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1
【关键词】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法治合法性保障机制【中图分类号】D927【文献标识码】a
社会治理创新一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尤其是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之后，实践层面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也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其表现形式可谓是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较为典型的是，一些地方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难题，纷纷推出颇具本地特色的社会治理举措。如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政府通过开设城管执法服务大厅、设置陈述申辩窗口和听证室、在慈善协会设立城管专项救助基金等措施创新城管执法体制机制，创建了执法和服务治理新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中，城管执法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有效应对民众的法治呼声，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前锋阵地。上述案例中西安市莲湖区所采取的全新服务模式正是为了便于群众反映意见、保障城管执法顺畅所进行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那些便民、利民的举措获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好u，其合法性亦得到了高度的肯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创新才能具备其应有的合法性？政府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这些关切社会现实的法治疑问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答的重大议题。
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合法性评价体系的二元化
当前理论上关于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与法治关系的研究都提到了社会治理方式要依法创新。这一点固然是正确的，但究竟怎样才是依法创新？是不是对于所有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其合法性的评价标准都是一样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现代行政法学理上，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其合法性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莫于川教授认为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领域采用新方法、创立新制度，必然涉及一些规则或者界限问题。
实际上，对不同性质的社会治理方式设置不同的法律要求这一观点的思想渊源为德国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一项子原则，其基本含义简单说就是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行为，都需要法律的授权。在早期，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政府所有的行为都要同时有组织法依据和行为法依据，但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的兴起，法律保留原则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基本的思路是对干预行政和服务行政进行区分，对于干预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有组织法依据和行为法依据，而服务行政在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有预算支持并且不违反平等原则即可。也就是说，依法行政原则的演变已经放松了对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等对公民授予利益的行为的合法性要求，不需要有明确的行为法依据。
由于社会治理主要是通过公共行政实现的，社会治理体现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因此，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也需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具体要求应当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对那些会给公民的权益造成不利或者侵害的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同时具备组织法依据和行为法依据，才能创新，即除了该创新的方式在职权范围内，还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了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公民有利的社会治理方式，只要符合预算并不违反平等原则，一般只要该方式在其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即可进行创新。本文开篇所提到的西安市莲湖区设立城管专项救助基金等一些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系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现实需要，自我创设出一系列有效解决城管执法难题的新型行为方式。从法律依据来看，这些方式创新的确不具备行为法依据，但是，由于其属于给付行政、服务行政这类授益范畴，因此，只要这些方式遵循平等原则，并且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便是合法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法治理论对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合法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对干预行政的要求要严于服务行政，因此，对于服务行政中的非强制社会治理方式，政府的创新空间是相对较大的。
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合法化的决策程序控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2
关键词：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二选一”；社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60-05
一、法治解决问题方式及特征
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权利和利益，在交往与互动中，诸多权益之间必定会有碰撞和冲突，这是一个时时处处均存在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对相互冲突的权益进行调整、对由此产生的问题加以解决，这不但必需，而且解决方式也多种多样，法治就是其中一种。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面对权益互相冲突的双方主张，必须作出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抉断。特别是在立法、司法环节，法治必须抉断，或肯定或否定、或黑或白、或是或非、或侵权或不侵权、或犯罪或不犯罪，等等。这是一种“二选一”的判断与抉择，因此，可简称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
先看立法环节的“二选一”及其艰难性。作为法治的首要环节，周旺生指出：“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要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在“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判断与选择。例如，是否需要用法来调整；对某种意见立法是肯定还是否定；在程度上是增加还是减少；在范围上是扩大还是缩小；如此等等。立法时对这些正、反双方的判断已属不易，进行抉择更是艰难。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主管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彭真曾指出，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为了社会矛盾的解决而去划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立法中判断与选择的艰难性、痛苦性，美国学者昂格尔也有论述：“在不同的规则解释中，在不同的法律中，在立法的不同程序中所做出每一项选择必然会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立法中的二难选择，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往往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
再分析司法环节的“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司法直接用来解决纠纷，对于诉求的案件需要确定受理或者不受理；受理后还需要判断义务是否被履行、权利是否被侵犯、合同是否被违反，抉择财产属于某甲还是属于某乙、继承权丧失还是没有丧失等；特别是司法需要最终确定胜诉或者败诉，而不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司法的所有这些活动都运用了“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指出：“作为一个原则，法律可以采取黑白分明的方法并用只确认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对诉讼案中相互对立的请求作出答复。”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谈到过“二选一”的研究课题：“在困扰着法院的大多数案件中，无论是法规中的规则，还是判例中的规则，它们所包含的可能结果都不止一个。在比较重大的案件中，总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此，法规的一些用语会具有两可的意义，对判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会有对立的理解，法官将不得不在其间作出选择。”
进一步分析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从属性上看，其具有明显的武断性特征。因为法治是一种正方与反方二元对决的零和游戏，讲究的是输赢，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淘汰赛；法治以“铁面”现身，不和稀泥；法治以“高压线”为界，越线违法，甚至犯罪。正是法治的严格“二选一”、“铁面”与“高压线”，保证了国家的和谐有序，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从而获得“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尊重。正如季卫东所指出的：“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还有要求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的特征，不含糊，尽量不容许妥协。这种特征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化很重要，有些卫道士的色彩。”正是法治的武断性特征，提供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标准，使得芸芸众生能够清楚地将其作为行为准则，使得社会生活简便而不复杂。
二、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产生的原因
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以抉断或正方或反方、或黑或白、或是或非为代表，看到这点的同时也应看到：法治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一种，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规范和准则本身并不存在大与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是为了统一协调以及在统一协调基础上社会活动的展开，法治必须进行规则一致化、统一化活动。因为不同的主体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却必须具有共同的规则进行交往。作为一种陌生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其前提是对相互主体资格的承认和对交往规则的信仰。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3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法治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是对于社会服务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导、决策与规制。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重基本形式。全球治理委员会对社会治理进行了较为权威的定义：“治理是各种机构或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多方面的总和，调解不同利益主体并相互合作实现目标的持续过程。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的非正式的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了我国对治理主体从依靠党委政府到协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多元化的要求，对治理对象从不同方面到不同层次利益的广泛化的要求，以及对治理手段多样化的要求，这是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具体化。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的解读：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应该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可以逾越法律的范围。所谓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也就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必须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来。法律应该保障社会治理创新，这样才能保证创新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持续性。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进入了高速转型时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对公共事务有着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过去高度集中和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势在必行。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法治和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入手破解。社会治理的创新，是在法治的前提下的创新，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必须以社会组织作为突破点，在法律体系内，依法组建成立社会组织并鼓励其参加各类社会治理活动，以协调社会、市场与政府三者间的关系。
（一）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重要参与主体
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时间较晚，人口众多，所以政府仍然是目前最主要和最有力的社会治理主体。但是这也导致了我国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造成了政府部门机构臃肿，服务质量不高，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等负面影响。反观社会组织，虽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和目标都各不相同，但是其建立和运作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不足，许多公共事务如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处理，往往能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本身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并且强调了社会组织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作制度的要求表明发展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必须将社会组织也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
无论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还是社会的社会治理都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建设有限政府不仅仅是出于发展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也是法治本身的要求；社会组织依法独立自主地发挥其社会治理的作用，既需要法律给予制度上的保障，也不得逾越出法治的围墙。
三、发展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意义
现代治理理论要求，实施有效的管理所需要的资源是分散在各中社会主体之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是互相协作的关系，多方社会力量应该通过多种管理手段进行合作，共同履行社会治理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最大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治理依然过分倚重政府的力量，并且存在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理念有误的问题。有一些政府部门或行政官员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认识存在偏差，依然存在着“社会管理”和“大政府”的社会管理观念。社会管理强调的是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行为，其运作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行政手段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而社会治理则区别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管理理念是服务与公正，它要求社会不同主体与力量之间协商合作，一方面要激活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一方面又要保证其对公众负责。
政府是传统管理体制中唯一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主体，而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社会和公民，缺少了民众的参与和认同，社会组织就难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培养。在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的过程中，能否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合作管理，能否实现真正的善治，关键在于公民是否自愿合作并对社会治理模式产生自觉认同。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精神，所以当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共利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自己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公民意识是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组织则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条件。发展社会组织可以为公民精神的培养提供土壤，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人民论坛，2011，（6）.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4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
