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建设篇1
1、区域创新体系必须为国家创新体系服务，为区域协调发展服务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区域层次上的延伸，国家创新体系必须依靠区域层次上的创新来支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内部差距比较明显的大国来说，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尤其重要。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既要服务地方，又要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服务。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遵从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设计，把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与实现国家目标、完成国家任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结合起来，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创建区域创新体系来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必须形成区域协调机制，重视区域分工合作
实际上，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与发展区域经济是完全一致的，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所形成的制约，更加重视和努力扩大区域内在的经济和科技联系。建设跨行政区域甚至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区域创新体系，其别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服务于区域创新的协作网络,推动地区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按照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鼓励和引导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以及社会各类科技资源进行整合；组织实施跨行政区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工程项目；引导各级各类人才和生产要素跨区流动。
3、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必须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发挥产业集群的协调作用
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必须发挥已有的区域特色和区域优势，特别是重视产业优势，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相结合，因为创新最后要靠产业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创新不能是孤立的行为，需要与外界大量交换信息，因此创新是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集群是企业创新的一种生态系统，客观上带有区域特征，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基地。
4、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区域发展建设篇2
［关键词］工业园区县域经济招商引资
在宏观经济中，县域经济是一种民本经济。在中国，县域经济直接与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相联系，其发展状况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是发展县域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工业园区的建设能够加快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工业园区作为推进工业化的坚实平台，也是招商引资的现实需要。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发展工业，有利于整合各类资源，提升配套能力，降低投资成本，形成聚集效应。实现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是最有效的载体。工业园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一、工业园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从我国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园区已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在推进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工业园区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和推进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有效途径。建设和发展工业园区，可以有效地聚集资金、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充分挖掘潜力，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统计，2006年，江西省工业园区实现增加值对全省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导致企业分布广泛、效益低下、污染严重。建设和发展工业园区，可以有效地将园区规划与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合理划分功能区块，实现建一个园区、成一片城区的目标。
2、工业园区是吸纳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容器，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随着工业园区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城镇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园区实现就业。据统计，2007年江西全省园区工业企业共安置从业人员123.4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成为工业园区新增就业的主体。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工业园区就业，对改善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工业园区成为推动产业结构、整合经济的有力手段。江西作为欠发达地区，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二、三产业比重偏低、功能分散、产业链不长、核心竞争力弱等特点。发展工业园区，引进高新企业落户，实行功能分区、用地集约、产业集聚，能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近年来，各工业园区科学定位发展目标，依托当地的资源特色，加大引进和开发的力度，以特色增效益、以科技促发展，一批产业特色明显、经济实力雄厚的工业园区正在快速发展。
二、当前工业园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江西工业园区发展势头强劲，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工业园区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江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园区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经济总量偏小，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纵观全省各县（市、区）工业园区，其工业规模仍然偏小。园区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企业规模小，整体优势不强，竞争能力偏弱。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规模效益，从而有效增强竞争力。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外来的大的工业性项目少，园区缺少大项目的支撑，从而导致园区企业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益很难实现，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非常有限。
2、发展资金缺乏，融资渠道不畅。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一直是影响企业发展和壮大的瓶颈。这一问题在工业园区企业发展当中更为突出。大多数园区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可抵押资产较少且缺乏充足的资金积累，因此普遍存在贷款困难、发展资金紧张的问题。受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担保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园区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制约了园区企业的发展。
3、政府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强，落实不到位。在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园的过程中，“筑巢引凤”的力度不够，缺乏宣传力度和氛围。政府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的针对性不强，缺乏能够真正吸引龙头企业落户的各项软、硬件条件。在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的过程中时，有些政策还要大打折扣，难以完全落实到位。
4、部分企业人才匮乏，“招工难”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地理环境、收入待遇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人员变动较大。熟练工人流动性大，个别企业招工困难，只能招到一些文化水平较低、劳动技能单一的工人，他们也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简单的操作，离企业的需求还存在不少差距。
5、园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落后，企业发展环境欠佳。现行的工业园区管理体制，缺乏必要的行政职能，难以实现高效、快捷的“一站式”服务。近年来，全省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企业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但在配套功能方面仍有不足，治安、交通、办公楼、公寓、医院等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园区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三、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对策思考
对于园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拿出切实有力的措施，不断完善补充，从各方面加强园区管理，为园区企业服好务，使园区经济不断做大做强做优。
1、把招商引资作为园区建设的关键，创新招商方式，吸引重大项目落户。招商引资是壮大园区产业规模、提升园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渠道。工业园区建设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招商引资上，体现在入园区办企业的数量及其质量上。因此，各工业园区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由“让利竞争”向改善综合环境的“服务竞争”转变，敢于突破现行政策的约束，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招商引资靠两手：一手是市场的力量，一手是行政的力量。要强化招商责任，建立每季度调度制度；要改进招商方法，什么形式管用就用什么形式。要盯紧重点地区、重点客商，切实提高招商引资的实效；招商引资是“候鸟经济”，特别是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困难时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看谁的环境好。要优化投资环境，营造小气候，下决心把环境整治好，使项目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在派出专业队伍长期驻外招商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已入园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依靠企业招商，引导其他企业向园区集聚，把园区经济总量做大做强。
2、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硬件环境，强化载体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构成工业园区的基本因素，也是吸引企业入园的硬件。要将工业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接，实行统一规划、综合配套、联建共享。此外，在推进园区水、路、电、气、通信、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园区住宅、商贸、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园区对产业和项目的吸引力和承载能力。
3、多方争取资金投入，努力拓宽工业园区企业的融资渠道。资金是当前制约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最重要的“瓶颈”。要本着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引进投资者和社会资金参与园区开发建设，达到共同开发、共同受益的目的。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上下联动”的方针，积极组建具有法人资格的投资开发公司，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实现园区建设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变。
4、落实县（市、区）长园区现场办公会议制度，确保优惠政策得到切实兑现。对工业园区现有的各项优惠政策要及时加以清理和调整，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原则，在土地出让、税收优惠、投融资体制、服务环境等方面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使工业园区成为吸纳投资的政策洼地。对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拉动作用强的项目要给予特别政策。对已制定的政策要信守承诺，全面兑现。为了确保优惠政策不打折扣，县（市、区）长园区现场办公会议制度必须落实，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及时调度园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政府还必须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确保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使入园企业真正从中得到实惠。
5、规范园区管理，加强对园区企业的服务，营造高质量的服务环境。园区的开发建设与规范管理应保持同步，只有管理跟上、措施到位，园区的开发建设才能按照既定的目标和科学的规划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各工业园区要切实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把政府的各项利好政策落到实处，强化园区管理和服务，关注园区企业发展，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进入园区的企业，要推行“一站式”、“保姆式”全程跟踪服务，切实提升园区的服务环境。
6、整合资源，创新途径，多渠道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一是劳动部门要整合资源，发挥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的功能，实施企业职工定向培训工程，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二是在工业园区管委会内部设立劳动用工保障所，企业招工信息，常年为企业招工。三是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开展定向招生、联合办班，订单式培养企业需要的各种人才。
参考文献：
［1］林仁方.加快仙居特色工业园区建设的思考［J］.台州社会科学，2009（1）.
