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1
3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此次政策调整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消费税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
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增列成品油税目，原汽油，柴油税目作为此税目的两个子目，同时新增石脑油、溶剂油、油、燃料油、航空煤油五个子目。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调整部分税目税率，现行11个税目中，涉及税率调整的有白酒、小汽车、摩托车、汽车轮胎几个税目。
4月中下旬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6年3月23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主席将于4月中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胡主席期待着与布什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普京访华
3月21日下午，国家主席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还出席了外交、投资、交通、通讯、银行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此次双方共签署了29个文件。
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建交国家参加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3月22日，中国政府向各国驻华使馆递交了由国务院总理签署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邀请函，热情邀请与中国建交国家来华参加上海世博会。这标志着上海世博会国际招展工作正式启动。
国务院：年内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近日，国务院向各部委下发了《国务院2006年工作要点》，在对证券工作的具体要求中提出，年内基本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建设部公布到2005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明细账”
建设部3月23日公布了到2005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的“明细账”。从缴存情况来看，截至2005年末，缴存总额为9759．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1．88％。
两岸经贸论坛4月14日北京开幕
日前，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在北京与中国智库代表团就共同举办两岸经贸论坛有关事宜进行会谈。双方商谈后决定，4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办两岸经贸论坛。
中国商务部：已有53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3月21日，赞比亚副总统姆瓦佩接见了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宝瑞率领的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他代表赞比亚政府正式宣布支持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至此，已有53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李金华要求将医疗教育住房等作为审计重点
在北京3月23日召开的“学习贯彻审计法座谈会”上，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审计工作要坚持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作为审计工作关注的重点。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仅占万分之三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3月22日召开的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上说，我国目前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数量大国，但还远远不是知识产权强国。截至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2
>>消法亟待升级巧用“抵消法”“消法”修改热点透视汽车邂逅“新消法”《新消法》实施奇妙的“抵消法”“鞍钢宪法”出台始末《宪法十九信条》出台始末横滨历史教科书出台始末赶紧学习“新消法”吧旅游领域的特别“消法”“非公经济36条”出台始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始末电力职工持股规范出台始末中国航母计划出台始末《文艺八条》出台始末伦敦拥堵费政策出台始末耗材业天价罚单出台始末消法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消法》保护哪些消费者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艺术>“消法”出台始末“消法”出台始末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王元元")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2014年3月15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图为南京市民参加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67岁的何山半开玩笑地对《t望东方周刊》说，自己这辈子就受过一次表彰，那就是获得由消费者投票选出的“3・15”金质奖章，得奖原因是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出台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如今距离“消法”颁布实施已过去20多年，但何山常被媒体问及的话题依然是“消法”。在他看来，这正是“消法”的价值所在，“20多年了大家依然如此关注‘消法’，证明它真正代表了消费者的利益。”
作为“消法”的起草者和推动者，何山见证了“消法”出台的整个过程，也深知这其中的种种复杂较量。于他而言，“‘消法’在中国消费维权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真正让十多亿中国消费者维权有法可依。”
八年“长征”
“消法”的制定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紧密。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品交易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相伴而生的就是消费者在交易中的权益问题。“计划经济时期是生产什么分配什么就消费什么，也就不会产生消费纠纷，而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这就直接推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诞生。”何山告诉本刊记者。
在“消法”的出台过程中，地方的行动先于中央，“地方消费者保护条例的先行出台对全国性‘消法’的制定是一个直接的刺激。”
1987年9月4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成为国内首个制定消费者保护条例的地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不仅在1987年5月亲自修改了该条例的初稿，而且批示各地参考。
此后，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份相继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根据本刊记者的统计，在1987～1989年的两年间，全国共有27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条例、规定。
1985年4月，国务院法制局建议，由中消协起草一个“保护消费者权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此后一年，中消协先后对条例进行了十多次修改。
1992年1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告知中消协，同意在《条例》基础上起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牵头成立“消法”起草小组，何山即在此之列。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一个条例变成一部正式的法律来起草，显示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何山说。
原中消协会长曹天玷告诉本刊记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消法”时，消协几乎出动全班人马一起讨论，“哪个组情况不清楚了，我们就跑到哪个组去说明，让代表们充分了解‘消法’。”
1993年10月31日，经历八年“长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全票通过，成为新中国首部全票通过的法律。
差点夭折的条款
“消法”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因某些条款遭遇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反对而多次修改，“这其中惩罚性赔偿是争议最大的，也是讨论最激烈的。”何山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受命负责“消法”起草工作之后，何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消法”能够最大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的维权困境，“说实话，当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稿只是个宣言式草案，主要强调消费者享有哪些权利、经营者负有哪些义务，缺乏可操作性。”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何山最终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假货。“上世纪80年代假货横行，缺斤短两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必须打假。如何打假？运用惩罚性赔偿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何山认为，只有对制假者从重处罚，才能根治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惩罚性赔偿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很多法学专家的支持。1993年3月27日，国家工商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送审稿）》上报至国务院。送审稿将惩罚性赔偿称为额外赔偿，用三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百分之五十、一倍、三倍的额外赔偿金。
但四个月后国务院法制局拟出的“消法”修改稿中，却删去了额外赔偿金一说。何山说，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专门召开了一次工作会，听取专家对修改稿的意见。会上，多数专家提出不该去掉额外赔偿金一说。何山甚至直言，“国务院法制局的修改稿不如国家工商局的送审稿。”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3年10月6日。这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在审完“消法”修改稿现有条文后，专门讨论是否写进惩罚性赔偿。最后在多数委员的支持下，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薛驹拍板定论，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写入草案。
不过，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问题上，内部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赔十倍、赔五倍、赔一倍;也有人说，赔都赔不了，还赔十倍？能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失就不错了，再增加赔偿数额恐怕行不通。”
最后决定赔偿数额为一倍。“一倍也是进步，有了这个开端，再不断完善惩罚性赔偿在不同情形下的适用情况。”2015年3月13日，河北省文安县“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金融消费权益相关知识
在最终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消法”草案中，惩罚性赔偿被列入其中，规定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数额不超过其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价款的一倍。”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最终写有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消法”草案全票通过。这也使得“消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典中首次出现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法律。
