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1
从日本的情况看，环境运动有反公害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之分，无论哪种类型的环境运动的成果都体现在“运动主体所要求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被当局接受，有关改善和修复问题的对策被有关组织和机构实施”上。环境运动迫使政府和污染企业与民众、与环境受害者对话，迫使政府制定和执行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政策，停止实施不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方案。由环保组织发起的环境运动不仅“使那些有可能不被人知晓的环境问题表面化和公开化，”而且使民众的环保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得到极大的增强。第五，政府、社团、公民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责任。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将决策付诸行动。社团要做的事情是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环境问题的看法、意愿，促使政府用法律规制企业的行为，追究环境破坏者的责任。公民要做的事情是节水、节能、使用小排量汽车和植树、种草、分类处理垃圾等等。第六，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思路。各个地区的民众毫无节制地使用含有氟利昂的电器和化妆品导致全球臭氧层变薄;各个地区超标准排放二氧化碳、超量砍伐树木导致全球气候变暧;各个地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重金属污染导致全球水质变坏。几乎所有的全球环境问题都可以在地区环境问题中找到它的原因。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虽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因为责任认定上的分歧，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全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世界性课题”的今天，各个国家应以人类的福祉为重，摒弃责任认定上的分歧，在共同但有差别原则的指导下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上。解决地区环境问题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启发了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和环境社会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有所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产物。决策者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必须做好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妥善处理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关系的文章，相关部门在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硬任务和刚性指标。工业化、城市化既能破坏环境，也能美化环境。环境问题既可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也可因工业化、城市化消除。
思考之二，环境问题既是生态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对环境问题不能只作生态学分析，还应作社会学研究。为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将其纳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考量，不能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强化环境保护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意识，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得不偿失。
思考之三，人口增长、技术失控、生产过剩、消费无度是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发展观念不正确。发展观念不正确使得政府在作管理决策、企业在作经营决策时很少考虑环境因素，很少考虑这一决策的执行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政府和企业在作相关决策时，必须改变观念，必须考虑这一决策及其执行对环境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
思考之四，消除环境危机须扎扎实实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须袪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并践行道法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须健全完善政府主导、民间推动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作用。须克服以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为表现的市场失灵和以追求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治理为表现的政府失灵。须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资金、技术方面开展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
思考之五，环境社会学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需要与其它学科合作。只有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环境社会学才能在不断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状态中树立自己的学科形象，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与其它学科合作，环境社会学才能更充分发挥自己在环境保护、环境治理中的立言献策作用。
思考之六，环境社会学者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国家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环保联动机制的建立方面大有可为。环境社会学家通过对环境问题发生机理、机制的分析和环境问题解决思路、对策的探讨;通过对环境保护必要性、重要性的论述和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嬴理念的倡导;通过对所在社区、所在城市、所在国家环境运动的参与和国际环境运动的介入，为唤起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消除经济增长投下的环境阴影，为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贡献自已的力量。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除体现在它能启发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外，还体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了解环境社会学的线索，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审视环境问题的窗子，为人们搭建了一个预测环境社会学前景的平台。循着它提供的线索探究下去，人们知道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科学，一门将结论建立在实证分析、细节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一门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科学。透过它开启的窗子，人们看到了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登上它搭建的平台，人们看到环境社会学以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忧虑、对环境危机的深刻反省、对消除环境危机的执着追求显示出自身的魅力。有魁力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就有环境社会学的美好前景。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
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思想深化、升华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给人们处理环境问题以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我们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它的某些局限。她承认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没有认识到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是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是发展理念不正确、发展模式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变唯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必须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她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产业大转移的趋势，看到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工业建设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遭到损害，土著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遭受彻底破坏的过程。”但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大转移的幌子下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拿走的是“干净”的产品和巨额利润，留下的却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发达国家留下的废水、废气、废渣加剧了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欠发达国家在承受因自身发展而导致的环境之痛的同时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转嫁的环境灾难。
她看到了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状况的不满，但没有看到即便环境状况再遭糕人们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放弃赖以为生并己经习惯了的城市生活方式，放弃与之相关的工业技术。人们可以治理城市环境，可以改变城市环境。不如人意的城市环境不应成为人们反对城市、反对与城市建设、城市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工业技术的理由。她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意义，但没认识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除了要调整经济结构外，还应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环境污染源的控制工作。
她强调零增长、缓慢增长对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但没有认识到面对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和难以抑制的发展冲动，不是迫于无奈，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保护环境而刻意减缓发展速度。发达国家不会，欠发达国家更不会。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不对，借口保护自然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也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保的保护，在保护环境时注重经济的发展。她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负有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的责任，但没有提出为履行责任政府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非政府组织应实施哪些具体方案。因沒提出具体措施和具体方案，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不免陷入空谈。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既与环境社会学学科现状有关，又与其学术旨趣、价值取向有关。就学科现状而言，由于环境社会学产生较晚，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很多基础性问题还没完全理清。就学术旨趣、价值取向而言，饭岛伸子重视环境社会学对象、方法环境问题现状和民间环保运动类型的研究，不太重视环境社会学功能、环境问题趋向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及效果分析。饭岛伸子研究环境社会学所依据和利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来自欧美，欧美学者的价值观对其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结语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2
