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
由于我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就得到了巨大地提升，并且也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这十几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在农村地区推行之后，农村经济的主体发展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村民现在掌握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并且有一定的生产经营权，使得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从而使得农村居住人们成为了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经济成分和产业结构趋向复合化。农村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成分随着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而逐渐趋向复合化。农村经济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新形势。
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在经济管理上的重视力度不足
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村民对经济管理这一问题上的管理意识淡薄，未引起重视。以往农村人民只懂得务农，并不懂得如何管理财务问题。致使农村官员在财务管理的工作上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当前的农村经济在进行成本预测和决策都没有实际数据佐证也没有科学有效地指导，也都是村民在财务成本管理上不重视而导致的。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大多数人都不懂得经济上的管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钱就是要存着，不要奢华享受，这就是经济的管理，这样的想法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的。
2.2农村经济管理体系不健全
我国大多数农村居民除了不重视经济管理外，对于管理体系也未引起重视，导致大多数经济管理体系不健全。因此，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经济管理体系都是不完善的，不符合自身发展目标和方向的。由于我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处于发展阶段，所以主要的管理经验都是借鉴城市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或总结自身的。而大部分农村经济管理还是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因此，在这方面而言，也是农村经济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之一，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得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管理体系，只有善于管理经济，才能更好地继续发展下去。
2.3农业投入不足
农业投入不足是最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形成农业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使得农业基础产业特征和资源配置活动准则之间产生矛盾。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给农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带来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的基础建设有着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那么就会导致市场资本缺乏吸引力，进而造成农业融资难。第二、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农业投资具有区域性，而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比较低，组织结构难以集中，因此难以胜任这类型的投资。
三、对于农村经济管理上的相关应对政策
3.1完善经济管理体系
农村经济管理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于经济管理体系不完善，因此完善财务成本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完善经济管理体系，首要应将现代社会中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运用到农村经济管理中。这样有助于实现整体上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确保完善管理体系，帮助提高农村经济的社会竞争力。进行经济管理，就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在管理体系中要坚持管理对象、管理方法和管理内容的全面性。在管理过程中，无论是执行者还是财务人员，都应在管理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积极性。一个切实可行、科学的管理体系是财务人员在管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保证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也是完善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3.2增强经济管理意识
要想解决农村经济在管理上的问题，除了完善经济管理体系外还要增强农村管理人员的经济管理意识。由于大多数农村管理人员对于经济上均缺乏管理意识，认为只需要把效仿城市的发展方向，跟随党的脚步就能走向光明。并且大部分的农村管理人员缺乏管理上的专业知识，部分村官是当代大学生，但他们对经济管理上缺乏经验，对农村的发展走向也缺乏经验。因此，农村的领导班子管理意识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进行农村经济管理就应该充分地具备管理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管理人员应针对经济发展中所需的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分开进行管理，拓展成本内容，进而更好地实现对于经济上的管理目标。除了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领导班子的财务成本管理意识外，财务人员也应增强这一方面的意识。尤其是在处理关于国家的投资项目上，财务人员应该遵守工作准则，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进而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要想更好地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就要从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上出发，并且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制定相应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增强农村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生及运行机理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9.
农村经济研究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 农村经济 协调发展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但是，近来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几年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由三个层面构筑而成。第一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及其结构，第二是农村金融组织及其结构，第三是政府或中央银行对农村金融的宏观调节。农村金融一般是指农村金融组织及其结构。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通常意义上的农村金融。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效益下降。我国的突出的问题是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生产成本较高。而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可能继续呈下降趋势，而农业生产成本预计仍将保持增长，最终导致农业的收益下降，影响农民的经营收入。
第二，农业关联产业加快发展。现在，传统的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让位于对肉、蛋、奶、蔬菜等副食品的需求。同时市场经济对农产品生产专业化区域分工的形成，带动了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独立和在新基础上的联合。这些产业和环节的发展引起了更多的资金需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现状与分析
(一)我国农村金融现状及分析
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体。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民间借贷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资金供求者之间直接完成或通过民间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完成的债权融资，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缺口是农村民间金融产生的根源。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1、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存在的问题有：第一、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中央银行再贷款所占比重在农发行的所有资金来源中占到近90％以上。这不利于宏观调控和稳定通货。第二、资产与负债结构不对称，稳定的资金需求缺乏稳定的资金供给，而短期负债用于长期资产，长期资产没有相应的资金来源。
2、中国农业银行现在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商业银行。在经营上，农业银行作为商业性银行从追逐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信贷投放的重点由农业转向工商业，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
3、广泛存在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限制，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是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内部约束机制不够健全。三是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错位。四是市场化取向改革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开始注重经济效益核算，纷纷撤并基层低效网点。
4、从我国民间金融看，市场活动活跃，但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呈现出明显的乡土性。
(二)我国农村经济现状及分析
近年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产值明显提高，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业经济运行的宏观政策背景发生了较大变，农村各业实现平稳协调发展；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稳定增长的同时，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高速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三、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如何提高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农村金融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进一步加强法人治理，完善“三会一层”治理制度；转换经营机制，认真做好增资扩股和不良贷款清降工作；强化内控机制，营造健康发展的内部环境；完善服务功能，建立起长效发展机制。
(二)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
拓宽筹资渠道，保证农业政策性资金的有效供给。尽可能减少对中央银行的资金依赖，以适应新形势下业务拓展的需要；防范与化解政策性金融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完善农发行经营机制。如资金组织制度，信贷管理制度，机构人员管理制度等。
(三)调整农业银行经营战略，发挥传统优势
农行应继续巩固自己在农村的阵地。为了强化农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农业银行要审时度势，以积极的姿态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各地农行应根据本地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发展情况，确定自己的重点支持对象。
(四)放松民营金融组织市场准入限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
对民营金融组织宽准入、严监管。应打破垄断，实现多元化，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金融业的政策；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引导更多“非正规金融”走向“正规金融”。监管局的农村金融政策应尽快做出积极的调整，向私人资本逐步开放农村金融服务市场。
(五)逐步建立农村非银行金融组织体系
应逐步建立起提供不同类型金融服务的农村非银行金融织织体系。具体包括：农村证券经纪公司，农村租赁公司，农村借款担保公司，农村金融组织存款保险公司等等。
(六)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还是空白，可以通过政府的适度补贴和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促进政策性保险的推出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立．两部门合作：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一般逻辑与中国经验[J]．2007．
农村经济研究篇3
(一)坚持支农支小定位，全力支持“三农”发展
各地农村信用社通过连续多年的“走千家、访万户、共成长”开门红活动、落实年度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开展劳动竞赛等，加大对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的投放力度，优先满足春耕备耕资金等涉农资金需求，确保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仅2012年当年，杭州地区农村信用社信贷支持农户18.82万户，小微企业1.14万户。其中，如杭州市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辖区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背景下，其涉农贷款余额占比仍达24.04%。农村信用社及其员工与农村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如临安市农村信用社的“走村入企”大走访活动，对农户进行地毯式调查，对小微企业量身定做“一户一策”的信贷支持计划，还组建集业务宣传、产品介绍和文体活动一体的宣传队，入村进行宣传;萧山市农村信用社创新推出“村银共建新农村”活动，使集体资产获得稳定的收益，实现村级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本研究在2013年7月组织对杭州地区8县(市)农村信用社辖区的农户和农村企业进行农村信用社服务情况抽样调查，共得到农户有效问卷236份，农村企业有效问卷153份。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信用社极大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对农户的调查看，有存款的农户中，存在农村信用社的占比87.2%;如果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能得到贷款的占比95.9%。对企业的调查中，其借贷的主要来源，选择农村信用社的占比91.8%。
