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重要性篇1
【关键词】安全生产；思想政治；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R197.3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6019(2015)22－0277－01
人们通过对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健康的而要求也随之增加，将许多高精尖的手术运用于临床。这就需要医务人员，不但要拥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还要有对安全意识很高的感觉，这就需要其跟上当代的发展形势，否则对于医院来说一切都是空谈［1］。如何把抽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变为触手可及的生产安全相互结合，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成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起到重要作用，本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开始分析:
一、从思想政治工作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人们对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对安全生产规矩的遵守程度，完全取决于其对安全生产观念的确立程度和拥有安全意识的多少。因此，要以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观念过程中的主要内容，要以思想政治工作的贯彻以下的思想理念:确定以安全为大的政治思想理念，因为只有人员的生命安全得到相应的保障才能使员工更能发挥自身想稳定和对工作的创造性与生活的热情;抑制正大事故的发生，事故造成的影响、创伤得到相应的减少，才能使社会安定;要想有效的防范事故就需要，顺应客观规律，用科学的态度面对。以安全就是经济的思想观念。医院的发展离不开安全但是这都是建立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安全能给医院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有了生产安全，使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减少，以及一些负面影响，这也都是影响医院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的因素。
二、以思想政治工作为重点，抓住安全生产
医院的安全主要以空间作业预计修缮的地方，抓住安全生产方面的其自身特点与重点。因为每个职工对工作安全的自身认识呈多元化的现状，造成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职工对安全的不懂理解能力、工作态度的不同以及文化水平的差异。所以，要在以医院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出发对安全上生产中的思想教育政治工作进行合理有效的发展。
1、人员的重点教育，需要层层把关。从医院领导的层次进行以安全生产意识为重点强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层次对安全生产水平提高，使领导层树立良好科学有效的发展观念，从而对安全和效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使他们通过将安全生产的标准化管理进行推行，从而将医院的安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共同进步。从医院安全管理人员的层次进行就要以增强责任感为重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对安全生产措施、责任、设备设施等环节进行加强与监督。因而在他们的管理指导下，积极将安全生产的标准化进行了优质运作，推动了医院安全生产。从安全岗位的职工层次出发就是要以抓住其工作特点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问题分析与展开以为重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让职工对岗位安全进行充分的认识知道其重要性，通过预防，改善和加强控制等方式方法，从而使其对在遇到突发事件上的临时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进行提高。
2、以工作为中心，重点预防，以安全第一，提前重点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要方针。什么是预防为重点就是在安全生产之前可能发生或者应该发生的做好预防，想在最前面，具有超强的预防思考，用科学的理论证明，组织，使实现在稳定的工作中，牢牢落实每一层的工作责任，坚持做好以工作为中心的预防重点，可以预防一切可能切实暴露之外的问题。因此，安全生产中的工作需要为前提，才能进行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增强预见能力和其主动性;要时常的对医务人员的思想进行分析，掌握其思想动态，将可能在生产中发生的情况进行准确的预测，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直接虐杀在摇篮里，将不利的现象在安全生产之间的已解决;使之避免了哪里有危险就去哪里的被动工作处理现象，及时的进行预防工作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生产安全问题［2］。因此医院各层管理人员应该在当前认清形势与划分清自身的责任，以合理科学的安全管理技术为基础，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进行，在事故发生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这种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使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用创新思想应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
在医院的实际工作中危害其生产安全的因素层出不穷，因此，想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积极有用的作用，就需要对医院当下的生产安全进行分析，通过不断的创新方式以适应发展中变化［3］。
1、由于每个职位的员工岗位职责、个人阅历、受教育水平、思想进步与认知水平的不同，其思想状况的变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心理压力的承受能力与对事物的理解能力都会截然不同，所以在对职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时，就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方法，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予以重视，拓展其开展工作的发散性思维，从而开展，多视角、全方位、灵活的思想工作。
2、思想政治工作在安全生产中，需要以讲事实、讲道理为工作中心。不仅仅要宣传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还要将实际工作与思想方面相互结合，在重视不安全的因素的同事将职工的思想问题解决，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生产技术相互结合，使其追求生产过正中的本质安全。总结:在切合实际的面对生产安全工作，又需要落实现在科学的发展观，这成为了必然的要求，也是以实现发展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生产安全中的作用，为医院发展和获得经济效益具有用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武栓元.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管理［J］.企业家天地:中旬刊，2013，(04):86－87.
［2］吴莹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强化医院管理的有效途径［J］.海南医学，2011，(01):140－142.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2
关键词:政治安全中国西部地位
我国西部有漫长的边境线,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蕴藏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异常丰富。西部独特的地缘特点,决定了西部的政治安全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及和谐发展的大局,决定了这一地区在国家安全战略殊而重要的地位。
一、政治安全及其特点
政治安全是由“政治”和“安全”两个词组成。政治就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围绕着国家政权而形成的关系和展开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历来是围绕国家政权进行的。一个阶级要取得自己的统治,必须掌握政权,才能建立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达到维护和发展自己经济利益之目的。因此说,国家政权关系到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是国家权力、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的体系,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使个人、社会以至国家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免受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危险的威胁。
政治安全,就一般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外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过程中,保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保持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联系性。即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不受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可以认为,国家政治安全具体体现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有效抵制来自国家外部的颠覆和干涉,维护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不受侵犯;二是对内有效克服来自国家内部的政治破坏力量,获取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广泛政治认同,维护政治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政治安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根本性。一般认为,国家安全的三个最主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核心。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维护自己现有的政治制度,是最根本的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更是国家的命脉。同时,的独立、政治制度的巩固,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保障。所以,政权的稳定和的独立成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政治安全是国家要维护的最高利益之一。二是复杂性。政治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与一国的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既要积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也要妥善解决好国内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化解矛盾和风险,为实现国家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保障。三是发展性。政治安全是相对的,没有永恒的、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只有暂时的、相对意义的国家政治安全。在维护、巩固国家政治安全的过程中,一时的威胁、危险被消除了,而新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又会出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政治安全的危险因素逐渐演变,人们的危机意识、对危机的理解也相应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看到矛盾和隐患的存在,加大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研究力度,并不断调整国家政治安全战略,防患于未然。所谓居安思危,就是这个道理。
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国民安全称为国家安全的要素。八要素之间存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核心,以科技安全为关键,以国民安全为目的,融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于一体的关系,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综合国家安全体系。在这个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前提,为其他安全提供根本保障,同时,其他方面的安全也为政治安全提供支撑和动力。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不佳,国家安全的整体状态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将受到根本性影响。
国家安全首先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支撑,但国家的政治利益对安全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外交,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又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当一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十分强大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就成为决定本国和周边安全的决定因素,和平的外交政策可以使国泰民安,而好战的外交政策则会祸国殃民。而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即使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和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也可以同样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精神因素在国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假如一国拥有相当的物质力量,但缺乏明确的战略,或者没有贯彻国家既定战略的坚定的决心和意志,那么国力则缺乏竞争力。相反,一国物质力量的不足有时会由民族士气的高昂和战略决心的坚定来弥补。不仅如此,军事能力、经济能力、科技能力等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效能,它都是靠人去掌握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国人意志的统一和人心所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决定性的。在一盘散沙的环境中,国家不仅无法发展经济与科技,还会大大损伤其在国际舞台中的形象,削弱国家的总体安全。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3
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4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安院校；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266-02
党的十以来，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和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一直倍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以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为进一步做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又一次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个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实现保障人民安居乐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驾护航，创新、改进和强化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强化公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在我国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工具，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因此，人民警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
