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概念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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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概念篇1

一、若干重要概念的辨析

公民社会，总的说来，对于当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新的事物。中国公民社会本身正在形成之中，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展露。与此相一致，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重要范畴和概念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分歧的存在是正常的，但如果核心概念歧义过大，既不利于讨论的深入，更不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所以，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制度环境之前，有必要就若干重要范畴表明我们的理解。

1.公民社会

在中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

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

2.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甚至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还更加混乱不清。无论是学者的文章或政府的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称呼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等。一般地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社会的某个方面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优点是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明显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可能产生两种正好相反的歧义。一是认为只有那些重要的、正式的民间组织，才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因为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最初引入中国，与联合国宪章中涉及的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相关，而国家间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十分正规的，并经过政府的正式批准，而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有可能被许多人排除在非政府组织视野之外。二是把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理解成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理解为与政府对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的关系最密切，有些直接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alnon2government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公司等市场组织的区别，但它容易模糊公民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从事的必要的有偿服务与营利活动之间的界限。公民社会组织应当没有营利目的，但在缺乏经费资助的情况下，许多民间组织为维持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取费用的活动，这在中国通常称作有偿服务.然而，有偿服务的界限模糊不清，很难确定这样一个收费标准，低于这一标准就是非营利的，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营利的.所以，用非营利来界定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可能会遇到如何确定非营利标准这样一个新的难题。

中介组织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政府管理部门似乎对它的关注度颇高，因为在相关管理法规中这一概念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中介组织开宗明义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位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特征，但这一概念却严重地掩盖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其他主要特征，特别是其非营利性。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具备中介性特征的组织是营利性组织，它们与其说属于公民社会，远不如说属于市场社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的服务性行业，其中许多完全可以归类于中介组织，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也确实将它们视为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婚姻介绍所、公证机构、人才交流中心、土地房屋评估机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家政服务机构、商务咨询机构、商业机构等等。它们确实是中介组织，却又通常是十足的营利组织，但完全不属于公民社会。

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是中国现存体制下特定的政治概念，它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少数特殊的团体，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这些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政治和行政色彩，像行政机关一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领导机关与各级政府机构同设，由国家给予正式的编制，并且通常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实，从其职能和性质来看，它们更像是政府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这些概念，有时也宽泛地指所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它的特殊含义已经深入人心。此外，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语境中，群众或人民通常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指那些得到党和政府认可的多数公民。显然，用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的概念已经很难包含公民社会组织的完整含义。

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的局限也相当明显。前者主要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外来术语，许多人因为不了解第三部门从而也不甚了解第三部门组织.在经济领域，还容易将此第三部门混淆于国民经济中的第三部门，即服务行业部门。志愿组织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愿性，但志愿性并非为公民社会组织所特有，一些政党组织也强调其成员参加组织的志愿性。可见，用这些概念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也并不十分妥当。

社会团体或社团、公民团体、公民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也常用以指公民社会组织。借用这些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或民间性，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相对而言，这些概念的含义比较清晰，所表达的意义也比较准确。社会团体、社团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因为公民是一个由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因此，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我们建议，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地一致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的不必要争议和混乱。

那么，什么是本文所说的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

此外，它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因而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不属于民间组织的范围①。「关于政党和宗教组织是否属于民间组织，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采纳了萨拉蒙等学者对民间组织属性的界定，把政党和宗教组织排除在外，参阅Lasterm.Salamon，theemergingSector，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1994.

3.制度环境

制度就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①。「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作为制度的规则，是业已成型的行为准则，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构成制度的行为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范，也包括不成文的规范；既有得到权威机关认可并要求强制服从的法定制度，也包括未经任何权威机构但潜在地制约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潜规则.政治制度便是制约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政治制度一般由国家制定，体现了政府当局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政府当局藉此来约束公民的政治行为。因此，与其他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其约束力和强制性也更大，当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其他制度相冲突时，其他制度通常要让位于它。

民间结社，即公民组成民间团体，并以民间团体的成员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我们把国家用以规范和制约民间组织活动的所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准则，统称为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本来源；（2）法律，即国家关于民间组织的普通法律和专门法律；（3）行政法规，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令、条例、准则、规定、规章等；（4）党的政策，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民间组织的决定、通告、通知、意见、办法、指示等；（5）非正式制度，即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包括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民间组织及其活动的态度，以及散布于公民及政府中的影响民间组织活动和作用的各种潜规则.

公民社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包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最终塑造着公民社会的形态、特征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我们把影响公民社会的制度分解成若干要素，通过对这些制度环境要素的分析，来认识现存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整体作用。这些制度环境要素主要有：对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定位；关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登记或注册的规定；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及分类管理措施；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控制、引导；对民间组织的财政政策，包括资助、税收、审计政策；干预民间组织的方式、方法、途径；对民间组织的扶持措施和激励政策；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和处罚，包括准入、资格、特许、撤销或吊销等；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

二、民间组织的定性和分类

对民间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做出明确的界定，既是对有关法规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前提，而现行法规在这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及相关法规，一般都把社会团体当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肯定它的群众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对民间组织的这一定性，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没有指出社会团体的非政府性。这可能是出于对非政府性的误解，把非政府性曲解为与政府没有关系，或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领导。事实上，这里的非政府性，主要是指它不属于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相对独立于党政权力机关，而不是指它完全与政府没有关系。民间组织同样也可以由政府创立，受政府引导，得到政府资助。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位，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本条例所称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称：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管理条例》指出：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①「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mca.gov.cn/policy/index.asp.上述条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界定，有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对民间组织的定位模糊不清。有些学者解释说，根据上述规定，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区别是，前者是会员制的互益型组织，后者是非会员制的公益型组织。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模糊的，因为社会团体既有互益性的，也有公益性的，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还有归属于社会团体名下的许多行业协会，并非是公民自愿组成的，而是政府根据职能转变的需要而设立的。上述规定也难以划清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的界限，不少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法人.此外，像基层的公民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也是非政府组织，但在上述三类界定中并未得到反映。

其二，对民间组织的规定常常自相矛盾。按照上述界定，工会、青年团和妇联都是社会团体，但《公务员法》却明确规定，工、青、妇机关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系统。按照上述规定，社会团体应当是公民的自愿组织，不应具备政府机关的科层性，其领导成员也不应具有行政级别。但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规定，不少社会团体及其领导完全享受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如中国科学技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

其三，直接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带来了困难。根据现行的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这种分类既不能穷尽现存的各类民间组织，三类民间组织之间又交叉重叠，难以分清。例如，大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按照法律规定，凡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就不是民间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还有广泛存在而且社会作用极其重要的公民自治组织，像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难以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归类。

对民间组织的分类没有确定的类型学标准。国内对民间组织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民政部的，即官方的分类；二是借用联合国或国外研究机构的分类方法；三是国内学者提出的、至今没有相对一致的各种分类标准。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民政部将纳入其管理的民间组织分为三大类别。一是社会团体，即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二是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三是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即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②。「引自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参见民政部官方网站法律法规：http：//mca.gov.cn/policy/index.asp.

对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民政部又将其分为四类：一是学术性团体，指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科学研究的团体；二是行业性团体，指由同行业的企业组织的团体；三是专业性团体，指由专业人员组成或依靠专业技术、专门资金从事某项事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四是联合性团体，指人群的联合体或团体的联合体，如工会①。「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6页。

一些学者指出，政府管理部门的分类虽然便于操作，但过于简单，不利于深入分析。在国内尚未发展起一整套成熟的对中国的民间组织分类标准之前，他们主张借用国外的标准。一是联合国的产业分类标准（iSiC），它将非营利组织分成3个大类15个小类。即教育类，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类，包括医疗保健、兽医和社会工作；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类，包括环境卫生、商会和行业协会、工会、娱乐组织、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体育和休闲组织等。二是西方国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的分类标准，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基本上采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将中国的民间组织分成12个大类27个小类：文体类、教育类、卫生保健类、社会服务和救助类、生态环境保护类、社区服务类、咨询类、公益基金及志愿服务类、国际交流及援助类、宗教类、行业类和其他②。「详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近年来，随着对民间组织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纷纷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根据民间组织的法定目标，将社会团体分成会员互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会员公益型组织三类；根据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将其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的三种；根据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形式，将它们分成有业务主管单位、无业务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不明确三类；根据是否实行会员制，将其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类；根据其组织结构的松紧程度，将其分为松散型、紧密型、金字塔型、网络型等；根据其服务对象，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型和互益型两类，等等。

一些学者为了周延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分类，引入了主体加功能的分类标准，并将目前中国的全国性社团分为十七类。③「分别参见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王颖等《社会中间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70页；杭州市民间组织党建研究课题组《加强民间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思考》，载《组织人事管理研究》2003年第3期；万江红、张翠娥《近十年我国民间组织研究综述》，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都各有自己的属性和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对民间组织进行归类，从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标准。例如，从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来看，可以将其分成合法的与非法的；从其活动目标来看，可以分为公益性的和非公益性的；从其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行业性的和综合性的；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从其活动经费来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的、社会捐助和自筹的，等等。因而，对民间组织有众多不同的类型学和分类方法，不足为奇。但是，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或更好地管理各种民间组织。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和管理，属于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必然会有重要的差别，包括类型学的差别。据此，我们在这里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种角度提出民间组织的分类方法。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民间组织的分类固然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如主体的状况、职能、区域等，但最重要的应当是这些组织的本质特征。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组织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几类：1.行业组织，即相同行业的专业性协会和行业管理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2.慈善性机构，其主要作用是社会救济和扶贫，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等；3.学术团体，即学者的同人组织，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无神论研究会等；4.政治团体，即旨在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各种民间维权组织等；5.社区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从事社区性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如业主委员会、社区福利中心、社区老年协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治安委员会等；6.社会服务组织，即旨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服务的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文教体卫等领域的公益性组织；7.公民互助组织，即公民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自愿组成的互助性组织，如城市和农村中的互助会、救助中心、农村的各种农作物研究会、农民合作社等；8.同人组织，即建立在共同的经历、兴趣、爱好之上的公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同乡会、俱乐部、诗社、剧社等；9.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大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上都属于这类民间组织。

其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民间组织进行分类，至少应考虑三个标准，一是其法律地位，二是其利益导向，三是其活动内容。前两个标准关系到民间组织的税收、登记、监管等制度性待遇，后一个标准关系于管理的方便。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各类民间组织进行归类：1.按照其法律地位，将民间组织分为法人团体与非法人团体，法人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责任要大于非法人团体，对法人团体的审批、登记、监管等应当更加严格，而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对它的支持力度也应当更大；2.按照其活动宗旨，将民间组织分为公益性团体与非公益性团体，公益性团体的主要宗旨是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这类团体政府的资助和扶持应当更多；3.按照管理的需要，将民间组织分为：（1）群众团体或人民团体，即中国政治特有的那些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联、作协、科协、文联、残联等；（2）自治团体，即公民的政治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3）行业团体，即各种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包括具备一定管理职能的过渡性行业管理和自律组织，如中国轻工总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4）学术团体，即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各种协会和学会；（5）社区团体，即从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居民组织；（6）社会团体，即除上述外的其他各类民间组织；（7）公益性基金会，即旨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类基金组织。

三、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

前面已经指出，约束和规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发育的现存制度环境，主要由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其他非正式规则等五个部分组成，它们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网络，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综合分析制约中国公民社会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的一般特征①。「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其他研究，可参阅苏力、高丙中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志忍等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

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是一种有利于公民社会生长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兴起的基本原因。首先，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从根本上说，对民间组织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仍然把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如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农村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鼓励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合法的制度空间。

其次，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和确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的产生创造了现实的经济条件。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家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是民间组织得以蓬勃发展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再次，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例如，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又如，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大幅度放权，在许多社会经济领域，政府不再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这些职能转交给了相关的民间组织①。「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6-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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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其一，政府有关部门直接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条例等，其基本导向就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控制和约束。例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单独或联合颁布的相关法规，绝大多数都是管制性规定，很少有鼓励性的条款。其二，政府管理部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把入口作为重点，为民间组织的登记和成立设定了过高的门槛。例如，对民间组织的名称、机构、场所、人数、经费、章程、主管部门等，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其三，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按照相关法规，登记在册的所有民间组织，除了接受政府民政部门等主管机关的监管外，还必须接受其业务主管机关的领导，而且业务主管部门通常还承担着主要的管理责任。其四，对民间组织的活动经费、范围和内容实行严格的限制。例如，按照管理法规，民间组织只能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活动，也只能从事登记核准的活动，否则便视同非法。其五，正像对经济发展一样，政府对民间组织也实行宏观调控。当民间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增长过快，或国内政治发展发生特殊变异时，党中央、国务院和政府主管部门便及时文件或政策，对民间组织进行清查和整理。例如，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04年等，针对当时国内民间组织的实际情况，重要文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

2.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

由于中国至今尚无关于民间组织的正式立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便成为目前关于社会团体的最重要的法规。这两个条例确立了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基本框架，即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任何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同级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中民政部门主管审批登记，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

