济转型的约束
经济转型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轨迹的改变，实质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经济体制在发生转轨的过程中，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方方面面。
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内生于产业结构中的。所谓的产业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又是经济效率提高的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症结所在。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者，通过自由市场上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他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我国目前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尚未完成，在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利的条件下，其领导者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有限投向产值大、利润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备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就被诠释成了走重化工业道路、重型化道路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近年来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丁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2003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53.8％上升到2003年64.3％、2004年67.6％、2005年69％，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是1960年66.6％。中国目前已达到重工业化的最高记录，正进入以重工业化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
造成各级政府过分追求资源配置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的缺陷和要素价格的扭曲。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鼓励高投人、经济效率低的项目扩张；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n・迈尔斯(n.myers)和J・肯特(J.Keo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年增长速度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8.9％；但是与此同时是经济质量比较差，高度依赖能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民生的福利改善比较缓慢，更为严重的是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1999年的0.45。这种收入差距潜藏着大的社会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增长悖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内涵。只有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成功的转变，经济转型才可能取得成功。
二、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在西方国家被看作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总量控制政策的补充，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政府利用产业政策通过对资源在各产业间配置过程的干预，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通过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早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概念，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但是国民经济计划中交织着产业政策，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产业政策。我国有意识地利用产业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确定以后，产业政策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水平，表现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非均衡的，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必须通过非均衡的方式实现。这里所谓的非均衡就是通过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为此必须拥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而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依据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原则，在不断调整中形成合理的梯级结构。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在各部门间的边际收益相等达到效率最优，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由产业经济学理论可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由此可以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除了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外，在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中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部门产出比重的加总。说到底，产业结构升级只是一种类似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过程，没有这种升级，就不会有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结构变动的作用；二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需要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升级由于是利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成本较低、不确定性较小，从而容易形成“聚点均衡”，即企业都挤向某个或某些升级的产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产生冲突，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此起彼伏，出现产业升级的“潮涌现象”。可见，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产业结构是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依托。
三、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约束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依托于其区域产业政策，区域产业政策主要包括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和主导产业发展政策。区域的产业结构是靠主导产业来带动的，因此，一个区域实行什么样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目
标函数不同，因此同样是主导部门，处于国家层面的主导部门与处于区域层面的主导部门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更表现为“质”的不同。国家主导产业选择要考虑产业结构体系完整，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更注重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无所不包，不同区域在确立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时。不能抽象掉产业的区域性。另外，区域差异因素也必须重视。由于东部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决定了东部同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又使得不同地区选择的主导产业也不应该相同。对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从区域的角度、区域专门化生产的角度来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各地主导产业趋同的悖论。
主导产业的新旧更替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投资收益达到顶点，接着就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倾向，这就动摇了主导产业存在的基础。所以，任何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主导产业的确立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罗斯托关于非平衡增长的观点，是与其主导产业的理论相联系的。他认为，近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部门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就是领头羊的主导产业部门首先获得增长，再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瞻效应，对其他产业部门施以诱发作用，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是哪些部门与哪些产业，关键是要采取一定的政策与措施培育这些部门与产业的发展，使他们真正成为主导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任何政策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向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区域产业政策也不例外，如果前提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善，不仅其政策的效能难以发挥，甚至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因此设法创造出这些条件，对于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区域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是实现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其目的在于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有一个导向的问题。