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要素篇1
关键词：大学；法律素养；卓越教师；对策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174-02
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素养已经成为卓越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大学期间提升师范生的法律素养，不仅是师范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这些学生将来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追求卓越具有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本文从卓越教师法律素养的基本要求出发，提出了大学期间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包括：强化高校法律基础课的实际效用、巧用学校规章制度的“渗透功能”、发挥师范生法律社团的“蝴蝶效应”、鼓励师范生在校园活动中学习法律、敦促师范生在社会实践中感悟法律、弘扬浸润了法治理念的校园文化等等。
一、大学期间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卓越教师的法律素养是指，教师所具备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运用法律法规评价、判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法律知识是基础，法治观念是核心，法治实践能力是重要标志。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生，提升其法律素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师范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师范生才能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称号名副其实。师范生是在大学里成长成材的，我国当前提出的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也必须依赖于师范生法律素养的提升，否则，党委领导、民主管理难免会出现阻隔和障碍。
第二，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是优化综合素质、完善实践能力的必然要求。加强师范生法律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国家素质教育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这就决定了法律素养必须成为师范生综合素质中重要而关键的环节，师范生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总要求，也使得师范生法律素养自然成为实践能力中的必备要素。
第三，提升法律素养是新时期加强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针对90后师范生自我意识强、责任意识不够、组织纪律性待提高等特点，通过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提高其知法、守法意识和公平正义的法律思维，敦促其自觉地在大学校园和社会生活中遵纪守法，有利于提高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接受度，对于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卓越教师培养目标下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有效举措
调查显示，师范院校大学期间影响师范生法律意识形成的精神文化病源因素主要包括欠缺的法律知识、低迷的法律情感、脆弱的法律意志、扭曲的法律态度、感性化的法律思维方式、畸化的法律意识形态等方面[1]。所以，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举措就必须针对上述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效果。笔者认为，卓越教师培养目标下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有效举措主要包括：
（一）强化高校法律基础课的实际效用
《形势政策与法律基础》课是教育部规定高校必须开设的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事实上，该课程绝不仅仅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它对于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作用不可小视。师范院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成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以下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举措，强化了《形势政策与法律基础》课的实际效用：
一是授课老师应通过集体备课选择与师范生相关的或者关注的案例进行教学，同步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治意识的培养；二是建立师范生法律知识宣讲机制，以“法在我身边”，“法之利剑”等内容为主题定期进行宣讲，不仅在同学之间进行相互宣讲，而且还走出校门进行宣讲，不仅系统了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法律意识；三是建构法制网络交流平台，及时沟通课程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或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定期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和法律辩论赛，系统学生所学的法律知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和法律思辩能力，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五是旁听法院案件审判，使得师范生既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法律意识，又提高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师范院校可以通过与当地的法院等单位共同建设，将学校的模拟法庭挂牌为法院的示范法庭，法院定期将不同案件在该法庭开庭，大批学生旁听庭审后还组织进行讨论交流，不仅学生受益面广，而且实施效果好。
（二）巧用学校规章制度的“渗透功能”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2
关键词: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D90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187-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公开条例》)的颁布,使政府信息公开有了法律依据,为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到政府机关行政方式、行政观念的转变,又涉及到法律体系和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一个条例的颁布不能扫除原来的所有障碍,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是一个法治渐进、长期积累与发展深化的过程,需要逐步制定与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和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来保证。系统方法是一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状态与过程辩证统一起来的科学方法[1]。面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一庞大复杂系统,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系统论概述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李冰父子设计都江堰时就成功运用了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但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系统论,人们公认是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创立的。
系统论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一粒种子、一群蜜蜂、一台机器、一个工厂、一个学会团体等都是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从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从而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系统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系统,通过调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目标。
二、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构建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可行性