“消法”升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法”在某些方面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何山说，“毕竟老版“消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那个时候的消费环境与现在有天壤之别。”
2009年，国家工商总局牵头启动“消法”的修订工作。“当时网络购物的兴起带来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老版‘消法’中没有涉及的。”何山说，此后业内专家曾先后四次组织研讨会，讨论相关的修改内容。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
在他看来，新“消法”最大的亮点在于，对制假造假的惩罚性赔偿从两倍提高到了三倍。
与此同时，新“消法”还规定：商品价格三倍赔偿之外，若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而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死伤，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并加两倍的惩罚性赔偿。
除此之外，新“消法”对于网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逐渐明确。新“消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除了特殊情况，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消费者需要为“反悔”埋单，承担退货运费。
这个在当初被称为“7日后悔权”的规定让众多消费者欣喜不已，也成为新“消法”的最大亮点。何山说，这一条款的出全考虑到了消费方式转变造成的消费者维权困境，在制订时曾引发激烈的争论，“有些电商平台对此有反对意见，毕竟当时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势头正猛。”
更令消费者惊喜的是，新“消法”规定，如果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侵权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3
为了保证华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团委，学生会工作正常顺利地开展、加强院学生会的内部管理、提高团委，学生会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强化院团委，学生会组织建设，特制定本条例。学生干部是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骨干，要热心为同学服务，关心他人，主动维护学院同学的利益，在各方面做青年学生的表率。
第二章例会制度
例会是团委，学生会工作组织和自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会议可以及时的制定安排和总结工作，并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传达学校学院的工作安排和有关通知精神。
会议参加者必须履行好的职责：
（一）每周星期六晚召开例会，例会分为两种：正式例会（每周必须一次）与普通例会（根据实际需要）。正式例会的召开地点在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要求各成员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会。
（二）请假必须得到批准，不得由他人代请，并向秘书长提交正式申请假条。
（三）按会议通知内容的要求，积极准备，会上踊跃发言，指出工作问题，提高会议效率。各部门部长需轮流发表上一周工作总结，并提出自己下一周工作设想。
（四）出席会议时全体到会成员必须带上笔只和学生会统一的笔记本，并做好会议记录，便于会后的互换交流沟通。
（五）会后，学习部有关人员做好例会记要总结，并在第二天向主席团上交书面总结文书。
第三章工作制度
工作制度是为确保工作的顺利运行而制定的规则。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本制度制定的工作程序组织各项工作，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工作流程。
（一）各部在学期初第一次例会时，拟一份本学期总体工作计划交到秘书长处，由主席团审批修改通过后电脑存档。
（二）各部在学期末，拟一式两份本学期工作总结交到秘书长处，审批修改通过后电脑存档。
（三）各部组织活动前两周必须向主席团提交正式工作计划，活动结束后两天之内交必须向主席团提交正式工作总结。
（四）各部门必须积极协助活动主负责部门开展活动，团结互助，对主席团分配的工作须在规定限制时间内认真负责的完成，不得拖延。
（五）各部门必须积极与班委进行交流沟通，定期和班委了解班内发展动态，保证院内事务正常下达，有效率进行，圆满完成。
（六）每个部门每半个月轮流负责弄好电子档案制度，把这半个月内的重要书面文件进行电子存档，以便日后保存和调动。
（七）各部起草工作计划、总结等文件时要求格式正式规范，字迹工整、内容合理、切实可行。
第四章财务制度
（一）团委，学生会经费在学院老师、各同学的监督下独立支配。
（二）团委，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组织，经费和收入都要用在为同学服务这一目的上，由秘书长与公关实践部部长对财务实行统一管理，并每个月末向大众公开一份本月财务报告表。
（三）团委，学生会各部门日常开支须提交正式的文件申请，由主席团和主管老师审核、批准、报销。
（四）团委，学生会大型活动经费应当在活动前制作经费预算表交学生会办公室备案。活动期间由公关实践部统筹经费，活动结束后应将制作经费结算表并附发票或收据交由团委，学生会办公室，由组织人员和指导老师进行审核。
（五）团委，学生会各部门的报销凭条一律采用发票，由主席团指定办公室及进行审计和各部门互相监督。任何活动的经费使用都必须在活动开展前的计划书上打出经费预算，以节约高效为宗旨。报销发票须有所报销活动、报销部门、报销日期、经手人、审核人、负责部长、主席的签名，并努力做到少用钱、不乱花钱。报销须严格执行财务纪律。
（六）团委，学生会各项活动的主要负责部必须本着实事求是、节俭的原则制作经费预算。活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预算运用经费，活动实际经费非特殊情况不得超出预算经费。如在活动开展中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活动经费，必须向主席团申请批准。
（七）公关实践联系赞助的时候，时刻谨记要维护学院根本利益，遇到原则性问题时须知告与主席团组织讨论，同时必须留取赞助方的有效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姓名，地址，电话等）以便日后查看。
第五章考核制度
（一）为了加强学生会干部的管理，提高学生会干部、干事素质，真正做到奖罚分明，特制定本考核制度。
（二）考核办法
（1）本考核制度实行积分量化，每人每学期的基础分为100分，按本制度规定，根据各人工作情况进行扣分或加分。
（2）考核对象：学生会所有成员。
（3）本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学生会干部任免、奖罚的重要依据。一学期考核成绩在80分以上的为优秀学生会干部干事，将给予奖励。60分以上的为合格。
（三）个人积分量化标准适用于各个部门所有成员。
（1）有以下情况者给予扣分：
①每学期初团委，学生会干部根据学院工作重点和团委，学生处工作要求，制定出各部工作计划，重要内容突出，期末写出工作总结。
a写标准计划或总结的每缺一份，扣3分。
②认真参加团委、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会议或活动，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主动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做好会议记录，认真贯彻好会议精神。
a缺席一次扣2分。
b会议精神未传达到位或未组织落实的每次部长扣3分。
c迟到、早退一次各扣1分。
③团委，学生会干部、干事有损于团委，学生会干部、干事形象的视情节轻重扣2-4分。
开展工作搞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不服从上一级工作安排的扣3-5分。
⑥大型活动布置会场参与情况：
a无故缺席者：扣4分。
b迟到且表现不好者：扣2-4分。
c迟到但表现良好者：扣1分。
（2）有以下情况者给予加分：
①向上级提合理意见和建议并且被采纳的每次加2-5分。
②做出突出贡献或为学校赢得荣誉者每次加2-5分。
（四）各个部门的部长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对本部门的工作负第一领导责任，本部门的工作情况是考核部长的重要条件。
（1）本部门工作出色：加5-10分。本部门工作不起色扣5-10分。
（2）其他部门认为某部门工作不佳，经过主席团的调查属实的扣2-5分。
（3）其他部门部长认为某部长工作不佳或本部门工作不佳，经主席团调查属实的扣2-5分。
（五）各个部门的部长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对本部门的工作负一些领导责任。本部门的工作情况是考核副部长的重要条件。
（2）未经部长批准擅自开展工作视影响大小扣2-4分。
第六章学生会评优制度
（1）每月进行一次评优活动，名额两个部门，各部的评优由主席团成员负责。
（2）部门入选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a院内会议保持全勤，例会中积极发言，能提出自己独特见解。
b积极配合各主席团开展工作，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并能提出对所开展工作有建设性的建议，有一定的领导组织能力。
c不得有违纪行为，尊重各部部长、及主席团成员。
第七章附则
（一）本制度由华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团委，学生会主席团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和修改。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4
1、审题硬伤
命题作文不设置审题障碍，不等于无题可审、不必审题。部分考生审题不认真、细致，导致文题中出现被遗忘的角落。如《生活，因变化而精彩》，有不少考生写出了生活中精彩的一面，但忽视了精彩产生的原因——变化。有些考生对写作要求阅读不仔细，导致文体不当、角度错误。
措施：第一步，精心读题，对于题目，要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读完，然后筛选题干中有哪些重要信息，题目有哪些要求。第二步，细心审题①审题目类型，全命题作文就不能自作主张；半命题作文横线上填什么，不能粗心大意，随随便便。②审题目含义有些题目含义比较深刻，需要仔细琢磨。③审文眼文题中一般都有关键词，把握了文眼，也就抓住了文章的重点。
2、立意硬伤
有些学生缺乏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不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形入神的审察事物，看问题停留在表面，认识肤浅。有些同学立意虽好，但选材与立意相悖。
措施：立意的技巧可以从三点入手：①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有时候，小事情可以反映大问题，把小题材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透过现象看本质。反之，有时遇到大题材，我们可以化大为小，从小的角度切入，表现大主题。②立意要高远立意要超越个人的狭小的情感世界，多一些对人生的哲理感悟、多一些对社会的关注，多一分激荡的胸怀，一定会让人耳目一新。③“反弹琵琶”苏轼有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结果往往不同。立意选择角度别具一格，效果也会不同凡响。人常说吃亏是福，有个学生从“吃亏不是福”的角度立意，让人眼前一亮。
3、结构硬伤
主要表现在①层次不清，分段不当层次之间内容杂糅交错，眉毛胡子一把抓。②材料剪裁不当几个材料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没有详略之分。③比例失衡，缺少美感表现在有些文章开头入题太慢，扣题不紧，或者主体部分语言罗嗦，或结尾空发议论，文章结构不能呈现“凤头——猪肚——豹尾”的分布。
措施：有了好的立意，还要有精巧的构思，才能使文章的布局完美。可以从三个方面训练①训练考生拟提纲考生要根据已经确立的主题，计划哪些材料详写，哪些略写；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哪个地方设置悬念，哪个地方解开悬念；段落怎样划分，怎样过度……平时要有意识训练考生拟提纲的习惯，防止偏题、跑题。②训练考生掌握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彩线串珠式用一条线索把有关材料串起来，线索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中心事件，可以是空间的转换等。横式结构法就是平常说的并列式结构，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作文的文面清晰，层次分明，一目了然。总分式结构这是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可以先总后分，可以先分后总，可以总分总，这种结构形式优点是总纲明确，条理清晰。③训练考生选择最佳的文体选择日记体、书信体、电视访谈式、寓言故事式、演讲式等，形式上的创新，也能让文章出彩。
4、语言硬伤
①语言空洞，言言之无物表现在记叙文中语言比较平乏，缺少具体生动的描写；表现在议论文中叙述事例不简洁，议论不深入，论证缺乏力量。②语言呆板，不鲜活有些学生写文章时，不推敲语言，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不琢磨遣词造句。
措施：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任何新颖的素材，精巧的构思，深刻的立意，都要以语言为载体。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应有针对性积累训练语言，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①学会变空泛为具体在记叙文中可借助于人物的刻画，精心描写典型细节。②学会巧借修辞手法可以借助比喻、拟人、排比等，活用一些古诗词、名句、歌词、歇后语，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形象性。总之，语言的锤炼非一日之功，功在平时。