在我国，公安教育是为公安机关培养输送人才的教育。公安院校的大学生则是国家工具――人民警察的后备力量，是我们国家公安机关极其宝贵的高级人才来源，是人民公安事业的希望和未来。强化和改进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人民公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是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地方大学生的根本所在。公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拥有优秀的业务素质，强健的身体素质，更要具备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这就需要在政治上绝对的、无条件的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在行动上毫不犹豫、果敢刚毅、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而不难看出：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安院校具有其特别重要地位。不仅要做好一般普通高等院校要完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任务，还要具备自身的更为特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来开展，同时更要按照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来进行。
因此，必须从人民警察的性质、特点和所担负的职责、任务出发，在公安院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中牢固地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毫不动摇的贯彻公安部党委提出的政治建警、政治建校的方针。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铸造忠诚警魂为根本，积极引导学生牢固地树立宗旨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忠诚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法治意识，打牢学生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永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二、强化公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过去的“精英教育”跨入“大众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极其重要发展阶段。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多元性对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必定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总体上说，当代大学生知识层面高，思想活跃，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富于理想信念追求，普遍关心国内外大事，能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性，其思想政治观点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主流呈稳定的健康向上态势。
但是，一方面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复杂多变和意识形态的日趋多样化，全球范围内的思想交流、观念碰撞、文化冲突、多元价值并行、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传媒的渗透已成为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些状况势必对正在逐渐形成世界观阶段的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必然会引起年纪较轻，思想政治还不够成熟的大学生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发生变化。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基本清醒的同时，对一些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仍然存在某些模糊认识。加之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社会上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都会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学生们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推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收费标准逐年提高、学业压力不断增加和就业竞争越演越烈，手机、网络上的不良思潮的传播，以各种经济活动为主体的利益驱动思想、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学生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均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加之80、90后独生子女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能力弱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组织纪律涣散等。把个人奋斗作为人生第一信条，讲究实惠、注重功利，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个别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更为严重的问题。
总之，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创新办法不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有理由说：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三、强化公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我们都清楚实效性是指实施某项工作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的目的性。它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即：实事求是，所做的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实施的方法必须具有显著效果的高效性。就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首先要做到以人为本，有的放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到学生中去，做到思想上投入、时间上投入和行动上投入。扎根于学生之中，贴近学生的生活、了解学生的需求、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洞说教，努力使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学生生活、学习及心理等各个方面，让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教育。其次要创新管理模式，在进行严格的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转换教育机制，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同志在十报告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在公安院校要努力摸索出一套在新形势下适应公安实战需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系开放、层次结构合理、高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教育管理机制。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充分调动全员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树立人人都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念，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环境。
强化公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核心，管理是保证，服务是拓展，实效性是关键。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公安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的新格局。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透、做细、做实、做活。
1.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为核心的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肩负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因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然要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变化，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2.准确把握学生特点，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加强针对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才能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才能发现学生们容易接受的好的教育形式，才能找到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切入点。
3.准确把握教育机制，全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环节。其中包括：建设一支高学历、高文化、高素养，政治思想作风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富有成效的发挥“两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主动占领和发挥网络阵地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的作用、开展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就业指导教育等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各个层面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统一到强化理想信念和忠诚教育上来。强化公安大学生的作风养成、荣誉感和职业精神教育，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和实效性，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党的十报告.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11-07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我国政府严抓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密的举措，以维护食品安全。然而，由于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成本较高以及监管过程不易控制等问题，我国长期实施的以国家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正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内部的不断扩张和精细化并未带来治理绩效的明显改善。〔1〕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仍处于高发态势，监管效果不尽如人意。食品安全风险问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相互交织的特点，鉴于政府单一治理绩效不足的现状，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便成为一种必然。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这个主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一，在社会共治的具体模式方面，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应该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治理主体，形成政府监管、消费者维权、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合作机制。〔2〕其二，在社会共治主体的功能组合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政府作为社会共治多元主体的一方，应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工具引导、规制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共治。〔3〕其三，在社会共治的实现途径方面，国外学者多强调发挥食品供应链中核心厂商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上游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努力与下游企业检测系统的精度、发生质量事故后的惩罚力度等因素高度相关〔4〕，而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大力发展以及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践则是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5〕其四，在社会共治的政府角色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因分散治理而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职责〔6〕，制定合适的政策推动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活动，实现企业履责行为的激励相容〔7〕，同时，还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安全的治理绩效。〔8〕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多集中于分析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性和转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必要性，强调多方主体参与社会共治，但并未对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和职能分工进行具体划分，缺乏社会共治过程中问题呈现的具体分析，未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实现理念变革与实践创新。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对已有不足进行进一步的弥补和探讨。
为此，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现状，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以深入分析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为切入点，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际经验，探讨并梳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并提出多中心嵌入的一系列系统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
