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1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地位；作用；案件侦破
一、引言
刑事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手段，它贯穿于整个刑事侦察的始终，从现场勘查、立案侦察到破案，都离不开技术工作。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新成果被应用到刑事技术中来，刑事技术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在刑事侦察中占有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二、为何重视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越来越繁荣，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犯罪现象发生。而现在的犯罪侦破无疑给广大民警带来严峻的挑战，因为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作案手段越来越高明。对于实现法治来说，将会是一个艰难而又充满曲折的过程。刑事科学技术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刑事案件中的各种痕迹物证进行发现、记录、提取、检验和鉴定，同刑事犯罪斗争中揭露、证实和预防犯罪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包含了较为广泛技术范畴和运用范围，是侦破刑事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在公安工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只有掌握好过硬的刑事科学技术，才能尽快破案，打击犯罪分子，从而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方略。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应用
刑事案件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学科：犯罪现场的勘验与检查；刑事照相与录相；手印检验；足迹检验；工具痕迹检验；枪弹检验；爆炸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微量物证检验；法医物证检验；毒物、毒化检验；警犬使用和其他痕迹检验。形式科学技术主要是运用物质交换原理（洛卡德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种属认定原理完成对物证的识别、检验和鉴定工作。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一般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多学科知识和现代高科技在当代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现代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在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等都在刑事侦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刑事侦查中运用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所有与侦查有关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成就与方法，刑事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必然的，是犯罪和刑事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而且，它在刑事侦查的立案阶段，侦查阶段以及破案阶段的过程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在立案阶段的作用。1.区分案件与事件判断一件事件是刑事案件还是事件，刑事科学技术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首要任务就是判明现场发生事件的性质。2.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是决定是否立案，开展侦查活动的前提。许多性质不明的事件，都是靠刑事科学技术检验和鉴定得以澄清或确定为刑事案件的。
（二）在破案阶段的作用。1.为澄清嫌疑，认定犯罪人提供证据通过手印检验可以直接认定作案人：因为手印具有人各指各不同、终身基本不变、触及留痕和认定人身等特点，手印检验是个人鉴别最简捷且最实用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Dna成为认定人身的另一手段，且其适用范围广，方式多，认定能力强等优势都是手印检验所不能及的。此外，耳纹，声纹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将逐渐成为认定作案人的又一手段，保障无罪人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2.深入了解案情，调整侦查计划通过对痕迹、物证的不断发现、认识和分析，有助于侦查人员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整个案情，进而调整侦查计划，重新部署任务。
（三）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确定案件的性质提供科学依据。通常遇到的情况有三种，一种属于刑事犯罪案件，应当立案侦查；另一种属于自然现象或意外事故等，应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另一种属于谎报假案，迎揭露其事实真相。因此，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各种勘察检验的首要任务是要查明被勘察现场的事件性质，确定发生的事件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其他性质的案件。
（四）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分析案情提供线索。刑事犯罪案件的案情，是指与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有关的情况。分析案情既是侦破案件的重要环节，又是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现场痕迹、物证中存在着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情况的信息，通过对犯罪痕迹、物证的寻找、发现和分析、研究，能够再现犯罪的活动情况和犯罪分子的个人特点，从而为分析案情提供线索。能够利用科学的鉴别、分析方法，确定现场犯罪痕迹，由此查明某些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实时形成的原因和状况，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
五、当前刑事科学技术的水平及发展现状
（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较晚，导致水平较低。综观中国刑事技术的发展历史，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足。刑事技术作为一门科学技术，要结合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在对物证的发现、提取、检验和鉴定中加以运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证据、线索，更真实地再现案件经过。但之前我国自然科学的落后，刑事技术自然不可能发达，因此，我国基层民警的刑事科学技术水平总体较低。
（二）领导高度重视，发展趋势明朗。刑事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和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我暑假见习期间，我了解到，从公安部党委到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对刑事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科研成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检验鉴定、技术破案占被破案件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刑事科学技术的工作效能和业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体现出了刑事科学技术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充分显示和发挥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六、总结
在刑事侦查领域，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十分广泛，作用是十分巨大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机会的增多，刑科技人员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调整，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力度得到加强。加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对痕迹勘察技术，检查鉴定技术的科学性、文书结构的规范性、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已成为办案工作的总体变化趋势。因此，从现实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重要，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2
摘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关键词：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刑事侦查应用
1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1.1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兴起是侦查领域里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许，自从有犯罪现象发生的一天起，心理学就一直被类侦查人员或侦查人员应用于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与刑事侦查有关的工作中。但无论如何，由于这类侦查手段未广泛应用，这还不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的刑事侦查技术的手段。但是，有人试图将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知识应用于司法方面得益于犯罪心理学、行为科学、犯罪学等这类学科的慢慢兴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也由此产生。
1.2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定义。通俗的来讲，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人在犯罪现场所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心理分析，是全面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依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并涉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破案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有人将其定义为“建立在其所实施的犯罪分析基础之上的个人主要行为和人格特征”。这一定义不仅从犯罪心理画像的结果入手定义了犯罪心理画像，强调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任务在于辨认犯罪人的行为和人格特征，而且还指出了犯罪分析――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基础。
1.3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中国的出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部门正式成立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州立联邦机构和执法机构大都设立了这样的心理画像的部门。北美洲加拿大，欧洲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的执法部门也设有专门的画像部门，有专门从事心理画像工作的工作人员。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已经逐渐掌握了一套根据犯罪现场痕迹,来探究分析罪犯嫌疑人的心理，从而勾画处案犯外貌及形象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性格和行为特征之间关系数据库的逐渐成型，这门技术就会成为真正的刑事侦查科学技术。而随着中美两国执法机构交流的逐渐加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技术，在我国得到推广运用并极大促进了我国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
2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
2.1人们起初对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运用的看法。一种新的技术，一门新的科学，当它还不成熟时，人们对它难免产生各种疑虑。而且，犯罪刑事侦查领域对指纹、足迹等痕迹的检验测试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是必须用科技手段进行实证的，用于刑事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人们会这样怀疑，这种可以被称为艺术的方法是否能在刑事侦查的领域上派上用场呢？所以人们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尚在襁褓中的“轮廓描绘的艺术”的新生儿，当然不会达成共识。但随后的事实证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具有很大作为，并且很好地推动了刑事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
2.2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应用。顾名思义，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与犯罪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刑事侦查。可以这样说，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随着刑事侦查手段的发展而产生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并不是犯罪心理学家的主观臆断，而是犯罪心理学工作者在总结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它是科学的，客观的，不是凭空杜撰的。
二十世纪末，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搜索痕迹进行追踪，一直是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的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发展使刑事侦查又多了一种侦查手段。犯罪个性心理特征是犯罪分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犯罪经历中渐渐形成的，与他的工作、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方面关系密切，这种心理特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并成为了一种行为定势。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这种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就会通过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留下心理痕迹。这构成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心理画像技术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将其进行了新的拓展。从思维过程上，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心理，反之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所处环境而达到从犯罪行为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
因此，对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加以分析，描绘出犯罪心理特征，对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犯罪心理画像对侦查而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研究并扩展刑事侦查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该技术采取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外部生活环境从而达到从犯罪行为来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心理画像技术改变了过去研究罪犯原因的侧重点心理痕迹因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影响和制约，利用倒置的犯罪心理学的原因论，只要我们正确运用心理痕迹理论与现场物质痕迹进行联系分析，再狡猾再顽固的犯罪分子也抹不去自己的心理痕迹，就能突破传统侦查手段的瓶颈，就能够非常传神地勾勒出罪犯的心理画像，提高打击犯罪的效果。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准确地认识与评价侦查中犯罪心理画像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不仅将使刑事侦查对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更趋于完整并科学化，也是刑事侦查可支配的一笔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1］于文菲.犯罪心理画像中的行为分析对象及方法［J］.［期刊论文］-金卡工程,2010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技术联系实践
