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1
关键词：养老保险；变革：立法
一、养老保险立法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产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意在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形成部分积累的制度模式；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单位、个人负担，政府不再对基本养老保险承担无限责任。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各类资源违规开采利用，经济无序快速发展，加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关参数未按客观规律科学地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挑战，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负担沉重。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与日俱增。人口的老龄化及养老金的巨额支付给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适时深化改革。原因之二是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改革过程中转轨成本加大。转轨成本包括：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在新制度中没有履行缴费义务却要过多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经到中年的职工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完全履行缴费义务但达到退休年龄后要享有法定养老金的权利；违规办理大量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制度各异，退休待遇差距悬殊等。由此产生了代际矛盾，各类企业缴费义务与权利不对等，统筹基金严重收不抵支等问题，直接构成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担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传统退休养老制度与正在完善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现实责任便无法划清，因此养老保险制厦不能持续发展。不同地区间即指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历史负担不平街：国有制企业与大量非公有制及其他企业的缴费人员标准不一，造成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畸高畸低，这种不均衡直接恶化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
同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因缺乏消化渠道，自我承招责任只能表现和依靠很高的缴费率，而且还无法满足本地区退休人员增长所带来的养老金需求增长的需要。因此，一些地区只能运用个人账户基金来弥补，从而使个人账户变成空账户，统账结合的新制度蜕变为风险性相大的它账运行制度。个人账尸的“空账”运行，其实质是将政府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转嫁到当期参保人员身上，混淆了责任主体。根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上半年，国内养老保险金积累的个人“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并以每年10亿的规模在扩大。如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控制不力，加上需养老人口的逐年剧增，必然会加剧支付难问题，很难实现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二)养老保险立法层次不高，强制力不强，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养老保险实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分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才能真正集中体现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意志，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展战略基本形成，但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还摹本上是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虽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和通知等，但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延续性。
(三)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养老保险制度参数调整，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421型”家庭(一对夫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增多，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将会逐步向社会养老过渡，“老有所养”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家庭养老也在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另立家庭，享受生活，有的离开老人到外地工作，使得呆在家里的老年人有的光靠养老金，生插困难，精神孤独；有的虽然经济上不愁供养，但在生活上无人照料、精神上无人慰藉。这就需要通过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此外，由于实行了几十年国家通过企业绝大部分包揽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许多家庭老年人本人及其儿女都没有养老保险计划和成熟的心理准备，通过个人养老储蓄和商业保险支持的补充养老保障体系多未有考虑。
二、养老保险立法思路和建议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10多年的探索，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制度模式已基本确立，不应再动摇。按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提法，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现了“取中构和”的思想，“取中”就是我们即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也不是典型的完全积累，而是统筹基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积累；“构和”指构建和谐社会，各社会阶层群体、各保障制度之间要有一定的合理比例关系，利益的关系也要梳理好：所以笔者认为应建立长效机制，维系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弥补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弥补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不仅资金需求量大，而且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试图用养老统筹基金偿还历史债务是行不通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通过变现国有资产和发行长期国债，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转轨成本。随着转轨资金的到位，可逐步下调单位的缴费额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均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单位在参保时负担上的不公平程度，同时也将代际的不公平与福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加上提高其他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对制度的认同和吸引力；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进一步降低统筹部分的费率，以期达到扩大覆盖面与降低企业负担的良性循环。
(二)不断探索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可提高盈余率，实现有效增值。同时，可以尝试推行适合于个人账户基金现行管理模式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品种特点的投资委托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殖率，也对社会发展做了贡献，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2
转轨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关于转轨过程中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以及渐进主义变迁和激进主义变迁之间成本收益比较的争论。本文在综述该领域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不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成本收益比较问题，并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利弊分析的意义，仅在于拓宽和深化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的认识，并根据这些分析寻找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
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一．转轨经济学的争论之一：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
对转轨经济国家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进行系统阐释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transitioneconomics），成为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异常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分析范式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者的标准工具，事实上，换一个角度而言，转轨经济国家的制度变迁实践也为新制度经济学自身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契机与生动的经验事实。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行为包含着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两种行为，而当个人或集团作为行为主体采取制度行为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成为“制度行为主体”，或简称为“制度主体”(光,1992)。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以国家的自觉行动和强制性推进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其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即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者的最大稳定和政党利益的最大化等，制度经济学中将此称为“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在这种由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时考察了不同制度主体在制度变迁的效用函数上的差异，其国家理论也深刻揭示了国家在“确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统治者利益最大化”（政府租金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函数上的选择困境和巨大冲突。国家在制度变迁目标权衡中的冲突与困境称为“诺思悖论”(D.诺思,1991)，国家面对社会财富最大化和政府租金最大化这双重制度变迁目标时，总是试图求得一个最佳组合，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有助于获得对制度变迁的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政府租金最大化的实现则增加统治者的直接利益，因此统治者（政府）的租金最大化与社会财富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分裂和背离，政府社会财富最大化目标往往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王跃生，1997）。然而，以制度主体差异为标准划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实践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某些国家的制度变迁兼有“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特征。中国的经济转轨在总体上是由国家为制度主体而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中国的国家（政府）权力的稳定性和强大控制力与渗透力保证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因而从制度变迁的总体而言，从制度主体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基本属于以国家为制度选择主体和制度变革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不是以初级行为团体为制度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是中国的制度变迁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诱致性特征，在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成长发展中，初级行为团体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起到引人注目的关键作用，农民在这些影响深远的农村制度变革中不是作为单纯的“制度接受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和开启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最后再由政府将这些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形式向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初级行为团体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加以确认和合法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又包含着若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和特征，这构成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色。
二．转轨经济学争论之二：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
转轨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另一个争议和探讨的焦点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问题。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演进式的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而激进式制度变迁也被称为“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shocktherapy），是一种大爆炸式（bigbang）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经济学界在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比较的探讨中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是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樊纲（1993）从成本发生原因和特点的角度将制度变迁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过程开始后一切由信息不完备、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传统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之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必须付出的设计、创新与磨合成本，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则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造成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摩擦和动荡影响到生产领域引起的损失。樊纲认为，激进式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在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比较中各有利弊。从实施成本来看，激进式改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变迁和经济转轨，则损失会迅速缩小，而渐进式改革则因经济长期处在信号扭曲的状态之中，这种信号扭曲会造成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不稳定的预期，总体的经济损失会超过激进式制度变迁。在数量关系上，研究者假定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减函数，或者说是改革所花费的时间的增函数，即改革速度越快，改革所需要的时间越少，信号扭曲的问题越是能尽快得到彻底纠正，社会越是较快建立起新体制以使人们尽快形成关于新制度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预期，从而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就会越小。从签定契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支持以上结论。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因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旧的契约的废止和新的契约的形成过程，而契约的重新设计、创新以及签定本身均需付出一定成本，比如在发生产权关系变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重新进行资产价值评估，重新以法律形式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制定新契约和保护新契约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还有人们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和关于新体制的知识所耗费的各种成本。激进式改革的一次性签约成本较大，但是可以避免重复签约过程，而渐进式改革则需要长期的重新签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的目标不断加以修正，契约内容以及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不断调整，而每一次调整与修正都引起新的沟通成本（communicationcost）和学习成本，也就是说，在渐进式制度变迁中，重新签约成本是重新签约次数的增函数。