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导向选择的基本依据是：(1)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和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基本特点；(2)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总水平，包括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3)国际及全国地域分工的要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由其主导产业所决定的，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也是由其主导产业的有序转化引起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及整个产业结构随主导产业的更替而发生的质的变化，主导产业发展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根据产业转移的方向将产业转移分为两种方式，一种转移是在主导产业进入了衰退期，集群内大规模的企业外移出去；另一种是某一区域外的产业(企业)转移进入已经形成了的产业集群所在地，从而不断强化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强化又将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后一种产业转移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所谓地域梯级产业转移的模型。产业转移的最终结果是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在现实中，往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一定是按照梯度转移，甚至可能出现逆梯度转移现象。产业集群形成的竞争优势导致的这种产业转移，将促进主导产业发展。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影响主导产业选择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影响。主导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正是主导产业部门的不断更替，带动了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动，并引致其他相关部门的发展，达到结构优化、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等效果，最终实现工业化目标。而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群的不断更替。具体考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主导产业的演进虽然与工业化的进程相一致，但是具体主导产业群的选择会呈现较大的差别。
区域经济政策对于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央与地方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中央政府是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出发制定相关政策的，但是各个地区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地区和部门优先的地区和部门主义的狭隘偏见。因此，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行为，加之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其中的博弈行为，使得在具体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因此，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切不可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但同时又要符合国家整体的产业政策规划。
四、区域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
经济转型的成功又受制于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内生于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和总体水平。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最后受制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本地的要素禀赋水平。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又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循环论证之中。如何摆脱这个逻辑怪圈，只能通过政府。政府的行为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政府的作为可以为经济发展改善初始条件，只要初始条件改善了，经济的发展才可以摆脱路径依赖的窠臼，避免陷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各个区域的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不同，发展重点不同。一般来说为了实现经济的趋同，必须要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主导产业。但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依托于区域产业政策，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与国家的整体转型的制度协调，也必须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中国特色。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区域产业政策，只有各个地区按照自己的特点和现状制定和执行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的发展才可能走上符合自己资源禀赋的发展道路。因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转型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各个地区具有良好绩效的经济发展绩效，整个国家才会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才可能实现平稳转型。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30年，我国从过去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平衡发展走向现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下的不平衡发展，区域经济严重分化。当然这种结果伴随着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进步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如果这种差距不能消除的话，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会产生严重的滞后影响。在实现经济奇迹的同时，我们也遭受到批评，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保障，向着糟糕的资本主义模式靠拢。中国的转型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的转型，只有经济转型取得成功，才会为其他的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平台。对于经济的整体转型来说，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区域转型意义重大，而区域的转型又依赖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承认区域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第二，从国家宏观层次，
协调区域间的利益与地域分工关系，从追求国民经济整体最大利益角度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借助于区域主导产业的升级换代。罗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长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的系列的变化，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部门的成长过程。对地区的整体经济起引导作用和推动作用的是地区的先导性产业。任何地区的主导产业都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区内外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地区主导产业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带动整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地区主导产业的形成和确立一般受到需求和供给双重作用的影响和制约。产业政策的精髓就是从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中求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和较好的经济发展，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具有适宜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而这种转换能力，一方面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和现有的经济条件的适宜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
中国经济的转型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同的地区拥有各自不同的主导产业。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也就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整体发展与主导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在一个没有主导产业、各个产业平行推进的区域里，区域经济不可能取得快速健康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说，只有确立了主导产业，才能形成良好的、具有自生能力的区域产业结构，而区域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径。经济的转型才可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平台上。
