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1
【关键词】强制堕胎；行政法；效力位阶；基本原则
一、引论
2012年6月4日，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妇女冯建梅因无钱交纳4万元的超生罚款，被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并强制引产腹中已经七个月的胎儿。一周之后，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轩然大波。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腹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对此，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其官网回复，称该孕妇属于政策外怀孕。镇人民政府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该镇渔坪村三组村民邓吉元之妻冯建梅依法实施了终止政策外二胎妊娠术。
此案引出了一个长期存在但又不受关注的问题――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强制堕胎问题。强制堕胎措施是指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针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有政策外二胎或二胎以上的孕妇，采用强制终止妊娠的手术措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确立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以来，强制堕胎成为一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常用的行政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用更直接的方式抑制人口出生率，制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出现。
二、强制堕胎措施的法律困境
（一）我国有关强制堕胎的行政法位阶比较
1、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首先，本条只规定了国家有制定生育政策的权力，未规定国家采取何种措施来实现权力。行政措施有很多种，从行政法的角度，行政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授益性行政，即对积极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公民给予一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如享受休假、提供补助、授予荣誉等；另一类是负担性行政措施，即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公民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如实行早期中止妊娠术、罚款等。
其次，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我国经济不够发达，面临人口众多的社会压力，但是随着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转型，“人口红利”正逐步在丧失，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社会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会给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原来政策的合理性可能丧失了。因此，政策的实施因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来作适当的调整。
同时，《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现是要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之下的，不仅保护孕妇的生命健康权需获得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潜在生命权”也是政府需要保护的考虑对象。
2、《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9、20条中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由此可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基本精神是以预防为主的计划生育，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外怀孕的妇女，法律未规定政府可以强制其流产，只是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的法律责任，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规定的：“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此可见，堕胎并不是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要求。首先，从立法目的来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育的权利，而对于计划生育的义务，则主要体现在事前对避孕节育的宣传和教育方面，并不体现在对违反政策妇女的强制堕胎行为。其次，从法律责任来看，违反计划生育者所因承担的法律责任仅仅是“缴纳社会抚养费”，未缴纳抚养费的加收滞纳金。
3、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中规定，在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指导中，需遵循“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体现在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需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执行；同时，实施终止妊娠术应当经过受术者本人的同意，并保证其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在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对堕胎措施的规定是“早期人工终止妊娠术”，由此也体现了大月份引产的违法性。
另一部涉及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措施分为奖励性措施和处罚性措施。其中奖励性措施包括享受休假，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获得支持、优惠，在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优先照顾；处罚性措施包括通知补办和批评教育，并未规定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要使政府指导下的堕胎措施具备合法效力，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资格进行终止妊娠术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获得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的批准，二是经过孕妇本人的同意及其家属的知情，三是保障受术者的安全，减少甚至避免大月份引产。
（二）地方性法规中强制堕胎措施的法律困境
在“陕西安康引产大月份胎儿案”中，政府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据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其官网的回复，该镇政府是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冯建梅实施了终止妊娠术。《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13条规定：“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及时中止妊娠。”第37条中规定，计划外怀孕后拒绝中止妊娠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根据这两条规定，陕西省对于计划外怀孕，规定了两种行政措施，一是中止妊娠，二是拒绝中止妊娠的，按月征收罚款。法律中未明文规定“强制”，但现实中政策落实的重重困难让执法变成了简单的“要么罚款，要么堕胎”。
陕西安康引产大月份胎儿一案，折射出地方性法规在贯彻落实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上位法中并未明文规定强制堕胎的法律效力，强制堕胎措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法律地位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地方政府面临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绩压力。在部分地区，当面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又不缴纳罚款的孕妇，强制堕胎成为一种为征收“超生罚款”保驾护航的威慑手段。
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时，强制堕胎措施也面临着法律困境：
1、强制堕胎措施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本意是指有关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重大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自行规定。其目的在于划清国家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界限，防止行政立法权的自我膨胀。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也做了明确的限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由于《计划生育法》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和国情下基于宪法和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法律，涉及到公权力干预公民的生育权的问题。所以在这部法律中“义务”多于“权利”的设定，并出现了“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这样模糊的字眼。在法律责任部分，只列举了罚款这一行政措施。而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罚款和强制执行都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甚至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
在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获得授权的政府机构可以实行中止妊娠术，但需遵循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这与计划生育的义务性又出现矛盾，使得地方性法规在制定具体落实的细则时十分棘手，在强制堕胎的措施制定上游走在上位法授权的边缘，甚至越权而为。
2、强制堕胎的行政手段法律无明文规定。
依照《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了各类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法》第9条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由此，无论将强制堕胎视为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都不在法律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内。
这一点也体现了强制堕胎的困境：计划生育本身就是国家政策与社会伦理冲突调和的产物，涉及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还带有人、人的生命、自由与尊严的道德色彩。因此，计划生育的法律规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很难在法律明文规定中得以体现。
三、堕胎规制的立法建议
（一）依照法律保留原则统一立法规制。
堕胎规制的价值选择涉及胎儿的潜在生命权保护，无疑是关系到基本人权。而基本权利的冲突和调控应给公民个人留出自主决定的余地，政府规制的介入不宜代替公民作出价值选择，在价值衡量中政府不能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对于堕胎的规制应从胎儿潜在生命权的保护出发，在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完成，将有关堕胎规制的制定主体限制到全国人大等权力机关，充分保障胎儿及其相关人的利益。
（二）依照比例原则合理行政。
“比例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理念中的帝王条款。根据比例原则，行政机关采取行政管理措施时，应采取适当的、损害性最小的方式，即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与所需达到的目标相对对应。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或某种行政措施对相对人的损害与社会获利之间的关系显失均衡，则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
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地遵循比例原则。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外怀孕而不缴纳罚款的孕妇，一方面强制堕胎可能严重损害其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另一方面计划外的生育可能轻微加重社会负担。用可能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的行政措施，来防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比例原则，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应当严格限制强制堕胎措施的实行。
法条注释：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3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9条：“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下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四）早期人工终止妊娠术。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上述全部或者部分项目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进行逐项审查。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批准，并在其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准开展的项目。”
3、《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14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并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4、《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第10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享受下列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三）晚婚晚育或者在现居住地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享受休假等；（四）实行计划生育的……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获得支持、优惠，在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优先照顾。”第23条：“流动人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应当通知其在3个月内补办；逾期仍不补办或者拒不提交婚育证明的……予以批评教育。”
参考文献：
[1]谁赋予的权力――对陕西安康强制引产事件的深刻反思”[J].21世纪，2012，8
[2]刘滔滔.强制引产措施的法律分析――以陕西安康强制流产案为切入点[J].才智，2012，26
[3]汉德.强制堕胎三问[n].南方周末，2012，6.28
[4]‘强制引产胎儿’事件的法理争鸣[J].法学，2012，8
[5]张克克.对“堕胎”的几点法学思考――以生育权和出生权以及二者的价值冲突为视角[J].学理论，2009，12
[6]马平.堕胎引发的宪法学思考[J].华章，2011，30
[7]方世荣，石佑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7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2
关于某村计划生育工作现状的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
随着人们文化素质提高，育龄群众的生育观念有了明显转变，这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减少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而农村育龄人群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受封建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因此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在农村。如何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多少年来奔赴在最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奖励优惠政策，使得我们的工作更亲情化，更有章可循了。但新形势下又存在着部分育龄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偏低与以人为本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村流出人口增多与各地协作管理不完善之间的矛盾，这些势必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的提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带来新的难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树立政府的绝对权威，才能确保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地位不动摇。强化利益导向，以吸引更多的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要严格依法行政，对违法生育人员要加大处理力度，增加违法生育人员的生育成本，达到教育警示的目的。要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加大对诚信计生的考核，使人口出生统计更接近实际。
一、问题的提出
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国已开展了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效显著。随着人们文化素质提高，育龄群众的生育观念有了明显转变，这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减少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而农村育龄人群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受封建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因此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在农村。如何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多少年来奔赴在最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奖励优惠政策，使得我们的工作更亲情化，更有章可循了。但新形势下又存在着部分育龄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偏低与以人为本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村流出人口增多与各地协作管理不完善之间的矛盾，这些势必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的提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带来新的难题。
