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计划的定义篇1
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2
一、十一五规划的性质以及与经济法的区别
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一个重要文件,因此,它在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正确厘定规划与经济法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法中是否应当终结计划法,则需了解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关于规划的性质,有学者根据规划的程序,将它与法律等同,认为规划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的来源;〔1〕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就是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2〕。但是,由于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许多学者从规划产生的特殊程序而将其视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甚至认为它比普通法律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意图使法律服从规划,并将法律当作实施规划的手段。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仅仅是根据产生程序而不是内容来界定规划的性质,属于形式意义的规划观。笔者认为,界定规划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而不是产生形式,因为只有内容才反映了其基本属性以及与法律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它为人们指定了行动的方向以及违背后的不利后果,此即法律的规则性,也是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规划是否属于法律,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规则性。在法律规则中,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内容,离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也就无所谓法律。从这一角度判断,如果规划属于法律,就应当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是,从内容看,十一五规划只是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以及政府的行动方向,并不是在社会主体之间配置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规划所言:“主要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6页。)此外,规划如果具有法律性质,还应当具有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责任,以制裁那些违背规划或不执行规划的行为。但是,规划中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法律责任或类似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规划都不具有规范性。
由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是因为规划涉及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宪法规定的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重大事项。虽然规划制定和通过的程序与法律具有形似性,但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在行使立法权,而是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不能就此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性质。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等特征分析,它应当属于未来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而非法律范畴,因此,我们应当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其与经济法的关系。规划的政策性决定了它与经济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下诸多区别。
其一,各自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规划属于政策范畴,它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包括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进展目标等。而经济法属于法律范畴,追求的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3〕,在立法中表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价值目标。显然,尽管规划中不乏公平的因素,但其主要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导下形成的。经济法虽也重视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长期而稳定的法律固有价值。经济法稳定的价值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此为坐标观察和分析规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以规划决定经济法的取舍。
其二,就其内容来看,规划是一个以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而经济法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这些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并附之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规划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具有指导性;而经济法则是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诸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者保护法和宏观调控法等,其中包括诸多权利和义务,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进行监管以及宏观调控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三,规划主要在于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向市场主体表明自己未来一定时期运用公共资源调节经济的方向。亦即规划主要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只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便是这种约束,也只有软约束性质,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和责任。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规划确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具有强制力。经济法则不然,它不但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是政府在规制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强制性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四,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公共资源甚至以法律方式实施规划。从实施机制看,规划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实施。而经济法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而且有专门的机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经济法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与规划的根本区别之一。
最后,从存续时间看,十一五规划只在未来五年内发挥作用,此后便成为历史;而经济法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其时间效力远超过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政策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在法学范围内、用法学的方法和理念来观察规划,用法治标准来审视和评价规划及其实施过程,而不是用规划者的目光来审视和要求经济法。那种试图用规划约束法律的观点违背了法治精神,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与法律关系模式的翻版,极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极度扩张,使法律成为规划的工具和奴仆,因而必须引起警惕。当然,由于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制定程序和先进的理念,十一五规划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等关系问题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诸如都追求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都主张政府有限干预,都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实现宏观经济关系的平衡,都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宏观调控等。所以,十一五规划既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现代法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理念层面上越来越趋于融合,经济法固有的理念和价值在规划中同样得到体现和转化。因此,经济法学不应割裂与规划的关系,而是应当立足于法学学科本身,结合规划展开研究。
二、计划法应当终结的理由
虽然规划与计划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难以将二者分开,但当我们将十一五规划视为未来五年的基本政策时,它与计划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晰。因为计划在我国一度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或唯一手段,而现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十一五规划需要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可能包括所谓的计划,所以,从此意义上看,计划已包含在规划之中。
计划法的创意具体起于何时,可能难以考证,而且也无必要,可以断定是在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曾几何时,计划法一直被视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热捧,并极力推动立法机关将其通过实施。但是,学术界的这一热情并未引起当时立法者的重视,直至计划经济结束,学者们的这一心愿也未实现。时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学界制定计划法的热度大为降低,不过一些学者仍未放弃努力,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的必要性。最近两年,我们还能见到一些论证计划法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关于主张计划法的论述,参见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经济法论丛》第六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应飞虎《论计划法》,载《经济法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初论》,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可见,计划或计划经济对经济法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否认,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计划曾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3
关键词 多义线 长度 统计 autoCaD VBa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
近年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与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使得土地尤其是耕地相对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土地开发整理作为补充耕地的主要途径，是保住“耕地18亿亩红线”(1.2亿hm2)和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随着我国土地整理工作在全国深入开展，国家在土地整理中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如何提高土地整理中工程量计算的效率以，是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目前，在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中所用的绘图软件主要是autoCaD系列软件。其中在进行排水沟规划设计时，通常是在规划后逐条点击其属性统计长度值。如果更改规划要素，则需要再次重新统计，工作效率低、且易出错。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的过程，各类地物信息影响土地整理规划设计的各个方面。如何有效快速的在规划设计中确定规划要素的基础数据，如长度值等，本研究进行了一些探索。本文介绍如何利用autoCaD嵌入式语言VBa(VisualBacicforapplications)并结合excel进行二次开发，完成在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中各新修排水沟多义线长度值的自动统计。
1 程序设计思路流程及数据间相互关系
1.1 程序设计思路及流程
autoCaD是目前工程图形中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处理软件。在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中，autoCaD中用得最多的线是多义线(polyline)，并以此来表示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专题图中的大多数规划要素，如排水沟，农村道路等。在auto-CaD中某一图层统计出各多义线的长度，首先确定统计图层中的对象i(i表示多义线的条数)，然后把图层中各i长度值i直接自动写入到excel单元格中，从而使土地整理规划设计进一步自动化。开发的程序流程见图1所示。
1.2 数据间相互关系
多义线属性数据与excel单元格数据彼此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每一条规划的排水沟多义线的长度值都在excle单元格中对应着一个相应属性数据记录，两者之间通过对auto，CaDVBa二次开发函数接口调用属性数据建立内在联系，可以使规划人员任意显示检查排水沟多义线的长度值。两者之间通过二次开发程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2 应用VBa技术进行autoCaD二次开发
根据以上的二次开发基本思想和数据结构，本研究开发的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制图应用程序，可以完成与排水沟类似的规划制图多义线长度自动统计，为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中的工程预算提供科学、准确的基础数据，并利于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人员分析规划的正确性、合理性，及时的调整规划设计方案，直至最后形成最佳的土地整理规划设计方案和规划专题图。
2.1 VBa在autoCaD中的开发特点
autoCaDVBa允许VBa环境与autoCaD同时运行，并通过activeXautomation接口对autoCaD进行编程控制，对于非专业开发人员在程序语言选择上相对其它开发高级语言，如：C、C++等，VBa更易学易掌握，可构成多种使用的专业软包，0能快速实现特定功能。
2.2 程序代码的完成
在autoCaDVBa开发环境中的thisDrawing模块，首先在用户窗体中的新修排水沟中添加一些按钮事件，属性栏更改名称为工程统计等按钮名称，在其按钮事件中加入相关程序代码，并运行其代码，如图2程序运行界面。相关代码较长，本文中省略。
3 程序应用
autoCaD环境中，实现多义线自动统计的方法简单描述如下：(1)创建图层名为新修排水沟；(2)创建多条新修排水沟的多义线段：(3)点击工程统计按钮(见图2)；(4)根据点击按钮提示保存excel的统计值的文件路径，打开excel所得各编号排水沟长度值(见图3)。图2程序运行界面中的蓝色虚线为拟新修排水沟，旁边文字为其编号，每个编号对应图3运行统计结果excel中的编号长度值，实现其自动统计多义线长度值的功能。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4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实行中央计划指导下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或个人的三级决策。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企业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自身的生产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决策。家庭对个人消费和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选择权。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在收入分配方面采用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
