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1
从2003年开始，每天清晨5点钟王在荣开始撰写期货分析文章。7点钟他在去公司的路上便思索晨起后的分析判断，可以说，他的思考时间比其他人多出两个小时……十余年的时间，他所记录的笔记已有五十余本，多达600万字。2008年他进入中粮期货，时至今日他为公司创造了5500多万的利润。从事期货行业二十余年的他，练就一对火眼金睛，对行情精准的判断让他拥有数不清的粉丝。名誉、声望、财富对他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目标是未来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战胜国际顶尖高手，并且为祖国出力，为祖国创造巨大的财富。他就是中粮期货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顾问、首席分析师――王在荣。
从事期货行业二十余年，期间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起伏，也曾遇到过“前无古人”的困境，王在荣最大的感触是期货行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期货行业里赚钱不易，稳定赚钱更是难上加难。“光靠一个品种，有可能狂赚，也有可能狂输，不过是过眼烟云。”而王在荣的醉翁之意，却是要做到长盛不衰，做一棵期货界的常青树。
王在荣认为，要获得成功，就要总结属于自己的方法，而这个方法跟个人的性格、血型、知识结构、阅历，以及周围所接触的人有关。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王在荣研究出了两大法宝，一是六维分析理论，一是333-11-333稳定盈利模式。“大多数分析师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维度分析行情，我是从六个维度来分析，这样更安全。”王在荣告诉记者，首先要关注宏观政治经济，包括货币政策，这是引导行情最大的因素;其次是地缘政治因素等;同时也要把握商品的基本面，即商品供需关系变化;第三是商品的基本常识，每类商品都具有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性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工业品、农产品、金融期货都具有不同的特点。第四是商品基本的运行规律，要了解每一个期货品种运行规律的特点;第五是技术面分析，比如对黄昏星、启明星、均线系统、多重底、多重顶、黄金分割等技术指标及技术形态的灵活运用，判断行情才能够准确;最后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面对机会，应沉着把握。面对套牢，更应冷静对待。王在荣认为，只有从以上六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地判断行情，发现机会才能更准确地出击。
老子认为福祸相依，在期货的行情中，机会与陷阱总是相伴的，是机会，是陷阱，如何辨别是最大的难题。只做一个品种很难长期盈利，所以，就要分散投资、组合投资，这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在发现投资机会后，如何准确的把握机会也十分重要。王在荣潜心钻研出“333-11-333”稳定盈利模式，正是一个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盈利的相对安全的交易模式，在通过六维分析理论找到投资机会后，要做到组合分散投资，严格把控资金。稳定盈利模式对操作模式进行了全盘设置，选择3-6个品种进行组合投资;单边持仓上限不超过30%;按一二三建仓法则分批建仓;控制单品种持仓上限;在盘中短线操作时，严格控制短线仓位在10%以内;并留出10%的短线预备资金，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在止盈止损设置上，稳定盈利模式也给出严格的10%比例，适时止盈止损，更好的把握资金;期货充满意外事件，需留足适当的锁仓和备用金，正如同打仗中的预备队一样，有充足的后盾来保障前线战斗，最后对于利润目标，王在荣的稳定盈利模式中也有所强调，每年递增30%是一个合理的期望利润目标。在这个U型结构的稳定盈利模式中，环环相扣，最大限度的控制好资金使用，以争取更稳定的盈利。这是王在荣经过不断地分析研究，完善创新所造就出来的盈利模式。
正是遇到一次次的困难和分析瓶颈，让王在荣不断地找出不足，不断地积累，摸索总结出稳定盈利模式。正如王在荣所说，“每一个新的理论诞生，背后一定会有新的思考，也一定是遇到新的困难，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的确，他每一天都是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迎着他的终极目标前进。
对话
《卓越理财》：您对2015经济形势怎么看？
王在荣：我认为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向好。自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两年的时间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反贪反腐，一旦泡沫被挤出，必出利好。此次的刺激政策和松动政策已经表明经济结构调整得差不多了。此次降息也是为了防止房价继续下跌，当房价合理调整结束后，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束。随着货币政策的松动，利好政策会陆续出台。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低点会在今年出现，明年经济会好转。
《卓越理财》：您对股指的预判是什么？
王在荣：我认为，股指将会涨到2800-3000点，明后年有可能涨到3500点的位置。如果涨到3000点，投资者可将多单先离场。股指可能会有200多点的回调，等回调到2700-2800再买入，箱体运行到合理阶段才会涨到3500点。
《卓越理财》：您对投资者的建议是什么？
王在荣：建议投资者买入股指。另外，农产品已经跌过成本价，也是买入的机会。当商品到跌无可跌的状态意味着开始好转了，目前来看所有的商品都跌破了成本线。例如橡胶16000-18000是成本线，现在跌到12000，胶农肯定不种、不投入，产量下降，需求会上升;螺纹钢从5200跌到2400，钢铁的产量会下降。这其实是一个信号，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好日子就快来临了。
《卓越理财》：黄金也可以买入了吗？
王在荣：伦敦金短期在1000一线有较强支撑，1100-1150震荡做底完成后，明后年不排除突破1500点。随着新兴国家对于黄金的需求不断加大，伦敦金在1100-1150附近，存在买入的机会。
《卓越理财》：人民币不断升值意味着什么？
王在荣：我认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不断加速，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升高，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货币之一。人民币与美元未来将是双双走强的格局，美元指数未来有望突破100，五年内，美元兑人民币有望实现1：5，未来3-5年，人民币将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2
关键词：经济趋同最优货币欧元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73-79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通货膨胀水平
2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国家，直接助长了国的信贷增长。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3
货基扩张惊人
新基金发行紧锣密鼓，货币基金成为多家公司的首选。
翻阅国内货币基金的成长史，其长期坐着冷板凳，何曾有如此美好时代，更别提成为基金公司新品首选。自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基金公司将其挑选为公募基金品种的“头炮”。
成立于2013年3月的中加基金，于去年10月发行了首只基金——中加货币基金，一周募集资金超过68亿元；南京银行旗下的鑫元基金公司，同样将首只产品定为货币基金，首募资金接近25亿元；成立不久的上银基金公司，打响头炮的依然是货币基金，其名为上银慧财宝类货币基金，吸金超过22亿元。
“选择货币基金作为首发，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是证监会相关规定。”上海一位基金公司的营销策划人士坦言：“余额宝催生了货币基金热潮。”
2013年起，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在货币基金市场掀起一场革命。投资者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渠道购买基金，且能实现基金赎回t+0到账。从此，投资者通过购买货币基金，不但可获得远高于定期的收益，而且能享受类似于活期的便利。
天弘基金与支付宝的合作，率先创造了中国金融证券史上的一个奇迹。投资者把支付宝账户中的资金转入余额宝，就相当于自动购买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这对支付宝数量庞大的年轻用户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自2013年6月18日正式上线之后，余额宝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分别达42.44亿元、556.53亿元、1853.42亿元。
2014年1月15日，天弘基金宣布，余额宝规模超过2500亿元，客户数超过4900万户。凭借余额宝，天弘基金已由一家中小型基金公司迅速晋升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
在余额宝的示范效应下，华夏、南方、汇添富等行业劲旅纷纷加大在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力度。1月15日，由华夏与腾讯合作推出的微信版余额宝—微信理财通上线。微信理财通在2014年春节前的规模已突破100亿元。
华夏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曲波说：“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困扰货币基金、实际上是所有类别基金发展的最大问题—渠道。”在互联网时代，货币基金将借助网络的强大力量实现突破，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股基咸鱼翻身
在新股不败神话的鼓舞下，被冷落的偏股型基金终于咸鱼翻身，实现逆袭。深圳一家大中型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表示，不同于去年以货币、债券等低风险基金为发行主力，年后发行的新基金主要都是偏股型产品，显示出基金公司对节后股市的看好。
与此同时，基金蜂拥进入一级市场，与众多机构和个人一起争抢新股。经过15672次报价后，192只基金脱颖而出，以53亿元重金联手拿下逾三成网下配售筹码，最终斩获超过20亿元的浮盈。
新股发行暂告一段落，为筹措打新忙碌了大半年的基金经理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清点打新收益了。根据wind数据，以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计算，参与打新的192只基金总共斩获收益高达20.64亿元，国联安安心成长、交银成长股票、诺安灵活配置和兴全趋势投资等4只基金在打新“战场”上表现神勇，首日打新浮盈均在5000万元以上。
去年11月、新股开闸前夕，证监会一纸文件将打新主力——债券型基金拒于新股门外，使这一类机构多月的准备功亏一篑。股票型、混合型和保本型基金取而代之，成为了基金行业今年打新的绝对主力。
事实上，基金公司还有更深的顾虑。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高管直言，股票基金短期业绩排名充斥着偶然性与随机性，中小基金公司指望通过业绩排名领先驱动规模增长的路径，已越走越窄。在支付宝、微信等两大新土豪于2013年带来了较大新变化之后，基金业在2014年的竞争格局将向何处演变，格外引人关注。
债基频遭赎回
有人欢喜有人忧。当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持续火爆时，同为固定收益的分级债基a类份额却遭遇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2013年，寻求稳健的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了债券型基金，但2013年的债市却是近5年以来最熊的一年，没有之一。2013年下半年，三类债券型基金（激进债券型、普通债券型、纯债基金）的平均跌幅为2.65%，成立满半年的347只基金中，仅38只获得正收益。
利率市场化进程较快，对债券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投资者对于这一品种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债券型基金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净赎回态势，打开申赎的8只债券型基金，除了易方达聚盈债券发起式a外，其余7只定期开放式分级债基的a类份额无一例外都遭遇大比例赎回，其中，今年最高打开申购赎回是中海惠裕纯债分级债基。1月6日，中海惠裕纯债分级债基率先开放，其a类份额当天赎回比例达到64%，紧随其后的信诚双盈a也没扭转颓势，1月9日，信诚新双盈a申赎公告称，a类有效申购总额为40.32万元，对比有效赎回份额3.02亿份，意味着a类份额遭遇巨额赎回3.016亿份，净赎回率为52.51%。
此后，银华永兴a、安信宝利a、长信利众a和中欧纯债a陆续打开申购，赎回比例分别超过70%、80%、60%和50%。而来自第三方基金研究中心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分级债基a类份额的大比例赎回已经出现，绝大多数净赎回比例都在50%以上。
一般来说，净赎回超过10%，基金已算是“大比例赎回”，而从分级债基a类份额的情况来看，上述赎回情形要比10%还严重得多，基本都在50%以上，这对分级债基a类份额来说，显然是一场灾难。
这些债基遭遇赎回主要原因是，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流动性更好的货币基金，其约定收益率水平不具有吸引力。在前述8只基金中，约定收益率多数在4%-5%之间，最低的约定收益率水平仅为3.9%。相比之下，由于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a约定收益率为6%，不仅没有遭遇赎回，反而获得了净申购。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4
现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1893年以来第一次贸易逆差，美元也出现了信任危机。在此之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虽然在个别时点上有所回调，但总体趋势仍表现为逆差规模越来越大。图1从经常项目赤字具体金额和与GDp占比两个方面描述了1971至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从其走势来看，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1～1982年，经常项目赤字与经常项目顺差交替出现，但赤字与顺差规模均不大，赤字或顺差与GDp的占比基本在1％以下。第二阶段：1982～1987年，经常项目赤字急剧扩大，最高达到GDp的3．39％。第三阶段：1987～1991年，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减少，至1991年末实现微弱顺差36．9亿美元。第四阶段：1991―2004年，经常项目赤字不断走高，至2004年末，经常项目赤字达到6659．4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5．67％。
经常项目赤字结构
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1993年》的定义，将经常项目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商品贸易余额、服务贸易余额、经常转移和收益余额(因两项数字较小，合并计算)。图2显示了上述三个部分从1970到2003年的变化，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由于商品贸易逆差引起的，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仍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保持盈余状态，经常转移和收益之和基本表现为赤字，主要由经常转移赤字引起，但规模较小。
