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1
一、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
浙江省已设立39家绿色专营支行，60个绿色金融事业部，1个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实验室，湖州市成立全国第一家绿色金融事业部、第一家绿色专营银行；截至2021年一季度，广东省内金融机构共设立26家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金融专营组织；江西赣江新区设立7家“绿色支行”，3家绿色金融事业部，3家绿色保险创研机构入驻新区，建成绿色金融示范街，成立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评价认定三个中心；贵州省共9家金融机构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3家国有银行设立“绿色金融支行”，建成全国首个“绿色金融”保险服务创新实验室；截至2020年底，新疆三地试验区共有5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7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专营机构实现全覆盖。
二、强化政策支撑体系
（一）浙江省
央行等联合《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在全国率先《关于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6+1”重点领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在全国率先地方绿色技术规范10余项。湖州市出台《建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若干意见》，制定《湖州市绿色金融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湖州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衢州编制《衢州市“十三五”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绿色金融纳入“双支柱”政策框架暂行办法》。
（二）广东省
央行等联合《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率先出台《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细则》；广州市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企业、绿色项目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花都区出台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1+4”配套政策体系，随后区市场监督局制定出台支持绿色金融企业创新发展九项措施，推出《服务广州市花都区绿色金融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制定106条地税优惠政策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三）江西省
央行等联合《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江西省“十三五”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规划》《关于加快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细则》，形成了长中短期搭配、金融财税产业融合的地方政策框架体系。省银监局制定《绿色信贷工作考核评价及差别化监管暂行办法》《江西银行业绿色信贷工作实施意见》；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印发《关于加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制定《关于发展绿色信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绿色金融重点推进的试验任务》等政策指导意见；环保厅印发《江西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四）贵州省
央行等联合《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省政府印发《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任务清单》，提出建立多层次绿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拓宽绿色产业融资渠道等12大任务，《关于支持绿色信贷产品和抵押品创新的指导意见》；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与贵安新区管委会联合《绿色金融项目标准及评估办法（试行）》，明确重大绿色项目评估办法及程序，减少金融机构对接绿色项目的识别成本。
（五）新疆
央行等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自治区政府出台《关于自治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绿色金融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和重点支持领域，提出了27条具体措施；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印发《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经济发展实施细则（暂行）》，通过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评估和准备金优惠政策等，支持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资金供给。
三、产品及服务体系创新
（一）浙江省
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排污权、碳交易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推广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如：“两山贷”、绿色园区贷、生猪活体抵押贷等。湖州创新推出“绿色园区贷”等产品；市政府部门与当地电力公司创新推出“能源碳效码”，并联合银行推出“能源碳效贷”，为纳入“能源碳效码”管理的企业融资提供利率优惠；德清创新推出基于单个项目生态价值核算结果的Gep绿色金融贷；长兴农商行推出“轻纺行业转型升级贷”，并根据企业实际创新融资担保方式。衢州首创生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模式；大力推广五水共治贷；创新推出排污权质押贷、合同能源管理贷、天然气分布式项目贷、金屋顶光伏贷等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安环险”，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全国首创“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综合责任险”；组建信保基金，与省担、国担公司以及14家银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二）广东省
广东省花都区创新推出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金融产品；设计“绿色e销通”业务模式；建设银行花都分行创新了“绿色租融保”业务模式，支持广州新能源公交车置换；创设“电桩融”产品，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场建设；创设“绿色可转换为股票（股权）的公司债券”，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全链条覆盖；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创新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服务，帮助广州地铁集团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产品（aBn），有力支持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清洁交通产业发展。
（三）江西省
江西省创新推出“绿票融”等特色金融产品；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在全国首创“财园信贷通”和“惠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发放；推出“云电贷”“掌上微贷”“微企贷”“云企链”“智享贷”“订单通”等符合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兴业银行南昌分行采用“投行+商行”模式，支持孚能科技成为江西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兴业银行赣州分行创新推出风控产品；建设银行江西分行联合省林业局推出“林农快贷”，是全国首个基于林业大数据的线上林农普惠信贷产品；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研发推出农业特色保险产品——南丰蜜桔低温冻害气象指数保险；中航信托等联合设立全国首单碳中和主题绿色信托计划；江西水投集团成功发行3亿美元高级无抵押绿色境外债券，是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首单绿色境外债。
（四）贵州省
贵安新区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审批专项通道服务绿色客户，助推地方绿色发展。例如，农行贵安支行和平坝信用社采用“信用担保＋抵押后置”模式，支持试验区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项目建设；贵安新区运用ppp融资模式，解决了海绵城市试点两湖一河项目融资问题；运用绿色资产证券化方式，支持清洁供暖和助力清洁能源发展；采用单株碳汇精准扶贫方法，实现绿色扶贫与生态补偿相结合。（五）新疆工商银行昌吉州分行开发数字信用凭据融资业务，助力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造；克拉玛通过“银团贷款+电费收费权质押”方式支持国电投新疆公司风电项目；昌吉农商行开展供应链绿色金融业务，为核心企业上下游客户提供金融业务，推动当地绿色农业发展。新疆引入绿色金融智库，推动试验区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5大智库开展战略合作。在全国五省试验区中率先建立绿色项目库管理制度。建立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制定形成全国首个自律机制工作指引和公约。
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一）浙江省
湖州市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包括“绿贷通”“绿融通”“绿信通”三个金融服务子平台，为绿色企业提供银行信贷、融资担保、政策申报、资本对接和绿色认定等“一站式”金融服务。衢州搭建绿色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平台（衢融通），开发金融机构碳账户管理系统，在全国率先建成农信系统绿色银行服务平台，设计开发全国首个绿色贷款专项统计系统，有效解决绿色信贷统计难的问题。
（二）广东省
央行广州分行依托“粤信融”平台，推动广州开发建成绿色融资对接系统，集企业绿色项目申报、推荐、融资需求以及与金融机构融资对接等多项功能为一体。
（三）江西省
“绿色企业信息平台（一期）”上线，旨在建设绿色企业信息数据库。目前，省内企业可以通过省金融监管局网站链接登录绿色企业信息平台，注册并填写企业相关信息。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完善“绿色企业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技术驱动整合形成江西绿色企业数据库、绿色金融产品数据库，为省内绿色金融服务机构提供服务支撑。
（四）贵州省
贵安新区依托大数据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绿色项目认证”“绿色金融产品服务”“财政支持激励政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四位一体”动态管理。
（五）新疆
2019年8月，新疆首家绿色金融与科技创新管理中心在昌吉国家高新区成立，该中心通过绿色金融支持推进绿色农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建材等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昌吉州创新工作方式，通过“云签约”“云推介”“云洽谈”“云订单”等“云”上操作助力绿色企业和项目发展。
五、配套政策支持
（一）浙江省
浙江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绿色信贷贴息、绿色金融机构培育、绿色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2018年，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台推进全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三年发展目标和21条举措。湖州制定“绿色金融25条”“金融10条”等配套政策。衢州设立了绿色产业引导基金，启动“绿色金融资金风险池”项目，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
（二）广东省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对金融机构落户最高奖励2500万元，对金融机构总部和专业子公司最高奖励200万元；对上年度绿色贷款余额增量达到25亿元（含）以上的银行机构按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利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补偿合作银行贷款本金损失。鼓励绿色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给予绿色企业上市、挂牌交易等、股权质押融资等提供一次性补贴。按标准发放绿色人才补贴。
（三）江西省
省财政统筹金融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对绿色信贷进行贷款担保或贴息，对绿色债券认证费用、发行评估费用、环境污染责任险保费等给予费用补贴，根据对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评估结果，按年度进行专项奖励。赣江新区本级财政出台绿色金融优惠政策，从金融机构入驻、办公用房、人才、财政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四）贵州省
贵州省给予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落户贵安新区并开展业务达到一年的按标准给予奖励，设置绿色金融人才、金融机构绿色业务、绿色上市等奖励。另外，对获得绿色项目认证的企业和项目，开辟行政事务“绿色通道”，提高政府服务绿色企业（项目）效率。
（五）新疆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2
在绿色财政金融法规和绿色金融行动方面，“十三五”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银监会2012年了《绿色信贷指引》，已连续三年试行了绿色信贷统计。2015年12月，人民银行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了《绿色金融债公告》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今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试点的通知》积极引导公司债券市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虽然绿色金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我国最先加入国际“赤道原则”的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年均增幅30%，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已达15%，国内其他银行也达8.5%左右。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商业银行在境内外市场成功发行了绿色金融债券。目前，人民银行正在推动绿色金融的地方试点工作。我国是今年G20峰会的主席国，在中国的倡议下，G20成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并将绿色金融作为今年峰会的重点议题。绿色金融正在成为国际性热点议题，而绿色金融在中国则是战略性优先事项。
综合各个方面的信息，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绿色金融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之中。这一切必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金融机构需进行绿色化改善和提升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并且明确了信贷、证券、保险等十二项基本任务。按照这个总体方案要求，金融机构需要在以下多方面对自身进行改善和提升，以满足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需求：
成立绿色金融综合管理机构。由于统筹协调和管理的需要，机构内部应成立跨部门的绿色金融(业务)工作组，依照金融业绿色发展的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和条件，确定自身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组织和管理内部绿色业务工作。
建立绿色化的制度框架。为保障绿色业务顺利开展和健康运行，需要对绿色投融资政策、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绿色业务管理流程、考核评价办法等进行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有条件的机构还需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工作，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对环境影响重大的企业实行重点领域投融资管控制度。
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由于绿色金融有服务绿色经济、社会、自然的特性，其产品往往带有政策性、商业性、强制性和自然性，需要在金融产品中专门设计绿色类产品。种类涉及绿色的信贷、基金、债券、股票、指数、保险，碳租赁等碳金融产品要陆续开发试验，绿色征信、绿色消费、绿色理财等产品和服务也是开发重点。
加快绿色金融执行能力建设。围绕绿色金融业务开展和研究创新的要求，实行全行业员工培训计划，主动吸收、配备相关方面的业务人员，重点培养关键岗位人才，建立绿色金融专业经理序列。发展绿色金融关键在于人才，而绿色金融能力将是金融机构新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绿色转型的风险和机遇
企业绿色化转型和金融机构绿色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转型”交织前行，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将为金融业带来诸多风险、机遇和挑战。
实体经济中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转型，将逐步压缩和淘汰“二高一剩”企业，社会也将逐渐降低和减少非绿色产品的采购和消费，这对传统信贷业构成了较大冲击，对投入钢铁、水泥、有色、煤炭等比重较大行业的信贷风险巨大。但同时也是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投资力度的良好时机，是金融机构调整投资结构的难得机遇。
碳、排污权、水等环境权益交易、自然资源计价使用、强制保险等一系列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加上日趋严格的环保立法与执法，将使金融机构投融资环境发生转变而带来较大的信用风险;并且随着金融机构环境法律责任的明确，还将造成连带责任风险和声誉风险。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将引发相关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并带来金融机构相关客户市场洗牌，加之碳金融等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这些将为改善金融机构的投资结构，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开发多种绿色投融资工具带来机遇和挑战。
绿色金融固有的两项内涵，就是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业向社会提供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其自身也需要实现绿色化运营和发展。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在“绿化”外部的同时，带来了“绿化”自身的机会。即通过在内部加强绿色理念教育，推行绿色办公，提高集约化管理水平，来提升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表现。又通过一系列措施将绿色金融发展理念，逐步渗透到业务经营的各个环节，使自身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发生深刻变革和再造，从而取得差异化优势和新的市场机会，实现自身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行为转变将对金融机构运作形成新的压力和动力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今年中央还将开展环保督查巡视，落实省级党委政府环保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国家将在三年内完成大气、水、土壤监测占位建设和事权上收，并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随着各项法规、政策、制度和工作的逐步落实，党政领导和政府机构在环保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的行为将会发生明显变化，工作着重点也会发生转移。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重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扶持和开发环保、节能、低碳、有机等绿色产业和产品，限制和改造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和产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将会是最重要的体现。具体到金融领域，将会由于政府行为及其相关法规、政策、导向的变化而对金融机构产生以下显著影响：
