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风险篇1
近几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屏化、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以及3G、4G、“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逐渐替代pC成为网民的主要上网终端，同时随着2012年我国移动支付标准的正式确立，金融机构、运营商、支付机构纷纷开始积极布局和拓展移动支付服务市场，移动支付的便捷优势逐渐深入人心，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支付规模成倍增长，占我国电子支付的比重也日益提高。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6.2亿人，其中通过手机进行移动支付的用户就达3.58亿人，增长率为64.5%，网民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由2014年年底的39.0%提升至57.7%。央行公布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快速增长，2013年移动支付业务和金额分别增长2.1倍和3.2倍，2014年增长1.7倍和1.3倍，2015年增长2.1倍和3.8倍，远远高于其他支付手段的增长速度，预计未来几年仍将成倍高速增长。目前，移动支付业务及金额占我国电子支付业务总量的13.15%和4.32%，已成为我国电子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十分迅猛，但从整个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其仍处于起步和加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风险制约因素。只有全面认识并有效防控这些风险，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移动支付向更加成熟稳定、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移动支付的风险及防范方面已经有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过近几年移动支付的发展日新月异，部分研究成果与当前我国移动支付的内外部环境及发展现状已经不相符合，其参考和借鉴价值有所下降。因此，在我国移动支付飞速发展的当下，有必要对其面临的风险重新进行梳理和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移动支付的健康有序发展。
1政策性风险
移动支付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不健全是业内公认的问题。一方面，移动支付属于移动增值服务和银行增值服务的交叉业务，根据其不同的业务类型和运营模式，需要适用不同的政策、规范，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由于移动支付的产业链较长，涉及移动运营商、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多个行业，因此工信部、央行、银监会等多个政府部门均参与移动支付有关行业政策和标准规范的制定，但是不同部门制定的行业政策和规范的侧重点不同，甚至会出现相互交叉重复或者冲突的地方。
目前，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与移动支付有关的政策性文件，如《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支付机构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国金融移动支付系列技术标准》、《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但总体上看，这些部门规章大多是原则性的框架，操纵性内容较少，并且少有专门针对移动支付制定的政策文件，针对性不强。可以说，目前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还很不完善。
2法律性风险
移动支付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的金融法律风险主要包括合规性风险、沉淀资金风险和洗钱风险等。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2.1合规性风险
合规性风险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法律法规、监管制度不健全或缺失致使移动支付业务可能被叫停、整顿或更严监管的风险；另一种是移动支付机构因为违反现有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等而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经济或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性风险是移动支付机构面临的最基础的风险，一旦发生将会造成巨大损失。我国移动支付面临的最大和合规性风险是第二种，即由于法律法规、监管制度不健全或缺失导致的风险。
我国自2005年开始着手建立能够适用于移动支付的法律法规体系，一些部门规章文件相继出台，如2005年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06年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央行在2010年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明确了非金融机构要接受央行的监管，同时通过颁发牌照来规范市场准入和划定业务范围。此后，央行又出台了《支付机构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国金融移动支付系列技术标准》《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规范每类业务的具体运作。
与移动支付有关的规章制度看似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护移动支付领域。一是上述这些文件绝大多数是由央行或银监会制定的，在法律层次上属于部门行政规章，层级较低，其效力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力、约束力不足，而且具体条文中若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条文有冲突则不能适用；二是这些规章大多是用来规范我国电子支付领域或非金融机构支付领域的，而并非专门针对移动支付制定的规章，内容比较笼统，专用性、操作性不强。
2.2沉淀资金的风险
用户存入移动支付账户中的资金及由于移动支付的时间差而产生的在途资金即是沉淀资金，这些沉淀资金如何进行存管，存管期间产生的收益如何归属，以及是否能够挪用等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行规范。如果移动支付机构擅自挪用沉淀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一旦投资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难以预计的后果，当然，用户的资金也就得不到保障。
2013年6月，央行出台《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范这一风险，要求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相应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并且不得擅自挪用、占用或借用，限制了支付机构擅自动用沉淀资金。但与此同时，该《办法》也规定支付机构在满足日常支付业务办理需要后，可以以单位定期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者央行认可的其他形式存放客户备付金，这就给支付机构提供了打政策球的可能。目前，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机构挪用备付金的情况仍十分严重，它们在将客户备付金留存够日常周转使用的资金后，多余的部分进行银行协议存款或者购买银行的高流动性理财产品，这时，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风险是否发生取决于备付金存管银行沉淀资金的风险和收益情况，一旦备付金存管银行出现流动性等风险而不能按时支付协定存款或理财产品的本金或利息时，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风险就相应产生了。
2.3洗钱的风险
移动支付使金融交易虚拟化、便捷化和不限地域化，交易双方难以明确，加上交易时间短，频率大，使得移动支付业务很难被监督和检查。部分不法分子便利用移动支付的这些特性进行违法活动，比如通过移动支付将不正当收益进行“漂白”，即通常所说的洗钱。目前不法分子通过移动支付等网络支付手段进行洗钱，已经成为一种各国移动金融领域的一股暗流，严重影响了各国金融的正常发展。因为移动支付的不限地域性，因此不法分子通过其洗白的黑钱不但有本国的，还可能有世界各地的。
3监管性风险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其发展尚处于探索和开拓阶段，为了抢占市场和先机，各参与方均积极创新，尤其是第三方移动支付机构，依靠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不断推出新的移动支付手段和业务，给移动支付的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多年来，我国移动支付的监管一直滞后于移动支付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
一是监管的法律依据制度体系还不健全，且层级不高、效力较低。如前面所述，当前适用于移动支付领域的监管性规章制度大多是用来规范我国电子支付领域或非金融机构支付领域的，并非专门针对移动支付制定的，因此大多是笼统的框架性内容，鲜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专用性、操作性都不是很强。同时，这些文件都是由央行或银监会制定的，属于部门行政规章，法律层级较低，效力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力、约束力不足。可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和体系来监管和规范移动支付领域。
二是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职责存在交叉和盲区。多年来，由于我国移动支付多种运营模式共存且其产业链涉及多个行业，因此我国移动支付的监管也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央行、银监会、工信部、财政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这些部门都有权力对移动支付的某一个或多个参与方、相关环节和业务进行监管，但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和分工还不够明确，也没有确定由哪个部门牵头来统筹协调对整个移动支付行业的监管工作。2015年7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央行与工信部等十部委联合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明确了由央行负责监管移动支付的职责。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以央行为主、跨行业监管机构相互合作、协同监管的移动支付监管体系。但是，该《指导意见》对央行及其他部门的监管职责分配仍不够具体，没有明确界定各部门的监管内容，也没有明确规定监管过程中发现违章违法的现象如何处罚。因此，在移动支付的监管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多头监管、监管盲区以及监管不作为等现象。
三是缺乏行业自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全国性移动支付行业协会来对移动支付行业进行约束和自律。
4技术性风险
技术的发展永远是把双刃剑。移动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技术水平，促使移动支付业务和模式不断推陈出新，推动移动支付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移动支付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威胁，不法分子利用移动支付进行金融犯罪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加大了移动支付的技术性风险。
移动支付的技术性风险是指因技术原因给移动支付业务带来的风险，如因移动支付系统发生技术故障导致支付过程中断、交易暂停、银证转账不畅，或因存储容量、运作能力等有限而无法保障支付业务的正常进行，或因软件设计缺陷造成用户或支付机构的交易数据有偏差等原因，从而可能给用户造成损失、给金融机构带来经济或声誉损失的风险，还包括因技术、病毒、攻击等原因造成的用户或支付机构交易数据被破坏、修改或泄漏等的风险。
移动支付的技术风险可以分为技术安全性风险和技术选择性风险两大类。技术安全性风险是由使用某项技术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对移动支付的运营主体来说，移动支付的技术安全性风险主要包括：移动支付系统平台硬件、软件或某项技术发生故障带来的风险，信息泄露的风险，交易过程遭受攻击带来的风险，支付系统和服务网络遭受攻击带来的风险，欺诈行为带来的风险，信息污染的风险，技术外包带来的风险，以及移动支付系统的研发、维护不当带来的风险等。技术安全性风险是移动支付各类风险中的一大类型，它贯穿于移动支付的整个业务流程，并且与用户息息相关。
技术选择性风险是移动支付运营主体因技术选用不当而导致的与产业链其他参与方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间存在兼容性问题、技术不够便捷而不被用户接纳、国家不给该技术发放牌照等的风险。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它涉及众多的技术，从用户手机上的客户端软件，到移动支付系统平台，到与移动运营商、银行以及众多商户的接口，到支付数据传输的技术方式，每一个环节都涉及种类繁多的技术。
可以说，移动支付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技术选择性风险。与技术安全性风险相比，技术选择性风险是全局性的、更高层面的技术风险，它对移动支付机构的影响更为严重，一旦发生此类风险，造成的损失通常比较惨重，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
5信用性风险
信用风险通常也称为违约风险，是指交易的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义务而造成另一方经济损失的风险，对移动支付业务来说，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交易双方对移动支付交易的否定。
一方面，在移动支付业务中，交易双方通过移动网络传递、交互和确认交易及支付信息，这些信息在生成和传递过程中极易被攻击和篡改，使交易真实性受损，导致交易双方都可能否认交易而产生信用风险。
另一方面，在移动支付业务中，由于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在交易中出现诚信问题。虽然目前我国的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对失信、违规行为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因此，民众的诚信意识还很薄弱。
此外，由于垃圾短信和欺诈短信泛滥，诱骗用户定制昂贵套餐服务的现象屡见不鲜，不法分子利用软件窃取用户账号和密码、通过手机或第三方支付途径进行诈骗的形式层出不穷，而用户遭遇电信诈骗后常因立案难、取证难、诉讼难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这导致很多用户不敢使用手机发送个人支付信息进行移动支付。在移动支付业务过程中，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商户和用户等共同支撑着移动支付的信用体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产生严重的诚信风险。