而从摩擦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可控性和稳健性，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各社会利益集团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其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为渐进式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因而从摩擦成本的角度来说，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王跃生（1997）对根据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的比较而判定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优劣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修正。他认为，从实施成本的角度来看，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边际性的改革，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一点，因而每一次实际签约的成本都较低；渐进改革中的每一步制度变迁都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另外，渐进式改革的过渡状态的适应能力和产出能力都较强，由于渐进改革的局部性、边际性和盈利性，净收益为负值的时间较短，产出比较容易恢复，这些净收益往往成为外来利润的来源和对下一次签约成本的补偿。因而王跃生认为，将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的总交易成本视为改革时间长度的简单增函数是不适宜的。胡汝银（1992）指出渐进式制度变迁是在集权政治秩序下所进行的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改革进程和改革目标选择高度依赖于上层决策者的偏好和利益，而激进式制度变迁规模更大，更具有强制性，对“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的依赖程度较弱，其制度变迁过程的选择更直接地依赖于社会偏好和投票博弈。也就是说，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中，由于高度集权的政体和政治市场运作的完全缺失，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偏好同社会的效用函数和偏好产生巨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增加的相关度较低。而在整体性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中，除了经济运行机制发生迅速的转型之外，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虽然增加了改革初期的摩擦成本，但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政治市场的完善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与社会的效用函数接近，政府目标更接近于社会目标，从而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可以大大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增加制度变迁的整体收益。
三．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家在转轨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及其成本收益比较上的争论，表明试图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获得关于不同变迁方式经济绩效的精确计量结果是非常艰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分、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区分，都是经济学家为便于理论分析而作出的概念界定，在现实的经济转轨中，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可能发生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情形。我们已经探讨过在中国经济转轨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现象，运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在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比较中发现类似的特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总体特征上表现出激进性和整体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但是就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更新过程（指政府、企业与居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必须逐渐获取和接受有关市场经济的理念和知识）、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建构与法律转型（指政府和立法机构对传统法律体系的修正以及建立新的法律架构和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型）、国家政治市场和政治机制的逐步完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由高度集权向完善的政治市场运作逐渐转型，投票博弈和选举机制逐渐走上正轨，从而建立起民主的相互制约的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变迁而言，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又必然表现出某些渐进式转型的特征，因为这几个方面的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而是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才能奏效。在这个过渡时期中，选择激进式改革路径的国家所面临的使命是尽量减少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降低以至于消除社会政治震荡，避免大规模的经济滑坡与宏观经济混乱，尽力维持整个过渡过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屏弃了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所谓震荡疗法。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种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早期的承包制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根本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利润留成产生了新的增量使用，取得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时期改善激励机制和提高效率的成果。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乡镇企业在未触动传统经济部门和不对原有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的前提下，创造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市场作用的领域，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中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增量改革在不触及原有经济格局、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利益格局均衡的同时，也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新体制和传统体制的双轨并行产生了大量的租金机会，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倾向于通过寻租而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来获得收益，这不利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建立，同时造成大量生产性资源的浪费。除了增量改革之外，中国的经济转轨又具有典型的局部性特征，政府用“试验推广”的方式先在某些经济领域或某些地区进行尝试性的改革，然后将成熟的经验和运作方式向其他地区和经济领域进行推广。林毅夫等（1993）认为，这种“试验推广”的局部性改革方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改革风险，保证了整个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但是局部性改革本身的推广依赖于国家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强制性与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认为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地区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与收入不均等。
总之，中国渐进性的制度变迁由于维持了原有组织资源和法律体系的连续性，从而基本保持了制度创新中制度安排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避免了经济滑坡和宏观经济混乱。但是渐进改革在降低社会震荡和社会摩擦的同时也使得经济体系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和经济主体预期不稳定致长期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受到损害。值得强调的是，渐进性改革虽然在制度变迁的长期路径上体现出渐进性特征，但是在制度变迁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上，又应该具有改革的实质性和果断性，也就是说，改革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都应该触及实质性的经济关系，都应该为最终的市场化目标奠定基石。渐进式改革不是“不改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使命是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结束经济体制长期扭曲和双轨运行的局面，避免经济过渡时期内传统体制的复归和经济矛盾长期累积而发生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方案，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利弊分析的意义，仅在于拓宽和深化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的认识，并根据这些分析寻找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光（1992）：《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载《经济研究》第6期。
D.诺思（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跃生（1997）：《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载《经济研究》第3期。
盛洪（1992，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樊纲（1992a）：《论改革道路—理论分析与战略思考》，载《经济学消息报》，9月18日。
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载《经济研究》第1期。
樊纲（1991）：《论改革过程》，载《改革、开放与增长》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樊纲（1992b）：《新体制的成长与改革的渐进之路》，载何伟、魏杰主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
樊纲（1992c）：《改革的渐进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毅夫等（1993）：《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经济研究》第9期。
王跃生（1997）：《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载《经济研究》第3期。
刘世锦（1993）：《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载《经济研究》第3期。
胡汝银（1992）：《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1992）：《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p.murrell(1992):“evolutionaryandRadicalapproachestoeconomicReform”,economicsofplanning,25;
R.nelson&S.winter(1982):anevolutionarytheoryofeconomicChan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3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经过30年的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伟大历程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基本线索，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目标探索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展开了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管理体制，相应推进了价格、流通、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改革目标的探索，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体制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过程。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也不断深化。
――框架构建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主要进展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培育市场体系；国家计划管理总体上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转变，构建了新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实行汇率并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开放了一批新的沿江、沿边及省会城市，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体制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总体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这一阶段，至少将持续到2020年。截至目前，在经济领域，重点推进了农村综合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等。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的各项工作，开放型经济格局全面形成。
（二）巨大成就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一，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主体充分发育，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为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协调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比较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
第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9.8％，总量由世界第十一位跃居第四位：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近1.5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754.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由28.2％、47.9％和23.9％转变为11.3％、48.6％和40.1％；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70.5％：17.3％：12.2％转变为40.8％：26.8％：32.4％；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人均917元提高到24246元；万元GDp能耗从15.7吨标准煤下降到1.16吨标准煤。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改变，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44.9％。生产力布局不断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第三，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1978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36.3％和43.1％。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m2和8.1m2增加到27.1m2（2006年）和31.63m2，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转变。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5年以上，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以上。人均期望寿命由1981年的67.7岁提高到2007年的73岁。
第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长足发展。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230件法律、近600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30年来，我国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推进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年的历程和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和理论启迪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向、成功动因与内在规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启示。