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要实现环境法的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必须克服观念上、法律制度层面和国际合作方面的障碍。论文关键词：系统论，价值，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法的价值问题一向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作为新兴法律学科的环境法，价值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然而，学者们在论及环境法的价值时，基本上是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着笔，只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环境法固然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环境法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②，这决定了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传统环境法学理论却忽视了环境法的这一特色，依然是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思维来定位环境法的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苍白无力。人类的环境立法日渐增多，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一个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物种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员，理应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但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断地变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系统日益膨胀，而自然系统渐趋萎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环境法价值的新定位。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义。“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口爆炸、疾病丛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如有的学者将环境法的价值归结为正义和利益，认为“正义和利益是法律的两大主要价值，环境法也当然要将其作为价值目标”，“正义和利益是环境法的主体价值需要，其满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值-正义和功利，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从传统法学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以上价值定位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价值模式毕竟是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其仅仅把自然系统视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并把自然界的万物视做人类的资源，而忽视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尽管这种立法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但其终究难以摆脱人类自身利益的“诱惑”，当人类眼前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保护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主张，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正是人类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立法、倡导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同时，环境资源却日趋恶化的根源。因此，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二）环境法终极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系统论的视角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做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将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定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树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当然，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作为法的最高原则和精神的价值，其不仅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含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极致的性质。就此而言，法的价值始终是高于法律本身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成为人类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环境法作为一种法律，理所当然也不能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却可以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便是环境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体现。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环境法的价值定位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上。如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法的唯一价值追求，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绝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本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自同于人与环境组成的社会系统，必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处关系，并力求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种理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是，据此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首先，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中看出来。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会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从法律价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续发展观不宜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这一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虽然这是从人类的福利来谈论法的价值，但对环境法的价值来说，也可以类推适用，即环境法的终极目的是生态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只是为了达到福利（利益）价值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为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目的性价值。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应在树立以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这种观点已经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应尊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以此作为环境立法的终极价值是可取的。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综上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一旦自然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必然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境界。尽管环境法是由人类社会制定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立法上必须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受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影响，传统法学理论将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认为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分配。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尽管主权国家可以宣称各自的主权范围，在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但在生态规律面前，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生态系统的循环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12]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已变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得具有渗透性，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传统的分区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过去被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如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生存的生态基础产生着影响。”[13]因此，过去那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体为单位、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见，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同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环境法又不能仅仅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还必须兼顾自然系统的利益。这是因为，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系统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统遭到破环，必然又反过来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近些年来，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类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需要保护环境，而却没有承认自然系统利益的结果。必须看到，自然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从个体上说，这种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并不需要人类的认可，早在人类存在之前，这种权利已由“上天”赋予给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整体上说，这种利益是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即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这最终将关系到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伦理学家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14]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在制定环境法时，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统一起来。（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内与代际的整体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的，这种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的问题。全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环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机会。由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当代人手中，当代人就成了未来几代人资源和财富的托管者。因此，当代人必须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的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的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在论及世代间利益平衡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主张是：“现世代什么也不消费，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全部资源，以使环境的任何方面都维持在同样水平的质量上”。另一种极端的论调是富裕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存在将来的世代现代还没有完全的确证，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费是为将来世代财富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因此，现世代今天消费欲望的全部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15]这两种论调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要保持稳定，必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否则，系统会随着内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使系统出现无序化或不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不管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必须依赖这个唯一的生态系统来生存。因此，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类，必须从世代间利益衡平出发，兼顾当代与后代的整体利益平衡。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并主张应赋予自然物以权利。这显然与传统思想观念是冲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环境法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注定其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生态整体利益？如何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分配这种利益？既然人类与自然都享有权利，这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这些问题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会与传统法学理论相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实现的又一大障碍。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1.观念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当代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变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转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实现了对人的强调向对自然的强调的转变，提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他认为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16]这种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维转变将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行动的一种意识。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2.