5、卷面硬伤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5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瑞雪送春到，金鸡报喜来。正当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落实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全校师生脚踏实地深化课程改革、以实际行动争创一流名校之际，我校二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全校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学校领导和教职工进行**协商、沟通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共谋学校发展的一次盛会。我谨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表示热烈地祝贺。
几载默默无闻的耕耘，孕育了今天骄人的业绩；数年的风风雨雨的洗礼，锻造了现在一流的聚仁。七年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在全体教职工不懈地努力下，我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设施日臻完善，办学效益日益显著，教学质量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今天的聚仁有一个设备一流、景色如画的教学环境，有一个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的领导班子，有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已经成为莘莘学子最理想的求学殿堂。然而，新的形势对聚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聚仁的办学品位还需再上新台阶。在我校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之时，各位代表都要畅所欲言，多献良策，集思广益、共谋大计，实现聚仁跨越式发展。
本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讨论《校长工作报告》；讨论通过《学校财务工作报告》；审议讨论《教职工末位诫勉实施办法》、《奖教条例》、《教师职称评定考核规定》。群策群力求发展，求真务实结硕果。今天在座的代表肩负着全校一百多位教职工的厚望与重托，希望各位代表认真倾听群众意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行使权力，如期完成本次大会的任务。把本次大会开成奋发向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大会。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并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聚仁学校二届三次教代会闭幕词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沐浴着冬日的温馨，高奏着激昂的旋律。聚仁学校二届三次教代会，在大会主席团和会务组的精心安排组织下，经过与会代表充分讨论和认真评议，表决通过了《校长工作报告》、《学校财务工作报告》，审议修改了《教职工末位诫勉实施办法》、《奖教条例》、《教师职称评定考核规定》，讨论制定了《班级量化考核条例》，顺利完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
校长的工作报告十分中肯地总结了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代表们发表的建议和意见，最大限度地完善和健全了竞争和激励机制，加快了我校依法治校的步伐。会上形成的各项决议，我们要贯彻到底、落到实处；要全面宣传大会精神，团结全体教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树立“校兴我荣，校衰我耻，办好聚仁，匹夫有责”的思想，使学校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科学性，富有创造性，作出示范性。
本次大会之所以能取得圆满成功，完全取决于全体代表对学校发展的高度责任心。代表们自始至终以饱满的热情、严明的纪律和主人翁的姿态，从学校的重心工作和发展大局出发，实事求是，求大同存小异；顾全大局，广泛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本次教代会充分体现了我校教职工当家作主的能力，标志着我校决策的科学化、**化、规范化。
XX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以邓**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科学的发展观贯穿于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重视教育科研，加强师德建设；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倡导人文思想，追求创新精神、突显绿色教育，尽快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6
论文关键词:司法制度变革借鉴论文摘要: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成果之一。它主要吸收借鉴了德国、日本司法机构及审判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这种变革，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开了我国近现代司法独立的先河。一、清末司法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及肇因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预备立宪”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修律活动的重要环节。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成果也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一些近代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状况，提出了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种种主张。“向西方学习”是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一种时尚和潮流，有人这样说过:“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骋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1〕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19世纪末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变法维新思想对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所谓变法维新，实质上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用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仿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康有为说:“近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2〕具体而言，就是由国会行使立法权、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审判厅行使司法权。这种要求司法与行政相分离、司法独立的思想认识，为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以上这些有关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舆论，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未有也不可能有的。只有在海禁大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司法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外国资本主义深入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悠久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已不足以调整和保护新出现的这些生产关系，这是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经济原因。清末修律运动得以实施及司法制度改革成为其先声，离不开收回治外法权，特别是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总目的及立宪筹备这一大背景。西方列强自打开中国大门后，就借口清朝法律野蛮落后，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通过《虎门条约》及稍后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得以确立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为了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抗情绪，并为其攫取领事裁判权辩护，在与清政府派出的吕海寰、盛宣怀谈判续订通商航海条约时，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方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以后，清政府与美国、日本、葡萄牙等国家续订通商航海条约时也有类似规定。列强的上述允诺，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意欲扶植清政府作为列强共同的统治工具，以镇压中国民众反抗的背景下提出的，无疑带有欺骗性。但它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人要求收回治外法权的强烈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清政府修改律例的活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在上奏开设法律馆以来工作要点时，开宗明义地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本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宗旨。”〔4〕60年后，法学家谢冠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距今60年前，我国开始改革原有的法律及司法制度，当时动机就是为的要取消外国人领事裁判权……所以当时一切变法措施，不得不尽量舍己从人，以期符合外国人的希望。”〔5〕不仅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一贯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清王朝也不得不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在内困外压之下，不得不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权”，“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6〕由此揭开了晚清最后十年变法、新政、修律的序幕。二、清末司法制度变革的过程及内容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当时主持修律的沈家本基于“东西之国宪之萌芽，俱在于司法之独立”，“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7〕的考虑，及时拟订了有关改革司法制度的法规。1906年，大理寺改为大理院成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后，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同年完成的还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910年，编订颁行《法院编制法》;1910年12月，清政府先后又编成《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实际上这两部草案也都未来得及颁行清政府就覆灭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司法机关形式上有了重大变化，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独立司法机构。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年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审判权受行政权的干涉，没有专设的检察机关，高高在上的皇帝总揽司法权，中央虽然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其活动受皇帝左右，受宰相牵制。在地方上，司法审判机关直接被行政机关所吸附，行政长官坐堂问案合情合法，司法机关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明清两朝在各省设立提刑按察使，执掌一省的刑名，但他要受督抚的监督和节制。直到1906年，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原则，中国才有了独立的司法机关。清朝政府在1906年实行官制改革时，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理全国司法行政工作。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最高审判工作。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清政府先后编订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6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7年)，这是临时性的过渡章程。1910年2月，又编订了《法院编制法》，这是清王朝正式颁布试行的比较系统的法院组织法规。《法院编制法》的主要内容是:(1)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实行四级三审制。各审判厅分别采用独任制或合议制。