(二)不断延伸服务渠道，实现渠道广覆盖
一是着力构建了“丰收卡+电子机具+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农家店)+支农联络员+管村信贷员”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努力做好营业网点资源配置规划，大力布放poS机、atm机等电子机具，做到村村有poS机。二是整合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农信金融服务点，实现小额存取款及金融咨询等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三是启动并实施了金融普惠工程，力争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努力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对农户的调查中，离你家最近的是哪家银行，选择农村信用社的占比93.8%，农村信用社离农户的平均距离是2.22公里，其中1公里内的占比48.7%。在“你觉得存取款方便吗?”的回答中:回答很方便和比较方便的占比95.6%。
(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1.大力建设方便、快捷的产品体系。
一方面在省农村信用联社的主导下，在全省推广标准化、品牌化的金融产品，统一开发和建设“丰收”系列产品，如丰收小额贷款卡，具有“一次授信、循环使用、自助放款、担保灵活、存贷挂钩”的优点，至2013年6月末，农村信用社发行丰收小额贷款卡11.56万张。另一方面，各地农村信用社根据地方产业和客户特点和要求，开发地方特色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来，各信用社新推出农户、小微企业金融产品达到50多个。如杭州市农村信用社整合完成了“乐惠”、“乐盈”、“乐通”三大系列产品;富阳市农村信用社推出“万事”系列信贷产品，桐庐县农村信用社的“合家”系列贷产品，临安市农村信用社的“绿色家园、富丽山村”新农村建设贷款等。
2.积极拓展担保范围和创新担保方式。
各地农村信用社相继推出了存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商标权质押等抵质押贷款。萧山市的小微企业“联保互担”模式，贷款手续简便、速度快捷。建德县试点农房抵押贷款，成为杭州农信系统首家开展农房抵押贷款业务的农信社;淳安县推出商标权质押贷款。
3.积极探索组织和机构创新，强化对支农、支小金融服务的标准化和专业化。
如杭州市积极探索金融便利店模式，富阳市引进台湾微贷技术，成立微贷中心等。
4.不断开办新业务。
近年来农信社的国际业务、贷记卡业务、理财业务、网银、手机银行等业务相继推出，不断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2013年，部分农村信用社开展黄金销售业务、杭州市农村信用社基金代销业务开办，农信社的业务品种越来越齐全。
二、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经济中面临的新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出现如下的新情况，值得关注:
(一)中心村、镇等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旺盛
随着杭州地区城乡区域统筹建设不断推进，中心村、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投入加大，如中心镇“镇镇通高速”工程、“双千工程”，建设资金需求非常旺盛。如其中单列入杭州市发改委2013年度中心镇项目就有60个，当年所需贷款54.4亿元。余杭市农村信用社2013年累计发放村级经济组织贷款28户，贷款金额1.79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2.86亿元。
(二)农户贷款资金需求不同地区差异较大
随着中心村、镇农户积聚的推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农民从商的人员增加，农户购买住房商铺、开店、搞运输、投资创业等需求不断增加，资金需求额度增大。如2013年余杭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户均贷款额达到23.56万元，但在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地区的户均贷款明显较低，如同期临安市太阳镇横路信用社，其贷款余额4100万元，贷款户达930多户，户均贷款仅为4.4万元。
(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逐步增加
农户对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如银行卡、理财、一卡通等业务正越来越受到农户的青睐，调查显示91%的农户在使用或有使用这类产品的意愿。农民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存贷业务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现代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贷记卡业务等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凸现。农民要求的金融资源也越来越多，一方面，随着农户收入不断增加，特别是拆迁户，获得大额的拆迁赔偿款，其资金存取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家庭农场、股份制农场、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农村经济组织的出现及农民创业的要求，信贷资金金额也越来越高。
(四)农村信用社经营环境压力增大
一是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在利率市场化预期和金融脱媒深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银行机构纷纷下沉市场定位，加大对中小微客户的拓展并开发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产品，使得农村信用社在主要目标客户群市场上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二是由于近年来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表现出了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空间。此外，银行监管中要求有节奏投放信贷规模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存在一定矛盾。
三、农村信用社经营和服务农村经济存在的主要困难
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信用社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且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较好，但在其经营发展中也面临着一定困境，需要妥善加以解决。
(一)农村金融风险较高且补偿机制不到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农村金融风险较高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主体经营风险高且抗风险能力弱。一是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如近年出现的H7n9禽流感，造成养殖户风险急剧上升，但又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措施。二是农村金融存在抵押和担保难问题，如农户的自留山、承包土地、住宅房等，不能抵押。问卷调查影响获得贷款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农户和企业的有效回答中，81%的农户认为是缺少抵押或担保，调查中发现农村现在仅有极少的财政性支农担保公司，但都不能达到政策规定取得金融许可证要求的注册资金2000万以上的标准，而商业性担保公司一般担保费用在2.5－3%，银行如果要求担保将显著加大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三是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三农发展进行补偿。
(二)农村信用社承担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与政府政策支持不对等
目前，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支小过程中很多业务都具有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性质，如开展金融普惠工程需要开办众多的服务网点;免费各类涉农补贴的发放;发放扶贫小额贷款;支持困难小微企业等等，这些业务具有成本高、收益低的特点，将严重影响农村信用社的收益。如调查发现便民poS机使农户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取款、转账和缴费等便利，但一个poS机网点固定投入需要2万元左右，同时还要给予poS机安放点(一般为便利店)一定的费用或贷款利率优惠，一台atm机设备投入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另外还需要后期的维护费用。随着利率市场化及银行竞争的加剧，农村信用社盈利能力下降趋势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但政府在扶持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业务方面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在与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存在过于关注短期利益的情况，甚至部分领域还存在着歧视性政策，如部分财政资金不允许存放在农村信用社。
(三)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会对其定位和经营带来影响
近年来，监管部门要求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对农村信用社经营发展和稳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当前的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合理性，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和管理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从其他省份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造经验来看，股改后引进的地方民营企业等大股东，存在着很强的融资需求，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有成为其取款机的风险;同时，股份制改造后资本逐利的天性将充分释放，可能导致其偏离支农支小的定位，一些低利甚至亏损的政策性业务将逐步萎缩甚至会被取消。
四、促进农村信用社发展和服务农村经济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农村信用社发展和金融服务情况及问题分析，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需要其自身加快改革和创新步伐，另一方面政府应根据农信社承担政策性业务的边界和成本相应加大对其政策的支持力度。
(一)农村信用社自身改革和创新
1.保持现有体制基本稳定，进一步激发两级法人架构下省、县法人的经营活力
目前，浙江农信系统实行的是省农村信用联社和县级农村信用社两级法人管理体制，能较好兼顾规模经济和经营灵活的双重目标，建议在保持现有体制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提升组织价值链体系的价值:一方面，省农村信用联社要继续按照“做县级行社做不好或不经济的事”的指导思想，优化科技服务平台、银行卡及电子银行服务平台、清算服务平台、资金营运服务平台和教育培训平台等服务平台;另一方面，建议县级农村信用社继续充分发挥其贴近市场、决策灵活、服务快捷的优势，立足当地，探寻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的合理结合，在服务“三农”中实现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2.继续深化省市县三级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
目前省农村信用联社积极为县市农信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建议浙江农信系统继续开展和完善信用工程建设，构建良性的金融生态。一是继续深入开展省、市、县三级信用村镇、信用户的评定工作，扩大信用工程覆盖面和影响力。二是联合农业部门、工商部门等政府机构，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型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新型组织的支持力度。三是增强信用工程的增值服务，加大对信用村镇、信用户的信贷准入、贷款利率等优惠支持力度，引导客户重视自身信用记录，促进地方信用生态环境优化。调查显示目前不同级次信用村镇(信用户)的贷款的利率优惠达到0.6－1.2个百分点，建议农村信用社继续保持和完善利率优惠政策。
(二)政府完善政策支持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1.建议将县及县以下政府相关部门的涉农资金存入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作为企业，盈利是其根本目的，但农村信用社经营中除商业性的业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现阶段对农村信用社存有不合理政策，如一些财政资金、甚至是涉农资金都不能存放在农村信用社。而其他得到服务资格的银行由于在基层没有服务网点，并不能真正服务农村。因此，一是建议将部分财政资金，特别是涉农资金优先存放于农村信用社，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二是建议给予信用社承担的政策性业务一定的财政贴息，对网点和机具建设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三是优先支持农村信用社社保卡、市民卡等业务，拓展农村信用社发展空间。四是大力支持农村信用社独家开办乡镇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2.建议简化涉农不良贷款的处置及核销并减免处置不良贷款涉及的相关税费
因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对农村贷款的风险相对较高，发生笔数较多，导致不良贷款控制难，且牵涉精力较多。因此，一是建议优化涉农不良贷款处置的流程，定期集中处理涉农不良贷款，提高诉讼等环节效率。二是建议相关部门支持在税前核销，并部分减免处置不良涉农贷款涉及的相关税费，从而为农村信用社减轻包袱，应对激烈市场竞争，提供有效支持。
3.建议完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的税费优惠并制度化
目前，农村信用社能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信用社享受营业税优惠(按3%计征，一般金融机构按5%征收)，以及小额农贷等政策性业务的税费减免。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在确定政策性业务时包括的范围较小，主要是针对小额农贷等，另一方面一些优惠措施陆续到期。鉴于农村信用社支农支小的定位，和金融普惠工程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持续展开，建议进一步科学界定其政策性金融业务边界和成本，完善相应税收优惠和减免，并将政策制度化。
4.建议允许不同农村信用社之间调剂资金使用
农村经济研究篇4
