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1
股权激励是指公司以公司股权或与股权相联系的其他奖励对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员工进行的激励措施。主要形式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和虚拟股票。一般认为，股权激励通过将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水平与公司员工自身的收入相关联，有效地促进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帮助公司吸引和留住合格人才、从而推动公司的发展和成长。
美国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定和实践
在股权激励发展较早并且有关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有关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相应的税务规则中，而不是由州公司法或联邦证券法加以规定（当然发行股票的行为须满足证券法的登记要求或得到豁免）。美国的税法错综复杂，实施股权激励的时间点、行权价格、授予数量等都可能对公司和激励对象造成差异显著的税收责任。典型的股票期权制度是将公司总股本的15%至20%预留作为员工的期权池（optionpool）。
另外，根据一份2008年的调查，核心员工获得期权的比例大致为：公司总裁为5%至10%，运营总监和技术总监都为2%至4%，财务总监为1%至2%，总工程师为0.5%至1.5%，其他部门负责人为0.4%至1%。一般地，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不低于授予时的公司股价的公允市场价（若公司未上市，公司有义务证明其对公允市场价的决定合理），在四年或五年内分次归属，自授予日起算。激励对象每年可以获得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20%～25%的归属，并进行行权。在公司被兼并或员工离职时，对未行权的股权激励加速行权或即刻终止；对已经行权的部分或者由员工保留，或者由公司回购。
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明文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权激励计划。中国证监会的于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将股权激励定义为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股权激励主要有三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以及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该办法就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一般要求做了规定，包括激励对象、标的股票来源、员工持股比例、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股权激励计划的备案等。此后在2008年中国证监会连续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3号文件中有一些新的规定，例如，将公司监事排除在激励对象之外，以及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规定（美国的实践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可以为零对价）。
2010年深交所综合研究所的一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指出，我国施行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备案制管束过严，相关法律法规在员工持股比例、预留股份、解禁等方面存在限制性条款，并建议简化备案程序、放宽对股权激励的限制，赋予公司更大灵活性。
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国资委和财政部在2006年相继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的股权激励形式可以为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和其他方式，这一点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同。
对境外上市公司而言，目前有效的相应规定为国家外管局于2012年2月的《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7号）》。此文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参与其外国投资方上市母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以及以小红筹方式在离岸中心设立的众多中小创业企业的员工参与股权激励计划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行为准则。
另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了与股权激励相关的会计处理准则和所得税规定。
同时，有关股权激励的立法仍在继续发展中。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8月初公布《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又于2013年3月16日了《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约束机制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上述各项规定或征求意见稿都是部门规章。在股权激励立法方面尚无全面的由国务院的行政规定或人大的法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股权激励在我国仍为初期发展阶段，立法部门先从较低级别的部门规章对此领域进行管理和试验。
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有关股权激励的立法则比较零星和分散。主要是财政部、科技部关于2002年的《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财企[508]号）和国资委于2008年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
此外，地方政府也在股权激励领域展开立法，尝试新的实践。例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激励登记试行办法》，其关于股权激励的方式超出了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包括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科技成果入股和科技成果折股。
我国公司股权激励的早期实践
早在上述法律规定之前，我国公司已经开始试验类似股权激励或职工持股（比如内部职工股）的措施。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这些早期的股权激励大多数为工薪奖励的不同形式，另外甚至还可能在施行中违背法律。自从上九十年代已经广泛存在内部职工股超范围发行或法人股个人化的情况，即在定向募集公司中，应向法人发售的股份其实发行给了社会公众。这两种情形都可能导致腐败或扰乱金融市场，因此监管层要求进行清理。对于计划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的公司而言，此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众多计划上市的公司通过名义持股试图解决历史遗留的个人持股问题，主要有三种模式：包括职工持股会或工会持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合伙企业作为壳公司持股；以及委托或信托持股。2000年12月，中国证监会明确规定职工持股会或工会持股均不符法律要求，并于2002年又作了具体补充。清理的一般做法是：一，公司在重组中使得实际出资人成为公开的直接的股东；二，通过股份转让使得代持人或其他具有出资资格的人成为原被代持的股份的实际所有权人；三，在实践中甚至有通过司法确权的诉讼方式。
对于上述持股模式中的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即设立公司或合伙、以及委托或信托持股，虽然也有意见认为中国证监会在审理股票发行和上市时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但是实践中有通过审核的案例。另外，2011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确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合法代持关系。再者，上述《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约束机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证券公司的激励对象可以采取设立信托计划或者公司、合伙企业等方式持有证券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权或者股票期权”。虽然此征求意见稿尚未形成最终规定，但是应该可以看出监管层对设立信托计划或公司、合伙企业等方式代持股份的认可。
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的股权激励计划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仅有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的零星规定，而且时间与今天有一定距离。但是非上市公司、特别是创立初始的高科技公司，对资金和人才的需求尤为急迫，因此股权激励对此类公司的意义更为重大。遗憾的是，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公司法》在两个方面对非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构成障碍：一，法定资本制；二，对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列出上限。
法定资本制：《公司法》要求公司资本须一次性发行完毕，但是在实缴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分期缴付，是较为缓和的法定资本制。对股权激励计划而言，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每次发行股票期权后，当员工满足条件行权时，公司股本增加，须执行相应的增资程序，除非公司以其他方式用于期权股票的来源，比如大股东转让股票给公司或公司回购股份。但是，这两种途径均有其限制或缺陷，比如，大股东转让其股票给公司用作发行股票期权，要求大股东对公司有实质性控制，而且大股东以低价或无偿转让股票给公司其实是个让利的过程，大股东一般不会没有原因地让利，并且大股东如果要保持控股地位，可以转让的股份有可能是有限的。而回购股份的限制有三，一是回购的总量不得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二是用于回购的资金须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对于公司的利润业绩有负面影响，三是回购的股份须在一年内转让，而这与美国普遍实施的四年或五年期权归属的时间相比太短。相比较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商业效率和决策自由，在该制度下，公司可以先预留一定比例的股份用于未来员工行权使用，资本可以分次发行，并且董事会决定在规定的额度内发行股份、增加公司资本不必修改章程，从而省去了在法定资本制下增资时需召开董事会、股东会、以及工商变更等程序。
对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上限的规定：《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数不得超过50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200人。关于此上限的规定曾有异议争论。对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非上市公司来说，直接的影响是如果公司因授予股权激励而导致公司股东人数超过上限，必须寻求规避措施，比如前文提到的三种代持模式（这些方式无论是否为中国证监会认可，都增加了公司运作的复杂性和成本，并有可能导致对员工的不公平），或者采用股票增值权或虚拟股票等方式以现金而不是股票来支付激励对象，但是这要求公司具备充足的现金，因此对于资金短缺的创业初期的公司来说，并不合适。
对于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员工来说，其无法根据前述国家外管局的《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7号）》办理相应的外汇手续。因此，在实践中，公司在和激励对象签署期权授予协议时，要求激励对象对不能行权的法律风险负责。或者，公司也可以采用代持或现金激励的方式。显然，这些措施对公司或员工来说都增加了额外的成本或风险。
未来立法趋势的展望
2013年将是我国公司商事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今年3月，深圳和珠海新的商事登记规定，商事登记由审批许可向核准登记转变，包括明确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度，无需登记实收资本以及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无需进行年度检验。9月份，上海自贸区公布工商制度改革方案，与深圳珠海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10月底，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五项，即降低准入门槛，实施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的住所登记条件，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缴登记。
以上改革秉承一致思路，将推进公司商事制度的灵活和效率。现有的法定资本制将改革为授权资本制，对上市或非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都将是利好。可以预计的是，我国《公司法》和工商登记规定将很快作相应的修改，将上述改革思路具体为法律的规范要求。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2
以央企和民企为发端，股权激励正在岁末年初热起来。
自从去年12月20日，中化国际和中粮地产同日提出激励方案以来，粗略统计，迄今公布股权激励的已有烽火通信、金螳螂、太阳纸业、报喜鸟、华海药业和新湖中宝等10来家上市公司，其中中化国际、中粮地产和烽火通信为央企，其他均为民企，地方国有控股的几乎没有。
比较央企和民企的激励方案，给人的感觉是，央企颇为平淡，民企极为刺激。在具体条款方面，央企激励股份比例小、期限长，业绩要求相对较低，而民企正好相反。
例如，中化国际激励对象125人，激励股份共119万股，占总股本0.095％，平均每人不足1万股，激励股份最多的董事长、总经理也不过5.6万股，期限10年。行权主要条件为：3年滚动Roe(净资产收益率)8％，净利润年增长12％，而公司2006年Roe已达12.66％，2007年前三季度更达15.45％。同样，烽火通信激励对象160人，激励股份256.2万股，占总股本0.625％，每人也不过1万余股，激励股份最多的董事长为4.1万股，期限也是10年。行权主要条件为：2008～2011年Roe分别不低于6％、7.2％、8.2％和10％，也即达到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虽然与公司原来基础相比已有很大提高)。