（一）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集中监管、多方共治是未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基本趋向。社会共治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使用灵活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和过程。〔9〕然而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模式以管制主义为逻辑起点，强调政府全权包揽，排斥市场和社会〔10〕，这导致了治理理念的偏差，政府的治理能力被过度依赖，而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不足，社会共治陷入困境。在这一理念偏差下，市场忽视其自身责任，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视作政府的责任，参与意识淡薄，必然使得其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力量不够、底气不足、可持续性差，呈现出零乱无序、话语权不强的状态。此外，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使得治理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平等、合作的共同治理方式，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共治遇到了一定的阻碍，面临着制度化、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治理阶段片面化等问题，使得社会治理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11〕
（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法制保障不足
完备的法律规章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外部保障。虽然近几年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都一再强调，要建立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但中国目前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首先，现行法律制度仍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应急性的事后补救策略，而缺乏前瞻性的制度o计与政策引导。其次，现行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仅有新《食品安全法》，尽管该法律条文中明确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共治原则，但缺乏操作化定义，从而导致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只是空想，市场与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12〕，到真正落实时就变成了可行可不行的文件，难以在实践中看到成效。再有，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严格度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打击力度不足，无法对不法食品生产企业起到威慑作用。〔13〕另外，食品安全问题常被看作是政府的责任，事实上，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局部的、静态的社会问题，仅靠政府食品监管部门是不足以走出困境的，这就需要各个社会部门间的共同协作，通过沟通、合作与整合，拓宽和放长法律制度设计的战略性视野，才能提高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信息交流不畅
信息交流与共享是社会共治的关键，但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风险交流基本不存在，有的只是信息的公开。政府作为信息披露的主要部门，当前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一是信息的单向性，食品安全信息仅仅是从政府部门向社会单方面传递，较少考虑其他主体的认知特点与信息回馈。其二是信息主体的多元性，各政府部门通过各自的渠道食品安全信息，而未形成统一的信息机构与制度，为社会公众信息收集带来不便。其三是信息的滞后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前缺乏相关的风险评估与风险预警信息，发生之后没有及时通报事故的危害性与处置方式。其四是信息的不透明性，政府部门信息公布多以事后通报总结为主，缺乏结果产生的过程和依据。〔14〕信息是各主体进行合作的前提，政府若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则无从谈起。
三、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
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结构框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权责边界的划分对探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带来不同的可能，各o管主体之间力量的强弱及均衡关系对整个社会共治框架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政府―市场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政府―市场治理模式是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主流范式。长期以来，政府注重于动员体制内资源（包括法律、法规及行政监管等）来约束企业的违法行为，以确保食品安全。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更加强调市场治理的模式。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更注重发挥食品供应链上核心厂商的作用，通过纵向契约激励来实现食品产出和交易的质量安全。〔15〕另一方面，国外也通过标识认证、可追溯系统等工具来引导食品企业在市场上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16〕然而，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践中，政府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关系被简单定义为“管”与“被管”的对立关系，忽视和违背了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这一基本规律。〔17〕在这一治理模式下，政府注重以威权为手段对食品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忽略了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际操作过程的关注。企业等市场主体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看作政府的责任，仅仅满足于达到政府的要求，缺乏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动机〔18〕，并将政府的监管看作是限制获得经济利益的障碍，设法规避政府的监管，从而放弃自身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社会责任。
（二）政府―社会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为此，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成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走向。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通过增强食品安全立法和管理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为社会性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践提供基本管道。〔19〕日本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成功经验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生协组织，通过市民自身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架构体系。〔20〕相形之下，在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逻辑框架中，政府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将社会组织、公众视为管制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在利益表达、利益调整和利益分配上被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各部门、中央与地方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格局缚住手脚，导致社会性参与的制度环境严重缺失，在事实上无法可依、无规可循。〔21〕食品安全虽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社会公众在“搭便车”的心理下，认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政府的责任，缺乏积极参与的动机和意愿，且参与方式较为盲目，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负面消息和对政府部门的批评指责上，与促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目标相悖。〔22〕在这一模式的治理逻辑下，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大包大揽，而社会性参与碎片化，致使社会性力量难以形成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合力，弱化了社会主体的实际效用。
（三）市场―社会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根据西方的经验，要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善治”，市场与社会两大主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市场―社会治理模式的逻辑框架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市场由于其自发性，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正如亚当・斯密所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3〕而社会力量尤其是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往往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并严重损害公众利益之后，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才会被曝光出来。由此说明，社会力量对市场的监督作用很微弱，起到的只是事后监督的作用，而非事前监督。这反映出的问题是，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不够强大，市场调节的色彩过浓，容易产生“脱嵌”的风险。市场“脱嵌”的后果是可怕的，人们对于公共道德越来越淡漠，食品企业的逐利倾向使得企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24〕由于市场的自发趋利性和社会力量的薄弱，单纯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交给市场和社会，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显然是行不通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核心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形成食品安全共同体。经上述三模式的研究论证，政府、市场、社会各主体形成的不同组合中，缺乏任一主体的治理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由此，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
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嵌入式设计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共治理念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还应注重对这一治理体系进行嵌入式设计，即“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仅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存在制度脱嵌风险的”〔25〕，因此，需要结合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国情从功能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嵌入式设计。
（一）功能性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主体分工
不同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社会共治研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尽管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共治原则，但由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多个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地位和作用边界仍然比较模糊，尚未适应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需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在治理体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各个主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若不具体分析治理主体的职能分工、作用边界，只是笼统地提出治理主体多元，显然不能解决如何有效治理的问题，甚至还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26〕为此，基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国情，如何将治理主体的分工设计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见图1），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主体的合理边界，并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与协调，将各行为主体由无序转变为有序参与，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1.政府：转变职能，注重引导
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政府的作用要涵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功能，从推动全局工作出发，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单纯地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交给市场和社会，则容易产生“脱嵌”的风险。由此，在食品安全L险社会共治体系内，政府的功能性嵌入体现在，应通过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合作机制的构建，从政府主导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向政府参与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转变。〔27〕在具体的职能操作上，要尽可能地将自上而下运作的国家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操作化为便于市场、社会参与共治的规范，以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的运行阻力。要改变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构建市场、社会主体合法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制度环境。在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上，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解放和增强市场活力，使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发挥作用，充分调动市场组织的积极性。注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在社会共治体系中既要巩固政府领导，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并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2.市场：强化主体意识，重塑社会责任
