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经济模式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管理转型；制造企业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5］，具有万物互联化、知识智能化、数据要素化特征［6］。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GDp增长，数据资源成为驱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的必要性
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仍存许多问题。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发达国家较弱，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根据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内涵，现代制造业应该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管理本质特征即信息流和工作流的数字化［14］，企业需对数字化工作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管控，利用物流和资金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协同。因此加速高新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融合迫在眉睫，管理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4］。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企业管理转型要素
为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制造企业全力推进设计研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的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更加趋于网格模式，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转型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制造、销售物流、产品创新等环节的应用进行［8］。这样企业就能改善客户体验、创新价值主张、提升组织效能。基于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结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特点，企业管理转型涉及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供应链管理，建立与供应商、分销商之间快速的合作和交流的渠道，面向供应链以市场的观点对整个商务活动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的整体结构。供应链管理转型是以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为基础，以最低的整体成本满足客户的同时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运作。二是生产与研发，关键在于优化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客户管理关系中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体系发生变化，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均应有相应的改善。三是客户关系管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关键。数据信息对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建立良好关系等起重要作用，有效利用数据信息改善客户关系成为传统制造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协调，为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同时业务流程重组不断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进行管理创新，则是对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组织保证［15］。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供应链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的供应链平台成为供应链效率提升的支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化技术的逐步成熟有效解决了供应链上的链接、索引和交互等问题，实现了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有机联合，供应链效率大幅提升。数字经济对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化、横向一体化、物流系统数字化等方面。第一，企业供应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等的支持。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需要利用大数据构建系统化的现代管理体系，搭建好信息供应链管理平台，以确保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顺畅。同时智能化技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工，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促进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1］。第二，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企业为了追求资源整合往往采用纵向一体化来实现高度控制。数字经济时代横向一体化成为主导，企业只需抓住产品方向和市场这两个重点，及时整合外部资源响应市场即可。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完整贯穿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的链条，链条上所有节点的企业都需同步、协调。因此供应链横向一体化程度也是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交易融合交错，物流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重要环节，其数字化程度对企业交易的完成度有重要影响。企业需利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建立适配的物流系统，使全范围、全过程的物流活动能够实现纵深化的管理和协调。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研发管理转型
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研发模式等也发生变化。第一，生产模式趋于模块化、柔性化。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用户的偏好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关键。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客户管理关系中实施的精准化营销模式倒逼上游生产变化，单一批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为了满足差异化需求，企业的生产需适合于定制化产品的模块制造，生产模式逐渐柔性化。同时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的搜索、复制、溯源以及认证等相关成本，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模式优化中去［8］。第二，产品设计趋于版本化、迭代化。数字经济时代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增加，用户识别、敏捷学习、迭代试错成为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重要能力［13］。迭代创新模式增加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多样性，也降低了资源禀赋约束［12］。迭代化的生产节奏有利于企业及时地适应供需两端的需求与发展，更加精确地感知新变化、把握新机遇。第三，研发模式趋于开放化、开源化。数字经济发展过程是全生态协力共进的发展，创新不只是部门内部的创新，更是整个生态的协力共进。企业需要不断综合不同领域的新知识、发掘跨界创新潜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凸显核心竞争力，拥有更多的选择、更稳定的系统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2］。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传统的业务流程中一项完整的工作会交交由不同的部门依次进行，信息传递路线较长，信息失真概率更大，导致组织内各部门交流、协调较为缓慢，生产效率与决策准确率较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以企业战略为基础，涉及到组织结构和人文因素等诸多方面。第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组织结构具有复杂化、集权化等特征［3］。组织结构为适应精细化分工和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等，逐渐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为了与业务流程相适配平台型经济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16］。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企业环境快速变化、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创新多元化，网格制相对于科层制更具优势，也是数据驱动组织结构创新的体现。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规则和权力两方面。数字化技术改变了行动者规则，行动依据不再是科层制中稳定的公式规则系统，而是由原来的经验规则变为数据规则，数据、信息技术、知识等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以数据信息及相关技术为核心的规则体系［10］。开放的网络式管理模式和无边界的生态圈管理模式使得权力趋于分散，变得更加多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同一组织内的不同层级之间信息高度透明，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权力越来越小，拥有大数据信息的大型平台组织和政府部门等成为权力集中地。第二，信息技术在业务流程重组中主要作用是提高信息决策质量和速度、简化管理流程［7］。其对业务流程重组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作为流程再造规划管理工具从整体把握项目的规划、进度、预算、评估等;作为成本分析工具分析项目所需资源与成本;作为人事计划工具来进行人力资源相关分析;作为集成工具、编程工具等管理系统开发工具。相对应的，业务流程重组也对信息技术有较大影响，促使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不盲目接受，而是注重人工和信息技术的配合与协调，为企业长久发展提供支持。第三，企业流程重组不仅涉及到技术，还涉及到人文因素。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是深层的管理变革，原有企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将被重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企业需要进行企业文化变革，需要在创新协同的文化引导下，以客户为中心，团结协作进行业务流程重组。通过整体氛围的引导与激励，调整员工的意识行为、价值观等，以实现企业业绩的提升［17］。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使企业文化与业务流程重组过程相适应，两者相互交融，共同进步。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智力价值不断提升，企业组织管理更趋于扁平化，权利也更加分散，企业人员的知识与能力、素养、态度等也需与之匹配［18］。第四，企业战略是业务流程的总纲领和指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实质上是结合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从业务流程出发挖掘企业潜能来进行战略构想［17］。传统制造企业需要结合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环境、市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企业战略进行更适配的调整。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客户关系管理转型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2
2016年天猫双11全球购物狂欢节1207亿元的销售额、17.5万笔／秒的交易峰值、12万笔／秒的支付峰值，是未来5年消费场景的实战性预演，背后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力量的支持。数据驱动经济增长。从计量的角度看，pB是大数据的临界点。根据iDC《数字宇宙报告》，到2020年人类拥有的数据量以ZB(1ZB＝1，048，576pB)计量。预计，随着iot的应用普及和在线化，人类将迎来“数据核爆”。数据将如同农业时代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资本一样，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技术驱动发展范式持续创新。传统工业时代形成了包括科技研发模式、标准化流水线、批零体系、物质资源消耗等在内的发展范式，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消费者成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力量，产业模式的变革围绕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展开。在线常态化。