与此相反，民企上市公司的激励方案那真够刺激。如报喜鸟激励股权960万股，占总股本10％，激励对象69人，获激励最多的董事长为90万股，期限3年。其行权条件是，以2006年业绩为基础，2008～2010年分别增长120％、140％和160％，即两年(2006～2008)业绩翻一番还多。华海药业，激励股权2200万股，占总股本9.56％，期限5年。行权主要条件为，Roe不低于12％，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15％。新湖中宝，激励股权7822万股，占总股本4.44％，激励最多的董事长为800万股，期限4年。行权主要条件为：2008、2009、2010年净利润分别为6亿、9亿和15亿元，而公司2006年净利润为2.35亿元，2007年预测净利润4.02亿元。
同是股权激励，央企和民企的激励方案为何大相径庭?据媒体报道，国资委、财政部目前联合向各中央企业下发了《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范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通知内容有两项硬指标，一是应以不低于公司近3年平均业绩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作为实行股权激励的业绩条件；二是若考核达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股权收益，原则上为任期薪酬总水平的30％。想必这正是央企授予股权少、业绩要求低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央企老总年薪酬约30万～40万元，股权激励收益为薪酬总水平的30％，也就10多万元，这样的激励有多大积极性也就值得怀疑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将考核指标订得很高呢?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3
强化投资者保护
分析人士认为，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办法》吸纳了投资者的部分意见，强化了投资者保护，包括严格限制可转换优先股、防止利益输送、限制非公发再次转让时实质变为公发等，有利于优先股平稳推出。
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共有429份意见是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三条关于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规定，其中，个人投资者427份。意见认为可转换优先股可能会成为新的“大小非”，摊薄普通股权益，导致普通股二级市场价格下跌。部分个人投资者建议禁止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或延长禁止转换的期限。
为进一步保护个人投资者权益，保证试点平稳实施，《办法》采纳了投资者的意见，删除了关于可转换优先股的有关条款，并新增规定“上市公司不得发行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同时，考虑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特殊要求，《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可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定，非公开发行触发事件发生时强制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
《办法》重点针对易出现利益输送的环节进行了规定。一是限制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票面股息率水平，要求其“不得高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二是将发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排除在非公开发行的合格投资者范围之外，避免利益输送。三是规定上市公司向关联股东发行优先股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四是要求独立董事对发行优先股发表专项意见。
《办法》还要求“相同条款优先股的发行对象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非公开发行的相同条款优先股经交易或转让后，投资者不得超过二百人”，以防止发行人通过多次非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后的转让实现实质上的公开发行，规避监管要求。
在征求意见时，部分个人投资者认为，征求意见稿规定的个人合格投资者资产总额不低于人民币五百万元的标准较高，不便于中小投资者投资优先股。这一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对于公开发行的优先股，目前a股市场的任何投资者都可以进行投资，在证券交易所市场直接买卖，不存在任何限制。对于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由于其条款设计较公开发行的优先股更加灵活，也更为复杂，市场风险相对更大，《办法》规定了合格投资者范围，允许具有一定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认购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并要求优先股交易或转让环节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应当与发行环节保持一致。这既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有利于保障优先股试点平稳实施。
鼓励上市公司回购
从《办法》具体条文看，出于回购目的发行优先股的行为受到鼓励，这对于市场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根据《办法》，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普通股的，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作为支付手段，或者在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可公开发行不超过回购减资总额的优先股。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认为，优先股试点对于市场预计会产生正面的刺激作用，尤其是对于“大股票”。虽然优先股给市场带来融资压力，但同时要看到资金投向了哪里，比如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或者是用于普通股回购，对市场的影响都是正面的。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从美国经验看，回购股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但在我国停滞不前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公司出于自身战略性考虑相关。我国公司法规定除并购与股权激励以外，股份回购必须注销股份，上市公司注销股份意愿不高。很多估值较低的大盘蓝筹公司更乐于将多余现金进行继续投资，用于回购股份反而可能降低竞争力，同时还会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不过，优先股试点则创新性地突破了原本抑制我国股份回购的障碍，或将推动我国股份回购迎来新格局。回购普通股的同时发行优先股，公司净资产不会减少，同时增强了大股东控制权。优先股融资不会一次性消耗大量现金，也不会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未来大盘蓝筹公司可能迎来新一轮回购潮。对于上证50公司而言，可以在发行优先股为经营活动融资的同时，利用部分融资回购普通股，一方面获得项目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司估值。对于估值较低的非上证50公司，发行优先股是不改变其经营战略同时提升估值的良策。短期看，大部分公司可能会考虑诸多因素不敢尝试，但随着第一批“吃螃蟹”公司的成功，很多公司将会跟进。
有望提振蓝筹股估值
分析人士认为，优先股的推出将给大盘蓝筹股带来利好。
中金公司分析师认为，优先股的推出将给市场带来积极因素，将利好大盘股，特别是金融行业和部分面临兼并重组、改善行业结构的行业，前者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后者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船舶制造等。发行优先股将帮助银行降低核心一级充足率要求，大幅减轻银行普通股股权融资压力；将有利于扩大券商的业务范围；将给保险公司带来新的投资渠道，可以在足够长的期限内获得稳定的分红收益，提高投资收益的稳定性。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4
此前，中国的新股发行相关政策经历了多部门审批、额度管理、通道制、保荐制四个阶段。保荐制实施后，监管部门推动了三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这次“征求意见稿”标志着第四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开启。
本次改革拟将新股发行的节奏交由市场决定，在询价环节更大比例地引入个人投资者，并针对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制定严厉处罚措施。
6月18日，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培训会会议上指出，截至目前，证监会共收到2000多封针对新股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的反馈邮件。证监会争取尽快公布正式文件，不公布正式文件新股不会发行，所有新股发行按公布的新办法办理一切手续。
基于《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券商们推测，未来的公司债业务和市值管理等业务有望成为券商的重要收入增长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的沟通显得更为重要，而主承销商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取得了较以往更多的相对优势、主导地位。
自主配售是亮点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网下发行的新股，由主承销商在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自主选择投资者进行配售……承销商应当按照事先公告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各大券商认为，允许券商自主配售是此次改革关注度最高的、最具争议的亮点。
部分券商对“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机制”表示肯定，他们认为，实现券商自主配售权，保荐人会逐步开始平衡发行人和投资者利益，承担更多中介机构的角色。对券商而言，自主配售权把投行和客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户资源丰富、承揽项目优质的证券公司将有更强的竞争力，对未来投行业务的价值链延伸有重要意义，也会改变当前的投行业务竞争格局。
招商证券分析师洪锦屏表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在鉴定市场化询价的基础之上，扩大询价主体范围，同时给与承销商自主配售权，在超额认购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公司选择更有利的股东结构。”
但是如何保证配售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是值得关注的。有市场人士担忧可能存在利益输送、滋生寻租、暗箱操作等，而违背了管理层所倡导的“三公”原则。
平安证券分析师励雅敏认为，“从公司层面如何遴选并培养机构客户，建立公开透明的规则，要求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投资者参与新股自主配售的条件、配售原则。防止个人寻租同样将是券商打造核心销售能力的关键。”
本次改革进一步提高网下配售比例，《征求意见稿》提到“股本4亿以下，网下配售比例不低于60%；股本超过4亿，配售比例不低于70%。且网下配售40%应优先公募和社保基金。”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规定也是更多地参照了海外成熟市场的做法。在海外市场ipo配售过程中，社保和公募基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考虑到目前我国市场投资者的结构，机构投资者占比逐年提高，但中小投资者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因为，此次《征求意见稿》将优先配售的比例定为“至少40%”。
海外成熟ipo市场的配售对象中约90%为机构投资者，尽管中国a股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与海外市场仍有较大差距，同时，海外新股破发也是较为常见的，在此背景下，新股市场并非完全是低风险的市场，海外机构投资者参与配售相对理性。
申银万国分析师林瑾认为，“配售原则的尝试确实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到目前为止，我国的ipo市场仍被多数人视作一个极低风险的投资市场，因此，为能多分享这一市场的一份蛋糕，不排除相关利益群体联手打‘球’。总体而言，除了可以量化的基本条件之外，对各询价机构、询价个人报价高低、持有时间长短可能会作不同的考量，或作为优先入选条件之一；而对相同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又将如何筛选是投行即将面临的考验。”
广发证券分析师陈果认为，配售与回拨机制进一步提高有定价权部分的股票供给，意图压低发行价格。本次改革进一步提高网下配售比例，进一步提高有定价权部分的股票供给，提高机构报价的严肃性和敏感性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会促使发行价格走低。网下配售部分40%要优先公募和社保基金的规定可能出于防止发行人和投行对过多的个人投资者配售，操纵发行价格而考虑，略微有些不市场化的因素。
林瑾认为，“公募基金和社保作为相对理性的报价群体，管理层提高其配售比例，可能是出于对抑制发行‘三高’现象会有所帮助的考虑。对于这一比例是否与目前我国市场投资者结构相匹配？公募、社保是否能担当起‘平抑’新股发行价格的角色？市场也将拭目以待。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新股发行执行的是‘同股同价’的原则，那么其他机构、个人的报价是否会策略性地相对激进地报价以‘搭便车’呢？这些都是未来ipo重启之后值得市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强信披审核和中介追责
在证监会关于新股发行体制座谈会上，姚刚表示，进一步深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理念，有以下几条措施：第一，辅导公开，修改辅导办法，辅导机构网站披露进展与工作报告；第二，受理即披露，不得随意修改且一受理中介机构就承担法律责任；第三，上会前抽查工作底稿。经过财务核查，造假的命门已知道，核查会更有针对性。
《征求意见稿》提出，进一步提前招股说明书预先披露时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正式受理后，即在中国证监会网站披露；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签订发行上市相关的辅导协议后，应及时在保荐机构网站披露对发行人的辅导工作进展；辅导工作结束后，识别风险，发现价值应在其网站披露辅导工作报告。