法学理论的突破：生态法的兴起传统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法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环境法作为直接反映这一思想的法律学科，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环境法终究是以环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其不可能逃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学定式；要真正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仍需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生态法由此应运而生。生态法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法律学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为了更科学地反映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的要求，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18]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基础，应用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19]综观这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把生态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来看待的，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的一种突破。这种定位模式是在尊重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但其仍没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在保护生态平衡上难免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赞同郑少华博士的观点，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社会理论为前提的，即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的转变之后，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这种社会强调生态利益至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法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四法域，其规范散见于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中。[20]由此，对应于传统社会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从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渐进和共生的局面，这四种法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法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法主要由生态人理论、生态权利理论、生态契约理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责任理论等构成。[21]这些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将对自然的保护上升到新的法学高度，并形成一套独有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仍须承认，生态法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甚至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3.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最终将各个国家纳入环境保护的统一轨道，国际环境法的兴起因此而成为必然。要克服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的障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就是要构建国际发展新秩序，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国际发展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发展法”逐渐产生。从性质上说，国际发展法是一部过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体现为一套调整国际关系的规则，着眼于促进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弥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国际发展法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共同协商全球生态与发展问题，这对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环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国际组织制定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软法”，以避开国家之间在环境合作上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条件的成熟，再逐步将其上升为国际环境“硬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言和决议，如《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公园大会宣言》、《环境与发展宣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世界自然宪章》等国际文件都属于此类。这些决议和宣言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他们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是在这些宣言和决议的促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大量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注释：①系统理论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科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分析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系统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整体、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突破了传统孤立、片面和局部认识事物的缺陷，这对认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蔡守秋：《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本文采纳后一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种观点。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3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Bovenberg)和茂壹(Rund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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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4
摘要：从性质上分析，责任保险一般都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强制性，并且这两种特性是相辅相成的。本文通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着重于该险种强制实施的必要性，并且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来论证责任保险兼具公益性和强制性。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公益性强制性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承保对象的保险产品。习惯上把责任保险分为以下种类：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以及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属于责任保险，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向第三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此外，环境污染保险具有其特有的两个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企业，且该企业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能以自身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2保险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侵权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且不确定、赔偿数额巨大。一般不确定固定的保险赔付额。有些国家会规定总的赔付上限或者对单一个体的赔付上限。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以下功能，决定了它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上的优越性。
(一)分散企业风险
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广和损失数额巨大的特点，单一企业很难承受。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将单个企业的风险转移给众多的投保企业，从而使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由社会承担，分散了单一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能够使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职能之一就包括社会管理功能，这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杠杆机制来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有利于迅速地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有效地保护受害者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由于权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受害人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损失补偿，从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险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保险产品本身就具有社会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公众产品，而责任保险的这种职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责任保险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是其中社会性比较强的险种之一。因此，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目前来看，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而企业方面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赔偿义务，或无力支付，或不自觉不主动不愿意支付：另外，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还远远不够。因此，环境污染保险的购买就必须带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更好地体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现该险种的社会公益性。
四、从国外的经验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国外主要由三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该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制度，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企业则强制投保。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投保方式上应采用以强制保险为原则、以自愿保险为例外的制度。由于我国企业在投保上的不积极，应该对易于发生环境侵权行为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强制投保，而对那些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投保的方式。当然，首先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界定。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5
环境问题至关重要，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民生的改善，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更是党和国家全局性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确定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表明，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环境保护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有效地解决节能减排问题，解决生态建设问题，解决环保问题，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发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环保问题解决不好，坚持科学发展就很难做到，着力改善民生也实现不了，构建和谐社会也将成为空谈。
综合分析现阶段出现的环保问题，主要是由三个不适应造成的。首先是思想不适应。一些同志不能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如何看待发展、如何推进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有偏差。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重发展轻环保，长期以来一些党委、政府非常看重生产总值，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治理环境，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衡量、全面推进、全面实现科学发展，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具体发展问题上重增长轻节能，很长时期以来我们没有认识到节能减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把节能减排作为硬性的约束性指标来要求，没有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根本性标志来对待；在环境治理上重督查轻投入，对环保治理问题仅仅停留在督查和处罚上，对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建设不力。其次是法制不适应。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对存在问题的治理既要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更要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但目前有关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法制建设很不健全，立法工作跟不上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二是法则不科学，如由于排污费远远低于防污治污设施的投入，有的企业更愿缴排污费也不愿建防污治污设施；三是执法不严格，一些企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措施来应对环保检查，执法部门有的熟视无睹，有的变通处置，不能严格按照规定处理。其三是设施不适应。主要问题是：各地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满足不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保工作的需要；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在项目规划中没有污水、垃圾治理等环保方面的必要投入；治理功能严重不全，没有严格按照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的标准来规范整个工业流程。