近十年来，在国家层面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不断被提及、逐渐具体化、细化的政策指令。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更加具体地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全国政法工作的重要内容—“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再次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2012年，十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管理网络、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十报告第七部分的“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第六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详细阐述了社会管理涉及的各方面内容。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国家的政策指令，在学术界也掀起了有关其理念、理论和路径等的探索和研究，各省市则开始或小心谨慎或大刀阔斧地实践各种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以及在湖南大胆尝试的法治湖南引起了法学界的热议和持续关注，本文将对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概述
社会管理。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长久积累的社会矛盾，以及新的发展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逐渐突出，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因此，社会管理问题成为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充分认识、深入研究、积极解决的问题。
要研究社会管理问题，首先要了解社会管理的概念和内涵。社会管理不是新的发展时期的产物，而是一直存在的概念，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社会管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社会管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政府对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的管理是并行不悖的。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管理的内涵有了新的维度，即社会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了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②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还包括行政合同、行政给付、行政调解等新的方式。③日益变化的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因此，对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呼吁越来越强烈。
社会管理创新。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矛盾凸显，再加上旧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渐爆发，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协调现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行社会管理模式的革新。
社会管理创新即是根据现有的社会资源、社会环境，在充分认识、研究现有社会管理的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理论、机制、技术和方法等，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方法进行革新，建构能够解决现有社会管理问题、符合社会发展态势的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活动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力量，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法律要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必要的规范和制度支撑，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只有在法律的规范范围内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意。
社会管理的目标是要解决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使社会在新的发展时期处于稳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因此，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法治的有序状态。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必须在法律规范即法治的要求下进行。因而，社会管理创新不仅要在形式上符合法治的要求，在内容上在实质上也要满足法治的规范。唯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健全的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法治规范程序为制度和环境支持，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并发挥持久效果。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的探索，不仅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探讨，而且现实中也有些先行省市在践行。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探讨。
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律体系。但是，我国仍处在“人治”胜过“法治”的阶段。社会管理的各级法律体系并不完善。
第一，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传统的社会管理强调政府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从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首先，政府社会管理原来强调的控制和管理的观念应该转变为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④各个省市在符合上位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政府服务规范。如2013年6月1日起实施的《四川省政务服务条例》中规定的服务宗旨—促进政务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的建设，并且分别对政务服务的建设、运行和监管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其次，优化、软化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行政管理方式不再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方式实行，而是采取更民主、更开放、更科学、更平等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还包括行政合同、行政给付、行政调解等新的方式。⑤如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酒泉市行政程序规定（试行）》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规划、行政应急等行政行为规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行政合同是政府为实现行政目的而与社会组织、公民、法人成立的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法治化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在执行政府采购、政府特许经营、国有资产出售等行政事务时规范自身的行为，也有利于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所述规定维护自己的利益。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或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指导、劝告、提醒、建议等非强制性方式，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活动。对行政机关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不仅可以更好地架起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而且对行政指导行为具体完备的规范会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信赖，提高政府及其行政机关行政指导的权威性，更好地实现政府行政指导的目的和效益。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居间协调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相互之间民事纠纷的活动。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发生的与其行政职权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的活动。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的法治化有利于及时、公平、透明、高效地处理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司法负担，更好地保护公众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自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起“北京微博厅”以来，省级政务微博群相继跟进，“上海”、“湖北民生微博服务厅”、“中国广州”等，微博成为了各级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回应民生诉求的新渠道，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就此也可以知道，网络社会的外部性、公共性已经体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成为实体社会、有形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规范网络行为，进行网络实名制，将网络社会的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中进行规范化、法治化。
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已经启程了，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不过大部分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仍然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理论，上升为法律规范，再更好地指导实践。
第二，要完善社会自治组织、社区与公民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国社会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意识形态、人民组成结构等大不相同，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管理，政府将不堪重负，无以为继。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积极调动社会自治组织、社区和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潜力，形成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多重社会管理主体的综合社会管理模式，这样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备受推崇的“杭州模式”中“社会复合主体”，即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就是这一多重社会管理主体的体现。它不仅减轻了政府管理的负担，而且吸纳更多专业的、具备各领域视角的主体加入，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果。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也一次次证明社会自治组织、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问题中的自治能力和带头作用。而越是发达的国家，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自我管理、治理的能力发挥的越大，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因此，完善社会自治组织、社区和公民的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组织的培育、支持、监管、责任等机制；建立健全社团管理法规，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团体按照法律规范参与社会管理；明确社区的自治职能范围、管理规范程序、责任承担形式等机制；建立健全公民教育法制，道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等；建立健全民主议事制度，扩大民众参与议事的范围、程度，最大限度地确保公众在国家、政府重大决策中的利益诉求抒发的管道畅通等。
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法和司法理念。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管理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要让以白纸黑字呈现的法律条文不变成一纸空文，政府在实行社会管理时需要时刻谨记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对政府社会管理行为的法治化完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保障。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等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政府行政执法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行政执法程序的一般宗旨、启动程序、调查取证、行政执法决定、期限、行政裁量基准等做了具体规定，体现了职责明晰、当场处理、及时处理、高效处理的特点。行政执法程序的法治化不仅有利于规范政府各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也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及时、便民地解决社会矛盾。
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便无可挽回。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必然不能缺少司法这一环。各地法院已经对诉讼费用、未成年人审判、诉讼调解、诉讼和解等方面作出了改革。但是，各地诉讼频发，矛盾不断，缺乏法律信仰等现象层出不穷；老百姓不敢惹官司、不相信法院的情况屡见不鲜；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官不依法判案、唯长官指令是从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用钱买刑、同命不同价的抱怨和喟叹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造成了人们缺乏法律信仰的表现和判断依据。因此，法官行为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案件积累，无法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时期，应该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效用。将矛盾小、涉及面小、人数少、涉及问题简单的一般民事纠纷尽量在基层解决，积极发动基层自治组织、调解机构采用调解与和解的手段将纠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已经进入立案阶段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充分了解案情，知晓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诉求，积极推动调解。对于上诉的案件，不能采取不理不问的态度，而是要主动进行后续跟踪查问。而且，法院不能避重就轻，将疑难复杂案件拒之门外，使社会矛盾升级，造成频发，事态发展无法遏制。另外，要积极倡导法官就地办案、巡回法庭办案，快速、及时解决纠纷，不仅能及时疏导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官形象，重要的是能达到解决一起纠纷，让一片公民收益受教，让法律、法官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以人为本的理念。
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服务机制。法律服务工作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先工作做好了，事后的状况就会越少发生。我国现有的法律服务行业良莠不齐，法律服务机构的无序状态大量存在。需要培育和规范律师事务所，以及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素养，形成行业、地区、社区规范，满足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对于法律服务的要求。
培养法律宣传队伍深入基层宣讲法律知识和弘扬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信仰。将与民生、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带入基层、细致讲解。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更好地、更持久地构建法治文明。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体系。积极倡导各地各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室，满足当地公民的法律诉求和解决一般纠纷。培养法律援助小组深入基层，将基层矛盾就地解决、及时解决，建立鼓励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奖励和补助机制。
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政府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扬帆启程，有些先行者省市已经起到带头作用，但社会管理是实践活动，还需要进行实践活动的绩效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可行和有益。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途径需要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逐步完善。司法能动性作用的良好发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力、物力以及实践经验的投入和积累。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投入和各方人士的持续努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一夕即成的，仍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本文系2012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基于沙坪坝区的实证分析”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QDX2012B—019）
【注释】
①杨立新，侯琦：“试论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问题”，《党政十部论坛》，2010年第12期，第53～55页。
②④周红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与政府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杭州经验与启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第55～61页。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5