［2］黄镜天.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加快县域经济发展［J］.当代广西，2008（17）.
［3］邹筱乐.工业园区建设与县域经济增长点的培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6）.
区域发展建设篇3
关键词：大学城，区域经济，发展
abstract:nowadaysinChina'srapidriseuniversitytown,itpromotehighereducationinthedevelopmentandatthesametimealsopushthe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y.Collegestudentsisahugeconsumergroups,basedonthis,theuniversitybegantocarryouttheprojectinthecapital,asweplantocollegecityconstructionundertheinfluence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throughthequestionnaireandon-the-spotinterviews,incombinationwithotherregionaluniversitytowndevelopmentofrelatedproblemsaregiven,capitalconstructionandoperationforuniversityin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ayaffect,alsoexpectresultingcountermeasuresfortheregionalgovernmentpolicytoprovidecertaininformation.
Keywords:theuniversity,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大学城的特点
《教育大词典》将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可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为高等教育提供生存发展的适时的充足的物资与精神资源。的大学城总体特点是：第一，建设模式多样化（有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多元发展型等）；第二，大学城空间布局集化，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如“长三角”地带；第三，大学城建设规模大化，占地庞大，耗资惊人。大学城这一新生物的迅猛发展有于利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提高办学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
2、花溪大学城的基本概况
为解决高等学校在中心城区布局过于集中，地域分布不尽合理的问题，2011年1月2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全省学前教育高中阶段等教育三项突破性工程宣布贵州省在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思丫村、下坝村、翁岗村，规划总用地约7500亩，建成20万人规模的高校聚集区，按照贵阳市规划部门划定的各高校用地红线范围，贵州师范大学占地约2000亩，贵州财经学院、贵阳中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占地均为1500亩左右，贵阳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占地约1000亩。贵阳市将用5年左右时间，建成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花溪高等教育聚集区。依托环城高速公路、甲秀南路（花溪二道）、贵阳环城快速铁路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将全省主要高校整合于此，逐步聚集形成花溪高等教育聚集区，以扩大花溪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在聚集区范围内或其将预留适量用地，用于建设科技研发、高新技术和居住、文化娱乐等相关配套设施，以促进这一区域的综合发展和就业平衡。
3、花溪大学城的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3.1大学城对花溪区经济影响概述
大学城的兴建最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对当地人力资本的提升，而是大学城的建设使区域内大学生数量剧增，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扩大了区域经济的消费市场，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能提高当地的城市化水平。花溪大学城的建设使花溪区的大学生数量剧增，花溪区的消费市场也因此扩大，这20万新增大学生消费将大力带动花溪区经济的发展。
3.2大学城对花溪区经济影响的具体分析
大学城具有"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等特色，发展现实中大学城建设扩大了区域的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此，我们将花溪大学城的建设对花溪区经济影响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大学城的建设对当地居民就业的影响
建设大学城，会使花溪区的学生数量增加，花溪区的消费市场也因此扩大，这样势必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进程，发展学校周边地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后勤保障系统(包括食堂、宿舍、通信等)，增加就业机会。花溪大学城建设使得附近原来的经济规模已经满足不了大学生的消费，所以大学城附近会新生一些适合大学生的消费场所。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这些新生的消费场所主要以银行服务、餐饮业、购物等，虽然其中有些行业还未在大学城附近新起，但根据需求的导向性，这些行业也会慢慢发展起来的。
以下图形是我们就“您认为大学城在那些方面的功能急需提高”的调查（下列比例表示的是急需度）
图形显示，大学城急需提高的方面主要有银行服务、餐饮业、娱乐、交通、医疗、购物等，大学城对这些行业的需求使得花溪区居民就业的行业和职位增加，增加了花溪区居民的就业机会。
（2）大学城的建设对第三产业的影响
大学城的建设必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使教育首先成为产业，刺激教育投资不断增长。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十年，要使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目前的9%提高到15%，即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年我国普通高校因扩招了48万人，所带来最终需求增加总量约57亿元，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总产出近130亿元。而今，大学城在我国迅速崛起，大学城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是非常显著。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产业，且属于第三产业。“大学城”的建设极大的带动了花溪区餐饮、旅游等以服务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下是我们对花溪区学生消费的调查：
区域发展建设篇4
上海和北京已经成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城市，尤其是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内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在上海的影响下，南京还有没有必要形成自己的金融体系――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中心，能否在南京有效的建立和成长起来?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拥有若干个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而这些中心城市的作用是鲜明的。英国有国际金融中心伦敦，还有别的地方(作为金融中心)；日本有东京(作金融中心)，也有大阪(作金融补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可以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金融中心。
在我们看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强大，会对南京金融集聚区的形成。提供业务和管理上的种种支持，而南京作为区域金融中心，这是对上海金融中心的补充。2008年长三角的GDp占全国的五一之一，已经提升到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南京在产业布局中，承东启西，是南方与北方发展的交融区，具有深刻重要的枢纽性的作用，客观上对南京形成与上海金融互补的金融区域中心。从国家大的产业布局来看，南京完全有可能抓住现在发展的机遇，创造条件，实现区域性的功能互换。
南京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现实基础
南京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2008年后，南京有金融机构85家，同时作为省内最为活跃的省级市场，现有保险公司省级以上保险公司65家，其中财险公司25家等等，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专业性担保公司达到23家，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创造了条件。另外我们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到去年底。南京银行金融机构实现本外地各项存款余额8562亿元，金融总景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深圳、杭州、位居第四，保险机构数量位居江苏第一，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拉动GDp增长了2.1个百分点，全市金融业增加值接近第十个五年计划末期的三倍，增先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今后的几年，金融业增加速度都将达到30％以上，另外金融集聚和扩散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南京金融资产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另外南京是第二批向境外金融开发的城市，江苏省首家外资银行要在我们这里开业。此外，香港、韩国、德国、法国等地的金融保险机构也都看好南京金融市场，正在争取达到国家标准能够到南京来开设分行。南京是我国金融监管中心之一。
南京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
金融中心的形成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出现的，但金融中心的形成历史，我们认为一般有两种模式：一个是经济主导，即经济发展导致地区金融中心发展的形成；另一种是政府主导性，通过政策的扶持。使当地的金融产业迅速发展，从而加快金融中心集聚的形成。
区域发展建设篇5
【关键词】湖北建设；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提升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湖北省委省政府对高校服务湖北地方发展极为重视，2012年12月18日在武汉专门召开了“全省高校服务湖北发展推进大会”，省领导李鸿忠、王国生、张昌尔、傅德辉、林志慧、郭生练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改革体制机制，优化服务环境，激发高校创新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五个湖北”建设提供核心支撑。本文拟就提升湖北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能力建设谈点笔者的看法。
1服务湖北区域发展是在鄂地方高校的必然选择
1.1服务区域发展是地方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按照高校管理的隶属关系和办学经费来源，我国高校一般分为中央部属高校、地方所属高校、民办高校、行业企业高校等类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行政管理为主，地方所属高校逐渐成为中国高等院校的主体。地方所属高校，即“地方高校”，是指由省市各级地方政府主办主管并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院校。应该说，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除一般意义的服务社会功能外，人才培养、科研与成果转化两大职能也属于服务社会的范畴。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地方政府的投资蕴含着对地方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贡献的期许。因此，服务区域或地方发展，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历史使命，更应是地方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1.2服务区域发展是地方高校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近两年，随着适龄青年人口下降，高校招生竞争加剧。2010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就预测，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同年，全国人带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主编的《中国教育黄皮书》也指出，湖北省初中和高中适龄人口生源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高中将从2005年的接近400万人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150万人，10年下降200多万。2011年招生“滑铁卢”率先出现在高职院校，湖北一些院校只录到计划生源的不到一半。学生报考哪所高校直接受其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左右，大多数地方高校往往不是一流大学、重点大学，也不是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不强，其生存发展必然在更趋激烈的生源竞争中首当其冲，甚至有倒闭的可能。但是这并不等于地方高校不能办成有特色、有水平、有影响的大学，不等于地方高校就率先“死亡”。地方高校如果能面对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与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联系密切，贴近行业实际，主动融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积极服务地方发展，就能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更多支持，将使学校办学更有活力和影响力而成为一种优势，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实现自我价值。