系统论和系统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和新的科学方法,已广泛应用到科学研究、生产技术、社会经济管理等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系统方法理论体系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高,系统方法也逐渐被运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如利用系统方法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2],根据系统方法探讨我国法律体系构建[3],将系统方法应用于信息法学的研究等[4]。政府信息公开这一课题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运用系统方法,首先分析构建政府信息公开配套法律制度的可行性。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政府信息公开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政府信息公开体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由诸多子系统和诸多要素组成,如法律体系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政治体系系统以及服务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保密制度、新闻权保障制度、协调制度等诸要素等。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体系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多因素的系统,各要素是系统的子系统,各子系统又由若干要素构成,各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存在联系。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是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构成环节,它同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监督机制等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又是由《公开条例》中确定的制度、各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相关配套制度构成的。
第二,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各要素在一定准则的指导下独立存在,通过有机联系,产生互动、互补和互济;同时,各要素与系统外部密不可分、良好的关系才能使政府信息公开机制这个整体有效地运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要处理好信息公开制度与保密法律制度、档案法律制度、隐私权法律制度、行政程序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实现预期目标,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了解制度设置所依赖的前提条件,例如我国现阶段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现状、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大背景、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各个环节的现实情况等约束条件。
第三,通过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政府信息公开系统的运行产生良好的效果。各要素既要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和优势,也要形成要素之间良好的相互联系,各要素通过相互联系所发挥的效果一定是大于各要素运行产生效果的总和。要厘清目标,弄清可行性条件,选择最适合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并将要素进行组合,使各要素达到最佳配合,优化要素结构设计,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系统。系统方法为构建政府信息公开系统提供了最佳方案。运用系统方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结构,使其具有精确性、可控性、预测性和最优性,能够提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从而使我国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
三、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全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按照一定标准分类组合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有机整体。其纵向结构,是由不同效力层次的各种法规,按照效力层次的高低顺序所组成的“宝塔式”结构,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所组成的各层次政府信息公开法规的组合。其横向结构,是由全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按照一定标准所划分的若干项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所构成。如保密制度、新闻权保障制度、政府信息协调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社会评议制度、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救济制度等等。
(一)发展和完善法制是构建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只有法制化才能使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和真实性,才能使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和监督落到实处,才能使政府信息公开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并不断为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推动民主进步政治文明创造条件。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应以健全的法制为基础,各项措施的实行和修改都有法可依,以便于操作和提高制度的稳定性。没有法律法规保障的制度在执行中效力势必被削弱,例如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制度、会议公开、隐私等问题,若不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就不能明确责任和监督措施,从而将导致政府信息公开停留于表面。
(二)构建政府公开法律体系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法律化是西方国家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涉及到政府文件、会议记录、电子记录等诸多信息载体的公开以及公民隐私权、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信息公开法是相当困难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相关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构筑成一个完善的体系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5]。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他们在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时,一般都是在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同时,必然伴随一系列其他法律的制定与调整。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从法律角度对政府公开的主体、范围、程序、救济等做出规定,例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瑞典的《自由出版法》等;制定隐私权保护法,规定政府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和传播必须遵守的规则,用来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不被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滥用和侵犯,如美国的《隐私权法》、加拿大的《隐私权法案》、英国的《数据保护法案》等;制定电子信息自由法,规定促进政府部门通过电子途径主动公开信息,以方便公众获取信息,如美国的《电子信息自由法案》等。同时,各国为了确保信息顺利公开,对其他相关法律做出了调整,如日本出台《信息公开法》后,对相关24部法律进行了修改。除此以外,各国还颁布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出台了许多配套政策以指导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顺利运行。
(三)构建政府公开法律体系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从地方立法开始,到《公开条例》的出台,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离体系化还相差很远,主要表现在:宪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缺乏法律层面的《信息公开法》的出台;《公开条例》中的许多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和完善,《公开条例》拘泥于其行政法规的权限,与《保密法》、《档案法》等冲突等许多问题其自身无法解决;与政府信息公开配套的《保密法》、《档案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需要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需要制定;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表现出的零乱性、无纲领性、缺乏体系性等弊端,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克服。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还没有形成,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运用系统方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明确其所包含的各项法律制度,由此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田彦君.系统方法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9).
[2]傅广宛.论反腐过程中的系统方法[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3).