摘要：通过对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就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村经济就增长0.28%。（2）我国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4%。（3）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明显，但我国低重心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投入不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异常艰难。
关键词：农村教育；农村经济；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92-06
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承担着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基础性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关于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实际上，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教育的投入管理体制和受教育机会公平性等问题都明显有别于城市地区，进而教育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专门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Schwartz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教育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Lucas的贡献较为突出。Lucas将Schwartz的人力资本与Solow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有效的结合，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其内生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1]。其他经济学家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主要有Becker,murphyandtamura[2]、Sala-i-martin（1992）等，在这些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其他学者的研究[3-4]也证实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品质，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其中，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最为直接和重要。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教育变量间接度量的[5]。由此可知，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是指个人的人力资本能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和收益，后者是指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在理论发展的同时，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Schultz通过计算1929―1957年美国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6]。Denison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教育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把教育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实证研究显示1929―1985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3.7%[7]。Hall,Jones（1999）对127个国家1988年劳均产出的跨国差异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为22%。Young[8]、GuptaandChakraborty（2004）同样也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Lau，Jamison，Liu，Rivkin采用巴西1970年和1980年的数据，用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实证研究显示，教育总体上对实际产出的增长有积极影响[9]。我国也有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方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10]。沈利生、朱运法、张帆等的研究指出，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11-12]。就农村经济而言，周晓等使用panel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3]。李勋来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产出的贡献率低，但其作用是显著的[14]。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得到充分体现。Jones以及eicherandturnovsky通过对oeCD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认为，一些以教育体现的人力资本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并没有带来经济相应速度的增长[15-16]。worldBank、Chengzeetal的资料表明，虽然不少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但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并不明显，经济增长没有取得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应的进步[17-18]。一些关于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指出，以教育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负向的[19-22]。
从上面的文献可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或者某个国家的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并未带来经济的增长。那么就我国农村而言，通过教育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否对长期的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城乡差距突出，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低，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与此对应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也非常缓慢，虽然农村地区人口众多，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人力资本的作用难以发挥，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本文在深入探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C―D模型分析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
在前面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扩展模型，来说明教育的效应，采用的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
Yt=a・Kαt・Lβt・Hφt（1）
其中，Y为产出，K为物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H为人力资本，a为技术水平，α，β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H=es（2）
在相关研究中，教育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而纳入模型，许多学者往往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因此，H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产出的作用呈现指数增长。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0，那么其人力资本水平（H）为1，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不会起到作用。
把该式代入上述模型，取对数，并假设φ=γ，模型可表示为：
lnYt=lna+αlnKt+βlnLt+γSt（3）
为了更好地体现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非农产业GDp占农村GDp的比重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数。
lnYt=lna+αlnKt+βlnLt+γSt+ωXi+μ（4）
三、变量解释及数据说明
1.物质资本的衡量。由于我国没有真实资本存量（K）的统计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公式为：Kt=(1-δ)Kt-1+it，其中，Kt和it分别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和新增投资，δ为几何折旧率，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实际，假设为5%。基期的资本存量，本文借用霍尔和琼斯（1999）以及Young（2000）所采用的方法：K0=i0/(g+δ)，i0为基期的投资，g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it主要用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代替，并对其按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价格指数p采用GDp价格缩减指数。
2.教育的衡量。对于平均受教育年限S的估计,本文采用相关研究通常采用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公式：
S=∑6i=1ei・eLi
其中，ei代表各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6、9、12、13、16；eLi代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数据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
3.劳动力的衡量。该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关于乡村劳动力的统计。
4.Yi指农村经济，而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农业，还包括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用农村GDp不仅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还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统计中，只有农业GDp而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写的《农村经济绿皮书》（各年）中关于GDp的城乡划分，对GDp进行分解，从而得出农村GDp数据。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上述数据回归结果（1）表示没有对模型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2）、（3）表示分别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通过回归方程由无控制变量向控制其他变量的转变，回归方程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各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从总体上来讲，三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调整R2都在0.98以上，而且通过Lm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从各回归结果分析我们归纳如下：
1.物质资本（K）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与许多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研究得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值为0.2，三个方程的系数相等，相对较为稳定，表示农村的物质资本每增加1%，农村经济将增长0.2%。
2.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的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S）在三个方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表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值从方程（1）到方程（3）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基本维持在0.25―0.28之间，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村经济增长0.28%，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3.劳动力（L）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表现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劳动力相对富裕，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不显著，但是其系数仍然为正，与现实较为吻合。而且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劳动力系数变化较大，逐渐变得更加稳定，基本维持在0.55左右。
4.农村GDp中非农业占比变量（naG）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表示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增长。