作为广东省的新塘村，它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现状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验，为此，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从而进一步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更好的在农村开展工作。
二、调查内容、对象、时间和方法
（一）调查内容
新塘村计划生育工作的现状。
（二）调查对象
新塘村村民委员会干部8人，村民代表30人。
（三）调查时间
3月下旬。
（四）调查方法
访谈法、文献资料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新塘村实施计划生育的措施
新塘村是本镇最贫苦地区，但村民委员会相应国家政策，加大力度的的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具体做法是：
1.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把宣传教育融入生殖健康系列服务之中，通过在全村广泛开展优生优育咨询、节育技术服务、妇女病普查普治、孕期保健等系列服务，使广大群众既掌握了相关知识，又享受到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把宣传教育融入生产队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通过开展建设小康生产队、合格生产队、文明生产队、星级文明户、幸福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群众逐步建立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把宣传教育融入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之中，通过开展“三结合”等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把宣传教育融入社会保障和优惠政策的落实之中，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并依托多种载体,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
2.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该乡始终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速迅调整充实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经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计划生育工作，并将计划生育目标任务分解到户、落实到人。
3.人员专职干部专用
一是调整充实了各生产队计生干部，并由原兼职调整为现在专职；二是提高了村计划生育干部报酬，由原每月100元提高到现在每月120元；三是提高了村计生干部政治待遇，村计生工作考核名列全乡前茅，个人被评为优秀村专干，待村换届时作为提拔使用对象；四是乡计生干部由原联村调整为现在不联村、不包组，全部精力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4、制度斗硬奖惩分明
为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该村设立了计划生育工作举报制度，凡举报计外怀孕1人，奖举报对象人民币100元，凡举报违法生育1人，奖举报对象人民币300元。
（二）创建的主要成效
自全村通过上述措施的制定和落实，该村计划生育工作有了展新的变化。
1.村计划生育干部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计生统计瞒、漏报现象基本杜绝
3.违法生育人数明显下降。
4.全乡计生几项指标，符合生育率达95%以上，环情、孕情监测率达85%以上。
（三）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迈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乡结合更为密切。在这种新形势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现状来看，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工作难度偏大。计生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的计划生育观念越来越淡薄，计生对象对现行法律、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讲权利不尽义务，绝大多数计生对象不愿主动接受孕检、上环、结扎、引流产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甚至有的计生对象公然暴力对抗计生执法，陷于了“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艰难局面。
二、农村群众自我生殖保健意识亟待薄弱.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偏低，自我保健意识不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不能准确选择适应自身特点的避孕药具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同时不少育龄群众未将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而认为是国家控制人口的手段，于是在国家推出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时候，认为知情选择就是随心所欲，因此贪一时便利，不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人越来越多，造成引流产居高不下。当年采用长效节育措施的仅3118例，只占当年应落实避孕措施的38.4%，而引流产却高达2842例。
三、奖励扶助政策偏低。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但是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其他项目相比，计生扶助标准仍然偏低，如年满60周岁的农村两女户和独生子女户每年奖励只有720元，独生子女伤残扶助只有960元，独生子女死亡扶助只有1200元，这些优惠政策对计生对象没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些农村符合政策生育户有的已经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他们对今后的生活前景并不乐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没有根本改变。
四、农村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队伍较弱。一是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我市村级计生管理员基本上由村妇女主任兼任，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内涵的丰富发展，对村级计生管理（服务）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宣传国家的政策，还要懂法、懂生殖保健知识、懂咨询随访、懂子女教育等等，现有水平远远跟不上群众的需求。二是对计生管理服务职业化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不再局限于农耕，而是进入各行各业，同样我市村级计生管理（服务）员绝大多数在私企上班，她们只能利用休息时间来为群众服务，如果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去要求她们放弃自己的工作来从事计生工作显然是不合情理，而维持现有模式又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因此对计生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职业化的要求。
五、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难现象依然严重。近两年，我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取得长足的进步，征收到位率大幅度提高，但与法规条例规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氛围未形成，穷的征不着、富的征不足现象依然存在。
四、关系进一步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建议
回顾近年来的创建实践，深深体会到创建工作上级重视是根本，群众支持是基础，经济实力是关键。在推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新塘村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要树立政府权威。计划生育工作从一定程度讲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政府和计生对象既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在计生对象不能自觉遵守政府制定的计生政策，而政府在做思想工作无果的情况下，必须体现政府的执行力，树立政府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地位不动摇。
2、要强化利益导向。从人对社会公共资源占有的角度讲，符合政策生育户为社会和政府是做出过贡献的，全社会理应要对他们予以回报，这种回报要通过政府对符合政策生育户的关心和扶助得以体现。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奖扶标准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行生活水平同步，通过政府的奖励扶助让已经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既感到光荣又得到实惠：以吸引更多的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要严格依法行政。对计生工作人员要强化业务培训和政策法规学习，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在查处计生案件中严格执法程序，做到依法管理，文明执法，始终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以思想工作为主，以优质服务为主。对违法生育人员要加大处理力度，增加违法生育人员的生育成本，达到教育警示的目的。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3
一、问题的提出
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国已开展了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效显着。随着人们文化素质提高，育龄群众的生育观念有了明显转变，这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减少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而农村育龄人群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受封建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因此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在农村。如何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多少年来奔赴在最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奖励优惠政策，使得我们的工作更亲情化，更有章可循了。但新形势下又存在着部分育龄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偏低与以人为本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村流出人口增多与各地协作管理不完善之间的矛盾，这些势必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的提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带来新的难题。
作为广东省的新塘村，它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现状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验，为此，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从而进一步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更好的在农村开展工作。
二、调查内容、对象、时间和方法
(一)调查内容
新塘村计划生育工作的现状。
(二)调查对象
新塘村村民委员会干部8人，村民代表30人。
(三)调查时间
3月下旬。
(四)调查方法
访谈法、文献资料法。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新塘村实施计划生育的措施
新塘村是本镇最贫苦地区，但村民委员会相应国家政策，加大力度的的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具体做法是：
1.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把宣传教育融入生殖健康系列服务之中，通过在全村广泛开展优生优育咨询、节育技术服务、妇女病普查普治、孕期保健等系列服务，使广大群众既掌握了相关知识，又享受到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把宣传教育融入生产队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通过开展建设小康生产队、合格生产队、文明生产队、星级文明户、幸福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群众逐步建立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把宣传教育融入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之中，通过开展“三结合”等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把宣传教育融入社会保障和优惠政策的落实之中，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并依托多种载体,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
2.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该乡始终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速迅调整充实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经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计划生育工作，并将计划生育目标任务分解到户、落实到人。
3.人员专职干部专用
一是调整充实了各生产队计生干部，并由原兼职调整为现在专职;二是提高了村计划生育干部报酬，由原每月100元提高到现在每月120元;三是提高了村计生干部政治待遇，村计生工作考核名列全乡前茅，个人被评为优秀村专干，待村换届时作为提拔使用对象;四是乡计生干部由原联村调整为现在不联村、不包组，全部精力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4、制度斗硬奖惩分明
为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该村设立了计划生育工作举报制度，凡举报计外怀孕1人，奖举报对象人民币100元，凡举报违法生育1人，奖举报对象人民币300元。
(二)创建的主要成效
自全村通过上述措施的制定和落实，该村计划生育工作有了展新的变化。
1.村计划生育干部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计生统计瞒、漏报现象基本杜绝。
3.违法生育人数明显下降。
4.全乡计生几项指标，符合生育率达95%以上，环情、孕情监测率达85%以上。
(三)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迈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乡结合更为密切。在这种新形势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现状来看，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工作难度偏大。计生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的计划生育观念越来越淡薄，计生对象对现行法律、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讲权利不尽义务，绝大多数计生对象不愿主动接受孕检、上环、结扎、引流产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甚至有的计生对象公然暴力对抗计生执法，陷于了“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艰难局面。
二、农村群众自我生殖保健意识亟待薄弱.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偏低，自我保健意识不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不能准确选择适应自身特点的避孕药具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同时不少育龄群众未将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而认为是国家控制人口的手段，于是在国家推出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时候，认为知情选择就是随心所欲，因此贪一时便利，不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人越来越多，造成引流产居高不下。当年采用长效节育措施的仅3118例，只占当年应落实避孕措施的38.4%，而引流产却高达2842例。
三、奖励扶助政策偏低。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但是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其他项目相比，计生扶助标准仍然偏低，如年满60周岁的农村两女户和独生子女户每年奖励只有720元，独生子女伤残扶助只有960元，独生子女死亡扶助只有1200元，这些优惠政策对计生对象没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些农村符合政策生育户有的已经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他们对今后的生活前景并不乐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没有根本改变。
四、农村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队伍较弱。一是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我市村级计生管理员基本上由村妇女主任兼任，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内涵的丰富发展，对村级计生管理(服务)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宣传国家的政策，还要懂法、懂生殖保健知识、懂咨询随访、懂子女教育等等，现有水平远远跟不上群众的需求。二是对计生管理服务职业化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不再局限于农耕，而是进入各行各业，同样我市村级计生管理(服务)员绝大多数在私企上班，她们只能利用休息时间来为群众服务，如果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去要求她们放弃自己的工作来从事计生工作显然是不合情理，而维持现有模式又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因此对计生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职业化的要求。
五、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难现象依然严重。近两年，我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取得长足的进步，征收到位率大幅度提高，但与法规条例规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氛围未形成，穷的征不着、富的征不足现象依然存在。
(四)、关系进一步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建议
回顾近年来的创建实践，深深体会到创建工作上级重视是根本，群众支持是基础，经济实力是关键。在推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新塘村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要树立政府权威。计划生育工作从一定程度讲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政府和计生对象既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在计生对象不能自觉遵守政府制定的计生政策，而政府在做思想工作无果的情况下，必须体现政府的执行力，树立政府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地位不动摇。