原因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可以得出：贸易余额＝储蓄-投资＝(私人部门储蓄一私人部门投资)+(政府部门储蓄-政府部门投资)。这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贸易余额与私人部门储蓄、政府部门储蓄正相关，与私人部门投资、政府部门投资负相关。贸易余额为负即逆差表明：国内储蓄小于投资，东道国需要进行国际借贷或出售国内资产。
2001年前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
图3显示了1970至2003年，美国储蓄、投资与GDp占比的变化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平均净储蓄为GDp的8．58％，平均净私人部门储蓄率为9．79％，平均净政府部门储蓄率为－1．21％。20世纪80年代，受政府部门储蓄率大幅下降和私人部门储蓄率小幅下降的影响，美国平均净储蓄率下降到6．03％。到了90年代，美国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开始上升，并于1998～2001年间实现盈余。但是，由于这一期间平均净私人部门储蓄率快速下降，从80年代的平均9％下跌到90年代的平均6．2％，不仅“吃掉了”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升幅，而且拖累总体储蓄水平进一步下降到平均4．64％的水平。当然如果投资能以同等或更大的幅度下降的话，国民储蓄下降并不一定导致经常项目逆差。但是，我们从图3中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投资水平在1970～2003年间始终保持在当年GDp的4％左右，变化较大的是私人部门的投资水平。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私人部门投资在GDp的15％左右，90年代初曾一度下降到13％，但随着网络经济的崛起引发的投资热潮，私人部门投资一路走高并于90年代末攀升到17％。高投资回报的诱惑吸引了全球资金，支持了美国投资与储蓄缺口的不断放大。
2001年后的“双赤字”
图4显示了1970～2003年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与财政赤字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从2001年起，美国出现了经常项目和财政收支的“双赤字”。在2001年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增长，但其不再由扩张的私人投资引起，而是由于财政赤字引起整个储蓄率下降造成的。
2003年，美国净国内投资与GDp的占比为6．10％，比2000年的8．68％减少2．58个百分点。随着网络神话的破灭，总私人部门投资与GDp的占比由2000年的17．68％下跌到2003年的15．16％。如果美国的储蓄水平保持不变，投资的下降将导致经常项目余额与GDp占比改善2～3个百分点。但是，2000～2003年美国的平均储蓄率仅为GDp的3．15％，下降幅度快于投资的下降，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恶化了1个多百分点，从2000年赤字占GDp比重4．19％上升到2003年的4．93％。这一时期储蓄的下降主要由财政赤字上升引起，2000年时美国的财政盈余为GDp的2．59％，在2001年仍然保持0．92％微弱盈余。但在2002年美国的财政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达GDp的2．20％，在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GDp的3．59％。政府部门储蓄占GDp比重近6．18个百分点的下降抵消了私人部门储蓄的小幅上升，进而造成了经常项目赤字的上升。导致美国2001：年后财政赤字的原因，一方面由支出增加引起，如阿富汗、伊拉克反恐战争支出，“911”事件后的重建以及美国强化国内安全防卫措施的支出；另一方面是由于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减少了财政收入。其中，税收减免是主要原因。
亚洲成为美国融资来源
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一国消耗的产品大于其国内产出，必须进行国际借贷。正常情况下，随着债务的增长，债权人会要求更高的收益以补偿增加的风险，这样会给债务人以警示并约束其融资能力。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国内的债券利率会被迫上升以提高国内的储蓄水平并吸引外资的进一步流人。升高的利率将抑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促使经常项目赤字回归平衡。但是，这并没有在美国发生。图5显示了1976～2003年美国十年、三年、短期政府债券利率及这一期间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
从图5可以看出，在1976～2003年间，美国长、中、短期国债利率保持了几乎一致的变化趋势。从1976～1981年，三类利率上升到这一时期的最高点――略高于14％的水平，之后有几次小幅反弹，然后逐步走低。令人奇怪的是，尽管1991年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呈不断放大趋势，美国国债利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03年底，十年期国债利率下降到4．02％，3年期国债利率下降到2．11％，短期国债利率下降到1．01％，均处于这一时段各国债利率的最低点。即便到了2005年6月，经过8次加息之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从1％上升到3％，但与此
同时10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却进一步下降到不到4％，收益曲线反而变平子。从这一时期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以1995年为基期，消费物价指数从1976年的0．37上升到2003年1．2，几乎走出了一个单边上扬的走势。尽管没有用通货膨胀率对收益进行调整，但不难令人得出美国真实国债利率在不断走低的结论。
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美国的债务不断上升。衡量美国广义债务的指标――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从1997年末的-3600亿美元上升到2003末的-26500亿美元。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目前吸纳了德国、日本、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盈余的75％，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在以其储蓄为美国赤字提供融资。当美国贸易赤字和净债务不断放大的时候，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还愿意以较低甚至负利率为美国提供融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的霸权地位。虽然1971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凭借其国际支付手段和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对美元和美元资产均有内生性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时，并不仅仅是看重回报，更关注债权的安全。在这一点上美国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新兴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在对外借款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风险贴水，而他们的大部分外汇资产却不得不以低收益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美国不仅仅能够享受在贸易中其他国家以其货币钉住美元所带来的交易汇率的稳定性，而且能够具有对其贸易赤字以美元支付的能力，而其他国家对此却无能为力。二是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储蓄及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为避免突然出现逆向资本流动导致的货币贬值、经济紧缩，许多亚洲国家遵循保持经常项目盈余以重建储备并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对于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会迫使其货币升值。为避免这一现象并保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这些国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买人大量外汇以避免其货币升值，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对那些采用钉住汇率的国家，为维持钉住汇率也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起，亚洲国家的官方储备已经增长了12000亿美元，等于这一时期美国累计经常账户赤字的2／3。据世界清算银行估计，亚洲中央银行积累的美元储备为美国2003年度的经常账户赤字额5410亿美元提供了高达4410亿美元的融资。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04年9月末，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泰国、印度共持有美国债券11187亿美元，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的60．31％。亚洲中央银行将大量的出口收益投资于美国国债，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融资同时避免了美元更大幅度的下跌，这样在维持了美国的利率同时支持了美国人的高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提供融资以确保其有能力购买他们的出口产品。尽管美国国债的利率低于这些国家国内资产的收益率，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不得不为其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付出代价。
影响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需求的强劲刺激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拉动了整个世界的需求。但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增长是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随着美国外部债务的扩张，其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
美元贬值
从表1可以看到，欧元1999年诞生之后，美元兑欧元先涨后跌，先是至2001年末升值到1欧元兑0．88美元，之后便一路下跌至2004年11月26日，1欧元兑美元1．33的高位。不过这仅仅是美元贬值的冰山一角，根据世界清算银行(BiS)2004年的统计，2002年1月至2004年2月，美元兑英镑贬值30％，兑澳大利亚元贬值51％，兑加拿大元贬值21％。虽然日本政府在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干预，美元兑日元仍然从2002年年初1美元兑132～134日元的水平跌到目前的1∶109左右。
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削弱
尽管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享受着美元霸权带来的好处，但如果美国继续滥用这种权力，必然削弱其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2003年末，以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表示的美国对外债务已经上升到当年GDp的24％，2004年末上升到28％，目前仍保持上升趋势。由于担心美国债务快速增长和美元的进一步贬值，2003年以来一些国家纷纷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及美元资产，增持欧元、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无疑，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一枝独秀”的优势已经削弱。
增加了美国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当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达GDp的5．7％，而其出口占GDp的10％。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每两年就要将其出口收入抵押以融资弥补其贸易逆差。如果没有任何政策调整，按照这种趋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会在2006年上升到其GDp的7％，在2008年上升到8％，而对外净债务将累积到GDp的50％，出口年收入的500％。从2002年起，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严重依赖外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积累对其经常账户赤字的融资。目前美国的借贷已吸收了全世界存款的80％，达到100％时，全球经济就将处在严重危机之中。如果发生不利的变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与债务很难快速缩小，可以确信的是，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当美国国债对外国投资者和中央银行不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美国将不得不压缩投资与消费或提高国债利率。无论是提高国债利率引起整个美国及全球资金市场利率的上扬，还是压缩的消费与投资减慢美国经济的增长和进口的增长，都将降低全球的需求，减少他国的产出和出口，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判断和预测美元下一步的走势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调整措施，其中最严厉的警告来自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克(paulVolcker)先生，他指出，在5年内有75％的可能美国将发生一次货币危机。或许沃克先生是过于悲观，但无论美国是采取进一步提高利率还是压缩消费的调整方式，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增加了不确定性。
结论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5
这一次围绕“货币战争”的争议源于日本央行力推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在2012年陷入经济衰退，再度当选的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日本摆脱通缩。