一是政府引导和扶持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以及政府在环保和生态补偿方面的重大举措，增强对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给金融机构带来机遇。二是政府压缩、限制直至惩罚非绿色的项目和企业，对相关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带来了很大压力和风险。尤其在对传统大型支柱型“三高”企业融资需求“保”与“压”的抉择上，将会对金融机构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三是政府牵头设立绿色产业基金、绿色担保基金，采用ppp等新型投融资方式，以及政府投资委托管理事项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四是政府对绿色信贷进行贴息，对发行绿色银行债券和绿色企业债券进行补助，以及对其他绿色金融业务进行政策性奖励，将激励金融机构成倍扩大绿色金融业务量。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3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发严重。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则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这一新的发展模式，以便更好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更好的满足时代的发展需要。因此，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循环经济，促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一、绿色金融的概念
所谓绿色金融，就是金融部门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政策开展的金融业务，能够在投融资决策中对潜在环境影响进行考虑，并将潜在回报、成本和风险等与环境条件相关的因素融合到业务中。发展绿色金融，能够在开展经营活动的同时为环境提供保护，通过引导社会资源促使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在社会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而绿色金融决策的制定能够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在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环境效益。通过绿色金融，能够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和降低，帮助企业有效规避环境风险，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此外，传统金融向绿色金融转变，也能够使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战略理念得到加强，从而引导企业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促使产业实现绿色升级，从而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因为，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推动产业实现结构调整，同时也能够通过聚集资金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受到绿色金融的推动，绿色产业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使劳动力、商品和技术等资源实现空间转移，继而使产业得到有效整合。而在金融市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也将得到完善。此外，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环境信息公开，能够为政府加强金融市场监督管理提供支持。
（三）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能够使企业和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得到增强，使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得到增强，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金融业还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形式，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金融业也应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实现就业环境的改善，以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此外，发展绿色金融，也能够使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环境提供保护，缓解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负担，从而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一）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为发展绿色金融，金融机构应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具体来讲，就是选取具有丰富经验的项目经理和分析师参与到绿色金融产品开发、环保项目评审和环境风险管理方案制定等工作中，以便在绿色金融业务领域完成业务人才的储备。此外，金融机构除了组织项目案例和产品等业务的培训，还应加强与国际绿色金融机构的合作，加强绿色金融专业队伍的建设。
（二）实现金融产品创新
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可推进绿色证券产品的发行，在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监督作用的同时，进行市场导向作用的发挥，使履行环境保护质量评价成为企业上市的重要评估内容。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实现绿色债券产品的发行，为绿色产业发展筹集更多的低成本、长期限、充足的资金，为环境保护项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再者，金融机构应该完善巨灾保险和绿色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利用金融产品加强对自然环境风险的管理，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环保效益。
（三）实施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为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比如制定差异化的绿色信贷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经济资本占用指标、信贷规模优先、贷款利率优惠等手段加大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控制对产能过剩行业和环境污染产业的授信，抑制环境污染项目的建设。此外，将环境因素纳入到风险评估和贷款评审程序中，尤其要高度关注存在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客户的情况，做好防控管理措施。
（四）建立新的评价指标
借鉴环境评价经验，金融业可以建立新的考核评价指标，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比如将环保参数等指标加入会计核算指标中，形成新的评价计算方法。比如在进行贷款利率定价时，实施差别化利率政策，为环境保护项目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减少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开展。通过加大对绿色金融指标的考核力度，促使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固体废物处理、河域治理、污水处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修复等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项目中，推动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对于金融业来讲，对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将经济活动和环境因素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相信本文对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的探讨，可以为有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范少虹.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可持续发展视阈下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构建[n].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4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信贷低碳经济制度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金融是近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兴金融理念，国外或将其称为“环境金融（environmentalFinance）”、“可持续融资（SustainableFinance）”，其核心是发挥金融业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自然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2002年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的提出，首次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项目融资决策过程，推动绿色金融在国际融资领域的广泛实践。
在我国，绿色金融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配套，着重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投融资，但在发挥“货币推动力”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尚未有成熟的做法。且现有关于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和绿色信贷指导目录。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如何建立与科学发展相适应、能配套、高效率的绿色金融机制，发挥绿色信贷的积极引导作用，兼顾环境保护与促进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绿色金融处于起步阶段
1.绿色金融的社会发展氛围渐浓
近几年来，全球气候灾害频发、环境污染加剧、资源过度开采等严峻现实已唤起全民环保意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低碳生活观念的普及，强化了全民参与意识。金融业对绿色发展的参与和支持已被视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2.政府推动下构建起绿色金融的初步框架
早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局先后颁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开启我国绿色信贷的法律规范。2007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联同一行三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涉及信贷环保政策风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市公司环保监管、绿色贸易、绿色税收、排污权交易等一系列环节，初步形成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框架。
3.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觉加强绿色信贷力度
除普遍将环评手续作为贷款申请先决条件之外，各银行绿色金融实践日益多元化。如兴业银行2006年起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在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优选节能环保技术较为成熟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并于2008年在国内首家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浦发银行2008年宣布实施《绿色信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推出iFC能效融资、aFD能效融资、CDm财务顾问等多种服务。国家开发银行2006年、2009年两次与环境保护部签订金融合作协议，制订了《环境保护项目开发评审指导意见》，积极参与环保规划，累计发放环保类贷款3500多亿元，在国内率先开展碳排放交易咨询服务。
（二）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绿色金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但总体偏向被动执行、事后惩戒和风险防控，环保限制性措施执行得力，正向引导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足。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与绿色证券三个方面。其中绿色信贷主要指金融机构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开发循环经济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扶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贷款，或提高利率门槛；绿色保险主要指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证券主要指对上市和拟上市公司实行环境审计。从融资理念看，三者都偏向对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企业或项目融资进行限制。从实际执行看，作为绿色金融的主体，绿色信贷执行得最好的是环评一票否决制，有效控制了社会资金流入淘汰或限制产业，而在发挥引导促进作用方面，主要仍限于对特定项目提供优惠利率等传统措施，对扶持环保型中小企业、支持环保项目的创新性金融服务探索不足。
1.绿色金融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仍不尽完善
当前我国环保政策落实到产业政策上，着重于限制污染产业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主要受限产业如钢铁、水泥、造纸、化工等，均为地方GDp贡献“大户”。在绿色金融扶持的新兴产业还不能全面填补受限产业经济增量时，地方政府承受经济增长与区域竞争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非环保项目的保护。商业银行在区域的业务拓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政府发展思路的影响。这是当前赤道原则在我国推行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2.绿色金融发展的正向激励相对较弱
客观来看，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商业银行必须强调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银行对绿色金融限制性政策执行到位，是由于这些受限的行业、企业和项目面临更大的政策风险，出于安全性考虑必须主动规避；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难以有较大进展，是由于环保项目普遍公益性、外部性较强，环保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产出效益低、风险较高、企业规模小等特点。在缺乏外部扶持和激励政策的情况下，银行提高绿色“门槛”，意味着可能丧失部分客源，加大对环保产业支持力度，意味着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经营业绩的压力导致“观望”态度。可见，正向激励的缺失也是积极绿色信贷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3.包含政策、技术、人员和中介服务在内的绿色金融支撑体系尚不健全
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环保部门、发改委、一行三会等涉及绿色金融的政策未能形成有效合力。二是环境信息和环保科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金融机构主要依靠查询征信系统与环保部门的报告来了解。由于目前纳入征信系统和的主要是环境违规信息，使绿色信贷事实上成为事后惩罚而非事前防范。三是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对银行把握环保产业发展趋势和风险判断能力要求更高，人才、技术和知识储备构成了一定的发展瓶颈。
三、加快推进积极绿色信贷是我国当前完善绿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自从绿色金融理念引入我国以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研究和实践，如制定严格项目的环保准入标准、提出建立专门的绿色生态银行、设立绿色信贷专项基金、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开展排污权交易等。这些办法措施起到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的作用，但与巨大的绿色资金需求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仍有巨大差距。在现有金融体系下，设计积极的绿色信贷制度，加速推进科学发展进程是更加务实的选择。
（一）金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绿色金融应更多更积极地服务于科学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首先要适应我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情，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对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方向加大支持力度。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信贷占全社会资金融通总量比重在75%以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利用现代金融技术设计发展“碳金融”、“碳资本”等高级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时，应更加重视发挥信贷杠杆的撬动作用，寻求发展与环境的平衡。
（二）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模式对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低碳经济因融合环保与经济发展要求，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绿色发展方向。低碳经济意味着产业体系更庞大、行业链条更长，对资本和金融支持的需求更大；低碳产业完全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技术与知识密集度高，对金融的同步创新和先行引导要求更高；低碳经济涉及多产业协调和全球范围内的协作，要求打破金融市场分割，实现交易的无缝衔接。
（三）推行积极的绿色信贷将有助于银行把握中长期发展机遇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加速推进低碳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积极的绿色信贷意味着银行更积极地介入到环保项目和环保产业发展中，对信贷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意味着要充分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低碳发展趋势。率先在这一领域取得先发优势，将有利于拓展业务空间，并逐步建立起长期的竞争优势。
综上，加快推进积极绿色信贷，是我国完善当前绿色金融发展道路，实现由限制高污染、高排放到促进绿色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绿色金融应以绿色信贷为核心，全面激活整合社会低碳环保的积极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四、加快推进积极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的初步设想
（一）改进银行授信评审体系，强化绿色信用的牵引作用
