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1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互联网+”时代大融合、大变革趋势，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规模应用综合优势，以加快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实施“互联网+”制造业和“互联网+”小微企业为重点，以高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撑，不断打造新形势下产业竞争新优势。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大力拓展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政府服务模式，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引领。加强互联网创新要素、创新体系和创新理念与产业发展的对接应用，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创新力量，带动技术和模式创新，不断培育新兴业态和产业新增长点。
坚持两化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中的平台作用，鼓励传统产业树立互联网思维，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向制造业各领域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
坚持开放共享。巩固提升我国互联网发展优势，鼓励基于互联网的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共享，提高配置效率，加快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产业生态体系。
坚持安全有序。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夯实技术和产业支撑能力，强化重要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保护，健全标准体系和法规制度，完善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三）总体目标
到2018年，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成为引领企业管理组织变革、培育新型能力的重要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工业产品和成套装备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跨界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培育一批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示范企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初步成为支撑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形成一批可推广的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小微企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互联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平台；基本建成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初步形成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二、主要行动
（一）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和标准建设推广行动
1.行动目标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成为引导企业战略调整、业务转型、组织变革、新型能力培育的重要抓手。到2018年，形成一套完整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10000余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1500余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60000余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形成以管理标准促创新、促转型、促发展的新格局。
2.行动内容
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持续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工作，完善贯标评定线上线下协同工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供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建立市场化贯标模式和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宣贯培训和监督管理，建立贯标质量保障体系，在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业强基、工业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中采信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结果，加快形成市场化采信机制。
加快培育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新型能力。依托两化融合咨询服务平台，鼓励地方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明确两化融合发展目标、重点方向和实施路径。分行业、分领域遴选一批贯标企业，组织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和中介组织，总结提炼两化融合经验和做法，开展示范推广，引导企业加快互联网环境下的业务创新和组织变革，培育数据驱动、网络协同、精细管理等新型能力。开展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导各地科学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加快建立两化融合标准体系。整合信息技术、工业和通信领域的标准化资源，加强两化融合领域的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研究制定两化融合标准路线图，建立和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成熟先上、重点突破的原则，研究制定信息物理系统（CpS）、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工控系统、生产等领域的关键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织制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细分领域标准，开展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符合性评估工作。
（二）智能制造培育推广行动
1.行动目标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18年，高端智能装备国产化率明显提升，建成一批重点行业智能工厂，培育200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初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的示范应用。
2.行动内容
加强智能制造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明确阶段目标、发展重点和实施路径。制定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重点行业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领域发展的目标、重点和实施路线图。制定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建设指南，开展标准试验验证及在典型行业的推广应用。推动传统装备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围绕量大面广中小企业核心装备、关键工序智能化改造的共性问题，支持地方主管部门、协会联盟、研究院所分行业制定装备智能化改造路线图，明确阶段性目标、重点、路径、方法。
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组织实施智能制造专项，支持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创新发展。加快重点领域装备智能化，继续组织“数控一代”装备创新工程行动计划、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出台《车联网发展创新行动计划（2015―2020年）》，推动车联网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组织开展车联网试点、基于5G技术的车联网示范。制定《智能硬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推动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等新型智能硬件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持续推进国家智慧家庭应用示范基地创建。
组织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应用为核心，聚焦制造关键环节，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遴选一批在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智能供应链、制造新模式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试点企业，不断提炼和总结有效的经验和模式，开展行业示范和应用推广。依托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开展智能园区试点示范，培育一批智能园区。
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部署。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整体网络架构方案，明确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技术路径。加快基于ipv6、工业以太网、泛在无线、软件定义网络（SDn）、5G及工业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技术的工业互联网部署。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平台和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平台建设。推动成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支持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在工厂无线应用、标识解析、工业以太网、ipv6应用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三）新型生产模式培育行动
1.行动目标
互联网广泛融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催生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到2018年，重点行业形成一批众包设计、个性化定制、协同制造等新模式，培育一批部级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和众创空间示范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示范企业。
2.行动内容
培育发展开放式研发设计模式。引导消费电子、家电、制鞋、服装等制造企业建立开放创新交互平台、在线设计中心，充分对接用户需求，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按需、众包、众创等研发设计模式。支持机械、航空、船舶、汽车、电子信息等制造企业加快构建产业链协同研发体系，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设计模式。支持大企业建立面向全社会的研发测试、创业培训、投融资、创业孵化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服务平台，鼓励地方发展创客空间、创新工场、开源社区等新兴众创空间，打造市场化与专业化结合、线上与线下互动、孵化与投资衔接的创新载体。
发展新型生产制造方式。组织开展“互联网+”制造业试点示范，推动企业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形成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研发、制造、服务新方式。推动互联网应用从销售环节向生产制造全过程拓展，鼓励企业在线实时研发设计资源、生产制造和物流配送能力，形成基于网络、数据驱动的线下资源线上配置的新型生产方式。
打造服务产业转型的平台经济。支持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跨界联合，建设和应用推广工业云平台。组织开展工业云服务创新试点，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测试验证等资源的开放共享，打造工业云生态系统。开展工业电子商务区域试点，推动工业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物流、互联网金融等业务协同创新和互动发展，培育一批工业电子商务示范区、平台和企业。支持制造龙头企业以供应链管理为重点，深化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发展直销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加快开发和应用工业大数据。研究制定工业大数据发展路线图，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支持开发一批面向市场营销、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产品，推动建设面向全产业链的大数据资源整合和分析平台，组织开展行业应用试点示范。依托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数据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批工业大数据行业平台和服务示范基地。
（四）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行动
1.行动目标