五、结束语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经济转型的成功受制于多种因素。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托于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经济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其成功也有赖于其组成部分的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区域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区域的主导产业的选择，而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既是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结果，又是其形成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因此，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无论是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从形式上来看，都是取决于产业结构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内容上来看，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托于产业结构。从形式上来看，经济转型必须通过其区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转型来实现，整体的经济转型通过部分的经济实体的转型来完成和实现。同时，无论从质的方面看，还是从量的方面来看，经济转型的成功也是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从质的方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体现；从量的方面来看，局部的区域经济发展会影响到全局的整体的经济转型。由此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它一方面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进而从内部影响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影响区域经济政策进而从外部影响经济转型．我们把这一逻辑机理用图形表述如下：
由此导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立足点。只有形成合理和适宜的产业结构，才能够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落到实处；也只有建立在合理与适宜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政策，才能够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协调。如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彻底完成了，区域经济政策也真正发挥作用了，那么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也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既不属于纯粹市场型的产业结构，也不完全属于计划控制型的产业结构模型，更不同于垄断和市场结合型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前所言，产业结构的选择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依托，又是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产业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作用，为历届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像我国这样的大国，由于拥有很多其他市场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色，因此，经济转型自然会带有自有的特色。当然，经济转型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文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还会受制于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文只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作了分析和透视，至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在本文分析视野之内，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对于经济转型的不重要。
能源转型政策篇5
金融经济、经济转型、改革金融【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005（2013）02-0253-01
从国际上看，债务危机引发了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国内来看，中国已进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转型期，正处在国际经济周期与中国自身发展周期重叠的困难时期，宏观政策的抉择面临众多“两难”，甚至“多难”困境。
1转型实质：扩内需、调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靠出口消化高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拉动。2009年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但目前欧美等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都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高速增长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高投资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已经严重超出中国的承受能力，大量进口能源及各类矿产品则推高了各类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侵蚀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需要从两个层面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一是经济增长重心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需要从源头调整优化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二是经济增长要由依赖出口规模的持续高增长，转向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这需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现阶段中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放在扩大内需、增加技术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层面。下一步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政策指向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应通过减税和增资两条途径，引导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过去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比例持续低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加上教育、医疗和房价的持续上涨，抑制了终端消费的增长潜力，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后劲。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教育体系，免除普通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整体消费意愿。最后，要通过结构化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问题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因此，分析金融如何支持必须首先清楚经济如何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应该立足于本地资源，着眼于周边经济协作，融入某个经济体或更大范围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去，这是经济转型的一条基本路径和原则。①关于“立足于本地资源”对于当地的资源应该全面认识、辩证的分析，也就是要全面掌握本地资源的类型、数量、价值，辩证地分析哪些资源可以利用、开发利用的条件和效应以及哪些资源需要条件成熟时开发等等。以承德市为例，该市是一个复合型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可依赖的资源种类主要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旅游资源。据统计，承德市的土地总面积占全省的21%；其中，草场面积占全省的43.7%，林地面积占全省的47.1%。承德市已探明储量的矿产34种，矿产地180处，主要矿产探明储量均相当丰富，其中钒钛是国内除四川攀枝花之外的第二大蕴藏地，钼矿储量占全国第4位。水资源总量37.6亿立方米，占京津冀的12%；坝上年均风速2.1米/秒，全市日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降水适量。承德市属红山文化群，是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历史和文化积淀深厚，全市有重点风景名胜区28处。②关于“融入某个经济体或更大范围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去”正是区域经济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和互补性，才为其在转型时提供了融入某个经济体或更大范围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可行性。如承德市在资源的利用上与周边的唐山、鞍山、宣化、首钢等钢铁企业形成了上下游的供应关系，在水资源和农副产品供应上与京津形成了初步的协作关系，在旅游资源方面上也正逐渐与周边地区共享关系。目前，国家已经将环渤海经济圈定位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发展极，这就为所有该区域内的地区经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所以，承德市在考虑经济发展转型中，必须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视角去审视和抉择。从微观角度是要考虑承德市本市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从中观角度是要考虑加强与京津冀经济发展相融合，从宏观的角度是要如何利用好环渤海经济圈建设的机遇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其中。
3转型期金融调控之道
能源转型政策篇6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进而也就成为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因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就题显得至关重要，而城市工业实现集约型增长则成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文章认为通过以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的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与提升。
“十一五”规划强调走自主创新之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战略重点，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和方式，对实现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应该也必然要起到积极作用。