日本央行的远景规划推出不久，就掀起了舆论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货币战争”真凶的互相指责。这一次激辩不只局限于经济学家，德国、英国、韩国的央行行长及部分美联储官员及欧洲政要都加入了鞭挞的行列，而支持日本的一方也毫不示弱，把操纵货币的帽子掷还德国和英国等国头上。
双方纠葛之处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压低自身货币币值来提升竞争力的正当性。
自2012年11月中旬安倍晋三呼吁无限放松货币政策并追加政府预算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已贬值约10％，为近两年半以来最低水平。日经指数则涨升至逾10900点，创两年零九个月来新高；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下降10个基点至0.73％，回到了2012年11月上半月本轮日元贬值刚启动时的水平。
与此相呼应，日本财务省1月30日公布的一份季度经济报告中称，地方经济自去年12月底以来出现改善迹象，这大体与安倍晋三领导的新政府到来时间重合。最近日元的走软提振了出口行业，出口商开始增加生产，零售业也强劲增长。
如果说2010年对于“货币战争”的争吵更多地停留在言辞层面，这一次争论就有更多原因让人真切地感到担忧。在1月底双方论战正酣之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在华盛顿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加侬是谈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在任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之前，他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事务司客座助理司长和美联储国际金融司助理司长。
加侬的担心是，货币战争实际上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这一问题的背景是，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货币政策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当作顺手的工具，但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利。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相对论
《财经》：在暂避“财政悬崖”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将债务上限延长至5月中旬的法案，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可以深入探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了？
加侬：真正有意义的讨论是去争辩应该在财政上维持哪些政府部门。
显然，众议院通过了债务上限是因为议员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我认为在预算和削减预算上斗嘴要比为债务问题争吵不休更为明智。为债务而争吵很愚蠢，不但会吓到金融市场，而且以违约做威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为了预算和预算削减的问题两党互不相让，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政府，但不会出现违约。
《财经》：两党在税收和减支上向来争论不休。在你看来，下一步的讨论应该以税收改革为主，还是应该更多地围绕预算削减问题展开？
加侬：关于税收的讨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会说，实行税收改革的目的应是在不提升税率的情况下减少税收漏洞，这样国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然后，我们需要讨论开支的优先次序，争取削减掉那些两党能达成一致的开支项目。
近期内，我认为我们削减的已足够多了。综合今年的税收增加力度以及自动减赤机制，在占GDp总量4％－5％的财政悬崖中，有一些项目已经被砍掉了，加上税收有所增加，因此目前美国面临的财政悬崖比较低。
《财经》：考虑到美国会在临近2014年底时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自动减赤的实施是宜早还是宜迟？
加侬：尽管自动减赤机制被推迟了两个月，但考虑到实行自动减赤所带来的开支削减，以及小幅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美国将面临三分之二的财政悬崖，我希望自动减赤能再往后推一年。但我想再次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未来的方针，就今后5年－10年之内的税收改革和开支削减达成一致意见，而不是在今年就开始削减。
《财经》：如果减赤要延期，而很多人更担心美国经济的财政风险，究竟怎样的减支才算是合理的区间？
加侬：我建议每年削减约1％的预算赤字，我们现在的削减幅度已超过了这一数字，因此削减得过多了。去年，我们的削减目标就超过了1％。今年，如果不想办法应对自动减赤机制，那么削减幅度将达到2％，这一削减幅度就太大了。
实际上，美国在财政问题上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财经》：有机地平衡财政问题的短期压力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一直都是难题。
加侬：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当每个人都在讨论财政问题、税收削减以及开支削减的时候，他们总会谈到未来十年的标准，和十年之内的总额。所以以十年为期限来削减1万亿美元的做法是对的。
保持十年期的总体削减额不变本来是件好事，但削减的重点应该放在后半段时间而不是前半段。去年和今年的削减步伐可能迈得过大、过快。
因此，皆大欢喜的情形是，共和、民主两党都同意预算削减和增税的总体规模为4万亿美元，关键在于，大部分削减应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而不是当下。
《财经》：为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正在被频繁地使用。你是否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偏离了传统的轨道？
加侬：我认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将会永远地改变。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之间的界限存在一些模糊，但不算严重。
货币政策主要负责印钞以及控制收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者说就是负责印钞以及印钞后如何花钱。财政政策负责的是税收和政府开支。美联储不管税收，也不管这种类型的开支，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
之所以现在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界限存在模糊区域，唯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正在购买另类资产和长期债券，同时货币政策对预算也产生影响。
美联储积累了大量资产从而减少了财政赤字。但若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完全模糊，那是在夸大其辞。
《财经》：美联储的触角是否有越伸越长的趋势？
加侬：美联储并没有去削减预算，也没有削减税收，今后美联储也绝不会插手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在购买另类资产并承担相应的风险，美联储目前所做的事情对预算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以往大。
美国对央行有一些人为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不能购买股权，不能购买房产，不能购买公司债券，也不能买长期国债，这些都是美国法律中的专属性质的限制。其他国家的央行没有此类限制。日本央行什么都可以买。其他的央行也是一样。因此，限制只存在美国的法律中，其他央行的购买力是无限的。
货币战争重来
《财经》：你把丹麦、香港、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最主要的货币操纵者，日本则是“视情况而定”，为什么日本要有附加条件？
加侬：在过去几年中，日本银行购买了大量的外汇，我们曾将日本列为货币操纵国之一。但眼下日本没在我们的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是因为日本在过去的12个月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货币操纵行为。他们在2011年底就已停手，2012年也没有染指过货币操纵。
《财经》：最近日本采取极其宽松的政策，被解读为以压低日元币值为目的，有人计算迄今为止日本央行的Qe已推到第10轮，投资者可能很快就将看到第11轮量化宽松，现在你觉得日本是否应该在货币操纵的榜上有名了？
加侬：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但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认为他们也不会操纵货币。
《财经》：如果日本没有操纵汇率，那么对货币战争的担忧也是庸人自扰了？
加侬：我很担心货币战争。我认为货币战争实际上已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
《财经》：哪些国家是潜在的货币操纵者？
加侬：这些国家中有亚洲国家也有出口型导向的国家。
瑞士去年加入了这一阵营。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正在考虑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
还有一些国家也在表示，或许它们也应该加入这个队伍。日本有可能重操旧业。俄罗斯在抱怨，欧洲国家也在抱怨，这些国家是否会采取行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担心更多的国家将加入这场货币战争。
《财经》：你所谈到的货币战争的动因是什么？
加侬：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将货币操纵作为保持增长的手段。它们的另一个想法就是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从而使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危害。虽然在实践中，这些外汇对风险管理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财经》：这一次德国、英国等对日本央行的举措的评价就是，“试图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重振本国经济”。
加侬：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中，货币操纵一直是贸易顺、逆差变化的主要推手。在1982年－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上升了三分之二，与官方资金净流入量持平。财政政策，即预算赤字，是二号元凶，但影响力并不大。
《财经》：在你的货币战争作战图上，中国是个什么角色？
加侬：首先我要说，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
不过，中国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这一点我们得承认。有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间，中国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到了2012年上半年，这一操纵的力度已经非常小了。
不过我担心中国实际上已到达拐点，并会再次走下坡路。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三个月时间内有大幅增长。这让我担心这一趋势会再次下行，中国表现得太好、持续的时间又这么长，让我开始觉得，货币操纵之举在今年会强势抬头。因此我担心，中国在临时的休整后会重新加入货币战争。
但我不希望过多地谈论中国，因为2012年瑞士的表现是最差的。
《财经》：到底谁发动过汇率战争？
加侬：欧盟和欧洲地区并未参与货币战争，英国也没有，这是件好事。瑞士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包括以色列发动过。一些主要原油出口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参与过。
Qe与货币操纵
《财经》：放眼全球，各国对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手段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依赖。美联储1月30日在2013年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表示维持宽松政策，日元、美元、欧元都在量化宽松，货币都在不同程度地贬值，是不是都有货币操纵的嫌疑呢？
加侬：量化宽松和货币操纵是有区别的，我想澄清一下货币战争的概念。货币战争要满足两个条件：国家必须印钞票，还必须购买他国的货币。在自己国家印钞然后跑到别的国家买它们的钞票，这就是货币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卷入了货币战争而美联储则是清白的。二者的行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的确，双方都在大量地印钞，大量的印钞为货币带来了一些下行压力。
但区别在于，瑞士的做法是印钞买欧元。美联储的做法是印钞买美元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因此美联储在印钞的同时又在买钞，不存在货币交易。
《财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否也要考虑这一因素？
加侬：首先，这一点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日元、瑞士法郎或欧元，人们不必一定要持有美元。而且，在过去十年的早些时候，出现专项基金可能是合理的，但各国很早之前，就已抛弃了将外汇储备用于这一途径的想法。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或面临军事威胁的国家，有必要持有外国资产，并将其作为一种保障形式。
对那些依赖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国家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部分出口收入投向外国市场，而不是全部用来在本国消化或投资。
其实对美国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货币战争期间，他们会首先瞄准美元，因此美元是第一个遭受攻击的货币，目前欧元是第二个目标，但它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如美元。在未来的某一阶段，人民币将成为受追捧的购买货币，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未敞开大门。
《财经》：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第一次使用了“货币战争”的字眼来指责宽松货币政策。
加侬：比较英格兰和瑞士可能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英格兰银行实行了量化宽松。瑞士通过印瑞郎而不是欧元来购买欧元。但英格兰银行印的是英镑，购买的是英国的长期债券，因此不存在货币交易。而这也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做法，即美元对美元、英镑对英镑的交易对汇率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瑞士的做法小得多。
瑞士的做法对汇率的影响立竿见影，而英国的做法带来的是次要的溢出效应，因此对汇率的影响要小太多；其次，英国长期的低利率使得该国的借贷或长期贷款更为宽松，由此来鼓励英国人消费。
