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意义篇1
一直以来，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都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在不断地增大，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实际增长9.3%。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缓慢、渠道单一的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地票实现了农民增收的目的，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发展的支持的新路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地票制度
“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差距大”是重庆市的基本市情。2007年，经国家批准，重庆市正式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12月4日，重庆市政府出资5000万成立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并且在当天开展了第一场地票交易会。
1、地票的含义
土交所交易的主要品种是“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可用于建设用地的指标。地票的设计理念就是：把实物形态的土地转化为指标形态，在一个地方实现土地指标，在另外一个地方使用土地指标，在全重庆市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
2、地票的特点
（1）联合城乡建设用地。地票将城市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农村闲置的土地结合起来，缩短城乡空间差距，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土地，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是建立在农村建设用地建设、耕地增加的基础上，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增减挂钩。
（2）是一种有价证券。地票交易拍卖之后，土交所将地票证书发放给拍卖获得者，作为支付其获得的地票价款的凭证。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让渡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地票价款给与补偿；持票人在落地时，地票成本计入土地购置成本，不再重复计算。因此地票具备了有价证券的属性。
（3）实物形态与虚拟形态的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对建设用地的复垦、所增加的建设用地，城市发展所需建设用地都是一种实物形态的东西；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一种虚拟形态的东西。地票将实物土地与虚拟指标相结合，通过打包的方式交易，将土地实物进行证券化。
3、地票的运行程序
土交所是地票交易的唯一场所，地票的产生建立在土地复垦的基础上。地票运行有四个环节：
（1）复垦。农村土地复垦必须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在农民自愿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统一的管理，然后由专业的土地机构进行统一的复垦与验收。经过复垦后的土地可优先让愿宅基地所有在承包经营，如果农民自己不愿再承包的就可以用来流转。
（2）验收。复垦环节完了之后就是验收，复垦主体即农民向区县国土资源部门提出验收申请。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合格以后，在留足农村发展空间的基础上，确认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数量，作为地票来源。
（3）交易。地票的交易只能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所有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的组织都可以参与购买地票。地票产生的净收益以85:15的比例分给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收益，主要用于农民社会保障、新农村的建设等。
（4）使用。地票持有者应当选择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乡总体规划要求的待开发土地办理落地申请。在城镇使用时，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并在落地时冲抵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但要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完成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征为国有土地后，通过“招、拍、挂”等法定程序，取得城市土地使用权。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农村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但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农民借贷资金困难，农村资金外流等现象。
1、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壮大。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地扩大。1979年2月农业银行正式恢复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2003年农村信用社开始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力得到提升，支持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2007年3月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充分发扬其贴近农村、网店多的优势不断发展涉农业务。现在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逐渐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挤入”农村，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在落实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农村经济生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的设立，增强了农村的融资渠道和整体实力。
2、农村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资金需求旺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农业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农业和农村经济机构的结构在不断地调整升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非农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这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扩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渠道。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建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重庆市为例，计划在2012到2015年每年新发展300个股份合作社，在2015时达到2000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合作社的发展都需要经济金融的支持，随着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趋势的加强，农村资金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3、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民融资难。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银行网点少，不能满足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银行在农村的服务水平和质量都较低，农民想要获得资金较为困难。正规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得需要，民间融资如向亲友借款、向集体组织借贷、甚至高利贷等成为农民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但是向亲友或集体组织借贷，获得的资金额一般较小，而其他的借贷方式又存在利息压力较大的问题。
4、农村资金外流。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农民借贷资金困难的问题，还存在着农村资金外流的情况。我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一直保持者储蓄存款的习惯，县级以下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速度是大于贷款速度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向城市转移非常明显，即农村资金存在外流现象，这也农村信贷资金缺乏。
三、地票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地票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土地流转操作方式，对于保耕地、保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地票制度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辟城市反哺农村新途径、做到发展成果共享。从2008年土交所成立以来，到2012年底共进行28场地票交易，地票交易宗数达到260宗，累计成交金额达到222.109亿元。地票成交的均价由最初的8.16万亩上涨到20多万一亩，农民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不断上涨。原来在农村闲置的大量住宅等如果是通过农民间的转让，也不过只值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经过复垦后通过地票交易，能给农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收入效益直接几倍增长，远在偏远地区的农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经济成果。农民在复垦的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原有的建筑物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体经过变卖的所得也是归农民自身的，因此地票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经济利益。
2、有利于金融资本进入农村。一直以来，我国的城乡发展呈现的是二元结构，这就造成了各级金融机构对农村这片广袤的区域的轻视。例如银行业，在农村地区不仅网点少、服务人员少、对农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缺乏创新。地票这一创新性工具发现农房的资产价格，为农房的抵押贷款提供了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促进金融下乡，改善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
3、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以后，可达到耕地的集中连片，有利于对农田、农村生活、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空间布局重新进行安排。耕地的集中连片有利于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有利于进行商业化的农业种植，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集中连片的土地还可以用于出租，农民在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参与生产劳动，就地解决就业问题。
4、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地票所产生的收益以85:15的比例分给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这部分钱用于交通、水利、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用于推动教育、进行劳动力培训、发展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农民获得的资金可用于在农民新村规划的区域建设新房。地票所产生的收益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总结