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将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现在经济学界结合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给予的解释是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等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等集约型增长方式[1]。就我国现实而言，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据资料显示，城市工业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内一些城市倾向于走工业发展道路，然而工业却基本依赖于外延型、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各地政府往往偏好追求gdp产值和税收增长而忽视就业的增加，企业偏重于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质量与效益的提升。走工业强市成为国内许多城市追逐的目标，但是技术创新能力低，新兴工业发展缓慢，生产成本外部化明显，城市间存在工业结构趋同现象和特征。在“十一五”规划中，许多城市将钢铁和运输、汽车产业作为本市支柱产业，一方面导致各城市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制约现产业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的实现[2]。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和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其工业必然要经历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税收政策与城市工业增长的关系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既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中，财税政策的选择、制定和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工业发展具有积极引导和激励作用。一些税收支出手段的运用，可起到定向引导企业行为以及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及投资结构的作用[3]。企业所得税率的高低影响企业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对企业利润课税必然会影响其可支配利润，降低本行业投资能力，但是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通过所得税率的调整可以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及投资规模等。此外，税收对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有着明显影响。国家通过税收的开征和调整影响经济资源在城市产业、行业和产品间的分配，从资源配置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的行业转移，刺激企业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考虑到税收对企业投资与资源配置影响，通过国家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必然会在转变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效果[4]。
然而，现行税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当前，中国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各级税收更多地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挂钩，而增值税、营业税与生产规模直接关联。对gdp产值目标和税收目标更高的追求，客观上引导各级政府多上投资项目、多铺摊子。因为只有多上投资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增值税、营业税等才能随之增加。因此，企业也必须扩大投资规模，重复增加项目来“配合”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忽视本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竞相采取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一些城市工业结构趋同。这种与生产规模挂钩的税收制度刺激了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
此外，资源税税率长期偏低，资源税无法有效发挥调节作用。进入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步入成熟阶段，表现为许多国家普遍征收较高的资源税。我国较低的资源税不能充分反映资源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许多资源的价格过低，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污染成本往往由社会公众来承担，环保各项收费较低，远远不能补偿污染治理成本。同时，在税收和信贷上也缺少对资源节约型企业的鼓励和激励机制[5]。
三、改革税制引导城市工业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从本质上看，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和问题，与全国工业增长方式转变是一致的。加速城市工业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对现行税制的进行适当改革。
改革现行税制，建立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更加重视个人收入的提高，激励集约型、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可以引导和激励工业企业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污染严重的企业就会注意产业转移和企业自身结构调整，优化内部管理，避免出现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同样，对于支持城市环保政策的工业企业要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或者一定的财税补贴，建立起环保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目前我国资源税税负低，一方面表现在征税范围比较小，另一方面也与当前资源税“从量计征”的征税方式有关。在一些领域中，超强度开采、粗放式利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为科学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税改革已势在必行。资源税税率的适当提高对城市工业企业形成较大成本压力，企业必须重建成本约束机制，合理和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减少不必要浪费，更加注重未来经济效益，进而刺激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税收政策自身的局限性，税收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所有的问题。因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与其他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法律手段相配合。因此，应充分协调各项政策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作用。同时，转变城市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不断完善各项税收政策，不断发挥税收政策与市场机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j]，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2][5]牛凤瑞潘家华，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能源转型政策篇7
关键词：万山；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407-02
本文在充分汲取和借鉴国内外资源型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源枯竭城市的含义、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通过资料收集、访谈、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对万山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万山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发展新思路。
一、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内涵及发展的相关理论
（一）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内涵
在2007年国务院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定义即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资源型城市产生及发展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城市资源型属性具有动态性和暂时性，有些过去是资源型的城市，在逐步的消耗后渐渐成为了资源枯竭型城市。
（二）国内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
国务院2007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指出了建立健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强调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着力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加强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加强资源勘查和矿业权管理以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明确任务与落实责任等问题，为资源型城市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提供相应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与政策支持。
国外最早开始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学者是加拿大的伊内斯，他主要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城镇规划以及社会问题等方面人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才逐步出现多位学者从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开资源城市的影响等方面人手开始正式与规范的研究。
二、万山经济发展现现状