1.3湖北发展建设亟需在鄂地方高校的支持
2012年6月，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未来十年是湖北发展的‘黄金十年’”的科学论断，指出要坚持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湖北实际、具有湖北特点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之路，勾画了实现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湖北的宏伟和美妙蓝图。今后几年，湖北将继续推进和全面实施集湖北战略谋划与布局之大成的“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从区域发展与统筹上，支持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襄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及世界水电旅游名城、黄石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十堰国际商用汽车之都和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荆州“壮腰工程”、荆门“中国农谷”、黄冈大别山试验区、咸宁“香城泉都”、恩施武陵山试验区、神农架林区世界著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等建设，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省内各地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从产业谋划和布局上，全面实施“四基地一枢纽”产业发展战略，大力实施支柱产业倍增计划、千亿产业提升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的“两计划一工程”和农产品加工“四个一批”工程，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鄂和人才强省战略，全面落实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建设科教强省，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教实力转化为发展竞争力。”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源的作用，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开花”、就地转化。可以说，服务湖北区域发展是在鄂各地方高校的使命，在湖北上述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都需要驻鄂高校贡献更多的人力和智力支撑。
2湖北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不强
根据2013年5月8日教育部网站上公布的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湖北省124所高校当年可招生，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有41所，高职高专院校55所，独立学院26所，分校办学点2个。除8所部（委）属高校外，其他116所为地方高校，占到全省高校总数的93.5%，为湖北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湖北地方高校在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服务区域的能力不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社会服务意识不浓
相当一部分湖北地方高校也犯了我国很多地方高校的通病，只注重争取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甚至受计划经济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是“关门”办学，还没有树立主动服务与合作的互动互惠的发展理念。有的学校对服务地方发展还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等地方政府、当地企业找上门来了才开始注重服务地方发展，缺乏主动融入地方的积极性和统一领导；有的学校比较注重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对当地政府的发展规划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速度、规模等了解与估量不足，或者只注重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重视社会服务，导致许多科研成果被闲置起来，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些地方高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有口号无行动，有计划无落实，甚至只是签署了一些校地、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做做表面文章。最终，制约了这些高校服务地方能力的提升，也影响了高校自身的发展。
2.2面向地方的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较模糊
查看高校官网的“学校简介”，发现湖北不少地方高校存在“求全”、“贪大”、“攀高”的现象，以发展为综合性大学或教学科研型大学、追求升格为目标，办学定位不准确，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学科专业设置上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和雷同现象，没有很好地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导致了专业设置、技术创新等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不相匹配或不能相应调整；即便是还只停留在人才培养这一间接服务的层面上的学校，也不能按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支柱产业、重点企业、优先发展行业等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结果是，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办学条件、人才储备、科研实力难以与研究型高校抗衡，优势不突出、个性不明显，不仅难以承担部级或省级重大研究项目，学科建设也不能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不能为地方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丢弃了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依托的办学特色。
2.3服务社会的内部机制不够健全
由于现行地方高校的考核评估体系欠科学，上级评估主要考核有多少立项课题、与地方企业签订了多少合作协议、开办了多少“订单班”，而合作项目的投入与产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却无具体评价指标，甚至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真实以及有没有在实施却不进行实地考察。很多湖北地方高校也有此通病，并没有把社会服务纳入目标管理，也没有明确相应的管理机构或专人负责，或者有纳入却没有明确的指标和考核办法，更没有出台规范社会服务的政策和配套措施，缺少相应的激励政策和分配政策。学校相关协调、管理的部门因责任不明晰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积极性不高。广大教师也因只对教师的授课课时、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而对教师是否进行了社会服务、社会服务质量的好坏、创造的经济效益、受益者的评价等，都没有列入绩效评价指标而给予合理、科学的评价与奖励，伤害了教师开展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即便参与了社会服务项目也是出于项目成果对职称评审的作用以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至于经济效益与社会需求则放在其次，存在明显的功利性。从一定程度讲，一些学校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成了玩弄花架子。
2.4服务社会实力有待提升
地方高校承担的各级各类纵向、横向课题中，省市级课题占了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应用性研究课题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但由于湖北地方高校大多数属于教学型院校，科研活动在学校的工作中所占比例较低，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与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相比，地方高校也存在着科研实力薄弱、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社会服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包括一些地方院校虽有社会服务的意识，但刚起步，服务团队还在培养打造中，社会服务能力优势还不明显。加上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对地方高校信息沟通不通畅和受“品牌”意识的影响，他们对地方高校科技服务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缺乏信赖感，宁愿花高价、舍近求远去寻求部委属高校，也不愿意接受本地高校“方便快捷”“物美价廉”的技术服务。
3在鄂地方高校服务湖北发展能力的提升路径
地方高校应明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增强社会服务观，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学科建设和特色培育为基础，加强内涵建设，健全社会服务机制，拓宽社会服务领域，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积极投入地方建设，做到“以服务为宗旨，以特色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以共赢求发展”。
3.1更新教育理念，增强社会服务意识
湖北地方高校要从生存与发展、责任与使命的战略高度，认识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强化责任感，树立忧患意识，要把学校的长远发展目标建立在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础上，把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应用研究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密切关注和掌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来这种意识是主动的、达成共识的，要主动密切与地方政府及各行各业主管部门、支柱产业、骨干企业的联系，积极走出去，而且为学校决策层和广大教师所共识成为共同愿景；二来这种服务是全方位的，要参与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结合学校优势为地方发展提供及时和充分的人才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等。从湖北116所地方高校的分布来看，省会武汉市的高校较为集中，除部属院校外，还有72所地方高校，包括21所地方本科院校和33所高职高专院校，可辐射全省；设在其他16个地市州和省直管市的高校共44所，最多的荆州拥有7所高校，而神农架林区还没有一所高校。从高校数量和地域需要来看，每所学校都是有足够施展空间的，甚至高校是不够用的。尤其在汉地方高校，更要主动对接和支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地方建设。
3.2主动对接湖北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培养地方急需人才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任务，地方高校应立足地方，对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等实际情况，为地方培养培训大批适应生产、服务、管理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及高技能型专门人才。目前，湖北获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孝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1家部级开发区，已形成汽车、石化、钢铁、食品、电子信息、纺织、建材、电力、机械、有色金属、生物等11个千亿元产业；未来将继续推进的“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具体包括：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推动汽车、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等支柱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积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钢铁、有色金属、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形成一批在全国同行业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品牌、一批销售收入过5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园区、一批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县市；优先发展物流、金融等生产业，加快发展商贸、流通、社区服务等生活业，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加快整合和开发旅游资源、壮大旅游支柱产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结构优化、比重提升。湖北地方高校要结合自己优势和特色，把学科和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瞄准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调整专业设置、优化学科结构，增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实现互惠双赢，共同发展。