地票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能够将城乡建设有地有效、合理的转换，为保耕地、保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能都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做到城市与乡村的共享。地票供给的主要区域是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两翼”地区，这大大增加了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地票给农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活跃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力心.“地票”交易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3
[2]叶小丽,臧建建.重庆地票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
[3]朱婧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2
[4]王琼.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延安大学2013
[5]王文兰.论地票制度对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2012(15)
[6]冉琴.重庆地票制度运行中权益主体行为分析[D].重庆工商大学2013
作者简介:张灵（1981—），女，重庆涪陵人，经济师。研究方向：财税金融。李海燕（1989—），女，重庆潼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2
我在1997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年3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张曙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1995年下降到14。8%，1998年竟然下降为负3%的水平。
1994年4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4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这是有记录以来4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年11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元，降幅15%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元，降幅10%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年5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元下跌到了12元。从1998年12月到1999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年5月17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年5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年6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这个“20：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裁减冗员。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社会安定”的包袱，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解决3个月的待业保险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经济结构转换，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者行为个体化三个规律，将自发为自己开辟道路，结果是国有资产被少数人占有，而把数千万工人抛向社会。政府或者命令银行发放贷款维持企业，或者以赤字和国债方式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或者发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三种办法都将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迫使经济收缩，失业问题最终严重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为国有企业解除社会负担，涉及十分关键的实质性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债权或者是最终的直接所有权，在政策上给予其充分的补偿，补偿者应该是政府，应该通过向富人征税筹集资金，并从国有资产存量中划出相应部分，作为抵押或者拍卖，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国有企业工人，以及事业和行政人员，补偿其在计划经济下被国家财政统一扣除了的“必要劳动的价值”。
四．算一算国有企业中“必要劳动的价值”
46000亿国有资产存量，除去75%的负债，只剩11500亿，基本上是过去工人干部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低于国际水平数十倍，上百倍，除了生产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资结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和延续教育子女的费用。那么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呢？
1。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资极低，配以各种定量票证，仅够维持最低的吃，穿，用。
2。住房费用，在国外发给本人，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全部扣除，变为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然后按照工龄上报计划，再由财政拨款卖房，对工人干部进行无偿分配。房租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把已经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没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平方米的中挡住房，在北京三环路线以外，商品价是20万元。按照工龄20年以上户均一套，假设全国尚有400万户没有分配住房，按照10万元一套，需要4000亿元。如果能将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项费用可以减到2000亿元。
3。医疗费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资每年每人平均100元，按1亿职工，每年要增加工资100亿，加上大病报销，年需500亿元。
4。待业保险。按3000万人离岗，支付3个月，每人600元，需要20亿元。
5。子女教育费用。过去上大学是免费的，现在自费达到学费10000元。没有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这部分工资也应得到。按2亿职工干部，3000万家庭，其中父母工龄达到20年以上者计算，1000万家庭，需要1000亿元。
6。养老保险。国外是从本人工资中扣除，经企业存放于保险公司。中国是存放于政府财政，投资于国有企业。全国职工干部是按照工龄向国有企业投资，而由国家统一负担养老的。经过企业改革，国家不再负担养老义务，就应该将这部分国有资产划出，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一个退休人员每年2000元，1亿人计算，年需要2000亿。
上述粗略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历史上上亿职工的必要劳动，投资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的债权或产权。
第二，在政府财政背后，是一个向哪个社会阶层征收财富，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应该按照“收益与成本一致的原则”，由改革的主要收益者负担，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和清除腐败两项。如果改为砍投资，借内外债或通货膨胀，等于让广大居民负担，必然加重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
第三，上述费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亿元左右。目前国有资产存量中的11000亿元，年平均利润最多如此。就是说，为了支付年2000亿元的保险费用，必须有11000元的国有资产专门为他运营。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绝对不能流失，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化为企业所有。盈利的企业不能分配这部分利润而使破产企业无以补偿。
第四，为此11500亿的国有资产存量应该划归保险公司，同时按照工龄给全国职工建立个人保险帐户。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很快地进展，在改革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与右倾思潮只顾改革企业忽视职工补偿，和“左”倾思潮空讲维护托延改革不同，
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如下：
在理论上抓住三个关键：
第一，在改革中坚持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一部分（即工人阶级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养老金部分）由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
第二，国家承担历史债务并予以补偿，坚持以财政为主导，通过整顿税收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资金问题。
第三，坚持“改革收益的占有与成本的负担相一致的原则”，坚决防止以货币手段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把改革成本转嫁给社会居民。在实施上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划出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为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线投资，同时对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帐户。其意义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迅速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防止了国有资产（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养老金部分）向少数人流失，保持了改革中的社会稳定；
第三，一部分全民所有财产由政府经营转变为社会经营，将推进经济民主化的进行；
第四，价值上万亿的基金在数年之内入市，将改造股市结构，克服过度投机，极大促进股市的发展；同时在拍卖国有资产时，会吸收大批游资，有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第五，拍卖的国有企业，该选择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而基金入市是严格按照基金法，投向长期基础性行业，这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改造和所有制结构改造。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3
