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科学发展史篇1
人类历史是色彩斑斓的，历史认识也应是多元的。它不仅要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眼光来观察，而且应具有更多的侧面，更繁复的内涵。历史学不仅要面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以及意义上的“领土”等，而且要面对人类赖以生存和世代延绵的“大地”以及随文明演进而不断被人化的“自然”。因此，历史学的语境应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丰富。
今天，无论在国际政坛，还是在大众媒体中，“空气污染”、“酸雨”、“全球变暖一温室效应”、“臭氧层消耗”、“物种灭绝”、“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森林退化”、“沙漠化”这样一些我们的祖辈们所不熟悉的语汇不绝于耳。而这些话语所编织起来的是人类文明史中较为晚近的一幅“格尔尼卡”①式的画卷。这幅画卷的主题可标为“环境灾害”。画面上虽没有飞机、大炮，却充斥着恐怖、死亡和呐喊。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现代战争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威胁。当然，能摧毁这风景如画的“格尔尼卡小镇”的，除了疯狂的战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灾害。
自人类诞生以来，灾害与人类共生共存。但传统文明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风灾、虫灾、瘟疫、火灾等，与现代文明的环境灾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造成的影响是短暂的、小范围的，只涉及有限的人群。环境灾害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而酿成的一种人为灾害，表现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其影响是长期的、大面积的，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干预改造环境能力的提高，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环境灾害已成为全球和我国重要的趋向性灾害之一。在同样的灾源作用下，在无人区与人口稠密区或者在农村与城市所造成的损失有天壤之别。与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这些人为的大灾难相比，早期狩猎者们点燃树丛以驱赶猎物而给环境留下的小破坏根本不足挂齿。当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今天，当世界城市化的脚步走到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大家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渴求协作的世界，某一个环节的协调一旦遭到破坏将会招致更多环节、涉及更多人的大灾难。
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人类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屠杀后，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现在，“造成更为根本的不稳定的种种发展，包括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全球结构性失业、在日益增长的富裕中的愈益严重的饥荒、尤其是核冬天的幽灵……”②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一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③这样的发问是深刻的、现实的。而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必须深入导致这种变迁的更长时段、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之中。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比较和研究现代环境灾难，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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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尔尼卡》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的一幅大型壁画．以德国法西斯空军于1937年4月26日轰炸西班牙北部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为题材而绘制，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
②[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③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第9页。
二
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灾害史的研究。由于我国灾害多发，受灾的频率、广度和深度等十分惊人，因此，我们的正史、野史、方志、笔记乃至诗词歌赋，关于灾害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20世纪初，许多学者已关注中国古代的灾害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邓云特(邓拓)及其《中国救荒史》在后人的灾害史研究中一再被提及和参照。20世纪50年代以后，灾荒史料的辑录工作结出硕果，各时代有关灾害历史的文献得到收集整理，全国性和地方性灾害史料集陆续问世。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有关历史灾害的各个方面，包括成因、后果、特征、性质、发生的规律性、与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关系、历代防灾抗灾措施和荒政制度、救荒思想等，进行了深人具体的研究，专题论文层出不穷，系统研究论著不断涌现。①
比较起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迟滞，相关问题的发生较晚一些，即使今天已相当严重，但大都停留在现实报道和经济影响分析的层面，而未纳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因此，在中国史学界有关灾害史研究中，我国西南部的酸雨、北京及工业老区的大气污染、兰州的光化学污染、各地的水体污染等，尚未进入史学工作者的视域。
从当代西方史学界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一门以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环境史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如今，关注和研究环境史的人越来越多。环境的历史已不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当今历史编撰学的一个中心内容。②环境史研究的选题丰富多彩，学科交叉性十分明显，边界比较模糊，现实针对性很强。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层面的思考，又有中观层面的探索，更多的则是微观的具体的研究。以至围绕人类的一切，从脚下的大地、头上的天空、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看不见的灰尘、恼人的苍蝇等，都成了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各种各样的灾害在环境史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研究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地区的生态灾难。③《环境与历史》杂志最新一期则是“关于自然灾害及其认识”专号，刊登的5篇论文涉及了地震、洪水、传染病和饥荒等内容。④同样，与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了环境史研究者的青睐，有关成果不胜枚举。
可以说，环境史学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观”的较为成功的实践。它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运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等方面，无不比传统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今天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如此，环境史学受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诞生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之中；环境史学家所思考和研究的，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切。所以，在他们眼里，战争危害的不仅仅是格尔尼卡镇那1654条人命，还有由大气所包裹的格尔尼卡镇——人类的生存环境本身。⑤这无疑是一种洞见，且更能体现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啻是那盏照射着血腥的黑暗场面的光明之灯。
三