分级登记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分别负责同一层级的民间组织的审批、登记、年检、变更、撤销和监管。按照这一体制，全国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民政部审批和登记，地方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跨行政区域活动的民间组织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具体地说，作为民间组织法定审批登记机关的各级民政部门的职责是：审查批准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民间组织；对审批通过的本地区民间组织履行登记、年检、变更、撤销等法定手续；拟定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并监督实施；负责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各类国内民间组织（包括港澳台胞在大陆的社团）、外国人在华社团、国际性社团在华机构的登记和年度检查；指导民间组织的活动，研究提出民间组织的发展规划、会费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查处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而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①。「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

根据《条例》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目前对民间组织的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民间组织所挂靠的主管部门的主要管理职能是：批准和任命所属民间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审批这些组织的重大活动；监督所属民间组织的日常工作；从业务上指导这些组织的活动；审计所属民间组织的财务。除了行政审批和登记实行分级原则外，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也实行分级原则。换言之，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也依其行政区域或行政层级而不同，原则上说，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层级与其登记管理机关相同。例如，全国性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就必须是中央级的部委等机关，省内活动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则须是省级党政机构。所以，现行民间组织管理模式中的双重管理与分级登记、分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

3.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

双重管理的体制必然地导致了民间组织的多头管理格局。根据双重管理的规定，每个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政府主管机关即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而且其日常业务活动主要受主管单位的领导。《条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县级以上的相关党政机关及县级以上政府的授权机构，均可成为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机构。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局面。事实证明，党和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往往成为其所管辖行业的民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如各级党委组织部通常是同级党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统战部是同级统战理论研究会的主管单位、政府的文化厅局是各种民间文化团体的主管单位、体育局或体委是各种民间体育团体的主管单位、科委或科技厅局则是各种群众性科技团体的主管单位，如此等等。

不仅每个党政职能部门纷纷成为自己职权所及范围内的各类民间团体的婆婆，而且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出于种种原因还自己四处寻找合适的婆婆，有些婆婆往往与其所主管的民间组织的业务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例如，政府的文化局主管民间健身协会，而政府的体委则主管民间艺术协会；政府的科委可以主管民间培训组织，而教委则可以主管民间科技服务团体；等等。对于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民间组织，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费比较富裕的行业管理组织，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而且通常还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他重要党政权力部门的领导，可以有好几个管着它的婆婆.

4.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

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管理民间组织的权威性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权力机关都担负着管理民间组织的责任。加强党对各类民间组织的领导，既是各级党委的职责，也同样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政府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性法规，党管理民间组织的主要手段则是党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既体现为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式文件、指示、通知、公告、规定、办法、意见、条例、准则、决定等，也体现为非正式的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批示、指示、讲话、文章等。与政府的法规一样，党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也自成体系。从纵向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地方党委都有一系列关于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的政策文件；从横向看，党委的重要部门，如党委的办公厅（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根据各自的职责，都有权制定相关的管理性政策，近年来，这些党委领导部门分别根据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陆续了众多的政策性文件，成为管理民间组织的重要规范。

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它们两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一般地说，政府法规的主要职能是对民间组织进行日常性的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而党的政策的主要作用则是对民间组织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对民间组织做出鼓励、引导或限制的决定。例如，鉴于农村经济互助组织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近年来接连在相关文件中鼓励和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政策；鉴于社团发展过多过滥和一定程度的失控情况，中共中央或中央办公厅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4年相继了关于控制或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文件①。「相关文件可参阅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和2001年）；山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民间组织管理文件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并存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中党与政府、法律与政策、人治与法治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建立法治国家既是载入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也是载入宪法的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人治正逐渐被法治取代，政策正日益让位于法律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从属于法律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策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

5.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

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特征。一方面，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例如，对许多民间组织的管理，不仅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颁行的实施细则，而且还有民政部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管理规定，或者由各部委单独制定的管理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本地管理民间组织的实施办法，不仅省级政府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各种细则和规定，而且地市级政府，甚至区县级政府也有各种办法和意见；不仅政府民政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制定了众多的法规、条例和规章，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时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造成了公民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

制度剩余集中体现为政府民政主管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对同一民间组织的管理职能重叠。

按照现行的《条例》规定，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三项：（1）负责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2）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年度检查；（3）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有五项：（1）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2）监督、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按照章程开展活动；（3）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4）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5）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

不难发现，上述职能有明显的重复。这不仅是制度资源和政府执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事实上，制度剩余也未必增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领导能力，相反，往往会削弱其管理能力。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实行双重审核和双重负责的双保险机制，但实践证明，监管职责的交叉重复易于导致相互推卸责任，出现监管漏洞。此外，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任务和责任均大于登记管理机关，但又不能因此收取任何费用，它们缺乏监管的动力；而一旦收取了民间组织定期上缴的管理费，又往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登记管理机关则因为有业务主管单位把第一道关，则容易疏忽日常的监管，最终使双重管理体制流于形式。

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一般性法律。目前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务院的几个《条例》，它们是法规而不是正式的国家法律。仅有的几个涉及民间组织管理的正式法律，如《工会法》等，也多半是专门法，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管理民间组织的母法.其二是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法规。例如，缺乏针对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以及志愿者工作的分门别类的管理法规。其三是现行的一些管理条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较难适用。有学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的管理条例内容复杂，透明度低，了解困难、技术细节粗糙，内容笼统模糊，适用困难①。「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204-225页。

制度匮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使不少民间组织无所适从，甚至中央政府倡导的民间组织也不例外。例如，中央近年来特别鼓励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但在全国许多地方，它同样遭到了制度的尴尬。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法制、税收、体制等环境制约因素。合作社究竟是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还是合作社法人，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以浙江温岭为例，该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参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注册登记的，属于企业法人，因而税务机关、金融机构必须按照股份合作企业进行征税、贷款；然而同时，《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十九条又规定，合作社销售社员生产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视同农户自产自销。农民生产的初级农产品自行销售，毋需征税，而把农产品委托给合作社进行销售，就要按规定纳税。再比如融资困难的问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工商登记为法人，而银行又不承认其法人地位，不予贷款；即使要贷款，也只能以社员个人名义，并以个人资产抵押才能贷款。这无疑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6.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

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space）要远远小于实际空间（actualspace），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制度空间，就是按照民间组织管理法规合法存在的空间；实际空间即是民间组织现实的存在空间。公民社会的实际空间大于其制度空间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正式登记在册的数量。中国政府主管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今年三月底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四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共141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共1312万家，基金会共994家，合计一共是2812万家。

但是，除此以外，学者们（如王名在第17届霍普金斯全球公益学者会议上发言）估计还存在大量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的nGo，其中包括在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村社区的公益和互助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城乡宗教社团，海外在华的资助和项目组织，海外在华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等，它们的详细数据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和登记而无法获得，保守的估计大约有200万-270万家。又据民政部举行的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会议透露，截至2004年，全国已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十万余个，而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只有一万余个，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十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10）宗教社团①。「王名：《清华nGo研究丛书》绪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空间随着其合法性标准的不同而极不相同。

相对说来，严格按照三个《条例》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制度空间最小；无需民政部门登记，但也被政府视为合法的那些民间组织则拥有更大的制度空间。后一种也同样视为合法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或民政部明文规定无需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例如，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以下三类民间团体免予登记：（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2）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这些团体通常为各种事业单位；（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②。「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0]256号，2000年12月。另一类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或工作需要鼓励成立的各类民间组织，如广大农村中存在的众多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没有任何正式法律规章规定这类组织有免予审批登记的特权，但因为这些组织是按照党政领导部门的要求成立的，所以，即使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它们也往往被视为合法的组织。

一项关于某县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该县民政部门正式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是163个，但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只在民政部门的要求下前来备案的民间组织多达1200多个，后者是前者的7倍多。该市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补充说，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比已经备案的更多。

四、余论

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众多的分歧意见背后，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这一点已经得到相关调查的证实。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曾对浙江和北京两地民间组织进行过一次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相关数据表明，最不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问题依次是：（1）缺乏资金、场地（北京3817%，浙江4018%）；（2）管理体制太严格、太混乱，限制过多（北京3314%，浙江2217%）；（3）对社会团体的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立法不健全（北京2218%，浙江2015%）；（4）政府不够重视（北京2210%，浙江1919%，黑龙江2318%）。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也表明，目前中国民间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活动场所和办公设备，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人才，缺乏信息交流与培训机会，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政府行政干扰太大等①。「王绍光、王名：《促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王名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展的总体状况，是中国公民社会整体特征在制度环境方面的某种体现。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产生于清末民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相当曲折，其成长过程一再中断。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公民社会在中国才得以正常发展。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各类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起落较大，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2005年3月31日，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14793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1322个，基金会714个。②「民政部网站民政统计2005年第一季度数据：http：//mca.gov.cn/mztj/yuebao0503.html.县以下的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有的估计，全国的各类民间组织至少在300万个以上。有的学者指出，到2003年全国已注册社会团体数量为142000个，已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为124000个，未注册社会团体40000个，未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250000个，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团基层组织数量为1338220个，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数量为758700个，由此估计社团总数应为8031344个。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兴起，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必须具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志愿性等普遍特征，这样的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体制的重要方面。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有着明显的差别，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③。「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第216-220页。

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政府对重要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它们本身还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例如，一方面，按照最新的政府规定，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与党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民间组织的挂靠机关主导着它们的重要活动。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

第三，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虽然1998年民政部修订颁布了试图规范民间组织的新的管理条例，但这一规范过程才刚刚开始，远没有结束。从组织体制上看，目前至少有这样几类民间组织：（1）高度行政化的社团，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它们实际上与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2）相当行政化的社团组织，如工商联、消费者协会等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它们有一定的编制并享有一定的级别，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3）基本上民间化的学术性社团，如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专职的人员编制，其主要领导由学会自己推选产生并报经主管机关批准，不享受行政级别。但其中少数也享有人员编制和行政级别的待遇。（4）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民间组织，它们没有行政级别，行政化程度很低，它们除了进行专业研究和交流外，还为社会提供某种专业性的服务。

第四，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在基层的农村和街道，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民间组织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某些社区组织如老年协会等，传统上影响很大的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营现在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微弱。在中央和省市层面上，行业协会、管理协会、慈善组织、职业性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对说来影响正在日益增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民间组织所拥有的制度资源不同、传统文化基础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和其领导人的威望不同。

社会制度概念篇2

犯罪概念在全部刑法中是指导性的概念，刑法中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和前提的。纵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犯罪概念五十余年的探究，其主要方向是放在对犯罪本质——阶级性、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上，即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犯罪的精辟论述为基点摘要：“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2)，从而彻底摆脱了旧法学的桎梏，实现了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犯罪的阶级本质和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规律，确立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以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规定为标志，确立了犯罪的定义和划分罪和非罪界限的总标准。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第12条基本沿用了这一犯罪概念和定义，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建立科学的刑法学体系和深入探究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指导司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状况迅猛变化，各种新的犯罪现象亟待探究，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刑法典的修订任务繁重，刑法理论界对犯罪类概念的探究停滞。和此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后，刑法修订时来不及遐顾和疏漏之处的新问题逐步显现。“假如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3)为了适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大趋向和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使我国刑罚的尺度更加准确，使罪和刑更加相当，也使刑罚处罚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我们应当对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类别划分加强探究，将我国刑法和刑法学中一直使用的统一的犯罪概念分立，即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和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设立分立的犯罪类概念。参考国外立法例和结合我国实际，犯罪行为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三大类。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是重罪；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轻罪；依照刑法可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适用保安处分、免予处罚的是刑事过错。

一、统一的犯罪概念和犯罪分类

犯罪分类，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犯罪划分为若干种类。在刑法理论上，对犯罪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两种摘要：一是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来分类；二是按照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来分类。作为犯罪概念的分类，是指按犯罪行为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所进行的犯罪分类。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并将其纳入犯罪概念之中，使犯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且从社会学、犯罪学的另一高度，使其真正成为划分罪和非罪的界限，成为熟悉和区别各类犯罪、违法和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的总标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多将犯罪按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侵害程度分为几类，如重罪、轻罪、治安(违警)罪等。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摘要：“法律以违警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英国刑法汇编》第二章犯罪分类和其罚则之普通规范第20条规定摘要：“每一犯罪不为叛逆罪，即为重罪或为轻罪”。1941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摘要：“凡法律规定单独处监禁或拘役，或者监禁、拘役任选一种并科罚金，或者监禁和拘役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犯罪；凡法律规定单处拘留或罚金或者两者任选一种，或者拘留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违警罪”。另外，在一些国家实行犯罪分类，采取分立的犯罪概念中，使用了刑事过错或刑事罪错的概念(通常是指可判处剥夺自由刑1年或6个月以下刑罚的行为)用以代替稍微犯罪行为概念，并将其作为犯罪概念分立化——犯罪行为分类的类别之一种，规定在刑法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比较传统的观点是重视统一的犯罪概念，而相对忽视对犯罪概念进行分立的探究，甚至将犯罪分类同资产阶级法律概念的形式主义相联系。前苏联闻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就曾说过，当法律提供了犯罪的实质概念时，犯罪的形式标准就失去了意义。苏联从第一次制定刑法典开始，就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1950年代以前曾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1950年代初就都取消了，而仿效前苏联，给犯罪作了一个统一的立法定义。我国1979年制定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一直使用的是统一的犯罪概念。

