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律制度篇1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因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亟须法律的规制和监督。面对日益壮大的低碳经济发展势头，全人类必须达成一个共识，即一旦低碳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法律法规的保障是寸步难行的，需要大力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进而从技术和法律层面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宏大目标。
1、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确立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和思路，并在政策与法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探索，也在保障低碳经济稳步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之处。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政府也在不断地制订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出台了很多促进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制度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方面已经制定了《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这些法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同时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很多与前述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计划和政策。更是为我国低碳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不足
上述中的现行法律法规大多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目前仍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这都会制约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根据笔者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能源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相对欠缺
现今施行的能源方面的单行法律主要有《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内容比较单一。随着国际社会能源问题的突出和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趋势，能源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急需制定一部系统的能源基本法，去监督各种能源开发利用的行为，规范能源开发秩序，进一步从立法层面推进低碳经济的理念，促进我国能源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能源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会促进能源领域单行法律的制定，也能为其他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修改提供很多实践性的建议，这些最终可以有助于我国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效完善。
（2）现行的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相对滞后且缺乏可操作性
现行的低碳经济法律主要有《煤炭法》、《电力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在这些法律规定中，部分有关低碳经济发展与规范的内容规定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太符合，有的甚至偏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状况。由于我国长期受到这样一种立法思想的感染，即制定法律时尽量“宜粗不宜细”，同时我国现行很多的低碳经济方面的法律条文多属原则性的规定，规则性不够突出，具体内容规定不明确，非常缺乏操作性。如果不能从细节入手，从明确的规则做起，就不能达到有效规范、调整和解决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目的。
（3）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监督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改变，即大力推行低碳的理念，发展低碳经济。而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是由一系列庞大繁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综合起来进行调整的，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也缺乏一部专门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此外，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实施的法律与其他的法规、规章而言，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规章之间存在极不协调的现象，同时缺乏体系性、全面性，此种状况对我国大力推行低碳经济这种发展模式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1、加快能源立法，完善低碳经济法制建设
我国目前已经颁布实施的涉及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等，但在目前的能源开发和监管规范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如看重政策轻视法律法规、看重部门管理轻视综合调控等，且其他单行能源法对某些领域或方向不能做出调整和监督，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进程。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系统地制定一部《能源法》或《低碳经济法》势在必行，并且刻不容缓。
2、建立健全保障低碳经济运行的行政法体系
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需要重新统筹政府的职能，去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发展低碳经济，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转变政府职责。要想建立健全保障低碳经济健康运行的行政法体系，就要致力于将依赖能源高消耗、环境高成本的发展思路转变成依赖管理创新、科技进步的新思路。因为发展低碳经济不应该只是一味地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大力推进，更重要的是必须从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探索低碳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其中的一般规律，参照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明确地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相互制约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
3、制定并完善配套法规，努力促进低碳经济有效发展
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除了完善环境与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外，还需对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其他法规作出适时适度的修改，包括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部门法，如民商法、经济法等。就民商法方面而言，主要是碳交易这一层面，政府需要对相关企业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督，减少碳排放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在经济法领域，可以制定一些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性规范政策，对低碳经济的运行发挥正向的刺激和引导作用，也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进一步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三、结语
经济法律制度篇2
一、为什么不能够叫做经济部门法
传统的部门法理论对于法体系的分类方法是:法规法部门法域法体系。其分类的思想是:由具有相同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的法规组成法部门，对不同的法部门按照国家同私人的关系和私人相互间的关系，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法域，这两个法域共同构成一国的法律体系。按法的所谓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对法规作部门的、法域的划分;以部门法为中心构建法的体系，是传统部门法理论的基本特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部门法理论中的法域和法部门的概念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恰恰就是部门法理论过时的体现，也暴露出了部门法理论的种种漏洞，以致于其不再适用现今的法律。
首先，法域的异化，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也可以说是法域的交错。在现今，国家参加经济过程，与一般经济活动主体发生经济关系时，国家是立于准私人地位的国家，同时，公法不但保护公益，也要保护私益，如公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私法也要保护公益，如合同法中关于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规定。并且公法、私法的调整手段也互有交错。甚至可以说，一切法都是公、私法交错的法，经济法当然也不例外。这种法域层面的异化，导致了部门法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从私人所有权出发来构建理论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法。
其次，法部门的异化，即部门法的跨部门化，也可以说是法域交错的具体表现形式。现今的法律不再是同类法规范而是集合不同类的综合性法规范，这就产生了部门法的跨部门化。实际上，从划分法部门的标准，即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看，调整对象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至今认识未能统一，同时，也并不存在一部法律，全都采用同种的调整方法，也并没有一种调整方法，万能到可以调整构成一部法律的全部对象和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传统法部门理论的过时，也可以说是传统部门法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埋下的漏洞。所以，根据划分法部门的标准，任何一部法律都难以被完全划分进去，经济法也一样。
综上，由于法域的交错和部门法的跨部门化，使得传统部门法理论暴露出种种漏洞。在部门法理论下，经济法分不出公、私，也划不进部门，这不是经济法的问题，而是部门法理论的过时和自身漏洞导致的，显然，这种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法。所以，也不能将调整国民经济运行中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称之为经济部门法。
二、为什么要叫做经济法律制度
针对传统部门法理论的体系结构:法规法部门法域法体系中，法部门和法域概念暴露出来的漏洞，提出了法制度理论。法制度理论的思考路径是，从出问题的法域和法部门概念的下位概念法规范出发，从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分解出同类法律规范，形成了跨部门法的规范群，这些规范群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这些规范群的逻辑连接点就是法益。不同的法益产生不同的法制度，于是便产生国家法制度(刑法、行政法等)、社会法制度(经济法、社会法)和私人法制度(民商法)。所以，法制度理论的体系结构是:法规范法制度法体系，这种法制度下的法规范，是跨越法部门、跨越公、私法域提取出来的保护同类法益的法规范。
经济法律制度篇3
【关键词】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我国启示
循环经济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理念。国家想要实现经济化可持续发展，单靠循环经济核心理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落实相关法律制度，促使循环经济变成经济生活中各方参与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已拥有了诸多的教训与经验，并且经过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循环经济与相关法律体系。现阶段，国外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不仅在全社会真正确立循环经济建设的理念，并且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上为我国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方法与经验。
1．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概述
1.1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内涵
循环经济概念由来已久，能追溯到2000多年前。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形成，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耗竭等问题的反思。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共识，循环经济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并以此成为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与实现方式。与此同时，循环经济经过漫长的探索与实践，尽管在定义生仍然存在不少的分歧。但是，具有权威性。循环经济即可以定义为“资源循环型经济”。循环经济模式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部署，必须遵循生态学规律，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基本原则，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循环经济模式主要是以低开采、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为主要特性的发展模式，从本质而言此种发展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1.2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意义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支撑。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理念，建设自然和谐的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生产与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其必须社会人们共同完成。与此同时，在当今社会精神文明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简单而言，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并且律法制度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循环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法律制度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趋势。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的被诸多国家所关注，以此确立了循环经济的重要发展战略。由此表明，循环经济理念的确立，极大促进了循环经济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
2.国外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设立分析
2.1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结构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所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下，进行深刻反省的产物。同时，基于全球经济化的社会背景与发展趋势，必须要有法律手段来支撑。在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中，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走在了发展前端，实现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的良性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近年来，发达国家从各自的国情出发，以此选择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入点与目标，并由此形成各自特色与相对优势的产业。德国与美国是以废弃物处理开始，并在治理过程中回收资源进行加工处理在利用，具体是以发展可再生资源为目标发展循环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因而有效保障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日本式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为目的，从而全面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执行法律制度，建设减少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耗竭等问题。基于此种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结构，有效的推进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并积极创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
2.2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内容