历史学以过往的人类社会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但历史研究者却生活在现实之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决定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的烙印去历史中求索，说明或解释当代的问题，以获得历史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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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②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andHistory，Vol．9no．2，may2003)。
⑤关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参见贾?、梅雪芹：《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9—127页。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自诞生伊始，就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在研究题目的选取上注意把握时代精神和需要。在一代代先师的辛勤耕耘之下，我国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因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的偏重，以往在我们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对诸如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和国际矛盾等人类社会范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冲突或战争关注较多，而对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关注较少。因此，当我们学习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时，对于人们予以浓墨重彩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和德国三月革命等耳熟能详，而对于被轻描淡写的1846年波兰农民起义(因1844—1845年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酿成的饥荒所导致)以及1847年德国的“马铃薯战争”(1847年4月21和22日的饥民暴动)则知之甚少。同样，当我们学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时，我们熟知“庚子之变”，却不了解“秦晋大旱”。
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为求得新的发展，必须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为此，我们需要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与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联系与交流。当务之急，乃是在继承前辈们优秀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运用新方法和范式继续研究老课题的同时，拓宽和探讨新领域。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2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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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cd．)，theendsoftheeaah：perspectivesonmodemenvironmentalHistory，p．306．
②michaelwilliams，“therelations0fenvironmentalhistoryandhistoricalgeography”，JournalofHistorical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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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Hum01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des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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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miller&HalRothman，outofthewoods：essaysinenvironmentalHitory，pitts—brgh：University0fpittsburghpress1997，introduction，p．XⅡ．
②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theencyclopaediaBritannica，encyclopaediaBritannicainC．，2002，v0L.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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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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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williams，“therelations0fenviron—mentalhistoryandhistorical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social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built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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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cd．)’theenddsoftheearth：perspectiveson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Christinem．Rosen&J0ela．tarr，“thcimportanceofUrbanperspec—tiveinenvironmentalHistory”，JournalofUrbanHistory，(may1994)，p．307．
③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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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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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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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a．Stewart，“em4ronmentalHistory：profile0faDevelopingField”，theHistoryteacher，v01．31，no．3(may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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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worster，“DoingenviromnentalHistory”，inD．worster(cd．)，theends0feanh：perspectivesonmodemenvironmentalHiaory，p．293．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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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norc．K．melville，plagueofSheep：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oftheConquest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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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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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History’’，http：／／forth．stir．