2、要强化利益导向。从人对社会公共资源占有的角度讲，符合政策生育户为社会和政府是做出过贡献的，全社会理应要对他们予以回报，这种回报要通过政府对符合政策生育户的关心和扶助得以体现。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奖扶标准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行生活水平同步，通过政府的奖励扶助让已经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既感到光荣又得到实惠：以吸引更多的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要严格依法行政。对计生工作人员要强化业务培训和政策法规学习，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在查处计生案件中严格执法程序，做到依法管理，文明执法，始终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以思想工作为主，以优质服务为主。对违法生育人员要加大处理力度，增加违法生育人员的生育成本，达到教育警示的目的。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4
一、“十五”时期我市人口发展的主要成就
“十五”期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我市人口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缓解了就业、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全市*年末总人口435.09万，比*年增长2.4万人，年均增长0.48万，年均增长率0.11%，比“九五”低0.26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户籍人口出生19.58万人，比“九五”少出生3.25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19‰，比“九五”低1.72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在1.2左右，低生育水平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人口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十五”期间全市人口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市6岁以上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0年，比*年提高0.3年，大专及以上常住人口所占比例为3.78%，比*年增加1.36个百分点。其中常住法定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3年，比*年提高0.42年；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为5.16%，比*年增加1.93个百分点。
（三）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年全市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285.91万人，占总人口65.76%，社会抚养系数继续处于较低水平，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了难得的“人口红利期”。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保持正常。“十五”时期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5.08，比“九五”低1.12个比值。
（四）人口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迁移，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239万人，占总人口55%，比*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二、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人口形势
受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十一五”及以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市还将先后面临市外流入人口和老年人口“两大高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人口发展仍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更为艰巨，给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一）低生育水平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十一五”期间全市人口总量将在435万至440万之间波动，2010年前后会平稳下降。由于受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增长惯性以及允许生育二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婚配对象逐渐增多等影响，今后一段时间政策内出生人口有所回升；同时由于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加上行政管理手段弱化，违法生育有可能增加。人口流动性加大，增加了管理难度，富人、名人超生有增加趋势，城市计划生育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个别农村地区计划外出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弹。
（二）人口素质总体上不高，制约我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1－2%，虽然明显低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受环境因素和实行自愿婚检等影响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趋势。据我市监测点统计，2003年为1.18%，*年升高到1.40%。据此推算，全市每年有560例左右出生缺陷，加重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由于历史原因，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影响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十一五”期间始终保持在285万到275万之间。劳动力资源充裕，但低素质劳动力相对过剩，给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事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年已达14.45%，2010年将达17.78%左右，2020年达到26%左右，2040年将达到峰值40%左右，呈现速度快、规模大、城乡倒置、未富先老等特点。同时，老年人口向高龄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压力依然存在，对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以及人口安全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三、“十一五”人口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按照“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富民强市”的要求，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树立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综合决策。把人口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实行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对人口问题实行综合治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稳定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推进依法管理，实行处罚和奖励并举、限制和提倡结合，完善利益导向机制，依靠综合措施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创新。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方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人口发展领域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不断创新人口发展思路和工作机制。
－－分类指导。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行之有效的人口发展目标和政策，抓重点，破难点，整体推进人口问题的有效解决。
（三）主要目标。全市“十一五”期末人口总量控制在440万人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71‰左右，总和生育率控制在1.3以内，五年出生总数控制在21万人以内，计划生育率在95%左右。出生缺陷发生率有所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保持正常。区域人口分布趋于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25万人，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新增城镇就业25万人，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高标准高质量普及十五年教育。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建立人口基础数据库。
四、“十一五”时期我市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实施“一项制度、五大工程”。
1．稳定低生育水平。将人口总量控制在规划目标之内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坚持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坚持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不动摇。推进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济社会相关制度和配套政策，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新机制，依靠宣传教育、依法行政、利益激励、信息引导、优质服务等多种综合措施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消除低生育水弹的各种隐患。
2．实施“一项制度”。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与保障”制度，努力营造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环境。认真落实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保障政策，全面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措施，规范计划生育公益金制度，加大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生活救助和生产扶持力度，继续实施新家庭计划少生快富项目。各级政府、各部门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要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女儿户家庭倾斜，在实施社会保障各类项目中要体现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并积极探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3．实施“五大工程”。实施“阳光计生”工程，维护群众权益，构建“权责统一、公开透明、行为规范、高效便民”的依法管理机制；实施“民主计生”工程，还权于民，构建“政府指导、民主管理、群众参与、非政府组织监督”的村民自治机制；实施“亲情计生”工程，提高群众满意度，构建“需求引导、科学管理、分类服务、全程关爱”的优质服务机制；实施“人文计生”工程，加强政策推动，构建“多层次保障、多元化奖优、多形式救扶、多渠道筹资”的利益导向机制；实施“和谐计生”工程，贯彻统筹协调理念，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机制。
（二）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
1．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宣传婚检、免费婚检、方便婚检，在婚前检查或孕前检查时，在知情选择前提下，开展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弓形虫三项优生检测，普及优生优育知识，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结合“农民健康工程”和查环查孕，开展妇女病定期检查，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2．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开发人力资源，化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我市向人力资本强市转变。高质量普及十五年教育，切实加强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和水平，加快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3．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积极倡导生育文明理念。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
1．努力扩展就业空间。确立“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容量。鼓励劳动者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切实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探索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全市城乡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按照个人养老储蓄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适当补贴的原则，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探索建立城镇无养老保障的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制度。积极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重视老年人口的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鼓励全社会兴办老年卫生保健、老年教育、老年公寓等老年服务事业。适度调节生育数量，改善抚养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
3．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长效机制。加大宣传教育和奖励扶助力度，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大力营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良好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推动部门协调配合和综合治理，完善和落实二孩生育全过程管理，加强对B超、终止妊娠手术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四）引导人口分布，统筹区域发展。
1．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强化区域规划的引导职能，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统筹人口分布与生产力布局，引导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和优化开发区域集聚。坚持*大城市、县域中心城和中心镇协调发展，积极培育三大组群，进一步推进人口城镇化。深化户籍、就业、社会保险、土地管理等制度改革，依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逐步消除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强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加大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引导力度。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使外来流入落户人口素质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承载能力相适应。
2．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建立市内“一盘棋”管理机制，落实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的管理责任，实行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加强属地化管理，推行市民化服务。
（五）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构建人口发展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围绕人口安全和区域热点，加强人口问题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完善人口综合信息的预测、预报和预警机制，定期研究成果，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供政府宏观决策参考。加强相关部门、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健全“部门主导、专家负责、政研结合、课题运作”的运行机制。开发利用人口信息资源，建立人口基础数据库和部门人口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动态监测，为政府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支持。
五、保障措施
（一）完善人口发展政绩考核体系。坚持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人口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坚持完善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责任制度，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工作调研、听取一次专题汇报、作一次工作部署、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完善考核评估方法，加大督查、检查力度，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度。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5
关键词：生育政策；社会机制；变迁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1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2
theadjustmentofFamilyplanningpolicyandChangesofSocialmechanism
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
HUanGJuan
（Schoolofmarxism，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410114，China）
abstract：SincetheestablishmentofthenewChinese，familyplanningpolicyinourcountryhasexperiencedthedevelopmentcourseofwavetype.wefoundthatchangesinfertilitypolicyalongwiththecontinuousadjustmentofsocialmechanism，fromthe1950smainlybyadministrativeplanandcontrolmode，graduallytothe1990smainlybyguideserviceandsecuritymode.thecurrentfertilitypolicy，leapthelimitationsofpureadministrativeorders，underthecareofsocialmechanism，softentheinstitutionalpowersingleimpliedinthewholesocialframework，throughthepowersystemofmultilevel，reconcilethegapbetweennationalpopulationawarenessandindividualreproductivebehavior，providetheharmoniousstrengthforpopulationdevelopment.