市场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能有效填补政府正式的单一治理绩效不足的空缺。二是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市场的主动参与能将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有效扼杀在源头。然而，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使得市场主体通常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看作政府的责任。各个市场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既是政府引导、规制的对象，又能自发地发挥其能动作用，其作用与表现，能显著影响到社会共治体系的效果。而一批优秀的市场主体，是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质量的前提。为此，市场主体应树立诚信观念，落实企业是食品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从思想上认识到保障食品安全、改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在行动上致力于技术创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HaCCp、iSo认证在规范企业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建立健全问题食品召回机制、食品可追溯体系，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完善企业的信息公开制度，促进食品安全信息交流，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监督。
3.社会：全员参与，注重监督与合作
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内容日益复杂，治理难度日益增加，对治理精细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纯依靠政府和市场治理已不能适应于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需要，必须借助社会嵌入治理体系，动员社会力量的全员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合力，促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建立。但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社会力量参与意识薄弱，有效参与程度不高。为此，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适应社会力量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需求，积极转变社会公众的态度，增强社会力量的主体意识、维权意识，培育公共精神，注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参与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组织要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有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否则无法实现社会共治的目标。此外，要通过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以信息增权的方式改善自身弱势地位。注重与政府、市场之间的监督与合作，以理性的参与方式，通过正确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监督与约束。
复杂、多样化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使得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变得愈加困难，需要更多不同意见的合作参与，需要各方力量更多地参与秩序整合，这显然不是单独的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就能承担的，而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承担责任，需要既代表“公”利、又代表“私”利的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28〕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由各级政府、企业等市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构成。多元主体以不同的分工设计相互制约和监督，同时又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环节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多元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二）制度性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运作机制
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组织的行为具有形塑功能。结合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实践，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模式的构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为此，需将一系列的运作机制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为多方主体有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1.法律保障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必须以法律为根本依据。法律法规及其所衍生的法治体系，是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前提，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协调运行的保障。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困境，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共治得不到制度保障，具体的职责得不到落实，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则只是空想。为此，必须将法律保障制度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从立法上确认并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程序性权力和实体性权力。具体而言，在以新《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基础上，要继续完善配套性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确定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主体结构，确立市场、社会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从治理权能、治理事物、治理客体等角度赋予其相应的准公共权力与职责，规定各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确保各类治理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行为有法可依。此外，在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应以公开渠道阐明制定该法律、法规的目的与作用范围，并就相应法条向其他主体做出事先的解释和说明。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需有食品企业、非政府组织、专家、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全程参与，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公众就某一项规定提出的异议，立法机关需做出实质性的说明。
2.激励约束机制
针对市场、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能以各主体个体利益的满足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推动市场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市场层面，要采取严惩重典的方式，增强法律的威慑性，加大对不法食品生产企业和个人的惩治力度，使其不敢违法、不愿违法。推行更加严格的食品生产企业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食品企业的监管，规范其生产经营行为，通过食品市场秩序的整顿，倒逼食品行业良好市场机制的形成。社会层面，要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加以规范，对规范程度低、信誉差的行业协会要坚决取缔，充分重视培育理性的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社会共治。在监督约束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市场主体，可通过政策优惠、技术支持、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手段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正向激励，鼓励其建立健全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程序和规范，进行安全化生产。对于社会主体，要完善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奖举报制度，提高有奖举报力度，使社会公众的维权收益高于维权成本，激发公众的监督举报热情。建立消费者举报内容的公示制度，对举报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予充分调查和核实，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3.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的公_与共享是各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前提，信息披露机制的嵌入能防止各主体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各自为政”产生的“脱嵌的风险”。由于政府的权威性，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更多地需要政府来建立和维护。首先，整合各部门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统一信息公布主体，实现各类关键信息分享的一体化，同时确保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其次，利用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平台等形式开放性收集公众意见，通过对公众意见的整理与反馈，完善和吸收公众意见。再次，加快建立食品可追溯化制度，要求企业标记自身产品，将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的信息纳入其中，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将可追溯平台向社会公众开放，鼓励社会公众通过信息追溯平台查询食品安全信息，维护合法权益。最后，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支撑定期披露企业信息。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功能性嵌入和制度性嵌入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各主体的分工设计必须依托于一系列的制度才能得以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运作机制的相互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各主体权力、资源和责任的行使。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运作机制则反过来规定了各主体参与治理的内容、要素和途径，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程序性权力与实体性权力，是多方主体有序参与社会共治的制度保障。从功能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嵌入式设计，两者相互配合与约束，是构建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飞，孙中伟.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海学刊，2015（3）.
〔2〕袁文艺.食品安全管制的模式转型与政策取向〔J〕.财经问题研究，2011（7）；蒋慧.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症结和出路〔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6）.
〔3〕Baileyap，GarforthC.anindustryViewpointontheRoleofFarmassuranceinDeliveringFoodSafetytotheConsumer：theCaseoftheDairySectorofenglandandwales〔J〕.Foodpolicy，2014（2）；刘亚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误区与突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3）；张康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治理〔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1）.
〔4〕StarbirdSa，amanor-BoaduV.ContractSelectivity，FoodFafety，andtraceability〔J〕.JournalofagriculturalandFoodindustrialorganization，2007（1）.
〔5〕姚远，任羽中.“激活”与“吸纳”的互动――走向协商民主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
〔6〕Hadjigeorgioua，SoteriadeseS，Gikasa，etal.establishmentofanationalFoodSafetyauthorityforCyprus：aComparativeproposalBasedontheeuropeanparadigm〔J〕.FoodControl，2013（2）.
〔7〕KongD.Doe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matterintheFoodindustry？evidencefromanatureexperimentinChina〔J〕.Foodpolicy，2012（3）.
〔8〕孙敏.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3（2）.
〔9〕胡颖廉.食品安全理念与实践演进的中国策〔J〕.改革，2016（5）.
〔10〕谭九生，杨琦.风险社会中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J〕.长江论坛，2012（6）.
〔11〕徐丹.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困境与选择〔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3）.
〔12〕〔17〕邓刚宏.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5（2）.
〔13〕马琳.食品安全规制：现实、困境与趋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
〔14〕刘飞.风险交流与食品安全软治理〔J〕.学术研究，2014（11）.
〔15〕michaelp.Vandenbergh.thenewwal-marteffect：theRoleofprivateContractinginGlobalGovernance〔J〕.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07（4）.
〔16〕Fearnea，Garciamaitinezm.opportunitiesfortheCo-regulationofFoodSafety：insightsfromtheUnitedKingdom〔J〕.Choices，2005（2）.
〔18〕刘亚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误区与突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3）.
〔19〕于杨曜.比较与借鉴：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特点以及新发展〔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0〕韩丹.食品安全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日本生协个案分析及其启示〔J〕.东北亚论坛，2013（5）.
〔21〕宋强，耿弘.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2（9）.
〔22〕宋慧宇.协作共治视角下食品安全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5（6）.
〔23〕〔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4〕徐立成，周立，潘素梅.“一家两制”：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J〕.中国农村经济，2013（5）.