（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51）
摘要：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学理上重新认识创新社会管理主体、客体和方式，确立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导向，明确社会管理的立法范围，协调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把握地方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并将成熟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目标。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治理；制度创新；地方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1-0191-10
收稿日期：2014-09-19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4年11月2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北省软科学项目《我省创新社会管理政策法规研究》(134576228D)阶段性成果
项目负责人：王桂海（1965-），男，河北任县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研究方向：行政法基础理论；
课题组成员：任智勇（1956-），男，河北隆尧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政府法制；高建莉（1958-）．女，河北涿鹿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行政法；赵志卿（1958-），男，河北辛集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工程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许会东（1978-），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人员，研究方向：诉讼法；陈微（1980-），女，河北肃宁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人员，研究方向：民商法；欧钰娟（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一项基础工作，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实践。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社会管理已经融入了诸多“法治”的要素，但是，由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实践中基层创新经验层出不穷，却缺乏法治的引导和规范，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探讨，并提出完善地方立法的对策。
一、创新社会管理的界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既体现出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又表明开展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风险，需要采取不断创新的方式来推进。
（一）社会管理为什么需要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解决能不能创新的认识问题，这一点，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社会管理是不能够创新的，社会管理要回归社会。社会管理社会化的模式是‘社会本位’，管理主体是人，是市民和村民，而不是政府，如果公权力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这个社会绝对管理不好。”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社会管理能够创新的超越，本质是站在社会具有高度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自治”立场，从当前看还仅是一种理想。由传统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走向社会自治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从现实的发展来看，独联体国家曾因过分依赖非政府组织而导致超过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出现了部分失控，成为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党十八大确立的社会管理体制，再次表明，当前阶段创新社会管理并不是完全推向社会化，政府撒手不管，而是政府之手与社会之手共同发挥作用。
社会管理需要而且能够创新，这是由当前社会形势和任务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触及社会管理关系的调整变化，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片面经济发展暴露出的问题多表现为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逐渐增多，食品、交通、安全等领域管理失范放大了人们对社会安全的缺乏感，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滞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后劲，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实践，单纯由社会组织和公众解决不了此消彼长的社会问题，因而，社会管理需要创新。
社会管理需要而且能够创新，这是由法治发展的规律性特点所支配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随着传统的单向性、封闭性国家管理模式向多向性、开放性、参与性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与国家管理模式相匹配的国家——控制法范式下，“法即硬法”以及单调的“硬法之治”法治模式愈发暴露其缺陷，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难以应对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大量软性规范在社会管理中被采用。适合于多元主体、多种机制的社会模式，现代社会管理法治观念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混合型法治观，“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强制与社会自治两种机制，能够发挥硬法与软法两种制度安排的潜力，能够调动公与私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能够全面回应多主体、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能够全方位实现公共性强弱不等的多样化法治化目标。”只有把法治下的社会自治与社会自治基础上的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才能够实现创新。
（二）社会管理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如果说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是“管理”，包含“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和“怎么管理”三个基本要素，那么，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就应站在“创新”上，其三要素是“谁来创新”、“创新什么”、“怎么创新”。每个要素都包含着各自的创新因子。
第一，创新社会管理的主体。关于社会管理主体的构成，主要有八种观点：“一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二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三是共产党、民主党派、政府和社会组织；四是各政党组织、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五是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六是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七是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八是党政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我们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是切合当前实际的，体现出包容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
由谁来创新？各主体之间的作用效果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超越‘政府主导’的传统理念，政府本身不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保障的根本问题，不是社会管理中政府如何为社会服务，或者政府如何包容或公众如何参与协作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定位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片面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政府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发挥主导作用，但不能替代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作用。政府主导体现在搭建平台和牵线搭桥方面提供法规政策的支持与保障。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上讲，创新社会管理是在宽松法律环境下的自主创新，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创新。在政府法制层面上，主要是政府提供立法、执法、救济等方面的法治保障，通过规定社会管理的总规则，来引导创新的方向、规范创新的渠道和保证创新效率。政府更多的是营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争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间接而非直接参与创新活动。
第二，创新社会管理的客体。创新社会管理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在这些内容中，离不开政府权力和公民社会权利的协调关系。“社会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主要是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从权利主体的地位分析：社会权是被动的要求权；从权利客体的角度分析：社会权主要是促成和提供的权利；从国家义务性质分析：社会权是主要由国家积极义务保障实现的权利。”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维度，两者的联系在于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与权力相互依存。两者的区别是：权利实行“授予原则”，权力实行“禁止原则”，对于公民，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适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协同、参与作用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把政府该做的事做好，把社会能做的事放权给社会，这是新时期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第三，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有多种，但基本方式是管理和服务。两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管理通常情况下体现为层级关系，服务多体现为平行关系，把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寓服务于管理是一种观念创新。在同一场合，管理与服务往往出现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例如，在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等领域，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于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醉驾等行为不仅是管理，而且是更为严格的管制，这些领域都不宜称为“服务”。在不同场合，管理与服务也体现出相同的层次效应。比如，对于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以及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可以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体现为服务。在其他一些能够通过指导、代办、劝说、教育等手段解决的行政管理领域中，也多存在侧重服务的内容。比如，社会管理行政审批领域中，社会能够独立解决的，就应取消或者下放行政审批，确实需要审批的应采用公布流程、压缩时限、容缺受理、限时办结等方式，营造优质高效的办事环境，极大的方便当事人，从这个角度说，管理就是服务。又如，对于轻微行政违法行为，适宜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对于重大违法行为，要从根本上纠正，防止再犯，不能一罚了之，以罚代管，从这个角度看，管理也可以看做是服务。要避免将那些要求规则很严、关系公众生命财产权的管理行为都说成是“服务”，这会降低管理要求，弱化管理手段，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总之，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过程，本身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不仅是思维观念、主体和客体的创新，在更深层面上表现为制度机制的创新。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导向
价值理念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基础，任何社会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都遵循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理念，一个社会只有在价值观一致时，社会秩序才能稳定。
（一）创新社会管理要以协同治理为导向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门交叉的新兴理论，是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和治理方式多样化等特征，在社会管理众多理论思潮中，协同论对创新社会管理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其一，治理主体多元，主张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其他权力主体如行业协会、自治团体等，各种治理主体在公域之治中应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其二，治理依据不仅包括国家立法，还包括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甚至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议等。其三，治理方式在进行综合性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能使用柔性方式的就不用强制方式，能用协商解决的方式就不用单方强制的方式，能用自治的方式就不用他治，实现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其四，治理理论上主张社会共治，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的自治作用，实现社会共治。
（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维护秩序为导向
社会管理追求一种良性秩序。创新社会管理旨在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形成良性的社会行为，将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可控制的因素。创新社会管理要保证取得社会各利益主体的最大公约数，努力追求社会共同目标的达成，抛弃这一本质，为“创新”而“创新”，脱离了社会管理，只是一种伪创新，不会产生任何正面意义。良序是为实现公民自由、财产、安全权利，没有秩序就没有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如果社会缺乏权利和自由，即使有秩序存在亦毫无意义。我们反对为了“稳定”的秩序而不惜一切代价与社会成本的付出，甚至牺牲公民个人的权利的观念和做法。
（三）创新社会管理要以比例原则为导向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体现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高度重视，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创社会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手段与管理目的之间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不能欲治反乱，不能为了某一管理目标而付出极端高昂之成本，不能给人民加诸过重之负担。从比例原则出发，可以发现社会管理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按照适当性原则要求，政府在进行创新社会管理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系统规划和协调，并对相关各方的利益保持清醒认识，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照必要性原则要求，政府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首先是必要的、急需的，如果能够由市场和民间组织来进行管理，政府就不应当大包大揽；如果能够使用综合性的柔性管理，就应当选择灵活性的指导、教育等行政措施，避免僵化的管理方法。按照狭义性比例原则，就是管理中不能用“大炮打蚊子”，创新管理的方式要与既定目标合拍，合理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权益，不能违背公民意愿，给公民加重负担，为公共利益影响部分公民权益时，应给予公正补偿。
三、创新社会管理在制度建设上的主要表现
当前地方社会管理中，有些行之有效的创新政策已经上升到法制层面，有些创新政策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现实依据，有些创新实践尽管未能上升到制度层面，但也为今后社会体制深化改革提供参照，这些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带头作用，扩大基层民主，用法治方式推进农村创新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既成为经济上的“自由人”，也成为社会管理意义上的“自由人”，但是，由于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包括乡政村治模式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既“解放”了农民也“解散”了农民，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困难，表现为农村社会治安与信访稳定问题、农村共同富裕问题、村民自治“半截子民主”问题、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问题等等。2010年5月，河北省肃宁县委、县政府从体制、机制创新人手，全面推行“四个覆盖”，即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代会为平台，以农村经合组织和维稳组织为框架，以服务群众和协调整合农村各方利益为职能，推进基层党组织、民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维稳组织全覆盖，初步探索形成了一条新形势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路子，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求富、求稳、求乐”等基本利益诉求。围绕基层党组织覆盖、村民自治中的权力制衡、经济合作组织管理、农村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等众多实践经验，不断把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有关“四个覆盖”经验的规范性文件多达50余份。其中，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做法被《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吸收，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的做法也为《河北省农民合作社条例》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实践证明，哪里的创新经验实，哪里的政策法治环境优，哪里的群众得到的实惠多，把党的好政策及时转化为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规范，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经验不变形、不走样的关键。