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统一的犯罪概念逐渐让位于分立的犯罪概念。如保加利亚1969年刑法典，把犯罪分为了两个范畴——严重的犯罪和不太严重的犯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被法律规定将剥夺自由不少于3年的行为，不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按法律规定要被剥夺自由3个月以上，限制自由3个月以上或罚金5000兹罗提以上的行为。按法律规定，剥夺自由少于3个月或罚金少于5000兹罗提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们知道，刑法首先注重的是犯罪行为，然后才是犯罪的主体情况。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为了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就有必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这是实现责任个别化、层次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严格区分罪和非罪、此罪和彼罪、罪轻罪重界限的必然要求。实行犯罪分类，能有区别地认定犯罪，为恰当地适用刑罚提供明确的标准和界限。　二、犯罪概念分立化的价值和功能功能

分立的犯罪概念和统一的犯罪概念相比较，对犯罪的本质和特征在阐释上并不发生改变，其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更为清楚明确，使犯罪概念这一界定罪和非罪、违法、过错的总标准和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事责任追究、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因此，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功能功能在于摘要：

1.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可使立法者更加有区别地去评价各种犯罪行为，如实施犯罪时行为主体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的严重程度等各种犯罪情节；使司法工作人员更加细致地去区分犯罪行为中危害性程度的各种细微之处，更加准确地适用刑罚。

2.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将全部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对刑罚将产生实体法律后果，为轻罪和刑事过错规定出更为便利的服刑制度，可更广泛地适用缓刑、剥夺自由刑以下的刑罚和剥夺权利刑、社会公共劳务刑等刑罚，以及各种形式的免予刑事处分。

3.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执行产生重大影响。犯罪概念分立后，因稍微犯罪被判刑的人的劳动、改造、教育，都可专门进行。如匈牙利刑法典规定，因刑事过错被剥夺自由应在普通管束的改造地服刑。这种剥夺自由刑，答应被判刑人在改造场所地界内自由走动，受监督和监管的程度最轻。对那些因实施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稍微犯罪而被判刑的，有许多国家都规定可以在半开放的剥夺自由场所服刑。我国监狱也逐渐在实行少年罪犯、过失罪犯、伤残病罪犯等分关分押，给予较多的自由和照顾。这样，重罪和轻罪的犯人分关分押，避免交叉“感染”，有利于轻罪罪犯接受改造，有利于其将来服刑期满后重返社会。

4.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不仅广泛地涉及许多实体法律后果，而且还影响到程序法的各个方面。对轻罪或刑事过错的这一类犯罪的审理，诉讼程序可按简易程序进行或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在案件审理中，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外，可以不要辩护人、公诉人，并可实行独任制审理，等等。这样做，既可加快案件的审理进度，有利于审判工作，使其及时、简便、易行，也有利于被害人和被告人，社会效果也好。

5.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非凡预防的目的。刑罚的威慑功能不在于它的残酷性，而在于犯罪后被刑罚处罚的不可避免性。及时准确地对各种严重的和稍微的犯罪给予制裁，以震慑社会上一般违法人员，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并使之顺利地回归社会，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刑事犯罪的重要办法。

三、犯罪概念分立化一度成为东欧各国刑法发展的趋向

在犯罪概念分立化新问题上，东欧各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其中以匈牙利最具有代表性。匈牙利1950年以前适用旧的法典，实行犯罪三分类摘要：犯罪、刑事过错、违法行为。1950年代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给犯罪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实质性概念。由此，违法行为列入行政法规；刑事过错一部分纳入犯罪名目表中，另一部分转移到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里面去。1961年匈牙利刑法典保留了犯罪统一概念。1971年又重新分出了刑事过错概念，这一决定被后来的1978年刑法典采用。匈牙利现行刑法典实行犯罪二分类——犯罪和刑事过错。《匈牙利刑法》第11条规定摘要：“(一)犯罪或刑事过错都是犯罪行为。(二)犯罪是指故意实施的法律规定要处两年以上剥夺自由刑的行为。所有其他行为都是刑事过错。”

20世纪60年代，除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外，前苏联和欧洲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犯罪概念都向分立化发展。民主德国刑法典将犯罪行为分为犯罪和过错，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法定刑幅度作为这种划分的根据。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制定的刑法典，除写进了犯罪概念外，也写进了过错概念。1961年1月1日起施行，1972年增补，1974年修订的《苏俄刑法典》，将犯罪分为严重犯罪、一般性犯罪。波兰则将犯罪分为三类，即摘要：严重的犯罪，处不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一般犯罪，处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稍微犯罪，可免除处罚。其他东欧国家对犯罪的分类同波兰相似。

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性质和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是合理的，这比统一的犯罪概念更有利于准确地区分刑事责任。犯罪概念分立之后，把犯罪行为分成几个范畴，丝毫不会改变犯罪概念本身的实体内容，也不会使其失去法律意义。相反，犯罪行为分类恰恰是反映各种行为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种手段。正如t·霍尔瓦特(匈牙利)所述摘要：“犯罪统一概念的分立化趋向，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各国刑法的一个特征。在一些国家中，分出了两个范畴，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分出了三个犯罪范畴。将犯罪分为几个范畴的根据，是通过法定刑反映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罪过程度。将犯罪分为几种范畴，并不意味着就要制定出某种非凡的、跟过去为犯罪统一概念制定的法律办法不同的调整规则。实施刑事过错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仍然是实施犯罪的那些后果。绝大多数刑事过错都要导致刑罚的适用。按严重程度对犯罪分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那些因追究刑事犯罪的责任而产生的各种新问题，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果。和此同时，还为更广泛地利用不涉及刑罚的人道的刑法手段提供了可能性。”(4)

作为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改革和发展的两大趋向——犯罪概念分立化和犯罪的非刑事化，其意义是重大深远的。就犯罪概念分立而言，它从如何评价要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出发，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犯罪概念，是对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刑法理论探究成果对各国的立法活动显示出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东欧许多国家和前苏联的刑事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吸取和采纳了犯罪概念分立化的成果，并将其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加以规定。刑法理论探究的重大成果一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就对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实践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尽管后来经历了“”，但许多规定仍延续至今。

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需要犯罪概念分立化

我国1979年刑法制定颁布后历经十余年，其间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越了三大步。为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司法实践中和各类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22个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并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了修订。97刑法正式施行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飞速发展。但同时，社会差异的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引发犯罪率稳中有升。刑法修订时来不及调整或隐含的一些新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已越来越引起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注重。笔者早在1996年全国刑法学会乐山会议上就提出，统一的犯罪概念不修改，许多刑法理论界已成熟的探究成果难以吸收入刑法之中，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刑法时也难免造成困难和困惑。主要表现在摘要：

1.刑法修订时统一的犯罪概念未修改，确定的“中改”方案中，原刑法基本框架不变，拟纳入刑法修订的十大新问题之一——保安处分没有容身之处。行政处罚法制定时，未将劳动教养等作为行政处罚方式进行规定，刑法修订时保安处分又放不进去，最终被挂在空挡上。现在劳动教养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被暂定名为“行政强制性教育办法”，这种教育办法可剥夺人自由达3年以上，其惩罚的严厉程度超过许多主刑和附加刑，且无法可依。假如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分立，设定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而在处罚对应部分，对刑事过错和轻罪之一部分则可设立和适用保安处分，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几十年来劳动教养“有名无分”的尴尬状况，给我国刑法整体框架结构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撑和基础。　2.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难以充分实现刑事责任和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多层次化。当前，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人们行为的多样化，犯罪的内容、形式和手段都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些严重违法、不正之风和工作中的失误和稍微犯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违法和犯罪组合结构，需要在性质认定和处罚上相应有一个多样性、多层次化的刑事法律调整规范。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向，也提出了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和非刑事化要求。我国刑法一直采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人们一提到犯罪就认为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难以被接受。另一方面，一些稍微犯罪往往不被人们警惕，甚至有不少为其说情、开脱。由于法律对犯罪危害性程度规定的层次不明确，对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未体现出明确的层次，一些剥夺权利刑、资格刑，提供社会劳务刑等刑种难以在刑法中规定，在对一些稍微犯罪进行处罚后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实中稍微犯罪较严重犯罪的比例大得多，但司法机关近年来在适用刑罚上，使用管制、拘役、单处罚金、没收财产等较轻的刑罚并不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稍微的犯罪，尤其是一些稍微经济犯罪并未被定罪处罚。形成了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经济、民事处理代替刑事处罚的突出情况。

3.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刑法理论界一些成熟的探究成果难以纳入刑法，造成刑法总则、分则脱节。几十年来，刑法理论对一般犯罪构成和非凡犯罪构成的探究已经比较成熟，但由于犯罪概念没有程度和层次区分，在故意犯罪形态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适用缺乏明确标准，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分则具体罪名的适用产生困难。如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盗窃未遂，依据司法解释不罚，只有重大盗窃未遂才予追究。一般盗窃预备、中止就更不构成犯罪，那么诈骗、抢夺呢?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对何种预备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明确，也就出现了杀人、爆炸、绑架、投毒预备也无人过问。世界上许多国家明确重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才处罚，我们可以借鉴。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对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对共犯中的从犯、胁从犯；对又聋又哑人或盲人犯罪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甚至不罚，均可划分出一个标准。另外，用刑事过错作为稍微犯罪的概念能为社会广泛接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不过这种过错的严重性已达到应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程度而已。

4.我国刑法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几十年来刑事政策的制定实施处于矛盾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决定》，直至2001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的部署，“严打方针”贯穿二十余年刑事政策的始终，确保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虽然每次“严打斗争”都是指向某几类严重犯罪，但因为刑法中没有重罪、轻罪的划分，难以完全做到重罪重处、轻罪轻罚。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难以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个别化和层次化，也导致人们对“严打”方针产生疑虑，甚至遭到刑法理论界一些人的质疑。刑事政策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反映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践。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国家活动，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司法斗争实际，是同犯罪作斗争的科学总结。同时，刑法创制是和犯罪概念相关联的，立法者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因此在确定犯罪概念时，要保证国家社会对应给予刑罚制裁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体系清楚明确，应当将统一的犯罪概念修改为分立的犯罪概念，使刑罚处罚达到个别化和多层次化。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重罚”，对一般稍微犯罪则实行轻刑化并结合一些非刑事化处分办法，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严打”和轻刑化、非刑事化相结合的刑事司法之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相辅相成，并适应国际刑事司法改革发展趋向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要：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56.3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要：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6.416.

社会制度概念篇3

关键词：大学生；自我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058-01

一、自我概念的概述

自我概念一直是有关自我问题研究的核心课题。虽然在自我概念结构方面的提法不尽一致，但各种观点的相容与共通性却是很高的。自我概念是人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识，以及对个体身体、心理、社会特征等方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个体通过自我观察、分析外部活动及情境、社会比较等多种途径获得的。总的来说，自我概念不是个别的心理机能，而是一个完整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

它的内容十分庞杂，通常自我概念可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镜中自我。以在校青少年来说，就有能力自我、班级自我、家庭自我、同伴自我、身体自我、道德自我等等。谢夫尔逊等人提出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自我概念模型，认为自我概念由不同的抽象层级的概念所组成。最高层是总的自我概念，下层是较具体的自我概念，如学业自我概念、社会自我概念等，再下层是更具体的自我概念，如学业自我概念中数理学科方面的自我概念，人文学科方面的自我概念等。这说明一个人的总的自我概念是由许多特殊的自我概念构成的，而这些特殊的自我概念的性质将影响其总的自我概念的性质。

二、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发展特点

大学时代是自我概念发展最快的时期，?并逐渐趋向成熟，同时也是自我概念问题较多的时期。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自我概念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等特点。具体来说，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1、自我认识的迫切和片面

大学生对认识和评价自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紧迫感，自我认识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但自我认识客观性则不足。进入大学后，随着独立生活的开始，大学生们进入了“自我发现”的新时期，急于想认识自己，评价自己。由于人的心理活动的复杂性，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并不容易，加之大学生认识能力还不够成熟，因而大学生在认识、评价自我时还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对自我的理解和判断也流于浅表。

2、自我体验的强烈与波动

大学生自我体验的强度大，随着自我认识的发展，大学生开始重视自己在班中的地位与威信，对他人的言行与态度十分敏感，对涉及自己的名誉、地位、前途、理想及异往等方面的问题，更易引起强烈的自我情绪体验。大学生的自我体验还会随情绪的变化表现出波动性。

3、自我控制的自觉和提高

大学生自我控制的自觉性与独立性显著增强，自我控制的水平明显提高，但不善于自我控制。但大学生自我控制的水平还不是太高，不善于及时、迅速地调整自我追求的目标和行为，也不善于以理智控制自己的行动，大学生中的偶发事件频出等现象就是不善于控制自我的结果。