陈果认为，综合来看，从投行辅导阶段拟上市公司就进入竞争对手、各种媒体、上下游客户的视野，给各方更充足的时间挖掘拟上市公司的负面信息，可能会加大拟上市公司处理这些负面新闻的成本；对公众投资者来说，获取的信息更加充分，信息质量可能会更加可靠。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发行人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以上或上市当年即亏损的，中国证监会将自确认之日起即暂不受理相关保荐机构推荐的发行申请，并移交稽查部门立案稽查……”
陈果认为，这条规定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却能迫使上市公司适当的在非经常性损益留点空间，不给保荐机构和自身引来太多的麻烦。
一些ipo律师对此项政策表示肯定，“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追责，使得中介机构在揽业、承做方面更为谨慎。但是，相比之下，处罚还不够严厉。”
此外，《征求意见稿》中表示，“放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至12个月。”
华创证券分析师高利认为，履行程序后即可拿到核准批文，12个月内可自主选择发行时点。如果这两条得到贯彻落实，则意味着本次ipo暂停将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监管部门最后一次对新股发行实行“窗口指导”，今后不会再有过会企业苦等核准批文的现象，监管部门通过发行批文调节新股发行速度将成为历史。同时，这也为未来新股批量发行提供了可能。
券商的新机会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申请ipo的在审企业，可以申请先发行公司债，积极探索和鼓励企业发行普通股之外的其他股权形式或以股债结合的方式融资。”
华泰证券债券分析师郭春燕认为，据统计，截至5月末，已有327家上市公司合计发行510只公司债，但其中仅有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1家企业在股票上市前进行公司债融资。由此可以看出，此项措施对公司债的发行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此次创新性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先用信用债在公募与私募发行间资质上的空缺。
陈果认为，这为缓解拟上市公司在市场低迷时期的资金紧缺情况多提供一个选择。公司债的发行资格以往限定在上市公司，放宽至ipo在审企业，是一个进步。结合发行股票核准文件有效期放宽至12个月，发行人可以自主选择发行时点，在股票市场低迷时期，优秀的拟上市公司可以先通过发行公司债缓解资金需求，待市场好转后再进行ipo，企业拥有了市场择时的机会。
励雅敏表示，“此举一方面可在ipo未开闸的背景下，部分缓解在审企业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过去公司债通常只能由已上市企业发行，即便如此其扩张仍然迅速，2011、2012年发行额度同比增幅分别高达152%、103%，占全部券商债券承销额比例也由2010年的7.7%升至2012年的16.7%，而ipo在审企业获得发债资格之后，公司债发行规模将获得进一步提升，增加券商投行业务收入来源。”
从投行人员角度来看，各类机构投资者经过此轮发行体制改革之后，其在询价中的地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换，将实质性地影响其未来的投资行为，不同询价机构也将研究相应的参与策略。未来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的沟通显得更为重要，而主承销商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取得了较以往更多的相对优势、主导地位。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5
【关键词】CFo操纵；会计操纵；CFo会计操纵
一、引言
一直以来，很多公司的财务丑闻使投资者蒙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引发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改革和立法的变革，也促使各界努力去挖掘、分析产生这些丑闻潜在的原因，先前的研究都集中于Ceo的动机或作为一个整体的执行团队是如何进行操纵会计收益的。然而，却很少研究CFo在重大会计操纵的动机和角色。其实，从公司的治理结构或者编制财务报表的角度来看，CFo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们是财务报告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会计操纵的案例中，CFo显然失去了对财务报告的监督作用。此外，CFo经常促成或执行一些计费方案来虚增收益。例如，SilkGreenhouse公司的前任CFoStuartG.Lasher，创造和追溯许多备忘录和底稿来调整不当的递延费用。既然CFo在会计操纵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那么研究CFo的角色，并探讨CFo是会计操纵的始作俑者还是迫于该公司的Ceo的压力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本文抓住了CFo的角色，试图分析在会计操纵中CFo的作用，以及他们参与会计操纵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论证方法。
二、文献综述
此前已有研究表明，重大会计错报对资本市场有非常负面的影响。Dechow等（1996）研究表明，当财务虚假信息被公开披露时，公司将平均损失38%的市场价值。根据美国总审计局（Gao）在2002年的一份报告，近年来多起会计操纵事件的曝光，已经大大降低了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这些公司资本市场总额损失达到约1000亿美元。
Kaufman（2003），Gore等（2007）指出，CFo通常负责财务预测、预算、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他们站在一个对企业而言比较特殊的位置，对财务报表的质量影响重大。
同样，Geiger（2006），Ge等（2010）也认为CFo对公司财务报告有很大的影响。
Hennes等（2008）已经证明当存在会计操纵时，CFo面临着诉讼费用和劳动力市场的成本。并且在会计重述中，64%的CFo属于故意触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Bartov（2004），Cheng、war?eld（2005），mcVay等（2006），Burns、Kedia（2006）研究表明Ceo股权激励显示出和各种盈余管理的措施相关，如应计利润的可操纵性，符合或不符分析师预测的可能性以及重述的可能性。
然而，Jiang等（2010）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措施和Ceo股权激励之间有微弱的相关性，CFo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措施比Ceo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措施更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下，CFo股权激励在盈余管理中是很重要的。
matejka（2007）指出Ceo对下属的各种福利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包括CFo（如合同续期、晋升和薪酬等）。
同样，Finkelstein（1992），adam等（2005）发现与权力稍小的Ceo相比，权力大的Ceo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他们的意志来影响公司的决定，包括和CFo有关的决定。
所以，CFo在企业中占据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Ceo对CFo的管控和影响，CFo有时候只是在履行Ceo的决定，他们往往只是扮演一个牵线木偶的角色。
三、CFo涉及会计操纵的若干理论
（一）CFo的角色分析
从整体上来分析CFo在会计操纵中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CFo在编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通常会被看作是财务报表质量的监督者。那么对于存在会计操纵的公司来说，CFo就失去了监督的作用。此外，相比其他高管，CFo是站在一个特殊立场来进行会计操纵，例如虚构经济活动、选择不恰当的会计方法或做出错误的日记账分录等。另一方面，尽管先前的研究调查了Ceo在会计操纵中的作用，但是与Ceo相比，CFo进行会计操纵的理由更具多样性，比如他们的工作责任和薪酬结构是不同的。鉴于CFo是Ceo下属，从公司治理结构（CFo和Ceo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也得以研究CFo卷入会计操纵的原因。
（二）CFo卷入会计操纵的动因
对于CFo卷入会计操纵的动因有两种解释：一方面，CFo进行会计操纵可能是为了获得个人经济利益，譬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alanGreenspan认为，有太多公司的高管（包括CFo）人为的夸大报告收入，以此获取大量的股票市场收益。公司董事会似乎同意这一观点，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后，减少了对CFo的股权激励，而且在解释盈余管理时CFo股权激励比Ceo股权激励更重要。另一方面，CFo会卷入会计操纵可能是因为来自Ceo的压力。作为CFo的上级，Ceo的各项决定都有可能影响CFo未来的事业发展以及薪资报酬，从而使得Ceo对CFo施压改变财务报告成为可能。在Ceo的压力下CFo可能不得不妥协他们在财务报告质量方面的监督作用。
虽然说无法直接观测CFo卷入重大会计操纵是由于其个人的动机还是Ceo和CFo之间胁迫的关系，但本文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据来论证CFo是受到了Ceo的施压，并相应地提出四大假设来佐证。
四、CFo卷入会计操纵的若干假设
SeC通常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规则来指控涉及会计操纵的公司中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个体。该规则声明应当制定和保存账簿、记录、账户，以便合理、详细、准确和公正地反映经济业务以及资产的处置情况。CFo作为整个财务报告过程中的监督人物，当企业被披露存在会计操纵时，CFo很可能在法律程序中被SeC追责（例如，SeC可以从非法文件上的签字取证等）。当一个CFo被SeC认定参与会计操纵时，Ceo可以争辩说他们缺乏经济业务水平上详细的信息知识，或者不懂一定的财务或会计事项，这时CFo可能面临各种法律处罚。
经过资料文献分析，存在会计操纵现象的公司中，大约60%的CFo被SeC指控，这些被指控的CFo面对的处罚有：未来就业的限制（例如，禁止担任高管、董事或任何上市公司的会计）、罚款、追缴非法所得和经济类刑事指控。然而，参与操纵的CFo并没有比一般（这里的“一般”是指没有参与会计操纵）CFo表现出更高的薪酬敏感度。所以，进行会计操纵，CFo有承担巨大法律费用的风险，并且通过股权激励补偿得到的经济利益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操纵公司的Ceo（例如，这样的Ceo通常是董事长、创始人，更可能分享到收益的公司前五大高管）比非操纵公司的Ceo表现出更高的薪酬灵敏度和权力。拥有高股权激励的Ceo，在会计操纵中和Ceo权力的联系越强。Ceo权力越大、股权越多，越有能力向CFo施加压力，逼迫其进行操纵。
对CFo的经济利益与会计操纵进行相关分析。本文认为，研究者、实践者和监管机构指责用股票报酬，尤其是股票期权的组合作为激励机制，促进管理者操纵财务报表。也有一致的论点指出CFo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措施比Ceo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措施更相关，CFo股权激励在盈余管理中是很重要的。如果CFo股权激励在会计操纵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操纵公司的CFo比对照组的非操纵公司的CFo有着更高的股权激励。另一方面，如果CFo在Ceo的压力下卷入会计操纵，那么应该观测不到会计操纵和CFo股权激励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作为一个教唆犯（CFo），重大会计操纵公司的CFo比非操纵公司的CFo有较高的股权激励。
在分析了CFo进行会计操纵的成本和收益之后，接下来应该下一步调查Ceo的股权激励作用和Ceo在会计操纵中的权力，进一步理清CFo是会计操纵的主要煽动者还是受到Ceo的压力。之前的研究发现有关Ceo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综合证据。一方面，一些文件记载Ceo股权激励显示出和各种盈余管理的措施相关。在另一方面，在控制CFo股权激励之后，有相关文献发现盈余管理措施和Ceo股权激励之间有微弱的联系。如果CFo是此严重会计操纵的煽动者，那么试验应该观测不到操纵公司的Ceo的股权激励比对照组的更高。对应地，如果是Ceo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向CFo施压，那么应该可以观测到操纵公司的Ceo的股权激励比对照组的更高。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CFo被胁迫：重大会计操纵公司的Ceo比非操纵公司的Ceo有更高的股权激励。
通过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Ceo在下属的一些利益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发言权，无论是在薪资福利还是晋升。而且Ceo能更直接地与公司的董事会接触，参与公司的高层会议，报告有关组织结构的决定。特别是权利大的Ceo更能较大程度地影响公司的决议，往往也会包括某些与CFo有关的决定。
如果CFo是会计操纵的煽动者，那么试验应该观测不到Ceo权力和会计操纵之间的相关性。相反，如果CFo是由于Ceo的压力而卷入会计操纵的，那么应该能观测到强大的Ceo在盈余管理方面更有可能成功施压。强大的Ceo同样能通过直接交流（如失业威胁）或者创建一种过于强调达到短期会计目标的重要性的企业文化来使CFo卷入会计操纵。如果CFo不顺从强大的Ceo所要求的收益，那么CFo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经济利益，甚至是他们的工作。这里可以利用Ceo的薪酬切片（Ceo占前五位高管总薪酬的百分比）、董事会主席的职位和作为公司创始人的身份来衡量Ceo的权力。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CFo被胁迫：会计操纵公司的Ceo比非操纵公司的Ceo的权力更大（更高的薪水切片，更可能是董事会主席，更可能是创始人）。
最后，本文考虑CFo拒绝参与会计操纵要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无法直接观测到Ceo是否要求CFo进行盈余管理，或CFo的回应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福利。因此，我们重点聚焦于在会计操纵之前的CFo离职率，进而推断出CFo说“不”的代价。如果CFo是会计操纵的始作俑者，那么我们预计在会计操纵之前，CFo不会有较高的离职率。然而，如果Ceo的压力是CFo卷入会计操纵的主要原因，那么可以预期一些CFo不屈服于压力，并拒绝利益操纵。当CFo在是否操纵会计数字与Ceo意见不一致时，Ceo可以行使其权力解雇他们或迫使他们辞职。例如，全球电讯公司的前财务高管Royolofson在质疑公司不恰当的会计后失去了工作。换句话说，如果CFo在Ceo的压力下接受会计操纵，那么试验可以观测到在会计操纵之前有更高的CFo失业率，CFo更有可能离开公司。有相关文献也指出有些CFo失去工作是因为他们在Ceo的压力下拒绝参与会计操纵。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H4.CFo被胁迫：在重大会计操纵出现以前，重大会计操纵公司的CFo比非操纵公司的CFo更有可能离开公司。