[3]郝建臻.试论系统方法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意义[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5).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3
一、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内涵
职业道德是一种在职业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称。法官职业道德是社会职业道德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在司法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带有审判属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官职业道德是调节法官职业内部法官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官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是评价法官职业行为的善恶、荣辱的标准，对法官具有特殊的约束力，法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对于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治尊严至关重要。而法官职业道德的素养则是法官职业道德的素质与修养。
二、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规范也不少，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极为重视，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也在不断的提升，大多数法官是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的，那些置道德和法纪于不顾的法官是少数。
（一）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表现。虽然我国的司法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也出现诸多问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官的职业化不足，另一方面在于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缺失，当前中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缺失的表现为①：
1、以利益的获取为先，知法犯法。有些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以谋取私利为主，司法能力较弱，使得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比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私自会见当事人、接受当事人的请客吃饭、为了谋取私利判决不公；依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出入一些低级的色情场所；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
2、执法态度不严，执法不公，特权思想严重。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一些法官在执法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执法不严格。如在审判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阻碍当事人的发言、与诉讼一方单独见面、违法辩论原则、泄露合议庭的评议结果等；接受当事人的请客送礼；并且徇私枉法的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严重影响法官整体队伍的形象，受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法官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判决不公的现象。
3、法官形象不佳，专业水平不高，缺乏法律信仰。法官的审判过程也就是其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官适用法律的水平更多体现在裁判的质量上。现如今，有些法官的专业水平不高，在司法过程中体现出来，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较低，丧失裁判者“中立者”的角色定位，部分法官不注意自身形象，在公共场合不注意言谈举止，行为不检点，对法律缺乏一定的信仰。
（二）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缺失的原因分析。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原因，法官职业道德素养同样也是如此，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其社会环境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法官的教育制度上不完善，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不高。在现如今的法官当中，大多是非科班出生，在我所实习的法院中，科班出生率达不到一半。在有些不发达地区大多数法官没有接受四年的专业法律教育，而且这些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的这些法官，现如今大多是各个法院的领导和业务能人。虽然他们在业务和经验上水平也相对较高，但总体而言，科班出生的要相比这些“半路出生”的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思维模式，另外，法官在职培训模式比较单一，对法官素质的提高作用也不太明显。
2、司法考核和监督制度尚不完备、不健全。现如今，在法官的考核制度上，大部分法院都根据法官审结案件的能力来对其进行考核。但司法改革政策趋向于越来越重视调解，有些法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经常以调节结案，但法官过分的注重以调解结案，就难免会违反程序上和实质上的正义。在我国目前的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就很难对司法权进行全面的监督。这种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部分法律职业者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职业道德素养形成了消极的影响。
3、司法不独立，法官缺少法律信仰。在中国目前的现行体制下，法院的工作经常受行政权的干预，使得其在审判的独立性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思想和人情社会的熏陶下，法律职业者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难免要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遇到亲朋好友给自己所审判的案子讲情，可能难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
三、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提升途径
（一）完善教育体制和职业培训的制度，严格控制职业准入标准。现如今我国虽然已经实行了法律职业的考试制度，但是由于司法考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我们在法律的准入标准方面必须进行全面的衡量，在对法官的人事管理制度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建设完备的职业伦理体系，提升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不仅要重视法官的专业水平和知识技能，还要注重其道德修养。现如今国外许多国家在对法官的认知、考核、规范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我们应对法官的考核制度的各个环节加以规范，以保证法官的基本素养，与此同时要完善教育体制，要与时俱进，在法官的遴选制度上要综合考虑候选人的整体素质。
（二）构建法官的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实现司法独立。在法官司法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用制度制约权力，这是防止权力腐败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在提升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同时，也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符合，为法院提供一个独立裁判的空间。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官的保障体系亦要相应的完善，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法官对由于自己对法律理解错判、误判的行为不承担责任，致使法官在对案件的判决上重视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职业道德的沦陷。因此，必须从法律上规定相应的监督、保障体系，用法律来规定法官的责任承担分析规定，即加强对法官的监督，又要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三）加强法官的职业文化、素养、理念和信仰建设。这是提升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措施，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只有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才能带动和促进法官的全面发展。法官职业道德素养的缺失或者滞后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文化、价值理念及其信仰等元素，法律制度的缺失可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弥补，但法律职业道德却不仅仅是通过改革和创新可以弥补的，它需要综合文化、价值理念和法律信仰等去完善。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素养不仅要通过制度和创新，总结司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发展历程，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以提升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培养法官的法律思维和理性思维。（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4
