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1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2
数字内容产业链迎合当今全球低碳经济时展趋势。新媒体艺术的数字虚拟资源彻底消解了以自然实体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煤电与机械等传统能源模式，虚拟能源旨在通过创新、智力资源筹建与低损耗特质，继而触发产业多元化，构建再循环体系，减少高碳能源消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绿色生态文明，是现代经济持续性发展与生态环境改进双赢的一种新型产业经济链模式。
新媒体艺术中的数字内容产业链在其主导的价值链、企业链与供需链等关联性中，其资源的纯粹性与产业的多元化始终贯穿其间：基于移动媒体网络、在线实时通讯、超级链接、楼宇多媒体、触摸媒介、数字动画、数字杂志等媒介技术，创立以拟像、交互和共享为标志的新经济模式，构建起创意产业，信息产业，传媒产业，娱乐产业，旅游产业等经济产业链，其全面渗入的领域包括数字动漫，平面设计，网络游戏，展览展示，广告，咨询业，旅游业，远程教育等整个社会公众媒介系统。
一、时基传输与眼球经济
2001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Davenport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眼球经济”，其阐述的重点着重于后工业时代，资金、信息、知识、资本和劳力的供应都已十分充足，而一种潜在的稀缺资源正浮现水面，这就是注意力经济中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从其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稀缺资源的配置与有效利用已成为当今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时基媒介”基于光纤光缆传输，超越了传统时间与空间的划分，在其时间的革新中促成了“时间即事件”概念的形成，同时也成为“眼球经济”可能性的平台基础。
时基媒介以跨越时空界限而聚合信息，时间成为其媒介采样、传输与回放的唯一价值参照，由时间引发的媒体自身之内、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实时同步，其中的数据流层则蕴含了极其庞大的服务层，因为在面对多个媒体数据流，通过相应的时间同步方案，保证各个媒体信息能够按照规定的次序出现持续性的传递给用户，进而有效删减了中间繁琐的应用环节来聚合大众的初始感受力。信息已成为一种“景观”（居伊・德波GuyDebord），它裂变了生产方式与消费意识形态，商品已成为一种景观性的意识形态之消费。
由时基传输带来的信息实时共享，一方面瞬息万变的信息不再受时间性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影像、咨询、声像、动画等由服务器向客户终端实时性、持续性传送，用户可以于第一时间内网罗来自全球众多的共传、共享资讯。另一方面就是对空间概念的革新，实时共享使得现代都市生活成为一个重叠的“U”型世界，因为其链接与传输方式已完全“扁平化”了，中间繁琐的交替应用环节被彻底消解，由广褒地域空间所引发的时效性秩序也不复存在，启动与到达成百倍的缩短，使得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内爆”（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而这正是由媒体本身所引发的各领域之间之界限丧失，价值爆于媒介自身。
因此，眼球经济不再受传统经济模式中关于主动与被动，即主客体之间的限制，并已潜入当下人们普通经济生活之合理授权。资本利益价值将最大化的集中在时基媒介之中，如今天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博客、微博、手机频道等代表数字媒体上的所有资产，其中包涵了物质性实体产品与创意衍生性虚拟产品，进而达成注意力经济之受体与资产提供之主体之间合理换。而其时基传输价值链源头将引发企业链的链锁反应，如平面设计与创意规划生成的广告创收；由网络和其他数字平台运营成为生成的服务性消费创收；由中介、导引环节发展生成的信息交流创收；庞大的物流费用；由软件开发以及知识产权投资生成的一系列创收等，“眼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反作用于原创设计、艺术、传媒、程序编写等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机构的增多，人才传输与专业教育领域的附属产业链的扩张与繁荣，有效增多竞聘岗位，解决了社会的就业问题。所以，以时基传输、实时共享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潜藏着构建新型世界文化产业经济结构与运作模式的强大价值体系。
二、数字动漫的虚拟沉浸
20世纪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其“拟像（simulacres）”概念中着重阐述了基于媒介革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向拟像、仿真社会加速转变，这并非简单停留在“仿造”层面，而是：缺席已还原为存在，暂存已成为一种常态，虚拟已为一种真实的“在场”，摹本已没有了原本，因为原本已成为了一种“拟像”。新媒体艺术中的虚拟沉浸效能正使得人们生存于某种“拟像”世界当中。“虚拟现实”已成为一种现实。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沉浸通过对人类综合感知系统的重新整合与调配，创建包围式叙述，虚拟模型创建，时空穿越，边缘体验搜索等技术概念化，构建起如奈西塞斯式的“梦想”（异想的可行性）存储数据库，在创造身体生理到心理感知全新包围式体验，实现深沉梦幻沉浸与交互完美体验同时，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实现人与外部客体的深度的交互融合。
那么以虚拟沉浸与交互体验技术为主要“变现”渠道的数字动漫产业，凸显了以媒介自身技术革新促成新型产业经济链的典型案例，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已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与文化输出的新兴支柱经济力量。数字动漫产业可以极大的发挥智力创意性价值链，借助各区域各地域的文化属性，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借助区域市场的区间专业化分工、协调以及多维性需求，以虚拟沉浸为体验的头脑风暴、眼球风暴创意为核心，以大众传媒机制载体为合作形式，带动一系列周边产品开发的供需链而成的产业链架构。
就当前动漫产业链案例而言，日本aCG产业链的高端技术与成熟市场确实有目共睹，成为日本的文化输出主要渠道和第二大支柱型产业。虚拟沉浸技术新媒体产业链的构建将如同原子裂变一样引发潜在的巨大经济链锁反应：处于价值链源头的原创设计、形象创作、技术研发、项目策划，作为智力创意能源在建立其形象品牌的同时本身蕴含了源源不断的衍生能力；继而到品牌传播、市场运营、虚拟销售等与大众传媒合作形式，以电视电影、报刊杂志、舞台出版为拉动效应的载体合作，又将引发下面一些列延伸性产业，如公仔玩具、包装装饰、文具书刊、餐饮、邮电、主题服饰、主题公园、产品体验馆等周边产业。英国，法国企业借助虚拟沉浸技术的数字魔力而创作的“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形象品牌在全球掀起上亿的电影票房同时，与其相关的书籍销售、DVD影像、画册、服饰、食品、网络游戏以及主题旅游产业更是蕴含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利润。
三、交融性的公众渠道
日本艺术家八谷和彦Hachiyakazuhiko于20世纪90年代尝试了人机交互实验作品：“interDiscommunication”，在其作品中八谷和彦设置了两位参与者互带着数据头盔，从数据头盔的显示屏中显示的却是以对方视角所观察到的物象。艺术家借用新媒体技术对图像、声音、频道等交叉叙述与对活动（静止）物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交互与替换，从语言、风格、形式以及立场等方面提出了影像与空间、环境、视角的融合性问题，并有意于哲理层面对传统上“自我”与“他者”概念进行了交换。
因此，新媒体艺术的交融性概念通过将受众（客户自身）直接纳入到网络化和地域性多媒体虚拟数据库，建立交互性公众产业渠道，如为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建筑空间以及广告创意、产品设计甚至跨领域学科如自动化办公等提供技术与美学上的支撑，另一方面增加了传播渠道的衍生性，如将户外移动媒体、楼宇多媒体、公共客服终端等公共空间声像交互“链接”为一个严密体系，使得城市移动人口生存在这个由多种新媒体平台所焊接的虚拟数据通道（数字社会）之中。因此在产品的宣传与传播过程中，供应商不再以单纯的广告植入而消解消费者理解与接纳之权利，而是通过交互对话的意义发掘；基于交融性中的身份界限的消解，从而使受众作为巨大的需方市场同时也转变为间接的供方市场，彻底改变过去单向度的供需关系进入一种循环互经济的运作体系；拓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即人们在体验与理解中就已经开始“消费”了：“技术即产品”。从这条价值链中又进入对如销售咨询（传播途径）、信息广告（传播内容）、电子制造业（传播技术）、交通（数据共享）、教育（新媒体应用与教学）、旅游产业（都市文化）等多层企业链的有效推动与发展。
在这样一种新型经济网络结构中，没有严格纲目，不再有特权与从属之分，平等的环节与共存关系使其突破了传统的行业壁垒与行政边界，融合了从投资、生产到销售链条中的每一环节，促成其间之“共谋互利”：投资方通过概念创意刺激资本市场的活跃；技术开发商和设备生产商通过“技术即产品”而获取巨大的市场空间；传播运营商可跨越行业壁垒来扩大经营内容；而内容提供商则可寻求更多的产品分销渠道、扩大公众的议价能力。
新媒体艺术虽具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与观念上的优势，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与区域性经济体结合过程中将会出现的一些难题，尤其在国内，新媒体技术相较于传统媒介在针对具体应用问题划分与方法论确立方面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创新内容与原创品牌的稀缺，对外来形象与手法的盲目复制；以鲜明的东方形象简单附着西方风格最终沦为不中不洋缺乏民族创意的作品，“华侨文化”制作迹象普遍存在等等，技术的优势与智力概念的劣势强烈反差与尴尬处境使得数字内容产业优势没有尽致发挥。同时由于新媒体艺术与传播渠道磨合的实验性，导致相当部分的创意产品被其他传统传播渠道习惯性的同化，导致后期销售渠道边界模糊，遍布于城市中的新媒体载体并没有发挥其功效，使得数字内容价值无法转换为等效利益，因此与其相联的企业链与供需链诱导出初始性脆弱与相对闭合状态，没有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与衍生。这些都是新媒体艺术产业链经济发展探索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许江、吴美纯合著：《非线性叙事：新媒体艺术与媒体文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2熊澄宇著：《新媒介与创新思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加拿大）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陈玲著：《新媒体艺术史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张微：《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艺术论析》，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3
[关键词]数字素养；数字能力；教育映射；整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08（2013）03-0024-06
一、引言
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会性技术的日益发展并被各个阶层的人群所使用，极大改变了人们工作、学习、交流、获取信息及娱乐方式。根据全球市场信息集团tnS对16个国家的2.7万名18至55岁网络用户进行的调查发现：全球25岁以下的受调查者平均每天花36%的休息时间上网。美国和英国低于平均水平，分别是30%和28%。而在中国，年轻人却把50%的空余时间都泡在网上，只将其作为娱乐的主要手段，应用于学习、创新乃至创造生产力方面非常少，年轻人对数字化的使用步入了误区。数字技术使用并不能自动引导数字能力的发展或者提高，因此，世界各国都将国民的数字能力发展视为未来全球新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因素，把数字能力发展置于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战略高度，冀望通过教育教学系统变革，鼓励发展国民数字能力，以确保未来确保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欧盟无疑是先行者，2011年，欧盟委员会了《映射数字能力：迈向一种概念性理解》技术报告，系统回顾和阐释了与数字技能相关的概念和理解，并首次为21世纪的数字技能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和建议。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在综述数字素养和能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及概念框架，并通过知识、技能和态度三维度将数字能力概念框架映射至教育领域，重构其能力要素，建立数字能力的整合模型，为数字时代个体素质能力发展提供基础。
二、数字能力：21世纪学习目标新指向
站在当下来遥望15年前尼葛洛庞帝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不仅感慨信息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塑造力，“信息Dna”已经嵌入普通人的生活环境，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经悄然融入普通人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数字世界是现实社会的模拟，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与创新。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现代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技能，也非常熟悉数码游戏和社交网站，似乎已具备“数字天赋”。但这并不等于“数字能力”。数字能力意味着基于iCt的知识应用于数字世界。个体的数字潜力和创新能力亟待开发。