解决好以上三个不适应的问题，从根本上做好河南省环保工作，思想认识是根本，法制建设是保障，设施问题是关键。党中央、国务院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约束性指标予以确立，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问题的高度重视，说明环保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切。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从河南实际出发，从思想认识、法制建设、设施建设这三个方面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现在来看，全省在这三个方面都已经有了积极变化，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真正把环保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硬指标、硬原则、硬措施来看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水平；要建好、管好、用好排污及环保设施，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保证。■
（作者：河南省委书记）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6
【关键词】绿色经济；政府规制；市场机制；绿色GDp；绿色生产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资源环境底子薄弱、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急需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国内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被认为是我国走出经济、资源环境困境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绿色经济的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在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绿色经济以“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主题被提上国际层面上进行探讨。新时期下的绿色经济相对于以往的绿色经济概念，增加了“可持续”和“社会包容”两个重要的维度。新时期的绿色经济不是单纯的某个经济领域，如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等，而是贯穿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的统一的经济形态。新时期我国发展“绿色经济”是相对于以往的“褐色经济”而言的。在褐色经济的发展中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规模效益，忽视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系统破坏和贫富差距加大。在绿色经济的发展中追求的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全面系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绿色经济中的“绿色”即是改变传统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中的“经济”即是通过经济发展先做大蛋糕再通过再分配帮助贫困人口增进社会福利。
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就要找出过去褐色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完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是在现有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境下，有极大的物质基础作为经济模式转型的保障，更有经济模式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新时期发展绿色经济，就是要把自然资源的耗用计入经济发展的“绿色成本”，把对自然资源的创建维护计入经济发展的“绿色收益”，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导规制市场向着绿色经济的方向运行，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资源最高效率的配置，通过公众参与的绿色消费和对政府治理的监管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运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催化加速绿色经济的发展。
2.传统“褐色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
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在我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在产权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市场机制中也没有明确的定价。经济系统中生产者在生产中对环境的影响选择有两种不同的情景模式：破坏环境和不破坏环境。破坏环境在短期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巨额经济利润，而在长期中带来的自然的惩罚——“公共物品的负效应”将外溢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破坏环境没有短期巨额经济利润，长期也不会带来外溢的“负效应”。在破坏环境发展经济的情景模式下，相对于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也即企业只承担了少量的长期环境成本而言，企业获得了巨额短期超额利润。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该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即为——破坏环境发展经济。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公共物品负效应的外溢、公共物品的搭便车、破坏环境的成本没有合理的定价和交易机制等。
针对在市场机制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导致的公共物品负效应，国外有许多针对此问题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如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Cecil，1877-1959）最先提出了“庇古税”专门，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科斯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包括财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很小），经济的外部性（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但科斯定理由于其假设实现条件太过苛刻而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实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践可以看出，在市场失灵的背景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规制市场的运行、引导资源向自然产品方向的配置。
3.运用“看得见的手”——政府规制引导绿色经济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引导资源和创新向环境配置的过程中的特点是：见效时间快、作用力度强、作用范围广。其作用的工具主要有：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绿色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行政引导等。
3.1加强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规章的建设和惩罚力度
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实践表明，环境保护需要完善的环境法的支撑，通过环境法制治理环境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法体系，但在贯彻落实这些法律规章上仍然差强人意，导致近年来一系列环境危机频发而得不到强有力的惩治处理。政府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建设。重点加强地方性环境保护法的基础性建设，因为环境问题出现时一般都需要地方立法结合当地的资源环境现状因地制宜地处理。重点加强环境标准的建设，提升环境保护法律规章治理的深度、广度和法律效力，如提升环境资源税费的法律地位，拓展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的领域范围，加强破坏环境的惩处力度。环境法制建设要融合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理念，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探索环境治理的法制创新。
3.2科学合理地施行保护环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绿色经济发展中最有效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政府实施的针对环境保护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大放缓的背景下国务院总理为了刺激经济而实施的4万亿救市政策，虽然对该政策的后续影响存在众多质疑声，但毋庸置疑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像一剂“强心针”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11年在有关绿色经济的研究报告中，通过threshold-21模型在过去40年经济人口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40年（2010-2050年）全球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情景模拟，研究了对10个主要绿色经济部门投资的不同规模（全球GDp的1%和2%）下，未来各时期全球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情景，得出了绿色投资于自然资本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会减少，但中长期（2030年以后）经济增长会优于在褐色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会至少与褐色经济的发展相当。即绿色投资可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消耗相脱钩，使得经济发展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风险为0。该项研究对我国针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应该根据本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现状，构建绿色投资模型，应用线性回归和情景模式分析，确定不同时期对各绿色经济部门进行投资的额度和战略目标，据此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财政投资计划。
用资源环境税代替向人力资本征税稳定税基。目前我国资源环境税普遍较低，造成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较低，不利于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可通过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征税额度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消费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消费，从而在降低对资源环境的使用破坏的同时扩大就业，获得一箭双雕的成效。
3.3完善“绿色GDp”等类似环境经济指标的评价体系
“没有度量，就没有管理”，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科学规范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和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强调资源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发展中需要采用修正后的绿色GDp。现行GDp核算只包含了经济产出中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对于不可以定价的对环境社会的效应并没有体现在GDp中，而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便是对环境社会的效应为负值，因此以GDp指标来衡量的国家发展发展水平必然比实际情况偏高了。此外，现行GDp的核算使得政府和社会过多地关注经济产出中的看得见的物质规模而忽视了看不见的其他福利来源，这引导了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和社会价值观走向的偏差。
对此，有学者提出用GDw（GrossDomesticwelfare）来建构绿色GDp的指标：GDw=现行GDp+外部经济因素-外部不经济因素。还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核算要兼顾经济活动对自然和人文的影响，即，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国家发改委综合司提出绿色GDp理论公式为：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坏+环保部门创造的新价值。总之，绿色GDp就是是要从国内经济总量中扣除影响社会总福利的其他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扣除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影响。
尽管绿色GDp的施行存在着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难题，但为了从上至下地引导经济社会的绿色走向，改变政府官员“唯GDp论政绩”的激励考核机制，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正确走向，绿色GDp核算系统的构建势在必行。当前对绿色GDp的理论内涵的科学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对绿色GDp的核算技术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试点和推广。对绿色GDp指标体系的构建，可参考国际社会中的核算经验，如：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手册》（the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和世界银行在《环境进展的监测》文件中提出的对国家“扩展的财富》的核算。要从最简单现实可行的指标体系的核算入手，先试点再推广，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对真实国民财富的核算和掌控。