初级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的第一审案件，由推事一人单独审判。二、三审的案件由推事3-5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2)检察机关，分设初级、地方、高等检察厅与总检察厅。检察官的职权是:刑事案件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并监督判决之执行。民事及其他事件，可充任公益代表人。此外，还具体规定了推事及检察官的任用办法，以及司法行政监督权的实施。上述规定，由于主客观原因，在清末并未完全实施，辛亥革命后，为北洋政府参照援用。清末以前，中国稳固的自然经济形式决定了司法诉讼过程中，民刑不分，民法不独立并且调整方式刑法化;在法典编纂上体现为程序法与实体法混合编纂于诸法合体的律典之中。1906年，中国历史上编订了第一部诉讼法典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该草案共有5章，260条。各章顺序依次为:总纲、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件。该法典草案吸收了西方近代司法制度中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员制度;规定职官命妇均可由公堂知会到堂供证;还规定父祖子孙异财别籍，一人犯罪被查封财产，不牵涉家庭中其他人的财产;并废除了比附断案的制度和刑讯逼供的制度。当时的这些举措是对传统法制进行的重大改革，是中国传统法制走向现代化的一大进步。因而，《刑事民事诉讼法》上奏清廷后，受到了礼教派首要人物张之洞的严厉抨击。张之洞认为，法律规定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及妇女到堂作证，是学西方，坏中国纲常伦理，万不可行;律师和陪审制度在中国也缺乏实行的条件，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像西方国家那样高素质的律师，如果让不合格的律师办案，只会使讼师奸谋得逞;陪审员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和公正的品质，人民也应有自治精神，这些条件中国人都不具备。另外张之洞对重罪诉讼时效的规定等内容也进行了批评。这部《刑事民事诉讼法》在张之洞为首的部院督抚大臣的反对下，被废置不行。后因仿行立宪的需要，又将诉讼法分为刑事、民事两种。宣统二年12月(1910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编成，该草案共6编，515条;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第一审;第三编:上诉;第四编:再理;第五编:特别诉讼程序;第六编:裁判之执行。在这之后的同年，沈家本与俞廉三又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上奏，该草案共分四编，800条。第一编:审判衙门;第二编:当事人;第三编:通常诉讼程序;第四编:特别诉讼程序。以上两部诉讼律草案上奏清廷未及核议颁行，清朝即被推翻。但其内容和体例，为后来民国时期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提供了参照的依据。三、德国法及日本法对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中国从夏商至明清一直就没有“司法独立”、“民刑分立”、“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立”的意识和模式。清末，政府推行司法制度变革，内容大多取自西方近代法律，尤其主要以德国法、日本法为蓝本。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国的法律，总会从自身的社会实际情况、法律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出发，选择最适合本国情况的法律为己所用。伍廷芳、沈家本等修律者遍览西方列强法度后，最终选择了德国法、日本法，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德、日两国社会情况和法律传统心理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德、日的国家政体与中国十分相似。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说:“各国政体，以德、日为近似吾国。”〔8〕如德国封建统治相对较长，历经数次改革，但仍在经济上注重维护贵族地主(容克)的利益，在政治上保留了德皇。既不触及地主的利益，又不动摇皇权地实行所谓的“变革”，这正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所梦寐以求的。(2)德国法是欧洲优秀的法律之一，它继承发扬了罗马法的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以古典哲学为基础的德国法具有逻辑严谨、概念精确、规定细密的优点，以严谨而著称的中国人当然会对这样的法典情有独钟。加之日本引进德国法的成功例子又为作为邻国的中国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3)德国法律促使德国经济军事飞速发展，成为欧洲一强，这也是清朝官员所羡慕的。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情形暨赴丹日斯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的事实，认为应“以德为镜”。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日本比较相似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显示，中国以德国法、日本法为蓝本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也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德国法对清末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1)翻译出版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宪法、法院组织法等一些重要的部门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是引进外国法的第一步，且历史上已有日本作为先例。沈家本在《沈寄先生遗书·新译法观大全序》里说:“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当时中国编译德国法学著作及法典在欧洲各国中为首，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的统计数据表明:自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法律馆译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共有43种，其中日本13种，德国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不及德、日两国的，至于日本法也是以德国法为蓝本，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追根溯源体现的仍然是德国法的精神。(2)从驻外使节、考察团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9〕的规定，日记的内容当然包括法律制度。清政府为了仿行宪政、修订法律还陆续派出考察团到一些西方国家考察。考察团在德国期间，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都作了考察，对其独立的司法审判体制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如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2月19日，考察团日记记载如下:“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候观堂。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10〕(3)清政府从德国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逐渐了解它的司法体制。前面我们已经论及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是为了达到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清政府又不得不模仿其司法体制。德国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日本实现的。具体而言，如翻译出版仿效德国法的日本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松岗义正、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等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因为日本法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明治维新后，从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大量抄袭模仿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就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司法制度的法律。沈家本曾把日本法称作:“模范德意志者”。〔11〕再者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靠近中国;从法律传统看，同出一源，都属中华法系。因而中国舍远求近，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学习德法的途径，可谓顺理成章之事。难怪一位德国学者评价说:“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是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起着联结作用。”〔12〕清末司法制度改革后，有关的法律名词术语几乎都是从德、日两国法律和法学书籍中借用来的。如起诉、当事人、审级、管辖、回避、预审、公判、上诉、证人、鉴定人、管收、保释、讼费等。1910年的《法院编制法》确定的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就仿效了1890年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所规定的四级审判机构: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法院、大审院。1877年德国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确定的普通法院体系也是由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帝国法院四级构成。另外，清末在法院内部设检察机关，也是仿效德国、日本的结果。如日本《裁判所构成法》规定，各级法院均附设检事(检察官)局，检察官的主要任务是侦查犯罪，提起公诉，指挥刑之执行;关于民事，在必要时亦可向法院提供意见。德国1877年的《法院组织法》中也规定刑事诉讼起诉权归检察官。还有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了宣告禁治产程序(指根据民事实体法关于保护精神发育不全者之利益而设的特别诉讼)，宣告准禁治产程序(指精神衰弱人、浪费人，据民律规定有申请权人之申请，受准禁治产之宣告或撤销其宣告的程序)。日本在1890年公布民事诉讼法的同时就公布过作为民事诉讼法补充法规的《关于婚姻事件、收养养子事件及禁治产事件的诉讼规则》。而追根溯源，近代关于禁治产程序及准禁治产程序在德国法中规定的最早、最全面。总之，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从机构的设置、审级的规定，以及一些特别诉讼程序、名词术语基本上都是对德国、日本司法制度的移植。四、对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评价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从形式特征上，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司法与行政合一、皇帝总揽司法大权的体系，初步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并对以后中华民国各政府的司法制度有直接的影响。如1915年北洋政府将清末的《法院编制法》稍作修改，就正式公布，审判机构仍然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四级。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近代，这些形式看似合理的司法制度并没有真正实行，“新制度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这些制度渐渐地，但却从来没有完全地获得实质性的发展”〔13〕。清末司法制度改革有些法律未及颁行，清王朝就覆灭了，因而就连形式意义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司法机构也未来得及完全建立起来。直至民国初年，在省及中央一级确立了三权分立制度，司法独立作为民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各省及中央政体中基本确立。但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中，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传统模式，几乎未受多大触动，仍然在地方机构中起着主导作用。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以法令的形式确认了这种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在地方政府中的合法性。第二，从法律价值意义上看，有助于人们形成新的司法观念。清末司法制度改革中力图吸取西方诉讼法中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及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废除刑讯制度，规定了辩护、陪审、回避和公开审判制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制度最终只能是以皇权和纲常礼教为依归。