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改制方案篇1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5月8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随后，试点的4家上市公司相继公布股权分置具体改革方案。5月20日有关部门又《关于配合股权分置改革做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相关技术和业务准备的通知》。至此，本轮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历次股权分置改革尝试回顾
在股权分置改革历史上，曾经进行过3次尝试，但十分遗憾的是，3次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轮尝试是1999年12月由中国证监会与财政部联手推出的中国嘉陵和黔轮胎的国有股配售减持方案，减持价格定在净资产值之上，10倍市盈率之下。据此，中国嘉陵和黔轮胎两家上市公司按照前3年每股收益平均值乘10倍市盈率公布了国有股配售价格，分别为4.5元和4.8元，相当于它们1998年每股收益的11.8倍和18.5倍。由于两公司业绩与竞争力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按前3年平均值计算的配售价明显偏高，挫伤了广大投资者参与国有股配售的积极性，投资者纷纷用脚投票，导致两公司股价与整个股市均出现持续暴跌。随后，该方案被迫终止。
第二轮尝试是1999年12月由中国证监会与财政部联手推出的国有股协议回购注销试点方案，回购价格以净资产为基准，至2000年12月为止，共有4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这个方案。1999年12月，申能股份以当年中报每股净资产值，即2.51元作为协议回购价格，回购10亿国有股。2000年10月，云天化以当年中报每股净资产值，即2.83元作为协议价格回购2亿股国有股。2000年12月，长春高新以当年中报每股净资产值，即3.44元回购7000万国有股。另外一家是陆家嘴B。在这3次股票回购注销方案实施过程中，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均出现了持续性上涨，但由于样本数量太少以及当时的牛市氛围，难以从定量的角度判断国有股回购对整个大盘的影响程度。但是，国有股协议回购需要上市公司有较为充裕的现金，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回购注销国有股。因此，该方案实施一年，仅有4家上市公司进行尝试。另外，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协议回购方案不利于流通股股东。最后，该方案被2001年6月14日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所取代，因此，确切地说，国有股协议回购注销试点方案属于无疾而终的类型。
第3轮尝试是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规定在新股发行时，必须同时实施国有股减持，即国有股存量发行，其额度为流通股发行量的10％，价格等于流通股发行价。它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从2001年7月26日到8月7日，上交所共有洪城股份、北生药业、狮头股份、冰山橡塑、华纺股份、贵州茅台、烽火通信、浏阳花炮等13家公司集中上网发股，但市场反应十分强烈，大盘持续下跌，面临着高位崩溃的巨大风险。中国证监会不得不于2001年10月23日，宣布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实施，并于2002年6月23日正式宣布停止国有股市场价减持。值得注意的是，宣布暂停、停止国有股减持办法之后，大盘均出现暴涨，个股几乎全线涨停，出现了“10.23”、“6.24”行情。
本轮股权分置改革的特点
首先，《通知》原则上强调改革试点运作程序的公平公正性，强调尊重市场法则，强调切实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与前3次尝试相比，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市场化色彩较浓厚，没有利用行政机制强制定价，也没有利用行政机制强制推行股权分置试点改革，而是把股权分置方案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避免了一刀切的武断做法所带来的弊端，使得股权分置的改革具有较大的弹性和适应性。
详细规定非流通股股东在获得流通权之后交易的时间和数量限制，避免短期内大量股票集中上市造成市场剧烈波动。
《通知》回避了对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是否“同股同权同价”等敏感问题的行政评价，将问题交给市场自行作出回答。
尽管《通知》一再强调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没有具体说明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包括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投资者合法权益在于两方面：获取红利以及在二级市场获取资本利得的权利。广大流通股股东殷切期盼的是：任何破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均应受到应有的惩罚。遗憾的是，《通知》并没有给投资者传递这样的信息。
由于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非流通股股东的切身利益，由非流通股股东主导设计的试点方案难免会尽量偏向其自身利益；表决环节能否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通知》指出，“临时股东大会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理论上讲，如果所有流通股股东都参加表决，他们完全能够顺利地否决对自身不利的方案，但是，由于多数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过于分散，参与表决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其实际效果恐怕难以乐观。从分类表决制度实施以来的效果看，由于没有最低投票率的规定，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十分有限，失去了代表性，使对广大流通股股东不利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
新老划断时机不明确，不利于市场形成良好的预期机制。所谓“新老划断”是指对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不再区分上市和暂不上市流通的股份，对存量上市公司分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就是产权重新划分与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过程，其面临的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就是股市规模将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合法资金来支撑。未明确规定恢复新股发行的具体条件，或者具体时间，难以给市场一个理性预期。
因此，政府应该为本轮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伴随的剧烈市场波动充分准备好应对的“救市”措施，这既是广大投资者的殷切期盼，也是保证股市不彻底崩盘的必要举措。
四家试点公司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首先，选择的试点公司都是诚信度较好、质地较佳的上市公司；其次，试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均体现了流通权价格，非流通股股东都愿意以一定代价获取流通权。表明争论多年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股票得到正式认可。试点公司都不愿意放弃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都十分关注股权分置改革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另外，四个试点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均为非流通股股东单方面提出，明显有利于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的修改意见难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不符合《通知》“按照市场稳定发展、规则公平统一、方案协商选择”的原则，也就无法实现改革的最终公正、公平。
对流通权的价值认识含糊，有刻意回避之嫌。从产权角度看，流通权的实质是资本利得收益权，流通权只是手段，获取资本利得收益权才是真正的目的。资本利得收益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在我国资本市场更是如此。中国股市创办15年来，之所以能够发行1300多家，是因为广大股民重视、信任资本利得收益权的结果。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7000多万股民为什么要购买股票，因为中国股市的分红派息实在少的可怜。
对流通权的估价太低。既不能体现流通股资本利得收益权（流通权）的价值，也不能体现流通股历史持股成本，更不能体现公平的原则，例如，清华同方最近一次的增发价格约46元，而按照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持有增发股票的投资者，将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
方案置投资者于两难选择境地。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超过8成的投资者对4家试点公司的方案不满，其中，对金牛能源的反对票高达94％；大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方案态度十分强硬，至少有两家已经透露方案没有商量的余地，并威胁“如果通不过将放弃试点”。由于股权分置是公认的对流通股股东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而不公平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显然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投资者面临的是尴尬而艰难的两难选择：一方面，《通知》表面上把试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另一方面，投资者在流通股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情况下，最终决定权是两难选择，实际上是虚假的最终决定权。
股权分置改革前瞻
股权分置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仍然保持不变，即本质上仍然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或国有资产最大化为第一目标，在此基础上兼顾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这可以从以下制度安排中清楚地看出来：国资委先根据自身标准选择哪些试点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可以进入实施阶段；改革方案由非流通股股东单方面主导制定；流通股实际上只拥有两难选择的投票权。
老股民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股民的资本利得收益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股市具有数倍地放大上市公司经营成果的功能，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获取丰厚的资本利得的机会。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维持20倍市盈率水平的股市上，若每股利润由原来的0.5元上升到1.00元，每股价格将从10元上升到20元，投资者将有机会获得每股10元的资本利得收入，实现了100％的投资利润。在我国股市上，由于存在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如果投资主体持有的是流通股，将有机会获取每股10元的资本利得和100％的投资收益，但是，若投资主体持有的是非流通股，则根本没有机会获取这种诱人的投资回报。因此，我国投资者最看重的是资本利得收益权，但是，本轮股权分置改革没有充分尊重并保护该项权益。
如上所述，国有资产最大化的指导思想以及老股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事实，表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必然导致股市剧烈波动，短期内难以见到牛市的曙光，但新入市的资金会有一些投机炒作的机会，而老股民则难以获得盈利机会。
股权改制方案篇2
论文关键词：股权分置公司治理上市公司
一、引言
自1993年至今，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在国有企业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刚刚进入试点阶段的股权分置改革，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全流通障碍，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保证我国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特点及现状
(一)股权分置改革的特点。我国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所谓股权分置，是指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在一个上市公司总股份中井存的现象。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法律法规还不承认私有产权，设计者做出国家股、法人股不流通的制度安排，巧妙地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确保了证券市场的稳定。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股权分置的固有缺陷日渐显露并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国企改革的进行。股权分置的固有缺陷在于该制度安排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使得二者之间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弊端主要体现在：一是不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使得以国有股为主导的上市公司回避了应有的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二级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二是股权分置使得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在首次发行股份、配股、增发新股、股利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权利不对称，流通股股东向非流通股股东支付了大量的转移性支付，其权利受到严重损害。三是股权分置使得企业治理结构的利益基础不一致，因而降低了企业运营的效率。
(二)股权分置改革的现状。目前，四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三一重工”的改革方案是“l0送3派8元”方案，即流通股东每10股获非流通股东送3股。同时每10股获派8元现金，派现部分由资本公积转增，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将获得“上市流通权”。“紫江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10送3”方案，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l0股流通股将获得3股股票；“清华同方”公布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l0股转增l0股方案；“金牛能源”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l0股支付2．5股股票，作为换取非流通股份流通权的对价。上述分置方案可以看出，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实质就是在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重新分配控制权，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最近，股权分置第二批42家试点企业名单公布，与先前的四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样本多样化，涵盖了大型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等不同类型和层面的企业。二是试点企业大多业绩较好或是新上市公司，这保证了公司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公积。三是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充分多样化，缩股、权证和回购均成为可能，使得试点方案的选择余地较大。