重点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应用水平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显著提升，工控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18年，国内工业软件骨干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形成一批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应用测试验证平台，培育20余家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领军企业。
2.行动内容
推进信息物理系统（CpS）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建设信息物理系统（CpS）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信息物理系统（CpS）参考模型、功能架构、数据和数据链等基础关键标准。支持工业软件企业，攻关解决物理仿真、人机交互、智能控制、系统自治等关键技术，提升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CaD/Cae）、制造执行系统（meS）、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工业软硬件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支持研发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开发工具、知识库、组件库等通用开发平台，推动工业软件、工业大数据、工业网络、工控安全系统、智能机器等集成应用，增强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系统解决方案研发能力。
开展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应用测试和试点示范。依托科研院所、高校、大型企业，围绕重点行业，建立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应用测试验证平台，构建具有信息物理系统（CpS）综合验证能力的试验床，开展关键技术、网络、平台、应用环境的兼容适配、互联互通和互操作测试验证。支持第三方机构建立信息物理系统（CpS）安全测试评估平台，测试评估信息物理系统（CpS）关键软件、传感器、移动终端设备、工业网络等的安全性能。面向航空、汽车、电子、石化等重点行业，组织开展信息物理系统（CpS）应用示范。
提升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面向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提升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等集成服务企业的架构设计、综合集成和解决方案能力。组织实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工程，支持制造企业、信息技术企业、互联网企业建立协作机制，开展设计工具、生产装备、工业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智能芯片及工业控制设备等协同攻关和应用示范，形成一批行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加强工业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工业信息系统和产品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工业信息系统信息安全标准体系，提升工业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能力。研究制定工业信息安全风险信息报送管理办法，开展重点领域工控系统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支持工控系统信息安全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建设一批工业信息系统安全实验室，优先支持工业控制产品与系统信息安全仿真测试、监测预警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一批第三方服务机构。
（五）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培育行动
1.行动目标
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持续深入推进，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应用互联网的水平和两化融合能力不断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不断改善。到2018年，建成一批面向小微企业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不断提高小微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研发、管理和生产控制的能力。
2.行动内容
完善服务体系。实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工程，实现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服务协同。鼓励电信企业和大型互联网企业打造开放共享的资源平台，与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开展合作，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低门槛、以租代建、支持核心业务发展的服务。探索供应链金融、电子商务信用融资等小微企业融资新模式和新渠道。
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加强工业云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建设，提供面向小微企业的在线研发设计、优化控制、设备管理、质量监控与分析等软件应用服务。支持电信运营商、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实施专项计划为小微企业提供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应用解决方案等服务，推动小微企业创新业务模式、扩宽营销渠道、改进产品服务。
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建设一批智慧型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提供面向创业者和小微企业互联网应用的基础设施、软件支撑、网络安全、数据存储等服务。支持构建“创客中国”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举办创客大赛。依托各类中小企业信息化辅导站、培训基地、体验中心等服务机构，广泛开展信息化人才培训、服务和产品展示、应用推广活动。
（六）网络基础设施升级行动
1.行动目标
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全面提升对“互联网+”的支撑能力。到2018年，建成一批全光纤网络城市，4G网络全面覆盖城市和乡村，8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到村，直辖市、省会主要城市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达到30mbps。
2.行动内容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推进全光纤网络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加快4G网络建设发展，加大5G研发力度。实施以宽带为重点内容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加快农村宽带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引导云计算数据中心优化布局，推动数据中心向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优化升级互联网架构，推进互联网基础资源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开展以5G为重点的国际移动通信（imt）频率规划研究，以及智能交通频谱规划研究和技术试验。引导互联网企业优化网站设计、加大带宽配置，实现互联网信源高速接入，提升网站服务能力。
加强和改进互联网市场监管。加强对互联网新业务分类指导，建立健全备案管理、综合评估等制度。完善互联网市场竞争管理规范，落实信息网络实名登记要求，推进网站、域名、ip地址真实身份注册。健全网络数据和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体系和标准，督促企业落实分类分级保护要求。强化互联网网络性能监测手段，加强部省两级监测系统建设。积极推动、配合做好网络安全法、电信法、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等法律法规立法。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完善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防护标准，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指导企业加强网络安全技术手段建设。加强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健全网络安全应急工作机制。强化网络数据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建立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报告和用户通知制度。持续开展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治理，完善恶意程序处置机制。组织开展电信和互联网领域网络安全试点示范工作，指导督促企业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手段创新。
（七）信息技术产业支撑能力提升行动
1.行动目标
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围绕“互联网+”行动的软硬件技术、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到2018年，高性能计算、海量存储系统、网络通信设备、安全防护产品、智能终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领先企业，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建成。
2.行动内容
突破核心技术和产品。制定集成电路重点领域发展路线和实施路径，构建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通用基础软硬件平台。研究制定传感器发展战略，明确核心传感器阶段目标、重点任务和发展模式。加强可编程控制系统（pLC）、工控计算机、工业网络设备、安全防护产品攻关，支持高集成度低功耗芯片、底层软件、传感互联、自组网等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实施“芯火”计划，开发自动化测试工具集和跨平台应用开发工具系统，提升集成电路设计与芯片应用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核心芯片产业化。推动基于互联网的视听节目服务、智慧家庭服务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加强互联网电视接收设备、智能音响、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信息消费终端产品研发创新。
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推动基础软件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加快新兴领域基础控制及应用软件发展。支持高端工业软件、新型工业app的研发和应用，发展自主可控工业操作系统及实时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提升设计、仿真、管理、控制类工业软件的国产化率和应用水平。推进智能语音和新型人机交互、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决策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制造领域规模商用。研制和推广应用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构建安全可靠产业生态体系。以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为抓手，构建安全可靠核心信息设备综合验证、集成测试、系统评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面向互联网的智能可穿戴、智慧家庭、智能音响、智能车载、智慧健康、智能无人系统等智能硬件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加强硬件样机设计平台、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安全可靠服务器、存储系统、桌面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网络设备、智能终端等终端产品、基础软件和信息系统的研发与推广。
提升“云计算+大数据”综合支撑能力。以云计算创新试点城市为重点，开展面向行业、区域的“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示范工程，建设智能制造公共云服务平台，加强制造资源和能力的共建共享，提升智能制造公共服务水平。实施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工程、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工程，推动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
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合作、部省合作，构建各负其责、紧密配合、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把推进“互联网+”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强整体规划和布局，分步骤组织实施各项行动计划。加强对地方的指导和跟踪评价，充分调动地方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各地要加强对本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和组织保障，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积极探索新方法、新路径，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改革体制机制
