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形成篇1
【关键词】城市自治运动；社会结构；商业化
现代法治起源于西方。作为还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要深刻认识现代法治社会生成规律就必须追溯现代法治生成的源头，来挖掘其中具有规律性的共性。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法治社会生成的历史梳理来进一步挖掘其中的规律，为中国现代法制转型提供借鉴。
一、中世纪商业复兴到城市自治运动的出现
西欧地区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多元权力景观，威权粉碎为其政治特征的。从封建社会到西欧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中间经历几个重要阶段。
首先，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西欧进入到中世纪。七世纪开始，地中海商业受到阿拉伯帝国扩张，迅速衰落，到八世纪末以后，西欧已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1]到了九世纪西欧封建制得到确立。这时，西欧出现了独特地多元权力景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使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有了自主发展的机会，教权与皇权分离了。新建的蛮族王国王权式微，文化低下，急需教会的支持和正名，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和教会影响力覆盖原罗马帝国版图，因此可以跨越多蛮族王国，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体系，成为宗教，经济、政治、军事的混合体，[2]更是因文化的优势，教会垄断了西欧的精神生产。王权和教权并存分立，有时甚至凌驾王权之上，是独特的历史现象。
西欧的封建制的确立，由于层层封建，威权粉碎，公共权威衰微，形成一批有势力的贵族集团，贵族本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威的真正领主。这样“王座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3]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以相互义务的契约为基础。这样，王权、教权之外又出现了一个贵族权。
这是一个多元权力景观。每一种权力都可以拥有一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有着一定竞争性。
在这个权力架构背景下，西欧确立了封建农庄经济，商业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态。商业组织、技术和规则的可能因此而停滞。万幸的是在这种时代，威尼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威尼斯是意大利的较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它是由被蛮族驱赶出家园的难民在海沼之中建立的城市。该城无土可耕，唯有以渔盐之利，发展贸易，且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限制，经商遂成这一城市的生产方式，资本因而愈做愈大。
从9世纪来，威尼斯与非洲和叙利亚建立起的商业关系，即使教皇禁止的铁器、木材也被输入到伊斯兰教区，贩奴贸易也照干不误。[4]该城市市民的社会差别完全由财产决定，形成了商人阶级。[5]这的确是中世纪欧洲的少有亮点。威尼斯虽不是各种商业技术的创始人，但却是综合吸收各项商业技术并予以改进的人。“股券”和“复式簿记”都为其吸收。[6]威尼斯的商业承上启下，对中世纪的商业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正因此西欧商业技术能得以持续增进、商业规则能持续发展。
如果说威尼斯只是僻处海疆一隅，影响力有限。紧接着一个关键性环节出现。十世纪下半叶，翻山越岭的商人为安全之计，寻求城堡的保护，并在旧城堡日益拥挤的情况下，又在附近建造新城堡。这种城堡最初均为商人，随后工匠们也住进来了。新城堡使旧城堡失色，这样原指旧城堡的人的“市民”一词被引伸至新城堡的居民――“商埠人”。[7]他们形成了一个基本脱撤离土地的阶级。乡村工业转入城市工业，使工业获得了日益发展。这样，在分裂的，多元权力景观、背景的西欧大陆，市民阶级开始形成。
新的生产关系必须获得一个发展空间，能够足够成长，创制符合他们的法制和精神。最迟在十一世纪初，萌芽商法产生了。这是商业活动的一些惯例，但却在当时法院中无法接受，商人们为此成立了商人法庭。注意：能允许商人自己成规模的创制自己的法制，这是商人获得发展空间的关键。现代法治，简而言之，就是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而商业的本质也就是平等主体的交换关系。以这种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反映就是现代法治的体现。商品经济究其本质而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发生的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的持续增进。创制符合自己实情并能让自己利益得以维护、获得长期发展，这乃是一种富有效率的生产关系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个关系最佳的表现就是中立司法和商人自己创制。借助这一平台，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才得以发展。商人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来。
城市自治运动逐渐展开。城市市民阶级以其在城市中举足轻重地地位取得了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权。世俗的诸侯对城市采取了一种亲善的态度，因为这能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教会则竭立反对城市运动。城市自治继续发展，它们相继获得特许状，制订自己特有城市的法律，自我管理，并在特许状和在此基础上的集体宣誓的方式构成民主管理景观。自治中的城市就仿佛是自由市民的契约社会。据1151年的《圣康坦建城章程》的记载，市民以宣誓方式宣称：“遵守共同的准则、服从共同的权力、维护共同的防务。”[8]以后的社会契约论在启蒙时期被一再宣扬，只不过是这种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这一城市自治运动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城市自治使法律成为市民共同意志的产物，促使市民自觉遵守自己参与制造的法律，依靠法律程序解决纠纷，而不是依靠与权力远近关系或者自上而下的权力意志来解决纠纷，这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行为习惯基础，并促使人们进一步关注规则的制定，而不是执政集团的更替，从而摆脱人治的状态。
2.城市法律的立宪性特征为运动的到来进行了预演实践，而立宪主义、契约社会的思想也在其中酝酿着。
3.中世纪城市法确立的理性、社团资格权利平等、参与立法、客观司法程序等原则与理念，都与近代西方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的一些结构特征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的源头之一。
4.城市自治为市民阶级进一步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为城市市民阶极向近代市民阶级的转化埋下了伏笔。
二、从近代市民社会形成到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和近代法律形式主义运动
作为城市自治运动的结果，西欧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力量：城市市民阶级。在贵族、教权、王权之外又新添了一个力量。城市市民阶级随着商业的增长，越来越不满足自身城市的狭隘，希望清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规划，维护社会安全，保护贸易自由等等之类。这一切既非孤立的城市市民阶级独立能完成的，又非贵族和教会能办到，王权就成了唯一选择。“国王与市民阶层―在英国、法兰西及其他国家―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双方互利。”[9]历史表明，欧洲王权的增长，极大程度上是新兴市民阶级支持的结果。这样，王权迅速增长并朝民族君主国发展。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庄园经济，使贵族出现了分化，许多贵族本身就成市民的一员。这更有利于王权的集中并战胜封建割剧势力。
这样，民族君主国开始出现，王权成了国家公共权力。而城市市民阶级则成为了国家资产阶级，近代市民社会走向成熟。
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法律形式主义运动也得到持续发展。11、12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展，零星地商业惯例已无法满足商业活动，出于利益计算，商人集团特别关注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可计算性，关注商业活动的安全保障，而法律的功能使法律受到商人集团的青睐，韦伯正确指出，城市市民就是用市民的法律意识来谋求他们的军事和税收利益的。[10]通过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成为商人们的共同心声。实际上，在西欧多元权力和城市自治的背景下，那种企图贿买行政权力的、共同渔利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只有法律才能为形式平等的商人接受。但是，商人集团需要的是适宜自身情况的商法。泰格和利维在其专著《法律与资本义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十一世纪专业法律人员和适应商人需要的法律进入意大利，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而作为最具有商业精神的罗马法最初也是沿着贸易路线产生。哈罗德・丁・伯尔曼也认为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但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经过意大利各地市的实际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伯尔曼甚至肯定地认为商法最初主要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11]在这种条件下“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12]威尼斯作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并记录。商事争议也可由商业法庭依法而断，律师则提供各项法律服务。“可计算的法治系统”在威尼斯已然成形。[13]可见形式理性的法律和文化是西欧商业文明长期累积的结果。商法硬是由商人集团主要凭自身努力酝酿而出了。这种在商人集团内部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事规则惯例汇集而成的法律体系具有：规范的客观性、准确性和专门性，适用的普遍性、统一性所显示的跨国特征以及对权利的互惠性原则的注重。[14]总之；新的商法作为商业活动精神和要求的体现，只是再次表明商业运动的历史力量。
与此同时，罗马法获得复兴。当然教会作为中世纪知识垄断者对罗马法的系统整理以及教会法体系向罗马法靠近，强调理性和良心，使得法律也导向理性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诉讼程序，在欧洲大陆引起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治增添了积极力量。
此外，各城市大学将法律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法理养分。同样重要地是，法学家阶层和职业法律阶层在研究和实践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形成。律师受商人阶层托请，去营造新诉讼程序，策动法律合理化发展，[15]在法律合理化之时也对法律形式主义运动进一步体现市场经济的平等、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精神提供了帮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商业力量，教会主导的法律形式主义完全可能体现另一种精神。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新生的市民阶级营造了适宜他们的精神世界，它们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集，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受，也强化了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并为市民阶级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中注入了人文精神和理性因素。
这一切合力作用加速了西方近代法律形式主义发展，并为市民社会改造国家奠定了基础。
王权曾经因与市民阶级的结盟而获得张扬，现在市民阶级在民族君主国扶养下已成长为资产阶级，已不能容忍王权的恣意了，公权力为谁服务以及权力和权利的分野问题被提出。社会契约论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方案被启蒙者一再宣扬。要在国家范围内彻底实行法律形式主义，使法律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最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予以完成，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演化的结果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英国普通法的繁锁和形式主义成为英国人抵制专制权力肆虐的武器。1600年以后普通法律师与商人结盟开展了限制王权的司法改革斗争，“确立大陪审团、重申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16]等新的合理化诉讼程序为市社会权利平等保护，限制公权力恣意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在大陆国家，法律形式主义与罗马法复兴结合在一起。古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严谨的法律体系和逻辑分析以及对商品活动的高度法律抽象成为大陆国家商人集团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社会的商业化产生了市民阶级，而商业交易的本质使市民阶级选择了法律，而且是形式理性的法律，以保证行为的可计算性。“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由于他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7]”