现有银行信贷评审体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审，环境信息作为定性分析评价依据之一。对照政府制定的行业名录等规定，依据收集到的环评报告或征信信息予以“是”或“否”的判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对污染行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但是这只能限制企业不扩大污染，而不能促使企业积极地执行环保理念和参与环保项目。调整我国当前通行的信贷授信评审体系（见下图），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阶段分别植入环评子项，能够放大绿色信用的积极作用，有效增加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取得信贷支持的几率，刺激低碳发展方式迅速普及。
在定性分析中，增加“企业或项目的合规性审查”子项，着重审查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范与政策要求，对地方环境或周边人群有何影响。可借鉴赤道原则中a、B、C类的分类标准，对环境有明显负面影响的项目直接给予否决票。
在定量分析和因素调整中，加入“项目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预案分析”和“企业绿色信用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两个子项。前者对投资环保项目或采取积极措施消除项目对环境不良影响的申贷企业予以调整加分，后者对始终重视绿色信用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予以调整加分。加分是基于对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或企业家，基本具备良好道德修养与诚实可信品质，在遵守合约和维护信用上同样可信任的判断。
在因素调整过程中，对绿色项目调高等级，可以有效扩大绿色信贷的支持面，由以前只支持纯粹环保项目拓展至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积极意义的所有项目，即由“纯绿色项目”扩展至“含绿色项目”。这可促使绿色项目和绿色信贷效应成倍放大，应对因污染而关停淘汰企业与项目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冲击。
环评子项的植入虽然只是授信评审机制的微小改动，但可将绿色金融的理念制度化，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企业高度关注各类项目中环境因子、环保措施以及自身绿色信用的建立与维护。当企业提升自身绿色信用等级的投入低于其获得信贷支持的潜在收益，就会自觉挖潜，进而在全社会树立绿色优先的示范效应。
（二）强化正向激励，完善利益平衡机制
针对绿色发展强烈的外部性，必须明确当前绿色信贷的主要利益相关主体（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中介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责任义务，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结合，加大正向激励程度，在动态均衡过程中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例如政府对银行绿色信贷提供贴息、对相关不良资产处置给予财税扶持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在明确统计标准的基础上，提高对绿色信贷的风险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政策。
（三）培育社会化中介服务平台，全面提升绿色信贷的专业化水平
针对当前环境信息机制不完善、信息整合难度较大、信息专业性较强、单个银行独立投入成本较高的问题，可借助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环保科技型企业的专业化知识，建立社会化专业信息与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独立、专业、系统、及时的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持，解决绿色金融执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包括：建立高效、准确的环保信息库，为绿色信贷评审提供咨询服务；为信贷授信评审中环评子系统细化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减少技术与环境风险暴露；为希望获取绿色信贷支持的企业或项目提供系统的环保实施方案与技术支撑等。
五、结语
积极绿色信贷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既要严控污染项目的资金来源，更要化消极堵漏为积极引导，主动服务绿色生产力扩张；既要加大绿色信贷的发放规模，更要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警惕转型初期高碳项目存量信贷风险居高不下与低碳项目增量信贷风险过快攀升而造成的双重冲击；既要注重绿色信贷的专业性，更要提高绿色信贷体系的包容性，引导政府、企业、中介平台和社会民众共同关注和参与，构建更加开放、科学的绿色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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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5
摘要目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大政策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与国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相比，我国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有些产品与服务仍然缺失。文章分析指出严格环保执法将刺激投资需求、推动治污市场的形成，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环保规划将引导并推动治污市场的投资需求，尤其是“三大环保行动计划”将深度释放治污市场投资需求；因此，污染减排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政策；零售银行：污染减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2013年与1978年相比，GDp总量与人均值分别提高了156倍和110倍，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3.7%。然而，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持续推进，虽推动了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是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等污染物排放量跻身“世界前列”。二是水质恶化、土壤污染严重。2013年，我国水质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达59.6%；土壤污染、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达16.1%。三是雾霾问题日益显著。2013年全国74个城市pm2.；的达标率仅为4.1%。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扩大的治理资金需求，出现了两种看法。一般看法认为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共问题，环保类项目是公益性项目，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应由政府来解决。新的看法认为环保产业已迎来快速发展的“新常态”，环境治理不能仅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支出，政府治理支出的增加短期内难以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而更应依托银行、各类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公司和保险公司开展的产品与服务，对环保项目进行多元化的社会融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绿色金融的内涵及特点
绿色金融的内涵
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绿色化。金融绿色要求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管理部门、保险公司等机构引导资本进入环境友好型投资项目，项目融资过程中注重环境风险的测评。绿色金融除了金融本身绿色化外，还要求资本运行绿色化、投融资政策绿色化。资本的投资领域、运行过程应该满足绿色化的要求。政府制定投融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投融资的各个环节、各个主体，注重投融资政策的绿色效果。
绿色金融，也是商业机会。绿色金融是金融投资的方向。长期以来，银行金融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交通、能源等领域，这些领域虽使经济增量提高，但也产生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环保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以此衍生出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金融投资的方向。因此，绿色金融是一种商业机会。以新三板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为例，2014年节能环保企业挂牌的数量为137家（2013年仅34家），占新三板全部公司的8.9%。137家节能环保公司总市值为113.1亿元，其中盈利122家，占比89.1%，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的有23家，500万元的有19家，100万元的有58家。绿色金融还提供了绿色抵押贷款、碳金融等产品与服务，并衍生出ppp、第三方治理、特许经营等多种投融资模式，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绿色金融的特点
绿色金融的特点总体上表现为：投资决策和投资项目的“绿色性”、金融手段和投融资方案的“多元化”、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绿色性”是指绿色金融投资的项目需考虑环境预期风险、回报与成本，在基于投资项目潜在、长期的环境影响考虑下，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决策，进而开展环境友好型投资。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注重项目内部的绿色管理、绿色服务。
“多元化”是指绿色金融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金融衍生工具和手段，提供生态产业环保指数、生态证券、碳基金等金融产品与服务，并利用合同能源管理、ppp、第三方治理、特许经营等投融资模式，影响主体的投资意向和市场行为。
“多样性”是指绿色金融的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主要有五类：第一类是政府，为投融资环境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第二类是金融机构，包括银监会、各类银行，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第三类是投资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投资基金公司等，负责环保项目的投融资；第四类是第三方机构，包括技术交易所、第三方技术评估机构等，负责项目环境风险、技术的评估；第五类是企业，包括污染企业和环保类企业，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参与主体。政策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引擎
依据我国的部门和金融领域分类，绿色金融政策大体分为三类：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保险政策和绿色证券政策。三类政策为绿色金融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我国现阶段与之相配套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仍缺失或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国家政策层面的绿色信贷，二是作为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管理。基于政策层面的绿色信贷，是指国家通过调控银行信贷行为实现环保目标的环境经济政策。基于银行层面的绿色信贷管理，是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依据环境经济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开发、利用新能源等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和优惠利率，而对污染生产企业限制贷款。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详见表1。201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等8家单位签署协议，将环境执法信息纳入征信系统，进一步推进了政府与授信机构间信息的互联互通，降低了授信机构的信用风险，也降低了绿色金融体系的风险。
绿色保险政策
绿色保险又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2007年至今，投保企业已超过2.5万家次，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600亿元。2014年，全国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5000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医药、印染等行业。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保险政策，见表2。绿色保险的实施有利于分散企业，尤其是化工、农药等行业的环境风险，利用费率杠杆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为保险企业获得新的商业机会。
绿色证券政策
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证券政策，具体内容见表3。实施绿色证券政策能有效遏制高耗能、重污染企业资本扩张，引导资金进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截至2014年12月12日，我国共有77家环保主营上市公司，其中，200亿元以上的有8家，100亿--200亿元的有14家，100亿元以下的有55家。在22家市值100亿元以上的环保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11家、民营企业11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届政府注重简政放权，有关上市核查的一些政策已经取消，简化了企业上市的程序。
产品与服务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全球各类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逐渐开展与环保产业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并推出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方案，极大地推动了绿色金融业的发展。本文从上述几个部门的产品与服务出发，比较国内外的异同点，研究发现我国基本上符合该分类体系，但我国大部分产品与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尤其是零售银行的绿色产品与服务与国外相比缺失较多。
零售银行
零售银行专门提供个人和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其产品与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信贷、房屋净值信贷、汽车及运输信贷、信用卡及借记卡、绿色销售和旅游支票、其他产品与服务。与住房、办公建筑相关的节能融资产品与服务主要有三类：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信贷、房屋净值贷款，主要鼓励个人和企业购买节能型建筑、购置节能家装设备。荷兰银行实施绿色住房抵押贷款计划，符合环保标准的贷款可减息1%;美洲银行业推出“一站式太阳能融资”的房屋净值贷款方案。在我国，浦发银行在2011年联合亚洲开发银行推出了建筑节能融资产品。加拿大、美国推出了汽车及运输信贷，鼓励个人购买节能汽车设备。荷兰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分别推出了气候信用卡、碳中和借记卡，我国的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也分别推出了绿色零碳信用卡、低碳信用卡。香港汇丰银行推出了绿色产品销售、英国巴克莱银行推出旅游支票抵减排放的产品。此外，瑞士的瑞信银行、我国的台州银行等推出了绿色节能环保贷款项目。
企业和投资银行
企业和投资银行主要为大型企业、机构、政府提供金融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主要有：项目融资、部分贷款担保、碳商品产品与服务、技术租赁、各类指数、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证券化。
项目融资主要集中在节能减排领域。爱尔兰银行对废弃物再生能源项目进行了融资，我国的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部分贷款担保主要指排污权抵押。2010年，浦发银行推出了国内首单排污权抵押融资产品，光大银行至今已累计发放排污权抵押贷款8000多万元。技术租赁包括金融机构以优惠价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如德国）、排污权租赁等。法国巴黎银行推出各类碳信用服务。2014年5月，中广核发行国内首个碳金融产品；2015年9月，北京挂牌国内首个可用于履约的抵消项目。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在国外较多。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为温室气体排放信用参与公司进行了l亿美元的ipo。花旗创投与黑河资产管理为辛迪克碳资金（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公司）提供专项资金。各类指数主要包括荷兰银行碳封存技术等股权指数、海通环保指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以及上证环保产业指数、中证环保产业指数、深圳环保产业指数等。证券化主要包括各类证券和债券。国际金融公司推出了生态证券，拉美国家推出了森林债券。2008年，世界银行发行首只绿色债券，截至目前发行规模累计达56亿美元。2014年5月，我国中广核首次发行国内首单与节能减排相关的绿色债券——碳债券，规模为10亿元。
资产管理和保险
资产管理是当前银行的一个核心业务部门，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投资基金、巨灾债券基金、碳基金、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碳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保险主要包括：根据不同的环保特性，提供差异化的保险费，如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等；专门针对清洁技术和减排的产品，如碳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财政资金主要指政府设立的绿色基金投资。荷兰的绿色基金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机农场等与环保相关项目的低利率贷款。投资基金主要指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等专项基金。瑞士银行推出了未来能源股票型基金，我国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和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节能、环保、新能源）。巨灾债券基金主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2年，瑞士瑞信集团首次推出了2亿4000多万美元的巨灾债券基金。碳基金发展较快。荷兰合作银行与荷兰政府设立的原型碳基金是全球首个碳基金。2014年11月26日，我国首个碳基金在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上市，基金规模为30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海通资管与宝通新能源成立了规模为2亿元的专项投资基金——海通宝碳基金，是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CCeR)碳基金，主要用于新能源与节能减排项目。汽车保险、家庭和商业保险、碳保险在国外较多。欧美的金融服务集团推出了与环保相关的车险，实行银行对汽车年排放量减抵的办法。英国环境运输协会推出了“气候中和”房屋保险单，也可进行抵减。2006年，美国国际集团与达信保险经纪公司推出了碳保险。
严格环保执法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
我国的环境容量已达极限，但现阶段环保制度和环境执法缺乏严格的政策约束，使企业的污染成本难以内部化，导致环保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并严格执法，推进环境政策从指标性导向转变为效果性导向，能刺激环保市场的投资需求，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环境容量已达极限，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刻不容缓
我国大部分环境容量指标已达或超过上限，但现阶段环境治理制度仍不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缺失或不完善，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已刻不容缓。据估计，我国污染已超出环境容量的上限，超出50%—100%。其中，废水中的氨氮环境容量为不到30万吨，而2013年的实际排放量约为245.7万吨，超排部分是环境容量的7倍以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环境容量为1360万吨，而2013年的排放量达2043.9万吨。