可以说，信用的缺失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我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
6操作性风险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2
关键词：移动支付消费者信任风险
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及相关通讯技术瓶颈的突破推动了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型消费类金融模式进入业务快速成长期。移动支付系指移动支付工具使用者通过其以手机为主的移动终端，完成支付其各项消费类金融业务的一种新型支付模式。移动支付业务是一项整合金融、电信、商户及消费者等产品价值链诸环节的新兴产业（刘丹等，2009）。移动支付产业的价值链成员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使得移动支付产业生态系统充满活力。
移动通信技术与金融业务模式有机融合而产生的移动支付业务有效突破了用户支付活动的时空限制，鉴于移动支付技术所依赖的移动网路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相关设备的安全，用户对于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性问题存在较多的忧虑，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信任风险始终成为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在更广阔领域普遍应用的主要障碍。为此，有必要探寻当前移动支付模式下诱发消费者信任风险的诸要素，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消费者信任风险化解策略，以消除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业务的心理障碍，为有效促进我国移动支付业务的稳健发展提供消费者行为分析领域的理论支持。
移动支付模式下的消费者信任风险剖析
（一）移动支付模式下消费者面临的操作风险
移动支付模式下消费者面临的操作风险系指由于移动支付技术的不完善性，以及有问题的内部操作流程设计等因素导致移动支付业务流程中当事人操作纰漏，进而致使消费者遭受直接或者间接损失的风险。移动支付系统涉及提供移动支付服务的银行及移动业务运营商、使用移动支付业务的商户及消费者等多个当事人，其中任意一环节出现纰漏都将导致移动支付消费者的隐私信息泄露或经济损失。
操作风险主要表面诱因是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因其自身因素而导致其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其根源在于移动支付模式的技术及操作流程设计不完善。其一，移动支付运营商及商户在技术安全及操作流程设计领域投入相对不足。当前移动支付技术向着以蓝牙技术及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为代表的非接触式支付方向发展，复杂性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移动支付系统安全的稳健性。其二，第三方移动支付模式下的操作风险。自2011年以来，以支付宝、财付通、快钱为代表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企业大规模进入移动支付领域。由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掌握海量的消费者关键私人信息，且将诸如联系方式、身份证复印件、家庭住址、汽车牌照等高密级的个人隐私存储在其服务器上。虽然第三方支付企业承诺为客户信息保密，并采取大量的网络安全措施来践行其对消费者的承诺，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后台漏洞一旦被黑客入侵而导致客户上网记录及身份数据信息泄露，将导致客户经济乃至名誉利益受损。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操作风险在部分内部管理涣散的中小型第三移动支付机构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移动支付模式下消费者面临的信用风险
其一，移动支付交易双方的物理空间隔阂降低消费者信任感。鉴于移动支付所依赖的移动网络交易技术提供仿真交易环境有别于传统的消费类金融业务交易环境，交易双方在物理空间上相互间隔导致的心理隔阂，使得消费者对移动支付消费模式的信任度不足（董亚昕，2011）。移动支付服务在突破传统交易模式的时空界限方面给消费者增加的心理满足感，被交易双方的物理空间距离拉大所导致的消费者心理障碍所抵消。其二，支撑移动支付模式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当前我国仅有一部涉及电子金融行业的《电子签名法》在维系互联网及移动支付领域的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电子支付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等原因，致使移动支付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在移动支付过程中，消费者遭遇的支付障碍或金融诈骗常因为立案难、取证难、诉讼难等若干司法与执法环节的缺失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当前的移动支付等电子金融领域的法律不健全严重妨碍了我国电子金融行业的运营规范性，制约了移动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移动支付模式下消费者面临的支付系统风险
其一，移动支付系统风险的基础性诱因在于移动支付运营商的移动支付系统存在安全性漏洞。移动支付依赖于物理网络传输数据。因移动支付网络技术或管理等原因，在客户信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潜伏着系统兼容故障、当机或病毒侵入等可能引致客户信息丢失或被盗的风险，进而导致移动支付消费者遭受实质性经济损失。移动支付系统的攻击者通常采取主动攻击和被动攻击两种手段侵入移动支付安全系统。攻击者对移动系统的被动攻击方式通常以信息收集为目标，以嗅探及无线截获等技术为手段。由于被动攻击模式未侵入并更改移动支付系统数据库，因此较主动攻击而言更难防范。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提升具有双刃剑功效，在强化了移动支付安全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强化了金融罪犯的犯罪工具效能，提升了金融罪犯用以实施移动支付犯罪的技术水平，从而加深了移动支付系统的安全威胁。
其二，移动支付盗窃犯利用移动支付系统漏洞实施犯罪，进而危害移动支付安全。俗称电子扒手的移动支付盗窃犯出于商业目的或个人利益的考量，通过运用手机病毒侵入用户手机或者其他物理手段获取用户帐号及密码，专事盗窃用户的智能手机pin码或者其网银密码，给移动支付客户的消费行为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当前我国的移动支付业务领域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及安全标准，各移动支付业务运营商及商户通常采取适合其企业特质的移动支付安全措施。移动支付安全系统治理的多元化格局不仅增加了移动支付用户的支付业务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消费者体验移动支付业务的满意度；而且各安全标准之间潜在的兼容漏洞也给移动支付盗窃犯以可乘之机，系统性降低了移动支付安全系统的稳健运行水平。
移动支付模式下的消费者信任风险化解的对策
（一）建构移动支付法律保障体系以强化消费者法律信任度
完善消费者权益的电子支付法律保障可为电子商务背景下的消费者维权提供正义底线保障。当局应当结合我国电子支付市场的实情，从如下方面完善支持移动支付模式的电子支付法律保障体系，为提升移动支付用户信任度提供法律保障：其一，我国立法机关应积极参考国际先进电子支付法律经验，加快制定并颁布我国的《电子支付法》的进程。当前发达国家在电子支付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以美国为例，其《电子资金划拨法》及《统一电子交易法》等电子支付法律在立法理念与执行层面代表着移动支付立法领域的先进水平。我国的《电子支付法》立法工作应当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与国际电子支付法学界展开积极交流与合作，确保我国在移动支付立法领域与国际法律体系相衔接，推动我国的移动支付业务与国际接轨。此举有助于降低我国的移动支付法律障碍与各国及各地区的移动支付业务法律法规之间的兼容，有效增加商户及消费者的移动支付业务体验感。立足于全球视野制定我国的电子支付法有助于促进我国移动支付运营商面向全球市场布局移动支付业务，帮助我国企业通过我国的移动支付系统将其业务推向全球市场。
其二，司法机关应当变革当前司法诉讼程序制度，建立适合移动支付业务纠纷的小额诉讼便捷工作程序。当前我国消费者的移动支付业务特点是单笔金额小、支付频率高。一旦发生小额移动支付纠纷，消费者多因为当前司法体系下的诉讼程序过于繁琐而不愿意走司法程序来解决（董亚昕，2011）。消费者的主动规避司法解决纠纷的行为选择不仅伤害其自身经济利益，而且导致司法体系尊严得不到充分维护。为此，司法机关应当针对当前移动支付业务特点，通过建立小额移动支付诉讼的便捷司法程序的方式，通过简化司法、受理、审理、判决及执行程序，积极引导移动支付消费者采用司法渠道维护知识权益，有效打击当前移动支付领域盛行的违法犯罪行径，以维护良好的移动支付市场经济秩序。
（二）提升移动支付系统技术安全水平以增强消费者技术信任度
移动支付系统技术安全水平是维护移动支付消费者信任度的技术保障，移动支付系统应采取如下技术措施以增强消费者对移动支付技术的信任感：
其一，银行、电信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公司等移动支付三方运营商应强化在移动支付安全领域的合作，以确保移动支付业务的全流程安全水平，确保移动支付运营商、商户、消费者在任一移动支付技术环节的局部失误性操作不会造成支付系统的系统性安全威胁。这要求移动支付运营商们提升其在移动支付安全专用设备、程序等软硬件方面的兼容性，并高度整合上述移动支付运营商的安全管理机制，以完善应对移动支付安全事件的协同处理机制。
其二，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当协助消费者改善移动支付终端设备及相关软件的安全水平（李艳等，2011）。移动支付运营商可以聘请独立安全测评企业对手机供应商的产品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测试的移动支付终端设备可被颁发入网许可，并可据此登录移动支付运营商指定的移动支付客户端软件下载界面。移动支付商户及消费者在下载该指定客户端软件后，其终端设备可自动生成硬件关联或手机号关联的数字签名文件，用于移动支付终端设备启动及执行支付业务时的验证之用。其三，移动支付用户与移动支付银行端的通信安全措施是移动支付安全的防控重点。移动支付运营商在设计用户与银行公共支付平台的数据链接时，应当确保消费者与银行支付平台的密码链接是端到端安全，有效规避消费者数据传输过程中因密文失窃而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
（三）完善移动支付风险管理机制建设以提升消费者信任度
移动支付风险管理的机制建设是从制度层面给出提升消费者对移动支付业务信任度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移动支付电信运营商可采取如下措施展开移动支付风险管理的机制建设工作，以确保消费者对移动支付商户的信任度水平：
其一，移动支付消费者对商户的信任度是移动支付业务得到普遍推广的信心基础。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在建构各移动支付的商户节点伊始，便将商户信用测评体系纳入到移动支付体系建设中。移动支付运营商通过对海量的移动支付商户作出客观性评估，经过信息收集、分析、评估等一系列信任度测评程序来遴选可资信任的商户，与之建立移动支付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移动支付电信运营商可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通过严肃移动支付市场进入和退出资质的审查工作，从根源上杜绝劣质商户接入移动支付系统平台。
其二，移动支付运营商可强化对移动支付交易流程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交易流程中的资金异动，防范非法资金借助移动支付渠道来洗钱。同时，移动支付电信运营商还需强化对交易流程的监控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从中挖掘移动支付失信危机的预警信号，密切关注对商户失信危机的早期发现与及时预防，及时将不合格商户清退出移动支付市场，有效防控商户失信危机冲击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信任水平，缓释移动支付网络的潜在商户信誉风险。
其三，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当建立面向消费者的移动支付风险响应机制，及时处理消费者在移动支付过程中遭遇的突发性事件风险。消费者面临的移动支付犯罪威胁具有实时性及突发性特点，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当提升协助消费者应对此类金融犯罪活动的响应时间及效率，降低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系统的心理障碍。在提供上述服务时，移动支付运营商还应充分考虑客服成本与客服绩效的平衡关系，确保运营商在客户关系管理上的投资效益最优化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丹，房宪鹏.移动支付国内外研究述评[J].商业时代，2009（25）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3
如今，二维码支付在餐饮门店、超市、便利店等线下小额支付场景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光近日表示，“在开放环境下，移动支付风险正逐渐成为主要风险类型，并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交叉性等新趋势，移动手机端发生的账户盗用和欺诈呈现高发态势，给用户资金造成严重损失”（6月8日《法制日报》）。
我国移动支付发展成就令人惊叹，无论是移动支付用户规模高达5.27亿，还是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居全球第一，都说明我国移动支付发展领先全球、引领全球。今天，就连小商小贩都通过二维码来收款，大爷大妈们也用手机来付款。因而，国内外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无现金社会，甚至几年前就有人认为无现金社会已到来。
从发展成就看，如今似乎可以说无现金社会来了。今后，随着移动支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用户规模越来越大，无现金社会会更加名副其实。不过笔者还是认为，不要轻言无现金社会来了，至少目前还不适合这么说，原因在于：一是还有一多半人仍在使用现金交易；二是在安全缺乏保证的情况下难言无现金社会。
移动支付的优点有很多，这里不再详细赘述，而缺陷也很明显，即存在多种安全风险，比如手机丢失会带来安全风险；手机操作系统、app应用软件的某些漏洞也有安全隐患；尤其是应用最广泛的二维码支付，既出现过“李鬼”二维码，也会携带恶意代码，造成用户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所以，移动手机端发生的相关案件呈高发态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不太适宜渲染无现金社会，因为这容易让某些移动支付用户，尤其是新用户放松安全警惕，甚至误以为无现金社会就是无风险社会，从而给某些人利用移动支付骗钱提供了机会。而移动支付运营商喜欢用无现金社会来推广业务，可安全保障却未必到位。此外，监管尚不完善，何谈无现金社会？
何为无现金社会？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三大评判标准：
其一，绝大多数人具备移动支付安全常识。比如，设置移动支付密码、不使用免密支付功能、更换手机号码时与支付平台及时解除绑定等。我国已经有移动支付安全便民宣传周等公共活动，但还需要大力度普及移动支付安全常识，这需要有关各方共同来努力。