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因受到礼教派的责难被搁置不用就是明证。因为在清末皇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没有崩溃，封建传统法律文化尚未荡涤的背景下，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价值取向的西方近代司法制度是不可能在中国有所建树的。〔14〕第三，清末司法制度改革并未收回治外法权，它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宣告失败的命运，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形式意义上的修律并不能救中国。清末修律，进行司法变革的直接动因便是要西方列强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回中国的司法主权。但从清末《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这一目的并未实现。《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案件的规定，仍屈从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规定了领事裁判权的内容。总之，今天探究清末司法制度变革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移值外国法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注释〔1〕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2〕《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4〕参见《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19、5415页。〔5〕谢冠生:台北1967年司法节致词，载《司法专刊》第190期，第6页。〔6〕参见《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01页。〔7〕参见《寄文存》卷二。〔8〕〔9〕王立民，《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式的影响》，人大复印资料《法史学·法理学》1997年，第1期。〔10〕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11〕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5页。〔12〕参见(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期。〔13〕参见G·罗兹曼，《中国法的现代化》第345-346页。〔14〕参见夏锦文，《中国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1997年版，第242页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7
2003年7月11日，银监会在北京召开股份制银行监管工作会议，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参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副主席唐双宁双双到会并发表了讲话。刘的发言仍“务虚”，偏重于介绍银监会的监管理念；唐的讲话则“务实”，主要谈的是股份制银行的实际情况、存在问题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要点。
据悉，唐双宁此次讲话正式稿经过了银监会集体研究，刘明康亲自作了审改，代表了银监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体监管思路，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风险控制、按照审慎会计原则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提高资本充足率、谨慎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等方面。
其中，银监会首次强调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不得进行利润分配的“铁律”被看做是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监管要点。唐双宁在讲话中表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实践表明，所有健康有效的监管都应当是基于对董事会和董事的监管。
在重申和强调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后，银监会提出将加强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任职资格的审查、尽职情况的监管，要求监事会定期向股东大会和监管部门提出报告，要求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在2003年内设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等3大专职委员会等，并提出银监会有权列席股份制商业银行所有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专职委员会会议，各行在召开这些会议前应当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向银监会报告，并提供全部会议文件。
银监会要求，从今年开始全面实行贷款风险分类制度，银监会将在下半年进行一次针对五级分类执行情况的现场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制度和配套支持系统的建设情况。此外，银监会还要求强调进一步加强对关联交易、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市场风险的监督与管理，在2004年以前银行内部的稽核人员要达到银行员工总数的2％左右。银监会指出，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思想存在偏差，一味追求所谓“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通过不正当竞争抢夺市场份额，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育和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不利，银监会将责成部分商业银行对不合理的内部奖惩办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资产扩张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资产充足率的下降。目前11家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在7.31％，比去年下降1.09个百分点。而且目前使用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低估了不良资产对银行资本的侵蚀作用，风险资产的权重计算也不尽完善，银监会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进行新的计算估计，各行的资本充足率还将普遍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对此，银监会要求各行资本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资产规模扩张的速度，在2005年末以前应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8
现在移民圈内关于涨价和涨就业要求的猜测已经可以基本否定了，美国eB-5的改革和完善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是眼下移民律师、参众议员都希望先延期。在确定延期之后，再进一步讨论细节，关于审核的力度、项目商业计划的要求、申请人的材料要求等细节，至少需要等到9月10日国会会议之后，再分析会议决定。
对申请者来说，在新政尚未明确申请条件的变化，至少在“9.30”之前的申请者都遵循目前的政策不变，即使“9.30”之后，只要移民局没有出文，都可以放心申请，而不是观望。移民永远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越早申请越有优势。翻看今年新加坡、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政策变动，申请者就应明确自己不是在等时间，而是在和时间赛跑。
如果说涨价等猜测被纷纷否定，是否意味着美国eB-5难度将无大变，对申请者来说，也大可不必如此着急申请？并非如此，“9.30”之后对申请人的影响有几方面：
首先，其材料审核要求将越发严格，目前移民局的补件已有追究细节的趋势。
其次，申请人增多，明后年有可能会出现排期。美国eB-5每年有10000个配额，这个配额是指签证张数，以平均一户家庭3位申请人计算，10000个配额一年够3300+户家庭领用。配额的发放是按照美国财政年度来的（10月1日至次年的9月底）。按照经验，在2012财年第三季度始（4月份）至2013财年第二季度末（3月份）的i-526审核通过家庭将是2013财年度（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的9月30日）10000个配额的领用者。
根据移民局的最新数据，从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i-526通过家庭共有902户（2011年递交申请的客户），至少发放移民签证2706张，同时，2012年6月底之前递交申请的客户还有4156户在审批，都是预期在2013年3月底之前审核通过，仅以目前的数据来看，就会有15174张移民签证待发。若再加上2012年7月1日之后的新申请人，可想而知，如果在2013年9月底之前签证配额提前用尽，那么之后的i-526通过家庭，就都需要等2014财年的新的配额了。如此继续发展，预计两年内会出现排期现象。排期对申请者来说将是很可怕的事情，像加拿大投资移民，其案件排期动辄三五年，那时对申请者将很不利。
近期，美国对材料审核越发趋于严格。因此建议有意向的申请者需注意两大要点：
资金流向。尽管美国移民只需申请人家庭准备350万元人民币现金，但就这35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来源，移民官追究其流向，主要体现在银行对账单上。假设动用的资金是“下游河水”，那需要解释的即是追溯下游河水的来源，如果在追溯过程中，有拐点、有岔道，也必须要提供材料证明或是说明，换言之，要找到源头。但庆幸的是，这个源头只要大于或等于350万元人民币即可，而非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需要解释几乎所有的家庭资产的源头。
原始资产积累。原始资产积累即上述谈到的源头，需要解释多少的原始资产完全取决于每一户申请家庭的投资款的来源解释，这就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申请材料准备过程中，务必请所有申请人都加倍关注。
目前正在犹豫的张先生说：“近期我一直关注美国eB-5动态，由于很多朋友都已移民加拿大，对我来说美国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也一直在观望，不知道等待新政出来再作决定会不会太晚，但又怕失去了最后的申请良机。”
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9
一、移植的背景
中国古代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律师”称谓。“律师”这一语词原为宗教术语，佛教将熟知戒律、并能向人解说者称为“律师”，如《涅磐经·金刚身品》所言：“能否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道教则将“律师”一词指称其修行的品号，《唐六典·祠部郎中》中曰：“道家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法律意义上的“律师”一词由其本意引申而来，律为法律的代称，师指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律师”则指“熟知法律、善能解说法律，并且能为诉讼当事人和社会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员。”“律师”这一称谓进入法律领域并专指特定的法律职业，是清末才出现的景况。
中国古代虽无作为法律术语的“律师”称谓，却存在着与“律师”相似的从事法律职业的群体，即讼师。讼师的出现是基于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统治阶级成员因为身份高贵，不能亲自参与法庭的诉讼过程，于是需要人为其出庭。早在奴隶社会，《周礼》中就已经出现了相关内容的记载，《周礼·秋官·小司寇》曰：“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周礼疏》对此解释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冶狱之吏皆有威严；恐狱吏亵，故不使命夫命妇亲坐。若取辞之时，不得不坐，当使其属或子弟代坐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记载了春秋时期元咺指控卫侯杀人的一个案例，卫侯指派士荣、鍼庄子、宁武子为其辩护，杨鸿烈先生对此评价说：“士荣必熟刑法者，惟其熟刑法也，故可以为大士；惟其有为大士之才也，故使与元咺相质证，则犹今列国于讼时之用律师也。”此案例中的士荣等人就身份而言，与人就极其相似，可见类似人的角色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郑国大夫邓析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讼师的开创者。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吕氏春秋》对其代人诉讼的行为记载曰：“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邓析精通法律，而且收取报酬代人诉讼，他的活动颇有点古代律师的味道，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讼师。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讼师的出现由来已久，但其主要目的只是应付贵族参与诉讼的需要，因此“实际上只是贵族官吏特权制度的一种体现而已”。以维护封建贵族和官吏特权为目的的诉讼活动并未基于平民阶层。宋朝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民间“好讼”之风盛行，于是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与职业便应运而生，这便是讼学与讼师。