五、结束语
CFo负责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并在财务报告系统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为什么CFo会卷入会计操纵。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文对两个可能的解释进行了研究：1.CFo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进行会计操纵，并通过他们的股权激励来反映；2.CFo屈于Ceo的压力而操纵财务报告。基于理论分析，本文从股权激励、Ceo权利、CFo的离职率角度相应地给出四个假设，来对CFo卷入会计操纵的真正动因的实证研究做铺垫。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6
【论文摘要】新《公司法》首次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该制度的完善过程就是在激励与约束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本文主要围绕如何激励与约束股东派生诉讼而展开，希望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引言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承认公司具有法律人格但在公司具体享有权利、承担责任方面对自然人的依赖却也是不争之事实。单就理论而言，公司机关担当人，如董事、监事、经理等，与公司的利益应是一致的他们应当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但实践中，董事、监事、经理等损害公司利益之事时有发生。由于受董事、监事、经理等内部人控制，公司对此种利益损害通常很“麻木”而公司的”麻木，看似仅与公司自己有关，实则不然。公司虽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但从经济利益归属角度来看公司利益的真正分享者应是股东，公司利益受损，其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所以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商法大都赋予了股东在公司利益受损而公司怠于时，以自己名义代公司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我国借2005年修订《公司法》之机于第152条增设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填补了公司立法的空白。但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绝非一个法律条文所能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征求意见稿》)对股东派生诉讼1作了具体规定。
股东派生诉讼肇始于英美普通法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其问股东派生诉讼，除了担当保护中小股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彰显其本旨的使命外，也出现了违背本旨，乃至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的不当形式。这些不当诉讼主要表现为：(1)原告股东和律师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与董事通谋提起的投机诉讼；(2)股东为争夺公司的控制权而提起的骚扰性诉讼；(3)股东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司提起勒索性诉讼等。适当提高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门槛可以降低不当诉讼发生的机率，对居心叵测的股东构成一定的约束。但在具有息讼传统的我国除了约束外，更多的还是应当思考如何激励股东提起派生诉讼。
激励派生诉讼就是通过减少障碍，使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难度降低或增加可能性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1．明确股东派生诉讼为非财产诉讼
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原告提讼时．应当预先垫付诉讼费用，股东派生诉讼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如果把股东派生诉讼视为财产案件并依原告股东请求额计算诉讼费用的话．；会增加原告股东的诉讼负担，从而在客观上阻却派生诉讼的提起。例如，最近经常见诸报端的顾雏军事件，如果股东以顾挪用科龙公司34亿资金为由提起派生诉讼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该股东时应垫付的受理费无疑是天文数字。面对高昂的诉讼费用，中小股东们通常会选择放弃。日本早在1950年修改商法时就增设了股东派生诉讼．可实践中提起的派生诉讼少之又少，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当时日本法律将派生诉讼规定为财产诉讼使得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必须承担巨额的受理费用。所以，1993年再次修改商法时就；股东派生诉讼改为非财产案件。在我国首次建立股东派生诉讼之时应借鉴日本曲折立法的经验和教训，；股东派生诉讼明确规定为非财产诉讼实行定额收费。遗憾的是，《征求意见稿》却没有涉及此问题，即意味着原告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将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垫付巨额受理费，这将构成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巨大障碍。
2赋予胜诉股东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
原告股东胜诉时，其垫付的诉讼受理费和其他法定诉讼费用应由被告承担．但其所支付的律师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则无权获得补偿。这种现状将会大大抑制在派生诉讼中本来就得不偿失的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积极性，从而大大降低派生诉讼启动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为调动广大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的积极性．有效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宜借鉴美国、日本的立法例，赋予胜诉股东诉讼费用补偿权，即原告股东除有权从败诉被告处获得其垫付的法定诉讼费用外．还有权请求公司在原告股东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内支付相当合理的金额。
3．赋予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
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利益应当完全归公司所有原告股东只能按其持股比例间接受偿。而这种间接受偿在某些股东就公司利益受损存在过锚时也不对过错与否区别对待，过错股东与无过错股东同样享有间接受偿权。这对于原告股东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会抑制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积极性。
美国判例法承认原告股东在以下三种情形下享有直接受偿权：一是股东派生诉讼是对滥用公司财产的内部人提出时；二是股东派生诉讼中存在善意股东与过锚股东时三是公司不再是持续运营的兴旺企业时。
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判例法在特定情形下，赋予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笔者建议赋予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1)是否只能在公司股东存在过锚与无过锚之分时方可赋予无过锚的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不一定。赋予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积极性其次才是为了避免过错股东与无过错股东同等享有间接受偿权，这一不公平现象出现。所以无论在涉诉公司中的股东是否存在过错问题，都应当赋予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权。
(2)胜诉原告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直接受偿权?按照国外的立法例，胜诉原告股东一般是按照持股比例享有胜诉利益例如某派生诉讼胜诉后，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0万元，若原告股东持股比例为1o％，则可直接享有1万元。这样的规定操作性强，也不影响其他股东的间接受偿权，所以笔者建议，我国派生诉讼胜诉原告股东直接受偿的范围也可根据持股比例予以确定。在存在过错股东时，计算持股比例应；降过错股东的股份排除在外。例如，某公司注册资本1。o万元其中股东甲出资50万元，股东乙出资10万元，其他股东出资40万元。股东甲兼任公司董事期间损害公司利益股东乙提起以甲为被告的派生诉讼。原告股东乙胜诉法院判决被告甲赔偿损失10万元。；过锚股东即甲的股份排除在外，则原告股东乙可直接受偿2万元。
(3)原告股东直接受偿的利益是由法院在作出胜诉判决时一并作出，还是在胜诉后原告股东另行向公司提出请求笔者认为由法院在作出胜诉判决时一并作出较为妥当。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是由于公司怠于自己．而公司怠于提讼多数情况下是因内部人(往往就是派生诉讼被告本身)阻挠而致。当公司因派生诉讼胜诉获得利益时阻挠派生诉讼的内部人同样也会阻碍原告股东实现直接受偿权如果由法院在胜诉判决中明确原告股东的直接受偿权，有利于；胜诉原告股东的直接受偿权落到实处，从而更好的保护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积极性。
4有条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原告股东在提起派生诉讼，要求被告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即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能够证明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财务资料、经营资料基本上都在公司内部管理人员的控制之下，尤其当掌握资料的内部管理人员成为派生诉讼被告时，公司不但不会配合股东收集证据反而会千方百计地隐藏乃至销毁证据。在此种情况之下，要求股东承担举证责任是十分不公平的．所以有学者建议；睁股东派生诉讼界定为特殊侵权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减轻原告股东负担激励派生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不宜将其在派生诉讼中广泛推行。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范围非常广泛，除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外，还包括他人。他人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主体，具体包括不具有管理者身份的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因合同侵权或其他原因损害公司利益的第三人等。笔者认为，对被告为第三人的股东派生诉讼，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股东较之于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收集证据困难一些，但相比较于第三人又要容易一些，毕竟股东对公司享有知情权。
5扩大原告股东的范围
传统公司理论所构建的派生诉讼建立在股东是公司所有者与公司存在紧密利益关联的基础之上所以，一般认为，派生诉讼的原告只能是本公司的股东。随着经济的发展母子公司的大量出现，与本公司利益密切相关的除了本公司的股东外，还有本公司的母公司股东。虽然母子公司互为独立法人，子公司利益受损将最终导致母公司股东利益受损。故而，赋予母公司股东因子公司利益受损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具有客观基础。此种派生诉讼又称为双重股东派生诉讼(DoubleShareholderDerivativeSuit)源于美国的判例法现在不论是联邦法院的判例还是州法院的判例都承认此种诉讼。通过赋予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的派生诉讼提起权，不仅使子公司利益更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降能够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人数增加数倍从而大大增加股东派生诉讼提起的可能性。
三．股东派生诉讼的约束机制
约束派生诉讼就是增加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难度，以过滤掉滥诉、不良诉讼或无意义诉讼，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四种方法：
1前置程序的设置．
股东在派生诉讼中使用的诉权本来应属公司所有在公司怠干的情况下股东代公司提讼。出于对公司诉权的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派生诉讼立法均设置了前置程序，即股东在正式诉讼前应书面告知公司该事宜前置程序的设置对于防止别有用心股东的滥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公司法》构建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也设置了前置程序，但对该程序的设置存在以下问题：
(1)何为”情况紧急7公司法规定了几种前置程序适用的例外情况一是公司拒绝提讼二是收到请求之目起三十曰内未提讼．三是情况紧急即在前三种情况下股东可以不经过前置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派生诉讼。对于第三种情形中的紧急情况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笔者认为对于情况紧急的理解应以时间的紧迫性为标准，而不能以数量的大小为标准如财产即将被转移、行使权利的期限或诉讼时效即将超过等即为典型情形，其中财产的多少或权利体现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则在所不问。
(2)建立说明理由制度。公司机关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如果拒绝诉讼或三十日内未提讼公司法仅规定股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讼没有要求公司说明理由。笔者建议，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当建立说明理由制度，理由如下：第一，要求公司说明理由．可以督促公司认真调查，避免前置程序流于形式。第二公司所作的拒绝或不的理由可以作为股东是否继续提起派生诉讼的重要参考从而减少无意义的诉讼。
2原告股东资格的限制