数字能力成为数字时代世界各国教育创新的重要目标指向。近几年。国际上多个研究组织就21世纪的教育和学习目标做了全新规划和设计，这些学习目标框架无一例外都指向数字时代的关键素养和技能——数字能力。如表1所示。21世纪技能联盟（partnershipfor21stcenturyskiHs）针对新经济环境中学生成功学习开发了面向21世纪的学习框架，该框架定义了新时期工作者解决问题必备的几种基本能力：团队合作、判断信息、运用科技及国际观等，尤其突出强调“信息、媒体及技术能力”：由思科、微软和英特尔资助，墨尔本大学主持的21世纪技能教育与评估项目组从2009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名研究员和专家对教育现状进行评估，提出了四种能力包括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工具以及生活技能等；美国北中地区教育实验室（nCReL）也针对21世纪的学习者，提出了21世纪技能框架，包括数字时代的素养等四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针对新时期学习者教育技术能力要求。对第一版（1998）进行了及时的修订，提出了学生教育技术能力标准（netS-S-2007），共包括6类24项指标。事实上，相对1998版，netS-S-2007对学生的教育技术能力要求更高了。主要表现在对数字时代能力素养以及创新变革的要求。iSte认证与标准委员会的DavidBarr曾指出：net-S第一版旨在使学生学会使用技术，而第二版则强调利用技术学习。可见，技术工具的使用不再是netS-S-2007强调的重点。对于利用技术提高自身能力、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已成为当前netS-S第二版的时代使命。各个学习目标框架的维度表明，公众应该认识到当今的学习者必须掌握21世纪能力：学校必须依据对人是如何学习的、如何有效利用新技术以及如何结合学科发展21世纪能力等新认识来重新设计学习活动：政策制定者必须结合学业成绩与21世纪能力对学校进行督促考核。总之，数字能力的发展应该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体系之中。
三、素养连续统：数字素养的概念流变
显然，数字素养或者数字能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关乎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技能的、复合的、横跨的重要技能。这种技能能够促使个体获得其他的一些重要技能（比如，语言、数学、学会学习、文化意识等），甚至标记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eshet-alkalai）”或者“信息社会的重要资产（vanDeursen）”。表1也显示，作为一个横跨多学科的概念。数字能力与其他相关概念常常在不同层面上混用。数字能力的面貌是如此多样化，以致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或者广泛认同的定义存在，因为不同概念的研究和文献强调了人们需要的数字技能的不同方面。而这一事实也正说明了数字能力对个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主要提取了媒介素养、iCt素养、互联网素养、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概念，实际上，这些概念体系构成了一个素养连续统，这些概念在不同层面多种方式相互交叉。因此。试图关注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是没有用的。不如聚焦面向当前和未来数字环境的、需要学习的必须技能。
数字素养正是在上述素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是信息素养在数字时代的升华与拓展。其实，“素养”概念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态性的、开放式的概念，当一种生活行为或方式日益大众化并影响加深时，传统的素养内容的作用或价值日益边缘化。其教育效果逐步递减。客观上需要提出并倡导一种新的素养要求来与之相适应，可以说“数字素养”也是在其他各类素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了更好的构建“数字能力”的概念模型，现将五种主要的素养概念做一梳理。
（1）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信息素养”一词早在1974年就已被提出，当时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Zurkowski）指出：“信息素养就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资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990年以来，“信息素养”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并且逐渐取代计算机素养。
（2）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以广播和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的社会生活以极大冲击，有专家学者便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
（3）计算机素养（computerLiteracy、iCtLiteracy）：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提出“计算机素养”概念，美国北肯塔基大学把计算机素养定义为“对于已获得知识和经验的大学生及教师在其学科领域内必须具有熟练地和有效地利用计算机的能力”。从计算机素养一词的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计算机素养是指知道且能够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方面的能力。
（4）网络素养（internetLiteracy、networkLiteracy）：信息及相关过程的网络属性有时指的是“互联网素养”或者“网络素养”。有时。在意义广泛的“数字素养”文献中也使用网络/互联网素养。网络素养是指人们了解、分析、评估网络和利用网络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也有人认为网络素养是对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网络素养与信息素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承接交融的关系，即：信息素养是网络素养的前身，网络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发展。总之，网络素养是个体在网络社会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工作、交流和发展的一种综合能力，是一个由信息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积淀和心智能力有机结合的能力系统。
（5）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e-Literacy）：“数字素养”早在1994年就由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Yorameshet-mkalai）提出，他根据多年研究和工作经验以及分析了相关文献并开展试点研究之后，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这个理论框架被认为是数字素养最全面的模式之一。也被《远程教育百科全书》列入数字学习的主要模式。
上述素养概念体系可以都是建立在媒体路径上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表现出素养这一基本文化概念在不同媒体时代的基本诉求。事实上，除了上述普遍性较强的素养概念体系。当前还出现了一些面向专业领域的素养概念体系，如游戏素养旧、数字化阅读素养等等。因此，对数字素养概念的构建，并不是对之前相关概念进行删选进而提出一个统一性的概念，而是通过对各个概念的重要元素进行分析和整合。本文认为，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性、动态的、开放的概念，是经过媒介素养、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的流变所形成的。通过对数字素养和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抽取出一些共同的成分，这将作为后续建构数字能力概念模型的基本要素。
教科文组织曾建议。任何时候一种新环境都需要一种新的信息素养（Catts&Lau）。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机素养是最狭窄的数字概念，其主要集中于技术知识以及计算机和软件应用的方面，是数字素养的核心部分。网络素养增加了与工具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在网络媒介环境中成功发挥作用的思考以及能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数字素养大部分重叠。但是两者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即：信息素养更多地是发现、组织以及处理信息，而媒介素养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强调参与和解释，以及使用并创造媒介的技能。但是态度对两者而言都很重要。总之，数字素养是最广泛的概念，正如Yorameshet-alkalai的定义，数字素养包括其他相关概念的主要方面。即：计算机素养和网络素养是作为数字素养的基础、核心成分存在的，而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则是在数字化情境下的技能被包含在内，这也成为建构数字能力概念模型的基础。
四、要素聚合：数字能力的概念框架
从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到数字能力（digitalcompe，tency），还必须跨域素养与能力之间的概念差异。一般而言，“素养”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涉及听、说、读、写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素养也是个不断变迁、与时俱进的概念；素养常常包含能力要素。“能力”意味着有足够的技巧和能力、有效地完成一些事情，“到了科技先进的社会……为了有效的参与社会，需要拥有一种积极的素养。它允许人们使用语言以提高思考、创造和质疑的能力”（Campbell）p12；单就“能力”和“素养”来讲，很长一段时间“能力”一直作为“素养”一词的组成部分，而且经常在文献中出现的是“素养”一词。随着素养概念的不断演进，基本能力只是第一步，像在工作、学习中一些创造性的表达新观念的认知能力，以及对社会和文化方面问题的态度等高级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也就限定了本文中的“能力”一词是高于“素养”的。如果说“素养”指的是一般的能力。那“能力”则是指高级的能力。
数字能力是一种为了工作、休闲和交流，自信和批判地运用信息社会技术的能力。数字能力的提出。正是应对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诉求，在社会层面，年轻人将被要求拥有的这些技能和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在21世纪这样的知识社会中让年轻人成为更有效率的工人和公民，因此，数字能力被欧盟界定为个体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之一。在技术层面，随着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的普及与风靡，数字化工具和媒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数字化社会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参与和分享，这些要求需要具备新的能力，如游戏素养、执行力、多任务处理、分布式认知能力、团体智力、信息识别、网络协商能力等等。因此，从能力要素上来看，数字能力强调除了基础技能外，还应该强化技术素养、技术设计、技术思维等高级技能，这些新的能力通常被打上“21世纪技能”的标签。通过表1所示各个学习目标框架要素分析，可以提取所谓“21世纪能力”中的某些因素，聚合为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这将成为数字能力概念框架建构的基础。部分示例如图1所示。
在此基础上，参考Kirstiala-mutka（2011）的数字能力模型，构建了图2所示概念框架。数字能力概念框架的建构非常必要，实际上，当今的学生由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世界）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被称作“数字土著”的一代。他们的教育者则是“数字移民”。因此。当今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作为“数字移民”的教育者，说着过时的语言（前数字化时代语言），正在吃力地教着说着一种全新语言的人群。因此。对数字能力的渴求成为跨越数字大断点（discontinuity）的前提和基础。数字能力包含工作、娱乐以及交流中自信且批判地使用信息社会技术，强调基于iCt的基本技能：利用计算检索，获取，存储，制作，呈现并交换信息。利用计算机交流并参与合作网络闭。此外。通过对比各个学习目标框架发现：多文化素养与全球意识、应对复杂情境、自主学习、创造性、承担风险、个人责任感、社会与公民责任感、时间管理等能力对数字时代的人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故可以纳入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范畴。
五、教育映射：数字能力的整合模型
数字能力的概念框架为教育领域的学习目标重构提供了依据，但如何成为指导信息技术教育教学中的指南，还需要建立起数字能力构成要素到教育目标体系的映射。从而建立起其操作模型。这一操作模型必须详细分析数字能力的层次、层级以及类别；从一般上看，学习和教学目标主要由知识、技能和态度三层次构成，其他层次要求都是对其改进的结果。
首先，在三层次构成上，鲍登（Bawden）曾经提出数字能力四要素模型，其模型主要从基础、背景知识、态度与观点、核心能力等四个方面，该模型强调了一个与必备的要素相似的结构、几个相互支持的重要技能和技能有效应用的关键态度；其次，在层级方面，马丁等（martin&Grudziecki）在数字欧洲素养（DigeULit：DigitaleuropeanLiteracy）项目中改进了数字能力的一个概念模型，提出了一个结构方法及相关工具，构建了数字素养等级模型，这一等级模型把数字能力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数字能力基础（技能、概念、方法和态度等）、数字能力应用（专业及学科应用）、数字能力创新（改革与创新）。这三种水平描述了所有人的一般数字能力的需要。再往上，他们应该提高自身专业的或是其他具体目标的个人数字化用途。在个人和社会水平等级上。这也导致在过程和活动中通过数字化改变来改革和发展创新性。再次，在数字能力类别上，冯德生（c.VanDeursen）曾提出并证实了一个由两大类（内容相关、媒体相关）四种互联网技能组成的模型，由复杂程度排列如下：操作技能（比如使用网络浏览器、搜索引擎的操作技能等）、常规能力（如网络导航和正确使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信息能力（如定位、选择和评估信息的互联网技能）：信息策略（如在成功的目标导向活动的策略信息技能等）：信息能力和信息策略也包括在运用时批判的和目标导向的态度。不过，该模型主要集中在网络信息技能上，缺少了像媒介创新、交流与合作这样要素分，这是后续整合模型需要补充的要素，但该模型在数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详尽的分类，同时提供了一种非常实用的观点。