创作自由指的是艺术创作自由。创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才能和兴趣喜好，不受任何限制的进行艺术创作自由发挥。创作的自由应该包括创作中表达与构思的自由、创作中思想与态度的自由、创作中表达手法和风格的自由、从事或不从事何种创作的自由、自行选择创作题材的自由等。在现代法制社会下，创作自由已经被定义为公民的一种合法权益。在电影管理方面，创作自由主要体现在对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渐放宽，在电影剧本的审批、备案的改革实际上都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尊重。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创作自由要给予广阔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创作没有任何限制。法律也规定所谓自由应该建立在不伤害他人名誉及权力、保证国家安全和不搅乱社会秩序等基础上。虽然现在的制度可能对此还不够细化，不够完善，但至少说明了创作的自由也需要有适度的限制。
二、现代法制理念因素
法律本身蕴含的精神包括法律公开、法律至上、制约权力、司法独立等。法治即是追求民主的主观价值体现，又是以法律为最高与人治相反的治理观念。现代电影管理中法治观念至少是进行管理的依据必须是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并不是宣传纪律或党内政策等，在管理的过程中要严格的依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不可逾越法律的界限，法律面前务必要人人平等，不搞特殊化，并且法律制定的本身也应该是合理和科学的。我们国家的有关电影管理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渐的形成，日益的规范，对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虽然专门的电影法还没有出台，但不断出台的规章制度及行政法规已经体现了现代法治管理在电影管理中的重要性。
三、市场经济因素
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等特点。电影行业要发展，对电影的管理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转变管理的观念，更多的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管理，而不是以单纯的用行政指令来进行管理。
四、相关影响因素与电影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5
今天的社会是法律统治的世界，是法治社会。从亚里士多德的“良好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到马克思的“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西方的法律契约自由精神到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昭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社会时，必须把法律奉为治国之法宝或自由的保障，崇法必须也必将会成为国家或公民的一种精神和信念；没有这样的信仰，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崇法，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主要问题不是法律欠缺，而是法律得不到公正的实施和遵守，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尊严与威望。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特别是法官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法律所体现的尊严和权威就非常理想。特殊的职业必须选择特殊的人才胜任，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官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他的尊重，这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人治的尺子，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造就一批合格、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法官。
二、优良的法律职业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
法律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实践经验、洞察力、判断力、写作能力、交往能力等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起码要求，是职业能力的基础。在法律高度发达和复杂化的现代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春秋决讼”之类的故事重演。
法律实践是职业法律家的真正摇篮，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或者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法律家。法律是社会生活规律的反应，只有通过使用法律的实践才能深刻体会法律的内在理念和精神，使专业知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并生动起来，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践经验是一个人理解案件事实真相、掌握案件事实的实质以及找到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书生所难以想象的，案情的发展往往有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只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且善于从实践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职业法律家。
专业技能是法官把法律应用于裁决案件或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也可以称为“专业适应能力”。它大致可以分为天赋的能力和学得的能力，其中学得的能力是主要方面，是经过长期训练获得的，是专业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与专业知识相比，专业技能是天赋、学习和实践等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专业技能是一个人能否持续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或文化素养。
三、良好的品性和德行。
所谓司法品性，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备的守法、公正、廉洁等道德品质和博爱、耐心等性格特征。
法律是外化的道德，违法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法官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家形象，必须处处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以法律的准绳要求自己，正所谓，先正己、后才能正人。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者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法官的带头守法中。作为法官，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弘扬正气。所以法官的守法观念、言传身教就特别重要。
法官道德品质的要求包含着社会公德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能恪守社会公德的要求，就不完全具备法官的道德品质。“公正”、“廉洁”等道德规范，同司法也有特别紧密地联系，是司法工作别敏感、特别重要的道德规范，法官必须模范遵守。
法官的性格特征是司法工作对法官性格、倾向和态度的特殊要求，如博爱、耐心、宽恕、人权意识等性格特征。虽然法官的性格特征与天生的性格倾向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形成的个性特征。
四、护法的胆识与使命。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可避免的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公然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为什么在我国同是一部法律，同是一个案件，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区，却会有不同的结论，除了立法中弹性高、法规不明确的客观因素外，另一原因，法官没有护法的胆识和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要面面俱到、没有遗漏，以便法官可以“照单请客”、“对号入座”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法律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和事实却是无限的，“有限的”法律和“无限的”事实之间，“稳定的”法律和“多变的”现实之间、“滞后的
”法律和“超前的”社会之间是中外法学家探讨至今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要社会发展一天，法律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或差距就会存在一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可能奏效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可行出路还得要倡导法官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法律受到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和冲击的情况下，法官坚定的法律信念、坚实的法律精神和正确的法律意识就起很大作用。护法而且是忠实的护法这是解决我国法律危机的最好矫正剂，法官勇于护法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职责的使然。