从这一过程看，社会结构的商业化发展需要一个足够发展空间和时间。社会商业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前提，而法制现代化则为社会商业化持续增进，最终使社会由封建体制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制提供了必要保证。而工业革命则是生产力在适宜的生产关系中得以飞跃的结果。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商业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关联关系。正是在社会商业化和法制现代化关联互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社会。这是西方现代化合理的历史结论。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商业化程度对现代法制转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现代法制又是保证社会商业代突破传统体制的必要条件。传统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适宜商业化，是决定该国法制现代化的根本因素。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商业转型，法制现代化则很难做到名实相符。而如果抽去了现代法制的市场精神、商业内容，那么这样的法制还能被认为属于“现代”的吗？因此法制现代化的成败关键在于现代法治的本土根基的构筑。社会结构的商业转型、支撑现代法治的民众力量则是现代法制的本土根基。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变革概念，是生产方式、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发生史无前例地飞跃的变革过程。社会结构的商业化是生产关系层面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的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就生产力层面现而言的，三者互有关联。一个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否适于商业转型，是决定该社会现代化难度的关键因素；法制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伴随着特定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以社会商业化、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固有的法制系统向以形式合理性为精神向导，体现市场经济价值追求的法制系统的转换过程。其基本功能在于保证社会商业化、工业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一般说来，一国的法制是以法的形式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秩序的总的确认。离开了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秩序，侈谈法制是一种荒谬和妄想。法制现代化也是如此。它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法制系统。因此，对于象中国这样外源型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应更加注重现代法治本土根基的构筑以免使法制现代化浮于表面，名不副实。其次，现代化是一个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运动过程。现代化是世界的，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地国家，不管愿不愿意都被纳入这一进程；以货币为纽带的全球商业化挟大工业、高科技之势令非现代国家无法抗拒。现代工商文明已突破地域界限，不再象古文明深受地域限制从而只能是地域性文明。工商文明可以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虽然最终的表现形式不同。各国或地区的现代化起点即内、外部条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这种条件，不仅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更是指传统社会结构对于工商文明的容纳度。这决定了该社会转型的模式和难易、快慢程度。法制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页。
[2][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页。
[3][美]詹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耽淡如，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4][5]参见[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6页。
[6]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81页。
[7][8]分别参见[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一章、第39、48页。
[9][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混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10]转引自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第175页。
[11][13]参见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十一章。
[12][14]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83、84页
[15]参见[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19和155页
[16][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56～257页
[17][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2
关键词：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最早是在《黑格尔法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形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治。
再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治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强制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赋予法律以权威的外在形式，其实施只能是针对少数不法分子。如果我们硬性地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构建社会法律秩序，即使社会可能形成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也是与社会缺乏内在亲和性的，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主动采取有效行动，去促进人们间的相互合作。这样的社会秩序是僵死的，非人性的，容易成为“法律专制”或“法律独裁”滋生的温床。
4、我国市民社会培育的含义和
市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国家是社会演进的过程，它是以中世纪的城市关民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逐步地发育成熟的，这一过程经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与法治。同样，在我国，如果没有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以自冶、自律为组织原则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就不会有现代法冶的出现。
然而，我国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和新成立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公共权力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由此使中国社会个体的生存完全依附于公共权力，缺乏主体性，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陷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发育不良，对现代法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对权力的过分依附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创造了条件，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和监督力量，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第二，社会自身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和体系，社会个体的意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导致私法不兴而公法发达。第三，对权力的崇拜，导致对法律的漠视。第四，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应该看到，随着主义市场体制的完善，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增强，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这些负面正在减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市民社会对法治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民社会培育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的过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我国经济竞争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法治化的角度，国家有意识地对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行催化和培育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催化和培育并不是越俎代庖，人为地建立一些组织强加给社会，而是要从现有社会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民间组织中选育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社会自组织的萌芽，对其进行保护和鼓励，帮助它迅速地发展壮大。比如，我国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就是农民培育民主、法治观念的组织形式。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承包经营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承包合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就使村委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性质在削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在加强。国家应该积极促进这种转化，使农民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组织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屏障，同时，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反映自己的意志，把国家变成村规民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真正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一定会引导农民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其它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委员会都是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群众性组织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产供销合作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都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而不应成为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或附属机构。
注释：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治建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1004
一、引言
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法治建设二者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细心总结就会发现，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完全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独立性；二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应该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我国当前的法治应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三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地位不同，某种意义上前者处于支配地位。