4.运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发展绿色经济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和创新向环境配置的过程中的特点有：资源配置效率高、作用时间长、作用范围广。如果说“看得见的手”引导的是被动的绿色经济，那么“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绿色经济就是主动的、充满活力的机制。构建绿色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完善绿色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绿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再从消费、生产、交易上促进绿色经济在全社会的推广。
4.1构建绿色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是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具有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使得有效率的绿色市场经济制度可以促进资源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中高效地向环境资源配置，同时约束不利于保护资源环境的市场行为。
首先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只有产权明晰才能明确对环境资源拥有的权利责任，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进而确定资源环境的市场价格。其次建立和完善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监管、标准、认证制度和市场交易规范制度。最后建立绿色激励制度，如税收激励、信贷激励等。
4.2绿色消费
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马克思认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顾客就是上帝”，企业只有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才能长久地获取利润最大化，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消费者的行为影响市场的最终价值取向，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通过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个人为消费而劳动，社会为消费而生产，生产的增长，经济的发展，都是为了消费的满足和改善。发展绿色经济就必须加强绿色消费理念在全社会消费者的推广践行，使美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在中华民族得到很好的传承。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具有以往的消费理念所没有的优点：（1）绿色消费是使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品；（2）绿色消费是消费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无公害”的产品；（3）绿色消费更多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消费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消费，是人类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量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4）绿色消费强调需求控制，注重地球环境资源对消费的承载极限和“代际公平”。
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就具有很强的绿色消费观念：77%的美国人认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94%的德国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德国82%的消费者和荷兰67%的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会考虑环保因素。我国要加强绿色消费在全社会消费者的推广践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通过大众传媒对绿色消费的优点进行宣传教育、培育一批具有超前绿色消费观念的消费群体，通过这些消费群体影响并带动其他消费者的行为、由于绿色产品推广初期生产成本可能会偏高，可对绿色消费行为实施适当的消费补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实施绿色消费试点，建立集中的绿色产品市场等等。
4.3绿色生产
在现代企业生产经营中，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构建强大的竞争优势。随着国际社会对环保理念的重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只有注重绿色竞争优势，以科学有效率的工艺技术，以更少的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出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绿色产品才能先发制人率先抢占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化利润。在现代国际贸易中，打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就是以严格的绿色标准进行生产，如欧盟对进口商品要求绿色认证的已达到5000多个品种，日本在2000年起对所有进口商品进行绿色认证，美国也宣布今后不再进口不带有绿色认证的产品。
绿色生产要求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到回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原则。绿色产品的设计工艺和生产流程要求较高，要尽量使用可替代的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简化包装回归自然生态。这就要求企业在战略层面上融入绿色生产经营理念，在技术研发设计上注重绿色研发设计，要有长远的企业发展眼光，淘汰掉不利于资源环境的生产工艺设备，以创新构建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
5.总结
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打好政府规制、市场机制这两只手的组合拳，构建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制度才能科学有效地发展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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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7
[关键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途径；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X-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3）03-0052-04
闵行区作为上海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进入新时期以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11年底，全区工业企业达到4000多家，涉及电子通讯、电气机械、新材料、化学制品、服装纺织、金属压延制品、食品等多个行业。现有莘庄工业区、四个区级工业区和13个镇级工业园区。工业化的进一步加快，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环境保护领域同样迎来巨大的挑战。
闵行区汽车保有量很高，全区总共拥有车辆20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和噪声同样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健康危害。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给全区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城市居民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总量给环境状况的改善带来了双重的矛盾。一方面，城市居民急需改善自己的生活，在不断消费过程中同样是对有限环境容量的破坏；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于生活环境诉求更高。
近两年来，闵行区环境保护局在进行环境监管过程中共接到环境投诉达到4000件，其中针对餐饮业油烟及噪声污染的投诉就有1000多件，达到总数量的25%以上。
从行政职能的角度来看，闵行区环境保护局是专门负责进行环境保护的行政机构，但从目前的地域面积和区内企业数量来看，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数量无法满足现有的环境监管需求。
从我国政府管理模式来看，我国属于全能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承担着全部的社会管理责任，群众对政府治理有着严重的依赖心理。但是，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来看，公众主动参与不仅有利于环境状况的极大改善，更是社会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做到管理过程中以人为本，全力创造社会管理新局面。
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现状分析
结合调查分析，目前全区公众对环保的认知度达到89.7%，86%以上的公众表示对环境污染“最关心”。但是，从目前闵行的区域状况来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过程中依旧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第一，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依旧比较低，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欠缺。从调查研究来看，不同类型的群体在环境保护参与程度上有很大区别。学历高、文化层次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城市居民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比较强烈，达到92%。而学历低、文化程度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居民所呈现的则是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在环境保护过程中过度依赖政府。
本地户籍的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主动性更高，达到93.6%。外来人口（达到87.4%）中大多数对环境污染行为持反对态度，但问及遇到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大多数人持无所谓态度。
在校大中小学生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较强烈。社会人员（尤其是上班族）缺乏主动参与的意愿。
第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渠道多样，但参与程度有限。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来看，大多数人目前处于被动参与，在调查访谈中发现最为公众所接受的参与环境保护方式就是拨打12369环境投诉热线或拨打区环保局的投诉电话。尽管参与渠道多样化，但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仍然属于政府倡导下的参与，并非公众的自觉行动，公众参与所依赖的环境信息公开和透明度难以得到保障。公众参与所需的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的普及程度太低。
第三，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遇到制度。在宪法层面上，环境权利缺失，宪法中未赋予公民环境权，各项单行法则无法据以制定有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定。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只有《环境影响评价法》配套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了具体可行的公众参与制度。环境保护的其他单行法仅规定了单位和个人检举和控告相关污染的权利。该类规定只是一种事后救济，不是公众参与的首选。对于公众如何实施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第四，公众对于居住周围项目环评审批的影响力有限。尽管我国环保法也规定了公众必须参与环评许可听证会，但公众的影响力有限。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存在范围不清晰、途径不明确、程序不具体、方式不确定、公众难以操作的缺陷。尽管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依旧存在诸多困难。
第五，公众参与形式表现为末端参与。末端参与指的是在环境遭到污染和生态遭到破坏之后，公众受到污染影响之后才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目前，闵行区大多数居民都是在受到影响后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12369环境热线、新闻媒体、市长信箱等渠道投诉，或者采取联名书信的方式向环保部门以及上级政府投诉。
（二）制约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性的若干因素。第一，制度建设滞后导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缺少保障。如《环境影响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从现实操作层面来分析，相关单位在选择被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上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可以利用“没有细化的规则来确定公众范围”，选择对环境事项利益影响较小或对该环境事项没有认识的公众意见，从客观上剥夺了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公众对该环境事项的表达权。此外，在损害赔偿等机制上更是严重欠缺，尤其是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无法对违法破坏环境的企业进行合理的处罚，受到影响最多的公众无法从中获取合理的补偿，从而严重制约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第二，多元文化深刻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传统文化依旧深刻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面对一些破坏环境行为现象，很多人依旧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思想，不愿意勇敢站出来制止。二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文化思想严重制约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许多人依旧将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当前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取的，在遇到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时完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制止。三是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存在不足。在调查中发现，80%的公众获得环境保护知识的渠道主要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只有15%的公众认为自己环境保护知识来源于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宣传教育。84%的受众对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的认可度较低。四是社会组织发展不够。截止到2011年底，闵行区各种社会组织（nGo）数量总共达到200多个，其中环保组织或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社会组织数量也就将近10个，占全区社会组织数量不到5%。五是城市生存压力严重削弱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性。目前经常参加环境保护相关活动最多的群体是老年人、大中小学生，而年轻人中能主动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比例不高，即使偶尔参加也是属于被动参与。源于日常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的年轻上班族往往不愿意主动参加更多的社会公益活动。