3.3苦练内功，提高科技应用水平
按照学校的规格，湖北地方高校又可大体分为五种类型：（1）省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2）“省部共建”地方重点院校；（3）地方普通本科院校；（4）新兴应用型本科院校；（5）高职高专院校。这些院校的办学基础、科研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前两类整体实力更胜一筹，后三类则要弱一些，尤其基础理论研究较弱。这些地方院校应该考虑到企业行业更需要科技成果应用和创新的要求，科技服务应扬长避短地以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为主，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技术推广中心。一要围绕学校办学优势、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建设，培养或引进一批学术带头人才，建立“专家库”，组建和打造若干方向的科技服务团队。要善于向社会各界推荐专家，便于社会点兵点将。二要在科研工作中，要贴近地方需要开展科研、科技开发工作，把校内专业技术人员的科研攻关项目及发明成果及时推向社会和企业，使科研成果能较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甚至集中优势力量加强应用型项目的科技合作，针对性满足地方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核心技术需要，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
3.4搭建平台，健全社会服务机制
社会服务机制的构建是地方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保障。湖北地方高校首先要成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明确管辖主体，加强对服务地方工作的组织领导与服务支持。其次，要主动适应地方发展形势，对内以优势学科为核心，设立研究所、科技服务中心、校企研发中心等具有本校本地特色的科研机构或平台，承担本校和地方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研究和推广工作，对外与地方政府、骨干企业以战略合作协议、产业研究院、高校地方服务与合作基金等各种形式合建科技开发中心或签署协议，建立内外对接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再者，要以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和保护教师利益为出发点制定社会服务工作考核与激励政策，一方面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纳入主管部门和教师考核指标体系，将服务社会工作作为教师评优、评先、晋职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制定完善的激励制度，奖能罚庸，籍此调动教职员工进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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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建设篇6
金融改革重点：发展民间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截至2011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注册资金2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中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进出口贸易额60%以上，GDp7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以上，解决新增就业人口90%以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中小企业超过130万户，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5%以上，从业人员441.6万人，占全省企业职工的75%以上，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以上，占GDp43%以上。但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中遇到的融资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这又是中国金融运行体制和机制缺陷造成的。
（1）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不合理。在中国，规模以下小企业的90%、小微企业的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70%的中型、小型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甚至通过高利贷方式融资。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利润率的大幅下降，中国民营企业利润总和不如一个中石化公司。
（2）国有资本对金融业的高度垄断，银行的发展势态猛涨，但缺乏创新和特色。银行的服务对象偏重于国企、央企、大项目及政府要求银行支持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项目。银行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新兴产业贷款缺乏主动性、灵活性、创造性。
（3）银行业近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过猛，而10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主要是为了配合政府救市，投放到固定资产领域。而这些新增贷款的资产质量却是银行业今后的最大问题。银行的误区在于“迷信”固定资产抵押能够抗衡事后危机，因为银行的压力测试不可能解决抵御资产失去流动性后给银行健康运行造成的巨大压力，所以银行“繁荣”的表象后面隐含着资产质量下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民营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因缺乏资金而增长下滑，必然引起经济的下滑，资产缩水。
（4）金融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业主要是两大块，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2011年盈利10412亿，资本市场全行业亏损。股票市场不景气，股票发行、交易、直接投资、委托投资、理财等所有证券市场全行业亏损。资本市场亏损，核心原因是企业负债率太高，无法获取利润。继而，投资者不看好股市致经济下滑。
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助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设立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村镇银行、股权投资基金，允许民间资本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力度，通过金融改革推动民间金融由无序走向规模，从地下走向阳光。同时加快针对目前已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合理的退出和转型机制来进行引导，不断扩展抵押品、质押品等形式来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加快建立健康合理、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1）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拓宽融资渠道，是云南推进桥头堡建设的需要。如何才能拓宽融资渠道呢？首先要放松、放宽对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审批条件和额度限制。在有条件的县、乡、镇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农村信用社、农村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探索设立新型的农业村镇银行、新型的工业园区银行。这些银行可以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参股。
所谓农业村镇银行，是建设以农产品公司为龙头的、以集体种植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村镇银行，对农产品公司和农户进行对口扶持。如在弥勒县设立农业村镇银行，可由“云南红酒业集团”作为村镇银行大股东，对种植葡萄的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收获的葡萄偿还银行贷款。将过去由公司出资金、出技术等扶持农户的种植模式转变为“银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商业借贷合作模式，针对不同的种植行业进行规模化扶持，可推广至咖啡、柠檬、烟草、蔬菜、花卉等不同的种植区域。这种新型的金融运行模式，必然会对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所谓新型园区工业银行，就是要改变以土地、税收优惠政策招商的模式变为“资本招商”。资本招商是美国硅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模式。为此，建立以承接高新技术转移、提升产业升级为目的、服务园区企业为宗旨的园区银行，为今后云南的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引擎。以企业在未来市场的前景、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及企业现有资产状况为依据，以“风险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基金+担保公司+银行债权融资”等一系列的投融资方式，为园区新兴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扶持更多的创业者到园区创业发展，形成真正的园区孵化器，培育千千万万个小企业成长壮大，这也应是园区工业银行的宗旨。
（2）试点建设云南资本市场。国务院关于“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为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也为云南的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的几千亿资金，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资本市场是企业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资本市场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在引导社会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可以试点搞一个民间的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市场。对政府而言，云南中小企业股份制公司交易市场的建立，既可以为云南企业拟在沪、深两地甚至境外上市企业进行上市前的项目优选、孵化和培育工作，从而极大地帮助和推动更多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做大做强企业。对企业而言，尽管是在云南省中小企业股票交易市场挂牌，也会对企业上市前理清产权关系，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活动，确立市场位置等前期的上市培育、孵化工作。对投资公司而言，不仅是一个投资交流平台、引资平台，更是一个股权交易平台。任何小企业想获得、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者，都可以到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股权交易平台建设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要具有本土特色，并且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运行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开始设计平台时，优先提出并完成交易平台的顶层设计。
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中小企业交易市场，必须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和专业机构及专业人才，包括设立保荐商制度，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为进场交易的企业提交尽职调查报告和保荐意见书。设立做市商，为进场交易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双向报价做市服务。设立专业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公司等。设立股权投资机构，省内外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基金、其他交易市场的上市公司及企业、财团等都可以参与投资。