加强对“互联网+”背景下法律法规、监管制度、技术标准、安全防范机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工作，健全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大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提升互联网空间法制化管理水平。推进电信业务市场开放，做好宽带接入市场开放和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开放试点等相关工作，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进入电信业，提升宽带市场的有序开放和服务水平。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学研用联盟，形成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新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标准、营造政策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三）创新财税支持
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整合各类资源，优化资金配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互联网+”制造业和“互联网+”小微企业的财政支持。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探索推动符合条件的跨界、融合、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享受软件产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四）创新人才培养
编制实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加强人才发展分类指导。围绕“互联网+”发展需求，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加快培养引进一批高端、复合型人才。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面向“互联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实训基地，培育一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人才。调整完善部属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体系和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引导部属高校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工信慕课平台”。加快推广首席信息官制度。
（五）加强国际合作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2
伍先生首先介绍了该指导意见的出台背景。第一，新常态下的金融新格局，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第二，汇率立场化更好的价格形成机制；第三，新的增长点，自贸区为代表的一个资源配置改革；第四，一些民间金融找一个出路，使他们正规化、合理化、合法化、阳光化的运行。
伍旭川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国务院针对“互联网+”了两个指导意见。总体目标是形成新的增长动力，2025年实现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整个生态链的体系基本完善。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新业态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跨界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推进“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经过了调研阶段、制定阶段、上会审议和正式四个基本过程。意见包括几点内容，第一就是其重要意义。推进“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是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等10部委联合的，强调了互联网的作用，给了互联网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规则也进行了一些设定。其中包括20条规定，发展出现19次，创新19次，鼓励17次，支持16次，不得出现10次，严禁出现1次，禁止出现0次。从主要的内容框架可以看出，必须强调鼓励创新，支持稳步发展。此外还需要分类指导，明确监管责任，各个监管业态。同时健全制度，规范市场秩序。
指导意见的条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定义，就是互联网金融，不存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纷争，这种文字上的争议是没有价值的。指导意见也对多方面进行了界定，第一是从业机构，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纷争。第二界定了实现手段，分别为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第三界定了互联网金融的功能。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关系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多种形式。第一是银行为第三方支付、网贷平台提供资金存款、支付清算服务；第二，小微金融服务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第三，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一些销售；第四，保险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开发更多好的产品，比如银行卡也可以盗刷。关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融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其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可以设立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第二，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很好的合作；第三，优质的机构可以从资本市场上市；第四，鼓励银行对粗创型互联网金融企业融资。
指导意见中，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管理的分工提出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的总原则。其中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实行分类监管；行业协会组织组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工商注册登记。另外还有电信主管部门，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省级人民政府，专业研究机构处理其他各类事务。财税政策也体现出支持创业创新的特点，包括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纳入金融业营改增；还有研发费用税前扣除。
意见中提到，发展“互联网+”，还需要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建一些信息共享平台，我们现在提到共享经济，符合条件的从业机构可以进入征信系统，最早的小贷公司也是很多，很快，最后介入到征信系统了。p2p以后可能也是这个路子，有一个模糊过程。第三，有条件的从业机构申请征信牌照，第四，开展信用评级，互联网这样的企业不能强调政府的监管，还可能监管两条路，政府的监管，市场的评价。第五，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对企业的估价非常重要。
意见的内容还包括，监管的分工基本尊重目前分业监管的现实，由互联网支付人民银行负责。主要业态的基本功能定位在互联网支付、p2p网贷，股权众筹融资这几个方面。另外，还提到信息披露、合格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情况和措施。对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相关部门应出台《信息披露指引》。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的合格投资制度，风险与承受能力的匹配度很重要；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规划，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很重要。对于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一行三会已经建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最后在监管协调和数据统计监测方面，还需要完善监管协调、动态监管、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监测体系。
互联网金融将告别野蛮成长阶段，这是一个市场整合洗牌的过程，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互联网指导意见认可了互联网金融的正规地位，人才、资本和技术将汇集到这个行业中，对于这个市场估值是很高的。行业发展有一个阵痛期，但也是规范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需要满足创新、共赢、轻资产重服务，坚持对外开放，践行共享，全社会需要高度关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影响。互联网综合经营成为重要的趋势，蚂蚁金服、京东金融都是为代表的金融企业逐步开展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和类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疑问。创新驱动与风险防范一定是对立的吗？线上与线下的监管标准是否应该统一？怎么处理好分业监管和综合经营的现实矛盾？互联网金融是否必然走向行业垄断，赢者通吃？如何解决良莠不齐和监管一刀切的问题，分级监管？这些都是在下一步的实践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3
“健康指南”规范发展
余额宝、拍拍贷、蚂蚁金服、陆金所……时下，习惯于理财的人们对这些互联网金融的“大佬”级公司早已不陌生；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信托……这些不断创新的投融资模式也逐渐为市场所熟悉。
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p2p网贷成交量达3006.19亿元，其中65%是单笔借贷资金在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这些借款人多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等。然而，仅上半年就出现了多起网贷平台经营者“卷款跑路”事件，其他形态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也存在着用户信息泄露、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信用体系隐患多等问题。行业“无门槛、无规则、无监管”的情况严重阻碍了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称，虽然国外针对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出台过具体的监管政策，但是就整个互联网金融领域来说，此次中国出台的这份“指导意见”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的、涵盖互联网金融各方面业务的“基本法”，意味着其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分业监管鼓励创新
“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对于受到技术与市场并行驱动的新生事物，此次《意见》明确要求，未来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既要简政放权实行“宽监管”，也要“明确风险底线，保护合法经营，坚决打击违法和违规行为”。
此次《意见》明确了“一行三会”各自监管的责任，这种分业监管方式本身就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和积极创新。一是市场主体知道了哪些业务归谁来管，出了问题找谁；二是明确了政策边界，让进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主体也能减少政策的模糊，降低风险。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实行分业监管有利于创新。除了明确监管主体外，此次的政策亮点还在于对互联网金融的下一步发展方向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不仅鼓励从业机构积极开展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的多个角度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链的整合，甚至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市也得到政策支持。
转型时期警惕风险
专家指出，此次《意见》的无疑利好有金融机构牌照的互联网公司。任何一种金融业态都需要权利、责任、义务相统一。作为互联网金融来讲，比方说之前很多p2p平台，不能只享受以平台名义获得资本后带来的收益，而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这次“意见”中看，对于互联网金融权、责、义的监管越来越接近于传统的金融监管要求。
《意见》对互联网金融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的明确，这意味着，众多互联网理财产品必须将资金交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管。资金存管方必须是银行金融机构的规定非常严格，增加了平台运行成本，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同时也有利于保障投资者资金安全。未来银行存管模式的推行也将成为行业规范的重要标志。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4
《意见》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是深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经济，加快“中国制造”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举措是实施“互联网+”行动的主战场。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要以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发展潜力和转型动力为主线，以建设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双创”平台为抓手，围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关键环节，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强化信息技术产业支撑，完善信息安全保障，夯实融合发展基础，营造融合发展新生态，充分释放“互联网+”的力量，发展新经济，加快推动“中国制造”提质增效升级。