5.通过引入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数表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反映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利用回归模型（3）对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其对农村GDp增长率的贡献，从分解的结果显示，在1984―1994年间，资本投入和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当，并没有明显的作用，主要是在农村领域我国教育事业刚刚起步，教育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1994―2001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入，其次是教育作用，教育的贡献率达到29.8％。2001―2004年间，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推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非常明显，贡献率为27.9％，保持在30％作用。从整个样本期（1984―2004年）来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增长来源，贡献率达16.25％，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资本投入仍显不足，资本要素仍然相对稀缺，资本投入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资本投入，达8.03%。由此可知，在我国农村地区20年的发展过程中，前10年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后10年农村教育发展带来的效应不断扩散，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发挥。因此，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五、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贡献突出，为了从不同教育层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离，我们进一步分解了各种教育层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在1984―2004年间，小学和初中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突出，贡献率高达5.52%，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然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居多，2004年占全部劳动力的80％，这些主力军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次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凸现，高中及中专和大专以上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渐提高。由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较少，因此，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2004年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仅为0.77％，贡献率仅为0.54%。
由此可知，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仍然非常明显，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人力资本的作用难以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低重心的教育财政体制不完善是主要的体制性原因，使得过分强调基层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的责任，而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模糊化，导致具有均等化调节作用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仍然异常艰难。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投入体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各级政府层层下放权利和责任，形成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局面，同时也形成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即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这样的管理投入机制是以乡镇财政和农民承担了大部分投入责任为代价的。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7个省26个县的抽样调查，1998年样本县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县以上各级财政的教育补助专款约占12%（中央补助约占1%，省补助约占11%），县财政约10%，其他的78%左右由乡财政和农民个人负担。因此，基础教育发展的稳定性并不牢固，有关财政体制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对农村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从随后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得到验证。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0年税费改革、2001年“一费制”的推行等。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于2001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提升了管理投入主体的重心，但相对于整个政府级次而言，投入主体重心仍然很低。
教育因为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而被普遍认为应属于准公共产品，但是教育存在不同的级次，教育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表现也不同，随着教育级次的降低，教育公共产品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基础教育应属于公共产品。同时随着人口的流动，基础教育不仅仅会使所辖地方受益，而且也会使辖区外甚至全国受益。更为明显的是，基础教育是各级教育的基础，对于人民素质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基础教育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中央和省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管理和投入责任，加大基础教育的发展，首先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管理责任和投入份额。然而，基础教育管理投入体制的多次改革都基本维持低重心的格局，这使得教育经费过分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对非政府资金的调动能力，必然导致经费投入的纵向和横向差异性明显：从全国来讲，这种低重心的体制就表现为县级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性。从各级政府的财力来讲，这种低重心的体制就必然导致县级财力紧张，对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从横向的城乡差异来讲，基础教育经费的差异性非常明显，2002年全国初中生均经费支出为1534.66元，而农村生均经费支出为1129.21元，是全国平均的73.58%，预算内生均经费支出也相差很多，小学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从纵向的政府间差异来讲，低重心的体制也导致县级财政压力较大。义务教育对财政产生的压力自然而然就会演变为经费投入不足和“普九”欠债难以偿还。经费不足的直接表现之一是教师工资发放困难，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近几年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经费不足也导致学校公用经费拮据，学校维持正常的运转也非常困难，设备配置不齐，办学条件落后，教师培训难以开展，知识结构得不到改善。经费不足更为严重的表现是学校新建、改建、扩建和危房改造难以进行，校舍紧张，大班和超大班也非常普遍，危房严重，已经严重威胁着教师和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的三保机制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得到真正体现。
六、简要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农村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毕业生数、招生数还是在校学生数都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承担着非常沉重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也得以强化，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贡献率明显。
通过20年来的分析可知，农村教育中，基础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突出，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许多难题，教育投入不足是直接原因，低重心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是根本性的制度性原因，加快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提升投入主体重心，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
资本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仍然非常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资本投入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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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研究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77-02
在金融发展中，农村金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其发展会受到现代金融理论及政策主张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的无利可图使得城市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因此，在我国农村金融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从经济与金融间的双向关系来看，经济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水平，但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可见金融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增长。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金融规模的持续扩大可以增加乡镇企业的融资途径。随着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扩大，而金融规模的扩大为这一资金需求提供给了途径。其次，农村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会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一变化也可以为农村经济提供新的融资方式。
（二）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降低资金的获取成本，资金能够在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机构在资金转移过程中担负媒介作用，结构越优化，资金越能得到有效转移，促使资源在农村各部门中得到有效配置。总的来说，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为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专业的投资融资服务，资本也在快速转移的过程中带动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农村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主要反应的是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储蓄能力、储蓄投资转化的效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比例。事实证明，农村金融效率在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农村储蓄增加、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提高，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1.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in（aRGDp）=β0+β1・FiR+β2・Lt+β3・RDL+μ1
式中：Ln（aRGDp）为经济增长的自然对数；FiR为金融发展规模；Loan/tFa为金融结构；RDL为金融效率；μ为随机项。
2.指标选取
为了揭示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采用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和反映农村金融增长状况两组指标，其中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包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iR）、结构（Loan/tFa）、效率（RDL）三个子指标。
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90-2009年。其中的数据来源，农村人口数、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存款、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均取值于《中国金融年鉴》。
（二）实证检验
1.aDF检验
由于在文中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所以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从检验结果可知，Ln（aRGDp）、FiR、Lt以及RDL的原始数据都不是平稳的，而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序列，所以各变量的水平值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同是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我们就可以采用协整方法对其检验。
2.协整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恩格尔和格兰杰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协整的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就使用e-G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给出了金融发展三个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农村经济增长Ln（aRGDp）与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结构（Lt）、金融发展效率（RDL）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也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采用Ln（aRGDp）、FiR、Lt、RDL分别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指标，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可见，运用1990-2009年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第一，金融发展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为农村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如果从因果关系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则处于“供给领先型”关系主导阶段；反之，若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则处在“需求追随型”关系主导阶段。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供给领先型”阶段。第二，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促进资金在所有者和需求者间的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金融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表明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还很少，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