而瑞士的做法既不能降低利率，也不能帮助创造宽松的借贷环境，因此不能刺激瑞士的消费，对本国不能产生益处。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瑞士的主要目标是让欧洲其他国家来瑞士投资。而英格兰银行的做法是让英国人更多地在英国本土消费，我理解这会影响汇率，但只能算是余兴节目。
《财经》：但无论是进行货币操纵还是实行量化宽松的政府，都声称是要刺激经济增长，imF也表明各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济带上健康发展的正轨，包括使用汇率政策。
加侬：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它只是把别人的开支抢到了自己手中。量化宽松会增加整个世界的总开支，而这实际上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货币操纵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你赢了，有人就会输，是完全对等的。量化宽松是一个正和游戏，如果你赢了之后，其他人可能不会输，或输得不多，但你输掉的东西要比你赢得的东西少得多，因此它是一个正和游戏，会让整个世界受益。
合理的经常账户
《财经》：2012年，全球贸易扩张幅度被调低到2.5％，2013年的增幅预测也由5.6％降至4.5％，世贸组织在呼吁采取额外的政策手段，使全球贸易“发动机”加速运转。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是方向之一吗？
加侬：恰恰相反。按理说，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些国家的预期回报较高，因此，发达国家在贸易中应呈现顺差，而发展中国家应呈现逆差。
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一模式倒过来了，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以维持其更具竞争力的外汇汇率和出口型增长，并借此获得了巨大的集体顺差。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
《财经》：不过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要归咎于美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
加侬：对，但美国储蓄和投资失衡受到了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当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时，它们会抬高美国的资产价格并拉低美国的利率，从而刺激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这一情况在房产泡沫发生之前和期间出现过。
这一行为还将拉低储蓄，因为它会让人们产生富有感——如果你的资产价值更高，你就会感到更富有，就会减少储蓄。因此储蓄和投资失衡大部分是由货币战争引起的。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使用方式将对美国储蓄和美国投资带来很大的影响。
《财经》：假设美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你的建议是什么？
加侬：我想，我会采取的不同方式就是实施资本管制。在这一方面我会效仿中国的做法，即不允许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我并不是说要绝对地禁止，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例如巴西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这算不算是保护主义呢？
加侬：虽然这是保护主义，但算是金融保护而非贸易保护。首先这不违法，关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际公约。巴西可以这样做，中国也可以。而且在中国是绝对禁止，即其他国家是不能购买中国资产的。但美国不会像中国或巴西做的那样绝对。
而且，由于他国购买美国资产而引发了储蓄和投资失衡，这个担忧也可以化解。
我建议美国政府去购买外国资产和股权，通过降低可用的货币量而增加美国的储蓄。这基本上是从美国国内借钱来进行海外投资，从而将抬高美国的利率。这将会增加美国的储蓄并减少进入美国的投资，同时降低经常账户逆差。这切实可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元会下跌，美国的出口会增长，这是好事。
《财经》：实际上，一方面中国的贸易链条在逐步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改革在加速。
加侬：我希望看到这类事情的发生。我希望他们能开启中国面向世界的市场，并让利率自由浮动，这将是件好事。
《财经》：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很多证据证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如果保持在2％－3％，这是一个相对能接受的区间。
加侬：如果单纯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因素。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那么就会体现为赤字，如果人口平均年龄处于中间，比如在30岁－60岁之间，那么就会出现盈余。人口平均年龄低于30岁或高于60岁的，都会出现赤字，就像是生命周期一样：年轻的时候借贷，中年的时候储蓄，老了之后再次借贷，在年事已高之后便会用光积蓄。
所以欧洲和日本应该是出现盈余，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表现为赤字。美国的年龄结构大体在平均线上，没有日本那样老，也不像印度那样年轻。这样美国合理的经常账户应该是零，既没有盈余，也不存在逆差。
《财经》：中国按您的逻辑也应该是贸易顺差，但是中国人口在迅速老化。
加侬：中国目前仍处在转型期。随着中国人口逐渐发生变化，即40岁－60岁区间的人口超过美国，那中国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盈余，但到目前为止，情况恰恰相反。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美元本位制：美元资产：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8-0009-05
一、当前“美元本位制”的资产创造机制及其缺陷
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基本取代黄金而成为全世界最核心的储备货币，于是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美元本位”(mkinnon,2005；Duncan，2003)，不少学者围绕该体制下美元资产的创造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Duncan(2003)较为详尽地总结了当前“美元本位”天然具有的几大缺陷。总体来看，在当前全球货币格局之下，美元创造体系的运行有其自我修复和稳定机制，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的逻辑，美元作为货币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有着天然难以克服的缺陷(周小川，2009)。
相对于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言，美元本位的制度安排缺乏一套防止贸易失衡现象持续恶化的有效调整机制，随着美国经常账户不平衡的加剧和国内衰退趋势的凸显，二者的矛盾日益具有不可调和性。它会天然地形成全球经济贸易不平衡格局，如此而来，全球经济的稳健与否都依赖于美国这个正逐步陷入对其他各国的负债之中的国家，以及其它国家对脆弱的美元本位体制的认可态度。美国持续向其他国家借债，意味着美元在未来债务到期时的货币供给会进一步增加，也就是说美元从长期来看，存在着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信心问题。与此同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能否持续，也取决于美国和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是否得以顺利维持，一方面，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举债；另一方面，后者是否愿意继续为美国融资。
此外，当前的美元资产创造体系会产生全球物价和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压力。只要贸易失衡现象处于这一体系的核心，就会让过度泛滥的信用流向全世界，持续地耗损企业的获利能力。结合次贷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可以进一步地总结出“美元本位”体制下的主导性机制。由于美元是多数国家储备构成的主体部分，在次债危机之前，大量投机性过剩美元，造成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出现了投机过剩美元与危机中金融机构流动性稀缺并存的问题，结构性失调的现象长期存在。该体系使得拥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内生地影响各国货币供给机制，诱发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危及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的财政状况。
美国政府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调控能够有力地影响国家的货币信用体系，，也就是说。美元的供需调整和汇率水平的波动会迅速波及全球，主要是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美国以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负债的形式获取他国资源的同时，将美元输往其他国家，形成全球储备体系的主体部分，而储备体系则通过其他管道将资金在不同金融市场上来回地调拨流转，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物价和资产价格。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美国收缩或者扩张美元供给时。美元的币值波动，以及本国汇率相对于美元的汇率的变化会诱发全球美元资产市场的供需结构产生变化，而由于持有美元储备的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非世界货币。无法顺利实现自由兑换，容易天然地导致货币错配的情形发生，增大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次，从全球美元体系的构成来看，亚洲美元、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已然成为全球美元体系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这些流散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元资产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本土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总量。并且，国际上大宗商品和重要金融资产的计价都是采用美元标价的方式。所以，美元汇率水平的变化会对美元计价资产的价格波动起到重要的诱发效应。与此同时，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存在政策调节的被动效应和不对称效应，必须承受美元价值体系调整所带来的系列冲击和影响，这就意味着全球的美元资产的供需结构也会长期处于非均衡的状态。
二、“亚洲美元”、“欧洲美元”、“石油美元”的各自效应与互动机制
美元资产的总量规模、流量调整和结构性变化虽然能够为我们理解美元的走势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其背后隐含的经济学机理更值得深思。正如钟伟等(2004)提出的观点：石油美元和亚洲美元的“回流机制”本身也构成了稳定美元、维持美国国际收支和现有经济平稳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笔者也认为对该问题的分析可以尝试换一种分析思路。即从全球美元资产的分布格局及其动态调整趋势上来研判该问题。本文具体从“亚洲美元”的原罪假说、“欧洲美元”的“绑架效应”以及“石油美元”的扰动效应着手分析。
首先来看东亚地区的货币“原罪”导致的美元累积机制和东亚美元本位的自我维护机制。东亚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大都将本币非正式地钉住(软钉住)美元，形成了东亚美元本位的局面。由于东亚地区的增长模式都是借助较为低廉的要素生产出口产品，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截至2007年末增加到63500亿美元。这种外汇储备的累积方式内生于其外向型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不过，这类模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正如mckinnon(2000)提出的“原罪”理论，大部分东亚国家虽然成为了美国的债权国，由于本国货币大都不是世界货币。无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用本币发放贷款或者进行投资。并且由于缺少货币的衍生市场，也不能对其货币的汇率风险进行有效地分散，累积性持有美元储备资产又成为了其应对风险的最优选择。而亚洲美元返流回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资产成为了维持亚洲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机制。美国的数据显示，其他国家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比例达到2／3以上。如此，具有天然脆弱性的亚洲美元本位制成为加固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重要环节。尽管这种维护机制缺乏稳健性，但是只要东亚地区的增长模式没有较大改变，这种均衡应该可以得以维持。
再来看欧洲美元的“绑架效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08年中期，欧洲银行(包括欧元区、英国和瑞士的银行)共持有8万多亿美元金额的美元资产，约占其总资产近10％。这部分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抵押证券。美元对欧洲国家的“绑架效应”使得各发达国家深陷危机的泥淖，因为只有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到欧洲美元市场，该类资产才能够从被套牢的损失境地中恢复元气。与此同时，美国也会向市场参与者保障持有美元资产的安全性，进一步吸引流动性返回到美国本土。所以，美国在短期制造通胀的行动事实上是被市场加以肯定的做法，短期
内引发市场的正面反应。此外，也可以从美元走势的相对论角度来看该问题。美联储购买国债表明美国政府在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美元超量发行最终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导致美元的对内贬值。但美元相对其他货币而言，未必会出现贬值。因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目前欧洲和日本经济的状况相对美国经济而言更为糟糕，因此美元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世界主要货币还存在升值的可能。全球经济衰退越严重，美元的避险作用越强。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美元相对升值效应(栾雪剑，2009)。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来理解该问题。伴随着人民币等危机中走强货币地位的提升，美元世界货币面临挑战时，美国当局采取相关措施强化美元，从而使得美元资产更为坚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之下的平衡机制和既得利益的维护机制使得美元资产拥有者会做出维护美元的姿态。