万山区，隶属于贵州省铜仁市，东南临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西南接新晃侗族自治县和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西与黔东南州岑巩县接壤，北与铜仁市碧江区、江口县毗邻。辖1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6个乡，70个行政村、14个社区居委会，972个村（居）民组，国土面积842平方公里，总人口16万人，其中侗族主体少数民族8.3万人，占总人口79.4%。
万山区既是铜仁市“两圈两带”产业发展体系中玉（屏）铜（仁）松（桃）工业循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铜仁城市经济圈的重要支撑点，同时也是东中部产业梯度转移重要接替区之一，能源、冶金、建材、矿产资源开发是支柱产业，同时以富硒茶等为代表的系列绿色产业也将得到较快的发展。2012年，全区生产总值20.80亿元，同比增长17.5%，人均生产总值达18389元，同比增长17.4%.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5：46：29。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亿元，同比增长5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5亿元，同比增长13.95%。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比增长34.6%，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6.9%。
三、万山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单一，替代产业尚未形成，产业升级缓慢，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万山主要是因为汞矿产资源而得以发展，黑色金属和汞化工产业在国民收入中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发展层次低、结构弹性差、科技含量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资金投入和从业人员择业对资源依赖强烈，产业格局单一，接替产业严重不足。新的接替产业尚在培育中，基础薄弱、资金短缺，缺乏技术、人才支撑，产业回报周期较长，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长期以来，万山区都定位于国家汞原材料基地进行发展，对汞进行的是粗放式开采和利用，没有先进的技术及产业链扩展。
（二）万山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力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由于长期依赖于单一企业、单一产业，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低，加上原贵州汞矿移交地方人员刚性支出无法保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环境整治等都需要巨大财政投入，收支矛盾极为突出，仅靠自身转型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面临重重困境。在贵州汞矿破产关闭后，城镇失业人口剧增，低收入群体在逐年增大，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铜仁市市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比较滞后，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能力不强、污染严重等问题。特别是由于经济总量较小，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财政积累，万山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三）下岗人员多，生活困难，再就业压力巨大
由于资源枯竭、市场需求变化和企业减员增效等原因，资源性产业在资源枯竭型城市出现大幅度萎缩，资源性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剧增，尤其是矿区下岗人员所占比例更大。而这些城市财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岗职工的生活十分困难。
（四）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发展面临资源枯竭和环境治理能力不足两难境地
万山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陡山绝壁地带，境内山峦起伏地形切割破碎，可利用土地资源十分短缺。90年代后，贵州汞矿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亏损逐年增加，万山特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长期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粗放式的开采和利用，不重视环境的综合治理与保护，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如水土污染和流失严重，采矿剥离物和废弃物乱堆乱弃，地表塌陷等。恶劣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一些城市因采矿形成的地面塌陷甚至直接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五）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低，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矿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从业人员属地域性集中，人口组成除了矿业技术工人，主要是大量的外地民工、当地农民及部分职工家属等半城市化的“亦工亦农”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从业技能单一，不能满足转型发展提供人才需求。
四、万山经济发展转变的新对策与思路
万山转型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实绩，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财政收支矛盾、历史遗留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治理、政策落实等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今年是“十二五”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区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借鉴国内外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经验，抢抓各项政策机遇，整合和优化生产要素，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做好全面转型科学规划，自力更生，奋力拼搏，努力提升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竞争力，才能顺利推进万山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发展
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结构、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发展能力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生态、城市功能、发展动力全面转型。万山在发展接替产业不仅要考虑本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还需统筹判断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差异性、全国产业的战略布局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形势，充分利用区域性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型产品税收、资源衰退援政策机制等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契机，大力发展国家支持鼓励性的新兴接替产业，逐步形成多元化产业结构。突破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诅咒”模式，立足于资源优势，大手笔编项目、引资金、做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聚优势，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通过政府宏观引导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不断强化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环境整治，拉长资源型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替代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循环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持续发展。
（二）结合实际，用足、用好、用活各项政策机遇
转型是对原有产业体系、企业格局、发展途径等多方面的调整，涉及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机制体制改革，必须用足、用好、用活中央、省、市政策扶持机遇，切实解决发展中的难题。从发展环境来看，万山正面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意见、武陵山扶片区区域发展与贫攻坚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其被纳入铜仁市的一个市辖区，成为“两带两圈”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机遇，围绕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保护、三农产业等方面加强国家、省、市重点项目的申报。灵活应用现有各项政策，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项拨款等，规模越来越大，万山要抢抓机遇，利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牌子，重点围绕淘汰落后产能、发展低碳产业、扶持旅游开发和特色农业等符合中央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产业争取扶持。
（三）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转型
人是转型的最核心要素，人的转型包括人的就业水平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能力。一方面要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在转型中要充分考虑产业转型中就业需求，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就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就业让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扩大城镇和农村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满足转型发展的人才需求。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新型产业急需人才的培养力度，努力建成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