三、结论
第一，通过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第二，在1990-2009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供给领先型”阶段。
第三，从不同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在1990-2009年间，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金融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原因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我们过度追逐金融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金融机构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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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旅游；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当前，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热点仍然集中在城市，农村的旅游业仍然处在较低迷的状态，但是，农村旅游有着巨大的潜能，这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在新农村背景下，大力发展农村旅游业，不仅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新农村的建设。并且，随着农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们走进农村，还能让大众认识自然、走进自然、感受自然，这样也能增进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所以，在新农村背景下，积极的发展农业旅游业，使得农村经济社会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农村旅游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旅游业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模式单一
当前，自我国开始有农旅游业以来，农村旅游业的形式就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景观、农村文化民俗、农业生产环境四个方面[2]，到现在，依然没有改变，在发展模式上较为单一，地方特色不明显，大多数的农村旅游都流于形式，并未做到因地制宜的根据地方特色利用当地资源开发适合当地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样的农村旅游持久度都不长。
（二）当地村民参与少
由于当前农村旅游业大多是属于承包形式，承包方在经营农村旅游项目时，很少从当地的村民中招聘人员来参与旅游业的经营，再加之受到意识及素质的限制，农民的参与度很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设立在农村的旅游业并没有惠及当地的老百姓，这样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三）环境保护意识差
由于大多数的的农村旅游都是由开发商以收购或租用耕地、林地的方式，并且在开发过程中，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不会估计环境的破坏，致使耕地、林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些村政府为获取利益，没有计划的招商引资，使得土地被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及破坏。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实际的经济效益，这样使农民更加失去了投生农村旅游业的信心。
二、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策略
（一）统筹规划、政策引导
新农村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新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农村都需要发展旅游业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村政府要立足于新农村背景下，对当地的旅游发展做出整体规划，并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职能，确保农村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承担两个角色，一是政策的制定者，二是新闻媒体的传播者。例如可以通过网络、电波等不同形式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做宣传。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确保旅游业在经营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旅游项目的发展进行合理的编制，并对此进行有效的引导，避免在农村旅游的发展中出现“冒进”现象[1]。
（二）资源整合、优势发挥
旅游行为的动机是对文化差异现象进行寻求及感悟的过程。在旅行者中，都是保持着对于异地文化探索及感悟的追求，这一点也得到了业界的一致肯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随着人们对旅游的不断追捧，使农村旅游的开发也进入了恶性循环，开发商的目的就只是追逐利益，将旅游项目大多设立在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进入条件差，开发程度低。而农村旅游业开发的初衷则是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这就需要在开发前对旅游客源进行分析、客观评价。如果农村旅游项目希望吸引的是当地居民，在开发及设计过程中就要注意旅游产品的主题性及创新性；如果农村旅游项目希望吸引的是外地居民，则在其开发设计过程中要重视将当地的民俗文化及特色设计在内。在农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还要重视旅游项目相关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合理开发及综合设计，从而凸显出农村地区的安静、和谐及生态的自然环境氛围。
（三）强化宣传、优化营销
由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与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造成农村旅游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通过调查发现，这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资金短缺、信息匮乏、技术落后等方面。而城市地区的发展并不能有效的辐射到农村地区，使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仍然缓慢。为此，针对自发或分散特性体现显著的农村旅游发展做良好的宣传是促进农村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做到对农村旅游的积极宣传，这样才能使农村旅游得到大众的了解及参与。在宣传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形象设计问题，这就要求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对农村旅游项目进行设计及包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其中；第二是宣传手段多样化，在旅游项目设计时就要注重吸引更多人群来参与，这样就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段，使不同人群都能参与进来；第三是要有一定的促销政策来增加人群的参与积极性。
三、结语
在新农村背景下，农村经济也呈现出快速的发展形势，加强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针对在新农村背景下，指出了我国农村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即发展模式单一、当地村民参与少、环境保护意识差。并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统筹规划、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优势发挥；强化宣传、优化营销。希望对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进及优化完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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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研究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深化农村经济发展
由于我国历史上的传统的原因，我国的农村在“三农”问题和“二元制结构”的双重影响下，其经济的发展一直落后于我国的城市化的建设水平，甚至远不能与国外的乡村经济发展相比较。近些年来，国家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首先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的改革和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对现今农村金融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
（一）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组织形式单一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仅有的是农村信用社这类金融机构。在城市金融体系的建设，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为城市经济发展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撑。虽然，有中国农业银行的存在，但是在乡镇一级的机构都已经撤销，不能直接的与农户对接，显然其作用比较小。与城市建设相比，中国农村的金融机构形式单一，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的动力远远不足。
（二）农村金融机构资本规模偏小
农村金融机构的规模普遍偏小的重要原因是农村金融供给量不足。农村金融量供给不足是现今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一位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严重不足，造成农民手中除了自身必须的消费外，没有其他的资金以供金融体系资金链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信贷结构失调的问题逐渐出现
由于中国目前尚处在“二元制结构”的影响下，农村经济本身的存在具有风险性、软弱性。这样先天的特征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般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撑。而且，由于农户的收入较小，农金融机构为了保证利益，更愿意贷款给收入较多的、信用度好的农户。此种现象在农村金融机构中频繁出现，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存贷比和存贷差的经营指标的恶化正是印证了农村金融信贷结构失调的问题。
（四）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上看，与城市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相比，农村金融市场还处在雏形的发展阶段
现今，城市电子金融市场的发展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是，纵观现今的农村电子金融的渠道发展而言，此种渠道处于空白阶段。而且，除了电子金融市场的发展，债券、股票、投资基金等与农户的接触基本上为零。
以上本文笔者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是，近些年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的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的深化无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的许多权威科学家在分析金融深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一般的都会使用Granger系数的因果检验方法。该系数的检验方法是为了识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该因果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当Y对不包括x的其他变量进行回归时，看加上X的滞后变量后是否会对Y变量的预测精度有显著的改善。如果有，则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则不是此原因。从一般理论上研究而言，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关系。
1.金融深化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这种现象一般归纳为供给推动金融的深化，即通过金融要素将资金转移到那些更能带来投资效益的部门中区，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经济的发展带来消费需求的上升，由此消费带来的金融的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金融市场正在向外的扩展，从而有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和分散了市场风险。
上述两条的理论分析是指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金融的深化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需求出现，从而促进了金融的深化。
3.还有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即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即使存在关系，也是巧合。但是，通过相关专家通过Granger系数的检验可知，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在时间顺序的关系影响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通过Granger系数检验，我们只可以简单的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除了此种研究方法，相关相关研究专家还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的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究。笔者在搜集权威专业人士的研究经验时发现，他们大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如：