推进金融创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推进金融创新，是建立健全云南金融服务支撑体系的动力和保障。（1）推进制度创新。云南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增强金融创新意识，改革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内部业务处理和风险管理流程，完善创新的组织管理，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地方产业特点制定有特色的金融创新规划和目标。同时注重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配套；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要争取总行支持，推进制度创新，在引入更多贴近本地市场、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新业务在云南先行试点的同时，提升再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2）推进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加快经营方式转型，一方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改进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探索多种保证方式的信贷产品、发展供应链金融，缓解城乡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着力推进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创新，拓宽筹资渠道。（3）推进服务方式创新。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不断优化银行业务处理和审批管理流程，创新金融服务形式，延伸金融服务网络，扩大金融辐射半径，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个性化、一站式金融解决方案。
区域发展建设篇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整体上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年加大；东部地区继续高奏凯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我国经济的“隆起区”；中西部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这种滞后不仅指增速的相对滞后，更严重的是实际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提升的绝对滞后。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引起决策层的关注，1991年3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并按照沿海地区、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日标；199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设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专门论述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金融危机后更是批复了包括珠三角规划在内的10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更是首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并且在2011年全国两会中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主体功能区战略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它能够解决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还是也如其他众多区域发展战略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述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常用来表述如下涵义：东中西或各省区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或把差距控制在适度、合理的范围内，即区际经济结构协调；区域间分工协作的发展，建立和发展地区间合理的分工体系，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提高，区际产业结构协调；国家投资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即区际生产力布局协调；消除区际贸易封锁和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即区际贸易关系协调；区际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消除，即区际利益关系协调。显然，上述几种涵义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意，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所要求的一个侧面。而在决策层面，在国家五年计划纲要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界定也出现了差异：国家“十五”纲要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十一五”纲要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侠义和广义视角下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区域的自身相比，东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590缓慢地上升到2007年的0.616，之后有所下降，2009年变为0.609，这说明东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趋势是逐渐改进的过程。中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0.403缓慢地上升到2004年的0.409，之后逐渐下降，2008年变为0.391，09年上升到0.401，这说明中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处于一个起伏，但轻微下降的过程。西部地区省份表征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数从2001年的0.375下降到2006年的0.357，然后有所反复，2009年变为0.358，这说明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处于一个起伏，但逐步下降的过程。
从区域之间看，东部和中部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之差从2001年的0.188上升到2007年的0.224，然后有所反复，两者之间的差距2009年变为0.208，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之差从2001年的0.215上升到2006年的0.257，之后有所反复，两者之间的差距2009年变为0.251，平均来看，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平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差距从2001年的0.188增加到2009年的0.203，东西部地区省份的平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差距从2001年的0.215增加到2009年的0.239。这说明，从广义区域协调角度看，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区域不协调发展程度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
结合狭义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来度量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以广义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度量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部和西部等内陆地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区域不协调程度日趋扩大，广义上的不协调程度远大于狭义上的不协调程度，这意味着东西部之间在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享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更大。
主体功能区会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吗？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协调发展部分提出的新举措，其主要思路是国家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并进一步明确了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就是试图从解决空间失衡问题出发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通俗地讲，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一个区域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逻辑意义上的以地为本，同时也是对区域过去发展水平的一个事后承认或被动承认，它的核心逻辑是对外生条件和历史事件的绝对遵从，因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相关要求，一个地方划入什么开发区域主要的判别标准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从逻辑和理论上看，这样的划分标准没有什么问题，根据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限量、发展基础和发展增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然而这三个条件是如何科学地划分、如何科学地界定，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我们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例，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科学上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通常来说，资源环境承载力通常是用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脆弱性和生态贡献性等与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为判别标准，但是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矿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显然会带来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带来承载力的提高，但同时，大量自然资源的开发又会使得一些环境脆弱地区的水资源、生态资源等遭受严重威胁，同时又降低其承载力。因而资源承载力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
另外，从时间维度上看，资源环境承载力又是属于动态范畴的问题，随着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制度环境、生态文明等要素的改进和完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也会发生变化的。另外，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隐含逻辑上看，通过主体功能区的定位，把环境资源承载力较低地区的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地区转移，但是我们知道，行政命令式的、强制的人口转移的效果都是很不理想的。我国人口迁移也面临着就业容量问题、城市管理体制、文化冲突等种种问题。
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样，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所谓的决定因素通常都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而出现动态的调整过程。如何科学而令人信服地分析这种调整过程？如何确定这三种决定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当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和成熟的分析、解释和论证。