（四）夯实转型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万山实施“产业原地转型和城市异地转型”，产业是支撑，环境是基础。一方面要科学规划，把改善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的硬件条件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通过拓宽融资渠道、采取Bt、Bot等市场化经营模式，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批满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加快发展产业园区，夯实产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建成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和标准厂房，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化发展。启动实施了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和老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改善矿区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着力营造转型发展的“软”环境，通过转变服务理念，建立园区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制和程序化服务等环境整治活动开展，大力创新环境，优化服务，使园区成为人才、技术、知识密集，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产业“投资洼地”。
能源转型政策篇8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城市转型政府管理创新
资源型城市通常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它们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繁荣国民经济、改善经济结构与布局、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为国家和地区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受其发展背景与成长模式的影响，也积累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大量矛盾。随着资源开采期逐步终结，城市单一资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间题，同时也必然激发诸多历史矛盾。因此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实现向综合型城市转变，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和谐与发展上的可持续。本文拟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管理创新。
一资匀咬裂城市转刃巴的内刁七要求
资源型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支柱产业往往只是对资源进行采选和初加工的资源型产业，其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城市经济高度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相对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有限性和支柱产业的单一性，多年的高强度开发使这些城市的资源赋存逐渐萎缩，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造成主导产业的停滞甚至衰退，危及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一些情况严重的城市甚至陷人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面临着经济发展衰退、就业压力巨大、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发展资金匾乏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矿竭城衰”和资源开发已进人中后期的资源型城市均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重建和转型压力。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有着比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完成支柱或主导产业的转换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要求:
1.在城市定位与功能上.实现由生产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大多兴
建于建国初期，其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自然形成的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这些城市基本上是由进行资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在城市的形态、设施和功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例如，自然资源赋存的分散性和工矿区临近资源而建的方式，使资源型城市在宏观布局上呈现出组团式的分散辐射格局，不利于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难以获得聚集经济和社会效益。即使在建市之后，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总体定位仍是矿物资源及其初加工品的生产中心，城市建设主要围绕资源型产品生产与职工基本生活的需要而展开，无法依据城市综合发展的目标定位进行建设，城市布局点多、线长、面广的基本格局没有多大改观，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城市功能不够健全的实际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善。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要求资源型城市在定位上实现从生产中心向区域经济中心的转变，并依照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内在要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
2.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实现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由于矿物资源为国家所有，
资源型城市的核心企业在所有制上是国有企业，在规模上是大型企业，在行政隶属上是“中直”与“省直”企业，使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普遍存在着“一枝独秀”的状况。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即资源型产业总量较大，其它产业则普遍欠发达，导致城市经济的弹性相对较差，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弱。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即城市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明显滞后，造成城市经济活力不足。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就业趋向过于集中。即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也使城市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要大力发展替代及接续产业，实现由依赖自然资源的单一产业结构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转变，也要求继续深化国有大型资源企业的内部改革、积极促进其他经济类型和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转变人们的择业观念等，以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
3.在经济体制与政策上，实现由重取轻予向适度援助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受经济体制与
政策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原材料的低价政策造成初级加工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较大的价格剪刀差，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初次分配上的不平衡。“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与政策则使资源型企业创造的利润及所提的折旧大量上缴国家，造成资源型企业及城市的积累较少、建设资金短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政策，使资源型城市只重视生产性建设，而压低一切生活性建设。这些政策长期共同作用，使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功能不够健全、文教事业发展滞后、高级人才短缺与专业结构不合理，核心企业设备老化、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体制转轨时期，价格改革的不到位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无法通过市场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损失;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负担。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要求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并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资源型城市自身财力的严重不足。
4.在主体意识与行为上，实现由工矿社区向现代城区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大多由进行资
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由于生产方式、行政隶属关系等多种原因，城市中各行为主体在意识与行为上仍有浓厚的工矿社区色彩，难以适应向综合型城市转变的实际需要。就城市政府而言，地方财政对资源型企业生产状况的严重依赖，使政府将为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提供服务作为其主要职能。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没有较好履行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和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责，发挥政府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也使企业难以摆脱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承担的多种责任，改变企业办社会和大而全的局面。就企业而言，企业办社会的长期结果是企业功能取代了社会功能，阻碍了企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即不仅加重了企业自身的负担、影响了其竞争力的提升;也使城市服务产业的发展滞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不足。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多数居民的就业岗位、经济来源、社会地位、生活福利系于资源型企业，在社会归属上认同的往往是企业与单位而不是城市与社区，这样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就业观，需要实现从工矿职工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同时为应对城市竞争的需要，城市还需要从矿区文化向有特色的现代先进城市文化转变。