兰格的思想精华被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
布鲁斯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分权模式。他在60年代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布鲁斯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企业有选择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布鲁斯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表现形式区别开来，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个思想为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鲁斯70年代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权理论。他指出，中央单一的集中决策应让位于中央、企业、个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如国家生产和投入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投资方向与结构，就业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外贸的数量与结构等。而经常性的一般决策则由企业作出。如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总量与构成，在中央总的收入政策的框架内决定本企业就业量和工资额，决定企业的供销。职工有择业的自由。
他认为国家不应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而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面向市场在国家间接控制下自主活动。资源不再由国家直接分配，而货币也不再是只起计算作用的消极的货币，而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
他主张用有限的买方市场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的买方市场和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的卖方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他在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产生具有必然性。锡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计划来管理。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并不表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是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方向"，因此，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
锡克从信息和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作了最深刻的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实现"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利益上的矛盾，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具体的耗费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矛盾，即劳动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根源。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因此，计划必须利用市场。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因此，计划必需建立在市场运动的基础上。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主要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必须反对垄断。
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利用经济规律，而生产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主要是：运用的价值进化规律；比例性规律；节约时间规律；再生产规律。
他提出了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同时存在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相结合，计划一部分由中央计划，一部分由企业作出，某些部分完全不需要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实现：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人们把他的思想精华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他的经济思想对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锡克依据他的理论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流产使锡克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流亡西方以后，锡克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倡导者。
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开始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就是标志之一。70年代末，苏联大批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斯卡娅为领袖，聚集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周围，批判和分析苏联的经济体制，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固有特征，市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离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经济集中控制，指令管理和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高度自主权。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解除了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攻，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苏联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苏联的解体使西伯利亚学派的设想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注：
1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提到："英国的诺埃尔·汤浦森指出：'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些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记。'努提认为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是1922年的爱德华·海曼，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2索尔·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322页。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5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罗默、巴德汉：《市场社会主义：当前辩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8m·拉文：《略论市场社会主义》，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90年第7期。
9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1页。
10[匈]《现代经济常识》，布达佩斯经济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1余文烈：《中译本序言》,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页。
12《铁托选集》（1961-1973年）第134页。
13卡德尔：《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自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1987年2月号。
14转引自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5参见1974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总则第3部分
1616蒂·弗拉什卡利奇：1982年12月27日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谈话。
1717匈牙利经济学家斯道尔科·安德拉什对中国代表团的谈话，引自《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1818科尔内·亚诺什，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人的姓名姓在前，名在后，科尔内是他的姓氏。我国有些译者按照英文的翻译习惯将他的姓名译为雅诺什·科尔内（科尔奈），为了便于查对原文，本书在后面出现的引用他人的译文时，采用原译者的译法。不再另作说明。
19《短缺经济学》是科尔内1976-197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录，此书因分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矛盾而著称。有些人断定匈牙利剧变原因是"经济没有搞上去，生活水平低，群众不满"，根据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名著是研究短缺经济的"。其实科尔内在前言中讲得很清楚："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写匈牙利的，而是'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该书中文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5
一、十一五规划的性质以及与经济法的区别
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一个重要文件，因此，它在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正确厘定规划与经济法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法中是否应当终结计划法，则需了解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关于规划的性质，有学者根据规划的程序，将它与法律等同，认为规划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的来源;〔1〕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就是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2〕。但是，由于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许多学者从规划产生的特殊程序而将其视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甚至认为它比普通法律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意图使法律服从规划，并将法律当作实施规划的手段。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仅仅是根据产生程序而不是内容来界定规划的性质，属于形式意义的规划观。笔者认为，界定规划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而不是产生形式，因为只有内容才反映了其基本属性以及与法律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它为人们指定了行动的方向以及违背后的不利后果，此即法律的规则性，也是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规划是否属于法律，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规则性。在法律规则中，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内容，离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也就无所谓法律。从这一角度判断，如果规划属于法律，就应当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是，从内容看，十一五规划只是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以及政府的行动方向，并不是在社会主体之间配置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规划所言:“主要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6页。）此外，规划如果具有法律性质，还应当具有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责任，以制裁那些违背规划或不执行规划的行为。但是，规划中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法律责任或类似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规划都不具有规范性。
由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是因为规划涉及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宪法规定的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重大事项。虽然规划制定和通过的程序与法律具有形似性，但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在行使立法权，而是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不能就此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性质。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等特征分析，它应当属于未来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而非法律范畴，因此，我们应当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其与经济法的关系。规划的政策性决定了它与经济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下诸多区别。
其一，各自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规划属于政策范畴，它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包括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进展目标等。而经济法属于法律范畴，追求的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3〕，在立法中表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价值目标。显然，尽管规划中不乏公平的因素，但其主要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导下形成的。经济法虽也重视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长期而稳定的法律固有价值。经济法稳定的价值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此为坐标观察和分析规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以规划决定经济法的取舍。
其二，就其内容来看，规划是一个以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而经济法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这些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并附之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规划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具有指导性;而经济法则是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诸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者保护法和宏观调控法等，其中包括诸多权利和义务，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进行监管以及宏观调控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三，规划主要在于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向市场主体表明自己未来一定时期运用公共资源调节经济的方向。亦即规划主要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只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便是这种约束，也只有软约束性质，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和责任。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规划确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具有强制力。经济法则不然，它不但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是政府在规制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强制性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四，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公共资源甚至以法律方式实施规划。从实施机制看，规划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实施。而经济法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而且有专门的机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经济法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与规划的根本区别之一。