三、股权分置使公司治理复杂化
股权分置改变了公司内部的利益格局，使公司治理变得复杂起来，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由股权分置所导致的控制权分裂。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事前没有成本地缔结一份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在初始契约中没有明确的或然事件，导致事后发生再谈判甚至法律争端，于是，产生了治理的必要，这就是任何企业都存在治理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企业的不完全契约性质作用于企业的权利划分时，控制权配置问题就出现了。并成为影响企业治理的关键问题。我们知道，所谓控制权，就是能够影响甚至是左右决策的权力。企业主向经理授予管理决策权，意味着将部分控制权也一并授予了经理。当一部分控制权配置授予经理后，企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那就是经理以牺牲企业主的目标为代价追求私利所导致的问题。
这种由控制权分裂所带来的治理问题，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而被放大，使得公司治理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图景。在上市公司中，股东往往成千上万，股权很分散，股东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即使名义上拥有诸种股东权利，也不可能运用这些权利参与或掌握企业的日常经管管理，公司经理们实际上拥有了对企业的日常控制，这就大大增加了股东对企业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不难看出，在上市公司中，由于股权分置，控制权分裂的情况加重了，控制权已经不只是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配置，而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配置：既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配置，也在各个所有者之间配置。在这种控制权分布下，公司治理变得更复杂了。一方面，分散的股权使得股东对公司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小，股东所拥有的控制权逐步成为名义上的控制权，经理所拥有的控制权则成了实际上的控制权，从而使股东对经理的监督变得困难起来。另一方面，当分散的股权在股东之间的分布发生变化时，会导致控制权在股东之间配置的改变，从而引发新的治理问题。比如，当股权集中时，会产生大股东，虽然可以通过大股东监督经理，以缓解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冲突，但大股东发挥良好作用的前提是具有良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环境，否则，大股东很可能会通过手中的控制权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股权改制方案篇3
赋予股份公司监事会提案权的必要性
我国《公司法》没有对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提案制度和提案规则作出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监事会有股东大会提案权。在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中，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提案权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引《规范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监事会可以提出临时提案”；第十九条规定，监事会提议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应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会议议题和内容完整的提案。但是《规范意见》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上市公司，对其他股份公司没有约束力。
赋予监事会提案权是为了确保监事会监督的实效性。监事会的监督结果最终要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意思决定才能落到实处。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陈述意见、提出议案并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是监事会及监事把监督结果付诸于实践的最适合的方法。因此，赋予监事会股东大会提案权对落实、完善监事会监督权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的提案权虽无明确规定，但既然《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职务的行为行使监督权，并有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就意味着赋予了监事会提案权。因为监事会在对董事、经理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要求纠正而得不到应有的响应时，就应该向股东大会报告有关情况，监事会不仅要陈述意见，而且应该提供可供股东大会表决从而可以变为公司实际行动的议案，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而监事会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就更不只是为了让股东们听取监事会的意见陈述，监事会应该提出供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因而监事会的提案权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监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由监事会提出有关的提案是最为合理、最有效率的提案权分配方案，这不仅符合《公司法》设立监事会这一专门监督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监督权力的立法意图，而且对于加强监事会对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制衡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于与董事、董事会执行职务行为有关的监督性的提案，一般不可能由董事会自行提出；由于大股东与董事会一般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董事会或董事监督性的提案，大股东一般也不会提出；而小股东的提案权又受到较高的持股比例的限制，因此赋予监事会提案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董事会、大股东垄断股东大会提案权的弊端，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保证监事会监督的效率，除了应规定监事会对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及监事会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享有提案权之外，还应该明确规定在董事会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股东依照规定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监事会均享有提案权，以节省公司开会支出，提高公司股东大会的效率，节约监督成本，有利于监事会及时向股东提供有关公司董事会、董事及经理执行职务情况的信息，增强监事会监督权的威慑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赋予监事会股东大会提案权，比赋予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权和特别召集权更有价值和
意义。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有必要在修改《公司法》时规定对所有股份公司适用的较为完善的股东大会提案制度，包括监事会的股东大会提案权制度，明确赋予股份公司监事会股东大会提案权，以利于增强监事会的监督实效性，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监事会提案权的限制及提案规则
1、提案权的分类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大会提案制度和规则，也没有对提案的含义作出解释。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提案是提交会议讨论决定的建议，议案是指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规范意见》第九条对股东大会的提案给了一个定义，“股东大会的提案是针对应当由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所提出的具体议案，股东大会应当对具体的提案作出决议。”按照这个定义，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建议，未明确具体内容的，不能视为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规范意见》对提案的定义，考虑了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一般会期较短的实际情况，要求提案内容具体，以利于提高会议效率。从这一角度讲，这个定义是有价值的。但是，我认为不宜将股东大会提案仅仅理解为只能是内容具体的议案，至少应该允许监事会、股东提出值得股东大会关注而又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方案的提案，供股东考虑、股东大会讨论，至于这样的提案是否能够在该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则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
在日本商法典中，股份公司股东的提案权被区分为议题提案权和议案提案权。按照日本学者的解释，议题提案权是指在大会的原定议题（如原定议题为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之外，增加其他议题（如增加解任董事等新议题）的权利，也叫做议题追加权；议案提案权则是不超越大会原定的议题范围，而提出不同于董事会或会议召集人的议案，例如提出相反的或反对的议案，或在会议召集人提出的议案基础上提出经过修改的议案，因而也叫做反对提案权或修改提案权。按照韩国学者李哲松的理解，“议题提案权”似乎仅指提出股东大会议题的事项，而不包括具体的决议案：“议案提案权”则指就股东大会目的事项提出议案的要点即具体的决议案。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恰当，议题提案权不应排斥具体决议案。《规范意见》实际上已经区分两类提案对提案规则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对于议题提案（董事会会议通知中未列出的新事项）和议案提案内容的具体性要求却是一致的。
股权改制方案篇4
在近年出现的各种公司纠纷中，涉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为数不少，其中又主要表现为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出现的全员持股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
在此类公司中，章程会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改制文件的精神，规定原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转换时，可以获取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金、安置补助费，并根据自愿原则购买改制公司的股权，成为改制公司的职工股东。章程中往往还规定当持股员工离职时。必须“人走股清”，甚至按照公司章程确定的价格将原始出资额、或者上年度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或者经评估的上年度净资产价格由公司收回，再限期销除并相应减少资本或者转让给其他股东。
假如公司原始章程就有此类规定，公司照章收购离职股东的股权而当事股东不予配合甚至诉请法院确认无效时，法院通常认为因被收购股东签章认可了公司原始章程，全体股东之间已经达威了合意，公司实施收购的行为即使遭到被收购股东的反对，也具有合法性，故在认定章程规定有效的同时，驳回离职股东的诉讼请求。而当公司通过合法程序修改童程增加此类内容时，不少法院判决修改内容无效，或者对同意的股东有效而对反对、弃权或者未参与投票的股东不发生效力，从而与我国《公司法》第十一条按照国际通例确立的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以及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和公司本身均具有约束力的规定相悖。法院裁判的主要理由是，有限公司更多地体现股东之间的人合性，股权包含属于股东的私有财产权利，不经持股股东同意，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协商一致，不得由公司单方决定强制收购，否则即构成侵权。
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2007年滕芝青诉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案、同年盐城市法院终审改判的周岩诉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案等，即是根据上述理由判决公司败诉的典型案例。
金陵石化的非常胜诉
在我们收集的公司纠纷案例中，也有法院原则上认定全员持股公司有权处分离职股东股权的，如南京市栖霞区法院2008年判决、南京市中院维持原判的王某、曾某等诉请确认南京金陵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强制收购离职股东股权无效案。
该案被告原系隶属于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的国有企业，根据中国石化集团的统一部署并报请国资委批准，在新《公司法》实施后的2006年进行了改制分流。根据改制政策的规定，员工有权自主选择是否参加改制，但只有选择参加改制的员工才能享受相应的国家政策优惠，用身份置换经济补偿金、分流安置补偿补助购买持有改制公司股权，成为改制公司的股东，同时设有经营者岗位激励股。当时参加改制的职工有257人，委托30位显名股东签署章程代持股权，并与改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但不久就有数名高管及技术骨干离职自行组建工程设计公司，或跳槽到其他工程设计类企业，与被告公司进行同业竞争，甚至带走原公司承接的工程设计业务，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留任股东既要承担改制公司的各种社会负担，又要为离任股东打工，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造成公司人心涣散、秩序混乱。
为了阻止跳槽现象的蔓延，稳定技术骨干队伍，被告公司于2007年8月召开股东会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将原章程中有关离职股东可保留股权但丧失参与增资扩股、受让其他股东股权资格的规定，修改为离职股东所持股权由公司按经中介机构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收购，再以收购价格出售给其他在职职工股东，离职人员的原股东资格随即丧失。王某、曾某等43名离职股东先后诉请法院确认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无效。2008年1月一审法院判定因解决留任与离任职工股东权利义务失衡的股东会决议有效，但修改章程所确定的股权定价机制，对异议股东不发生效力。他们与公司协商不成的，可向法院另行。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公司据此收购处分了败诉方的股权，重新核发了股权证，只是未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隔一年多，因改制后的南京炼油厂高价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权，被收购股权离职股东认为其权益受损，有人申请省高院再审，有人申请省检察院抗诉，还有人提起股权定价诉讼，也有留任股东诉请解除股权委托，案情陷于胶着状态。