一、刑事诉讼法、刑事技术的任务与依法治国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涉及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等权力的行驶。而这一系列的权力的行驶的法律依据与逻辑推理都与物证技术栖息相关！物证技术广泛运用于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以物证和刑事技术为对象，以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实施法律、提供科学证据为目的，研究应用科学技术解决案件中有关物证的专门性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时间的函数，法律和无证技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就物证技术而言不得不提到同一认定和种属鉴别，不仅如此还有刑事摄影技术、显微镜技术、光谱技术、色谱技术、电泳技术等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原理、性能和使用方法。细分又可分为痕迹检验技术、文件检验技术、刑事图像技术、理化检验技术、法医检验技术、生物物证检验技术。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刑事技术在侦查、和审判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刑事技术作为侦查工作的重要取证手段，介入侦查工作最早、时间最长。从勘验犯罪现场开始直到最后破案，在立案、初始侦查、深入侦查、并案侦查和破案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审判活动中，运用刑事技术对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各种物证进行鉴定，使这些无证成为可靠的科学证据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物证技术正是通过对其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丰富的内容武装刑事诉讼的工作者，使他们充分了解和掌握有关刑事技术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在侦查和、审判工作中运用自如。正以为物证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联，所以它适应并切合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犯罪手段，更便于打击犯罪，这也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逻辑严密清晰，完善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在过去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其物质方面发生了巨变。有生产力解放出来的自由竞争生产关系成为了促进个人堕落的社会疾病。人们为了个人主义而摒弃了诸多集体思想，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被控制在越来越少的醒悟较早的精英手中，而政府为了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允许了种种不成文的特权予他们。结果政府和大公司在最高程度上融为一体，难以再割舍分离。也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在法律和刑事技术领域出现了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的侦查和检验取证工作。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法律纲领上的治国理念，他更需要法律条款的落实和贯彻，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和展开，这样才能让纲领具有指导性意义，让细化的条文ο附诘乃痉ǔ绦蚝臀シㄐ形有约束力。所以，刑事诉讼法和物证鉴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是如此。比如，刑事技术下的笔记检验、印刷文件检验、伪造印章印文鉴定就在该领域屡立奇功。就笔迹鉴定而言，他的鉴定需要按照符合法律效力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结论的客观意见，需要符合法律的思维和逻辑为前提，从而才能谈得上对物证鉴定技术的有效利用，否则不然。实践证明，专业鉴定人员在不断实践中发现每个人的笔记不同，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由于在书写技能与书写习惯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每个人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就形成了人们各自不同的书写习惯，作为书写习惯外部表现的笔迹当然也就因人而异，这就是笔迹检验笔迹鉴定的原理，同时也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合法证据提供了法律效力上的依据。根据这样有法可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思维、法律程序与法律逻辑才能真正环环相扣地做到了依法治国，才是从头至尾地贯彻落实好依法治国的方针，才是完全领悟到依法治国的精髓。所以依法治国、刑事诉讼法、刑事技术这三者看似关系不大，实则是缺一不可。第一者为后两者提供了总体性纲领和指导思想，刑事诉讼法承接依法治国做出一系列细化的法律成文规定，也启迪并规范刑事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方向。而刑事技术在大纲领和细化的法律条文和法律逻辑指导下，在明确的方向上不断迎难而上解决疑问，攻克难关、斩获硕果。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技术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看眼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住持下进行勘验。检查。第119条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开展物证技术工作的法律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发明文规定与物证技术密不可分，两者是指导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与验证的交叉，是刑事诉讼法律赋予物证技术专门机构的权利，也更是相关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他的存在是为了规定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和规则。与时俱进地规范犯罪侦查的各个环节，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办事，如在物证技术的现场勘察、物证提取、物证检验、物证保存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规定。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能为所欲为，当下的物证技术无论是明文规定或者习惯渊源都无一例外。
三、对衔接刑事诉讼法与刑事技术的主体的辨证认识
刑事诉讼法犹如一个系统，而刑事技术是其子系统之一，毫无疑问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其纽带就是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刑事诉讼法系统的整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刑事技术子系统的功能的局部完善，而想要达到整个系统的功能最大化最完整化，就得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调动和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傅雷曾经说：“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这句话至为深刻。人和法律都是在顺境和逆境中同时进步的，顺境的动力就像发动机必不可少，它激励着整个刑事诉讼法律系统和刑事技术的进步，在程序中取得司法秩序的成功，在刑事技术中去的案件破获的喜悦都是振奋人心的历史主流，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司法人员、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等。在我看来逆境更是一笔财富，丘吉尔如是说：人类在失败中获得的知识更值得发人深省。毫无疑问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在司法活动中曾伤痕累累，在失败和曲折中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和经验，这是顺境所不曾积累的宝贵财富。法律人的成功需要保持个性的独立，他是星辰闪耀着专属的光辉，他是孤鹰彰显着卓尔不凡承载着人生远航，纵观古今成功人士皆保有其独立个性，不轻易拜倒在潮流世俗的脚下。佛曰，一滴水要使他永恒就把它放入大海。部分总是要依赖整体才能得以生存，但部分也有相对独立性，每一滴水汇成的大海是蔚蓝的，然而每一滴水又不都是无色的。
四、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技术的实际运用
案例：“张某28岁，男，因持刀抢劫致人死亡罪和贩毒罪分别被判处死刑，最高人们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核时，认为张某贩毒罪的死刑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但持刀抢劫致人死亡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个案例上既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也有刑事技术的多处运用。首先在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方面的相关规定中我们可得知，为了确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所以大部分对张某的定罪依据都来自于刑事技术关于指纹、痕迹的检验结果。本案凶器上的指纹和张某右手手指指纹完全吻合，凶器的形状和痕迹与受害者被害的致命与非致命伤口完全吻合。张某长期居住的场所发现5kg白色粉末物品，经鉴定是我国所禁止且严厉打击的犯罪，这些都是刑事技术为刑事诉讼过程所提供的有力证据。刑事科学技术的勘察和检验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进一步有助于提高该案件在整个刑事诉讼法程序中的公正性和弘扬诉讼程序的威严性。
刑事诉讼的刑法执行机关监狱也离不开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我国的监狱就好比一个个铁打的营盘，而罪犯就是营盘中流水的兵。从实际的可行性角度出发，监狱的在押犯处于相对较稳定的秩序和状态当中，这也为采集Dna数据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使Dna数据库在监狱的建立成为了一项切实可行的工作。与此同时监狱系统的Dna数据库也可以通过联网或其他方式及时地传输到国家其他需要罪犯Dna数据库的系统当中。Dna数据是刑事科学运用得比较前沿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随着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突破和跨越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长期对科技发展的不干预政策，大幅增加研究经费，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面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中国更应加快树立自主创新的信心与决心。Dna数据库的自主创新，一是加强原始性创新；二是加强集成创新；三是在广泛吸收全球科学成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但由于罪犯的新增、假释、保外就医、刑满施放等复杂多变因素。若公安或其他国家机关要取代监狱对罪犯的Dna数据进行统计，也必然要通过监狱系统作为其建库的“桥梁”。那么其所消耗的警力、物力、财力、成本等相对于监狱系统自身对罪犯的Dna数据统计都会大幅度提高，并且在相对较复杂的工作环境和程序之下，Dna数据提取过程中的精确性、安全性和效率也会有所降低。而监狱系统自身在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制度下，在监狱干警以其安全稳定的工作方式和高效率的管理方法的基a之上，则可以建立较完善的“提取、储存并广泛运用的监狱Dna数据系统”。所以从全面而符合我国当今国情的角度出发，监狱系统自主地对罪犯Dna数据库的建立不但减少了国家财政开支和警力的投入而且更加准确、安全和高效，更可以长期持续地维持Dna数据库的更新。可谓是以最少的消耗使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以最佳的方式保证了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协调运转。刑事科学技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还可以使刑法执行的到科学支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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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4
1群体结构层次复杂
由于“体改生”的招录条件的规定，使得学习同一专业的“体改生”的生源五花八门，有的为高校毕业生，有的为退伍士兵；有的毕业于地方院校，有的毕业于公安院校；有的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已参加工作多年。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群体结构层次多样，教育管理难度增大。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学习新专业时程度就参差不齐，学习的方法、兴趣度、投入度及学习的效率就完全不同。
2职业特色鲜明
由于“体改生”入校前已通过全省统一组织的政法干警招录考试，入校时已确定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具有预备警察身份，无择业的后顾之忧，因而容易产生优越感，滋生懒散情绪。
3学习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
根据目前的安排，体改生在校学习理论时间为二年，但经过几年的实际运作，实际在校学习时间为一年，而所开的课程基本上是按二年的学习时间来安排的。这样一来，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要想教好和学好，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怎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如此多的内容传授给学生们就成了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既要兼顾专业的教学，又要兼顾公安基本知识的教学；既要有理论的阐述，又要有较多动手操作的训练。所以，转变教学观念，整合教学资源，精选教学内容就是应对体改生教学的应有之义。
4思维活跃，人文知识较强，不太适应新的学习氛围
而学习刑事技术的体改生作为招录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具有自己的特性。一是动手操作的训练较多，刑事技术专业对学员们的要求不但要能懂，而且要会用，学以致用方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二是数、理、化的知识要求较高，对于原来是学文科的学员来说，难度将较大，有些完全是全新的知识学习；三是在动手操作训练中，有对单个知识点的训练，而更多地是对整个专业的完整、连贯地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进入角色，真正为公安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所有的这些特点或特性都表明，对体改生的教学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针对性，要有自己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对原有的教学要进行改革，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
二“体改生”刑事技术实验教学的现状
1专项不专
虽然“体改生”在进校之前，都是专业设岗招生的，但进校后由于各种原因，各专业所学内容大同小异，区分度不强，学校过分强调了通识教育，公共基础课程开课过多，而忽略了公安专业的教育特点，导致专业课程的学习无法突出。
2训练缺乏
“体改生“实行高中学历起点的专科教育，学制两年，在校期间安排一年的理论教学，一年的实践教学，其中，半年时间到公安基层部门实习，因此，在校系统的学习时间也仅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员还要学量的非专业课程。因此训练的时间在整个课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这就使得学生的动手训练严重不足，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3创新不够
当前对刑事技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教学方法是还是老一套，实验内容也多是演示性实验，设计性实验较少，创新性内容不多，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对刑技人才的需求，而且“体改生”尚没有独立的教学体系，没有统编的教材和大纲，大专生、本科生、“体改生”所使用的教材几乎差不多，没有一套能比较适用各层次的教材，不能很好的适用各个不同专业、不同层次教学的需求。
4师资不强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公安院校中从事刑事科学技术教学、科研的教师中有50%以上是半路出家从事此专业的，而且许多学校由于教学、科研任务重，教师动手实践机会少，到实战部门锻炼机会少，外出进修学习机会也少，使得教师知识面受到了局限，视野不够开阔，较难把一些现代技术知识，一些鲜活的案例融入到刑事技术的教学中来。
5投入不足
刑事科学技术学科是一门集知识、技能、应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需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需要有大量的“高、精、尖”仪器设备的投入，而目前，这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装备、设备还非常落后，这严重影响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刑事技术专业的教学难以和实际接轨，难以完成培养掌握现论与刑事技术专业人才的任务。
三关于“体改生”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改革的一些思考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公安职业特色
应按照“突出人才培养针对性、突出公安职业特色、突出警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突出实战教学”的原则优化刑事技术人才的培养方案。构建“三个平台”（通识课、专业课、素质拓展课）、“七个模块”（警察职业素养、法律基础知识、警务基本技能、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选修课、讲座）的课程体系。应以突出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为目标，将学生已学过或掌握了的部分基础课程压缩，增加专业课程的学习时间，更好地促进学生对专业课程全面深入的学习，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调整实验教学内容，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根据“体改生”人才培养要求，我院将“痕迹检验”、“刑事图像技术”等课程综合成“刑事技术”一门课程，作为非刑技专业“体改生”学习刑事技术的专业主打课程，刑技专业“体改生”则分别开设；根据“体改生”各专业特点，“刑事技术”开设内容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如侦查专业只开设痕迹+照相+化验，治安、网监、经侦专业只开设痕迹+照相+文检，这种设置，更突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另外，根据培养目标和各实验教学模块的功能及实战部门对人才的需求情况调整实验项目，紧贴公安实际，科学地划分实验层次，逐步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的实验项目，如刑技专业“体改生”《手印学》增加了“血潜手印的显现与提取”、“手印显现综合训练”，这些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设，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突出实践教学