一是从因果关系上看，金融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在短期内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结论的成立之时针对金融深化项目中的金融规模的扩大而言的，但是，这种关系从长期来讲是非常微小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正向的冲击作用，如，金融规模的扩大代表农户可以有更多的融资渠道，有了资金的支持，农户就可以更新生产工具、加大生产的投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整体上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长远来看，这汇总冲击效应会逐渐的减少，直至最后趋于稳定的状态。而且，据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也存在一种结果，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相关专家之所以会提出这一结论，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农村非信贷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有限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信贷的真实发展状况也的确如此。从动态的分析结果上看，金融的深化尤其是金融结构的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负向的冲击作用，这种冲击作用最后转化为正向的作用至少需要四年的时间。所以，金融的深化特别是金融结构的改革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贡献率较低。
二、小结
综上所述，现今中国农村的金融发展严重存在不足，相关的工作部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尽管，金融的深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关联程度及时间顺序先后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深化必定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农村经济研究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经济发展金融支持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有较大比重。在我国总人口中农民占有较大比例，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资金需求的主体--农民和中小企业户主，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数额有限。资金的缺乏使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受到阻碍，因此农业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农民收入也因此没有明显提高。农村金融机制作为经济发展中作为重要的资本支配手段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远远不尽如人意，其范围、程度和效率仍有待大幅提高。
（二）研究目的
本文将首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金融支持的实际作用做深入分析，明确农村经济发展中各资金需求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状况和农村金融体系对资金的资金供给状况，对满足需求的政策、制度、措施加以肯定和拓展，针对未能平衡的资金需求对金融供给体系做相应的政策制度调整和完善。本文写作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详细阐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现状和瓶颈，及金融供给体系对其所起支持作用和至今未解决的障碍。其次，对农村经济发展中未被满足的金融需求相关原因和解决途径做具体探讨，即对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相匹配的部分做深入分析。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的现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新的经济政策以事实为依据，更具操作性和灵活性，我国农村经济因此获得了较大发展。政府通过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和农业投资，使我国农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78年之后的六年呈现迅速急剧增长态势，其后则呈现波动式缓慢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态势并未改变，农民收入并未呈现乐观的增长态势，农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并未提高。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性
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不同学者都做了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性的研究表明金融制度体系的完善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水平改善投资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有利于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巨大潜力。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挖掘、释放金融体系作用，强化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力度，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三、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商业性金融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大致由四个形式的金融组织组成：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民间金融组织。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基础，商业性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商业性金融重视经营成本，资金效率，风险规避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市场活力是合作性、政策性和其他民间金融组织无可比拟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其经营规模的适度性和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支持作用的不周全性。因为若商业银行的规模过小则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必然不足，若规模过大则由于其商业性必然倾向于经营利润更高的非农业经济业务，如此便失去了其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本义。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由于地域、历史背景、经济现状的不同而呈现出形式和程度的差异，其满足应是不同形式金融组织功能相互补的结果。因此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前景应是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互补，政策性和民间金融组织共存。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经营的业务范围日渐缩小，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也随之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农村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渐动摇，因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需求的形式和规模必然会不断改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合作性和政策性金融必然难以完全满足需要，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作用将起到无可代替的作用。
（二）农村合作组织
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组织构成来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占主要地位。这是由当前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现状决定的。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农村经济水平还不高，因而金融需求偏向于小额分散的形式，而合作性金融组织的业务形式正好大大满足了农村中小企业主和农民的融资需求。因此合作性金融组织成为农村融资主体的主要选择。而且农户和中小业主的信用状况和还贷能力相对透明，因此，选择诚信社员的信息成本较低。在经济业务的办理上，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作为农村融资主体的主要选择，其与业务主体间的经济业务往来为了解客户信息提供了方便，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可信度。合作性金融组织的交易成功本相比其他形式的金融大大降低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民间金融组织
民间金融组织，指广大农村经济主体为满足融资需求，自发开展和形成的使用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进行民间经济融通活动的组织。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中巨大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因而在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之外出现了弥补其功能缺陷的民间金融组织。在现阶段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融资形式多为零散的小额分散式。这样的业务对于商业性和合作性的金融组织而言需要花费的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相对较少，与经营原则相冲突，因而难以得到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民间金融m织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遵循了市场需求。就其存在性而言，民间金融组织一直被认为是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其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一直未得到客观对待，其运行机制也未得到理性研究。
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障碍
（一）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支持乏力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六种主要组成机构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在该体系中，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占主体地位，但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存贷款业务、结算业务和业务，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银行作为我国农村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了我国大部分的农村资本，但近来农业银行的经济业务逐渐转向收益率较高的非农领域，造成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逐渐减弱。
（二）农村金融工具单一，技术手段落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金融工具创新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在农村，长期以来在金融机构经济业务中主要使用的是传统观的存贷款和结算等基础类金融工具，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是经济及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之经济基础薄弱，限制了金融工具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创新，因此农村金融工具的改进不多见。股票、国库券、金融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使用在农村很难普及。
（三）农村金融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尚待完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用法律形式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农村金融行为，防范农村金融风险，是建立健康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前提。然而相关农村金融组织所实际受到的政策扶持力度却远远现实需要，致使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满足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能力受到影响。更有甚者，为维护自身运转，一些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直接导致了农村资金外流，使农村金融支持状况恶化。
五、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对策与建议
（一）推进农村金融工具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完善农村金融功能、市场机制和服务机制提供了契机，金融体系的完善必将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前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需求的满足程度依然差强人意。因此，不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看，为了更好的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工具的改进在所难免。首先需要积极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真正做到让需要贷款的人有款可贷，为农村资金需求者提供有力支持。其次，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促进和引导各种金融工具的综合使用，在原有金融工具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融资形式，有效的进行资金管理和风险分散。再次，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因为农村金融的创新需要相关政策引导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与融合，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扩大信用范围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扩大农村信用范围，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不仅关系到农村金融的稳健运行，更关系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增收。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将更多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接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进一步扩大该数据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培训，支持更多有条件的联接得到进一步延伸。其次，提高农村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t的培训。使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时多用、用好企业和个人信息数据资源。最后，加强农村地区征信宣传教育工作。帮助农民培育信用意识，维护自身信用记录，提高自身金融素质，享受更便利的金融服务。