《意见》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围绕一条主线。即以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发展潜力和转型动力为主线。二是打造两个平台。即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大型制造企业“双创”平台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第三方“双创”服务平台，营造大中小企业协同共进的“双创”新生态。三是培育三个模式。即支持鼓励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跨界合作、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网络化生产新模式，增强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和转型动力。四是增强三个能力。即增强支撑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基础技术、解决方案、安全保障等能力，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激发制造业发展新动能。五是落实七项政策。即在体制机制、国企改革、财税金融、用地用房、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和措施保障。
《意见》强调，要提升支撑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三个能力。首先，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技术支撑方面，提出要加快自动控制与感知关键技术、核心工业软硬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等制造新基础建设。其次，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解决方案方面，提出实施融合发展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工程。面向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培育一批面向重点行业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组织开展行业应用试点示范，力争形成一批融合发展行业的优秀解决方案。第三，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安全保障方面，提出实施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健全完善工业信息安全管理等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开展安全保障试点示范，依托现有科研机构建设安全保障中心，致力于破解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面临的安全保障不强的问题。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5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监管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2
一、互联网金融及其特征
（一）互联网金融的内涵
互联网金融是将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信息科技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金融。具体说就是依托于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现代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的支付、融通和信息中介等业务。
（二）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其存在形态、运行方式以及经营模式都与传统金融相比具有明显差别，从而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征，分别是：
1.成本低。由于互联网金融开展的金融业务是基于互联网这一虚拟平台空间，省去了传统金融实体的营业网点租金和员工雇佣费用，因此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开支、节省了成本。据调查，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业务成本相差巨大，一般能达到1：100甚至1：1000。
2.效率高。互联网金融依托于强大的信息数据积累，又以移动支付、搜索引擎、大数据、社交网络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手段，从而突破了时空限制，减少了中间环节，在信息处理和搜集上有效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市场有效性增强。从而在各方面提高了资金融通的效率。
3.覆盖广。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客户能够突破时空约束，直接上网寻找融资渠道和资金支持，使互联网金融服务更有针对性和便利性，客户基础更为广泛。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客户以小微企业为主，覆盖了部分传统金融业的金融服务盲区，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4.风险性。由于与传统金融业存在差异，互联网金融除了具有传统金融业经营中普遍存在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之外，还存在信息技术风险、系统安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基于虚拟平台开展业务所面临的各类其他风险。并且此类风险还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征。
二、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
小微企业是指我国经济组织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由于小微企业覆盖的行业范围广泛、提供的从业岗位数量庞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但却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资金资源。
小微企业的劳动密集特性，决定了此类企业在融资上呈现资金需求量小、融资期限短、融资频率高、融资实效性强和有效担保少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小微企业无法有效对接资本市场的股权、债权等直接融资模式。又因其自身提供信息能力较差而引发较一般企业更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造成小微企业在选择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方式时由于信用记录不完善而遇到困难。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超过九成的小微企业没有得到过任何正规的资金帮扶，融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此类企业的发展。
然而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小微企业突破融资难瓶颈成为可能。由于互联网金融融合了包括支付、云计算、搜索引擎、大数据和社交网络等一系列现代科技，信息不对称被有效降低、贷款效率显著提升、信贷业务的参与度也有所提高。互联网金融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时具备的优势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信息不对称得到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融资结合了大数据、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及云计算的诸多优势，能够得到更为真实的小微企业财务数据，并从中判别企业的信用情况，也可以搜集不断变化的信息来及时调整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与风险评估。这一优势有效减少了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在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担保的情况下降低信贷风险。
2.贷款效率显著提升。传统银行由于审核环节多、审批时间长、放款效率低，造成一笔贷款需要等待几周甚至几个月。互联网金融所使用的先进信息技术和前沿业务功能，使得贷款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大大缩短了贷款时间，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更加符合小微企业对于资金量小、期短、频率高的特点。
3.普惠金融。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因此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信贷服务具有很高的参与度，互联网金融信贷市场的参与者具有普及性。互联网金融机构把网民闲置的小额资金通过网络技术整合起来，积少成多，形成庞大的资金池，以提供给由于自身特点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那里得到资金支持的小微企业。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新规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份意见的出台一方面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变革和机遇，另一方面也为与其相关的其他行业和企业创造了新的机会。这里就小微企业融资支持模式为例进行分析：
（一）电商网贷
电商网贷模式是指电商企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上记录的有关企业的各种活动，平台运营商首先获得海量其平台上相关企业的真实信息，然后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了解该企业融资贷款信息，并对该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与信用评级，这种模式能够较为有针对性的降低互联网借贷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指导意见》中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在符合金融法律法规的条件下自建和完善线上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展电商供应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正积极促进互联网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或社交平台等形成生态闭环，加快其互联网金融的转型。此意见出台也可能导致互联网企业加快布局其金融板块的行动速度。
（二）p2p网贷平台
p2p网络贷款即个体网络借贷，是指借款人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为中介，寻找到适合的投资人，从而实现借款人与投资人之间直接借贷。其中，中介机构有义务提供借贷双方的真实有效信息，甄别和分散信用风险，选择有利的利率条件，最终促成交易完成。近几年来我国p2p网贷机构大量涌现，随着不断的金融创新，这些机构相互之间在经营模式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虽然p2p发展态势迅猛，但目前从小微企业融资视角来看p2p网贷模式，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匹配成功率较低。由于信用风险高，投资人资金出借期限短、额度小，造成与小微企业的需求出现差异，导致无法顺利对接融资。二是利息费用过高。部分p2p网贷平台最终交易的年利率已经超过40%，而小额信贷的借款者往往难以以收益来弥补这么高的成本。
《指导意见》指出，p2p网贷模式属于民间借贷，无需牌照。适度宽松的行业氛围一方面充分表明国家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支持金融创新的决心；另一方面宽松的准入制度使得p2p网贷行业发展得到支持和鼓励，可缓解目前p2p网贷资金匹配成功率低的现状。《指导意见》还指明p2p网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及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也就是说p2p网贷将受限于民间借贷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限制，这一点规范了该行业的利息收费标准，给p2p网贷机构的业务模式带来了较大挑战，但也会增加此类机构的业务合作领域和品牌效应。与此同时，规定p2p网贷平台需严守信息中介职能、不能进行增信，不得进行非法集资。此规定能够为资金的借贷双方有效降低融资风险。
（三）众筹融资平台
众筹也叫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即发起人借助互联网众筹融资平台，为其项目或创意发起募集资金的活动，而大众投资者每个人通过少量的投资金额，支持发起人完成项目并最终从发起人那里获得实物或者股权回报。
《指导意见》里指明：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明确众筹融资为“公开进行的小额股权融资活动”。同时提出了融资方信息披露内容的基本要求，包括“商业模式。经营管理、财务、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此处突出了信息透明性要求，为有效防范众筹融资风险做好了铺垫。
四、结论