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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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pollutionin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pollutionin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Cen—turyBlackScottish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brimbleeombe，theBigSmoke：aHistory0fairpollutioninLondonSincemedievaltimes，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Luckin，pollutionandControl：aSocialifistory0fthethamesinthe19thCentu-ry，ioppublishingLimited，1986；LawrenceBreeze，theBritishexperiencewithRwerpollution，1865--1876，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osbom，SowingtheFieldofBritishenvironmental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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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porter，thethames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SocietyinVictorian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0fakronpress1998，p．4；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Sinceprehistory：naturalchangeandHumanimpact，aberdeen：ScottishCulturalpress1993，p．xiii
③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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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rkCioc，Bjsrn-olaLinnér，andmattosborn，“environmentalHisto—xywritinginnortherneurope”，environmental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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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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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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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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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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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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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发展史篇4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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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Frank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梅多斯(DennisL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L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简称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Harlem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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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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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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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on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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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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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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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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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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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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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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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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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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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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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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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nino-Southern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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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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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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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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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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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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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学视角
当下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各族同胞都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携手奋进。然而，在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一些其他问题暴露出来了。比如：社会分配不够公平、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十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成为五位一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作为博通古今的历史学科，也已经对环境生态问题寄于了关注和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必定会做出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有学者也撰文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程度的显示器”，生态文明也成了“衡量社会发展质量的新标尺”。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随后，该意见又进一步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立。
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它是一门密切关注当下的学问。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性质。对于历史学，我们不能顾名思义，认为它只是埋在故纸堆里或者古文物中。实际上，历史学常常是一方面面向过去，另一方面面向现实，甚至未来的。因此，在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难以回避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早已引起了史学家的重视。全球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之子，代表作为《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该书第三章、第四章着重分析了20世纪人类的大气史以及大气污染的全球性影响及危害。另外，一本由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布林布尔科姆所著的《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该书同样体现出学者们对于环境问题的人文关怀。
从历史学的功能来看，作为历史学家和学习历史学的学生也有义务参与到如今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一是如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也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或动力。二是以史为鉴。这指的是通过对过去的研读分析，给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三是教育和普及功能，即通过教育、普及读物、历史纪录片等方式给大众传播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知识，促进人与人、民族间的更好理解和社会更良性的发展。以历史学的三种功能来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不难看出历史学与其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态问题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古而有之，不过对我国而言，近些年才愈加突出。
第一，从史学研究的方面来说，首先应翻译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译介，我们可以同时得到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国外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情况。其次，国内应鼓励相关研究项目开展。引介只是史学研究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还是要立足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地理状况，展开深入研究。竺可桢先生曾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简略介绍了中国的气候史，这是环境史方面的有益尝试。另外，还应定期举办大型学术会议。这种学术会议应当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跨越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大型学术会议。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6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程环境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57-01
自从课程教育改革推行以来，课程标准就成为课程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纲要性文件。历史与社会是在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开设的综合文科课程，它不仅是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有效培养的重要课程，同时也是“提高学生人文精神、铸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教育融入到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过程中，不仅是对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的践行，也是培养学生环境意识、为其今后发展创造有利空间和条件的关键措施。
一、从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来看环境教育融入历史与社会教学的必要性
自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历史与社会课程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综合课程之一，因此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必须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生存与发展，环境教育在现阶段课程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什么是环境教育？澳大利亚教育家亚瑟・卢卡斯认为：环境教育是“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的教育和为了环境的教育”。也就是说，环境教育是指以环境及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为内容，以教育为手段，以达到认识环境、保护环境为目标的教育，它的终极目标是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从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来看，对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融入环境教育进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呢？
（一）是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有关人士曾经呼吁：“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教育”，“环保意识的培养应从中小学生抓起，让环境教育走进课堂，使孩子们从小就培养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教育在课程改革以及素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课程标准，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要深入推进教学改革。融入环境教育，不仅是对现阶段素质教育以及学生能力培养的贯彻和落实，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人才需求的满足。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对环境教育进行有效的应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措施的改革，从而打开义务教育阶段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的新局面。
（二）能有效促进课程资源的建设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课程资源的有效建设，而就环境教育的基础和支撑来看，是大量的社会信息。开展环境教育，必然会带来相关信息量的有效扩充和吸取，这样，不仅能有效地满足课程标准的要求，同时还能极大地提升历史与社会课程的课堂张力，通过丰富的信息量来激发学生对具体教学过程的参与兴趣，“帮助学生更为理性、更有智慧地认识人类的历史和生活的环境”。
二、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融入环境教育的有效措施
通过上文的相关叙述，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中融入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现阶段历史与社会的教学现状，我们究竟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提升本学科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呢？
（一）结合教材，合理吸取社会热点