我国虽基本形成以环境保护法、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经济制度等为主体的制度体系，但长期以来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环境考核指标未被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绿色发展绩效评估机制缺乏、环境污染追责制度不完善，使“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因此，在环境容量已达极限的严峻形势下，亟待建立并实施严格的环保制度。
严格环保执法刺激投资需求，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严格环保执法，一方面倒逼排污企业的环境成本进入生产成本，拉动环保的有效需求，并带动环保产业相关的需求。另一方面，促使执法者加强对排污、治污企业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企业承担环境风险、公开环境质量与环保设施等信息，从而拓宽并刺激环保的投资需求，最终推动污染治理市场的形成。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该法对排污者作出了严格的处罚规定。通过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现场停产整顿、信息公开等措施，使企业的环境成本进入生产成本，真正拉动环保的有效需求。同时，能够吸引环境治理企业进入，为专业的外包服务打开需求市场，并促进第三方独立运营主体的形成，进而刺激与环保产业相关的需求市场。
新《环保法>对执法者也做了严格的处罚规定。新《环保法》规定：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违法审批、包庇违法等8种行为属违法行为，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应引咎辞职。对执法者严格的执法要求，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环保设施等信息公开化，为市场提供环保产品与服务奠定基础，推动治污市场的形成。
污染减排是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
我国环保规划逐渐从污染排放的约束性指标向面向效果的环境质量标准转变，全国与区域性、重点领域以及节能减排的环境保护规划，引导并推动了治污市场的投资需求，三大环保行动计划以专项治理的形式，深度释放了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环境保护规划引导并推动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类环境规划，围绕重点领域规划了一批涉及长远和全局的重大环保项目、重大环保工程，明确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节能减排规划从不同产业出发，进一步拓宽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各类环境规划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涉及约40个行业，涵盖90%以上化学需氧量、85%以上氨氮工业排放源和95%以上重金属排放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涉及全国95%以上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源和8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这项规划共涉及40多个产业部门，包括水、大气、土壤、固废、噪音等450项标准，约600项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正在编制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区域性环境规划，以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等重点领域的环境规划涉及大气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各方面，为环保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节能规划在“十二五”时期被纳入国家强制性控制范围，涉及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32项节能指标，以及工业、农业、城市等部门15项减排指标，同时包括电力、炼铁、水泥、造纸、酒精等各类行业，进一步拓宽了未来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深度释放治污市场投资需求
“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是本届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而制定的专项环保行动。涉及到雾霾治理、污水处理、土壤修复等具体领域和环节，环保产业将出现大规模增长，并带动未来环保产业的阶段性增长．深度释放污染治理市场的投资需求。
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包括燃煤、工业排放、机动车船、扬尘等具体防治措施，涉及能源、交通、工业生产等各个领域和众多产业部门，预计投入资金规模约为1.7万亿元。目前“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基本编制完成，预计投资资金规模将达2万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加快推进，预计投资资金规模也将达数万亿元。据估计，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预计的环保资金规模将超过6万亿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预计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将带动的投资规模约为3500亿元，污水处理管网建设至少需投资5000亿元，提标改造至少需3000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若出台后，全国土壤地下水修复市场将迎来跨越式增长，2015年将达到500亿元。
由于“三大环保行动计划”是由国务院，具有最高的约束力和刚性要求，目前从资金、环保治理设施、环境监测、环境评估等要求来看，环保治理投资需求和预期供给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三大计划所涵盖的治理任务和项目，将是今后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加快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是完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在内的绿色金融政策，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体系。政府要提供相应的绿色金融方面的政策性激励机制、设立政府性绿色投融资基金，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另外政府要加强现行绿色政策的实施，确保政策发挥效应。
二是探索并推出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应加快推进碳金融、排污权质押／租赁等形式的产品与服务创新，加快推进污染减排企业排污权的债券化，增加企业的融资能力，丰富交通、能源、建筑、旅游等行业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三是以新《环保法》为核心，加快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新《环保法》是环境执法的行动指南，在此法基础上，全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排污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金融；碳金融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获得世界范同的认同与推广。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最终没有达成有具体指标的约束性协议，但“低碳经济”这个词汇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震撼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思维，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发展低碳经济，金融服务要先行。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模式的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革命。金融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金融本身需要新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绿色金融”、“碳金融”等新的概念。金融业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
一、绿色金融：低碳经济下发展势头迅猛
“绿色金融”是金融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又称“环境金融”或“可持续性融资”。所谓绿色金融，就是要通过绿色金融业务，将资源和环境保护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加以考量，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具体地讲，绿色金融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金融和环境的关系人手，重新审视金融，将生态观念引入金融，改变过去高消耗、低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的金融增长模式，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改善环境的金融增长模式。二是以绿色金融观念关注产业发展，依靠金融手段和金融创新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进而影响企业经济取向和市场行为，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化和新型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可见，绿色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延伸和扩展，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绿色金融”提出于1997年。在此前后，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环保领域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了不少经验。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欧美共有绿色风险投资机构约45家，总投资额达1亿欧元，主要投资领域为再生能源、水和清洁技术设备。2003年6月，花旗银行(Citigroup)、巴克莱银行(Barclays)、荷兰银行(aBnamRo)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westLB)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分属7个国家)宣布实行“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简称ep)，即参照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制定的、旨在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产业部门的项目融资实行这些原则。“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强调环境、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新阶段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赤道银行”已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领跑者。三年后，“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同时“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业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面临的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日益严格。运用金融杠杆、推行“绿色金融”不仅是助力低碳经济的现实需要，而且是顺应国际潮流、实现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兴业银行在国内银行业中率先掀起了一股绿色金融创新之风，成为国内绿色金融先行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2006年5月17日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开展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合作的首家中资银行。截至2008年2月25日能效融资二期合作协议签订时，能效融资一期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国际金融公司为兴业银行发放能效贷款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本金风险分担；兴业银行为中国46个节能减排项目提供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其中绝大多数贷款企业为中小企业。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创造性地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本金损失分担机制，类似于伊斯兰金融模式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2008年l0月31日，兴业银行正式对外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2009年1月，兴业银行成立了国内首个可持续金融业务专门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2009年12月3日，兴业银行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福建华电永安发电2×300mw扩建项目正式落地，这也是我同银行业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
2007年以来，中国环保总局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推出“环保新政”，相继出台“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绿色金融”风暴。
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提到金融要推动节能减排环保产业发展。这是自2008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出台“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后，第一个由省市级政府的这一领域内的重要文件。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迄今最全面的覆盖绿色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产品体系。2009年10月25日，浦发银行与天津中新生态城投资管理公司等在天津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eGiao在贷款方面，民生银行创新推出了基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节能减排融资项目。在理财产品方面，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挂钩排放权交易的理财产品。国家开发银行等也探索出针对清洁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的各种创新融资方案，如节能服务商模式、金融租赁模式等。随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绿色金融也从被动的社会责任层面，上升到了主动的可持续金融层面。金融机构对研发生产环保设施、从事生态保护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提供倾斜信贷、保险等提供金融支持，而对污染企业进行金融限制的政策和制度，将达到有效引导资金向环境友好企业流动的效果。
“绿色金融”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各类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重视，是由于无论在减少企业环境污染方面，还是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绿色金融”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发展潜力。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来看，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低碳产业，既包括传统钢铁、有色金属、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包括多金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低碳能源，随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枯竭，风能、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这些数字将达到4500亿美元，2020年将超过6千亿美元。三是低碳技术，既包括传统部门也涉及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众多领域。四是碳金融交易，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交易市场。
二、碳金融交易市场：低碳经济制高点
(一)碳金融。
随着“绿色金融”的深化，人们开始用“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能源行业思想先驱彼得·c·福萨洛(peterC．Fusaro)早于2006年在其《能源与环境对冲基金：新投资范式》中曾指出，金融模型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更多的股权投资、商品交易，开始模糊了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的业务范围。推动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最近出现的“环境金融市场”。
这里的“环境金融市场”就是碳金融。从理论上讲，碳金融是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银行的绿色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通常来看，国际范围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碳金融”业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碳交易”市场机制，包括基于碳交易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2、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融活动；3、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环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4、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碳金融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的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的核心是碳排放权。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基于经济实力、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进行多方博弈所形成的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因JH=，碳金融无疑成为金融机构尚待开掘的“富矿”。
(二)碳金融市场的源起。