〔25〕Grannovetterm.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5（3）.
〔26〕杜飞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社会科学研究，2014（5）.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6
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突破年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号）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决定》渝府发〔〕3号）要求，现就做好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交流如下：
一、进一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加强对分管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检查。市政府各行业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本行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责任制。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要熟练掌握“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管理系统”全面落实“谁分管、谁负责”一岗双责”责任制。切实增强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要制定本行业隐患排查治理评估制度，明确重大隐患、一般隐患的界定标准，规范隐患排查治理的方法和程序。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负起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主体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负总责，组织开展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充分调动每个员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隐患有人查、整改有人抓、防范有人盯。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7
关键词:人民银行;安全保卫;政治思想工作
一、研究背景
人民银行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与其他组织有显著的差异性，相对而言，金融系统所面临的安保问题更为直接和敏感。在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系统科技化、电子化程度逐步提高，再加上人民银行在金融系统里的特殊地位，使得人民银行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因此人民银行系统应该越来越重视安全保卫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安保工作的作用，人民银行系统应该结合安保人员自身特点，切实提高整个队伍的素质，提高其凝聚力和战斗力。而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提升安保人员素质，首要环节在于做好安保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加强人民银行系统安全保卫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性
(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提高安保人员政治敏感性的重要途径
提高安保人员政治敏感性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前提，切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提高安保人员政治敏感性的重要途径。首先，人民银行的安保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需要安保人员时刻保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法律意识。如果政治敏感性不高，容易发生思想蜕变，进而产生行为上的差错和失误。在这种情况下，轻则违反人民银行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给组织造成不良影响;重则给人民银行带来重大损失，危及到国家财产安全，危及到个人生命安全。其次，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有政治敏感性，也是具体工作的需要。安保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直接关系到财产和生命安全，因此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摈弃“小我”，弘扬“大我”，时刻保持警钟长鸣。
(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提升安保人员整体素质的重要方式
人民银行安保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也包括政治思想素质的提升，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提升安保人员整体素质的重要方式。在我国选拔和衡量人才的标准体系中，德才兼备始终是最重要的考核依据之一。德在前，才在后，对于关系到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工作岗位，尤其应该注重政治思想素质。没有严格的安全防范意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是难以保证其专业工作正常、有效开展的。现实中很多工作失误、差错、事故往往都是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所导致的，作为特定系统内的安保人员尤其应该注重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能有效加强安保人员的责任意识，进而改善工作作风，避免操作不当。
(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顺利开展安保工作的重要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各单位各组织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干群关系。人民银行系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银行系统安保岗位是非常特殊的岗位，本身风险很大，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工作也比较辛苦，另外还要常年肩负着守卫、押运等重要安全任务，长此以往，安保人员的身心健康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和厌烦心理，甚至有可能出现抱怨和不满。因此，为了顺利开展人民银行系统安保工作，系统内部应该注重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从多方了解安保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应该及时关注并妥善解决，设身处地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排解他们工作中的不良情绪，通过制度设置和人文关怀增强安保人员的归属感、使命感，提升其责任意识，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到安保工作中去。
(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的重要形式
人民银行系统的安保工作对安保人员各方面要求都比较严格，对安保人员的各项素质要求也比较高。正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特殊性，才更应该关注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模式。只有不断强化安保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才能保障人民银行其他工作的安全、有序进行。在这其中，始终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安保人员从党员的高度对自身进行严格要求，提高其思想觉悟，不断强化安保人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制度观念，通过强化纪律，提高职业操守，为人民银行其他工作保驾护航。
三、强化人民银行系统安全保卫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措施
(一)做好人民银行系统的安全防范的宣传
首先，要明确人民银行系统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人民银行是国家金融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对其他金融机构有着引导性的作用。加强人民银行系统安全保卫工作，能有效维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能防范各类金融风险，能为社会稳定提供保障。其次，人民银行系统内应该制订和完善相关制度，尤其是与安全保卫密切相关的保密制度。通过加强安保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其时刻警醒，保持应有的敏锐性和敏感度。在制度设置中还应考虑到各种应急处理预案，提高安保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再次，安全保卫人员应该严格执行上述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两个环节，一是值班巡逻工作，库房值班要严格执行二十四小时双人双枪制度，确保库房款项的绝对安全;一是头寸的押运，安保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根据上级规定做好双人双枪武装押运，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押运任务。最后，要保持安全检查工作的常态性。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本行的各项安全保卫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定期开展针对安保人员的学习和培训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对安保人员定期安排学习和培训项目，以便提高安保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一，政治思想学习和培训应该成为常态性的工作来抓。通过系统有效地学习和培训，提高安保人员对安保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培养安保人员的政治敏感性、思想觉悟性，打造作风过硬、政治可靠、技术精良的安保队伍;第二，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和培训之外，还应注重安保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身体素质，掌握擒拿格斗、射击等专业技能;第三，定期开展业务竞赛，在政治思想学习、专业技能等多方面进行检验，强化人民银行安保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安全防范意识。
(三)完善人民银行安保工作的基础环节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完善人民银行安保工作的各项基础环节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举措。首先，银行系统内部应该引进先进的技术防范设施，提高安全防范管理水平。现代化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仅对安保人员有多重要求，同样对安全防范设施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安保人员应该利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更好地完成各项安全保卫任务;其次，多角度进行预防，结合人防、物防、技防以及银行各项规章制度防范，全面系统地提高银行安全防范的水平;最后，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向安保人员灌输内外共同防范的双重效用，让安保人员在思想层面上提升安全防范等级，始终兼顾内外共同防范的理念，完善安全防范工作。
(四)提高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人民银行安保工作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还应该关注各类突发事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可以从思想意识层面提高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首先，对银行安保人员开展反抢劫方面的培训和教育，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明确安保人员的角色，与人民银行一线业务人员进行有效配合，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其次，要开展有关金融诈骗方面的系统培训，让安保人员保有清醒的头脑，跟随时展的步伐，掌握各类金融诈骗的特点、规律以及作案手段。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加强高科技方面的学习，提升安保人员的防骗技能。最后，定期对安保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方面的训练，尤其是积极补充新型作案方式，让安保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8
近年来，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市财政局的正确领导和县综合办的悉心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积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各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把综治工作与财政工作紧密结合，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治安防范教育和治安综合治理基础工作，排查纠纷；严厉打击经济违法行为，查处群众举报案件，建立良好的眉县经济秩序。全系统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为扩大税源、组织收入、财政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在综治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一下工作：
一、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坚持用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发挥财政职能，提高认识，结合行业特点，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有力保证，为扩大和繁荣眉县县域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局坚持不懈地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十六大”精神的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新形势下全系统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领导重视，机构健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纪检书记总会计师为副组长，局各股室、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确定了办公室工作人员，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示意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局内保安全制度》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和办公室工作职责及制度，落实了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通过实行局领导包片、包所制度，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综治工作，解决困难问题。在全系统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等严格的考核制度，增强了监督制约力度，调动了全体干部参与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性。
（三）层层签订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落实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任务。每年年初财政工作会议上，县局领导同各财政所、各股室、局属各单位负责人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签订率达到，真正将综合治理责任制落到了实处。与此同时，我们还把各级领导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绩，列为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与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促进各级领导把对综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转化到抓落实上去，使领导干部自觉担负起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结合行业实际，标本兼治，积极开展综治工作，创