截至2016年，全球网民达32亿，智能手机用户达25亿，在线用户将逐步拓展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到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网民达7.1亿，渗透率已经超过50%，日均上网达3.8小时。网络购物、支付宝、滴滴打车等已经成为路边小贩卖菜，偏远农村地区大妈购物，上班族出行的新常态，在线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存在。
1.0vs2.0
数字经济1.0的核心是it化，互联网刚刚开始发育。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在传统的行业和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属于it技术的安装期。通过推广应用it技术，大大提升了原有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成长起了以it设备制造和相应软件业为主体的信息产业，互联网开始兴起并得到初步应用，但是没有能在全社会形成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个阶段持续到21世纪10年代。近年来，基于数字技术、以互联网平台为重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开始兴起，我们称之为2.0时代。数字经济2.0的核心是Dt化，即万物在线互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数据成为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2.0架构在“云网端”新基础设施之上，生长出互联网平台这一全新的经济组织，并带来了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就业模式的革命性变化。对比1995年和2016年两个时代的主要互联网科技公司，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技术水平、业务方向、组织架构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三大特征
架构在新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之上的数字经济2.0，具有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三大特征。
平台化——平台是数字经济2.0的基础。依托“云网端”新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全新的商业环境。信息流不再被工业经济供应链体系中巨头所阻隔，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距离大大缩短，沟通成本大大降低，直接支撑了大规模协作的形成。信息的透明使得企业信用不需要和规模挂钩，各种类型、各种行业的中小企业通过接入平台获得了直接服务消费者的机会。在物种上，成熟的数字经济2.0平台上的物种极为丰富。以阿里巴巴为例，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基础、标准的服务，大量个性化的商业服务，则由生态系统内各种各样的服务商所提供。目前，服务市场已聚集数万家服务商及服务者，为千万淘宝及天猫卖家提供服务，年交易规模数十亿，提供了包括店铺装修、图片拍摄、流量推广、商品管理、订单管理、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外包等相关服务与工具几十万个。借助数字经济2.0平台能够实现超大规模的协作。在大淘宝的零售平台上，大淘宝平台+4亿消费者+约1000万在线商家，共同构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体系。这种超大规模的用户数，是工业时代的公司无法比拟的。
数据化——新兴的数字经济2.0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数据化。工业时代的公司，以it技术为核心实现数字化，数据的流动以及在线化范围有限，数据应用场景主要局限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的生态圈之中。数字经济2.0时代，数据的流动与共享，推动着商业流程跨越企业边界，编织全新的生态网络与价值网络。正如埃森哲首席科学家齐韶先生所言：“云计算模糊了企业内部it与外部it的界线……公司间传统的数据与程序相隔离的状态将有望被打破，随之将出现新的商业生态和价值网络……未来五年，公司间的业务流程可能会高速增长，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公司it系统一旦穿过防火墙，就非常容易与其它公司的it系统实现信息交流与交换，从而越过公司界线执行业务流程。”
普惠化——在数字经济2.0环境中，“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特点，实现了普惠科技、普惠金融和普惠贸易。在科技领域，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按需服务业务形态使得个人及各类企业可以用很低成本就轻松获得所需要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而不再需要购买昂贵的软硬件产品和网络设备，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根据阿里研究院测算，云计算的使用可以使企业使用it的成本降低70%，创新效率提升3倍。在金融领域，以互联网信用为基础的新型信用评分模型，对于普惠金融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大数据统计概率计算，可以使得不同风险的个体得到精准的风险评估，从而能够匹配差异化的金融信贷服务，让更多的个体享受到适合其各自风险特质的金融信贷服务。据网商银行业务团队的计算，假设不良总金额保持不变，如有新型信用评分模型的支撑，那么可授信的客户数量将大幅提升。可授信的企业类客户数量将增长360%，为原有数量的4.6倍；可授信的个人类客户数量将增长1600%，为原有数量的17倍。
在全球贸易领域，数字经济2.0为全球带来了普惠贸易的全新局面。普惠贸易意味着各类贸易主体都能参与全球贸易并从中获利，贸易秩序也将更加公平公正。普惠贸易包括以下几个特点：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国际贸易；贸易流程更加方便透明；国际贸易信息对称；全球消费者能方便购买来自全球任意地点的商品；贸易中的参与主体，如消费者、小企业，都能从中获益。跨境电商快速发展、ewtp理念得到积极认可，正是普惠贸易快速发展的例证。
未来的样子
过去20年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这轮技术自身的积累与进步。而未来十年，这轮技术则向零售、制造、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深入渗透。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将层出不穷，量子计算、区块链与生物科技等将在未来获得突破性进展。伴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也将进一步演化，数字经济2.0时代的平台经济体将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
想象一：自由连接体
在网络的连接下，数字经济将为社会创造上亿的就业机会，成为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亿万个体将成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个自由连接体，未来社会就业将出现六个趋势：
“平台+个人”的“平台式就业”将成为基本的就业景观。
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式就业”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方式。
U盘式就业、分时就业、斜杠职业等“灵活就业”将极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基于网络、跨越地理距离的“分布式就业”将越来越普遍。
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商业和经济模式快速创新、快速演化、快速迭代，大量高度细分、快速演化的新职业将大量涌现。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将获得更加公平、更加可贵的就业机会。
预计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岗位和就业机会，人类将更多地倾向于成为芭蕾舞演员、专职音乐家、数学家、运动员、服装设计师、瑜伽大师、小说作者等等，成为给机器人安排任务的“主人”，人类和机器之间将形成一种共生共存关系。
未来二十年，八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50%劳动力将通过网络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灵活就业成为未来人们的重要就业形态。
未来二十年，在制造业领域60%、服务业领域30%的重复、枯燥、繁重劳动，以及大量的家庭服务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大军，形成人类特定时期的技术性失业。
想象二：人人经济
在网络的连接下，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力、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活动中的活跃主体。每一个个体的创新、创业、创意、创造能力将得到极大释放，人人设计、人人制造、人人销售、人人消费、人人贸易、人人银行、人人物流等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将逐步涌现，催生人类经济活动的新范式，形成人人经济的新景象。
预计未来十年：
经济和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越制造业规模，贡献全球25%的经济总量。
众创众设将成为企业与用户改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的重要创新方式，用户和消费者通过网络参与研发设计，成为企业聚集智慧，提升研发设计能力的新渠道。
4D打印将成为满足个人化、快捷需求的重要制造模式。
自然人经营权、消费权、资源获得权，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的重要权力。人人都有利用互联网开设网店、开网约车、售卖自家农产品、交换个人闲置物品等的权力；人人都拥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力；人人都享有通过自己的信用、无需担保平等地获得贷款等金融普惠服务的权力。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将成为数字经济服务业发展的新形态。每一个个体在获得金融普惠服务、快捷高效物流服务的同时，也有权利和义务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物流快递等服务并从中获得收益和报酬。
想象三：平台经济体
技术的创新将伴随经济组织的变革，“共享平台+企业/个人”的经济组织方式在未来20年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当小企业或个体接入到“平台经济体”，他们将变得强大起来，能像大企业一样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创作并在全球分享、交易。个体只要有一块屋顶就能做太阳能的生意；有一辆车就可以做网约车；通过手机甚至联网的眼镜就能买卖全球。
想象四：万物在线与数据核爆
移动互联网如同一个强大吸引力的黑洞，将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到2016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将突破35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6。人的在线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物的在线化也正在迅猛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构建了互联互通的网络，人与机器自由穿梭在边界日益模糊的虚拟与现实之间，共同编织着生动的实时在线世界。数据量将呈现爆发式增长，真正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在线数据、迭代算法、实时计算匹配供需，进行市场资源配置。
预计未来十年：
超过万亿传感器将接入移动互联网，超过10%的衣服、鞋、眼镜等都能接入移动互联网，首款植入人体式手机也将上市。
无人驾驶汽车将占美国汽车保有量的10%，人们将乐于使用汽车共享计划而非使用私家车，全球范围内使用汽车共享服务的行驶里程将超过私家车。
超过10%的人拥有人工智能私人助理，帮助我们买菜、饮食搭配、健康建议、安排行程、补充知识等。
自然人机交互成为主流，人类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身体动作甚至思考意识与机器进行交流。
全球的数据量将超过230ZB，以数据计算为基础的零人工干预的经济模式也将迅猛增加，将超过经济总量的10%。
计算量将代替耗电量成为衡量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
想象五：再造经济学理论
数字经济是以交易和账户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交易效率远远超过生产效率，不同于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经济体系。从生产到消费，从柜台到平台，从it到Dt，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学带来三大冲击：一是诸如市场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边际成本理论、博弈论、就业理论、产权理论、竞争理论等一些具体领域；二是资源稀缺性、理性人等基本假设；三是方法论。
预计未来十年：
经济学研究者将更深入地参与到数字经济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数字经济的核心概念，研究数字经济的核心问题，创造性地构建起数字经济的理论体系或框架。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3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如是说。十几年前，当他鼓吹数字化时代和数字化生活时，许多人还将信将疑。如今，“数字化”这个字眼无处不在，熟悉得如同空气，我们已身处于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数字化世界。甚至，我们有时不得不诚惶诚恐，因为几乎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有可能被转化成0和1。这不仅是数字化时代，更是一个数字化加速时代，我们被技术的洪流裹围着前行，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生活都与之息息相关，除了拥抱它，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从《数字化生存》说起