多数决原则裁判诉讼纠纷
上文所列举的多个公司纠纷，反映了全员持股改制公司与离职股东之间的权利冲突。法院裁判公司败诉的主要依据是私有财产依法受到保护的民法原理，以及非经强制执行程序所发生的财产权利转让，须经让与人同意的合同法规则。法院即使判决公司胜诉，也留下了公司未经异议股东同意，不能通过修改章程单方面决定股权转让价格的尾巴，以至于引起了股权定价纠纷的系列诉讼，而法院审理的结果，恐怕也只能采用公司章程确定的中介机构评估价进行作价，即实际上承认章程规定的效力。白白浪费司法资源。要破除这样的公司纠纷诉讼困境，最好的办法是依循以下思路：
要正确回答全员持股公司可否收购离职股东股权，须改变我国当今法院关于公司纠纷裁判实践普遍缺乏商法思维、公司理念，简单用民法思维审判商事案件、公司纠纷的状况，梳理公司纠纷涉及股东投资获利及公司的营利行为，各方当事人均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关居民的基本民生，不能用宽泛的财产权利平等保护规则衡量处理争议，而是严格依据公司法裁判案件，以避免得出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顺序应当是章程规定优先于《公司法》，除非章程内容因违反强行法而无效；《公司法》并无规定的，可以适用商法规则；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商法一般规则，则可在《公司法》没有规定时适用民法。据此，本文所列纠纷简单适用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原理原则作为审理依据，就大有疑问。
股权不同于所有权、债权等一般的民事财产权利。股权中虽然包含有因股东投资公司而生的财产权利，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成员权或者社员权，它体现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当然也离不开与其他股东的相对关系，有限公司尤其是改制公司这种带有封闭性、人合性的公司更是如此。《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有关“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章程自治规则，才是裁判本案的基本法律依据。
股权改制方案篇5
一、严格制订和审批企业改制方案
(一)认真制订企业改制方案。改制方案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改制的目的及必要性,改制后企业的资产、业务、股权设置和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改制的具体形式;改制后形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的债权、债务落实情况;职工安置方案;改制的操作程序,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的选择等。
(二)改制方案必须明确保全金融债权,依法落实金融债务,并征得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所出资企业、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外有权审批改制方案的部门及其授权单位,下同)应认真审查,严格防止企业利用改制逃废金融债务,对未依法保全金融债权、落实金融债务的改制方案不予批准。
(三)企业改制中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的通知》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拟通过增资扩股实施改制的企业,应当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媒体或网络等公开企业改制有关情况、投资者条件等信息,择优选择投资者;情况特殊的,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通过向多个具备相关资质条件的潜在投资者提供信息等方式,选定投资者。企业改制涉及公开上市发行股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四)企业改制必须对改制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的法律顾问或该单位决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出具,拟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且职工(包括管理层)不持有本企业股权的,可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授权该企业法律顾问出具。
(五)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需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履行决定或批准程序,否则不得实施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涉及财政、劳动保障等事项的,须预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审批;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出资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国有股不控股及不参股的企业),改制方案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六)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必须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建立有关审批的程序、权限、责任等制度。
(七)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必须就改制方案的审批及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进场交易、定价、转让价款、落实债权、职工安置方案等重要资料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改制企业的国有产权持有单位要妥善保管相关资料。
二、认真做好清产核资工作
(一)企业改制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要切实对企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核对和查实,盘点实物、核实账目,核查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做好各类应收及预付账款、各项对外投资、账外资产的清查,做好有关抵押、担保等事项的清理工作,按照国家规定调整有关账务。
(二)清产核资结果经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审核认定,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认后,自清产核资基准日起2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企业实施改制不再另行组织清产核资。
(三)企业实施改制仅涉及引入非国有投资者少量投资,且企业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会计核算的,经本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不进行清产核资。
三、加强对改制企业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一)企业实施改制必须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确定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确定中介机构必须考察和了解其资质、信誉及能力;不得聘请改制前两年内在企业财务审计中有违法、违规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不得聘请参与该企业上一次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聘请同一中介机构开展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
(二)财务审计应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实施。其中,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必须由会计师事务所逐笔逐项审核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审计报告一并提交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作为改制方案依据,其中不合理的减值准备应予调整。国有独资企业实施改制,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已核销的各项资产损失凡影响国有产权转让价或折股价的,该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和已核销的各项资产损失必须交由改制企业的国有产权持有单位负责处理,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应采取清理追缴等监管措施,落实监管责任,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国有控股企业实施改制,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资产和已核销的各项资产损失由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与其他股东协商处理。
(三)国有独资企业实施改制,自企业资产评估基准日到企业改制后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期间,因企业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应上交国有产权持有单位,或经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同意,作为改制企业国有权益;因企业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应由国有产权持有单位补足,或者由改制企业用以后年度国有股份应得的股利补足。国有控股企业实施改制,自企业资产评估基准日到改制后工商变更登记期间的净资产变化,应由改制前企业的各产权持有单位协商处理。
(四)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必须在改制前由国有产权持有单位组织进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不得以财务审计代替离任审计。离任审计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定执行。财务审计和离任审计工作应由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承担,分别出具审计报告。
(五)企业改制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必须经土地确权登记并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进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必须经具备土地估价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备案。涉及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必须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处置审批手续。
(六)企业改制涉及探矿权、采矿权有关事项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以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执行。企业改制必须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探矿权、采矿权的处置方式,但不得单独转让探矿权、采矿权,涉及由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处置审批手续。进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的探矿权、采矿权,必须经具有矿业权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作价(采矿权评估结果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并纳入企业整体资产中,由审批改制方案的单位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后处置。
(七)没有进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的实物资产和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资产,改制后的企业不得无偿使用;若需使用的,有偿使用费或租赁费计算标准应参考资产评估价或同类资产的市场价确定。
(八)非国有投资者以实物资产和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资产评估作价参与企业改制,由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和非国有投资者共同认可的中介机构,对双方进入改制企业的资产按同一基准日进行评估;若一方资产已经评估,可由另一方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复核。
(九)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离任审计、资产评估、落实债务、产权交易等过程中发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违纪问题的,必须暂停改制并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应当向广大职工群众讲清楚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改制的规定,讲清楚改制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企业的发展思路。在改制方案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职工群众意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争取广大职工群众对改制的理解和支持。
(二)国有企业实施改制前,原企业应当与投资者就职工安置费用、劳动关系接续等问题明确相关责任,并制订职工安置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方可实施改制。职工安置方案必须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人员状况及分流安置意见;职工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及重新签订办法;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支付办法;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拖欠职工的工资等债务和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处理办法等。
(三)企业实施改制时必须向职工群众公布企业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结果,接受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