在图2的概念框架基础上，充分整合上述文献中与数字能力相关的结构模型。大的方面由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应用态度三个方面构成；上述各个模型中的基础技能提出来被归为同一个类中，组成工具性知识与技能：应用和策略层面组成高级知识与技能：态度方面（引导技能应用的思维方式）按自身的论题来分离和归类为技能和知识应用的态度。技能根据意识到的认识复杂程度来排列。知识和技能不能因具体内容而分开，因为在这个水平上，知识和技能是相关的（技能是关于知识的应用）。在详细分析了数字能力的各个构成要素之后，将这些要素有逻辑的组织和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三大领域（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应用态度）、六种知识与技能（操作性、媒体相关类、合作交流、信息管理、学习与问题解决、有意义参与）和五种应用态度（跨文化、批判性、创新性、自主性、责任感）。图3为经过教育映射后的数字能力整合模型的具体框架。
如图3所示，数字能力是在数字素养等一系列“21世纪新技能”诉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视为数字时代个人综合能力的新指向。这就决定了数字能力的概念内涵是比数字素养宽泛的，在经过充分整合数字素养相关概念体系流变以及数字能力和21世纪技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欧盟数字能力概念模型，下面具体阐述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
（一）工具性知识和技能
主要包括两大类知识与技能，即操作性知识和技能和网络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其中，操作性知识层面涉及到在具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使用数字工具的意识以及对这些工具及其功能和用法的理解：操作性技能反映了数字工具的技术操作层面，例如鼠标操作、具体软件的操作或文件存储操作等。这些基本知识和技能是其他任何工具使用的先决条件。
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则涉及到对相关媒体的理解以及如何安全使用。这些技能不仅仅是操作性的，同时也要求具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媒体的认识与技能、媒体风险和限制的意识。数字能力在这个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数字网络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如，导航、书签、简单信息聚合、RSS订阅）、多媒体技能（数码照片操作、创新在线结构框架）和数字环境的安全性（个人隐私、技术安全风险）。
（二）高级知识和技能
——交流与协作。有效地表达和交流、理解每种类型媒体格式的优缺点。这对数字化环境的合作非常重要。要达到全球范围内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个体能够适应和赞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观点。通过深度交流与合作，最终人们应该能够建立和保持与有关人士和相关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人通信网络系统。这种数字环境扩展了人们所处物理环境之外的社会和专业社会网络，能够使个体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益。
——信息管理。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信息数量是巨大的。但质量却是良莠不齐，这就凸显出了与信息相关的技能和能力在这种环境中的重要性。每个人都需要精准定位、批判性的选择并组织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进而分析和评估信息内容、进行多媒体演示和运用到具体情境中去，这些都需要融入个人的数字能力，并能够体现在所有的网络活动中。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信息处理过程。能够发展自己的个人信息系统，并通过有效过滤信息来维持个人和共享资源的鲜活度。
——学习和问题解决。所有个体都应该能够通过在学习、工作和问题解决中使用的数字工具和媒体中来掌握知识和技能。应该能够在专业和个人的领域中有效地发现和评估符合自己目前需求的学习机会。从联通主义的角度来讲，能从合适的人和资源网络中找到方向并从中受益。此外。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确定学习目标，规划学习和开展学习并获得一定的学习成果，在众多可能的数字路径上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预期效果，以期解决问题。
——有意义参与。无论是独自或与他人合作，不论是为个人还是为与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参与到数字活动中。这就需要他们能够理解并创建一种适合每个活动和环境的数字身份。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够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活动中捕捉到融入数字化社会的机会，从而使数字化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影响方式，同时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应用态度
——跨文化。如前所述，从数字通信中获得最大的利益需要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交流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以开放的态度来相互理解和洽谈。这涉及到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以及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想法、与他人一起为共同的目标或利益而奉献的意愿。
——批判性。与传统出版媒体相比，大多数情况下。在网络环境中没有正式审查谁能参与或者哪些资源可以出版。用户在将自己融入到数字化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反思，考虑信息的质量，并要不断的思考信息的产生、媒体和资源的可靠性以及不同数字工具和媒体与他们任务的适应性。
——创新性。数字化工具和环境提供大量的、几乎满足任何需要的信息资源，其中最大好处在于：这可以使你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消费者。创新性态度体现为：思想开放并乐于表达个人看法、与朋友合办项目或发起社区活动、为个人和在更大规模上产生社会和经济利益提供机会。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和媒体，可以为个体提供开展任务或呈现结果的创新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激发自己去学习或发明，准备改变现有的方式来适应新时代。
——自主性。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则和行为模式的良构资源（well-structured）。人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目标，并为了能够从互联网中最大获益而积极地、主动地努力。这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要得到利益，就要努力找到对任务最合适的数字工具和媒体，明确自身目标，必要时适应和反映新环境。
——责任感。网络数字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带了很多风险。除了对资源和其他人要有批判性外，自身活动可能造成的结果及其可见性意识也非常重要。用户必须理解数字安全问题，并将之融入到数字环境中的活动和交互之中。当使用来自他人的资料、被关注或会影响他人的创新资料（照片、邮件）时，必须要考虑到道德方面的问题。
六、实用取向：数字能力发展建议
上述整合模型具体构建了面向数字时代个体能力的一种新指向，但绝不是一种客观化的、标准化的模型，数字能力全貌应该是多层次的。因此，在理解本模型的时候，需要秉持一种实用观，避免在纷繁复杂的概念体系中囿于“冒进”或者“懈怠”窘境，有如下四点需要特别提示并且达成共识：
（1）需要认识到数字能力对于数字时代的所有人都是必须的。对于儿童、年轻人、工人以及老年人以及处于社会排斥风险中的阶层以及一般所有市民来说，缺乏了将导致各种各样的危险。数字能力并不会随着大多数人所使用的网络和计算机而自动获得。
（2）21世纪的数字能力必须包括面向工具和媒体使用的工具性知识和技能、高级技能和知识，为了交流、协作、信息管理、学习和问题解决以及有意义的参与。这些必须得到跨文化的、关键性的、创造性的、可靠的以及自治的态度。
（3）工具性知识和技能是发展或者使用更高级技能的前提。这些必须在所有合适的层次上得以确保。然而，认识到这些工具性技能还不足够是重要的，数字能力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数字工具和媒体。安全的和高效的态度形成将被整合到学习技能的所有层级之中。
（4）形成一种高级层次的数字能力的教育映射模式。仅仅是第一步，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并且认真整合到操作化的信息技术课程学习和评估问题之中是必须的，这对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个体数字能力发展是紧迫的、有用的和可用的。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教育教学领域亟待转型升级，信息化教育及其深度融合也正在推进，本模型将为上述变革提供一种参考模型，具体应用到教育教学领域，需要注意：
第一，工具性技能是发展和应用更高级技能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所有人都用得到。可以按照自身的目标来学习一些技能。在学习者开始任何独立的数字活动之前，都要求掌握关于机会、法律和道德内容、操作性技能方面的基本知识。然而，学习者也应该能根据与自身的相关性来选择更多的高级工具技能（如，使用电子表格软件、创新社交网络框架）。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在我国）许多信息技术课程会将数字能力理解成工具导向的。所以，这些课程都关注教学和评估中的工具性技能，但是应该将这种工具导向转为能力导向。即让学习者是为了掌握一种能力进行学习，而不是为了学会一种软件如何进行操作。
第二，在具体领域的背景下。内容相关的互联网技能是需要学习的。因此，具有批判性质的高级技能和知识的发展应该被融入基于主题的学习中，比如，学校的历史课、为其他弱势群体开设的就业培训课等。这些技能和知识按顺序排列如下：首先是用于具体功能性任务的技能，然后是策略水平的技能，最后是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的技能，这个顺序也是个体发展的顺序。在高级技能和知识这个领域中。知识和技能有很多选择。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数字工具和媒体的用途有限时。因此，数字能力的教与学的方式可以根据目标群体的需要来选择相关的技能领域。
第三，在态度这一领域，是没有确定的、独立的好方法去提升学习者数字能力态度的，需要在具体的主题下或是与具体目标相关的内容学习中融入态度学习，或者整合到技能应用的学习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内容学习之中。因此，在学校教育中也要注重通过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激发学习者自主、独立的态度来促进数字能力的提升。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4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Geske模型；复合实物期权
1.引言
数字图书馆就是对有高度价值的图象、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进行规范性的加工，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提供在广域网上高速横向跨库连接的电子存取服务[1]。同时，数字图书馆应该是超大规模的、分布的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2]。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涉及管理、技术、质量和经济等四个方面问题。目前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三个问题上，唐晓玲等利用QFD和Kano模型对数字图书馆质量进行了评估研究[3]；钱力等研究了基于eCDL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结构及其演化[4]；尹达等研究了数字图书馆管理机制的构建[5]。而对第四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其中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经济评价研究没见报道。实际上，数字图书馆是一类投资较高的项目，对其进行经济评价不仅是建设阶段管理决策的需要，也是运营阶段效益分析的要求。
2.投资项目评估方法
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评估，传统的贴现现金流（DCF）方法，例如标准的（npV）法则，往往忽略了管理方面的灵活性。[6]
现实市场中，管理者完全可以拥有宝贵的灵活性，在项目的不同周期，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推迟，放弃，扩张，收缩甚至更改项目。这种经营的灵活性类似于金融期权。当我们引入期权的概念后，投资项目的价值就有两个部分组成，即：扩展的npV=标准的npV+期权溢价。