第一种看法属于“泛意识形态”，比较极端，这种看法现在支持的人不多，影响很小。第二种看法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它认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已经形成了有其自身独特内在逻辑进路的独立系统。实际上，世界上是不存在这样“超然”的法治的。第三种看法是前两种看法的折中，看似辩证，实际上仍是对第二种看法的妥协。其承认二者联系的意旨并非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认识的根据，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现世的政治需要，其根本落脚点仍是法治的“独立”。
下面，笔者将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三方面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以期客观地揭示二者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让马克・夸克认为，一般来说，合法性就是指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关系的评价，其实质上是政治权力掌控者和其遵循者试图证明自己行使权力正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权力的初步认可[1]。前述观点以统治者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为出发点，阐明了政治权力能够被遵从的条件。由此可知，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并非是同一概念。假如我们将合法性与合法律性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最终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从而不能正确揭示“合法性”的含义。关于合法性，哈贝马斯也采用了相似的论证方法，他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前提，然后通过阐述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而揭示了商谈民主理论的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实际上就具备了合法性。从哈贝马斯的论证可以看出，合法性是源自于某种“价值共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建设及其发展客观上需要前述合法性的依据。可是，法治发展或法治建设的合法性就不能简单地凭借自身来证明，而是需依靠更为复杂的理论与逻辑。从人类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经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为统治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还是依靠当时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2]。同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当时的资本主义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也曾对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统治中的地位作过精彩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某个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中的反映。所以，法治作为统治权的重要构成因素，它的合法性也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我国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因而，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这一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反映，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因此，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正当性就是源自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基本执政理念的科学性把握。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的合法性源于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暗合。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
在我国，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并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圆满实现。
同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也有充分的正当性。通过对当今世界各个法治国家的考察可以发现，凡推行法治的国家，要么实行的是，要么就是多党轮替执政。不管是实行一党制或是实行多党制，任何一个执政党总试图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普遍化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然后依靠作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工具加以确认、鼓励或维护。然而，西方很多学者却常常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故意丑化和扭曲，这是由资本主义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它们的法治建设也是通过其执政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以超越政党政治、超越阶级的独立的法治，现代法治所声称的司法独立和不受政治干预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即使在美国，其言必标榜法治，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而是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不管美国怎么标榜自己的民主，其目的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是客观的、正当的，同时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然与必由之举，那些试图打算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主张法治独立抑或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处于相同地位的浅薄认识必定是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虽具备领导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对党是怎样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3]。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努力建立一种能够符合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适当关系的政治法律构架。确实，法治文明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到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膨胀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而使法治的发展进一步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建构设计，更催生了法治的极端神圣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西方列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也在极力地推销已被他们神圣化了的法治这种制度产品[4]。即使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坚信并妄加夸大其法治的巨大作用，这一点从他们所极力鼓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就可以看出来。而且，现在在西方国家，依然还有多数学者坚持认为法治的推行应该是超脱于党派政治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法治应该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些学者便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心存疑义。然而，对于法治国家建构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党的领导”和“党怎样领导”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推行法治的时间很短，因而不管是在理论探索方面或是在实践经验方面，仍存有明显不足甚或谬误之处；而且，在党的领导方式的处理上也没有现成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理论或经验。所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所有这些失误最终都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纠正。
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时，我们也并没有忽视法治发展自身所内含的规律性。在人类法治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创设了某种制度文明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这种制度终将走向专业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5]。纵使如此，我们党也不可能扮演和充当“全能全智全善”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然而，这种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种领导绝不意味着我们党要直接介入和干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每一个具体实施过程。相反，后者事实上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人才去操作。当然，这些专门法律人才当中可能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这些人并不主要是以党员的身份而从事工作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党要领导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能事必躬亲。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是题中主要之义。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考察，党的思想体系最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6]。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应从自身角度给予响应，因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完全脱离我国当前的国情。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
一般来说，从法治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和法治实践的技术形式来看，其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这和一个社会的形态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角回归到形成其价值目标的理论及其根源时，这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法治场景。众所周知，法治的发展并不是其自身逻辑的自发延展，而是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紧密关联。法治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并服务于后者；因此，法治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同时法治对于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依附属“元理论”层次的架构。可是，当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世界时，他们却发现，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并没有直接地塑造法治。西方国家的经验常常给我们展示的是法治的自发性演化路径，而且往往是与社会情势发展相契合，并为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充分发挥了制度导向作用。而通过对现实生活场景及其“元理论”的细致考察，呈现给我们的却似乎是“悖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产生疑问，是否会存在某种媒介？如果存在，这种媒介在法治与社会存在之间是否会真正发挥有效的沟通呢？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结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经验可以发现，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西方各国在各自法治建设的历程中各有特色[7]。纵使在同一法系，各个国家的法治实践也有很大差异。