(四)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的,改制后企业继续履行改制前企业与留用的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留用的职工在改制前企业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在改制后企业的工作年限;原企业不得向继续留用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好改制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对企业改制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再继续留用的职工,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企业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不得强迫职工将经济补偿金等费用用于对改制后企业的投资或借给改制后企业(包括改制企业的投资者)使用。
(五)企业改制时,对经确认的拖欠职工的工资、集资款、医疗费和挪用的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原则上要一次性付清。改制后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并按时为职工足额交纳各种社会保险费。
五、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
(一)本意见所称“管理层”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本意见所称“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不包括对管理层实施的奖励股权或股票期权。
(二)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实施改制,应严格控制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的股权。为探索实施激励与约束机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凡通过公开招聘、企业内部竞争上岗等方式竞聘上岗或对企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管理层成员,可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本企业股权,但管理层的持股总量不得达到控股或相对控股数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划型标准按照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的通知》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规定的分类标准执行。
(三)管理层成员拟通过增资扩股持有企业股权的,不得参与制订改制方案、确定国有产权折股价、选择中介机构,以及清产核资、财务审计、离任审计、资产评估中的重大事项。管理层持股必须提供资金来源合法的相关证明,必须执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不得以国有产权或资产作为标的物通过抵押、质押、贴现等方式筹集资金,也不得采取信托或委托等方式间接持有企业股权。
(四)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管理层成员,不得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改制企业的股权:
1.经审计认定对改制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直接责任的;
2.故意转移、隐匿资产,或者在改制过程中通过关联交易影响企业净资产的;
3.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或者与有关方面串通,压低资产评估值以及国有产权折股价的;
4.违反有关规定,参与制订改制方案、确定国有产权折股价、选择中介机构,以及清产核资、财务审计、离任审计、资产评估中重大事项的;
5.无法提供持股资金来源合法相关证明的。
(五)涉及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的改制方案,必须对管理层成员不再持有企业股权的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六)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有企业股权后涉及该企业所持上市公司国有股性质变更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六、加强对改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一)除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通过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和收购资产按国家其他规定执行外,凡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须执行文件和本意见的各项规定:
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其全资、控股子企业,下同)增量引入非国有投资,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持有单位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该企业国有产权的。
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其非货币资产出资与非国有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并因此安排原企业部分职工在新公司就业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现金出资与非国有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并因此安排原企业部分职工在新公司就业的,执行〔2003〕96号文件和本意见除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定价程序以外的其他各项规定。
3.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其他有关规定的。对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外的其他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相关部门规定。
股权改制方案篇6
由“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完成的《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即将公开发行（王保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以下简称草案）。笔者有幸较早地阅读了这个草案的一部分条文和立法理由说明，读后觉得这个草案基本上达到了王保树教授(草案主要设计人)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的目标，即致力于提高公司法的可操作性和可诉性；尊重公司的自治，适当增加任意性规范。
草案共十一编316条，与现行公司法相比，主要是增加了总则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一编中设专节增加了一人公司规定，此外草案也基本上采纳了笔者初步起草的对关联企业与企业集团的规定并专设第七编。
本文侧重谈谈草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第三编，第173至200条，初稿设计人赵旭东教授）。正如研究小组所强调的那样，草案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方面强调了有限公司兼具人合与资合色彩的性质。应当说，与现有的公司法规定相比，草案对有限公司的规定更加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质，可操作性也更强了。尽管学界近年来已经结合世界潮流就公司法属于强行法或任意法(管制与放松管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笔者看了这个草案之后，才真正看到了介于强行法与示范法之间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真实画面，可以说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专家草案。
草案在保留现有公司法及相关规定中已经得到实践验证的法律条文之外，大量地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几乎每个条文后面都列有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和港澳及台湾地区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一些主要针对国内公司法实践而设计的条文，研究小组也做了详细的说明，让读者一目了然。因此，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草案（王保树语）。笔者对“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下以严谨的态度编写草案的奉献精神充满敬意。
不过，笔者也发现，草案中个别地方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充分体现有限公司的本质特征以及如何体现有限公司适合小型企业形式的方面。还有在提高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可操作性方面，也存在微调的余地。笔者主张制订单独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以充分体现有限公司的特征，发挥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作用（现代法学2003年2期），现在看来，尽管可以在一部法律中对有限公司和股份进行既统一又区别的规定，但是应当尽量防止在结果上出现有限公司成为股份公司附庸的情形，例如台湾学者在台湾公司法修订后已经出现过有限公司存废的争论（【台】林国全，台湾地区有限公司法制之探讨与应有之修正方向，载王保树主编，全球竞争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84页），原因就在于改革之后的台湾有限责任公司越来越接近闭锁型股份公司了。笔者看到，研究小组在起草过程中已经刻意突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区别，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区别仍然不是很明显。以下是笔者阅读草案中有限公司规定后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唯愿一切关注公司法修订与改革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因为：
任何改革都伴随着思想的碰撞，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
一、有限公司的股东最高人数
草案第第17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承认一人有限公司并专节规定一人公司是草案的亮点之一。不过，草案仍然将股东人数限制在50个以下是值得商榷的，建议取消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将来的有限公司将以私人投资者为主，尤其是夫妻性质的、朋友性质的或者家族性质的小型有限公司将占相当的数量。而股东人数少正是有限公司的特征。由于草案降低了有限公司的最低法定资本，仅3万元，加之草案承认了折中授权资本制并允许非现金出资，因此在将来私人出资人设立有限公司新时几乎都不太可能超过50名，因为按照草案第176条规定推算，出资人只要拿1万2千元现金作为第一笔出资就可以注册有限公司，如果分摊到50个股东头上，也就是每个股东仅出240元就可以了。因此，从设立法的角度看，已经没有必要限制最高人数，这是理由之一。
因此，有限责任股东超过50人的情形，主要出现在公司设立之后。从中国的国情看，由于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而形成的有限公司中职工股份的存在，使得目前的经过改制的有限公司中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正是因为现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高人数的限制，才导致实践中改制公司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改制公司进行设立登记时，由于有的工商局严格按照有限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办事，使得公司的职工股东不能记载于登记时需要提交的股东名册中，导致这部分职工虽然享有收益权（凭借公司内部的股权证书）但无法正常行使表决权，加剧了这部分职工股东与现行董事会的矛盾；尤其时在换届选举董事会成员时，情形更是如此。根据笔者的调查，仅在重庆市渝中区的改制企业中，存在上述问题的远不只一家，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如果取消限制，将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
第三，随着私人性质的，尤其时家族性质的有限公司的增多，若干年后，必然发生因股权的世代继承而自然增加股东数量的现象，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况且草案的第183条明确承认了对股权的继承权。可以设想，一个家族性质的有限公司经过若干代人的继承，必然会出现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现象。
第四，从欧盟的情况看，法国、爱人兰、卢森堡等少数国目前还有限制股东最高人数的规定。德国也曾经规定，一旦有限公司股东超过50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改组为股份公司。但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理由在于，法律不能强制一个有限公司改组为股份公司，即使是合伙企业，也应当允许其成长为大企业，换言之，有限公司虽然主要是为小企业而设计，但不意味着大企业就不能采用有限公司的形式。
第五，有限公司达到了大公司的规模，例如大型股份公司的规模，则可以按照公司大小的不同严格其内部管理制度与财务制度，及其要求增加职工董事或监事（参见草案第191条和190条和下文分析）。那么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呢，从国外的立法经验看，判断公司大小的标准主要不是股东人数，而主要是
（1）公司的注册资本，例如超过100万元时；
（2）公司的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例如超过500万元；
（3）公司雇佣员工的人数，例如超过200人时。
这个标准，比起“规模较大”或者“规模较小”等随意性较大的标准而言相对客观一些，易于操作。根据这个标准，就可以具体的要求那些公司可以简化会计制度，那些公司应当增加职工董事或者监事了（详见下文）。
总之，笔者认为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高人数限制将更加符合公司法修改小组确定的公司法改革目标，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反之保留限制性规定将不利于改组公司和公司股权的继承。
二、对股权继承的限制
草案第183条规定，“继承发生时，除非股东持反对意见，死亡股东的继承人当然成为公司股东。股东持反对意见的，按本法规定的股权转让规则办理”。
草案新增了关于股权继承的规定，无疑是充分考虑到了国内的公司法实践和国外的立法经验。但是草案规定股权继承时若股东持反对意见则应当按照股权转让规定办理的做法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一般的理解，股权是财产权，属于绝对权利，而不是债权。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对股权的继承权不能被剥夺。因此，股权的继承也应当与其他财产权的继承一样，充分尊重权利人自己的意愿，不能简单地因为第三人的异议而剥夺权利人的意愿，这个意愿就体现在公司的章程或者死亡股东的遗嘱中。若死亡股东未立下遗嘱并且公司章程未约定，则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而不能有第三人意志的干涉。
其次，在公司章程未作约定的前提下，实践中股权的继承权人也的确存在与其他现有股东不合的例子，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公司的存亡。现在具体分析一下。
