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9-0373-01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决定》中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决定性”代替“基础性”，表明我们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反映了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纵观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我们就是在不断探索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关系的过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给予新的科学定位，明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必将对我国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一方面，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目前，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抑制了市场活力的发挥和成长的空间，导致信息失真、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垄断和壁垒。
二、全面实行科学管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忽视更不是取消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有其固有的缺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需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以解决。政府要实行科学管理，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要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问题。核心就是放权让利，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政府向社会放权，该政府做的让政府做，该市场做的让市场做，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由社会承担。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二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政府的职能很可能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不是下降了，而是提升了。目前市场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政府，说明政府监管不到位；市场主体缺乏活力，根子也在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活力不足。由此可见，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有市场不健全的原因，但主要的体制机制障碍还在政府。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应当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要弱化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进一步放权给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2
建国以来，我国的林业一直套用工业企业的经营模式来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林业企业从追求产值指标到后来的追求利润指标，都是以大量消耗森林资源为代价的。国有林业企业(林场)一直沿用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或农业会计制度。总的说来。林业经济管理始终落后于林姻齐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林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的范围、方式、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订能反映林业经济活动的林业会计制度迫在眉睫。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个别省份开始进行国有林场、苗圃会计制度的制订及试点，重点是在营林成本的核算办法上，而森工企业仍沿用工业企业会计制度。
二、林业会计理论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林业会计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从我国的会计改革形势来看,会计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国际化进程加快，会计准则和会计具体准则的制订和，特别是20)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标志着我国会计标准的确立,会计改革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了政府在会计管理和会计改革中从所有者身份向管理者身份的转变，使会计改革及其发展依赖广大企业会计来实行。这种变化的标志性成果是从行业会计制度转变到《企业会计制度》的会计准则。我国林业会计的改革和发展总体上落后于我国的会计改革和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至少有:(1)林业会计制度还不能算是行业封十制度。在林业会计制度设计中，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仅对国有林场与苗圃制订会计制度,《国有林场与苗圃会计制度》中没有充分考虑集体和私有林场,对集体和私有林场没有适用性。（2)林业会计标准是按制订统一会计制度思路还是按会计准则的思路进行改革需要进一步论证。这里既有林业企业(林场)性质(商品林和公益林生产)的确定问题，也有财政专项资金造林产权设定问题，还要考虑林业行业会计人员素质和水平的具体实际情况。（3)林业会计目标的设定上除经济效益外，是否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林业的重大转折和变革，必将带来财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对林业经济组织的业绩评价越来越多地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支持需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的信息。（4)会计假设在林业会计中是否进行修改或增加。如对货币计量假设的修改，为了反映林业经济活动的成果,林业会计核算需要对其他会计核算更多地运用实物计量和劳动量计量,以反映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的信息。（5）林木资产核算理论问题。我国的营林会计核算体系是以育林基金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仅限于当年营林生产作业成本和营林费用支出核算,当年支出当年核销。（6)林业生态效益核算理论问题。林业生产的外部性问题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营林生产的外部经济和森工业的外部经济，是影响林业发展的障碍。分类经营条件下林业经营单位的核算小，对林业生态效益的核算是国家和政府宏观管理的依据，林业生态效益核算理论是当务之急。（7)林业基金理论问题。财务会计工作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资金问题，对林业基金管理和核算理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8)林业成本核算理论问题。林业成本核算包括营林生产成本、木材采运生产成本、木材加工生产成本和林业多种经营生产成本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现有的成本核算办法是行业会计制度和行业财务制度两者的结合，财务问题和会计问题交叉重叠，会计的职业判断不能很好地发挥,也影响财务成果的正确反映。按照会计标准进行林业成本理论的探索，制定林业会计准则和具体准则也是面临的新课题。
林业会计面临的问题是我国林业会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有赖于广大财会工作者的实践和研究。加强林业会计理论研究,加强林业会计工作的创新，形成比较完整的林业会计理论体系,是林业会计更好地为我国林业事业发展服务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加快林业发展战略的实施，林业会计改革势在必行，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林业会计体系,制订能为我国林业建设和发展服务的林业会计制度或林业会计准则,是当前会计改革的重要任务。
三、构建新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
1.以森林资源资产核算为基础。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是建立现代林业，深化分类经营改革的基本要求，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森林资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化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有效途径是建立森林资源资产管理体系和价值核算体系，其中价值核算是基础和龙头。首先应建立起一套具有指导性、实践性和规范化的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体系，科学核算森林资源资产的投入和产出，从而为确定森林资源资产的价格、权益，建立价值补偿机制等提供基础性依据，使所有者、经营者得以体现完整的资产拥有量。
森林资源资产的入账价格我们认为应采用成本法,而不采用价值法。因为森林资源资产属于林业企业的劳动对象,还要管护经营，不断追加劳动,采用成本法，便于核算。到森林资源销售或转让时再按价值计算销售收入，同时结转经营成本，计算盈亏，形成有机的森林资源资产的会计核序。倘若森林资源资产按评估价值人账，逐年根据林业生产的特点，按自然生长规律计算増值额,虽然有利于考核森林资源的保值、增值情况,但增值额的计算比较复杂,手续较多,而且要有经过具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书，并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确认后才能入账。
2.按商品林和公益林分别构建林业会计核算体系。根据以“分类经营和分区突破”为核心内容的新世纪林业发展思路，我们必须努力深化以分类经营为中心的各项改革，促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事业自身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行林业会计制度改革。根据林业分类经营思想构建林业会计核算的方法体系,也就是按商品林和公益林的经营原则分别设置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林业会计核算框架结构。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3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内涵
解读自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以来[1]，就经济领域而言，虽然市场经济如同脾气暴躁的脱缰野马，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社会主义”是特别针对我国社会环境而备的“缰绳”，它具有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并引领其发展的作用。市场本身与制度的性质无关，但是市场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却会最终影响到该社会的性质。西方社会坚持完全市场化的立场，以社会财富的私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为其基本经济学法理。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财富的两极分化成为必然，社会将天然发展成为上下两个阶层，中间日久形成一个使上下两层无法逾越的真空断层，于是财富的罪恶产生了。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助长了这一罪恶的疯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在利用市场的同时，紧守了我国的政治和人性的最基本原则。从其内涵上讲，大致可以概括地表达为三个层面：其一是社会主义的财产占有指向，即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其二是社会主义的伦理指向，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的发展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前提，即我国的社会价值理念既重视个体价值，更重视集体价值。不过，重视集体价值归根到底是重视个体价值的更高层次的体现。可以如此说，重视个体价值不一定能兼顾到集体价值，但重视集体价值一定是从根本上重视个体价值。故此，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利用市场经济发挥市场作用的当口，必须顾及到其消极的一面，绝不可丧失掉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驾驭，是理所应当的，更是必不可少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以文化意识形态的身份出现，但是其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举足轻重的。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这三个经济意向，一方面会相互影响：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市场秩序的变更与否，关系到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与否；社会经济秩序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国家经济目标的效益达成，关系到个人经济行为的取舍抉择；个人经济行为与核心价值观的符合程度，关系到国家经济目标的效益高低，关系到社会秩序的有序与否。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不同的制约效力：国家层面的制约效力最高，可以直接制约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的制约效力位居其次，仅可制约个人层面的经济行为；个人层面的制约效力最低，它除了影响因子以外，不具有制约效力。这些基本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总关系。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挥其对经济活动走向和行为的把控、引领作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一些侧重点突出的关键词，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个人层面的“爱国”“友善”。如果我们将这些词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富强、民主”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财产的公共占有不谋而合；“自由”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人的自由发展不谋而合；“平等”“爱国”“友善”的价值指向与“社会主义”之集体主义前提不谋而合。富强（侧重财富的富足）而论分配，分配而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更多地体现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民主更多地体现人的经济权利。