碳金融市场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总称，由于二氧化碳在其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得名。这一市场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那些开发可产生额外排放权(各种减排单位)的项目的交易，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碳金融交易产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1)。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992年6月，150多个国家制定了《框架公约》，设定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目标。1997年12月有关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成为具体的实施纲领。《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作出规定的同时，也提供了3种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其一是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iet)，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它们的排放配额。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是承担定量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一种灵活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可以参与排放贸易，但任何这种贸易应是为实现规定的量化的减排或限排承诺而采取的对本国行动的补充。其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指发达国家从其在具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取减排信用，用于抵减其排减义务。联合实施机制是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于项目的合作机制，它类似于CDm，但有其独立的管理机构、注册程序、方法学等。转型国家本应承担定量减排或限排义务，但由于《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基准年是1990年，而这些国家在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高，进入转型期后，经济大幅下滑，在制定《京都议定书》时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大低于1990年的水平，遂存在大量的“热空气”。如果按照排放贸易机制，允许这些没有采取任何减排行动而获得的排放配额进入全球碳市场，既不公平，也会扰乱碳市场，于是针对转型国家制定了联合履行机制。其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指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实施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抵减其排减义务。
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降低附件一国家履行其在议定书中所承担的约束性减排义务的成本；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而，CDm被看成是一种以项目为基础的双赢的合作机制，是唯一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的双效机制。
正是这些灵活履行排放义务的方式催生了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欧盟为了履行《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欧盟委员会向各成员国发放排放许可(eUa)，各成员国将eUa再分配给管制下的企业，这些核定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eUetS)的正式运行和《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标志着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形成。
(三)碳金融交易的市场体系。
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正是国际碳交易市场。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现状，以是否受《京都议定书》辖定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京都市场和非京都市场。其中，京都市场主要由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eUetS)、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和联合履行机制(Ji)市场组成，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等。
碳交易市场也可以划分为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和自愿型市场。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是指由强制性减排义务驱动的碳市场，大部分买家从事碳交易是为了满足(目前或预计)国际、国内或国内某些区域的碳排放约束的要求。而自愿型市场则是从其他目标出发(如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自愿进行碳交易以实现其目标，其市场需求并不由履行减排义务的要求来推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碳减排额是不确定的。
目前碳市场尚处于过渡阶段，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规则还在制定、完善中，尚未形成全球市场，呈现出各区域竞争发展的特点。在众多碳交易市场中，主要有四个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所，包括欧盟的eUetS、澳大利亚的newSouthwales、美国的ChicagoClimateexchange和英国的UKetS等。其中，eUetS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2008年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60％，主导全球碳交易市场。eUetS对欧盟27国实行“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制度，是一个欧盟内部的强制减排配额市场。
而英国的UKetS和美国的ChicagoClimateexchange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也是碳排放权额期货交易模式的开创者。
按照交易原理划分，碳交易市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其原理为限量一交易，即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国际排放权交易、eUetS和一些自愿交易机制均属于这类市场。二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市场，其原理为基准一交易。在这类交易下，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这种减排单位来调整其所面临的排放约束，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到具体项目的开发。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Ji)下分别产生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这两类市场为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以此为基础，相关的原生产品(碳排放权)和衍生产品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
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具有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配额交易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值。配额多少以及惩罚力度的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
当然，由政府管制所产生的约束要比市场自身产生的约束更为严格，因此，受管制的配额市场上的排放权价格会更高，而交易规模也会远远大于自愿交易市场。
配额交易创造出了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当这种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包括CeRs、eRS和VeRs)的价格时，配额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就会愿意在二级市场上购人已发行的减排单位或参与CDm和Ji交易，以进行套利或满足监管需要。这种价差越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越大，对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量也会增强，这会进一步促进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和应用。
(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金融交易市场在近几年发展迅猛。白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交易平台和交易工具日趋多元化，交易规模逐年成倍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碳交易量从2005年的7．1亿吨上升到2008年的48．1亿吨，年均增长率达到89．2％；碳交易额从2005年的1o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26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6．6％。其中，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规模远大于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
2008年，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金融交易总额的74％左右；以项目为基础的市场交易成交金额为72亿美元。此外，以CDm为基础从事CeRs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迅速。2008年，该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0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1％。据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每年的碳金融交易市场规模至少达600亿美元，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拓展了金融业的盈利空间。金融机构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融资支持，即通过成立各种低碳基金、环保基金或直接贷款支持相关产业；二是围绕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各种融资、产品创新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据麦肯锡预计，到2020年，全球银行业仅从碳交易、基础设施融资和咨询业务的一小部分业务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就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银行所有企业相关投融资业务的6％。此外，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目标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企业甚至私募资本涉足碳金融领域，这有助于金融业提升创新能力。除了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积极介入碳金融活动、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碳排放信用等环保衍生品之外，碳交易指数也成为重要的市场指标。可以预计，碳排放量交易有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创新性因素，这极有可能导致未来几十年全球定价权格局的重新安排。
三、碳金融助推中国低碳经济腾飞
(一)中国碳金融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碳交易方面，根据《京都议定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并不需要承担义务，所以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近几年来，无论是注册成功的CDm合作项目和CeR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2008年3月14日，中国最大的CDm项目之一——中国石油辽阳石化氧化二氮CDm减排项目正式引气开车。这一项目是国内能源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推进节能减排的一次成功尝试，也为国内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开辟了道路。据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的信息显示，截至2009年11月25日，中国已注册项目671个，占eB全部注册项目总数的35．15％，已获得核发CeR1．69亿吨，占核发总量的47．51％，项目数和减排量均居世界首位。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据有关专家预测，中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量可达20—30亿吨，超过欧洲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碳排放市场备受瞩目。碳金融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内容。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巾国建立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坚实基础，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预示着巨大的金融需求和盈利商机。就产业规模和范围而言，仅在新能源领域，最新预测称10年内中国的新增投资就将高达4．5万亿元人民币。近期国内外多家银行推出的“绿色信贷”项目，便是碳金融的有益尝试。
为了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相继成立，为统一和规范中国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准备推出中同围内首个碳市场，其于2008年12月15日发出二氧化硫排放指标电子竞价公告，七家单位参与竞价。2008年12月23日，天津弘鹏有限公司以每吨3100元的价格竞购成功，这是国内排污权网上竞价第一单，标志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在天津启动。2009年6月18日，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Bluenext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于8月5日达成了首单自愿碳减排交易，奥运会限行期间部分市民通过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其中的8026吨指标被一家汽车保险公司以27．7万元的价格购得。此前一天，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宣布正式启动“绿色世博”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和平台。2009年9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并达成了国内第一笔以碳足迹盘查为基础的碳中和交易。广东、江苏等省也在加紧筹备成立碳排放交易所。碳交易开始在中国活跃起来。
(二)中国应积极发展碳金融，获得主动权。
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排放市场，但在国际碳市场上没有定价权。虽然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创新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国内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方面已有所动作，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欧元至10欧元左右，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目前，美元、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上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碳交易市场上的不平等。没有碳金融的支撑，中国不仅将失去碳交易的定价权，而且将又一次失去金融创新的机会。
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融资和资金流，更为了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这将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刻不容缓。
1、要积极制定碳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政府应当站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碳资源价值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准确评估面临的碳风险，从宏观决策、政策扶持、产业规划等方面来统筹碳金融的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发展碳金融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进一步出台鼓励支持政策，开辟CDm项目在项目审批、投融资、税收等方面的绿色通道，营造有利于碳交易发展的政策环境。
2、要健全碳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碳金融是一个新事物，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和总结。金融监管机构要拓宽宏观视野，更新服务理念，转换监管方式，探索监管创新服务新思路。金融监管当局应规范碳金融管理机制，并积极吸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对相关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出台相关的风险控制标准，指导金融机构合理地开展碳金融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制定和完善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来保障碳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超级秘书网
3、要培育碳金融创新机制，完善碳金融中介服务。区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碳金融产品的交易规模、工具要求、服务能级、风险评级都更加严格。因此，要从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的数据库和碳风险评价标准，建立一个与节能减排指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相适应的“碳金融”创新机制。碳金融业务特别是CDm的链条很长，关系非常复杂，需要有中介机构专业化的服务。既然要打造碳金融市场，就需要有金融中介机构。碳交易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发挥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向项目业主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购买或参与联合开发CDm项目等服务。
4、要创新和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工具。要发展和创建低碳经济所需要的碳金融工具。从目前中国的状态来看，碳金融产品种类单一，绿色信贷尽管有很大的推进，但还是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对于绿色信贷的标准，现在还是比较容易混淆，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要利用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在专业服务能力、市场基础设施、交易结算系统上的互补性，开展碳交易和气候衍生品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实现交易的规模效应；要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环保项目发行债券，建立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等产业投资基金，开发绿色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要通过协同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以及机构投资者，共同努力，以金融衍生产品为载体，融入低碳经济内涵、特征和技术等要素，创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权质押贷款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
5、要建立统一的碳金融市场。由于低碳产业有赖于高标准技术创新的支持与推动，其技术密集型要求比知识密集型要求更高，因此，简单的金融市场不能满足其高层次金融需求，必须加快高层次金融市场建设。要尽快建立和健全经济、行政、法律、市场四位一体的新型节能减排机制，引进先进的排放权交易技术，组织各类排放权交易，培育多层次碳交易市场体系。要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制度设计、区域规划、平台建设三方面的经验，合理布局中国碳排放交易所，可以相对集中发展有特色、分层级的区域易市场。要对当前各地争相规划“碳排放交易所”(就像近年来各大城市争相规划金融中心一样)的现象有所警惕，不能过多过滥。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徐州等城市已经通过碳交易所、环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或者其他形式开始碳排放项目交易和绿色金融项目服务，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中心。要通过积极开展区域性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构建，使中国未来形成区域碳市场，将它们链接起来，进而构成统一的国内碳市场。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7