比如英国和美国都属于英美法系，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而美国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成文宪法基础之上。再比如法国和德国都属于大陆法系，二者在民事法治领域，特别是在民法典追求上相异的旨趣，最终成就了二者法治发展的传奇，为世界各国法治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除了以上事实，在政界和学界还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西方各个国家的法治实际上都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于这一点，也常常遭受诟病，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似乎早已摆在了历史的陈列架上，话语逆转的背后实际上是以酣畅淋漓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很长时期，在无争论之话语场景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全球获得迅速传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光世界经济分工结构正在重构，同时伴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也大行其道。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法治话语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的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无不是以西方作为范本。西方法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我们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严重脱节。与西方强势意识形态的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却处于相对弱势的话语地位。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源自我党对长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冷静思考而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客观上正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变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想图景已初步呈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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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形成篇4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
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5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这种社会为法治的成长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进法律形式化，市民社会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演变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和政治国家混为一谈，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失去了在当代的价值。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并坚持市民社会更多地具有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内容。最早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做出明确划分的是黑格尔。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社会决定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相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主流着重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领域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主张以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位市民社会理论家首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以便使社会文化系统渐次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进而重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市民社会的特征
综合各种论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包括以下基本特征摘要：第一，市民社会是独立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成员的自治领域；其次，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三，市民社会中的交往和活动以自愿为前提，遵循契约原则；第四，市民社会是在民主、自由的呼声及其为争取自身地位、权利的动力中产生的，所以它以民主、自由为核心，奉行法治。
二、法治的内涵及特征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笔者认为，理解法治内涵，应当把握三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法治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主体一律遵循法律，非凡是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在这一意义上，法治和人治相对应。其二，秩序是遵循规则的结果状态，法治秩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之上的，这种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对于这种特征，富勒称之为法律的内在道德。这种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摘要：(1)一般性或普遍性；(2)公布或公开；(3)可猜测性或不朔及既往；(4)明确性；(5)无内在矛盾；(6)可为人遵守；(7)稳定性；(8)官员的行为和已公布规则的一致性。其三，“法治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2)(p334法治的这种规定性体现法治的实质合理性，法治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权。
三、市民社会的法治功能
西欧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运动，直接导致了城市自治制度、城市法的确立、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海商法体系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作为法治重要特征的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近性的形式主义法律的主体架，为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着西方法治的发展进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确立，西方市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和此相适应，西方法治在自然演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完善，为西方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保障。由此，我们发现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价值要求，使得市民社会成为现代法治得以存在并良性运行的基础。
1.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法治的终级关怀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类本性所求，它体现了社会主体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论述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时，马克思也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p71)在法治精神中，作为体现人之尊严、人格的价值要求，除了自由，还有和之密切联系的平等观念。但现代法治所要实现的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在法律上表现为法律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和自由是和谐统一的。法治所要促进的价值目标首先应当是意义上的平等。
市民社会是以多元化自由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契约社会，必然孕育着自由和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的内容、形式和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如此。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商品经济对自由观念的促进功能。“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4)(p77)近代市民社会出现以来，它一直存在着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并追求着自由的、自决的人的个体完善的目的，并塑造了市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市民社会答应个人及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答应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而是要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到市民认同、社会整合和理性规则秩序。这种理性规则秩序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市民法”，它是一定的社会法规，这种法规能够正式或非正式地涵盖斗争的全部领域，对冲突实施有效的管制。这种理性规则秩序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公众普遍遵守，它立足于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律的至上性和普遍才得到逐步确认。
2.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形式合理性发展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过程中，法治是人类社会最有力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法律形式化。西方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固然有其自古以来的尊法重法传统、崇尚法治的精神、普遍性和体系化的教会法等因素的重大影响和功能，但其更深层、更根本的动因，则源于市民社会精神的涌动并融入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中的独特进程。[5)(p85)
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独立性是市社会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条件。市民社会又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社会，而多样化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主要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领域在市民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作为法治秩序内涵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特征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发展都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首先，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非凡是私法制度的完备性发展。市场经济活动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多样性特征，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关系比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丰富而复杂。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内在地要求权威性法律规则的调整和规制，要求法律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资格、确认市场主体财产权利、规范交易行为和建立有效的纠纷处理和责任救济方式。其二，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由于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它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时刻威胁着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强烈关心和算计，市场主体要求通过法律规则建立对市场交易过程和结果的合理预期，使市场交易活动在法律规制下具有一定的可猜测性，从而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这种预期规划和处理其交易行为。符合这种要求的法律制度必须具备一系列形式合理性特征，包括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不溯及既往等等。其三，市场经济还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制约着市场主体只能共同选择在公平交易秩序中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市场主体不仅要求国家制定符合经济理性的法律规则，而且要求国家作为市场活动的裁判者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公正地行使权力。