（二）针对社会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快完善社会管理领域立法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均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总体上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还未实现齐头并进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4月，河北省政府印发《河北省人民政府立法规划（2013-2017年）》（以下简称《五年立法规划》）。《五年立法规划》共列入立法项目183件，其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52件，占28%；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方面的39件，占21%。总体上，从立法项目分类比例看，改善发展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立法较多，约占全部立法项目的53%，超过了半数，为今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供了制度安排。在设定法律责任时，河北省政府要求，坚持教育引导优先，切实减少设定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条款，除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行为外，能不设的不设，能减少的减少，充分运用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手段，多措并举，督促有关管理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不能为行政执法人员处理违法行为“一罚了之”、“拿钱走人”提供依据。
（三）注重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当前，社会管理与深化改革相适应，注重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基层政府管理的事权与财权匹配得以强化，社会组织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根据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和公共服务的扩大化，各国政府不断强化社会基层基础建设。近年来，英国推行“大社会”计划①，政府把社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免费为社区提供土地，推动社区形成民主设计、决策、实施、监督一体化的社会网络。
2014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向城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指导意见》，要求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设区市政府行使的权限外，将市级其他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城区。对法律法规明确由设区市行使，但由市辖区行使更加有利于城区经济发展的管理权限，可以采取委托等方式，下放给市辖区行使。特别是把直接面向基层和群众，量大面广且不涉及城市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由市辖区政府就近实施更为方便有效的审批事项，包括社会管理方面的审批事项，尽量交由城区政府组织实施，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环境。
（四）注重公众参与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并体现在专项立法中
参与权是公众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管理中诉求表达的基本渠道和重要机制，没有参与就谈不上监督，公众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也会由此失去。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法定的一种程序要件，但专门规定公众参与的立法并不多。例如，2007年10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将公众参与作为城乡规划管理中的法定环节进行了明确（第9条、第26条、第48条、第50条），确定了在规划编制阶段（包括规划调整）和规划执行阶段公众参与的法定地位。在立法内容上，公众参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如立法听证和有关方面参与立法。立法听证为《立法法》所确立，但范围方面比较有限。二是公共决策层面，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主要表现在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和规划、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地方政府重大项目决定等方面。三是公共治理层面的公众参与，包括法律监督，基层公共事务中的农村村民自治管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等。
面对一些地方群众监督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不通畅，信息不明了，权益无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及公众表达环保诉求热情高涨的同时伴随的一些不理智、不科学行为等现实问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河北省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列为2014年立法计划和工作重点。拟通过立法，明确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政府与公众参与相关的职责，公众参与的范围、渠道和程序等，这必将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河北绿色崛起，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与支持。
（五）推行社会管理清单，加强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
权力清单是改进政府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的源头性和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推动社会自治，把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在社会领域实现法不禁止即可为。
针对基层政府存在着政府权限与社会职能不清、政府派遣任务过多、基层自治组织自主履职能力不强、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不够等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明确指出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为此，一些地方进行了制度创新。例如，2009年5月，江苏省太仓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互动衔接机制的意见》，组织法制、民政等部门牵头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经过部门清理、专家审核、村居讨论和社会公示的程序，编制形成《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基本划清了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这一尝试对于基层社会管理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2014年7月，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三个公开、三个清单”制度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要求按照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和其他行政权力等10个类别，对各级各部门现有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编制并公开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并建立监管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该举措对于加强和创新地方社会管理具有推动作用。
（六）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进网格化管理，构建开放透明安全的社会管理平台
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是社会管理的一种革新，它利用扁平的网络化结构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公众社会需求为导向，打破部门之间以及公众之间的沟通障碍，以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的动态共享和协同调度，构建一个扁平化、分权化、无缝隙、民主式的社会管理模式。近年来，石家庄市全面推行以“三级网格、四级管理、五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格局，提升了社区服务水平和居民幸福，形成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服务管理新格局。不仅如此，该模式在安全生产、环境卫生、生态保护、社会治安等多领域也被广泛采用。2013年6月，石家庄市政府下发《关于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的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均要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网格化安全管理区域图》，用不同颜色标明各安全管理网格，并标明每个网格的位置、区域范围、安全管理责任人、联系领导、重点监管单位基本情况。同年9月，石家庄在市区大气重点污染控制区内实施环保网格化管理，实行四级网格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楼院、单位四级管理、四级责任，将网格节点细化到各居民楼楼长。在环保网格化监管模式建设工作中，各县（市）区迅速行动，均制定了环保网格化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划分辖区环保执法网格，明确各级网格责任人任务和职责，建立环保网格化监管流程，健全执法责任制，基本实现了对所有污染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的无缝隙监管。2011年7月起，石家庄百余座综合警务服务站正式运行，主要集中在中心街口、繁华商区、校园周边、复杂区域、出入市口、城郊接合部等命案易发案地区，使公众的出行安全感明显提高。
四、完善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的对策
（一）明确创新社会管理的立法范围，立足于又不局限于社会法
社会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制度调整和社会管理的主要法律，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创新社会管理的立法主要表现为社会法，这是因为，社会权利是社会法的核心范畴，社会正义是社会法的核心价值，这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和范畴是一致的。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立足于又不局限于社会法，理由有二：一是，关于社会法的定位和内涵，理论界并未达成一致①。二是，社会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单独的社会法难以涵盖社会管理的所有法律依据，比如，创新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涉及政府采购法；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涉及到村（居）民委员会法等组织法的调整；有关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的公益诉讼，也被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所吸收；当社会法益遭到侵害时，刑法就会加以保护。因此，明确社会管理法的部门属性以及与有关部门法的联系，对于厘清立法重点、优化立法项目、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优选立法项目，加强社会管理重点领域立法
近年来，河北省在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一些重点领域还存在着立法空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
1．加强社会建设整体规划方面的基本立法
河北省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拥有环渤海和环京津的优势，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与经济建设领域立法相比，河北省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立法显得相对薄弱。有必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一部体现河北特色的社会建设领域的纲领性法规文件，以此为指导有计划地制定一批社会建设方面的具体法规、规章。其一，总结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政府部分管理职能下移和推进义务教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其二，在建立社会建设公众参与机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定期报告制度，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农村“四个覆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2．加强针对特殊人群、弱势群体管理和服务的立法
近年来，河北省对流动人口、农民工权益保障等特殊群体加强了立法保障，但覆盖面还不够宽，有必要进一步建立特殊人群和重点领域的权利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社区矫正和归正人员、重点青少年教育、帮助和管理的法制。
3．加强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立法
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但“目前的社会组织立法主要是程序性立法，例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只是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程序作了规定，而社会组织实体上的权利、法律地位、作用等都没有得到明确。”河北省属行业协会约200余家，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较低。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行业协会应有的功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反映。国务院已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方面做出改革部署，取消了双重管理体制，便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其他省市如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云南省等颁布了规范行业协会组织和活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应加强这方面的地方立法，明确立法中的“亮点”规定。比如，明确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出目录，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步骤、程序、监督管理及绩效评估机制；建立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综合监管体制，完善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公众投诉制度，健全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和诚信制度等。
4．加强志愿服务促进的立法
2014年6月，河北省委出台《关于省直机关共产党员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实施意见》，起到很好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全省其他志愿服务组织形式联系比较松散，志愿服务资源整合难度大，社会化动员程度低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借助与北京共同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借鉴北京奥运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订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切实可行的地方性法规，为志愿服务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立法重点是科学构建志愿服务立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和基本制度体系，包括志愿服务的体制、机制、主体、行为、程序、监督、救济等一系列制度环节，为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
5．将网格化管理的成熟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河北省内石家庄等市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网格划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区县案件的处理难等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完善网格化管理具体流程、明确网格化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推动网格化管理信息资源的共享、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用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更好地发挥网格化管理所具有的及时发现问题、有效分派案件、高效监督处置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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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泰山区
[作者简介]黄春田（1980―），女，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会管理；毛苏苏（1988―），女，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山东泰安271000）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需求结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社会治理法治化也已成为各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思路和重要实践。
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社会治理法治化内涵丰富，它既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思路，又是一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还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方法。具体来说，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的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的战略，用法治的精神统领社会治理全局，用法治的手段解决社会治理的症结，用法治的方式巩固社会治理成果。
二、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实践