（一）主要经验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历史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是这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改革理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确处理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市场化取向。我国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坚持围绕发展推进改革。始终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促进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不断创造发展的新优势，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把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结合起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科学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坚持改革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注重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努力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的渐进探索、重点突破和有序推进。通过渐进改革方式，把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正确把握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成本低、震动小、成效大的成功改革之路。
――正确处理政府推动和群众首创的关系，坚持调动各方面推进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结合起来，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经济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利益诉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确处理从国情出发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坚持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协同推进。通过体制改革，改善对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提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市场、技术、资源和智力，破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商务规则的体制弊端，不断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使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正确处理探索和规范、破旧和立新的关系，坚持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通过改革开放鲜活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的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改革开放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践中，我国注重微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
（二）理论启迪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带来了许多理论启迪，这必将成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一，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法宝。要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第三，只有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复杂利益关系，保证改革开放平稳健康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坚决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也要兼顾不同地区与行业、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避免引起社会震荡。
第四，只有建立健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制度和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五，只有加快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更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条件。
第六，只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通过改革，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第七，只有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才能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随着国际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内外部经济协调发展，取得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优势地位。
第八，只有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领域的改革与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与之相配套。要在继续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强大的竞争力。
三、继续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功地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认清改革开放新形势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化解经济生活中不协调，不稳定因素，必须加快改革步伐。近年来，针对经济生活中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因素，我国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制约又好又快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有些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其根源在于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没有完全理顺，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三是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当前，许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尚未解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建设，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全体人民。
四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内外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必须加快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内外部经济互补平衡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全面开放条件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五是完成改革的攻坚任务，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我国许多改革攻坚任务尚未完成。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尽快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明确战略攻坚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推进要素市场、资源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二，按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改革。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体制机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三，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改革现行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主要面向城市配置的制度安排，促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共享，健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营造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法律环境。建立健全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
第四，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要求，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环节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集中。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企分开、放宽准入、引入竞争、依法监管，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继续消除体制性、政策，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五，按照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求，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完善“走出去”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4
一、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功能
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是由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通常地说，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什么是制度模式？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所谓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是指系统演化过程和动因。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是演化的路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推动着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和动态演化而形成一种方式。在制度模式中，经济增长制度模式是根本的制度模式，决定和影响着政治制度模式和其他制度模式。道格拉斯.诺思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是拥有各种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制度安排合理和有效，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可能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
二、中国制度模式促进了经济发展
麦迪逊的研究表明，技术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农业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没有航海技术和商业制度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开放。重要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依赖于科学方法、实验验证、系统积累和新知识的根本性改进。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才增加了一倍。从1880年到2000年的120年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5倍。其中，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3倍多，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1倍。而1950年到2009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二倍，而中国人均GDp也翻了二倍多。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这种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制度模式的奇迹。那么，中国制度模式的内容包括：
（一）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三种经济制度模式：第一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种是从1979年起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党的十七大的概括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过程用了30年，这期间我们基本上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尚未完成。第三种是2003年以后，开始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改变。制度的更替，体制转换，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就是60年的基本总结。我认为主要是五项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一是改革公有产权制度，实行责任制。在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从过去集体经营转向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在工业经济中，实行经营责任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权是国家的，经营权交由企业家管理，理顺产权关系，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实行股份制改造，促进了国有经济发展。
二是改革所有制形式，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打破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铁板一块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三是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外贸由国家管制改变为逐步实行自由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办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四是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上世纪80年代的我国的改革放权让利，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从90年代起来，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私有化改造，实现了经济最成功的增长。
五是改革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赖第二产业拉动、主要依赖增加物资资源消耗的状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去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方式转变以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经济增长的转型。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财政体制，恢复了扩大了个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自由权、自、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民主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基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法治道路，不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体系中是领导核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和经济组织中也是领导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确立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律体系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把社会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把社会稳定与改革、发展紧密结合，重视调节利益矛盾和化解社会纠纷，保持了稳定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治方向（发展是硬道理理论提出），保障了政治上稳定、经济上自由。
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机统一，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根据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提供基本的社会正义，把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健全公民权利和人权法律制度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不断加大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力度。采取了取消农业税费、取消义务教育收费、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
四是坚持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法治化，保证国家权力平稳交接，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团结，打击和极端分裂势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坚持反腐倡廉，惩治党内腐败。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坚强组织领导，为经济发展提供加强的政治保证。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坚持立足国情，借鉴学习外国的先进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经验、技术经验，管理经验，融入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体制，法律制度、公共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使中国迅速地加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使中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做到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路径依存的制度探索和创新过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设立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三）坚持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但不搞全盘西化。改革之初，国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继而带动了制度创新，如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道路。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但是不搞全盘西化。表现在政治体制上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与中国的国情结合，使制度移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有益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所有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利益，把规范制约公共权力和保护扩展公民权利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把民生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