对原告股东资格进行限制是约束派生诉讼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各地区公司立法的青睐。各国各地区对原告股东资格所作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原告股东持股时间和持股数量的要求。我国也有相应要求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东只有连续18o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方可提起派生诉讼，而有限公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不受持股时间和持股数量的限制。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有限公司较之股份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股东之问，股东与公司的利益联系较股份公司紧密所以没有必要再对有限公司股东进行限制。
3确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条规定．股东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答辩期间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可能存在恶意诉讼情形，并申请原告提供诉讼费用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样的规定无疑对于防止滥诉可以起到直接的积极作用，但该条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1)以他人为被告的股东派生诉讼是否适用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条诉讼费用担保的规定仅涉及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的股东派生诉讼．这意味着以他人为被告的派生诉讼是根本不适用诉讼费用担保呢，还是在有证据证明原告股东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要求原告提供诉讼费用担保呢7诉讼费用担保的功能更多是体现在通过增加股东经济负担约束滥诉，而非保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以，笔者建议将诉讼费用担保在所有形式的股东派生诉讼中推行，并且其适用既可依被告申请也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
(2)”恶意”怎样界定呢?传统民商法通常以“知与不知”来区别恶意与善意。笔者认为．这里的恶意可以解释为．原告明知被告没有对公司负责的理由，其恶意是对被告而言．而非对公司。
4．败诉原告的责任
提起派生诉讼败诉．从理论上讲，原告股东所面临的责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被告的责任，二是对公司的责任。对于第一种责任美国和日本均无相关规定．只有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5条有相关规定，即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所依据之事实，显属虚构，经终局判决确定时，提起此项诉讼之股东，对被诉之董事因此所受之损失负赔偿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派生诉讼被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二是除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他人。第～类被告因派生诉讼所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公司或参保经营者责任保险得到获得必要补偿，所以没有必要由败诉股东负责。对于第二类被告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第三人．派生诉讼或多或少对其生产生活，乃至信誉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原告股东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笔者认为只有恶意股东才承担此赔偿责任，即时明知被告无对公司负责的法定理由。对于第二种责任，即对公司的责任．国外公司立法均有所涉及如《日本商法典》第268条之2的第2项规定：股东败诉的场合．非有恶意的场合，对公司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4条规定：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败诉．致公司受有损害。股东对公司负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在我国派生诉讼中应规定败诉原告股东存在恶意时对公司负赔偿责任。因为依据我国前置程序的规定公司除非自己亲自提讼，仅拒绝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能阻止派生诉讼的进行，也就是说当公司明知派生诉讼对自己不利时也无能为力。原告股东执意进行的派生诉讼，被法院判决败诉后对公司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造成一定的损害，恶意股东即明知诉讼会对公司造成损害，理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确立恶意股东在败诉时的赔偿责任对于以不正当目的提起的派生诉讼而言是一种必要的事后约束手段。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7
论文摘要:创业板上市公司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也有很大的风险。为了保证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对公司董事、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实行激励机制。股票期权制度是一种长效激励机制。法律应当科学确定公司高级员工股票期权的基本制度框架，交易所应制定更加透明公正的制度规则，实现股票期权的公正和效率。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风险比一般成熟型公司要大得多，需要公司管理层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经营管理公司的财产，使财产发挥最大的效益。但如何确保公司管理层尽善尽美地履行自己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利益激励机制。相对于其他激励手段，股票期权是一种长效激励机制，它将公司管理层与公司本身结合起来，使管理层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管理和经营公司。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制度设计方面必须考虑周全，既要达到激励的目的，也要防止出现管理层道德风险。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激励性股票期权的功能原理
现代企业制度的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企业所有权主体的股东和作为人的企业经营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一关系。股东的目标是追求股权价值最大化，而经营者追求的是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人机会主义的动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有实现的可能，委托一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的特征决定了无论对委托人如何加强监督，也无法避免人的偷懒行为。况且，加强监督是有成本的，且监督成本随着监督水平的提高而出现边际成本递增。而且，监督过度导致人更难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薪酬制虽然使人的利益有了保障，但经营者没有动力去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长期化。经验分析证实，总经理的年薪与每股收益的相关系数为0.111，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仅为0.041。固定年薪加奖金(或分成)虽然也能将人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有效地联系起来，但时间价值因素决定了这种制度容易导致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在管理学的激励理论中，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性是复杂的，它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感性的一面，是二者的融合。但是，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占主导地位。这里的理性是指人在决策和实施各种行为时总是逐利的、利己的，而这种人类的理性正是构建激励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激励制度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并利用人的理性，使制度发挥疏导而不是堵截的作用，通过制度导向来引领个体的目标服务和服从于组织的目标，进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从理性的角度看，任何评价指标和奖惩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符合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客观规律，由于薪酬通常是个体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它往往被用来作为对经理人激励的方向，并据此来设计激励制度。但如果薪酬是固定的或奖励是一次性的，那么对经理人的激励作用往往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经理人薪酬结构的多元化是当今激励机制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则是像经理股票期权等风险收人机制的形成，以股价表现为基础的风险报酬成为激励因素。它使经营者既感到了压力，也感到了动力。
我国主板市场目前实施股票期权制度尚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和技术障碍，问题主要来自于主板上市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结构单一而高度集中，没有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主板上市的企业多属于传统产业，且属于成熟阶段的企业居多，不具备高成长性;从主板市场的制度设计方面来看，现行主板市场是个非全流通性的市场，并且具有极低的市场效率，对股票期权形成制约。而与主板市场不同的是，我国即将开通的创业板市场主体定位是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并且民营性质的企业将占据相当比例，这种市场主体定位决定了股票期权制度运用的独特价值。创业板市场是相对于主板市场而言，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和进行股票交易的场所。它与我国的中小板市场不同，我国目前的中小板市场仍然属于主板市场，其上市条件均符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一般上市交易条件，只不过其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但也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最小注册资本规模，其他条件如业绩记录与主板市场完全一致。但国外的创业板市场除规模相对较小外，其业绩记录相对于主板市场也要宽松许多，但对未来的潜力有特殊要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培养了许多著名的高新技术公司，如微软、英特尔、思科等。我国目前的中小板市场应该过渡到创业板市场，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事业，使处于初期成长阶段的公司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实行跨越式发展。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经营业绩不稳定，其风险相对于成熟型企业要大得多。但由于创业板市场的公司大多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类企业，其发展的潜力巨大，一旦走上发展的轨道，往往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言以蔽之，创业板公司一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发展的良机。如果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履行自己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以最大的热情经营管理公司的人、财、物，在我国未来的创业板市场也会出现中国的微软和英特尔。股票期权机制能够将公司管理层与公司的命运结合起来，激发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公司利益和经营管理者利益的最大化。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往往与社会理性的目的相反，包括安然事件在内的美国一系列财务丑闻，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股票期权制度能否真正实现激励作用。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上市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十分关注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而期权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试图通过这种关注来激励经理人勤勉工作。但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股票价格的高低与经营者努力程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一个不完备的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存在着大量的噪音、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是部分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有关，很多情况下与经营者的能力和努力关系不大。高层管理人很可能会放弃为公司及股东创造价值和财富这条路径，而走上了一条利用信息优势，通过盈余管理和编制虚假会计信息等手段，从而达到操纵利润和抬高股价的目的。可见，在股权激励机制中，原因和结果不具有惟一性，一个原因并不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很短暂，而创业板市场更无实践体会。创业板市场的公司大多是中小型公司，其经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其财务指标更容易被人为操纵，加上我国目前财务会计制度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管理者为了实现其期权利益，有可能操纵财务会计指标。另一方面，创业板公司很多是民营家族式企业，控股大股东与管理者的身份有时合二为一，内部人与控股股东进行内幕交易，为了实现管理者期权利益，内幕交易行为和关联交易很可能会发生。而且，创业板市场的上市公司的股本规模有限，其股票价格容易被人为操纵，管理者有可能为实现其期权利益与市场操纵者进行联合等等。可见，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实际上需要比较健全的公司治理、有效的资本市场、高透明的信息披露及完整的法律框架等基本条件。