（1）针对“体改生”特点，在教学中采用“专题式教学”、“片段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改变面面俱到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步实现由传统的章、节理论讲授向基础知识自学、重点理论讲授、操作方法实训、考核方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转变；（2）在实验课学时安排上，打破以往一次课2学时的排课方式，以实践教学内容为引导划分教学单位，刑事技术课程采取4课时联排，同时进一步加大实验课的比重，校内实验实训总学时达到了必修课总学时的55%以上；（3）以典型案例为原型，使学生在逼真的情景中训练，提高了实训的实战性、针对性、综合性和科学性，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各项措施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当前公安工作的需要，因此刑事综合训练布置的现场要切合实际，不要流于形式。（4）建立刑事技术协会，协助教师进行实验教学与管理。2008年我系成立了刑事技术协会，是由学生组成的专门开展刑事技术各项活动的社团组织，旨在运用系部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实验设备，利用社团活动时间，通过师生互动提高同学们的实验操作技能和自主创新能力。（5）建立与刑事技术专业紧密相关的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将前沿的新知识、新方法、新案例应用到教学中，并允许教师带学生直接参与办案。湖南警察学院于2008年6月成立了面向社会服务的“湖南鉴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主要由刑事技术专业骨干教师组成，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也承担者司法鉴定职责，开创了“教学―科研―办案”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在鼓励教师搞好教学科研、积极办案的同时，我系积极鼓励学生跟随老师参与办案，学生在校期间，就进入了实战阶段，将教学-科研-办案真正落实到教师和学生身上，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将来走向公安实战岗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6）创新实验室开放管理机制。实施《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以综合性实训项目为牵引，增强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4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建立和完善校局合作培养机制
校内，进一步加强了刑事技术实验室、战术训练场、模拟街区、模拟派出所、模拟法庭等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按照各专业的特点，进行实践训练和演练，提高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校外，进一步完善了实习基地建设，建立一批稳定的长期的实习基地。另外，公安院校要积极变革当前的办学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院校+实践单位”结合的联合培养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实践单位的合作，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5创建新型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要加强现有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专业教师到基层公安机关挂职锻炼和实习锻炼的力度。要在公安工作一线广泛建立专业教师联系点，为教师实习调研、随时跟踪反馈公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效的平台。力求每一个教师既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二是要大力培养教官型教师。继续从公安实战部门选拔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业务骨干到公安院校担任教官，进课堂讲课，指导实训，建设一支与办学规模相匹配、与专业建设相配套，适应实践教学需要的教官型师资队伍。
2009年，从招收第一批“体改生”开始，湖南警察学院就积极向省厅汇报，争取政策支持，从各市州公安局选调了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政治表现突出、业务素质好的18名优秀民警来校担任教官。这批教官的到来，促进了老师、学员与实战部门的双向交流，发挥了他们在公安实战方面经验丰富的优势，对专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实战结合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案例资料。
总之，对“体改生”的培养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是更好地改进“体改生”的培养模式、教学方式和方法，切实提高公安院校“体改生”人才培养质量，最终推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08.
[2]赵幼鸣.对刑技专业体改生模拟综合训练教学的一些思考和实践[J].公安教育，2011（11）.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5
关键词：电脑量刑量刑规范化辨证分析
电脑量刑的出现是信息化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体现了司法过程的科技化。但是电脑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了质疑:电脑量刑被认为是过度依赖于技术,并且显得过于机械化,不利于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电脑来量刑,是否真的有利于量刑的公正化,是否能够同样实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宽容对待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地迷信技术,在司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电脑量刑:一个概念的纠正
(一)电脑量刑概念之常识错误
据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曾经研制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人电脑,几秒钟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
按照这种理解,电脑量刑是一个高科技的过程,也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即法官只需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性质界定,在确定罪名后,将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等诸多因素均输入电脑,即可通过电脑的复杂计算,实现精确量刑。www.133229.com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这一条文来看,刑罚的确定需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而不是根据电脑的计算来确定,因此凡是认为通过电脑的运算即可实现量刑的观点,并不符合刑法的规定。正如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司法活动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电脑量刑是对这一原理的违背。”
(二)本文语境中的电脑量刑
电脑量刑并不能取代法官对刑法的理解和对司法政策的把握,这就犹如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取代人脑一样,因此电脑量刑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辅助量刑系统,这一计算机软件实质上与有关量刑指南的专著或者教材无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脑量刑实质是电脑辅助量刑,淄川区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屡次强调他们搞的是电脑辅助量刑,而且赵廷光教授关于电脑辅助量刑的研制报告上也写的是‘辅助量刑系统’。”可见,即使是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也普遍强调,这一系统仅仅起到辅助作用,而不是在量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电脑量刑的实质应该确定为电脑辅助量刑。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性分析
那么,电脑辅助量刑是否能够起到量刑规范化的作用?电脑辅助量刑又是如何实现量刑规范化的呢?这就需要对电脑量刑的效用性进行分析。
(一)电脑量刑能够实现量刑规范化
我国司法实践中在量刑制度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二是量刑过程存在着不透明的问题,甚至由此在量刑问题上滋生司法腐败。电脑量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量刑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量刑的依据明确化。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量刑的依据是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我国在立法中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比较重视定罪,而忽略了量刑。电脑量刑可以有效地明确量刑的依据,即在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中,将有关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并且置入电脑量刑软件,这显然有助于量刑标准的明确化,有利于确立统一的量刑标准。
第二,量刑的过程透明化。电脑量刑的过程可以公示、公开,从而增加量刑的公信力,实现量刑过程的透明化。电脑量刑的最大特点就是标准化,凡是有关刑罚确定的因素,都可以在电脑量刑系统中被赋予一定的参数和权重,司法人员在对被告人刑罚确定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标准也一并公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量刑过程的透明化。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存在有限性
当然,电脑量刑并不是万能的,这就像电脑不是万能的一样,也正因如此,电脑量刑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些质疑。电脑量刑的效用性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人工智能本身的缺陷。利用电脑来实现量刑,在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利用过程,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人工智能在目前还不能取代人本身的智力,这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等多个学科发展现状。可以预料,如果将来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到等于或者超越人类本身的智力,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也包括在司法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的智力,但是在目前的科学发展阶段中,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电脑量刑只能居于辅助地位,而不能取代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标准统一化缺陷。前文提到,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标准的统一,这是针对同一电脑量刑系统下的量刑过程而言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只有个别法院或者个别研究者试用或者研发了电脑量刑辅助系统。除非某一电脑量刑系统得到普遍的推广或者强制性推广,否则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必然会造成量刑标准的不统一,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状况。这是因为,量刑会涉及多种不同的因素,以自首为例,自首在刑法上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可以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在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中,自首被赋予的参数值或者权重值不一定相同,这就造成了量刑标准之间的不统一。
可见,电脑量刑并非完美的,同样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这就进一步确立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电脑量刑应当居于辅助地位,而非主要地位。
三、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系统
电脑量刑只是量刑的一种辅助化手段,电脑量刑也没有排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电脑量刑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同时由于电脑科学技术的有限性,目前也不宜大规模推广。但是作为量刑规范化的一种积极尝试,电脑量刑应该得到肯定。
(一)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
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量刑的规定比较少,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量刑的不规范,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现象,这与刑法所确立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系列原则是不符合的。近年来量刑问题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界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也了一系列量刑指南,试图实现量刑规范化。在此背景下,电脑量刑的出现可以看做是司法机关的主观努力——希望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来解决量刑规范化问题。
由于电脑量刑仅是量刑辅助化手段,因而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在量刑过程中的一种有益参考,这一技术化手段并不会对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构成妨碍,也不会造成量刑机械化,反而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免在量刑过程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
(二)电脑量刑是一种有益的科技尝试
高科技技术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科技同样介入了司法程序中。例如,测谎仪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尽管测谎结论是否正确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测谎仪技术能够作为一种辅助化的手段存在,便利于司法人员对相关陈述的真伪作为更为准确的判断。与之相似,电脑量刑系统也体现了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在笔者看来,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是普遍的,除了测谎仪外,有关物证鉴定的技术,几乎已经全面科技化、电脑化了。因此,电脑量刑系统的出现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积极引进高科技技术,进行科学尝试。我们应该对这种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精神抱欣赏与支持的态度。
(三)对电脑量刑试验应持肯定而保守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技术水平的原因,电脑量刑不能做到完全准确,这是因为犯罪行为千差万别,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况,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悔罪程度、赔偿积极性等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更多地需要人工判断,而不能完全交给机器判断。由于司法体制、刑事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电脑量刑系统也无法做到全国范围内标准的统一。从域外视角来看,也未见哪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脑量刑系统。因此,尽管需要对电脑量刑的积极创新精神予以肯定态度,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还是应该对电脑量刑采取保守的态度。
电脑量刑体现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相关系统研发人员在量刑规范化上作出的努力,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且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的规范化与透明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量刑难题。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电脑量刑尚不能完全替代司法人员的量刑活动,量刑难题的解决目前主要通过立法和司法来解决,如进一步有关量刑指南,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问题,不能过度依赖于电脑量刑,而忽略了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庞国权.电脑量型,司法进步还是理性缺失.中国社会导刊.2007(1).