四、未来中国制度模式建设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经济和制度模式建设也正站在新的历史进点上，我们要从新的历史高度出发，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全面规划和加快构建与时俱进的中国制度模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要继续深化经济制度改革。深化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制度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制度改革；深化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的制度改革；深化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制度改革；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股份制改造，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财权与事权制度改革等。最本质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的结合在公有制基础上科学发展微观经济，道路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5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指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和社会震荡造成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相对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是与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密切相联的。因此，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必然性的认识取决于对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
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
经济转轨意味着企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影响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表现
上述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转轨及其成本的必然性。中国以及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实践，也都证明了经济转轨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成本主要表现为：
大规模下岗失业。经济转轨型失业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大多人员过剩，在企业破产、兼并、改制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人从企业分离出去，造成大规模失业下岗的问题。而当失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又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缓解矛盾时，失业问题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如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那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的冲击而更加突出。同时，由于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尚无法为失业人员提供普遍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得就业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分配不公与社会的贫富分化。应该承认，伴随经济转轨而发生的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衡和社会的贫富差异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是，就经济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目前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范围，使其成为经济转轨的一个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这主要是指：①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过大，如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在我国达到40％；②收入和财富差异的形成相当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变相非法所得；③社会缺乏对经济活动造成的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矫正机制，包括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国有资产流失与非法私有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对产权改革缺乏社会监督与制约，将公共选择过程变为了不平等的市场交易过程，致使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借改革损公肥私、非法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量国有资产以产权改革的名义被非法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实际上，社会贫富巨大差距的形成和分配问题的尖锐，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被非法侵吞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后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以前创造的这些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使一小部分人暴富，大多数人受损。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集团利益差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利益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群体（集团）利益的差异，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严重到足以危及社会稳定或者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程度，就会反过来损害整个社会利益。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在分享改革收益和承受转轨损失中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人们对改革的看法和利益取向就会发生差异，社会群体间的关系就会趋于紧张和不安。同时，由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现象的存在，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群体间利益分歧的趋势加剧。
三、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
要将经济转轨成本的影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绝对降低改革成本，二是提高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我们先来分析如何降低改革成本的问题。
（1）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制定改革政策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受到压抑，基本的公平得不到保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反过来影响对效率的追求。因此，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方面，为了获得经济效率，必须消除平均主义泛滥的现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借助转移支付手段和社会救助体系，对受到损失的社会成员给予适当补偿。而对于那些将社会财富攫为己有，通过寻租掠夺社会资源的人，应绳之以法。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投资职能趋于弱化。此时，应适时地把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到为经济活动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克服市场经济不良后果方面。这就是说，对于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受到较多冲击的社会成员和群体，如失业者、贫困人口、退休者等，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一技之长的低文化水平和低技能的社会成员，政府应当承担起扶助、救济、指导、培训的职责。为此，应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向这部分人提供社会保障，并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提高保障程度，扩大保障范围。
（3）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使一部分人受益，改革成本却主要由另一部分人承担，那么，受损者对成本的承受力就会非常脆弱，社会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双重价值取向和双重社会结构。因此，要采取综合措施使改革的受益者与成本承担者合而为一，这既有助于降低改革成本的冲击力，又可以使社会价值趋于同一，使社会的凝聚力更强。
（4）让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改革过程密切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让广大公众参与改革政策选择，参与利益再分配决策，必将提高社会对改革政策的认同。只要确立了让公众参与的原则，总可以找到实施这一原则的途径和方式。譬如，近年来实行的公共收费价格改革的听证会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是实现改革公正性的基本保障。
在降低经济转轨的绝对成本的同时，还要特别重视提高社会对改革成本承受力的问题。
首先，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主要取决于改革政策和原则是否符合广大群众的价值观。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和认同感，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如果社会变革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相一致，人们就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承担一定的个人利益损失。反之，就会对变革所带来的成本和个人利益损失非常敏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提高改革政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契合程度，对于提高改革成本的社会承受力是至关重要的。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保证改革政策与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一致，才能相对地提高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从而避免改革的消极后果危及社会稳定和改革过程本身。
其次，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还取决于对改革的道路、方式、速度等方面的公共选择。中国的改革充分反映了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的意志和意愿，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但也应该看到，具体到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策略，有时候并不完全符合全体社会公众利益，这就会降低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改革是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巨大变革，是全民的事业。因此，是否进行改革、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式、速度、优先领域等，都应当由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做出选择。惟有如此，相关的改革政策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以此提高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6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今后还将继续付出这种成本。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成本问题。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指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所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经济和社会震荡造成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相对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是与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密切相联的。因此，对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必然性的认识取决于对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经济转轨意味着企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影响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二、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7
关键词：“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31-06
2010年10月30日―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重大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重要进展，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只有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在改革的新突破
（一）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重在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在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上有很大进展，但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还远不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进一步专业化、高端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加快发展，都对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提出新的要求。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领域要素市场化对经济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
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全面履行国家出资人职责的三个性质完全不同领域，分立由不同机构承担。第一，推进国有资产立法，建立资产负债总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政策，应由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例如财政等部门负责。第二，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财务制度，分层明确委托主体和受托主体、明确委托财产的边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力，形成有法律保障、可追溯产权责任的委托关系。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按《公司法》，经工商注册分别设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即独资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国司），国家将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注入其中。第四，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向同级政府报告工作，接受政府授权的部门，如财政、政府审计部门对受托国有资本运营状况、运作的合规性进行审计监督。
（二）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在新一轮的发展起点上，所有的发展是为了人，是人的参与，是人的共享，如果没有人的要素，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和速度的问题。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赵白鸽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效率上的激烈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土地、矿产、普通劳动力等物质资源，逐渐扩展到科学、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国家竞争力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聚焦在人力资本上。如果说我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有赖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未来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能否确立起真正的人力资本优势。我们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和机制促进公民的参与和分享。要完善整个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家庭、户籍、教育、社保、社会平等和人口迁移在内与人口相关的政策体系。