从整体上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其开发顺序和开发重点正好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同向递增关系。通常来说，我国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都是属于优化开发区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和经济带都属于重点开发地区，而中西部边远地区大多属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而四种不同开发区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生态政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内，那些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同样被划入一个省的优化开发区，而其相对落后区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也都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而中西部的边远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落后，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恰恰又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要求，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不能更多地发展产业经济，而应更多地承担环境和生态维持功能。目前我国各种补偿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经济和产业的支撑，这些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是无法承担生态和环境功能的。当然，有人认为区域协调发展不应仅仅是追求人均GDp的绝对平衡而应该是享受基本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实证分析的那样，从中国实证数据上看，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广义区域不协调要超过只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狭义的区域不协调。当然中央政府也清楚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面临的实际情况，因而也出台了包括生态补偿、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但是这些配套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和论述阶段，真正实施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以生态补偿为例，国内学者几乎在讨论主体功能区战略时都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横向和纵向在内的生态补偿，以弥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由于放弃产业发展而对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承担的生态保持和维持的利益补偿。但是具体来说，生态补偿的标准及数量则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即使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比较成熟和令人信服的生态补偿标准，一片森林、一片绿地、洁净空气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计算谁也说不清楚。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定价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有时候可能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国环保部前些年尝试推行的绿色GDp核算的夭折，很好地说明了环境价值计算的巨大难度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态度。对于同属于一个省份的不同地区来说，由于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因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相对容易一些。然而事实是，即使是一般认为较为容易同一个行政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实施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作为首都和发达地区的代表性城市的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生态补偿只有下面几个字：“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而不同省份之间（例如北京和河北省之间），尤其跨越了好几个省份的两个省份之间的生态补偿更加困难。作为发达地区政府来说应该对于作为生态涵养区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和民众给与生态上的补偿，但是很难确定补偿标准，也很难统一补偿标准。即使是同一个专家，但他用不同的方法（成本法、收益法、综合评判法）确定补偿标准，所得出的结果也千差万别。难以确定统一的补偿标准直接影响甚至阻碍省份之间的生态补偿。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区域补偿不应该仅仅指生态补偿，当存在外部性时都要实施补偿。据统计，中国当前的粮食主产区越来越集中在北方，而那些传统上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南方各省份，由于率先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农田逐渐减少，农业逐渐被弱化。北方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晚，曾经承担了较多的粮食生产。然而，目前这些粮食主产区也开始进入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这些地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因此只能获得有限的开发。从中国现状来看，任何地区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也应建立一个类似生态补偿性质的补偿机制问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结论和简单的政策含义
虽然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试图通过对中国不同区域空间的功能界定和调整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环境、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区域合理调控等目的。但是“十一五”期间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和成效并不明显。中国决策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界定也有了一个明显和清晰的变化，早期更多的是强调经济发展的狭义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问题，后来逐渐扩展到广义上的区际实际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程。根据中国2001~200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我国区际发展不协调程度逐渐凸显出来，并且广义上的区际不协调程度远远超过狭义上的区域不协调程度。
区域发展建设篇8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区域教育的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信息化技术装备等一般要求上,而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走向优质均衡、内涵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校的迫切需求。优质学校与一般维持现状学校的分水岭就在于对论文联盟办学内涵的理解与思考,以及由内涵品质所决定的教育教学行为的差异。如何促进教育在学校内涵层面的均衡发展?这是摆在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尤为关注学校文化建设的问题。
一、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的审视
作为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学校文化的积淀需要一个挖掘、发现、孕育、成长的过程,学校文化建设更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务实的做法。“十一五”期间,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主持展开了《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以课题为引导,在行政规划下的学校文化建设研究由此拉开了序幕。
虽然学校文化建设很重要,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基层学校有效的落实与普遍的关注。2006年5月,为了解秦淮区学校文化建设的现状,区教育局组织了问卷调查。当时,全区的45位校级领导参加了问卷调查。经调查:30%左右的学校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31%的学校没有校训,虽然各校都有具体的“三风”,但表述并不十分清晰,还需要进一步梳理;37.7%的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上没有确立自己的主题;30%的被调查者在制度建设上显得较为消极、被动;有93.3%的领导认为应该关注学校文化建设,但是大家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将学校文化建设与常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从全区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整体处于向高层次发展推进阶段,但是如下四个问题仍需尽快加以研究:首先,我区的学校尚未形成大家认同的教育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即学校文化的核心“学校精神”尚未真正形成。其次,学校文化建设趋于一般化,尚未注重体现各校自身特点、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个性不明显。第三,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认识匮乏,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第四,学校文化在几所学校被重视,尚未在我区内整体推进,形成区域学校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力量。由此看来,对于“何为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建设何为”等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与深入。
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其核心就是要促进每一所学校的发展,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在敏锐地认识到学校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之后,行政支持、积极应对、高位引领。与学校共同担当时代所赋予的教育命题,成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经过充分的论证,课题组认为必需审时度势,点面结合,提出了以“区域推进”为整体思路促进每一所学校的内涵发展,以期实现区域内高一层面的优质均衡发展。
二、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
将“区域推进”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这是基于对文化建设、文化品质、行政资源的理解。我们所说的“区域推进”是一种动态的教育战略与行动,它更关注教育的整体性、自觉性、联动性与发展性,它既是对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探寻,更是对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实践,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必然抉择。
以文化建设为发展目标,使区域内学校高位均衡发展的工作思路进一步聚焦。其实,当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思考文化软实力,就会发现“文化”和“教育”从来就是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秦淮文化对于秦淮教育的价值,在于她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古朴、深沉和丰厚的色彩,她所蕴涵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她所拥有的文化力量使秦淮人血脉相连。秦淮教育对于秦淮文化的贡献,在于她通过校园,通过课程,通过教学,传承和延续着秦淮文化的珍贵遗产,使秦淮儿女与厚重的文化传统产生共鸣,并在新时代中弘扬和发展秦淮文化。在行政引领下,以区域推进的思路将学校的发展聚焦于每一所学校文化的建设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内涵发展的实践之举。
以文化内涵为透视镜,使区域教育发展走向全方位品质提升。正如我们在起初调查中发现的那样,一些学校几乎将所有的工作都作为内涵建设来理解和规划,忽视了学校内涵发展的具体抓手、方向和特色。忽视了学校日常工作与学校内涵发展的区别和联系,使得工作思路不够清晰、抓手不够明确、特质不能彰显。文化给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深刻、全面的视域,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文化品质的高低决定着教育区域内涵发展的深度,透过文化品质我们可以发现区域教育内涵发展的前景。这就提醒我们,要紧密围绕学校精神的凝聚,把“人”的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因素,围绕办学特色即文化特色的形成,从物质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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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思考内涵发展的问题,优化和改进区域教育的工作,从而使教育内涵发展的研究与实践纲举目张。特别关注以学校文化品质的提升为追求,通过全面提升教育行为、管理方式、教学质量,系统地丰富和改造教育内涵,促动区域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以行政资源为保障,使区域学校文化建设获得有力支撑。在整体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有限的物化资源、社区资源、专家资源、考评资源、督导促进等等如何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分配,本身就体现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文化建设的整体性投入力度与科学规划的思考。只有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实现按需供给、科学发展、均衡发展、跨越式发展,才能有力地保障区域内每一所学校文化建设的顺利实施。
三、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三个坚持”