[2]魏胜强.法律解释视角下的“电脑量刑”.政法论丛.2009(3).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6
一、科研不端行为的犯罪化
贝卡利亚指出：“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p.60)”在我国，计算机犯罪、证券期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破产犯罪等新罪名在刑法修订中的增补，就是回应社会秩序系统调整的需要而为。我们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不能再讳疾忌医，而应站在维护国家科技力量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以刑事规范做出回应。
1．部分科研不端行为应当“入罪”
科研不端行为不仅侵犯个体法益，更对科技创新、科研管理、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应以刑法手段予以规制。
首先，科研不端行为直接扰乱科学研究秩序，妨害科技进步。在从科研立项、项目执行、成果公布或发表，到成果评鉴奖励、成果转化中的后续研发的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国家的科技管理经费资助关系、不同科技部门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竞争关系和科技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精神和物质利益分配）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关系等构成科研秩序的主要内容，并依托法律、职业道德和科学研究规律确立起正常运行状态。科研不端行为直接扰乱了公平、求实、创新的正常科学研究秩序，可能对后续研究产生误导和阻碍（譬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李森科事件”直接导致了苏联遗传学科发展的凋敝）。而且，一国科学不端行为泛滥和科研秩序混乱，“其结果必定会造成国际科学界对该国研究实力的怀疑，对该国科学家缺乏信任，这显然会削弱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基础。一国在‘大科学’时代如果被排除于国际科研大分工、大合作之外，那么该国在科技发展上必定会被‘边缘化’，其发展速度必定会减缓。”{3}(p.56)
其次，科研不端行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人类在享用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威胁和危害。19世纪，美国科学家莫顿对不同人种脑颅容量数据的篡改成为种族歧视的“科学”根据，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20世纪，用于防治冠状动脉硬化的“特效药”三苯乙醇不仅没有治疗作用，反倒引发上千人的白内障，差点造成殃及千万人生命健康的医药灾难；21世纪，仅20克“热毒素”基因毒剂就可以使全球55亿人死于一旦。此外，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制不力更可能严重危害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譬如，科学研究泄密行为不仅关乎科研成果的优先权，还将殃及国家经济利益，甚或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而对诸如人体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和人与动物之间基因交换、移植等基因工程技术如不加以控制并保证其正当使用，无疑将冲击甚至颠覆既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秩序；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稍稍扩大就可以看到，通过增设故意制造责任事故罪对于防范别有用心者制造恶性事故、防止有害生物体从实验室的严格控制状态下逸出是何等重要。
再次，科研不端行为还同时侵害其他法益。科研秩序与其他社会秩序一样，都是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彼此联系、互为影响、甚至交织，这就决定了科研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大多数是复杂客体，并且有些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还超出了科研秩序的范围。譬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科研成果或他人遗失的科研成果非法占为己有、予以发表的侵占他人科研成果优先权行为不仅是对科研秩序的破坏，而且也是对他人特定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的侵害（其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可能更严重）；为了争得科研经费和科研奖励而编造、篡改科研成果，既妨害国家对科研活动的正常管理，有碍于良好学术环境的培育，又可能侵害公私财产权；未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过程控制的科研试验、成果试用则可能侵害特定对象的身体健康和不特定公众的环境权。
而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也要求我们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法干预。刑法的公正性要求“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现行刑法已将很多同科研不端行为性质近似、危害更小的行为犯罪化，譬如贷款诈骗罪（与利用欺诈手段骗取国家科研基金行为性质相近）、盗窃罪（与严重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性质相近）、侵占罪（与侵占他人科研成果行为性质相近）等，况且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同性质的传统犯罪，没有任何理由对科学研究领域的类似行为网开一面。
2．国外应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
对科研领域犯罪问题的研究不足同样发生在国外，学界对于是否以刑事手段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以及如何规制观点不一，相关刑事对策的理论研讨尚不热烈。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范围看，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已成为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尝试以刑罚手段介入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
在美国，根据1984年颁布的《国家研究法案》，在放宽反托拉斯法对相互竞争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与开发风险机构的约束的同时，政府会就研究人员的严重不端行为向法院提出犯罪指控，而制裁形式包括判处罚金和处以为社区义务服务等劳役刑{4}(p.41)。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了一种称作“取得罚金的”的制度，允许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科学失范者提起收回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的诉讼要求。[2]可见，美国在对科研失范行为的处理上，已经走出了过去仅仅依靠研究机构内部处理的老路，开始寻求大学（研究所）对失范行为先处理并写出报告，再由政府部门按规章进行治理，最后法院用法律解决的新思路，在科研失范行为问题的处理方法由道德向法律处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06年6月，美国学者ericpoehlman因1999年在联邦科研经费申请中造假，被佛蒙特州伯灵顿地方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天{5}(p.5)
在德国，1999年1月生效的刑法典中可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的代表性罪名主要包括：“国家资助欺诈罪”（第264条）、“成果骗取罪”（第265条a),“背信弃义罪”（第266条）、“伪造技术记录罪”（第268条）、“篡改数据罪”（第303条a),“重要设施的损害罪”（第318条）等；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其学术规范中将科研不端行为可能触犯的刑法条款分5类加以对照引用以警示科研人员。[3]
在韩国，捏造论文行为虽非司法处理对象，但通过造假获取研究经费则可构成“弄虚作假妨碍公务罪”和“诈骗罪”，原“最高科学家”黄禹锡2006年被检察机关，涉嫌在干细胞研究过程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和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如果罪名成立，这位52岁的前韩国“民族英雄”将至少在监狱中度过3年的铁窗生活{6}(p.4)
此外，俄罗斯也在刑法典里对科学不端行为中的剿窃行为予以定罪和量刑{7}(p.73)；英国将克隆人体胚胎干细胞作为刑事犯罪对待。
二、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对策缺失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刑法亦然。一方面，在道德操守和现行法规难以抵挡科研不端行为攻城略地的情况下，作为“保障法”的刑法自当对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科研不端行为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在倡导科技创新、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不能简单强调刑罚的惩罚功能，还应科学界定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实现“科技正义”同“刑法正义”的有机统一。
1．我国科技刑事立法的缺位
我国现行科技法律体系由众多行政性立法构成，刑事规范很少。譬如，科技基本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生物技术立法《基因工程安全条例》偏重行政责任追究，缺乏威慑力；《国家科技奖励条例》对可能获得500万元奖励的申请作假行为仅规定“撤销奖励，追回奖金”的处罚，法效甚微；《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泛泛提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探究科技刑事制度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到“科学问题由科学共同体自律”传统观念的束缚，学界仍将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行为，[4]对其中的实质犯罪现象“讳疾忌医”导致理论研究几付网如；二是国家为了推进科技强国，实践中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政策多采谨慎、容忍、怀柔之策，相关刑事制裁的实务经验不足。20世纪末，尽管少数学者以创新勇气提出“科研（学术）不端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可构成犯罪”等观点，开始“罪与非罪”的初步探讨，[5]但已有成果有的宽泛而论，有的着眼于科技活动个别领域或具体现象，[6]总体上缺乏全面、深人的论证成果和系统的立法建议，更未触及和解决诸如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立法政策、立法模式和犯罪化的范围等基础性问题。
2．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而科技进步的关键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是创新文化的弘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有些科研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进人21世纪以来，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执政党和政府倡导建立创新文化，号召“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实践、不屈不挠的精神，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精神，……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有力制度保障、良好文化氛围”；强调要“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毋庸置疑，促进科技进步、保障科技安全乃是包括科研犯罪立法在内的科技法[7]的基本目标。其中，科技进步是指科学技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扩展深化和为满足人们及社会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所取得的进步，它主要依靠科技法规范的引导、激励功能来实现；科技法与其部门法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更多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的社会关系……”{9}(p.1)。科技安全主要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伦理秩序、对外国科技依赖和受外国科技遏制等层面，它更多依靠科技法规范的约束、惩戒功能来实现。而科技进步和科技安全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
笔者认为，实现科技正义和法之正义的有机统一，即实现人、自然和社会多元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成为包括科研犯罪立法在内的科技立法的价值取向。如同处理保护科技竞争与防止科技垄断的两难一样，科技立法是利益平衡、价值取舍的成果，并在持续的利益博弈中发生着价值演变。近20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展开并逐渐深入，我国的科技发展模式由行政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法制模式，科技主体与立法主体的正义观发生巨大变化—“科技不只是要提高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活动过程中的正义更值得关注”{10}(p.145)。同时，科技社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激化了伦理道德与实在法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科技法的正义内涵也在发生着演化。这就要求在保持现实科技立法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吸纳科技主体的意见，共同探求科技领域社会正义的内容，适时依科技发展和法的精神修正科技立法。
在科技法规范中，科研犯罪立法规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同相关科技行政、民事规范合力共促“法之正义”和“科技正义”的统一。“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的价值不仅仅是为国家发动和刑事刑罚权提供正当根据，而是要以刑法这种能够代表和体现社会公益的法律有效的规范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运作，防止因国家刑法权的滥用而侵害损害公民的权利”{11}（代序言p.3)。科研犯罪立法既要“合理的组织”对科技犯罪行为的反应，又要顾及创新文化和科技进步；其旨在引导科技活动方向，规范科技创新行为，而非简单的“控制”、“约束”或者“打压”科技尝试，应当允许科技风险，宽容攻关失败。毕竟，宽松、愉悦的科研环境是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基础，过于严格的外部规制则可能压抑科技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事实上，犯罪源于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特殊形式，任何企图实现科技领域“零犯罪”的刑事政策只能带来科技活动的停滞、衰败。
三、科研犯罪立法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代著名的法国刑法学家戴尔玛斯·马蒂指出，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在犯罪化的问题上可以源于两个思路：“一是保护社会免受新型犯罪的侵害，这些犯罪通常是与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策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政策，另一思路是确认新的权利并加以保护，这种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可以称之为保护的政策”{12}(p.243)。笔者认为，在科研不端行为“入罪”问题上，要实行“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