泰山区地处举世闻名的泰山脚下，2015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4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2013年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山东省城市社区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在推进“平安泰山区”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做出了大量探索。
1.强化源头预防，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泰山区通过制定出台《泰山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和《关于在全区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实施“三个三”风险评估工作法，即：实行“三级联动”（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把握“三项重点”（评估内容、评估主体、评估程序），抓牢“三个环节”（事前抓信息研判、事中抓评估听证、事后抓督查追责），认真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项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民意，科学评判风险程度和可控范围。2014年内共评估重大事项30件，其中决定准予实施项目27个，暂缓实施项目2个，不予实施项目1个，严格落实风险评估责任制，对应评未评、发生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坚持依法决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2.坚持多元调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泰山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的“四位一体”调节模式优势，深入开展归口调解、委托调解、刑事和解、巡回调解、法律工作者参与调解，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构筑起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一是积极探索研究涉法涉诉纳入法治轨道解决，通过将诉讼服务中心与办两部门合并，制定涉法涉诉改革实施细则，建立了司法救助制度，着力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站式诉讼服务。2014年共受理涉法案件120余件，依法导入司法渠道71起，稳定化解110余起，执行明显下降。二是针对医患矛盾纠纷突出的实际，创新推进“三联一定”警医联动机制，有效地维护了全区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实现了警、医、患三方共赢。三是建立了14家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20余家律师会客厅、7家“普法超市”、3个派驻检察室等载体，为开展法律宣传援助服务、受理办案线索，服务广大群众搭建新平台。2015年以来，累计接待居民咨询1000余人次，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08件，调解成功604件，成功率达到99.3%，立案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60余件，做到早发现、早调解，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形成了系统内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动员社会力量，拓宽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通过健全完善社会组织“三级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服务类、社会事务类、文体活动类、法律维权类社会组织，形成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积极参与、相互配合的调解网络。目前全区已登记社会组织246个，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41个，调解组织已达到288个，专兼职调解员866人，叫响了“律师会客厅”、“薪火行动”、“红艳聊天室”、“法院少年庭”、“平安协会”、“平安志愿者服务站”等社会化服务品牌，零距离开展法律宣传与援助，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4.加强法治宣传，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环境
采取“网上+网下”、“传统+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区的工作动态和重大部署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宣传报道，深入开展“阳光政法活动”，积极推进“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和“司法行政公开”，加强人民陪裁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请人民群众参与到执法办案过程之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且依托区内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和法制宣讲团，集中开展法制宣讲活动。再就是，进一步利用传统宣传方式，适时采取电子屏幕播放、悬挂横幅、派发宣传单、发短信、图片展览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立法有待进一步更新
在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治理领域，相关法治建设的步伐尚需进一步推进。当前，泰山区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新的社会治理事务不断涌现出来，像社会组织管理、志愿者、社区服务、物业管理，但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网络管理问题、特殊人群管理问题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想要处理这些新的社会事务和新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新的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近年来，泰山区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制定了一些与创新社会治理有关的规章。但现行社会治理类规章大多仍针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常规性的社会问题而创设，而对于大量城市化、现代化所引发的新型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仍缺乏相应的有效应对措施，无论是动态的跟踪机制，风险扩散的防范机制，还是各部门区域的政策协调机制，现有的服务管理都难以应对，无法满足社会治理工作新需求。这一点突显出现有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于加强法治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2.依法行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虽然泰山区依法治区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有所提高和加强，但是，工作中仍然存在“重文件、轻法律”，“重长官意志、轻法律规范”，“重结果、轻程序”等一系列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工作作风和行为方式。像有些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行政权的痕迹明显，没有摆脱“以费代管”、“以罚代管”等单一的传统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另外，在社会服务管理中仍然存在所谓“专项行动”、“百日行动”等执法行为，这些执法方式不仅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相违背，而且这种执法方式由于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对社会服务管理所追求的行政执法效果是一种负能量，从侧面反映出相关政府机关履行职权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运动式执法”还会给民众造成“违法常态”、“违法不究”、“谁遇上谁倒霉”的恶劣影响。
3.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诉讼成本较高，“赢了官司输了钱”、无时间诉讼，让普通百姓的诉讼效益难以体现；另一方面，现有的司法能力也难以满足人们对司法的需求，司法基本保障难以实现；再者，司法机关因为任务重，人员少，装备落后，所以办案期限普遍较长，很多复杂的疑难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办结。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人们对司法的满意度、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对司法的遵从度都不高，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加强和创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对策研究
1.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做好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顶层设计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转变社会治理理念，特别是要树立法治理念和服务理念，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事务，用法治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而转变观念首要做的是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加快出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规划纲要》，将规划与法治相融合，全面规划社会治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建设，重点加强公民权益维护、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基层社会组织培育与服务、公共服务管理、社区自治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2.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创新法律服务体系
民主科学立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在科学制定新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关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制度，组织专门人员定期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实际或严重脱离现实的法规。以此来构建多层次、协调配合、功能互补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法制保障，实现法律服务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民意采纳机制，健全民主参与机制，注意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立法诉求，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增强立法的民意基础。
3.严格社会治理执法，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首先，要做到政府职能的法治化，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只有把政府权力限定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进一步明晰法律赋予了什么权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行使权力的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权力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等，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防止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越权和不作为，这样才能使政府的行政权威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可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
其次，完善行政执法方式，实现社会治理由“运动式”推进向法治化、长效性治理转变，努力推动各级政府由习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社会的转变，为全面提升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健全各行政部门的执法执业考核评价体系，细化执法标准，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基础上，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认真开展行业内执法检查，严格执法考评并落实行政问责制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执业。
4.推进全民普法教育，增强法治建设社会力量
要形成全社会遵纪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氛围，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要率先垂范，尽快提高法治思维和法律素质。这需要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考评，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等制度，还要以“党校”为主阵地，抓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落实法治建设领导体制。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依法办事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重要环节，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使领导干部自觉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习惯。
另外，还要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加快建设知识普及、观念引领、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治文化体系。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传统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环境文化等有机结合，引导群众依法合理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切实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
再者，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法。建议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各方社会力量，让包括各级专家学者、社区志愿者、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各类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都组成全民普法的生力军，并且进一步创新研究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渠道和方式，健全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不断推进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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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江苏省法治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更要通过法治建设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行为认同，推动社会建设的有序与科学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年来法治江苏建设的实践表明，法治化是江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的客观需求。作为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的地区，江苏在社会管理领域遇到的问题较早，碰到的挑战也较多，有效破解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形成稳定机制，对于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因此，研究和总结江苏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推进江苏社会管理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给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江苏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对如何建立适应国情和省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2002年），主要特征是坚持“严打”与预防相结合，探索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在此阶段，中国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1979年第一次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全省建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实行目标管理和一票否决的责任体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综治组织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工作体系；以“严打”为首要环节，实行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的路子。1994年6月，中央综治委在苏州吴江召开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推广江苏经验。此后，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并以其独特优势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①