4、独立意向的过度与发展

大学生独立意向十分强烈，但又存在盲目的逆反心理。大学生生理发育已成熟，社会化程度也有了一定提高，因而在心理上有强烈的成人感和独立感，希望摆脱对家长、教师的依赖，向周围人显示自己的主张和能力。但大学生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会“矫枉过正”，表现出盲目的、非理智的反抗，过分强调个人意志，对事物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从而给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影响，对独立意识的正常发展不利。

总之，在大学期间，大学生的独立感、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我概念发展水平较高，正逐步趋于成熟，有着既不同于儿童也不同于成人的特点。

三、建立大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

积极的自我概念是建立在对现实自我全面客观知识基础上的一种积极态度。意味着一个人对自我的认同和积极接纳和一个人对自我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1、全面客观认识自我

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是形成积极自我概念的基础。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条途径进行：

(1)积极参加社会交往。一个人要想全面客观认识自我，首先必须积极进行社会交往，充分表现自我，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米德强调，自我概念来源于社会交往，自我概念也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形成，因此，社会交往对于个人全面客观认识自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合理运用社会比较策略。每个人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与别人进行比较。进行社会比较是每个人全面客观认识自我的重要方式。合理的社会比较策略，对于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少同学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常常犯有严重的错误。因此，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

(3)留意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要留意来自父母、老师、同学、朋友、异性等多方面的信息，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步形成对自我的全面客观的认识。当然在听取别人的意见的过程中必须要虚心认真，从而不断调整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

2、积极悦纳自我

悦纳自我是发展积极自我概念的核心和关键。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是否能积极接纳自我，不仅与他是否能全面客观认识自我有关，而且与他的个人抱负水准有关。在全面客观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对于大学生来讲，应该把抱负水准与自己的现实情况密切联系起来，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这样由近及远，就会逐步走向成功。

3、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

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免不了遇到困难和挫折。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灰心、不丧气，保持自信和乐观态度是积极的自我概念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每一个大学生要有强烈的实践和锻炼意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挫折耐受力和各方面素质。“自我”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促进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反过来又会促进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概念篇4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125-08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功能、机制和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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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2005.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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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士.2003.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68，71，329，331.

忻林.2006.布坎南的政府失败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政治学研究(3).

朱孔武.2006.财政立宪主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57－262.

theassemblageofConcept“publicFinance”under

ChinaConstitutionalVersion

FanYi

（SchoolofLaw,nanji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jing210003）

社会制度概念篇5

【作者简介】刘锡秋，江西省长江律师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江西刘锡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由来

1.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提出。陪审制度的概念问题对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学者而言，特别是对英美的学者而言，应该是不会成为一个研究重点的，因为普通法系国家本身就是陪审制度的诞生地或输出国，是被竞相仿效、学习的对象。因此，对陪审制度概念研究的热情和成果，一般是在借鉴型的国家。老牌的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目前也不会把陪审制度概念的研究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深入地借鉴、移植和尝试过了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并且根据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创造了适合自身法系特点的陪审制度的新模式，已经淡出了学习和借鉴型国家的行列。

陪审制度的概念问题，在中国大陆时下的实践当中，存在着对陪审制度概念的使用杂乱和不规范的情形。这种表面似有的乱象背后，其实潜藏着国内学者对陪审制度或陪审制度概念理解和认识上的不一致。如果学界在陪审制度的概念问题上长期不能达成广泛的共识，必定会对陪审制度的深入研究产生影响和障碍。只有先解决陪审制度的概念问题，或者只有先预设一个陪审制度的概念，才能够确定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法律史上有哪些史料是可以作为研究陪审制度历史的资料而被尽悉放入陪审制度的“历史大筐”之中。

于是，如果欲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那么，对陪审制度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展开研究，并对这些以前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进行强调，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意孤行。无独有偶，随着国内对陪审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致，在陪审制度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惯用或约定俗成的基本名称也开始面临需要重新定义和挑战的问题。如有学者就认为，目前使用的“陪审员”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1]，且邻国日本就已经将“陪审员”改为“裁判员”了。可能是基于同样的疑惑或为了解答疑惑，有的学者开始对将“Jury”在近代中国被翻译成“陪审”或“陪审团”，以及将“juror”翻译成“陪审员”的由来进行了历史考察[2]。还有的学者在对“Jury”在近代中国被翻译成“陪审团”和将“Juror”翻译成“陪审员”进行了一番历史考察之后，认为应当将“Jury”翻译成“决认团”，应将“Juror”翻译成“决认员”，而不应翻译成“陪审团”或“陪审员”[3]。应当认为，此类新情况的出现，以及类似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等情况的出现，盖因陪审制度的研究在国内已逐渐步入到了“深水区”。

二、研究陪审制度概念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至少从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的目的出发，对陪审制度的概念进行研究、定义或规范，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国内学界似乎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默契，读者一般都要从文字使用的语境来判断笔者使用的“陪审制度”所指为何。

“陪审制度”，经常可以用来指称“陪审制”“陪审团（制度）”“参审制”或“人民陪审员制度”，既可以指称其中一个，也可以指称其中几个甚至全部。此外，“陪审制度”与“陪审制”“陪审团（制度）”“参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概念之间也经常被互换使用，特别是，“陪审制度”与“陪审制”被作为同一种概念使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当然，“陪审制”“陪审团”“参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概念之间也经常被混用，且往往没有一定的成规。因此，“陪审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往往也不够确定，在具体使用时，经常是根据笔者的个人喜好，使用比较随意，读者往往需根据概念使用语境进行分析。

如：“不难发现，职业法官与陪审员知识储备上，互有优劣。陪审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参审制，让职业法官与陪审员合组一庭，目的正在于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以法官知识的优越性排斥人民陪审，实难成立。”“陪审制度因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审判过程，确保人民对于司法的主权，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型基础。”[4]

很显然，笔者这里使用的“陪审制度”既包括的普通法系的“陪审制”，也包括的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并且“陪审制度”和“陪审制”“参审制”之间可以互换使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再如：“陪审制和参审制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究竟如何？这既是比较法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重构陪审制所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5]

这里的“陪审制”，既是指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又是指“人民陪审员制度”或“陪审制度”，而肯定不是指重构“中国的陪审团（制度）”。

众所周知，在对某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或写作时，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应尽可能地使用明确、严谨和统一的概念，至少对于一个特定的如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课题而言，使用明确、严谨和统一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以往陪审制度研究中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一般都是从英国陪审团制度演变出来的陪审制度为概念和蓝本来进行认识与理解的；研究陪审制度及其起源问题，一般也是从1066年诺曼征服不列颠之后的阶段为起点展开的。一般不会将此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如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的陪审法庭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方式作为陪审制度的重点来研究；诸如雅典的陪审法庭制度等，一般也只是作为普通法系陪审制度概念或现代陪审制度的陪衬性知识来谈论的，几乎没有认真地将其作为典型的、“正宗”的或有价值的陪审制度来予以对待；在陪审制度的概念中，如果不做特别说明，一般不包含这些古代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的内涵。如有学者认为：“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6]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此一观点。这种已经成为习惯的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因为时下对陪审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要解决陪审制度在引进、设计和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即应用问题，自然而然的必须以目前世界上正在实行的、成熟的陪审制度为研究的对象或蓝本，一般不会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缺乏详尽史料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蓝本，除非是研究与之有关的专题问题或基本理论问题。而目前世界上正在实行的、成熟的陪审制度，就是从英国普通法时期发展或演变出来的现代陪审制度。但是，陪审制度有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其与民主政治关系密切，而民主政治的起源和研究至少必须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时期，那里是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摇篮和重要发源地。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我们今天一旦谈到陪审制度就往往会谈论到的古希腊的陪审法庭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陪审现象，许多学者也认为古希腊是陪审制度的发源地。如果要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研究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不能无视古代社会曾经存在的陪审制度、陪审现象或被学者们认为的陪审制度源头，必须在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绝不能置之不理或搁置一旁。所以，至少应当将那个时期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视野，或是在探求到共同内涵的基础上，在陪审制度的概念的范畴中纳入这些制度和现象，或是在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之后，不得不将这些制度或现象别除在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之外。否则，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或对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或者可能会出现空白或遗漏，或者可能会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和论证。那么，这样的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成果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是不具有最起码的说服力的。

第三，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开启以后，在英国普通法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陪审团制度，就开始了它在全球的传播历程，在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都留下了普通法系陪审团制度的足迹。但是，原产于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在最先引入其的几个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最后演变为大陆法系模式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对此，有许多学者很自然地将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7]，但也有学者反对将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8]。这就为如何定义陪审制度的概念又提出了问题。

诸如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参审制不但是由英国的陪审团制度转化或变异而来的，因此无法予以忽视和回避，而且，这些国家也是经历了由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过渡到了民主体制的国家。基于对待古代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相同的理由，对陪审制度历史的考察和研究，自然也要对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或参审制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但要研究陪审团制度如何变异为参审制，还要对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如果要全面考察陪审制度的历史，如果要研究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也需要将大陆法系迄今为止曾经出现过的英国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范围，并在寻找到英国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共同内涵的基础上，将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否则，也同样会出现研究的遗漏或空白。

第四，如果陪审制度的历史及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远古时期的陪审制度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陪审制度的经典概念在表面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同理，大陆法系参审制的概念，与原产于英国的陪审团制度的概念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如果说将它们统统纳入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研究的范围是一个不可避免和无法逾越的客观事实或研究任务，那么，在考察和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时，如何使这些相隔上千年而且在司法运作或司法技术层面上不尽相同但又明显存在某种客观联系的制度或现象，在概念层面上产生逻辑上的共同联系，或者在某种定义的程度上达成概念使用上的统一，或者说寻找到各自概念共同的“鼻祖”式概念，则是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欲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还要解决一个概念范畴能够涵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法庭制度和陪审现象，并且同时能够涵盖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的概念工具问题。这个概念工具要保证我们在考察和研究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种与陪审有关制度和现象时，我们始终能保持概念论述上的明确、严谨以及使用上的统一和便利，并且能够据此无一遗漏地解释和论证历史上所有与陪审有关的制度或现象。

笔者认为，要对陪审制度的历史或者其他有关陪审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历史研究，首先就要对既有的陪审制度概念重新进行定义或界定。

二、陪审制度概念的分野

根据笔者所能找到的资料，目前国内学界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或定义，根据对陪审制度所包括的模式、形态或种类认识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观点，是将陪审制度的概念仅仅限于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即陪审制。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陪审制度的“一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

“陪审制与参审制，都是近现代人类社会选择的国民参与司法审判的审判组织方式，都起源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黑暗统治的大革命之际。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甚多，联系密切。因而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时，往往将其混淆。例如，我国从清末引进继受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至今，无论是法学教育、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研究，人们一直把参审制当作陪审制。不仅在介绍国外审判制度时，把大陆法传统的参审制同英美法传统的陪审制一样称谓，而且司法实践中始终把人民参加审判的制度统称为人民陪审。”事实上，参审制不等于陪审制，陪审制也不是参审制。两者从概念到实际运作，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到社会效果，区别明显，各成体系。把两者混淆，相提并论，既不利于科学认知，也有碍司法审判实践及其改革”[9]。这里不但将陪审制（度）完全等同于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而且完全排除了将参审制及其人民陪审制度纳入陪审制（度）概念范畴的可能。

此外，普通法系国家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以及某些学习、移植普通法系陪审制度的国家的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所下的定义，一般也应当属于一分法概念的范畴。如：“陪审团，英美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批非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解决诉讼案件。”[10]

再如：“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11]

第二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包括了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陪审制度的“二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分工式陪审制度’，即英美的陪审团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无分工式陪审制度’，即大陆法系的参审模式。”[12]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普遍，其原因，一是这是世界上目前两种最主要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模式或陪审模式；二是出于时下引进、批判和借鉴的需要，目前对陪审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这两种模式上。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不会同意陪审制度一分法的观点，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学者否定陪审制度的概念还可能包含其他的陪审模式或形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除包括了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还应当包括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我们对此权且称之为陪审制度的“三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在现代社会，陪审制度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民主形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受到了众多国家的青睐。目前，陪审制度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即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及我国的人民陪审制。”[13]

第四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的概念除了包括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及我国的人民陪审制，还应当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出现的陪审制度，我们将其称为陪审制度的“四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古老的雏形最初是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两千年的生长，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法律传统、文化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现代陪审制在西方国家运作各具特色，从中不但可以发现源于不同法律传统的司法制度的差别，而且还能看到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之间产生耐人寻味的结果。今就陪审制度的古典形态、陪审制度的典型形态、陪审制度的变异形态、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做一论述。”[14]

应当说，这种“四分法”概念的观点已经比较接近本文研究需要得到的有关陪审制度的“大一统”概念，它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众集会式审判制度纳入了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虽然它没有直接提出一个能满足本书研究需要的陪审制度的概念，但是它为产生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概念提供了准备和方向。