众所周知，教学活动的开展，教材内容是基础中的基础，所有的教材内容都是根据相关的课程标准进行编纂的。所以，这些内容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要“结合教材内容”的根本原因；在了解教材内容设置以及环境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对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收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以及世界范围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事件发生，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适合历史与社会学科的具体教学过程，因此在筛选信息时，我们还应注意“合理”的原则。所谓合理，是指结合中学阶段学生的具体发展特点以及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合理的选择。在教学《失去平衡的环境》时，教师在把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可以结合2013年冬季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严重雾霾天气等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启发教育，从而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读生活现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挖掘教材，适时进行环境教育
充分利用历史与社会教材，挖掘其中较好的材料，适时渗透环境教育往往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教材中只要有合适的题材，教师就可以开展环境教育。这样不费时费事且效果好。如在教学人类早期的生活时，可以指出：适谊的气候、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人类早期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教学《共和国的风雨历程》时，让学生明确：土法炼钢铁违背了生产规律，造成大量森林被砍伐，引发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
（三）情景教学手法的有效应用
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情景教学法与其他综合课程的教学方式不一样，就一般课程的情景教学来说，通常是教师设定一个特定的情景，然后对学生进行提问，学生作出相关的回答。而历史与社会学科环境教育中的情景教学，可以让学生来发现问题，并且结合所学的知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有效的点评。如教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时，在融入环境教育的过程中对情景教学方式进行有效运用，教师可以结合我国各省市的具体情况（包括地理、自然、民俗等），通过互联网平台去收集一些易于教学的视频或者动画资料，在环境教育中创设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何谓一方水土，如何去影响一方人。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教育在历史与社会课程中的有效融入，不仅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落实课程标准的客观要求，更是提升国民环境意识的重要渠道。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在环境教育中启发和引导的重要功能，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设美丽家园，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韩震，朱明光主编.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席丙.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多元文化教育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2.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7
一、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紧迫性
以往的中学历史教学在环境教育上存在一些明显偏颇。如中学历史教材从社会角度诠释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忽视了对人与自然环境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分析,对环境保护的内容很少涉及。而我们的日常历史教学,往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规律,却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以至自然、生态环境常常被排斥在历史教学之外,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被割断。
然而,从古至今,人类粗暴地对待环境,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而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生存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威胁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由于不合理的水利灌溉和过度烧荒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衰落了;印度哈拉帕文化,由于掠夺性开垦荒地,使土壤草皮化和沙漠化,也衰落了;由于几百年狂滥的农业开发、毁林开荒,玛雅人失去了沃土,也失去了曾孕育玛雅文明的基础,最终,玛雅人从地球上消失了。18世纪中叶,中国耕地达到了78亿亩,养活了1亿多人口,但随着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出现了“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的状况。到了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工业废水、汽车尾气,以及人们谈之色变的“疯牛病”、口蹄疫、SaRS、沙尘暴等问题。人类的过分开发带来的地球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是大自然对人类不尊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法则的惩罚。
面对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严峻形势,历史教师应充分挖掘历史发展中的环保内容,在吸取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使学生提高对国家、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忧患意识,增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主要途径
1.挖掘历史教材,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历史是一门全面探讨和认识人类社会发生发展过程的科学。虽然严峻的环境问题,在历史教科书中没有完整、系统地体现出来,但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环境问题已包含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负面影响中,只要历史教师加以深入分析,完全可以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环境意识。
例如“北京人”(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一目中说:“那时的周口店一带,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猛兽出没……”;而在“黄帝的发明创造”(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一目中,开篇第一句,说“在古都西安和革命圣地延安之间,有个黄陵县……”。于是,笔者提请学生注意,中华民族的祖先之所以选择了黄河流域作为生存繁衍的地区,无疑是因为那里森林茂盛、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而现在的这些地区已成了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这么大的历史反差是怎么造成的?答案只有一个:人类的过度开垦。“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烧光了山上的森林;过度放牧,牛羊啃光了地表的植被,使土壤蓄水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一部分田地被暴雨毁坏了,人类只能向仅存的少量山林进军,而森林进一步遭受破坏,更加剧了水土流失。如此恶性循环,终于形成了今日贫瘠的黄土高原,这样讲解能使学生了解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森林、保护水土的重要性。
