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市场配置资源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相应地，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同时，这也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合理性不断确认的过程。从范围上看，这种确认从农村过渡到城市，从消费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从生活资料方面转移到生产资料方面，从流通环节扩展到生产环节；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确认，实际上经历了从对交易的保护到对各类产权的保护的过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显然，极限就是国家要保留适当的宏观调控权。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在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中国尤为重要。我们既要看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政府的首要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法治环境上来的必要性。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困扰，仍然是行政力量将顽强地通过各种途径要求配置资源的权利，并且通过各种机会不断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就不断证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走下去。
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宏观调控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成熟市场经济更多地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而非“宏观调控”。这并非简单的字面差别，两者内涵也有所不同。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中国，宏观调控除了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还包括国家计划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经济学家对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持谨慎态度，并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学派，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殊途同归地得出政府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的结论。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是，经济学证明了在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可能无法达到最优。但科斯定理认为，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晰，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应慎而用之。经济学分析的主流共识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者是政府，其目的主要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理想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主要是总量政策和短期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认识上，有三个方面需要明确。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的总量性。宏观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烫平经济周期，所考虑的变量是产出、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总量指标。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政策，通过调整利率、汇率、货币供给等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财政政策是具有结构影响的总量政策，通过加税、减税、赤字或盈余预算来影响总量，主要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来调整结构。总量调控的目的是尽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结构调整十分重要，但这里并不愿意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为什么呢？经济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调整经济比例方面大有作为。比如，在内需与外需中，我们将坚持扩大内需，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我们将尽量提高消费率；在消费中，我们将着力扩大服务消费，等等。但对于产业和行业的结构调整，我们就要十分小心；对于企业或者投资项目的结构调整就要更加小心。政府必须制定企业准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等，并严格执法。但这是市场监管执法，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结构政策的代表是产业政策，其实政府很难制定哪些行业、企业、项目应该支持的产业政策。
世界上多数研究者认为，以政府选择产业并给予优惠政策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弊大于利，因为它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对农业的支持是例外，且有明确规则）；即便是在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韩国，也仅仅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当然，通过基础科研、国防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民族企业是有效的，但这也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应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进行；体制应主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合理性的主要原因，是在短期存在价格粘性。而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结论都成立，市场机制用“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得到最优化的结果确信无疑，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自动消失了。就连最雄辩地论证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必要性的凯恩斯也深知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这也正是凯恩斯名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的真正含义。
以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属性。此外还强调两点：一是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与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在中国过去几次宏观调控中，尽管行政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利率、汇率和税收政策等经济杠杆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997年到2000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减少了投资积极性，成为形成通货紧缩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03年到2004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真实利率，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是随着真实利率的起伏而波动的，利率至关重要。汇率也是如此。
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杠杆能够起作用，通过经济杠杆来对经济进行总量调控是可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际经验表明，使用价格杠杆调控经济（熨平短期波动）不仅有效，而且副作用较小。
中国的经济高成长性与高波动性相伴随的原因主要是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行政干预。要解决这种高波动、高浪费的增长模式，需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2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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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社会政策；区分又兼容；社会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研究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首先得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入手。政策和法律是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政策与法律都是国家意志的反映，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法律具有严肃性、稳定性，法律中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有权利则必有救济；法律中的义务必须得到履行，有义务必须有责任；法律颁布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政策则具有灵活性、不稳定性；出台政策也具有随意性，不必经过严格的程序。政策与法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事务，不能互相代替，但可搭配使用。正确使用政策与法律，使二者各得其所，就能加快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理论上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关系非常清楚，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在我国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优先于国家政策、下级政策优先于上级政策的非正常现象。
二、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厘定：区分与兼容
（一）区分：两者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作用领域不同
我国宏观调控实践中出现的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之间的混同，使两者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峻的挑战，必须对其进行区分。