基于对国外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设立分析，可以看出凡是循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其循环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的，将法律制度放在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的主要位置。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支持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据了解德国在循环经济模式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个别领域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其次在出现整体性的循环经济法律的立法步骤。例如，德国从1972年的《废弃物处理法》至1991年的《包装条例》以及1992年的《限制废车条例》等，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德国现如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循环经济理念的建设亦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下，人民更加遵纪守法，努力做到循环理念方针的贯彻落实，促使循环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在世界内占据着重要位置。
3.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3.1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讲，推动循环经济能够良好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型社会环境。基于对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设立的分析，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障碍如下：其一，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生态环境保护法与防治法律法规。然而，还未颁布循环经济专项的法律法规。其二，由于我国没有相对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大部分生产者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并对循环经济意识淡漠，以此很难主动承担产品回收利用或者初值废弃物的责任。其三，我国严重缺乏对环境技术标准的认知，由此不利于对产品的科学检测。因此，很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测量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否符合循环经济需求。
3.2全面贯彻与落实循环经济理念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为此，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良好生态环境的社会。在国外发达国家中，其循环经济建设理念最主要的三个要素即是减少废弃物、旧物品的回收再利用、限制资源消耗，在此基础理念上最终实现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是人类解决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耗竭等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经验体系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应积极完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全面贯彻与落实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理念，从而实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可持续发展目标，严格控制废物的产生、保护生态环境、加大减少资源耗竭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型、友好型环境的国家。
3.3创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能够有效推荐循环经济发展，是发达国家给予我国的经验启示。基于对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设立分析，其对我国重要的有益启示即是应积极建立与创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我国未曾对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导致我国循环经济的整体水平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建立创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以政府为主导，利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来规范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已经完善了工业化进入了总低碳减排阶段。为此，我国应基于此种理念对我国循环经济社会进行转型，以此从高碳的化石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最后，积极提高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与能力。例如，多开展形式多样化的培训活动，从而有效提升相关领导与全社会人们对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责任意识。
3.4加强法律法规执法力度
循环经济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理念。我国想要实现经济化可持续发展，要落实相关法律制度，促使循环经济变成经济生活中各方参与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借鉴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相对独立，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削弱执法力度。为了使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不受环保部门影响，在人力与财政上，执法部门应与同级政府部门分开，彰显独立性，做到专项专罚执法模式。同时对于跨省执法行为，构建专门的机制给予相当于的调整，进而实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权威性、时效性。构建联合执法制度，提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成效。针对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执法不顺畅问题，可协调不同的管理部门一同执法，推进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执法效度。联合各个地方的环保、经委、工商、电力等部门一同执法，对违反政策的企业，一同治理，给予一定的处罚。例如：生产污染情况，应联合工商、环保部门，采取吊销执照、关停措施，以此警醒其他企业，规范企业循环经济法发展，进而彰显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权威性。
4.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思路
在构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中，应立足于本国实际发展情况与相关法律法规章程，不断的推进与完善该制度，是国外发展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成功的重要元素。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还是一个起步阶段，不仅理论知识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并且实践创新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使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主体没有发挥其根本功能。基于此，我国有必要借着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经验，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现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进而推动我国全面发展。以下分别从构建目标、构建思路、构建原则方面，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4.1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目标
通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明确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重点。在我国经济系统内部，改变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形式，引领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效益与市场机制中，构建密切的合作关系，明确分工合作，构建精细化生产链条，引领其实行清洁生产模式，提升企业资源生产效率，使一些资源能够回收再次运用，减少生产各类废弃物数量，使生产资源能够有效、合理、科学运用；借着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生产环节中，通过智能化、科学化的生产监管模式，增强生产模式的精细化，减少资源浪费情况，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在社会系统内部，充分的运用中介组织与公众作用，构建完善的中介组织与公众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带动中介组织与公众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下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且构建现实与网络自由交换的废弃物品平台，并且出台相关政策与法律，促进该平台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而促进废旧物品在社会系统中循环运用。通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提升人类生活质量与生存年限。这一目标是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最高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能够以法律手段进一步规范社会各组织行为，增强他们循环运用物品意识，提升资源的运用效率，减少人类过度运用运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进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支持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的机制。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过程，也是其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只有构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使政府、公众、企业、高校、中介组织、科研机构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下更好的发展，促进各个发展主体在社会发展的行为规范，改变传统行为模式，进而促进各个主体的循环发展模式。
4.2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思路
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思路中，应认识到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的紧迫性与战略意义，汲取国外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经验与教训，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注重各个资源在经济社会中的循环运用，以及各个资源与产品的内部循环运用，并且加强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进而构建各类产品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换言之，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中，以丹麦卡伦堡生态园为参照，以产业链为纽带、以清洁企业生产模式为节点，以法律法规为支撑，增强制度执法能力，进而推进社会资源的循环运用；以德国的双元回收系统为参照，以政府培育与鼓励为动力、以中介组织为媒介，以法律制度为导向，拓宽废旧物品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中的渠道，促进产品在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合理运用。
4.3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原则
系统性原则。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应该依赖于法律法规，还应该依赖于各类资源在社会系统的循环运用，以及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流动。法律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各自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过这四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组成一个复杂庞大系统。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中，应以法律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为构建主体，以合理、科学的系统观念指导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整体系统目标优化各个子系统，进而使系统达到和平、完整、平衡目标，进而促进人类更好的发展。顺应发展趋势原则。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与发展需要经过一个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在成熟阶段公众、企业、中介组织将成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使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主动力转化为人类健康发展观念，体系以人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生态环境友好原则。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是为人类生活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避免人类因生产无节制的破坏生态环境，并且通过法律的角度对破坏生态环境予以处罚，增强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因此，在构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中，遵照生态环境友好原则，在一个制度环节中设置预防环节污染与生态保护板块，将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再次修复，恢复生态环境基本功能，进而增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的绿色环保性能。
5.结语
经济法律制度篇4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去规范,才能发挥它巨大的潜能,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因此,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决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本文试从市场与法制的关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究我国应当如何逐步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秩序;法制建设
引言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即它乃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市场经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企业,它有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二)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三)市场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四)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
市场经济的一般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五)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订立新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形,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
(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在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窃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今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八)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1]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微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查适应的法律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的经济关系层也不穷,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2]以上要素都要由法制保证。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尽快逐步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制度。
1、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市场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是相互独立的人;(2)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据,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体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是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经济法律制度篇5
一、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及其法治化