法官素质并非天生，而是通过统一的严格的教育培训并在长期司法实践的锻炼中逐步养成的。提高法官素质，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对于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法院，给法官素质的提高造成人为的困难。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提高对法官职业特点的认识，树立职业化人才兴院的思想，把那些符合法官条件的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把法官队伍建设成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化群体。
（二）改革教育培训制度，搞好法官素质教育。
1、加强对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
我国目前把法官培训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培训上，而没有把审判技能的培训放在首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培训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审判技能的培训。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加强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提高法官巧妙运用法律的能力，提高他们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各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近年来，全国法院加大投入，不断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对提高法官队伍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短期培训，对于提高法官职业化素质还远不够。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因此，要改革现职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要处理好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的关系、重点突出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教育培训的目标是要着力于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符合“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能够保持与时俱进、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
2、导入终身教育理念，提高法官专业素质。
终身教育就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使之不断适应职业和未来发展需要，该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采纳，我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也广泛采用。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接受终身再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过去法官靠一纸文凭享用一生，削弱了各方面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动力。法官当前接触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只有不断接受教育，提高内在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准确裁断各类案件。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应构建以终生教育理念为总指导思想的运行机制，使法官视学习和提高技能为内在自觉行动乃至生活方式之一，以实现专家化的培养目标。
（三）建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1、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
要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法官行使审判权，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涉及到部门、地区间的利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甚至出现“以暴抗法”、“以权压法”。有的法官在暴力抗法下被打伤打死，法律天平在干扰中失衡。因此，要进行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建立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确保法官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坚持中央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先”，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有利于发挥人才效能的用人机制，逐步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并建立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用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吸引人才，努力实现法官人才资源的优先开发与积累。
（四）改进法官遴选机制，提高法官人品道德素质。
法官之所以能够担当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角色，不仅在于法官具有优秀的法律专业知识，还在于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品和道德素质。为了保证法官的综合素质，各国在明确规定外在的法官资格标准之外还设计了复杂、公开、吸收社会各界和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法官遴选机制，力图通过选举、听证、任命等各种方法，确保候选人不仅具有表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而且具有优秀的品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等深层的内在素质。
法官的人品道德标准主要靠法官任命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来保障。我国法官法虽然提高了法官业务素质标准，但是并没有就如何保证法官的人品道德素质提出可行方案或措施。鉴于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更多的集中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等司法道德问题上，法官的业务素质与人品道德素质相比，后者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设计和改进法官的遴选机制，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我国法官遴选机制可以进行如下改进：
1、提高人大常委会在法官任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虽然从法律上来看，法官的任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但事实上，人大的任命只是走过场而已，人大常委会对法官候选人的情况了解仅仅限于法院提供的材料，对于其专业素质，特别是品德才能等综合素质的了解极其表面和肤浅，难以真正行使法官任命权。因此人大常委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起对法官的任命前期审查、听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常委会提出建设性意见。
2、通过遴选制度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供保障。
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命，法院又对同级人大负责，这就使得法官的来源具有极大的地域限制和行政限制，极易造成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无法保障。在设计法官遴选制度时，要考虑如何通过遴选制度来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由上一级人大考察任命下一级法院的法官。
3、增强法官任命制度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法官的任命或选举应该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参加，听取法律专家对候选人的专业、执业、人品、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对拟任命法官的有关情况应当通过媒体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4、完善社会对法官工作的评价机制。
一定程度的公众评价和工作汇报能够起到剔除个别通过了任命审查而又不合格的法官的作用；公众、法院或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比如任内工作考核、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6
论文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of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comparativesociologyof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7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法治环境
[作者简介]林瑛，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助教，福建省人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福建福安35500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134－03