实物期权的概念来自于金融期权，因此实物期权的量化方法也是以金融期权的理论和概念为基础的。最早来自于Black和Scholes（1973）以及merton（1973）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学术论文，即经典的B-S-m期权定价模型[7]；Cox，Ross和Rubinstein（1979）用一种比较浅显的方法设计出了期权的定价模型，即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margrable（1978）评估了风险性资产交换的期权；Geske（1979）对简单复合式期权进行了评估，等等。通过引入实物期权的概念，为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柔性的投资策略，也为项目的经济评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3.实物期权模型在数字图书馆经济评价中的应用
3.1基于实物期权的数字图书馆经济评价的步骤
⑴项目建设是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⑵分析项目的生命周期，识别项目中所蕴含的期权；⑶选择合适的期权定价模型；⑷定义变量和变量取得的方法；⑸计算项目的投资价值，根据结果做出投资决策。
⑷项目价值的波动率σ在期权理论中，项目价值的波动率反映了项目的潜在价值，也即项目价值变动的标准差。波动率越大，项目价值上升的潜力越大，而由于期权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性，下降的潜力则被限制住。实物期权的标的物往往具有不可交易的特点，或者交易量很少，所以很难像金融期权那样通过大量的历史交易记录估算出波动率。
4.结束语
数字图书项目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进行经济评价非常有必要。本文利用Geske简单复合实物期权模型，对数字图书馆所蕴含的期权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为数字图书馆项目的经济评价提供了一种思路。（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徐文伯.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5）：3-8.
[2]徐文伯.中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战略[J].图书馆，2000（3）：23.
[3]唐晓玲何燕.基于QFD和Kano模型的数字图书馆质量评估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6）：89-92.
[4]钱力张晓林张智雄.基于eCDL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结构及其演化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1）：89-99.
[5]尹达郑建明.数字图书馆管理机制构建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1.30（7）：47-50.
[6]trigeorgis，Realoptions：managerialFlexbilityandStrategyinResourseallocation[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83-84.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5
关键词：旅游文化智慧时代智慧概念
一
（一）智慧时代前的旅游与文化：相互补缺为主的关系。
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化先于旅游产生，自从有了人类文明，文化就应运而生；而旅游则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商品交换的行为出现而产生。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发散状蔓延；而与此同时，旅游的内涵也不断丰富，旅游的目的多种多样，旅游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旅游行为逐渐大众化，旅游客源的数量逐年膨胀。
在众多文化传播方式中，旅游以其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逐步为人们接受，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充分肯定了旅游对文化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方式，旅游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在我国也有很多落后地区，旅游成为其主要经济增长点，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同样也是巨大的。
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不断地为旅游提升内涵，增加品味，提高档次。旅游从最初的仅仅为满足物质需求的商品交换，过渡到现在目的为增长知识见闻，提升个人修养，了解目的地的历史、宗教、文学、科技等多重文化层面的精神需求。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注入无疑将旅游的灵魂加以升华。
（二）前智慧时代的旅游与文化：平衡双赢为主的关系。
笔者姑且将目前所处的时期称为前智慧时代，这一时期旅游和文化的发展宏观层面上都呈现出膨胀和碰撞的状态，文化经过智慧时代前的数字时代的发展，传播和接受渠道多样化，高速化；旅游在智慧时代，面临诸多考验，旅游作为一项产业，依附性的特点比较明显，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等外界因素都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这一时期旅游显示出更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性。
下面简单解释一下智慧的新概念：智慧由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组成。
数字社会为城市规划、智能化交通、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基于位置的服务、国家安全应急响应等创造了条件，数字社会以空间位置为关联点整合相关资源。
物联网将与水、电、气、路一样，成为地球上的一类新的基础设施。世界将继续“缩小”“扁平化”而显得“智慧”。
云计算起到了整合作用，智慧的理念是把传感器装备到城市生活的各种物体中形成物联网，并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实现物联网的整合，从而实现数字城市与城市系统整合。
二
智慧时代中，智慧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衡旅游和文化的作用，并使两者都在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可以从以下几种普遍现象中进行归纳。
（一）智慧同时为旅游和文化提供了高速度、大容量且便利的平台。
当前活跃在智慧时代的手机app应用产品，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第三方应用的合作形式参与到互联网商业活动中去的，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开放化，app开始被更多的互联网商业大亨看重，如腾讯的微博开发平台，百度的百度应用平台都是app思想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积聚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受众，另一方面借助app平台获取流量，其中包括大众流量和定向流量。比如“同程旅游”这个app应用，人们借助它不仅可以获得大量与互联网相连的旅游咨询，而且查询速度与互动速度都很高，最关键的就是方便，忽略了电脑的存在与否，省去了电脑的开机时间，手指点点手机应用就能完成。
（二）智慧的发展速度决定了旅游和文化发展速度。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比掌握信息内容更重要的是掌握寻找信息的途径，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在不同时空传递，我们要做的是迅速找到所需信息，让云空间帮助我们的大脑储存信息，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了解的，智慧的概念包括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这些本身也处在发展过程中。所以其发展速度决定了旅游和文化的发展速度。而智慧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中国江苏，苏南和苏北存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智慧概念的发展程度就有很大差别，如今苏南很多地区正着力打造智慧城市，而苏北很多地区还在忙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苏南的旅游发展较苏北更活跃，苏南的文化传播较苏北更高效，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三）智慧在不同时空中整合出不同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体。
智慧概念中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去开发设计产品，满足人们在不同时空的需求。简而言之，在一个智慧概念覆盖率合格的地区，当地居民可以通过由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组成的智慧产品，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完成一系列行为，达到目的。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的上海和美国的纽约两座城市中，两地居民可以同时使用互联网在同一个网站或应用完成了一个非洲旅游产品的订购，但所购买的产品会因为订购者的国籍、信仰、文化等不同，在内容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订购过程初期，输入详细的订购者信息，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技术的运算，能很快提供适合的详细产品列表，比如在产品中的住宿信息中，首推的住宿形式会有不同，出现在上海订购者的住宿首页列表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需求的建筑物式酒店，而出现在纽约订购者的住宿首页列表可能是各种西方人热衷的帐篷式酒店。这就是智慧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之处，在不同时空中整合出不同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体，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且以秒计算完成云运算，高效。
综上所述，在前智慧时代，旅游和文化在智慧概念的促进下，两者发展会越来越平衡，而且旅游和文化在不同时空通过智慧概念都有双赢的可能。
最后，笔者想说明本文的写作初衷，旅游和文化的关系已经形成很长一段时间，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被人们接受，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智慧概念的提出和落实，旅游和文化的发展会因为智慧概念的介入而产生变化。笔者相信智慧时代带来的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旅游从业人员应该则应更关注如何利用这种积极作用为旅游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多种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6
关键词：数字化电厂；概念；数字化系统
中图分类号：tm62文献标识码：a
一、数字化电厂的概念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逐渐覆盖到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个层面上。数字经济指的是在经济发展和参与的每个环节和每个要素中都广泛地采用软硬件技术及应用和通信技术。数字化工厂的出现就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数字化电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国电力行业将数字化电厂的概念定义为电厂的各级控制和管理系统均进入数字化后称之为数字化电厂。可见，数字化电厂的建立要求电厂的数字化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数字化的全面覆盖。
二、数字化电厂建设的方案
（一）数字化工程
1数字化设计。这是指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都利用数字化方式来进行产品的设计。目前与建设数字化电厂有关的数字化设计包括了三维数字化的设计模型，电厂数字化的设计模型以及系统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其中三维数字化的设计模型是用来管理电厂建设时期的工程项目，在电厂的运行期，该模型会构成三维数字化的管理系统，将各个系统的信息加以整合，实现电厂运行和维护的统一管控。而电厂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包括了数字化管理的设计方案，将确定数字化电厂在建立时的系统结构，建立起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明确各项基本技术的要求，保证系统和软件平台的技术。系统数字化的设计模型包括了电厂整体的系统图、安装的仪表和管道图、现场的总线图，还包括了被控对象、控制设备、控制信号等的相关数据。这些数字化的信息将直接用在数字化管理当中。
2数字化采购。数字化采购是建立在数字化设计的基础之上的。在采购之前，要将工作进行步骤分解和编码，对工程物资也要进行编码，然后在采购的过程中按照工程的需要制定采购单，实施整体采购、分批交货的管理模式。数字化的工程采购实现了工程的规模化采购，是数字化工程的实施重点。
3数字化移交。这是数字化电厂建立的基础，是指在数字化的移交平台上将电厂建设中各个环节和阶段的相关数据、资料和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类，最后通过审批后移交给业主。通过数字化移交，对电厂建设时期数据的移交过程进行全面的管控，从而提高数据移交时的质量以及电厂的管理能力。
（二）数字化控制
传统的电厂工人能够有效监控的只有工艺的过程和设备的状态。而在数字化电厂中，锅炉、电气系统、汽轮机、现场仪表以及控制设备都将实现智能化，使设备的整定和维护信息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控制系统，从而让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更加的轻松。电厂的数字化控制将包含了单元机组的分散控制系统、电气的控制系统和全电厂辅助车间的控制系统。