造良好的财政工作环境。
（一）加强学习，加强安全教育，坚持综合治理工作群防群治，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一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狠抓党纪国法教育和党性教育。①聘请专家作专题辅导讲座。月份聘请县监察局副局长曹晗同志为全系统中层以上干部和党员同志做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报告。月份聘请市文明办负责同志为全系统做“和谐财政、文明办公”专题讲座。②加强学习。各单位把治安防范教育与干部职工政治思想教育、执法执纪教育相结合，坚持普法教育和综治知识学习宣传不松懈，先后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了《宪法》、《经济法》、《会计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公务员法》、《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教育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消除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的盲目乐观思想，铭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忠告，抓好了综治各项工作。③领导重视，常抓不懈。局党委书记、局长段永孝同志多次指出，要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与日常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提高财政系统干部职工的依法行政水平。④制定学习规划。在法规学习培训上，我局下大功夫，制定学习规划，坚持每周末、月末的学习制度。在今年的“综合治理”知识学习中，组织人员参加了短期“四五普法”学习，并及时制订了我局的学习方案。月份进行了系统综合治理答卷考试，考试合格率达。⑤加强考核。通过学习，使全系统干部职工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执法水平明显提高，没有发生过一起违犯社会治安的人和事。二是加强了社会治安形势教育。通过每周例会、党团组织生活、集体学习等机会，组织全体干部聆听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观看有关反腐倡廉、模范先进、综合治理电教片，大家深刻了解到犯罪分子作案流动性、地域的随意性、危害的严重性，充分认识了综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维修稳定、确保平安的重要性，提高了全员团结一致治理财政税收环境的自觉性。三是整体联动，加强了干部家属子女的教育与管理，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和治安事故发生。
（二）强化技防措施，做到人防到位。以保安全、保平安、保财政工作顺利进行为重点，切实加强了单位内部工作，确保了人防技防到位。一是加强了值班保卫工作。我们严格执行值班保卫、安全巡查、入门登记、进出盘查等制度，从基础防范入手，保证了单位平安无事故发生。二是加强机关车辆和交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了《机关车辆管理制度》，严禁车辆超载、超速和驾驶员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车辆带病上路等违规行为。机关公务用车严格履行审批制度，要求不得私自出车、不得公车私用，非专业司机一律不得驾驶公车跑长途。同时，从各种交通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了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对车辆车况、车辆管理制度落实以及车辆出行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严防交通事故发生。三是开展了安全大检查。针对全省乃至全国发生的多次重大事故，开展了安全大检查活动。突出抓了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爆炸、防投毒和防治安事故为重点的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责任制是否落实、物防技防是否到位、责任是否明确、值班人员是否坚守岗位、各项措施是否到位。今年下半年对各个基层财政所老化电线线路进行了更换，对部分围墙进行增高加固、布设了防护网，消除了隐患。同时，多次不定期和在重大节假日前夕以及假后到岗情况，采取随机抽查、普遍暗查及实行违规通报等方式，逐单位检查了值班保卫、票证安全管理等情况，及时排查漏洞与薄弱环节，确保各类票证、公私财物、车辆驾驶、个人人身和用水用电等事项的安全，杜绝生产生活、交通等事故发生。
（三）认真调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我们站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度，把调解群众内部矛盾纠分，力保系统稳定作为重点，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督促处理。重点抓好了公务员队伍建设、干部职工工资确保、遗属补助资金发放、复退军人安置、转业干部维稳、以及老干部管理等工作，从具体、细微的苗头抓起，切实做好具体问题的处理，确保了财政干部队伍稳定、单位秩序安定。
三、以各项主题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综治宣传和普法宣传，积极推进眉县财政依法治理
一是认真开展综治宣传。我局一直严格按照《宝鸡市治安模范单位标准》要求自己，以“平安眉县”先进单位为准则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综治宣传教育活动。重温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实施意见》；积极参与县综治委组织的宣传活动，通过书写标语、悬挂横幅、和其他单位交流综治工作经验等方法，推动了综治工作深入开展。
二是加强了财政法制宣传。我局一直坚持不懈的抓好《会计法》和财政税收宣传工作，紧紧围绕财政工作中心，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宣传财政税收地位、使用和意义，宣讲税收法规条例和优惠政策，解答纳税人咨询，通过卓有成效的税收法制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税收知识，增强了纳税人依法自觉纳税意识。今年月份，我局积极组织人员，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宣讲“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契税，耕地占用税税法宣传工作，办宣传栏期，悬挂宣传横幅面；月份，我局借《会计法》颁布实施周年，举行会计知识电视大奖赛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纪念活动；月份，为了全面提高财政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业务娴熟能力，利用天时间在全系统开展帐务检查评比暨“赛帐”活动，参赛人员占系统人数的，检查评比的帐簿本，凭证册，财务报表份。通过检查评比，极大的调动了全体同志的工作热情。
三是规范财政执法行为，严防执法偏差，减少执法冲突与纠纷。重点加强了财政资金行政管理权监督和财政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规范。执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过错责任追究制、重大税收业务集体审议审批制，规范和加强了程序化、制度化管理。开展了执法检查，及时纠正执法偏差。全年未发生因执法失误或偏差引发的行政复议、纳税人滋事上访等涉税事件。
四、进一步促进基层综治工作，积极开展创建活动。
今年来，我局继续巩固省级文明先进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以先进集体标准标榜自己，以综治工作为载体，以加强基层单位创建工作作为重点。一是做到思想认识、安排布置、宣传动员“三到位”。完善基层组织，安全防范、法制教育“三个网络”，在落实措施上下功夫，在预防上做文章；二是加大创建力度，进一步增强开展创建工作的自觉性。狠抓综合治理工作，为基层财政干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的各项税收工作任务的完成。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9
摘要在新的形势下，笔者认为要做好国有煤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立足行业特点和企业需要，围绕安全生产这一主题，用好老阵地，开拓新媒体，分层次分类别抓好推进，把新形势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做出特色。
关键词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安全教育
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永恒的主题，笔者认为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最关键、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职工安全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对于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保证矿井实现安全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把无形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有形的安全生产工作结合起来，让思想政治工作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下面仅结合许厂煤矿的实践，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煤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粗浅探讨。
一、拓展工作范畴，将消除思想隐患作为工作重点
职工是否重视安全生产、是否遵守安全生产的规则，关键在其是否有安全意识、思想上是否真正确立了安全生产的观念。因此，煤矿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消除思想隐患、杜绝思想违章作为主要内容，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从业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牢固树立“安全是最大的福利、安全是最大的幸福”的思想理念和“安全就是效益”的价值理念。近年来，许厂煤矿通过不间断的开展“我的安全保安法”、自我岗位描述演练、安全形势任务教育、体验式“三违”矫正法、班前集体安全宣誓等形式，把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消除职工思想隐患，解决职工思想违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长抓不懈，形成了“以人为本、安全为天”的安全核心理念、“人人争做本安人、年年实现安全年”的安全目标愿景。
二、发挥宣传优势，营造浓厚的安全教育氛围
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浓厚的氛围做依托，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也需要形成浓厚的安全氛围，二者相通相融，相辅相成。一是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阵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利用墙报、板报、宣传栏、企业报刊、网络等，开展安全知识教育，在生产场区制作安全画、安装提示牌板、事故警示栏等，进行宣传。二是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途径，营造安全文化氛围。把发生在职工身边的一些典型事例和经验教训编写成事故案例教材，供大家学习借鉴；以安全为主题，开展征文、摄影创作、演讲比赛等活动，营造安全文化氛围；编制自己的《安全文化手册》，通过多种形式组织职工深入学习。三是借助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员带头作用，拉动安全生产工作。全覆盖建立“党员安全责任区”，不定期开展的党员带头讲安全、党员带头不违章等活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协助单位搞好安全生产。四是借助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群众组织活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的良好风气。通过工团和女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劳动竞赛、百日安全无事故、我为企业安全献计策、青年安全监督岗、青年安全文明号、巾帼安全文明生产岗、矿嫂嘱安全等活动，在矿井内部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三、注重分类引导，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员工的岗位、素质、经历、家庭和态度各有差异，必须区分层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好不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领导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强化决策层的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通过他们推行企业安全生产精益管理，将企业经营与安全生产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同步抓好。对中层管理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强化责任感，使他们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措施、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设施设备等环节的监管。通过他们的指导与监督，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运作，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对特种作业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应抓住其工作特点和可能出现的突发问题展开，使他们充分认识岗位安全的重要性，熟练掌握本工n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提高他们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对广大一线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落实岗位职责，提高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素质，使他们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熟悉并自觉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规定。通过他们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操作，在企业形成“自下而上”自觉追求安全生产的良好态势。
政治安全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新媒体;互联网思维;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05-06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虽然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uttdetracy）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但人们通常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认为正是他们才真正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现代语境。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和贬义的批判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既是“虚假的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二者的统一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斥其具有虚假性和非科学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意识形态“毕竟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因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又具有了中立性含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其虚假性并不是其概念本身的原初特性，它也注定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恩格斯在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此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都不能避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使意识形态逐渐从哲学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演变为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关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意识形态安全：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