宋朝官方机构虽未公开承认讼师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讼学及其民间机构的活动，这是此前不曾有，此后亦罕见的。但是，讼师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不可能被传统社会所承认。中国古代社会信奉天人合一的理念，这种和谐观念演化为具体的原则就是无讼。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任何“兴讼”的行为都是打破和谐理念的失礼行为。于是，法律的适用变成了教化加儆戒，无讼的理想化而为息讼的努力。这一思想对传统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影响便是根深蒂固的畏讼、厌讼乃至贱讼观念。而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讼师群体备受歧视与压制。历代法律都对讼师活动加以限制与排斥。《唐律疏议·斗讼》中就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明朝法律的规定更为严厉，《大明律·集解附例·诉讼》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清朝则沿袭明律，《大清律例·诉讼》中正式引进了“讼师”名称，并加以规定与限制。在无讼、贱讼思想的指引下，讼师的地位可想而知，他们既非专职，也无固定职业场所，多数人的身份为赋闲官员或失意文人。讼师缺乏认同与支持，而其从事的活动也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更不可能萌芽出近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因此，近代意义上的律师职业在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赖以萌生的社会条件。另外，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合一的审判体制也是律师制度缺位的重要原因。在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下，审判程序是按照行政原理设计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活动主要是形成供状（陈述情节）和招状（表示认罪）。招供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事实认定的过程，而只是通过结论必须由被告自己承认这一制度设定来防止专断。在这一程序中，证据是在促使被告认罪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司法官不必受复杂的证据法的限制，当事人对法律的援引和解释也没有发言权，法律适用完全取决于司法官的意志，而不必经过法庭争辩，因此律师也就没有必要设置。”
二、制度引进的争议
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赖以萌生的社会条件，也欠缺审判体制的有效支持。但是，在清末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制约其产生的两大因素均不复存在，这为律师制度的出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西方国家的司法体制及内容得以在租界等地保留，这使得外籍律师相继出现在中国法庭上，且其范围从领事法庭扩展到会审公廨。外籍律师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及辩护风采彻底改变了传统观念对讼师持贬义态度的消极看法，也使得“社会开始重新评价这一与近代律师有相似身份的传统行业的价值和作用”。作为西方司法制度内容之一的律师制度，其司法功能和社会价值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识和接受。就审判体制而言，在司法独立的理念下，传统审判体制失去了正当性的来源，也面临着被改造的必然命运。在以行政、司法分离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中，抗辩式审判模式取代纠问式审判模式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律师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性支持。除去上述两大因素以外，有识之士的呼吁与倡导也为律师制度的引进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他们通过中西审判制度的对比揭示了传统审判制度的落后，论证了律师制度对中国社会与司法体制的特殊价值。早在1892年，陈虬在《治平通议》中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律师制度，以律师驱逐原来的讼师。严复也认为西方审判体制之所以比中国先进，主要是通过律师制度得以体现的。他说：“夫泰西之所以能无刑讯而情得者，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瑕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而吾国之狱，无此具也。”1903年，上海租界爆发著名的“苏报案”，清政府被迫与章太炎、邹容等人在会审公廨对簿公堂，双方各自聘请的外籍律师在法庭上大放光彩。这也使清政府对律师制度的作用与价值有了切身感受，加速了其引进律师制度的步伐。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1906年4月25日），沈家本、伍廷芳进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他们在草案的第四章中设“律师”一节，将律师制度首次正式纳入国家法律。草案颁布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对律师制度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湖广总督张之洞可谓其中典型，在全部九条涉及律师的条文中，他着重对第199、205、207条进行了批判，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律师制度实行时机的未臻成熟以及对律师“讼师化”的隐忧。对于草案的第199条“凡律师俱准在各公堂为人辩案”，张之洞的批驳如下：
泰西法律成于学校，选自国家，以学问资望定选格，必求聪明公正之人，其刑官多用此途，优者得入上议院，寄以专责，考以事功。而律师与承审各员同受学堂教益，自不敢显背公理。中国各官治事所治非所学，任官又不出专门。无论近日骤难造就如许公正无私之律师，即选拔各省刑幕入堂肄业，而欲求节操端严法学渊深者，实不易得。遽准律师为人辩案，恐律师品格尚未养成，讼师奸谋适得尝试，且两造一贫一富，富者延律师，贫者凭口舌，则贫者虽直而必负，富者虽曲而必胜矣。
在上述驳词中，张之洞对律师制度的质疑主要有以下两点：一，中西两国背景迥异，西方律师制度的成功运行得益于其选拔与培养方式的系统与成熟，而此条件恰恰是中国不具备的。在西方国家，律师与法官采取相同的培养方式，这使得律师在为人进行诉讼时面对与其相同专业的法官，因此他们不敢也不能违背法律与公理。而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由于司法官员未曾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因此他们无法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来制约律师的非法行为。二，基于当时的国情，张之洞认为期望培养出专业精深、人品高尚、技术过硬的律师是不现实的。按照沈家本等人的设想，律师可以由两种途径产生：一是法律学堂的培养，“嗣后凡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择其节操端严、法学渊深额定律师若干员，卒业后考验合格给予文凭，然后分拨各省以备辩案之用”。二是从旧有司法体制中遴选，“如各省学堂骤然造就，即遴选各省刑幕之合格者拨入学堂，专精斯业，俟考取后酌量录用，并给予官阶以资鼓励。”而在张之洞看来，这两种模式各有弊端，均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而按照第二种模式选的律师不仅学识难以保证，其人品素质也值得怀疑。联想到讼师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恶行，张之洞担心中国模式下的律师最终与古代的“讼棍”无异，致使谋求公平的制度衍生出更大的不公。
三、技术层面的限制
清末对律师制度的引进是一种法律移植。一般认为，在对外国法律进行移植时，供体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因素对于法律移植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主要是指供体与受体间是否具有同构性或兼容性，两者是否具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与法律传统等。律师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制度及其社会下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风俗习惯等。当这一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移植到中国社会时，必须面临这样两个问题：一，其能否与中国已有的法律体系相协调、适应。二，其是否会与中国传统的法律因素、社会习惯相冲突。清末律师制度的引进与移植主要基于收回治外法权的要求，而非司法体系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清末的司法资源而言，其也不具备律师制度所需的造血功能。光绪三十三年，法部在谈及审判厅筹办情形时就指出：“现在京师各级审判厅业已成立，所有辩护士一项尚无合格之人，应请勿庸置议。”邮传部主事陈宗蕃在宣统二年上呈的奏折中也说：“请言律师，律师之用，所以宣达诉讼者之情，而与推事相对待，有推事而无律师，则推事之权横而恣。今推事设矣，而录用律师，必迟至一二年以后，则奚以故，或谓律师关系甚重，必待造就相当之人才，始可设立，否则必与旧日之讼师等固也。”由此可见，即使在制度排除之后，律师制度的引进仍然面临操作层面的困境。社会资源的局限、培养体系的失误造成律师奇缺，更使律师制度成为了空中楼阁。而就中国的法律传统而言，讼师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律师”，虽然就其法律地位而言与律师不可同日而语，也并非司法程序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本质上与律师制度存在共性。费孝通先生对讼师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评价说：“在乡土社会，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尽管律师制度与中国传统的讼师职业差之千里，但文化语境的误解致使其一踏上中国国土便被视为讼师制度的翻版。这种传统习惯的强大惯性构成了移植律师制度难以克服的文化障碍，也使得律师制度的精神内涵与价值理念无法被国人所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被贬低与排斥。
在清末的中国社会，传统法律文化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畏讼、厌讼乃至贱讼观念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与普遍认识，对讼师的偏见与歧视也未曾改变，这使得律师制度一进入中国便遭遇了强大的法律文化与传统的阻挠。就社会外部条件而言，清末也欠缺律师制度通畅运行的诸多外部因素，技术层面的限制使律师制度在解决立法难题之后，仍然面临着施行的具体障碍。综上所述，律师制度在清末所遭遇的坎坷命运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制度背景下的必然。
注释：
[1]转引自张耕：《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石毅主编：《中外律师制度纵观》，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56页
[4]刘歆：《邓析子·序》
[5]《荀子·非十二子》
[6]《吕氏春秋·离谓》
[7]张国华、饶鑫贤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8]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9]以上关于宋代讼学与讼师的相关内容，参见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载孙国栋主编：《律师文摘》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7页
[10]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217页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2]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3]转引自郭建：《从讼师到律师》，载孙国栋主编：《律师文摘》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4]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4—995页
[15]《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四章第一节为“律师”，共九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律师的职责、律师资格的取得、律师的宣誓、师的权利和义务、外国律师、律师罚则等
[16]《遵旨覆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载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3—1799页
[17]《修律大臣奏呈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
[18]《修律大臣奏呈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
[19]张之洞对律师制度的质疑及驳词也得到了其他督抚的响应与支持。新疆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杭州将军均反对律师制度，其理由主要是设立律师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张之洞有相似处，但不如张之洞有深度。（参见《诉讼法驳议部居》，载陈刚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97页。）