应当说，上述四种概念的划分代表着国内大部分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不同的使用、理解和认识。其中，持“一分法”的比较罕见，持“四分法”观点的也不多见，大部分学者或持“二分法”观点或持“三分法”观点。但上述划分方法对一部分学者而言可能不是绝对的，并不是他们对待陪审制度概念根深蒂固的观点或看法，因为，有时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使用“两分法”，而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使用“三分法”或“四分法”的现象，对这部分学者而言，究竟是用哪一种分法，经常取决于使用者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因此，在这些不同划分的背后不完全是观点的截然不同，也可能存在出于研究目的、需要的不同或学术上不够严谨而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划分，因此往往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有关陪审制度的概念。

三、对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基本认识

根据上述对陪审制度概念四种划分方法的分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关于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重要认识。

1.陪审制度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和发展的。且不论古希腊、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陪审现象，仅就从普通法系国家发展出来的现代陪审制度而言，在其八百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陪审制度的形态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期间，在大陆法系国家还从普通法系国家原生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出了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以及后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应当认为，任何关于陪审制度的概念都是历史的、相对的、特定的和动态的，都是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学者对已经发展和变化了的陪审制度的研究和关注。也就是说，陪审制度应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不同时期的陪审制度，有着不同的特定模式或含义。本文对陪审制度四种概念的划分，既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对陪审制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的汇总，客观上也是迄今为止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陪审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看法的总汇。随着陪审制度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还将会出现对陪审制度概念更新的认识和看法。如果将陪审制度的概念固定为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对陪审制度的理解上，谬误的情况就会出现。因此，将陪审制度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但有助于正确看待陪审制度的历史，也有助于全面、透彻认识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2.对陪审制度四种概念的使用状况，一般可以反映出研究者对待陪审制度的基本观点或学术态度。上述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四种认识、理解或四种分法，基本上反映了学界目前对于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研究的现状。在学界对陪审制度概念存在至少四种以上的理解和认识的背后，其实往往都蕴含着学者们根据自己对陪审制度概念所形成的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倾向性观点，并在使用陪审制度的概念时，因本着学术独立的态度而采取自说自话方式，所以才呈现出众学者在使用陪审制度概念时似乎是随意、不规范和没有成规的各种情形。特别是从引进、批判和借鉴的角度对陪审制度进行研究时，即在进行应用研究时，学者们的这个特点就更是明显。

3.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重要启示。有一种观点应当为学界所认同，即对陪审制度概念使用上的随意和似乎表面上的混乱，但也恰好是现阶段学界对陪审制度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仍没有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折射或表现。因此，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研究、讨论和尝试进行重新定义，十分有助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亲近、弥合并最终形成广泛的共识，尽管这个必经的弥合过程可能充满了争议。

四、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方法

通过对这四种陪审制度的概念及其定义方法的比较，可以为我们获得因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而必需的陪审制度的概念，提供一个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下面逐一分述和比较如下。

1.“一分法”的概念。除了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的陪审制度仅仅应当指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之外，普通法系国家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以及致力于学习、移植陪审团制度国家的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所下的定义，一般都是陪审团制度的概念，应当属于“一分法”概念的范畴。

如：“陪审团，英美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批非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解决诉讼案件。”[15]又如：“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16]等等。

基于前述对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基本认识，“一分法”对陪审制度的定义显然不包括定义者身后的历史中发展了的陪审制度概念。因此，仅就“一分法”概念而言，其形成本身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实际上，在“一分法”概念中，理应还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区别、发展及演变，远非上述引用的定义这么简单。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即在对陪审制度概念定义的同时，一般都要辅之以一些对陪审制度运作过程的描述，甚至还会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将陪审制度的概念说明白。这个特点似乎也很好地佐证了陪审制度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但为了突出重点和主题，本文在引用相关概念时做了省略。

但上述引用的简短定义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也应当是最核心的内容，即都是由“非专业人员”和“随时请来（的）几位公民”参与解决诉讼案件或参加审判。

2.“二分法”“三分法”的概念。“二分法”的概念是在“一分法”概念的基础上，涵盖了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所移植的普通法系国家陪审团制度模式而发展出来的参审制模式，而“三分法”的概念则继而涵盖了我国或前苏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学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从性质上说，也可以归入“二分法”中的参审制概念，但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不同，因此是否将人民陪审员制度划入参审制，完全取决于学者各自的观点。

从“一分法”概念演变至“三分法”概念，期间延绵了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二分法”和“三分法”概念的陪审制度无例外也仍然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并进一步呈现出陪审制度鲜明的历史特征。“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的陪审制度概念，也经常被统称为现代陪审制度，以区别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陪审制度。如：“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17]。

在这个定义中，其实已囊括了“一分法”“二分法”和“三分法”三种陪审制度的概念。这个定义或类似这样的定义，其共同的或核心内容强调的仍然是由“普通公民”和“非专业人员”参加审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定义几乎与“二分法”“三分法”在历史上出现之前的“一分法”的概念如出一辙，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可能仅仅在于历史背景不同和司法运作技术不同。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一分法”与“二分法”“三分法”三者尽管相隔了近千年的历史，三者的区别仅限于参加审判活动“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的任职资格不同、人数规模不同、选人方式不同、享有的司法权力不同或参加裁决的范围和事项不同而已，而由“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参加司法审判活动的特征始终未变。

3.“四分法”的概念。所谓“四分法”的概念，就是在现代陪审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加入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的作为概念的外延。

已有学者认为，古希腊、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是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或“源头”。而古代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也是由享有公民权的普通民众参加司法审判的制度，其主要特征也是“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参加司法审判活动。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陪审法官从年满三十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每次参加审判的陪审法官人数大概是法院陪审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18]

可见，古希腊的陪审法院也是有“雅典公民”组成。

根据上述，对于参加司法审判的民众，在现代的陪审制度中，英文通常称之为“Juror”即陪审员，而担任陪审员的人，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则有多种称谓。如“普通公民”“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Laypeople）、“一群普通人”（abodyofpersons）等。对于将能够担任陪审员的人称作“普通公民”或“一群普通人”应该不会有大的争议。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非专业人员”的称谓。

所谓“非专业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区别或说法，也是历史的和相对的，这种区分，只有在法律规范相对完善、法律职业阶层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和在古代的英国，或在法律不发达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参加审判的人员均是“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这也是古代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果需要借用“四分法”的概念作为本文希望获得的陪审制度概念，笔者认为使用“普通公民”“公民”乃至于“平民”或“民众”等来代替“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的说法比较恰当，因为它们能够涵盖更久远和更完整的陪审制度的历史。

显然，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必然要包括了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范畴，而人类社会的陪审现象和民主政治，有据可考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那个时候也恰巧存在着无法忽视的“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四分法”的概念更能够满足陪审制度历史研究课题的需要，更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完整的陪审制度历史，应当是比较恰当的概念。所以，从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和需要看，所应当使用或预设的陪审制度的概念系指：

社会制度概念篇6

关键词：体育理论；逻辑知识；概念应用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71-03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体育理论也水涨船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我们应该承认，尽管体育理论从总体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体育实践的发展和需要。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和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太讲究逻辑。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思维的形式结构”或称思维的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思维的规律”则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

本文将专门就“概念”这一思维形式在体育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展开研究，以后我们将陆续研究“判断”、“推理”和“逻辑规律”在体育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所谓概念，是揭示事物本质属性和范围的思维形式。概念包括内涵和外延，其中，内涵是概念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外延是概念对事物范围的反映。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主要是定义（包括特征界定）；而明确概念外延的方法则包括划分、限制和概括等。

1如何给概念下定义

下定义是运用概念来界定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通常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所谓“属”，是指先找出被定义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即与它最近的属概念。

比如要对“体育”这个概念下定义，就必须先找到它的邻近属概念――“实践”。要注意的是，种概念上面可以有很多属概念，如“体育”的属概念可以有“文化（广义的）”、“活动”、“客观存在”等等，但它们都不是人的“邻近”属概念。

所谓“种差”，是指必须找出被定义概念与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只有该事物有而它事物没有的本质属性。如“体育”与其他实践的差别就在于“主客体一致”。

最后，将两者综合起来，成为揭示被定义项内涵的定义项。于是，我们可以把“体育”定义为“人作为主体改造自身身体的实践”。

定义的规则有4条：1）不能使用比喻。错误为“以比喻代定义”；2）下定义必须用全同概念。错误为“定义过宽（或过窄）”；3）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错误为“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4）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式，即给正概念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句或负概念。

由上述定义的方法和定义的规则出发，我们发现在体育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抓不住事物的本质或特有属性例如：“健身操”被定义为：是一项大众健美运动项目。它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形式简洁、易于掌握，对于提高训练者的心肺功能、运动技巧和塑造健美形体有着特殊效果。（引自中国健美协会《中国等级健身指导员培训教材》145页）

这一定义显然没有指出“健身操”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如果说“健美运动项目”是“健身操”的邻近属概念，那么“健身操”与其他“健美运动项目”的种差是什么？文章没有指出。而后面那段话只不过是讲了健身操的形式与功能，不是它的本质属性。

1.2定义过宽或过窄定义项的外延须同被定义项的外延全同，过宽或过窄都是不恰当的。

例如：将“体育”定义为“…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必然会导致定义过窄，因为有很多体育行为并不属于教育范畴，例如竞技与健身。如果将体育定义为“…的一种人的活动”则必然会导致定义过宽，因为人的活动除了实践外，还有认识。显然，体育是实践活动而不是认识活动。

再比如，将“健身”定义为“为了促进人体健康，达到理想的生活质量的一种行为方式”（同上，18页）就是“定义过宽”。根据我们的常识，生活中能促进健康、改善生活质量的行为方式有很多种。

1.3同语反复例如：将“娱乐体育”定义为“愉悦身心的体育活动”，将“社会体育”定义为“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社会体育活动”（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2004年版，101页）就是非常明显的“同语反复”。

还是在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2004年版）第73页中讲到体育人才的“自然流动”和“非自然流动”时说：“自然流动，指体育人才在人才链上正常的、顺向的流动，这种流动有利于体育资源的有效利用。”“非自然流动，指体育人才在人才链上不正常的、逆向的流动，这种流动可能造成体育资源的浪费，甚至影响体育社会机制内部的紊乱（这句话不通）。”这两个定义实际上都是“同语反复”。

我们不妨用作者的这种定义方式给“及格”和“不及格”下定义：“及格”就是在考试中成绩正常的、合格的分数，这一分数反映了学生较好的学习效果；“不及格”就是在考试中成绩不正常的、不合格的分数，这一分数反映了学生不太好的学习效果，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的一生。我们知道判定及格还是不及格只有一个标准，即60分：“及格”就是60分以上的分数；“不及格”就是不到60分的分数，其他的说得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是“自然流动”和“不自然流动”也只有在给出标准或依据后才能判定，不然就只能是作者毫无根据的主观判定。事实上，没有任何理论和事实证明“海外兵团”以及专业运动员进入普通学校等现象就一定是“非自然流动”。

2如何界定事物特征

界定事物的特征，一般要先交代比较对象，有了参照，方可凸显其特异之处。

例如，将运动竞赛的特征界定为“竞赛目的的综合性、竞赛对抗的激烈性、影响因素的庞杂性和随机性、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李建中《体育基本理论教程》2004年版141页）就令人费解。书中作者并未指出比较对象。参照对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竞赛”，那么上述四个特点并非运动竞赛所特有；参照对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体育活动，运动竞赛“目的的综合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庞杂性”也并不突出。

同一本书中将体育娱乐的特征界定为“方法的多样性”、“目的的多向性”和“经营的社会性”（同上，第161-162页），同样很值得商榷，这三条也并非体育娱乐所特有。“体育娱乐”的属概念如果看作是“体育”，同级别的种概念有“体育教育”、“体育竞技”、“体育健身”等。显然，上述三条也不同程度的为其他子项所具有。“体育娱乐”的属概念如果看作是“娱乐”，同级别的子概念有“智力娱乐”、“艺术娱乐”等，而上述三条也不同程度的为其他子项所具有。

同一本书中还将游戏的特点界定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具有虚构和假想成分，是一种非功利性活动”和“具有多样性和竞争性”（同上，第168-169页）也不很准确。单单相对于“玩耍”，可以说游戏具有上述第一和第三条，只相对于“竞技体育”可以说具备上述第二条。从作者下文的阐述开看，比较对象是指“传统体育手段”这一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如“体操”、“舞蹈”和“武术”等，如此作比，上述特征界定更不准确。

再举另外一本书中的例子。将中国体育改革的特征界定为“紧迫性”、“渐进性”、“滞后性”和“长期性”（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2004年版，第97页），令人迷惑。从作者下文的阐述来看，作者的比较对象是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不解的是，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何尝不具有“渐进性”和“长期性”呢?