再如在“张骞通西域”(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一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西汉初年,西域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在“玄奘天竺取经”(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一目中讲玄奘用两年时间经过20几个国家,终于到达印度。为了进行环境教育,笔者作了补充,告诉学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繁华景象:“朝贡不绝,商旅相继”“沃野千里,仓稼殷积,人民炽盛,牛马千里”,更有“七里十万家”。然而,历史发展到今日,昔日鼎盛繁华的西域三十六国,早已烟消云散,如今只剩下“四望黄沙,城垣倾颓”,森林毁灭,“黄龙”肆虐,古代文明就这样一个个被黄沙所埋没。
中国文化史的许多内容均是进行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极好素材,如教材介绍贾思勰及其农学着作《齐民要术》(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时写道:“他强调农业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农作物必须因地种植,不误农时;还要改革生产技术和工具。他着的《齐民要术》一书,总结了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介绍了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方法。”我们可以从剖析历史上的重农抑商、经济开发等措施入手,对学生进行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强化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总之,历史学与环境保护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教科书为环境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和依据,历史教师应通过有机的渗透教育,发挥历史教育特殊的环境教育作用。
2.联系社会现实,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环境教育,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历史教师应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保护环境的迫切性。
例如,在讲授“我国国都由西安向北京转移的原因”时,笔者先提出“为什么元朝以后我国都城长期设在北京”的问题供学生思考,让学生从生态环境方面查找原因:两宋以来,黄河中下游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黄河入海口长期在天津至淮河一带摇摆,黄河的长期泛滥破坏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故元朝以后的都城迁至了远离黄河的北京,经济重心也完全转到长江流域,由此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然后,联系现实,如2000年4月,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出现十几次较大范围风沙和沙尘暴天气,其强度和密度为历史所罕见,京津地区学生亲身感受,深受其苦。经引导学生分析成因,大家明确了人类对资源过度开发使生态遭到破坏,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威胁。现在的都城北京正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就是其中典型事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从而培养学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识。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环境大国,她的环境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且具有全球性的意义。现在我国环境污染十分严峻,其中大气污染有扩大趋势,全国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超标;水污染继续扩大,主要江河湖库水域污染呈加重趋势,78%的城市河段已不宜作饮用水源,50%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植被破坏,耕地质量下降,土质恶化扩展,每年流失的土壤有50多亿吨,全国沙漠和沙漠化面积已达153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耕地面积总和,且土地沙化面积呈不断扩大趋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受污染的农田面积在增加,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中国环境问题已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总之,通过联系社会现实,能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人口、环境、资源和发展”的相互协调关系认识基础上,切实提高环境意识。
3.开展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8
关键词历史教学开放性创新性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3-0044-02
素质教育是一种发展人的教育，一种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即教育的观念、目标、过程、评价等都应是开放的，对受教育者而言，就是让其在最开放的社会、时空环境和心理环境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发展的条件或提高发展的能力。陶行知先生提倡的“六大解放”实际上已体现了开放性教育的精髓。没有开放性，教育主体就没有了个性和创造性，其结果必然是“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幼师生是未来的教育者，其今后在工作中的开放思想和创新实践能力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得到的开放性教育之所得。具体到历史学科，要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和宗旨，就必然是开放性的教学。
一、历史教学目标的开放性
历史教学面对的是“鲜活的面容”，教学主体的个性差异，如历史的知识准备、对历史学科的认识态度、个性心理品质等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对如此不同的学生选择同一的教学目标要求，显然是一种“大锅饭”，吃不饱的有，吃不好的有，吃不了的有。勉强实现某一目标对有的学生不啻是一种拔苗助长，有的甚至引起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反感而造成教学活动无法进行，那么最低的目标要求的实现也成了空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能僵化地看待历史教学目标，动态地具体地设计教学目标，赋予其学生可接受的层次性，即目标分层。当每个学生都能依据自己能力达到某一层次目标而获得成功得到发展时，历史学习就可能不再是“想说爱你不容易”的了。如此，教学目标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了。
其实，培养人才岂是历史一科所能单独做得到的，即使可以也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如对学生的审美素质的教育，通过如此简单的不完整的文学艺术史教学就能实现，岂不太容易了？实际上审美教育是文学艺术学科教学的重头戏，而历史教学所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艺术发展过程及规律并形成对人类文化的热爱、尊重的情感和对文化创造者的敬仰等。这里我们就产生一个看法：历史教学目标的设计不是越多越好、越完备越能体现所谓的“科学性”，不唯我“风景这边独好”，应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教育功能，把历史教学中一些可以由其他学科实现的目标“嫁”给它们。比如，教文学史时历史教学突出分析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文学课教学不必刻意追求的效果。由此可见，把具体的历史教学目标放在整个学校学科教育的系统层面去认识，才不至于胡子眉毛一把抓，不然既不利于教学目标最优化也不利于学科间互相渗透、相互促进，以达到学生认知结构的整体优化发展。
二、历史教材的开放性
教学活动的媒介就是教材，我们通称的教材往往指的是教科书。现代教学论认为它是最基本的学习材料，是获得基础的基本的学科知识的重要工具。既然是工具，它就不可能是唯一的，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高速流动和易于获得，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人们获得知识、实现发展的过程已不是教科书所能包含的了的，故新的教材观必然要树立，教科书的功用更多的应是注重科学方法和认识态度、认识能力的渗透。
开放性的教材观要求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不仅仅一本书，而是所有可能提供的信息（多种形态的），学生在真正摆脱应试的困扰后，就有可能畅游其中，认识历史，重建历史，面向现实，设计未来，形成观点和态度，培养个性等等。教师在教学时不再是教“教材”，而是教学生怎样用“教材”（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发展自己了，这样，教材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依托教材又不依赖教材，不以本为本，这才是开放性教材观的特点。