区域经济，又称地区经济，是在经济结构关系或经济空间的地域分异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化特点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或地域生产综合体。一般来讲，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行业经济不同，区域经济作为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缩影，不论其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都可以按照产业、行业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从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角度进行划分。因此，区域经济虽然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但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综合性；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是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形成的基础，不同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优势不同，人文传统、制度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事实上，也正是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地区布局，也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所在；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性。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在空间范围内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亦即区域经济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从大范围来讲，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又可以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六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指把我国国土大致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北和西南六个部分），还可以具体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形成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所谓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应当理解为国家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宏观战略出发，对于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动进行的协调和干预。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决策与战略指导，地方政府的政策传导以及区域内部的发展部署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前的改革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特别是由于改革措施缺乏制度化保障这一薄弱环节，改革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作为改革预期目标的中央、地方两级调控体系远不完善。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淡化，地区封锁和地区垄断，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急剧拉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矛盾激化以及公平和效率在区域发展上的两难选择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反映着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明显乏力这一客观现实。实现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治化，就是要把国家在对区域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普遍地纳入法制轨道，实施法律调整，明确法律责任，实现依法调控的法治化，重在“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是和“人治”相对称的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即法律制度，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法律至上、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的治国精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法制，但由于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的权力无所限制，因此，其仍然逃脱不了“人治”、“政策之治”的根本属性。（2）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行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规范始终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危害，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要切实转变到规范政府行为的重点上来，法治的目标取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是从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的行为。（3）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实现依法调控。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判断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而言，虽然合理性的取向更为理想，但由于其具有管理操作和评判标准上的难度，故而实践中的政府经济管理工作当倾向于以合法性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政府经济管理首先必须合法，其行为不能越出国家经济法律规范，一切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都将得到纠正直至惩罚”。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首先注重合法性，强调依法调控，但同时也要注重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化。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体系
构成和基本内容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其内容一般涉及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体制性规定，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宏观调控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等等，其目的主要是制约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杜绝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并为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体制基础。这一类法律尽管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中数量不多，但都属于基础性、框架性的规定，起纲领性作用。因此，称之为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是较为适宜的。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法律手段”，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主要是具有法律形式的经济手段。体现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领域，就表现为由国家区域政策法律化所形成的区域经济政策法。这一类法律占据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绝大多数，其内容因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各异，如区域开发制度、区域财政制度、区域投资制度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作为规范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确定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是要建立旨在制约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科学化、适度化的法律机制和调控体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以及调控的法律责任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是对享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一系列国家机关的总称，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国务院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等等。如何在这些机构之间配置宏观调控权限，是一个必须由法律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以及重大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权，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区域发展计划权由计划委员会实施，区域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分别由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行使。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来综合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利。笔者认为，设立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一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乃是世界各国发展区域经济的通行做法，对于我国，设立这样的机构必然有利于维护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统一性。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应当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1）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区域布局的优化组合，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和步骤进行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细分为区域经济发展方针、战略的决定权、区域经济政策的决定权、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决定权等等；（2）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各地区的公平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际关系进行协调，推动地区协作和促进横向联合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法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其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旨在改善一国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所有的公共干预行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涉及计划、财政、投资、税收等多个方面，区域经济政策法的内容因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而各异。最基本的区域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和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等。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法律化，主要指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所形成的法律制度。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1）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一般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三个方面的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时限性。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个战略时期的最终目标，而且要规划出在战略期间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程度。”二是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多个内容，而且是全国各个地区发展目标的统一规划。三是可行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能够最终实现。四是号召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能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是指国家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对特定区域（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进行开发而制定的综合性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开发区域的确定、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区域开发的组织机构、区域开发的基本原则、区域开发的任务重点等。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财政政策的法律化，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按其内容可为分为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包括：区域税收制度、区域财政支出制度等。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除去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制度、区域开发法律制度和区域财政法律制度之外，区域政策法还包括区域投资制度、区域金融制度、区际关系协调制度等。
经济法律制度篇6
【关键词】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31.3【文献标识码】a
循环经济法基本理论
循环经济的科学内涵。“循环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条中被阐述为：“本法所称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我国学者针对循环经济的具体含义并未达成共识，但总体上来说其本质目标是基于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资源化原则，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实施科学的技术措施，节能的经济措施和高效的管理措施，实现减少废物排放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最终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法的涵义。循环经济法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企业、公民等相关主体在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中心的资源利用方面进行干预、促进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总结为“凡是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可以纳入循环经济法的范畴。”①
国内外循环经济立法经验与启示
国外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情况。循环经济理念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美国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以及有价值的物资和能源通过了一系列与固体废物管理有关的措施，如1976年的《资源保护回收法》。目前为止，美国大多数州都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制定了再生循环法规。德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如1972年颁布的《废弃物管理法》，1996年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后来相继出台《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森林繁殖材料法》和《再生能源法》等。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循环经济立法的着眼点是解决垃圾问题，其拟解决的站点问题是“垃圾经济”（也就是3R和最终安全处置）。其循环经济立法是从制定个别领域的法律逐渐延伸到整个循环经济法，然后通过完善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达到推进循环经济法的实施目标。日本在2000年颁布的《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对比德国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而言，目标更为明确，内容也更加深入和丰富。其目的是通过采取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和合理的配置、再利用资源等方法，使自然资源的消费水平达到合理的控制，建立最大程度降低环境负荷的“循环型社会”。
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比利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循环经济立法中针对国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颁布和实施了大量有关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再利用的法律法规。
国内循环经济立法情况。我国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均符合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发展循环经济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各地循环经济立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和方向。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文件表明地方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目标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不仅在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上取得较大的成绩还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例如，贵阳市于2004年11月1日颁行了《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深圳市于2006年3月颁行了《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大连市于2010年6月制定了《大连市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上述条例基本上都符合设计相关法律制度的要求需围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制定政府的规划与计划，做好示范与推广的工作，完成支持与鼓励和宣传教育的职责。