当前，利益失衡问题相当严重，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客观上要求更强的治理能力，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第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第二，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双重建设，可以分别选择“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第三，以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第四，关键的问题是在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劳资利益的均衡。
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社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要让农村跟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农村现有的社会基础结构需要再造。这就需要建设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兼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职业农民团体，是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类型的伞状经济社会组织，是政府各项政策贯彻实施的组织平台，是中国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结构。其建设应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十二五”时期进行政策试验和理论探索。
（三）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强调，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过去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将重点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政府应鼓励竞争和支持创新。刘世锦认为，促进市场化结构和水平的升级，需要政府支持创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认为，要发挥政府在推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制定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培育创新活动主体，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发展支持创新的金融，营造创新的法治环境，搭建创新活动平台。
在社会体制改革上，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建设。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地指出，政府应特别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回应国民福祉。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应当逐步从私人物品供给体系中“抽身”出来，全力以赴致力于供给社会亟须的各种公共物品。
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提高国家软实力，要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渠道。广东湛江市委党校教授刘国军认为，政府应解放思想，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强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推动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联动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如影相随，财政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也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着多方面的促动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十二五”必须在转变中谋求发展
（一）国内外双重压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1．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去杠杆化”可能演变为“去全球化”。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背景下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泛滥，冲击到发展中国家，中间利率的波动会引起更大的摩擦。要警惕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变成经济上的“去全球化”。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各国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的货币较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复杂的因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指出，2009年我国占全球对外贸易的9.6%，但是在反倾销案件中占40%，反补贴案件中占75%。王振中指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体现在低附加值产品上，而且开始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封杀。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等国际压力，都将逼迫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国内发展压力增大
输入性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并存。刘世锦认为，一方面，输入性的通胀今后一段时间会越来越突出，过剩的流动性由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商品，例如铁矿石、黄金、农作物；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也相当大，尤其是要面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人口红利面临终结。曹远征、陈文敬等专家指出，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转入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人口红利还能用多久是一个极大挑战。另外，未来10年人口结构中17%是60岁以上人口，未富先老，储蓄率很快会下降，以高储蓄率维持的高投资率将受到威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削弱。
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王振中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我国将面临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三大约束”，逼迫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刘世锦指出，建设“两型社会”，本质上是把过去没有内在化的、扭曲的、低估的资源环境成本校正过来，算到企业成本里面。
防止陷入“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陷阱”。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宋立进一步指出，由于总量的“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防范意识，非经济冲击增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成功与否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
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3―5年进入一个次高或者中速增长期，很可能是从目前10%降到7%。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慢变量，因此转型现在就要起步。曹远征也认为，如果我国经济完全以内需为基础，未来10年的情形是从目前10%的高增长向6%的增长转变，现在的政策安排就是控制这个收敛速度和幅度。
（二）“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四大转变”
1.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追求。要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创新。宋立指出，短期内扩大内需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努力方向，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稳步扩大消费规模和比例。
2.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从工业化主导到城市化主导，对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拉动和国外资源供给的外源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它既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外源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十二五”我国应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进程。
3.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转变
王振中强调，我们不能只陶醉于“黑色”GDp超过日本，更要在“绿色”GDp方面超过日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推动。常修泽、宋立等专家认为，我国要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把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突出出来，通过深化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资源税费制度等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自动减排。
4.从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
迟福林指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经济水平的制约，更涉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制度安排。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认为，“十二五”应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把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三）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各领域改革
1.使改革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与会专家指出，“十二五”改革攻坚能不能有重大突破、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要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魄力，与社会的参与、表达、协商、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积极性与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形成改革攻坚的社会合力。迟福林认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改革主要体现在发展导向的三大转变：一是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二是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三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民生发展时代具有特定的改革需求: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出发点从物本转向人本；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评价标准从经济发展最大化转向民生发展最大化。
2.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等专家认为，现在由部门推进的改革，触及利益的时候就会避重就轻，所以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全面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协调机制，如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曹远征指出，过去三十年间，改革推进之所以比较顺利，其中很重要的是不仅有改革的共识，还有改革的组织保证。因此，“十二五”推进改革不仅要有改革的规划、改革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改革的组织保障。
三、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改革是关系发展方式转变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曹远征认为，在内外环境变化下，“十二五”应尽快启动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向的改革，这是未来十年最为重要的环节。
2.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形成依靠消费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迟福林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在于它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指出，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均表明，劳动报酬越高的地区，其消费率一般也会越高。但我国的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最终消费率反而越低，相关系数为-0.44。为此，要从总需求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尽快提高“两个比重”。
3.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深刻的、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利益关系调整。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提出，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有研究表明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收入是11.5万亿，约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收入分配进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更大层面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4.把收入分配改革纳入“十二五”约束性指标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要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建议，应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例如，财政预算必须把基本用途和支出流向、分配比率规划清楚，包括政务消费、战略投资、基本建设、社会保障、居民增收等支出项目和分配比率按照不同量级细化。
（二）推动“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改革
1.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合理配置国有资源
迟福林建议，“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于吉指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交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肖毅敏建议可以参照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在垄断行业里量化出一个平均收入的相对比率，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上进行双重调控，以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
2.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启动财税体制改革
迟福林提出，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为此，“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明显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力度，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范金指出，要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3.建立保障“两个同步实现”的机制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两个同步”。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和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但要注意的是，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使偶然成为必然，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沈坤荣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公共支出手段，优化社会消费环境，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预期。肖毅敏建议，改变企业内部自主分配中资本与管理要素主导的情形。在实施工资谈判制度和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