最后，从存续时间看，十一五规划只在未来五年内发挥作用，此后便成为历史;而经济法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其时间效力远超过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政策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在法学范围内、用法学的方法和理念来观察规划，用法治标准来审视和评价规划及其实施过程，而不是用规划者的目光来审视和要求经济法。那种试图用规划约束法律的观点违背了法治精神，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与法律关系模式的翻版，极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极度扩张，使法律成为规划的工具和奴仆，因而必须引起警惕。当然，由于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制定程序和先进的理念，十一五规划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等关系问题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诸如都追求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都主张政府有限干预，都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实现宏观经济关系的平衡，都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宏观调控等。所以，十一五规划既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现代法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理念层面上越来越趋于融合，经济法固有的理念和价值在规划中同样得到体现和转化。因此，经济法学不应割裂与规划的关系，而是应当立足于法学学科本身，结合规划展开研究。
二、计划法应当终结的理由
虽然规划与计划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难以将二者分开，但当我们将十一五规划视为未来五年的基本政策时，它与计划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晰。因为计划在我国一度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或唯一手段，而现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十一五规划需要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可能包括所谓的计划，所以，从此意义上看，计划已包含在规划之中。
计划法的创意具体起于何时，可能难以考证，而且也无必要，可以断定是在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曾几何时，计划法一直被视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热捧，并极力推动立法机关将其通过实施。但是，学术界的这一热情并未引起当时立法者的重视，直至计划经济结束，学者们的这一心愿也未实现。时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学界制定计划法的热度大为降低，不过一些学者仍未放弃努力，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的必要性。最近两年，我们还能见到一些论证计划法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关于主张计划法的论述，参见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经济法论丛》第六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应飞虎《论计划法》，载《经济法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初论》，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可见，计划或计划经济对经济法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否认，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计划曾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完全否认计划的作用，尽管我国曾经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计划是否已经重要到非制定法律不可，笔者一直持有异议。经济学已经用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计划和计划法是否符合法理，法学界鲜有思考和批判，倒是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赞誉似乎与现代法治和法理基本吻合。现在看来，似乎是十一五规划的出现要终结计划法，但是，当我们从法理角度审视计划法时，将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合法理的设想。或者说，从一开始，计划法的思路就缺乏基本的法理支撑，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就更显得不合时宜。为此，学界应当终结计划法的研究，将相关成果转为它用。
首先，也是至为重要的，是计划法缺乏现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固然依靠身份，但更依靠行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是由行为作用的。与此相适应，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4〕既然法律规范的直接对象是行为，那么，任何法律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具体规范的行为实际存在，而且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已经影响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和谐，必须以法律手段进行确认、鼓励、限制或禁止。如果一种行为不存在，或者只是普通行为，不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平衡，则无需法律干预。那么，目前政府的计划行为是否达到非制定计划法而不能调整的程度呢?笔者以为不然。现代市场经济虽然需要政府从宏观方面进行调控，但政府作用市场的手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采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5〕在市场经济初期，尽管计划也被视为与市场并列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经过数十年的过渡，政府实际已不再以计划方式从事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计划不但在政府文件中已经淡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了一个专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构。因此，法律不需要对这种政府的计划行为做出具体的安排，也就没有制定计划法来规范这种行为的必要。至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能否称之为计划，从狭义的计划定义看，显然不能。即便可以称之为计划，至多也属于指导性的计划。但是，鉴于这种计划并未限制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会伤及市场机制的发挥，所以，无需用法律进行控制。
其次，学界起初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设想，并非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当初学界对计划法的热捧，是因为国家权力对计划的推崇。在阶级斗争法学和法律工具主义主宰下，法学的任务是如何从法律上证明计划的价值并将之合法化。至于计划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是否妨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否真的能提高效率，是否需要用法律控制，当时的法律学人没有也不敢就此多想。敢想的，就是如何制定一部计划法，将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威，让政府拥有一个合法的管理工具。当计划的神秘面纱和光环最终被揭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计划不过是一些掌控大量资源，并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的政府官员们为他人制定的一些数字指标。对制定计划的官员来讲，计划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尊严，不论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结果如何，人人都必须服从。至于其背后有多少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成分，建议立法的学者没有也不敢提出怀疑。结果是近40年的计划不但没有使国家富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使国人除了简单的生活资料外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如此，法学界仍然有学者主张计划法。如果说，主张制定计划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政府的计划权力，防止政府利用计划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说这种计划法完全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行政经济和权力经济，是依靠官员们实际并不可能具有的完全理性和高尚道德水准为假设前提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的权力以及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空前的，因而限制政府利用计划手段侵占社会资源和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就极为重要。然而，从当时的观点不难看出，学者要制定的仍然是一部授权法，而不是控权法。这种立法构想不能不说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继续制定计划法，以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6〕但因为计划已被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也极少使用计划配置资源，计划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无任何限制作用，所以，此时再提出控制计划已无必要。何况许多学者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计划法并非为了控权，而是追求其他目的。（关于这种观点，可以参见前揭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38-40页;应飞虎《论计划法》，192-196页。）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计划仍然是政府使用的一种手段，且立法目的是控制政府的计划行为，防止计划的滥用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活，那么，这样的计划法未尝不可。不过，这需要以政府仍然滥用计划权力为前提。所以，从法治社会控制权力的要求看，目前的计划法构想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公平是法律基本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们构想的计划法仍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的必要性。（近年学者们关于制定计划法的理由，最多的是依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也有的是从信息失灵的角度说明计划和计划法的必要性。）何况计划从本质上看就不是一个根据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制度，或者说，以往的计划非但不能实现公平，反而加剧了许多社会关系的不平衡，特别是它以剥夺和压制的手段来实现公平的设想，最终是实质的不公平。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设想就没有基本的法理支持，很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复次，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计划和计划法存在的首要价值应当满足效率的需要，因为“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7〕那么，计划法能否满足我国社会效率的需要，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但不会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曾经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迟滞。虽然有学者认为，导致发展低效率主要是指令性计划，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速
发展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作用，并非来自指导性计划的贡献，虽然其中不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劳，但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多少作用，至今尚未可知。所以，主张制定计划法，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效率，是一个未知数，但目前在没有计划法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却十分明显。
最后，计划法不可能解决目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市场调节虽然能产生效率，但市场失灵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垄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虽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失灵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目前同时并存，经济法的任务应当考虑如何克服这两种失灵。那么，计划法能否承担这一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垄断和环境污染等市场失灵问题，需要的是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应立法加以克服，而对于政府失灵，则需要通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中央银行法、价格法和税收法等宏观调控法实现，就目前来看，计划既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也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所以，计划法不能解决这两种失灵，如果制定，其立法和执法成本将远远大于其收益，定会成为一个得不偿失之法。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既无制定计划法的现实必要性，也无足够的法理作支撑，因此，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计划应当终结。
三、结语
中国经济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对计划法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可以说，计划法凝结了许多经济法学人的心血和情感，即便是他们的想法备受冷落，也不曾考虑放弃。但是，当党和政府毫不留情地抛弃计划而转用规划安排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时，经济法学界似乎应当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反思。经济法的研究是否还应当紧跟政治思维和话语，及时将计划法置换成规划法继续研究?如果研究，将来的结果会不会和计划法一样?显然，大多数学者还未思考这些问题。对经济法学来讲，计划法研究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撑，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话语，加之学界长期紧紧依附政治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我们研究成果的命运只能取决于政治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把经济法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减少对政治的盲从，就必须在既有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念，以特有的秩序观、正义观、自由观和效率观审视和评价政治决策和行动。所以，终结计划法，也是终结一种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是经济法走向科学的开始。参考文献
〔1〕李曙光.用法治精神规划“十一五”〔n〕.南方周末，2006-02-16.