[20]法律移植（legaltransplant），按照英国法律史学家阿兰·沃森的说法，是指：“一条规则，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者自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的迁移。”（参见阿兰·沃森：《法律移植论》，贺卫方译，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第67页。）法律移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常见现象
[21]《法律部》卷七《审判》，《法部附奏审判寻常公错援案宽免片》，考证出版社1972年版，总第1868页。转引自张德美：《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第150页。（2002年博士论文）
[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5页
[23]费孝通：《乡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4页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研究课题：“中体西用”思想对清末法制转型的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1SJD8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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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末次会议发言篇10
关键词：清末；立宪主义；司法改革；程序正义
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并非直接从传统演变而来，而是传统司法在西方司法文明的冲击下渐次转型而形成的，清末司法改革则是这一转型的起点。古代中国没有分权制度的设计，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法律的道德化及其判决的不确定性等，使司法权的运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第一，没有把坐堂问案的司法与主动管理社会的行政区别开来；第二，儒家礼教和上级的个别指令等法外标准优于法律标准；第三，片面强调个案判决的结果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兼管司法的行政官可毫无顾忌地离开程序，直接凭着个人理性和道德情感去主持“个案正义”。“结果好什么都好”，这是一种典型的程序工具主义观。从包公、海瑞等古代清官的办案逻辑中不难发现，“道德关怀甚于法理关怀，情理重于逻辑，实体重于程序”[①]是其显著的思维特征。在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近代西方的司法独立、审判公开、民刑分审、律师辩护、回避等程序正义观念的广为传播，拉开了现代中国走向理性司法的序幕。
中国司法脱离传统轨道、学习西方以寻求理性的司法已届百年。所谓理性的司法，不仅指法律标准优于法外标准，而且在法律意义上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不可得兼的场合，采取程序正义优先的方式。“程序是法律的心脏”[②].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关于美国宪法的一段评论令人深思：“权利法案主要是程序性条款。这样做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正是程序划分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区别。”[③]在一个法律道德化、程序正义缺失的人情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的程序正义理念、确立程序本位价值。本文通过对清末司法改革的程序正义解读，揭示了司法改革的成败与作为政体结构的正义的密切关系，进而指出：尽管清廷的立宪和司法改革意图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其诸多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司法现代化任务，但它毕竟跨出了由传统的司法行政合一向现代司法独立艰难转型的第一步，并由此开启理性司法之门：从旧律的礼法结合、诸法合体到礼法分野、形式合理的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从传统的司法专断走向现代的司法程序公正；从司法活动的非专门化迈向职业化之旅。
一、立宪主义背景下的司法改革：作为政体结构的正义
任何制度性的改革要求都是基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一部近代屈辱史使国人意识到：国家之所以落后，实因没有建立现代政治与法律制度。清末立宪派要求参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变革专制政体，以整合过时的国家机器和朝不保夕的政治权威，立宪运动兴焉。这表现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展开、立宪政团的产生、责任内阁的组建和司法改革的启动上。此前不为国人所知的“立宪”、“法治”、“法治国”、“司法独立”之类话语，一时间竟成为清末政坛和知识界的流行语言。由于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司法权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因此它主要是一个宪政制度上的程序规制问题，即司法独立于什么以及怎样独立的问题[④].清末立宪派对立宪政治的权力运作程序理解甚深，撰有《宪政程序》、《东西方各国宪政之异同》等文，把司法改革与立宪联系起来思考。程序正义理念不限于法律问题，而且也可作为政治的基础原理得到确立，民主主义的政治正是以程序的正义为基础的[⑤].立宪政治就是以程序正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种宪政程序或曰作为政体结构的正义，就是试图确立一些规则对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进行程序规制。宪政的分权原理旨在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限制公权力的恣意。美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互相监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分权体制上，各个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更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⑥]
立宪派的改革要求触动了满清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利益的拖累使其终究不能改变保守立场。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始，统治者所面临的改革良机不能说少，但是僵化腐朽、愚顽不化的心态致使其数次错失改革良机，加剧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削弱了人民对其政治统治的认同。确保君上大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和“皇族内阁”的组建，使一直幻想和平改革的立宪派对满清皇室深感失望，由此认识到它专制、腐朽的本质，中国要进步只有革命一途了。“传统中国的专制统治本来就削弱了人民与政府的纽带，而一个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更彰显了它的不公正与专制性、削弱了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⑦]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立宪派采取行动强求“协定宪法”，迫使清廷抛出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十九信条”确立了分权政体模式，对君权作了较大限制。
因“十九信条”颁布太晚，这种“迟到一步的宪政改革”不可能达到挽救统治危机、刷新中国政治之目的。“盖宪法大纲之精神，与绝对君权相去几微，而十九信条，殆全为虚君责任内阁政体之拓本。象类似十九信条的措施，如著于革命未萌之时，固可有安邦定国之功，然施之于革命运动已烈之后，则往往回天乏术，难收拨乱返治之效，此正专制政体之致命伤。”[⑧]
二、立宪主义背景下的司法改革与程序正义诉求
与“预备立宪”这个大背景紧密相连，司法独立亦成为当时立宪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清末司法改革得以展开。由于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司法权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因此它主要是一个宪政制度上的程序规制问题，即司法独立于什么以及怎样独立的问题。[⑨]清末司法改革在西法东渐和立宪主义背景下，把程序正义女神请进中国，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民刑分审、律师辩护、陪审、回避等程序性制度。下文旨在探讨清末司法改革中程序正义之路的开启，对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程序正义与自由主义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自由主义在法治理论方面并不排斥实质正义，但相比之下更重视程序正义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只有程序正义才是可操作、可计量、可统一的正义标准，而在道德上对正义和公平作出评价的只能是个人的行为。“正义只能立足于普遍规则的执行，而不是对各种结果的内容的探究”。[⑩]在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背景下，自由成为法律程序的内在精神，程序进行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以绝对的辩论主义、公开主义、言词主义、自由心证主义为理想范式的程序自由主义达到颠峰。
在传统人治社会，人们常常将正当程序的设置视为故弄玄虚、多此一举。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上的误区显然不利于法治的普遍实施，导致人治社会司法的主观随意、因人而异和以长官之言代法。古代中国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法律伦理化及其判决的不确定性，使司法权的运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第一，没有把坐堂问案的司法与主动管理社会的行政区别开来；第二，儒家礼教和上级的个别指令等法外标准优于法律标准；第三，片面强调个案判决的结果公正，忽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兼管司法的行政官可毫无顾忌地离开程序，直接凭着个人理性和道德情感去主持“个案正义”。“结果好什么都好”，这是一种典型的程序工具主义观。从包公、海瑞等古代清官的办案逻辑中不难发现，“道德关怀甚于法理关怀，情理重于逻辑，实体重于程序”[11]是其显著的思维特征。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并非直接从传统演变而来，而是传统司法在西方司法文明的冲击下渐次转型而形成的，清末立宪主义背景下的司法改革则是这一转型的起点。程序正义观念的广为传播，拉开了近现代中国努力摆脱专制主义传统、走向法治社会的序幕。
中国司法脱离传统轨道、学习西方以寻求理性的司法已届百年。所谓理性的司法，不仅指法律标准优于法外标准，而且在司法领域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不可得兼的场合，一般采取程序正义优先的方式。在一个法律伦理化、程序正义缺失的人情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的程序正义理念、确立程序本位价值。下文通过对清末司法改革的程序正义解读，试图揭示出司法改革的成败与立宪政体结构的密切关系，并进而指出：尽管清廷的立宪和司法改革意图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其诸多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司法现代化任务，但它毕竟跨出了由传统的司法行政合一向现代司法独立艰难转型的第一步，从而开启了理性司法之门：从旧律的礼法结合、诸法合体到礼法分野、形式合理的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从传统的司法专断走向现代的司法程序公正；从司法活动的非专门化迈向职业化之旅。
三、程序正义由观念形态走向规范形态之一：独立的法院系统之构建
作为三大公权力之一，司法权的责任在于公正裁断纠纷，这种思维上的判断权极易受外界干扰。古代司法在行政的卵翼下，未形成独立系统，正当程序难以萌生。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社会，权力的结构和功能缺乏分化和独立所致。作为程序正义的灵魂，分化与独立是指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演变成两个以上的组织或角色作用的过程，并要求分化后的组织或角色能独立实现其价值，于是明确其相互之间的活动范围、权限以抑制恣意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2]司法独立是政体结构正义的首要原则，具有根本性。反之，司法不独立而失去中立性，则是危害甚大的程序非正义。有学者认为中立性是司法程序正义的基础，它需要通过决定者（法官）的资格认定、人身保障以及回避制度、分权制衡、公开听证等一系列制度来保障。[13]美国大法官弗兰克富特也说：人们把纠纷诉诸法院解决，是因为相信会受到公平对待。正是“司法制度的组织形式让他们有这种信念”。[14]