若死亡股东占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且继承权人也继续成为大股东，而该继承权人或其法定的监护人无力或无意经营公司，则大致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则是继续让公司存在，为此又分两种情况。首先，在保留股东身份的前提下，若继承权人或其监护人信任现有的某个股东，则该股东可能被任命为业务执行人（执行董事），若不信任现有股东，则可能委托第三人来作为执行董事。第二种情形就是继承权人将股权转让给现有的某个股东或第三人，以得到一定补偿为前提退出公司。第三种情形就是继承权人借助于表决权优势通过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并进行清算。解散公司和任命第三人经营公司也许不是维护公司自身长远发展的好办法，但是这样做是对继承权的尊重，而不能因为小股东有异议就剥夺对股权的继承权。
反之，若死亡股东系小股东，情况正好就反过来了。这时的继承权人根本无法对抗继续留在公司的大股东。若大股东对继承权人的股东身份有意见，则继承权人自己一般也不会选择继续其股东身份，因为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将其排挤出去。若仅仅是其他小股东对继承权人的股东身份有异议，而大股东没有异议，则更不能因为该小股东有异议就剥夺其继承股权的权利。可见，股东的异议权是否真正能够有利于公司的管理与公司自身利益，本来就时值得商榷的。
第三，应当承认，承认股东对股权继承的异议或者说担忧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异议权的行使仍然会遇到立法技术上的困难。例如，什么样的“异议”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异议呢？是继承权人与自己关系不合？与自己意见相左？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公司法上的依据。或者还是继承权人不具备股东资格？这也是不能成立的，任何享有权利能力的人都可以当股东，尽管其没有行使表决权的行为能力。也许较为成立的理由就是公司自身利益抗辩，也就是让继承权人成为股东比让异议股东来受让股权比较不有利于公司的内部管理，从而不利于公司自身利益和长远的发展。
最后，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普遍承认对股权的继承权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够限制这种继承权的，一个是章程，一个是遗嘱，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将股东的异议视为剥夺股权继承权的依据。
可见，股权的继承与股权的转让是性质不同的法律行为，不宜参照股权转让的条款。如果采纳草案的建议，那么会出现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出现更多的更严重的问题的局面，例如继承权抗辩。最好将该项规定予以删除，改为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这是笔者的第一个建议方案。
第二个建议方案就是对草案规定的完善。如果的确要承认股东对继承的异议权，也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应当对异议权作进一步的严格限定，也就是让异议股东对剥夺继承权人的继承权承担说明及证明的责任。其次这种异议权只能通过法院来确认，也就是说只能让异议股东向法院提起股权继承权异议之诉（相当于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排除股东诉讼）。初步的草案如下：
“若股东对股权继承有异议，则异议股东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股权继承异议诉讼。异议股东应对有异议的继承权人继续留在公司不利于公司的利益和公司的管理承担证明责任，并就如何补偿继承权人提出了合理的要约。”
三、有限公司章程的特征与示范法
草案第第184条第1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准用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草案第29条）。而根据草案第29条的规定，股份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绝对必要的事项）包括：（1）公司名称和住所；（2）公司经营范围；（3）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及每股金额。股份首次发行时，首次发行股份数额。（4）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5）公司的代表人；（6）公司设立监事会的，其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7）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应与第36条协商确定记载非现金出资的价格；（8）公司利润分配办法。此外股份公司可以载明的事项（选择性事项）还包括：（1）股东的权利和义务；（2）特别股的种类、数量；（3）公司的解散是由与清算办法；（4）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5）股东大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笔者认为，由有限公司兼具人合与资合色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应当分别予以规定，而不能简单地参照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理由在于，一方面仅对股份公司章程适用的大量条款，例如股份发行、董事会、监事会等并非简单地能够适用于有限公司（见下文），另一方面，体现有限公司本质特征的一些条款，例如表决权及表决方式的多样性、业务执行机构的灵活性、公司监督的灵活性、利润分配的灵活性以及股权转让的限制性及多样性等都没有体现出来，与草案中已经有的相关的规定不能呼应。
其次，有限公司主要是为将来的中小投资者设计的适合中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一种公司形式，与股份公司的发起人相比，这些中小投资者未必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加之投资者设立小公司时非常注重设立的成本，因而不太可能像设立股份公司一样能够请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介入有限公司的设立，或者请其制订公司章程。因此法律对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做到文字清楚，内容详细，发挥法律的示范功能和指引功能。
有必要指出，草案载在很多方面继受了台湾公司法的规定，然而台湾公司法的修订基本上事沿袭了英美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台湾的有限公司法在改革之后已经淡化了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区别，人合色彩越来越少，使得台湾的有限公司越来越像小型的股份公司。反之，欧洲大陆国家一直比较强调二者的区别，尤其以德国有限公司法为代表。意大利的最新公司法改革（于2004年1月1日生效）更是则特别突出了二者的区别。
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建议对有限公司的章程作如下的初步修改：
有限公司章程必须载明的事项：
（1）公司名称及住所；
（2）公司的出资人的姓名（名称）及住所。
（3）公司的目标和经营范围；
（4）公司注册资本及每个出资人认购的份额；非现金出资方式和相应数额，如有；
（5）公司的业务执行人（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的组成、权限、任期和议事规则；
（6）公司的代表人；
（7）公司的监事或监事会的组成、权限、任期和议事规则，如有。
注：以上规定只是删除专门适用于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并无实质性变动。
公司章程可以载明的事项(示范举例如下)：
（1）公司的期限，如有；
（2）股东的一般权利及义务；特殊权利及义务，如有；
（3）股东会议的召集、会议方式、权限及议事规则；
（4）公司的专门委员会及组成、权限、表决规则；
（5）公司的解散是由与清算办法；
（6）股权继承及限制方式，如有；
（7）……….;
（8）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注：以上仅仅是对有限公司章程的任意性内容的示范性列举。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效仿英国，由公司登记机构制订更为详细的章程样本，让出资人能够根据章程样本的指引，快速而较为详细地制订公司章程。英国的公司登记机构根据企业类型的不同，制订了由a到F的各种范本。这种范本得到了出资人和公司设立辅助人（例如公司律师）的广泛遵循和普遍的好评。英国的做法也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公司法学界的高度赞赏，被认为是制订将来的欧盟有限公司法值得借鉴的好经验之一。单从公司设立层面看，英国已经领先于欧盟成员国。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在公司法之后附录股份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样本。这样就更能体现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示范法”功能。建议在草案第十一编（附则）中增加一条：
“本法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样本。（或：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据本法制订有限公司章程样本）。”
事实上，律师界及法学界已经为各种企业制订出了章程样本，只不过这些样本还不统一，而且也未必全面、专业。由法律直接或者授权工商登记机构章程样本，将有助于避免章程内容不全、不统一或者不专业的现象。所以制订统一的章程样本供出资人逐一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四、有限公司出资方式立法的微调
草案第184条第2项援引了草案第32条的规定。按照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采用下列出资方式：
（1）货币；
（2）实物；
（3）知识产权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4）土地使用权；
（5）债权；
（6）股权；
（7）有价证券；
（8）其他可以确定经济价值，可独立转让，并为公司经营所需要的财产。
其中，货币出资不得低于公司实收股本的50％。
有限公司（含股份公司）的出资方式是目前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应当承认，现在各国对出资方式已经放宽，但是笔者发现，无最低资本要求或者要求很低的国家（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授权资本”）和有最低资本要求的国家在对非现金出资方式的态度上仍然存在一些微妙差异。对没有最低注册要求的国家而言，拿什么出资已经不显得重要了。例如在英国，拿100英镑就可以注册一家私人有限公司（类似“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甚至允许劳务出资。而欧洲国家在实践中几乎都禁止以劳务作为出资，仅法国甚至规定可技艺作为出资，但是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不过，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虽然只规定了现金出资和实物出资两种方式，但是联邦法院通过判决的形式承认了物的使用权出让、作者权、专利及商标许可权和贷款债权都可以出资，甚至可以拿整个企业作为出资。理由在于，大多数国家已经规定了股东的资本填补责任和连带责任作为保障，也就是说股东对于未兑现的出资有连带的担保责任，对此草案已经在总则中予以了规定。
至于学界讨论的个人信用（其实主要就是与个人的姓名权与肖像权相联系的商誉）是否可以作为出资的问题，按照草案第8项的标准，笔者认为也不应当在绝对禁止之列。例如：几个出资人拟成立一家生产篮球的有限公司，并打算用“姚明”的名字作为篮球的注册商标。只要姚明本人同意，而且姚明没有在同一类型的企业中进行重复出资或重复授权，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姚明的名字作为该公司的出资呢？而且这个篮球商标的权利同样是可以独立转让的，也是该公司经营所需要的。至于如何确定经济价值，主要看姚明与其他投资人的商定，验资机构同样可以评估出一个大致的价值。总之，笔者认为人的姓名权和肖像权是完全可以作为出资的，但是这种肖像权或姓名权应当具有一定商业价值。这样的一家公司在将来清算时，其商标权仍然可以被变现用于低偿债权人的债务。
所以笔者认为，尽管新的草案呼应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学界的呼声相应地扩大了出资方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在立法技术上仍然可以进行微调，例如股权与“有价证券”重复。而“债权”则是极为笼统的概念，例如通过劳务合同形成的劳务债权也属于债权，而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劳务出资，主要的理由在于劳务作为债务在强制执行方面存在法理及现实障碍。倒不如来一个反向规定比较合理，即在列举出资方式的基础上明确禁止那些不能作为出资。
根据以上设想笔者建议草案作如下修改：删除草案中该条第（5）、（6）项的规定。增加“禁止以劳务作为出资”的规定。
五、有限公司的表决方式与股东会召开方式
草案第185至188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与股东会。
草案第185条允许章程不按照出资比例进行表决以及第187条的避免无故不召集会议的规定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前者注重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后者更加侧重打破公司的僵局。
不过，笔者认为，第187条和第188条的规定都是针对传统的股东会议方式，也就是亲自到场或者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方式。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实际的情况、技术的发展和国外的最新立法经验，增加书面表决方式和其他表决方式。理由在于，随着经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的经济角色的增加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股东到场参加会议的做法日渐减少，即使是在一些大公司，也渐渐地采用电子邮件、网络视频或者传真进行决策，更何况小型的有限公司呢？小公司的股东人数少，彼此又认识，事实上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网上开会的方式表决都是节省而富有效率的办法。
既然有限公司是人合与资合的结合，是小而灵活，就应当在股东会议及董事会议的召开方式合表决方式上有所革新，以顺应潮流，这也是各国公司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笔者建议在草案第185条末尾或者187条开头增加以下规定：
“表决权的行使，应以亲自出席会议进行表决为主，但公司章程允许通过书面表决、电视电话、网络视频或电子邮件等方式表决的，不在此限”。
在第188条末尾增加规定：“对以通过书面表决、电视电话、网络视频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决议的事项的决定，会议主持人或者召集人仍应作成会议记录，并以视听资料、书面表决签名或者电子签名作为附件”。
六、划分有限公司规模的标准与董事、监事制度
草案第189条至第191条规定了有限公司的董事与监事制度，其中草案第189条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2款规定国有出自人设立有限公司中应有职工代表。这是草案对现行公司法规定的继受。不过，职工董事数量与权限仍然不是很清楚。此外，是否意味着私人性质的有限公司就一律不设职工董事呢？划分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呢？
草案第190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与规模较小”的有限公司，可以只设1名执行董事而不设董事会。草案第191条又规定有限公司应设监事，“经营规模较大”的公司，设立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问题是，判断公司规模大小的依据是什么呢？
关于公司规模的判断标准问题，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谈过了。需要强调的是，公司规模的大小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股东人数、注册资本、年销售额或营业额、职工人数等。以上的指标也并非一定要不加区别地采用，而应根据法律规定的侧重点的不同采用某一方面的指标或者兼采几个指标。例如在是否允许职工进入监事会或董事会方面，侧重要看企业的职工人数（对中国而言，还要看企业的国有性质），而税法上判断公司大小，主要是看公司的年销售额、营业额（对增值税、营业税而言）以及利润（对公司所得税而言）的大小。