（三）数字化管理
在传统的火电厂中，管理系统一般是由管理信息系统miS，即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和厂级监控信息系统SiS，即supervisoryinformationsystem共同组成，两个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系统中的功能却存在着重叠。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具备了准确性和唯一性，运用了先进的设备来实现生产运营管理和控制的优化，使电厂的资产管理和决策支持等方面都能在数字化的管控下更加的科学。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部分：（1）生产运营管理系统；（2）财物资产管理系统；（3）优化控制管理系统；（4）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其中生产运营管理系统不但包含了对生成操作票和技术监督等方面的管理，而且还能够对电厂的重要设备进行早期的故障诊断、故障分析和故障预警，通过这类预测性的维护来帮助电厂降低生产成本，有效提高电力企业的效益。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也具备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为电力企业的高效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为电力企业的发展经营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指标，使企业的决策能够更加的科学和可靠，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和盈利水平。
三、数字化电厂的优势
（一）数字化
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将电厂建设和发展各个阶段所反映的现象、本质、规律等的相关文字、符号、数字、声音、图像等模拟信息都转换成数字信息。
（二）信息化
信息化指的是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我国政府一直努力将工业化和信息化进行深度的融合，而数字化电厂不管是在电厂的设计、施工，还是在电厂的生产、管理等多个环节都采用了信息技术，所以具备了信息化的优势，成为了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三）智能化
数字化电厂广泛地采用了现代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智能测量技术、智能决策的支持技术，使电厂的运行实现了智能化、高效化。保证了电厂生产的经济、安全、环保，符合了社会和时展的要求，保障了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可视化
数字化电厂可以通过对现实进行虚拟，把电厂中的各类实体包括实体的特性用以三维立体等形式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其表现形式还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进行变化，建立用户的交互通道，使用户能够对电厂数字模型进行浏览、模拟、观察和计算，提高电厂设计和规划的效率，使电厂的设计和规划更加的方便快捷。此外，对电厂的设备运行、设备的维护和检修进行仿真模拟，能够有效地提高电力企业的工作效率。
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数字化电厂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中包含了多个方面，其构成非常复杂。建立数字化的电厂能够使电力企业具备先进的设计技术、管理技术以及控制技术，实现发电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透明化，将推动电力企业的快速发展，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7
1、虚拟概念和伪概念
尤其在推销一种新产品、新服务的时候，虚拟概念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人类的生活方式既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是一个“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过程。与一种新产品、新服务相联系的，往往会出现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当然需要一个认识、接受的过程。在这之前，我们推销给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就联系着一种虚拟的生活方式，这就产生了虚拟概念。但是，由于有一种确实能够给人们提供新的物质或精神享受的产品（服务），这种虚拟概念是有现实基础的，如果它确实合乎人们的心理或物质需要，就会变成为人们所接受的真实概念。笔者相信，几乎所有新产品在推广阶段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概念营销的重要性为经营者所注意到，它的作用有时候被片面地夸大了，仿佛一种营销方式就是万应灵药，可以救活根本不应该被救活的东西；由此产生了我们称为伪概念的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伪概念最为泛滥成灾的地方是美容行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爱美和怕老的心理尤为迫切；同时，目前的美容业技术水平远远达不到人们对于美容的追求标准，其经营也非常不规范，为伪概念的产生和传播准备了土壤。诸如“三天嫩肤美白”、“七天瘦身”之类夸张宣传，“国际知名品牌”之类诱惑，成为美容业存在的“温柔陷阱”。
更有甚者，最近还悄然兴起了一些较为“秘密”的美容项目，如“处女膜修复”和“阴道紧缩术”，这种对抗传统道德的“美容”项目我们在此不作评论，它有市场就会存在；而一种叫作“卵巢美容”的则绝对是经典的伪概念。“卵巢美容”的全程是：美容师先用湿毛巾擦拭顾客的腹部和背部，并用精油擦拭穴位，然后在顾客的肚脐周围一寸处滴上精油，用保鲜膜将腰腹一周都裹上，并用湿毛巾敷在小腹处，用热风吹着。最后，将一小块名叫“香熏脐贴”的东西贴在顾客的肚脐上，并用胶布固定，整个过程约1小时。有关人士认为，美容师给人做个双眼皮、垫一垫鼻子或者做个乳房什么的，还有些令人信服，毕竟外表的东西好“摆布”。而如今，就连大医院和医学专家也不敢想的“卵巢美容”，竟然在她们手里“诞生”了。尤其奇怪的是，连卵巢究竟位于什么部位又什么构造和原理都说不清的一些人，只是用隔靴搔痒的一套方法，居然使“拼死吃河豚”者趋之若骛。实际上，“卵巢美容”是个弥天大谎，医学专家早就明确指出，“至今我们尚未听说这种通过外部按摩来达到卵巢保养的医学方法，从原理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雌性激素才能对卵巢有影响。”
－可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家具方面，“性爱床”从东南沿海城市一路炒作，于3月28日搬到兰州市繁华路段，“床秀”随即展开。在主持人的解说声中，两位妙龄女模特轮流坐上“性爱床”，促销小姐不失时机按动电钮，随着悠扬的乐曲，托架自由升降，床面开始有节奏地起伏，女模特也在床上不停地变换姿势和造型，向围观者展示该床的突出功能……与此同时，商家还请来一位性学专家进行咨询，不少市民也乘机向他请教。显然，商家的预谋是要挑起人们的性幻想，然后将其与他们要推销的产品联系上。他们使用的道具，关键是年轻漂亮的女模特。
从某种意义上，性爱床并非一个完全的伪概念，这种观念的家具在国外早已存在，但是很少进入家庭，而是被用在主要为情侣或提供新婚服务的旅店。
我们再来看看家电行业。
现在生产热水器的厂家很多，市场上的热水器品牌可谓琳琅满目，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产品同质化的弊病在这里非常突出。大约厂商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热水器产销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概念”：纳米技术。事实上，现在真正的纳米产品只出现在实验室中，数量极少且价格昂贵，所谓的纳米技术产品只不过给消费者提供一种高科技的心理满足而已；超薄设计。一些装潢专业人员指出，由于热水器一般采用高挂安装，对空间影响不大，超薄设计在空间占用、美观方面的效果意义不大，反而降低了对热水器来说非常重要的保温性能，实在是得不偿失；8字内胆。这种抓住部分消费者求吉利心理的设计，增加了热水器内胆的焊缝，可能为用户带来安全隐患；出水断电。其实电热水器本来就应该做到水电分离，而出水断电显然会缩短提供热水的时间，其优劣应该一目了然吧。
热水器是一种技术简单的产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只要具有较高的加热效率和保温性能即可，如果实在提不出真正吸引人的概念，还不如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做好文章。概念营销确实具有很高的附加价值，但不能任何时候都指望它起死回生，更不能“伪”概念。
2、概念的市场验证与培育
一种产品推上市场，它的消费必然涉及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产品的流通过程，必然含有某种程度上传播特定生活方式的成分。因此，不论采取何种营销方式，“概念”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房地产以及相关的居家装潢行业对此可谓非常重视，笔者随意抽出一期《南方都市报》的家居特刊，就发现其概念传播特征极其明显。这一期的新闻版面首先提出了成熟家居概念，对成熟的阐释是：合乎人心，追求自然——以人为本，重视内心需求；神来之笔，创意与人性浑然天成；天人合一，与自然更接近。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楼盘广告、装潢设计广告都在做这样的文章，以推销某种家居文化的方式推销其产品与服务。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对不同城市的楼盘广告进行比较分析来认识它们的文化偏好，比如上海楼盘名称更喜欢用“欧”“美”之类字眼，广州更喜欢用“园”“城”之类字眼，显示上海人更西化而广州文化更实在和更追求自然。
实际上，楼市档次高低划分相当明显，对不同经济实力的消费者推销不同的家居文化概念，成功与否既需要市场的验证，也需要足够和恰当的宣传来培育特定的市场，而这也就涉及到了概念营销的操作核心。
微波炉的市场成功是一个典型例子。国内消费者最初接触到这种产品的时候，其心态是相当矛盾的：这东西好，干净、省电、方便，但是不太适合中国人的烹调方式。如果微波炉厂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全新的厨房生活概念，它可能就会受到消费者的抵制。而事实上，微波炉以一种高科技方便生活用品的形象占据了市场，并且部分消费者把它买回家之后仅仅是作为加热剩饭菜的工具偶尔使用。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也相应发生变化，“无烟厨房”、“无明火烹饪”等概念已经提出并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抽油烟机产品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市场普及，这些概念的传播功不可没。但是，一种真正符合这一概念的产品，电磁炉，尽管售价并不昂贵，而且笔者已经有过几个月的试用经验，它的热效率很高，温控上基本可以满足中式烹调的煎、炒、烧要求，其市场形势却并不乐观。这说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渐进式的，首先总是试图对原有的方式进行改善；因此，新概念的推广更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市场培育，这就要求厂商加大概念传播的力度。
数字电视推广之初曾经被认为是单纯的概念炒作，但现在，数字家电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数字彩电，相信对这一领域比较关心的消费者都能说出个大概。这是因为：相关厂商坚持了数字彩电这一概念，并且大力进行概念传播和相关协作，包括数字化广播设备的逐渐推出，电视台数字频道逐渐开通——尽管到目前为止电视台的数字信号并不能成为主流，但它的存在让消费者接触到数字电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与官方有关的力量也参与了数字概念市场的培育，其核心是制定数字彩电的标准。当市场规范化之后，概念传播自然会更容易取得预期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一度比较敏感的案例，就是摄像手机。由于在人们通常的生活经验中手机与照相很难联系，这一新产品的推广过程所传播的是一个“偷拍”概念。通过在是否违反法律方面对“偷拍”概念的炒作，摄像手机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摄像大有成为手机必备功能的趋势。现在，已经有在手机上装双摄像头的设计蓝图，通过对两个摄像头所产生图像的处理，使通话双方有真正面对面说话的感觉。这样，摄像手机的概念回到了手机本身。可以预计，随着这一概念的传播，手机产品、市场还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3、中国市场生态
从某种程度上，国内营销理论专家、实际操作者常常忽视了市场生态。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许多营销手法都是从厂商、产品出发，围绕厂商、产品来进行操作，至多在事先做好专业市场调查研究，而缺乏对市场生态的整体认识。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生态远比西方复杂，除了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成熟，还有：长期以来政府职能不明确，这一点当然尤其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善；人际关系在商业行为中发挥极大作用，出现了许多中国特有的市场和渠道行为方式，许多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型商业企业都会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地方之间的交流很不发达，行业之间也是如此，所谓隔行如隔山竟然成为天经地义的道理；高额回扣成为正常现象，以至于商业贿赂受到认同，如此等等，而对于概念营销来说，我们在这里先涉及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国人“无商不奸”的轻商仇商心理。
由于两千年来偏重功利的儒家文化和封建农业经济的影响，使得传统的中国人认为商业并不创造价值，那么商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消费者那里“赚”来的。举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会感到亲切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父、祖辈大多反对购买熟食，认为很划不来，不如买只鸡鸭自己回家做，这样不会让做买卖的从中间赚“冤枉钱”。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心理已经得到削弱，但它对市场生态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数字化住宅