（三）优化农村金融支持外部环境
除了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外，农村金融支持的外部环境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支农力度也有较大影响。优化农村金融支持外部环境应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发展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尽力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保持农村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使农村经济获得良好发展。其次，通过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体系逐步完善，调整维护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
六、结论
新形势下，金融支持在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明确了解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尽力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支持的力度范围的分析，认清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势，了解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尚待完善之处，并将理论联系实际，针对金融支持障碍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只有不断顺应新形势，结合实际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我们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七、致谢
通过这次论文的写作，我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现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论文的结束，也意味着我四年大学生涯的结束。四年的大学生活不仅让我收获知识，也让我体验到生活的充实丰富和美好。
在毕业之际，我首先感谢四年教过我的所有老师，感谢他们授予我知识，教我做人的道理。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还要感谢我的母校―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她给了学习的环境和机会，2009～2013的四年里让我在这里尽情成长。衷心的希望西亚斯的明天越来越美好。其次，要感谢我的同学。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教会了我要宽容待人，教会了我感恩，是他们与我共同经历里四年美好的大学时光。最后，要特别感谢周福顺老师，他热心负责的态度激励着我，他渊博的知识和科学严谨的作风让我敬佩，在周老师的耐心指导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初稿并最终定稿。所以，在此向周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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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研究篇9
一、农研会成立始末
农研会是著名的左翼学者陈翰笙于1933底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它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思想界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领导的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与陈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严重受阻密切相关。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如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一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革命实践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理论认识的争鸣与升华。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精心策划的四一二所扼杀。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共产国际的马扎亚尔①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采取了错误的革命方针和政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马扎亚尔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对“亚细亚的社会”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否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②,从而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在思想上大力鼓吹“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胜利,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这与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托陈取消派的主张不谋而合。正如陈独秀所说,“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③。面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反对派及统治当局在理论上的强大攻势,共产党人必须正面回应“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一时期论战的焦点自然就集中于马扎亚尔提出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
农研会的创始人陈翰笙即处于这场论战的中心。陈是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④,当时正在共产国际筹办的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与马扎亚尔是同事。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二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扎亚尔”,这促使陈“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⑤。农研会正是在随后进行的农村调查过程中成立的。1929年初,陈翰笙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到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并担任社会学组组长。他到职后,很快就解决了人员、经费困难,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调查与研究上。1929年7月到1934年7月,陈翰笙组织人力先后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等地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对东北难民和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的调查也同时展开。其时,陈翰笙集结和带领一批左翼青年,深入到农村的最底层,用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来分析、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这为农研会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而农研会开展的农村调查研究或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的延续,或是调查方法和手段的继承,而其基础则是在这系列调查中夯实的。最重要的是,在农村调查过程中,锻炼和形成了一支专业理论队伍。薛暮桥、张锡昌、孙冶方、王寅生、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等人与陈翰笙具有同乡之谊,他们受陈之邀,参加了三江流域调查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由此开始了农村经济的研究生涯,农研会就是“由陈翰笙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调查的一批同志所发起的”⑥。
陈翰笙进行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要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剖析来调查和研究农村问题,得出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这些是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进行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官方研究结构当然不能坐视其“离经叛道”而不顾。除了无锡调查报告被扣发以外,陈翰笙等人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向陈翰笙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发难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他多次向蔡元培进言,谓陈“可能是共产党,不可不防”⑦。为了让社会科学研究所不至于继续偏离轨道,在傅斯年的运作下,该所于1933年4月被迫迁到了南京。两个月之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刺,傅斯年兼代此职,随即加大了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干预的力度,开除了陈翰笙手下的得力干将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张稼夫等人也被迫去职,社会科学研究所失去了继续进行农村问题研究的条件,陈翰笙最终选择了辞职。
但是卓有成效的农村调查与研究工作何去何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据张锡昌回忆:“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人力、物力,现在这种方便没有了,但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工作继续下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团结进步的乡村工作者,用群众的力量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和研究。”①孙晓村也回忆说:“陈先生忍无可忍,愤然辞职。他虽离开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是决心把农村调查研究事业继续进行下去。”②农研会应运而生了。1933年12月,陈翰笙以参加农村调查的骨干分子为基本力量,吸收社会名人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③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左翼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8月,该会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选举陈翰笙为理事长④,吴觉农为副理事长,孙晓村、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为理事。
二、农研会活动轨迹
农研会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参与和见证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工作重心和会址数度变迁,经受了无数的考验,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农研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成立到1937年底上海沦陷。这是农研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成立和初期会址已无从查考。从当事人回忆所及“在创办初期,1934年4月以前,农研会的通讯处是‘南京北门桥居安里二十号孙晓村转’”来看,该期似无确定的办公地址。此后会址设于上海“法租界蒲柏路赓馀里18号”⑤,虽是两间里弄房子,各项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
宣传阵地的拓展是农研会的首要工作。该会成立之初,向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陈洪进主编的《新中华》杂志提供会员寄来的“农村通讯”稿件,《新中华》为此专辟“农村经济研究”专栏,为农研会提供了第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随着稿件的增多,理事会积极筹备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这就是1934年10月问世,由薛暮桥主编,后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农村》月刊。到抗战前夕,一共出版了3卷,从第3卷第8期后,改为“战时特刊”半月刊。农研会还从1934年4月起,编辑出版一份不定期的发给会员的内部刊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作为扩大我们的组织,检查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以及交换关于农村问题的意见的工具。”⑥也刊载简短的农村通讯。农研会的理事和会员还为《东方杂志》、《中华日报》等报刊撰稿、编稿,后来又成立了经济情报社、文化资料供应社和新知书店,建立起多种类、高效率的传播体系。
组织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必不可少。农研会由理事会“掌理考核会务及对外接洽等事宜”,一般趁陈翰笙回国和孙晓村来沪时举行理事会。平时只有在沪的理事聚会商讨《中国农村》月刊的编辑、组稿以及审查新会员。按照简章规定,“凡赞同本会宗旨,具有研究兴味,由本会会员介绍(或迳自书面请求),经理事会通过,而照章缴纳入会费者,均得为本会会员。”⑦初期会员大多由理事推荐,经理事会讨论入会,到《会报》创刊时,会员“已达八十余人”⑧。对外地会员除通过《会报》外,还经常进行通讯联系。1936年9月,农研会“下达通知,让各地成立地方分会和地方小组”⑨。迅速扩大了会员队伍,到抗战前夕“会员遍及全国各地,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分会”①。最盛时期,“会员有一千多人”②。农研会的经费来源全由会员个人缴纳,陈翰笙常由海外将稿费捐助入会,吴觉农也有几次较多的捐助。但该会同仁本着节约办事、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持着该组织的高效运转。
农村调查和研究的推进是农研会的要务。《会报》创刊号即将该会研究范围规定为:“1、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2、中国农业经营底形态和性质。3、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4、中国的农村借贷制度。5、中国农村市场底结构和商业资本的作用。6、中国的税捐及其性质。7、中国的农村手工业。8、中国农业劳动底雇佣制度。9、中国农民的离村。10、中国的灾况及其性质。11、中国的农民运动。”③在战前上海时期,《中国农村》结合当时民族危机加深和农业破产的严峻形势,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派”取得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胜利;对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和美国学者卜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论点进行了批判,从而扩大了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影响。