〔2〕史际春主编.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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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0，217.
〔5〕厉以宁主编.西方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47.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6
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强调一个社会的正常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这一观点被称为是对古典主义自由主义原则的重申和创新。
哈耶克(FriedrichaugustHayek，1899-1992)，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
哈耶克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实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外时间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在这里作祟，一半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1]
哈耶克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哈耶克这种思想产生与其生活的时代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包括流行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和与资本主义并行流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一、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界定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因此他竭力反对经济计划。他认为计划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是因为人们在现有知识体系下对未知发展预测的渴望。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2]计划本身无可厚非，但现代计划者拥有人民给予其计划的权利时，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设计一个具有长效性的计划并符合人民要求及发展规律的合理框架，而更多的是“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个人活动，他们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以便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来规定个别人的目标的计划”[3]。哈耶克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这也是他批判计划经济的重要原因。
计划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计划的是否民主，而计划是否民主则关乎计划的性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计划并不必然可怕。计划是否可怕，要看谁在计划，本着什么目标而计划以及是否顾及因行此计划时大家的牺牲”。[4]这就强调了不是所有的计划都是消极的，要辩证的看待.哈耶克所批判的计划是反竞争的计划，或者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哈耶克反对一切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哈耶克便急切地对凯恩斯的市场经济干预主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发出警告，指出任何旨在实现公平奉陪的政策和计划，都会导致对法治的怕破坏，而且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保证计划对每个人都有利。
可以看出，除了个人范围内的计划以及战争危难时期“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外，哈耶克反对一切其他形式的经济干预，认为即便干预手段在短期内有效也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对社会经济危机“治标不治本”。
二、哈耶克时代计划经济的状况
一是欧美凯恩斯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选择性实行凯恩斯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就是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实行宏观调控。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典范的英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状态并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他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导向曾支配了二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导致了世界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
与之相对照，哈耶克则数十年坚持弘传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从根本上捍卫了自由市场秩序的核心理念。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5]
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渐迈上正轨，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造成人类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思考一种既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又能给全人类带来平等的经济运行方式。二战后东西阵营强烈的对抗，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局面使得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这也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计划机构及体制出现的背景。哈耶克大声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因为一股祟尚社会主义之风，正在这些国家到处弥漫，而作为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渐渐被人淡忘。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逝世于1992年。他生活的世界经历了社会主义兴起、发展和挫折的过程，苏联的存在为其批判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充分的例证，他本人也亲自目睹了计划经济由胜转衰的这一过程。当时的苏联模式倡导生产资料公有、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忽视个人的生产资料需求。
这种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良好效果，在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显示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优越性，由于苏联的成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青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过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倡导计划经济。
然而，苏联这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对于非常时期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其长期有效性，尤其是取消商品经济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也使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苏联的经济陷入危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计划经济必然会产生极权主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领袖的意志替代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6]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各级政府的民主生活等。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理论，在这一时期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三、计划经济的反自由特质
计划经济会导致政治独裁。哈耶克认为人们接受计划经济，是因为经济计划者在满足他们盈利要求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会给他们一些好处，即使是对经济的独裁，但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而这种脱离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纯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哈耶克认为一旦将至于经济计划的圈子中，计划经济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
因为政府在某一方面的努力一旦成功，人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政府必须根据相同的原则去消除其他各种障碍，这种情况会没完没了的持续下去，直到政府能切实控制影响任何人生活状况的情形自然而然的形成。因此计划必然会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7]更进一步讲，独裁又必然地会消灭自由。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大多数事物都可以以某种代价获得，虽然有时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非常高，但这是我们为获得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在一个计划社会中，当局控制了一切。当局强制推行其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计划，个人自由几乎不可能存在。
计划经济会导致道德沦丧。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往往导致政治上的极权。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为独裁者。因为他们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必然要求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否则，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由于改造社会的愿望出自高尚的动机，他们在道德观念上自认为问心无愧，结果却是无所顾忌的朝着极权主义的方向走去。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愁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那些崇高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往往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比如“消灭富人”，人们本来就有仇富心理，况且消灭之后可以不劳而获的剥夺他人的产权。当极权主义者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在人数上占多数时，理想目标就会带来灾难性的政治行动。所以，世界上的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出来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出来的。“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8]
计划经济会导致经济畸形。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及国家领导的发展计划，一方面这些计划最终会妨碍变革，另一方面这些计划对市场和改革的需求反应最为迟钝。而在自由的社会中，地方参与者与社区能够不断地进行变革以适应总在变化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革范围的扩大，这些小变革的效果积累起来，就足以带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哈耶克认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一种优越的经济行为，不仅仅是因为自由竞争在一般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已知的最有效地经济活动方式，而且可以说是经济活动之唯一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间接因素.]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之下，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受来自外界非经济因素的压制，可以在竞争体制之下自觉的适应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不断的改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寻求;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受官方权威的干涉，不会因为某些凌驾于经济之上以谋取权位的所谓“计划者”所左右，而是彼此自动地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计划经济在失去竞争的市场是毫无生机可言的，这种经济发展始畸形的。
四、捍卫自由与市场