同一本书中，将体育群体的特征界定为“以体育为共同目标”、“以体育实践为共同的活动方式”、“成员对某种体育活动项目或体育手段具有强烈而稳定的兴趣”、“体育群体开展对外的竞赛活动”以及“体育群体内部具有分工或分层”（同上，第171-172页）。体育群体的属概念是群体，此处的比较对象显然是其他各类群体，而其他各类群体也“内部具有分工或分层”，也有许多经常“开展对外的竞赛活动”。再者，前三条特征嗦且不准确，合为一条“以体育为共同的活动平台”似乎更好。

3如何划分概念的外延

划分的作用在于明确概念的外延。划分的规则要求如下：

1）每次划分须按同一标准进行。错误为“划分标准不一”；

2）划分后所得的子项不得相容。错误为“子项相容”；

3）划分必须按属种包含层次进行。错误为“越级划分”；

4）子项的外延之和等于母项。错误为“不完全划分”或“多出子项划分”。

目前，我国体育理论工作者在划分方面常犯的逻辑错误有：

3.1划分标准不一多年来，对于“体育”的划分一直存在许多混乱，原因主要在于分类标准不够统一。目前常用的三分法（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也确实有分类标准不够统一（分别按功能、场所和参与者划分）的逻辑缺陷。当然，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种划分，而且也一直按照这种划分来开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因此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一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是，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体育理论水平的提高，这一划分格局必将会被打破，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必将更加理性更加合乎逻辑。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社会体育”概念的划分为“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也显然是标准不一的（既有职业标准，又有区域标准）；同一本书中将竞技体育的政治价值分为三个方面：政治手段的价值、外交手段的价值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分类标准也是模糊和混乱的。从作者的进一步表述来看，似乎是先划分为国内和国际，然后再将国内部分按新的标准划分比较妥当。（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2004年版，143页）

3.2越级划分如，有人将运动竞赛划分为运动会、单项比赛、友谊赛、表演赛、慈善赛、选拔赛、联赛等，就是存在“越级划分”的问题，而且标准混乱。比较好的做法是做二次或多次划分，几次划分之间的标准是不同的（可按目的、规模、组织方式及运转周期等等的标准），这样层次就比较清晰了。

3.3子项相容比如，将健身指导员的工作划分为“从事教学活动、指导锻炼、传授技能、业务咨询、组织管理等”（中国健美协会《中国等级健身指导员培训教材》24页），其中前三项是互有交叉的，并非完全排斥的关系，不能并列。

4如何对概念进行限制和概括

限制是通过增加属概念的内涵，缩小其外延，从而推演到它所包含的某一种概念的逻辑方法。在对概念进行限制时，一定要注意限制的限度。例如，对于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说它是“机器”，表达就不够准确，这是限制不够或失去限制；再如，我们说《水浒传》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那就是言过其实，这是限制过度或多余限制。

所谓概括，则是与限制相反的思维过程，它是通过减少种概念的内涵，扩大其外延，从而推演到包含它的属概念的逻辑方法。在对概念进行概括时，也一定要注意概括的限度。概括超过一定限度，种概念和属概念的距离太远，就会大而失当，以偏概全。比如，把“足球”概括为属于“球类”就可以了，如果概括为“物质”就是过头了。

在体育理论界，失去限制、多余限制和概括失当的问题均有存在。

4.1失去限制比如，将竞技体育的特征之一界定为“具有竞赛规则、裁判与仲裁手段”（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2004年版，133页），就是缺乏限制的例子。非竞技体育比赛甚至是游戏也有规则及仲裁手段，所以如果不对规则和裁判手段加以限制，则是不准确的。可以加上类似“成文的”、“非常严格的”之类的限制词。

4.2多余限制同一本书，同一个标题下，作者将竞技体育的另外一个特征界定为“追求既定的功利目标、传播和宣扬某种价值观念”（同上，134页），其中，“既定”和“某种”都是多余的限制，不起任何作用。组织竞技体育当然有目标，目标在赛前都是确定了的，再提“既定”即为多余；竞技体育宣扬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有利于赞助商的消费主义观念以及奥林匹克主义等体育价值理念，这些观念当然不可能包罗万象，肯定是“一些”或者是“某种”，所以，没有必要再提“某种”，这儿添加类似“有利于赞助商或组织者或体育自身发展”的限制加以突出似乎是有必要的。

4.3概括失当例如，将体育界定为“人们通过身体动作，增进健康的一种活动”就属此类。再比如，《中国体育社会学》将社会团体的功能概括为下面五条：参政议政、作为政府的助手、经济参与、维护成员权益和成员发展（同上，62页），其中，前三条仅仅是某些社会团体的功能，不能概括为所有社会团体的功能。

5概念举例：功能和目的

“功能”和“目的”虽然不在逻辑学范围内，但我们意在通过对这组概念的举例，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与“概念”相关的逻辑知识。

功能是指事物的功效和能力，也即事物所具有的作用，它取决于事物的特征，具有客观性；而目的则完全是主观的，是指使用该事物的人借助该事物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不同的使用者使用同一事物的目的可能截然相反。由于能力不够或者操作不当，致使事物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朝着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可见，功能和目的并非全同。

遗憾的是，我们在从事体育理论研究时，常将二者混为一谈。比如，体育现代教学媒体的功能大致有五个：再现功能、集成功能、交互功能、扩充功能和虚拟功能，而运用体育现代教学媒体的目的大致有：提高教学质量、增进教学效率和扩大教学规模等。但我们很多的文章常常将此两者混淆。

再比如，体育可以说具有“强筋骨”的功能，从事体育锻炼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增进健康，有的为了健美，有的为了夺牌等等，而后者如果追求过度也可能会损害健康。所以，不能把增进健康界定为体育的功能之一，然而把此目的当成功能的不在少数。

最后，笔者对那些在文中被提及的专家学者们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恶意或偏见，纯粹是为了学术探讨。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钟天朗.运动竞赛经营管理――理论与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饶发玖,等.逻辑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

［3］扬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英)L.S.斯泰宾(L.SusanStebbing)吕叔湘,李广荣,译.有效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中国健美协会.中国等级健身指导员培训教材［m］.北京：国家体育总局机关服务中心,2007.

［6］周西宽,等.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7］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

［8］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社会制度概念篇7

【关键词】“治国理政”执政理念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如何概括、提升、表述其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就显得日趋突出了。

“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根据并围绕这段论述，经过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窃以为，“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因而，用“治国理政新思想”来概括和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种表述会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实际和实践走向，更易于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也可以把过去人们所注重且强调的“民族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囊括进来。

“治国理政”是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它具有以下内涵：要注重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要用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进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有效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上的国际话语权。

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表述的依据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即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何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崭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指出，“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历史、时代和实践提出来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力求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实现既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整体转型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在这三种根本关系中蕴含着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发展、市场）、平衡机制（稳定、社会）和治理机制（改革、国家政府）。能否使社会充满活力（动力）而又达到和谐（平衡），治理是关键。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

三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积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力求为此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其目的在于既使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并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也能使市场规范运作，又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并达到和谐，还使每个公民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四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为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总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主动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努力实现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努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正如所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

五是顺利实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与社会主体日趋注重平等、能力、参与、民主、协商、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前面所讲的，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

六是破解建设难题、建构良性秩序、拥有中国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既需要一整套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又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运用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还要凭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唱响中国，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话语体系对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阐释和传播，以拥有国际话语权。

七是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表述，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总结、概括、提升和整合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容易被理解、接受，易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各种外交活动和场合中，世界许多政要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议题，就是“治国理政新思想”。而且，“治国理政”也是国际社会通用且易于传播、对话、交流以及理解把握的一个概念。因此，讲“治国理政新思想”，甚至在必要的时间、场域、语境和条件中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表述，既可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概念篇8

「关键词公法人；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

团体自古有之，但直到1798年，胡果才第一次在《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一书中提出了明确的法人概念（juristischeperson）[1].如果说法人概念的确立是现实与法律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公法人概念的缘起则更多地承载着思维的历史必然。作为一种组织类别，公法人由萌生至完备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法学思想不仅为公法人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逻辑与体系上的媒介和催化剂，而且是现实需求在法律体系中的升华与凝练。作为一种思维的产物，公法人制度蕴含着思想与方法的历史变迁。剥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积淀，追溯一种制度的源头与流变是把握它的必然路径，而历史分析是对过去精神现实的一种叙述，只有通过对当时承载思想的现实进行回顾与思考，历史分析才见深刻。因此，在理论视野中了解公法人制度的全貌和发展脉络，只有深入到法学思想的流变之中，将其放置在它所托生出来的理论渊源中来把握，去理解它的实际结构和动机，公法人制度的缘起和变迁方可得到清晰的理解。

一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理性主义思维与权利本体论的必然

以一贯之的理性主义倾向是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在公法人概念的起源上，理性主义不仅为其积累了充分而体系化的基础理念，而且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维工具，即理性。

1.公权力与主观权利的弥合：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

启蒙思想家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事物规律的求知和探索，并通过辩论、推理的哲学方法创造出伟大、严密、完整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追究万物共同本源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于大陆法系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法学家从对法律本体追问的角度来形塑理论体系，将主观权利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从而形成以主观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本体论，并以确定不同法律人格的主观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任务。正如狄骥所言，当时“法律、判例和法的学说所奋斗的目标在于确定个人主观权利所获致的限制范围，”[2]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公法的核心问题在于确立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与个人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

早在罗马法中，法（ius）这一用语就始终蕴含着法律和权利两种意义。近性主义的法律体系则建立于孤立的自然人的天赋人权之上。认为人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并有自由发展这种活动的能力——即权利，而权利体现为个人意志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理性主义将个人抽象的、理性的主观权利视为法的永恒目的，并从中引申出一种理想的、绝对的法的概念，即理性的自然法观念。在这一法律结构中，主观权利占据最根本的位置，成为一切法律结构永恒的基础，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归属。所有实定法的最高宗旨在于根据立法时法律道德原则，保障个人的“主观权利”。在这种具有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法律体系中，权利成为法律思想的起点与核心命题。其他一切法律概念都以权利概念为支点，整个法律概念体系因此建立在主观权利之上。

16—17世纪，同上述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哲学同期存在着另一种理论，即“raisond‘ètat”（执政者理由）的理论[3].这一理论是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联系，目的在于加强世俗国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加强势必与理性主义的“天赋人权”与“个人自治”相冲突。因此，“17、18世纪思想家的努力方向乃是在自然法的要求与执政者理由（raisond’ètat）的需要之间维持某种形式的平衡或调和”[4]，以谋求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持。

在此背景之下，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布丹（jeanbodin）首先提出了主权学说，将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主权，以阐明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布丹指出：主权是国家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5]，狄骥在评论主权的法律性质时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主权意味着掌握在国王手中的一种命令权。他是一种与财产权同类的权利。国王行使主权正象他行使其他的世袭权利一样。主权是一种世袭权利，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至于它是绝对不可分割，也不能转让的。”[6]此后，虽然布丹提出的君主主权观念受到民主思潮的猛烈冲击，但主权概念一直被保留和继承下来，并随之成为近代公法体系的核心。从法律体系的意义而言，主权概念的直接效果在于，使公法与私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主观权利，从而形成了公私法法律思维方法以及逻辑起点的统一。

2.公权力归属的追问：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

如前所述，主观权利成为近代法律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因此，探求这种主观权利的本质与核心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意志说、利益说、意志利益混合说均不可否认主观权利中意志因素的不可或缺，“主观权利只能是一种通过外在行为来表现自身的意志力量，这种力量向某种客体施加影响，而这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其他意志的尊重。”因此，“主观权利包含着三项要素：一个具有某种意志的主体，他表达着自己的意志；主体的意志所涉及的某种客体或对象；主体之外的其他人，主体对客体施加的影响，而这些人出于对主体权利的尊重而默然承受这种影响。”[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主观权利都从属于不同的意志主体，而这种意志的主体因法律的认同成为法律主体。对于理性主义的法律体系而言，“如果有主观权利，也就必须有一个主体。”因为，“个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效果的动因，……使行为的效果与之结合”[8]，法律主体的存在目的在于承担相应的法律效果，以便一种意志能产生符合这一目的的法律效果。因此，在以主观权利为核心的近代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成为法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法律是应然法则，只要人类思想还在活动，主体和它结构的法律问题就会是一个伴随法律历史永生不灭的法律命题。”[9]

主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毫不例外地应以“意志”为核心，“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一种赋有自觉意志的实体，使它能成为主权的主体，主权的执掌者。”[10]随着君主主权说的彻底否定，无论是法国的国民主权还是德国的国家主权说，共性之处在于通过主权意志的抽象化和人格化，将民主思想、国家理论融合贯通于主权学说，确立主权的法律归属。

盘点有关主权归属的论述，主权学说的民主化从霍布斯的集合式“全体意志”[11]中初见端倪，这种全体意志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成长为一种“共同意志”，进而抽象为一个特殊的法律人格“公我”[12].基于大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法国的国民主权学说将这一抽象意志的主体确定为“民族”。认为“民族是主权的原始执掌者，民族是一个人格，具有人格的一切属性、自觉意识和意志。”[13]黑格尔则将卢梭的共同意志进一步抽象化，从而确立了一个理性意志，并将其人格化。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主权的主要执掌者是国家，而国家各个主观的要素（民族、领土、政府）是不可分割的。康德受卢梭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人类为了限制在自然状态下各个个人滥用自由以及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侵害而成立的，“人民和各民族，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需要有一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把他们联合起来服从一个意志，他们可以分享什么是权利。就一个民族中的每个人的彼此关系而言，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构成公民的联合体而言，便组成一个国家。”这种国家的基础就是法律。“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4]这一论述将国家的组成与法律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立宪主义与主权学说的统一。晚后的德国法学家基于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它肯定了主权的原始和唯一的执掌者就是国家本身，而“国家就其保护和显示人民用来在精神上实现共同利益的一切强力来说，它是法律命令所承认的最高法人人格。国家的意志能力就是发号施令的权力；它被称为国家的权力”[15].从而得出国家是固定于一定领土上并组成政府的民族组合团体，是单一而复合的法律主体的结论。这一逻辑结论为进一步确立国家的公法人地位提供了理论积淀。