关键词：紧张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国家治理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论析》（《求实》2012年第5期）一文中，笔者从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及这种紧张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文章发表一年多以来，笔者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价值目标和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同样存在，且与前文所论述的两者在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紧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意识形态属性上的紧张：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何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多个层面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表现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确规定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据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所蕴涵的另一个论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被肯定为积极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并没有对此绝对化（前述历史作用只限于阶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将消灭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停滞不过是阵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奴役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将不再出现。可见，公有制一开始即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大脑及其经典著作当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一直被社会主义思想家赋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实践者角色。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它们的阶级意识本身被意识到之前，似已先验地存在。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终被物化为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现实并被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前苏联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国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与社会主义经典思想家预设蓝图不一样的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多次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它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直接等同。
从社会属性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论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非公有制的观念是物质生产自然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人赋予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完全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似无根幽灵般漂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证明，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在短短的时间内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易，观念的脱胎换骨难。尤其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针对观念的改造、强化或固化就是必然。这就可以解释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为什么政治运动还会此伏彼起。所有运用物质武器的运动根子上都是为了改造或涤除精神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无法成功，甚至可以给予肉体的消灭。其简单的逻辑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历史的吊诡是，“两个必然”被证明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们发掘出了“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写于100多年前的几十个字面前，人们终于冷静下来，对公有制的极端迷信终于降温，在意识上也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有相当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识上的承认只是对客观的无可奈何甚或屈从，绝非意识形态上的接受或认可。“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紧箍咒并没有解除。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并被写入宪法和。究其中因缘，却大相径庭。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成为制度现实之前的先验式存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先验式的理论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是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实更在于其分配的实质内容和结果。历史上，我们对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视其分配的结果和效果；对非公有制，我们因看到其分配的结果和内容，从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显然出于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惯性。从理论上而言，定性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负能量和反作用力，决定着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拷问国家和政权的性质。但在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与理论推演不一样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和变化。这些年来沸沸扬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民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关键的问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给予不同定性，无疑为公有制经济的进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而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体经营活动的弱势还不是它们心底深处的忧虑，真正的忧虑恐怕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的歧视和排斥。
价值关系上的紧张：制度根基与个体的经济私利
价值关系也称意义关系，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主体在理论上皆可推演为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语境中，尽管现实的人的哲学性没有被公开否定，却已被隐藏起来。哲学性被现实化为、凸显为政治性，现实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人民”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无数个具体的现实人的需要最终被人民的集体需要替代，一个崭新的价值主体产生了。当私有制被论证为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被钉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理论家和领袖以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选择了公有制作为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体。如果说私有制被贴上剥削根源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果，表征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公有制则仅是这个逻辑终点上的一个惊险的跳跃，落下来，就奠定了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根，在其上生长出整个社会制度和体制体系，反映和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确立了。究其缘由，作出如此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选择公有制，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出第三种选择，如果不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归宿，没有归宿的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信仰者。二是经典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命题和任务，蕴涵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首先在道义上天然胜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且也是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三是物质生产方面，整个社会将变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将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观上的积极性和体力、智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国家和政权对人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信赖。这一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关系是否能变成真实的实践关系，实践已给出了回答。
“”结束，面对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的巨大落差，执政党领导人的痛感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这样的刺激不是来自抽象理论的苍白或非难，而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凉和苦难。小岗村民为摆脱苦难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党的领导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上下结合，使社会主义首先在农村立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摆脱了虚无的理想化。从小岗村的经验被上升到国家的体制层面，到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认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修宪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承认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为经济动物优先于政治动物的亘古定律；承认了市场是人们竟相逐利的合理场所，市场交换是迄今为止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从上层建筑的层面给予非公经济以制度承认和法律保护。对人首先是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为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党的执政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能避免类似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由此可见，得益于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最终确保了自身制度价值的稳定。
但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的总和对制度价值的确保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既在于个体的需要是变动不居的，使一定程度个体价值的实现对制度价值的正能量在边际效用上只能逐渐递减；也在于我们的改革还远未完成，诸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不同程度地阻扰个体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所以，个体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体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稳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补性。观照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其终极价值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旨归则为确保个体价值的实现。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也就使个体价值消弭于无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经济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但避免了悲剧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幕又一幕的喜剧如何去关怀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公地喜剧”不但无法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们在个体价值的实现上存在被压制感、被剥夺感，这样的“公地喜剧”对制度价值实现的作用又该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认，一切制度价值的实现，最后都必须归依于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公地喜剧”背离了公民个体价值的方向，其实现制度价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证？