1.“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基本内涵
“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严”在于罪与非罪的刑事法网严密（确需规定为犯罪的要及时“入罪”，能通过其他规范规制的则实行“非刑事化”），刑事责任严明；“宽”在于刑种刑期设置宽缓适当、刑罚适用慎重谦抑（充分考虑科学研究行为创新性和复杂性，即便定罪也应慎用刑罚）；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科研犯罪立法政策是以“保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为目标、以合理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基本内容的“人本主义”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从而赋予充满刚性的刑事法治以丰富的道德底蕴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刑事法超越其单纯的性和威慑性，强化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使公众对规范和禁令的信守奠基于对规范的内心忠诚而不是对制裁的心理恐惧之上，……”{11}(代序言p.4)这实质上是对良性法治“刚柔相济”的内在品性的反映和践行。而刑事法治的柔性品质集中体现为“理解人”（科学把握人犯罪的原因、合理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尊重人”（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和权利）、“关心人”（在关心社会公众普遍福社的同时，关心罪犯的社会回归），进而实现人权保障与惩治犯罪的最佳平衡，达到刑法的保障功能和保护功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因此，要审慎界定科研不端行为犯罪化的范围和罪罚的定量标准，避免范围过宽，毕竟“法律的目的应当是平等地改进所有人的机遇”{13}(p.220)，其“应该具有宽容的精神，它应当能够区分不同动机的违法行为，并根据文明和伦理的一般要求宽容某些违法行为”{13}(p.35)。首先，在入罪范围上，应从主观的犯罪人格、刑法干预的主观能力闲置、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和司法认定的可行性等方面综合考量，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犯罪”，对科研不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严格限定在行为人主观故意的邪恶意志上；并且，基于刑法规范补充性、不完整性、宽容性的“谦抑主义”精神，民法、行政法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最高限，才是刑法干预的最低线，因为“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手段，其产生具有滞后性。它通常总是在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为社会主体意志所容纳，并且其他法律已经无法调整时，作为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强制性调整手段出现的”{14}(p.149)。其次，在科研犯罪的刑事责任上，应采取“重治重罪、轻处轻罪，轻轻重重、整体趋轻”两极化，实行刑种设置轻刑化和刑罚适用宽缓化，力求刑事责任形式多样化，以保证妨害科研秩序犯罪刑事责任的结构协调和刑事规制的运行效果。
2．科研犯罪的立法模式和体系
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较为完善，对科研活动中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设定了危险物品肇事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罪名；但对妨害科研秩序的实质犯罪行为则表现出立法缺失，无法有效规制违禁研究、科研欺诈、科研诈骗、侵占优先权、科研剽窃、妨害科研等不端行为。科研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与知识产权犯罪有所不同，知识产权的法益内容本质为私权，[8]行为规则更多体现市场配置和平等交易的私法性特征，故主要侵犯私益的知识产权犯罪被置于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而科研不端行为主要危害国家对科研领域的管理秩序和相关公共利益，行为规则多为公法性规范，体现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公共政策，故科研犯罪应置于刑法分则第2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基于我国刑法罪名制度的传统和现状，科研犯罪立法可以效仿金融犯罪等部门刑法的法典主义模式，在刑法分则第2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设“妨害科研秩序罪”（小类罪），增设违禁科学研究罪、科学研究欺诈罪、侵占科研成果罪、科学研究剽窃罪和妨害科研罪等新罪名{15}(p.81)。但鉴于科研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科学研究行为的前瞻性、复杂性和科技法规范的专业性、易变性等特征，最好建立刑法典与实质意义上的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中以简单罪状做出原则规定，另行在科技单行法律中细化，直接规定违禁研究、科研欺诈、科研诈骗、侵占科研成果、科研剽窃、妨害科研活动等需要增设的犯罪与刑罚，形成以科技特别刑法为主体的制度结构，以便较好地廓清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界限，及时解决科研秩序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刑事政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作为刑事政策外在形式的某些原则、方针或具体措施，而是以这些原则方针或措施作为载体所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对付犯罪的意志倾向”{16}(p.40)。犯罪源于社会矛盾，是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刑罚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心理威慑力量，显然不可能与促成犯罪的社会矛盾等深层次原因相抗衡。基于刑法干预的主观能力闲置（刑罚本身就是对犯罪之恶的抑制之“恶”，具有相对性），现代社会的犯罪（广义和实质的犯罪）控制逐渐演化成一个具有复杂的层次和结构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既有国家代表整个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正式反应，也有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正式反应，而且治理模式正在从“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转变。对于吓阻科研不端行为而言，国家的正式反应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追究，社会的非正式反应包括职业道德、行业自律、舆论批评等，只有构建“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舆论评价）规范，第一次法律（行政法、民法）制约，第二次法律（刑法）制约”的犯罪化作业过滤机制，实施非正式反应和正式反应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才能治标、治本，创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良好环境与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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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远煌：“论刑事政策的概念”，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政策专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形形的学术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有着其深刻的利益背景，是行为人进行利弊权衡、效益分析的结果，可以从社公学、经济学和犯罪学多角度展开分析。参阅笔者：《学术越轨行为——利益背景与刑事规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98-101页。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7度软科学计划项目“科技创新的刑法保障系统研究，’（项目编号：072400430570)的阶段性成果。形形的学术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有着其深刻的利益背景，是行为人进行利弊权衡、效益分析的结果，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犯罪学多角度展开分析。参阅笔者：《学术越轨行为页。利益背景与刑事规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98一101
[2]responsiblescienceensureintegrityofresearchprocess,nationalacademypress,1992.p.115.
[3]即侵犯私人生活领域、侵犯生命的犯罪行为和人身伤害、财产性犯罪、伪造证件和财产损害5个方面，参阅中国科学院网站资料《科学研究中的道德规范》，来源总结报告中建议“在刑法中设立伪造数据罪”；200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科技活动中的‘罪’与‘非罪’的界定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项目并予以资助。
[6]笔者所知道的专著只有两本：刘长秋著《生命科研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李庆阳等著《科研犯罪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另有《论科学不端行为的犯罪化》、《“禁止克隆人”立法的起点》等数十篇论文。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7
高点定位，狠抓三大建设，做强基础支撑。乐陵市局党委高度重视刑事技术工作，该局局长曹宗水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谋划设计刑事技术工作发展蓝图构架，明确确立了“科技强警、刑技先行，服务实战、保障民生”的总体工作思路，不断加强高端顶层设计，扎实推进装备、设施、平台建设。一是打牢基础设施。在全局业务经费紧张、技术装备紧缺的情况下，本着“急需先建、分步实施”的原则，多方争取，多方筹措，先后累计投资近1000万元，按照一级示范室装备标准，扩建装修刑事技术办公用房达至27间，1000余平方米，年底投入使用后将比原办公面积翻一倍，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技术用房问题，改善了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工作环境和办公条件。二是夯实装备建设。不断加快装备建设步伐，今年以来陆续采购进口的激光物证搜索仪、502熏显柜、茚三酮熏显柜、海信集团现场勘查系统快速录入设备等一批高精尖仪器设备，总资产超过500万元。三是启动实验室建设。立足实战，着眼长远，投资370万元，率先启动刑事技术实验室建设，涵盖刑事照相、痕迹检验、Dna实验室、电子物证实验室、理化实验室、文件检验等专业内容，尝试推行采集、查询、比对、鉴定一体化工作模式，全面提高破案打击的核心威慑力、控制力和竞争力，努力实现刑技实战效能最优化、最大化。
高标要求，落实三化措施，做精专业阵地。从现场勘查、信息采集、串并比对等环节入手，全面收集各类物证信息，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依据。一是现场勘查规范化。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制定规范化、精细化的现场勘查标准，严格落实“现场必勘”工作要求，在乐陵市17个派出所全部设立了刑事技术工作站和专门的兼职技术员岗位，建立了刑侦和派出所现场勘查“双层架构”模式，形成了重大疑难案件、十类重点案件、一般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现场勘查网络。2013年以来，共勘查现场1200余起，出具各类鉴定书150余份，提供诉讼证据材料200余份。“十类重点案件”现场勘查率、现场书面分析率、记录制作率达100%，现场痕迹提取率、检验鉴定率达80%以上，鉴定结论起关键认定作用率达到35%以上。二是信息整合多元化。在乐陵市建成了19个标准化的信息采集室，配备了必备器材；按照“发一起、勘一起、录一起、串一起”的工作要求，将所有发案现场的勘验信息等及时录入系统，并确保信息的鲜活、完整和准确；针对现行违法犯罪人员，做到了实时采集、联网传输和报送；通过上门补采、重点部位复采等途径，扩大高危人员信息采集、管控的覆盖面。2013年以来，共采集十指指纹1700余份，Dna血样1700余份。三是查询比对常态化。建立和完善了日常工作机制，做到了“一般案件一天一查、重大案件随发随查”；制定了案件串并与线索流转、落地侦办工作机制；落实了每周典型案件分析、每月类案线索梳理会制度，进行系列案件串并，汇总交流信息，打破传统的侦技分家界限，走专业互补、侧重搭配、一专多能的发展道路。
高效运作，打好三项战役，做实深度应用。刑事技术与侦查破案无缝对接，与信息研判、专案侦查、执法办案紧密结合，积极拓展刑事技术服务侦查破案新方法、新途径。一是资源共享打好信息战。牢固树立“信息导侦”理念，搭建了以现场勘验系统为主干，指纹、足迹、Dna等个体信息识别系统为分支，资源共享、信息共用的网上串案、网上并案、网上办案的信息化共享平台，实现了人员、案件、物证、现场等信息的“多库融合”；建立了“犯罪信息全面共享、系列案件智能比对、跨区域案件侦办协作、刑事科学技术精细管理”的常态工作模式，对多项数据开展“多轨联查”，为案件提供侦查方向。2013年以来，利用刑事科学技术串并案件1875起，起证据和认定作用3563起；利用Dna检验鉴定直接认定嫌疑人193名，指纹查询直接比中犯罪嫌疑人206名。二是技术支撑打好证据战。为积极应对新刑诉法修订实施的新标准，新要求，进一步牢固树立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将Dna、指纹、痕迹等多种技术手段相互结合、综合利用、多方印证，破获了一大批现案、积案、隐案。2013年1月3日至2月7日，乐陵市华乐小区连发7起入室盗窃案，涉案价值7.2万。经现场勘查，提取到多个发案现场遗留足迹，经比对认定系同一人所留，后通过在室内提取的手套，矿泉水瓶，杯子等生物检材上的Dna比对，第一时间确定了为盗窃惯犯刘建红，并于8月中旬在东营市将其成功抓获，经审讯，该刘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三是人才强警打好素质战。刑事技术工作核心是人才，关键是素质。一方面，从新录警人员中择优选拔高学历、高素质专业人员优先充实到刑事科学技术队伍中；另一方面，对专业技术精、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实行返聘制，给予较为丰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目前，共有刑事科学技术人员16名，平均年龄31岁，其中高级职称1人，6人取得了鉴定资格。坚持考核评估与待遇倾斜双激励，定期进行业务技能等级评定，与政治、经济待遇挂钩，对技术人员“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优先晋职进级。近两年来，在晋职名额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优先选拔2名副科级干部，在成绩突出的技术员中提拔2名派出所长、2名刑警副大队长，2名副中队长。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模式，陆续派4名技术人员到中国刑警学院、天津市公安局刑科所、济南市公安局刑科所等物证鉴定中心等权威机构、专业学院进行电子特证、文检、痕检等专业进修培训，选派3名民警到刑警支队进行跟班学习培训锻炼，多次聘请省厅、市局专家来乐陵培训授课，采取以上形式多样的措施，提升了能力素质，稳定了技术队伍，民警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得到增强，干事创业的内心动力得到强化。
确立了“科技强警、刑技先行，服务实战、保障民生”的总体工作思路，不断加强高端顶层设计，扎实推进装备、设施、平台建设：一是打牢基础设施，二是夯实装备建设，三是启动实验室建设。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8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生物安全刑法治理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0.004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物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生物技术的忧虑，已经从最初对“克隆羊”等技术可能被滥用而产生的伦理担忧等，转化为对生物技术是否会被武器化、生物技术会否引起大规模动植物疫病流行等全局性与现实性的焦虑。生物安全何以实现？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是何种关系？在生物安全的法律治理中刑法应发挥何种机能，是否可以配置刑事责任？如何配置刑事责任？本文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生物安全领域的刑法治理模式为讨论主题，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回答。