但是草案仍然沿用现行公司法的规定，采用“规模较大”或“规模较小”等模糊术语，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而追求可操作型正是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其次，草案要求国有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中应有职工代表，即“职工董事”。笔者认为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不一样，董事就应当是懂经营懂管理的人，让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即使对国有企业而言也应当慎重。此外，除国有有限公司外，雇佣员工达到相当比例的私人有限公司，也应当吸收职工进入董事会，这是因为任何公司职工人数越多，职工利益保护就越突出。对大公司而言，职工政策稍有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但是职工董事的决策权限，仍然应当限于职工权益维护以及劳动保护、职工培训等方面，而不宜让职工董事与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享有同样的权限，所以即使在国有公司或者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大公司中，职工董事与股东董事的人数与权限也不应当是对等的。
鉴于此，笔者暂且建议将189条修改为：
“由两个以上的国有出资人设立的国有有限公司中职工超过1000人的或者职工超过2000人的非国有有限公司，应有2名职工董事。职工董事由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在公司进行涉及本法第192条列举的事项（即直接涉及职工利益的事项）进行决定时享有表决权。（注：职工人数较少的公司的职工利益保护有其他法律法规作保障。）
职工董事在本法第192条之外事项进行决定时的享有出席会议的权利及提议权，但不享有表决权，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监事制度方面，国外一般只要求股份公司设立监事或监事会，而对有限公司则没有一概要求，换言之只有有限公司达到了股份公司的规模，要求其增加设立监事或监事会才是合理的。草案在这一点上也采纳了这一规则。但是在判断有限公司规模大小的问题上草案规定则比较模糊。笔者建议将草案191条修改为：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超过100万元，且股东人数不少于5人的，应设1名监事。达到前款标准且公司职工达到200人以上的，应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不低于监事总数三分之一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总之笔者认为，如果职工董事及监事没有相应的权限，其数量不确定的话，职工董事或监事就无法发挥作用。笔者的上述设想也只是初步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应当继续研究。
七、有限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的权限
草案第193条5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准用第125条3项关于股份公司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也就是将二者的权限等同。
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的权限规定也是体现其人合与资合特征相结合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职权相对独立的话，那么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或董事会的权限如何，则主要取决于自治法的规定，也就是取决于有限公司章程的具体约定。有限公司章程既可以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或者董事会塑造为一个时刻受制于股东会命令的机构，也可以将其设计为像股份公司董事会那样的相对独立于股东大会的机构。原因在于，有限公司与股份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股东人数相对较少，尤其在股东人数只有2到5人左右的小公司里（将来这样的有限公司应不在少数），基本上每个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接近合伙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这种情况法律应当有所区别。此外，在股东人数较多的有限公司中，也应当允许通过章程的约定将日常业务执行的一部分权限集中到股东会自己手中，反之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则不能这样做。鉴于此，笔者认为对股份公司董事会职权的很多强制性规定，并非一概能够适用于小型的有限公司，例如草案第125条第3项至第7项关于经营计划的制订权以及各种方案（财务预算决算、利润分配于亏损弥补、公司改组等方案）的制订权并非一定要掌握在执行董事或者董事会手中，而应当允许公司章程作出不同的约定。例如对于一家小型有限公司而言，是否非得要执行董事来制订经营计划呢？这完全可以由人数不多的股东们自己来完成。至于该条第8项规定的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也并非一定要执行董事或董事会来决定才科学，应当允许公司章程作出不同的约定。至于该条第9项规定的对公司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务经理等任命权，也不一定非要由执行董事或董事会来任命，而且对小公司而言，是否有必要任命如此多的经理，本身就是个问题，因此建议删除草案中的上述规定。
根据以上的设想，笔者认为对有限公司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不能简单照搬对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规定，而应当单独进行规定，相应地，有限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规定也应当作些调整。建议规定如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日常业务的执行并对股东会负责。除章程另约定外，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制订公司的日常管理制度；
（四）制订需要由股东会表决的各种方案；
股权改制方案篇7
股权分置改革既是证券市场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证券市场利益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股权分置改革，其核心是“对价”。所谓对价，其基本内涵是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而向另一方支付的货币代价或得到该代价的承诺。对价从法律上看是一种等价有偿的允诺关系，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对价就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处于各自利益最优状况的要约而又互不被对方接受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妥协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把这一概念引入股权分置改革，其基本含义是未来非流通股转为可流通时，由于股票供给增加导致流通股股价下跌，因此，流通股股东同意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同时，非流通股股东也要对这一行为发生时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作出相应承诺。
2股权分置改革的博弈论基础
从经济学角度看，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公正的对价博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1)力量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的双方或者多方在力量结构上具有势均力敌的相对均衡性。(2)动力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各方都可以从过去的博弈结果中导出新一轮博弈的“好”的预期，为博弈的各方博取新的利益提供参与的动力。在这两个前提假设中，力量均衡内在的规定了博弈起点；动力均衡内在的规定了预期博弈结果。
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非流通股股东获得流通权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支付对价的方案由非流通股股东提出，流通股股东有权赞成或否决方案。在信息角度，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每一个局中人对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间、盈利函数等有基本了解。虽然局中人均不知道对手的底线及表决意向，但根据市场平均对价水平可以做出大致的估算，博弈的结局是明确的，即方案不是通过就是不通过；从局中人行动的先后次序来看，非流通股股东先提出股改方案，相关股东再分类投票表决，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股权分置改革博弈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①参与博弈的双方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②博弈过程中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虽然国有股及其他代表者在这一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流通股通过10多年的市场博弈，实践利益受到损害，但在此模型中，为使问题简化，假设局中人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③a为非流通股股东，对a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在给流通股股东对价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④B为流通股股东，对B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非流通股股东给出尽可能多的对价以使流通股股东获得将来股票溢价的收益；⑤流通股股东接受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1，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2，其中不合理对价包括高对价（设为p3）和低对价（设为p4）。
(2)模型的建立：非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获取流通权，收益越小（最小值为-2），反之越大；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通过股改，收益函数就越大（最大值为5），反之越小；集合各种事件出现的概率，两类股东的收益矩阵如表1.
设在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概率为p2）时流通股股东通过的收益为e1，不通过时的收益为e2，根据上表得出：
e1=p1{p2［-2p3+4（1-p3）］+3（1-p2）}；
e2=（1-p1）{p2［2p3-1（1-p3）］}；
当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通过和不通过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1=e2，合并移项得出解：
p2=3p1/［3p3+3p1p3-1］；
反之，在流通股通过对价（概率为p1）的情况下，非流通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3，提出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4，根据上表得出：
e3=p1{p2［5p3+（1-p3）］+（1-p1）［-p3-3（1-p3）］}；
e4=p1{3（1-p2）-2（1-p1）（1-p2）}；
当流通股股东通过，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和合理对价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3=e4，合并移项得出解：
p1=（1+2p2-2p3）/（6p2+4p2p3-2p3-2）；
p1，p2即为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3）模型的均衡解分析：从均衡解p2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与流通股股东投票通过的概率（p2与p1）成正比，也就是说，只要流通股股东投反对票的概率越大，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就会越低。因为他们都是理性的参与人，都不希望股权分置改革宣告流产，收益为零。同样从均衡解p1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概率越大，4p2p3+6p2-2p3-2的值越大，将直接导致p1的值越小。说明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越大，对价方案将不被流通股股东认可，流通股股东将投反对票，在利益的驱使下，博弈的均衡解为：非流通股股东将提出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将通过对价方案。
4合理对价水平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股东间的有效博弈，市场对股改方案形成了10送3这一平均对价预期，表2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都在10送3附近，流通股股东获送2.5～3.5的公司占70%以上，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率也在15%左右，说明非流通股股东都选择了最佳策略，即提出合理对价的股改方案。
以中国石化作为代表，作为央企它也实施了10送2.8股的对价方案，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资委对央企对价的立场，而各地区国有企业的平均对价，可以间接反映当地国资委的态度。当然，不同行业、不同质地的公司还应该有合理的对价差异。
简单地讲，当与10送3股的平均值偏离达到25%以上，即10送2.25股以下或10送3.75股以上，就可以说是差距明显的方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流通股比例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没有送股的对价方案也是正常的，比如万科a。
外资已经控股和即将控股的企业，已经成为对价洼地，而其他国有企业对价过低，除了可以反映国资委“不能流失国资”的立场，还有一种正常的解释，就是即将铺开的股权激励计划。留下的基数越大，才有可能留给相关激励对象更多。
5股权分置改革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虽然我国的股权分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正如以上模型所给出的假设条件一样，在制度上流通股仍处于弱势地位。为解决这一问题，股权分置改革中应使用好分类表决机制，这一机制为保障流通股权益提供了制度基础，是一个重大进步。但问题是，在流通股股东已经严重亏损，市场信心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还有多大热情利用这一机制来保护自己所剩无几的利益呢?何况，对于流通股股东而言，用脚投票比用手投票要便利得多。退一步讲，即使流通股股东参与了投票表决，即使上市公司对价方案获得通过，流通股利益是否真正能够得到保证，也还需要未来的市场进行检验。
首先，要有一个超越市场的力量存在，为处于绝对弱势状态下的流通股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博弈起点和博弈过程。从经济学角度，政府的行为目标具有双重性：作为社会管理者，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以维护市场稳定；但作为国有股的实际代表者，政府与国有上市公司以股权为纽带血脉相连，决定着它又有自身“特殊利益”即国有资产的最大化的目标。当上述两个行为目标纠缠在-起时，这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偏好：当政府偏好于市场公共利益目标时，则选择市场认同度较高的对价补偿方案，国企与市场同时走向繁荣；当政府偏好国企的特殊利益目标时，国有上市公司的当前利益摆在凸显位置，国有上市公司推出吝啬方案，市场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结果是市场陷入新的危局。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作为监管者，从自身特殊利益中走出来，摆脱国企利益的束缚，真正处于“超然”地位，为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提供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国企和政府作为10多年证券市场最大的得利者，在股改中应遵从市场经济伦理原则，放弃与民争利的价值取向，尊重流通股权益，适当还利于民，真正与流通股公平博弈。