国内外循环经济立法经验与启示。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由于循环经济的生态本质属性决定了循环经济制度的出发点和立法重心都在于环境保护而不是经济效益。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仅注重经济效益是不完备的，需要更要注重循环经济的环保功能。像湖北省这样一个资源丰富但不断遭到破坏的地区，更加需要推行循环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实现废弃物的生态化应当是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律规制的基本目标，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保护环境，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二是促进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三是倡导绿色消费；四是指导产业建设。
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分析
湖北省循环经济政策法规规划背景。《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表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依法淘汰落后产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以上；提前一年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设市城市及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和神农架生态补偿试点正式启动，退耕还林、湿地保护、石漠化治理、天然林保护和低效林改造工程顺利实施，森林覆盖率达到38.46%。水环境不断改善，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和洪湖、梁子湖生态保护工程等进展顺利。全省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顺利推进。低碳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推行。”
另外，随着湖北省令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而突显出来的问题是湖北省部分地区环境日益遭到破坏，水资源污染并日益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能源消耗过大等。如何有效促进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在于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推动湖北省循环经济建设。因此，完善与湖北省循环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相关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当前，湖北省在针对发展循环经济专项立法领域仍留有空白，即仅仅依靠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来指导和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并解决湖北省存在的区域性环境问题是不够的。此外，在循环经济活动中湖北省各市政府部门表现出职责不明确，工作相互推诿，信息反馈不到位等现象，甚至有些个别基层区域为了保证短期的经济增长，在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方面消极不作为。其原因就在于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统一有效的管理组织和明确具体的规划措施，另一方面，湖北省在实现循环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配套法规、规章有待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保障体系还未建立健全。
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建议
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模式的应然选择。当今世界各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有“污染预防目标模式”和“经济循环目标模式”两种模式。美国是污染预防目标模式的典型代表，主要源于其未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和综合法，仅颁布了有关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和预防方面的循环经济法律。德国和日本是经济循环目标模式的代表，一边治理和预防环境污染，一边循环利用已消耗的资源和废物是其颁布循环经济法律的目标。综合考虑我国具体情况，我国采用“经济循环目标模式”立法模式较为适宜，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现阶段循环经济立法定位的选择，也符合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属性。“经济循环目标模式”也是湖北省在循环经济立法定位时的最佳选择，鉴于湖北省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在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上侧重于指引性，相应跟进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制定，同时增添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循环经济法制内容，并完善经济发展的责任追求和惩罚机制。在制定《湖北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促进法》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原则。其优点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与上位法衔接，保持在立法体例和立法模式上的一致性，在实践操作中可以更好的引导执法者操作、守法者遵守，有利于减少对法律法规条文的理解分歧。另一方面，这一模式要求严格遵循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资源化原则，要求符合生产和环境发展的科学规律，有利于实现湖北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指导方针和立法原则。其一，立法指导方针。发展循环经济是关乎湖北省社会未来的根本性发展战略，我省循环经济发展不仅要结合本地工农业和服务业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还应全面合理规划布，局走循环经济效益高、投入和损耗低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加大政策支持和投资倾斜，以有效整合我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各种资源，同时，应当确定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要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公众积极参与性。总结来说，湖北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指导方针应当以“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设立资源共享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市场引导以及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为内容。②
其二，立法原则。循环经济立法原则是贯穿于湖北省发展循环经济始终的灵魂，既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意图，也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主要战略的直接表现，同时体现循环经济特点。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原则应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所有的物质和资源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其次，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原则。我省应严格遵循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灵活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市场变化，进行不断思考、探索、创新和发展。
最后，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相结合原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要在遵守国家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的作用。第一，对于政府来说，为了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则必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其实施作有力保障。政府为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循环经济建设必须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服务于经济发展。第二，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要求。在发展循环经济时需要企业必须以市场为引导，结合企业自身条件自主自愿改进生产工艺，谋求更长远利益，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三，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发挥公众监督政府和企业履行职责的功能，能更有效发展循环经济。因此要确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相结合原则。
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的具体内容。湖北省发展循环经济涉及面较广，但其循环经济地方立法应切忌将所有与循环经济有关的制度都纳入其中，在设计时，要着重考虑最直接影响发展循环经济而其他法律中又无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湖北省在完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时应突破传统的单向线性经济思维，转变为闭环流动的循环经济的思维方式，以期有效地实现循环经济发展。首先，政府层面的法律制度。依据《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在政府层面的法律制度设计上应遵守以下几个要求：一是地方政府在设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规划时，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将循环经济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贯彻其中。其次，编制循环经济法规时，在程序和内容上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相抵触，需以其为指导加强循环经济规划体系的建设。二是本省需根据不同区域的自身发展情况和技术、资源条件等因素开展循环经济规划工作，使循环经济规划最终得以执行。三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性文件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支持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项目，限制符合当前国计民生需要，但是能耗较高、污染较重的项目，禁止能耗高、污染严重项目。此外，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应结合《政府采购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对政府绿色采购制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其次，企业层面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主体准入制度是国家（政府）根据市场经济情况，在准许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市场主体所要符合和遵守的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和规定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是最活跃的市场因素，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主体。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逐渐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一是采取限制性市场准入制度，该制度针对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和建设项目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与标准，限制其进入市场；二是采取优先性市场准入制度，该制度针对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技术和产品放宽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标准，使其能进入市场，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十五条只做了简单叙述，不足以达到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能够达到提高产品的生态效率，减少社会能耗，更能推动生产者在推动循环经济顺利发展中起到应有的效能。所以，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应当考虑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等因素，制定出具体的生产者责任制度，从源头控制废物的产生，减少资源消耗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更要明确产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企业责任，使该制度具有效用性和可操作性，最终建立和健全适合湖北省实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最后，公众层面的法律制度。公众有效参与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有知情权，是信息充分公开。对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有所规定的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这些法律在制度设计和实施层面针对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信息公开问题都是不足的，不能很好的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湖北省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在着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时，为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应明确政府和企业承担其与循环经济发展有关的信息公布义务，如果政府部门和生产企业违反该义务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消费者个人在循环经济中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转变公众现行的消费模式对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北省循环经济立法应根据本省资源再利用率与公众自身环保素质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制度以规范绿色消费行为”。③湖北省可以从个人排污权交易制度、违规排污罚款制度以及引导消费者的生态选购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
（作者单位：武汉东湖学院法学院；本文系武汉东湖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关于促进武汉市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研究”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蔡守秋：“循环经济法”，《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33页。
②魏纪林：“循环经济促进法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思考”，《法学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8页。
经济法律制度篇7
娄底市（欠发达地区）地方性科技法律体系具有的缺陷。通过我们对娄底市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查与了解，我们发现，已经有相关地方性科技法律，相关部门的规章制度也日益完善，这些制度对规范、调整我市的科技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科技发展的发达地区，我市的地方性科技法律法规在其体系框架上还是有一些问题。1、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有关地方性科技法律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的需求，具体表现在地方性的科技法规缺乏统一的标准、缺乏条理、监管约束的主体与对象不明确、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还不够清晰、科技进步的具体奖励的法律法规太过笼统，这样的法律法规状态无法保障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发展。2、一些地方性的科技法规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导致科技行政管理行为无法规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都以科技计划的制定为基础来逐步进行修订，从而保障科技管理活动的有序进行。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科技法没有依据科技活动进行一定的法律调整，因此，在我市就会出现政府对所辖科研机构和一些科技创新活动的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地方性的科技法规不能满足我市科学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需求，这也使科技行政机关落实和管理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更加困难。
二、现阶段我国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对科技法律的新需求