二、城市牛令型过程中的政府管国绝创新
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政府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建设和谐社会为政府管理创新明确了目标。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以公共利益的和谐为基准，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调整不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与行为，并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完善协调机制，整合发展规划。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各方面，制订适宜的转型与发展规划，是确保有效转型的必要条件。然而，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的条块分割状况，往往使资源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迫切需要建立两者之间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大型资源企业是资源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它们多数由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直接管辖，其所从事的城市建设主要根据企业需要而展开，目的在于便利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受自身财力不足的限制，往往难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城市建设。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建立城市地方政府、中央或上级政府、大型资源企业之间常设的协调与决策机构，由其统筹城市转型的各个方面，整合企业、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各种规划，指导城市的有效转型和持续发展。当然，实现城市的转型是政府与资源开采企业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对于资源开发尚未进人末期的资源型城市协调机制尤为重要。应努力协调好企业与政府财政的近期利益与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关系。包括在资源开发进度规划应考虑适当拉长，以给发展接续产业与城市转型预留更多的时间，使发展资源的深度加工产业、发展多元产业、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决策协调一致。
2.实施财政援助，重建转移支付。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市场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缺位，造成其自我积累不足、建设资金匾乏。因而，完全依靠资源型城市的自我积累实现城市转型是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并重建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情况，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包括:重整资源型城市的市级财政，完善其自我积累机制;在分级财政中增加资源型城市的留成比例或采取税收返还方式，增强其自我积累能力;允许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发放地方建设债券，改善其吸收社会资本的能力;在资源型城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促进区域外资金流向资源型城市;在国债中单列一定额度，以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设立资源型城市转型基金、地区开发投资基金等多种基金，以及进行必要的直接投资等。
3.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资源型城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至今仍然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企业办社会、政企职责不分、思想观念陈旧，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障碍。因而，资源型城市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尽快形成新体制、新机制，以释放被原有体制所束缚的经济潜能。在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还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强化社会管理与优化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应把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加强职业培训、优化投资创业环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城市功能等作为重要目标，为有效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奠定良好的基础。
能源转型政策篇9
杰克?韦尔奇曾说过“人力资源负责人在任何企业中都应该是第二号人物”，但在中国99%的企业都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人力资源部没创造这么大的价值――业务增长很快，但人力资源总在拖后腿。有人说人力资源部是“秘书”，有人说人力资源是“警察”，在中国，真正认为人力资源部是“业务伙伴”的，凤毛麟角。
而当前，人力资源转型、业务伙伴、共享服务中心等词汇，成为业界流行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人力资源转型，希望提供转型使人力资源部门成为“战略业务伙伴”，从而提升人力资源职能对企业的价值。
二、必要性
很多企业产生人力资源转型的想法，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人力资源对业务的支持力度小。业务发展较快，人力资源工作无法跟上业务发展的步伐，更多时候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对业务不能提供咨询与指导。第二，人力资源的专业能力不足。无论是经理人还是员工，大都认为人力资源是以处理事务性工作为主，很少涉及战略或业务相关的工作，往往得不到他们的认可。第三，人力资源的工作重点不突出，效率低下。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人员处于“忙、盲、茫”的状态，而业务部门又认为人力资源人员冗余、重叠。第四，人力资源管控思路不清晰。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出现了各种问题，常常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现象，总部与下属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矛盾重重，相互不配合。第五，人力资源政策与制度落地困难。按职能模块模式开展工作的被动式管理思路，导致人力资源与业务的距离相对较远，推出的政策常受到业务部门的抵触。
三、面临的问题
归根结底，人力资源的转型需求，往往是基于当前处境：离业务太远，不了解业务的需求，因而无法对经理人与员工提供咨询与指导，同时，又缺乏专业性，只能从事务性工作的角度帮业务解决相对较低层次的问题，因而价值得不到业务部门的认同，地位自然不高。
然而，通过以上的思考，虽然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力资源转型需求，但没有真正意识到?D型对于能够为企业带来的深层次价值，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现实困境，即使将转型为Bp模式，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必然难以达成所期待的转型效果。
四、转型思路
因此，人力资源转型，决不能为了转型而转型，要让转型真正见到实效，真正为企业的业务战略落地起到促进和支持作用，就必须分析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核心问题，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优化思路，理清人力资源战略，再配合提出转型思路。
（一）诊断调研，分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核心问题
人力资源的诊断调研，不应仅限于从人力资源职能的角度出发，更需要从人力资源对企业战略、业务和组织能力提升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企业战略落地的支持作用，对业务运营的支撑作用，以及对组织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分析人力资源的价值和作用。
（二）理清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明确人力资源转型的核心思想。
在明确人力资源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后，应进一步澄清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只有战略足够清晰，才能科学设计人力资源转型的目的和思路，从而使转型真正解决企业深层次的问题。
人力资源战略的提出与业务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将业务战略转化为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挑战。例如，以技术为导向的业务战略，对于人力资源而言，其挑战则在于人力资源如何有效实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优化人力资源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
人力资源部的组织结构一般都是按照传统的“职能式”，即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等，这只是体现了人力资源自身的职能，不能很好地为人力资源的客户提供针对性服务。因此，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人力资源转型实际上是转变为从“客户”角度出发，形成内部高效的相互支撑的组织结构，即所谓“三支柱型”人力资源组织结构。
实际上，三支柱组织结构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个阶段循序渐进式的达成，首先，在保留现行组织架构不做大的调整的前提下，将相关功能进行分离；第二，待初见成效时，开始分步骤逐步剥离，形成“三支柱”的雏形；最后，待三支柱模型已具备基础，人员的能力已经形成时，真正落实“三支柱”架构。
（四）优化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的设计过程
人力资源转型过程中，应配合人力资源战略，不断进行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的完善，使人力资源各项政策真正满足业务战略的需要。首先，根据业务部门对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的了解、推进力度等的分析，有效获取业务需求，以及如何推进人力资源政策；其次，根据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落实效果的分析，有针对性的设计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根据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的工作效率的分析，确保工作高效开展，使经理人与员工能够方便快捷的获取人力资源服务。