除了亚洲美元之外。石油美元也成为影响全球美元资产动态调配的重要力量。钟伟等(2004)认为石油美元是全球美元再循环的主要渠道，是因为石油贸易的计价和结算主要通过美元来进行，高油价必然导致对美元需求的膨胀，从而支撑了美元汇率；产油国石油美元向美国的流动则进一步支撑了美元汇率。以2005年为例。产油国的石油贸易盈余高达389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贸易盈余的3倍。彼时受惠于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石油美元已经超越亚洲美元成为全球经常项目盈余的最大产生地。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fopeCl成员和非opeC成员的最大22个产油国也成为美元重要的流动性来源。石油美元的跨境转移也成为欧洲美元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然而，伴随着次贷危机的来临，特别是伴随着油价的快速下降，以及美元资产市场的大幅缩水，当前石油美元的处境已经相当严酷。如果说危机之前美国的银行可寻求中东国家财富基金的资金支持，以便于弥补资本损失，但现在已经难以为继。
Jaffe(2009)结合经济景气循环周期，讨论了石油美元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石油作为经济增长无可替代的能源，其价格的变化是导致经济景气变化的关键变量。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内生地拉动油价，导致石油美元增加，直接的结果是利率的下降，继而催生资产价格的高涨，导致金融资产的杠杆率提升，诱发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由于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此时企业开始进入到下行周期，出现坏账，此时流动性紧缩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拉升利率水平，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经济陷入衰退。经济低迷又使得油价下降，石油美元也随之呈现出规模缩减的趋势。进一步提升利率水平，使得经济陷入衰退境地。
需要说明的是，全球资本的快速流动使得亚洲美元、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储备累积的方式和地缘界线，事实上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可以尝试从石油美元、亚洲美元和欧洲美元三类美元资产的存量形成与流量转换机制等不同层面，来解析美元资产之间的互动机制，判断其对当前“美元本位制”的维护机制。需要指出，三类美元资产市场的形成及其发展有着不同的机理。石油美元广义上讲应该包括opeC、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石油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累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亚洲美元内生于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从而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而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则更为复杂。受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存量美元资产的变化趋势上看，受金融海啸的冲击，不同类型国家的外汇储备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imF在2008年底统计的全球外汇储备金额为6.71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计价资产占全部外汇储备为64.03％，1999年以来最高曾达72.7％。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欧洲货币市场就已经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大约45％的欧洲货币市场的交易为美元标价的交易形式：亚洲货币市场的交易额的90％以上同样以美元计价。概言之，目前存量的美元资产规模相当之大。
其次，从美元资产市场流量变化的角度上分析，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这些新增的外汇储备迅速地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亚洲地区主要国家和主要石油供应国的经常账户在近年由于油价的上升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也是亚洲美元和石油美元规模得以迅速膨胀的重要根源。其二是存量美元资产的“自我增值”，正如阿联酋有关机构所测算的，外币资产所带来的盈利在其收入比例中日益提高。甚至其政府支出的一半左右来源于石油美元。为了追逐资本增值。不少国家通过设立财富基金在各大金融资产市场上分散投资或者投机，既成为各资产市场快速繁荣的重要力量，也成为酿成美元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罪魁祸首”。如此一来，流量的亚洲美元、石油美元都通过在欧洲金融市场的运作转化为欧洲美元。具体的描述可以通过图1来详细说明。
美元标价资产市场流动性转移必然带来内在不稳定机制。首先，不同金融产品都以美元计价，彼此之间价格的联动效应日益明显。
其次，导致全球美元金融资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的强化。在当今金融一体化日益明显的时代，各国市场的联动性非常显著，很容易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从次债危机对各国股市的影响来看就显而易见，以2007年的“2・27”市场暴跌分析为例，可以窥见其中的主要机制。美元和日元的息差导致了大量的套利行为，然而日元的加息诱发了升值趋势，导致投资者提前完成套利。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群体性行动，并诱发中小参与者也加入到这种“羊群”行为中来时，市场即将面临崩盘的危险。而此时，投资者的赎回压力空前加大，交易所对此类杠杆交易要求的保证金制度此时更起到了流动性的紧缩效应。投资者开始出售手中容易变现的债券、股票、黄金等资产，筹集现金应付亏损，这样很多高息资产都被抛售，出现美元计价资产市场群体快速缩水的局面。
再次，危机时刻美国大中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资产市场的资金抽逃机制值得关注。在危机之前，全球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时候，各类金融机构的高强度竞争变相地鼓励了机构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行为，为追求额外利润，将资金大规模地投向高风险资产。但是危机发生后，情形却截然不同，由于各种机构会同时在全球各大型金融市场进行资产组合投资，将被迫重新安排他们的证券组合，出售在别的国家的资产以保证自己能够继续在市场中运营，满足利润要求、监管要求和流动性要求。一旦在美国市场出现大额亏损，为了维持日常的流动性，必然被迫抛售其他美元资产市场的金融产品，也造成其他市场的拆借头寸处于紧张状态，导致货币危机的传染。
三、危机后的美元预期与美元资产格局的动态调整机制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举措，乃至发生的宏观经济背景都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有几分相似之处。按照mckinnon(2005)的描述，上
世纪70年代，越战爆发、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双逆差使美联储不得不着重应对高额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问题――这也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重要根源。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美元依然承担着作为关键的世界货币职能，甚至还出现了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关键机制，即便欧元的诞生也没有削弱它的地位。所以本轮危机之后，“美元本位制”能否得以维持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毕竟“美元本位制”有着天然的缺陷，但是既有体制下其自我修复与平衡机制，以及向新制度转化的“调整成本”会使得该种体制很难在短期之内为其他制度安排迅速替代。
比如，尽管在亚洲美元本位主导的体制下，伴随着美元泛滥的趋势，各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货币错配和高储蓄两难问题。在这种充满了矛盾与危机的体制之下，在短期内盯住美元，并将累积的国际收支盈余流回到美国也是相当稳定的一种策略均衡。假如中国率先突破这个框架，应市场升值的压力而使得人民币汇率持续坚定地走高。在出口厂商产业升级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不但要承受人民币升值、亚洲外市场份额为东亚其他国家抢占的阵痛，还要面临人民币趋于自由浮动所带来的各种政策和其他外来冲击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成本。再比如，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各类金融资产市场都以美元计价，市场间的资产定价的联动机制较为完善，现有的交易模式都与之相适应，摆脱“美元本位制”会导致所有交易者会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整的背景之下，努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同时，更应该细致地分析当前美元资产的调整格局，以及美元资产体系对外来冲击反应的模式和规律性机制，从而能够对未来各类资产的走势及其动态调整特征做出合理的评估和判断。就当前而言，决定美元资产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公债和私人部门债务的规模和结构是否在安全边界之内。根据美国政府预算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2009年预期财政赤字占到GDp的比例将达到12.3％。按照国际上的经验，评价一国财政赤字风险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应该超过3％，而美国当前的财政赤字已经决定了在将来一段时期之内，美国会持续地增发美元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而近期(2009年3月份)美联储增发美元预计在半年内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即是例证。可以预计在这种情况下，业界自然会强化对美国通胀抬头的预期。也自然会带来美元贬值的判断。
近期美国经济复苏的状况和美元走势也证实了本文的观点。首先，近期美国的逆差有所下降，缓解了美元迅速贬值的压力，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下跌和国内需求减少的结果。其次，美元对欧元的绑架效应，导致了美元的阶段性上涨，中短期的资产配置中选择增持美元资产成为“次优选择”，这种行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美元本位制”。
四、对中国应对举措的思考
由于美元承担了世界货币的角色，国际储备体系结构的稳定性受制于美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美元的汇率波动水平，如此以来，整个国际储备体系同样建立在较为脆弱的基础之上。在此框架下，需要考虑我国外汇储备应用的整体战略和具体操作方式。
战略分析方面，余永定(2009)提出了对中国存在的“美元陷阱”问题。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双顺差意味着中国在两方面出现资源错配。把国内消费和投资急需的资金借给富裕的外国，另一方面从资本账户以高成本从外国借钱，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平均利润率在2006年是22％；然而中国高速累积的外汇储备又以低成本把钱借还给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债，短期国债收益率微乎其微。该论点较为深刻地剖析了当前我国依赖外部、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所在。
在充分认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缺陷，以及全球美元资产的动态调配格局的基础之上，中国应当考虑将巨额外汇储备资产分散投资于多元化的资产，主要考量货币的匹配和流动性资产的期限匹配。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匹配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悲观预期逐步增强的情形下，应当适当考虑增持远期升水的币种资产。考虑加强对国外基础性产业和矿产、能源要素等产业投资的比例，要通过完善投资的渠道和途径，大力优化投资的管理技术和评估手段，在美元资产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识别、预期和规避。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7
关键词：货币资金；财务管理；内部审计
一、对货币资金进行内部审计的必要性
作为企业流动资金中最活跃的部分，企业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是企业运营中最重要的流通手段，所以大量的舞弊现象与货币资金收付直接相关。有些企业对货币资金不能合理地进行管理，导致资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佳，运营风险加大，甚至导致企业的诚信遭受巨大的质疑、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设计不合理、执行有缺陷、管理基础薄弱以及统筹运用货币资金的能力有待加强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对货币资金进行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从内部控制的设计、执行角度提出改进建议，促使管理者更进一步地控制货币资金风险和防止舞弊。确保单位货币资金安全有效运行，不仅仅是管理者的责任，广大内部审计工作人员也负有重任。货币资金审计风险较大，其中除了有主观重视不够的原因，更多的是审计程序的设计无法满足实务的要求而无法发现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货币资金审计过程中涉及的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审计及实质审计程序的审核要点和需重点关注的事项。
二、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目标
企业必须建立严密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以确保所有应收的货币资金均能收到，所有支出都经过恰当的授权批准，并及时正确地记录在账簿中，确保任何收支都有据可查。要想资金健康良性运营，还应正确预测正常经营活动中的需要量，做好长短期融资。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想要有个良性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相容岗位分离
人力资源部门应制定各岗位职责说明书，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有关货币资金的交易必须多人分工完成，严禁一人包办。一般来讲，货币资金的收支和记账岗位必须实行分离，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管钱不管账。