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临今天这样的危机面前，人民必须选择：是屈服于政府进一步的强大，容忍自由市场的萎缩和民主制度基础的全面动摇，还是为了避免21世纪的“奴役之路”，重建自由市场制度，限制政府的扩张?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作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哈耶克虽然批判计划经济，但也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认为应该正确引导市场经济，而不要去强行干涉市场经济的运行，否则只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浪费资源和能源。哈耶克认为，在计划经济之下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不是法律规则所调整的自由关系，那么就会导致集权社会和扭曲的个人，而不会产生出一个自生的开放社会和自由社会。
市场所形成的自发性规则和自然秩序是符合自我实现的需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是一种最为平等的规则，任何人都无法去操控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一规则是由无数个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构成的，即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经济要求，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中所谓的经济平等和个人自由是计划者给定的结果中呈现的假象，人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否公正也不无从了解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只有放开市场，维护自发秩序，才能真正的捍卫自由。
作为当代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可谓是深刻的、独到的。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向世人证明了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独特魅力。他强调市场机制的确立以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并强调法治在确保公正竞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加强立法，推行法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机制建立、推行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政治独裁、伦理道德沦丧、社会对立和经济畸形等问题的分析，也对目前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很多借鉴意义;他对加强竞争、防止过分的公平，也是我们在推行诸如优胜劣汰、择优上岗等具体改革工作可以借鉴的。
固然，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对于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各国，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对计划经济批判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7
策划过程通常是一个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较早涉及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软件需求被顺利实现、软件项目被成功实施的基础过程。在现代航空设备制造业的软件开发过程中经常涉及的两份标准：Do-178C和Cmmi中，分别是如何对策划过程进行定义的，两份标准对策划过程认定的目标是什么，有哪些异同，如何兼顾实施。本文从两份标准出发，对其描述的策划过程进行分析和对比，并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Do-178CCmmi策划软件项目
现代航空设备制造业在产品软件的设计研发过程中会经常涉及到两份认定标准――Do-178C与Cmmi。这两份标准都定义和描述了机载软件的标准化开发过程，就软件研发过程的具体行为和步骤给出了要求和评价标准，并在不同领域中作为合同选择或产品使用的判断依据。
软件项目策划过程，作为一个软件项目设计过程中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环节，对整个软件项目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份标准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两份标准分别认定的项目策划目标是什么，是如何对软件项目策划过程进行定义的，有哪些相同点和区别，是否存在一种兼顾两种标准要求的项目策划实施方法？本文从两份标准的产生背景出发，重点针对如何有效的实现软件项目策划目标开展深入分析，对两份标准在软件项目策划过程中的异同和适用范围进行了探讨。
1标准概述
1.1Do-178C
Do-178C，机载系统与设备软件适航性要求，由RtCa（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第205特别委员会（SC-205）和eURoCae（欧洲民用航空电子学组织）第71工作组（wG-71）编制，于2011年12月13日。Do-178C标准是一份“面向目标”、“面向进程”的适航标准，主要用于民用航空机载软件适航认证，为航空器及其设备的软件是否满足适航要求提供了指南。
在国际适航认证标准体系中，Do-178C是唯一一份专门针对机载软件的认定标准，同所有的适航标准法规的关注点一样，Do-178C目的是为机载系统和设备中的软件开发提供指南，以使软件在安全方面以一定的置信度完成其预定功能，并符合适航要求。在标准内部将软件失效等级和安全关键程度分为五级。
1.2Cmmi
Cmmi（Capabilitymaturitymodelintegration），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是由美国国防部与卡内基-梅隆大学下的软件工程研究中心（Softwareengineeringinstitute，SeiSm）以及美国国防工业协会（nationalDefenseindustrialassociation）共同开发的能力成熟度模型集合。从软件开发的过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管理、支持管理四个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优秀实践集合，用于改进软件企业的能力，并对其成熟度提供了一种评价方式。Cmmi的最新版本为V1.3版。
Cmmi产品套件含有大量的信息和指导，用以帮助组织改进其过程。依据Cmmi标准完成评价的成熟度等级，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在政府或防务领域的软件项目开发资格审定及软件企业评价中。
1.3标准异同
Do-178C和Cmmi的主要不同为：
1.3.1应用领域不同
Do-178C应用领域为机载系统/设备软件，Cmmi对应用领域没有限定，甚至不局限于软件开发领域。
1.3.2强制性不同
虽然Do-178C自我声明是推荐性标准，但是在Faa和eaSa的适航审定过程中却是强制要求项；Cmmi没有领域强制要求认证，但是在政府及防务工程中通常需要考察企业的Cmmi等级，作为是否具备承包资格的一项考虑。
1.3.3关注目标不同
Do-178C关注的首要目标是安全性，Cmmi关注的首要目标是过程改进。
1.3.4关注对象不同
Do-178C关注的是具体的软件产品配置项，只要该软件产品配置项达标即被认可；Cmmi关注的是软件组织的能力，相对并不关注单个软件项目的具体表现。
1.3.5认定标准不同
Do-178C是适航类标准，规定了目标下限，即只要满足最低值要求即可通过认定；Cmmi强调的是组织的持续改进能力，在Cmmi的最高成熟度等级追求的是企业的自我不断改进，没有上限。
2软件项目策划的意义
ieee对软件工程的定义为：将系统化的、严格约束的、可量化的方法应用于软件的开发、运行和维护，即将工程化应用于软件。因此，软件项目策划方法也大量借鉴了传统工程的策划原理。
2.1项目启动时的策划工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策划是一个软件项目的启动工作，也是整个软件项目的成败关键。与传统工程项目管理类似，软件工程策划过程的核心工作成果之一是进度表。进度表的基本功能为：
（1）获得执行者什么时候完成任务的承诺；
（2）将各执行者的工作组织整合为一个整体；
（3）提供一种追踪项目进度或将工作拆分为若干个易于管理的小块的工具。
由此可见，良好的策划能够合理的分解项目目标，建立可测量和实现的里程碑节点，向执行者明确工作子项并将各类执行者有序的组织起来。
2.2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策划工作
项目策划过程作为一种预测未来的行为，在项目的初期制定出一份完美的没有任何误差的进度表是不可能的。项目策划的难度在于，策划过程试图规划的时间跨度越长，其偏差度就越大，就像对着一个极远的靶标进行射击，其距离越远，偏差的概率就越大。
熵是无处不在的，计划执行中的异常情况会对策划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是一份完全精确估计，符合实际工作量的进度策划，由于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同样会导致计划执行结果的巨大偏差。如果在计划中存在五个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的按期执行概率为90%，那么计划最终被按期执行的概率仅为5*90%=45%。
因此项目的策划活动绝不是在项目初期开展的一次性活动，而是需要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不断开展的一项工作。
综上所述，策划活动一方面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在项目初期实现尽可能精确的预测估算，使进度表能够最大程度的贴近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进度表被执行的过程中进行不断的监控和修订、维护工作。Do-178C与Cmmi两份标准各自提供了一类策划活动的方法集，用于要求和支持软件项目的策划过程。
3项目策划过程异同点分析
3.1Do-178C项目策划过程
Do-178C规定的软件策划过程目的是定义软件实现的方法，使软件既满足其需求，也能够提供与软件等级一致的置信度。
Do-178C为软件策划过程提供了7项目标，分别对定义开发过程、确定生命周期、定义软件生命周期环境、定义系统安全目标、制定软件计划、确保计划协调等方面予以说明。
在Do-178C中详细描述了软件策划过程活动、应的软件计划、软件生命周期环境策划、制定软件开发标准、软件策划过程的评审等策划活动中应满足的要求和开展的活动，为其应当满足的标准进行了定义。
3.2Cmmi项目策划过程
Cmmi的策划过程域综合了一系列的最佳实践，以指导项目策划人员制作一份基于项目需求并可指导具体工作的计划制定方法和修订准则，并为每一类实践指明了目标。
3.2.1项目启动时的策划工作
策划活动是Cmmi基础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域，其目的是“制定和维护定义项目活动的计划”，共包含三个特定目标：建立估计、制定项目计划和获得计划的承诺，这三个目标存在时间先后顺序，后一个目标均以前一个目标的结果为输入，依次运行并形成最终的结果：一份软件项目初始或迭代的“软件开发计划”。
第一个目标：建立对项目的项目计划参数估计，是通过当前的输入推算出整个软件项目基本属性和数值的过程。Cmmi要求以需求为基准，对需求和工作任务进行拆分，形成工作分解结构（wBS），并据此建立工作产品和任务的项目属性（包括交付物、文件及功能点数等），根据这些属性选择确定软件生命周期模型，并最终通过一系列的估算确定项目的工作量和成本的估计值。这些估计值是“制定项目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目标：制定项目计划，是在估算的基础上完成计划的科学制定的过程。在工作量、成本、投入人力资源、时间进度要求的基础上，对这些因素进行平衡，以wBS工作包为最小单元，制定预算和进度表，同时完成确保项目被顺利推进的其他计划，包括风险计划、数据管理计划、项目资源计划、知识技能计划、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等计划的编制，并最终整合形成软件开发计划。这些计划是“获得计划承诺”的输入。
第三个目标：获得对计划的承诺，是确保计划被利益相关方和执行人充分理解并获取支持、投入和承诺的过程。该过程对计划进行评审，同时获得两方面的承诺：一方面是管理者和相关人员对计划所需各类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参与投入等）的承诺，另一方面是计划执行者对计划工作分解和时间要求的认可和执行承诺。
3.2.2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策划工作
在Cmmi的项目监控过程域中的“采取纠正措施”及需求管理过程域中的“标识项目工作与需求之间的不一致性”，为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因不准确的估计、执行偏差、需求和承诺的变更等导致的计划变更而产生的维护活动定义了触发时机和计划修订入口。
3.3策划过程异同
通过前文分析，可得出Do-178C与Cmmi在策划过程中的主要区别为：
3.3.1目的不同
Cmmi的策划目的为形成能够指导软件开发工作的计划，Do-178C的策划目的为定义软件实现方法，并提供必要的置信度。
Cmmi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活动形成一个具体的工作产品，即软件开发计划，而Do-178C是通过计划帮助软件开发过程受控并达到既定的安全等级。
3.3.2关注点不同
Cmmi关于项目策划活动的关注目标为三个，都围绕如何形成软件开发计划而设置，并未直接关注工程细节和安全性，并且目标的实现存在前后的逻辑关系，不能跳过上一个目标而直接实现下一个目标。
Do-178C关于策划活动的目标有七个，分别覆盖了软件开发计划的形成、生命周期环境、软件安全等级、开发标准等方面，较Cmmi相比，其关注范围更加广泛，围绕确保软件安全等级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但目标之间没有严格的先后时间顺序要求。
3.3.3内容侧重点不同
Cmmi为软件策划过程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框架和方法集，在其中定义了推荐的最佳实践，按照标准规定的目标和特殊实践，能够演推出可实现的计划和进度表。
Do-178C对软件策划的内容与其他适航标准类似，规定了策划过程中的最低要求，但要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直接使用Do-178C很难形成一份可实现的计划和进度表。较Cmmi而言，Do-178C规定的策划过程更像是一份符合性的检查单而非一份作业指导书，适用于检查评定策划活动是否达标，而不适用于指导该过程。