其二，移动支付运营商承担应有的安全责任。尽管各个运营商都高度重视客户信息安全、财产安全，不断优化对盗刷、欺诈风险的识别和防范功能，但相关案件依然不少，如去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披露，有人盗用他人信息注册支付宝，盗走卡内1万余元；有人用支付宝发两百个红包自发自收，盗窃四万余元。由此可见，安全防线还有待筑牢。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4
一、我国社会保障风险将越来越大，如不加以重视，最终会阻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人口老年化日益严重、企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转制成本、“养老金”空账运行所带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风险；受市场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率影响带来的社会保障基金贬值风险；管办不分离、监督不力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基金安全风险；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待遇差距以及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所带来的制度风险等，都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存在的社会保障风险，并呈逐渐扩大趋势，如不加以控制将越行越烈。
二、我国财政兜底责任将越来越大，如不合理分担，将会出现西方高福利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未富先老”的尴尬、“养老金”的空账运行、福利陷进、贫困陷进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扩大和刚性需求增长，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发展只会越来越大，这将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以高税收和高财政负担所换来的高福利水平，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可以看到，2002年开始，虽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比例始终维持在10-11%之间，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总额在不断增加，2013已经增加到14490.54亿元，接近2002年社保转移支付总额的6倍）因此，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综合的控制风险的措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举动，还与社会其他综合因素相关。需要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过程分级承担的社会保障财政风险，因为财政风险就有很强的负外部性，一旦发生财政风险，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障的承诺支付就无法实现，这不仅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保障利益无法实现，还使群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对国家的信心大打折扣；粗放式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具有不可持续性，也没能真正的解决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社会福利水平刚性等社会保障偿付风险，如果一味的以财政转移资金来填补，这将是个没有尽头的“无底洞”，一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短期来说有效果，但在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巨大的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需要更大份额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这样就对公共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公共财政负担过重无法抽身致力于其他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民生计划的事项，最终引发整个国家的财政风险。针对我国当前现实需求和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改进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均等化的建议措施。
1.防控社会保障转支付风险的措施
主要有提高政府债务偿还能力，降低自身财政风险，具有较好的债务偿还能力的政府就有充足的财政资源而不至于身陷债务压力之中，能为社会保障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基础保障，是政府最后兜底能力的体现；建立社会保障收支预算制度，规避社会保障财政支付风险，社会保障预算制度要求社会保障收支两条线分开管理，专款专用，账目清晰简明，从而让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有迹可循；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向重点领域倾斜，化解风险点，这个重点领域包括中西部落后偏远地区、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救助、城乡分割中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的重点投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资源的地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最大效益；推进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内消风险，在社会保障不断发展态势，其自身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包括制度的覆盖人群和基金的收支规模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说明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被公众认可，所以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抵御风险、分散风险的功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益率，消灭积累基金的贬值风险，从而增强了社会保险的偿付能力，就可以减轻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数额，减轻财政压力。
2.完善社会保障内部制度建设措施
社会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制度设计，包含生活中方方面面内容，涉及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群，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问题，需要增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社会保障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目标。
3.提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措施
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宏伟目标中分解出现阶段符合实际情况而又能达到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分目标，分层次逐步的推进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进程；再建立科学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数额的计算公式，让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能有简洁明了、科学合理的计算依据，从而避免转移支付额的随意化、任意化；不同的转移支付方式有需要符合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其对受补地区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也是不一样的，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转移支付形式，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实现额外的功能；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管理体系是上述所有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法律制度的完善、转移支付程序透明、管理制度规范等决定着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的高低。
4.制定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职业年金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待遇正常调整机制
这些额外的辅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决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延迟退休政策，缓解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偿付压力，降低了养老保险制度所增加的社会保障财政支付风险，继而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需求降低。
三、结语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5
关键词：银行卡；个人支付手段；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84－04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银行卡各种支付模式的工作机理，发现各种支付模式存在的缺陷及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为进一步完善、改进和丰富支付模式提供依据，促进我国银行卡个人支付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基于poS、atm等传统机具的个人支付手段
利用poS刷卡消费和利用atm取现已经是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现象。以poS刷卡并带密码验证的消费交易为例，一笔交易从发起到结束的全过程如下：持卡人在poS终端上刷卡，并输入个人密码；poS在进行简短的信息处理之后，把信息转发到收单机构(指直接与商户进行交易资金结算的金融机构，一般是银行)；收单机构把交易信息转发给信息中介组织(银行卡联合组织，银联)；信息中介组织根据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判断卡的路由方向，并把交易转发到发卡银行；发卡银行对交易的有效性进行校验并做出裁决，决定交易的成功与否，并把交易的应答结果按照原路返回给poS。在顾客签单之后，一笔交易就宣告完成。
分析以上的交易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交易的特点：1、以银行卡磁道信息、个人密码和银行卡对应的账户信息作为判定交易的基础；2、交易环节较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交易的中断甚至可能造成错账的发生；3、交易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获得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在银行卡发展的早期，由于交易网络的不发达，银行卡交易成功率较低，影响了银行卡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交易网络日趋完善，交易成功率也逐渐升高。但是，利用克隆的伪卡犯罪的所谓“高科技犯罪”现象层出不穷。由于伪造带密码验证功能的银行卡需要同时知道银行卡的磁道信息和个人密码，以下三类人群最有可能掌握完全信息：1、交易发起方利用相关设备偷盗客户银行卡的磁道信息和个人密码；2、交易中介方(收单机构和信息中介组织)工作人员解密收到的客户磁道信息和个人密码；3、发卡机构工作人员盗取客户的磁道信息和个人密码。目前在中国，收单机构、交易中介方和发卡机构均为金融机构，如果发生大面积的银行卡盗刷现象，不仅会给金融机构带来资金损失，并导致金融信用风险，会极大地降低居民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
为了降低银行卡支付的风险，金融机构一般通过如下手段来增加支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1、针对磁卡人磁道信息可能被盗录的情形，采用从磁条卡向芯片卡迁移的手段来降低信息被盗录的可能性。从磁条卡向芯片卡迁移就是银行卡产业界所称的“emV迁移”。emV迁移最早由euro-pay，master和Visa三家银行卡联合组织发起，并在欧洲及其他发达地区得到了成功推广。我国几大银行也基本完成银行卡的收单系统改造以适应emV卡的需要，下一步主要是发行符合emV规范的芯片卡。2、针对交易环节中可能的内部人信息泄漏，采用加强银行卡磁道信息安全管理、加强用户密码加密强度、进行报文完整性验证等方式来增加犯罪的难度。3、加强对交易过程的监控，实时发现可疑交易。有的金融机构还在卡内金额发生变动时，采用短信通知的方式及时通知持卡人以降低风险。虽然利用这些方式可以降低银行卡支付的风险，但不能完全避免上述情形的发生。
poS、atm支付方式除了存在上述的金融支付风险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支付设施的稀缺性。虽然最近几年，银行大力发展收单业务，增大poS商户的数量，扩大对atm的投资，但目前poS支付方式尚不能完全覆盖到地级市。而atm因为它高昂的购置成本和维护成本也很难在中小城市得到大力推广。要普及银行卡支付必须依靠新的支付模式。
二、基于移动终端或电话终端的个人支付手段
移动终端是目前我国保有量最大的通讯工具。信息产业部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6底，国内移动通信用户已经达到了4.6亿，普及率达到了35％。移动终端由于其普及性和操作方便性被银行卡产业界作为下一个主要的支付手段。依据移动支付采用的技术路径不同，可以把移动支付分成三种模式：1、基于短消息、USSD(非结构化补充数据)等采用短信信令通道的短信支付方式；2、采用wap方式进行的网上支付方式；3、采用nFC(neayFieldCommunication)方式进行的近距离非接触支付方式。
(一)短信支付方式
短信支付方式是整合移动运行商和银行卡中介组织(银行卡联合组织、发卡行)等信息网络的一种支付方式。根据合作方的不同，可以分成移动运营商+银行卡联合组织和移动运营商+发卡银行两种方式。
发生交易之前，持卡人必须通过签约方式同意把指定的手机号码和银行卡绑定起来，并开通移动支付功能。并且为了安全起见，发卡银行应该为银行卡的移动支付设置最大单笔交易金额限制和指定时间段单位内最大累积交易金额限制。发卡行还应该为银行卡的移动支付功能提供与atm取现、poS消费、网上支付等不同的密码，以降低银行卡信息泄漏的风险。
在采用移动运行商+银行卡联合组织合作方式下，一笔移动支付的交易流程为：
1、持卡人通过移动终端，输入所购买商品、支付金额和手机支付密码等信息，并将信息发送到移动通讯公司的指定服务代码；
2、移动通讯公司把移动号码信息转换成用户的卡号信息并按照与银行卡联合组织约定的格式把交易信息转发给银行卡联合组织；
3、银行卡联合组织根据银行卡信息来判定交易路由，并把交易转发给发卡银行；
4、发卡银行对交易的有效性进行校验并做出裁决，决定交易的成功与否，并把交易的应答结果按照原路返回给移动通讯公司；
5、移动通讯公司向用户移动终端发送短信通知交易成功与否。
交易流程如图1所示：