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是在教育发展、社会发展及学校文化觉醒基础上的必然选择,区域推进的思路为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为保证区域推进的质量,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首先,要坚持“区域推进、整体发展”。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不是“削峰填谷”,更不是“一平二调”,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是从整体上规划、行政上支持、理念上更新、措施上跟进,是为了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所有的学校寻求物化中的人文追求与办学实质的精神凝练,以每一所学校良性的发展整体推进“教育名区”建设的宏伟蓝图。
其次,要坚持“各美其美、美美相容”。同一区域内的学校呈现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珍视和显现的共性与和谐,是教育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同时,区域内每一所学校在这个本质的基硎:上追求自身的学校文化特质,也是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区域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每所学校成为“每一个”,而且是独特的一个,学校的发展可以是差异均衡发展,以期实现各美其美,美美相容,形成区域教育整体的特质。
区域发展建设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交通运输；吸收；辐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系统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仍然呈现滞后状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表现得日益显着，交通运输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受我国综合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交通运输自身发展等制约，交通运输发展目前仍只能按地区、有重点、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如何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定有效的交通运输发展策略，则有赖于对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准确把握，进而促使两者互动发展。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从当前理论界的研究来看，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认识，这三种认识也构成了大部分地区制定当前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指导思想。
第一种认识主要认为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交通运输的发展就是要满足区域经济活动引发的交通运输需求；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良好的交通设施必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区域优势的发挥，同时吸引大量投资。
第二种认识则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调并突出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即区域经济发展引致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是为了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三种认识是对前两种认识的综合，认为交通运输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所带动。
应该讲，上述三种认识都部分地反映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这些认识基本上都停留在定性判断的认识上，因此更多地是对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在实践中的验证。
二、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吸收与辐射模式图形解释
在笔者看来，交通运输与区域的经济关系可以与城市与腹地经济的关系相类比，把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关系区分为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由于受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或者以辐射为主，或者以吸收为主。一般而言，区域经济规模较小时以吸收交通运输资源为主，在区域经济规模较大时以辐射为主。交通运输资源之所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内是因为在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内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当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依托其雄厚的势力对周围形成辐射时，交通资源即使不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中也可以获得相应甚至更大的收益，交通资源就不再转移到较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圈。
当前理论界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三种认识与笔者概括的吸收和辐射两种模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是应该先发展起来的，正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后才能更好地对交通运输产生影响，这点恰好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区域经济发展先于交通运输资源的发展，为了促使两者互动发展，我们应该正确引导交通运输资源的发展
三、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建议
通过上述对两者关系的思考，提出解决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发展的建议。
（一）制定区域交通运输战略。区域交通运输战略，即交通运输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战略，指的是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制定要按照宏观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在充分了解并掌握各地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基础上，通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差别发展，使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够实现与区域经济活动的有效对接，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运行的正面效应，最终促成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交通运输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得当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提供往往由技术决定，方式的选择、线路的安排等相对纯粹的技术因素对整体网络的构成和完善影响非常大，从而造成部分地区交通运输的提供并没有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的客观要求。可以断定，交通运输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有相应条件约束的，只有在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划和战略中充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性特征，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交通运输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点强调区域交通运输的战略。
（二）推行区域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就是指要实现交通运输规划与区域经济规划从实质到内容上的一体化。规划的基础要充分反映规划区域内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拟合程度。这个拟合程度既包括交通运输总量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也包括交通运输结构与区域经济活动特点的适应性，同时还包括交通运输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活动、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配置。
（三）形成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以地方政府分权体制为基础的，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导致经济组织间经济活动横向协调的成本过高，以致分工协作费用明显地高于组织费用，外部横向协调费用超过内部纵向协调费用，直接导致区域分工的割裂式发展、雷同化发展。
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工来看，假设现有区域经济圈C1、C2，区域经济圈C1内交通基础设施状况良好，区域经济圈C2就可以选择分工，区域经济圈C1内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经济联系，重建交通基础设施，这个决策过程中的主体为地方政府。选择分工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收益，表现为未来地方政府税收的增加；而不选择分工，收益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和转移支付的增加、短期内就业的增加以及官员个人效用的增加。这种关系就是上面所描述的辐射与吸收关系。因此，要想形成真正的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就必须要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各级政府在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清晰的辨别，在充分保证区域各方整理、利用交通运输资源以达成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良性区域交通运输合理分工机制。
参考文献：
[1]彼得・尼茨坎普.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区域发展建设篇10
[关键词]图书馆联盟；福建省；资源共享
1背景分析
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生存模式，它是基于各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合作开放、利益互惠、遵守统一的协议要求而形成的一个联合体，它的主要服务功能有信息资源共建、集团购买、联机编目、文献传递、期刊交接、参考咨询等。它的出现是网络社会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可以很好地将传统图书馆与数字虚拟图书馆、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进行整合；它的出现使传统图书馆的传统服务项目在网络社会得以延伸与深化；它的出现使图书馆能更高效率地使用资源，更合理地分配资金，使图书馆建设资金最优化。
我国图书馆联盟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全国性图书馆联盟；一些地区行业性图书馆联盟，如江苏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JaLiS）、湖南高校数字图书馆（HnaDL）等也相继组建，它们大都根据所属系统行业的文献传递与利用特征来组织规划其资源共建共享模式。这些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出现往往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与政策导向有关，更具可操作性，服务项目更加具体，可持续性更强。本文以福州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以下简称Fulink）建设为例，探讨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架构与服务模式，试图探索一条适合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发展的道路。
2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现状分析
2.1Fulink简介
Fulink的建设是在福建省教育厅组织领导下推进的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个项目。它是福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先行项目，目前由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江夏学院、闽江学院8所高校和厦门大学共同参与建设。该项目以文献信息的联合保障体系建设和资源共享为主要任务，整合各馆资源、发挥联合优势，为大学城共享域内的广大师生提供校际文献提供、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联合借阅等高水平便捷的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它的发展具有示范性和指导性，为未来福建省的省际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截至2012年12月，Fulink首页的访问量已达到2168654人次（Fulink的读秀统计）。
2013年第2期（no.2，2013）图书馆界（Libraryworld）林杨，戴鹭涛：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发展思路——以Fulink为例2.2大部分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共同特点