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行政权力的固化、强化与弱化
公有制经济是行政理性自觉设计的结果。它因行政权力而生，也因行政权力而存、而荣。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尽管是经济资源的生产者，但有限的经济资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闭、不畅通和激励的缺失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低，更使公有制经济成为行政权力的沉重包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它继续享有其他市场主体所没有的行政支持优势或由行政权力衍生的其他优势，并将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兑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经营，公有制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公地喜剧”，而且为行政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行政权力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相互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互惠和互换。这种双赢的局面，使公有制经济对行政权力有着现实性的喜爱和依恋。加上与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公有制经济对目前自身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有着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权力保证其在资源、能源、信息、经营等方面的特许权或独占权。可见，固化或强化行政权力不仅来自公有制经济诞生以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利润等形式为行政权力提供巨量的财政收入，使行政权力固化、强化公有制经济现行状态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这种自产型的财政体制使行政权力能够不完全倚赖或不用过多倚赖公民税收就能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种自产国家独有的‘财政幻觉’，即‘国家养人民’”。从而弱化了行政权力对纳税人意见、要求和权利的重视与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延缓而不是促进了国家治理尤其是市场经济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历史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是法治经济。缺乏法治，市场必将陷入无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终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市场失序，不仅是市场的灾难，而且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社会灾难。只有法治才能营造一个普遍范围的良好市场环境，它不仅约束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对来自市场外的无理干预进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用以约束彼此和限制市场外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场发育的程度与法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公有制经济宏观上要求国家权力能供给良性的法制环境和治理环境，微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对具体行政行为能施以有效的约束。这样的要求，一是来自对国家责任的认识；二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意识一旦形成，纳税人权利也必然苏醒。纳税人意识、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不能仅依靠国家权力对纳税人在法制、政策、方针层面的认可、保证和尊重，更依赖于纳税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与决策介入，也就是纳税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习惯的养成。由其切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由小及大，渐进地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已经逐步苏醒，理性的权利主张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这股来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权利主张潮流在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相异要求，正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难点。受益于行政权力，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受损于行政权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能力、发展资源无端受限。一益一损，决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迥异，及对国家治理要求中民主与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但严格说来，这种紧张不会发展到使整个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层面的质疑或否定。在制度层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荡然无存。非公有制经济是1978年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宝贵成果，否定非公有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可能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从原点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集中凸现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对天然具有自我膨胀欲望的行政权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与市场关系、规范其行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体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规范和执行。
结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属性上、价值目标上、国家治理要求上内在紧张的产生和形成，在认识论的层面，相互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从而致使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具体治理要求出现差异。对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或中断，无法预先设定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进程或历史进程。逻辑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中断、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价值目标上的重新判断，国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长，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性、结构性的内在紧张缓解或逐渐解构。
1.肖前，李秀林，汪水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4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非正式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13-02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功能作了明确定位，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升华为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这些基本的内容涵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不但是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而且是一种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激励机制，同时也弥补了我国非正式制度稀缺的现状，能够起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规范经济运行秩序等的作用，从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功能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非正式制度（也称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1]38“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1]38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一种存在形式，与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制度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自发性、稳定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用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2]49因此，借用弗洛伊德的比喻：如果将制度视为一座冰山的话，正式制度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角，而非正式制度则是深藏在海面下的庞大的部分。现实生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凝聚社会力量、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矛盾、评价社会成员四个方面的功能。
二、非正式制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等为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几乎包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意识的本质，该体系不仅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还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无论是意识形态、指导思想，还是价值取向，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下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内，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非正式制度。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状况，营造一种成功的非正式制度氛围就可以产生以下几种社会效应：一是保持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平稳性，不断满足制度创新的要求；二是促进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认知行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三是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四是有效遏制机会主义的蔓延，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运行秩序；五是促进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功能，增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非正式制度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功能的发挥