（二）授权批准制度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货币资金进行一支笔管理或按照业务类型对货币资金的收支进行分权管理。如果进行分权管理，可以按照不同的业务类型，如根据业务流程分为生产模块、行政模块、销售模块、供应模块等，对不同业务模块进行不同的授权管理，规定具体的授权方式、权限、责任等，并且要求被授权人按照授权范围进行审批，如果超出授权范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记录控制
所有的货币资金收支都要有合理合法的凭证，及时准确进行记载并按规定进行审核和批准手续，如固定格式的付款申请单及费用报销单。要求收支凭证和传递手续具有一定程度的严密性，从而保证货币资金的各项业务按照正常的渠道进行。
（四）决策控制
企业对于重要货币资金支付业务，应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由公司管理层或者更高的决策层进行专题决策，按正常程序报经审批，以免发生职务侵占等货币资金舞弊行为。建立起责任追究制度，防范货币资金风险。
（五）资产保护
公司出纳员是公司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专职人员，其他人员不能办理资金业务和直接接触货币资金，公司要建立保管及保护措施，确保货币资金的安全。货币资金应定期盘点，保证账实相符。盘点时由出纳员及出纳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和财务负责人在场，保险柜中不允许存放私人财物。定期由出纳人员以外的人员去银行取回银行对账单并与银行账进行核对，发现不符立刻查找差异产生的原因。
（六）对资金盈利性和流动性进行权衡分析，合理使用货币资金
做好货币资金收支预测，保证资金链平衡，定期调查实际发生额与预测不符的原因。关注货币资金余额与贷款规模，合理使用资金，保证货币资金支付流畅且货币资金收益最大化。
三、货币资金的内部审计程序和关键点
（一）对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审核和评价
审计人员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的方法对货币资金内控进行了解。一般可采用流程图法和发放调查问卷、由资金管理部门相关人员介绍业务流程、实地观看实际货币资金业务的办理、检查已办理的业务凭证等手段收集必要的资料。进行了解时，审计人员应注意检查货币资金内控制度是否建立、相关规定是否符合内部控制。在了解和测试程序之后，审计人员需根据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来决定实质审计程序中针对各环节抽取的样本量。对于内控信誉程度高的环节可以适当减少样本量，而对于内控信誉程度低的环节，应做重点检查。
（二）岗位分工和授权审批的审计
一是获取岗位职责说明书、资金管理部门目前制定的现金管理制度、票据管理制度、银行账户管理规定及融资管理规定、理财产品管理流程等相关文件，审核相关程序中业务流程的有关分工、授权情况及业务流程是否合适。二是从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中抽取业务，检查相关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审核签字情况，是否有经手人、部门经理、主管副总的签字，是否经独立稽核人员的审核确认。三是检查被授权人的审批是否符合授权规定，是否有超越授权范围进行审批的情况。四是对现金收支进行检查，检查收付凭证，审查收支有无是否真实，有没有违反单位现金管理制度和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五是检要的大额资金收支是否有领导层决策，检查审批和签字情况。
（三）票据及有关印章管理的审计
一是向出纳员了解票据的领用程序，查看票据使用登记簿中的登记内容和使用情况，确定登记内容是否能保证票据的领用和使用责任能够追踪到责任人。二是现场观察出纳员签发票据和背书情况，背书是否经过主管领导审批，是否与经审批的收款人一致。检查票据的保管情况，各种票据是否安全的存放在保险柜中。三是检查保管票据的出纳员、办理业务的经办人员、批准票据收付的审核人员职责分离情况。四是实地进行票据盘点并与票据登记簿及应收应付票据明细账进行核对，检查是否一致并查明原因。五是观察、询问财务专用章和个人名章的保管情况，是否分别由不同的人员分管，观察使用财务章和个人名章的程序是否能起到牵制的作用。
（四）现金管理的审计
一是检查现金日记账每日余额，与现金管理规定的库存现金限额进行对比，确定是否超过限额。二是检查现金支付项目，是否符合现金开支的范围，查看相应发票内容与摘要内容是否一致，有无套取现金的情况，是否有不执行现金管理制度的情况和违反结算纪律的情况。三是检查是否当日收取的现金及时送存银行。四是检查备用金明细账，审核备用金的领用是否符合备用金管理制度，是否经过了适当的审批，金额是否超出限额。五是通过检查出门证、询问有关人员的方式，检查容易漏记的收入是否均已入账，如出售废旧物资的款项。六是监盘库存现金，核对盘点金额是否与现金账相符，如果不符，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做出处理。需要注意的是，监盘必须采取突击的方式，而且监盘必须要有出纳员以外的主管人员在场。如果实际盘点的现金高于现金日记账金额，还要关注是否有私设小金库等情况。如果实际盘点的现金低于现金日记账金额，则要关注进一步审查有没有挪用款项的行为。七是对货币资金收付的进一步审计，依据内控信誉程度的高低，抽取大额的收付款凭证进行检查，具体检查的内容包括核对收款的时间和金额、银行对账单时间和金额、收付款凭证和往来款明细账记录、实际收付金额与发票等原始凭据。
（五）银行存款管理的审计
一是获取银行开户情况表，包括单位所有下设的分支机构和部门，检查银行开户的情况。抽取一定的账户，检查开户和销户资料的原因和审批情况。二是审查账户的使用情况，检查明细账与总账是否一致，是否存在长期以来没有发生额的账户。对于长期不用的账户了解原因，是否有疏于管理产生风险的可能，不必要的账户建议进行清理。三是检查银行支票、汇票等结算凭证的取得、支付、保管等环节是否有关规定相符，尤其是支付环节，一般是要与出库单、销售发票进行核对。对于收款环节，则要与入库单、付款单位的发票等进行核对。着重审核这些原始凭证金额、内容、盖章等要素。检查是否存在没有真实交易和往来关系的收付款情况。四是检查有无银行账户出借的情况。可通过检查银行对账单，审查是否有未入账的大额存款进账和出账情况，检查是否遵守银行结算纪律。五是检查电子银行支付的控制。询问和观察电子支付情况下是否由出纳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进行复核，以确保支付款项的准确和安全。六是检查银行存款的核对情况。是否由出纳员之外的人员定期取得银行对账单并对银行账户进行核对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做到账实相符。审计时要特别注意是否对银行存款进行逐笔核对，是否对不符事项进行分析核实，是否有长期未达账项。对于长期未达账项应及时分析原因，关注是否有风险存在。七是检查大额存单，必须拿到存单原件，并且关注提供原件的速度，如有搪塞现象，应高度关注，核实存单是否有质押等情况，防范挪用风险。
（六）对银行贷款、贸易融资的审计
一是检查银行贷款规模是否符合董事会决议对银行贷款等的授信额度审批。二是检查借款情况，从借款时间上看长短期贷款的配比，检查借款利率的情况。三是检查借款合同及明细记录，借款合同审批和签署情况。四是检查贸易融资是否经过审批，经办过程中是否不相容岗位分离。五是分析货币资金余额与银行借款余额，检查对银行贷款额度的利用情况。
（七）对委托贷款、信托投资等理财资金的审计
一是了解业务的合法性，检查董事会是否对公司暂时闲置资金的使用无限制性规定，对委托贷款信托投资等银行理财产品的对象及金额、利率保障有没有条件限制。二是检查业务流程是否经过审批，经办过程中是否不相容岗位分离。三是索取委托理财合同，检查委托贷款合同及信托理财合同的执行是否与实际条款相符，关注收益是否正确及时计入公司账户，会计核算是否正确。
（八）货币资金的流动性和盈利性审计
目前，很多企业对货币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管理意识不是太强，无法通过对货币资金流入、流出信息的分析进行合理的货币资金预测。审计人员可以检查企业每月的货币资金预算，全面掌握货币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及货币资金管理部门如何实现现金收支差额部分的平衡和如何合理安排闲置资金。对于资金流入，应对销售预算和应收账款预算进行审核，注意销售回款周期。对于资金流出，应结合销售量、生产量和存货水平看采购材料数量的合理性，审核付款周期的合理性。通过检查货币资金收支，评价资金预算是否准确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检查货币资金平均余额，计算货币资金盈利性指标并与贷款平均利率进行比较，检查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异常。对货币资金的盈利性和流动性进行评价，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提高公司采购人员、销售人员、运营管理人员对货币资金管理的认识，指导资金管理部门合理配置企业闲置资金，科学规划企业采购和付款周期，避免资金占用和浪费，有效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使用成本。
四、结语
本文从上述八个方面分析了货币资金内部审计程序和审计的关键点，一方面为内部审计工作者进行货币资金的内部审计提供一些方法，从而规避货币资金审计风险；另一方面为管理者提供一些帮助，使管理者增强对货币资金内控管理的认识，提高控制货币资金风险的能力，通过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加货币资金使用效率和盈利水平。归根结底，进行货币资金审计的目的是为管理者提高货币资金利用效率的目标提供服务，为企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金龙.货币资金审计风险关键控制点分析[J].财会通讯，2013（03）.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8
截至2005年第一季度末，货币市场基金数量已迅速攀升到17只，规模近1500亿元。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者开始困惑于如何进行选择。笔者认为，投资者应把握以下“3w”原则。
买哪只货币基金
[wHat原则]
不论是出于中短期投资的目的，还是出于现金管理的需要，投资者选择货币市场基金都可以重点考察以下几项指标。
收益指标货币市场基金在每个开放日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基金万份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遇到节假日，于节假日后第二个自然日披露节假日、节假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这两项收益指标。其中，万份收益是指投资者当日(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可能是多日)的实际收益(已经扣除了管理费0.33%/365、销售服务费0.25%/365、托管费0.1%/365)，这也是投资者基金份额当日实际享有的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率是最近七天年化收益率，由于是七日的移动平均数，该数字平滑了收益率的波动，使得每日异常波动变得滞后并看起来不甚显著。由基金万份收益我们可计算得到基金日年化收益率:基金日年化收益率=万份收益×365/10000×100%，该数字才是投资者当日得到的收益率。
对于收益指标，我们要注意:七日年化收益率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有一定迷惑性，在摊余成本法的估值体系下，容易被基金管理人操纵。然而，万份收益和由此得出的日年化收益率是投资者每天实际享受的投资回报，无法操纵，因此，万份收益历史表现和未来预期应是投资者关注的第一要点。投资者要特别警惕收益的异常波动。
收益的稳健和可持续性是投资者利益的保障，毕竟投资者的回报是投资期间的总收益。我们可以用标准差来衡量收益波动的幅度，用夏普指数(收益大小和标准差的比值)衡量基金长期的投资绩效。
宏观利率走势国家宏观调控、央行货币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及央行回笼资金的力度，都会直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引起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的波动。
规模大小投资者选择规模大的、还是小的货币市场基金好?我们应辩证地看这一问题。规模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在银行间市场投资运作时，具有节约固定交易费用、在一对一询价中要价能力强等优势。在货币市场利率下降的环境下(例如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老的货币市场基金由于有相当多的浮动盈利，对投资者有更大吸引力，增量资金的不断进入会逐步摊薄和侵蚀基金已有浮盈，规模小的老货币市场基金由于大量新增资金的进入会加速摊薄，收益率下降更快些。显然，投资者选择规模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会更有利。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的环境下，规模适中的基金则有"船小好掉头"的便利，基金收益率上升速度会更快，因此，投资者可更多关注规模适中、操作能力强的货币市场基金。
其他因素季报、中报和年报公布的基金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和期限结构、持券结构、回购杠杆比例、基金规模的变化也是投资货币市场基金要考虑的重要参考指标。当预期未来市场利率上升时，组合平均剩余期限长、剩余期限时间长的资产跌幅更大，投资者应尽量暂时回避这种类型的货币市场基金。反之，则可以选择这种类型货币市场基金。同时，这几个指标也是影响基金流动性的重要指标。
认购与申购
[wHiCH原则]
投资者是在基金首发募集期内认购，还是在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后申购?笔者建议，投资者应选择购买已开放申购赎回一段时间后的货币市场基金。因为，选择认购在流动性上有“先天缺陷”。
基金管理人在募集期内不能进行投资运作。投资者如在t日认购新货币市场基金，在剩余募集期间到正式成立这段时间，只能从t+2工作日起享受同业存款利率，这一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基金平均收益水平。而投资者如在t日选择申购已经成立有一段时间的老货币市场基金，则从t+1工作日起就可以享受该基金的分配权益。
基金成立后从开始投资运作，建仓完毕到组合收益达到市场平均水平，也需要一个“不小”的时间过程，投资者在这一时间段收益上又有不小损失。从收益的角度来看，选择申购一只成立有一段时间、业绩相对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对投资者也许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需要提及的是，个别基金公司在基金转换上对货币市场基金有一定优惠措施，一般是投资者在货币市场基金首发募集期间认购并持有3个月以上，其后转化成该基金公司其他类型基金时，在转换费上有一定的折扣，如果投资者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考虑选择认购有该项优惠措施的货币市场基金，否则我们建议投资者选择申购。
什么时间买入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9