生物安全的范畴及与总体国家安全的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全球安全形势及我国安全态势等的战略研判，对当前与今后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形势、基本任务、治理体系建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与重大问题提出的系统性论断。总体国家全观坚持系统论思维，对当前与今后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如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维度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机制与主要着力方向，是指导当前与今后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我国国家安全建设的指向标。
作为新型安全类型的生物安全的基本范畴。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与安全相对应的是危险。当不存在危险、各个领域按照自有规律进行正常运行或运转时，人们在心理上感觉外界是安全的。当安全（即便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安全）受到威胁，既有秩序或人的生命、财产等受到侵害或遭遇侵害危险时，人们就产生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既来源于对外部世界运行的整体判断，也来源于现实中发生的危险事件对自身不安全感的心理强化。
人们对于安全的观念形成了安全观。在各种类型与层次的安全观之中，对国家安全的观念尤为重要。一般认为：“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礎，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引领着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实践活动的发展”。[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正在进行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的多重转变”。[2]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3]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生物安全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视野，直接原因是生物领域所带来的风险。生物风险起初呈现为观念形态，继而又演化为现实形态。生物领域的风险既存在自然风险，也存在技术风险。但本文所言的生物安全意义上的生物风险，其主要来源是基于人类行为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基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的研发，该领域的风险才凸显出来。所以，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曾存在且目前依然存在因生物体而产生的风险，如自然发生的各类与生物有关的疫病，但尤其使得风险现实化并且对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基于人类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过程中的各类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武器的研发等。
基于上述关于安全及生物安全的基本认知，我们可尝试给出生物安全的基本定义及范畴。生物安全，是基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而形成的，由于生物技术所具有的两面性而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形成的侵害或侵害危险的各类行为所引发的一种安全形态。与生物安全相对应的是生物危险。生物危险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类行为。生物危险行为现实化后，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等的安全产生严重侵害或侵害危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生物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形态，既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也具有一般公共安全的基本性质。
生物安全与传统安全相较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与传统安全存在差异的是，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类型，生物安全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性。
第一，生物安全具有鲜明的科技性。生物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就目前来看，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的主要领域有医学健康、农业育种、动植物新品种开发等。由于生物技术具有极强的“两用性”，即既可用于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特别是用于疾病治疗等，但又特别容易被应用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危害的非传统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恐怖袭击或其它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产生伦理道德风险的领域，如前两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凡此现象，均表明生物安全领域具有极强的科技性，是由于现代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所带来的非传统风险而形成的新型安全领域。
第二，生物安全具有显著的传递性。生物安全领域所引致的风险既有现实风险，也有潜在风险。现实风险方面，如非法改变人类的胚胎基因而导致的后代人与前代人基因变异的风险、生物实验室病毒管理不够严格而导致的外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恐慌等。潜在风险方面，如某些国家制造或储备基因武器而对他国造成潜在风险，基因武器或基因病毒被恐怖分子掌握或被轻易获得从而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等。由于生物技术一旦被商业利益、恐怖分子或国际上某些利益集团所掌握，将可能对一国甚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等形成严重威胁甚至转化为现实危害，因此生物安全具有显著的传递性，其风险一旦发生将迅速转化为其他类型的风险，从而威胁到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的整体安全。
第三，生物安全具有高度的风险性。生物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传统风险不同，往往表现为几何级数般的快速传播性。另外，生物科技可能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而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旦被改变，将对人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基因库形成“污染”，这种污染将随着代际传承而一代一代地进一步改变人类的基因，其所具有的风险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
生物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以上论述可知，生物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类型，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的显著特征，表现出鲜明的科学技术性、风险传递性、高度风险性。生物安全的这些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危害性，对整体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造成了越来越现实的侵害或侵害危险。
生物安全无小事。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必须坚持正确的安全观。“国家安全观涉及国家对于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方面。”[4]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之，生物安全既关乎外部安全、又关乎内部安全，既关乎国土安全、又关乎国民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国家发展，既关乎自身安全、又关乎共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生物安全既关乎外部安全、又关乎内部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可以清晰地看到，疫病长时期、大范围的流行不仅造成国家外部压力增大，而且影响国家内部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等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提高生物安全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打造集内外部安全为一体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
第二，生物安全既关乎国土安全、又关乎国民安全。同志指出，我们应“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国民的生命健康是国家的安全之基、安全之本。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坚决果断地采取了有力、有效的系统性防控措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与国民的健康，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强大生命力。
第三，生物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安全是系统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华，即整体主义观念和系统性思维方式，强调国家安全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动性。”[5]同志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我们应“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既可能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构成现实的侵害与威胁，又可能引发或导致对国家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的现实威胁，是当前我国安全治理体系中应高度重视的新型安全类型。提升生物安全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事关国家整体安全，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生物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国家发展。同志指出，我们“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由于生物技术可以开发为武器，甚至可以开发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可以做到精准打击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某类人群，生物武器或生化恐怖袭击已经成为当前与今后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既要建立生物技术转化为生物风险的防范机制，也要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发展生物技术，以生物技术之盾抵御生物技术之矛，综合提升生物安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第五，生物安全既关乎自身安全、又关乎共同安全。同志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我们应“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生物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通用技术，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分民族、种族，也不受地理空间限制。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可以看出，在全球密切交往的时代，若无有效的防控，病毒便会迅速实现全球覆盖。在生物安全治理领域，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要重视本国自身安全、也要重视全球共同安全，充分发挥大国的技术优势、政治优势，积极服务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在做好自身安全的同时，积极为人类共同安全作出贡献。
生物安全治理刑法机制的构建
由上文可知，生物安全的实现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进行系统治理。生物安全的系统治理包括全球治理、多元治理、多维治理等。[6]在生物安全的多元治理中，法律治理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而刑法治理在其中尤为值得关注。以下将对此进行简要概述。
生物安全的法律治理需要刑法机制。刑法是法律治理的重要機制。依据一般法律原理，刑法往往被视为法律机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法律机制（如民法机制、行政法机制等）不能有效调整或控制某一领域时，刑法机制是有可能产生治理效果的关键机制。刑法的这种通过惩罚产生威慑与预防功能的机制既是刑法作为部门法律的核心特征，也是采用刑法手段治理某一领域的基本原理。
生物安全领域需要刑法机制介入与刑法的现代价值紧密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社会运行中的突发性、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我们看到“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增加及其复杂性格局，带来刑法发展中犯罪化扩张的态势，刑法立法预防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意图明显”。[7]传统刑法较为重视各类秩序的维护，重视对国家、社会与公民的现实利益的保护与保障，那些严重侵害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秩序、公民人身与财产安全的行为往往被入罪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刑法既重视秩序维护、也高度重视安全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当今之刑法，定性为“安全刑法”，即刑法以“安全”为重要价值乃至第一价值。
“安全刑法”之“安全”，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括作为新兴安全类型的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等。生物安全风险的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无论是对作为生物武器使用的生物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是因生物技术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病毒外泄或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已经高度现实化。若对该领域不设置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极有可能出现商业利益介入并滥用生物技术、相关主体漠视生物技术的管理而放任自流、仇视社会的组织或个人利用生物技术破坏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等诸种现实风险。引入刑事责任，为相关机构、组织或个人从事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行为划定刑事禁区，有助于在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红线，促进各类主体合法从事相关活动。