基于新的经济形势和系统性科技创新，现阶段我国有些欠发达地区也已经建立面向循环经济的企业科技创新联盟，以应对经济挑战。循环经济发展对科技法律有了新的需求：树立科技创新观念，科技创新要想继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必须将社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起纳入到科技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去，使技术的应用将环境的破坏降至最低点；建立科技创新制度支撑体系，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法律规范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资源，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科技创新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较少资源投入和较低成本创造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使循环经济思想具体化。
三、构建我国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法律制度建议
针对循环经济对科技法律体系的新需求，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瑞士的金字塔式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要统筹考虑，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为依据，整合现有法律体系，提出完善我国欠发达地区环保科技、生态科技等一系列循环经济科技法律制度，建立起一整套相互协调的更加完善的新的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将循环经济下的科技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树立循环经济观念。树立面向循环经济的科技创新观，必须转变自身的科技创新观念。工业时代在科技创新过程中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生态效益，造成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传统的技术创新无法再适应可持续发展及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的需要。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树立科技创新观念，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废弃物资源化，使科技创新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使循环经济思想具体化。同时，政府要与时俱进，确立循环经济基本理念，准确定位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的政策导向重点转向为循环经济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二）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出台有助于各相关部门和个人了解推行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各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要高度重视立法，制定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综合法、基本法律和各层级的法律，构建由基本法、综合法以及相配套的专项法、地方法所构成的完整科学的体系。1、完善综合性法律，必须为循环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科技提供全局性法律规范和要求。如设立《资源高效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等综合性科技法律，规范科技发展的环保要求、调控节约能源问题和资源再利用问题等等。在科学创新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度的现代社会，使科技发展在各个层面上都有法可依。2、制定各行业的关于科技创新及技术使用的专项法律，使环保型、生态型的科学技术在不同行业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应用。如应制定《汽车循环利用法》、《电子产品循环利用法》等法规，对汽车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产业等不同的产业，所采用工艺手段和应达到的技术标准做出相应的规定。3、制定相应的本地区地方性法律。如完善科技投入与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制定高新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制定引进高新科技人才创业的政策、加强执法监督，建立科技创新的评价和服务体系。
经济法律制度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法;生态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实施循环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拓宽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循环经济”的主要概念,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要着眼于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物质的可循环利用性,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效率;第二,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相连接,组成生态工业网络系统｡
二、循环经济制度的国外立法概况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中,加倍地体验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苦果｡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庭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其中《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环经济法律｡
美国1965年于第一次将废弃物综合利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198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其中包括了循环利用的内容,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详细､完整的一部法律,在美国的固体废弃物管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德国1986年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发展方向从“怎样处理废弃物”的观点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国民义务｡1996年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系统配套的法规体系｡
另外,1992年,韩国开始实施“废弃物预付金制度”,即生产单位依据其产品出库数量,按比例向政府预付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其最终废弃资源的情况,再返回部分预付资金｡2002年,韩国将“废弃物预付金制度”改为“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废弃改为再利用｡
此外,在北欧､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加坡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多部单项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创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2000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布,启动了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步伐,这是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中也有此方面的规定｡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主要有:《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现有综合利用政策几点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的若干规定》､《1989-2000年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冶金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化学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能源部粉煤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现行的这些政策､法律､法规为规范我国循环经济的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因此,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重点应做好以下几面的工作:
(一)将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经济道路的内容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必须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将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宪法,是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环节｡经济发展同资源与环境保护是密切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环境､资源､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环境立法与政策中得以体现｡
(二)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和相关法律
首先,开展“循环经济”的立法调研工作,在条件成熟时,由国务院所属的相关部门同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先出台促进循环经济立法的相关管理条例,进而从制定《循环经济法》开始,明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宗旨､基本原则｡尔后可通过制定一个相关法律群落来连接循环经济法的链条作为过渡,最后逐步建立与完善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对环境污染行为征税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之策｡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行为或产品课税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依赖于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加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更好地运用税收杠杆来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调整､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其他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结合起来,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等｡确立循环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给予比较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推动措施｡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律､法规,缺乏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下的原则性指导与具体规定,呈现浓厚的污染防治色彩,应予以调整和修订｡另外,加紧制定推动循环经济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循环经济的引导性政策,使政策和法律､法规相配套｡
鉴于我国的国情以及现有法律体系结构和环境立法传统,照搬､照抄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是不可行的,只能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在有关层次上结合国情,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创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使我国的经济走生态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健,阎淑萍,苑清敏.论循环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J].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2]毛寿龙.迈向绿色的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与环境保护的初步分析[C]//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经济法律制度篇9
关键词：德国；社会市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abstract:germany'ssocietymarketeconomylegalregimehastheimportantreferencefunctionwithoutdoubttoourcountry'ssocialis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myself1993-1995yearskeepgermanperiod,happentohaveexperiencedgermany1994superelectionandthegermaneconomy1990to1994transformfromthedeclinetotherecoveryprocess,thereforehavetheownobservationtogermanylegalregime'seffectivenessandthedeepunderstanding.
keyword:germany;socialmarke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
一 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含义
根据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竞争自由原则和社会利益均衡原则相结合，把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以社会大众福利制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1〕。因取得社会进步和贯彻福利制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机制。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社会市场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提出的执政纲领，在他们战后长期的执政中这一纲领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国策规定入宪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经一度执政的社会人的遵守。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德国历届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据西方社会多年发展的经验，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自觉的和永久的动力，而计划经济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国实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战后德国也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机会，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参与竞选的社会就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但是随着社民党人这次竞选失败，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德国似乎永远失去了支持者，而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宪法规定的国策。
所谓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指的是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各种制度的整体，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提出的。德国人认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正如1929-1933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证明的那样。为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垄断），使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使国民经济始终具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一切决定权放手给企业和民间，但是一经显示国民经济发展有异常情形，国家则立即施行多种干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使其归于正常。德国人对此的概括是："平时国家不问不管，紧时国家多方出面"。
所谓大众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按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福利制是德国建立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在德语中本来就有大众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社会公众造福。因此在德国，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并未全部进入竞争机制，因为它们不能完全着眼于利润。在这些部门曾经保留着很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但是从1995年1月1日起德国铁路、航空公司、和邮政电讯实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营公司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现在的德国国营企业仅仅只有鲁尔区的几个煤矿）。另外德国还对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对雇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实行全面的保险，并对职业教育、儿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贫困者的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补贴。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转机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该国现行有效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大约3600多个，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条，小的有几十条，它们基本上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