4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Do-178C重点关注的是安全及规范的研制流程，Cmmi重点关注的是成熟度（即各个过程与的实现程度），所以两份标准对策划过程的定义也体现了关注点的不同。在机载航空产品的研制过程中，两份标准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施用，也可按照自身产品的目标市场，选择其一施用。需要注意的是，Do-178C是针对具体一个产品的过程认证，更类似与事后评价（获得产品研发协议或意向后再评价），企业可以先行组织产品研制，但如果适航审定不能通过，那么对应的设备无法获得装机许可。Cmmi是针对整个软件组织的成熟度认证，在认证过程中并不完全以单个设备的表现而做出评价，而是对整个组织的软件工程管理水平给予评价，更类似于事前评价（获得产品研发协议或意向前就做出评价），如果现场审查不能通过，则企业将无法获得有Cmmi成熟度要求的合同意向。在企业对两份标准的共同施用过程中，如果企业具备较强的软件工程管理能力和经验，则可以直接利用两份标准进行对标审查，查找遗漏项并在体系文件和开发过程中完善；如果企业策划活动能力较弱，则建议先按照Cmmi标准指导搭建软件策划过程的基本流程，再利用Do-178C进行对标补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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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Softwareengineeringinstitute，CarnegiemellonUniversity.Capabilitymaturitymodelintegration，V1.3.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8
目次引言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一）计划的法律救济（二）计划法律责任结语引言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说明，国家调节只是在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问题时的一种纠正手段，国家调节始终是以市场是否需要或者说市场运转是否正常为促发因素的；市场是主，国家调节是辅——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计划调控下的市场”则正好相反，市场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其自我调节功能被抑制以至于丧失；同时，政府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使其无法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导致所谓的“国家调节”的效果无法超越市场调节本身。况且，目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做法，并不是源自于理论上的“市场失灵”，而是根源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但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⑤而且，计划调控虽然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才发挥作用，但调控之计划的制定并非可以任意为之，仍然必须以市场规律为依托；换言之，计划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调节恢复正常，并不是在市场调节之外再创造或实行另一套调控体制。所以，计划调控不仅以市场经济规律的扭曲为促发的前提，而且以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为最终目的之一；后者还是在中国当前计划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方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市场体制乃“一元调节”而非“二元调节”。对此，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计划理论，二元调节理论（或指导性计划原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曾经创造了法国的“计划经济奇迹”。二元调节理论要解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国家是否应有一个全国计划，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是一种什么关系。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进入了计划的危机阶段：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以德斯坦为首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标志是法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再任总理；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标志是以戴高乐派为首的右派联盟再度获得1993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由前财政部长巴拉杜出任总理。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涉及的仅是扩大还是缩小计划的范围，是如何实行计划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涉及到计划化本身有无存在必要的实质性问题了，第三次危机干脆中断了计划的实施，在巴拉杜总理的授意下，第十一计划甚至没交议会通过，使法国战后经济于1992-1997年间第一次在没有中期计划的情况下运行。对于法国计划危机导致的“计划失灵”的原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石油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波动和国际间信用关系的破坏，最终导致的国内经济的“滞胀”、就业危机和投资条件恶化等，除此之外，其原因还包括：编制计划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兼顾全局；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下降，使计划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计划信息的传递系统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发生变化，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计划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法国“计划失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更是法国计划机制本身逐渐失去影响力的一种必然结果。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目前的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仍是一种“板块式”结合（二元调节），二者各行其是，形成一种“双轨运行”的模式；而不是“融合式”结合（一元调节），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所以，法国的计划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其负面的教训，即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调节”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仍然必须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计划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正如作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法是对“第一次调节”的民商法的补位一样。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或者说，“计划”是“市场”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都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所以，只存在“一元调节”、即市场调节。而所谓的“二元调节”，即把计划提升到与市场相提并论的地位，势必造成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削弱市场的主导性调节地位，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是“变相”的计划体制。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计划，和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市场，我们分别讨论其优越性是无意义的。如前文所述，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任何一种运作正常的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因素，因此，计划的优越性与市场的优越性，只有在二者相结合、并且彼此相对于对方来说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二者的优越性都在于弥补对方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一样，计划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认为计划的缺陷主要包括：（1）计划对计划资源的依赖；（2）计划者对信息难以完全掌握；（3）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基层单位的劝说行为和谎报军情现象；（4）计划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②计划的这些缺陷，从一定角度上讲，亦可看作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当市场能够自发地按照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时，其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商法，也可称之为对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否则，就需要国家调节的介入，与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法被称为对市场的“第二次调节”。在前者，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特别是在后者，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反垄断与限制竞争以及国家投资经营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市场对计划缺陷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在市场得以自我调节时，经济法的作用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调节措施的限制；否则，经济法就是保障国家调节措施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法是因循“市场缺陷——国家调节——相应法律保障体系”这一逻辑主线发展的必然结果。针对市场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内在缺陷，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运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一基本方式的正常运作，国家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引导促进法，或称宏观调控法，其中也就包括了计划法，其目的是保障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及其有效的实施。然而，在历史上，计划最初与法律似乎是无缘的。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制订计划，换言之，计划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国民经济，此时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措施的一种，被直接吸收到行政法律规范当中，甚至有的计划直接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与行政法规便等同起来。所以，即使是当计划只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畴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只不过这种法律意义被掩盖在行政措施当中。何况，“计划实现的手段，只要是求诸于法规的，便产生了计划与法的关系。……在计划的背后，可以说这些法律是各种行政活动的实质性基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与法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所蕴涵的实质法律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且也被赋予了法的形式意义。①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除了上述总的理论意义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意义：（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是计划与行政垄断权力的紧密结合，计划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方式之一，得以借助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将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二是受益于计划法的“保驾护航”。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社会紧密相联的，在实行“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社会中，计划法的唯一功能是确保计划全面、彻底的实现，计划的扩张性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在奉行法治、追求“法律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法除了保障计划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计划作用的范围、约束有关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过程中的权力，避免发生计划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越位”现象。