在移动通讯网络+银行卡联合组织网络模式下，交易的安全性在移动终端至移动运营商的移动支付网关之间的安全由移动通讯网络内部安全系统来保证；在金融专网内部，采用传统的加密系统进行加密；在移动通讯网络与银行卡联合组织之间采用双方约定的加密方式加密。
采用该模式最大的好处就足终端的可得性、可用
性。只要移动终端有短信发送和接收功能，就能够在完全不进行改造的情况下方便地进行金融交易。中国数以亿计的移动通讯用户都是潜在的移动支付客户群。同时，移动终端作为信息接收的载体也是商家支付类广告的最好平台，能大大降低广告成本。庞大的消费群体，低廉的交易成本，较低的广告成本都成为银行卡组织和移动通信运行商看好该市场的主要原因。
但是，该模式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在该模式下，很难完成现场交易。所谓现场交易指的是面对面、有实物交割的交易。目前，该模式主要应用于公用事业缴费(水、电、煤、通讯费用)、、点卡购买等不需要进行实物交割的交易中。另外，由于要进行移动终端代码和银行卡卡号之间的转换，移动通讯运营商或者银行卡联合组织必须保留用户的移动终端代码信息和银行卡信息，这也会给持卡人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该模式存在的上述缺陷决定了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银行卡产业界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移动运营商+发卡银行的合作模式与移动运营商+银行卡联合组织合作模式交易流程大致相同，主要区别在于：移动运营商为发卡银行提供单独的短信接入号码，中间不再需要银行卡联合组织进行交易路由。移动运营商+发卡银行的合作模式与前一个模式存在相似的优缺点。基于短信的传统通信并没有特别高的安全要求，移动端安全性能问题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隐患。
(二)网上支付方式
众所周知，市面上较为流行的移动终端都提供无线上网功能。wap就是一种采用移动终端上网的方式。在采用wap方式进行移动支付时，移动终端只是提供了一个无线上网的方式。基于wap的网上支付与其它的网上支付模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在此不再赘述。
(三)近距离非接触式支付方式
nFC是由飞利浦nXp(原飞利浦半导体公司)和诺基业共同开发的一种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和无线RFiD3(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的基础架构兼容，还可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卡，可实现双向信息的传送和阅读。nFC技术目前已经在多个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应用nFC技术的移动支付方式能解决其他方式不能解决的现场支付问题，因而它得到了移动运营商和银行卡产业界的一致青睐。
在基于nFC的支付方式下，一笔典型的移动支付的现场支付交易流程为：
1、用户在poS商户处选购商品，并进行结算，进入支付流程；
2、用户将具有nFC支付功能的移动终端靠近具有nFC信息阅读功能的poS终端，poS终端获取加密后的用户的磁道信息和银行卡卡号信息；
3、在用户输入密码后，poS终端将交易信息和加密后的银行卡信息发送到收单机构；
4、收单机构通过交易要素判断交易渠道为移动支付，并发送到专门处理移动交易的移动支付平台；
5、移动支付平台解密收到的银行卡信息，并根据银行卡信息来选择交易路由，通过银行卡交易网络把交易发送给发卡方；
6、发卡方验证交易后，决定是否批准该笔交易，并把应答信息通过原路径返回给poS终端。
通过以上流程图可以发现，基于nFC的移动支付与传统的基于poS的支付交易流程大致相同，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传统上是由poS直接阅读银行卡磁道信息，而移动支付模式下是从移动终端获取加密后的银行卡信息。从而，减少了用户随身携带银行卡的麻烦，并降低了银行卡丢失造成损失的风险；同时由于poS获取的是加密后的银行卡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卡信息被盗录的可能。但是，需要有安全方便的手段把用户的银行卡信息下载到移动终端中。目前，银行卡信息下载一般采用“空中下载”技术。
2、基于nFC的移动支付交易信息要发送到专门处理移动支付的支付平台，并进行解密处理。从而在每笔交易之前，移动支付平台需要与移动终端约定支付密钥。目前，约定支付密钥一般采用如下流程：首先，移动终端的芯片一般由移动支付平台持有者发放，并事先储存了一个主密钥；
在每次交易时，移动终端随机产生一个随机字符串，作为工作密钥，并用该工作密钥加密银行卡卡号信息；同时在交易时，把用主密钥加密后的工作密钥与银行卡信息一起上送给移动支付平台。移动支付平台在收到交易信息后，首先根据移动终端唯一iD来获取主密钥，并用主密钥去解密加密后的工作密钥；然后，利用工作密钥去解密加密后的银行卡信息。
基于nFC的移动支付最大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传统上的银行卡支付渠道，从而保护了既有投资，并降低了持卡人和商户培训成本；同时，基于nFC的移动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卡交易的安全性，避免了银行卡信息在商户端被盗录。
从银行卡产业界来说，基于nFC的移动支付方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从移动运营商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未必是最好的选择。移动运营商在基于nFC的支付方式中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利用“空中下载”方式为用户移动终端植入银行卡信息。作为坐拥亿万用户的运营商，在移动支付方面可能会有自己更好的选择。
三、其他支付方式的展望
基于移动终端或电话终端的个人支付方式比基于poS、atm的支付方式无论在安全性和可普及性方面都更胜一筹。而基于生物识别的支付方式在安全性上会更有保证。
目前，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基于生物识别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声音、指纹、虹膜等在理论上都具有唯一性。只要绑定用户的生理特征与银行卡信息，理论上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的支付模式要求发卡机构或者中介结构把用户银行卡信息与用户的生理特征进行绑定，还要求商户终端能够正确阅读用户的生理特征。
基于生物识别的交易流程主要为：
1、在交易进入支付结算时，销售点利用设备获取持卡人生理特征信息；并与交易信息一起上送到收单机构；
2、收单机构根据持卡人生理特征信息获取持卡人的银行卡信息并把交易信息发送给银行卡联合组织；银行卡联合组织把交易转发给发卡方；
3、发卡方验证交易后，决定是否批准该笔交易，并把应答信息通过原路径返回给销售点。
目前基于生物识别的支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原因是用户特征信息一般只能在发卡方与银行卡之间绑定，收单机构无法从生物特征直接识别出卡号并进行下一步处理。从而，指定的销售点只能接受特定银行的银行卡，降低了该种支付模式的适用性和普及性。目前，基于指纹的支付模式已经在社保以及部分银行得到应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基于银行卡的个人支付手段会越来越丰富，普及率会越来越高，同时金融风险也会不断降低。
四、结论
基于银行卡的个人支付模式以其高效、便利、安全等特点，在消费支付领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在美国，卡支付已经逐步替代现金、支票等纸质支付工具，成为个人支付方式的主要发展方向。2004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有37.73％是通过卡支付方式完成的。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6
关键词:政府转移支付;绩效审计
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缩小各地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政府对绩效审计的重视,转移支付绩效审计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刚刚起步,政府转移支付也不很规范,对政府转移支付进行绩效审计既缺乏实践经验,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本文初步探讨、归纳了财政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的理论框架、绩效评价的指标和方法,为转移支付绩效审计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支持。转移支付绩效审计基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审计目标,审计模式的选择,审计程序,审计方法,以及相应的审计程序。
一、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目标
1.绩效审计目标
通常说来,政府绩效审计包含的审计目标有三个: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即3e审计。但是就财政转移支付来说,不能能不涉及到公平性的评价。政府转移支付对提高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公平起着重要作用。在许多政府机构的管理中,公平比效率更重要。
对经济性的审计,主要是关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资源消耗量;对效率性的审计,主要是对比产出或服务与资源投入的关系,以一定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或实现一定的产出应使用最少的投入,保证资金支出的合理性;而对效果性的审计,则主要是通过对比资金支出后所实现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关系,保证资金达到理想的效果。
2.财政转移支付审计目标
转移支付资金审计需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是如何使用的,这是目前进行的合法合规审计的层面,二是资金是否得到合理地使用,三是通过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第一个是基础,后两个方面是绩效审计目标,三者统一构成转移支付资金审计的全部内容。资金不能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必定会悖离原定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初衷,这是不容置疑的,转移支付绩效审计是在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实施的。但是,尽管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但是这基金安排不符合实际,或者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政策目标还是不能实现或不能全面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存在的各种原因的分析,就成为评价转移支付及其社会效果的一项重要内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审计的过程是判断地方政府在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过程中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保证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从而进一步实现对现行的财政政策可实现性的评价,并提供有关进一步改进转移支付政策的有关信息的过程。同时,转移支付资金审计应该为达到转移支付政策目标提供决策信息。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和效果的审计评价,将产生一系列有关转移支付政策相关的信息,这种信息最终将反馈到转移支付政策的决策部门,他们将作出对转移支付政策是否继续执行或作出相应调整的决策,因此对转移支付政策是否实现是转移支付资金审计中最重要的环节,它的重要性在于,审计部门通过提供信息将影响转移支付政策的决策过程。
在前述绩效审计目标的基础上,财政转移支付审计同样具备上述绩效审计的目标,同时,由于转移支付的政策性较强,均衡各地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转移支付的审计目标更加重视公平性这一目标。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认为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的审计目标有四个:效率性、效果性、经济性和公平性,其中公平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公平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计主体活动本身的公平性,即审计执行程序的公平与否;二是审计对象的公平性,即被审计单位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公平性原则。
具体说来,审计目标主要是:转移支付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政策目标;转移支付的规模是否合适;转移支付的各地区分配比例是否与相应的政策目标相匹配;转移支付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转移支付的投入产出比率情况;如何改进转移支付的效率、效果和经济性。
二、财政转移支付绩效审计模式选择
就审计模式来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民间审计中,根据审计不同特点有帐项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以及风险导向审计的划分方法,根据审计时间不同,有事前、事中、事后的说法。就绩效审计来说,并不存在账项基础等相关的模式的划分方法,账项基础、制度基础并不适用于绩效审计;但是,风险导向对绩效审计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在上述理由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将审计模式划分为以下四种:结果导向、问题导向、过程导向,以及风险导向等四种模式。
1.风险导向审计方法
就民间审计来说,新的审计风险模型突出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包括内部控制,以充分识别和评估会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从而针对风险点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程序。
对于政府绩效审计来说,是否适用风险导向审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近年来不少学术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杨妍(2006)认为,政府绩效审计应当引入风险导向审计。随着政府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风险,政府可能要面临的风险成为政府审计选择审计项目以及确定重点审计领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政府绩效审计引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成为不错的选择。联系到政府绩效审计,主要表现为对重大风险领域的识别、评估和应对。通过对被审计对象风险的考察和关注范围的扩展,试图增加风险分析的同时减少盲目的实质性测试,从而提升绩效。
2.结果导向模式
《世界审计组织效益审计指南》指出:“效益审计一般是事后审计”(审计署外事司,2003),相比较其他审计模式来说,结果导向审计模式易于进行,审计成本较低,使用最为普遍。在实际运用中,这种方法可分为四种具体方式:
(1)简单前后对比法;
(2)“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
(3)“有-无政策”对比分析;