推动绿色首都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作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桥梁，绿色金融不仅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简称《规划》），对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提到“加快构建基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上市公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打造绿色金融创新中心，成为首都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
对于北京市发展绿色金融，从金融行业看来，具备天然的优势和机遇。首先，作为首都，我国的绿色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都在这里制定，拥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次，北京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的总部，对于这些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绿色金融业务开展的顶层设计、管理体系、资源配置、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战略制定和推动的作用。第三，创新是绿色金融持续发展和保持生命力的源泉，北京作为全国的创新中心，在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等维度，都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各种资源、人才、观点在这里集聚和催化，成为北京发展绿色金融的独特优势。
“在发展定位上，我认为北京在绿色金融上应当成为顶层设计的参与者、金融资源的提供者、绿色发展的示范者、创新模式的探索者、国际合作的引领者。”兴业银行环境金融部市场开发处处长陈亚芹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下，北京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重要的推动和引领，打造宜居城市也成为北京市发展绿色金融的终极目标。近年来，北京市采取了天然气供暖、禁止散烧煤、建筑绿色改造、严控工业污染、推广清洁出行等各种手段，在推动这些政策和规划的过程中，绿色金融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构建首都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规划》中提到，支持在京银行机构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分支行，开辟绿色信贷审批专项通道。支持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发起组建绿色银行，通过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方式支持绿色项目。建立专业化绿色担保机制，加大对绿色项目支持力度。支持金融机构与在京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进一步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以及设立北京市绿色发展基金等
陈亚芹表示，2016年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落实其中的重点举措将能有力保障北京实现《规划》中关于绿色金融的发展目标。此外，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环保信息共享、资源融通、法规完善、产学研结合等也都能为各项目标的顺利完成提供支撑。
提供G色创新动力
如今绿色产业基金、绿色ppp、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不仅与绿色金融政策制定者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市场各方主体，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创新成果。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绿色金融正处在全面快速发展的阶段，众多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债券承销等直接融资方式开展节能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融资。银行贷款结构调整出现绿色化趋势，绿色信贷规模增速高于银行业同期公司贷款增速。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国内主要银行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了7.3万余元，占各项贷款的9%，今年以来，这一比例还在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这些绿色金融项目和服务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41%，低于全国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
随着环保产业和市场的不断放开，新的业态与商业模式也层出不穷，这对绿色金融产品与银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云集了众多银行总部，它们对于绿色金融产品的探索创新与研究成果，对整个金融业发展绿色金融都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据了解，在前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很多国内银行已将发展绿色金融融入自身的战略布局、信贷政策与制度、管理流程、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建设等各个环节中，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发展长效机制。
兴业银行自2006在国内推出首个能效融资产品开始，10年来在绿色金融领域创造了多项业内第一，如首推碳金融综合服务、首发低碳信用卡、落地首笔排污权抵押贷款、首笔碳资产质押贷款、首家推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综合解决方案等等。
在绿色金融的研究方面，2016年5月，由中国工商银行承担的《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压力测试研究》成果正式。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银行业在环境风险量化和传导机制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对全球银行业开展绿色金融及环境风险量化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8
就在企业寻求资金支持时，民生银行新闻上海分行推出的“能源效率项目贷款”产品恰好帮上了忙，联合工行上海分行、农行上海分行、中行上海分行、建行上海分行及招行上海分行共同为联合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节能减排项目上提供贷款，使其推行先进生产技术、注重外延式发展、打造生态工厂及申请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举措得以实行。
银行大力推进“绿色信贷”
实际上，当下有关节能减排的项目正是政府所支持的重点，也正因此，与之有关的资金需求更能有所保障，这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绿色信贷”。
自从上海银监局引导上海银行新闻业认真贯彻落实银监会《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和《绿色信贷指引》后，重大项目在节能减排中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截至2011年末，上海19家主要中资银行绿色低碳行业表内授信余额为330.21亿元，比年初增加20.56亿元，增长6.64%；表外业务余额278.26亿元，比年初增加52.67亿元，增长23.35%。其中，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贷款在绿色低碳行业贷款占比最高，达16.33%；电池制造业贷款占绿色低碳行业贷款的9.31%，比年初增加4.26个百分点，增长最快，较好地支持了新能源行业和电车行业的增长。
信贷产品为“绿色项目”铺路
为了更好地服务“绿色”项目，适应企业、项目的特殊性，不少银行设计了“专属”产品，其中，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就颇受欢迎。
立净公司（化名）是一家大型回收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可算是节能减排行业余热回收领域的领先企业，近几年来承接了多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不过，因为采购工程设备及原材料时需要全额支付货款，投入很大，占用了公司大量资金，而已完成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收益回收期较长，由此出现了资金缺口。由于公司的核心资源为高新技术，无法提供传统的厂房、办公楼等抵押物，融资实属不易。
就在企业几乎失去信心时，浦发银行新闻伸出援手。“我们发现，尽管这家中小科技企业尚处初创期，固定资产又少，不过作为我国节能减排行业的领先企业，多项产品已获得国际认证，市场前景颇为广阔。”浦发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立净公司恰属浦发银行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也正因为如此，在进过深入沟通后，为公司量身定做了合同能源管理专项产品授信方案，给予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840万元，以解企业燃眉之急。
据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是浦发银行以“未来实现的收益”作为质押，向企业提供的专项贷款。即按照该项目未来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前将该项目未来的收益一次或分次发放给企业。贷款期限视项目的收款期限而定，以项目的未来收益作为贷款的还款来源，无须提供不动产抵押，无须担保公司担保，尤其适合无大量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的节能环保型新兴产业。
无独有偶，北京银行“节能贷”产品亦能以未来收益权作为质押提供贷款。据了解，“节能贷”是专门为以节能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或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产品销售的生产商所设计的。凭借其合同能源项目项下的收益权作为质押，同时结合灵活化的担保方式，向银行申请获得贷款。
作为一家立足于服务中小企业的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一直是北京银行努力打造的三大名片之一。2007年，北京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能效融资合作协议，成为全国首家与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推出节能减排融资项目贷款的城市商业银行。上海分行也于2010年发放了首笔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走出了支持上海绿色低碳、节能减排行业的第一步。2011年，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更加强了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合作，积极参与了徐汇区政府《徐汇区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工作试点方案》的制定，并顺利成为四家节能减排试点银行之一。目前，上海分行已经与多家节能减排公司开展了合作，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储备总量接近2亿元人民币。
不久前，上海中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化名）就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节能贷”的帮助下获得了3年期8000万元的长期项目贷款，用于公司对东乡正大焦电余热发电项目的建设。
自从2008年10月招商银行总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以来，招行致力于积极开展全行绿色金融业务。至今，已经陆续推出了法国开发署(aFD)绿色转贷款、绿色设备买方信贷、节能收益抵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等产品。
创鼎公司（化名）是受益者之一。创鼎是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公司备案的合同能源管理企业，今年年初，企业承接了上海某大酒店冷热源节能改造项目，总投入1200万元。就在企业通过自有资金及股东借款等筹集了一期资金后，后续资金紧张成为项目实施的一个瓶颈。“这个项目对企业来说投资规模大、回收期相对较长，所以急需银行融资支持。但由于公司刚成立，尚没有收入和效益体现，且轻资产、无担保，在银行四处碰壁。”好在与招行上海分行沟通后，创鼎看到了希望。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9
“有观点说‘2016年是绿色金融的元年’，我很认同这个看法，这个观点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球。”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绿金委主任马骏在2016年12月接受人民银行下属《金融时报》采访时称，“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发行和创新的新闻。”
但马骏也坦言，目前全球绿色金融的规模仍远远不能满足绿色投资的巨大需求，同时面临多方面挑战。
2017年1月12日，中航资本（600705.SH）公布的2016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其控股子公司中航信托在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3.86亿元，比上年增长18.82%，实现净利润13.02亿元，比上年增长21%。
比高增长的业绩更令业内印象深刻的是，在信托业整体增长放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航信托仍然把绿水青山放在了比金山银山更重要的位置上。
据中航信托有关负责人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介绍，在公司创建的“绿色信托”体系当中，信托公司除了要为诸如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服务以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绿色的激励体系，用以引导社会资金多投资绿色的行业。实现这层目标的突破口在于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将绿色产业的外部性内部化，并且要求企业对环保信息充分披露。如果再深化“绿色”概念，在宏观意义上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到信托公司身上，不仅是针对逐项具体交易，还要求公司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完善中国金融生态出一份力。
目前，中航信托与绿色产业的企业、基金、第三方科研机构合作，投资实体项目，在保证项目经济上可行的基础上，尝试用碳减排等量化指标综合衡量项目的社会效益。此外，中航信托尝试建立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的资产管理生态，使通过或有业务渠道获取的客户信任中航信托，依赖中航信托，成为中航信托的长期合作伙伴。在公司治理上，中航信托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文化，倡导环保的办公和生活方式，并且在环保、慈善、健康、教育等多个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6年10月，中航信托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以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从16.86亿元增资至40.22亿元。“有了股东的倾力支持，中航信托不仅愿意为绿色信托的战略继续探索新路，更希望在日后它能成为信托业、金融界、乃至全社会共享的一条‘平凡之路’。”中航信托有关负责人称。
宏观指引
根据中央的精神，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中国“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据此，政策制定部门正在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同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具体到金融市场，各个机构也要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在中国的倡导下，绿色金融也首次写入了G20峰会议程。
所谓“引导和激励”在初期是正面鼓励为主，包括税收、审批、产品创新等等方面。但从长期看，没有哪项政策是能只靠给糖果就落实的。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称，如果金融活动过多地支持了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及一些污染物排放，尽管短期来讲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中期来看，不仅对整体经济不利，甚至也会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指出，这些风险当前有可能被社会、被金融界所低估，应该给他们一个正常的估值，同时要有前瞻性的估值，使金融机构真正能够重视这件事。
按照周小川于2016年4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对美国金融界所传达的信息，在未来5年中，中国绿色投资年需求会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另外，据马骏估算，未来政府只能提供约15%的绿色投资资金，其余85%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来筹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21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约为5.8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据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绿金委委员王遥透露，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在2016年发行超过2000亿元。此外，多家国有大行已经在集团内部全面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规划，大型券商、保险、基金和非金融公司也在积极谋划绿色金融发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6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透露，截至2016年11月末，信托业全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已达18.91万亿元，直接为超过43万名自然人投资者、近7万家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信托服务，本年累计支付信托受益人收益6668.88亿元。除了管理资产、受众范围和收益规模与日俱增，信托横跨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打通资产管理和实体融资需求，成为了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混业格局中理应占得先机。
在其他金融机构真刀真枪地发力绿色金融之际，信托公司发展绿色信托已经容不得迟疑。
绿色信托的群不仅是支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如果从信托业内部来看，这也代表着信托公司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2012年底，中航信托提出转型改革动议。当时，银信、政信、房地产信托这三大产品发展得如火如荼，行业周期顶部在很多人看来还是“远虑”。中航信托聘请的专家顾问――中国人民大学信托和基金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博士在行业会议上提出转型改革的预测时，业内对此也将信将疑。
然而，在2016年优质资产缺乏的问题变得显著，“资产荒”这种情绪化的说法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变得深入人心。目前，这种紧张情绪引起的非理性加杠杆投资行为正在得到纠正，供给侧改革也将金融业带到了寻找新增长点的路口。由此看来，企业在面对大概率要出现的长期变化时，即使牺牲一点短期利益，早做充分的准备是值得的。
中国的资产回报率长期下行，绿色信托项目的经济得失或许也需要放在较长的期限来看。在保持公司管理资产规模稳定的同时，如何向客户传递绿色理念和投资趋势，也将是信托公司未来发展绿色信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
互联网模式在“颠覆式”地改造着各行各业，金融业已经感受到了危机，银行、证券、基金、保险无不在借助互联网发展业务，尤其是销售与投资。信托公司的投行与资管业务与生俱来的私募性质使其很难借助互联网工具大规模扩张销售和投资，但这不代表互联网思维不值得借鉴。