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在尊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根本手段的前提下，围绕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对市场失灵进行的校正。没有市场机制就没有宏观调控，或者说宏观调控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才起作用。社会政策是“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围绕着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展开，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理念，强调权利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公平性。
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有着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相互配合但不可替代。住房蕴含着开发商的成本，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属于一种商品，可以交易；同时，住房又是一国国民不可替代的必需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保障性质的商品，在人权的层面上是不可交易的。住房的商品性和保障性、交易性和不可交易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单纯通过市场调节不能保证国民的居住权，因为市场调节只承认购买力，不承认居住权。这也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混合性。单纯以市场竞争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解决住房商品性和保障性之间的矛盾，必须要有类似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社会政策与之匹配。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资源配置中，配置原则首要不是按照价格，而是按照需求条件。而我国的住房改革过分强调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发展功能，将其几乎完全交给了市场，完全忽视了其保障性的社会功能。
（二）兼容：对两者独立性的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都是责任主体运用资源区化解或防范风险的措施。两者相互独立但往往交织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必然涉及一个配合的问题。正如前文论述，缺乏社会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是失灵的。但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的混同尤其是社会政策被宏观调控消解的情形非常普遍。在房地产调控中，当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因开始注重住房保障政策而被誉为政府宏观调控思路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时，值得思索的是：早在1998年，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住房保障这个问题，国发[1998]23号文明确规定，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确立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为什么没有实施的社会政策也就谈不上独立性，如何才能保障社会政策的独立性，协调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任何的认识或理念，最终都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操作规则来实现。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只有片面认识的情况下，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保障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双重独立性的有力武器。而我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分属两个独立的系统，应该有两个独立的法律系统对两者的独立性加以保障。但是，宏观调控缺乏基本法，至今在程序、责任以及救济制度上都远远没有实现法治化；社会法刚刚起步，一部《劳动合同法》在实施中出现许多问题。同时，宏观调控与社会政策的兼容关系要求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法之间应有所兼容，宏观调控法从理念和制度上都应该兼顾社会政策对它的影响。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完善的角度讲，必须将两者兼容的理念贯穿于宏观调控立法始终，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新的解读。
三、赋予宏观调控以社会的维度
任何法律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之间区分与兼容的关系要求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设计要考虑社会政策的影响，建立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兼容机制，因此应赋予宏观调控法以社会的维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新的解读和更新。
例如，德国学者认为，在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增加经济稳定法的第五大目标——“生态标准”或“绿色标准”；美国的《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第11条规定“适度考虑国家的优先利益”的内容应包括国家的资源与环境利益。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注重内部均衡，又注重对外均衡。”这隐含着宏观调控法对社会因素的吸纳。“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是对现实的迫切回应，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近年来，环保部门地位的提升为其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政治保障。“绿色金融”、“绿色财税”的成功实践也为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将环境资源目标纳入宏观调控法目标之中，是发展的趋势和可行的选择。
四、小结
宏观调控法与社会政策之间既区分又兼容的关系，给我们分析宏观调控有效性不足提供了一种分析路径，同时也启示我们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进行解读，值得我们反思和考量。（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4
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最近两年多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和改善，使我们能够不断解决前进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成功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必须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注意通过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和防范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理论认识，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加快发展过程中一些部门出现的“过热”问题，中央相继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03年—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保持在9.4％—9.5％左右的水平上；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特别是农业生产得到加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建设取得进展。可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合理区间。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为了将良好的发展势头保持下去，明年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较明显的反弹压力，某些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不容忽视。今年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又有所回落，但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速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仍然不够合理，投资率继续攀升。前几年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的部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明后年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又有新的部门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这表明，投资需求膨胀的危险依然存在。第二，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粮食安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我国今后依靠扩大种植面积增产粮食的余地很小，稳定粮食生产非常不易。对农民增收来说，由于目前粮价下行压力较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猛，明年农民收入增长要保持今年的水平难度较大。第三，进出口不平衡状况明显加剧，负面影响值得注意。今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超过900亿美元，进出口增速差距十分明显。外贸顺差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国内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程度大大提高，也意味着经济增长风险的提高。我国外贸顺差的大量增加以及外贸顺差来源过分集中于若干大国和地区，使得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等，都需要我们妥善应对。为了进一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减轻其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不利影响，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除了上述这些经济运行总量和结构性问题，我们还面临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的问题，一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也亟待解决。可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存在许多机遇；但同时也处于一个重要关口，面临许多挑战。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只有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才能把明年和“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怎样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5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明年应继续实施“双稳健”政策。