[摘要]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大量输出人民币，中国国际收支将从双顺差到基本平衡，再转化为逆差，在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中，中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因为经常项目顺差是一国竞争力和货币价值的基石，中国应该选择资本项目逆差。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中国进出口政策，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注重国内需求。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20-08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将从对外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大量输出人民币。人民币是货币，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具有国内外私人和官方提供交易结算、投资媒介和记账单位等功能，本质上意味着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上广泛地持有该货币的头寸。这必定会导致国际收支赤字，否则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清算和储备货币。具体来说，逆差将成为常态。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会面临提供国际流动性义务与本币汇率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国际收支总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的规模(即经济边界)和国家层面(即政治版图)之间的差异在货币制度上存在矛盾，即本国利益和全球货币需求之间存在冲突，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的唯一目的。国际收支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没有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国际收支也需要调整。人民币的国际化中需要中国的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走向基本平衡，然后再迈向逆差，所以可以说，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无法逾越的阶段。
目前，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美元的价值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欧洲债务危机四伏，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连锁反应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变革的强烈需求，而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人民币在升值的通道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民币逐步成为各贸易伙伴愿意接受的货币，因此目前正是人民币走出去的绝佳时机。
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国际收支顺差到基本平衡，再转化为长期逆差，是采取国际收支总体逆差的方式?还是在结构上选择贸易项下逆差或是资本项下逆差?在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特里芬难题?这些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的背后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进出口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在全球进行延伸和布局，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这需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和路线图。本文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和选择，以及由此对中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特点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最突出的特点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不仅规模大，而且双顺差的态势有增无减。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的国家较为少见。在历史上只有几个经济体能够保持双顺差状态超过10年。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一国收入一投资+消费+进出口差额，即进出口差额一(收入一消费)一投资一储蓄一投资一净储蓄，这里的进出口也包括了服务，也就是经常项目的余额。由此看来经常项目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
国际收支平衡表有一个基本的等式，即经常项目的余额(Ca)、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余额(Fa)、错误与遗漏(eo)以及外汇储备的变动(aReS)之和必须是0。
在没有官方干预的情况下(aReS为o≥，假设eo＝0，这样国际收支的均衡条件为：Ca一一Fa
这个式子说明在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市场的国家，经常账户顺差必须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的规模相匹配，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说，作为均衡，经常项目余额／GDp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余额／GDp应该落在坐标轴上45度线附近。选取了主要发达国家(G7)和一些新兴经济体按GDp规模的国际收支余额的情况，可以看出，按经济规模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余额方向相反，数额基本匹配。但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和俄罗斯是个例外。
理论上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最佳状态。在经常项目平衡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是顺差，这时资本项目顺差等于所增加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等的外国资产为表现形式)，而外汇储备增加则意味着本国资本的输出。
“双顺差”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格局。王梓(2006)认为，双顺差将会降低所在国的福利。因为一般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内投资回报率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库券收益率。在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的引入不可分割，同外商直接投资(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
1.经常项目。
数字货币盈利模式篇10
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金融危机后表现最好的经济体，而我国的股市却大跌近三成，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这是为什么?
一般而言，经济的快速增长应该与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高增长一致，因此，GDp的增长速度与股指之间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至少两者从大趋势上是一致的。但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却正在颠覆理论推导。
中国股市已经有20年的历史，前10年的股票数量较少，我们以后10年的数据来做为分析的依据。数据表明，上证综指2000年6月30日的收盘为1938点，2010年6月30日上证指数为2398点。十年的名义涨幅只有23.7％。再考察过去十年的消费价格指数的累计涨幅，Cpi累计上涨了22％左右(今年的Cpi涨幅按3％计)。如果不考虑股权分置改革对投资者带来的额外收益，上证指数与Cpi的涨幅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过去十年股价指数的实际涨幅几乎为零。而在过去10年中，名义GDp的涨幅估计在380％左右(2000年的名义GDp为99214亿，今年则按比去年曾长4万亿算，为375353亿)。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GDp之间的关系。根据国泰君安的分析师李迅雷的研究结果，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非常平庸，从净资产收益率看，a股从2000--2003年，均低于10％，而同期无论是标普指数还是孟买SenSeX，其包含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在15％左右。尽管从2004年起我国a股的净资产收益率已经明显回升，但仍与标普相当，却低于孟买SenSeX，但我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却远高于美国和印度。
为什么我国GDp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而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却逊色于美国的上市公司?这与我国的公司治理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中国的上市公司多数被政府控制，根据大股东的性质来划分，上市公司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类是大型国有企业，是国资委管辖，如中国神华、长江电力、中国建设等中字头公司；另外一类公司是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如广州控股、北京城建等；第三类公司是民营控股的公司，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公司多数属于此类。第一类公司的追求目标是做大规模，这是与国资委的考核目标直接相关的。第二类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第三类公司从表面看似乎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实中只要上规模的公司都必须和政府搞好关系，要听政府的话，否则难以生存。总之，无论股东是什么性质的上市公司，它们的行为都必须服从政府的意愿。显然，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所有上市公司的行为也必然表现为不断从市场融资，不断增加投资，扩大公司规模。将多余的现金分配给股东的行为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并不常见，大多数公司分红行为都是被动的，主要是要满足再融资的条件，其动机并非是要回报股东，而是要继续“圈钱”。于是，出现了我国股票市场上奇特的景象，每年上市公司的分红数量还没有股票投资者付出的交易成本多。
当然，上市公司的上述行为不能简单地把责任都归咎为政府，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也是上市公司行为扭曲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投资者行为往往以博取利差为主要目的，重概念、轻分红。既然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一定对应上市公司盈利的高增长，那么，我们应该反思我们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了。
突破结构痼疾，人民币汇改才能成功
汇率问题本质就是结构的必然结果。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开放经济框架下，甚至是全球储蓄与消费不平衡的产物。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个恒等式就是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国际收支的差额。据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被压缩的过程(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相反，美国债务国地位的形成过程则是投资与储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不断扩张的过程(储蓄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大调整，通过跨国公司不断将生产基地移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国家。在这种转移过程中，中国顺应这一潮流，以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不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由此推动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
如果美国与新兴市场几十倍的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中国劳工的报酬即便倍增也仅相当于当下美国劳工报酬的4％)，不存在海外工厂的回归可能的话，全球供应链是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后，无非是一些低附加值的订单从中国转向了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国而已。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演变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逆差。
全球化一定程度摧毁了汇率弹性的理论基础。
当然中国冀望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转型，居民消费起来以逐步填补外需退出的缺口。
但这个过程恐怕很难归功于汇率。
汇率起到的作用是使资源从贸易部门移出，至于是否能打通国内收入一消费―企业利润一就业的良，陛循环，则有赖于这个国家既有的结构，需要从贸易部门转移出来的资源来支持非贸易部门供给出现扩张。
当下中国的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传媒等等非贸易部门的核心主体，全在国家的掌控之中，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隋况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和新兴产业中攻城略地。
光放开准入有何用呢，经济学上的概念是“自然垄断成本”，谁先进入占据了，谁就是老大，别人根本别想进来，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私人部门的解除枷锁的关键在于“国退”。
汇率升值而致贸易部门出来的资金，将只有两个去向，一是短时间内大量涌人虚拟，资产泡沫再进一步做大，二是向外走，这取决于外部经济和资产价格吸引力的增强和挣脱资本管制的成本大小。不管怎样，最终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泡沫的刚性破裂。
汇改希望达成的巴拉萨・萨缪尔森的调节效应(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它取决于结构的变化。这是―个长尺度的事情，得以年计，我们当然期待着这种变化的产生。
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解除、以及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进程，首先都需要我们国内要实现泡沫的软着陆。否则，汇率和资本项目管制的解除都只是刚性挤破泡沫的工具。
我们或可以做压力测试或情景分析之类的事情。倘若今天中国国内居民和企业能自由兑换美金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话，谁还会在北京的四环买一套比伦敦金融城和纽约的核心CBD还贵的公寓呢?现在如果放开的话，中国的资本项是流人还是流出呢，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异象还会继续吗?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增加吗?