(4)“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分析。
“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审计程序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项目立项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建设内容和应实现目标与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把对项目实现的目标和产生的社会影响等项目最终结果进行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作为审计的起点向前追溯,直到发现问题存在的原因。该审计程序与“以过程为导向”的审计程序为:收集所有与项目成果有关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协议和其他立项文件,确定项目应实现目标,研究确定审计评价标准;对项目建设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审计评价;对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进行审计评价;对项目还贷情况进行评价。
3.过程导向审计模式
这种模式是指以审计活动为导向,考虑审计对象的行为过程,围绕特定的审计程序,全面搜集审计证据的一种审计模式。目前过程导向模式应用较多的是全过程审计。“以过程为导向”的绩效审计程序是沿着项目实施过程的时间顺序,把项目从立项审批、实施、竣工、运营等各个阶段的实际投入、产出、成果、影响与项目文件规定的目标和要求进行比较和评价,对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健全有效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系统中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等重大风险的环节和存在问题的原因。一般包括下列步骤:选择和确定绩效审计项目;进行审前调查,编制绩效审计方案;确定重要性水平;分析审计风险;测评内部控制;进行效益比较和评价;对可能产生的审计效果进行中期评估,以决定是否改变审计思路和比较方法,或是否进一步审计,以避免浪费时间和没有审计成果不大;分析造成效益不好的原因和证据;与被审计单位交流审计结果;编写审计报告;后续跟踪。
4.问题导向模式应用并不很多,主要是美国绩效审计实践中有所应用,在这种审计模式下,问题是审计的起始点,而不是审计的结束。该模式的主要任务是关注问题的确认与分析,即核对问题的存在性,深入理解该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它与结果导向模式的最大区别是以独立分析为特点,而结果导向模式则主要以其对既定规范和标准是否得到遵守的公正评价为特点。
三、财政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程序
通过计算GDp及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资金增长比例,特别是财力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增长比例,分析转移支付资金对该地发展经济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计算转移支付资金占当地财政收支比重,分析当地财政自给能力;通过计算转移支付资金总额中各结构比重,分析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去向和地方财政支配自;通过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中的重点项目、重点资金的跟踪审计和重点解破,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益作出客观评估。
Christopherpollitt(1999)对部分欧洲国家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比较研究,应用较多的绩效审计程序有:文件检查,访谈,二手资料评价,问卷调查,行为观察,国际比较,案例,统计技术,向第三方/外部专家组咨询等。
中注协课题组(2005)对澳大利亚一个州的审计局出具的19份绩效审计报告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应用较多的审计程序分别是:访谈(12份),检查(9份),鉴定和检验(7份)、调查(6份)评价(6份),查阅(4份)。
中注协课题组(2005)对深圳市审计局绩效审计报告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该审计局所有审计报告中都是用了:文件查阅,文件审阅,访谈,二手资料评价和使用,调查,现场走访,观察,个案资料,分析,统计软件,管理分析,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几种方法。
下面对重要的审计程序在转移支付绩效审计中的应用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
1.检查文件和记录。体内各国查阅相关法律文件,寻求审计判断的法律依据。通过查阅相关文件或者记录,作为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的审计证据。
2.访谈。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知情人员,相关外部人员的沟通、交流、询问,了解被审计单位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的态度、意见,了解相关内部控制情况,了解被审计单位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的重视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访谈前,审计时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对有关访谈内容进行设计,避免遗漏需要在访谈中询问的相关内容。有些需要进行问卷调查之后进行访谈,既明确了访谈的内容、方向,也使得被访谈人对访谈内容加以重视。同事,访谈形成的证据相对来说证明力较差,需要借助其他证据进行验证。
3.问卷调查。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往往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公众对转移支付的绩效的关注的意愿较高,有动机配合调查来提高转移支付的绩效,因此,政府转移支付审计中通常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进行民意调查,收集对转移支付相关项目绩效的评价,获得审计线索或者审计证据。
4.分析。在财务审计中也有分析程序,但是在财务审计中分析程序重要是用来进行风险评估,或获取证据,或者对整个审计结果进行分析性复核,而在转移支付绩效审计中,分析程序重在作评价,找原因,提建议。分析法可以提供总结性或者结论性的证据。
5.咨询。绩效审计需要对相关项目的效果、质量、经济性等进行评价,而某些项目涉及到一些专业知识是审计师并不熟悉的,或者因为保密的原因,审计师并不能全面详细的了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专家的意见,通过咨询具有相关知识的专家,或者能够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调查权的专业人士或者咨询结构进行咨询,获得相关建议或者证据。
转移支付绩效审计涉及到了比较多的审计程序,这些审计程序需要审计师具备综合性的知识和能力,对审计师提出的要求较高。
四、转移支付绩效审计过程
根据转移支付绩效审计的特点,转移支付绩效审计过程,应包括审计对象的选择与确定、审计计划的制定、收集与评价审计证据、编写和提交绩效审计报告、后续跟踪检查等几个步骤。
(1)审计对象的选择与确定
在国家预算支出总额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占有很大比例,不仅要对中央本级的支出进行审计监督,还要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纳入审计监督的范围。中国转移支付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对转移支付的审计监督显得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紧迫,对地方适用转移支付的绩效进行监督成为绩效审计的重要内容。在转移支付的审计中,选择转移支付绩效审计项目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1、项目的政治敏感性。2、项目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审计的必要性。3、项目要具备重要性。4、选择项目时,要量力而行。公共资源用途广泛,政府部门职能各异。无论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审计实践中,很少有纯粹意义上的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成为了一项复杂庞大的工作。
(2)审计计划阶段
首先,要做好审前准备工作。审前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审前调查和风险评估,这项工作的进行可以为高效节约地实施具体绩效审计工作提供很好的向导。审前调查是在具体制定审计方案前深入被审计单位进行全面、彻底、充分的了解。
其次,是制定审计方案,其基本内容包括:审计单位的业务情况以及相关环境;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审计重要性水平和风险分析;审计方法;审计标准;审计时间和进度安排;审计人员构成和安排;具体审计项目和准备收集的审计证据;审计报告的基本框架。
(3)收集与评价审计证据
绩效审计证据是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支持审计意见和结论的证明材料,其收集过程是紧紧围绕审计目标进行的,同时从相关性、可靠性和充分性等方面对审计证据进行分析鉴定,最后通过整理,将零散的审计证据按照逻辑性组织起来,分析得出某些意见和结论。这些意见与结论为绩效审计报告的编写奠定基础。
(4)编写和提交绩效审计报告
经过以上步骤,最终审计人员可以得出初步的审计结论与建议,形成审计报告。在上交绩效审计报告前,为降低不当审计建议和结论的风险,还应做好以下工作:征求专家意见,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并充分征求其意见,复核、修改审计报告。
(5)后续跟踪检查
绩效审计报告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一般会形成建设性的建议,这也是绩效审计的贡献所在。因此,其建议是否得到执行,有必要在审计结束后进行后续监督;同时,如果发现审计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审计建议执行脱离实际,应进行修改甚至废止。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pollitt.performanceorcompliance?:performanceauditandpublicmanagementinfivecountrie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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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妍.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理论研究[J].审计研究,2006,4期:20-23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7
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问题，在当事人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况来考察：
一种情况是买卖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灭失，所造成的损失（风险）由谁负担的问题。买卖合同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灭失，所造成的标的物的损失由谁来负担，即是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对此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就动产标的物而言，大致有两种立法例，一种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统一；另一种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分离。但无论是哪一种立法例，关于风险负担的规定都是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经由特约予以变更。而且都可从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去发掘其立法设计的本意，去评判其立法设计的优劣。
我们先研讨第一种立法例，即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从世界范围来看，采此种立法例者无疑居于主流地位，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以及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等都采此立法例。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罗马法对于现代民法的巨大影响和内在感召力。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差异，使得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就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移在法律的具体规定上又存有差异。
《法国民法典》就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依据该法典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卖方转移至买方。”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买卖合同成立时即发生所有权的移转。[13]与此相适应，并依据该法典第1624条的规定：“交付前买卖标的物灭失或毁损的责任应由出卖人或买受人负担的问题，依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章的规定。”，使得该法典第1138条第2款的规定：“自物件应交付之日起，即使尚未现实交付，债权人即成为所有人，并负担该物件受损的风险，但如交付人迟延交付，物件受损的风险由交付人负担。”即成为确定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移转的一般规则，根据该款规定，对于特定动产的买卖，[14]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标的物所有权即行转移，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也一并移转。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关联，并最终在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上，采所有人主义。考虑到法典关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规定，系属任意性规定，因而当事人可以经由特约予以变更，使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相分离。《意大利民法典》以及《日本民法典》就物权变动也采债权意思主义模式，在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和确认规则上，与《法国民法典》类似。