由于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各类互联网融资模式都得以创新和完善。在国家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互联网金融业坚持创新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小微企业可利用这一契机有力提升自身融资渠道便利性和融资来源的多样性，以便促进企业发展水平，增强行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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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6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博弈模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2012年，谢平等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2014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在互联网支付领域，截至2015年8月，已有270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许可，仅2015年上半年，支付机构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349.42亿笔，金额总计达到20.17万亿元.在p2p网络借贷领域，截至2015年8月，p2p网络借贷平台已有3259家，累计成交量已经达到8635亿元.在众筹融资领域，截至2015年8月，全国正常运营的众筹融资平台已达到230家.在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领域，以建设银行“善融商务”、交通银行“交博汇”、招商银行“非常e购”以及华夏银行“电商快线”等为代表.第一家网络保险公司“众安在线”也于2013年9月开业.互联网金融以其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与创新型业务处理模式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风险，比如p2p平台出现了包括以p2p名义的恶意诈骗、经营不善而倒闭、实际控制人跑路、平台提现困难等四方面问题，从2013年截止到2015年8月底共有26家平台实际控制人跑路.因此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有待于金融监管部门立法整顿并规范其运营.-
互联网金融是国内目前的学术研究热点之一.谢平、邹传伟等（2012）[1]认为：互联网金融会冲击现有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资本市场理论，并提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监管部门应聚焦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以及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等，而监管的形态有审慎监管、金融市场与行为监管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冯娟娟（2013）[2]认为：发展互联网金融有利于推进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金融监管部门面对如何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的新挑战，从金融监管的视角，提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建议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张芬、吴江（2013）[3]通过对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的分析并结合国内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认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做到创新金融监管思路以提升监管质量和效能、完善行业监管措施以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胡晓炼（2013）[4]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增强，金融机构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内在驱动，金融创新和新的金融业态和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使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张晓朴（2014）[5]在肯定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国外的监管模式，提出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魏鹏（2014）[6]通过分析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风险特征及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认为国内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从确立监管原则、敦促行业自律、加快法律建设以及明确业务范围等四个方面着手.杜杨（2015）[7]通过建立创新路径和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利用复制动态进化机理分别分析创新与监管模型中的群体博弈局势的变化形态，并从创新及监管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苏颖、芮正云（2015）[8]从演化博弈视角证明政府监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自我规范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政府应从完善风控体系、加强信息安全以及建立监管机制等三个方面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国外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的研究起步较早.nicholaseconomides（2001）[9]认为：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发展必定会对金融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超过预期，在分析互联网对金融领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SyedaliRaza，nidaHanif（2014）[10-]-通过分别对210名本国消费者和151名外国消费者的调查发现，影响外国消费者使用网上银行的因素主要有网络银行的作用及风险感知、信息了解和安全及隐私保护等方面，而影响本国消费者使用网上银行的因素主要是政府的支持；以及银行应该在简化信息披露渠道、提高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以及客户隐私保护.金融互联网化的创新性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加深了企业对互联网金融的依赖.RenéBohnsack，Jonatanpinkse，ansKolk（2013）[1-1]认为：现代企业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演化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企业最终会借助电子媒介综合发展.因此，未来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从线下转到线上，而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正是大势所趋.emanueleBrancati（2015）[1-2-]-通过研究发现，在传统业务中，对资金需求最大的中小企业却获得了较少的贷款供给，因而迫切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antoinemartin，Brunom.parigi（2013）[1-3-]-从风险、成本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及监管的负面性，提出政府应采取激励性监管措施，促进金融的健康发展.
国内外学者都对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进行了一些分析与探讨，但大都是对现有经济现象的描述及现有监管措施的补充.虽然有学者从模型角度来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及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之间关系，但并未对模型有效性进行验证.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动态博弈过程，并结合监管条例的出台过程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
2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边界的博弈行为分析
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业务游荡于监管体系之边界，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就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对互联网金融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如果监管部门因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风险而监管过于严格，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就会可能受到限制过多，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可能因为创新风险与成本过高而放弃金融创新，从而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都会考虑对方的决策行为来制定各自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因此引入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行为.
作为博弈参与者的金融监管部门目的是维持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并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金融监管部门并不完全符合理性人假设.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创新金融业务的动机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也不会主动或完全向市场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披露自身经营信息，从而产生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由此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不满足传统博弈论分析的假设条件，因此引入并不要求参与者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的演化博弈模型来更为准确的反映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即博弈双方并不是或者并不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2）行为主体的博弈是一个相互认知的过程，博弈双方会因对方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直到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3）博弈过程是动态的，并且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4）对于策略空间，金融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或者不监管，如果监管部门选择进行一定的力度来监管，将会产生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及外部性收益；金融监管部门若不监管，则不存在人力物力成本并且可以使社会享受由创新型金融所带来的收益，但可能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对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及其监管力度，结合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是否接受监管.如果以一定的概率接受监管，则相对于没有监管时存在一定的损失，但由于监管可以规避一些风险，从而也产生一定的收益；反之，若不接受监管，就会在享受创新业务带来收益的同时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及监管部门的处罚成本.
3博弈模型构建及其求解分析
3.1模型建立
博弈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监管部门，另一类是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的主体.金融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有监管或者不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是接受监管或者不接受监
3.2互联网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分析
如果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都满足理性人假设，在互联网金融出现时，假设金融监管部门能及时觉察到金融市场的变化以及有足够的应变能力，那么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政府会对监管与不监管之后的收益进行衡量，如表1所示，若R11--C1>R12--S1，则金融监管部门会选择监管；反之则会选择不监管.当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会对自己接受与不接受监管后的收益进行衡量，若R21--C2>R22--S2-F，则接受监管，均衡结果为（监管，接受监管）；反之，则不接受监管，均衡结果变为（监管，不接受监管）.当金融监管部门在衡量得失后决定不监管时（如果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无监管的条件下意识到无限延伸业务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后果时，会主动减少风险领域的创新，为方便起见，假设其效果同接受金融部门监管一样，为R21--C2，此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会对自己接受或者不接受监管后的收益再次进行衡量，若R21--C2>R22--S2，则会主动接受监管，此时的均衡结果为（不监管，接受监管）；反之，则不接受监管，均衡结果为（不监管，不接受监管）.但在现实情况中，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非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也可能考虑到若不接受监管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而会有一些非理，用简单的传统博弈模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博弈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引进演化博弈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监管部门在博弈中不断优化的演变过程.