换言之，社会主义民主除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管理和决策以外，在财富问题上，还强调全社会成员分配权力的民主和占有机会的均等。这一机会均等，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则是实际分配的个人直接操控的财富的占有机会均等，一则是由国家代为管理的统一调配的公共国民财富的参与机会均等。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财富公共所有的直接特征。自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人的发展自由必须是建立在社会的高度和谐之上的自由，而社会的高度和谐———无论是政治高度和谐、经济高度和谐、文化高度和谐、社会高度和谐还是生态等其他方面的高度和谐———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追求目标，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伦理指向的内在要求。集体主义不是泯灭抹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一原则之下，社会成员间更加平等、友善。这也是中西方社会本质的又一大差异。西方社会形成了上下两个阶层，它的平等也只能是分别存在于这两个阶层之内，上层社会———即统治阶级社会———的平等程度要远远高于下层社会的平等程度，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具有奉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政治经济基础。我国的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属一个阶级，其本身就是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平等和友善是全社会的，也是全人类的，而爱国则是我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最高外化表现。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便跃然而出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经济”意向的角色互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社会”意向的凝练和具体表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引领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以富强为核心的新中华文明构建体系；以自由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构建体系；以爱国为核心的新和谐人际构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说到底，就是要将这三个构建体系的内涵根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使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全领域发挥纠错、约束、导向作用。之于纠错，即强调对于那些曾经发生偏差的地方和领域要即时纠正过来；之于约束，即强调对于那些容易失去管控的地方要适时加以约束，提前加以建设性地规避，这又特别针对那些远离政府这只“手”的市场末端环节和市场先天存在的一些固有弊端本身；之于导向，即强调我们“导”的是市场经济的“向”，扛的是社会主义的旗，走的是中国特色的路，建的是中华文明这座城，护的是中国人民这群人。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和动向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体系建构所传达出的内涵意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着力点
党的领导集体高屋建瓴，在中共十报告中首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随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即是说，在我们做出全面深化改革（自然包含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前，首先需要给它戴上一顶“帽子”，因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我们要“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3]21-21。这顶帽子就是意识形态的宪法，就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领路者。当然，在这一部分，笔者并不打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如下几个要点上着力做出深入的探讨，而是仅就这几个点的重要意义，即其为什么会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领域引领性体现的关键环节做出提要性的说明，以资抛砖引玉。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国有企业在长期的保护性发展之下，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效益低下，甚至连年负增长。面对如此情况，抓紧时机，利用当前国际国内相对有利的经济环境，把我国国有企业果断推向市场，实行国企市场化改革，自然是必然的趋势。因此，要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国企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在维护国企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着力点放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之上，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最大化地提高国企竞争力和自身实力。在顶层设计中能够实现发展上的宏观预测和制度把控；在微观层面确保找到的每一个定向标都始终与国家顶层设计保持一致。这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渗透作用深入到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实践者的一切经济行为中，以保证国企资本的行动方向。
（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问题
政府是宏观调控和计划共同的行为主体人，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等手段对社会介质（例如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行为，如果干预过度即演变成通常所说的计划。在一定意义上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谓计划，外化出来的现实表现大多定格成为一定的经济决策和制度；而于市场，穷究其源无非讲的是一定的市场原理和规律。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层面看，它们反映出来的正是上层建筑之制度与历史规律之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4]。故此，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顺应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无非就是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顺应历史规律、顺应市场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不可越俎代庖，违背历史规律；决不能单纯期望依靠一种规律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政府和市场解决问题的角度并不一样，政府计划性的宏观调控更擅长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把控和对经济市场准则的建立以及方向性的基本干预，而市场的作用则主要集中在调动积极性、创造效益、实现财富积累等方面。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谐呢？这必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再次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构建，或者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和顺应历史规律之间和谐关系构建的作用发挥，更多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作用于政府计划性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制度，再进一步传达到客观规律制约下的市场底端。从现实层面上说，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后现代社会构建体系的深刻内涵贯穿于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以引导政府行为坚守宏观调控的底线，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坚决不要管；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3]33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新中华文明构建体系的整体思想贯穿在经济市场的各个角落，以利于政府认清形势，看清市场的局限性，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问题
人是社会的绝对主体，当国家在经济领域极力倡导共谋财富、共同追求共同富裕的时候，也辩证地诱导了无数社会成员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在财富问题上，人们又往往只记住了富裕的训诫，却疏忽了共同的富裕；或者只记住了富裕的训诫，却疏忽了幸福的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现，就是要引导人从异化的经济追求之中摆脱出来，转而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富裕。须知富裕的方式一定是平等和公正的，因此要坚决打击那些违背市场竞争准则，只图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的不当行为；坚决抵制那种为了财富而财富，甚至为了财富可以背弃礼义廉耻、牺牲伦理道德的扭曲行为。总之，在所有的经济行为中，始终要致力于三个层面的考量：追求财富的时候，切不可唯财是尊，无法无天；使用财富的时候，切不可我行我素，暴殄天物；回味财富的时候，切不可若有所失，郁郁寡欢。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体制改革
全过程中先进性的保持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在经济领域的内涵践行，因此它必然要集中服从于“改革”的本质规定性。正如前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表现出“改”的动态性。这一动态性，要求经济体制本身随着条件和时机的转变而不断转变，要求经济体制本身在传承——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结构中不停地自我扬弃。那么，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引路者和教导者又高于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始终保持其在该指向上的先进性，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现在形成的24字核心价值观，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从绝对性上说，它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客观存在的核心价值本身的反映…….从相对性来说，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和反映又是未必完善的”[5]。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机理跃然而出了。这一先进性的体现，建立在其具体内容的可变性与本质规定性的稳定性之上，具有在各个领域和不同时代条件下均能高度对接、整合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统摄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或者说不变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内涵层面的抽象意象。它代表和凝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区域先进性的最高参照点和最高水准，具有长期不变和稳定的特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稳定性始终高居于经济实体之上，先导于经济动向之前，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特征。这里的“应”则是实现稳定性、可变性、经济体制改革三者互动的对接中介。通过对接，“不变”的稳定性才能及时触摸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向（中介的反馈），才能进一步将其与自身本质规定性进行全覆盖比对，从而做出抉择，下达新的指令。如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动向和具体践行行为是顺承的关系，即始终维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构建体系所体现出的规导性范围之内（无异向），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应走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前面，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如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动向和具体践行行为虽然是保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大构建体系的规导性范围之内，但其具体走向却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存在，则针对这些不同的现象，通过对24字内容的相应调整和改善，以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性。这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首先，在不改变原内容的情况下，通过对某些内涵点的特殊强调来实现。比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展良莠不齐的现象就可以以此而论。倘若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实现了高效的增长，农村建设却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那么就可以通过对“平等”“公正”的专项强调，从而解决其在调整区域发展问题上作用力相对较弱的问题。其次，相机抉择，适当加入一些针对性强、内涵深刻又能充分体现主旨的新内容来实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先进性的中长期策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新的进步和成果的取得，随着新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发展侧重点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也会相应地加入一些新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曹雪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沈云锁，顾海良，编.马克思主义史（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03.