3.市民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近代法治产生和运行是以权利制约和权利保障为基础和核心的，并强调当权者和其他人同样服从既定的法律，而这一制约保障及法律至上的要求，则主要是由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来获得保证和实现的。这不仅使专断权力难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的框架之中。
首先，从总体上来讲，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形成对国家集权的社会消解。其次，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市民社会组织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间零散的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国家权力机构及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国家权力必须对法律和公众的意愿负责。再次，市民社会形成多元利益中心分散国家对资源的独占从而遏制国家权力。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最后，由于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高度发达的社会，对内，它是市民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和场合；对外，它是市民社会行使民利、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来自市民社会的批评和压力，应当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施政资源。它可以促使政府更真实、全面地了解民众的意愿、呼声、要求和希望，使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才会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6
关键词：社会形态；法制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4―0043―03
一
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一般是由经济基础这个主导性的经济结构因素发生变革作为发端，同时相伴随的是社会意识结构和政治结构多元化探索并最终归一的变革过程。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运动所实行的并不是如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的那种在不同的政治实体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变革的局面，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变革运动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分阶段的单一模式。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实质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探索过程中的正确的方向性选择。笔者不同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作为一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的观点，作为社会形态系统中的主体性结构，其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相匹配，同时它自身也会要求和影响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那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民主的政治结构。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整体法制化的基础上。法治社会实际上是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运行机制与模式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受制于各种具体的因素，可能会有反复或者波动。但是，如果站在一个跨越千年的历史高度，中国社会整体向前的趋势是不会变的，中国社会要经历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也不会变的。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模样，但是如果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如果考虑到与封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相对应，未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体现出的必然是开放式、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在政治结构方面必然体现出的是对各种权力进行限制的民主政治，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体现出来的应当是以“正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法治观念和文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其自身逻辑体系和运行规律的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中，平等法律地位的市场竞争主体、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市场主体财产所有权这三个要素形成了对于法治的内生性的需求，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法治。法治要求在经济社会领域确立具有独立意志和经济地位的公民社会，在国家层面上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本身是包含 了从价值层面到具体制度安排的统一体，是与人治社会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的概括性总称。我们不能将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仅仅看作是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客观必然。同时，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也是在维护和促进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形态内部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观念、法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构要素。
今天在探讨执政党理论建设和创新的各项工作时，实际上都不能脱离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形态历史性变迁过程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共产党法定的执政地位，党的理论建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建构中的理论要素的建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会影响到政治结构整体变革的方向、战略、步骤进行选择和安排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执政能力，如果站在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角度，其实质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整体适应性变革的能力，是将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变革的能力，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变革的能力，是在经济结构方面维护、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结构方面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宣扬和构造法治文化的能力。从法制的角度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概括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贯彻和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能力。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队伍建设，需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但是，其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是将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统一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个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目标上来的能力。
二
在实现向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法制化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中法治价值的建构与完善的问题。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近现代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变革属于后生外发式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政府与政治机构对于改革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政府作用发挥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作用发挥得是大还是小，却取决于在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而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又受制于其是否具有改革的动机和符合改革目标的价值信仰。现代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以一些基本价值基础上的制度、体制、观念、行为方式的综合体，其蕴涵的“正义、自由、秩序、平等、民主”等基本价值与共产党员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信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正义、主体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进行整体变革的领导者，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把全党的价值信仰和动机统一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改革目标上来，在执政理念中应大力加强对于现代法治价值观念的普及和宣传，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根本不具备法治价值观念形成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缺乏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全党的法制观念不是太强，一度还形成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氛围。直到党的十五大，才改变了传统的法律1：具主义的观念，认识到