4.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杨宜勇指出要促进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建议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改善城乡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沈坤荣认为，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由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不足、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消费愿望很低。解决问题的核心内容一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二是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5.加快社会重建，防止“收入倍增”蜕变成“支出倍增”
孙立平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发点很好，但社会反应不佳。原因在于收入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而支出倍增的迹象和趋势已经很明显。要防止收入倍增成为支出倍增，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为此，关键在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周长城建议，“十二五”应从赋权角度出发，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推进企业工会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对集体合同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三）“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
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政府因素
迟福林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尤其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2.尽快转变政府发展理念
洪虎指出，科学发展要做到“惠民发展”，本质在于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改变政府的利益化倾向
与会专家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政府推动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当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迟福林提出，要尽快改变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杨宜勇指出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也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
四、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提速
（一）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的压力逐步增大
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较多变数，经过多年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尔夫・郎哈默尔指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欧元区国家仍处在债务危机和未来石油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全球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吉尔吉斯斯坦政策分析联合会会长阿萨马特-迪卡巴夫提出，资源、人口和技术变化推动了新的格局的形成，各国在资源领域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各国人口变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突出，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已经到来，正在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考验。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内在巨大的转型压力，比如俄罗斯面临技术创新放缓、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巴西这些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业问题再次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仍然较大。
（二）新兴经济体以改革促转型的步伐加快
从外方专家介绍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以改革促转型是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的政策方针。各国有不同的改革思路和侧重点，希望未来五年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型上有较大的突破。
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改革战略。施巴尼・斯温司长介绍了印度“十一五”计划（2007―2012年）中“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制度和政策。“包容性增长”重在强调社会民生和反贫困目标，强调控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目标，把促进社会公平提到新的高度，旨在把更多的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中。在规划中，不但明确了包括健康、教育、医疗、卫生、贫困等社会发展指标和人力发展目标指标，也明确了加强教育、医疗和农业发展方面的投入和相关改革。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国民购买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越南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武智成介绍，过去30年越南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前越南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水平和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现代化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和人民高度参与政治的社会。未来五年是越南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的基础性五年，这期间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设定过高，最好在6%~7%，最高不超过8%，而社会目标、文化目标、环境目标和政治目标应当更为明确。围绕这些目标，越南最需要的是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上重点是推进所有制、市场机制和开放政策的三维改革，在政治改革上重点是提高制度体系的透明度和政府行政效率。
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提到，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新的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劳动者能力、国民教育水平和城市化。巴西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一等秘书马可・卡布拉提到，巴西正试图建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一方面，促进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主要包括建立农业生态区、发展非耕农业和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些年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颇有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严格的环境立法和环境准入许可等制度保障。
同时，从外方专家介绍的情况看，在后危机时代，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纷纷采取了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改革政策。
（三）加强区域合作对新兴经济体的转型与变革至关重要
一些专家提出，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值得新兴经济体关注和思考。新兴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也是自身转型与变革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内经济循环无疑是降低风险的另一条途径。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齐普拉科夫・谢尔盖提到，在全球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彼此经济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是实现新兴经济体经济内部循环的客观选择。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指出，除了各自在内部积极推进转型，“金砖四国”通过彼此紧密合作以及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提高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专家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转型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中的重点内容，开放格局的转变与内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是相互依托、相互推动的关系。一些专家建议，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除了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还可以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拓展区域合作空间。
专家认为，新兴国家正成为世界治理格局中的新生力量。在新的时期，新兴经济体应当积极推进转型与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从而在稳定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8
关键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人文本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1
一、经济制度改革回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一1984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一个举措。
第二阶段(1984一1991年)为改革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
第三阶段(1992一至今)为改革的深化阶段。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阶段。
二、经济制度改革的意义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改变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贫富差距扩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影响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二者的关系十分关注。他们观察到，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力度很大，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力度不大。美国学者利茨坦斯丁观察到，中国是经济改革大大超前于政治改革。他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平衡。
3.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把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消极思想引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巨大混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不能否定市场经济改革选择的方向。
2.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
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普遍存在，而且在不少竞争性行业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垄断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的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规划和完善。
3.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经济转轨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抑制和划界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和矛盾，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4.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和环节，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治改革是应按照宪法精神和框架稳步、有序地进行。中国改革已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人民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证，正在成为起动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政府体制改革在宪法和法制框架内，逐步展开，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完善，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5.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前提下，造就每一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体制环境。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要坚持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要强调对结果不平等进行校正和分配调节，使广大社会成员能普遍享受改革的成果。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
参考文献：
[1]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江佐中.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刘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宋德勇.经济转型问题研究[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5]谷书堂.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生产关系两重性；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及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5－0005－04 收稿日期：2009－07－02
一、引言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从而改变了仅局限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状况，把研究对象的视野扩展到经济体制及机制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但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仍然是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生产关系两重性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早在1963年4月，(1995)就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作了较好地阐述：一是生产关系一般，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适应“生产一般”需要而产生，反映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另一是生产关系特殊，即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这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制，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方式。
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以及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基本上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包括经济制度(指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资源配置方式都属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内容，以下讲的生产关系两重性一般都是指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反之亦然)。比如卫兴华、林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3)讲：“经济制度可区分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两个层次。”周新城(2005)的阐述更具有代表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以下的两重性。第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社会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它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形式与管理方法等等，即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组织经济关系”。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阐述还很不够，甚至在某些方面仍没有达到研究的程度，滞后于并影响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深化研究。
二、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尤其是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相反，都比较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周新城(2005)讲：“社会经济关系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前者决定着后者的社会性质，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也这样阐述：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其发展方向。而按照(1995)的观点，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内在的两重性的矛盾集中表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