［2］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93.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4
为了推进各行政村集体资产监管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理顺管理制度，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合法利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本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省集体财务管理条例》和《星村镇关于加强和规范乡、村“三资”监管的实施方案》，结合各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清产核资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如资产状况不清、帐实不符、资产闲置浪费及被侵占流失等。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弄清“家底”，明确产权关系，加强村集体管理，维护村集体和村民的合法权益。
清产核资工作的总体目标：全面摸清村集体资产的分布、存量、结构和效益状况，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解决部分困难，增强发展后劲，推进村集体经济改革和发展，逐步提高村集体经济资产运营效益。其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一）全面摸清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底”，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各项基础管理制度。
（二）重估主要固定资产价值，促进村集体资产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符。
（三）对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归属进行必要界定，理顺产权关系。
（四）核定法人财产占用量，对清出的问题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逐步进行处理。
（五）对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依法进行核实、确认予以登记。
明确清产核资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一）基本内容
1、资产清查，是指对集体组织各类资产、负债进行全面清理、登记、核对和查实。
2、价值重估，是指对集体组织中以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符。
3、产权界定，是指对集体组织的财产依法确认其所有权归属的法律行为。
4、资金核实，是指按国家清产核资有关政策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经过资产清查、价值重估、产权界定后的资产实际占用量进行重新核实。
5、产权登记，是指对集体经济组织占有资产的产权，依法登记的法律行为。
6、建章建制，是指对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清产核资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相应健全本单位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加强内部经营管理。
（二）基本要求
1、清产核资工作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得借清产核资之机收权、改变其隶属关系或分配制度。
2、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清产核资工作中，要统一步骤，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周密计划，精心组织，密切配合，狠抓落实，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3、组织进行清产核资的单位，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工作经验和有关意见和建议，及报送和反映。
清产核资工作时间和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
明确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做好有关工作分工，建立相应的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清产核资工作组成员如下：
（二）组织实施阶段
1、对村集体组织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对各项负债、权益及对外投资（含实物和现金）等进行逐项清理。
2、对村集体主要的固定按统一规定，进行价值重估，并填制“固定资产价值重估申报表”。
3、对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按统一规定进行界定，并填制“产权界定申报表”。
4、对村集体清产核资有关数据，按统一规定填制的“清产核资统计报表”。
（三）核实资金（登记产权）阶段
1、对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清查、重估、界定结果、填制“资金核实申报表”，并按规定程序上报。
2、有关部门对清产核资试点工作中清出的各项问题，按国家清产核资政策研究处理，对法人财产占用量进行核实。
3、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国家有关清产核资资金核实审批结果进行相应的帐务处理。
4、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核实批复结果，按规定时间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四）总结检查阶段
1、乡公有资产监管中心对清产核资有关报表进行收集和汇总。
2、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针对清产核资暴露出来的问题，边清边改，边建章建制，并制定整改措施。
3、对参加清产核资的单位的工作进行重点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4、要对清产核资的各项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加工，逐步建立我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数据资料档案。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5
论文关键词：国企改革；年薪制；产权；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寻求一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更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无论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利改税阶段，还是在后来的经营承包、机制转换阶段，所采用的“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方法，都是企图调整分配关系，通过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或其它利益者更好的激励，来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效果却始终不甚理想。“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以确立，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被作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进行讨论研究。
就目前而言，在我国有关国企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主要有年薪制、股票期权制两种主要的激励形式。但由于股票期权制受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和有关证券监管条例的限制，有较大的操作难度，因此，年薪制便被作为对国企经营者实行激励而采用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普遍实行，年薪的数量也从开始的十几万不断上升到几百万，理论界是一片欢欣鼓舞，似乎年薪制是解决现行国企所存在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不可否认，年薪制的实行，是对我国传统分配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提高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国企的经营活力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现阶段，年薪制在全国国企范围内普遍实行，时机尚不成熟。仓促在全国国企范围内全面推行年薪制会产生很多社会负面效应，甚至不利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最终成功。
一、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实行“年薪制”是因果倒置
企业实行年薪制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必须拥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企业经营者的选择、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问题均是建立在企业的产权制度之上。现代西方的绝大部分企业理论首先解决的就是产权问题。可以说，产权理论是企业理论的基石。而所有权问题则是产权问题的核心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现在所具有的一切弊端，均源于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不明确。由此造成了政企关系、企业经营者的选择与监督以及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种种矛盾与弊端，特别是约束机制。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认为我国对国企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试图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我国二十几年的国企改革，电主要是围绕国企经营者为代表的有关利益群体的激励与约束问题而进行的，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措施均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制定出台的，对于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却是绕道走。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条件下，国企产权改革话题已被吵得沸沸扬扬，但所产生的方案和实施的措施其实并没有触动到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甚至形成这样的一种误识：解决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解决了，国企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其实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认识。
二、阻碍我国企业家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年薪制的理论前提是人力资本理论，企业家是一群拥有特殊才能的人力资源，他们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资源，他们必须对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负责，以独特的眼光寻找市场投资机会。而且由于这种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资本在价值上不同于其它人力资源的价值，年薪制也就合乎情理了。而且人力资本的价值同其它非人力资本一样，存在增值或贬值的可能，依据等价交换原则，给予经营者的年薪必须与其人力资本价值相称，实现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机制，即必须存在一个完善的企业家市场。
但在我国目前却完全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不要说完善的企业家市场，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市场，也不曾存在过。我不否认我国目前国企中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我不认为目前享受年薪待遇的国企经营者们都是企业家，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与他们所享受的年薪相符，甚至是基本相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原计划体制下的经营者，由上级党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经过市场机制的选择。由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经营者选择机制，使得我国很难形成完善的企业家市场。