1.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
近年来，随着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和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和信息传播内容的激增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基于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学界和国家领导高层都十分重视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同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从学理层面上讲，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通常为国家政治体系，具体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不存在颠覆性威胁，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并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体现，主要包括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秩序安全和执政安全等方面的内容。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影响政治安全的内外因素很多。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识形态安全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意识形态安全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它意味着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挑战，并保持价值观体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对于政治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而言，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更为直接地面临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它是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神防线，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愈趋激烈，只有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受威胁，为政治安全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2.意识形态安全是促进政治安全的引导力量
意识形态是一国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在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具有的强大渗透力既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如果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很脆弱，或者不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或者虽然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但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与其激烈竞争，那么，国家的政治根基就不是很牢靠。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国家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确保其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如果缺少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先导因素，它在国家政治安全体系构建中享有优先地位。概而言之，作为表达社会发展规律和信仰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执政党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遵循继承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导向力，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中保持优势，不仅有助于化解制度认同风险，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同吸引力，还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进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地位，实现执政安全。
3.意识形态安全能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一般而言，成功的政治改革导引政治发展，并为政治稳定提供制度保证，但伴随政治改革而发生的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和利益调整等也可能会给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带来各种风险和危机。历史上由于政治改革而带来的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合法性危机是最为致命的，因为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对政权或政权代表的认同危机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从而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有效性合法性构成。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稳定程度直接取决于民众对这三大合法性基础的认同程度。⑤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认可与否是广大民众对执政者施政理念形成的价值判断，因而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前提。而程序合法性则认为国家合法性的依据是一整套规则或程序，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政权组织的法律或制度。有效性合法性则具体体现为政府绩效，它往往代表着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也是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最为直接的合法性资源。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对绩效合法性尤为偏好，时常动用大量行政资源谋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获取良好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追求执政绩效的实现。但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政绩合法性并不是永远靠得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政治权力并不能将有效性长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虽然政绩的获得对于执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把执政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很脆弱的。概而言之，一个政权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绩合法性，但从长远来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却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着力推进意识形态合法性构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对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合法性与有效性：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是以数字传播为核心的媒介形态。在我国，新媒体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其更为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目前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能实现信息实时交互传播的多媒体终端传播媒介（如手机媒体）。新媒体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播话语权的解构和内容生产方的转变。其具有数字化、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话语权的平民化、全民出版等特征。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的低成本、及时快捷和多元主体交互性，使得人们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通道更为顺畅，表达意愿也更为强烈。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使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行变得更为高效。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控制权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新媒体营造的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和共同体的维护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困境。
1.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呈下降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培育公民政治认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主流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予广泛的心理认同。单靠市场契约是无法维持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还必须有“契约背后的非契约因素”，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体系对于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开放的政治环境加速形成，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特征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交互发展，也直接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及时疏通和化解，则会削弱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心理基础，从而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之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推广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更加激烈。随着信息化步伐的快速推进，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技术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民众忽略国情民情的差异性，被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所吸引，将势必促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成长，从而增加我们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本和难度。在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一直处于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的真空状态，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必然要面临同质性非主导意识形态和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状态，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的关键时期，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关键时期的观念冲突，从而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如在《人民论坛》“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年度调查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位居值得关注的思潮首位，且连续四年位列十大思潮前五位。该思潮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第三，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当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了民意表达不畅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如果仍继续以传统惯性思维来识别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素，则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将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化，将问题的严重性轻易上升到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随意动用政府强制力，这都将在无形中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容易制造出大量假想敌，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根源，延误了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同时，频繁滥用政府强制力等不当的执法方式也容易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面对网络集体行动和因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发的，地方政府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化解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而是习惯性地对事件超前定性，轻易将其上升到某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的话，这种思维定式将在无形中凸显我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而僵化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致命伤。僵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必然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