1995年，个人电脑对普通人而言，还是个顶稀罕的玩意儿，甚至见都没见过，上网也是闻所未闻。此时，美国学者、m1t媒体实验室主席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已经出版了其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按照他的解释，“数字化生存”是指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他总结数字化生存有四大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生存方式。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比如，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经济活动走向全面数字化，就连工作、学习、娱乐、购物等日常生活都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这种方式既是对现实生存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与超越。尼葛洛庞帝在书中这样写道：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
如今再重温《数字化生存》，说不上有多少新鲜感了，因为一切正在我们周围发生，但还是不得不佩服“预言帝”当初的真知远见。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加速到来，网民的数量也急遽膨胀。据瑞典互联网市场研究公司Royalpingdom的调查报告，2012年全球网民总量已超22.7亿，较5年前的11.5亿将近翻番。而《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显示，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手机网民达到4.2亿。报告认为，中国网民数已经处于高位，网民增长和普及率都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普及、无线网络升级等因素，促进了手机网民数的快速提升。显然，对于世界上大约1/3的人来说，“数字化生存”已成为“现在进行时态”。
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共识
伴随着“数字化地球村”的日益成型，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
经历了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元气大伤，欧盟把欧洲复苏的希望寄托在数字经济的提升之上。在今年的欧盟秋季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VanRompuy）宣布将通过鼓励投资政策、统一市场法规、增加劳动者技能等三大举措发展欧盟数字市场。此次欧盟秋季峰会将建立“单一数字市场”上升到关乎整个欧盟竞争力、经济持续增长的高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估计，欧盟范围内若能实现统一数字市场，将在10年内带动5000亿欧元的经济增长，电信基础设备建设、网络消费、电子商务等领域都会受益于该市场的建立。
澳大利亚也于今年了首个国家云计算战略。澳大利亚宽带、通信及数字经济部长史蒂芬·康罗（StephenCorrroy）称：“这是一个将互联网摆在我们经济核心位置的一项议程。国家宽带网络是这个数字经济的基石，澳大利亚将创建并使用云服务来加强整个数字经济的创新。”他表示正确地采用云计算战略，到2020年将为澳大利GDp增加33亿澳元。同时，他认为云计算最大的变革在于个人和小型企业。“现在规模较小的企业还没有参与其中，需要支持和采购云服务的信心。作为澳大利亚国家云计算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将为10家行业领先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以开发专门针对领域的数字业务包，这个举动也让他们更加了解和熟悉云计算。”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其目标是：建成一个连接到各社会机构、团体和每个家庭的宽带高速网络，为全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开展多样化的高级信息服务，全面满足人们在生产、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信息需求。如今奥巴马政府在推动更新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持续发展也下了大功夫。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无线网络的年投资额以40%的速度增长，从每年210亿美元增长到300亿美元，已经超过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汽车公司。2013年，美国的有线网络投资额预计达到350亿美元。
而今年8月，我国国务院正式公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这标志着中国宽带战略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被认为是升级基础设施、为促进信息消费提供前提。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谁都不想在新一轮的经济大潮中丧失竞争地位。
做数字时代的弄潮儿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4
关键词：数字电视产业化当前困境转型
对于产业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进行高效率的大规模增值。数字电视打破了频道资源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稀缺的限制，并能以其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电视业进行全面整合，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适于进行大规模定制的产业化生产。但因种种原因，其产业化发展并不顺利，因此，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转型，进行适应数字电视传播特点和产业属性的电视产业化模式转变，是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当前困境
1.产业格局中存在大量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一方面，在当前的数字电视发展阶段，仍然由政府主导实行运营准入制度。而数字电视与传统电视的一大区别是其产业化一般以产业链的方式存在，跨地域的整合与业务覆盖是其一大特点。这样，先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由于对相关资源的先行占有，对后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形成了自然垄断，提高了后来者进入数字电视产业市场的门槛，不利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上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对下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在资源和管理上都存在垄断优势，处于更有利的市场位置。此外，对于民营数字电视节目提供商而言，各级数字电视播出机构因为播出平台的垄断享有完全的议价能力。上述垄断的存在使真正创造价值的部门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影响其对数字电视产业的投入，最终妨碍了数字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2.地区差距明显，产业化发展不平衡
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并不平衡。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试点都集中于上海、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数字电视产业化显得相对落后。而这种落后又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文化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不能改善，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怪圈，进一步拉开了各地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差距。如在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上市方面，江苏、北京等早已出现了较多的数字电视上市公司。2001年2月8日晨“歌华有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上市共募集资金12.4亿元，主要投资于北京数字电视光缆网络工程建设。[1]其他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上市公司等，都是发达地区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先进案例。而在这方面，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最终影响了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的总体进程。
3.行政色彩浓厚，产业制度不健全
我国当前的数字电视产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行政力量而不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的，优化其市场资源配置的产业制度还不健全，由市场决定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显得相对无力。许多数字电视的产业化政策，如专业付费频道的设立与取消、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业务运营范围等，往往是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产业市场发展的产物。同时，在产业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政企不分”的情况一方面让数字电视产业在面对电信的竞争时得到了“政策红利”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让数字电视产业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其产业化发展中事业与产业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各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并不是在完善的产业制度下进行资源的稳定性重组和公平竞争，其产业链上下运营商之间、数字电视传统业务与增值业务之间、民营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产业关系也还远远没有理顺。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的数字电视产业资源是在不断地消耗而不是在不断地优化。
4.三网融合带来新的竞争格局
所谓“三网融合”，即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影响下，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的过程。[2]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与电信可以双向进入，数字电视和电信在上网浏览、视频传播、在线支付等业务上互相重叠，直接竞争。目前我们通常所指的数字电视为有线数字电视，其产业的竞争格局分析如图1：
数字电视的业务首先包括传统的电视业务和广告业务，在这方面，数字电视在系统内与卫星数字电视及地面移动数字电视产生直接竞争，对手可以提供与数字电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且具有移动特性、便捷性等额外附加值。在传统的电视业务与广告业务上，数字电视当前面临iptV、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的竞争，因为它们在技术和能力上同样能为用户提供与数字电视同质化的服务。在三网融合之前，此类服务为国家政策所限制，无法完全铺开，而在三网融合之后，随着广播电视与电信的服务可双向进入，系统外的威胁成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直接压力。同时，数字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的优势在于凭借其双向互动的宽带网络，能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浏览、在线支付、互动交流等增值业务与扩展业务。而在这方面，数字电视产业又面临传统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的竞争。
二、数字电视产业化的转型策略
1.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
一般说来，在同一平台上生产要素越多，产业化规模越大，产业化发展阶段越高。传统电视在频道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其产业化往往首先注重于传播规模的扩展。而数字电视不但突破了频道资源稀缺化，极大地扩展了频道资源这个电视产业基本的生产要素，并将原来不属于传统电视产业的互联网络、电视电话、商务管理、数据服务、娱乐互联等成功地开发成为电视产业新的生产对象，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扩展，使电视产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对象，扩大了电视产业的生产门类，增加了对电视这一相对单一平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电视产业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认为：只有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才有可能在与电信企业的竞争中，实现数字电视产业的扩展。