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对政府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积极作用
公众作为社会组成人员，必须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之中，逐渐走出“政府依赖型”模式，尤其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公众的积极参与能极大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
（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能切实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首先，通过公众参与制约政府权力，不断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实效。当前我国政府由于处于一种全能型的状态，政府的权限也就比较大，很容易出现公共权力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中非均衡性，并侵犯到公民个人领域的正当权利。公众生活的环境本来就属于公共范畴，但一旦公共范围内缺乏有力的制约，就更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而极大破坏环境。因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领域行使正当权利，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
其次，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能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人民日益重视个人健康，对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改革中培育了公众的民主意识，使公众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甚至政治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对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更加强烈。从目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现状来看，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参与渠道的拓宽对政府转变职能产生了影响。
（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首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能有效培育民主政治意识。公众通过参与环境保护系列活动，不仅维护了自身的权益，更是实践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在经常性的参与过程中，公众内心形成的不仅仅是环保意识，更是一种民主政治意识，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其次，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利于提高政府民主执政意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也是基层民主得以体现的重要渠道，政府为了保障公众的民利，就必须转变观念，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先，以保障公众民利为重。
三、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为了有效提升环境质量，拓宽环境保护渠道，就必须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性，加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力度。做到从文化培育入手，持续深入推进制度建设，不断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力度，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一）加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培育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首先，立足学校阵地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加强对在校学生的环保教育，通过培育在校学生环境保护意识，从而影响到家庭成员形成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电机学院等平台，通过采取校企合作以及学校与社会合作等方式，在高校学生中深入传播环境保护知识，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和重要性。
其次，立足社区平台开展经常性的环保宣传教育。街道及社区是公众经常聚集的平台，也是宣传践行环境保护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发挥基层环保干部及环保爱好者的作用，摆脱公众在环境保护上的“政府依赖性”。
再次，立足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利用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经常性长期性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在环境保护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各职能部门网站的宣传功能。还要充分发挥微博平台的作用。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文化力量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首先，培育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文化。一是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结合各种媒体信息的不断传播，通过提升公民对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和输出的理解，培育公众政治知识结构；二是培养公众政治情感，通过不断改善民生来提升公众对政府以及政治意识的高度认同感；三是塑造公众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公众对自我独立政治人格的高度认同感，充分发挥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主体在保护环境中的能动性。
其次，深入培育公众生态文明意识。一是优化社会环境，创造有利于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氛围。充分发挥当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教育功能和导向及监督作用，积极鼓励公众投身环境保护；二是提高公众认识，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行政职能部门要利用多种渠道向公众传播国际国内生态环保动态，增强公众对自然、人文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培育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和环境忧患意识；三是健全政策法规，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通过政府行政机关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将培育生态文明意识的手段与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为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营造良好秩序。
再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育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一是持续深入加大群众文化生活建设力度，在街道和社区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吸引更多的人在工作之余参与群众文化生活；二是加大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力度；三是培育健康消费方式，正确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在公众中不断培育绿色、低碳等环保消费观念，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科学合理的消费模式。
（三）强化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首先，加大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力度，充分保障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一是继续深入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除了环保局承担大量环境信息公开责任之外，其它行政职能部门例如镇街道和工业区作为政府责任主体，也必须主动将本部门牵涉到环境方面的信息进行公开，做到多部门参与多渠道公开。二是正确处理好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关系，不断扩大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范围，在丰富公众环境信息知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对政府行政的监督作用。三是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培训力度，提升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做到专业性和行政职能的多重覆盖，确保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从深层次保障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
其次，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关系来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应该是公众参与制度的铺垫，环境信息公开等具体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满足公众参与制度的需要，从而增加公众参与过程中的信息可得程度，减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形成两者沟通过程中有效信息的交流与反馈。
再次，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一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问责制度。将环境信息公开确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公众依法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或没有依法履行主动公开义务，公民可依法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诉和提起行政复议。二是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司法救济。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最终的保障就是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权利是一种虚设的权利。将不公开环境信息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公民可以请求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不公开决定，由法院裁定是否公开。三是建立环境信息不公开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四）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首先，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从法律层面上做更深的研究，既要从宪法层面增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权利，又要着力于地方在制定行政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时以保障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权利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建设。
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法律制度。国家通过立法明确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要途径、形式和程序，尤其是要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在参与方式上，除了环境法方面明确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外，还要适当增加其它可行的参与方式，不断加强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影响力。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区域性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公众参与程序，造成信息损害或程序损害的有关利害关系人都可以依法提讼，追究法律责任，从而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体意识。
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针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受到影响的公众可以和环保行政部门一起对该行为提出赔偿，并且保留相关责任追究制度，既要追究破坏环境的个人或企业的法律责任，还要追究其修护环境的责任。在追究环境损害赔偿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破坏行为的当前影响，又要考虑到该行为对今后周围环境的长期影响。这两项制度需要政府行政部门深入研究，并在法律法规上不断完善，从而在法律法规上对该制度的执行有切实保障。
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借助司法途径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明确公益诉讼的范围、客体和主体，对于破坏环境行为可以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借助公益诉讼制度，也能避免公众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在诉讼过程中的费用困难。