生态化住宅
一、数字化与生态化：未来住宅的发展趋势
（一）数字化、生态化住宅的概念界定
近几年，“数字化住宅”、“数字家园”、“网络家居”等概念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新一轮的炒作概念与热点。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数字化住宅指在一座建筑、一个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采用现代网络和信息科技，来提升自身对信息管理和信息综合利用的能力，是现实家园与由数字化技术所营造的虚拟家园的有机结合。
关于生态化住宅，笔者认为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结合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地安排并组织建筑与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建筑与环境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其次是少占地、节水、节能、改善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延长建筑寿命，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不破坏生态环境；再次是拥有良好的室内气候条件和较强的生物气候调节能力，满足人们工作生活所需的健康舒适环境，使人和建筑、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数字化生态住宅则是一种全新理念的住宅，通过电脑系统将住宅内的高科技技术结合在一起，使之能够从整体上提供最佳的服务；同时又通过生态技术将住宅外的生态系统整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的享受自然赋予的生态服务。
（二）数字化生态住宅的支持系统
1、生态化住宅的支持系统
生态化住宅技术导在能源、水环境、气环境、声环境、光环境、热环境、绿化、废弃物管理与处置、绿色建筑材料九个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1）能源系统：要求对电、燃气、煤等常规能源进行分析优化，采取优化方案，避免多条动力管道入户。对住宅的围护结构和供热、空调系统要进行节能设计，建筑节能至少要达到50％以上。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采用新能源和绿色能源。
（2）水环境系统：考虑水质和水量两个问题。在室外系统中要设立排水、雨水等处理后重复利用的中水系统、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等；用于水景工程的景观用水系统要进行专门设计并将其纳入中水系统一并考虑。小区及室内的供水设施推行节水型器具。
（3）气环境系统：室外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居室内达到自然通风，卫生间具备通风换气设施，厨房设有烟气集中排放系统，达到居室内的空气质量标准。
（4）声环境系统：包括室外、室内和对小区以外噪音的阻隔措施。室外设计应满足：日间噪音小于50分贝、夜间小于40分贝。建筑设计中要采用隔音降噪措施使室内声环境系统满足：日间噪音小于35分贝、夜间小于30分贝。小区周边产生的噪音如果影响了小区的声环境则应采取降噪措施。
（5）光环境系统：着重强调满足日照要求、室内要尽量采用自然光，还应注意居住区内防止光污染，在室外公共场地采用节能灯具，提倡由新能源提供的绿色照明。
（6）热环境系统：对住宅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和保温隔热提出要求，以保证室内热环境满足舒适性要求，住宅采暖、空调应该采用清洁能源，并因地制宜采用新能源和绿色能源。
（7）绿化系统：要求具备三个功能；一是生态环境功能，小区绿地是提供光合作用的绿色再生机制；二是休闲活动功能，小区绿地提供户外活动交往场所；三是景观文化功能，通过园林空间、植物配置、小品雕塑等提供视觉景观享受和文化品位欣赏。
（8）废弃物管理与处置系统：包括收集与处置两部分，收集应体现“谁污染谁治理，谁排放谁付费”原则，处置应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为原则。
（9）绿色建筑材料系统：要求在建设绿色生态住宅中材料的选用一是提倡使用3R材料；二是选用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有益人体健康的材料和产品。
2、数字化住宅的支持系统
数字化住宅就是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在房地产领域中，它的功能主要是在下面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数字楼宇自动化系统
①出入口控制系统：楼宇可视对讲系统；一卡通系统；门禁系统；电控锁；读卡器；防火、防盗门、电子巡更系统；停车管理、控制、收费系统；指纹识别系统等；
②家庭控制系统：感烟探测器；燃气探测器；燃气自动报警；入侵报警探测器；水、电、气、热等多表远程抄表计量系统；
③综合布线系统：系统集成；非结构布线；光纤、屏蔽线缆；控制电源系统；
④防盗报警系统、视频监视系统：红外控头；门磁开关；摄像机；监视器等；
⑤通信网络系统：电话系统；卫星接收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电视会议系统等；
⑥信息网络系统：网络设备、内部宽带数据网；接入网及网络管理等；
（2）数字社区管理系统
①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供热与采暖系统、空调与通风系统；变配电监控系统；照明监控、给排水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②物业信息管理系统；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环境养护监控设备、节能和环保设备；
（3）消防自动化系统
包括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火灾报警器；火灾探测器；消防泵；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电动防火门；防火卷窗；广播设备等；
二、数字化生态住宅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中心城市中，数字化家园的建设已由试点进入积极推广阶段，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而且地区差异较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从目前看，主要有四大因素制约着我国数字化生态住宅的发展。
1、发展观念的制约性
第一、房地产商为了追求智能化而去搞智能化。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开发还停留在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初级阶段。绿色生态住宅小区的开发需要更多的前期费用，投资者利益的回收速度则相对缓慢。而绿色生态住宅小区若干年后所取得的投资回报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方面。如果一种新的思想和技术所产生的短期效益并不明显高于传统技术效益的话，那么即使它有更多更好的长期效益也很难为投资者所接受。
第二、表现为滞后的消费观念。数字化、生态住宅需要投入很多前期资本，采用的新型材料成本也比较高，因此房价高于普通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故大多数消费者将数字化住宅与高档住宅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后者是消费档次上的定义，前者是功能和生态效益上的增强。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生态型、数字化住宅成为发展趋势。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普及也能够降低建设成本，消费者观念上认为高消费的新型住宅会越来越普及。落后的消费观念会阻碍着生态住宅的发展，而且会被房地产开发商用来炒作房价。
2、发展阶段的滞后性
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居民的消费水平无法承载数字化生态住宅价格的高位运行。
第一，产业发展落后。我国经济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期，住宅建设从功能上主要是解决居住问题，房地产开发商从眼前利益出发也仅仅是开发满足居住功能的房屋。生态住宅大都是进行概念炒作，很多生态小区仅仅是在小区内进行一定的绿化而已。我国房地产行业和欧洲相比还落后一个阶段，在政策、法规、技术、管理上还没有具备适当的条件，能够开发真正数字化、生态住宅的开发商凤毛麟角。
第二，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适合大量消费智能化住宅。居民收入水平是整个社会消费和市场生产的根本前提，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从平均来看还很低，刚刚达到1000美元，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数字化、生态住宅消费的普及还需要更多中等收入居民的参与。纵观欧洲智能化住宅比较普及的国家，如丹麦、荷兰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超过25，000美元。我国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人均收入在10，000至25，000人民币之间。基本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即使是在这些发达城市，目前消费生态化住宅也只能代表一种时尚，短期内还不能普及。
第三，金融方面支持不够。住宅金融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政策性和市场性相融，目前政府对智能化住宅没有特殊的金融支持，这在当前投资数字化、生态住宅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开发商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北欧国家为了推广生态化住宅，在金融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面对生态住宅投资巨大、回收期长的特点，要想发展数字化、生态住宅需要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3、政策法规的局限性
数字化生态住宅的发展除了要有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外，还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税收体系、便利的银行支付体系与之相配套。我国的房地产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政策法律措施并不完善。生态住宅概念近几年才在我国提出，对于其从投资、施工到销售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政策体系。目前我国生态住宅的相关政策法律多是一些有关住宅建设方面的，参照的是欧美国家的相关指标体系。我国最近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主要涉及数字化生态住宅建设的技术方面，参照外国相关标准。适合国内的技术法规还没有完善，涉及到数字化生态住宅的市场运作、税收、信贷和银行支付方面的法规还没有出台。
4、技术人才的制约性
新技术新思想的普及和应用需要社会观念的、法律法规和技术的支持。而技术的成熟和推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也是新产品初期成本、价格较高，成熟期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数字化生态住宅引入了很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计。我国刚刚开始引入这样的生态化住宅，技术人才和设施非常紧缺。这也决定了我国数字化生态住宅的推广需要较长的时间，初期的的成本也会很高。
首先，网络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配备较差，智能产品还有待于提高。基础设施是现代化高新技术推广的瓶颈。其次，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安全技术整体水平不高。原因在于我国相关的技术人才缺乏。数字化生态住宅这样融合了多项新技术，开发这样的住宅需要强大的技术了资金实力，需要各个方面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相对于资金方面的制约，技术人才的短缺和设施的落后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三、战略与构想：数字化生态住宅发展的发展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
数字化生态住宅建设要基于各地的资源优势与核心问题，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需求强度、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特征等，进行充分论证，和合理规划、设计和改造，切实制止房地产开发商对“数字化生态住宅”的炒作和他们的短期趋利行为。按照居民偏好程度、现代化标准和文化品味的时尚新居要求，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使数字化小区设计的功能设定恰到好处、技术路线恰如其分，使数字化住宅产品得到当地市场的最大认同。
（二）生态化与数字化有机融合原则
本文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生态化概念尽管应用程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彼此相互渗透包容而非排斥分离，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人、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建筑与城市、交通与通讯网络这5个人类聚居基本因素的协调和统一，都是以“以人为本”的住宅理念作为终极关怀在当代住宅诸种模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建设数字化绿色生态住宅决不能把它们机械的分离，而应该有机地融合到一起。
（三）循序渐进与重点突出原则