其次，应设置流通股股东投票率最低限制，以保证博弈的有效性。流通股股东不仅有网络投票的权利，也有投票的义务。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流通股股东虽然享有了权利，但其自身对权利的认知和行使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目前中国中小散户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更多的投资者教育使中小投资者认识并行使自已的权利，以确保投票率达到最低限制，确保股权分置改革结果的可信度、有效性。对流通股股东的表决率规定最低要求，对投票没能达到最低表决率要求的，制定相关的处理、解决办法，如延长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等使博弈过程更加合理与公正。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库恩．博弈论经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申尊焕．大股东合作与竞争关系的一个博弈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
股权改制方案篇8
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形成了很多具体操作方案，其中相对成熟的有非流通股股东送股或派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缩股、回购、权证等方案。方案最终成功与否即对价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协商沟通与博弈。
经统计，业已实施或公告的试点方案中以非流通股股东送股为主要方式，统计显示，第二批42家公司平均对价是每10股流通股获送3.3股左右，略高于首批平均对价水平。前后两批46家试点公司的改革方案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折算成送股模式下，每10股流通股获得对价数量以3～4股居多。从对价支付方式看，比较多样化。仅采用送股方式的有34家公司，采用送股＋派现方式的有7家公司，另外，送股＋权证（宝钢）、送股+派现+权证(长江电力)、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清华同方）、缩股＋派现（吉林敖东）、大股东回购承诺（农产品）方式各有1家。对价支付幅度将直接决定流通股股东认同程度，并在分类表决过程中成为方案能否通过的关键因素。对46家试点公司已公布方案（截至2005年7月25日）进行对价测算与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试点公司对价支付幅度集中于每10股送2～5股的范围（现金、权证等已折算为股票），其中比例在（2，2.99）、（3，3.99）、（4，4.99）股的上市公司分别为23.91%、41.30%及32.61%。可以判断，拟进行股改的上市公司直接（如送股）或间接（如缩股）对价支付水平在每10股约3～5股的水平时，将较容易赢得投资者的认同；反之，过高或过低的对价支付将容易导致争议的发生，并带来方案的或有修正，对改革实施节奏造成显著不利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随改革进程而呈现多样化特征，但公司在方案选取过程中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处理，充分考虑各类方案的应用限制及自身优劣势。前述四类方案在实施影响因素、实施限制及对二级市场价格的影响差异可以总结如表2。
■主板、中小板对价方案侧重和慷慨程度各不同。中小板方案简洁，对价方案较优厚，而主板“捆绑”方案多样，大盘股通过“捆绑”提高对价。中小板对价方案主要采用送股方式，无现金支付，方案简单明了，除苏宁电器每10股流通股获得2.50股对
价外，其他中小板公司每10股流通股获得对价在3股以上（包括3股），其中传化股份和中捷股份支付对价数量最高，每10股流通股获得4.5股；主板公司的对价方案主要采用送股和送股＋其他方式。
■“破净”公司对价支付出现新模式。42家试点公司中农产品、韶钢松山和鲁西化工在股改公告前公司流通股股价低于同期公司每股净资产，其中农产品对价支付采用流通股定价出售的方式，创造了“破净”公司支付定价的新模式，此外农产品和韶钢松山引入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第二批试点中，有6家公司在股改方案中同时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这6家公司全部是主板的上市公司，其中韶钢松山、中信证券、中化国际和恒生电子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对价后通过拿出一定数额的股份作为实行股权激励机制所需股票的来源，另外两家公司农产品和金发科技则是通过将部分非流通股份转让给公司管理层从而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其中农产品引入风险责任金制，在股权激励的同时，也相应有一些处罚机制，尽管处罚力度相当小。
■承诺条款多样。作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方案的组成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除了遵循全体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一年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两年内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5%，三年内减持不超过总股本10%的规定外，多数公司通过增加承诺条款表达公司拟长期持有股份的决心，减轻市场对控股股东套现、大幅扩容的担忧，增强投资者持股信心。承诺条款主要有：
――流通股股东获得上市流通权后控股股东承诺两年、三年或五年内不减持，如人福科技、凯诺科技、鑫富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五年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设定允许全流通后的最低减持价格或减持比例，如苏宁电器持有公司非流通股股份5％以上的股东承诺，限定出售苏宁电器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50元；
――控股股东保持控股地位，国投电力控股股东承诺持有的国投电力股份占其现有总股本的比例将不低于48%。申能集团、上港集箱、广州控股比例高于50%；宝钢集团三年内持有宝钢股份占其总股本的比例将不低于67％；
――增持计划，为了稳定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多数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两个月之内，或方案实施后一年内，若任意连续几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某一基准价，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增持直至累计买足一定数量如500万或1000万股股票或者使其股票价格高于基准价。部分公司以增持数量不超过总股本5%或10%设定。一些大型公司则通过投入累计不超过20亿元、10亿元、8亿元或2亿元资金增持公司股票，如宝钢股份、申能集团、中化国际和韶钢松山等；
股权改制方案篇9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理论;对价实务
股权分置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历程的特殊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股权分置已经成为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项完善经济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的改革,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创立以来最为重大的制度性变革。截至2006年4月底,不算两批试点公司,累计已有30批公司宣布进入股改,股改公司总数已达868家,占1344家应改革a股上市公司的65%,对应市值比重接近70%,对应的股本比例为67%。
一、对价的相关理论分析
从概念上看,对价(consideration)原本来自于英美合同法,其本意是指一方得到权利、权益、益处或是另一方换取对方承诺所作出的或所承诺的损失、所担负的责任或牺牲。按照英美合同法,对价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前提,无对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而中国的司法实践则根据当事人取得的权利有无代价,将合同分为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对价”一词在中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第8条“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对价方式平衡股东利益,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有益尝试,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从经济学角度说,对价是冲突双方处于帕累托最优状况时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条件。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解决资本市场上由于历史原因所导致的制度缺陷,这本身就隐含着十分明确的经济学前提,即认为市场可以通过自身的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在平等个体之间法律关系冲突情况下,效率的解决只能通过平等个体之间的妥协关系来解决,在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的法律关系过程中,只要满足“对价”自由让度并给予及时补偿而不使任何一方损失的条件,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到帕累托改进的效率。
如果赞同某些经济学家“市场经济是妥协经济”的观点,那么股权分置改革可以视为为了获得流通权而支付对价所展开的博弈。对价的相关理论可以归纳为四种。
1.流通权价值补偿论。流通权价值是指在股权分置市场下由于股票价格受到流通股股东对于他们所持股份不流通预期的影响,市场因此给予流通股的高溢价。非流通股股东获得所持股份的流通权会导致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权利益的损伤,或者资本利得的减少,所以非流通股股东必须以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进行一定的支付或补偿。
2.溢价返还论。根据溢价返还理论,对价的形成依据实际上包括了流通股的非正常溢价和流通权的客观好处两大部分。这里的非正常溢价指的是由于流通限制导致的发行和再融资成本过高,以及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中所包含的非正常溢价,这部分溢价是以股权分置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旦失去了该前提,这部分溢价也就必然消失。对价支付的依据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返还的流通溢价。
3.市场供求论。该种理论的核心依据是,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原来将近70%的非流通股将获得流通权,势必造成二级市场股票供应量大量快速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中枢,如果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这将会造成财富的转移。股权分置改革的合理性在于非流通股的增值大于流通股的贬值,否则就是一个整体价值的损失过程。对价的支付依据是要弥补流通股因为股权全流通所造成的贬值,对价的来源来自于对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后企业股权总价值增加的预期。
4.双向补偿论。双向补偿论认为,非流通股转化为流通股的时候会导致流通股价格的下跌,但是在全流通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也要对充分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作出相应承诺,因此在非流通股转化为流通股的过程中,双方实际上各自作出了让步,对价的支付就是要利用股份全流通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补偿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类股东在全流通过程中作出让步所导致的损失。
从目前的股权分置改革进程来看,上述四种理论各有其成立的依据,这四种理论也成为目前形式各异、多种多样的对价支付方案设计的出发点。
二、对价方式的比较及对价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前几批试点企业和目前已实施的对价方案来看,对价方式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以送股、缩股、权证、派现、回购这几种模式为主流支付方式,掌握恰当合理的对价方式有利于更好地进行利益均衡。
1.送股模式。在送股模式下,市场除权效应将使股票价格重心下移,可以直接或间接降低市盈率水平,实施后投资者对“填权”的预期必将活跃市场交易。虽然送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实施其既定的发展战略,但是它的操作直接简便,便于投资者判断,而且也比较符合投资者的心理偏好,容易获得市场和监管部门的认可。
2.缩股模式。该模式对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没有任何影响,只改变非流通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流通股股东虽没有得到直接的实际补偿,但他们的预期收益在于希望通过缩股,使公司的财务质量相应提高,并提升公司的整体投资价值。目前缩股的效应很明显,缩股后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减少,同时也减少了控股股东的股权,对市场的扩容压力较小。
3.权证模式。由于权证本身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它具备了高财务杠杆和风险对冲的特殊功能,并且有利于引入市场定价机制。采用权证模式的时候,当流通股价格在某一时点低于预设值时,权证持有者可以从发行者那里获得市价与预设值差额的补偿。对非流通股股东而言,权证对价的好处还在于,在获得流通权利的同时,还可避免大量的现金流出和股份转出,实现了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避免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溢出。不过与其他几种方式相比而言,权证模式的实施难度较大。
4.派现模式。派现不会改变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证券市场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会导致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的减少,造成一定的财务压力。目前单一的现金对价方案并不是投资者心理上欢迎的方式,从已实施的对价方案看,派现方式通常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与其他对价方式结合运用。