因为企业家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其产生、增值或贬值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而且人力资本同货币资本一样，具有天生的逐利性，其流通遵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三大市场机制。但我国目前的国企经营者选择问题上，完全排斥了三大市场机制，基本上由是上级党组织部门的任命。这样的结果是，在巨额年薪的诱惑下，谋取企业经营者职位并不是通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而完全有可能是通过对有决定任命权的党政官员实行“寻租”而取得，真正的企业家却被排除在外。在职的企业经营者为了继续保住现有的职位，有可能不是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保值或增值，而是通过“寻租”实现。这样就造成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没有充分的流通的市场，也就无法建立真正的人力资本市场，更谈不上完善。
三、将严重阻碍国企产权改革的深入，加大今后改革的成本
我国二十几年的国企改革，均是在产权核心问题之外所进行的，改革的重点基本上是围绕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所展开的。但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是最终必须解决的，国企经营者的选择也必将引人市场机制，一个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将最终建立，这就需要对国企产权进行深人改革。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人，也必将进行全社会的利益重新调整，而利益受损者将想方设法阻挠改革，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阻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本。
目前在我国国企所实行的年薪制，使得现职的国企经营者成为近阶段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深人，产权核心问题的最终解决，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市场化，现职的相当一部分国企经营者将被迫离开岗位，他们又成为改革的受损者，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由这个利益群体所产生的对改革的阻力将比二十几年改革中所遇到的任何阻力都要大，改革也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因为现职的国企经营者均是由党政官员任命的，他们同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社会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国企改革的导向者、政策的制定者或影响者，我国当前存在的党政官员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利益群体的“寻租”行为所导致。一旦改革触动到他们的利益时，由这个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利益群体所产生的阻力，对改革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经济界和政界权贵们的巨大阻力所导致的，而且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四、导致“寻租”现象的进一步蔓延，恶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传统计划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政府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政府已在很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社会经济资源改由市场机制的自动配置。但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这种退出只是形式上的退出，政府还在很大程度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社会经济资源，控制的结果就是经济领域向政界的“寻租”以获取低于市场正常成本的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实行的初期，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争夺经济资源对政界的大规模“寻租”。由国有企业产生的“寻租”行为仅仅是为了经营者个人职位、名份问题，为企业本身争夺经济资源的而进行“寻租”的愿望不是很大。但在实行年薪制后，由国企产生的“寻租”行为将会急剧扩大和蔓延，原因是：
1．谋取国企经营者职位或保住现职的愿望比以往更为强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模式中，国企经营者收人中的合法部分并不高，很大一部分收人是非法的。他们既不敢露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获取非法财富，即使获取后也是提心吊胆。但实行年薪制后，他们绝大部分收人合法化了，国企经营者职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吸引力。由于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上的非市场化，使得“寻租”有了肥沃的土壤。在巨额年薪的诱惑下，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寻租”。
2．为了使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大化而进一步“寻租”。年薪制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即由薪金收入和利润分享，即S=，式中a为按劳分配的年固定薪金，是利润指标，是分享系数。这种设置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它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国企经营者就会在上式中的上下功夫，按理说，这是无可非议的，既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利益，同时又实现了自己的收人最大化，两全其美。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顶多只能算是个半拉子市场经济，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大部分经济资源。国企经营者为了做大上式中的，不是通过正常的努力实现，而有可能是通过对政界的“寻租”实现，因为他发现“寻租”成本比市场成本低得多。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6
论文关键词：国企改革；年薪制；产权；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寻求一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更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无论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利改税阶段，还是在后来的经营承包、机制转换阶段，所采用的“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方法，都是企图调整分配关系，通过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或其它利益者更好的激励，来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效果却始终不甚理想。“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以确立，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被作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进行讨论研究。
就目前而言，在我国有关国企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主要有年薪制、股票期权制两种主要的激励形式。但由于股票期权制受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和有关证券监管条例的限制，有较大的操作难度，因此，年薪制便被作为对国企经营者实行激励而采用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普遍实行，年薪的数量也从开始的十几万不断上升到几百万，理论界是一片欢欣鼓舞，似乎年薪制是解决现行国企所存在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不可否认，年薪制的实行，是对我国传统分配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提高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国企的经营活力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现阶段，年薪制在全国国企范围内普遍实行，时机尚不成熟。仓促在全国国企范围内全面推行年薪制会产生很多社会负面效应，甚至不利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最终成功。
一、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实行“年薪制”是因果倒置
企业实行年薪制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必须拥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企业经营者的选择、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问题均是建立在企业的产权制度之上。现代西方的绝大部分企业理论首先解决的就是产权问题。可以说，产权理论是企业理论的基石。而所有权问题则是产权问题的核心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现在所具有的一切弊端，均源于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不明确。由此造成了政企关系、企业经营者的选择与监督以及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种种矛盾与弊端，特别是约束机制。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认为我国对国企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试图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我国二十几年的国企改革，电主要是围绕国企经营者为代表的有关利益群体的激励与约束问题而进行的，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措施均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制定出台的，对于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却是绕道走。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条件下，国企产权改革话题已被吵得沸沸扬扬，但所产生的方案和实施的措施其实并没有触动到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甚至形成这样的一种误识：解决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解决了，国企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其实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认识。
二、阻碍我国企业家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年薪制的理论前提是人力资本理论，企业家是一群拥有特殊才能的人力资源，他们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资源，他们必须对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负责，以独特的眼光寻找市场投资机会。而且由于这种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资本在价值上不同于其它人力资源的价值，年薪制也就合乎情理了。而且人力资本的价值同其它非人力资本一样，存在增值或贬值的可能，依据等价交换原则，给予经营者的年薪必须与其人力资本价值相称，实现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机制，即必须存在一个完善的企业家市场。