法治本身是包含了价值、制度及运行方式的综合体，进而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很短，加上传统观念、制度的惯性冲击，党的执政理念中对于法治价值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充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性经济结构的社会中，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参与主体对于现代法治社会所蕴涵的“秩序、正义、自由”等价值的渴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基本价值层面下所形成的“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的竞争、有限政府、权利本位”等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质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在政治及社会意识方面的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自己信仰和追求法治，才能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信仰和动机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与社会中的各类参与主体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才能够有能力领导和自觉地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其次是执政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要求和制度安排的对接能力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成果之一，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在政治体制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在参照了前苏联的经验下形成了一整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及运行机制，这些政治架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执政党的一些具体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与法治社会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价值和制度的转型对接的过程。比如，“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之一，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封建社会，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采取加强皇权、重农抑商、思想钳制、限制迁移的户籍管理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制度安排实现了一种静态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经济结构的现代社会中，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通过法律确立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社会等方面基本权利，形成了如选举、结社、新闻自由等政治参与、表达制度、司法最终的矛盾解决等制度，同时通过货币金融等政策工具加强政府对经济的间接控制能力，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经济运行模式，其首要价值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竞争的直接后果会带来社会的贫富差异拉大，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法治社会确立了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种限制和修正。由于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确立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客观的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我们国家在效率与公平两个问题平衡方面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执政党必然会面临价值取向的改变，价值取向重心的转移必然要求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变化，比如通过提高所得税税率、开征遗产税等税收制度，可以“削高就低”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其对吸引外资、鼓励投资却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另外，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经济人假说”，其哲学基础实质是人性本恶的利己主义，法治国家的分权、控权理论与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本质是共通的，而我们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宣扬的是强调奉献，其理论基础包含了人心向善的利他主义哲学的倾向，理论基础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及制度安排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及党的有关规章，其程序性的规定明显比西方社会相关制度规定程序要弱一些，这也会给执政党在价值目标的确定及相关制度的安排方面带来两难的选择，这种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转变和平衡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统一显得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执政党具有高超的对接艺术。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法律、法规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其不断具有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塑造人的道德观念和改造人的思想品质的作用，这些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法律、法规等本身也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是指在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规范以及法治体系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各种要素总和。
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我国法律中有着明显体现。
宪法体现。作为根本法,宪法对社会主义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第46条第2款还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的这些规定，虽未直接针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培育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宪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根本法依据和资源。
基本法体现。作为教育法体系中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学校德育立法提供了直接、明确的依据和资源。《教育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6条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与宪法抽象的规定相比,《教育法》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其他相关的教育法都从某一领域进行了相应规定。
法规、规章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和维护作用体现越来越明显。如《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的实施,各种纪律条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办法,以及规范和治理学校周边环境、净化社会德育环境如游戏厅、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的管理办法等一大批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法规、规章得以颁布和执行，表明着法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功能研究
（1）提供资源支持，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法律通过强力形成一定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准则，为统治提供有效的道义诠释，将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信仰，对政治、社会参与主体进行思想与政治文化心理的认同影响和政治整合，使之形成内化性服从,从而保持与国家统治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法律成为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和法律不仅贯穿着共产主义运动在现阶段的实践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在有关条文中具体规定了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宪法和法律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确立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关系,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法律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起形成软硬结合的完整体系，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2）发挥互补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来启发人们采取正确行为的自觉性，而法律则着重于法律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但在引导人的行为和维护社会发展上，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彼此支持。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强调“觉悟”的作用，是一种以“号召”为其主要特征的影响过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号召型"教育只对较先进的层次起作用，而对缺乏道德自觉和追求的人就很难起作用。法律则不同，它不仅能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惩罚那些具有道德恶行的人，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还可通过授予荣誉称号、表彰、晋级等法律手段，鼓励人们的道德追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抓紧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
（3）优化整合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一些认识不深入的人甚至从市场经济中找到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的根基，有些甚至为了利益铤而走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如此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和说服力量和效果都比较单薄，只有依靠法制的力量，再辅之以思想的上教育，才能抵御和澄清这些混乱认识和思想,形成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德育。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使大德育观念日益为广大群众所重视，这种大德育包括学校德育、家庭德育、社区德育和社会系统德育。我国现在国民整体德育素质参差不齐，社会对人的政治思想和品德行为的影响增大。因此用法律法规和制度整合优化大德育环境，使之形成合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经之路。
三、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理论探析
法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有必要从法理上厘清法律成为思想政治教资源的路径，进而为法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发挥奠定良好基础。
（1）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
法的阶级性指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在阶级统治中，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将统治阶级利益宣称为全社会共同利益，从而减少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阻力，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利益。法律中维护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导向，使得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显现，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生。其次，作为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利益，是统治阶级中的共同利益，而非其个别成员的特殊利益或局部利益。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其成员利益的特殊性、局部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此时思想政治教育便起到了调和内部矛盾的和缓冲作用，它在思想上对统治阶级的成员进行教育和安抚，以确保统治阶级内耗的减少和整体利益的安全。此时，法为统治阶级利益划分界限，思想政治教育为统治阶级利益提供引导，二者共同构成统治内部稳定的保障，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荣。再次，统治阶级要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对阶级内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矛盾进行安抚，法律等暴力手段固然必不可少，思想教育也是其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暴力手段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权力”，具有投入小收益大的特点，其不仅可以促进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实现社会的思想统一，也对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发展提供了思想与精神引导，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存。