二、公法人主体地位的明确化：实证主义方法与法学科学化的结果

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这一潮流对法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为法学方法由理性主义向实证主义的演进。这种实证主义法哲学的出现是对以理性与抽象为基础的传统自然法学的冲击与挑战。他们完全以经验的态度来看待法律，不赞同研究和寻求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认为超出经验的本体论问题应当取消，主张用科学取代哲学，而科学的使命就是发现经验世界中的规律[16].在这一主导思想下，法律实证主义试图将价值这一抽象的理念排除在法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从而把法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以“纯法律研究方法”取代对法律的理想、意图和社会目的的理性探求，并形成了以概念分析为特色的概念法学。在公法领域，公法学者反理性主义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运用“纯法律研究方法”把国家结构中的法律秩序提高到一个新的概念高度，即法人。因此，如果说理性主义为公权力人格化的产生提供了法学赖以存在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则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的逻辑力量，是公法人概念产生的催化剂。

1.法人：一个科学体系的标志性概念

法人概念的产生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和技术的成熟。实体上的“法人”的诞生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法律层面上“法人”的制度化则是法律技术的体现。完成法人从物质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升华是以实证为主导的概念法学的功绩。

概念法学以对人类把握世界理性能力的坚信不疑为认识论的基础，在立法上追求制定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内容完备的法典；以维护个人自由与平等权为出发点，主张限制或取消法律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上要求实现法官对法律严格形式主义的适用。这使得法律规则本身的逻辑成为法律的生命，法律决定主要通过规则体系本身的逻辑推导而不求诸外部价值支援，从而将法律视为相对独立于社会实体性价值和权力的自治系统，并建构了一个抽象的法律体系，用以调整社会关系。致力于把法律纯化为与外在因素独立的理论结构，使法律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概念法学以重视对概念的分析以及法律结构体系的构建为特点，在方法上试图将现代的科学方法引入法学，模拟自然科学的方法将法律概念化、体系化。体系化思想（Systmgedanken）是其重要特征，即通过意义的关联（Sinnzusammenhang），将多样性的事物统一为一个整体，并在对具体材料作分析的基础上，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制度内在的逻辑要求融合，进而凝练、概括为一些抽象的专业术语，用结构概念将法律秩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制度系统，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规则集合，形成概念有机体。这种体系化思维代表人类引用科学方法力争正义的意志，发挥着整合、维持法秩序的作用。概念法学认为，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把某个生活事实归入到某个特殊的概念中的过程。因此，法学家必须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这样一套符号体系既有利于增进法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而且也能够使法学知识区别于没有经过理论加工的社会知识和常识。唯有如此，法学家的特殊性以及法学学科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此，概念法学家致力于从人类的行为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总结这些规律，并将之适用于法律规范中。这一过程是一个从社会事实到语言的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即从经验到概念的过程。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概念法学主导下，法律概念化、体系化成为法学科学化的标志，并最终从社会和人类行为中推导出了“人格”、“法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法律行为”等技术性概念，构成一个概念谱系，并以此为纽带使得法律体系得以前后融通、秩序井然。因此，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技术术语，与其说法人是一件事物，毋宁说它更近似于一种方法，是法学研究方法试图科学化的产物，也是法律体系上升为成熟的独立学科的标志性概念之一。

2.国家公法人身份的确立：立宪主义立场与实证主义方法结合的产物

在概念法学的实证要求下，公法的首要任务在于将法律因素与所有‘非法律的’存在物彻底分离，通过逻辑的概念建造以获取理性主义主导下公法所欠缺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形成公法概念谱系，并逐步逻辑化、体系化。在概念法学的德国，“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失败创伤中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17]，从而促使法学方法转到实证主义，通过纯净法学方法使法学科学化。在概念法学的实证分析的作用下，首次在公法学中引入了法人概

念，催生了国法学中的国家法人说，从而确立了国家作为公法人的法律身份，将法人概念同公权力主体相结合，开创了公法上的主体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传统的公法体系。

戈勃和拉邦德是最早将“法律学的方法”运用于公法学的研究的，他们学说中所体现出自然法学的立宪主义立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的结合，成为贯穿于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公法学的源流。戈勃（CarlFriedrichwilhelmvonGerber）在卢梭、黑格尔等所创设的国家抽象法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人的概念，并从法人的角度出发，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国家法人进行法学分析，从而使得“潘德克顿法学”的方法渗入到了公法学研究之中。他坚定地从法学角度思考国家，旨在对教义性的基本概念进行更加清晰、具体、准确论述，其目的在于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所有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考虑的非法学因素清除干净[18]，发展公法的‘基本概念’，并实现公法的体系化。继戈勃之后继续以“纯粹的逻辑性思维”从事公法研究的是拉邦德。他将公法从所有的“附政治的以及国家哲学的理由”中纯化出来，意图建立一个纯净的科学的法学，并使这种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在公法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成文法进行逻辑整理，确立一般性的法律概念，再据此构成一个概念及原则的综合体系。并在实证主义主导下，以法律主体意志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致力于国家人格和国家权力的统一[19]，从而使国家法人学说更趋于完善。此后，耶律内克则在总结与调和的基础上，区分了实然与应然、规范和经验，将国家人格学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国家是由国民所组成的法人团体，它建立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并且被赋予了一种命令的权力。或者用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达方式：国家是被赋予了一种原初的命令权的区域性法人团体”[20].

将国家视为公法人除了满足公法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需要之外，其政治含义在于为共同体在法律体系中争取一个具有非价值色彩的科学定位，通过中立化的国家主权理论化解主权在君与主权在民这一矛盾，将“法人机关”学说与官僚体制相呼应，用统一意志与责任，把职能各异的机关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确立国家作为一个意志主体，并用科层制作为组织形态，层级节制作为规制手段，以保障这种意志的一致，借以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

三公法人的制度化：现实主义立场与公法认识论变迁的体现

虽然，科学化运动确立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但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抽象性的思考会毁灭生命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把生命变成了灰色的理论和概念，并指责潘德克顿法学用形式主义抽空了所有公法概念和制度的政治意义[21].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法国分析实证法学派代表狄骥指出，社会是永远发展变化的，法律只是社会演进的保障体系，同每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法律也处于持续的变迁中，因此，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是终极性的[22]，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的无限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立足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这种认识立场必然反映到公法人制度的研究中，从而将公法人与社会的现实性与发展性相联系，进而承认国家意志之外，其它公法意志主体的存在价值，并为现代公法人制度的确定奠定基础。

1.团体主义的法人格理论：公法人繁荣的机会之门

现实主义以人的社会性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认为所有关于“法”基础的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18世纪哲学家所说的孤立和自由的存在，他是社会相互关联中的个体。认为人的这种社会性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因此，任何法律学说和理论均应以这一现实为出发点，以脱离传统法学中形而上学的桎梏。

基于此种出发点，通过对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生活状况的考察，基尔克格外重视国家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认为团体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人的手段，而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的社会存在。所以，基尔克对社会政策和国家政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认为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离不开无数超越个人的甚至是世代相传的在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组织。立足于这种现实主义立场，基尔克提出了社会法的理念，指出社会法不同于传统的个人法，“社会法是从人的结合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共同形态的内部存在进行整理，从小的团体到大的团体，从低的团体到高的团体，日积月累的建设性的法则；是从夫妻到家庭，从家庭到村落，逐渐向上，逐渐扩大，最终至国家的构造起来的组织法”[23].基尔克在这种社会法观念基础上，从批驳形式主义与个人主义入手，形成其团体人格理论——法人实在说。他在方法论上反对拉班德把法学紧缩为概念的逻辑研究，认为法的体系与概念与法的历史无法分离，法学方法倘若要满足真正的科学要求，它必须同时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方法。并运用历史分析的手法，揭示了团体人格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反对萨维尼的个人主义的认识立场，认为法人应当是‘现实的人格联合体’，是有机统一体，它由个人和其他社团组成，具有固有的目的。它通过自己的“社会法”体系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自主意志和行动，从而它拥有真正的个性，是权利与义务的适当主体。[24]这种社会法理念的目的在于将人的共存性与法的社会性结合起来，实现了法人由个人主义向团体主义学说的过渡，其良苦用心在于强调团体主义的重要性。

基尔克这种基于社会法思想的团体人格理论，反映了1866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动机在于将国家视为历史生成的有机体、有意志能力的法律人格、自治社团的联合体，坚持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对国家权力与服从的机械论思想，以社团的国家思想取代君主制和官僚制的国家思想。将统治原则和社团原则相互结合，以便将国家的公共职能分散到各个有机体，实现对平等之下的生活关系进行自治的和自由的塑造[25].这种团体思想在法国公法学家奥里乌（Hauriou）观点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他把“团体”定义为“一种从法律上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持续存在的一种职业或事业单位的观念。”[26]得出国家乃是诸多团体现象中最突出的代表，而非无限集权的实体的结论。肯定了现实中具有自治性与独立性的团体如乡镇、市、同业公会、公共设施等团体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统称为公法人。

这种社团法思想根源于社会实践，是对19世纪中期德国社团繁荣，以及以乡镇自治为核心的地方改革的反映，也是对社会自我控制的巨大潜力的学术肯定。在这一背景下，基尔克社团法的基本思想以对社会关系中自治和自由的塑造为目的，反对在公法中片面强调统治因素，从而使公法从起初的以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对峙为核心，转化为研究规范整体的国家与其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社团立场和团体主义精神，具有一种缓冲作用，为社团自治打开方便之门，以此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抗衡和职能分担。

2.从主权到公共目的：公法人本质的客观化

同样立足于现实以及人的社会性，狄骥以公务学说取代传统的主权学说，对公法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如果说社团思想是对官僚制国家以及行政一体化理论的突破，肯定了以自治为属性的公法社团的法律地位；那么公务学说则是对主权观念的改造，虽然，狄骥意欲通过排除不可证明的“意志”作为权利的本质，进而否定权利、法人等概念，但其公务学说无意中成为明确公共设施等公务组织的公法人身份的理论根源。

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利益的连带关系，不断加强的商业联系，智力成果与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都向国家施加了组织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责任。”[27]面对此种情况，国家的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共权力的行使。“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观念之上……”[28].因此，狄骥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在社会连带关系之上建立了他的法治观念以及国家与法的关系，认为不同于建立在先验的、理性主义的个人权利基础的法治原则，这种基于社会连带的法律学说以一种客观的方式确定了法治原则的来源及范围，反映社会相互依存性的客观社会规则，因而被称为国家和法律的客观性学说。在这种客观的公法观念中，狄骥抛弃了主权以及主权人格等所谓抽象的主观概念，认为政府的义务在于组织特定的服务，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并控制这些服务的运作。因此，“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大量规则。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29]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这种变迁反映到法律体系中，体现为一种注重实际的、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正在取代早先那种抽象的主观主义制度。这种客观法观念的确立意味着关于国家的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种新的公务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

基于这一观念，狄骥认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而“任何因其与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30]并倾向于从“直接目的”的角度来理解公务活动中的“公共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大量以履行公共服务为目的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以机械的层级隶属为特征的官僚机构，具有一定的意志自主性，且组织形态灵活。这类组织具有特殊的公法意义，但是否可以冠之以公法人的称谓，以及能否以其拥有的“公共目的”为公法人的共同标识？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法律技术问题。随后法国公法学在公务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分权学说，为公法人多元化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水平分权、公务分权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公法人制度。而19世纪末，德国民法典的诞生则进一步促成了公法人概念在实定法中的落实，在塑造民法法人概念的同时，明确了公法人的身份，实现了以“公共目的”为核心的公务观念与法人组织形态的结合[31].其后，在“公共目的”这一基调上，对公法人组织形态的研究成为公法人研究的核心，如奥托？迈耶以“公共目的”为核心，将公共设施界定为一种“手段存在物，它是物的，也是人的，它被确定为在公共行政主体手中连续服务于特殊公共目的公法人。”[32]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公共目的、公用宣示、公共使用权、公法上的养护义务等，创作出《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设施》一书，完成了对公法设施的组织定性，并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构建了德国的公法人制度。因此，将目的与组织形态相结合，从目的的角度构建整个公法体系是现代公法的特点，这种认识角度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公法从主权角度来界定、解读公法人的传统，并使得现代公法人概念得以成立，进而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公法人制度，为公法人制度的完善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1][5][23][24]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62页；第115页；第223页；第229页。

[2][8][10][11][13][15]（法）莱昂。狄骥著：《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第327页；第423页；第412页；第434页；第438页。