首先在数字化生态住宅小区的总体发展进程中要做到循序渐进，过高的建设标准不一定合理，更不宜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在建设智能住宅时，应根据国情与实际需要，适当确定“智慧”程度，赋予其恰当的“智商”系数，但同时又为住宅将来的升级，准备好必要的建筑环境。其次在适用范围和地区分布上也要做到循序渐进，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住宅建设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的差异，数字化生态住宅态首先应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实现，并且要做到重点突出；要适时地对有条件的住宅进行数字化、生态化的改造；要在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建造更加高级的数字化住宅，并且要得到政府和媒体的积极支持；然后通过辐射渗透效应在全国普及数字化生态住宅。
（四）分级发展原则
坚持分级发展原则，即基于当前商品房建造标准和其造价承受能力、基本的物业管理与服务要求，以及当前住宅小区智能化技术、产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将住宅小区数字系统分为三档：即普及型(低)、先进型(中)和领先型(高)。
笔者认为，智能建筑要做到既适应时代的发展，又不至于与经济现状相脱节，可采用以下方式：一是分阶段实施。即整体目标可适当超前，但分阶段实施，在保证可升级的前提下，分期建设，分步实现，以期实现最佳投资回报；二是管线一次到位，终端设备和管理设备分期到位；三是积木化功能。采用模块式的系统，功能可不断扩张，系统可适时升级。
四、政策与对策：数字化生态住宅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技术先行策略：选择适当的数字化、生态化技术
如何使数字化生态小区设计的功能设定恰到好处、技术路线恰如其分，使数字化住宅产品得到市场的最大认同，关键就在于如何选择适当的数字化、生态化技术。中国目前已建成的数字化生态住宅小区中有半数以上运行不正常，真正能称得上是数字化生态住宅的为数不多，许多系统处于半自动工作状态，完全能达到全自动控制并实现经济运行的项目并不多，这无疑造成惊人的投资浪费。因此，在开发建设生态化住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数字化、生态化技术，不能只着眼于建造和使用阶段，也不能太超前，而是应当考虑采取最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数字化、生态化技术，并将原料/材料生产、运输以及建筑维修/更新等都纳入技术更新和升级的范围。
（二）体制创新策略：建立健全数字化生态住宅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住宅小区数字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活力的市场机制，即在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情况下，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形成“共同投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把数字化作为增值服务、信息传达与反馈以及业务拓展与广告等商机，把小区数字化网络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三）合力打造策略：建立“政府规划引导、市场机制运作、社会公众参与”的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9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城市不止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可以说，决定一个城市品位、地位及上升空间事实上需要释放其文化内涵及精神品格。那么，除了历史积淀留下的宝贵财富，现代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格又如何体现呢？事实上，城市品牌的塑造与提升无不与文化发展、创意性改造形成互动。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在其著作《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中就解释了“创意城市”的概念并肯定了将文化作为创意资源是创意城市最重要的核心点。
近些年来，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被提升至相当高的地位，而它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撑。利用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地区、城市的品牌形象也成为热门话题。“文化之都”、“文化兴省”、“创意之城”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各级政府往往通过经济政策、市政建设、环境改造、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等系列手段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借此加强城市文化内涵及精神品格的塑造，提升城市品牌的知名度以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达到城市品牌营销的目的，从而获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赢。
在明确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城市品牌塑造的关系后，我们再看看数字娱乐产业。数字娱乐产业是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品牌提升的重要媒介。数字娱乐产业的博兴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数字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打破了传统行业的壁垒，将网络、娱乐、音乐、电影、出版、电信、动漫、文化艺术、计算机技术等行业统合于体。国内学者对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和范围两个方面：一，概念方面，浙江大学数字娱乐中心李思屈教授认为：“数字娱乐产业指以动漫、卡通、网上游戏等为代表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产业链。”“根据数字娱乐产业的性质和特点，其内涵可以界定为是运用数字与信息化技术对各类创意素材进行研发、加工、传输以及播放展示，通过数字技术为人们提供娱乐的产业。”二，涵盖范围方面：数字出版、数字摄影、数字音乐、数字电影、数字电视、卡通漫画、网络游戏、3D动画、flas、基础动图等都属于数字娱乐产业的主要内容。
以上本文对数字娱乐产业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对数字娱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品牌的关系进行了厘清，下面本文将着重探讨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文化品牌提升的三点重要作用。在谈以下作用之前笔者援引英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对“创意城市”的阐述和理解中曾提出的著名的“3t”理论，既技术、人才和宽容度，三者问的逻辑为宽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更重要的理解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一系列推动城市发展、经济增长的活动缔造了新型创新人阶层的产生和汇集，并无形中拉动了服务阶层的扩充，而前面两方面能量的聚集创造了城市无限的包容性、开放性，形成了“文化熔炉”的效应，代表着城市新面貌的更迭。“3t”理论的最终旨归是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的形成，同样也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娱乐产业发展对城市文化品牌价值提升的作用。
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是城市品牌创新的媒介。
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大优势是以体量最小的“软”资源投入赢得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回报，最大的特点是以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为支撑，以创意为核心，以文化为内容，以市场为导向。无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创新、设计创新等都成为了城市创新的手段，在此我们重点谈一下设计创新的例子。
芬兰是较早启动创意产业计划，大力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国家。2012年芬兰赫尔辛基是击败全球26个国家的45个城市获得了“世界设计之都”的称号。“几十年来，设计在推动赫尔辛基成为一座开放的城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赫尔辛基一直致力于通过设计创新，解决其居民的需求。”这是芬兰在当选“设计之都”的理由。
数字娱乐产业的大行其道激发了创意设计产业的增长。除了数字娱乐产品内容本身的价值外，高额的周边衍生产业附加值的开发是融合产业链的重要方法，也是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方式。“愤怒的小鸟”是人们最熟悉和喜爱的游戏形象之一，如今他也正在成为新的“芬兰形象”来势汹汹，芬兰航空开通了“愤怒的小鸟”国际航班，这架空客a340-300客机全身喷涂了“愤怒的小鸟”图案，由赫尔辛基飞往新加坡；美国宇航局专门为“愤怒的小鸟”拍摄宣传片，邀请“小乌”做代言人，还与RoVio公司合作推出了“太空版”。
在亚洲，韩国早在1997年左右就提出了“文化兴国”战略，最高目标则是设计立国。2001年，韩国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设置了游戏产业振兴院等数十分支援体系，以上机构最终于2009年合并到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之内，以整合文化领域的核心力量，构筑综合体系。根据韩国文化产业报告统计，截止2007年，韩国文化产业的总销售额占GDp的6.5%，总附加值占GDp的2.6%，虽然较之美国、英国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附加值与GDp的比重在6～7%左右仍有差距，但无疑韩国数字娱乐产业已经进入全球先进行列，其中占据前6位的是数字出版、游戏、动画片、音乐、电影、漫画。
此问，韩国政府的文化产业策略有了些许调整，创立了“创意韩国”的概念，实际上这一国策的确立扩充了文化的概念，将创意性的增进和发展视为核心的新观点。2007年韩国申办2012年丽水世博会的主题是气候变化。申办短片是由几位艺术家共同打造的将近10分钟左右的短片，讲师了人、机器和自然的故事。当我们按照既定的思路经验笃定的认为这样的申办短片一定是充斥着主旋律色彩、弘扬大国精神时，
部暖暖的、缓慢的、唯美的，精良的，却带着强烈东方色彩和心灵震撼的短片让我们认识到韩国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微调，确立“创意韩国”、“新艺术产业”――创意性艺术策略的长远性和民主性。它的国家品牌、城市品牌创新高度顺应了与国际文化产业走势，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选择。
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是城市各阶层变化的支点
一方面，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贡献，而创意文化产业所聚合的人力资本代表着新型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产生。著名的“3t”理论创始人查德・佛罗里达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指出：“创意阶层由两种类型的成员组成，一种是‘超级创意核心’群体，包括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大学教授、设计师、演员等；另一群体是现在社会的思想先锋，有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和舆论制造者。”创意阶层具有三个特点：一、个性化；二、精英化。精英化的特点之一是以工作上的优异表现作为衡量个人或团队成功的标准，勤奋、努力和自觉是其奋斗的座右铭；三、多样性、融通性与包容性。在人才流通、聚集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的多样性不可避免，而利用不同专业人才优势与特长互补的特点，将激发这个城市、地区更多人的创意能力。同时，移民、引进、自觉流动增多与本土精英的互通性随之增强，这个城市能够营造的环境是否能够拥抱这些外来者，是否能够包容这些异域文化，都对这个地区、城市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创意阶层的出现与集聚，促进了地区、城市创新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另一方面，数字娱乐产品的消费，是审美生活化的表现，体现出社会审美需求的普遍性和大众化审美趣昧。受众对数字娱乐产品的消费实际上的对产品内容、价值观的消费，是为其审美标准的买单。反之，其审美标准是由产品内容、市场、产业决定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日本是最早提出“动漫兴国”战略的国家，对于动漫审美的消费是全民化的，据统计，日本80%以上的动漫产业消费者是20岁以上的成人。日本这种全民化动漫审美也是从战后逐渐培育起来的，渐渐的渗透到日本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多样化群体的需求。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日本动漫大致分为幼儿、儿童、少年、少女、青人、成人、老年等，而题材方面更是覆盖了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全民化审美不能仅提升的是个人审美能力，而是涉及整个民族素养、审美情趣的能力，对于城市、地区乃至国家的凝聚力和精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是城市文化品牌提升的助力。
城市品牌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表现为凝聚力、吸引力和辖射力。历史、文化、地理、人文、产业、经济等构成了城市品牌的要素。创意经济时代，创造力、文化力成为提升城市品牌价值的有力武器，而创造力、文化力的凝聚恰恰来源于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推动。