领导干部是国家各项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能否顺利实施。从“一五”普法以来，宁德市始终把领导干部学法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与依法治市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有力地推进了宁德市“环三都澳”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实施“环三都澳”发展战略必须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
法律素质实际上是指人们所具备的法律意识、掌握的法律知识、遵守和实施法律的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领导干部的行为受制于法律素质，法律素质是决定领导干部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关键。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领导干部掌握的职权在不同程度上与法治的一些环节相联系，因此他们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法治的进程。其次，领导干部有领导、监督、检查其下属干部工作的职能，其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下属依法行政的能力。最后，领导干部有表率作用，以身作则，依法办事，会有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并形成依法办事的氛围，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否则就会对依法治国起反作用。当然，由于工作岗位的不同，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具体要求也会有差异。
宁德市在“环三都澳”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要求在法律制度上必须做到：在法律制定上公开、透明；在法律实施上统一、公正；在司法审查上独立、客观。迎接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按有关法律规则办事，更需要大力推进宁德市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其工作岗位上，自觉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行为。领导干部这种法律行为集中体现其履行职能能否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是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在新形势下衡量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必然标准。领导干部的这种法律行为，要求其既注重实体法，又注重程序法；既重法律手段，又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管理社会各项事业；既重依法治国，又重以德治国，两者紧密地结合。领导干部的这种法律行为，还要求在其负责的范围提高依法治理能力，使地方、行业、基层的普法与依法治理不断深入推进，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社会制化管理水平。领导干部的这种法律行为要求敢于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违法现象作坚决斗争，以此弘扬法治。
二、在“环三都澳”发展中制约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原因
(一)法治传统缺乏和民主法制环境不够完善。西方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正是这种以“法的信仰”为核心的良好的法治传统，才使得西方发达国家逐渐确立了法律至上，并逐渐成为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现代法治国家。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对民众法律观念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崇尚“皇权”、“人治”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人治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目中，封建帝制下形成的权力至上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背离，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必然普遍缺乏“法治”观念，对“刑不上大夫，法不涉官府”已经习以为常，不加质疑。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封建特权等级观念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打破一扫而光，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形无形地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封建的官本位意识和封建特权思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完全消除“人治”的消极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塑造“法律”的权威，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从民主法制环境来看，当前，一些地方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仅亵渎了法律的尊严，而且也对民众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民主法制环境的影响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不公上。司法公正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树立领导干部对法律的信仰至关重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司法这一环节，法律的神圣和对法的信仰都变得具体和现实。一次不公正的司法遭遇必然会影响人的法律信仰。而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司法不独立问题、司法腐败问题、执行难问题，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必然带来负面影响。
(二)认识上的误区和法律教育方式和内容不够合理。虽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但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学习缺乏应有的重视。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会主动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他们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民主法制建设；二是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自己不从事法律实际工作，学不学法无关紧要；三是个别领导干部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普法的作用；四是将学法视为额外负担，认为不学法照样可以干好工作。
虽然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普法教育的重点，针对领导干部开展的法律教育要比一般干部多得多。而且这些培训教育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目前在干部法律培训的内容、途径、方式、效果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据调查结果显示，22％的人认为自己目前已有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工作需要，90.1％的人认为针对党政领导干部开展的普法教育太少，有51.4％的被调查者近一年内没有参加过法律知识培训。针对领导干部展开的法律教育中，仍习惯于法律条文的讲解，进行补课性质的“灌输式”的教育。33.5％的被调查者认为每年的普法教育“效果一般”，27.8％认为“基本是搞形式，走过场”，在普法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考核标准不“硬”、学法用法脱节等问题，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难以得到有效提高。
三、实施“环三都澳”发展战略中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基本思路
(一)对领导干部学法应着重于提高其法治信仰。对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目前，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有较大的落差，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
(二)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也就是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所以，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的运作，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一支崇尚法律的领导干部队伍。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8
法律素养在基层党支部工作中的作用
基层党支部是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党组织最基本的单元。推进基层依法执政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加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企业的制度规章，严格依法办事、按章执行，这是新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法律素养在基层党支部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法律素养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履职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法律经过严格的制度、修改程序，明确规定组织和群体的行为准则和法律后果，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强制执行，不能因领导的权力、看法而影响它的实施，不因人因事而异，尤其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法律意识，充分认识到法律法规、企业制度是行为规范，更是日常履职活动中个人行为的约束和保护。