Keywords：familyplanningpolicy；socialmechanism；changes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协调人口、资源、发展间的关系，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出现了适应性调整。学界从社会需求的层面论证生育政策的实效与价值，关注的多是生育政策制定的宏观社会环境，但对政策的具体运行模式、政策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在分析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尝试从历史视角出发，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变化之下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形态，进而从社会机制变化的背景和条件来分析生育政策不断完善应有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为了充分说明社会机制的调整与生育政策的变迁，首先要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从而为评价二者的现实互动确立标准尺度。
1.生育政策的实践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实现
所谓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作用联系，这种作用联系通过一定的作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系统的综合效应[1]。社会机制是构成社会系统的纽带，是社会系统产生综合效应的重要条件。任何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机制的衔接才能发挥实际效应，并且一经形成就会出现惯性作用。社会活动对社会体制的影响、社会体制对社会活动的影响，都通过社会机制来实现。
生育制度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以生育行为为调整对象，但生育行为受到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养育环境、医疗保障、竞争就业等诸多其他结构的影响，因此，生育政策的实践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势必通过社会机制的运行才能实现。
2.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变迁会引发互动性的调整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并非静止，而是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生育政策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机制通过联系作用，协调联系各个有机部分。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模式发生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也势必发生变化，从而发生适应性调整。因此，社会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势必会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生育政策的变迁。
生育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必然引起社会机制的不断调整。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它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随之调整，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社会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运行模式的不断转变。
3.社会机制调整的目标是减少生育政策产生的摩擦和代价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生育政策其实就是协调个人生育行为和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而社会机制调整的目的就在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协调矛盾、平衡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都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表现阶段性特点。生育政策作为协调个人生育行为与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终因制度的外在性带来一定的社会摩擦和代价；社会机制则通过不同结构之间的联动利益，协调这种摩擦从而减少社会代价。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均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制度的完善还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既需要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持也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最终将外在的生育政策融合进社会有机整体当中去，推动社会机制不断走向完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互动
1.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
生育政策内容包括国家意识指导下的各类相关法规，涉及管理和执行政策的机构部门，以及从事技术研究和提供服务的部门。自20世纪50年代生育政策的不断提出与完善以来，尽管价值导向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但运行的社会机制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政―计划式”逐渐转向八九十年代的“指导―服务式”。
“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一整合起来并使之运行和发展。“行政―计划式”的机制一般包括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划指标、制定章程、统一拨款，以及由其检查、审核、评估等方式，这种形式是计划经济时代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机制形式，因此也成为20世纪生育政策运行的重要模式。
“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方式和服务的形式将社会各部分统一起来使之运行发展的模式。在这种运行模式中，管理者主要是提供方法、信息及服务，被管理者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育政策开始跃出单纯行政命令的简单模式与范畴，权力逐渐开始在其他领域泛化，开始通过一种柔性的、隐形的引导模式改变过去单纯硬性的、显性的政策指导模式。
（1）法规政令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干预人口生育的政策，尽管从政策导向上看有所区别。1949～1953年，以限制节育为主；1953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初步提出，20世纪60年代展开以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试点，到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以计划生育为主。但至20世纪80年代，所颁行的生育政策法规政令均是以干预生育行为为直接目的的显性政策。据《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内容统计来看，1949～1989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有36份，全国人大的有关文件和法律为34份，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法规25份，共计95份[2]。此95份文件法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分析计划生育对国民经济、农业发展的影响，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②具体规划计划生育工作，包括各省市计划生育工作安排、科研工作及经费开支问题、避孕流产药具研制与生产问题等；③有关人口变动及抽样调查工作。这些政策或是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或是构筑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人口调查来反映政策的实效，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体核心结构，因此也都是直接服务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个终极目标的。这一阶段的法规政令，从结构层面来看还处于构建强制性的制度性力量；从内容层面来看，几乎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的，生育从个人行为转变成为带有国家意识和色彩的社会化行为，甚至被当成一种资源进行了集中配置。因此，这一阶段的生育政策以高效率态势，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生育政策出现显著变化。从政策本身来看，不再局限于该不该生、生几个、何时生的问题，而是开始渗透到相关领域，并立刻得到了其他社会结构的信息反馈，产生联动效应。由于前期积累，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颁布生育政策法规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从内容上看，却与此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不仅关注控制人口的数量，更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二是强调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从提高妇女地位和解放妇女身心的角度，探讨生育政策在女性权利、妇女发展方面的隐形作用；三是把计划生育与扶贫攻坚工作相联系，实现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解决贫困的现实联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生育政策，开始突破控制人口数量的单一目标局限，从其他社会结构和功能中联系和挖掘生育行为的隐形影响。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出生育政策不断走向一种成熟和完善，更反映出生育政策是社会有机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被隔绝和独立起来，不论其完善还是推行，都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儿童教育、妇女地位、扶贫开发，等等。实际上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现象，其背后真正的动力在于，社会机制有效地将生育政策与社会肌体进行了联系，生育政策不仅扎根在这个肌体之上对人口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开始辐射一些相关的领域。
（2）管理机构名称与职能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未设专门机构，节育宣传和技术管理工作由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妇女卫生处负责。为贯彻落实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1964年1月15日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至1964年底，全国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共有专职人员2000人左右[3]。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检查和促进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合作。后来由于“”的冲击，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停止工作。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统一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督促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协同国家计委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协同卫生、医药部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承办有关计划生育的外事工作等。随后，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81～1984年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到1986年底，全国有2427个地区（市）、县（市、区）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62030个乡（镇、区、街道）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4]。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网络，并依托这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高效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
1988年、1993年、199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尽管机构设置和职能没有多大变化，但缩减了行政编制，人员减少21%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692-699.。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①继续承担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②加强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③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5]。首先，从职能转变来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注重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生殖健康、优生优育工作；其次，从转变的目的来看，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仅将控制人口作为唯一的目标，还开始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合理、人口质量的优良才是一国人口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再次，机构改革还增设了科学技术司，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角度为优化人口结构提供技术支持[6]。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生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单位，它的几次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整，既是生育政策的硬件调整的过程，也是生育政策的社会机制从单一的“行政―指令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重要结果。