其次，好像从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是体制的变革，不需要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对接。换句话说，好像同一种经济制度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及机制自然对接，同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也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对接。比如，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阐述：“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而(1995)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关系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是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所有关系又阻碍这种发展。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再次，虽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又总是过多地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关系说成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周新城(2005)讲：“经济关系的两重性往往是以本质和现象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人们经济关系的本质，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现象形态的东西。”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2002)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也这样阐述：“经济制度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所有制关系，而经济体制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中较为浅层次的关系。”苏伟(1985)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目前较为广泛地被概括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里讲的形式指经济体制及机制，内容指经济制度。这与把生产关系一般看成是生产关系特殊的内容，把生产关系特殊看成是生产关系一般的形式是恰恰相反的。(1995)的阐述很深刻：“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一般，才是生产关系的客观实体。……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
三、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
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针对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研究和阐述的不足之处，并联系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认为：
第一，不可否认，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经济制度
下运转的，不可能离开经济制度孤立地存在。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从根本方面规定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性质，从而也规定着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但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体制及机制，既然“是人们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劳动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等，”(周新城，2005)那么，它实质上就是人们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生产力的具体组织形式。因此，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但是它不属于生产力的范围，因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能力，它有两个基本要素和标志，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而生产关系一般即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具体的和社会的组织形式。
第二，既然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是“直接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1995)那么，经济制度就只是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而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质变，如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量变，如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即使从目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公认的“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顾海良等，2003)”的观点推论，也可以得出经济制度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发展变化的结论。当然，也应当肯定，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正像上层建筑对经济制度进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样。
第三，正像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样，由生产力直接决定并体现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也是决定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准生产力基础。之所以称为准生产力基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经济体制及机制划归到生产力范畴，但它又是接近于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一般，是具体组织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形式。
第四，不可否认，从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中运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的角度讲，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是，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同生产力的关系看，经济体制及机制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更具有基础性和深层次性。因此，我非常赞同(1995)把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的关系准确表述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如上所述，(1995)所讲的内容是生产关系一般，形式是生产关系特殊，这与目前大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制度看成基础和内容，把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看成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及机制是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生产力决定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对生产力的重大反作用也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因此，正像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与经济制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不矛盾一样，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构成经济制度的准生产力基础，并决定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是不矛盾的。
当然，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运动，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生产关系可分为两大层次，生产力也可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属性(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社会属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理论界还没有把这两者的界限完全界定清楚)，因此，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两重性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是这并不妨碍而且有必要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抽象为简单易懂的这种关系，正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运动规律高度抽象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一样。
四、探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的意义
深刻认识和探讨经济体制及机制作为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有重大意义，它可以较好地分析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不易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有利于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动规律。
应当肯定，在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区别开来，并强调在坚持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因为它对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不然的话，在当时思想认识水平上，很难走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可能不触动传统的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前，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似乎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因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起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修修补补。然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足以消除现实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很快引入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步动摇了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见，中国之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革。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改革只能触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不能发展私有制经济。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私有制所占比重不断扩大。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中共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这种认识到中共十五大召开。有了本质的变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认为，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而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作为私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分配原则。所以，在分配领域的改革，最初仅仅是着眼于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时隔10
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变化。这也许正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条最为成功的经验”(蔡继明，2008)。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体制的转换，不必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的观点，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当然，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私有化、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是极端相反的观点，其实质都是片面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所有制对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不可否认，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都是在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中运行的。但是，市场经济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及其社会分工决定的。并且，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所有制形式不断发展和变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商品经济最初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小商品经济发展及其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1975a)“‘所讲的：“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不是说两者是一种水融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传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公有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其实现形式，才能规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在阐述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大都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在分析公有制内部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时，又强调多种公有制形式及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是颠倒了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即使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看，也正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才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变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及其“两权”分离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当然，就像马克思(1975a；原版，1867)所讲的“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的道理一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人把股份制说成是新公有制。这种观点的可取之处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重大作用，不妥之处是把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混同了。股份制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的企业组织形式，属于经济体制，它既是以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又是决定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马克思(1975b；原版，1894)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使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人占有，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可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还在强调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了。可能是看到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也在理直气壮地讲利润，不好提了。实际上，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任何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都包括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手段。任何社会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关键是满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同样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篇10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关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和长远战略意义。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在今后五年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这是中央统揽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早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也都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大转变”。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我们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和重点。