2.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传统电视产业往往只停留于采编播领域，而且往往由单一的电视成从采访、拍摄、制作到播出的一系列工作，产业内的生产单位主要是电视台。而数字电视可培育出从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数字电视终端用户等一系列产业单位。一方面各产业单位各司其职，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节目集成商和平台运营商等对各种资源的集成，能实现比传统电视更大的投入产出比，实现更多的增值业务。在数字电视产业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民营节目制作公司、节目集成商、平台运营商等开始出现，并且它们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歌华传媒与深圳电视台的合作、九州数码与重庆数字电视公司的合作等。传统的电视产业更多地依靠电视台自身的发展，而数字电视产业往往需要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形成合力，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3.从单一经济转型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数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涉及是否应该允许和鼓励大规模企业存在，从而涉及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管理学家小艾尔弗雷德・a.钱德勒认为：“规模经济最初可以被定义为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或分配的单一经营企业，由于规模的提高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或分配成本降低。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产生于单一经营企业内部由于生产或分配多种产品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只要为两个或更多的生产线提供可以共享投入的服务成本是次可加的（即少于单独为每一条生产线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和），那么这种多产品的成本函数就表现出范围经济。[3]
传统的电视产业以内容播出为主，提供的产品单一。而数字电视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由于其交互式传播方式的存在，整个数字电视网的用户越多，网络中的信息量越大，单个用户的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同时，电视产业发展到数字电视后，可以用单一的传统线路承担数据传输、电话语音、互联网等多种功能，扩大了电视传输的范围，因此也存在范围经济。最后，完成双向传输改造的数字电视产业还存在着需求方规模经济，即每一个用户的价值是由他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决定的。整个双向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单个用户所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越大，单个用户的价值越高，规模经济效应越强。整个数字电视网络的商业价值也就越大。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是数字电视产业的鲜明特点，如数字电视转换中的“两万户瓶颈”我们可以看做是规模经济的反映。而数字电视不断推出的电视电话、互联网服务、股票信息服务等“增值包”“tV+”等，我们可以看做是范围经济的反映。
4.从单一媒体转型为跨媒体整合
传统电视基本上只作为一种单独的传播工具，其产业化往往只围绕电视自身特性展开，而数字电视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跨媒体整合的平台，其不单担负了传统的电视传播功能，还承担了互联网、电话、家庭娱乐、数字报纸等平面媒体、影音媒体、网络媒体的功能。数字电视产业可依靠数字电视平台对多种媒介资源进行整合，产生出“1+1>2”的效果。如原来平面媒体等各种媒体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记者、采编、传播系统，而数字电视产业凭借跨媒体整合的特性，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进行一次投入、多种产出，实现多层获利，极大地提高了投入产出比，同时也有利于数字电视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
5.网络建设从国家投资转型为资本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是指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运作为特征，利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等手段对资本进行综合运作的一种模式。[4]传统电视产业处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中，其宣传职能限制了资本运作的空间。甚至对于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电视网络硬件建设也主要以国家投资为主，影响了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而数字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电视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播出终端等多种产业链环节的出现给予了资本运作更多的空间。同时，数字电视产业跨媒介整合、创新发展的特征又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撑其发展。因此，数字电视产业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为其产业化发展引入更多的资本，解决我国电视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通过兼并重组帮助调整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自身产业结构，整合我国数字电视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并实现其获利的最大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社科基金《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成果项目号：2010QnZX45受四川外语学院青年科研骨干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胡正荣.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32.
[2]赵子忠.三网融合的关键视角[J].现代传播，2010（6）：6-9.
[3]臧旭恒.产业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91-92，84.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5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25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2011)23-0000-01
DigitalLibraryande-commerce
maoXiaodong
(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theimplementationofdigitallibrariesande-businessmanagementmodelspecificfeasibilitystudyintotheuseofmodelsandanalysisofrelatedindustriestodrawsomesuggestions.
Keywords:Digitallibrary;e-commerce;managementmode
科技和沟通迅猛发展的今天，以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它不仅对社会形态，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目在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智力活动.在这一大环境气氛下，图书馆的发展也出现了质的飞跃.电子化信息的检索与提供，已成为越来越普通的服务方式，图书馆已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图书馆转变。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由网络连接的互联空间或信息空间，而不是传统图书馆定义的一个物理场所。建立一个完善的数字化图书馆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利用电子商务的理论和已经发展成熟的电子商务模式，使得数字化图书馆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又能兼顾经济效益。
一、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商务的定义
（一）数字图书馆的定义。数字图书馆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多媒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它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它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通俗地说，数字图书馆就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
（二）电子商务的定义。电子商务通常是指是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用见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
二、数字图书馆开展电子商务的意义与可行性
（一）开展电子商务的目的和意义。开展电子商务,把信息和服务转换为商品并从中获得利润,是数字图书馆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当数字资源以及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成为“商品”销售给用户,那么这些“商品”就直接面对着用户的评价和监督,这能够间接的促进数字图书馆资源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走电子商务化道路是数字图书馆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满足广大用户知识信息需求的有效途径,也为数字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经济保证。
（二）数字图书馆开展电子商务的可行性1.良好的外部经济以及法律法规的背后保障环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电子商务在我国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市场经济化的建设的背景下，国内建成了比较规范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多种层次的文化音像、图书等批发、零售市场以及统一的邮政、快递系统和物流节点配送体系。这些条件为数字图书馆推行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于规范网络经济下的电子贸易行为有重大的意义。2.庞大的信息市场要求。用户信息需求是推动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发展的外在驱动力。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竞争为信息的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现在的企业的发展要求图书数据库能为其有针对性的信息咨询服务，然而现在的图书信息机制尚有很大的欠缺。用户的信息需求与现实状况的反差为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3.网上购物发展为一种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网上购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显示，中国经常上网购物人数比重已经有26%，而其中在网上购买图书类产品的比例最大，达到了49%。这就为数字图书馆以网络为载体寻求发展和服务提供了发展契机。4.数字图书馆自身具有提供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的优势。数字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丰富信息资源，它以用户为中心，将信息资源尽享分类，编辑以及加工整理，形成内容丰富具有较高价值的有序知识库。然后通过电子商务模式的信息服务系统将知识内容和问题的解决方案整合起来，为用户提供查询选择、咨询、论证。参谋等一系列高效集成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因此，数字图书馆要想将其丰富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借助网络平台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图书馆用户的信息需要，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就有必要引入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模式。
三、数字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及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一）在线数字资源销售。在线数字资源销售指数字图书馆通过网络向出版商、书店及发行机构出售本馆印刷成型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权或发行权。用户的付费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按资源数量收费,二是按使用服务的时间收费。