（3）科学研究与服务重点的变化。20纪世6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避孕药具研发、流产以及结扎手术改进。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均是直接服务于节制生育的显性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内容和重点均有明显的变化，亦是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单一的“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转变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既不能适应计划生育形势发展的需要，又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保证手术质量，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方法”，并成立了计划生育科研专题委员会[7]。此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主要围绕避孕方法及药具的研发、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的改进而进行。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开始探索新的内容，即开展优生优育工作以提高人口的质量。首先，明确优生优育是实现计划生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要大力开展生殖生理、优生（就是不生育有残疾的婴儿）和节育技术的科研工作，培养大批合格技术人员，做好节育技术指导、妇幼卫生和儿童教育工作，以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减少出生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婴儿[8]。”其次，展开了优生优育的科普工作。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举办了56场优生科普展览，参观人次超过2000万，举办优生知识竞赛和有奖征文活动，开展优生咨询服务，等等，并制订规划，推动优生工作的持续开展。1983年6月，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署下，制定了《计划生育一九八六至二零零零年科技发展规划设想提纲》，明确指出：“应以预防性优生研究为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出生缺陷的监督工作和人口质量的群体调查，摸清中国人口素质的基本情况，找出智力低下和智力缺陷的各种疾病原因，为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提供依据。为了制定和执行《优生法》，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还要加强医学遗传学、环境致畸学、围产医学的研究[9]。”
20世纪9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推出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同时开展试点工作，并总结了重要的经验：在开展优质服务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健全和完善生育政策法规体系，对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保证服务质量；以技术服务为重点，依靠科技进步，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要求，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依托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完善服务[10]。
主管生育的部门机构的更名与改革在一定层面反映出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行政―计划式”向“指导―服务式”进行转变。
2.从“制约机制”向“保障机制”转变
制约机制是指用制约的手段和形式发挥制约的功能，将社会各个机构联合起来，包含了行政制约、法律制约和舆论制约等多种形式。
保障机制是指用保障的手段发挥激励的功能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潜能，发挥引导作用，从形式看包括了提供物质条件、提供观念导向、提供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三种形式。保障机制既是社会机制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从需求满足的角度实现功能引导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模式变更的结果。
（1）从政策限制到经济利益导向。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推动生育政策实施，政府还将生育政策与个体经济利益挂钩。一是提倡晚婚晚育。卫生部1963年《关于认真开展计划生育的方案》中提出：①中等、高等学校招生，一般不录取已婚男女；②中等、高等学校学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③分配工作不照顾爱人关系；④已婚在校生应实行避孕，怀孕女生应立即休学；⑤厂矿、企业、事业和服务行业的学徒、练习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现已结婚的青年学徒应实行避孕，如怀孕应即劝令退学[11]。招工方面，晚婚者也享有优先照顾。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初生年龄，对实现晚婚晚育起到了辅助作用。但作为独立的个体，因生育而丧失就学、招工的机会，个人的其他权利显然被压缩。二是对违规超生实施惩罚。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违规超生，要给予适当惩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计划外生第二胎的，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福利等待遇，还可视情况扣发一些比例的工资，或不得享受困难补助、托幼补助。对农村社员超生的子女不得划给责任田、自留地；或对超生子女的社员给予少包责任田，或提高包产指标等限制”[12]。这些政策虽出于特殊社会环境，但无疑损害了因超生而遭受经济制裁的家庭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
进入21世纪，生育政策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从孤立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从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结合。实现两大转变的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基本形成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二是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三是基本形成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基层工作机制[13]。
第一，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工作。200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南部西海固山区开展了“少生快富”试点，从单一的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为主。具体做法是：在贫困地区对按政策规定可生三个孩子而自愿少生一个的，符合政策只生女孩的，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3000～5000元的经济奖励；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并与扶贫开发的项目相结合。这次尝试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促成中央支持宁夏“少生快富”扩大试点项目经费的落实，并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中。2004年3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推广了这一做法。仅以2005年为例，宁夏就有18999对夫妻申请参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兑现奖励资金5768.7万元。宁夏、青海、云南三省从项目试点开始至2004年底，少生23.1万人，落实奖励13.6万户，兑现奖励资金1.7亿元。这一政策仍在向其他省份推广，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湖北、内蒙古、海南、四川等省，惠及更多家庭[14]。
第二，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2年4月，贵州省余庆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同年10月，《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养老金管理使用办法》颁布，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农民在年满60后，每人每月发放40元生活费，这一制度广获好评，成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雏形。200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持，按每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合理比例共同负担，纳入专项资金预算。2004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下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对推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进行部署。据估计，2004年8月，自行试点省（区、市）共有奖励扶助107252人，奖励扶助专项资金预算5673万元，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2005年，国家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23省，奖励扶助对象达135万人，中共和地方财政投入奖励资金8亿多元；2006年中央财政加大力度，进一步扩大奖励扶助制度实施范围，并基本覆盖全国，目标人数为185万人，投入专项资金11.1亿元[15]。
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既是新的社会环境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通过生育政策真正实现控制人口的客观必然，还是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不断完善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计划生育政策只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配置、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机制和服务体系，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从孤立政策到配套政策逐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逐渐形成一套独立的法规体系。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8～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经历了研究、起草、修改、完善，为形成计划生育专门法体系走出重要一步。国家还公布实施了系列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提供辅助和配套性支撑，强化和明确公共调控人口目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依托最高法权体系成为控制人口生育的最高权威。但这段时期生育政策的制度完善，仍然是以政策本身为中心。
进入21世纪后，生育政策开始构建更全面的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不断完善。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企业、医疗、社会保障、户籍、劳动、教育、财税等制度和改革措施，要统筹考虑，相互协调，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建设，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区、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在19个市（区）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试点扩展到全国。此次综合改革的重点就是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其别强调在城市计生工作中，积极推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开展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社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三、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是在与社会活动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伴随着社会机制的微妙变化，这些影响和变化不但是我们客观评价生育政策的新视角，也是我们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新起点。
第一，社会的发展带动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社会才逐渐形成一种协调的有机体，而非机能模块的简单堆积。将各个不同功能模块有效联接的不是单纯的制度的力量，恰是社会机制的作用。当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时候，个人的生育意愿或行为与社会需要的人口发展趋向和模式之间存在落差，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制度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时，生育行为更多地从个人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社会的效应，必然受到很多层面的影响，比如养育成本、子女教育、职场竞争、养老保障，等等。用来约束生育行为的便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而是受到社会这个有机体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并通过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展示出来。
第二，生育政策的运行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生育政策和其他一切制度性政策一样，是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外化的力量。要让制度所蕴含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得到认可和执行，就必须让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力量和效果。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并进是我们制定和调整生育政策的宗旨和目标。但如果仅仅依靠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不仅不能让人们理解政策的本意而且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社会机制恰恰是协调制度性政策和政策对象的剂，它既能够让人们在鲜活生动的现实当中感受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还能通过利益的连贯性，触动人们进行更深层面的思考，从而不断调整内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使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的间隙不断缩小。
第三，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必须以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基础。我国的生育政策历经60余年的检验，已经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协调资源配置、缓解世界人口压力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具体形势的不断变化，生育政策势必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也正是在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之下进行的。社会机制的完善，其实指的是在社会这个有机体内，既要让各个零部件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要兼顾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而这种协调性正是社会机制最重要的使命与价值。当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发展速度和利弊关系均可以得到有效调节的时候，社会机制其实便起到了统筹各类资源的枢纽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衔接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的差异。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已经显示出生育政策新的调整取向。对比，或许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规律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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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2]18.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6