《德国民法典》就物权变动采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将交付行为作为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成立要件，因而就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与所有权归属的关联，其立法表述自然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第446条第1项第1款规定：“自交付买卖标的物之时起，意外灭失或意外毁损的危险责任移转于买受人。”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则一致，并最终在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上，采所有人主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物权变动亦采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就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规则，与《德国民法典》相似，该法典第373条规定：“买卖标的物之利益及危险自交付时起，均由买受人承受负担，但契约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
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在《1893年货物买卖法》中，将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原则上系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图，而非出卖人的交付行为，因而关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规则为：“除另有约定者外，卖方应负责承担货物的风险直至财产权移转给买方时为止。但财产权一经移转给买方，则不论货物是否已交付，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15]该项规则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相统一的立法意图。
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采所有人主义，其合理性体现在：[16]
第一，所有权是最完整的物权，只有所有人才对该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才是该物的最终受益人。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有权享受利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是买卖合同的主要特征和法律后果而从根本上说，风险或利益都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是所有权的法律后果，是从属于所有权的东西。当标的物所有权因买卖合同发生转移时，风险自然也应随之转移。
第三，风险转移的直接法律后果最终体现在买方是否仍应按合同规定支付价金的问题上。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方承担价金支付义务的根据是卖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只有当卖方按合同规定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后，风险责任才由买方承担方为合理。
有学者对于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统一的立法例提出批评，认为该项规则是一项陈旧的规则，指出风险移转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所有权的移转则是一个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此，以所有权的移转来决定风险移转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主张将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与标的物风险负担分离，转而采标的物风险随交货转移的理论。[17]本文认为，此种批评，仅对于就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系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意图的《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是有效的，由于在前述立法例中，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并无特定的外部表征，从而使得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引致诸多纠纷。但对于就物权变动采物权形式主义的《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以及就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的我国民法，该批评无疑是不适当的，因为此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之下，所有权的移转、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移转皆与标的物的交付相统一，使得风险转移的时点清晰可辨，有效防止了无谓的纠纷。
将动产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分离的立法例。有代表性的是《瑞士债务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
瑞士民法就动产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系于交付行为的完成，但依据《瑞士债务法》第185条的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已特定化货物的风险于合同成立时即移转给买方。从而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相分离。
美国就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曾经一度采所有人主义，[18]即规定货物的风险，在当事人未有特约时，随货物所有权的移转而移转。本世纪初美国制定的《统一买卖法》承袭了《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的规定。但在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时，起草人认为所有人主义太难掌握，太不明确，易导致纠纷，不利于货物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19]卢埃林说，《统一商法典》在货物的风险转移上完全不用所有权的概念，从而使得风险转移的规则变得清楚明确，几乎不可能产生误解。[20]当然，美国立法上所出现的这一变化与其货物所有权移转的立法模式有关，包括《统一商法典》在内的立法都采取把合同项下的货物的确定作为所有权移转的标志这一原则有关。在美国，只要合同项下的货物确定了，特定化了，即使货物仍在出卖方手中，货物所有权也移转给买方。这种货物所有权移转的立法模式，颇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典》的债权形式主义，货物所有权的变动并无明显的外部表征，此时如果将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随同货物的所有权一并移转，就难免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因为货物的特定化往往取决于卖方，确定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时间常常难以准确把握。对买方来说就更加困难。[21]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统一商法典》的起草人把货物的风险负担与所有权予以分离，力求把损失风险主要看作是一个合同问题，而不依赖于哪一方对货物拥有所有权或财产权。[22]该法典第2－509条的规定，包括了合同双方均未违约时，标的物损失风险的基本确定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围绕着货物交付的三种可能情况制定的。这三种情况包括：
第一，当合同要求或授权卖方承运人发运货物时，如果合同未规定卖方在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卖方将货物适当地交付给承运人后，风险即转移给买方，即使卖方保留了权利；但是如果合同规定卖方在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且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仍由承运人占有期间作出适当的提示交付，则只要卖方作出此种适当的提示交付，使买方能够取得交付，损失风险即于此时转移给买方。
第二，当货物由货物保管人掌握且不需移动即可交付时，损失风险在下列情况下转移至买方：买方收到代表货物的流通所有权凭证；或货物保管人确认买方拥有占有货物的权利；或买方按第2－503条第4款第b项所规定的方式收到不可流通所有权凭证或其他交货指示书。
第三，除了前述两种情形，如果卖方是商人，则风险在买方收到货物后转移至买方；否则，风险在提示交付时转移至买方。
该条同时还确认，当事人的约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该法典就有关试用的条款[23]和违约时风险承担的条款的特别规定，同样具有优先效力。[24]
英国也开始接受《美国统一商法典》所新确定的此项原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尽管由于各国内法对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以及各国商人对国际贸易惯例的有关理解分歧很大，未能对货物所有权的移转作出具体规定，但仍然对货物的风险负担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从该公约第4章关于风险移转的规定来看，明显是将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货物的交付相关联。
我国民法就物权变动，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将交付行为作为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成立要件，因而就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关联，在文字表述上与《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似。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而使得该条规定与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133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则“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移转，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相一致。[25]可见，我国的民事立法就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既与标的物的交付，同时又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一致。[26]契合当今的立法潮流，应予坚持。
另一种情况是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时，即买卖合同订立后，债权债务清结之前，标的物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任何一方的事由而灭失，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由此所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谁负担，这种类型的风险负担问题，其风险，或危险指的是因合同标的物灭失而带来的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风险的负担，专指嗣后不能履行所产生的后果的分配，它不仅解决标的物的灭失所带来的直接损失的分配，也解决对待给付义务的履行和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在前一种情况下，对风险负担所采取的处理原则，将直接决定着当下情境中风险负担处理原则的选择。
在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嗣后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的债务被免除。在单务合同，合同归于消灭；在双务合同，则存在着债权人的对待给付是否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对此立法上有不同的主张。（需指出的是，就此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可以在债务陷于履行不能的债务人履行利益风险的题目下进行。）
对于此种风险的分配，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来看，有两种应对策略。
第一种应对策略，在处理方法上借鉴了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由法律直接对风险的分配作出决定。《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即采此方法。但上述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例，由于物权变动模式的差异，对于价金风险，在分配原则上又有所不同。可大致区分为：
1.债权人主义。即债权人在债务人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陷于履行不能时，债权人仍应为对待给付，价金风险由债权人负担。该分配原则意味着：买卖的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蔑视毁损灭失致债务履行不能时，出卖方免负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方却仍需支付全部价款。债权人主义发源于罗马法，德国普通法、《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沿袭了这一认识。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303条规定：“非因债务人的过失而物遭毁损，或不能再作交易之用，或遗失时，如债务人就此物对于他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诉权者，应将其权利让与其债权人。”从该条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并未被免除，否则，他就根本无从取得债务人对于他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诉权。《意大利民法典》第1259条的规定效仿《法国民法典》第1303条，其内容为：“当特定物的给付全部或者部分不能时，债权人得取代债务人的位置获得因前述情况引起的履行不能时的权利，并得向债务人要求其赔偿额的给付。”《日本民法典》就此问题的规定更为直接明了，该法典第534条第1项规定：“以特定物的物权的设定或移转为双务契约的标的场合，其物因不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毁损灭失时，其灭失或毁损归债权人负担。”，[27]此时，债务人有受对待给付的权利。
就风险负担的债权人主义，有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
第一，与双务契约的性质相反，双务契约的两债权有牵连性，当事人一方既免其债务，他方亦无须履行；
第二，不公平，在买卖契约中唯买受人独就标的物负担危险，出卖人就价金可不负担危险，因为金钱债务无发生给付不能的余地，买受人不得团给付不能而免除价金支付的义务；
第三，就他人之物为买卖或为二重买卖时，会发生不当的后果。例如就他人之物为买卖，其物灭失毁损时，出卖人不受任何损害，还可对买受人请求价金的支付。又如在同一物出卖于数人时，成立数个契约，其物毁损灭失时，出卖人对于各买受人得请求全部的价金。