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力度为p，其中0
3.2.1金融监管部门行为的演化
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期望收益为e11-，不监管的期望收益为e12-，平均期望收益为e1-，分别由如式（1）～（3）计算：
3.2.3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动态
稳定性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p0=0，q0=0和p0=1，q0=1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均衡状态.如图4的动态图（g）中表现为B和C两个区域是演化稳定区域，而a和D均未达到均衡状态.
在B区域中，由于p>p0，所以q会逐渐增大到稳定状态q=q0=1，；而由于q>q0，所以p会逐渐增大到稳定状态p=p0=1.即随着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有效性增加，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发现在更为规范的金融市场中受益更多，因而选择接受监管；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选择接受监管，金融监管部门也意识到有效的监管措施能为金融市场带来较大的收益，因而选择监管，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监管，接受监管）.而在C区域中则正好相反，p
在a区域，由于pq0，所以p会逐渐增大，最终的博弈结果是进入到B区域或C区域.若q减小的速率大于p增大的速率，那么博弈最终会进入到C区域；反之，则进入到B区域.在D区域中p>p0，所以q会逐渐增大；q
在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演化博弈中，博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的大小.一般来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创新产品良莠不齐，金融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信用风险及其他系统性风险频发，此时金融监管部门会加强监管，从而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的发生，保障公众的利益.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对完善的成熟期，整个金融领域的法制体系比较完善，各种金融机制趋于健全，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的运营及其业务的开展都比较规范，此时金融监管部门会选择放松监管，使得互联网金融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3案例分析：监管条例出台的动态博弈过程
从前文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确定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的监管力度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接受监管的概率之前，博弈双方会根据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进行一个动态的演化博弈过程.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拟定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
第一阶段（2014年之前）没有监管边界：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部门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与中央部委共同确定首信易支付为网上交易与支付中介的示范平台.在随后几年时间内，相继出现了p2p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电商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2013年，阿里巴巴通过余额宝涉足互联网金融，腾讯、百度、京东、苏宁等企业也陆续推出了相关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服务通过20%的客户来赚取80%的利润，互联网金融则利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来服务80%的该被服务好而没被服务好的企业，并发掘并开辟中国金融行业巨大的增长前景.而监管部门则肯定并鼓励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创新.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在扩大微型金融服务供给，拓展投资渠道，丰富投资产品，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互联网金融业务是新事物，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
第二阶段（2014年至2015年7月8日公布《指导意见》）双方博弈边界：互联网金融风险暴露与监管部门开始拟定监管计划.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期，监管部门还未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高利润与低市场准入使得互联网金融进入了一个野蛮增长的阶段，伴随同步增长的是潜在的风险因素.以p2p网贷为例，截至2014年12月，全国累计问题平台数量367家，而截至《指导意见》印发之前的2015年6月，全国累计问题平台数量达到786家.仅半年时间，问题平台数量新增419家.出现问题平台集中在跑路、停业以及提现困难等方面，且多数问题平台涉及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宜信创始人唐宁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良莠不齐，使得整个行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信用风险、欺诈风险.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事件在让大众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也让各界对其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于是纷纷提出监管部门应该对互联网金融加强监管.谢平（2014）[1-4-]-在论证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之后，提出监管要把握必要性、一般性、特殊性、一致性以及差异性等五个要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在支持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同时，将适当采取措施对可能产生的流动性、价格波动等风险加以引导和防范.周小川也表示，会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对互联网金融进行适度监管.
第三阶段（《指导意见》出台至今）确认监管边界：监管部门出台监管政策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接受监管.在历时近两年的调研评估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拟定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于2015年7月18日正式印发，初步确立了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监管的框架.《指导意见》的总要求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原则是“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监管方案是人民银行负责互联网支付业务、银监会负责包括个体网络贷款和网络小额贷款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负责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以及保监会负责互联网保险等.鉴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给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互联网金融企业纷纷表示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意见》.玖富创始人兼Ceo孙雷表示，《指导意见》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玖富与央行意见高度一致.就业贷联合创始人、董事长耿欢欢表示，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推动p2p加速净化，引导行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人人贷董事长杨一夫在2015中国互联网大会之互联网高层年会上也表示合规可控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逻辑.
监管部门对经济金融市场稳定目标的设定以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对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催生了《指导意见》，双方的博弈结果是监管部门适度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接受监管，与上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的逻辑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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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7
(讯)《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日前印发，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作为一个新锐热词搅动着创新创业的一池春水，《指导意见》的出炉则进一步让加什么、怎么加变得清晰明了、有章可循。
“互联网+”要越加越实，这是《指导意见》传递给我们的明确信号。的确，在新的生产条件下，互联网已不是简单的消费品，不是停留在“网络改变生活”那么浅显；而是作为生产要素，助力企业实现规模效益递增的内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就是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这里头就有一个“面子”和“里子”的问题，倘若放弃传统的实体经济，只想在“互联网”这个概念上搞些花活，无异于买椟还珠。
目前来看，业内坊间对“互联网+”的认识，显然存在不少跑偏走样的地方。有人认为互联网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要么觉得互联网是灵丹妙药，一加则灵、包治百病。认识的肤浅难免导致行动的随意。且看当下，从大型企业到路边小摊，似乎都在借互联网的东风，但少的是顺势而为的商业敏感，多的是盲目跟风的概念炒作。借个噱头，“新瓶装旧酒”的有之；套个概念，就想捞快钱、赚大钱的亦有之，更不乏一些觅得上市，便立刻转手套现，换了皮囊再来圈钱的功利之徒。凡此种种，都是投机主义的做派，喊口号多于干实事，赶时髦多于领潮流，浮躁之气尤甚。
有句话叫“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诚然，互联网蕴藏着无限可能，缔造着草根创业的传奇，让无数创客激情澎湃。但站在产业结构的高度看，生产是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前提，生产制造是价值创造的主流。不论是日益普及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还是方兴未艾的微商、o2o，互联网只是颠覆了消费和流通，影响了营销和渠道而已。“褚橙”热销，绝对不是光靠互联网推广就能成功的，根本上还在于企业家不辞古稀之年扎根农村山野，与农民一起钻研技艺辛勤劳作而实干出来的。那些看似一夜成名的行业大佬，绝非“一招鲜吃遍天”，无不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产品质量为根本，在生产、制造、创新各环节下了不为人知的苦功夫。舍产品之本逐营销之末，抱着概念盲目跃进，产业升级就会是一句空话。
站在“互联网+”的时代风口上，需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智慧来洞察时势，也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来谋划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弯道超车，根本上还是要聚精会神干实业，走技术尖、质量精的路线。摒弃浮躁功利之气，静静地做好一个个小的零部件，直到臻于极致。这样才能在这个“每一个个体的世纪”里，以互联网作为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创造更大奇迹。(来源：北京日报文/范荣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8
《指导意见》将为互联网金融监管设定总体基调.划出不能碰的红线，明确各个业态的监管部门。由央行牵头，则是基于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
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将分别出台关于p2p、股权众筹和互联网保险的监管细则。针对支付行业的新挑战，央行还将出台网络支付的管理办法。
张涛还指出，要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在进行监管时，应明确政府应该为、必须为的正面清单，市场主体不可为、不应该为的负面清单。同时，也要发挥好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