其次，不断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一是探索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奖励机制，鼓励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低碳、环保、绿色。例如公众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绿色消费、资源能源节约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一定的奖励机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二是不断完善公众制止环境违法行为的奖励机制，激发公众主动参与遏制破坏环境的行为。
再次，建立健全公众监督机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一方面，充分发挥“12345”热线电话“12369”环境投诉热线的监督作用，激发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的有效实现。
（五）推进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性。充分发挥环保社会团体在环境信息收集方面的优势，扩大政府环境信息的来源，并且可以通过政府的认可，将社团作为政府环境信息的正规渠道。
首先，从财政上支持环境保护类社会组织的成立与活动的开展。环保社团属于社会组织，建立在自发基础之上，在经费上无法保障社会团体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因此，政府应该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种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的成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对于经费困难的社会组织也要大力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其次，从政策上支持环境保护类社会组织的成立。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并积极引导成立环境保护社会团体，降低环保社团的准入门槛，放宽环保社团的核准登记条件，对不参与商业经营的环保社团组织实行备案制度，为环保社团创设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8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权，原告资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天空下着酸雨，烟尘让城市的天空不再露出蓝色，70％的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曾经以"走南走北，不如淮河两岸"而自豪的淮河流域居民如今大多成为生态难民，不得已远走他乡。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问题已经发生了剧变，它的危害已经由农耕时代对个体利益的损害恶化为当今对不特定多数群体利益的损害。因此，环境保护已成为全体社会及新一届党中央密切关注的课题。"环保靠政府"，虽不全面，但可见政府作为行政权的拥有者，在环保方面的职责和作用之重。随着时代的变化，行政权的膨胀成为不可避免。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环境保护成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但是，由于行政主体的"经济人"属性，环境行政权很容易异化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因此，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代表主体来保护环境是远远不够的，赋予公众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权利来监督行政机关环境权的行使成为理所当然。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述
（一）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它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在古罗马，"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因此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私诉"是法官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利益案件的审查，而"公诉"则是对有关国家利益的案件进行的审查。罗马法学者认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都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的行为损害（即便只是私人利益受损）的人或被公众认为适宜的人员享有优先权。"⑴在西方学者看来，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是不特定的人，他既可以是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是有无利害关系人。如果原告有多人，由法官选择适宜的人作为原告。而原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益、法律的尊严及社会公正。由此可知，公益诉讼作为对国家机关执法的补充，通过公益诉讼可以使公民、组织等都参与到与违法行为做斗争的行列中来，以维护法治的权威和社会秩序，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公益诉讼所针对的"公益"从垄断、不正当竞争逐步扩大到国有资产的流失、环境污染等方面中来。当前环境污染和破坏成为最为关注的公益问题。气温升高、洪水泛滥、水土流失等现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财产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因此应用而生。
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全，它不仅在于环境侵害后的赔偿性补救，更是对损害环境公益行为的抑制和预防。尽管各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称谓不同，但都指明了这种诉讼是不特定人的诉讼，是以保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具体而言，它包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本文将主要讨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部分，它与传统普通侵权救济方式和手段相比，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目的的公益性。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⑵环境不仅是指向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属于公共利益而不仅是个人的利益，体现的是社会公正与公平。所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救济不在于对个案的救济，其判决的效力具有辐射性。
2．诉讼的对象是行政机关侵害或威胁环境公益的行政行为。政府在行使职权时不得损害环境公益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现代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环境保护方面拥有大量行政职权的同时，必须对政府做出的损害或者可能损害环境的各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和监督。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或环境管理机关违法行为或不行为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都能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
3．原告资格的广泛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第2条、第11条和第41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仅限于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收到不法侵害的情形，也就是当人的私益受到侵害时才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事实上采用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标准来界定原告的资格范围。我以为，这为原告资格的拓展提供了操作空间。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社会成员，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但其利益因环境公益受损而最终会受到间接损害。更可以是为环境公益而提讼的非利害关系主体或者检察机关。他们都可以依据法律，以自己的名义提讼。
综上所述，我以为，所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团体或者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免遭侵害为目的，对侵害公共环境权益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其承担行政责任，法院依照行政诉讼程序依法审判的诉讼。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它的产生必须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否则势必会因为经不起实践的推敲而走向灭亡。我以为，随着环境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理论支撑：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9
一、概述
（1）会计价值。会计价值是指会计流程在成本约束下满足信息用户信息需求的能力和程度。会计价值形成于整个会计流程，会计流程在本质上就是会计价值链，其运作目的和归宿在于创在会计价值。会计价值的提升，也可以间接的体现国家发展的良好进行。[1]
（2）会计环境。会计环境分为两大类：文化会计环境和非文化会计环境。会计环境统指关乎会计生存发展的多种条件综合，其中包括文化环境及其他环境因素。而非文化会计环境则包括以下三种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非文化会计环境是影响会计价值的首要外因，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会计价值的提高。
二、会计环境的现状及非会计文化会计的定义
纵观会计的发展史，会计环境一直紧追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传统角度看，会计环境主要指一些比较客观的历史条件或者特殊的情况因素，诸多因素关系着会计的产生，并为会计的理论、制度和思想提供条件，甚至决定了会计工作的发展水平。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会计环境也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内部因素主要指会计内部系统的相关情况，如会计自身专业素养及技术水平、会计系统的相关管理管控措施、会计的工作内容及发展方向等。而外因则是影响会计系统发展的外部因素，也就是所说的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速度，这些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及会计价值的发展。[2]
三、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1）政治环境因素。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其所指行业及领域，均存在导向性的指挥作用，为行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当政策扶植时，行业迅速发展；反之，逐渐衰败。会计价值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律，随着国家及社会的政治情况，高低浮动。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组织是政治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对会计价值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从本质上看，会计价值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政治的发展；而国家相关政治主张和目标，也可以通过会计价值予以体现。例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形态更多的偏向于国家政权与势力对市场进行宏观监督与管理，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经济的安全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会计的职责就更偏重于维护经济市场，准确洞察交易的利益得失，其会计价值也会在这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2）经济环境因素。长久以来，会计的发展都时刻追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会计价值的发展。从经济体制来看，其主要任务是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而会计系统的目的也是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由此可以看出，经济体制对会计价值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计划经济体系中，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信息具有导向性；而在市场经济中，其信息内容主要是价格，如是可以看出，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会计价值是不同的。而计划经济中，会计的价值更具有私密性和安全性，从而更便于法律的统一管理。[3]从税收体系看，税收体系对会计准则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会计报表是政府对税收进行统一管理的主要方式，由此，可以推断其对会计价值也有间接的影响。在制定会计准则和制度时，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当地税收制度及准则有一个更加规范性的管理，因此制定前需对当地的税收制度进行详细的考察了解。
（3）法律环境因素。国家的法律环境对会计价值的体现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若要规范会计体系，就必须通过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一个国家中，会计的原则和制度往往会被纳入国家的法律中，其中具体的细则就需要通过国家及政府来制定。例如，一些商法、公司法。由于会计的操作很多富有极强的专业性，因此国家对其职能也赋予了一定的自由度。[4]
四、改善会计环境的对策