二 提供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法律--德国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法律，亦即规范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及其行为的法律，在德国是民法和商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身份，赋予市场经济参加者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基本的权利、提供商品交换基本的法律规则。民商法把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交换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开、诚实信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等原则，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保险等具体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运转。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这在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国有关的探讨中，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2〕。
（一）德国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明年该法典诞生就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当然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体系宏大，覆盖面广。民法因调整范围广泛，在一般国家也都是体系最宠大的法律。《德国民法典》开始制定时，正是分裂数百年的德国刚刚统一之时，立法者也想利用该法典把长期分裂割据而混乱不一的德国社会统一起来〔3〕，这就更加扩大了民法典的规模。因此，该法典在立法时基本上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市民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统统都规定进去了。这就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建立在该法典之上，使得《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成了规范整个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典，也使得后来想废止该法典的人常常自叹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废止该法典〔4〕）。同时也由于立法的这种背景和德国人一贯办事细致认真的传统，该法典的条文达到2385条，成为当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现行法典。
（2）采纳科学，多有创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尽量采纳了当时法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这部法典非常富有创新性。这一点比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它放弃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把民法规范规定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结构，而根据本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内容划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这五编式的结构，这样，民法的全部内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们从各编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又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物权"等法律概念和制度，关于"有限所有权"理论、"权利滥用禁止"理论等，也是《德国民法典》吸收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创使用的，目前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3）结构严谨，技术性强。《德国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惯于抽象思维和讲究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德国民法典》中大量地应用了"事实的抽象-概括式表达"、"一般性条款"、"共同性规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学逻辑手段和技术，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层次分明，而且结构严谨。为了节省文字和篇幅，该法典中还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术，很多条文直接引用其他条文的事实规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语言上，《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量使用法律规范语言而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语言，这就使得法典条文的含义尽量地精确无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术和语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它过于专业化，疏远民众，是"教授的法律"。不过正因为此，该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计算机"〔5〕般的精确，给法官执法提供准确的应用规则，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从而使法律得到准确的贯彻，而大众化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是做不到准确执法的。
（4）立足长远，讲究质量。《德国民法典》同时还体现了德意志民族认真、精确的特点。该法典从1873年起草，到1896颁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计24年方才制成。在整个法典之中，至今人们还很难发现冗言赘语，也很难发现没有实用意义的条文，一些被后来实践证明过时的或缺损的内容，立法者也都进行了废止和补充。举世公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不愧为讲究立法质量的楷模。
当然，时代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时再完善，也得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德国民法典》已经进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条文约500余条〔6〕。其中废止的条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增加的条文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男女平权、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为《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
（二）德国商法
商法是规定以营业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顾名思义，商法就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应优先适用商法，在商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它和《德国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规定的。
《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同时制定也是同时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又同时得到《德国基本法》的承认。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7〕。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而言，必须有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包括四编共905条，第一编：商人，内容有商人，商业注册，商号，商业帐簿，商业代表等规定，第二编：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关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第三编，商行为，内容有商行为的一般规定、买卖、批发、运输、仓库、运送等。第四编是海商法的规定。
《德国商法典》并没有规定商法的全部内容。以后德国又单独制定了《票据法》、《保险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商法典的内容的更新和变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有关股份的法律从商法典中抽出，制定为单独的《股份法》；1986年通过《资产负债表规则法》用100多个条文使商法典第三编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据欧共体法制定了新的商业法。
三 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才改行国家宏观调控式市场经济，其目的一是为了均衡社会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因为垄断而导致限制甚至扼杀竞争的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说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它能顺利发展。
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德国在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关于保护竞争的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因此促进竞争并保护竞争顺利进行就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对竞争不能如自由放任时期那样放任不管，因为放任竞争会产生如下两种损害竞争的情况：一是竞争的滥用，即不正当竞争；二是企业之间达成协议限制甚至扼杀竞争。为此德国专门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因为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有时卡特尔也指根据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企业组织，如企业集团、企业组合等〔8〕。该法列举的卡特尔形式有：交易条件卡特尔，它给一个行业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条件：价格卡特尔，它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价格；顾客或者地区卡特尔，它为每个企业规定特定的顾客种类或者特定的营业地区等。卡特尔的极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将价格、交易条件、合同条款、有关产品的一般条件等全部统一规定从而形成垄断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行为可以产生于市场的各个行业，也可以发生在市场交易的各个阶段。总之，卡特尔的本质，就是使企业减少甚至是免于竞争压力，保证他们在不改进其为顾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的条件下而能够获得稳定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收入。
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国家干预时，确定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造成损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企业的联合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按《卡特尔法》的规定，当企业之间的协议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并滥用此地位剥削合同相对人或者消费者时，即认为其是法律应该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行为。对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干预方式是：对要成立卡特尔的企业实行准许制，即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时必须向联邦经济部申请准许，否则为非法。对已经成立的卡特尔组织，由设在柏林的联邦卡特尔局或者各州的卡特尔局进行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能够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有"控制滥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纵市场）的情形。由于对此情形的判断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很困难的，所以立法者赋予卡特尔局一种可以假设的权利：根据企业的某一行为（比如规定价格）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甚至取消竞争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尔局将颁发一个"联合禁止"命令，宣布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无效，并将其予以解散。在德国，成立卡特尔必须得到联邦经济部的批准，而联邦经济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够创造或者扩大就业机会的卡特尔才能获得批准，而卡特尔的本性一般来说是消减就业机会的，故新成立卡特尔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国，只有环境保护企业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9〕；另外因受欧洲联盟法（原来的欧共体法）制约的农业等行业，因不参与竞争，故也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卡特尔法》在具体调整范围上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目的是相同的。该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德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意义并实施了干预的一个象征。当然此后德国对该法也曾进行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颁布两个附加条例等〔10〕。
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顾客误导"，指的是使得顾客自己作出决定而损害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通过诱惑性广告进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强迫买卖等。第二种是"妨碍对手"，指通过毁灭性价格战（即倾销行为）、封锁、贬低他人的广告甚至违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第三种是"剥削性竞争"，指的是企业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包装等）、模仿他人的广告、盗用他人的声誉、诱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种是"违法竞争"，指企业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以违背税法、工商法等谋取竞争优势，获得不正当利益，如给回扣、行贿等。另外该法还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事实，并从中甄别出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这些事实有：迷惑性广告、清仓出售、甩卖和季节末大甩卖、购物券交易、行贿、诬陷、营业性诽谤、吐露商业秘密等。
虽然《竞争法》对种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它又规定，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并不属于企业和个人，而是属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据事实向法院，但只有法院有权判定某种竞争行为是否正当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关于国家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常见的。此时就必须有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德国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就是给国家提供调节社会市场经济的手段的法律。该法的全称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它规定，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有权以间接的干预措施调节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高的就业率和对外贸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镇、乡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是预算、税收、社会福利措施等。它还规定，监督、调节社会市场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义务，联邦政府必须对协调各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对各地区的投资用税收进行引导，并在每年初就过去年度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向国会报告。《稳定法》的施行，其意义一是它给国家提供了经常的明确的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的权利义务、以及实施调节的手段；二是它扩大了联邦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缩小了经济的地方自决权，对联邦制条件下的经济地方自治原则进行了修正。
德国在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方面，除利用《稳定法》进行大胆的调节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为抑制、消灭通货膨胀，规定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独立，使其脱离联邦中央政府机构系列，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组成不属于联邦总理的职权。这样，政府就无法决定货币发行量，这就消除了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