本文认为，上述对于风险负担债权人主义的批评，颇值商榷。其未当之处，在于未能结合物权变动的模式来考察风险负担债权人主义的利弊得失。下面我们就前引批评逐一予以评论。
第一，就风险负担采债权人主义的立法例，其物权变动模式无一例外为债权意思主义。此种物权变动模式，以特定物的交易为规范基础，在合同成立之时，作为实卖合同标的物的特定物的所有权即发生移转，出卖人即使没有完成交付标的物的行为，也因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完成了其主要合同义务的履行，如《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意大利民法典》第1376条规定：“在以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物权的设立或转让或是其他权利的转让为标的的契约中，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合法意思表示的效力而发生转让和取得。”当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毁损灭失，致债务无法履行时，并非债务人的所有债务都无法履行，而仅仅是其交付标的物的债务无法履行而已。与之相反，买受人所承担的价金支付义务，由于价金属种类物，无法在合同成立时即行发生所有权的移转，这就意味着在出卖人业已履行完毕其主要合同义务时，买受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尚未履行，此时根据双务合同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的牵连性，债权人仍应负担支付价金的义务。因而，所谓风险负担的债权人主义与双务契约的性质相反云云，不能成立。
第二，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合同成立之时，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发生移转，买受人即成为所有权人，此时尽管买受人尚未占有标的物，但就标的物所生的一切利益，如孳息等就归债权人所有。这种背景下，由买受人这个标的物的受益人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所导致的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完全符合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所谓风险负担的债权人主义不公平，恐难成立。
第三，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之下，并不相同。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出卖他人之物的债权合同只要符合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即可生效。但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即使符合了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如《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前段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28]《意大利民法典》第1478条规定：“如果缔结契约之时，出卖人不享有买卖物的所有权，则出卖人承担使买受人取得物的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自出卖人获得所有权时起即成为所有权人。”结合该法典第1476条第2项的规定：“如果物的取得不立即发生契约的效力，则出卖人承担使买主取得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义务；”我们不难看出，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并不能发生合同的效力，只有在出卖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该合同方发生效力。这点与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颇为类似。[29]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合同成立之时，就是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之时，如果标的物所有权在合同成立之时，尚未归属于出卖人，那么，成立的合同就不能发生权利移转的合同效力。与之相反，采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由于所有权的移转系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登记或交付行为，债权合同成立、生效并不当然引致所有权的移转因而即使是出卖他人之物，也不会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由此不难看出，前引的第三种批评意见是戴着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有色眼镜，来展开对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风险负担债权人主义的批判的，这种批判自然难以成立，因为既然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在他人之物毁损灭失时，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尚未生效，出卖人又怎么能向买受人请求价金的支付？
再就二重买卖或一物数卖而言，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自第一次买卖成立之时起，出卖人已不再是标的物的所有人，其随后的买卖，无论进行几次，都属出卖他人之物的范畴，基于此后的交易所订立的买卖合同，属不能生效的合同，除非具备了类似于《法国民法典》第1141条或第2279条规定的条件，随后的买卖合同根本就不发生所谓出卖人对于买受人的价金支付请求权问题，而且一旦发生了第1141条或第2279条的适用，对于在先的买卖合同，因买受人丧失了标的物的所有权，因而也不发生对出卖人的价金支付请求权。综上，在二重买卖或一物数卖的情况下，根本不发生所谓出卖人在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得对数买受人主张价金支付请求权的问题。
2.债务人主义。即由债务人承担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被免除。这就意味着，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毁损灭失，致债务陷于履行不能时，出卖方的合同义务消灭，买受方支付价款的义务也消灭。德国固有法、《奥地利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采此主义。《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1项的规定：“双务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自己不能履行应履行的给付者，丧失自己对待给付的请求权；如仅一部分不能者，应按第472条。第473条的规定，按其比例减少对待给付。”《瑞士民法典》第119条第2项的规定：“在双务契约的情况下，因此免于债务的债务人……丧失未行使的对待债权。”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6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给付全部不能者，他方免为对待给付之义务，如仅一部不能者，应按其比例减少对待给付。”即是明证。债务履行不能风险负担债务人主义的妥当性，也可以从基于物权变动模式的考察得到验证。在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出卖人的主要义务-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是伴随着登记和交付行为完成的，在交付和登记行为完成之前，出卖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处于未完成状态，买受人也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此时，若规定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毁损灭失致债务无法履行时，由买受人承担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在出卖人被免除了给付义务之后，仍应向出卖人为对待给付义务，自然有失公平。采风险负担的债务人主义，方可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负担也采第一种规范策略，但由于该公约就货物所有权的移转模式未设专门规定，因而该公约第66条的规定：“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害，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害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不能简单地归为债权人主义或债务人主义，而是将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负担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相关联，遵循一致的处理原则。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8
关键词：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165-01
自欧元诞生以来，欧盟特别是欧元区支付一体化日益加深，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支付市场，对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欧盟宣布欧元区范围内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将于2014年建成，届时将对现有零售支付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经验，对于完善我国零售支付市场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一、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发展现状和问题
现阶段，欧元区使用最为广泛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主要是贷记转账、直接借记、银行卡、电子和移动支付，但各类支付工具的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一）贷记转账和直接借记
贷记转账和直接借记是泛欧洲支付体系下的核心支付工具，即欧洲支付委员会颁布的Sepa规章内以欧元支付的交易。贷记转账指由付款人主动发起支付指令，付款人将支付指令提交给开户银行，开户银行接收后根据指令要求将付款人资金转入收款人银行。直接借记是指由收款人对付款人的银行账户发起的事先由付款人授权的借记支付指令。
（二）银行卡支付
银行卡是零售支付中最普及和使用频率最高的电子支付工具。2010年，银行卡支付交易量在零售支付领域位居第3。目前，欧洲使用中的银行卡共7.26亿张，人均1.45张，平均每张卡消费2194欧元。
（三）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指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支付，通常包括3种方式。一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银行卡交易；二是支付者通过网上银行身份识别，在网上银行转账和直接借记，这种方式目前只可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三是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商支付。随着电子商务发展，电子支付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指支付数据和支付指令通过手机发起、传递和确认，可应用于在线或离线购买服务、数字或商品。移动支付主要分为2大类：一是远程移动支付，通过internet/wap或SmS进行支付。目前，大部分通过internet的远程移动支付基于银行卡；二是近程支付，通常在销售点直接发生。
二、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未来发展目标
近年来，欧元区零售支付市场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单一欧元支付区逐渐形成；二是各成员国零售支付基础设施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三是新的Sepa工具，如卡支付、贷记支付、直接借记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四是部分基础设施发生重大变化，如单一欧元区证券结算体系（t2S）建设。
（一）是促进公平竞争性。基于共同的、开放的标准，服务供应商可在多国提供支付解决方案，扩大业务平台，推动创新，带来支付服务成本和价格同时下降，并对新进入者或其他成员国竞争者的市场准入提供便利，以此促进公平竞争。
（二）是促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性，并增加透明度。支付者可从更多的、有竞争性的支付工具中选择最适合需要的支付方式。同时，支付市场更透明，将引导消费者使用最有效的支付工具。
（三）是促进业务更具创新性。市场一体化可带来更多规模效益，对现有参与者而言，意味着节约更多成本或增加更多收益机会，且新进入者创新热情会更高，创新地域范围也会扩大。
三、欧盟培育和促进欧元区支付一体化的措施
（一）对电子货币机构和支付机构实行业务许可制度
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应对电子货币机构和支付机构实行业务许可制度，确保遵守审慎监管原则的机构才能从事此类业务。市场准入业务包括跨国收购服务供应商、发行联名卡、信用卡支付方案、电子签名认证服务市场准入、依赖银行卡交易支付的付款机制等方面。
（二）增加支付服务透明度
目前，支付服务的真正成本通常是不透明的，特别是在信用卡方面透明度缺失严重，将给消费者、商家和欧盟经济带来更高的支付成本。欧盟鼓励通过利用综合返利、收取附加费等手段，使用消费者能够使用最有效的支付工具。
（三）对协议、接口、应用、服务等方面实行标准化
欧盟鼓励对银行卡、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实施标准化：一方面银行卡应遵循Sepa标准，即任何Sepa国家的银行卡，能够在其他Sepa国家的银行卡终端上使用；另一方面，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需要银行卡部门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合作，实施统一的标准化解决方案，确保完全的互操作性和开放性，以适应消费者流动使用需求。
（四）加强支付安全和信息保护建设
―是欧盟从1990年起就开始实施银行卡emV迁移，即将磁条卡更换为芯片卡；二是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切实做好数据保护，客户信息无论是在处理还是存储过程，都应存放在安全支付基础设施中；三是支付交易认证机制从设计开始，就必须包括必要的安全措施，以符合数据保护需求。
四、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以制度作保障，加快建立非现金支付法规制度
一是推动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银行卡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等业务规范和管理，促进发卡、使用、清算、收单等各环节业务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和完善电子支付业务管理制度，制定完善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业务管理办法，夯实支付体系法律基础，有效防范支付风险。
（二）以规范促发展，加强对新兴电子支付业务的监管