生物安全领域“入罪入刑”的主要行为。生物技术领域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具有较多的专业细分。并非所有的生物技术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并非所有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利用行为都需要设置刑事责任。就目前而言，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中的下述领域有必要论证引入刑事责任。
第一，关于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技術研发与利用的行为。人类胚胎基因是人类基因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技术研发与利用关乎人类情感、道德与伦理。不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手术”，已经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无论是基于何种目的，改变人类胚胎基因的婴儿不应出生，该观点已经在全球达成共识。2018年，发生在我国深圳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人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应加强对该领域的管控，认为从事该行为的相关人员应受到法律甚至刑法的惩治，足见人们对该类行为的强烈反对。而若该领域没有严格的法律责任，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难免会有人再步其后尘，因此，应对针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非法生物操作的各类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8]，坚决遏制该领域商业资本与黑色技术的合谋，保障作为人类物种遗传载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的纯净。
第二，关于对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非法收集与利用的行为。基因是物种保持生物特性的科学根据。对包括人类基因在内的物种基因进行收集、存储、研发与利用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按照科学技术或医疗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技术标准与流程进行。非经上述法定机构确定的法定程序、法定标准等进行的对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收集、存储或研发利用行为是非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承担刑事责任。由于“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范围较广，在刑事立法时，可进行分类立法，如对于具有人类民族或种族特征等特定意义的人类基因的收集与利用应建立禁止制度，从事该类行为可直接入刑入罪；而对于具有物种意义的普通的动植物的基因的利用，则可采取数量标准或相应的情节标准而配置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多元法律责任。[9]
第三，关于将生物技术进行武器化的研究、开发或利用的行为。生物技术若应用于武器研发，无论其是否投入实战，都是对国家安全甚至人类安全具有严重威胁的行为。[10]在文明时代，战争亦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发生，武器研发亦需遵守国际法律。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禁止生物武器，已有相关的国际公约。近几十年以来，由于基因技术的发展，生化武器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物质外壳多样化。“流血的战场”已然不复存在，病毒等微小生物完全可以实现“杀人于无形之中”的效果。因此，为防止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团体或个人将生物技术进行武器化，需对该领域非经国家特许批准的研究、开发或利用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建立类似于“私制枪支弹药”式的犯罪化处理模式，确保该领域刑法的高压态势。
第四，关于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生态灾难或造成生态损害的行为。生物威胁，特别是外来物种威胁是近年来生物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一些非法入境的外来物种被养殖户丢弃到自然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生态损害。非法入境的外来物种，无论是基于商业利益还是其他任何目的，都应受到严格的法律管控。无论是基于故意还是过失，向自然环境排放可能造成生态灾难或生态损害的非当地物种都应受到法律管控。[11]对从事上述行为造成重大生态灾难或生态损害的，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尚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造成特别重大生态灾难或无法挽回的巨大公私财产损失的，应加重处罚。对虽没有造成生态灾难，但情节严重或性质恶劣的相关行为，也应配置相应的刑事责任。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的模式选择
在生物安全领域配置刑事责任，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声，但采取何种刑事立法模式，则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表现为是采取统一刑法典模式还是附属刑法模式、如何设置罪名与配置刑罚等。下文概要论之。
关于统一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两种模式的讨论。大多数刑法学者坚持应在统一刑法典模式内解决新罪名的设置问题。持上述观点者的主要理由与依据如下。第一，刑法典、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分别立法的模式在我国1997年刑法典颁布后已被终结，虽然后续有个别刑事立法采取了单行刑法的立法方式，[12]但统一刑法典的模式在过去20多年内基本没有改变；统一刑法典的权威已经在社会公众中得到了强化，并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第二，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以修正案的方式补充新罪名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基本路径，并具有了一定的立法经验，社会公众以及法律界、法学界对这种刑事立法方式已经较为熟悉。
统一刑法典的刑事立法模式是诸多刑法学者的情怀。刑法学者普遍认为，统一刑法典模式是中国刑事立法进步的重要标尺，这种立法方式表明刑事立法的严肃性，是对国家刑事立法权的规范，是对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我国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13]
但上述维持统一刑法典并通过修正案方式增加新罪名的方式也受到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法律学者、甚至刑法学者的批评。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我国刑法修正太过频繁了，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颁布一次刑法修正案，且有的刑法修正案（如《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等）体量庞大，对刑法修正的范围颇大，有时一次增设与修改的罪名达到几十个，不仅令社会公众觉得目不暇接，就连专家学者、刑事辩护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都觉得难以适应，并普遍认为“中国刑法已经在过度刑法化的推动之下，从注重事后惩罚走向了注重事前干预”。[14]近年来，有专家学者认为，应对我国以修正案为刑事立法唯一方式的刑法立法方法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对优化我国刑事立法模式提出建议与方案。
在对我国刑事立法模式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附属刑法的模式被一些专家学者所提倡。所謂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即在其它非刑事专项立法中含有刑事责任条款的立法模式。[16]如在规定环境保护、资源管理、交通管理、网络管理等的专业法律中规定该领域的相关罪名及刑罚配置的方式。附属刑法模式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刑事立法方式，如日本的刑事立法中广泛应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特点与优势是，将犯罪与刑罚规定在单项法律中，有利于人们整体上理解某个领域的法律条文，特别是关于法律的责任配置，对该领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有较为系统与清晰的把握。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中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提倡。可否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中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刑法专业人士认为，附属刑法的模式不仅可以在我国刑事立法中采用，而且可以大量采用，刑法中涉及到行政犯的范畴，都可以尝试在新设或修改罪名时采取附属刑法的方式，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网络安全领域等；[17]还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我国未来刑事立法的模式选择中应大胆选用附属刑法模式，并认为“附属刑法本身具有实现维系刑法典稳定、衔接刑法与各部门法、为刑法提供持续性保证的功能。其具有实在内容、又以刑法典为基础和本源，故附属刑法是可以修正刑法典并达到刑法对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形式”。[18]
如上文所言，生物安全领域需要新设的罪名较多，姑且不说现有刑法典已基本找不到可以插入新罪名的空间，即便存在增加条款的可能空间，若新设罪名零散地分布在刑法典的不同位置，也将会导致其条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进而使得刑法典的体系性大打折扣。这不仅不利于公众理解刑法条文，而且对法官、检察官特别是基层办案人员的能力与素质也提出空前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刑法学者认为：“无论是生物安全的专门性立法，还是生物安全的基本法，都应当废除附属刑法现在采用的‘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宣示性立法模式，作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合理选择。”[19]
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有助于生物安全的全链条多元治理。犯罪是高烈度的违法行为。在细分领域从事犯罪行为的人员，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信息显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之前，曾对一些国家或地区对该类行为的法律法规进行过检索。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有利于将涉及到生物安全的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行业管理、责任配置等的法律规定归纳集成在一部法律之中，有利于在行业内普及该专项法律，可以最大限度地使该领域的相关从业人员了解法律，特别是了解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提前知悉法律红线，以便更好地遵守法律。
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模式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般认为，附属刑法模式对于应对较为专业与复杂的领域具有一定优势。但是，附属刑法模式也天然地具有一些弊端与劣势。[20]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能，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设罪名与刑法典相关罪名的协调与配合。我国刑法典自1997年颁行以来，经过数次修正，在外部形式上已经相当体系化、成熟化。虽然生物安全是一种新的安全类型，拟新设的与生物安全相关的一些罪名与既有刑法典中的罪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罪名设置、罪状表述、犯罪行为的具体化、类型化等方面需注意厘清与既有刑法典中相关罪名的相互关系。例如，我国刑法典中已规定有“非法行医罪”的罪名，涉及到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非法操作的违法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时，需对相关罪名的行为特征进行区分并有差异地进行罪名设置。又如，涉及到生物恐怖袭击的罪名设置，也需与现有刑法典中相应罪名进行协调。
第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贯彻。刑事立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刑事立法不仅涉及到罪名，还涉及到刑罚的配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是一项刑法法理原则，也是刑事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典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不同的个罪与类罪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刑罚体系，努力做到了刑罚与犯罪的均衡。在生物安全刑事立法过程中，即便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也应高度重视与刑法典中既有刑罚体系与刑罚幅度的协调与均衡。例如，我国刑法典中针对犯罪行为的不同烈度普遍存在“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刑罚幅度，在生物安全刑事立法确立刑罚幅度时应认真考虑需规制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努力做到罪责刑相一致。
第三，国内立法与域外或国际立法的协调与配合。生物安全领域已有一些国际公约。生物安全立法应“统筹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大领域，保证生物安全国内立法标准与国际立法标准相协调和相一致”。[21]资料检索显示，域外一些国家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立法先例，也有国家或地区已经在该领域配置了刑事责任。[22]我国在对该领域进行刑事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的协调与配合，在罪名设置、罪状描述、行为归类，刑罚配置等方面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与教训。生物安全需要国际治理，我国在该领域进行的刑事立法，除了吸收借鉴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既有立法之外，也需对我国在该领域的刑事立法及时有效地进行宣传，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该领域法律的认知，促进全球范围内守法机制的尽快建立。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9
论文关键词刑警队伍建设路径
刑警,全称刑事警察,是我国公安系统专门做刑事侦查工作,分析、研究刑事犯罪情况;组织、协调侦破一般、重大、特大刑事案件;承担案件痕迹和物证提取、检验、鉴定。承担本辖区内的禁毒、反黑、反恐工作。刑事侦查工作时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侦查部门是打击刑事犯罪的专职部门,而刑警就是实施职能的具体人员,可以说刑警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比以前更加艰巨,刑警作为公安机关的特殊队伍,面对新时期的威胁与挑战,所要做的就是坚决打击违法犯罪,保护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新时代重重挑战,就要求刑警同志提升各方面素质,不畏艰难险阻,打好新时代的新战役。