但在我国目前却完全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不要说完善的企业家市场，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市场，也不曾存在过。我不否认我国目前国企中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我不认为目前享受年薪待遇的国企经营者们都是企业家，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与他们所享受的年薪相符，甚至是基本相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原计划体制下的经营者，由上级党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经过市场机制的选择。由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经营者选择机制，使得我国很难形成完善的企业家市场。
因为企业家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其产生、增值或贬值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而且人力资本同货币资本一样，具有天生的逐利性，其流通遵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三大市场机制。但我国目前的国企经营者选择问题上，完全排斥了三大市场机制，基本上由是上级党组织部门的任命。这样的结果是，在巨额年薪的诱惑下，谋取企业经营者职位并不是通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而完全有可能是通过对有决定任命权的党政官员实行“寻租”而取得，真正的企业家却被排除在外。在职的企业经营者为了继续保住现有的职位，有可能不是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保值或增值，而是通过“寻租”实现。这样就造成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没有充分的流通的市场，也就无法建立真正的人力资本市场，更谈不上完善。
三、将严重阻碍国企产权改革的深入，加大今后改革的成本
我国二十几年的国企改革，均是在产权核心问题之外所进行的，改革的重点基本上是围绕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所展开的。但国企产权的核心问题是最终必须解决的，国企经营者的选择也必将引人市场机制，一个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将最终建立，这就需要对国企产权进行深人改革。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人，也必将进行全社会的利益重新调整，而利益受损者将想方设法阻挠改革，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阻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本。
目前在我国国企所实行的年薪制，使得现职的国企经营者成为近阶段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深人，产权核心问题的最终解决，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市场化，现职的相当一部分国企经营者将被迫离开岗位，他们又成为改革的受损者，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由这个利益群体所产生的对改革的阻力将比二十几年改革中所遇到的任何阻力都要大，改革也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因为现职的国企经营者均是由党政官员任命的，他们同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社会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国企改革的导向者、政策的制定者或影响者，我国当前存在的党政官员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利益群体的“寻租”行为所导致。一旦改革触动到他们的利益时，由这个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利益群体所产生的阻力，对改革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经济界和政界权贵们的巨大阻力所导致的，而且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四、导致“寻租”现象的进一步蔓延，恶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传统计划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政府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政府已在很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社会经济资源改由市场机制的自动配置。但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这种退出只是形式上的退出，政府还在很大程度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社会经济资源，控制的结果就是经济领域向政界的“寻租”以获取低于市场正常成本的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实行的初期，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争夺经济资源对政界的大规模“寻租”。由国有企业产生的“寻租”行为仅仅是为了经营者个人职位、名份问题，为企业本身争夺经济资源的而进行“寻租”的愿望不是很大。但在实行年薪制后，由国企产生的“寻租”行为将会急剧扩大和蔓延，原因是：
1．谋取国企经营者职位或保住现职的愿望比以往更为强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模式中，国企经营者收人中的合法部分并不高，很大一部分收人是非法的。他们既不敢露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获取非法财富，即使获取后也是提心吊胆。但实行年薪制后，他们绝大部分收人合法化了，国企经营者职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吸引力。由于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上的非市场化，使得“寻租”有了肥沃的土壤。在巨额年薪的诱惑下，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寻租”。
2．为了使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大化而进一步“寻租”。年薪制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即由薪金收入和利润分享，即S=，式中a为按劳分配的年固定薪金，是利润指标，是分享系数。这种设置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它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国企经营者就会在上式中的上下功夫，按理说，这是无可非议的，既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利益，同时又实现了自己的收人最大化，两全其美。但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顶多只能算是个半拉子市场经济，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大部分经济资源。国企经营者为了做大上式中的，不是通过正常的努力实现，而有可能是通过对政界的“寻租”实现，因为他发现“寻租”成本比市场成本低得多。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7
一、主要成效
实行农村会计委派制。解决了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解决了原有农村财务管理体制与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问题。
（一）为会计人员提供真实会计信息创造了客观条件。会计人员改变了完全从属的关系，有了安全感。在工作中，能够坚持原则，按有关规章制度办事，敢于与违法乱纪、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加上村民主理财小组的监督和农经站的审计，使其不敢、弄虚作假，怕丢掉饭碗。这为会计人员独立、公正、客观地反映各村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正确性、合法性。
（二）财会人员素质明显提高。新聘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人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起点高、素质好。会计人员的管理机构――农经站，每年要对会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年度考核和账务审计，对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辞退。这些硬规定促使会计人员自觉学习，使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
（三）规范了村级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工作。农村会计队伍的稳定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为全面实行村级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规范化提供了基础。实行会计委派制的村庄能够实行统一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村级会计核算制度；按照统一的要求设置会计账簿；使用统一监制的会计账簿、凭证及收款收据，从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工作。
（四）强化了村级财务监督管理机制。针对以会计业务监督、民主监督、政府审计监督构成的村级财务监督管理机制中，因受行政、财务管理体制制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难以有效发挥会计业务监督作用的问题，充分利用发挥实施会计委派制后，委派会计人员不受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体制优势，赋予乡镇农村财务管理中心会计人员对村级财务的会计审核权，从而从体制上确保了会计业务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进一步完善了村级财务管理监督机制。
（五）适应改革要求，减轻了农民负担。实施农村会计委派制后，减少了村级财务人员人数，大大降低了各村的管理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部分村合作经济组织对实行农村会计委派制存在较大的抵触情绪，这些村主要集中于经济条件差异较大的两类地区：一是与乡镇政府所在地较远，且交通不便的村。这些村的干部认为，他们平时数月或半年才能去一次乡镇政府；实行会计委派制后，要按月向乡镇财务管理中心报送会计凭证，既难以做到，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乡镇部分干部也认为，在这部分村实行会计委派制，存在着两难选择，即要求票据报送期间过短，不符合当地实际经济状况，确实难以做到；要求报送期间过长，又无法确保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并有可能由于会计凭证在村出纳手中保存时间过长，而导致新的“包包账、疙瘩账”即坐收坐支现象发生，造成村级财务新的混乱。二是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郊村。由于这类村的经济业务量较大，村干部认为，实行会计委派制，会造成会计核算与村集体经济活动的脱节，无法满足村集体经济管理和民主理财等工作对会计核算与会计信息反馈及时性的实际要求。因此，在推行农村会计委派制时，必须对核算单位是否适合实行农村会计委派制作出判断，要看其是否能够确保会计核算与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原则的实现。
（二）委派会计人员素质问题。实行农村会计委派制后，乡镇委派会计的业务素质高低，将决定一个乡范围内的农村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改革目标的实现。正如调查中部分乡村干部所说：“以前一个会计素质低，乱的只是一个村；现在一个会计素质低，乱的就是几个村甚至一个乡。”
（三）村、组现金管理问题。实行农村会计委派制后，实际上延长了会计票据在村、组的滞留时间，同时，村、组发生的各项现金收支由村、组管理。因此，如何有效防止村、组坐收坐支现金等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将成为村级财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四）会计移交问题。村会计与乡镇委派会计在账务移交时，存在未能将一些长期未纳入村级财务会计核算的资产及时移交给乡镇委派会计，致使形成了大量的集体资产账外循环的局面，造成集体资产流失。
三、解决的对策