一是建立健全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监管体系，尤其是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组织开展现场与非现场检查，规范其经营行为；二是加强对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风险监管，包括运行风险、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法律风险、欺诈风险等风险防范与处置。
（三）以推动促普及，引导新兴支付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大力支持银行卡产业发展，继续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改善受理环境，全面促进银行卡应用；二是优化政策和信用环境，促进移动支付、电话支付、预付卡支付等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三是加快农村地区电子支付普及，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网络通信设施，推动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网上支付等业务在农村地区的开展。
参考文献：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9
不过，能及时把握商机的可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许多组织和机构都试图对医疗成本进行分析以寻找各种提供医疗方式的替代方案。这些健康服务方案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借用“武装到了牙齿”的说法也许算不上夸张，因为牙医预付保健服务公司准备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案。牙医预付保健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的方案主要由下列内容组成：（1）服务公司首先与许多雇主签订合同，由这些雇主每月向服务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从而保证在这些雇主的雇员需要之时，可以享受特定的牙齿保健服务；（2）同时，服务公司还与牙医签订合同，由后者提供这些特定的牙齿保健服务，但是不管其提供了多少服务，服务公司将每月向牙医支付固定的费用；（3）此计划的参与者只能享受该组织指定的牙医所提供的牙齿保健服务；（4）服务公司一般要求牙医协会提供一份由第三方出具的履约保证书（performancebond），以保证牙医会在约定的年度履行约定的服务；（5）此计划不提供意外事件的看护、住院病人的医疗和身体看护，也不提供规定区域之外的或门诊的医疗服务。
计划听起来挺美，只是还未推行，服务公司就陷入了与西方汽车设备公司相同的困境（见上期《金融法苑》）。犹他州的保险委员会认为，该计划已侵入了犹他州法典注释所定义的保险范围，所以该计划既构成了保险活动，该服务公司也属于应受到保险监管的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简称Hmo），因而，禁止该公司开展此项应经特殊许可的业务。（根据犹他州法典的有关规定，所谓保险合同是指根据此合同，某人将基于可确定的风险机率向另外的人赔偿、支付或给予特定的或可探明的金钱或利益。）
这一次，愤愤不平的服务公司率先提起了诉讼。盐湖城的地区法院支持了保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驳回了服务公司的诉求。百折不挠的服务公司继续提起上诉（prepaidDentalServices，inc.v.Day）。
在上诉法院，服务公司受到了与西方汽车设备公司截然不同的待遇。上诉法院发现，根据保险的定义，保险合同所涉及的风险，在保险公司而言，是指那些支付了保险费的人都可能碰到的风险，当合同所指称的意外事件发生时，保险公司就应承担因此而导致的费用。很显然，在上述的牙齿保健服务计划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即计划的参与者可能会需要牙齿护理，而且，这种风险可能波及所有的计划参与者。
牙齿保健服务计划就这样变成一种保险活动了吗？服务公司无意中又变成了保险公司了吗？不，别忙，上诉法院发现了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该计划中，风险不是由服务公司承担的。无论计划的参与者是否需要保健服务，服务公司支付给牙医的费用都是一样的，在参与者不需要保健服务时，对服务公司而言，并不比参与者需要保健服务时更省钱。由于服务公司并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因而，上诉法院认定，该计划所涉及的合同不是一种保险合同。
服务公司可算出了一口冤气，不过，它也许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它并不是第一个赢家。早在50年前，在Jordanv.GroupHeathass‘n一案中，法院就认定，由非营利性组织GroupHeathass’n通过按月向其注册的医师支付费用的方式运行的一个健康计划不是保险。判决作了如下宣告：
无论此合同是一个保险合同还是一个损失赔偿合同，在未来不可预见的事件中，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存在损失的风险，并且，风险是由另一方通过具有法定约束力的安排来承担的。即便表述得最松散的保险和赔偿概念也要求具备这些因素。危险是基本的因素，危险的事件责任的转移也同等重要。如果不存在风险，或者存在着风险、风险却没有转移给另一个人或另外一些人，那么，这儿既不存在保险，也不存在损失赔偿合同。更清楚地说，保险涉及风险的分配，但是没有承担人的风险分配就很难认定构成了保险。这些概念都是最为基本的，也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对于这类计划，只要向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支付的是定金（retainer），而不是按照其提供的服务来支付费用，许多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都认定这种合同并不构成保险。
盐湖城地方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时候认为，服务公司要求牙医协会出具履约保证书，说明该组织在这个计划中承担了风险。但是，上诉法院则认为，虽然履约保证书的存在总是说明该保证书的持有人承担了风险，但是在本案中，原告（即服务公司）并没有许诺对于意外事件的发生支付任何利益。法律总是规定保险人应该保持巨大的存款和财产储备，以确保在风险发生时保险人有能力支付赔偿。但是本案的原告并不需要保持这种储备，无论风险是否发生，原告除了按照合同向牙医支付每月固定的费用外，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金额。因此，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从事保险，因为它没有承担风险。
正如上述犹他州法典的规定，保险是一种合同，根据此合同，某人将基于可确定的风险机率向另外的人赔偿、支付或给予特定的或可探明的金钱或利益。由此，构成保险的要素主要有3个：风险、风险的分配和风险的承担。
移动支付的风险篇10
摘要：本文简单的对移动金融服务的内涵以及基本业态进行了解，了解我国移动金融服务的新特点，提出移动金融服务中所面临的风险以及问题，并且提出一些对策。
关键词：经济转型；移动金融服务；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9-0109-02
一、移动金融服务的内涵与基本业态
1.移动金融服务的内涵。在经济转型下，移动金融的概念以及内涵不断的变化以及发展。我国对于移动金融服务的研究仅仅只集中在了移动支付或者是手机银行等移动金融服务的领域，在其他的范围内涉及的还不算太广。虽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对所理解的移动金融服务内涵不同，但都一直对金融服务的共性都作为强调，并且借助移动网络通过终端设备所进行的服务以及信息上的交易。
2.移动金融服务中的基本业态。移动金融服务的基本业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将通信运营商为主要的业态，运营商利用其中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服务的优势，将移动金融服务的形式引导产业的发展。运营商在这一方面承担商家们的成本以及移动支付的模式，用这种方式来让一些银行有了参与的想法。第二种，以金融机构为中心的业态。移动金融机构是以专用的网络专线与移动网络相互关联，消费者通过金融服务来进行网络上的支付，或者利用金融服务与手机进行绑定。第三种，是以第三方的形式为主导的服务业态，第三方的企业是运营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介绍者，通过移动金融服务，对人们进行身份的验证，并且完成之间的交易。在移动金融服务业态，发达国家一般都是由银行主导的，而不发达的地区使用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来实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主导是贴近于穷人的。我国出现多种化的合作方式，主要也是由银行主导的。
二、移动金融服务所出现的新特点
1.顺应移动用户的发展潮流以及趋势。我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0亿左右，移动用户达6.72亿，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以及移动金融模式不断的进行提高创新，我国的移动金融服务快速发展起来。根据中央银行数据显示，移动支付业务一直在持续增长的状态，在2014年的第二季度显示，移动支付业务达到了9.46亿，同时也达到了4.95万亿元的金额。对比网络上支付，网上支付同比增长只有17%，由此看出，传统的网上支付以及被移动支付远远的超出。同时移动支付将逐渐代替终端服务，并且成为主要的发展。
2.核心竞争力――口袋银行。客户的使用习惯已经逐渐被移动金融服务改变，并且重新对客户价值体系进行构造。网络业务在我国的银行业务中已经超过的71%，而移动金融市场也超出了1600亿。同时，运营商、网络平台以及支付机构都将自己以往的格局和态势进行了改变，同时银行中的网点已经不再是优势。未来金融服务的表格方向是服务网点化、支付移动化以及金融服务化等，并且从以往的实体银行逐渐走向口袋银行的变化，银行只有不断的进行更新变化，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3.移动金融不断满足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移动金融服务与网上银行比较，移动金融服务以手机为代表的形式，不仅打破了局限，还满足了消费者们移动金融服务需求。软件中的重力感应、二维码以及手机定位等不断进入到移动金融服务业务，网上购物以及手机支付等新兴服务的技术不断的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移动金融服务从以前简单的通讯工具逐渐向交易平台以及金融服务演变，移动金融服务不断的深入，内容上不断的丰富，将超过以往传统的网银服务。
三、经济转型中移动金融服务所面临的风险及问题
1.移动金融服务所面临的风险。移动金融的本质与属性并没有偏离金融，他也同样还在面临着金融的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并且与此同时由于移动金融其特有的运营方式使得移动金融服务比其他金融服务更加容易突破其原有的风险控制界限，从而带来新的业务风险。所以移动金融比普通金融跟需要注意风险。
移动金融服务是将金融服务与互联网进行结合，这样的模式会使得it行业的风险与金融风险进行叠加。原有的金融it的构架也会慢慢的难以适应发展越来越快的移动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用户不断更新的需求。并且就目前来说移动网络安全、终端设备的开发、二维码技术的开发以及身份识别的漏洞，这就使得信息泄露与科技风险以及软件诈骗等问题出现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移动金融服务由于其运行环境区别于其他传统金融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还存在着很多其他风险，如洗钱的风险，法律的风险还有监管的风险与环境的风险。我国移动金融服务行业仍处于起步的阶段，移动金融服务的产品形态、商业运作等环境尚未完善，所以移动金融服务行业仍然需要健全监管体系以及完善相关法律。
2.移动网络的安全性的威胁。移动金融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的，开放性更加明显。但是正是由于其开放性也使得其网络威胁相对于其他的金融行业来说更加容易遭到破坏。部分黑客能够使用网络程序的漏洞对其网络进行攻击，或者是利用技术手段使其数据超负荷，从而拒绝进行服务的攻击。还有就是部分在公共场合利用公共wiFi来对客户信息进行盗窃从而造成客户的信息泄露。
3.智能终端的安全性威胁。随着时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芯片的处理能力也变得越来越，这也就是得移动终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现在操作系统也开始出现在了移动终端上。但是随着移动终端的技术逐步趋向于成熟其问题也开始出现。就近些年来看智能终端有非法篡改信息，非法访问以及恶意篡改信息的危险。例如在用户使用手机办理业务的时候，如果没有使用加密等软件，就很有可能会被一些钓鱼网站，与部分木马程序窃取用户的信息，或将其金融功能进行复制，从而给客户造成一定的损失。
四、对经济转型下的移动金融服务的建议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移动金融产业的扶持，并对其出台一些优惠的政策与措施，并鼓励商业银行以及部分相关产业与其进行合作。从而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并逐步降低服务成本，从而有效地促进移动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允许银行委托移动运营厅等非金融机构办理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这样就可以大量的缓解商业银行自身服务网点不足的压力。或者是能够允许移动同信的运营商与商业银行进行合作。并开展手机银行等业务。从而获得金融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加强立法的监管。我们应当，从整个金融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移动金融行业的法律保障问题。并且由于金融行业其独特的业务模式，使得移动金融行业也必须有一套专门的立法并且需要移动行业所特定的法律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人大等立法机构来出台相关行业的配套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工信部来颁布行业标准以及一系列的相关手段。从而建立出一套完善的政策监管系统。在移动金融服务产业链的各方参与中，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移动运营商亦或者是软件开发商。等相关部门都必须处于相关法律条文当中和法经营。并需要服从部门的监管。
3.提高移动金融安全性。由于移动金融的网络开放性，交易的虚拟性，使得移动金融服务对于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建立不了安全的保障机制以及能使大众信服的安全环境，那么推动移动金融的发展无从谈起。移动金融机构对产品创新，也应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交易认证机制以及安全防控体系。从而兼顾移动金融产品的安全性与便捷性。这样做有以下几个用途：一是能够充分发挥出金融卡的安全性从而将密码、软件、以及硬件安全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密码与卡片的双保险；二是，要充分的利用金融机构本身的风险调控平台进行保障使其能够智能的识别风险的等级并对其进行防范；三是，在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的基础上增强安全管理控制。并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必须要考虑到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安全性，并且必须保证客户的信息不会被窃取，从而保护客户隐私。
参考文献：
[1]常兆春.移动金融发展趋势及其思考[J].前沿，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