（二）中介服务。由数字图书馆向某些用户购买资源,并把这些资源出售给其他用户。这种形式多见于文学类的图书资源,常见的是由某些用户使用连载的方式小说,其他用户付费在线阅读。一般数字图书馆会与作者进行签约,从而获得作品的版权,并按照协议向签约作者支付费用。作者按照协议以规定的进度进行更新,并及时数字图书馆以自己的平台为基础,为作者支付费用,向读者收取费用,数字图书馆从中获取利益。
（三）行业性的服务。这种服务以数字图书馆的海量数据为基础,经过精心提炼和筛选,针对某些行业进行了重新整合,以适应行业工作人士的专业需要。该系统是一种面向用户本地化使用的特殊服务系统,具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限制。如万方开设了Claw服务系统(中国法律法规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企业服务门户、医药服务系统、电力服务系统、冶金服务系统等行业性的服务系统。
（四）广告服务。数字图书馆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它们通常拥有大量的固定读者群体。因此,这些网站都具有相当大的广告投放价值。广告收入也是数字图书馆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对于网上数字图书馆来说,用户的浏览量决定了广告收入。因此除了收费资源外,大部分的数字图书馆都提供了免费资源和服务。免费资源及服务可以扩大用户群体,吸引广告客户,而且还可以为收费资源及服务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6
[关键词]信息化战争军事经济动员特点
在信息化战争中，军事经济动员的类型、目标、要素、模式、技术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把握这些特点，对提高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经济动员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一、在动员类型上。作战应急动员地位突出
作战应急动员属于局部动员。当前，局部战争是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我国军事经济动员的准点。高技术局部战争规模和时间有限、作战需求相对集中，这就要求军事经济动员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范围。同时，与局部动员的快速反应、规模小、时间短、相对独立的特点相适应，在进行局部动员时，国家总体上仍实行和平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仍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局部动员(包括跨战区动员、战区动员和边防省区动员以及国家部分领域和部门的动员)的地位更加突出。
作战应急动员的核心是快速反应。作战应急动员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实施的，其目的在于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为夺取战争胜利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保障。高技术局部战争爆发突然性强，防御一方战争预警时间短暂，战争进程迅速，作战时间短暂，战略目的快速达成。“快”已经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一个基本特点。这种突发性和快节奏性，要求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必须具有快速反应能力。为此，作战双方都更加重视首次打击力量的积蓄和释放。这就使作战应急动员的地位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作战应急动员的灵魂是灵活应变。高技术局部战争在时间、地点、规模、强度上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战争一旦爆发，则进展速度很快、情况复杂多变、性质难以掌控，这就要求军事经济动员必须要有很强的灵活应变能力，真正做到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地、有条不紊地展开动员工作。
二、在动员目标上。精确动员取代“粗放型”动员
精确动员是指遵循“精确模拟、量敌用兵”原则，以动员实施的精确性为目标，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技术手段，把作战需求、企业生产、政府采购、军事输送、后勤补给等各个环节链接起来，对整个动员活动实施组织和指导。精确动员是信息化战场精确交战的产物，已逐步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军事经济动员的主流理念。精确动员的特点有三个。
第一，预见性强。具体来讲，一是要准确预测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战争的性质、规模、程度；二是要全面掌握社会资源潜力信息；三是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精确的分析方法，评估作战需求和动员潜力，尽可能使作战需求与动员保障之间接近或达成一致；四是拟制好动员预案。按照上级赋予的各军兵种部队战时动员指标进行细化、分解，由国动委的相关办公室指导其制订预案和制订平转战计划和保障预案：五是要通过战前建立各种作战模型进行模拟和仿真试验，精确计算出未来各种情况下不同作战规模与样式的物资消耗量，从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运输和储备，防止盲目生产和储备，造成积压浪费。
第二，准确性高。信息化战争精确、速决的基本特征，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作战应急动员保障也必须精确无误。要通过数字技术将军队对人员、物资、装备的种类、数量等需求信息详细、准确地传递到动员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据此迅速拟定最佳动员方案，进而将动员命令准确地传递到动员对象，从而使战场需求系统、动员数据库、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动员指挥系统等链接成元缝的数字网络，使战争需求与动员保障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动员的高度精确化。
第三，讲究效率。军事经济动员的根本目的是及时有效地满足军队战时各方面的需求。在信息化条件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己能对战场上的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实现较为精确的控制，从而减少动员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大量的物资堆集于战场，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有助于提高军事经济动员的综合效能。
三、在动员要素上，信息和科技成为核心内容
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的科技合量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经济动员需求的结构要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科技和信息已经成为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作战应急动员的核心内容。
在传统战争中，军事斗争的实质就是通过对物质、能量的定点释放以达到摧毁对方的目的，军事经济动员主要表现为人力动员、财力动员和物力动员。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础性资源。与此相适应。在军事领域和战争系统中，信息已经上升为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一个重大要素，并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主导性、关键性因素。信息化战争要素构成的这一巨大改变，必然导致信息化战争军事经济动员领域的拓展和结构的调整，信息己经成为新的动员对象，信息产业动员将继工业动员后逐步成为军事经济动员的重心。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动员保障工作还将从过去以保障飞机、大饱、坦克、军舰的机械维修保养和供应油料、弹药、备件等传统的军需物资器材为主，逐步向以保障高技术装备的维修保养和供应高技术装备所需精密仪器、电子器材设备、计算机软件、技术咨询、技术保障以及高技术人才为主转变。科技动员成为军事经济动员的制高点。成为能否维护部队战斗力和保障部队战斗力再生的关键。
因此，必须确立科技参战、信息支前的思想。要突出科技和信息动员这个重点，补充增加科技、信息的生产储备能力，信息安全和防护技术，从事计算机、电子等相关技术设计、生产和维修的高技术人才等方面内容，充实完善军事经济动员的内容体系。要制定高技术后备兵员培养、储备规划，出台高技术军民通用装备管理、征集法规政策，逐步实现军事经济动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
四、在动员模式上，一体化动员成为主要模式
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决定军事经济动员实施模式。战斗行动一体化、力量部署一体化、战斗保障一体化、情报信息搜集一体化、信息战网电一体化，构成了现代一体化战争的基本特征。一体化战争形态的出现，推动着军事经济动员向一体化动员方向发展。具体说，一体化动员模式必须做到三个“一体”：
一是军地一体。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开始出现特定意义上的“民间化”趋势，“军”与“民”的边界日趋模糊。比如在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开列的“关键技术”中，重合率高达80％，而且越来越多的国防和军事经济活动也交由民用系统承担。据统计，美国国防部中有70％的科研任务、90％的武器装备生产任务是由民间私营企业完成的。不仅如此，在战争参与者上。军人与平民之间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军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作战行动。在伊拉克战争中，由军火商派遣的技术保障分队走进了一线战场。
二是平战一体。信息化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是“平”与“战”界限的模糊性。在以往战争中，平时与战时有着非常明显的界限。到了信息时代，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战争的平战界限日趋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实施为主、准备为辅、“决于战”的战争经济动员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决于备”的、贯穿平时的、实施和准备并重的新的军事经济动员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经济动员的准备本身也将具有战争活动的性质，这就要求军事经济动员的平战结合较以往更为紧密。
三是攻防一体。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战争中，由于信息流动加快、武器装备改进，战争节奏明显加快，交战双方的攻防转换更加频繁，攻防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作战方式通常是寓攻于防，寓防于攻，攻防一体。交战双方在作战行动中，既将进攻矛头指向敌方的重点目标，同时又必须十分注重防止敌人对自己的远程打击。攻防一体的作战方式，要求军事经济动员准备必须既注重满足军队对于进攻性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及各类作战物资的要求，同时又必须注重满足军队对于防御作战的各种要求。
五、在动员的技术上，数字化动员成为主要手段
数字化动员，是指通过加强军事经济动员信息化和信息产业与资源动员能力建设，将军事经济动员工作中的各种动员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并利用传输、处理系统将这些数字信息在动员机构、动员对象及作战单元之间进行传输、处理，实现动员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的一体化，以更加及时准确地预测、分析和跟踪战争需求，精确地组织动员实施，进而全面提高军事经济动员综合效能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战争需求即动员需求预侧分析的数字化、动员供给的数字化、动员过程中各种反馈信息收集及数字化、军事经济动员数字化的处理，以及部队作战平台及各分系统平台数字通信网络的建设和军事经济动员各分系统平台的协同等。