（五）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和服务水平
为确保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对人力资源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按照“三支柱”模式，建立相对应的业务流程。企业需要选择合适的信息系统帮助提升人力资源的工作效率，对于人力资源流程持续关注和优化，是实现人力资源转型落地的关键途径。
人力资源流程设计与优化的关键，是按照人力资源三种角色设计相应的管理流程，并按角色将流程整合起来，从而实现人力资源业务的整合。
（六）优化人力资源人员专业能力，强化业务支持力度
人力资源不同角色，应明确其相应的专业能力，并设计能力提升的训练课程，以支持各方面人员的能力提升，从而强化对业务的支持力度，这是人力资源转型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针对各种角色设计相应的专业能力，并提出能力提升训练方案。这也是人力资源转型落地的关键内容，通常，需要按照不同角色，根据企业的特点和战略，设计相应的人力资源专业能力，并设计能力培养方案。
五、结语
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模式的转型，可以使人力资源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原有的事务性工作向战略性与咨询和设计类工作转变，从而加强人力资源部门对业务的支持作用，提升人力资源的定位，这也是人力资源转型的核心。
能源转型政策篇10
一、“减量经营”的基本思想及对日本制造业带来的质的变化
“减量经营”一词最早出现在1974年11月25日的《日经商务》杂志上。这份杂志以《昭和50年代的经济是向减量经营转变的痛苦时代》为题编辑了特刊，宣告企业倾其全部经营资源孤注一掷的高速增长时代的经营方式已经到了尽头，而割除赘疣的减量经营才是企业今后的生存之路。
日本企业以“减量经营”为契机，采取了许多积极主动的措施削减成本。除了“减成本”之外，许多高耗能产业积极采取了节能技术。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转变投资方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日本推行“减量经营”后，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著名的“丰田看板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直到今天，虽然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就其制造业本身的结构来看，基本上没有脱离“减量经营”的框架。当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从“少品种大批量”转向“多品种小批量”，大企业开始转向与中小企业展开多方面的合作，产品更加注重满足个性化的需要。
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电力机械、运输机械、办公自动化设备等加工型产业开始取代传统的钢铁和汽车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
三是产品结构从“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小型、轻量、高性能的家用电器在1975年后发展迅猛，集成电路在家电行业中广泛采用。
四是企业竞争开始由价格、质量的竞争转向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
五是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通过向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本地化生产，推行零部件及产品的返销战略。这样不仅有利于节约日本国内的能源，缓解原材料供给压力，而且也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
通过推行“减量经营”，日本经济的适应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
二、日本政府推行“减量经营”的基本经验
“减量经营”的成功之处在于，日本政府利用企业急于转变经营窘境的心理，以最小的阻力，适时地调整了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推行“减量经营”，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限制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对钢铁和石油化工等资源消耗高、能耗高、污染重的原材料工业，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削减其生产能力，或引导其关停并转。
二是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对某些能耗高、污染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其转移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三是促进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电子、高精度机械工业等资源、能源消耗少、需要高度技术知识、能形成高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其列为“振兴”产业，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并由政府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
日本政府推行“减量经营”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有“节”有“转”，在“节”中减少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依赖，在“转”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政府在限制原材料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更多地从事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既有利于克服眼前的困难局面，又为日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经济能够实现较平稳的过度，不会出现“急刹车”。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进行，找准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紧跟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把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世界一流制造业上，积极培育主导产业。相对于采取渐进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来说，这种调整方式一步到位，可以使企业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少走弯路。
三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短期市场调控服务于中期结构调整。在推行“减量经营”过程中，尽管日本政府运用了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各种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以贯彻产业政策为中心的。
四是积极利用科技成果，引导企业向自主技术转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在基础科学和军事科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和技术突破，但其中的大部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促进企业实现这些科技成果向产品的转化。
五是在政策实施中努力寻求企业的积极配合，注意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石油危机的外部压力有助于企业产生凝聚力，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有良好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积极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产品技术含量的竞争。
三、借鉴日本经验，实现我国经济向节能型、高附加值经济转变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因势利导地把一些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的自发要求转化为大多数企业的自觉行动。借鉴日本政府推行“减量经营”的主要经验，为实现我国经济向节能型、高附加值型经济转变，建议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发挥产业政策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实行产业政策不是强化行政手段，而是借助于法律、财税和金融等各种政策手段为结构调整的目标服务。我国在推行产业政策时，应综合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始终贯彻有保有压的方针。在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准入门槛的同时，鼓励一些能源消耗少、市场前景好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鼓励企业引进新技术和更新改造投资。要特别注意提高资源型产品的开采效率和环保措施，防止有限的资源在开发环节上的巨大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二是准确把握世界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加强科技与生产的结合，积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企业自主研发活动。信息技术革命对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信息技术成果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就为我国实现节能型和高附加值型的制造业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我们要缩短企业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的周期，积极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第三，积极调整外资和外贸结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和利用外资的水平。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紧张状况，我国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中所得到的新增收益不但没有随着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反而在下降。因此，要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的附加值，利用外资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符，积极推动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