第二阶段（2003～2011年），主要特征是以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为载体，探索建立社会持续稳定长效机制。200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作出建设平安江苏、创建最平安地区的重大决策。在实践过程中，江苏创造性地构建了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大调解”、“大防控”和“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三大机制，有效推动了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②在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的同时，把法治作为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2004年，省委、省政府颁布《法治江苏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我省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法治化的战略目标。2011年5月，制定下发了《关于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切实加强群众工作的意见》，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上下以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为重点、以开展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为载体，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评判标准，不断规范公共权力，着力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扎实推进法治惠民工作，有效发挥了法治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权益方面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为又好又快地推进“两个率先”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三阶段（2012年～），主要特征是以法治保障为重点，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③法治已成为社会管理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必然方向。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江苏提出了围绕构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的总目标，以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引领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在具体目标体系上，确立了社会稳定工作、依法治省水平、基层基础建设、社会管理绩效“四个位居全国前列”的目标；在工作机制上，强调实施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共同治理、长效治理；在工作重点上，实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人口服务管理、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固本强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信息网络综合管理等“六大行动计划”；在工作方法上，推行信息化、网格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具有江苏特色的法治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④
回顾江苏社会管理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从以“严打”为主的综合治理，到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再到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构建法治建设先导区，江苏省社会管理的理念不断更新、内涵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拓展、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得到提升和加强，这既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领域得到落实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工作内在的规律性要求。实践启示我们，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等作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江苏社会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立法是基础。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制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宪法和法律240部，形成了包括宪法和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的七大部门。其中，社会法共计17部，占全部有效法律的7%。⑤与此同时，江苏社会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社会矛盾化解、人口管理服务、社会公共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维护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社会矛盾化解方面。2005年12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2006年10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条例》、2009年1月起施行《江苏省行政复议听证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衔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为江苏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口管理服务方面。2003年6月修订的《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2008年5月起施行的《江苏省农民工权益保护办法》等制度对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进行规定。这些制度规定从我省实际出发，突出了公平对待、强化服务的原则，促进了人口管理服务方面问题和矛盾的解决。
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面。包括2005年7月起施行的《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009年修订的《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2010年修订的《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和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等，这些方面的制度规定进一步深化了平安江苏的法制建设，为建设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了法制保障。
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目前，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规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江苏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10年5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和2012年1月起施行的《江苏省行业协会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慈善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组织行为、机构治理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提供了法律规范。
信息网络管理方面。国家先后制定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以及司法解释。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信息化条例》从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与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对信息网络管理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法律制度体系在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维护网络秩序、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实践情况看，江苏的社会管理已经超越传统模式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法律制度建设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这些都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法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江苏继续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主要路径
自2004年开展“法治江苏”建设以来，江苏在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开展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相比，法治基础还比较薄弱，地方立法还不够完善，执法不文明、不规范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全社会法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十二五”时期是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加强法治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党的十报告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落实到社会管理领域，推进法治化应该以维护法律实施、提升法治能力为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从立法上看，全国及江苏省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由于数量少且不完整，不同法律之间协调性较差，还不能充分适应江苏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需求，亟待加以完善。要根据社会管理的轻重缓急和问题的主次，确定立法的重点方向，奠定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础。例如，在解决矛盾纠纷领域，有必要修改相关法律规范，整合各种解决机制，规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关于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规范；为了建立社会管理新格局，亟需厘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善社团管理法规，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权利义务，使社会多元管理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要加快网络信息管理立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发展；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立法，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切实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手段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
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具体的执法来实施和体现。执法环节做得好不好，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能否得到遵守、是否得到执行以及执行能否到位等重要问题。因此，在完善社会管理立法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执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其中，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是重中之重。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执法理念指导执法行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教育各级各类执法人员树立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是要完善执法程序设计。尽快制定出台《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从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和作出决定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增强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做到在程序中执法，违反执法程序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要改进执法方式。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执法，解决多头执法以及不执法、乱执法等问题。推行全程说理式执法、行政监管劝勉、轻微问题告诫等柔性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果。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加快形成公正、权威、高效、廉洁的司法体制，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维护法律权威，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司法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对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要厘清司法机关与执政党、人大、政府的关系，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非法干涉。同时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二是尊重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司法机构在裁决任何案件时，必须给出一个最终的裁决方案。在司法机关作出生效判决以后，便对当事人发生法定的约束力，非依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再行启动司法程序，对该案件再行审理。只有司法裁判得到尊重，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服判息诉。三是认清司法的定位，既要发挥司法的功能，也不能夸大司法的功能，误导当事人滥用诉权。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首先，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应当尽可能用法律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而不要简单地使用法治之外的手段干预社会生活，为此，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包括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等。领导干部要成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典范，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其次，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大力培养公民崇尚法治、维护法治权威的精神，动员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引导群众按照法律程序、利用法律手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牢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根基。
【作者单位：江苏省司法厅】
【注释】
①彭凯：“让平安与富裕同行—江苏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年回眸”，《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②林祥国：“建设平安江苏筑牢铜墙铁壁”，《求是》，2009年第14期。
③：“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④张新民：“率先建成具有江苏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群众》，2011年第11期。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8
【关键词】十社会管理法治逻辑
十报告明确指出：“党既要领导人民群众制定宪法和法律，又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因此，政府负责、党委领导、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才能做到社会管理的和谐有序。国家行政学院杨小军教授指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巩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就需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那必然就是法治。过去我们搞机构改革走的是法治之路，现在社会管理创新同样要走法治之路”。
法治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加快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我国重要的治国方略，而且其在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优越性十分明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合法化。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更具合法性，这表现在其不仅作为宪法和法律法规的依据，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具有行使国家立法的权力。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制定出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但合法，而且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条款只要不违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是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合法性还表现在其是以我国宪法、法律的规定为依据，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所有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后果都将受到追究。宪法是我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本身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法律、法规是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所以法律、法规也同样具有合法性。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只有依照宪法、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才是合法的管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①
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更具权威性。只有依法创新社会管理，才具有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曲其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法规等既是权威性的延伸，又是体现权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充分保障法治的权威性，无论任何组织或个人触犯法律法规，都将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法律规定：“对于违反刑法的行为，将被处以刑法，最高的为死刑，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违反了行政法的，要被追究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其中，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警告和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非法财物等等”；“违反民法要被追究其民事责任，其中，包括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恢复原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返还财产等等”。由于法治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其更具有可行性，因而，只有依法创新社会管理，才能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权威性，以便于推行和避免争议。