数字化技术是数字化动员的基础。对军事经济动员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使军事经济动员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军事经济动员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实现信息的沟通和信息共享。也正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军事经济动员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执行主体对于整个军事经济动员的感知度大大增强，使他们根据军事经济动员进程的变化情况，根据部队一体化作战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个军事经济动员系统的功能。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7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时代，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功能定位显得举足轻重。正如欧洲的跨越式发展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如何传承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进而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和世界不同文明的交融发展，公共图书馆作为人类最丰富文献信息资源的保有者，将在其中承担起最主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其功能的定位。如何对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国公共图书馆目前的功能定位现状。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对自身功能的认识尚处于相对较初级的阶段，表现在重藏轻用，服务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等客上门方式，大量人力物力花在信息的载体上，缺乏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功能的转化。其次，我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尚未建立。因为图书馆尚未摆脱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一切人、财、物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制约，事业经费增长缓慢，再加上自身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对读者的需求和信息反馈不敏感，束缚和制约着公共图书馆社会功能拓展的规模和范围，最终导致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互脱节。面对现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图书馆，要想彻底改变本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对其社会服务功能进行大胆的开拓和创新。我们知道，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想，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做好迎接世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的准备，这就要求每个社会公民都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积极获取各种信息资源，广泛开展交流和合作，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成果。公共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更要搭建和利用好这个平台，为本区域内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负起责任，行动起来，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以期最大限度实现其本身可以提供的社会价值。那么，如何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功能进行定位，本文将以我所在的内蒙古图书馆为例，探讨这个问题。
二、发展实践
内蒙图书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其发展状况和水平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大大滞后于全国大多数省级图书馆。近年来，我馆重视新馆各项功能的完善，发挥自己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我馆独创了服务全区读者的“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模式和“彩云服务平台”模式，这些新的模式都大大拓展了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功能和范围，实现了公共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创新，并将由此带动公共图书馆革命式的变革和发展，逐渐显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模式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并且首先在我区开始大范围的推广和实施，特别是数字蒙古包工程的实施，受到当地农牧民朋友的热烈欢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我们的数字资源，借助于数字蒙古包这个平台，积极主动地去为边远地区的读者服务，切实提高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我馆实施的数字蒙古包工程和彩云服务平台是如何拓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下面给大家做一详细介绍。“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是我馆根据自治区地域宽广、人口分布不均和蒙古族游牧民的生活、生产习俗等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在现有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架构和服务模式基础上拓展的一项特色基层文化惠民服务。工程具体的实施采用三级管理模式：首先，在互联网可以达到的乡镇(苏木)，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已搭建的硬件平台，设立大型的“一级数字加油站”；然后，在离文化共享工程各级站点较远的定居点(嘎查)建立“二级数字加油站”；最后，在分散的游牧点由移动数字加油员设置移动便携式加油站。该模式利用无线wiFi技术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为无网络覆盖的农牧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数字文化服务，努力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该工程自2012年8月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在内蒙古7个盟市、17个旗县建设了一级数字加油站23个、二级数字加油站2个、三级移动数字加油站104个，累计提供1500余小时精选视频资源、5万余册电子图书、3000余部有声电子资源，其中包括蒙文视频600小时，蒙文电子图书百余部。已累计服务农牧民60余万人。目前，我馆正在不断完善“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相关工作，尤其在蒙文数字资源翻译建设等方面，紧紧围绕全面提升边疆地区数字文化服务覆盖辐射能力这一中心点，开展后续的试点工作，今年计划在800个试点推行这项工程。“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的实施，让优秀的文化数字资源走进草原蒙古包和农区百姓家。实现了公共图书馆由过去的“点线服务”功能向“网面服务”功能的转变，解决了基层农牧民无法获取优秀的文化数字资源的难题，丰富了边疆偏远地区无网络覆盖农牧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和急需的实用技术信息，深受农牧民群众欢迎。“彩云服务平台”是由我馆首创的又一个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借助于这个平台，读者借书可以直接对接市场，无论想看哪种新出版的图书，读者只要办理了内蒙古图书馆新的读者证，即可到任意一个协议书店借到新上市的图书；到了还书期限，读者将图书直接还到内蒙古图书馆即可，10秒之内还书完成。读者还书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将图书入藏流通。我馆的彩云服务平台建立了读者、书店、图书馆“借、采、藏”一体化的服务管理平台。以往图书馆里的每本书到读者手里，要经过采、分、编、借、阅、藏等环节。现在彩云服务平台大大简化了旧的服务模式，该模式把读者前置，业务流程变为“借、采、藏”。这个变化看似一小步，实际上是彻底颠覆世界图书馆的服务流程。等于图书馆把采购图书的权力交给了读者，使读者真正有一种做图书馆主人的感觉。”而且，这种公共文化产业和事业的结合，既拉动了书店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文化消费，也大大提升和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下一步，图书馆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合作对象，并与网上书店合作，为读者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借书服务。2015年1月17日，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家领导小组对彩云服务软件平台进行了认证，最终认为，“彩云服务”图书借阅平台为国内首创，是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服务领域里的重大创新项目，值得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三、研究结论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8
【关键词】互联网+税务税收治理数字经济大数据
滥觞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乘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东风，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治理，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规范引导下，各级税务部门亦开始探索“互联网+税务”的税收治理新模式、新路径。根据该规范，税务系统会重点推进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及智能应用五大板块二十项行动，以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促进税收现代化。实际上，“互联网+税务”不简单的是将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税收工作中，更重的是在调试税收规则以适应新一轮工业改革，确保税收治理规范能够与经济社会改革俱进。传统税收治理规则在以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为重要组成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何在突破传统税制弊端重围下，主动适应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变化，成为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理应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基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给税收治理带来的机遇，剖析现行税法制度适应“互联网+税务”存在的漏洞，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助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一、“互联网+税务”面临的主要挑战
移动互联网信息的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发展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经济运行的模式，也势必会对传统税收模式带来挑战，因而推行“互联网+税务”须充分考虑这种挑战。
一方面，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对税收治理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具有以下方面特征：对无形资产前所未有的依赖，数据（尤其是个人数据）的大规模运用，利用免费商品获取外部价值的多边商业模式的普遍采用，以及对价值创造地的判断困难。这就形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如何增值并产生利润，以及数字经济如何与来源地、居住地概念相联系以及税收收入性质的确定。同时，新的经营方式会导致核心经营功能的重新布局，最终形成不同的税收权力的配置，产生低税收。具而述之，一是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变性及复杂化，税务机关控制税源的难度及复杂性大大增加；二是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经营形式逐渐多样化，税务机关控制税基的难度亦在增大；三是数字经济下，地理空间上的常设机构及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增加了税源发生地认定的难度；四是在税源与价值创造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利润的归属难以简单地做出判断，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营活动利润归属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海量涉税信息，税收机关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大数据时代，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生产要素及社会财富。然而，税务机关整合利用涉税信息能力的提升远远滞后于信息化的蓬勃发展。首先，税务系统内部各种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尽管旨在实现全国税收数据大集的金税三期系统的试点在有序推进，但就目前而言税务系统内部信息仍旧分散在综合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及出口退税系统等各种系统中，整合性明显不足。其次，各级税务部门缺乏对高度智能化的企业信息系统的了解，难以有效分析，甚至无法分析存在该系统内的大量企业会计核算和生产经营数据，从而无法掌握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情况。再次，各级税务部门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效率偏低，体现在财政、房管局、银行及工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以致涉税信息无法共享；缺乏有序、科学的涉税信息的收集程序及规则，以致面对涉税信息反应不够灵敏。
二、“互联网+税务”的法律留白
应该说，现行税法及以此形成的税制基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建立的，对于数字经济的新型运行模式存在诸多失灵的法律风险。
（一）传统经济关联原则的式微