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权力脱离规范，以至非规范化、无规范化，或称为“法律中的权力缺席”已为普遍之现象，成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最大障碍，由于“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之可能、权力与责任失衡”等四致而成因果关系，故应加强公法建设，致权力为法所控，使权力成法治之权。②计划法亦为公法，其计划权力于计划法中之缺席、并致无“法”制约之情形一如上述。“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且权力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现权力脱离法之控制，超越作为其基础之权利，异化为无“权（利）”之力或无“法”之力，无非意图“保障”权力者之利益——亦即权利与权利之本源，而忽视权利者之利益。③以上种种，于计划法领域之表露可谓淋漓尽致。如笔者前文所述，计划体制下计划之“横行无阻”，缘于其与权力之紧密结合，二者配合无间，为的是以“（计划）权力”谋“（经济）利益”。如今即打着迈向“法治国家”之旗号，则起码表面上或形式上应将“权力”纳入法之控制范围，尽管真正实现“法治之权”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之“惯性作用”及计划权力者或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通过计划法对计划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理论界在（包括计划法在内的）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或控权法）还是授权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论。①笔者认为，从全面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法应当首先是授权法，其次才是限权法。因为，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宏观调控措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宏观调控又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一元”的市场体制中，何为市场失灵？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获得充分的法律授权，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目前强调“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也不为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经济现状，不是市场高度发达，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在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淡出和市场的渐入，所以必须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经济权力。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立法的角度上看，是对政府的授权过多、过滥。例如，1984年和1986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两次对国务院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授权，权限不明、界限不清，使得国务院享有过大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侵蚀了立法权力，导致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膨胀、乃至权力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宏观调控法的“限权法”性质，比首先突出其“授权法”性质恐怕更有现实意义。（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计划法对计划的实践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计划法为作为计划执行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私人经济主体）提供了其对计划的信赖保护机制。不论计划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指导性计划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诱导市场主体从事计划所指明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计划任务；指令性计划则更不必说，其对有关市场主体的影响较指导性计划更为直接和深远。同时，计划的特性之一就是灵活性，意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相应地作出更改。但是，市场主体一旦选择了按照计划内容或者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从事了经济活动之后，由于计划的变动导致其活动目的落空，不仅市场主体的有关经济利益遭到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对此，可以合同法上有关要约的不可撤销作一类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基本采纳了普通法系的观点；然而，在但书部分，却采用了大陆法系的信赖原则，规定在合同成立以前，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不能撤销”，意味着受约人一旦承诺，合同即成立，如果要约人不照约行事，便要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9条采用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计划，作为国家制定的、公开宣布的经济规划，当然具有公信力，经济主体完全有理由信赖这一点，并依计划行事，从而期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需要计划作出必要的更改，并非如上述要约般不能撤销，而同时计划权力主体又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对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的损失不作出任何赔偿，则最终导致计划的公信力受损，失去对经济活动的引导性，计划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了。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计划程序法来规定计划修改的程序，防止因计划权力主体的错误预测而对计划作出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修改，另一方面，必须保障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即赋予其计划保障请求权。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则是指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有关经济主体，其法律形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计划保障请求权的目的，一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现计划权力主体修改计划所依据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而恢复原计划的执行；二是在确有必要修改计划的情形下，对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弥补，以确保公众对计划的信赖期望不致落空。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相对于市场对计划的“第一次限制”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等特质的法律——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实现“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目前我国计划法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成为制约其发展与完善的“瓶颈”。“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实际上也是分别从前文所说的对计划管理者的计划权力主体——限制和约束计划权力，和对计划实际执行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赖保护机制，这两个角度出发就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一）计划的法律救济1．计划法律救济之必要。所谓法律救济，是指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补救和保护。法之设权、控权的目的在于规范权力或权利，并且确保在权利不能正常享有或权力不当行使时存在纠正或补救的可能，计划的法律救济，正是计划法领域中这种可能性的体现。尤其是在计划法领域，计划权力的“缺席”已为普遍现象，其对市场经济主体之权利的超越，往往是出于计划权力者自身谋取不当利益的需求①（当然，也包括因合理因素导致的计划不当而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规范权力，另一方面必须为权利主体配置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双管齐下，控制计划权力、维护权利主体之利益。在计划法律关系当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之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仅凭其“一己之力”、以单方意思表示作出，且计划的内容之概括性与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因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得不到纠正与补救，而助长其进一步滥用之可能。因此，从控制计划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保障市场主体计划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也必须在依计划行事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计划侵害时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2．计划法律救济之类型。按照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进行分类，可以将计划的法律救济分为以下几种：②首先是权力机关救济。权力机关的计划救济分为权力机关对其自身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两种：前者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救济，通过权力机关内部的有关专门机构实施；后者是一种对行政机关的外部救济，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议会（权力机关）救济是其独有的一项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由于行政活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本选区议员促使部长注意，也可由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或提议进行辩论；对于重大问题，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庭。③英国的这一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其次是行政机关救济。行政机关的计划救济是指行政机关因其制定的计划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而给予相应的补救和赔偿；主要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进行的救济。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以上规定均表明，我国事实上已建立起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法律救济制度，但仍需将其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具体来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制度来进行：（1）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对人认为其制定的计划已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由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计划行为进行审查，并视审查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同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对所依据的计划也应有权审查。（2）报告工作制度。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通过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实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监督，并对其不当之处加以纠正和补救。（3）监督检查制度。这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政策和计划的行为加以监督和检查。如果说报告工作制度需要依靠下级行政机关的主动的话，那么监督检查制度则由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主动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防止在计划行为当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国行政法上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强制卖出，它是公民对公共机构所具有的权利。根据1971年《英国城乡计划法》的规定，公民的土地或房屋因受公共机构执行计划的影响而不能合理地有益利用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购买公民因此而不能利用的地产。1973年的《土地补偿法》扩大了强制卖出的范围，包括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所产生的损害在内。例如某一土地已预定作为公路或公园使用，所有者因此不能在市场上出卖该地，或只是在极不利条件下才能出卖该地。