近几年，我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具体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计生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优质服务，深入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建立起了计划生育“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计生优质服务体系，计生整体工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一、基本情况：
__*位于安岳县城以北21公里处的遂筠公路线上，辖区面积61平方公里，下辖20个行政村，2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人。20__年，全镇计生率为__.__%；出生率为‰；自然增长率为‰；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男女性别比为：；育龄妇女“三查一治”率达%以上；育龄群众计生知识知晓率达到%以上；已婚育龄妇女综合节育率达到%以上；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率达到%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于‰，连续几年无计划生育手术事故发生。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综合治理。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摆在全部工作的突出位置，抓领导、抓措施、抓责任、抓投入、抓奖惩，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和“三结合”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政府目标管理。一是镇党委扩大会议定期、不定期听取计生工作汇报，研究解决计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针对计生户优惠、村计生服务室建设、技术服务等工作的落实情况，定期不定期地深入村（社区）搞调研。三是镇里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通贤镇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各行政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切实做到了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对计生工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新格局。四是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依法管理体制等，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五是镇与各村（社区）、机关单位签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坚持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六是完善计划生育干部包户责任制。镇主要领导包片、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包村，镇村干部包户、镇有关机关单位挂钩联系村（社区）的工作机制。七是积极协作卫生院，加强对医院（包括个体诊所）b超、染色体技术、引流产手术的管理，严禁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严禁擅自为节育对象摘取宫内节育器、做输卵管、输精管复通手术。个体诊所一律不得开设接生、上取环、引流产、结扎等各项节育手术业务。无《避孕药具经营许可证》不得经营计划生育用品。通过以上措施，在全镇形成了“宣传教育为主，依法行政制约，优质服务引导，部门综合治理”的工作局面，确保了我镇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二）加大投入，提供保障。
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镇党委、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在镇
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资，不断加大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20__至20__年，我镇共投入15万多元，用于添置设备和装修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手术室、消毒室等。经费的足额投入，保证了我镇技术服务、独生子女保健、宣传教育、干部培训、服务网络建设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以人为本，强化服务。
1、深化宣传教育、转变群众观念。坚持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突出位置，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形成镇、村、组三级宣传教育服务网络。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把计生政策法规，关爱女孩、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知识作为宣传的重点，找准宣传载体，借助村卫生站、商业网点的优势，开展计生咨询服务。突出宣传的温馨化、个性化，有效地促进了广大育龄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促进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逐步形成。同时，充分发挥镇、村两级人口学校作用，加大对育龄群众进行计生基础知识的教育力度。借助婚育新风进万家文艺演出活动等机会，向育龄群众发入计生知识宣传品。近几年，我镇计生宣传品入户率达95%以上，累计刷写计生标语300多幅，在全镇上下形成了浓厚的计生国策氛围。2、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强化自我管理。
（1）推进利益导向机制项目。近几年，镇党委、政府帮扶计划生育“三结合”户2150户，为他们送资金、物资、技术等，保证我镇计生户政治上得到光荣，经济上得到实惠，几年来，共投入资金6万多元。
（2）加大“村民自治”工作力度。20__年以来，我镇把“村民自治”作为计生工作的核心，充分调动村级计生协会的作用，利用村规民约、计生自治公约、利益导向，强化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发挥协会“宣传、带头、服务、监督、交流”五项职能。
（3）落实村（社区）计生副主任的待遇。一是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把村计生副主任的工资待遇列入镇财政预算，村（社区）计生干部待遇落实率达到100%。二是建章立制，狠抓村计生副主任日常工作的落实。三是建立考评监控机制。实行效绩工资，调动了村级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力的推动了计生工作重心的下移，夯实了工作基础。
3、稳步推进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近几年以来，在上级计生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项目工作。我镇在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的基础上对“知情选择”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充分发挥镇服务站、村服务室的阵地作用，调动镇、村两级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农村计生协会的网络优势，对育龄群众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深入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知情宣传，突出面对面的个性化宣传，让育龄群众了解各种避孕节育措施的使用方法、适应症、禁忌症，提高了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知情选择的自觉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突出以人为本，开展优质服务。一是加强技术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镇服务站、村服务室的培训功能，以镇服务站为依托、村服务室为前沿，对镇、村两级技术服务人员进行业务知识、服务技巧进行强化培训。同时，组织镇技术服务人员积极参加省、市、县的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懂业务、想服务、会服务的计划生育技术队伍。二是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技术优质服务。以镇服务站为依托、22个村（社区）服务室为基础，深入开展以计划生育避孕节育优质服务、生殖道感染干预、出生缺陷“三大”工程为重点的生殖保健系列化服务。同时抓好术后随访制度的落实，及时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计生对象家中。
（四）依法行政，规范管理。近几年，我镇在计生行政执法中，通过全面实施依法管理，保护了广大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计生行政执法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一是严把引产流产关。对引产流产实行定点管理，制定严格的政策内怀孕引产流产批制度。严把宣传教育、生育节育、出生死亡、政策内引产流产管理关，保证了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二是协助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为确保社会抚养费征收规范合法，我镇充分发挥计生行政执法内外监督作用，大力推行村级政务公开，将计生政策、各种证件的办理程序、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开。
三、计生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镇的人口与计生工作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按照中央《决定》要求和省条例的规定，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各村计生水平发展不平行，计生工作形势不容乐观，稳定低生育任务还很繁重，不能掉以轻心。
、流动人口计生管理难度继续存在，外出已婚育妇寄回的妇检证明出现部份假证，难以辨认，造成政策外生育。
、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镇、村财政十分困难，但在财政收入未增长情况下逐年增加计生经费确实有许多困难。
、依法行政不能乐观，政策外生育对象个别不配合取证，给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较大困难。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镇将客观全面分析人口和计划生育新形势，进一步把握重点、攻克难点，依照“领导重视好、政策推动好、服务质量好、依法行政好、队伍作风好、民主管理好”的要求，切实做到“统一认识、三个落实、三个提高”。
“统一认识”：要明确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推动事业发展、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和有效措施。
“三个落实”：一是落实责任到位。镇计生领导小组明确提出，将定期不定期对各村（社区）及各相关部门落实人口与计生职责进行督查，及时通报，对履行职责较好的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对履行职责不及时、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对工作滞后的实行限期整改。对限期未改变落后面貌的坚决依照《人口和计划生育责任考核奖惩办法》实行计生“一票否决”；二是落实措施到位。紧紧抓住计生三大常规工作，重心放在村、组，采取宣传教育、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措施，多管齐下，专项重点难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三是落实计生正常经费开支，特别是奖励费，帮扶费用，宣传经费，技术服务经费的到位，推动计生各项工作上新台阶。
“三个提高”：一是提高优质服务水平。继续为群众查病治病，积极推广安全、有效、简便的避孕节育新技术，并认真做好各种术后的随访跟踪工作。大力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工程”、“出生婴儿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提高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平，提高群众对计生工作满意率；二是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依照“一法三规一条例”要求，既要查处各种违法生育的的案件，切实维护计生法律权威，又要查处各类侵犯群众人身权益的违法违纪案件，切实做到“两个转变”；三是提高综合治理水平。要进一步发挥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能，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继续在治理婴儿性别比攀升，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漏洞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形成齐抓共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7
论文摘要：建立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本文对我国农村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建立养老保障的对策方案。
一、引言
我国进行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此，很多计划生育家庭的夫妻进人老年，如何让这些计划生育先进群体得到良好的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刻不容缓的大事，很多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论述。陶鹰(2003)研究了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周福林(2006)认为应该使用经济利益手段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行引导，使其与国家的生育政策相符合。贺巧知(2003)通过建立简单模型进行计算和讨论，发现少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养老经济供养能力的差别，受限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魏瑞亮等(2005)研究认为我国第一、二代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中老年，计划生育家庭面临养老难题，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也呈现的日益重要。刘玲琪、田遇(2005)结合西安市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落实状况，分析和探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运作环境及影响因素。郑韩雪、胡继亮(2007)认为只有建立多元化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经济供养体系，才能保证这一群体分享到执行人口政策的成果同时保障其晚年生活。这些研究对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起了积极作用，但对于制度的实施路径缺乏明确的路径依赖，本文的研究正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www.lw881.com