为了改变传统信托公司单一项目驱动的业务模式，中航信托建立了资源共享与信息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司尝试与优质交易对手以战略合作的模式构建资源共享网络，借助战略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方法创新、工具创新等多元路径，突破传统的信托公司路径依赖，为资管与融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需求解决方案，实现公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之路，与伙伴同行
目前中航信托开展绿色信托主要模式有三个：一是信托公司通过市场化手段，支持企业客户实施节能减排、低碳转型，帮助尽可能多的企业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信托公司在其中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实现新的业务增长，从而获得更多的商机和效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信托公司和交易对手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化方式履行信托社会责任，体现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效益，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尚福林看来，要真正发挥“实业投行”资源禀赋优势，信托公司需要主动创新适应市场需求的业务和产品，有效搭建起资金市场和实业市场的桥梁，支持战略新兴行业。
在近几年的实践探索中，中航信托已经把服务节能减排、遵循环保原则作为塑造差异化优势、挖掘新商机的工具，持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化地发展绿色信托。
为了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中航信托利用信托工具筛选优质项目，提高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减轻或缓释项目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完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和业务流程。
截至2016年末，中航信托管理资产规模4747亿元，大型交易对手有几百家。中航信托希望联合业务上下游资源，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大型交易对手，共建“绿色信托生态圈”，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发展绿色经济。
中航信托自2014年起与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开展了良好的业务合作，为清洁能源领域的优质项目提供投融资综合金融服务。2016年5月，中航信托与中信产业基金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中信产业基金在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领域有强大的实力。
近两年以来，中航信托与国际一流的新能源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并积极参与中美建筑节能基金项目，未来将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煤改电、煤层气、建筑节能等绿色产业发展链条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1月10日，中航信托与中节能资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中节能华禹（镇江）绿色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协同推进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成果D化和产业整合，共同推动依托于产业链的金融合作，打造央企级的集产业并购、重组、股权投资、供应链金融、设备租赁等功能于一体的节能环保产业资本运作联盟，推动我国节能环保产业集群的发展。
绝大部分绿色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负债成本和资产的收益水平也难以在短期匹配，但中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则可以匹配较长的项目期限。“信托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手的合作是顺势而为。”中航信托有关负责人称。
可持续发展不仅于在公司和行业的商业模式，还在于金融生态的完善。现代金融体系趋于复杂，厘清市场责任、强化市场纪律应当是实现信托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6年11月16日，中国信托登记公司成立，成为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里程碑。中航信托出资入股1亿元，成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也是控股股东中央结算公司以外的最大股东之一。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揭牌，将推动统一有效的信托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纪律和约束将进一步强化。”尚福林说，“加上之前已经成立的履行行业自律职能的中国信托业协会，在信托公司自身不断加强风控能力的同时，支持信托业发展的“一体三翼”架构全面建成，形成了监管部门为监管主体，行业自律、市场约束、安全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信托业风险防控体系，支持信托业转型发展。”
以绿色交易推动商业文明
绿色信托不只是公司战略计划书当中的激扬文字，中航信托一直在通过一笔笔实实在在的交易，将“绿色”融入商业文明。截至2016年末，中航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投向绿色产业的资产规模达到92.02亿元。
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舒国增在北京宣布，为携手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城镇化，中美双方企业将共同投资设立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投资中国的建筑节能项目。该基金汇聚中美两国知名金融机构、工业企业和房地产公司。中航信托成为此次官方基金参与企业名单中的唯一一家信托公司。
2016年6月16日，该基金首批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期签约的内容包括镇江市绿色发展产业基金及两个具体项目、张家口市绿色发展产业基金及其在建筑节能和发展领域的合作意向，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中航信托作为基金的核心团队、筹备成员之一，全程参与基金筹备、项目筛选、资金筹集等工作。
在汽车工业与新能源行业的相互依托变革之际，中航信托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政策推进方向，中航信托在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与专注于锂离子蓄电池的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天津力神共同探讨合作模式，以社会资本协助推动此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节能环保领域，中航信托积极参与。为改善能源结构、降低空气污染尽责尽力，力求做到与环境的协调、友好型发展，中航信托与北京蓝景圣诺尔公司共同投入约2.7亿元，用于京津冀地区煤改电项目、燃煤锅炉改造、地区供暖项目。随着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国家环境治理进程提速，蓝景圣诺尔更是将节能减排业务上升到多维度、多系列的提供节能减排供暖综合解决方案的高度，从“节能产品”到“节能解决方案”的层面，实现产业升级蜕变。2017年中航信托将与蓝景公司继续在生物质锅炉、煤层锅炉等方面展开合作。
发展绿色信托还需要合作机制创新。2015年10月20日，中航信托与协合新能源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在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资源开发、项目运营和维护、项目资产证券化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的合作。双方基于对全球新能源领域发展前景的共识，以及对各自优势和资源整合的构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的项目开发和管理力争共赢。中航信托发挥在资本市场的优势，结合协合新能源在新能源领域资源获取开发和建设管理的能力，形成专业的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平台，致力于在产融结合的基础上，将绿色能源引入千家万户，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经过持续探索实践，目前中航信托绿色信托业务实现了覆盖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三大领域。项目涉及提高能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碳减排、污水处理、水泥节能减排、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等众多项目类型，大力支持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业务审批流程中，中航信托设置了“绿色通道”。在不违背公司治理和法律法规，符合风控要求下，公司对绿色项目加快流程进度，让绿色项目尽快获得资金支持。
这些项目经验表明，即使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风险控制上同时保持“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中航信托在绿色信托方面的探索依然是可行的。对于公司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短期的业务目标，更在于坚定了公司执行绿色信托长期战略的信心。
绿色承诺
在中航信托看来，绿色信托的内涵不仅仅停留在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信托项目层面，提升自身环境和社会表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进而塑造绿色信托企业文化。
中航信托在尝试构建以碳减排量为指标的业务评价体系，并把绿色理念贯彻到企业文化和员工教育当中。员工践行绿色理念，倡导绿色办公、绿色生活，自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为此，中航信托专门出台了节能环保的相关管理办法，制定了环境管理的相关制度，从无纸化办公、节约水电、办公环境治理等小事做起，推行“低碳办公”，并倡导员工使用低碳信用卡，购买碳减排指标，植树造林，抵消自身碳足迹。此外，公司也鼓励员工购买新能源汽车。
精准扶贫是中航信托履行社会责任、践行绿色承诺的重要支点。在定点帮扶永新县曲白乡浆坑村的过程中，中航信托根据当地实际，确定了实施“党建+贫困户+产业基地”的头瞿J剑投入资金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贫困户纳入其中，大力发展黄桃产业，并结合公司业务资源，探索建立稳定的农产品生产销售渠道。扶贫工作中，中航信托与当地政府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强化企地战略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信托业与慈善事业有着天然相亲的基因与图谱，信托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能很好地与慈善事业互补，拓宽慈善渠道、汇聚慈善资源、提高慈善效益。2016年9月1日是中国《慈善法》正式实施之日。经报监管部门备案同意，中航信托当天在北京成立了“爱飞客公益慈善集合信托计划”。该计划是中航信托首单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信托，也是国内首单以航空领域为背景的慈善信托。
该慈善信托设计为开放式，根据各个不同的慈善项目以及信托合同的约定，持续认购加入，最低认购资金起点为1元。广东省爱飞客公益基金会成为慈善信托计划的合作公益机构，北京六明律师事务所作为信托监察人，南昌市民政局作为该信托计划的行政管理机构。作为慈善信托，该信托计划的受托人、监察人、托管人均不收取任何报酬或费用，信托收益全部归于受益人，受益人为该信托项下公益项目的受助者。
该信托计划通过整合爱飞客公益资源，致力于航空科普、航空教学培训、支持教育、精准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领域，并以此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各界加入公益慈善事业。这是公益机构同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一小步，更由此看到了社会合力的强大。
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王萍透露，2017年，民政部还将与银监会联合出台慈善信托的管理办法，鼓励更多的慈善资源进入慈善信托领域，充分发挥慈善信托独立性、灵活性、规范性、高效性的优点，推动对慈善信托，尤其是扶贫济困领域的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等支持。
“信托公司要扩大公益（慈善）信托规模，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尚福林称。
信托公司一直都处于中国金融创新的前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市场化运作模式是信托业的发展动力和优势。尚福林亦表示，信托公司未来还需要提升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构建比较优势，致力于提供门类齐全、功能齐备的信托产品和信托服务，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在特色领域形成竞争优势。
绿色金融行动方案篇10
【关键词】绿色信贷；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
中图分类号：F83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3-0044-07
随着环境保护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在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中，银行信贷都扮演了为企业环境破坏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角色。银行业也意识到其信贷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风险，为控制银行借贷中的环境风险，绿色信贷应运而生。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叶汝求、任勇和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2011）。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以“绿色信贷”机制为主要手段来遏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正式启动。2012年2月中国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进行了具体规范。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绿色信贷理念受到银行业的普遍重视，各商业银行均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并将对绿色信贷的重视作为其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举措，但绿色信贷实际实施现状究竟如何则值得关注并有待验证。
一、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现状
本文从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信贷实施成效、绿色信贷信息披露4个方面分析16家上市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现状。
（一）绿色信贷制度建设
1.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
各银行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16家上市银行均建立了绿色信贷相关规章制度，其中，专门针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控制制度是绿色信贷制度的重要内容。除北京银行外，各银行都出台了“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控制方面的措施，多数银行采用的主要做法是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上收审批权限等做法。具体而言，各银行绿色信贷规章制度建设可归纳为四种模式：
一是出台绿色信贷相关的行业指引。从表1可以看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按年度出台了相关行业绿色信贷指引。
二是对信贷项目进行环境分类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和平安银行均建立了信贷项目的环境分类管理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招商银行的信贷客户四色分类管理，将信贷客户分为蓝、红、绿、黄四类。具体而言：环保蓝色贷款（环保合格型）是指投向环保合格企业的贷款；环保红色贷款（环保缺失型）是指生产经营不符合环境、健康、安全标准的企业贷款，对红色贷款坚决压缩退出，禁止进入新的贷款；环保绿色贷款（环境友好型）指在企业经营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投向能为环境保护带来正面影响项目的贷款；环保黄色贷款（环保关注型）指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企业贷款。
三是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审批流程各相关环节。从表1可以看出，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均在制度上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审批流程各相关环节。其中，浦发银行社会和环境风险管理涵盖了贷前调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报告制度等各环节。中国银行于2010年出台《支持节能减排信贷指引》，将环境风险控制纳入信贷流程的贷前审查、贷中发放和贷后管理环节。
四是复合模式，即将环境分类管理与流程控制相结合。如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都在环境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将环境风险纳入其信贷审批流程各环节。其中，兴业银行的制度建设最完善，其在进行行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分为风险识别、分类、评估、控制、监测、信息管理/披露、绩效评价等环节，将绿色信贷分类标识植入其信贷综合管理系统（Cm2002），并贯彻到信贷流程各个环节，要求全行在信贷各个环节及时查询客户绿色信贷分类标识并将其作为对客户进行总体评估和信贷决策的关键依据。
此外，部分银行还进行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绿色信贷制度创新。如平安银行建立绿色信贷快速审批通道；兴业银行建立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专家库机制，对绿色金融服务项目进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环境效益测算，实行环保信息共享机制和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华夏银行实行绿色信贷投向标识和统计体系；工商银行将客户环保信息纳入其征信系统，并专门针对涉霾行业出台了《关于加强涉霾相关行业绿色信贷工作的通知》等。
但是，也有一些银行仅仅比照银监会（2012）的《绿色信贷指引》宣布了绿色信贷制度建设的目标、思路和框架，缺乏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操作性不强。
2.绿色专职机构或岗位设置
在设立绿色信贷专职机构或人员方面，兴业银行设立了环境金融部负责绿色金融管理，并组建了项目融资、碳金融、市场研究、技术服务、赤道原则审查五个专业团队组成的能效融资专业团队；招商银行成立了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并在总行办公室设置了社会责任专岗，专职负责日常社会责任工作；光大银行设立了产能过剩行业客户分类委员会；浦发银行在2011年建立了“绿色金融团队”，专门负责全行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推广和管理等。其他银行则由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工商银行）、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部（建设银行）、企业文化部（交通银行）、公共关系部（浦发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机构来兼职行使绿色信贷职能。还有少数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尚未设立绿色信贷专职或兼职部门。
3.绿色信贷评价与考核机制
绿色信贷工作评价与考核方面只有兴业银行在绩效考评中将绿色金融融资业务纳入分行年度综合考评体系。