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
张涛表示，《指导意见》的总体原则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根本出发点是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监管早已进入高层的视野。2013年4月，国务院部署了金融领域的首批19个重点研究课题，“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是其中之一。课题组由央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信部、公安部、法制办参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展了调研。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于2014年1月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
央行条法司副司长刘向民也参与了调研。他在6月份于上海召开的研讨会上表示，课题旨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系统的研宄，并提出政策建议。
知情人士透露，《指导意见》将针对互联网支付、p2p、众筹、互联网理财和互联网保险等具体业态的监管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划定业务红线和明确监管部门及要求。而之所以由国务院层面出台意见，其政策意图是将分散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统一起来，体现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整体性，避免监管缺位及监管重叠等问题。
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表示：“我个人认为，由谁来监管只是表象，关键是业务的风险特征和本质属性，要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比如说，只要涉及期限错配、许诺t+0、存在流动性转换，就要有流动性规则，不管是银行、p2p还是众筹；只要许诺收益，有类似的诱导行为，就要有吸收损失的能力。”
即将的《指导意见>，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性的规范文件。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各部门出台针对互联网金融具体业态的实施细则。按照国务院的职能划定，p2p、股权众筹和互联网保险的监管部门分别是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张涛表示，针对由技术催生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如果现有的法律法规能继续适用，那就沿用。如果由于创新业务发展太快，现有的法律法规有了不完善、不明晰和不适应的地方，有关部门应该抓紧做好法律法规的立、释、改、废。
p2p平台定位尚无共识
央行于2011年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截至2015年5月，共发放270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中112张牌照可从事网络支付业务。
目前，《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尚未正式出台。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曾被曝光，当中对相关的网络支付业务作出了限额：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统一客户所有支付账户转账年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个人支付账户单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同一人客户所有支付账户消费月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
这样的限额是否合理，曾引发激烈争论。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昨日表示：“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制度安排。目前，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在实名制的落实上，不如现有银行账户，其开户和实名制的落实还需要依托于银行，因此在开展业务时肯定要有层次上的区分，要不然也是一种不公平，容易造成高的向低看齐的现象。”
银监会负责制定的p2p监管细则何时出台也备受瞩目。由于各方的统计口径不同，目前市场上活跃的平台家数、年成交额并无确切数据。刘向民6月在上海表示，截至4月末，活跃的p2p平台超过1800家，2014年全年交易额超过2500亿。蚂蚁微贷（前身为阿里小贷）截至4月底已累计放贷超过了3300亿元。
参与p2p监管规则制定讨论的行业人士表示：“监管细则可能不会很快与大家见面，因为从业者与监管部门在p2p平台的性质上还存在分歧。监管部门将p2p平台定位为信息中介，但目前中国的个人征信体系不健全、投资者教育不充分，平台很难成为纯粹的信息中介，绝大多数平台承担了风险识别的职能。投资者基于平台对资产的风险判断，购买产品，如果违约，自然会要求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股权众筹，中国证券业协会此前已就《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年内计划试点公募股权众筹。合格投资人的界定，一直是股权众筹争议的焦点之一。“东家”于今年3月底上线，采取的是“领投+跟投”的模式。京东金融副总裁姚乃胜昨日表示：“私募的合格投资人一般是千万起步，信托是百万，而在股权众筹领域，某种意义上10万元就能成为vc、pe的Lp。”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9
一、互联网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互联网络的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信息更新及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作为全球性的信息交流媒介和资源共享平台，互联网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吴玉荣认为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五大机遇，即：网络传播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网络精神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增加新内容或新体现;网络交往将扩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网络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将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网络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将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3]张衍前则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指出，互联网扩大和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增强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4]张骥等认为，互联网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突出表现在：可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能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5]张志辉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传播技术，具有虚拟性、交互性、无中心性、开放性、超容量等特征，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扩大和促进了地区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等等。[6]
可见，互联网时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机遇可归纳如下：一，体现在创新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和体现，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和途径，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能够使执政党更为广泛、深刻地了解民情、民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三，扩大和促进了地区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认同。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在互联网时代条件得以增强的观点，学界对此的论述并不充分，如果仅仅注重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的新技术，所谓以图片、影视、动画、音乐等形式寓教于乐、生动活泼地来代替此前“干巴巴的说教”，就能极大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说法，未免有些过于一厢情愿。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增强，要求本段段首归纳的三个方面机遇作为前提能够得以充分保证，吸引力不能简单等同于辐射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认同，如何能够使群众认同并被深深吸引，是互联网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带来了新的机遇，却也成为了某些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的工具，这必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张静等强调，互联网传播给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冲击表现在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向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提出挑战;抑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御能力受到冲击;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增加;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体制、传播手段受到很大冲击。[7]袁其波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意识形态防御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舆论控制能力这四个方面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严峻挑战。[8]干敏敏则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在于：对我国意识形态防御能力的挑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的挑战;对我国意识形态管理能力的挑战;对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挑战。[9]郭明飞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多样性的消解，舆论调控的弱减，网络文化入侵，和信息“泡沫”泛滥。[10]顾洪英认为，互联网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主要有：西方国家在信息领域的霸权地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信息互联网成了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和武器;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多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信息网络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理念受到挑战。[11]杨静娴认为互联网时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她指出：网络的开放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西方强势而又隐蔽的网络意识形态冲击着我国的价值领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比较薄弱，被误读或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网络迅速传播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网络聚焦的各种社会问题消解着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2]杨丽敏指出，互联网技术自由性及多元性特点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防御及创新能力的挑战。[13]
综上，学界对于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罗列的方面较为全面，却也多有重复。笔者认为挑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互联网信息纷繁芜杂，泥沙俱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我国意识形态防御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处心积虑，变本加厉，意识形态渗透无所不在;三，互联网时代，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找到有效途径。