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依据的是经济关联原则，特别强调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常设机构或不动产所在地或企业实际管理地）。但面对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原有的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联系不再那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更多的是具备偶然性和随意性。因此，借助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关联进行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则数字经济下，伴随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的消失或模糊，传统居民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难以发挥功效；二则传统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及活动形式区分界定所得的定性标准难以适用数字经济下所得的定性；三则在价值链管理模式下，关联企业的功能剥离及有序配置替代了操纵转移定价，使得该原则的运用陷入窘境。此外，企业与消费者的交互性亦使得利润的归属地难以确定。可见，传统以有形场所为要素判断经济关联的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的变化，亟待拓补。
（二）规则漏洞导致BepS的泛滥
如众所知，混合错配、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CFC）及跨境电子商务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主要方式，而随着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的深化而愈演愈烈。虽然，现行税法对上述行为方式予以了规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规则皆是立足理论层面而进行的制约，难以适用实际操作。以资本弱化为例，《企业所得税法》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及其之间的比例三个方面予以了一般规定，但对于债权与股权的比例计算时点等具体问题并没有明确，难以有效及准确地判断企业是否实施了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又如CFC规则，何为合理经营需要及是否需要根据消极或积极性质划分所得都未得到明确回应。此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反避税立法阙如。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BepS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微软通过在爱尔兰、新加坡和波多黎各的“海外地区业务中心”转移大量盈利，规避我国税款8.47亿元就是佐证。因而，必须完善反避税规则，以遏制BepS的横行。
（三）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欠缺
现行税收征管法虽然要求“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但未能破除既得利益体系，使得税务机关与政府及其他管理机关的涉税信息依旧呈“信息孤岛”之状，因而难以发挥各部门涉税信息的集群效应。同时，它也只是规定银行、住建、海关、工商等第三方主体应该支持、协助税务机关执法，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些第三方主体有向税务部门报告涉税信息的义务。此外，还赋予了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环节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采集信息及查询的权利，但其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关于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的规定实则是一纸空文，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对此，《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一章“信息披露”以强化涉税分享机制。殊不知，税务机关试图将纳税人所有涉税信息进行收集的规定，既给第三方设置了不合理的负担，亦不利于获得有效的信息，更对公民权利、经营自由及政府职能分工的侵害，明显违背了比例原则。
（四）数据权及其法律保障不完善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涉税信息被收集、处理、交易及应用，个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及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国现行税法规范，甚至是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皆没有对数据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方案。一方面，纳税人权利话语在税法规范体系中匮乏的现状，就决定了纳税人数据信息权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了纳税人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但对于纳税人涉税信息数据权的保障只字未提，即使不久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只是一味强调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并没有针对涉税信息数据权保护的条款设计。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国家战略上的数据及其权利保障尚未进入法律保障的视野，我国在大数据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付之阙如，税收数据权的法律保障更是如此。
三、“税务+互联网”的法治保障
要全面落实“税务+互联网”行动目标，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税法规则。
（一）现代经济关联原则的改进
经济关联原则对于处理税收管辖权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数字经济时代予以坚持，但应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予以修正，即“从以前倚重有形场所转向有形场所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结合企业价值链，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因素进行全面考量，在此基础上识别相关关联要素”。对此，oeCD在BepS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价值创造”理论值得借鉴。首先，为契合数字经济虚拟性特征，可采取“实质性存在”（包括数字化或其它形式的实质性存在）替代“常设机构”作为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其次，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分配企业利润，继而划分税收管辖权。换而言之，“实质性存在”和“价值创造”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据此，现代经济关联原则得以修正。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的到来并不意味传统经济模式的消亡，因而传统经济生产模式依旧适用传统规则意义上的经济关联原则。
（二）完善反避税规则应对BepS
为应对BepS，必须完善反避税相关规则。就转让定价规制而言，一是建议通过细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采取案例明确相关操作程序的方式加强其适用性；二是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详尽其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以便税务机关可视具体情况进行相关判定及操作；三是强化预约定价协议的法律效力、举证责任、救济机制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立法研究，以增强其制度的实用性。就资本弱化规制而言，参考美国和oeCD的策略，在采取固定比率法下，视债务和股本的比例而明确企业审查的范围；同时，限制企业从股东处借入资金利息的税前扣除。就受控外国公司规制，须对“合理经营需要”等条款进行细化，增加“无避税动机豁免”、“微量所得豁免”等解释性税收条款，并依据积极与消极所得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课税措施。此外，还需认真对待混合错配安排规制，必要的时候予以引入。当然，对于电子商务、云服务、在线广告及虚拟货币等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立法应及时跟进，以回应社会需要。
（三）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立法完善
高效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是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应以税收征管法修改为契机予以全面的完善。首先，立法应当明确涉税信息内涵与外延，奠定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基础。其次，应通过立法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不同领域及环节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共享机制。明确工商、住建、银行等政府其他管理部门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联合政府管理部门力量，对不同领域涉税信息进行整合与应用，以此构建一个先进、严密的信息共享系统。再次，建立健全纳税人主动提供及第三方主体被动提供相结合的涉税信息提供制度。纳税人应通过定期纳税申报及应税务部门要求提供其掌握的、真实可靠的涉税信息；而第三主体则是对纳税人信息不充分、不客观、不真实的补充及矫正，在税务机关发出书面查询函之后，就其领域相关的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供给。此外，立法上还必须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目的予以明确，除为税收目的，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同时，接触纳税人涉税信息的组织或个人负有信息的保密义务。
（四）数据权确立及其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因回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须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当数据承载着资源、财富及生产要素，必然应受到立法的确认，并加以保障。在个人方面，首先应明确个人数据权的法律地位，坚持个人数据权保护之消极同意、质量与安全、处理有限及保证主体参与的原则；其次，根据纳税人信息数据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基本生产经营及涉税负面信息之别，实施不同的保护规则。对于非法窃取及侵害纳税人信息数据的，应课以法律责任。在国家方面，税收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事关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兴亡，数据的利用和占用必将成为国家间税收竞争和博弈重要法器，所以必须确立税收数据，即享有税收数据管理权和税收数据控制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篡改、伪造、毁损、窃取及泄露涉税信息数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1]经济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解析与应对》，廖体忠、李俊生编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9
数字化世界的架构已经形成，这一关键的商业变革点，让Ceo们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要么立即进行投资，提高企业的内外部数字技能，要么按兵不动，静观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认为，有三大驱动力推动着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
消费驱动。消费者――尤其是互联一代――已经完全适应了数字环境。他们希望通过各类设备随时上网浏览新闻、进行娱乐，通过Facebook及twitter等社交媒体联系朋友，或在工作中融入娱乐活动。他们对联网的执著正在改变个人生活。
技术驱动。数字技术正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设施分布于全球各个角落，与“人联网”(internetofpeople)相应，各行业还采用了低成本的联网传感器及设备。云计算及其所需的海量信息处理器正在迅速发展。企业对实时分析仪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以此来收集、分析尚未处理过的信息，并用内存分析设备等新技术来满足客户需求。
经济效益。各行业的企业主管逐渐认识到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是切实存在的。尽管要进行量化还为时尚早，但新兴的数字技术及使用这些技术的企业已经获得了投资。同时，经济周期和全球化暴露了尚未数字化的大型企业的弱点。随着全球竞争愈发激烈，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必须克服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转变传统价值链，建立新的商业模式，突破行业界限，甚至创建全新的行业。为此，公司纷纷通过数字化来赢得竞争优势并实现增长。
事实上，数字化浪潮正在对各行各业产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大部分行业都将出现新的价值库。同时，由于行业内外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价值转移。我们预计：到2020年，各个行业的数字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规模将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
然而，企业的数字化成本并不低，遗留的规模越大，数字化流程就越具有颠覆性。另外，在大部分行业，即使规模最大的企业也无法同时投资于数字化的各个领域。因此，Ceo和管理团队必须对各关键能力进行慎重选择，这样才能把握未来的机遇。