三、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素质教育中的历史教育，其本质特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培养正确的思想认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即培养学生根据历史的经验思考和认识现实问题）：二是完善发展条件，学会创造生活（历史教育为人们提供创设新生活的模式和完善发展的条件或素材）；三是发展理想人格，形成科学的人生观。要真正体现上述三个本质特征特别是人格教育的特征，教学或学生的学习过程，必须是开放的，自由的，而非封闭的、孤芳自赏的或让人“痛苦的”，具体表现在：
1.学习环境的开放性。即：开放的资源环境（多媒体的、多渠道的），开放的心理环境（如：自信能够成功），开放的交往环境（师生平等、互助、信任、和谐）等。一句话，学生在学习中要学什么，怎么学，都应是处于一种“自由”的、可选择的开放环境状态，教师作为环境的构建者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甚至不再“引人注目”了，教师的职责转为建立高度融洽的师生关系，引导形成有安全感的教学气氛和有成就感的自我观念，以及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的心理气氛，教师似乎不再过多展现“个人才华”、成为权威了，但他传递给学生的是学习的观念，让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善于用自己的脑筋去思索，去判断，并能得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开放性。但是，当教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导学生走向早就预设的“圈套”，唯一的看似科学的历史结论或历史认识时，“开放性”的环境也还是失去了他创造性教育的意义了。现实中真正的开放性学习环境是罕见的。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9
1前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国的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教育发展要跟上社会现代化及科学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加快实现教育的信息化进程。初中历史教学在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中的基础上，为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能力、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愿意在网络环境下进行课堂教学以及进行开发和利用历史教育资源的教师及学校于未来会越来越多，因此，基于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着广阔的前景。
2初中历史教学及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分析
由于初中历史学科在初中的整个学科教育中处于一个尴尬的教学地位，使得初中历史的教学及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初中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其中存在着轻视历史教学价值、历史教学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世界、历史教学的教学目标过于重视课程的社会价值、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过于陈旧和单一的问题。而对于基于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则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对历史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未能有充分正确的认识、教师与家长及学生不知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教育资源、教师把历史教科书上的图片和文字只是进行简单的展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使用太多的图片和视频等由“人灌”变为了“机灌”，或是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历史课堂教学中使用大量的电影及电视剧等剪辑的视频哗众取宠等，另外还有历史教育资源开发主体单一、课程开发内容狭隘、开发实施场地缺少的问题。初中历史学科教育教学及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都大大地阻碍了该学科的健康发展。
3基于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强的人文学科，其涉及的知识范围也比较广泛，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这种特质，使得历史学科拥有包括文字、图片、影视、历史文物等在内的丰富的教学教育资源。历史课程教育资源是所有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因素的总和，开发和利用历史课程教育资源在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发和利用历史教育资源有利于更好地使用教学教材、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利于培养师生的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因此，必须要做到在网络环境下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历史教育资源，实现教学目的，促进学生全面共同发展。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不断加强各级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不断加强各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加强学校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强家庭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强社区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强网上各类资源的采集与利用。首先，加强学校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从校内教学资源、校外历史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学资源这三点着手。其次，加强家庭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指要善于利用擅长历史的家长这一资源，可以邀请这些家长同教师一起指导学生学习等。第三，加强社区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求教师能够有效地利用社区的历史资源如历史遗迹、非物质遗产文化等资源，拉近历史学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能对历史有一些切身的感受，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历史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的效率。最后，加强网络上各类资源的采集与利用则要求教师能够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帮助实现教学目标。不断加强各级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到建立并不断完善历史教育教学资源库，对此，学校要集全体历史教师的力量建立学科文件夹，不断收集、共享、更新历史教育资源、资料，形成良好的循环，可以有助于实现历史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3.2结合实际学情、充分依托网络环境，形成“量身定制”的效果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上找到可用的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然而，这有时也会造成历史教育资源未能充分开发、有效利用的情况。因此，要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就需要结合实际的历史教学、学习情况，充分依托多媒体网络环境，有效利用各级资源，教学突出重点、浅化难点，形成“量身定制”的教学形式、模式，最终提升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水平及教学效果，真正实现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3.3成立专门的初中历史教学交流网站平台
成立一个专门的、以供初中历史教师用来交流学习的网站平台也可以实现历史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成立这样一个教学交流网站平台，可以集中大部分教师的精华资源，教师可以享受到大量的优质资源，教师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中用更为客观的语言进行思维碰撞。同时，在这个平台中，教师在共享资源的同时也能提供一些整合好的资源供他人使用。总之，通过一个这样的交流网站平台，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初中历史教师个体的成长。
4结语
环境科学发展史篇10
关键词：新课程背景初中历史教学教师角色定位
一、教师是新课程背景下历史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