在新形势下，稳健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进一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减少财政赤字数量，以增强社会投资的内生增长能力。第二，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和预算内投资结构，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三，切实做好增收节支工作，克服财政减收因素增多和财政开支压力加大的矛盾。通过深化公共财政改革，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努力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增加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贷款，对农业的贷款，对有市场、效益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完善和健全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稳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在新的一年里，搞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切实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重大的紧迫任务，又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应认真领会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这项工作，保证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切实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针对连续几年投资规模偏大和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应继续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注意结构调整，防止投资反弹。在政策措施方面，应注意做好三项工作：一是继续严把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从源头上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是坚持控制新开工项目，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抬头；三是加强结构调整，积极处理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并防止出现新的生产能力过剩。在继续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投资反弹的同时，还需要认识到，投资是现阶段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适度的投资增长。因此，关键是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是保持明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在目前形势下，积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基本点，是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首要任务。在新的一年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措施主要有：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广阔空间；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外部条件。
大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如何调整外贸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保持外贸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明年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一方面要保持出口增长，充分重视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出口结构，增加进口，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保持外贸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争取对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根据形势变化逐步进行政策微调和深化的过程。只有掌握好调控的方向、时机和力度，才能真正发挥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保持“十一五”期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要从根本上避免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标本兼治，加大改革力度，不失时机地推出有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的改革措施，突破体制障碍，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保障。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6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
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作者：毕艳峰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7
摘要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效应综述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9).
[3]胡少维.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开放导报.2009(4).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课题组.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1).
[6]刘汉屏.时策聚焦――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
[7]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金人庆.中国科学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8
内容提要:面对金融危机及政府救市措施，宏观调控法关于目标、原则、价值、主体、责任等诸多研究成果却缺乏适用性。因此，迫切需要变革研究范式，构建程序主导模式的宏观调控法，并具体拓补宏观调控动议程序制度与退出程序制度。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7][日]谷中安平.程序工争论[a].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76.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9
关键词:银行监管;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
abstract:the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hasbeenproposedforalongtime.Sincethis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furtherstrengthening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andstickingtothecombinationofmicro-prudentialsupervisionand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havebecomeatrendamongworld’smajorfinancialregulators.inthispaper,basedontheanalysisoflatestresearchesofdomesticandforeignexperts,proposalshavebeenmadeonhowto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inordertoinspireChina’sbankingsupervision.
Keywords:bankingsupervision,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systemicrisk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6-0045-03
“宏观审慎监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就意识到仅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二十世纪80年代,“宏观审慎监管”一词正式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公开文件中,之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强化合理监管,提高透明度》的工作报告提出: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历次金融危机证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微观审慎监管却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随着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场外交易规模的增加和金融动荡的加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一国的金融监管者应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后者可以更有效地监测和及时解决金融系统中过度的流动性、杠杆率、承担风险等有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宏观审慎分析的重点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而微观审慎分析则以单个金融机构为重点。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标志着金融监管理念和方式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
宏观审慎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为目标,关注各家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并认为整体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监管。也可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把整个金融体系当作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注重的是对整体尾部风险的控制,而微观审慎监管考虑的是各机构的尾部损失,对单个金融机构损失对系统的影响关注较少。此外,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之间能够相互影响,而且能进一步作用到金融资产价格、交易量和活跃程度等方面。微观审慎监管将风险看作外生因素,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决策和运行对市场的资产价格、市场借贷和经济活跃情况影响较小,习惯采用对一家机构的指标进行一系列分析,忽略了其对经济的作用(见表1)。