多年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大幅跃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甚至有些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而且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很不合理；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大、成本高，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三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四是社会建设明显滞后，许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问题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聚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和隐患。现在，我国处于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历史阶段，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会进一步显现。如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成果也会付诸东流。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避免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同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的阶段性矛盾和国外发展的环境变化有关，也同传统的发展理念束缚有关，但从根本上看，是体制机制仍存在许多弊端。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既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思路，更需要靠深化体制改革，尤其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根本性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不排除行政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也谈不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就不能完全建立；一些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块块分割现象不解决，统一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滞后的状况就难以根本扭转；不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建立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也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种种问题就会更加突出。总之，只有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期间，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政体制改革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加快政府职能根本性转变和正确履行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最重要的是，要彻底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与做法的羁绊，使政府职权由无限型向有限型、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主要是实现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性转变。要按照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的不同功能定位，进一步合理、明晰地界定政府职能和权限，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真正把属于企业、市场、社会的权力交给企业、市场、社会。这方面要加快推进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要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和规范审批手续，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直接干预。特别是要坚决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的由政府及其部门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的做法，改变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包揽过宽过多而又管不了、管不好的状况。在继续行使好经济调节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着力完善体制和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职能，强化市场软环境建设，提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现代化政府。
加快完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代表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协调重大经济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
要坚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动发展向更加注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财政、税收、价格、投资和收入分配等政策，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和有力的手段，要加快这些方面体制改革步伐，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特别要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调控合力。
要加快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更多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建立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的长效机制。
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税收政策。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现行的由地方政府把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征收，短期内花掉的做法，既不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也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在全国推行房地产税制度。
要着眼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加快建立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特别要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资源类产品价格体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要加快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投资是决定发展方式的最重要手段，要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强化政府投资监管，坚决改变一味新建项目、忽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忽视社会建设投资的现象。
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既影响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发展，也会造成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安定，政府应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和加强再分配调节这两个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研究和解决分配问题，应当包括当年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和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分配，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地走共同富裕道路。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和方式创新。行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发展方式转变，要着力加强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创新。
首先，要规范和健全决策制度。应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要求，合理规定决策权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切实改变那种依然存在的只靠拍脑袋决策、越权决策、不按程序决策的行政行为。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出台，都要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善和落实社会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制度，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完善决策信息系统和决策智力支持系统。要制定严格的决策规则和科学的决策程序，建立决策前有论证、执行中有监督、执行后有评价、决策失误有追究的全过程制约机制。
其次，树立现代行政管理理念，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管理手段，优化管理流程。要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实施间接管理；把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涉及民生的社会管理；把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社会协调和公民参与。这样，有利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也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再次，坚持推进政府组织机构改革，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相一致。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部门，以强化这些方面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坚定推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制。这对于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对于加快由传统行政模式向现代行政模式转变，提高公共行政效能和水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坚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以激发事业单位的活力，有效发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加快健全行政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管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性保障。要全面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有什么样的评估标准和考核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行为，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应当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完善行政绩效评估标准、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具体办法。坚决改变那种助长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政绩标准和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行政绩效重要标准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以有效引导和督促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资源投入结构调整，实现科学发展、节约发展、和谐发展。为此，要加快推进统计制度改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行政绩效监督检查，特别是要让广大群众参与政府绩效考评，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注重运用绩效考评结果，严明奖惩办法。加快建立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的责任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增强行政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国家应通过完善法制，以制度规范行政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以加快建设效能型政府和责任政府。
如何更快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更大进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重要关系。
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者长处的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个体制的比较优势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注重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标准和维护市场秩序，加快形成统一、公平、公开竞争的环境和制度，以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和从制度保障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总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根据区别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充分和有效发挥“两只手”各自应有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把两者结合好。
二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不清、权责不统一，已严重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进一步合理和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与事权，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总的讲，中央要坚持加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引导、调控和管理，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法规政策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搞好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力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和社会和谐安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恰当地结合起来，以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在扩大地方权力的同时，中央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同时，要根据中央和地方权责相对称以及集中和分散相协调的原则，完善中央部门垂直领导和双重领导的行政体制，积极探索合理的行政层级，加快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改革。
三要处理好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完善国家规划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要求，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正确规范各级各类发展规划功能，特别是合理规范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整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以及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各级各类规划的性质和功能看，中央和地方各级制定的整体性规划、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都要经过同级人大会议审议批准，因而都具有法律效力，都应当贯彻执行，以体现规划和计划的权威性、指导性。应当说，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类规划的制定都是很认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看也是好的。然而，由于行政体制和各类规划制定程序、批准权限不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通过各级地方规划在前，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全国规划在后，各级整体性规划需要同级人大批准，专项规划由同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批准，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两个规划体系，以致造成地方性规划与全国性规划脱节、不少地方规划往往偏离国家整体规划的要求，不少专项规划与整体规划脱节、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规划脱节，严重影响了各类规划在指导转变发展方式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应当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切实完善各类规划性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有效发挥各类规划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