5.回购模式。回购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缩股行为,以此来达到减少非流通股比例的目的。股份回购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上一种常见的资本运作方式和公司理财行为,运用到对价支付方式当中,股份回购可以达到活跃市场交易、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调整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目的。但股份回购方式是否能够真正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对股价走势有何影响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察证,而且回购方式对监管措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从市场整体价值角度出发,缩股模式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种方式。但缩股模式的运用要注意三个原则:(1)缩股比例的确定应该将原始认购成本与现行市价结合起来考虑,缩股比例不能太小;(2)缩股之后不能损害国有股东的利益,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3)缩股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市场沟通,否则过于复杂的缩股方案不仅会引起广大流通股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费解,还会导致不必要的市场抵触情绪,产生预期的不确定性。
在评定合理的对价水平的时候,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影响因素:(1)非流通股比例。非流通股的比例越高,它的溢价就越大,需要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就越大。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实践也表明,对价支付水平与可流通量呈正相关关系。(2)每股净资产账面水平。从多年来非流通股协议转让的统计情况看,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价格普遍在每股净资产附近。对非流通股股东来说,每股净资产越高,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价值增值空间就越小,愿意支付的对价也越少。(3)流通溢价幅度。正常的流通溢价表明市场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前景的认可,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将获取这部分溢价,但是同时要支付与消除制度缺陷相关的非正常溢价的成本。流通溢价越高,意味着非流通股预期的获利空间和二级市场的股价压力也越大,相应的对价水平就应该越高。(4)对公司盈利水平和成长性的预期。相对于对价水平的高低来说,投资者可能更看重长期投资所获取的回报,因此对于一家具有良好盈利水平和成长性的公司,投资者基于公司预期收益和长期价值的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价的水平。(5)对价补充条件和透明度。如果一个对价方案中有关稳定市场和投资者预期的补充条件比较充分,往往能够降低对价水平,这些补充条件包括明确的最低出售价格、锁定期长短和可出售比例等。此外,如果对价方案清晰简洁,大股东与投资者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将会更容易引导投资者接受对价方案,降低对价支付水平。
三、对价实务操作中的关键问题与建议
(一)对价由谁决定
对价概念源自于合同法,根据合同法,对价应该由当事人自行约定。运用到股权分置改革中,就是在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进行约定。但是对价涉及到一个特殊问题,即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众多,面临着成千上万个合同当事人,要在所有当事人之中进行约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监管部门引入了分类表决机制,实行相关股东会议2/3多数表决的做法。然而2/3多数表决的做法是否剥夺了另外那些未参加会议或者投反对票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虽然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文件都肯定了2/3多数表决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且该做法确实也是减少协商成本的一条出路,但是股权分置改革毕竟涉及到两大类股东的利益博弈,所以笔者认为在实施分类表决机制的同时,必须要对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作出如下的特别法律安排:(1)要合理分离和界定提案权与投票权。如果投票成本远高于提案成本,那么拥有提案权的一方在博弈中将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提案权和投票权的界定至关重要。(2)要利用市场原理设计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捆绑机制,使流通股股东在对价表决中真正拥有发言权,并且在实施细则中开设方便和支持流通股股东投票的具体措施,如增加催告次数和开设网上投票通道等。(3)要完善对异议股东权益的保障机制,为持有异议的股东提供卖出股票、退出公司等多方面的退出机制。
(二)对价支付应该资本化或者费用化
关于对价支付的财务处理,有资本化和费用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费用化思路是基于“违约赔偿观”提出的,这种观点认为非流通股股东获得上市流通权实际上是违反了招募说明书等约定,因此对价是对流通股股东利益损害的一种违约金,根据中国会计制度,违约金应当作为费用处理。然而费用化观点不管是在理论前提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相比之下资本化的处理方式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不管采用哪种对价方式,究其经济实质,都是以一项资产的减少来换取另一项经济利益的增加。通过对价的支付,非流通股获得了流通权,而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后的价值会得到提升,即流通权能够带来未来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资产确认的实质正在于可量化的经济利益流入,因此将对价支付作为资本化处理更符合其经济实质,而且可以避免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损害和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不良影响。在资本化处理的时候将对价作为长期投资的调整列作股权投资差额较为合适。
(三)B股、H股股东是否应该获得对价
在对价支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样一个难题:有一些上市公司同时发行a+B股或者a+H股,在这部分上市公司当中的B股和H股股东是否也应该获得对价?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成为市场上争论的焦点。从股权分置改革的本质来看,a+B股和a+H股上市公司当中的B股和H股股东不应该获得对价。a+B股和a+H股上市公司在给B股和H股的招股说明书中并未作出国有股、法人股暂不上市的约定和承诺,持有B股和H股的股东在认购或交易过程中已经包括了对股份全流通的预期,因此B股和H股流通股的股价是“不含权”的价格,向B股和H股流通股东支付对价自然也就无从说起。
除此之外,B股和H股市场是与a股相对独立的市场,对价的支付只是a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事情,一般不会影响到B股和H股股东的权益,流通减持的后果不会带来B股和H股市场的扩容。从这个角度出发,B股和H股股东没有要求获得对价的权利。
不过,对于不向B股和H股股东支付对价这一问题的潜在法律风险要予以高度重视。不排除部分境外投资者在国外法院以“公司误导”或者“不平等待遇”等理由提出集体诉讼的可能性,而在美国,证券集团诉讼被视为执行证券法律的“最有力武器”。因此中国的政府部门应该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这个问题提供充分严谨的法律支持,并且积极与国外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争取就可能存在的纠纷达成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参考文献]
[1]丁志国,苏治,等.股权分置改革均衡对价[J].中国工业经济,2006,(2).
[2]霍翠凤,陈建青.股权分置改革的经济学思考[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1).
[3]蒋丽.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问题的探讨[J].当代经理人,2005,(17).
[4]李平.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水平的几个因素[n].中国证券报,2005-06-29.
[5]李悦.股权分置改革中有关对价的几个问题[J].中国金融,2005,(18).
股权改制方案篇10
【论文摘要】：本文对伊利股份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了分析，认为整个方案的制定更多的是从公司管理层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难以体现股权激励的有效性。
一、引言
股权激励作为对管理层激励的一种方式，能够将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使其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从而有效的降低了公司的成本。在国外，股权激励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在美国约9o％以上的上市公司都实行了这一制度。而在国内，股权激励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不少上市公司开始推行股权激励方案，但是对这些方案的评价则褒贬不一。笔者研究了伊利股份股权激励方案，以此来反映国内股权激励的发展现状。
二、伊利股份股权激励方案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伊利股份于2006年4月24日股改后复牌当天出台了股权激励草案。随后在2006年12月28日在公司董、监事会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将5000万份伊利股份股票期权分别授予公司高管，占当时股票总额的9．681％。每份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8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l股伊利股份股票的权利。期权授予日为2006年l2月28日。
1、关于行权价格
该方案的行权价确定为股权激励草案摘要公告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除权后的价格为13．33元。此后由于实施利润分配和发行认股权证，行权价调整为l2．05元。这一价格水平相当于在股权分置改革前按市场价格购买公司股票，价格的确定还是相当公平的。
2、关于行权条件
该方案明确规定，激励对象首期行权时公司必须满足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l7％，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而在2007年4)130日的公司公告中，这一关键条款已被董事会以确定业绩考核指标计算i：1径为名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为在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基础上加上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本身对净利润的影响数后与上一年相比的实际增长率。之所以这么修改，我认为是由于股权激励幅度非常大，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对等待期净利润的负面影响将非常明显。如果严格执行原计划，激励对象很可能无法行权，从而失去潜在的巨额收益。伊利股份激励对象既想获得股权激励，又要剔除期权费用化对净利润的影响，这种做法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国外也非常罕见。
3、关于行权安排
该方案的行权安排是：激励对象首次行权不得超过获得的股票期权的25％，剩余获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以在首次行权一年后的有效期内选择分次行权或一次行权。在这种规定下，必将产生后期激励不足，使得激励方案大打折扣。因为伊利股权激励的行权价是12．05元，在激励方案推出后，中国股市进入牛市，上证指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创下了6124点的历史记录，而伊利股份的股价最高达到38元。在牛市中高位变现，高管们将获利颇丰。如果均匀行权，牛市结束，股价可能会深幅调整，高管们的利益显然会受到损失，因此激励对象存在加速行权的动机，这样必将导致后期激励的不足。
4、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股权激励计划按照相关会计制度，需将已满足行权条件的期权作价计入相应的费用科目。按照伊利股份的做法，股权激励费用在初始两年内按照25％，75％的比例全部摊销完毕。即在06、o7年分别摊销l馏5亿元和5．54亿元，这部分费用不带来现金流的变化，对于公司整体权益无影响，但会导致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滑，2007年还首度出现亏损。根据财政部精神，激励期权费用应该尽早摊销。伊利股份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长达8年，却要在两个年度内摊销所有激励期权费用。而且明知道这种摊销方式会造成账面亏损，也就是说，公司2007年所赚的钱，全部分给该公司激励对象还不够，而留给该公司广大投资者却是利润亏损。上市公司对高管实行的股权激励计划，结果却是让投资者买单。
5、股权激励的有效性
股权激励的目的在于对管理层实施有效激励，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而伊利股份的股权激励方案能达到有效激励的效果吗?数据显示，伊利殷~2001年至200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22．7％、19．8％、40．6％、l8．6％$h21．5％，均高于股权激励约定的15％的净利润增长率。也就是说，即使伊利股份的管理层无法让公司保持过去五年来的平均增长率，仍然可以从容获得巨额股份，由此可见该方案行权门槛定得太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国内乳业巨头的蒙牛2004年上市前，与大摩等风险投资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即蒙牛幕在未来3年内年盈利复合增长率达到50％，否则蒙牛管理层就必须将所持7．8％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大摩等外资股东。两相对比，不免让人觉得伊利的股权激励有向公司管理层输送利益之嫌。由于缺乏股东的有效监督，目前国内上市公司高管层利用股权激励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设定极低的股权激励条件，使高管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最终有可能演变为“股权分红。
三、结论
由此我认为，伊利此次的股权激励方案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该方案更多的是从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落脚点。以总裁潘刚为例，通过这一股权激励方案，身价增值约两亿元!在这场游戏中，以潘刚为首的管理层才是真正的赢家。
股权激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用得不好，就会成为向管理层输送利益的手段，剥夺了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伊利股份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现今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监管部门加以引导，并尽快出善相应的法规政策，为股权激励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还需要上市公司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形成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丁芳艳．“中国式股权激励”的三大难题．首席财务官，2006；(11)
[2]卢燕．新准则下伊利股权激励会计处理的多重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