教师是新课改的重要影响因素，新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变教师，使教师成为促进课程改革的动力。在这一意义上，教师是新课程背景下历史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1]。从系统理论的视角观察，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四个主要部分构成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与教学环境四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历史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展开的，教师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引导教学。
教师在开展教学之前，首先要了解课程编制的逻辑性，包括本学科在不同的学年和不同学习阶段的连续性，也包括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连续性，以保证教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其次，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科学探讨，以保证所传授知识的准确性和教学方式的科学性；再次，对具体的教学信息进行加工，结合所教学生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及已有知识，设计适合的教学方案，进而展开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学习。
（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身心健康发展是历史学科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首先要通过课前预习对即将学习的学科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知识准备；其次，在历史课堂学习过程中要主动地跟着教师的引导思考，使课堂知识通过加工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再次，通过过程评价或者阶段性评价，使教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以改进教学方案、教学方式和教学进度，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强化，或者根据近期的学习状况，调整学习难度和进度。
（三）教学内容是教育的客体，联系着教师和学生。
教学内容指的是某一门学科中包含观点、定理和基本事实等知识。教学内容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纽带，离开了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成了无米之炊，也就没有沟通渠道，无法使教学系统优化而发挥作用和产生功效。教学内容需要学生通过努力转化为自己的学习经验，能动地根据具体的环境和相关影响因素，恰当地使用学习知识。从客观的内容需要转换为学生的学习经验，学习经验是指学习者与其能主动产生反应的环境中的特殊条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互动。从内容到经验的转换，需要对环境进行设计和开发。
（四）教学环境指的是影响教学活动开展的各种外部因素，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一般而言，教学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学校和校外的社会环境及学生的发展心理环境。物质环境包括教师的教学用具，教师的布置和设备，学校的体育器材、图书馆藏书及学校、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学生家庭的收入情况等；社会环境包括班级的板书和班训、班级文化、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教师的人格特征，学校的组织文化、学校的教育管理水平、学生的学习氛围、家长的素质和社会公民的整体发展水平等；心理环境包括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教师的素质发展水平和教学理念，学校的校风校训和社会的观念[3]。这三类教学环境构成了教学的重要外部条件，并且彼此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通过影响学生受教育的环境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发展。教学环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的方方面面。其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起着关键作用，教师是活动的引导者，引导学生共同进步，教师是教学内容的组织者，保证教学活动的有效进行，教师是学习环境的开发者，保证学生教育环境的和谐性。
二、新课程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
（一）教师由知识权威的代表者转变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师生关系是学校工作有效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关系教学质量的关键。但在具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中，教师不热爱学生，甚至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损害学生身心发展，学生不爱戴教师，和教师发生争执，恶意伤害教师等行为经常出现，影响了教师和学生良好关系的建立[4]。尤其是历史学科，由于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学生对历史学习不够重视。新课程改革提出历史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就要求，第一，要加强教育体制的变革，使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深入教师心中，培养历史教师对学生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第二，要加强教师关于新课程的学习，并在实践中不断使用新课程理论；第三，要通过学习内容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调动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积极性，教师要以朋友的身份帮助学生学习，促进学生成长；第四，在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在历史学科的学习中，教师是学习的主导者，学生则是学习的主体者。历史教师只有实现和学生的互助成长，才能在合作中把历史教育做好。所以，历史教师要顺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多听取学生的想法，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二）教师由传授知识者转变为情感体验者。
历史教师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在知识方面引导学生，在情感方面相互促进，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这就要求历史教师更新观念，改变教学方式。第一，由教师的教为主转化为学生的学为主。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以教师的教为课堂的主要形式，忽视了学生的学。新课改要重视学生的学，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自己搜集资料，自己探索，在历史资料中寻求历史真相，体现历史学习过程，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第二，知识信息的交流由传递向发展转变。新课程提倡教师成为引导学生寻找历史资料，探求历史真理的组织者和促进者，和学生一起探求知识共同体验情感过程，共同成长；第三，教学要由封闭转变为开放。历史教师要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发现课堂外面的历史知识，在旅游中、在电视节目中体验历史，再现历史。
（三）师生由个体学习转变互助学习。
就目前学校的情况而言，虽然各级初中学校以学科成立了教研组，但教师大体上还主要表现为个体学习。新课程要求历史教师在互助学习中共同成长，建设一支高标准的历史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一种和谐的互帮互助的关系[5]。第一，建设一支高素质历史教师队伍，以教师的品德教育为首要出发点，采取培训、榜样引导等多种方式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教师的水平；第二，促进教师的自我管理。下放责任，把管理责任落到教师身上，培养教师的自我管理能力，使教师自己主动学习，主动成长，在与学校的成长中找到归属感；第三，促进教师团结合作。历史学科的很多问题没有统一的定论，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教师要抱着包容的态度进行历史问题探讨，加强交流和学习。
总之，新课程要求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实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能力与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全面发展。教师要改变传统观念，实现自身角色的准确定位。
参考文献：
[1]杨修雯.论新课程条件下历史教师角色转换[D].首都师范大学，2005.
[2]刘晓春.新课程与中学历史教师角色的转换[D].西北师范大学，2006.
[3]朱煜.新课程与历史教师角色的转换[J].历史教学，2002，09：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