一、我国刑侦工作当前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的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程度加剧;呈现出一种不良的发展态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智能化、技术化犯罪大量增加,而我们在应对过程中,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
(一)刑警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当前我国刑警队伍中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年龄结构断层,工作积极性低下,且学历偏低的问题,难以完成新时代新型犯罪的侦破工作。刑侦工作的实践性非常强,刑警必须要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中磨练才能成功,但这种年龄断层现象的存在,导致年龄大的侦查员无心学习新事物,年轻的侦查员由于经验的不足,也难以领会。而且我国基层刑警队伍进口关不严,大部分刑警非警校毕业,致使队伍存在不会侦查、不会取证、不会审讯、不懂法律程序的现象。同时部分刑警也存在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与希望麻木不仁,有的甚至见钱眼开,极大地侵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与群众间的感情。
(二)刑事犯罪呈现新特点新手段,治安形势更为严峻当前,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交流愈加频繁,许多国外的先进技术传入我国。许多不法分子,运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犯罪,呈现出犯罪的多样化、科技化、智能化、流动化,更加的有组织性。而我国刑警在侦查破案过程中,难以适应新的技术,通常还是靠调查走访,走人海战术,用的仍是原始的破案方式。而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越来越多以及网络的发展,很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化,思想发生扭曲。所导致的就是杀人、抢劫、绑架、放火、强奸等暴力犯罪的犯案率上升,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得不到保障。
(三)刑事技术落后,难以应对新型犯罪基层公安由于经费的困难,或者是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先进的侦查仪器,导致面对犯罪分子无从下手。这种技术上的落后表现在各中队的在办案过程中使用的工具,现在基层刑警队仍然仅有一部照相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外出办案时由于工具有限难以分开办案。据公安部统计,通过技术手段为侦查提供支持的占刑事案件总数的也是很少,刑事技术人员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不负责,不能妥善的对物证保存、不能及时的检验鉴定,导致痕迹物证受到污损、失去检验鉴定的价值,从而影响案件的发展。
(四)执法不严、办案不公、违法现象较为突出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时有违反有关法律所规定的侦查程序。在一些地方,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依然存在。刑讯逼供还普遍存在,虽然暴力摧残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车轮战、疲劳战、变相体罚战术普遍存在。现在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破案率,随意用技术侦查手段,如监听、手机、网络定位等,常常存在先办事后补充法律手续,有时甚至不补充法律手续。在一线还存在滥用强制措施现象,如刑拘、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随意滥用,如犯罪分子未交代事实,常常将其监视居住至完全交代事实后才转为刑拘。对于一些往往不构成犯罪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取保候审,以取得相应的取保候审金。
二、原因分析
(一)警力短缺,队伍不稳,装备落后警力短缺一直以来困扰着我国公安部门。以广东为例,广东民警数量近15万,在全国居首。但与实有人口之比仅12.7/万,而在珠三角,这个比例更低、可以说基层民警长期存在“一人分饰多角”现象。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逐年增多,全国刑事案件从1997年的161万起上升到2003年的439万起,6年增加了278万起,2006年又高达465万起。可以说刑事案件年年都在增长,刑警每天所要应对的刑事案件比比皆是,刑事案件之多与刑事警察数量之不足之间矛盾非常突出。这就出现招警过程中为了求数量,而将质量放在次位,导致警力素质不高。同时刑警队伍还面临着队伍不稳的现象,由于刑警工作时危险重重的工作,除了不断的加班之外,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工作压力大。这就导致队伍中想留下的少,想跳槽的多。
(二)侦查破案率低,刑侦基础工作薄弱刑嫌控制、阵地控制和犯罪新情报工作建设是刑侦部门的三大基础业务,也是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掌握主动,稳定治安大局的三项重要基础工作。但是面对今年来犯罪量的增加和新型犯罪的出现,导致刑侦部门难以应付。刑嫌控制还没有做到全覆盖信息采集和录入,有些地区还存在形式主义,为应付检查,胡乱造假,失去了以人找案的重要侦查手段。阵地控制方面存在工作盲区,警种间缺乏沟通交流,难以做到全面共享。由于经费的短缺,公安机关破案的主要力量特情得不到经费的支持,难以提供重要情报,而警察部门没有充分建立起情报信息搜集、管理、使用的工作机制,导致大量情报信息难以整合。
(三)案件侦破过程中,科学技术含量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飞跃,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而刑事案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不断增多,且呈现出科技化、多样化、组织严密化、隐秘性强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由于公安机关的管理机制未能完善,导致这部分人群流窜犯罪现象日益突出;犯罪日趋高科技化,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增强,经常性的能够逃避警察的追捕,而刑警由于科技含量低,造成信息闭塞,陈旧的破案方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在侦查破案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四)侦查机制不完善在我国当前情况而言,难以实现侦查资源地有效配置和侦查人员的合理组织,基层刑警队在办案经费上经常出现所消耗实际金额大于定量金额的发放,但以定量金额的经费发放给侦查人员,不足部分由侦查员自己想办法,这就是侦查员陷入困境,本身刑警的工资水平就不高,这就会使公安机关以收取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金来缓解经费问题。在侦察任务安排方面,由于警力有限,安排好的中队若遇到涉案人员多的案件,就会从大队出现齐上阵的现象,致使其他中队原来的案件拖延,降低破案效率。在刑警办案过程中,不重视鼓励先进侦查员,常常是破了案子就结束,没有对案件进行过多的总结,没有鼓励表现突出者和惩罚表现不佳者。
三、新时代刑警队伍建设路径思考
(一)注重人才培养,严格刑警准入门槛加强人才培养,首先要加强对年轻一代刑警的培养,特别是“80”“90”后的培养。年轻人是刑警队伍的未来,他们有着新时代知识的熏陶,充满自信、有着智慧和冲劲、有敏捷的思维和新的思想观念,有着敬业的精神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做好年轻一代的培养就是造福未来,要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要把队伍中最好的老侦查员安排带年轻人,一名年轻刑警的未来,要看什么样的师傅带,根正了,形才会正。对于新刑警的录入要做到严格再严格,刑警工作不同于其他警种,录入标准要高。首先是身体素质,只有有了健壮的身体,在长期的加班或者追捕罪犯过程中才能跟上节奏;其次要有好的心理素质,刑警的职业风险和执法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第三,对于重要岗位录入时要提高智识考察权重。学历、业务素质、综合能力在新时期刑警队伍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当前刑警队伍中不乏不懂法律、不懂办案程序的人,令人堪忧。因此在以后的招录中要切实严格把关。
(二)完善刑侦机制,创新警务工作方式第一,深化培训工作,在落实上岗必训、职务和警衔晋升必训、基层和一线民警每年的实战必训的“三个必训”制度外,对于一些专业技能培训还需加以强化,努力提高刑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第二,不断提高刑侦工作的管理水平,实现刑事侦查工作科学化。有限的警力下,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如人员分配、侦查设备、办案经费做到提前预算,最大程度上做到运用有限的资源打击更多的刑事犯罪,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第三,在侦查手段上要注重创新,侦查思路要开阔,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发挥刑事科学技术、秘密侦查、内情情报、技术侦查等专门手段的协调配合,做到灵活运用。第四,在侦查范围及侦查人员安排上要做好配置,各辖区间要团结一致,不能为了完成指标反目成仇,你争我抢。要互相配合,加强交流,共建一致的目标,保证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要强化责任追究,刑警在办案过程中要将打击犯罪和侦查破案纳入法制轨道,以法律的手段,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各种经济与社会关系,务求不办错案、不违规办案。
刑事科学技术的原理篇10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司法鉴定；新要求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82-02
2012年7月公安部在陕西召开“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刑事技术专题研讨会”，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主任余沁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学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罗亚平等专家参加，全国十二个省（市）公安厅刑事技术部门领导与基层民警代表参加了专题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与各省代表对《刑事诉讼法》涉及的刑事技术专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对刑事证据、鉴定人出庭的内容尤为重视，讨论热烈。本人作为基层刑事技术工作民警代表，结合自身多年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积累的经验，更多的从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活动环节出发，对物证的溯源、意见的验证、鉴定人出庭作证等方面进行简单探讨、思考。
一、现场物证的发现、提取、保管、送检等环节必须合法、规范，经得住“溯源”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在司法实践中对物证的审查与认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物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的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物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由此可以看出在物证收集的合法性上“见证人”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砝码；在物证的保管、送检环节上物证不被破坏或改变是审查与认定的重要内容。就当前刑事案件侦查实际，在现场物证的发现、提取、保管、送检等环节中，应当规范以下内容。一要进一步规范现场见证人的职责、权利、义务。即一般情况下，对被邀请作为见证人的要对其讲清在现场有何权利、义务，如何见证，以后可能遇到出庭的情况怎样客观反映见证情况等。二要进一步规范物证保管。要借助公安部210重点工程实施的有利契机，加大投入，建成符合信息化管理要求的物证保管室。三要进一步规范物证送检。采取物证袋封口、签章，受理过程视频固定等方法，保证物证送检环节不被破坏和改变。
二、规范鉴定流程与方法，确保鉴定意见的经得住验证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对证据种类做出规定，原来的“鉴定结论”被修改为“鉴定意见”。对“鉴定意见”名称的变化，主要是针对很多法院在审判时，迷信“鉴定结论”，对于鉴定结论不加审查或者疏于审查予以运用的情况。这次修改为“鉴定意见”，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审判机关，鉴定结果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对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鉴定意见”最重要部分是通过哪些科学观察手段、依据什么的科学检验原理、运用什么样的科学检验方法、经过了哪些具体的检验步骤来得到相关的结论，这部分是鉴定结论具有科学证明效力的实质所在。在司法实践中对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程序和技术方法要求。在当前的检验鉴定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梳理现有的刑事技术检验鉴定项目，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所确定的法医类、物证类、声像类和其他类的鉴定分类，对现有的刑事鉴定项目的原理、方法和操作过程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梳理，以作业指导书的方式加以固定，并在全国司法机关统一刑事技术项目的技术要求，明确操作方法与流程，以求以此标准方法做出的鉴定意见在公、检、法形成共识；二要推进勘鉴分离工作。由于公安刑事技术鉴定机构隶属于侦查部门，导致实践中鉴定人员与刑事技术人员的混同。在实际工作中鉴定人员既要负责现场勘查又要对提取的痕迹物证进行鉴定的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导致先入为主而使鉴定结论产生偏差。为保证鉴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可以考虑在一定时间内将刑事技术部门的部分人员组成“勘查队”专门负责现场勘验、检查等取证与刑事技术相关的侦查活动。这些技术人员只负责技术型侦查，无鉴定职能，不参与鉴定活动，最大限度地消除“自侦自鉴”的弊端。三要加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审核人员对检验鉴定内容的培训，推动审核人员与检验鉴定人员的交流，使审核人员知晓检验鉴定的流程与方法，在公安内部把好审核关口。
三、加强鉴定人队伍建设，确保鉴定人员经得住法庭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是接受“专家证人”的质证已在法律上有了规定，因此，鉴定人队伍的能力建设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要强化教育培训。科学组织鉴定人教育培训，加强对鉴定人的教育培训，既是鉴定人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提高司法鉴定人队伍整体能力素质的有效途径。鉴定人员应当在专业知识的能力、法律知识素养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敬业精神四个方面通过接受教育培训得到提高。二要强化模拟法庭对抗与开展庭审旁听。积极组织模拟法庭对抗，由同样专业的鉴定人员扮演“专家证人”对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进行质证，以提高应变能力与鉴定质量；适时组织参与同自身无关联的刑事案件的庭审旁听，通过旁听庭审熟悉庭审程序，进一步适应法庭审判的需要。三要严格鉴定人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职业资格准入制，直接决定着司法鉴定人队伍的技术水平和素质基础，是加强能力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统一了鉴定人的准入资格，对司法鉴定人实施统一管理，但是《决定》规定的准入条件门槛较低，只要通过职称、学历、专业执业资格、实务任一方面，均能进入鉴定人行列。因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员众多，并且这种静态标准很难衡量出鉴定人的鉴定能力，某种程度上为能力、素质不一定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的人进入鉴定队伍打开了方便之门。建议建立以考试为主，考核为辅的资格准入形式，并要求有一定时间的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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