（一）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营造与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指南，是与我国社会改革与建设实践发展方向相一致的非正式制度。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功能，能够产生以下效用：一是引领社会思潮，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行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能够提高政治集团的公共管理效能、执行力与公信力，同时还能够提高社会成员对诚信、道德等的效用评价，增强法纪意识，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利于克服社会成员不良问题的出现；二是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3]53，与经济体制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与社会形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社会成员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建立起一种指导行为的世界观，从而能够使社会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执行费用，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提供高效运行环境。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6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13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理论上一次大突破，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也是体制上一次根本性变化。它摒弃了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容易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萎缩甚至失败的旧模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正确的科学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集约化、国际化、大生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倡效率、竞争，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严格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运作的法治经济，绝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无法无天的经济、为所欲为的经济、坑蒙拐骗的经济、惟利是图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紧密相联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密切相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绝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防止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落后经济的可能性产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则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说历史上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荣、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一般规则、具体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可是，就其性质而言，二者则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前者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体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基础，后者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后者则归根到底保护少数富人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废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它们在由人民国家制定，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体制上则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制度。
1.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人；(2)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们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他们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条件下，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条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构成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制基础。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国家的适度干预。即使是历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付厥如的状况根本不同。
其二，要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条件。
为了防止市场经济自发和消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必须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这就是法学者所说的公正自由的竞争法律秩序。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就是法律"，"保障国家计划完成，就是维护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有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人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一方面是企业主管机关基于隶属关系加于企业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要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要达到这一点，应当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2)经济机会均等。市场对一切市场参加者开放，法律不限制某一类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一类主体实行优惠。它们在登记设立、取得场地使用权、领取证照、购买原材料、获得信贷资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税负公平。即一切市场主体均应依法纳税及缴纳各种课负，且法律关于税负应设立公平合理的标准，不应因企业类别、所有制不同而畸轻畸重。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以上这五个条件均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10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我国在旧体制下不承认合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承认当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过多限制和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预。
3.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的一般违法行为情形，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竞争行为。
5.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就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6.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7.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8.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着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
9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应当视为合法行为，行为人应不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裁量权。因情事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适当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不同地区利益的原则。以上这些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过去所没有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是对过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补，而是法律体制上的一场深刻改革。它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在根据中央批准的立法规划加快进行宏大的立法工作，两年来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们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任务，就一定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纳入法治之轨道，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举国上下特别是在领导层中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治理市场经济，而不是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下命令。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法律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人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上明确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因为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好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稳定、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都必须维护这个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法律是在党领导下，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个人意志的。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职务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从普通的公民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违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这三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经济。人治或法治，在我国争论了几千年。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党和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接受了实行法治的主张。