二、法律修改和道德风险防范
1.法律修改和相关制度框架的确立。股票期权的设计与实施，是上市公司自己的行为，但由于股票期权涉及到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对股东权益造成损害，法律应规定其具体的构架，并为其提供外部条件支持。法律制度应当规范股票的来源，对经理人持股的规定以及经理人交易股票的规则。我国创业板推行股票期权制度首先需要消除现行的政策障碍与填补法律空白。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任何一部类似于美国国内税务法则的国家法律涉及到股票期权制度的基本构架，也缺乏类似于美国证券交易法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与交易的法律条款，我国目前的股票期权实践基本可以说是处在法律真空中运作的。
但正式的法律不宜具体规定其操作规程，而应当由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规定。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取向是在深圳中小板市场的基础上，将深圳中小板市场改造为创业板市场，继而将整个深圳证券交易所演变为创业板证券交易所。因此，我国创业板公司的股票期权计划及其实施的一般规则，主要在深圳创业板上市规则中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证监会应当就股票期权计划相关的政策指引，以帮助上市企业正确与合理地制定股票期权计划。国务院法制办2004年拟定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对股份回购的限制性规定作了修改，并允许公司收购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5%的本公司股票，用以奖励本公司员工。这一修改是对股份回购限制的放松，适应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需要，从而解决股票期权等股票激励制度的股票来源问题。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此作了重大调整:“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一)减少公司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公司依照第(一)、(二)项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公司依照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0”应当解除关于经营层持股与出售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公司法》第147条“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有的本公司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8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证券法》第68条确认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其第一款所列的“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其有关人员”。《证券法》第70条规定“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对于涉及到经理人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获取财务和股市信息，并据此灵活地运用所拥有的经理人股票期权获利的行为，对其合法、合规性如何进行合理界定和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因此，证券法和公司法修订时，应当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对股票期权作一些特别性规定，在股票期权规则中对高管人员通过期权所获得股权给出特别的政策，允许其在行权后公开流通和出售，这需要对公司法和证券法中相应的限制流通条款进行修订，将通过期权所获股权与作为发起人所持有的股权或其他方式获得的股权区别对待。
2.会计准则。从某种角度看，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否定了以前以会计指标来酬报和奖励经理人的做法，而改为以股价为标准，实际上是对传统会计的否定。但是，由于期权计划的设计仍然需要运用大量的会计数据，所以，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会计准则的约束。
20世纪80年代股票期权日益流行，高科技公司常常在向经营者提供期权的同时，也向各层员工提供。80年代初，美国的几大会计师事务所向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t1SB)提出具体意见，股票期权明显是一种支出，应纳入成本核算。到90年代初，市场出现了一些成熟的新模型以预测股票期权的长期价值。FaSB认为，如果企业能为员工估算期权的长期价值，它同样也能为股东计算出这些期权的长期成本。因此，FaSB在1993年4月投票通过，要求企业将期权视为一种支出，按期权的未来预测价值计算成本。90年代初，有关期权问题争论逐渐升温。支持股票期权的人认为，期权使雇员有权以现在的价格购买未来的公司股票，为雇员提供了分享公司成就的财务机会，并最终让所有股东受益。而反对者认为，股票期权会让经营者获得超过常理的报酬，有时金额甚至达数亿美元。1994年，在美国市场又发生了股票期权的大论争。高科技公司研究报告，预测企业利润将因新的会计准则下降50%，运营资金也将随之枯蝎。在各大企业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表示反对FaSB的做法，机构投资者组织也进行声援，称会计准则的变化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最终，美国参议院以88票对9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反对FaSB改变会计准则的非正式决议。于是，FaSB撤回新的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只需在年报的注脚中公布期权的价值。随着高科技泡沫的崩裂，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人们开始担心股票期权潜在的负面影响。2000年，FaSB对期权的重新定价作出限制，但许多公司还是找到了规避的办法。2001年9月，新组建的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要求全球的企业将股票期权纳入成本核算。随着安然公司丑闻的爆光，美国投资者意识到，安然的高级管理层应用股票期权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2000年安然发行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而财务准则仅要求企业在年报的注解中公布发行期权的成本，如果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将期权成本从2000年利润中扣减，那么2000年安然的运营利润将下降8%02002年，提出限制股票期权的密歇根州参议院卡尔·莱文指出，实行期权可以帮助公司提高其公布的收益数字，从而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例如，花旗集团在2001年通过变现期权获得1590万美元的收入。期权不算成本的做法使花旗集团2001年运营收益提高了9.91亿美元。2002年3月25日，由养老基金、捐赠基金、投资公司组成的具有影响力的联盟—“机构投资者委员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决定改变90年代中期的立场，将期权纳入成本考核。同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规则要求，该委员会成员国的公司从2004年起把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入账。将股票期权计入成本费用，可使公司的利润更加真实，挤去公司利润的泡沫成分。我国也应当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合理计算股票期权的成本费用指标，在这方面，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制度和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很好的参考。
3.克服道德风险。由于管理层利益紧密地和股价联系在一起，在巨额收益的诱惑下，为了抬高股价，管理层可能虚构利润。在暴露之前，安然的股票曾经达到每股90.75美元，安然管理层转让了1734万股，获得11.02亿美元。管理层属于公司内幕人士，他们为了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可能利用股票期权进行内幕交易行为。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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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6
投资者报
借着互联网热潮的东风，曾被证监会中止审查的游戏公司――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蜗牛数字”）于今年3月重返ipo战场。
在蜗牛数字之前，另一家游戏公司昆仑万维已于2015年1月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截至目前股价已达发行价的3倍多，直接享受到了“游戏+资本”的高估值盛宴。
蜗牛数字若此次二度冲击创业板成功，也将分得资本市场对游戏板块高估值的一杯羹。不过公司业绩并不稳定，利润水平波幅巨大，对此公司做何解释？另外，核心团队员工离职率又为何居高不下？记者就以上问题于3月20日和4月1日两次致函、致电公司，其工作人员表示，将把采访问题提交给公司董秘陆星，但截至发稿时，记者尚未得到回应。
依赖单一游戏业绩不稳
从业绩表现来看，蜗牛数字在进行着过山车式表演。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1年和2012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净利润分别为-242.2万元和-14.9万元。但仅仅一年后，公司就坐上火箭净赚1.25亿元。2014年前三季度，其业绩上升动力不足，净利润下滑到6154万元。
蜗牛数字搭上的这艘火箭，就是其开发运营的客户端游戏《九阴真经》。自2012年下半年上线以来，该款游戏的收入占到公司当期营业总收入的七成多，其盈利情况对公司营收影响较大。所以在2012年和2013年，《九阴真经》处于新产品导入期和增长期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0.1%和55.8%。到了2014年，《九阴真经》已进入稳定成熟期，月付费用户数量和付费用户平均贡献收入均有所下滑，其收入呈现萎缩趋势，导致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6%。
对单一游戏的依赖，容易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以盛大游戏为例，《传奇》之后再没有类似拳头产品出现，因此从头把交椅跌落，被腾讯、网易赶超。
蜗牛数字在招股书中坦言，任何网络游戏产品都存在生命周期，如果不能及时将内容更新、版本升级及进行持续的市场推广，《九阴真经》可能会提早进入衰退期，对未来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所在的客户端游戏行业正面临萎缩。根据易观智库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监测报告》，2014年上半年端游市场（电脑客户端游戏）首次出现负增长，而移动游戏市场较2013年下半年环比增长41.6%，成为中国网络游戏市场中的主要拉动力。
艾瑞咨询分析师认为，客户端游戏黄金时代已过，端游企业正加入到移动游戏市场的争夺中。网易、畅游、盛大等端游企业的增长情况取决于移动游戏推进的时间和效果，推进不及时的端游企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013年，蜗牛数字开始涉足移动网络游戏，2014年9月推出一款动作类角色扮演移动网络游戏产品《太极熊猫》并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但是目前公司移动网络游戏处于起步阶段，盈利非常有限。此次ipo，公司拟募集2亿元用于移动游戏运营平台建设，也是对网络游戏市场发展趋势的顺应。不过公司能否扛住游戏界变革的浪潮并完成自我的升级变身，还有待后续观察。
核心团队近半离职
对于蜗牛数字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核心员工的流失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2008年，为激励公司核心员工，石海等四名股东向何一希、赵月宾等30名员工转让7.58%的股权。2011年，当蜗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因获得股权激励而出现在股东名单的人只有23位。也就是说，2008年～2011年三年间，已有7位核心员工离职。股份公司设立后，人才流失仍在继续。2013年开始，陆续又有6名拥有股权的员工离职或辞职。不到十年间，公司的核心团队员工走了接近一半，离职率高达43.3%。
在离职员工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核心领导副总经理何一希。其2004年加入蜗牛数字，2014年1月离职。何一希主管运营期间，蜗牛数字成功开发并商业运营了《航海世纪》、《机甲世纪》等游戏。对于何一希的离职，公司解释称是其基于个人职业发展原因。但通常而言，帮助企业运作上市是高管职业生涯中亮丽的一笔，何一希不等自己任职十年的蜗牛数字上市，而去谋求其他职业发展，公司给出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说明真实情况。
同时，公司还陷入了与另一位核心员工赵月宾的股权纠纷。2014年3月，赵月宾辞职但拒绝归还持有股份，公司向法院提讼后案件处于审理阶段。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9
[关键词]公司治理；财务控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037（2014）01-28-1.5
现代公司治理是在既没有显著控制权的财富所有权，又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权之情况下，使控制权的目标与所有权的目标一致。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后，财权“控制”一方面与所有权分离，同时另一方面与管理分离，其控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不丧失内部财权控制的授权”。对所有者而言，控制是为了在不丧失财务控制权之前提下放弃经营权，将经营权授予管理者；而对管理者而言，财务控制则是为了在不丧失财务控制权之前提下层层分解日常经营权，以保证公司内部各经营系统有效运转。可见，公司治理和财务控制具有思想的同源性，即在委托――关系成为现实情况下实现不丧失财权控制的授权。
1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与财务控制乏力：二者良性互动的必要性
1.1公司治理结构相关因素与财务控制的相关关系分析