法律素养是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目前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存在的现象是：认识到知法学法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劳务用工、夜班加班安排等方面容易存在违规问题；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公正观念略显落后，比如评选先优党员等方面，易产生私念，民主公开的坚定性打折扣。基层党员干部处在权力结构的下游，在权与法的冲突中，更容易放弃原则，易于屈服和妥协，提高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势在必行。
法律素养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勤政的根本要求。基层党建工作是基础，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通过扎根基层锻炼走向更高的岗位，其在基层的党性、习惯、做法也随之而行，因此在基层期间廉政情况十分重要，影响长远，而抓廉政仅用“检查”“教育”是不够的，法治反腐才是有效的措施，这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提高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基本途径
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大法律教育的力度。提高法律素养，学法是基础。一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基层党支部组织好党员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把法治能力作为党员干部讲政治的重要内容来实践，重点培养党员干部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保持法律敏锐性，树立现代法制观念。二要把握基层普法教育的定位。深入分析基层法律应用范围，根据基层发展的形势和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普法教育的新模式。三要紧密联系实践。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功夫，坚持有法必依、守法必严，养成诚信合规、遵法守法的基层法律文化。
监督考察依法履职情况。基层党支部的监督考察十分重要。一要建立和完善对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监督机制。把基层党支部工作按制度纳入法治轨道，把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合法经营体现到生产、经营、服务各个环节，依靠制度体系来约束。二要加强组织考核。由组织部门建立相应基层党支部学法用法档案，对依法履职情况纳入目标考核，在考评选拔干部时，将具有法律素质、依法办事的能力作为任职的资格。三要做好群众走访调查，由纪检、人事等部门牵头，定期深入基层走访谈话，发放调查问卷，主动接受职工群众的来访和投诉，全方位、多角度考察依法履职情况，促使其自觉遵守党纪国法。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9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十分薄弱、法律素养较为缺乏，影响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频繁发生的各类大学生犯罪现象，使我们意识到快速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高等学校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也直接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程度，因此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此基础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一、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现状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近几年在整个社会刑事犯罪中大学生犯罪问题触目惊心。高学历犯罪现象凸显日益成为干扰社会秩序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犯罪主体广泛化。大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中的17%，且涉案大学生不乏名牌高校学生。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某院所承办涉案75人中硕士4人、博士2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智商高，知识面广的大学生犯罪的手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多数犯罪的大学生法制观念薄弱。这应当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大学生法律素养亟待提高。
1.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学生违法犯罪的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1.26%，在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存在为考试而学习的情况普遍存在。大学生法制教育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课程内容设置不够科学。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急待提升，但很多从事法律基础课教学的老师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或从未真正研究过法学。许多大学生也错误地以金钱作为衡量个人得失的标准，很多学校师生直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简称为“思品”课。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学校更重视德育、轻视普法。
2.目前高校法律基础课与思想道德一起作为课程来开设，造成法制教育环境的不力性。专业教师匮乏、教学手段单一，造成大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片面、零散，甚至错误。授课时采取灌输、照本宣科使得学生产生疲劳乃至厌恶情绪，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全面性。大学生法制学习的主渠道是高校《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但是老师和学生更为看重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这为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带来极大的考验，体现着“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尴尬地位。
3.社会的多方位发展促使大学生价值观出现了多重变化，但其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尚未养成。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成为一些大学生的人生信条，对法的本质、作用和看法尚不明确。中学教育环境中接受法制教育的机会几乎没有，对现行法律要求和态度、法律意识和思维方面存在极大的欠缺。部分大学生直接把扭曲的价值观定性为利己至上，缺乏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怀有极其强烈的投机、侥幸心理，无法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缺乏对法律的评价和界定。有些为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把自身的高智商运转到作案的手段上，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不明确。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优化对策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对法制教育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现有的法制教育课程设置是放在思想教育为主的背景下，结合司法实践多措施并举地改进教学方法。需改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法治。结合各高校的学校类别、就读专业、社会环境等特点，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法律意识的人才。注重对学生成人、成材的双重培养，在教学中应当摒弃传统“填鸭式”教学。大力宣传法制学法制建校的思想，使学生真正理解法律。
1.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大纲的安排有的放矢，改革考试考核方式。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改变过去重记忆、重突击的闭卷考试。多渠道引导大学生的法制学习进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加双边互动活动。采取针对性措施健全管理约束机制，加大对学生利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考察。采取多样的形式，通过课堂讨论、研讨性论文、调查研究报告等进行考核。与学校其他相关教育环节相联系，从而强化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2.优化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素质。法制教育是一项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工程，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增强实践性。为保证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实现法律素养实践教学的实践性。必须配备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健全学校的制度保障。教师队伍的专业教学培训力度要加大，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其业务水平。坚持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完善课堂教学，鼓励教师投身实践教学中。聘请法律界人士、学者定期为学生做讲座，积极参加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在生活中应作到公平、公正、守法和护法，增强其实践素质。使大学生生活的整个空间都融入法制知识，提供共同学习的机会。