在西方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清末司法改革循着分权方向，致力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立宪派拟制了一个包括设立责任内阁在内的改革中央官制的方案。立法权在议院设立之前，名义上由资政院代行；行政权属内阁与各部大臣；大理院掌管司法权，负责解释法律，主管审判。在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之争背景下，修律大臣沈家本坚持司法独立的指导思想，力图划清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法部与作为裁判机关的大理院之间的权限。他在《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中，提出自大理院以下及直辖各审判厅局，“司法裁判全不受行政衙门干涉，以重国家司法独立大权而保护人民身体财产”。沈家本说：“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宪法精理以裁判独立为要义，此东西各国之所同也”。[15]1910年宪政编查馆将《法院编制法》上报朝廷，重申“司法与行政分立，为实行宪政之权舆，上年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令各省分期筹设各级审判厅，即为司法独立之基础”。[16]清廷立即照准：“立宪政体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权限分明，责任乃无诿卸，亦不得互越范围。自此颁布法院编制法后，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务，著法部认真督理，审判事务著大理院以下各审判衙门各按国家法律审理”。[17]《法院编制法》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院组织法，赋予大理院以最高审判权，具体规定了全国法院的机构设置、权限及审判职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之弊有望得到改观。虽然清廷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改革，但形式上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毕竟是对以皇帝为首的各级行政官员总揽司法权的否定。司法与行政的分立，确为开启中国理性司法之匙。
效仿西方和日本，改变地方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推行四级三审制也是清末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地方以省议会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高级审判机关。同时在府、州县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为增强司法裁决的权威性、提高司法效率，《法院编制法》实行三审终审制，[18]规定初级审判厅由1至2名以上推事组成；各省地方审判厅内分民事庭、刑事庭，庭设庭长，置2名以上推事；各省高等审判厅设厅丞1名，内分民事庭、刑事庭，庭设庭长，置2名以上推事。这样自地方至中央就形成了“四级裁判所”：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鉴于在国家作为追诉者具有压倒优势的刑事司法中被告人的弱势地位，沈家本等法理派认识到侦察权、公诉权与审判权的分立对实现刑事程序正义、保障被告方的人权的重要意义，力主审检分离，相应设立各级检察厅，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中国初步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司法体制。
四、程序正义由观念形态走向规范形态之二：司法程序正当化
作为国家公权力，司法权的行使亦应受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拘束。司法正当程序作为一种角色分配体系，通过抑制、分化等功能对司法权的恣意行使进行制约。特别是程序角色的横向分配，如对立面的设置及公开听证，被公认为诉讼正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体现的程序理性可使中国传统上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法官“减负”，形成法官、人、当事人、公诉人、陪审员、证人等各司其职的局面。在传统超职权主义的纠问式审判中，法庭除了审判官、行刑者之外，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没有旁听者，可谓名副其实的司法擅断。清末司法改革试图引进西方的公开审判、民刑分审、律师辩护、陪审、回避等制度，为诉讼正义在中国的落户决开了一道口子。
第一，清末修律不仅从礼法合一走向礼法分野，还致力实现民刑分开、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开始了从旧律的诸法合体到形式合理的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
汉代以后，“礼法”这种法律与道德的高度混合物成为统治者维护专制秩序的行为规范。既然审判决狱“必以礼为根据”，司法者常于法律条文之外寻找裁判标准，儒家礼教在司法领域一跃而为最高原则，其效力超于成文法典之上。[19]古代中国法律与礼教的密切结合，导致法律的非形式化与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至近代，旧律已难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强大的内外压力和一批极欲超越传统律学的新型法律精英的形成，促使传统礼法走向裂变直至分离。沈家本、伍廷芳建议仿效西方各国，将刑法、民法、诉讼法分开，尤以制定诉讼法为急务，这样才能在司法领域与列强接轨，从而使中国收回治外法权。
1906年沈家本等法理派主持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它把诉讼权利平等授予每个社会成员，摆开了与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有序的礼法规范相决裂的架势。但由于礼教派等守旧势力的非议，中国第一部独立的诉讼法典未及颁行即被废弃。1907年伍廷芳上奏再次阐述了制定诉讼法的急迫性，要求刑诉法与民诉法分别编订。同年生效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把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区分开来，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根据案件的性质分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1911年沈家本在附有《刑事诉讼律》的奏折中，论证了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20]就是说，即使刑法本身是不正义的，但如果它按照正当程序一贯被适用的话，至少能使良民知道法律对他有何要求，从而使他事先有所防备。相反，如果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程序上还要受到专横对待，那就成了更大的不正义。随着清末刑事、民事诉讼律的独立成篇，证据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刑事诉讼律注重保障被告的基本权利：一是明文禁止刑讯逼供，若有违反，追究其责任。凡审讯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责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逼令原告、被告及证人偏袒供证，至令淆乱事实。[21]二是明确举证责任。负责起诉的检察官对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被告及其辩护人无须举证证明无罪，只须对控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反驳。同年以日本和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的《民事诉讼律》也提交审议，体现了当事人主义、法官不干涉辩论和平等对待诉讼参与者等程序正义要求。
第二，清末司法改革推行审判公开、强调程序的可参与性，旨在将审判活动置于当事人、律师、陪审员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程序秘密主义体现了压制自由的专制主义传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伴随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欧洲国家先后废除了程序秘密主义，确立程序公开原则。司法程序正义原则对公开性、参与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有权获得辩护，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到程序之中。当事人的参与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备条件，诉讼程序可参与度越强，其公正性就越值得期待。程序的参与性和公正性具有吸收不满的功能，为判决结果带来正当性。“各方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就更易于接受裁判结果；尽管他们有可能不赞成判决的内容，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服从它们”。[22]程序的参与性起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中的一个内涵-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西方国家为此在程序公开方面设计了当事人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和“法庭之友”制度。
古代中国司法程序完全由“父母官”主导，无参与性可言。引进审判公开制度、辩护制度乃至陪审制度，是清末法理派针对传统审判方式之弊而提出的变革措施。《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13条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庭审应公开进行。第72条规定审判结果亦应公开宣告，“凡审讯终结，即定裁定之期，先期通知该案原告、被告及各律师，届期到堂，听候宣告判词”。[23]1910年《法院编制法》再次将上述规定写入其中，强调即使是非公开庭审的案件，也须公开宣告审判结果。[24]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对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法理派对陪审制度在变革传统司法模式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沈家本、伍廷芳在奏折中将西方通行的陪审与律师制度作为两项“我国亟应取法者”。执法者一人，知识有限，不能明察秋毫，“宜赖众人为之听察，斯真伪易明”。倘若执法者品行卑劣，贪赃枉法，陪审员还能“纠察其是非”。[25]推广陪审制度可补法官知识之不足，避免司法本身的专业性所带来的偏狭和专横。
在皇权强固、民权不伸的古代社会，不可能建立具有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律师制度，有的只是被贬称为“讼棍”的“讼师”。在近代中西法文化剧烈冲突的情景下，建立律师辩护制度乃时势之需。“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况且“中国近来通商各埠，已准外国律师辩案，甚至公署间亦引诸顾问之列。夫以华人讼案，借外人辩护，已觉扦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请其申诉，亦断无助他人而抑其同类之理，且领事治外之权因之更形滋蔓，后患何堪设想”。[26]《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正式引入辩护制度，对律师资格、申请注册、宣誓手续、律师权利、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作出了规定。第199、204条规定了双方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与程序，要求律师“尽分内之责务，代受托人辩护，然仍应恪守法律”。第200条要求从事律师职业者必须为法律学堂毕业，经过考试获取能作为律师的凭证。[27]既然律师是一个不同于古代讼师的新式职业，非经过系统严格的法律培训不足以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律师的培养，沈家本等建议兴办法律学堂，“择其节操端严，法学渊深，额定律师若干员，卒业后考验合格，给予文凭，然后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如各学堂骤难造就，即遴选各该省刑幕之合格者，拨入学堂，专精斯业。俟考取后酌量录用，并给予官阶。”[28]
尽管法理派的改革举措面临守旧势力的阻挠，但传统司法模式终究抵挡不了西方先进的司法文明。1910年清廷委派京师高等检察厅徐谦、奉天高等审判厅许世英等人赴欧考察司法制度，其《考察司法制度报告书》再次阐明了中国引入律师制度的必要性：“盖世界法理日精，诉讼法之手续尤繁，断非常人所能周知。故以律师辩护，而后司法官不能以法律欺两造之无知。或谓我国讼师刁健，法律所禁。不知律师受教育与司法官同一毕业于法律学堂……因律师之辩护而司法官非有学术及行公平之裁判，不足以折服，是固有利无弊者也。”奉天高等审判厅拟定在奉天省实施律师制度的具体计划：第一步，由法部统一召集在京师法律学堂毕业的学员进行律师考试，并将20名通过律师考试的学员分配到奉天省；第二步，奉天省成立律师养成所，供分来的学员进行实习，实习期三个月；第三步，20名学员在律师养成所实习期满，将其分派到高等审判厅以及部分地方初级审判厅具体从事律师业务。确有成效后，再在全省各审判厅全面推广。[29]
第三，清末司法改革还引进了回避制度。在程序正义的诸多标准中，裁判者的中立是最为重要的。程序的中立性起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中的另一个内涵-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不得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被认为是确保程序中立、防止法官偏私的一个要件。《水浒》中的宋代太尉高俅徇私审林冲，对其课以严刑峻罚，这种违背程序正义的裁定直接导致司法乃至政治的非正义。古代中国虽然也有官员回避制度，但与为确保法官中立而设计的回避程序并非一回事。1907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用专节规定法官申请回避之情形：一、审判官自为原告或被告者；二、审判官与诉讼人为家族或姻亲者；三、审判官对于承审案件现在或将来有利害关系者；四、审判官于该案曾为证人、鉴定人者；五、审判官于该案曾为前审官而被诉讼人呈明不服者。如审判官与诉讼人有旧交或嫌怨恐于审判有偏颇者，应检察官或诉讼人申请，也必须回避。
五、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