三、互联网时代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
面对挑战，如何在互联网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极端重要的工作。
邱小玲认为，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有：建立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府主导型网站，确保执政党的意志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优势和导向作用;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正确对待社会意识多元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在世界意识形态舞台上，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14]陶文昭提出，要搞好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将主流意识形态以鲜明的内容和鲜活的形式呈现在互联网上，扩大和强化其优势地位;要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对破坏和干扰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进行控制和约束;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15]杨永志提出，增强互联网对意识形态的正面影响力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必须建立有利的“互联网舆论机制”;必须建立专门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必须不断推出丰富多彩的“互联网施教形式”。[16]袁其波建议：加强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把握互联网上的舆论控制权;注重网络时代民族文化的保存;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网络技术水平。[8]关于加强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策，郭明飞言简意赅地提出：攻守结合，主动出击;疏堵相伴，加强引导;以人为本。[10]从增强互联网舆论引导的角度来看，秦维红提出：及时充分地公开信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舆论的重要原则;专家学者型的“舆论领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舆论的中坚力量;尊重和理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舆论的主调。[17]刘忠厚认为，信息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应对策略有：加强互联网文化建设和管理，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建立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我国的“互联网民主”进程。[18]赵诤认为，要积极建设网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完善网络管理的保障体系，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9]李兴平认为，基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技术性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双重性，我们在保护公民网络空间不受侵犯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要坚持政府对网络主导权的管理，完善网络法制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用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创新网络文化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推动用网络语言表达重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形象。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社会思潮。第三，增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发展观的建设和创新。[20]
尽管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网络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在极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呈现出新形势、新状况、新问题、新趋势，然而通过近几年的研究可见，学界所提出的对策、观点仍旧大同小异，少有与时俱进、针对性强、可行性强的创新，且强调政府等机构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的措施较多，而保护、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以人为本的对策相对较少。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篇10
（一）何为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指借助于互联网进行金融活动，可能导致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1]互联网金融作为近年来新生事物，已广泛传播。其中，最典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为移动支付（如支付宝），利用社交网络产生的模式（如微信支付）以及利用搜索优势而建立的钱包。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互联网金融热潮是伴随着互联网浪潮而产生、发展的。互联网是现代信息技术，甚至作为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其在与金融相结合时，由于其自身带有的特性，影响到互联网金融的特性。而简单来说，金融的核心是货币资金在其占有者与需求者之间的配置过程。[2]两者的结合虽形式上有着“互联网的外衣”，但究其本质仍为金融。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6）》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互联网支付行业整体保持安全、平稳、高效运行，交易规模稳步提升。全年共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三百多亿笔，金额二十多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55.13%和41.88%。可见，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资金量庞大。在每年庞大交易和高速增长的现实下，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稳步发展有助于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国外监管经验
相比我国，国外互联网金融发展已有多年历史，我国在探索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可借鉴他国监管经验。
第一，是美国监管法律规则。美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以其现有法律为基础，并无针对互联网金融专门的监管法律。对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美国将其视为传统货币服务的延伸，实行联邦和州政府双重立法监管机制。[3]美国将现有的法律规则延伸到互联网金融监管层面，通过增补法律规则的方式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次贷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其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纳入其中，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谓是空前绝后。这同样影响到了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运作。在千禧年，美国于州的层面推出了《统一货币服务法》，该法已在境内取得了良好的实效，绝大多数州都采用了该部法律。不仅如此，该法律也是美国规制p2p等互联网金融公司，尤其是借贷公司的利器。
第二，是美国监管模式。众所周知，美国采用双层多头监管模式，既不同于我国“一行三会”这种复合监管模式，也不同于英国的双头监管，即将金融的统一监管分为宏观金融监管与金融行为监管。美国现金融监管体系是由诸多监管巨头组成，这些权力部门包括了美联储、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甚至美国国会。因此，从监管架构上而言，美国可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金融监管体系国家。但是，从美国对待互联网金融的做法可见美国作风。因为美国并未专门立法来对待这样一种看似颠覆性的新生事物，而是将其纳入到既有的法律体系当中进行监管，如p2p网贷行业的执法责任落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其虽不是监管部门，但可对不在其权利豁免范围内并参与到第三方债务催收的p2p网络借贷行业的执法责任。[4]又如在对第三方支付监管方面，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将监管重心放在交易过程而非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5]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没有对新兴行业采取过于严厉的监管，而是只要求其遵守旧有法律，如《美国统一货币服务法》对注册资本金没有严格的要求，仅规定其维持2.5万美元的资本净值，从而鼓励该金融创新形式继续发展。
三、对我国的启示
无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继续深入，还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可预期的蓬勃发展，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必须对互联网金融有自己的态度。若没有官方正式的承认、支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金融难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其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又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可采用的方式是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r加以改造，应用于我国的现实发展。对比我国与美国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不难得出若干启示。
第一，为因地制宜，较好地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接地气”，不宜采取类似对传统金融机构的集中式统一监管模式，监管权限应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采取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方式，在“一行三会”统一的监管要求下，地方金融办有差异性地因地制宜。
第二，向美国学习，以原则导向监管为宗旨，而不是规则导向为主。我国目前的法律都采取了规则导向的模式，法条十分清晰，规则明显，但是缺少了应有的灵活度，难以应对像互联网金融新兴的行业领域交叉的复杂事物。原则导向的监管模式为金融改革和创新，以及与其他行业融合带来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有必要继续修改、完善部分法律条款。目前，我国法律较为固化，这种现实困境也决定了我国难以实现如美国一般的原则导向监管。
第三，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护金融投资者。如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p2p平台被定性为信息中介，主要为借贷双方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信息中介意味着其不能为借款人提供担保责任，不承担信用流动风险等。因此，面对潜在的投资风险，有必要要求其充分披露信息，揭示风险，保障金融投资者利益。又如，201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作为《指导意见》的配套制度，进一步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其中，就存在强调“支付机构应当确保交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追溯性以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不得篡改或者隐匿交易信息”。在互联网金融中，信息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信息披露的要求相比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标准应当适当降低，否则将大幅度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成本。对此，学者李有星提出“互联网融资的信息披露机制应确切称为简易信息披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