2.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技术迭代乏力。互联网技术自发端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网络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力度空前地实施着国家互联网战略。其目的除了谋求科技和经济发展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动机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上的巨大优势，通过网络传播工具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向他国进行政治兜售和文化兜售，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技术层面而言，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信息系统，是不具有阶级性的。但它确实同时又可以为不同阶级、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而且，“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⑦。但反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其技术手段却显得创新不足。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沟通技术在我国蓬勃发展的近20年时间里，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新媒体在改善政府形象、推进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突出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西方国家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重视程度相比，我国政府部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仍然囿于传统的方式，过于相信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漠视网络新媒体工具的传播力量，更谈不上实现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周期性迭代。托马斯・迈尔曾指出，“新兴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⑧。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不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更新，不重视传播过程的优化和传播效果的反馈，将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与挑战。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僵化保守。互联网早已超越了单纯技术应用层面的价值，而演变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革命正在缔造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图景，而以信息资源的快速流动与群体共享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新媒体正在重塑着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在促进公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非理性、群体极化和多元互动性等特征，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式传播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单向传播模式迥然不同。互动式传播重视传者和受者的内心体验和结果反馈，信息传播的传者不再是一副权威、严肃的形象，信息传播的受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随时主动地做出回应和互动，甚至可以自主设置特定议程表达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仍然倚重于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之所以能常年保持其形式、内容不变，并保持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这种模式由于不重视网络空间内生、自发秩序的重要作用，变得日渐僵化、保守和不受广大年轻网民的重视。
第三，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显得刻板、乏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其实质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⑨，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意味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失效。互联网对政治话语的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上。网络新媒体的传播革命已经造成对官方话语权的冲击和分解。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了传统主流媒体，就能牢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党管媒体，保证了官方话语在传播平台、传播渠道、传播效率方面的先天优势，而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正在挑战这种优势。在鲜活的、生动的、贴近群众心理的网络民间话语面前，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话语的主导地位有被网络民间话语体系解构的风险。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途径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认知及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安全范式和传播机制已经逐渐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诸多困境，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关怀，即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安全观。要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要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借鉴互联网思维，寻求意识形态安全范式与话语传播的协同创新，是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路径。
1.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传播的思维变革
互联网思维是广泛联系对话沟通时代的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相比，其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互联网思维意味着对外部环境和公众意见始终保持灵敏，并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能及时做出快速的决策行动。第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互联网思维还意味着要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创新观念，调整机制，更新模式。第三，追求个体体验和评价。在互联网时代，中心化和权威性的话语体系被打破，社会网络中处处是中心节点，社会个体成为供求关系中的主导者，一切产品、服务、理念都将围绕社会个体展开，个体参与感得到充分尊重。第四，具备社会化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即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从社会关系链和传播链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要重视小微个体的力量，利用社会化媒体对观念、产品或服务进行口碑营销，达到协作共赢的效果。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惯性思维，以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借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盛行的互联网思维来克服这些困境不失为一种思维创新。对于互联网思维这一网络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开放性话题，金元浦教授对其给予了较高评价，“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它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将带给未来社会更为巨大的变革”⑩。当互联网思维上升为一种思维形态，将会对当今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提供一种全新的阐释。根据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启示，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必须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观念、机制和模式。同时，要重视社会个体的参与感，发动和感染一部分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传播合力，这将有效增进社会共识，促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进一步提升。
2.人本安全转向：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安全能否有效提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统摄和引领作用分不开，更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密不可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人本关怀，向人本安全转向，是意识形态安全范式转换的核心，也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人本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性概念，其主要关切点是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倡人本安全这一概念以来，围绕这一理念的价值论争此起彼伏，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然而，无论何种范畴的争鸣，都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上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价值争论本身将推进人本安全理论的不断完善。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本安全既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目标。从各国的治理实践来看，无论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人本安全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关乎政治、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也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和缺失，社会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个体与公共世界不断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安全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社会个体在一个对立的、混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环境中不可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人本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目标，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每个社会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地位，维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安全需要，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被社会公众从心理上最大限度地认同和接纳，从而最终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3.包容性调适：意识形态安全的优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该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在各种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要素的结合体，它是该国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和体现，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特殊性。但这种稳定性和特殊性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与时俱进的，它不仅具有社会理想的应然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实践的实然性特征，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而不断调整内涵，即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吸收其中的先进要素，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主流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发挥批判精神，把理论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结合经济社会实践情况的需要，创新表现形态，保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凝聚力和表现力。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探索新形势下理论宣传的规律，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在巩固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张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同时注意包容、吸纳其他社会思潮中的有益养分，避免意识形态走向封闭和僵化，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体系的创新发展。
4.话语体系创新：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保障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话语的关注，其实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权的关注，也就是对“话语”的传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注。政治与话语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通过权力对话语实施密切的外部控制;同时，话语对政治也进行着全方位的渗透，话语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占有将造成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空间造就了一个开放式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在新的传播平台上，之前各种相互隔离的话语渠道被彻底打通。话语权不再是被政府和传统媒体垄断的稀缺资源，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禁止公民的话语权利，或者垄断全部的话语传播资源。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面临着民间网络话语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消解，作为合法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不断进行话语体系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制网权和网络话语霸权的客观形势下，我们必须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话语体系和网络话语权。既要树立适应全球网络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观，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既要采取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也要合理运用符合受众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方式，以适应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信息传播的需要，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趣味性的融合。只有不断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我国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