二、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家庭养老、集体供养和社会救济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三种主要形式。目前，全国农村家庭养老约占养老保障的92%，实际上是以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集体供养主要是鲜寡孤独老人，实行具有救济性质的“五保”，它包括分散和集中供养。从总体看，农村养老基本沿袭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传统模式。进人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与农民养老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迁，使这种传统模式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使原来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经济实力弱化，很难再承担集体养老的重任。其次，农村经济改革削弱了原有养老保障制度，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和集体财产减少，将进一步影响农村的社会保障能力。再者，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使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抚养系数急剧上升。未来的独生子女家庭会出现夫妇2人，抚养4个老人，生育1个子女，形成“四二一”结构(除少数民族地区)，负担压力大。靠家庭养老，实质上是靠子女的劳力养老。就这种传统养老方式而言，少生孩子的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实际上是降低了它的养老保障能力。
三、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的原因分析
目前，农村的独子户和双女户正在增多，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些家庭解决现实的或未来的养老问题。这是因为:一是他们是一个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为国家长远利益而牺牲家庭和眼前利益，并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的先进群体，在养老问题上，帮助和引导他们逐步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和运行方式，有利于推动农村养老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方式的转变;二是因为他们在劳动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三是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独生子女和两女家庭)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在这些家庭中进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障试点，不会给当地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可行性强;四是多年来我国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围绕鼓励农民实行计划生育，初步建立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为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五是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六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行为意愿的产生根源于某种行为花费的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产生了生于行为的意愿，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就产生相反的行为意愿。要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关键是在于改变人民对生育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评价。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在农村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是提升计划生育管理层次、进一步实施人口数量控制的需要，是计划生育户的对党和国家自我牺牲精神的回报，是农村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良胜运行的需要，意义极其重大。
四、生育行为选择与方案实施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家庭劳动力需求大，子女偏好是多生，男性偏好强，和政府实施“一胎化”的要求相差很远，两者的差距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用“一孩一多孩”生育习俗的博弈模型可清楚地解释此过程。假设社会只有甲和乙两个家庭，考虑到减少生育的外部性，其中一个家庭自觉生育一孩也会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福利的增加。如果政府的补偿力度不够大，甲和乙都预期对方生育多孩，那么社会只能陷人(1,1)这一“囚徒”困境，引人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改变了每个家庭对其它家庭生育的预期，从而使(2,2)的帕累托效率得以较快的实现(如图1所示):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8
68岁的段太通，是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的农民。20多年前，他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了一个女孩。当初整个生产队有28个人领了独生证，但后来又都生了小孩，他是生产队长，要以身作则，就没有生第二胎。现在，按照最新的国家政策，他和妻子将在每个月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每人50元奖励，直到亡故为止。
这笔钱将极大地改变他的生活，因为女婿不肯养他，他和残疾的老伴住在一起，每个月靠摆小摊赚的20多块钱勉强过活。无论是说到当初的独生子女政策还是现在的扶助政策，他都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记者说："党的政策好。"
计划生育政策新变局——"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今年3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文称，将对年满60周岁、1973年至2001年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的部分农民进行每月最低50元的奖励扶助。4个月后，这项名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新政策在14个省及贵州省遵义市开始试点。
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接连出席国务院新闻会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推介这一政策。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亲自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农户颁发计划生育光荣证和一本家庭奖励扶助存折，高姿态推进试点的进行。
新政策的推出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相当好评。香立媒体《信报》引用专家言论称，大陆这一举动"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
官方显然对新政策寄望颇高。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文描述该政策的意义："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转变的质的飞跃，是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文件甚至宣称这一政策可以使农民"亲身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觉得响应国家号召，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帮助，经济上有实惠，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友华对这一制度的落实也评价颇高："这标志着国家的计生政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国家计生委几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
此前大陆也曾对执行了计划生育的夫妇出台过各种奖励优惠政策，但是其中不少要求由地方财政负担，因此常常流于形式。此番中央则明确表态：这次奖励扶助计划的经费除去经济条件良好的东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包干，中部省中央承担50%外，财政相对吃紧的西部省份将由中央承担80%，并明确要求试点地区要将奖励扶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评论认为，此举将大大加强这一政策的可操作性。
不过，陈友华也表示忧虑:"30年前就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人还是非常少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符合奖励扶助标准的人数将呈现几何增长，我们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撑，将关系到这一政策是否能够保持持续性。"
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建国之初，警告人口增长过快的马寅初和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遭到批判，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
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4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这一政策既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又相当柔和，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因此至今学界仍有声音呼吁现今政策能够效法。
但到了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大陆的生育政策自此在实践上变得严格。据邓小平子女回忆，对子女向来干涉甚少的邓也明确要求自己的子女:"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
"这个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教授张天路说，从理论上讲，"一胎制"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压力，在落实中更面临巨大阻力，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
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为了完成1980年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
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曾在四川担任过农村计生干部的谭小秋对记者说："那个时候，有的地方连续几次在计划生育评审中处在末尾，领导马上被就地免职。你想想我们压力有多大。"谭说，他们甚至不得不半夜三更把计生干事叫起来去抓"大肚子"。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
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
一方面，早期"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的计生政策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第一要义，此间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和底层社会震荡；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强制执行的"国策"：来自西方的人权指责王幸福笔下的几十个案例，是中国广大农村频频上演的计生工作悲剧的一个缩影。"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
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友华更指出："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出生儿童的残疾比例高的原因之一。"
而几乎从中国宣布计划生育之日起，一些西方国家更对这一被中国官方宣传为"百年大计千秋伟业"的国策表示极度不理解和强烈抵制。
据法新社华盛顿2004年7月16日电，美国国务院当日宣布，美国将连续第三年扣留原本要提供联合国人口基金的3400万美元的经费，原因是有人指控这些钱"在实施严厉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被用在给妇女堕胎"。
事实上，自2002年起美国即以这一理由扣留这笔经费，至今已连续三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中国反复辩护和争取，终告无效。
据1997年第4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的"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一文显示，"早在1984年，美国参议院就指责中国强迫堕胎、绝育和杀死婴儿。1985年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谴责中国实行强迫性堕胎的决议。美国的人权报告也污蔑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项具有高度侵犯性的政策。"文中将"计划生育问题"与"政治犯问题"、"司法制度问题"、"问题"、"问题"并列为中美人权具体实施方面的五大分歧。
由于美国习惯将人权问题与对华关系及对华政策挂钩，并最终影响中方国家利益，中国政府曾多次为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过辩护努力。1991年11月1日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发表中国自己的人权白皮书，此后10年间，共发表直接以"人权"命名的白皮书6个，并另外就具体问题针对性地发表了12份白皮书，计划生育问题即是其中一个。
而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媒体对中国大陆计生"新政策"的叫好基本集中于"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与中国力图改变此一领域的国际形象有关。
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
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香港《太阳报》报道指出："2020年，是中国预期的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届时如果中国真有4000万光棍，恐怕和平崛起也会大打折扣。"
这一数字的公布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亲自到中央电视台接受这一问题的专题访谈。国家主席和总理都在相关会议上专门谈及这一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在3-5年内遏制这一势头。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
"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南京大学的陈友华在德国读书时发现，欧洲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曾经开展了"引进新娘"的项目。但是他认为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中国，他说："大陆已能肯定至少会有4000万光棍，这个数字太庞大了。而且我的朋友到地方上调查时看到了不少贫穷的''''光棍村''''，这甚至会对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冲击。"
高科技如B超显然被滥用，很多夫妇在分娩之前先通过这种手段鉴定是男是女，并决定是否堕胎。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对媒体说，希望在刑法修改时，对用B超进行婴儿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严厉打击"。
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
当"madeinChina"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坚信中国即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理由之一是中国储备了极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撰文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段为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海外有观察者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几乎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红利"。