（一）会计委派制适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实践表明，在不具备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农村会计委派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在推行农村会计委托委派制时，必须对核算单位是否适合实行农村会计委托委派制作出判断，要看其是否能够确保会计核算与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原则的实现。为此，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推行农村会计委托委派制时，必须按照分类指导、逐步推行的办法，坚持自愿的原则进行，切忌不顾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依靠行政措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盲目推行。
（二）严格控制和执行选拔条件和程序，把好委派会计入口关，保证委派质量。要充分发挥委派会计的作用，切实履行会计监督职能，委派会计自身素质至关重要。要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推荐人选、资格审查、群众座谈、考试、考核、财务审计等程序严格进行选拔录用，使委派会计既要有过硬的政治、业务素质，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8
[关键词]全球性公共事物；核能；共同治理；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51-04
一、引言
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引起的核辐射问题威胁全球性人类的生存安全，上升到人类生存权利的哲学与伦理学高度。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灾难时应该怎样去应对?有没有有效的理论和应急机制去解释和应对这一切?回顾这些严重影响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事件：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以及日本最新的这一次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污染事件，引起了学者关于生存权的伦理学、哲学和生态学等研究的一场论战，足以引起人类沉思自己的未来。
核能开发利用从本质上看就是发展的问题，但同时也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从概念定义上看，核污染是人类在利用能源与资源的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但是这一概念上升到战略的层面就是核能实质是作为全球性公共事物，它的开发利用模式应是全球共同治理合作、战略互动的一种模式。由于中国核能利用目前已从1980年代所占能源产出总量的3％左右增长到2009年的9％左右，纵观中国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战略目标，那么基本的战略是到2015年新建40个核能机组，未来中国与全球其他经济主体的核能开发利用将处于核心地位。由于经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那么能源安全和平利用问题也就是永恒的主题。从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看，中国应积极发展核电对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核能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能源，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认为，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技术科学和信息的流动将推动世界应对全球性核能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杨玉峰和韩文科(2010)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核燃料价格在经历了与煤炭、石油价格同步波动变化后保持相对平稳，世界各地越来越重视发展核电，全球将迎来核电发展新阶段。
基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重要共识，政府行动显得尤为重要。袁小梅(2010)研究认为，政府行动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公共需求，生态文明建构下的政府也必将生态保护方面的需求视为其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内容，政府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导力量，更是居于生态治理的主导地位。从国际战略竞争方面来看，刘林青、谭力文和马海燕(2010)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战略管理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治理是关键。核能产业实质上也是一种治理问题，不同的主导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和企业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而形成对核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影响。全世界大国在危机后的能源战略依然没有改变，发展核能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重要的动力来源，因此，全球性战略不会有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利用核能将是时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核能治理实质
(一)核能是一种公共事物
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发展经济，这样的经济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事物。通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组合分析，可以把经济事物分为四类：私用事物(比如食物、汽车和衣物等)、公共事物(比如共用牧场、共用渔场、森林、核能和风能等)、俱乐部事物(卫星电视信号、收费公路等)和共享事物(国防、免费电视等)。公共事物的本质特性是非排他性和竞争性：核能的全球性利用现状表明核能的非排他性，核能技术的专有性表明核能利用同时具有竞争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核能实质上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事物。由于核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全球性公共事物，从核污染的角度看，核能污染的全球灾害性决定了核能污染的流动性，主体国家的政府行动成为必然。
公共事物的特性决定了利益主体利用行为，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治理理论长期以来处于经济学研究忽视的边缘，近年来的全球生态系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增多让更多的学者回归到这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给最能让人们思考自身生存权利的治理理论的奠基性人物奥斯特罗姆被认为是迟到多年的荣誉。她开创的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被认为是多中心治理，实质是一种分权治理，认为治理主体的大小和边界是一种经济发展演化的结果，不可能有明确规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本质是一种建设而非破坏的理论。核能作为全球性公共事物的多中心治理主体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作为不同中心共同的合作治理的模式。对于常见的公共事物，谭江涛、章任俊和王群(2010)的研究认为，渔场、森林和水资源的破坏与流失已经成为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仅仅明白这些公共资源消逝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运用概念化的语言，科学地描述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开发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已经表明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存在，治理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此后研究者又对这个研究框架作出了动态扩展，使原来社会生态系统总体分析框架更有解释力。蔡绍洪和向秋兰(2010)研究认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思想，拓宽了制度分析的视野，对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引导人类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人类社会。广义上看，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每个国家或地区通过领同联系在一起，由于核能安全问题流动性、严重性极大的特点，必然需要共同合作治理。完善这种治理，那么核能的多中心治理的逻辑在合作机制的完善下，便是优化的全球性核能共同治理模式。
(二)核能全球共同治理可能性分析
核能利用有经济利益产出，也有污染产出。为了探索国家合作治理的可能性和分析的方便性，利用经济博弈论，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作为核能全球性治理的两个国家相互之间进行博弈，核能开发过程中污染水平有一个既定的上限；假设2：核能开发利用在一定时间内最大经济产出为L，支付报酬为单位收益；假设3：合作的结果是每个国家产出L／2，各获得10单位收益，如果有某个国家选择背叛，一个为11单位收益，另一个为－1单位收益。
图－1显示博弈的4种均衡结果。(1)非合作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果是两个国家都背叛非理性开发，结果是核能污染最大化，两个国家的收益为(0，0)。(2)存在一个集权完全信息的共同机构对每个国家核能生产进行计划控制，结果是污染水平为一个固定的数，两个国家的收益为(10，10)。(3)存在一个集权的不完全信息的共同机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假设对背叛者正确惩罚的概率为y，不正确惩罚的概率为1-y；对合作者正确惩罚的概率为1-x，对合作者错误惩罚的概率为x。由于共同机构缺乏完全信息，这种条件下理性国家的理性选择是背叛，这样的结果比第一中情况更坏，污染更严重变得无穷大，两个国家的收益为(-2y，-2y)。(4)如果理性国家可以通过跳出共同机构的约束，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合作谈判的形式制定共同治理的合约，虽然当中可能会产生谈判等成本e，但是博弈的结果是两个国家合理生产核能后，结果是污染水平是个既定的常数，两个国家的最优收益为(10-e／2，10-e／2)，这样在不断通过信息交流合作的形式下谈判等成本e将变为尽可能小，从而实现核能污染最小收益最大的帕累托最优，这种博弈结构被认为是最好的治理方式。
通过上面的博弈结构分解，已经知道博弈的合作均衡解的最优结果是合作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与国家边界互动作用共同决定了核能的全球性治理的治理逻辑。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研究表明，在全球生物圈的能量和物质转换过程中，每个国家之间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国家与国家作为不同的中心共同合作治理才能设计出最好的核能治理机制模式。任志宏和赵细康(2006)从公共管理方式变革和治理的角度讨论环境治理方式研究，他们认为，公共事物治理新模式的诞生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选择，为政府开拓治理新途径和创新治理手段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也是环境治理方式不断创新以及新工具出现的根本原因。
三、核能治理框架与变量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益和成本是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依据。不同国家合作共同对核能治理的过程必然要考虑国家的收益与成本。从整体经济系统来看，核能的治理框架分为外部世界、内部世界和结果，三者的互动关系如图，2所示。在模型内部影响国家策略选择的内部世界分为四个内部变量(内生变量)，分别为内部贴现率、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和策略选择，四者关系见图－2。通过对核能治理框架的深化，奥斯特罗姆从经验案例研究中得出了很多有实质意义的外部世界的变量(研究结论参见《公共事物的治理知道――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著)。外部世界变量对内部世界变量的影响主要分为4个大变量，分别为规则收益的信息变量、以往监督和实施成本的变量、规则转换成本的变量和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变量，每个大变量下面分为多个不同的测量变量，具体见图一2。对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得出的治理框架和框架内部和外部的影响模型的变量也为后续研究可通过对测量变量的测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出这些变量与内部世界之间的结构模型，李玉华和杜晓燕(2009)研究认为，全球治理指数是用以衡量一国政府公共治理成效方面最为权威的指标体系，全球治理指数由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等六个子指标构成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虽然是初步的研究，但将是后续核能治理实证研究的重要依据。