按照我们的研究，影响企业数字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有四类：社会与文化、经济与风险、法律与监管以及技术。与此相对，所有的Ceo及管理团队必须先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1.数字化将对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以及在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产生什么影响？2.如何寻找并利用行业内外的价值机遇？3.新进入者将如何颠覆现有的商业模式，我们如何反击最有效？4.为取得行业领先地位，公司需要培养哪些能力？
这些问题将引导Ceo和管理层评估多个备选方案，并从中选出数字化投资的最佳方式及领域。我们预计，数字化发展最快的行业具有以下特征：进入门槛较低；信息是主要的下游产品或关键成功要素；上游信息或资本密度高。这类行业蕴涵着巨大的数字化机遇，有望降低资本密度并提高资本回报率。基于这些特征，媒体和制造业或将成为率先受到数字化影响的行业。
数字化经济模式篇10
关键词：数字城管；国内外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73-02
一、“数字城管”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推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具有独创性，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观摩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实施情况后就赞叹这是“世界级的案例”。
1.“数字城管”的概念探析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对“数字城管”极为重视，尤其国家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更是重视“数字城管”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利弊。对“数字城管”而言，较为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数字城管”全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它是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系统，该系统是基于万米单元格划分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理法，建立起城市的管理数据库，以对城市管理对象实现数字化和标准化的管理。这不仅有助于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流程重塑，通过“数字城管”系统的运行，也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动观城市动态，把握城市发展动向，从而进一步解决城市管理中信息滞后、管理被动、职能不清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提升了城市管理的品质[1]。
2.我国“数字城管”模式的初步探究
我国学者有关“数字城管”模式的专门研究始于2004年底，相关的刊物和书目不断增加。其中学术著作中，2006年7月，数字化城管模式的提出者和设计者陈平编著的《网络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一书正式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专著。2006年6月，由建筑部主编的《城市数字化工程》正式出版，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册，系统介绍了城市数字化工程的若干问题，其中，专门研究论述了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项理论研究正在被国家付诸于实际，国家在各大省市建立试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数字城管”模式的初步探究，目前以北京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最为引人注目。
3.有关“数字城管”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理论研究了数字化环境下的城市管理问题，主要由如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在电子政务这个日趋普遍的环境下，政府管理应具有新的特点，那就是管理要具有集成化、敏捷化、规范化、科学化和人本化的特点。就以上几个特点，政府管理进行重塑的路径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是有群体参与的政府管理模式，即促使政府结构更加扁平化，积极鼓励公务员和公众的参与。第二是弹性式政府管理模式，即随现代环境的变化而采取应事件的对策进行弹性不固定的方式进行回应。第三是精干效益式政府管理模式，即政府注重引进先进技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政府办公效率的提高，办事质量的提升。第四是利益均衡式政府管理模式，即政府在进行决策时，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均衡。
另一种观点与前者相似，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城市管理数字化过程中，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观点都要有所创新，具体有几种表现：第一是组织的决策需要创新，也就是由以前的满意决策向最优决策转变；第二是组织在管理方式上进行创新，也就是对组织信息进行开放式管理；第三是组织的结构进行创新，也就是由原来的层级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第四是激励机制上的创新，也就是由经济人向社会人和信息人的转化。
另外，还有些学者从城市管理组织模式出发，认为在城市数字化时代下，城市管理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构建“网络状态水平管理模式”，意思是建立一个以信息做基础的纵横网状结构，促使信息畅通传递，以便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在这个网络状态水平管理模式中，可以设置技术管理、服务管理、参与管理、效率管理等板块。
二、“数字城管”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促进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率先提出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化基础设施计划；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实施信息社会的战略；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制定了建设东南亚“智慧岛”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数字城市的概念不断涌现，并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在数字城市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进行一体化、数字化发展，而数字城管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国外学者关于数字城管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化环境下的城市行政管理行为，也就是“数字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数字技术工具对城市管理的辅助作用。
“数字治理”问题在20世纪末期初见，在本世纪越发明显，到现在为止仍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有学者对数字治理进行了定义，认为数字治理在广义上是指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整个社会的运行和组织形式，这里包括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综合治理；在狭义上是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经济、社会互动，以及政府内部在运行中运用电子技术易化政府行政及简化办事程序，并提高民主化程度。有研究报告曾指出，数字治理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和全球发展的需要，其必将成为一个简易的、道德的、负责任的、回应性的、透明的治理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在信息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政府的自不断减少，而公众的参与权正在不断提升。还有些国外学者通过对欧洲一些城市的调查，研究了数字治理方式给政府与公众带来的好处，认为信息技术是对传统行政的有益补充；美国和韩国的大学学者们通过安全性、实用性、内容丰富性、服务种类、公众回应与参与程度等几个因素进行考察，对全世界几十个主要城市的数字治理和数字民主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同时也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数字治理方面存在的差距[2]。
关于数字技术工具对城市管理的辅助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一般情况下是以具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作为分析对象的。例如：国外学者Repettialexandre以塞内加尔某城市为例，研究了基于GiS的公共参与式管理系统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他认为如果将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与公众参与的行政理念很好地进行结合，将会更好地实现“善治”（GoodGovernance）。另外，著名学者ButtonKenneth研究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反馈系统中有关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检测指标，为城市管理进行更好地服务。由此可见，国外有关数字城管的研究比较深入，且经验颇深，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3]。
三、我国“数字城管”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而我国长期“重建设、轻管理”造成条块分割，相关法制不健全；计划性强，难以应对激增的社会需求。城市高速建设、密集建设进程中没有配套的城市管理跟进，使发达国家100多年城市化进程中分阶段逐步出现的各种污染和混乱的城市管理问题，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近三十年里集中显现出来,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则需要现代化的理念和方法。北京市东城区率先探索实践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下称“数字城管”）正是总结经验和运用现念的集中体现。其立足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深入分析城市管理体制，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监管分离，建立起闭环的工作流程和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实现了城市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创新。一经推广，在全国各试点城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我国“数字城管”建设中存在着管理成本和难度高、管理资源分散度大、重平台建设，轻管理制度、重硬件形象，轻实际效用、重新建扩建，轻资源整合等问题，只有解决掉这些棘手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城管”的效用[4]。俗话说：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所以在“数字城管”建设的未来发展中，首要目标就是要抓住如下几点。
1.更快地发现问题
对一般管理问题应实时化处理，复杂问题咨询专家，应急问题启动预案。“数字城管”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要对城市的细小问题能进行网格式发现，并在短时间内解决掉这个问题，例如：井盖丢失，作为“城管数字”的实际执行者需要一经发现，立即给予合理的处理。数字化管理与预案编制相协调是高效处理的前提条件，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2.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对于收到的信息或者采集到的信息，要果断判定其归属部门，由于国情，各部门将接到不计其数的信息，如果相关部门处理不处理一个样，处理快慢一个样，处理好坏一个样，那么数字城管系统很快就会崩溃。为此，就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安排，对来信进行分类，对问题进行分部门处理，并且与新闻媒介联系，就处理结果请群众来监督并给予评价，从而有助于改进服务，促使“数字城管”系统不断优化。
3.更好地监督考核
“数字城管”系统必须有一个自身的奖惩机制，这样在信息处理后，系统自动会给予一个评价。对于处理及时与否以及处理好坏进行记录，最后进行奖惩处理。并将奖惩机制与人事劳资制度相结合，这样就会激励在职人员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不敢怠慢。通过这个机制，对试点城市传导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数字城管”系统不断向新技术，新管理方法探究，才能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邹阳.常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D].上海交通大学,2010.
[2]任志儒.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D].北京工业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