三、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的测度方法和指导原则
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进行测度时,主要考虑了风险在横截面上的分布和在时间上的延续:一是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二是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变化。
(一)横截面上风险的分布及其指导原则
横向层面上,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是如何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是金融机构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也可能是机构间业务交互而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共同风险解释了多家机构同时倒闭的原因。宏观审慎监管者应关注此类风险,将金融体系损失风险控制在局部,防止“尾部风险”的发生,从而减少实体经济损失。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是使之与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匹配,监管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系统性尾部风险进行量化,计算出单个机构对此风险的贡献度,再相应地调整审慎监管工具,这意味着对那些造成较大影响的机构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二)时间层面上风险的累积及其指导原则
金融系统性风险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变化,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会放大系统性风险,呈现顺周期性。其本质是风险的内生机制,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融资约束减弱、杠杆率提升、市场流动性提高、资产价格激增以及支出增多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过度膨胀。反之,经济不景气时则加重金融危机。此外,金融制度的设计也具有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等,这些顺周期行为和制度会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放大经济波动,产生加速效应,在危机时会加剧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下挫幅度。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抑制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主张调整监管工具以鼓励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建立更多的资本缓冲以备危机出现时使用,使整个金融体系具备更强的承受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损失。此外,建立资本缓冲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限速的装置,可限制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追逐行为,在第一时间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架构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框架中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对宏观审慎监管而言,要对其两个层面的风险进行指导和调控,都会涉及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相关指标和运行情况。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不但需要微观主体的配合,更需要政策层面的协调和支持。
(一)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银行逆周期监管有效结合
首先,对金融机构要提出差异化的资本充足要求。对不同资产规模和风险特点的银行机构提出不同的资本监管要求,这是增强银行抵御潜在金融风险和损失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下行时期则可以下调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也可以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针对特定的业务提出特殊的资本要求,对银行贷款的首付比例、抵押品、还款期限、保证金比例等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其次,实施动态拨备政策。当经济出现好转时,扩张信用的内在冲动会促使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因此,在经济上升时期,监管当局可以要求银行机构提高拨备水平,以限制信贷资产扩张;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要求银行机构降低拨备水平,以扩大资产规模,加大对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
(二)宏观审慎监管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上看,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而且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事先设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目标来实现政策目标,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房地产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利息税等税率,在减缓泡沫的程度、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此外,金融危机造成的最终损失基本上由国家财政买单是财政部门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另一重要理由,而且一国财政的中期稳健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有科学果断的相机抉择政策
一旦确认能够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资产泡沫正在积聚,且判断出金融系统内的非均衡现象已经上升到较危险水平,监管当局就可以对银行业自上而下地直接采取干预行动,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现金储备水平,提高流动性要求,提高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对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提高交易保证金要求,提高损失拨备等,从而限制信贷投放的速度和水平。
(四)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间在确保一国金融稳定方面,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加强境内外金融监管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风险、市场集中度风险、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方面,要做到信息及时共享。要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风险预警机制,共同提高危机防范能力。
五、几点启示
(一)银行监管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稳健的影响
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融业风险状况与宏观经济状况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的状况势必影响到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宏观经济受到市场效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影响,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造成金融业的风险隐患,因此,为维护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监管视野应当囊括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讲,要做好地方银行业审慎监管,也必须了解和掌握区域内的经济运行情况和行业发展特点。
(二)银行监管不应仅以金融机构为重点,还应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关注
传统的审慎监管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缺乏对金融市场风险状况的关注与判断。现代金融业发展表明,风险不仅存在于金融机构中,也潜藏在金融市场中,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汇率风险引发,但汇率本身并不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仅通过监管金融机构无法全面、真实地衡量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已就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达成共识,G20伦敦峰会提出“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可见,监管视野从机构向市场拓展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防范外部风险的传染和保持金融机构的内部稳定
当今金融危机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其传染的迅速性,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密业务联系或相互持有大量头寸的情况下,危机具有传导性,尤其是对同类机构的信任危机会导致市场交易萎缩和流动性枯竭,原本稳健的机构也会受到冲击。金融风险兼具外生性和内生性特征,金融机构自身的稳健程度是其能否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宏观审慎原则的指导下,监管机构不应仅在特殊情况下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处理以防止风险的传染,同时,更应在日常监管中重视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
(四)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运行情况
传统的审慎监管关注的重点是对金融机构已有风险的化解,并通过防止风险扩散防范系统性风险,对风险的起源―金融产品缺乏应有的审查和控制。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传统监管视野的缺陷日渐暴露。因此,银行监管不仅应关注已暴露风险的规制和监管,还要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准入设置必要的审查机制,对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应设置必要的交易限制条件和定期审查机制,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下,适时抑制金融创新过分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势头。
参考文献:
[1]avinashpersaud,07-2009,“macro-prudentialRegulation”,“Crisisresponse”,theworldBank.