四、核能共同治理原则与制度设计
为了更好地对治理目标进行治理实施，必须设计治理的基本原则。由于已经有经济学研究者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本研究借鉴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论，应用到全球性核能治理的框架中去，具体的治理原则见表－2(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的治理原则来源于《公共事物的治理知道一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著)。由于这些经验原则总结依据奥斯特罗姆对瑞士、托拜尔、日本、西班牙、巴伦西亚、木尔西亚、澳瑞辉拉、雷蒙德、菲律宾、土耳其、斯里兰卡、加拿大、莫哈韦等国家的多个地区长期调查研究得出，依据经济科学研究的普适性原理借鉴和创新是最好的应用结果，这些国家的多个地区对公共事物治理的实际绩效通过这8个原则的得到了验证。如表－2所示，有了好的治理原则，就能够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核能治理作为公共事物中的一种适用这样的原则进行制度设计。蔡琴、刘志林和齐晔(2008)研究认为，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面临新要求、新导向和新约束，通过治理原则的设计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城市化的道路是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也为治理理论原则的设计提供了某种巧合的证明。
为了研究原则的适用性问题，蔡晶晶(2010)的研究认为，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核能治理的上述原则的实施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核能的全球性治理实质上要通过经济哲学的思维进行集体产权的保护。从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核能放射的外部性只有负面的，而核能作为非私有产权也非公共产权是介于两者之间，从小的方面来看，需要每个理性个体和国家制度的共同约束下安排好集体(国家)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互动中理性的个人、理性的集体和理性的国家将决定核能治理是否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全球共同治理的均衡结果。石明明、刘向东和张小军(2010)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区域森林资源对本地居民的福利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应将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纳入到政府目标函数中，地方环境公共治理与国家或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一致性，需要构建一种以森林资源管护为子目标的公共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以推进这一政府行政职能当代转型的可实施性与可观测性。
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的互动问题是所有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产权互动说明在治理全球性核能安全问题的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从边界的角度来看制度分为国家制度和和集体制度，两者共同影响理性国家及国家内部理性人的行为和结果。国家制度的实施分三个大层次和三个小层次；集体制度实施分正式集体制度和非正式集体制度，它们与运用操作规则的互动从整体来看国家制度和集体制度的互动共同决定治理的行为和结果。保建云(2010)分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缺乏严密的假设前提与逻辑起点，理论解释也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建立在可认识、可评价与可选择行动集合基础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行为目标与方式的设定，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论建构的微观基础。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依赖的方式与机制、国际活动外部性内部化方式与机制、国际公共治理等问题
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五、结束语与启示
构建核能治理模型的逻辑研究分析表明：(1)核能作为全球性公共事物中的一种，实施全球性公共合作治理的机理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也是理性国家最大化各自的利益的最有效的途径；(2)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的首位女性说明全球性公共事物的多样性及治理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奥斯特罗姆的长期研究给出了治理理论、框架和原则等是未来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一种先知，也为实证研究的进展奠定研究基础；(3)核能治理框架和框架里面变量的选择给我们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到底核能全球性治理的实际绩效如何要经过未来的实证研究，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模型是怎样的将作为未来核能治理的依据；(4)通过框架和变量的研究再到治理原则和制度设计将为全球性核能治理提供一种有效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实质上是利用和面对全球公共危机最好的政策实施。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全球性核能国家合作治理的建议：(1)全球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合作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2)核能利用安全和危机说明治理机制存在问题，但不能因为存在危机放弃研究问题的进展，核能的利用应该是和平永续发展下去的；(3)研究也表明，全世界不同国家应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条件对核能安全利用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方面的研究，这方面可以是对不同国家的核能治理的案例研究也可以是通过对经验数据的计量模拟分析，以为核能治理机制设计提供研究基础；(4)核能治理问题必须上升到经济哲学的高度，从逻辑的角度对理性个人、理性集体和理性国家进行研究。世界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信息由于时空方面存在不对称性，但是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让地球变成一个村庄，那么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理性主体应该一切从全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出发治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注释：
①杨玉峰，韩文科，本轮金融危机后国际核能市场的变化趋势[J]，中国能源，2010，(2)：8-9
②袁小梅，生态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与操作模式的选择[D]，武汉：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③刘林青，谭力文，马海燕，二维治理与产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战略思考[J]南开管理评论，2010，(6)：59-76
④谭江涛，章任俊，王群，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总体分析框架述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1)：42-47
⑤蔡绍洪，向秋兰，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意义[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5)：18-24
⑥任志宏，赵细康，公共治理新模式与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J]学术研究，2006，(9)：92-98
⑦李玉华，杜晓燕，全面剖析新加坡、中国公共治理现状：基于1996～2007年全球治理指数[J]华东经济管理，2009，(12)：30-35
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的逻辑[J]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⑨蔡琴，刘志林，齐晔，科学发展观背景下城市公共治理的挑战与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2008，(3)：144-149
⑩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J]，东南学术，2010，(1)：48-56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9
1.1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历来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基础。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就从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开始起步;联产承包后,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又率先从财务会计的改革突破;90年代农业进入新阶段后,土地承包管理和农民负担管理实际上都是以财务管理为基础的。
1.2做好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是解决当前农村矛盾的需要。如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问题,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涉及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最终都要反映到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上。因此,加强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是解决当前农村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是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1.3加强农村财务管理是搞好农村基层民主的要求。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重点和核心是财务公开,农村财务与农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是广大农民群众最为关注的一项工作。因此,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工作决不是简单地算个帐、填个报表的问题,建立健全集体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开的各项制度,是搞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要求。
1.4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把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起来,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规范经济秩序,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2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各级农村经济管理部门在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方面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农村历史形成和积淀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