1.1.1股权结构对财务控制的影响
在2005年相关学者就归纳出国内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具有四个突出特点：（1）流通股比重非常低，绝大部分股份均不能上市流通；（2）非流通股过于集中，导致“一股独大”（3）流通股过于分散，机构投资者比重过小；（4）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通常为一家控股公司，而非自然人。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在整个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这种极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严重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造成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股东与股东大会无法通过有效的财务控制来得到真实的财务信息以约束经营者行为，这些都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控制的有效实施。
1.2董事会结构对财务控制的影响。一个规范有效率的董事会是实现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也是公司财务控制有效实施的关键。由于股权过于集中，公众股东分散，董事会往往由大股东所掌握，没有有效解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问题，董事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国有股权的所有者缺位，致使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要么兼任经营者、要么实际上执行经营者的职责，这种兼职安排实质上模糊了董事会与经理层的问题，使董事会职能虚拟化，就形成“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因此集执行权、监督权和控制权于一身，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制衡则名存实亡，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上市公司财务控制的有效性。
1.3监事会功能对财务控制的影响。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机构，但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公司中的监事会仍然没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表现为：第一，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第二，监事的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有些监事并没有具备监督上市公司所需的专业知识，致使监事会职能弱化，财务报告更易出现舞弊，第三，我国公司监事会成员大多数来自公司内部，其薪酬、职位等基本上由管理层决定，造成其立场不中立。
1.4经理人市场不健全对财务控制的影响。由于我国经理市场不发达，高管的选聘与解聘仍由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委派、指定，缺乏有效的市场手段来约束和评价高管人员。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基本上沿袭改制前的模式：软激励与软约束同时并存。从分析委托人行为和人行为的角度论述了国有公司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不足。虽然公司名义上有了董事长、总经理，但仍改变不了他们是官员的事实。一些公司甚至有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种结果必然是裁判兼运动员经理人员自己评价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制衡名存实亡，成了名副其实的“内部控制人从而使得公司治理中激励与约束”双重软化"极易导致财务控制的失效。
2公司治理与财务控制互动的制度架构及路径选择
2.1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的报酬机制
现代公司之所以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源向于现代企业两权分离而出现的“问题”。理论研究风险分担、最优契约安排以及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目的是降低成本。建立与激励机制兼容的监督体系，从而在给予经营者激励的同时，实施监督，提高经营效率。作为理性经济人，享有公司控制权的人必然会追求其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人拥有委托人所不知道且难以验证的信息，甚至人的一些决策或行为是委托人无法观察和监督的，这就会产生人的“道德风险”问题。西方会计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不可能使用“强制契约（forcingcontract）”来迫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行动，张维迎曾构建一个“隐藏行为模型（hiddenactionmodel）”来说明经营者的工作相对普通员工的工作来说更难监督，最佳监督是让经营者自己监督自己。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为此，委托人必须选择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激励契约。企业的最优激励机制实际上是使“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实现最大对应的机制，其最优的安排必然是一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剩余分享制。因此，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人最大的努力，避免因问题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就显得尤为必要。
2.2设计职务不相容制度建立对财务会计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
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资金调拨、处置资产等方面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交叉任职、董事会缺乏独立性所造成。所谓交叉任职，就公司高管而言主要体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董事会与经理层人员重叠，其后果是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权责不清，制衡力量弱化。因此在公司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方面应实行职务不相容制度，做到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董事会和经理层班子分设；在财务控制方面做到财产保管与记账分离，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分离，业务经办与业务稽核分离等。另一方面，需建立对会计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首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规范约束会计主体行为，并尽快完善相关会计法规，明确执法依据；其次，应引入民事赔偿制度，明确造假者经济上相应的赔偿责任，增加违法造假的成本；第三，企业制度中应该明确规定对企业负责人、会计主管及相关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进行定期检查考评，将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改变以往对事不对人的情况；最后，逐步健全包括企业负责人、会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在内的会计信用评价系统，必要时还可通过媒体效应，增加对会计造假者的舆论压力，促进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
2.3建立从源头上防治公司财务丑闻的治理型财务控制机制
两权分离的公司，其财务控制有两个层次：一是所有者（或授权人）对公司经营者监控，通过制定相关绩效目标，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激励与监督，促使其努力经营，以做出最优决策；二是经营者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与财务活动的监控，目的是实施合理有效的管理并实现绩效目标。经营者层次的财务控制有效，只能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与绩效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保证对公司经营者的监控有效，是因为处于“内部人”控制之下的财务控制更注重维护内部人权益，而正是由于财务控制的控制域存在盲区或弱控区，无法确保从源头上杜绝内部人侵占弱势群体权益的行为。因此，唯有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外部治理的同时，强化财务控制，才能尽可能避免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发生，抑制控股大股东虚假出资与掠夺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在我国企业当前的治理条件下，应当把财务控制纳入公司治理的路径之上，成为治理型财务控制。并在具体的财务控制制度设计过程中，将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经理层间的治理机制对财务控制的要求融入控制关键点、控制程序与方法的设计之中。只有以强有力的公司治理为后盾，并通过两者的互动式结合才能使财务控制制度得到切实可行的贯彻实施。
2.4建立声誉机制，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
一些优秀公司的治理实践表明，那些重视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并形成良好治理文化的公司，其公司治理效率就高，市场竞争力就强，如海尔、华为公司等。公司治理和财务控制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财务控制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通过提高治理能力、建立治理文化，推动公司治理与内部财务控制良性互动，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制衡，进而实现科学决策与效率经营。
参考文献：
公司股权激励发言稿篇10
在现代公司治理的全球化讨论中，独立董事制度何以成为进入国际思维前沿的问题，何以掀起了一场公司治理改革运动，并成为热点中的沸点呢。总的来说，是与公司腐败问题的普遍化背景有关。独立董事制度已成为风靡全球的实践运动，作为强化公司监控、完善决策机制的重大改革设计之出路。对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完善的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作用到底是否如传说中的那样伟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本文拟就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问题阐述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就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微不足道的见解。如建立薪酬基金和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来对独立董事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使独立董事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终实现独立董事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独立董事激励机制报酬责任
一、独立董事独立性问题
独立董事(independentdirector),源自于外部董事（outsidedirector）,或叫非执行董事（non-executivedirector）,是相对于英美公司法董事会一化构造下的执行董事而言。在这一词中，“独立”关键所在，“为满足这一要求，一个人应该除了在董事会担任职务和是股东（如果是）外，不应与公司有任何联系。”①在美国,独立董事是指与公司没有聘用关系或其他显著的经济联系的董事。我国的有关部门将其界定为“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②
独立董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独立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其行为的公正性和判断的客观性。但如何来使独立董事充分体现其独立性，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董事的报酬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责任制度。独立董事的薪酬和责任制度—维系“独立性”的两难选择
(一)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
对于独立董事是否应当从任职公司取得报酬一直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独立董事不应当领取报酬，否则行使职责就不可能保持独立性；也有人认为独立董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就应当收取报酬。从英美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大多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期望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以法律责任来督促他们，就应该让独立董事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董事的报酬是由公司股东大会而非董事会决定,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弹性的。除此之外,独立董事不应再从公司取得其他报酬(但是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允许公司董事除了领取薪金之外,还可以参加公司的盈余分成)。对独立董事而言,为上市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付出劳动,并且取得一定的报酬,是其正当权益之一。《指导意见》第7条第5款原则上明确了“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对独立董事的劳动价值予以了物质方面的肯定。但这种规定有明显的不足：其一，何为适当的津贴呢？缺乏可操作性。强有力的报酬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如果独立董事在经济上信赖于公司所给的报酬，其独立性就可能受到影响以至削弱。当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独立董事的报酬颇丰时，独立董事可能会为保住职位而在一些关键性或有争议的问题上依附于董事会，不发表独立意见。这样独立董事的价值无从体现。据悉，安然事件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对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改革措施是不再允许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最高每年6万美金的报酬，更彻底的是对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所服务的机构提供捐助也作了最高限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源头上将独立董事同上市公司的利益割裂开。美监管层也认为，面对数万美元的收益或其他相关利益，独立董事很难保持独立性。这种前车之鉴，我们无疑应当引以为用。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定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③