设立经济发展理事会，成员有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各州政府一名代表、乡级政府的代表等。理事会的任务是：对德国境内全局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协商，寻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方法并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因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各州政府。成立经济发展理事会后，联邦政府便可以对各州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并贯彻联邦的经济政策。
设立财政计划理事会，其成员与经济发展理事会组成方式一样，其任务是协调国家、州和乡的财政计划，使公共收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设立社会力量监督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设机构，于1963成立的一个由德国境内没有党派色彩的五个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理事会，人称"五贤士会"。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每年秋季撰写一部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优劣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要向社会公布，而且对政府实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月份召开的联邦议会上，联邦政府要将他们对该鉴定的意见向议会提出专门的说明。
（三）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
对于允许公开竞争的行业，国家均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达到标准者不得开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制度是企业开业登记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考核制度，任何营业者当然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方可开业，但德国法律要求，营业者在申请登记之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些条件是，对各种公司，依据商法的规定实行规范制和批准制；对个体商人，则要求其具备职业知识。对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个人营业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和税务顾问等，国家还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并达到一定的年龄。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师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师傅这样的个体开业者，法律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实科中学毕业（六年制中学）毕业、学徒三年、帮工五年、最后通过政府专门考试的履历。
四 关于劳动者的法律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务之一。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在《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条件下，把劳动关系从雇佣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另外从19世纪末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这些法规最初是针对个别行业制定的，尤其是针对矿工等劳动保护最为迫切的行业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劳动法群体。1969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劳动法统一法》，把所有的劳动法规统一为一个大法。该法以《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为基础，但又广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德国于1979年制定《劳动法院法》，规定设立县、州、联邦三级劳动法院系统，审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该法规定，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的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贯彻程序捷便和费用节俭的原则。
3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所谓"社会伙伴关系"指的是德国社会的一种说法，它认为德国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代表者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而是一种在客观上既有矛盾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要共同为经济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法律对这种说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法学家们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阐述这一说法。按照"社会伙伴关系"，只有雇主与雇员之间、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在出现劳资冲突时即互相斗争又互相协调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看法可以说在德国形成了共识。1993-1994年德国南部的钢铁工人长达10个月的罢工就是在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的。
2建立"共决权"制度。所谓"共决权"制度，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的企业中建立的由就业者享有参与和雇主共同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有：⑴"企业委员会"制度。按照1952年颁布、1989年修订的《企业法》，在一切企业中设立企业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就业者或者就业者代表组成，它享有代表就业者讲话以及决定部分企业内部关于就业者事务的权利。其权利主要包括：在集体事务方面如就业者的休假计划、工作时间、职员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岗位劳动监督、企业新技术引进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在企业对就业者的个人处置事务如就业者的培训、岗位调换、解雇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在企业变更损害到20名以上的就业者的利益时，企业委员会有为他们取得利益补偿和申请社会救济的建议权等。企业委员会不同于工会，因前者是法定组织，有法定权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团，其权利来源于组织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业内部活动，而后者可以是行业的、地区的甚至是全国的组织。⑵就业者参加企业监事会制度。根据德国前述《企业法》、1951年的《产业企业共决权法》、1976年的《共决权法》等法律，就业者有权在一切股份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监事会席位。法律对就业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确规定，如在拥有500名以上就业者的矿山、钢铁企业中拥有1/3至半数的席位，在企业集团如康采恩的监事会中拥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监事会中，就业者监事行使与其他监事同样的权利。
⒌工会的统一化和独立化。德国法律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其目的是避免该行业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会的强大。所谓工会的独立化，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工会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独立。该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会作为党派的竞选的工具或者教派斗争的工具，使工会保持其只为工人利益活动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对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见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如劳动秩序、就业者健康、劳动技术条件、危险品作业的保护等规定；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虽然德国法把劳动关系的缔结仍然当作民法上的一种合同，承认其成立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为强制性条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变和抛弃。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总之，一方面由于就业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对就业者的完备的保护，德国的就业者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已显著提高，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其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世界之冠，个人的消费达到全国社会净产值的56.1％，远远大于同期国家的各项支出〔11〕。
五 关于社会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谓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这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为实行福利制国家的目标，德国长期把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使之未进入竞争机制。同时，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国家的财政为基础在该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这些制度除上文谈到的就业者的福利措施外，还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国依据国家财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房十分紧张，大量的无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场对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住房市场的国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场调节。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国家强制投资住房市场，并获得对住房的部分支配权，然后把住房低价出租给社会低收入者阶层不定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义务法》（1948年）强制规定对房主解约的限制，后来该规定导致对《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依靠这些制度，德国的住房市场曾有过长期的对居住者宽松的局面。但是自从德国统一后，住房市场目前仍然比较紧张。
⒉养老。德国对全社会实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即可领取到养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国对全体居民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费制度。对受教育有困难的居民，国家给予特殊的帮助，比如对残疾人国家建立特别的学校予以教育。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国家给予未来可以减免的贷款。对失业者，国家举办专门的学校使他们免费学习新的技能。
⒋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德国对低收入者实行国家补助。补助的方式有发生活补助费、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参考价值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这种制度而取得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的情况，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介绍。此处当不再赘言。所应补充的是，在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德国式市场经济又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统一后为发展东部经济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德国经济从1990年到1993年没有正增长率，但是德国马克的币值与汇率基本保持未变，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3％，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994年德国东部的经济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2％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可望持续增长。正因为此，执政已经三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多数人预期竞选失败的情况下，在1994年的超级大选中又一次取得了竞选胜利。这一切与前苏联地区及东欧地区某些引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难以发展、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尤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的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以下几点：
⒈依靠民法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实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立法者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在其实质内容方面，不但物权财产权（最突出的是不动产财产权）、债权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可以说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内容，如关于不许土地出租的规定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条文，所有这些给我国目前的改革确实带来不少困难。但同时这也给改革带来良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旧的古老传统很难适应当代的情势，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行为规则又被改革和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时理应得到的经验。
⒉依靠法治方法实现法治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目前从上到下已经没有疑义。但是对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经济这一问题，理论界无人提及，实践上可以说并不明确。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说是与法治目标相违背的。其主要的表现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动"这一法治国家普遍的原则，而是绕过现行法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依靠非法律的种种手段推进改革的进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试验、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这样，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带来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目的。这一点无疑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此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德国等法治国家的作法。在德国，对政府的行为实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为均为非法"的原则，政府施政如有新的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纲领制定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如不然，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行为。这一原则虽有僵硬之嫌，但它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遵循了法治的原则，收到了长远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对改革也应贯彻"先立法、后行动"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达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并不难，因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为我国台港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从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进的。那么在吸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时同时引进他们的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时把这些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societaets.verlag1992,seite185.
〔2〕参见张贤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评价》，《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ix
〔4〕helmut 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3,seitexix
〔5〕konradzweigert&heinkoetz,einfue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1971,seife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gesetze,verlagc.h.beck,1994,11.
〔7〕wolfganghefermehl:einfuehrungzumh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7.