2.1农村集体资产流失严重。一是个别地方村集体土地、资产、资源发包、出售、出租,不公开、不透明,个别村干部暗箱操作,从中渔利,群众监督和部门监管不到位,造成集体资产流失;二是土地征占中被征地农民要求将大部分或全部征地补偿款分配给被征地农民,否则就到处上访,致使村集体应当得到的补偿费得不到,造成集体资产损失;三是在国家极力鼓励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的部分职能将逐步被专业合作社所取代,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面临撤销或解体,村民(成员)要求分掉全部集体资产。
2.2农村集体债务沉重。截至2008年末,以哈尔滨市宾县为例,全县村级债务达1.27亿元,村均88万元,债务多的村400余万元,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削弱了村集体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功能,部分村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村不顾自身的经济实力,盲目举债或赊欠搞达标,个别村为了得到项目资金匹配,借债而增加新的债务。
2.3个别村财务管理混乱。全县村级财务管理整体水平是好的,但仍有个别村财务混乱。主要表现在:村干部独断专行,有章不循、有法不依、财务制度形同虚设;收入不入账、坐收坐支、资金管理混乱,核算不及时;建设项目不招投标、集体资产出售、发包暗箱操作,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大额开支不透明,弄虚作假;管理不民主,财务公开流于形式等等。
2.4村财务会计委托制工作仍不完善,方式尚不够规范。部分乡镇根本没有实行村财务会计委托制;多数乡镇只是对村转移支付资金核算,没有村级的全部会计业务,存在会计核算“两层皮”的现象;乡镇机构的人员业务素质不适应,部分乡镇经管中心人员配备不齐,缺少专业人员,致使无法开展制工作;财务工作流程、账务处理还不够规范。
3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建设的措施
解决农村面临的财务管理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工作思路、内容和方法,严格实行纪检监督下的村级集体“三资”委托工作制度。
农村集体“三资”即村级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委托即把村级“三资”以书面形式委托给乡镇成立的“三资”服务中心管理,实行资金委托代管、资产统一监管、资源联合协管,严格按照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模式运作同时有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这是强化村级财务管理的有效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委托服务制,是指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收益权不变的前提下,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委托服务中心签订委托协议,对“三资”实行统一管理。
3.1搭建一个服务平台。乡(镇)成立一个“三资”委托服务中心,以乡(镇)农村经管中心为依托,成立由乡(镇)领导和相关人员参加的“三资”委托服务中心。“三资”委托服务中心办公室设在乡(镇)农村经管中心,内设专职总会计、总出纳员各1名,记账员若干名,负责办理各村会计业务和“三资”管理业务。这样村级财务统一在乡(镇),有利于形成一个模式的业务规范化效果。
3.2健全“两套”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统一的农村集体资金和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工作流程。一是健全农村集体资金流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切收入必须及时、足额存入村集体设在乡(镇)“三资”委托服务中心的资金收入专户,统一管理。对村级支出实行预决算审核审批制度,根据年初预算或临时性支出,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报乡(镇)“三资”服务中心审核审批,在村务公开栏及时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并及时入帐核算。二是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流程。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和资源出售、转让、承包、租赁时,由乡、村两级制定处置方案,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公示后,报乡(镇)“三资”服务中心审核,对资产资源价值进行现场核实评估,实行严格的招投标,签订规范的制式合同,同时将相关的会议记录、合同文书归档管理。按照相同条件本村村民优先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篇10
最近一段时间，伊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1月20日，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达成“联合行动计划”（又称第一阶段协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利好消息无疑为长达十年的伊核僵局注入了新的生机，国际社会为此感到乐观。一些媒体甚至认为，伊朗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然而，美伊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经济发展仍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企业仍需慎重扩大对伊朗石油领域内的投资。
客观看待“伊朗机遇”
诚然，第一阶段协议的确包含许多积极因素。根据协议，伊朗在六个月协议期内不得扩大其核计划，而西方国家则以取消部分但有限的制裁作为回报。具体而言，协议包括以下内容：伊朗稀释一半浓度为20%的库存浓缩铀、暂停浓度超过5%的浓缩铀活动、暂停建设部分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部分敏感核设施的核查；协议同时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解冻价值约为70亿美元的伊朗在海外的资产，暂停对伊朗石化产品出口、黄金和贵重金属、汽车产业以及飞机零部件贸易的制裁，不得追加新的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
尽管进展可喜，但客观而言，协议尚不足以被称为“历史性突破”。所谓突破，当指有关各方在解决某一争端的难点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突破也意味着此后的进程应当比此前的进程更加顺利。历时长达十年的伊核问题主要有两大难点，一是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铀浓缩能力，二是美国对伊朗石油和金融体系的制裁能不能取消。前者涉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关切，后者涉及伊朗的切身利益。第一阶段协议不仅未能在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浓缩铀能力上达成明确的一致，更未涉及后一内容。其中后者尤其将直接关乎伊核问题的前景。
美国对伊朗石油领域内的制裁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1年每天250万桶下降至100万桶，导致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朗国民经济几乎崩溃；美国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切断了伊朗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结算渠道，使得伊朗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尽管美方多次强调，如果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并最终落实协议，美方将取消所有制裁，但事实上，即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美国也不可能取消制裁。美国行政部门虽有意取消制裁，并改善美伊关系，但并不掌握解除制裁的权力。解除制裁需要国会通过法案，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取消制裁的可能性不可高估。
部分是因为34年前的伊朗人质危机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也有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团体的强势游说，美国国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反伊情节。2013年电影《逃离德黑兰》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民众中潜藏的这种反伊情节。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美国一直抱持一种被扭曲了的政策逻辑，即每当美伊关系出现积极进展，美国国会不是采取措施给予伊朗“激励措施”，而是进一步采取惩罚性措施，并导致美伊信任再度下降。
就在2013年温和的鲁哈尼即将出任伊朗总统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法案，意图将伊朗石油出口进一步打压至零的水平；就在2013年有关各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会不是考虑取消制裁，而是讨论对伊朗实施追加制裁。以此观之，美国国会并不是需要解决伊核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希望美伊关系转圜。
因此，由于美国尚不具备取消石油和金融领域制裁的国内政治条件，所谓的“伊朗发展机遇”并非触手可及的现实。在美国仍然保持上述两大领域制裁的情况下，伊朗对外贸易的崩溃状态短期内不能改变，国民经济也难以摆脱继续低迷的状态。
谨慎投资伊朗油气
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经济合作伙伴。由于美国的上述制裁，中国虽尚能与伊朗保持经济合作的势头，但资金结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13年，伊朗议长拉里贾尼曾经为此专程前往北京协调此事。在美伊关系遭遇美国内制度，制裁不能取消的情况下，中伊经济关系的潜力也必然是有限的。
不仅如此，中国扩大对伊经济活动也会因为制裁而面临诸多业已存在的现实挑战，一是资金结算问题，二是可能面临新的制裁。能源合作是中伊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在美国保持对伊金融体系制裁的情况下，中伊能源合作的资金往来也许将不得不以人民币结算。然而，一旦这类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达到一定的规模，美国必然将其视为对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威胁，并以维持制裁为由对中国能源公司进行制裁。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有所作为，相反，伊核进展和美伊关系转圜为中伊拓展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中国可以鼓励对美经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拓展对伊经济关系。大型国有企业适度低调增加与伊经济合作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毕竟，在伊朗表现出妥协和缓和意愿的情况下，美国打压他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大大下降。
美欧国家对中伊经济关系的发展多有非难和指责，认为中伊经济合作破坏了美欧国家通过制裁迫使伊朗让步的努力。但事实上，中国加强对伊经济关系是有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的。中伊经济关系有利于伊朗民生改善，防止经济恶化，并最终有利于防止伊朗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也有利于伊朗增加以谈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民族自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差别实则体现了两者的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在伊朗表现出妥协意愿，而美国内政治制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放弃扩大与伊朗经济合作的机遇。当然，其前提是考虑现实条件，特别是美国制裁所造成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