[2]“theneedandwaystoimprove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省略.
[3]ephilipDavisandDilrubaKarim,BrunelUniversityandnieSR,London,06-2009“macro-prudentialregulation―themissingpolicypillar”.
[4]ClaudioBorio,07-2002,“towardsamacro-prudentialframeworkforFinancialRegulationandSupervision?”cesifo.de.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篇10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应用分析
引言
从大众定义的角度来看，经济信息包括了所有与经济相关的信息。而从小范围来看，经济信息指的是经济活动中传递出来的相关信息[1]。随着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包含的经济信息越来越丰富，加强对经济信息的应用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宏观经济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宏观信息的利用能够更好的帮助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还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地位，促进国家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相关人员的注意。
一、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首先，从经济信息本身而言。经济信息反映的即是市场上各种经济活动的动态和现象，加强对经济信息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并根据科学的分析对未来的市场经济动态进行合理的预测，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给有效、必要的依据[2]。此外，市场经济受到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为了稳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计划和实际情况相符合，经济主体必须要加强对经济信息的收集。最后，企业的管理不仅需要依靠正确的经营与决策，更需要加强对企业的整体管理。经济信息的收集能够加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了解，并采用有效的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其次，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国家政府对国家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进行宏观的调控。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我自我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而要做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则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克服市场调节的不足，以调节、决策和政府监督等方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经济信息能够提高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能够更好的提高人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促进人类的发展。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首先，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制定。管理目标是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明确的管理目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够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经济信息的收集和应用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经济管理目标的确立中[3]。通过收集宏观市场经济信息如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的数量和比率、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公民的投资情况等，政府人员能够较为准确的把握市场的工序情况，从而建立更加合乎实际情况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管理目标包括有：在遵循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基础上，对经济的发展行使必要的宏观政府予以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结合市场调节、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经济的稳定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总量的平衡、物价和消费者收入、投资等的平衡等，实现经济增长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此外，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效益的提高等同样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4]。要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在识记的操作中，制定有效的管理目标必须要坚持几点：第一，坚持以市场经济自我调控为基础。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且市场调节能力属于经济调节的基础能力。宏观经济调控只能在遵循市场经济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第二，分清主次，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第三，保持目标的弹。市场经济发展中，意外情况经常发生。为了防止意外的变化，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中的应用显得十分重要。相关人员必须要充分重视对经济信息的收集，切实发现和解决其中的问题，使经济发展能够朝着制定的管理目标进行；其次，在计划管理中，经济信息的应用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计划的编制和规划是固定的，为了防止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变数，在制定过程中即需要详细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最后，在管理决策中，经济信息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决策指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对促进国家经济、政府部门经济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要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两个步骤：制定方案和评价反馈方案。制定方案的过程中需要以全面、有效的经济信息为参考依据。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可控制性质，经济决策方案需要拟定多套备用，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制定方案之后，为了保证方案的全面效益，政府工作人员要对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价和反馈。
三、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一）有效收集和整理经济经济信息
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以全面的经济信息为基础。因此，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需要有效、全面的收集经济信息。那么，如何有效的收集信息呢？第一，经济信息的收集需要制定完整的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收集；第二，要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市场经济的信息变化速度较快，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以最新的市场经济信息为依据，因此，经济信息的收集需要注重时效性；第三，信息的收集要具有针对性。市场经济信息的种类非常丰富，不同的经济管理需要不同的经济信息，因此，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收集[5]。
其次，要对收集来的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体。整理信息的后盾包括对信息进行分类、精确度筛选、适时更新等。经济信息的收集渠道众多且内容不一，在收集经济信息之后，相关人员还必须对信息进行整理才能够予以利用。
（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效率。在局部或者全国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经济信息平台，不仅能够方便接收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还能够提高工作的时效性和效率性，提高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促进人类的发展。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有效收集和整理经济经济信息；第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
参考文献：
[1]谢芳芳.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01：86-89.
[2]张，杨列勋，汪寿阳.数学与系统科学方法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专辑序言[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1，02：3-4.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张鹏，王志刚，程瑜，梁强.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调控：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分析认识[J].经济研究参考，2012，6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