〔8〕creifelds;rechtswoeterbuch.verlag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645
〔9〕sternusw.:einfuehrungindasdeutscherecht.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seite123-124
经济法律制度篇10
一、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立法精神
关于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完整规定见于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合同的效力”一章之中。作为调整契约法律关系的基本法，较之以前颁布的《民法通则》中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因无效合同是无效民事行为的主要形式，故关于合同无效问题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规定），虽然在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情况下构成无效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性，但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首先，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则规定：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合同无效，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并不当然构成无效，只是赋予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次，在《民法通则》中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无效民事行为，而合同法中则删除了这些规定，将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界定为效力未定的合同，既可随着法定人的追认变成有效，也可因法定人不予追认而无效，但在未作表示和期限未到之前效力是不确定的。再次，《民法通则》将违反法律或违反国家指令的民事行为均笼统地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则仅仅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可能构成无效，其他的具有瑕疵的合同则不是属于当然无效。[2]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范围已做了大大的限缩。与过去动辄宣布合同无效、对合同极端强制干预的立法态度较之，我国新的合同立法体现了“尽可能使合同趋于有效、充分体现合同主体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
那么，我国合同立法何以会出现这些新的变化？对其单纯进行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理性的运用，既是主观，自是人言人殊。法律如果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各人不同之经验下似乎很难产生所谓的共同主观，那么所谓公平正义有时不免归于虚无或成为权力运作的产物。”[3]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学则有助于我们摆脱主观的判断，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市场的交易关系，认真权衡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我们发现我国现行合同立法所蕴涵、传递的法律精神。以下，笔者拟借助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对上述法律规定做简单考察。
（一）、合同的经济价值与合同效力状态的关系
合同的基本经济价值在于确保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公民、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确定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体履行各自的经济义务，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违反了合同的义务，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通过矫正将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合同的利益确定性特征与其可得强制执行的性质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然而，并非当事人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4]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尽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得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赔偿责任或者返还不当得利等途径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合同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则成为事实。以买卖合同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和可得强制执行。如果双方依约行事，买方购买某种物品的利益需求和卖方通过卖出货物换取货币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实现。而合同无效时，双方的约定对彼此的权利义务无法确定，也自然无强制的效力。一旦发生争议，双方试图通过合同实现的购买某物消费或再交易的目的和买方获取资金购买物品、投资等追求必然随之落空，与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有联系的相关利益关系链条势必中断。这无论对于当事人自身还是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是观之，合同的效力状况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有较深刻的影响，进而直接左右着合同基本经济价值的能否实现。
（二）合同效力状态的认定与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关联性：兼论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状态相差比较悬殊。而不同的合同无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对同一合同的效力状态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
国家之所以确立某一类合同属于无效，主要出于社会公益和维护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这是该制度的根本出发点。然而，究竟应将制度的边界划在何处，是立法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离不开两种不同利益的权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
“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如契约）”。[5]因此，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订立合同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过程。双方当事人意图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约束：一方面，信守承诺，自觉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确立的各项义务；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过失造成履行义务的瑕疵时，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通过双方的严格自我约束，便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属于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无也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国家强制规定合同的是否无效是对意思自治的妨碍和干预。
然而，由于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任何一方都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对方、第三人或国家的利益。如当事人可能采用欺诈、胁迫的方式损害对方利益；也可能通过合同实现非法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任由当事人自己来处置合同关系，很可能造成合同中居于弱势地位一方、国家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严重损害，极大地破坏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使每个人在市场中应有的交易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人们将怀着极大的热忱寻求私力救济途径。这样一来，市场主体为交易而支出的成本（为如防止自己受骗而支出的信息调查费用、为确保合同标的安全转让所支出的费用等等）将大大增加，市场交易的效率则将随之大大降低，最终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的减少。因而，国家有必要通过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对危及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的合同作否定性评价，即依法确认其为无效。从而，借助公权力维护市场的效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合同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制度。“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者不道德的契约、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动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至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6]等契约往往都被各国法律确认为无效，而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合同无效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干预合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应当把国家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力约束在什么范围？
根据国家权力对合同效力问题干预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各国的立法精神归纳为两种类型：权力扩张型思路和权力限缩型思路。所谓权力扩张型思路意指国家在立法时坚持：应将一切有碍于交易公平或有损于第三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合同均作否定性评价。在这种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国家成了代替当事人进行判断的主体，当事人行为的微小瑕疵足以使其审慎做出的选择完全付之东流。合同常常动辄被宣布无效，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自然无法充分实现。这种精神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所谓权力限缩型思路则指的是为保证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的平衡，尽可能把国家确定合同无效的范围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内，只有在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认为合同无效。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政府对合同的干预必须严格遵循自由制度之“一般性规则”（哈耶克语，即指自生自发秩序中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进化的法律规则、原则）的要求，合同无效通常被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至于纯属当事人间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完全由合同主体自己去决定。当事人由此成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安排者。这种精神反映出立法者浓郁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观念。由于立法所坚持的基本精神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认定的宽严程度有极大的差异：在权力扩张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的情形发生得较为频繁，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被较多地限制；而在权力限缩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无效被严格地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则获得较多的尊重。
（三）关于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基本精神的简要评析及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现行的合同立法坚持了“尽量使合同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合同的无效情形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
应当说，这一立法精神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自由尤其是交易（合同）自由的渴求。这种要求体现在法律中即表现为国家对合同之行政干预的减轻和合同当事人自由权利的张扬。我国现行合同法因应了社会的这一要求，在合同无效制度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倾向：凡是无碍社会基本秩序、仅仅关涉双方利益的合同是否属于无效的问题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利完全由当事人自由裁度。
二、合同无效制度的实现：关于司法中现存误区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合同无效制度的基本精神能否在现实中得到贯彻，不仅取决于实体法如何规定，而且还受制于我国司法者能否持之以恒地将法律的精神贯穿于司法实践中。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司法过程中部分法官对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理解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本意，甚至可以说是相距甚远。具言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误区：其一、有些司法者仍然沿袭了过去的习惯做法：出于不同的考虑（多数为审理案件的方便），动辄使合同归于无效，造成了当事人本应通过合同实现的预期利益得不到实现。其二、过于宽泛地解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含义，把本不应认定为无效的合同而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为无效，从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
应当说，司法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是严重背离我国现行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的，与我国合同法保护当事人契约自由的原则和合同法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也是十分低效率的。首先，对当事人个体而言，双方之所以订立契约，旨在借助契约这一法律工具实现其各自追逐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各取所需”乃是当事人定约的基本动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尊重当事人意愿，允许其自主协商、自由取舍其利益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而，在司法过程中，依法保证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空间应是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上述动辄宣布合同无效的司法习惯、对“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端地作扩大解释、强制性地使双方的预期利益落空的做法显然与现代合同立法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驰。其次，自社会角度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经济利益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上述做法在破坏交易双方利益关系的同时，必然也对社会利益构成较大的损伤。与此同时，法官对法律精神的误解和歪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立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由此必然导致立法成本的浪费。通过以上分析，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合同无效泛化”的做法显然既违背了法律的自由原则，又与法律的效率原则相抵牾，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司法选择。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及时地纠正和改进。
[注释]
[1] 哈耶克在其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参见其《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92页。
[2] 参见《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
[3] 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 前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