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可操作性。法律是构成法治的基础。其内容不但详尽，也便于操作，我国现阶段法律已经比较健全，其可操作性也比较明显。构成法律的逻辑结构主要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大部分，不仅便于大家适用法律，而且便于人们对法律规范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创新社会管理包括社会、人与自然等众多领域，内容繁杂。由于法治的可操作性便于创新和规范管理，因此其是社会管理创新中不可缺少的管理方式。
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更具反复适用性。无论是从时间上、空间上、对象和主体等多方面都适用。它的反复适用形成了连贯的法治体系，有利于营造一个合法的、良好的环境。因此，依法创新社会管理，其本身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
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建设的必然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各种社会主体不断分化合组，并且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②。不仅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以及不确定因素，而且随着社会变迁逐渐累积下来的深层问题，也在逐步凸显。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主体规制由于没有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其在面临转型社会时，会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就成为行政机关在新形势下，以确定其常态化的工作路向。
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的实践中，其并非行政机关恣意妄为的创作，而受法治逻辑限度的要制约。耶林认为：“为了权利而斗争，同时也是为了制定法而斗争。在争执中，既关系着具体的关系，还关系着权利主体的利益。其中，具体的关系是一个影像，而在这个影像当中，在瞬间将法的光照固定和捕捉下来，如果不触动法本身，人们就能够摧毁和击碎它。只有制定法不是空洞的废话或者无用的游戏，才必须维护制定法，与受害者的权利一起陨落的，则是制定法本身”。
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法治是人类社会通过不断努力探索，从而获得的比较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方法。其在法治逻辑当中，由于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根据法律行事。
我国公民既享有法律保障的广泛权利，又要承担确定的法律义务；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则要按照法律确定的规则来运转，对法律负责，并受到法律的约束。要保证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状态，不仅要使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有效的遵守还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具有安定性，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人们据此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预测③。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指出：“法治的安定性不但要求能够得以实际实施法律的原则、并且能够限定国家权力的有效性，而且它对法律可操作性的可靠性、对法律的实用性以及对其内容提出要求。法治的安定性使法律有了各种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在与适应个体需要的目的之处有矛盾，例如：在生活的各种过渡中，明确划分界限，或者在事实情况中，用外部特征替代原来所指的真相”。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遵从即是法治的内涵”，并强调法律的安定性是其最基本特征，拒斥法律的朝令夕改。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制化
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体现法治精神。各级干部同志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现今，我们要大力使用法治化的方法和措施，解决民生问题，以及存在的社会公正和利益失衡等问题，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④。
进一步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制化水平。我们想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有效发展，就必须使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和引导，大力解决权、责、利的统一，切实做到良法善治、有法可依，促进社会管理创新长效机制的完善。
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仅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还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为了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向多元化的转变，政府应当适当地从社会领域退出来，从而推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实现共同治理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逐步让权于社会，让公共自治，大力探索公共服务社会化制度，利用“购买服务”等举措，以鼓励民间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从而大力改善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生存空间，而且还要逐步还权于市场，把社会资源的配置任务交予市场机制来完成⑤。
着力通过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规范，在法律制度上规范事后监督管理、动态管理和间接管理等方式。由于法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所以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可预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社会主体不会因决策的不稳定而遭遇风险。
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并不是一日所能达成，任何冒进或保守的思想都行不通。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逻辑建设，意味着不应该将法律只视为一种工具。不仅要提高全体人民法治意识，还要提高其法治能力，这样才能使我国成为法治化的国家。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注释
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求是》，2011年第9期。
②③杨建顺：“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9
政府创新是一种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这些改革创新集中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
在政治透明方面，主要有：1）信息公开，不少地方政府颁布了信息公开法，规定了哪些政府信息必须公开，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2）决策公开，即党政领导机关在制定重大政策之前广泛吸取相关专家和群众对该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吸收有关人员参与决策过程，避免重大决策过程的“黑箱作业”，使政策在颁布和实行之前能够为公众所知。2）警务公开，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治安、户政、拘留等问题上，使相关当事人知晓这些警政事务，并进行相应的警务监督。3）司法公开，主要是公开审判，在一般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判时，允许公民旁听。4）检务公开，即对当事人或公众公开相关的检察事务，允许律师提前介入对犯罪嫌疑人的起诉过程。5）任前公示，即党政权力部门的领导人在正式任命前，将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公布于众，在规定的期限内听取公众对候选人的意见。6）政府上网，即通常所称的“电子政府”，政府在互联网上政务信息，在网上办公，直接处理公务和接受公民访问。
在公共服务方面，主要有：1）改进社会福利体制，为下岗和失业职工广泛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2）扶贫济弱，政府制定具体的计划和措施，帮助贫困的穷人或社会弱势群体在一定的期限内摆脱贫弱状态。3）治安联防，建立社区巡逻制度、110接警制度，预防日益加剧的刑事犯罪。4）全民教育，在农村和城市社区设立各种义务学校，免费为居民提供学习知识的机会。5）市长热线，架设24小时的市长专用热线电话，公民可直接通过电话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由政府负责处理。6）领导下访，即主要领导干部如市长、县长、乡镇长、书记，率领同级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定期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听取公民的申诉、请求、建议，能够当场解决问题的，现成各部门当场解决，现场解决不了，限期解决或对当事人作出答复和解释。
在基层民主和政治参与方面，主要有：1）立法听证和政策听证，在进行重要的立法活动和决策活动时，公共权力机关举办专门的听证会，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及专家学者对立法和决策议案的意见，并作为最终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2）干部竞争上岗，即公开领导岗位的招聘信息，鼓励有资格的公民前来应聘，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目前，公开竞争的领导职务最高级别的已到达厅局级干部。3）乡镇长选举改革，在一些省市，近年来将直接选举从村民委员会主任向上扩至乡镇长，对乡镇长或乡镇党委领导实行直接选举或公推公选。4）公推公投和“两票制”，在一些基层，对党支部书记的候选人采取党内和党外共同推选的办法，党内选举和党外推荐相结合。
在权力监督和廉政建设方面，主要有：1）行政诉讼，即通常所说的“民告官”，公民可以通过法律对违法的政府行为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政府败诉的行政行为，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对其侵权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2）离任审计，党政干部在即将离开原领导职务之前，接受政府审计的财务审计，以决定其在任职期间有否在财务上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3）舆论监督，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专门的法规，保证新闻媒体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特别是对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曝光和批评。4）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标，政府在购买物品及发包程建设项目时，公开相关信息，鼓励销售商或承包商公平、公开地参与竞争，从而防止采购和发包过程中极易产生的腐败。
在行政效率和公共管理方面，主要有：1）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大幅度地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改善行政服务的态度，许多地方政府提供“一条龙”的行政办公服务，缩短审批时间。2）强化行政责任，实行各种形式的承诺制度和问责制度，避免经常出现的相互推诿和“踢皮球”。3）急事急办制度，对一些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紧急事务，打破正常的行政程序，随时处理。4）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有效降低突发事件对公民带来的损失和风险。5）改革公共财政制度，加强对政府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和审计监督，有效地降低公共部门的行政成本。6）积极尝试公用事业制度的改革，通过分权化、市场化、民营化等手段，提高公用事业的效益。
政府创新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近年来，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倡导和推动政府创新或政府再造(reinventinggovernment)，从1999年首次与成员国共同举办“全球政府创新论坛”以来，共举行了五届论坛。从最近一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的主题和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全球性的趋势。
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于2003年11月3至7日在墨西哥城召开。本次会议由墨西哥政府与联合国联合举办，会议主题是“21世纪的政府创新与政府质量”。参加会议的由各国政府的代表、国际组织的代表、商业组织的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墨西哥总统、韩国总理、乌干达总理、联合国副秘书长及联合国开发署、人居署、经社署等各下属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六个议题进行：1）“低成本政府”，主要讨论如何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益；2）“优质政府”，主要讨论如何改善政府为公民和社会服务的质量；3）“专业政府”，主要讨论如何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工作的需要；4）“数字政府”，主要讨论如何建设电子政府，以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使政府服务于公众；5）“较少管制的政府”，主要讨论如何减少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尽可能简化政府的行政审批手续；6）廉洁和透明政府，主要讨论如何增强政府事务的透明度，以有效减少政府腐败。
会议最后正式发表了一份关于“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21世纪的政府创新与政府质量”的《宣言》。《宣言》指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正在进行自身的变革，以适应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这种变革的方向，是不断增强公民的发言权，重新审视政府的计划、服务和领导方式。《宣言》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出了以下六点倡议[2]：
1）政府制订的预算必须努力反映国家的优先事项和公民的意愿，必须是透明的，并且做到收支相低。
2）检验治理是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是公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质量原则是政府创新活动的基础。政府应当运用独立的手段，评估公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
3）国家反应和处理变革的能力，对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和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政府需要有一支专业的文官队伍。政府的职位要向社会各部门开放，应当按照才能来录取政府人员，录用过程必须透明。
4）对于政府来说，发展电子政府的政策框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电子政府可以提高行政效益，改善商务，促进民主和透明。要为全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电子政府建立新的政策和法律。
5）在一些管制很多的国家中，无效的管制政策正在催生腐败，并剥夺公民的权力。坏的管制扭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政府管制的项目必须维持公民期望的结果与这些项目的代价之间的平衡。税收政策的改革与实施对于健康的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国家的税收政策通常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的第一步。
6）对于加强基础的改革和创新来说，公共部门的伦理道德以及对于公民需要的敏感与尊重，也同样不可忽视。一个负责任的和透明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应当确保公民根本的信息知情权，并由独立的机构来保证公民的这种知情权。政府必须主动采取措施抵制腐败，改革和创新公共部门的廉政机制。
7）治理的改善通常是分权化和公民参与的一种职能。政府在行政、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分权化，对于改革过程极其重要。它要求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权威和资源向地方政府的转移，以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制衡。
从国内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五个政府创新的主要趋势。
第一，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政府管理的直接目的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生活，维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它既是对公民政治行为的一种约束，又是对公民权益的一种保障。因此，政府管理既是一种管制，又是一种服务。毫无疑问，政府是社会公共秩序的主要管理者，它必须行使对公民的管理责任，包括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管理就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必要管制，政府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过程。只要政府存在一天，管制就会存在一天。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政府管理中管制的成份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比重则日益增多，建立服务政府已经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
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是，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服务政府要求日益强化政府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社会服务职能。第一，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等方面，政府要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来增进公共利益。第二，政府要日益放松对社会经济事务和公民私人事务的管制，更多地让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进行自我管理。第三，即使在政府必须履行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也应当有服务意识和平等意识，而不是进行居高临下的家长式管理。
第二，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简单地说，所谓全能政府，就是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无处不在。在缺乏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湮没于政治国家的情况下，全能政府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为公民带来众多的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因此，它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壮大，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就会日益明显，这就为政府权力设定了一个基本的边界和范围。公民和政府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它们的范围由法律加以规定，双方都不能越过这一边限，否则就是侵权。政府被严格要求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边限内行动，而不能越过这一边界，这就是有限政府的基本意义。