如果土地所有者需要出卖该地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按正常价格收买。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计划机构拒绝购买的理由，例如执行计划的机构可以公开声明该地不在征购范围内，或声明该计划在15年内不会执行等而拒绝购买。强制卖出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因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建设计划引发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不无借鉴之处。最后是司法机关救济。司法机关的救济是指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计划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为当事人提供补救的救济方法。由于前两种救济方法的起因都有部分或全部自我监督的因素，而司法机关因其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二者的计划行为是一种外部的监督，所以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司法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在三种救济方式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利害关系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途径。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救济显然并不完善。第一，由于我们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司法机关无权对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当然也就无权对其颁布的相当于法律的计划提出质疑，只能依赖于权力机关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权力机关自我救济的途径上。而自我监督和自我救济，如果不和外部监督和外部救济联系起来，从来都只能是片面的，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第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审查，即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对于行政计划的纠纷，可以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的制定本身不服两种情况，其解决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前者，一般认为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以日本的土地使用规划为例，一旦制定了土地区划整理事业计划，在该区域内土地的形状、性质的变更，建筑物的新建等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限度内，该计划具有法律效果。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阶段尚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①但是，也有人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许多与最高法院相左的意见，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②对于行政计划制定本身不服的司法审查，不少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予以肯定。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某些国家的法律也作出了明文规定，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撤销之诉。③3．计划保障请求权。如果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主要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从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其是否享有计划保障请求权则成为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的关键。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有关主体得以行使计划保障请求权的条件包括：（1）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管理主体负有制定、修改、废除，以及组织实施和监督的义务，但计划管理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2）请求权人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义务履行行为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利益，或者是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与有关计划管理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3）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计划管理主体未履行其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实际损害，也可以是可得利益的损害。依据其请求的内容不同，可以将计划保障请求权分为计划执行请求权、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和计划赔偿请求权：（1）计划执行请求权。当请求权人对计划的履行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利益，而计划管理主体由于错误的判断，变更了原计划的执行——这种变更包括中止、修改或终止，并对上述请求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请求权人可以请求有关管理主体恢复原计划的执行。（2）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当原计划的变更确有必要，并经计划管理主体加以说明后，请求权人可以要求计划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其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适应新的情况提供调整的时间和条件，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关于补救措施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计划确定之后发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依计划确定之设施后而影响他人权利的，关系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设置防护措施，建立和维护上列设施，使其免受损失。计划确定机关应当以决定形式命令计划拟定主体承担上述义务。该措施或设施不适当或与计划不一致的，关系人有权要求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确定计划程序结束后，毗邻土地所有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该变化因自然现象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在此限。”（3）计划赔偿请求权。一般而言，三项请求权均可分别单独行使，计划赔偿请求权还可与前两项请求权中的任何一项共同行使。当因计划的变更、或因计划的补救措施不及时已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请求权人可以同时请求赔偿其损失。如日本某市政府制定了公营住宅建设计划，企业对市政府的计划予以协作，按照该计划建设了公众浴场。可是，之后由于市长的改选等原因，住宅建设计划被中止，公众浴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此案，熊本地方法院玉名支部于昭和44年4月30日的判决认为，计划中止本身是合法的，以市政府和公众浴场建设业主之间成立的协助、互惠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住宅建设的废止，只要没有采取某种补偿措施，就是对信赖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合法的行为构成了不法损害，受计划影响的业主一方可基于此向市政府主张赔偿请求权。①（二）计划法律责任1．我国目前计划法律责任的特征。计划法律责任是从计划决策、编制到执行全过程中，计划主体因模范遵守计划法，或违反计划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计划法律责任具有责任主体多重性、责任内容综合性和责任方式多样性等特征。②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计划法中计划法律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二元化及否定式责任的虚化。（1）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是指计划法律责任的后果形式不仅包括否定性的，还包括肯定性的。其中，否定性的后果又包括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行政上的和刑事上的不利益；肯定性的后果主要是指“奖励”这种形式，即当行为人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所承担的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又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种方式。“把责任视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是传统法和法学使法律基于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唯一目的而运作的结果，应当说已不敷实际需要。对于现代法尤其是经济法而言，需要更多地考虑法律责任的积极功能。”③自从漆多俊教授于1991年首次从理论上把“奖励”纳入法律规范结构体系中以来，④“奖励”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但是，“奖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还是运行制度。我们认为，惟有将“奖励”纳入到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这样，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与奖励等肯定式法律后果相结合，便构成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方法上相区别的重要特点。①（2）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一是指在计划法当中，对违反计划法或没有遵守计划法时应承担的法律制裁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欠缺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否定式后果，二是指即使有一些规定，也没有实际执行。实际上，这不独计划法中如此，整个经济法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法立法对经济法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法规范中欠缺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而且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否定式法律后果缺位的延续。而这种缺位则是因权力非规范化导致的权力与责任失衡的直接后果。在权力非规范化的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现代社会的权力放任，与集权主义思潮相伴随，凡集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必有权力放任现象存在；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即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②“计划经济的特征是集权，也就是说，现存的个人的单个计划由国家的一个整体经济计划来代替，或者由这个经济计划总括起来。”其结果之一就是“为国家工作的生产者没有个人责任和个人主动性。”同时，“在这种扎根于由国家单独计划和组织的经济之中，国家，确切地说，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个人责任。个人基本上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客体，因而几乎对经济生活的运行不具影响。相反，个人依赖于国家组织的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对经济的责任。”③因为作为计划管理主体的个人因其权力无制约而不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集体负责的结果也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所以即使有那么一些法律规定，也在“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下无法执行。所以，当计划无法落实或计划运行出问题时，只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但国家同时又是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责任的追究与否对作为个人的责任主体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其权力无法制约。所以，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将其指标分解并分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及其领导者身上，真正实现“行政首长负责制”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9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转贴于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行动计划的定义篇10
关键词：经济形态经济逻辑计划经济逻辑矛盾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