以英国为例，英国是最先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完整的创意文化政策。应该说，文化创意产业对英国城市品牌产生了深刻影响，较典型的是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是老牌的工业城市，纺织业
直是其支柱产业，仿佛是这个城市的标签。但战后随着重工业的没落，大批的厂房、仓库、小型工厂建筑物闲置，神奇的是，随着后信息时代的来临，工业时代积累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以及大量的厂房、仓库、工厂建筑物等却成为创意产业发展利用、发挥的空间，成为年轻人、创业者实践创意梦想的试验场。大量与培育时尚、艺术、音乐、电影、动漫、设计和相关产业都在这里落户，随之带有休闲娱乐、社交性质的平台也逐渐增多，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新，新的城市品牌也逐渐树立起来。
在我国，深圳是较早提出“文化立市”，进而确立打造“文化之都”目标的城市。由于这座城市是中国现代设计的策源地和葫发地，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本土设计力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设计经验，再加之这里有实力雄厚的产业基础、配套平台、对外贸易等便利条件，因此，它的品牌定位十分明确和清晰。在其进行城市品牌推广和提升的进程中
直致力于以设计业为龙头带动产业整体升级，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其中综合配套产业园区和设计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个设计产业链条下游资源做好了准备。它的动漫基地和产业园区多达50多个，如深圳设计产业园、罗湖创意广场、南海意库、深圳大学3号艺栈、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深圳创库、深圳动漫域、怡景动画产业园等等。
关于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篇10
一、研究路径的选择:从史料入手，重建历史数据
本课题组准备如何去做这项研究，我们攻关的重点、学术贡献的追求放在哪里?GDp研究，即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核算，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都是西方学者首先做起来的，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标体系。他们业已总结出来的那些核算方法和经济指标，是任何做此项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循的，除非你不去做这项研究。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国的历史GDp必然、也应当在某些具体的方法和指标上有所创新或者说突破，但依我看，根本性的创新或突破是不可能的。这个方向，不应该是我们课题攻关的重点;我们在学术上力争做出贡献的主要方面，不应放在这里。既然方法和指标不是重点，那么，完成此课题需要做的另一项工作即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自然而然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了。
研究历史GDp离不开历史上的经济数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何去获取数据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开始做课题前，我们考察了已经做过和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的论文或专著，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做或很少做第一手原始数据的收集工作。他们在确定好估算方法和所需指标之后，就按图索骥，间接地从他人已有的成果中去到处摘取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自己方面，主要是就这些现成的资料、数据进行比较、选择及以某种假定为前提做一些修正和再加工的工作。如此做法，或许与这些研究者多为“学习经济学出身”，不熟悉、不习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可能有“尽快出成果”的功利因素在内。需要承认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态度足够严肃、认真和审慎，在利用前人成果时不出现硬伤，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可能成为“一家之言”，对于推动学界就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不无意义。
虽然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我们不打算采用这种方法。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课题组的几个人均为“学习历史学出身”，习惯使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希望把课题做得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课题涉及到的研究范围内，我们认为，固然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已经比较丰富，有些已经比较深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我们的研究需要来说，这些前人成果还远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和足够。相反，在我们看来，目前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基础性的历史数据方面，还有不少欠缺;一些既有结论，也有必要再加讨论。试问，在诸如耕地数量、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等关系农业产值估算的基础数据方面，在手工业、国内商品流通、国际贸易以及其他需要有数据支持才能进行GDp估算的经济指标上，有哪一方面可以认为目前的成果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人们之所以不满意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对中国历史GDp的估计，认为有的结论不靠谱并纷纷继起修正，所质疑的，还不就是他用来估算中国历史GDp的那些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吗?麦迪森是历史GDp估算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他的贡献不在于他的那些具体结论，而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无论他的估计结论的可靠性如何，其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都是不容否认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走同样的路子而不肯在历史数据上下更大的功夫，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又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的估计吗?我认为，如果只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与麦迪森的相比，其间的差距恐怕是“未可以道里计”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课题要从史料开始，在“重建历史数据”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我们对课题的最终成果的设想，是不但要提出自己对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总量的估计，而且，还要在用来支持这个估计的历史数据上有所贡献，要在清代经济的主要计量指标方面提供超过前人的系统原始数据资料。这些资料，将来同我们的估计结果一起发表，以方便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标，目前还不敢放言吹牛，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结果应该还是可以期望的。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结果。例如在我本人直接负责的农业数据方面，主要是通过查阅地方志，已经总共收集了全国18个省及东北、新疆等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近3000个，超过前人提供的数据总数一倍有多(前人如郭松义、赵刚先生等收集的清代亩产量数据，也包括我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大概只有1000出头)。这里说的还只是在我们的数据表上录入的数字，由于有些数字是经过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应在1万个以上。在手工业及国内商品流通的数据方面，我们也已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自己的贡献。就我本人来说，对这批数据成果的看重，是更要超过最后的GDp估算结果的。我认为，这批数据成果对后人的用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的一个简单的GDp估算结果更大。
二、如何重建历史数据: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数字史料问题
重建历史数据并不是简单的从历史文献中“抄数”，而是一个相当繁琐复杂的数据收集、研究、再加工的过程。清代没有定期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基本数据的“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当时人也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满脑子都是的那些成套的经济学概念，因此从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可供我们用来做GDp估算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基本数据。这些基本数据，需要首先从各种文献中收集大量的相关原始数据并对之进行鉴别、比对、选择即考证和研究，然后，在前一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不同来源、不同口径、不同质量的或零散或系统的原始数据进行“再加工”，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利用近代的调查统计资料并且不能排除合理的“推断”和“估计”，才有可能得到。就是说，“重建历史数据”的过程实际是包含了前后相连的两个步骤的，即原始数据的采集和考证、研究，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原始数据的“再加工”(包括某种情况下合理的“推断”和“估计”)。由于目前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大部分还没有走到第二步，这里我只就第一步的问题说些想法。
从历史文献中采集原始数据，当然是指采集那些“数字形式”的史料。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很难深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传统史料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形式的，用数字描述的十分有限，收集起来往往需要从海量文献中去“大海捞针”，颇为不易;二是即便数字形式的史料，也未必就一定是历史上那种经济现象在数量上的真实反映，往往需要下一番“考据”功夫，才能弄清楚其确切的含义。“实词虚意”与“虚词实意”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献的记载中是经常可见的。清人汪中在其《释三九》中曾说过，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两个数字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并非实数，而只是用来表示“数个”或“许多”的意思，———此即所谓“实词虚意”。近人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指出，历史文献中的“数年”一词许多时候有“五年”、“七年”的确切含义，———这又是“虚词实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少“实词实意”的数字史料，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偏差，———清官书中的人口数字(乾隆以前的编审人丁数)、耕地数字以及政府财税收支数字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上述现象的存在，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的难度。麻烦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并无什么可以到处通行的、标准化的统一解决方案。我们只能要求课题组的成员要时时、处处将上述种种复杂的情况牢记在心，一方面，对原始数据的收集要尽可能做到全面，不偏废，不遗漏;另一方面，在使用数据时要极其小心、谨慎，做足甄别、比对的考据功夫，而绝不能见数就用，尤其不能使用孤证及违背常识、可疑度极大的数据。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需要根据原始数据做出某种判断或估计的时候，引入数学的区间方法，即设定估计值的上、下限，也许比给定一个确定的数值要更好。另外，当需要在两个数值不同的数据间做出取舍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也是比较稳妥的。有关史料收集和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特别是作为计量单位的度量衡问题，经常让我们非常头疼。不过，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
三、避免以西方或欧洲为中心:经济总量研究中的国际比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