（2）法的社会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
法的社会性是指法某些内容、形式、作用效果并不以阶级为界限，而是带有普遍性和相似性。法在实现统治阶级职能的同时，法必然要为被统治阶级保留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从而实现社会和个人的不断发展，这是由法的客观规律、特殊性、执行社会公共职能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身，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生活、理解人生，从而提升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人的发展的需要出发，满足人的政治化需要，实现对人的精神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明显地或隐晦地”塑造着准备参加社会生活的人们。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法律和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法的社会性中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要求，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法的公共管理职能给了人们通过实践不断达到自身提高的机会，为个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终促进人得全面发展，不断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法的社会性属性使得法本身就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国家在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律实践的同时，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实现的过程。
（3）阿尔都塞对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的研究启示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运做一方面是实现“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即法律依靠强制和暴力来保障和维护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法律又在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即法律的教化性“在更多的时候，更深的层次上应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这样，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存在的法律同样在于对维护国家权力维护，其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阿尔都塞的以上观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法律或看作是善、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在分析法学眼中，法律又被简单看作“者的命令”，仅仅是暴力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在阿尔都塞将法律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上两种对法律本质的不同认识只不过是反映了法律在维护国家权力统治过程中的两种方式而已，即作为“者命令”的法，主要发挥“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而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则主要发挥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法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资源，其无论在其制定、实施过程中，都实现了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授权，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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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柱海.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11月，第2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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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形成篇8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深刻总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经验，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一年多来，中央已将社会管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予以关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能力提升。
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各级领导干部处在社会利益纠葛和社会矛盾冲突的前沿，直接处理各类社会利益关系，面对各种现实的社会管理问题，领导干部对于社会管理的认知程度、认识水平和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了我们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水平。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从根本上看是对人心的治理。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实际看，加强人心教化已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性课题。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各领域有法可依。但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市场经济活动中，欺诈行为多发，伪劣商品、有害食品成灾，危害生命安全、破坏经济秩序；刑事犯罪多发，恶性犯罪、青少年犯罪增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老人摔倒不敢扶，遭遇车祸无人救，学术成果造假剽窃时有所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一些执法者特权思想严重，甚至以公权牟取私利。这些情形都表明，人性、人伦、人格的缺失，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以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难题，加强人心教化刻不容缓。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加强人心教化，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
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要树立法治信仰。党的十七大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求加强法律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法律素养，树立法治信仰。树立法治信仰，首先要让普法教育深入人心，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公众需求，研究新形势下开展普法教育的形式、内容和载体，让广大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并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对法治的自觉认同。
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要充分发挥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实践中，媒体对问题的评价有可能只是对事实的部分反映，因此，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证客观、公正报道。还要加强对网络的监管，防止恶意炒作等行为的发生。
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要着力培养全社会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的意识。要增强规则意识，使依法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公则、共识、引导群众认识到民主是负责任的民主、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反对无政府主义、法律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使利益诉求和民主活动有序、理性进行。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9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早期曾认为:“人就是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政治是作为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都是社会问题。”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形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只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掩盖的是各个不同阶级真正的斗争。
在此后的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与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马克思认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彻底社会性的阶级,不应该只是同资产阶级搞政治对立,而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策略,灵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
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变革辩证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马克思针对时代,从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视角,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原理。他们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的整体观,对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共同体权力、原初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所作的系统考察,为对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提出,阶级后社会中,政治就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式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并创造性的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政治有着广泛的内容。他在这里从政治依存的经济基础,论述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成为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为我们解读非阶级社会的新型政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在1958年1月明确提出了非阶级政治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革命上面。”政治应该是人民内部关系。斗争和革命仍然而且始终会存在,但是将会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先进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这些非阶级性的政治,当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政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中国大地,邓小平围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创造性的继承了政治理论成就,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就是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从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社会主义政治观高度发展。邓小平提出,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的形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政治路线。并用它来指导中国当今的改革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社会政治观弥补了阶级政治观的不足,正以蓬勃的生机指导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探索。