（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16家上市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除传统的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外，各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能效融资与清洁能源融资、排放权金融、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三个方面。其中，能效融资与清洁能源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合同能源管理类融资产品（详见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能效融资相关产品）、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贷款（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和法国开发署绿色中间信贷（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浦发展银）。排放权金融产品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融资（见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清洁发展机制相关金融产品）、排污权及碳排放权交易解决方案（光大银行）、排污权质押贷款（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赠款项目（华夏银行）、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理财产品（中国银行、工商银行）、epa排放保证金保函的反担保保函（中国银行）等。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亚开行建筑节能融资（浦发银行）、节能减排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融资（兴业银行）、节能减排设备制造商增产融资（兴业银行、南京银行）等。其中，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和清洁发展机制融资类金融产品较多。此外，光大银行的“光合动力”低碳金融套餐、兴业银行的8+1融资服务和排放权金融系列产品、浦发银行覆盖五大板块的十大绿色金融创新产品较具有特色。不难看出，相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兴业、浦发、光大等股份制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明显走在前面。
另外，从纵向来看，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学习阶段，国内银行早期的绿色金融创新实践主要是跟国际金融公司、法国开发署、世界银行机构合作，学习如何作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比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和北京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节能减排贷款项目（CHUee项目）；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法国开发署（aFD）绿色中间信贷项目；华夏银行的世界银行节能转贷项目等。二是推出自主绿色金融产品阶段，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国内银行开始推出自己的绿色金融产品，如表2中相当部分节能减排融资项目类产品都是各银行自主开发。三是绿色金融产品的整合阶段，类似金融产品多了以后，一些银行开始将其打包，整合成比较成体系的产品服务。比如兴业银行2013年在原“8+1”融资服务和排放权金融两大产品序列的基础上，整合形成涵盖金融产品、服务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产品与服务体系；浦发银行将绿色金融产品整合为包括五大服务领域十大创新产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光大银行将其绿色金融产品整合为“光合动力”低碳金融服务套餐等。尽管如此，从表2可以看出，除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较早开始绿色金融实践的银行外，相当多的国内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仍处于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学习和尝试推出自主绿色金融产品的起步阶段，创新不足。
（三）绿色信贷的实施成效
绿色信贷领域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比重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占总贷款余额比重可用来衡量上市银行执行国家绿色信贷政策的力度和成效。16家上市银行绿色信贷执行情况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已经从操作层面上开始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政策，逐步增加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绿色信贷余额从2011年的14653.4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11512.80亿元，绝对额扩大20余倍，其占企业贷款总额比重从2011年的5.96%增加到2013年的6.96%。从绝对数上看，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000亿元的银行2011年只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4家国有银行，2012年和2013年则增加到7家，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2家股份制银行。从相对比例上看，绿色信贷余额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近3年持续超过5%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3家国有银行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2家股份制银行。在16家上市银行中，2011年、2012年绿色信贷余额居前5位的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但2013年开始，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交通银行，挤入绿色信贷余额前5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和比重逐年增加，其中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以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内商业银行投向环保项目的贷款数量和比例还偏低。
16家上市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情况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明确公布近3年“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银行只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并未明确披露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只是披露了其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金额及其绝对数或相对比例下降情况。明确披露“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6家银行中，其贷款余额由2011年的4125.60亿元下降到2012年的3981.45亿元，2013年又增加到4390.09亿元；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由2011年的9.84%下降到2012年的8.20%，2013年又下降到8.12%。这说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减少或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但减少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存量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没有明确披露“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银行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更不容忽视。
（四）绿色信贷信息披露状况
通过查阅16家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发现，16家上市银行均对绿色信贷及“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其中，除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兴业银行外，其他12家银行均对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绿色信贷信息及其他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第三方审验。
二、绿色信贷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绿色信贷政策广泛推行，但制度建设仍有待优化和完善
根据制度经济学观点，完整的制度体系由正式规定、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实施机制三个部分组成，亦即规章制度、理念文化与组织机构。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绿色信贷理念已广为银行、企业和社会所接受，16家上市银行均建立了绿色信贷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并形成了从银行到监管部门及政府的多层次绿色信贷规章制度。但从实施机制层面来看，绿色信贷专职机构设置情况不够理想，且缺乏绿色信贷工作评价与考核机制。除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设立了专职的绿色信贷部门外，其他银行或者由企业文化部、公共关系部等机构兼职行使绿色信贷职能，或者尚未明确绿色信贷的执行部门。绿色信贷工作考核与评价方面，银行内部考评机制缺失，除兴业银行外，未见其他银行设立绿色信贷评价与考核制度；而绿色信贷政策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失也是银行内部缺乏绿色信贷考评压力与动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得到有效控制，但绿色信贷余额及其比例偏低
表4表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虽并未明确披露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但已开始减少或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明确连续公布“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的6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近3年“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控制在4000亿元左右，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由2011年的9.84%下降到2013的8.12%，尽管减少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但各商业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已得到有效控制。这与各银行绿色信贷制度中专门针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控制制度，如“环保一票否决制”、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上收审批权限等约束性的硬政策有关。表3表明，近3年绿色信贷贷款总量大幅增加，但绿色信贷项目贷款占企业贷款总额比例偏低。进一步对比表3和表4可以发现，除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及其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高于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及比重外，其他披露相关信息的5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及其占当年企业贷款总额比例均远远低于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及比例。这表明目前绿色信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部分，而利用市场促进节能减排的绿色信贷部分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三）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和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绿色信贷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典型特点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体现出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其在政策设计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特点，但在具体执行上又呈现出更多的自愿性特点。自愿执行的结果就是绿色信贷政策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中具有行政命令色彩的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部分，而通过市场手段引导资金流向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并促使企业持续改善环境绩效的绿色信贷部分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创新不足。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绿色信贷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污染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增长的考虑不会严惩污染企业，在没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不会持续投入资金改善环境绩效，银行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也会进行权衡，其重点控制的是被列入国家相关部门指导目录名单（如工信部《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等）的企业或因重大环境违法事件被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或环境信用评级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级别的企业，大量未列入名单的环境绩效差或短期环境风险难以暴露的企业和项目则仍然给予信贷支持。同时，由于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往往出于政治动机或履行社会责任、改善企业形象动机，没有积极开发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动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这也是绿色信贷余额及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初步建立，但环境风险评估不够精细
如前所述，16家上市银行均对绿色信贷及“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且其中12家银行对其包括绿色信贷信息在内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第三方鉴证，可见银行业绿色信贷信息披露较积极，且其披露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企业层面的环境风险信息沟通却不够顺畅。在国家层面和部分省市层面已经建立了环保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及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企业层面的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相当多的省市尚未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且现有的信息沟通机制无法全面、及时地向商业银行反馈信息。此外，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和方法，银行从业人员很难对贷款客户的环境风险进行量化评价。目前，银行业大都以环境合规性评价取代环境风险定量评价，导致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合规型企业和环境高风险型企业在现有信贷风险评估模式下的评级结果可能毫无差别。
三、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的对策
通过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实施现状分析，提出以下完善现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绿色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绿色信贷约束和监督机制
已经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如《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等都属于综合性、原则性的指导性意见，法律约束力较低，相关利益主体环保违规成本低。因此，应完善绿色信贷相关立法。首先要加快国家节能减排法制化进程，通过国家立法确定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从而让“绿色信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还应对金融机构的环保义务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可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案》的做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信贷银行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承担责任。最后，还应强化绿色信贷监督机制，强化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环保部门的联合检查协调机制，同时鼓励新闻媒体、社区公众和环保组织对商业银行落实绿色信贷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推进绿色信贷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激励机制构建可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对绿色信贷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如德国对于环境绩效好的项目，给予持续10年贷款利率不到1%的优惠信贷政策，利率差额由中央政府予以贴息补贴），同时设立环保项目融资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使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不仅有利可图，还可以有效规避部分风险，这样商业银行才有动力进行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发展绿色信贷市场。具体的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方面：一是拓展绿色信贷业务领域，如将个人消费者纳入目标客户群体，针对消费者购置节能电器、节能房屋、节能汽车的行为提供优惠贷款；二是将绿色信贷与中间业务创新有机结合，积极创新绿色信贷衍生产品。
（三）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内部组织结构及流程调整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商业银行应从战略层次布局绿色信贷工作，完善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建设。首先应在决策层组建专职绿色信贷决策机构，负责绿色信贷策略的制定以及重大绿色信贷项目的授信与审批。其次，应相机在创新信贷业务流程的基础上设置绿色信贷专职部门或在相关业务部门设置绿色信贷专岗或专员，专司绿色信贷授信审批及贷后风险管理。同时，还应在此基础上把专职机构的绿色信贷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信贷的考评激励机制。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环境风险评估精细化水平
要在现行由国家环保部与银监会搭建的环境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的基础上，由银行业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与环保部门合作，将环境风险评估与金融风险评价体系有效融合，形成银行业可操作的环境风险划分及评估方法简本，并建立一套面向银行的环保标识，按行业和客户进行风险程度分类，为进行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提供统一平台，以便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制定自身的环境风险评估框架，从而更精细、更准确地评估和控制环境风险。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加强与同业、行业协会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环境信息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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