有限政府表明政府再也不是无所不能和无处不在，不仅政府应当做什么，而且它不应当做什么，也都由法律加以明确的界定。因此，有限政府的概念既不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也区别于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主张。“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主要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克尽职守；评价一个政府有否履行其正当职责，也不在于它管得多或管得少，而在于它有没有管应该管的事，有没有去管不应该管的事。政府如果管了不应该管的事，不管政府规模的大小，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夺，是严重失职；如果政府没有管应该管的事，造成公民利益的损失，无论它的规模大小如何，也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是一种严重失职。
第三，从人治走向法治。人治是传统政治的典型特征，它把国家和公民的政治命运完全交由少数官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掌控。这不仅完全逆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是政治腐败、政局动荡、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摆脱人治，建设法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要加强政府立法工作，特别是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要努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使之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权益得到切实保护。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要求，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奉公守法。
第四，从集权走向分权。政府长期是全部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即使在全球化和民主化背景下，政府也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掌握者。但是，不断地还政与民，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是政府改革的正确方向。从集权走向分权，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国家权力还给社会的基本途径。从集权走向分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权力从政治国家向公民社会分流，或者说从政府向民间分流。国家和政府应当不断地将管理权力交给公民社会，特别是合法的民间组织和公民本身。二是权力从中央向地方分流，地方对当地的公共事务越来越拥有更多的管理权力，地方的自治程度也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三是权力从政府向市场分流，即政府向企业放权。经济生活的资源配置应当以市场为主，除了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所必需的干预之外，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行政性介入应当尽量减少。
最后，从统治走向治理。统治与治理都是公共管理活动，但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区别。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四个基本的区别。其一，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其二，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三，管理的范围不同。政府统治所涉及的范围就是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与此不同，治理所涉及的对象则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其四，权威的基础和性质不同。统治的权威主要源于政府的法规命令，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前者以强制为主，后者以自愿为主。即使没有多数人的认可，政府统治照样可以发挥其作用；治理则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共识和认可之一，没有多数人的同意，治理就很难发挥真正的效用。
政府管理活动中统治的成份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份日益增多，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多一些治理的成份，少一些统治的成份，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从而也就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不仅如此，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中撤出来，让民间组织或公民自己去管理，这也会减少许多行政管理的环节，实质性地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益。因此，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促使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这是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向。
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府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者和各种政策法规的制订者。一个国家要实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治理状况，影响着全体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创新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做好政府公共部门自身的改革与创新，政府自己应当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政府必须努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真正做到科学无禁区、学术无禁区、研究无禁区。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其前提都是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的产生。要突破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理论的束缚，就必须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敢于思考、勇于思考。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泉源，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政府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新意味着以新的制度、新的秩序、新的技术、新的学说、新的方法替代旧的东西，有可能与现存的秩序和制度相冲突、有可能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可能使一些人不适应；创新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有可能最终失败，有可能得不偿失，有可能效益不大。创新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上述负面的影响，就必须有一套民主的政治和法律机制，遏制与社会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保守势力对改革与创新的破坏和抵抗，宽容创新者的失误，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使创新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政府必须制订有效的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一方面，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创新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成功的创新又能为社会带来极大的效益。创新活动的这种双重性，要求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同时也尽可能补偿人们为创新所付出的代价，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奖励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创新者。
政府应当制定适当的创新计划，引导和规范社会的创新活动。政府的创新计划对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首先，可以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防止重复劳动，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成本，以期取得最大的创新效益；其次，可以对社会的创新活动进行引导，把主要的创新力量集中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和部门，解决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最后，可以对社会的各种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控，使全社会的创新活动能够有序地和持续地发展。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成为创新的表率。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创新是其他所有社会创新的核心。政府的创新形象，可以在全社会培育起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价值；政府的创新行为，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各项政策方法，影响到所有公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政府的创新制度，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创新活动的数量、质量和效用。完全可以说，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应当是民主、文明和创新的政府。
创新社会治理方法篇10
关键词：中国梦社会治理创新价值指针
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由此可见，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归根到底是人民幸福梦。中国梦饱含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体现着“坚持民利”的价值追求、凝聚着“人民幸福”的美好期盼[2]。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需要许多实践支持，特别是如何把中国梦与基于中国国情和民生需求的社会治理进行有机衔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治理理念和原则的创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创新、社会治理工具（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创新、社会治理内容和路径选择的创新等[3]，而鲜有从“中国梦”视域来研究社会治理创新。
一、中国梦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关联
（一）中国梦与社会治理创新具有相同的现实承载
当前不少学者针对“中国梦”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一些学者积极寻求“中国梦”的学理阐释和学理支撑，挖掘和揭示“中国梦”所具有的内涵、所蕴含的政治智慧、所体现的新思维。韩庆祥认为中国梦就是民族之梦，是人民之梦，就是通过建设和谐世界以赢得世界的认同，实现国家目标、民族愿景和人民期待。具体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就是期望建构一个具有公平正义的好的政府和社会[4]。辛鸣认为，中国梦就是民族梦，人民梦和世界梦，并特别从民生梦、尊严梦和成功梦三个方面阐释人民梦[5]。总体而言，较多观点都是围绕提出的“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层面进行的阐述。
如何用中国梦来统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创新呢？本文认为中国梦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找到最基本的现实载体，落脚于社会基层管理的基本层面，建构在人民梦想成真的现实实践之中。中国梦与社会治理创新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的现实载体，这个相同的现实载体就是人民幸福梦的实现。因此，中国梦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要站在人民幸福梦的基点上来创新整个社会治理思维和社会治理模式。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站在时展和国家现代化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加强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顺应时展潮流，积极为公众提供公正、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并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需要，因而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命题。
首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也日益凸显，社会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一些呈持续多发态势，社会治理任务极为繁重和艰巨[7]。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正是为了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缓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情绪，从基本的民生幸福层面为中国梦的实现打下坚实根基。因此，加强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因而也直接关乎中国梦之实现。当前，面对社会治理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8]。
再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实现中国梦的本质要求。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归根结底也是人民梦。由此可见，中国梦深深植根于最广泛的群众诉求和意愿之中，实现中国梦的本质要求在于充分关切基本的民众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因此，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根本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科学发展，科学决策，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才能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福祉，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中国梦指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综合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态势，加强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现人民幸福梦可以采取如下实践举措：
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必须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实现中国梦，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都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走出来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且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落脚点和和根本出发点。
二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实现中国梦必须依靠全体人民来共同担当、共同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治理首先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这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安全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新形式，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9]。因此，要积极建立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机制，培育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文化氛围，创新基层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的制度设计以此真正确保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个人主体自觉，激发个人活力。
三要树立法治社会和依法治理理念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现中国梦的客观保障。实现中国梦需要现实抓手，通过法治化、常规化的制度设计，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循序渐进。无论是进行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还是进行具体的管理实践，都要全力排除人治，排除官本位色彩和权力干扰，把管理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和社会治理实践运作纳入法治化和常规化和制度化渠道。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社会稳定、健康运行的必要保障，离开了法治轨道，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不安，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法治化和常规化是相辅相成的。社会治理遵循法治轨道，就必然会走上常规；而社会治理要想走向常规，继而走向稳定、健康、协调、可持续，就必须依赖法治化，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坚决贯彻执行，从而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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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阎钢.试论中国梦的政治伦理精神[D].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8）
[3]陈振明，耿旭.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进展[J].东南学术，2013（4）
[4]韩庆祥.中国梦背景、实质与内涵[J].人民论坛，2013（16）
[5]参见http：///2013/0513/713690.shtml
[6]魏礼群.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行政管理改革，2014（8）
[7].扎扎实实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1-2-20
[8]王素，黄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n].光明日报，20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