不过，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由于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行政经济体制，由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发生影响。在报告中讲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觉地搞人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毁掉我们党辛辛苦苦领导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二)关于大胆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从中国实际出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非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不可，仅靠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承继，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共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因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我们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沟通。我们应尽可能地使我国立法能够被外国的法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企业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与各国相通，则于国有利；反之则有害。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非认真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发展还很初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都还相当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此，制定市场经济法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挑选，择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有用、最有效的为我所用。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不能以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借口把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现实固定下来，使改革无法前进。但是，与一国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应该一概照搬。因为这样做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甚至自乱、自毁自己。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
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不同而不同其效果。关于区分公私法的标准，约有三种学说，
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法。
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律权力者与服从者的意思，为公法；规律对等者的意思，为私法。
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说为通说。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将我国一切法律均视为公法，而否认有私法之存在。这一理论正好符合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区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四)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国家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职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只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而在战后奉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承担了繁重的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奉行自由放任还是干预经济政策，国家作为公权者的身份与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国家在对市场进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及裁决市场参加者之间的争议时，是以公权者的国家身份出面，所依据的权力属于公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法律上称为"国库"。可以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如进行投资、商业活动等，这种情形的国家与其他市场参加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须同样遵守法律法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公权力者的国家之严格区分，是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前提条件。我国旧有法律理论受前苏联法律理论的影响，并不区分国家的两种身份，而是强调两种身份的合一。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权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结合。这种理论正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旧体制本质特征的法理依据。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庞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经济职能，国家以公权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直接管理经济。这种理论显然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要求对原来所谓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区分，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严加区分，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基于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身份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再属于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将财产所有权转化为股权，由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去行使。这样，将使国家从繁重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行使应有的对市场进行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实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再者国家是政治组织，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营利性经济组织。因此，恢复国家公权者的身份，使国家不再是一个超级经济组织，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
(五)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旧理论
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理所当然地要求坚决摒弃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法律理论。在应当坚决摒弃的旧的法律理论中，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传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企业只享有经营权。这一理论是本世纪40年代由前苏联民法学家维尼吉克托夫提出来的，其物质基础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这一法律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国有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旧体制下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管理经济提供了法理根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一法律理论就受到冲击和挑战并日益成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只有坚决抛弃国有企业经营权理论，承认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国有企业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但仍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虽然有进步但仍不妥。因为这一规定依然否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实际上承认国家对所有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法律上讲，我认为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巧的法律形式。
1国家作为股东通过股份所有权保持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者(股东)的权利。
2国库得以同国有企业财产严格分开，使国家(股东)只对国有企业真正负有限责任。
3国有企业真正获得独立人格和自主经营的物质基础，提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国有股份增值、企业及其职工依章程获得利益。
4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使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感到亏损的压力、破产的威胁。
5企业法人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形式，它并不决定企业的性质。决定企业性质的只能是股东(投资者)的性质。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营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8
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1]付子堂等.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80.
[2]郝云宏等.简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学[n].经济学周报，1987-12-13.
[3]野尻武敏，百百和等.经济政策学[m].魏杰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4]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9-10.
[5]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6]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5.
[7]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8]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4，(7)
[9]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2）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9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economy：politicaleconomicsgauge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当中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06）：53-60.
[3]徐桂华、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J].经济经纬，2004，（06）：13-17.