二、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反映了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的不同功能。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的敌对分子实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来进行。
(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
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国家权力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比普通群众更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重大政策。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因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立足点和归宿;民主要求法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法律主治;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体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合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逻辑要求的路向。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实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认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民主内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
三、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阶级政治观逐步发展到社会政治观,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演变成为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邓小平曾说:“中国最大的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正是基于此,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一切,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历史。因而,是否自觉树立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做到亲民、爱民、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他设想,人民完全民主代替了阶级的统治;“自由人的民主”完全代替了国家形式的民主;社会性质的权威代替了强制力的权威,实现政治回归社会。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全面社会化。以至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存在,并坚持在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实现人类大同的最高理想。
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绝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扞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社会政治观即是,“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种指导思想,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观。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坚持这样一种政治信仰,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践“三个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历了从阶级政治观向社会政治观的演变,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以民为本思想贯穿其中,并成为其核心。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必须考虑到以民为本,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关键词:以民为本;社会政治观;政治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选集》第3卷
3、《列宁选集》第4卷
4、《邓小平文选》
5、《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法治社会的形成篇10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早期曾认为：“人就是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政治是作为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都是社会问题。”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形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只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掩盖的是各个不同阶级真正的斗争。
在此后的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与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马克思认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彻底社会性的阶级，不应该只是同资产阶级搞政治对立，而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策略，灵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
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变革辩证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马克思针对时代，从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视角，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原理。他们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的整体观，对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共同体权力、原初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所作的系统考察，为对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提出，阶级后社会中，政治就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式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并创造性的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政治有着广泛的内容。他在这里从政治依存的经济基础，论述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成为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为我们解读非阶级社会的新型政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在1958年1月明确提出了非阶级政治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革命上面。”政治应该是人民内部关系。斗争和革命仍然而且始终会存在，但是将会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先进落后之间的斗争，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这些非阶级性的政治，当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政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中国大地，邓小平围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创造性的继承了政治理论成就，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就是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从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社会主义政治观高度发展。邓小平提出，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的形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政治路线。并用它来指导中国当今的改革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社会政治观弥补了阶级政治观的不足，正以蓬勃的生机指导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探索。
二、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反映了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的不同功能。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的敌对分子实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来进行。
(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国家权力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比普通群众更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重大政策。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因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立足点和归宿；民主要求法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法律主治；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的体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合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逻辑要求的路向。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实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来行使。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民主政治的法治化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认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民主内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
三、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阶级政治观逐步发展到社会政治观，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演变成为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邓小平曾说：“中国最大的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大局。”正是基于此，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一切，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社会的历史。因而，是否自觉树立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做到亲民、爱民、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他设想,人民完全民主代替了阶级的统治；“自由人的民主”完全代替了国家形式的民主；社会性质的权威代替了强制力的权威，实现政治回归社会。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全面社会化。以至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存在，并坚持在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实现人类大同的最高理想。
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绝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社会政治观即是,“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种指导思想，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观。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坚持这样一种政治信仰，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践“三个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选集》第3卷
3、《列宁选集》第4卷
4、《邓小平文选》
5、《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6、《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7、《广义的政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