法律制度的要素篇10
关键词：企业法律风险解决措施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蕴涵着相应的法律风险。如果企业能够采取科学的防范措施，建立有效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就会减少法律纠纷的发生，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否则，企业法律风险可能会给企业造成损失，甚至导致企业走向衰落、破产。因此，如何科学地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使企业在法律风险最低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企业法律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1]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企业外部法律风险因素和企业内部法律风险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企业外部法律风险和企业内部法律风险。企业外部法律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修订、市场竞争对手的行为、其他非企业自身的因素等，企业内部法律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员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等。下面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形成原因做一些具体分析。
1.外部存在的法律风险因素，是形成企业外部法律风险的原因
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修订是形成企业外部法律风险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法律法规不尽完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处于经常变化完善当中。因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修订，使企业原来合法或不违法的经济活动，有可能违反了新的法律法规，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尽管企业总想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并尽快使自己的经济活动不违反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但由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总是按照一定的惯性来进行的，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经济活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从而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
2.企业内部存在的法律风险因素，是形成企业内部法律风险的原因
企业员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是企业存在内部法律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的经济活动是靠企业员工来进行的。由于一些员工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的员工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惜牺牲企业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导致企业产生法律风险。尤其是有些企业管理者习惯“家长式”管理，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一旦决策失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必然使企业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是企业存在内部法律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企业的经济活动需要管理制度来加以规范，而管理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管理制度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和漏洞，使企业蕴涵着法律风险。尽管企业制定了管理制度，用以指引、规范、约束企业各部门、各员工的行为，但是有些部门或员工违反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执行管理制度不到位，也会导致企业产生法律风险。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对策分析
只有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综合运用多种法律风险控制手段，才能有效地防范企业法律风险。
1.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在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通过分析评估法律风险，确定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对法律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的一套制度及流程。
2.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企业应建立全员共同参与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一般而言，大型企业应建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企业总法律顾问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全面领导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作。企业应建立法律事务机构，法律事务机构人员由律师或企业法律顾问组成，法律事务机构具体负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设计和监督执行、法律风险发生后的处理等，企业应充分发挥法律事务人员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的专业特长和业务保障作用。各业务部门应熟知与本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业务的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本部门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的职责和任务。企业要明确每个员工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的职责和任务，每个员工要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当然，企业各部门、每个员工应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确保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有效运转。[2]
3.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强化合同管理
企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大多是通过各种合同来体现的，因此，企业应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加强合同管理，尤其要强化合同的起草、审查、履行、验收等重要环节的管理，防范法律纠纷的发生，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4.处理法律纠纷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法律诉讼或仲裁，在遇到法律诉讼或仲裁时，企业应积极应对，依法办事。法律事务人员要认真收集证据，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解决法律纠纷，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减少企业利益损失。当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企业应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力争与对方和解或调解，和解或调解不成的，应通过法律诉讼或仲裁的途径，依法维护企业的权益。[3]
总之，由于企业外部法律风险因素和企业内部法律风险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法律风险。只要企业能够采取科学的防范措施，才能把企业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企业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俊鹏.浅谈大型水电工程建设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J].法制与经济（上旬）.2013（08）
[2]陈巍，任慧云.创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原则初探[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06）
[3]李运.浅议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控体系建设[J].中国商贸.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