当本世纪以来，中国“宽货币”的拐点出现时，情况或会变得不太可控。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反馈效应往往会引发资产市场的“超调”，使得经济受到超强的紧缩效应而硬着陆。因为中国银行部门90％以上的信贷都勾着人民币资产的价格。
回到“实际汇率的升值=名义汇率的调整+通胀的内外差异”的巴萨平衡式，政策都是有两个选项的。一是通过名义汇率调整(更准确地讲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来给国内的资产泡沫降温。二是处理平衡式的左边，去掉实际汇率升值的“势”，去掉经济泡沫的“势”，通俗地讲，就是经济减速。减速意味着信贷需要严格地紧缩，长期利率要上抬以抑制投资的冲动和财政需求，经济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假如前者面临诸多短期内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勇气选择后者呢。
调结构为何如此之难
随着中国经济遭遇的“两难”日益增多，对调结构的关注在2010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调结构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词，亦是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但要化为实际的战略，仍然征途漫漫。过去十年GDp增长结构的不断恶化，足以说明调结构的难度之高，困难之大。要知道,2009年投资占GDp之比已经达惊人的67％，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还只是37％(3.3万亿／8.9万亿)，可当时就已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例偏高。
现实就是如此，纵使今年上半年各方渐渐达成“调结构比保八更重要”的共识，但是投资占GDp之比依然维持在了66％(11.4万亿／17.3万亿)的水平上。
尤其是，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维持在25％左右，其中某些月份高达40％以上，2009年这一增速已攀升至30％。鉴于这么多年来投资始终占据了经济增长的大头的现实，要想扭转畸形的增长结构，注定将是一场勇气和智慧必须完美结合的攻坚战。
何以大家明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近几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但是这一模式却仍然还在不断加固?依笔者看，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上，使得民间资金和消费需求总是难以启动。这是分税制弊端逐渐暴露的必然结果。2000年之后，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取得了暴发性增长，但是这些收入基本都是集中在了中央财政。居民收人虽然也有两三倍的增长，但是由于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快速攀升，消费需求启动从来都是不现实的。而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民营资本所遭遇的生存环境大致可以总结为：挣钱的不准做，准做的难挣钱。
虽然早在2005年就已经通过了“非公36条”，但这一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直到近期，国务院不得不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次出台了新的鼓励民资发展的36条意见。如此一来，中央财政的多数资金和大面积的优质项目，被“中字头”和“国字头”的企业收入囊中。可以说，正是在向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过去这些年我们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再者，银行系统在当下的大环境下，总是倾向于对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这就使得每年少则两三万亿、多则近十万亿的银行新增贷款，大部分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获得。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官员以政府信誉和财政作为担保，银行动辄为企业安排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的信贷支持。
而过去的十年，恰是中国银行资产快速膨胀，货币泡沫不断孳生的时期。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存贷比不至于失衡，寻找“优质客户”的最便捷方式，还是非有政府担保的企业莫属。巧合的是，房地产在这十年中逐渐演化为各省市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因此成了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于是，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堆积的一个重要表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信贷规模的屡破纪录。
最后，虽然一再被诟病，可在多种条件的制约下，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还是以GDp为第一目标，地方政府面对所谓的科学发展和眼前利益的选择，总割舍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最明显的例证是，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启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各个地方不断上项目的速度达到了令人昨舌的地步。这就使得行政调控在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控面前成了花拳绣腿。之所以2004年之后的历次房地产调控几乎都半途而废，其根源亦在此。因为，离开了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配合，再严厉的宏观调控也难免“空调”的结果。
整体来看，在工业化进程处于中间阶段、城市化必须加快步伐的基本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超高房价已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大拦路虎，投资占GDp之比已经接近70％的情况下，如果还是继续以信贷和投资双堆积来维持经济增长，那只会让中国经济距离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越来越远。
回到短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新引擎尚未出现、房地产调控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硬着陆”，统筹把握投资，就显得尤其重要。提高投资效率，就成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也是促使投资增速趋于合理的较为理想的选择。如何在制度层面，改变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融资发展，当是接下来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疑似热钱竟是中国造
央行近期公布的5月份外汇占款新增额比上月环比大幅减少，也低于当月外贸顺差与FDi之和，部分人士担忧热钱开始外流。根据笔者实际工作经验看，来无影去无踪热钱有一部分并不是国外资金，而是中国自己的银行三合一产品―手炮制的。在外汇管理严格的我国，大规模的外汇自由进出显然不太可能，而这种三合一之类的产品披着热钱的外衣，设计制造了用于套利的外币贷款。这些国产热钱是带动全国外汇贷款超常增长的动因。由此带来了因外汇占款而产生的流动性泛滥以及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不准确等诸多问题。
所谓三合一产品即客户以人民币存款做全额质押向银行申请外币贷款(主要是美元贷款)，同时签订远期购汇协议用于还贷。由于中美两国利率存在差距，企业一方面通过存入高收益的人民币存款同时贷出相对低成本的美元贷款获得利差收益，另一方面通过锁定远期汇率而获得了汇差收益。而银行获得了人民币存款和等值的美元贷款，同时还得到了结售汇的手续费收入。
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即期和远期汇率存在着套利空间，企业将申请的外币贷款直接结汇，银行再到外汇交易市场中卖掉美元，这就形成了企业联合银行与央行博弈的局面。一旦人民币升幅达到了预期，套利消失，业务停止。
因为货币具有不断派生功能，连续陛进行三合一产品交易，可以使金额不断放大。如企业拿到从银行贷出来的美元结汇后，又变成了等值的人民币，再进行质押贷出美元，如此操作几个循环下来，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放大收益。可以说，三合一产品的大量增加，是带动全国外汇贷款超常增长的动因。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5月末全国金融机构的外币贷款累计增加了326亿美元，而外币存款却减少了62亿美元，存贷比高达20.3％。
从宏观面上看，这些外汇贷款通过结汇又回流银行，再到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最终体现都是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量与实际的贸易顺差及FDi净流人之和始终存在差异，而这个差异通常被认为是流入的热钱。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的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季度中，新增外汇储备小于贸易顺差和FDi流入之和，又疑似热钱出逃了。
实质上，危机中人民币升值预期大为降低，相反存在为刺激国内经济而贬值的担心，所以套利资金选择购买外汇以还贷，数据显示2008年下半年外币贷款逐月减少，外汇储备也在10月首次出现负增长。反之，人民币升值预期再次出现后，利用三合一产品进行套利又开始盛行，最终造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差异数据越来越大。
三合一产品实质上是企业通过延迟购汇的形式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收益，最终企业还必须通过购汇以还贷，这样带来很多风险；一方面银行体系美元贷款激增，即期外币资金减少，外币流动性趋紧；另一方面，在升值预期消失后，企业集中购汇还贷造成外汇储备减少，同时通过循环操作三合一产品产生的人民币派生存款急剧收缩，造成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
通货紧缩预期保证通货膨胀实现
“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正滑向通货紧缩。”某知名投资者的这个判断值得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思考。仅仅两个月前，市场还在大谈通货膨胀的危险和可能，现在，更多分析师和交易员开始讨论发生通货紧缩将如何如何。
7月份中国官方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6月份的52.1降至51.2，表明制造业扩张速度降至1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7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从6月份的50.4降至49.4，表明中国制造业活动出现了2009年3月份以来的首次下滑。中国制造业活动下滑，使我注意到全球的一些领先投资者对于通货紧缩公开表示的担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债券基金重量级人物格罗斯、投资经理JeremyGrantham、对冲基金经理Davidtepper等知名投资者正为通货紧缩作准备。通货紧缩的初步迹象令格罗斯等人吸纳债券和派息股票等附息投资项目的大量头寸，开始买人防范股市可能下跌的投资工具。因为在物价下跌时期，企业很难盈利，其股价将承压沉重。格罗斯认为，通货紧缩不仅是显示人们好奇心的―个论题，还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称，过去两年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下降0.1％。最近几周，格罗斯大量买人可以在通货紧缩中保护资产价值的美国国债。与此同时，另一些预期通货紧缩的投资者坚持买入在通货紧缩时期内有望带来丰厚收益的相对安全的债券。
对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来说，如果进入了物价下降时代，不论投资或消费，都必须从新的角度审视利率――我们储蓄的收益，借贷的成本。而关键在于，此处的利率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数字。当物价普遍下降，通货紧缩真正出现时，通货膨胀率为负值，实际利率比央行确定的名义利率更高。也就是说，储蓄的收益高于名义存款利率，借贷的成本也高于名义贷款利率。如此，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当作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