首先，会计资料是传达经济信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其是否可以真实且完整的反映经济状况，直接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的有效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以准确反映国家的经济状况、经营者的工作业绩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等，必须要不断完善国家的法制，在社会中，为人们营造出一个“造假犯法”的法制环境。其次，行业的形象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由行业本身所有的从业人员自己维护、树立的。但是目前，会计从业人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还没有意识到专业素质水平的提高对于自身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性。再加上长期以来松散的管理模式，导致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意识较强。实际表明，多数会计从业人员在刚开始工作时，都可以做到正直、诚实，慎重、客观地对待工作，提供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但是工作时间就了，就会被外界环境所“污染”，对各种诱惑失去抵抗力，开始造假会计报告和会计账册。所以要想彻底消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必须要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约束，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持良好的职业形成，从而形成整个会计行业的道德风尚。再次，企业的财产在运作过程中，所有权利的分工、界定、衔接以及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产权机制的基本内涵。一个合理的产权机制是促使社会财产经营获得良好效果的保障。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之后，会计信息成为两者进行沟通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到产权清晰、机制合理，才可以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及时性。只有明确企业的产权机制，才可以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对信息流中的“可能偏差”进行科学有效的控制。最后，目前，多数培养会计人员的高等院校，还没有设置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过于重视会计专业知识的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培育。会计作为一种社会公认的重要职业，具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所以加强会计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非常重要。
五、结束语
对社会环境的看法篇10
关键词：安全视角；循环经济；传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五大问题。尽管国内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在片面追求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问题的出现，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阅（第三次）了“循环经济法草案”，并将其改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这表明该法的通过将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并追求经济循环持续发展途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同时这也只是起步，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严谨思考依旧十分必要。
二、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安全性的挑战
（一）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看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按照清洁生产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封闭流程，必将导致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安全发展模式。
（二）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
1、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它只重视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会利益、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安全问题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循环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经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
2、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资源配置模式的传统代表是“帕累托最优”，它寻求在给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既能让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福利的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在现实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循环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时，“帕累托最优”理论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过分析传统经济的物料流动模式（如图1）来解释这种局限的致命性。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和部门之间物质供应是一个线性开放系统，他们的食物链条呈线性非封闭状态。在这种模式中，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下流式”的，没有实现物质的封闭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致命地不断减少和废物致命地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资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动模式（如图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对“废物”和副产品等进行处置、转化、再利用等的企业，如废物回收公司、资源再生公司等），这样一来废物会明显减少。对于系统内成员分解不了的废物，则由更大的循环系统的其他成员利用作为资源，并生产出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原料，就可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相容性，还可以实现物质循环的封闭，避免传统经济先天不足导致的发展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3、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寻求生态安全。传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但往往忽略甚至极大地损害了生态效益，二者关键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图3来进行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得F移向F″，生态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态效益，将使得F移向F′，经济效益降低。由此可见，任何单一目标的抉择均会引起对应目标的负效应，从而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循环经济效益，必然导致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往往过分强调个体、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整体，长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这种整体和全局在长期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失去，最终也将导致个体的终结低效。与此相反，循环经济在局部或短期内不一定能确保最优，但却为长期或整体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带来高安全性。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看，还是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从国外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德国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工业实践到法制巩固推广的发展之路；日本是从整体到具体、从目标法制化到实践部门化的发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实现循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考虑，中国循环经济正处于由倡导、理论探讨向实践全面推进的时期，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现阶段十分需要从国家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理论发展和法制建设问题。
（一）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主动的社会变革，对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赖性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法制文明时代，生产行为己被纳入整个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体系对非循环型社会体系的承认，是进行循环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律障碍。没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创新，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就会增加突破法律障碍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个别现象，而难以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才能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执行力度，从强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环经济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断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会参与循环经济模式的积极性，从社会成本上减少对循环经济模式的阻力。
（二）循坏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结构要求
国外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呈现出社会性的产业理念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的调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对这种结构体系之间进行明确的法律线条区分。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设情况来看，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法律是作为整个社会得以遵从和坚持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门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门法的特征，表现为依据宪法性文本与部门法律法规之间的“链条”，起到指导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作用。
（三）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循环经济立法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
德、日两国不同的循环经济建设方式均表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原则提供指导性原则的作用，又为具体部门法律法规改革提供了指导，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法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法律约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强力作用下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据保守估计，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2.1-7.7%，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
四、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经济学破解
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吸纳经济学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规划，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规，完善各项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经济理念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循环型社会要求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要求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推进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再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和相互监督。
（二）以安全的发展观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
安全的发展观，其重大创新就在于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涵，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单纯只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以区域、城乡、集体与社会统筹发展为内涵，以国内外相统筹为手段，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出路。因此，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安全发展观的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三）以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作用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以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地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原则，建立以循环社会为目的的、以区域性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保障的社会激励体系。
五、结论
总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变革，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基于安全考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环经济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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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英娜等.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基础[J].环境经济,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