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仅用30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的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人口的老化，人口红利也就消失得快。"
"现在享受红利越多，以后偿还的就越多。"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人口红利时期，尽管当时日本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但是当日本进入老龄社会后，在面对巨大的抚养压力时，这些体系仍显得捉襟见肘。
今年5月14日，迫于媒体压力，小泉的私人秘书饭岛勋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小泉在1980-1986年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发现，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国会议员725人中，共有112人存在未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日本国民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的普遍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重，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出警告说，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
刚刚调入国家人口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对计生委的更名给予高度好评。采访中，他对《凤凰周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没有专门的人口机构。而在此之前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专门的人口部门，计生委只负责计划生育，公安部也只负责户籍管理。"
据他介绍，更名之后，国家人口计生委成立了"发展规划司"，专门负责人口战略研究。
今年年初，有12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参与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式启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健敏在座谈会上要求在研究人口问题的同时，要进行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相关研究。
这项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包含3个课题，21个子课题。于学军说，这项研究，将指导未来中国的人口战略，作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他，也在等待这项研究的成果。
不过，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于学军说:"制定生育政策一定要非常谨慎，稍动一点，就会引起人口的巨大变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50年代和80年代的教训了。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
面对学术界和媒体的声音，于说他要保持冷静。至于是否会在近期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于学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待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数据和结果。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9
但在“反右”和“”后，的人口观逐渐鲜明起来，有计划地生产人口开始体现为鼓励多生，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判和否弃。后来由于人口压力迅速凸显，中国于1971年开始局部推行计划生育，并于1973年在全国展开。但当时推行的主要是晚婚晚育、两胎间隔四年以上、只生两胎的“晚、稀、少”政策，而一胎化政策是迟至1980年之后才认真推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于1982年被写进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条文有如下意涵：一是国家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但不是非得实行一胎化；二是人口计划要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而调整，并非一成不变；三是这一条文作为宪法的一部分，其解释和适用不能与其他条文、尤其是公民权利条款相冲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计生工作的一些弊端展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门协同“作战”，一些地方强制节育、强制堕胎成为常规实践；另一方面是因计生和反计生而引发的冲突层出不穷。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依法行政日益成为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2002年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中央还提出了计生工作中的“七不准”政策，包括“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主要目的在于禁止计生工作中的暴力行政现象。
之所以说是暴力行政，而不是暴力执法，是因为，尽管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出台，计生领域的日常工作仍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比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温和而轻描淡写地写道：“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如果只是“提倡”，现实中就不应该出现那么多强制节育和堕胎事件了。
众人皆知的事实是，一胎化是刚性的行政目标，例外情况很少。这种刚性的目标并非由法律来规定，而是由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司法救济的“政策”来确立。这种无法可依的状况，除了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不符，并导致救济缺位以外，还造成了如下制度层面的问题：
首先，每当有计生恶性事件发生，地方政府都会拿“政策”来当挡箭牌，而中央政府则会套用民间流传的“中央的政策很好，地方的执行好狠”思路，在肯定计生政策的前提下处理基层的“个别”工作人员。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不利于找出原因，明确责任。
其次，与计生紧密相关的堕胎问题关系到妇女的人身权利、选择权以及胎儿的生命权，是极其严肃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而中国在这个领域目前无法可依。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都采用妊娠三期区分法，对于怀孕初期（一般标准是12周以内）的情况，以尊重妇女选择权为主，可以选择人工流产；对于怀孕中期（一般为12周至24周）的情况，以保护母婴健康为主要考量，允许在法定情况（比如继续怀孕危及母亲身体或精神健康、导致的怀孕等等）下选择人工流产；对于怀孕晚期（一般为24周以上）的情况，则以胎儿生命权为主要考虑因素，因为这一期的胎儿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此时堕胎相当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法律一般会禁止人工流产。
在涉及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生命权这样的重大宪法问题的领域，鉴于中国目前行宪的方法是通过立法来将宪法原则具体化，关于人工流产的立法显然是不可或缺、迫在眉睫。
再次，上述关于人工流产的立法例都是针对自愿流产而言的。强制流产在当今的文明国家几乎已经绝迹。中国政府也一向否认强制堕胎政策及其实践的存在。但卫生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流产数量居世界之冠，上世纪80年代几乎都在1000万以上，1993年至今稳定在每年700万左右。其中被强制的比例没有官方数字，但绝对数字想来不少。
医学伦理和法律上要求的“知情状态下的同意”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不是按了手印就算同意。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语威胁下的同意，不能算真正的同意。中国《母婴保健法》规定：“依照本法规定施行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应当经本人同意，并签署意见。本人无行为能力的，应当经其监护人同意，并签署意见”。这为人工流产时的“同意”要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重要的是使相关争议进入司法程序，通过法律适用来完善其解释。
计划生育引产政策篇10
中图分类号：R172 文献标识码：B 文献编号：1671-4954(2010)08-586-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情况。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因为接触群体的广泛性和层次的多样性，使得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更复杂、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主要存在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法行政与群众错误的思想认识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农村政策与生育政策不兼容的矛盾等三大问题。需要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统筹社会综合改革，提高优质服务水平等方面来促进和提升基层计划生育管理水平，打造和谐计生新局面。
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育龄群众的生育观念和意识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由单纯的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行政制约为主和依法管理转变。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时代变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因接触群体的广泛性和层次的多样性，形势更复杂、任务更重、压力更大。作为一名基层的计生干部，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对基层群众的了解，对基层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并思考了一些解决的对策。
1 现状分析
1.1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部分群众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能够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我国依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农村育龄人群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受封建和传统思想影响较深，仍有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比较强烈。而且现在人口流动性逐年增强，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真空地带，使一些人占了管理漏洞的空子，明目张胆的违法生育。目前的违法生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现象：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管是男是女，都想多生几个，不怕罚，罚得起，是所谓的“富而思生”；经济状况较差的，因为无钱可罚，所以大胆的生，是所谓“穷不怕生”；一些再婚对象，因为没有共同的子女，担心结合后影响夫妻感情或者老了没人养老，所以不管符不符合政策，冒险也要生；再有一些就是早婚早育或意外怀孕，因不忍心流产，心存侥幸地将孩子生下来；还有就是受一些违法生育对象的影响，不计后果跟风生孩子。上述所有的情形都是与现行的生育政策相违背，任其发展，必将导致低生育水平的反弹。
1.2依法行政与群众错误思想认识的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工作也由过去的暴风骤雨到现在的春风化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随着“七不准”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的亲情化和有章可循。但长期接受计划生育高压政策的育龄群众在这种人性化执法的情况下，反而错误的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放宽了，淡化了计划生育国策的严肃性。而且现在基层群众的民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并且有部分人群过分强调权利，而对应履行的义务普遍淡化，特别是履行计划生育义务意识淡薄，对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
1.3一些农村政策与生育政策不兼容的矛盾
近年来，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农村合作医疗、移民后扶、公共建设征地补偿等一系列惠农利民政策，但这些惠农政策的补偿都是以农村人口为基数来计算补偿金额，也就是说人口越多，补偿金额也就越多。尤其是像我市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行政村的集体经济相当发达，村民可享受的福利也相对丰厚，而所有的这些资金分配都是以人口为基数。再加上90年代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征用后一部分当时自愿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户籍的人员，在户籍改变后仍生活在农村，但享受的待遇却不能和农业户籍人员相同，尤其在生育政策上也不能享有农业户籍人员的优惠政策，从而引发了一些矛盾。这些农村政策与生育政策不兼容的矛盾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阻力，甚至有些还是背道而驰。
2 思考对策
2.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倡导先进生育文化理念
首先要广泛宣传，提高政策知晓率。宣传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基础，要运用多种形式扎实开展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优先优惠政策等知识的宣传，切不可走过场，要让宣传内容家喻户晓，让育龄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其次要加强载体建设，针对育龄群众审美情趣不断提高的实际，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生育文化的宣传上注重求新、求实、求巧。大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关爱女孩活动、生育关怀行动等，坚持不懈地宣传先进的生育文化理念，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行为和生活方式，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2.2统筹社会综合改革，做到政策兼容
首先各级政府和行政村、居委会在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时，要把计生政策统筹考虑，将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享受各项惠农政策的前置性规定，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计生工作的舆论导向。其次是着力构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借助经济、法律的手段，建立和完善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优待和补偿，让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计生家庭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激励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长效节育措施奖励、节育手术保险和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让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