2.2.1资源共建与共享。建立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最终目的是通过统筹规划本地区各图书馆文献资源收藏的范围和重点，分工协调，使无序的文献资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员馆之间相互提供服务。具体体现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联合采购等方面，联盟内成员馆需要在共同协议的框架下，合力完成经费、决策、服务、组织等诸方面的工作，实现共建共享。
2.2.2政府主导与推动。Fulink作为福建省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由福建省教育厅、CaLiS福建省中心、CaLiS福州大学城共享域中心、专门工作组和各高校成员馆组成，共同承担整个文献联合保障系统的运行与管理，具体工作内容由福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协调委员会决定，下设4个专业工作组和1个特别工作组，共同对联盟事务进行决策与组织。经费投入以省教育厅专门项目经费投入为主，各高校投入为辅。
2.2.3地理、人文相近。地方性图书馆联盟的形成必然与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有着重要关系。随着现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实际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是影响图书馆联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一组地理位置相近的图书馆群，能够面对相同性质的读者群，且沟通与交流更加无障碍，甚至有些因为同属同一行业系统，有着共同的上级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因此在文献资源建设协调和共享服务方面都容易取得实质性的合作成果。Fulink的发起正是基于福州大学城的建立、福州及东南沿海各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
2.3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完善之处
主要表现在：联盟形式单一，多以省内联盟为主；利益平衡机制不完善，由于联盟组织结构较为松散，联盟内各成员馆实力相差迥异，要做到利益均享、风险共担有一定实际操作困难；联盟提供的服务过于单一，大部分集中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联合采购等，需要进一步开发联盟的复合功能，深化联盟所带来的服务功能。
在一项针对Fulink平台的问卷调查中，涉及资源共享问题时，有60.2%的读者认为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基本没有共享；针对资源共享的支持度调查结果表明，有91.23%的读者赞成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其中非常赞成的有44.29%，只有3.68%的读者表示不支持。涉及共享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时，调查结果表明，管理问题最为突出（90.61%），其次是馆际协调问题（86.53%），再次有观念问题（62.45%）、成本问题（59.39%）、服务问题（5592%）、技术问题（5408%）[1]。以上几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充分说明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不足，其未来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3完善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的思路
3.1发扬区域图书馆联盟文化
任何一个团体要良性生存，文化是最大的凝聚力。图书馆联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对联盟内各成员馆没有行政约束力，而联盟建设却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人力，需要馆员用富有激情的工作态度和职业使命感来完成大量工作。可通过建设联盟文化来调动各成员馆的积极性，提高合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良性的联盟文化应该具备以下要素：首先是公平，成员馆无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是平等的，公平的实现有赖于合作协议的完善。如Fulink在成立之初，制订了《共享平台服务机制创新试行条例》和《高校文献信息公共服务运行办法》等管理文件，各成员馆只有在协议的框架内合作，方可做到真正公平。其次是信任，联盟各成员馆之间的利益是互相依赖的，只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存，而信任程度取决于联盟内管理制度的完备程度，拥有健全的制度方能有效地平衡利益以达到最大的信任。最后是沟通，成员馆之间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只有沟通，才能消除差异，只有沟通，才能互相理解与包容[2]。
3.2努力提高联盟内各成员馆的核心竞争力
图书馆联盟的实质是一组相关核心能力的组合，只有联盟成员馆都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才可以同合作伙伴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否则，即使短期内实现了联盟合作，也难以取得长远的发展和成效。联盟内的各成员馆都必须各具特色和优势，这能为联盟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还必须尽可能地培育并突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单位，建设特色馆藏就是充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每个成员馆应当认真审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找准定位，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最擅长的某一点或几点上，形成极具竞争力的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图书馆联盟中各高校的不同特色馆藏能够有效减少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还能提高资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获得战略联盟所必备的优势能力，也才可能充分利用联盟获取竞争优势，使联盟做强、做大。
福建省东南沿海的高校图书馆也在陆续建设各自的特色馆藏，如集美大学水产科技特色库、华侨大学的华文教育专题数据库及馆藏港台图书全文数据库、厦门大学的东南亚及闽台研究数据库、漳州师院的漳州文库及闽台生态农业库，等等。这些特色馆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还远远不足，建议在Fulink的资源整合建设中，引进海西特色概念，为福建省打造一个具有海西地方特色的区域地方性图书馆联盟，与福建省发展海西经济相呼应，以现有的特色馆藏建设为主导，鼓励和发展海西特色文献资源库的建设。
3.3重视联盟间协作
必须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建设的局面。要让地方性图书馆联盟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注重联盟内成员馆的沟通与协作之外，更应该积极主动与CaLiS等大规模的图书馆联盟以及其他行业性、区域性的图书馆联盟加强合作，实现联盟间各项服务功能的有机嵌合，拓展联盟的服务深度。
以福建省各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工作为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模式。即成员馆内负责文献传递的馆员通过email、QQ或电话等方式联系文献收藏馆，亲自到文献收藏馆办理借阅手续，负责登记和催还，整个流程全部手工操作。第二阶段为集中模式。省内有3所高校购买了CaLiS文献传递系统，各成员馆可在这3家服务馆中的一家或多家的文献传递系统内注册用户，发送文献传递请求。服务馆馆藏的文献通过复印、扫描、邮寄等形式发送给协作网成员馆，无馆藏的文献通过其他CaLiS文献传递成员馆或协作单位获取后传递给协作网成员馆。第三阶段为分散模式。2009年基于SaaS技术的CaLiS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开始在省内推行试用，协作网成员馆利用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可以实现独立向CaLiS成员馆和其他租用馆互相发送文献传递请求的功能。在分散模式下，协作网成员馆成为网络的一个节点，独立承担文献输入输出的双重角色，成为文献传递网络中富有生命力的节点，促进文献传递网持续健康发展[3]。这三个发展阶段进一步证实了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必须综观全局，上下承启。
因此，Fulink作为福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先导项目和示范项目，其平台建设必须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在福建省文献资源建设共享建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Fulink的建设也必须与CaLiS福建省中心和CaLiS福州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工作并行。
3.4重视联盟内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建设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包含书目数据库、纸质馆藏的数字化资源、各种电子出版物、商业数据库、自建特色专题数据库等。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在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建设中必须制定统一的业务规范及操作规程，如各成员馆的文献加工标准、数据接口标准、数据格式、文献流通规则和业务流程，以保证各馆数据的兼容性，实现各种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联合目录建设是联盟信息资源标准化建设的重点，它是实现联盟内资源共享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对Fulink目前的19家成员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等19所学校图书馆）的联合目录工作的调查分析显示：首先是自动化管理系统各不相同，有5家成员馆使用iLaS系统和汇文系统，3家成员馆使用妙思系统，2家成员馆使用北邮系统，余下的成员馆分别使用博菲特、重庆图腾、深大、金盘系统；其次是联机编目程度不同，在这19家成员馆中，只有11家成员馆已完成CaLiS中心对其馆内书目数据的收割工作，实现与CaLiS省中心联合编目中心的连接。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成员馆并未能成为CaLiS的成员馆，或因为编目业务外包等原因，其书目馆藏数据的实时更新与收割仍是问题。以上这些会严重影响未来福建省地方性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因此，应尽快依托CaLiS省中心的联合目录工作建设，促进各成员馆的联机编目与资源共享工作的发展。
Fulink下设元数据库建设专业工作组，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负责全省联合目录数据的整理、质量控制及数据库建设的管理等。就Fulink的现实情况来看，联合目录工作以CaLiS联机编目为重点来开展，参照CaLiS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必须加强各成员馆的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发挥中心馆的技术及业务优势，带动成员馆提高规范建设的意识与能力。
3.5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合理规避各类法律风险
文献资源建设永远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图书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守护者，理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严格自律。在建设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时，从单一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到联盟数字图书馆建设，其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更为复杂，如信息资源共享是否影响合理使用原则，资源建设多样化是否存在侵权风险，等等。这些在联盟建设时首先必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深入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其次在项目建设时要有预见性，对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进行合理规避；最后，加强技术保障与支持，防止著作权的恶意滥用，如防止作品被非法复制，使用技术手段有效控制文献的扩散范围等。
4结语
图书馆联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最大限度地开放获取。基于这个信念，Fulink作为福建省文献资源共享系统的先行者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未来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吸取与借鉴全国其他图书馆联盟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地方区域特点及各成员馆发展水平，努力在管理制度、协调机制、服务机制和服务理念等方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联盟实践，以期在未来实现广泛的全省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和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易耀森，林端宜.福州大学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卷调查分析[J].情报探索，2010（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