我国公司大都采用固定津贴加“车马费”、“误餐费”的办法作为独立董事的报酬。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但它未能将报酬与独立董事的工作绩效挂钩，不可能调动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另一种思路是把其报酬与公司业绩更紧密地“挂钩”，但这也会带来许多问题:
其一，金钱奖励对独立董事可能并不重要。一般而言，专家往往视声誉为生命。当然，独立董事也是现实的“经济人”，在缺乏其他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期待他们克尽职守未免过于严苛。因而，通过一定方式，给予独立董事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报酬是非常必要的。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相比,独立董事职责范围更广,而对公司事务所掌握的信息却相对不完全,因此任职的责任风险较大,有可能导致独立董事行为矫枉过正,采取过度谨慎和保守的态度而损害公司利益。在决定独立董事薪酬的结构和支付方式时,制度设计者必须努力保持独立董事在自身利益与其独立性之间的平衡,防止独立董事因对薪酬产生不适当的依赖性（如追求任期内更高的薪酬或延长其高薪任期）而丧失其独立性。在薪酬结构方面,独立董事的薪酬应以常规固定货币报酬和公司股票期权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为宜。其中,常规固定货币报酬包括固定年薪和按次计算的董事会会议津贴,该部分报酬与公司业绩无关。1999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纷纷推出股票期权计划,股票市场也作出积极的回应。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和资本风险的分担,股票期权制度可以使持权人（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行使期权的收益与公司发展形成紧密的关系,从而实现充分持续的激励机制,降低公司的成本。对独立董事实行股票期权制度,一方面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关注其贡献的长期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在决策过程中采取过度谨慎和保守的态度而损害全体股东的可得利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实行期权激励措施时,制度设计者应在公司章程中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将独立董事期权的行权时间和流通时间严格控制在其正常离职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后,并规定严格的期权丧失条件,防止其与内部董事或控股股东形成明示或默示的共谋,被后者以内幕交易利诱而丧失其独立性,造成制度设计的整体失败。在薪酬支付方式方面,独立董事的固定货币报酬可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即将固定薪的部分存入由公司控制的延期支付帐户,只有当受薪的独立董事正常退休或离职较长一段时间以后,该帐户才解冻向其开放。此外,也可将股票期权和延期支付结合起来,对延期支付的这部分报酬可由独立董事选择以现金或公司普通股票的形式支付,这样可以降低公司的现金支出,并提高对独立董事的长期激励程度。但如果将报酬与公司业绩“挂钩”，马上会产生如下第二个问题：
如果报酬与公司业绩挂钩，独立董事将为此耗费过多时间，公司反而可能因此而难觅适任的独立董事。相当部分的专家、学者也会在时间与利益的衡量之下，拒绝出任。而强有力的报酬鼓励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它使得独立董事对这一职位倍加留恋，因而在关键的问题上就不愿自由发表意见，而偏向于采取短期行为。一旦丧失了独立性，其意见又有何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放眼国外，各国甚至一国之内的不同公司，做法都不一致。
典型的有以下几种:其一，固定薪酬④;其二为延期支付计划。有些公司规定参与这一计划的独立董事，其固定津贴的一部分(通常是l/4)会被自动存入延期支付户头，在独立董事退休或离职时以公司普通股票的形式支付。其三，股票期权。这类公司呈增多趋势，独立董事的薪酬被引入极大的变量。但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方案应有区别，否则“共谋”危险极易发生。在我国，“上交所治理指引”规定，独立董事应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深交所上市规则”的类似规定也过于笼统，且从其消极任职资格条件“不得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来看，排除了股票期权的可能。而“证监会指导意见”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种种情况均表明，我国并未对独立董事的薪酬问题给予恰当的重视，而任由各公司自行掌握，这样，相当多的公司给付甚少，甚至在聘任合同中对薪酬事宜只字不提。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两大交易所都应考虑在上市规则中导入独立董事的薪酬和支付程序规定。总的原则是薪酬制度既要起到激励作用，又不能使独立董事对公司产生依附感，可考虑以下两种思路:第一，采取固定报酬和其他激励措施(如期权等)相结合;第二，采取固定报酬加年终由股东会决定额外报酬的方法。总之，只有正视薪酬问题，独立董事阶层的形成才有坚实的市场基础。
二、独立董事薪酬法律制度缺位
证监会在《指导意见》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由董事会制定并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规定独立董事不应该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利益。我国独立董事所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津贴。这种津贴是由上市公司决定的,如果制定过低就起不到激励作用,独立董事必然不会花费过多时间,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决定自己的“投入’;如果制定过高,又会使人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怀疑,独立董事是否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现与经营管理层的“合谋”呢?有学者认为股权可以激励董事努力为公司服务,并且以此为抵押约束董事行为。实际上,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指出:“股份公司的经营,例由董事会处理。……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优点,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重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优点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犹如富豪管事一样,他们往往设想,着意小节殊非主人的光荣,一切小的计算,因此就抛置不顾了。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了。⑤”缺乏股权激励的独立董事与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设相悖,因此他认为股份公司是无法与私营企业竞争的。但是,公司成长史尤其是两权分立的现代公司出现,足以证明其观点错误。笔者认为硬性要求董事的资格股,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如何确立持股比例,因为财富边际递减效应决定,既使持股比例相同的个人因自己资产的差异而激励效应迥异,相反,国外许多公司实践证实,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公司治理一样可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这也是笔者强调独立董事必须制度化的原因。
一个有效的薪酬激励方法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建立独立董事薪酬基金委员会,基金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基金下设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对具备条件的独立董事进行提名、备案,建立独立董事市场。对经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聘请的独立董事,由基金委员会发放适当津贴。独立董事薪酬标准应该具有弹性,如尽职尽责,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机制公开透明,没有欺诈行为,应给予相应的奖励。每一段时间应当由考核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尽职尽责的表现进行考核,并进行公告,由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独立董事是否真正“独立”的关键在于薪酬的“独立”,其独立是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的。只有建立薪酬基金,统一发放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相对独立化和公开化,确保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脱离上市公司的直接控制。独立董事才能真正勤勉尽责。
三、由于潜在的责任与独立董事的报酬不成比例，以致只能造成独立董事回避风险
作为独立董事,难免出现种种责任问题,如“郑百文”虚增利润的违规事实被披露之后,在虚假的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相继受到惩处,其中包括该公司的独立董事陆家豪。不拿薪金的独立董事陆家豪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⑥,“郑百文”虚增利润的违规行为虽然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但该现象是值得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深思的。独立董事要对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独立董事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看似一个既轻松又风光的差事,但其责任与执行董事一样重大,同样需要履行诚信与勤勉义务。若上市公司在其年报或中报中造假,独立董事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有的上市公司为了顺应潮流,只顾追捧名人、专家,而被聘任的独立董事名气大、头衔多,身兼数职,公务缠身,往往没有多少精力对上市公司进行深入了解,从而对公司经营决策益处不大,独立董事获得的津贴,相对于他们自身的原有收入而言并不多。但是一旦上市公司出现信誉问题、或者未及时披露信息,或者未能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却可能使独立董事名誉受损,严重者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义务的不平衡,降低了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积极性,也使许多人对独立董事望而生畏。对于独立董事要承担较大的责任和风险，国外通行的做法是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我国证监会应主动与保险公司协商，争取早日设立“独立董事责任险”，尽快使这项与独立董事相配套的重要制度得以建立，以打消独立董事的后顾之忧。
四、结语
由上可见，作为舶来品的独立董事虽说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但还不成熟，不够完善，还有待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也希望立法在修改公司法的时候，适当考虑一下有关独立董事的问题，如何使它为我所用，更好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总之，独立董事作为一项制度已经深入到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中，我们要适应这种趋势，不断将其丰富完善，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②参见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③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报》2001年8月22日。
④美国大公司独立董事费一般包括两部分—年费及参加会议津贴。年费一般在2---4万美元之间，参加会议津贴为，每参加一次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会议1000---5000美元不等。独立董事年平均收人一般为33000美元。参见林凌、常城:《独立董事制度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9月，第21页。
⑤[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3页
⑥《关于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及有关人员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2001年9月27日证监罚字[2001]19号
参考文献：
1、官欣荣《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治理：法理和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版
2、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殷少平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中国证券报2001-04-25
4、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版
5、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