经济制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转轨
一、序言
2010年8月26日深圳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者和先行者。事实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正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这里，不是要重复渲染深圳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从深圳巨变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及其经济绩效。
由于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我国是转轨国家，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其他转轨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这些转轨国家借鉴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做法，但它们仍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如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指出：“转轨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和调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包含着系统性的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也成为一种社会转轨。”转轨国家在经济制度、运行方式、国家职能、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区别。因而，“转轨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轨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西化’了的经济，它已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市场化的内涵和类型
对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分析文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丰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化为主旨的市场化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由于“转轨”这一体制演进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转轨国家的市场化应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理念和思路，更多地反映转轨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体制影响、转轨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内涵的合理界定是市场化研究的前提。基于对经济协调机制的分类，陈宗胜(1999)认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体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光(2000)在肯定陈宗胜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演变过程的正确性的同时，指出了这一定义对市场化过程中内在联系的割裂性，指出：“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与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市场化就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尽管对市场化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这两种观点也可看作两个角度，但上述两种对市场化内涵的界定与其说是代表了对市场化研究的两个角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种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及国内对市场化道路与方式的不同认识。
考察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综合我国理论界对市场化类型的研究，可以认为，“市场化，有两种理解：一是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二是改革或者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无疑，经济体制作为市场化研究的对象，其变化过程构成了不同研究视野中的市场化进程。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上述两种观点显然构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现状的实用性模式；二是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目标的理想化模式。前者在忽略市场化进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的同时，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化，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后者在借鉴国际经验准确判断中国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文化与传统对当前制度形成的影响，因而处于理想状态。
综合两种观点，在准确反映当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跳出对资源配置的具体分析，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指导和改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念，这是以市场化认识促进市场化改革应采取的有效路径。当然，以市场化内涵认识引致市场化路径差异从而市场化类型区别的研究不仅上述两种。有研究者将市场化划分为以英、美、法等先行市场化国家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市场化，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政府策动市场化和以德、日等国家为代表的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动的市场化三种类型。循着该研究逻辑推理，“中国市场化道路应是一条政府策动和民间自发力相相结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统一，渐进式改革与突变式改革相交叉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与上述论断是一致的。
三、市场化研究的意义
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在我国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市场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但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就是和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国内理论界对市场化研究意义的认识归纳为“制度改进”和“身份证明”。“制度改进”意义基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存在，“身份证明”意义基于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及市场化通用标准的国际比较关系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就制度改进意义下的中国市场化研究提出过批评，认为依照目前的研究，尤其是测度方法，运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必将形成一个悖论，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即市场化水平不能真实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批评实际上只能说明市场化研究的指标设置及测度方法尚需改进，丝毫无损中国市场化研究的制度改进意义事实上，市场化研究的学科意义与方法意义恰恰被国内学者忽略了。
四、市场化的动力机制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时，无一例外地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体系和区域分布中的不平衡性，但所有研究者都不否认，我国市场化程度与改革前相比所具有的显著性。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以下问题：（l）中国的市场化成就是如何取得的？（2）除转型意义外，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市场化具有什么特点？（3）中国将如何继续其市场化进程？上述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的方式问题不如说是市场化的动力问题。因为方式只是动力存在前提下的一种自愿或非自愿规定。
全球化语境下，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化主题总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甚至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市场化的落脚点，由于现代化所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在市场化分析中，从方法论意义上，市场与现代化的比较是可行的。贾明德（1996）在对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的两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机理与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这一命题，指出：“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从其分析过程不难发现，论者虽认为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而产权保护、产权制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市场化的核心，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市场化的开始。所以，该论点的潜在用意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是先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是市场化制度的确立引致了工业化、城市化。
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转型――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集的变迁。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早于市场化推进战略。建国以来，基于西方国家围攻、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赶超型”目标，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并相应选择了“国有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城市主要也是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随产业发展扩展开来的，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相应推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并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背景，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所在。市场化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体制选择过程，但工业化及其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反向驱动力要求相应的市场体制，因此，市场化改革由一种模糊取向走向明确的体制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化改革中，无论政府或是其他的经济主体所起的作用只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动力选择一种适宜的制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政府在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强力量，因而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动力不同，不仅体现在动力来源不同，也体现在其动力传导机制不同。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动力主要是民间自发演进与积累的市场力量，其传导机制为：市场制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力量强化――新的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其传导机制为：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市场制度――政府选择市场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市场力量增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推动是不能置疑的。依上述逻辑推理，当中国转型意义上的市场化完成后，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动力就不是主要源自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源自于市场力量的积聚。因此，“要将市场化继续向前推进，就必然寻找新的推动力。这股力量现在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市场力――市场经济自发地为自己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今后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将主要由新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社会经济力量的合力来构造。
参考文献
[1][美]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150
[2]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163
[3]冯瞬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05
[4]贾明德.中国市场化理论大纲[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0～53
[5]光.市场化及其测度――兼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J].经济研究．2000（10）：73～77
[6]范新宇．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J]．优秀博硕论文数据库．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