[3][4][2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第43页；第175页。

[6][7][20][22][27][28][29][30]（法）莱昂。狄骥：《公法的没变迁》，郑戈译，辽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44页；第369页；第212页；第51页；第8页；第53页；第53页。

[9]龙卫球著：《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兼论法律主体预定问题》，发表于《学术界》2000年第3/4期。

[12]（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卷，第6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1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139页。

[16]宋志明、孙小金著：《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社会制度概念篇9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1.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38

   2.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2.292

   3.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郭济主.行政哲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吕元礼.行政文化概念浅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

社会制度概念篇10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语词/概念意义澄清

一、知识分子提供政治符号产品时的责任问题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在人们的言述中,“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①既然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语词的时候,概念意义的含混与价值评判的分歧并行而来,那么,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妨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规范性的与描述性的。

“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它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②“道德理想的捍卫者”、③“社会的批判者”、④“无私无畏的英雄”、⑤“精神的超越者”、⑥独立的“业余爱好者”⑦等。可以说,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⑧

“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则有所不同,它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从这种角度来看,李普塞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视为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⑨据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符号世界的操作者。与此相类似的定义是萨义德提供的:“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artof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⑩如果说李普塞特和萨义德的定义显得有些笼统或过于宽泛,那么,哈耶克给出的判断则较为具体: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尖刻,不过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判断,它揭示了知识分子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客观事实:“知识分子与弄‘观念’这套东西是几乎不可分的,至于观念是属于理想主义或唯物主义,……皆不关紧要。”依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亦即理念人。

如果我们在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符号产品的供应者,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是否总是人类的福音?是否曾经成为人类灾难的序曲?毫无疑问,前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对此,已有知识分子显示出清醒的反省意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波普尔在审视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作为时,就曾经颇为自责地写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如果说波普尔的反省主要针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批判的自我反思就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每一次和平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都和这个民族失之交臂,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意识形态的力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既然近代以来的中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那么,在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中,究竟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符号产品危害最大?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政治性的观念或者政治符号产品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危害也最为剧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萨托利等人的诸多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该问题答案的某些方面。比如韦伯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著名划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人物,但它同样适用于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尽管支配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然而,知识分子却不能奉行“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不能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必须遵循责任伦理,“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同政治人物一样,放弃信念伦理的精神执着,“采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

不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要减少或者避免自己在传播、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仅仅在行为取向上奉行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比如,调整政治思维、完善政治知识、清洁政治语词/概念等。本文的着眼点是政治语词/概念的分析与澄清。

二、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封建主义”为例

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词、概念,要以某种语言作为传播交流的工具:“每位知识分子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就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然而,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事物与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我们周围的现实,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实际上,语言有助于构造这个世界本身。”换言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

具体到语言与政治的关系上,“语言就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政治的武器。”一方面,作为政治传播的工具,政治语言既有准确地表达政治观念、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之功能,同时也有可能给政治传播、政治交流带来障碍。“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的武器,政治语言可能被用于维护基本人权、伸张政治正义、批判专制统治,但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成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牟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

在语言(包括语词/概念、符号)与政治如此复杂的关系格局中,知识分子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来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这样,知识分子在操作、使用政治语言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否则,其后果不只是笑话、混乱,有时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此仅以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政治词汇———“封建主义”(feudalism)为例,以说明之。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封建制存在于秦汉之前。故历史上有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说。把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封建主义”的概念“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的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因为概念与名辞的错乱,‘’中还发生过要大家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而居然把它改为《分封论》的笑话。”

问题在于,“封建主义”这个政治语词/概念在使用上的错乱和笑话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此厘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强调知识分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因为“封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指的是“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赐人”,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情形。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要发生在西周时期。然而,“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却于20世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手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相反认为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

这种根本性的转折非同小可:它不仅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更重要的是它以西语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为概念工具,不仅提供了一套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社会政治观念或者符号产品———“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以“封建主义”语词为中心,包括诸如“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思想”等在内的庞大的语词、概念系列,迄今它们依然流行于学术论著、学生教材、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之中。

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由一些知识分子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政治语词、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而且给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的要害在于对西方文献(包括马克思的著作)中“feudalism”的误读、误用、误导。在西方文献中,“feudalism”的含义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四处分散的社会结构”。然而,把作为“feudalism”之翻译的“封建主义”运用于中国自周代、尤其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分析时,这种“封建主义”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恰恰与“feudalism”在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情形相反,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社会结构。”这样,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来指称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时候,确实正好弄了个张冠李戴!而且,正如识者所言,这种语词概念的混乱“延续甚久,影响极深,从本世纪初一直到本世纪尾。……列出因‘封建社会’概念的误读误导误用而产生的思想、认知和政治实践的阴错阳差,就差不多等于是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如果说得更尖锐一些,这些流行于现代汉语中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政治词汇不仅发挥了误导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欺骗性含义”。所谓“欺骗性含义”是指,“即使词语只有习惯用法中的含义,如果说话者不用它来指听者赋予它的含义,那么这个词语就会是欺骗性的———被欺骗性地使用。”不幸的是,在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中,具有“欺骗性含义”的语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当然,在现代汉语中出现诸如“封建主义”之类的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及具有“欺骗性含义”的政治词汇,并非都是知识分子的过错。不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政治语词/概念既然与其制造、解释的政治观念、提供的政治符号产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

如果说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多半是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知识分子对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责任,而且力图把这种责任意识转化为明确的态度、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在态度上,他们主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既不应当接受、也不应当散布引起迷惑的词———肯定会造成欺骗的词。”在行为上,他们着手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在《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一文中,哈耶克仔细地区分了七对关键性的语词/概念,旨在澄清其中的歧异与混乱;萨托利则把写作《民主新论》归结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力图揭开笼罩在“民主”语词/概念上的迷雾。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据此,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其一,语词/概念不能任由我们赋予意义。

知识分子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他们在使用语词/概念的时候,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力图突破语言的限制:知识分子“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正是出于突破语言藩篱的天然倾向,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约定论的意义理论:语词的意义仅仅是约定的,一切定义说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们任意规定。然而,约定论真的可以为知识分子任意规定语词的意义提供依据?按照萨托利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就理论而言,约定论的根据是脆弱的。约定论基于语言意义的约定俗成和语言惯例,认为既然语言的意义与约定有关,而任何定义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约定,那么,对语词概念的定义就是任意的。然而,“任意性非但不是定义过程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它还是这样一项评判标准: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某个定义是错误的或是无用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政治语词/概念。举例来说,如果“民主”一词可以任意定义的话,那么,不仅这种定义是无用的,“民主”的语词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实践来看,约定论的后果是有害的。“任意的定义只能破坏语言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从而使一个交流(同时也是组合现有知识的)工具变成十足的制造混乱的手段。”这种情形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尤为典型。举例来说,上述“封建主义”语词/概念的混乱就与作为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进行任意定义有关。

作为知识分子的萨托利曾特别告诫知识分子:“如果词语从根本上说可以任由我们赋予意义,我们便只能向巴别塔前进了。这时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个充满语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会,他们靠着耍弄语言和意义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负众望。”因此,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第三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是任意定义语词/概念的意义以成为语言巫士,还是遵循语言游戏(包括定义这种游戏)的基本规则?

其二,在语义场中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

所谓“语义场”,按照萨托利的说法,乃是一系列相近或相关术语结合而成的一种语义结构,在一定的语义结构中,某些相近或相关的语词/概念彼此关联、相互牵制,以致不能轻易改变其中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词语(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物,它们共同处于由一系列相近和相关———亦即结为一体的———术语组成的语义场,因为其中每一个术语的再定义(意义的变化)都会导致对某些甚至全部有关术语的再定义。”

由于语义场的结构性限制,某个语词/概念的定义就不能背离其他相关语词/概念的定义。否则,将破坏语义场的稳定性,从而导致其他语词/概念意义的混乱。比如,定义“权利”会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语词/概念如“资格”、“自由”、“利益”、“正当”、“权力”等等,而这些语词/概念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利”的语义场。正是这一语义场锁定了“权利”这一语词/概念的基本用法及其核心意义,从而为识别、排除对“权利”的任意定义提供了大致的标准。由于语义场具有结构性的语义限制功能,借助语义场可以对语词/概念的定义进行检验。根据萨托利,语义场的检验有两条判别规则:“如果对一个术语的定义打破了该术语所属的语义场的稳定,这个定义就应当表明:(1)没有一个‘语义场意义’被排除在外;(2)全部‘语义场歧义’(模糊、无限制、混乱)没有被进一步加深。”如果按照这两条规则,上述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定义就不能通过有关“封建主义”(“feudalism”)语义场的检验,因为它不仅已经将西方文献中构成“封建主义”语义场的一些基本的语义场意义排除在外,而且大大加深了“封建主义”语义场的歧义与混乱。

其三,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如果说通过语义场检验语词/概念的定义是从语言系统内部来避免任意定义所引起的意义混乱,那么,让语词/概念接受经验的检验则是从外部入手来减少语词/概念的混乱与欺骗性。所谓“从外部入手”具体说是指诉诸经验、诉诸历史:让经验与历史成为检验语词/概念的试金石。这是因为语言首先是以往经验和知识的宝库,是经验积累的保管者;另一方面,“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反映了概念发展史的检验。”只有参照经验与历史,才能揭破政治语词/概念的歧义性与欺骗性。

在此我们不妨以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以拒斥“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为例来进行说明。根据熊彼特的分析,古代民主理论有两根支柱———人民的意志和共同的福利,前者被视为是政府权威的来源,后者则被归结为政府权威的目的,据此民主概念的内涵被确定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通过选举集合人民意志的制度安排。在熊彼特看来,这种古典民主理论得不到经验分析的支持,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而且,古典民主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根本颠倒了两件事情: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这成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选举代表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民主实践的经验事实来看,民主的关键恰好在于把二者的优先顺序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民的实际作用不过在于产生一个政府,选出社会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基于此,熊彼特拒绝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把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熊彼特不仅依靠诉诸经验和民主的实际运作检验进而否弃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概念,而且为建立一个经验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在政治语词/概念的丛林中,散布引起迷惑的语词、制造概念混乱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那么,分辨、识别他们也非难事。因为,他们不过“是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事实,即词语是经验的容器,或者说是经验的载体。”因此,对付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像熊彼特那样,让他们的语词/概念接受经验和历史的检验。

其四,在语词/概念之间进行区分。

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是划分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语词/概念:前者描述客观事实,涉及“是什么”;后者蕴涵价值规范,体现“应是什么”。比如,“民主”一词虽然容易导致混乱,但由于它本身“不但有描述和指谓的功能,它也有规范和劝导的功能”,因此,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应是什么的规范加以区分,不仅大大有助于澄清民主之语词/概念的混乱,而且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民主定义提供了可能:“界定民主的问题包含着双重内容,它本身要求一个描述性定义和一个规定性定义。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时它们也不能互相取代。”尽管在描述和规范之间可能难以划出严格的界限,但这并不损害二者的区分对于澄清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重要性。

另外一种区分则是透过语词/概念所指称的不同对象及其不同的性质,以展示语词/概念的区别。比如,根据哈耶克的分析,许多人所习惯使用的同一的“法律”(Law)这一语词/概念实际上是在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一是内部规则,它是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划定了个人受保护的范围。”这是社会在长期的演化中自发形成的规则,是自由的法律;二是外部规则,这是“只适用于特定的人或只为制定规则者目标服务的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尽管这种‘法律’必须由那些受委托执行它的人来执行,但是它不能因此而成为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共同使用着“法律”(Law)这个语词/概念,为了避免混淆,哈耶克主张采用两个古希腊的语词/概念来分别指称二者:用“nomos”表示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用“thesis”表示外部规则———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许有人不赞同哈耶克对“法律”这一语词、概念的如此划分,但就避免语词/概念的歧义与混乱而言,其方法论的示范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①③⑥[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3、2页。

②⑤⑦⑩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3-14、71、17、29页。

④⑧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583页。

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邵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233页。

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王小波等著、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8页。

季红真:《世纪末的回顾》,载《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第301-302页。

参见《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33、234页。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之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108页。

钱永详:《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00页。

在某种意义上,波普尔主张政治理论需要从单纯关注“谁来统治”问题转向关注“如何统治”的问题,可以视为是对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政治思维的一种忠告。参见波普尔《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载《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第482-483页。

Heywood,a.(1999).politicaltheory: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css,inc.p2.

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奥威尔(George0rwell):《政治与英语》,转引自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30页。据丁学良先生介绍,他曾于1992年冬和1996年末两次向两组西方比较历史学者和社会学家提问:“在各位的观察中,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概念最走样、亦即最扭曲的理解,首当其谁?”这两组完全不同的西方学者均首推feudalism。

参见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开放时代》1998年11、12月号,第46页。

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参见《嵇文甫文集》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45、548页,序言第4页,第4、295、296、4、295、296、298、297、8、9页。

参见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乱》,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

[美]理查·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德论后现代》,载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Heywood,a.(2000).KeyConceptsinpolitics.newYork:palgrave.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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