从上海沦陷直至抗战胜利,是农研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战争的影响下,总会几度颠沛流离,《中国农村》经历了停刊、复刊、禁刊的波折,人事队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其总部停驻何地,也无论是谁主持工作,该会的基本精神和社会影响一直在延续。1938年底,农研会和《中国农村》编辑部根据战局的变化,从上海迁移到了南昌,“先在长头陵望城寺,后移到黄梨洲一号设立编辑室”,出版“战时特刊”。未几,南昌受到日军威胁,编辑部进驻“长沙上麻园岭42号”。不久,武汉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薛暮桥又把《中国农村》转移到汉口出版,编辑室位于“江汉路联保里16号”④。
武汉失陷前夕,农研会和编辑部又迁回长沙。武汉沦陷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参加了新四军,《中国农村》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农研会迁桂林,地址设在“桂林东郊施家园39号”⑤。湘桂战争打响以后,又被迫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移回上海。农研会每停留一地,会员即设法开展工作。驻留武汉时期,除了编辑出版《中国农村》,薛暮桥、王寅生、王易今等人还在汉口举办“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所”,配合抗战需要,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进行农村动员工作。桂林是抗战时期农研会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这一时期,农研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与各地会员通讯联系。1938年11月1日,由千家驹任主编,恢复出版《中国农村》战时半月刊。千家驹明确提出使该刊“在薛暮桥先生所培植的原有基础上更加发展成长起来,使它不仅在抗战期中发生一种支持抗战、帮助抗战的力量,而且能在建国过程中提供若干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意见”⑥。1940年夏以后,编辑工作先后由张锡昌、姜君辰和秦柳方负责,从第5卷出版到第8卷第11期。此时陈翰笙从香港来到桂林协助宋美龄办理工业合作,也给《中国农村》写了好几篇文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摩擦日益增多,当局加大了对出版工作的审查力度,1943年5月,《中国农村》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桂林分会禁刊。农研会只能通过出版《会报》与会员联系,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农研会迁到重庆以后,会同在渝的理事和会员将各项工作重新开展起来。农研会在数次迁移中与许多会友失去了联系,桂林时期,“所能与会保持经常关系的会友,已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最紧迫的工作是重新联络各地会员。为此,时在陪都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的王寅生提议通过《会报》重新登记会员,将发展新会员的重点从华东各省转到华西各省。为配合发展新会员,在重庆的会友还跟其他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或工作的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农村问题座谈会。总会将这一做法向各地推广。为进一步拓展会务,1945年11月5日,秦柳方代表总会主持召开了“留渝会友联谊会”,提出在战后各地筹设分会的倡议,获得多数会友的支持。首先发起成立四川分会。1946年4月12日,农研会四川分会宣告成立,通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四川分会简章》。总会回到上海后,仍与分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指导分会工作的开展。
《中国农村》被禁刊使农研会失去了最重要的学术阵地,秦柳方、王寅生等人准备变更登记,使其在重庆恢复出版,终因抗战胜利总会迁回上海而作罢。重庆时期只能依靠《会报》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例如《会报》第47期上刊登的农研会会同中国农业促进会、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农村科学出版社联名提出的“对于当前大后方实行农村民治之意见”,第46期上李紫翔的《与农村》的专论等表达了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鲜明立场,受到各方面重视。从抗战胜利后总会回到上海到1951年最终解散,是农研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该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和政治立场,一方面恢复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农研会回到饱受战火摧残的上海,人员、经费短缺,甚至没有会址,由王寅生会同孙晓村、张锡昌、秦柳方等人着手开展活动。他们设法在上海《文汇报》上开辟《中国农村》副刊,由王寅生主编,后因内战爆发,形势变化,出了几期被迫停刊。农研会由孙晓村、秦柳方为代表参加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以组织或个人名义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等一系列群众运动,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全国解放以后,时在美国的陈翰笙受总理的邀请回国工作,农研会的去留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51年春,在京理事和会员20多人,由钱俊瑞主持,“借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座谈商讨。多数会员认为本会“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大家参加了新的工作,任务较重,也无力兼顾”①。会议发表了结束该会的宣言,农研会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对农研会的分析定位
农研会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社会反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肯定。但它在民国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原因何在?作为长期存在于国统区的左翼团体,其生存的策略是什么?农研会与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如何?显然是一些需要澄清的重大问题。农研会能在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林立的民国学术界大放异彩,在于它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一方面,该会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其创始者陈翰笙和后来农研会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进行的农村调查和研究是“深入下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②,与那些“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③而进行的农村调查不同;它将焦点引向农村的生产关系,“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④。在民国学术界,农研会是“与各乡村改良主义团体对立着(革命路线与改良主义路线的对立)的一个重要力量”⑤。另一方面,该会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如果说农村破产的现实激发了人们对农村问题的关注,那么,将农村问题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相联系则是农研会的重要特色。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该会就“号召全国乡村工作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抗日”⑥,并将宣言与各方来信刊登于《中国农村》上。随后积极筹备“以号召全国乡村工作青年,加紧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协助政府从事各种抗日救亡工作为宗旨”⑦的战时乡村服务团。淞沪会战爆发后,农研会即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报道战争状态下中国以及世界农村的实况,提出如何处理农村问题以服务抗战建国需要的建议,还刊登包括曾经批判过的改良主义者在内的各方面乡村工作者的文章,使农研会发展成为全国乡村工作者的抗日联盟。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符合民族利益的要求的。
1942年3月,薛暮桥曾就农研会的策略问题,致信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农研会不能也不应发展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如将农研会发展(或称转变)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那在反动时期的策略上即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农研会即离开了它原来研究的任务,实质上即不能再是农研会,而且要丧失农研会的合法地位。”⑧始终保持“合法性”是农研会长期在国统区生存的基本策略。法律手续的完备是“合法性”的前提。1933年11月到12月间,农研会及其出版物在南京分别向南京市党部、社会局及教育局完成立案手续,《中国农村》取得内政部警字4299号登记证。还特请蔡元培题写刊名,地址为南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由上海黎明书局发行。设在法租界的农研会还曾向上海法国领事馆登记备案。法律文件的完备使该组织在受到巡捕房的搜查时不至于被取缔,在《中国农村》由于内容审查不“过关”而被禁后,总会还能继续存在下去。以学术性为主,避免向政治组织衍变是保持“合法性”的关键。作为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群众组织,在国共关系势同水火的岁月里却能长期在统治的心脏地带影响和带动一大批人了解和追随中共革命,而未被当局打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坚持学术性。许多会员深入到农村基层,做深入细致的调查,进行客观严谨的分析,来揭示农村的生产关系;用大量客观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结论赢得了学术界同行的尊重。
由于这一学术群体在农村问题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还聘请陈翰笙、王寅生等人主持全国农村调查。许多理事和会员,包括陈翰笙理事长参加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但他们是以其他而非农研会的名义进行的;他们在会中或为该会工作的全部内容就只有学术研究。农研会参加的政治活动也未超越群众组织的范畴,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学术组织而非政治组织。这对该会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农村经济研究篇10
关键词:Logistic模型;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服务
本文为2008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保定市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研究(课题编号:20080209)”的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研究现状
从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角度,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农村金融需求,提出要构建需求导向型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以均衡农村金融商品的供求;高帆(2002)认为农户对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形成和加剧农村中的金融抑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刺激金融需求,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郭沛(2003)界定了非正规金融的内涵,提出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理性,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19世纪中叶,德国的Raiffeisen第一次把合作经济原则贯彻于农村金融领域,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Stiglitz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借款人与放贷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适当介入以补救市场失效的部分是非常必要的;Burgess(2002)研究了印度1961～2000年间的银行业政策的变革,结果发现印度的农村金融有效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当时研究历史数据、研究工具的限制以及研究角度差异,使研究结果在有的方面还存在争议,本研究拟就在以上各位专家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保定农民对金融服务的供需现状,建立经济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寻影响金融支农的主要因素,根据保定具体情况,探索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路径和对策措施。
二、影响保定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因素分析
(一)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农户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也是影响其对贷款需求的因素之一。如果农户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就很有可能去贷款;反之,如果农户对金融机构所提供服务不满意,就可能不去贷款。因此,农户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和其对贷款的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二)贷款手续是否复杂。贷款手续复杂程度也影响着农户对贷款的需求。人们融资的途径有多种,比如向亲朋好友借款、去金融机构贷款等。如果人们贷款时手续比较繁杂,就会尽量选择其他的途径进行融资,不去金融机构贷款;如果贷款手续比较简便,人们往往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因此,农户对贷款的需求随金融机构贷款手续复杂程度的增强而减小。
(三)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也是影响农民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民需要的贷款额度比较小,而金融机构提供的是大额贷款,不符合农民的贷款需要,必将减少农民的贷款需求;相反,如果金融机构开发的是小额贷款,符合农民的贷款需要,必将增加农民的贷款需求。因此,金融机构开发的产品是否符合农民的需求直接影响农民的贷款需求。
(四)5公里内是否有自动取款机。5公里内是否有自动取款机反映了农民取款的便利程度。如果农民取款比较方便,将会刺激消费,进而增加农民的贷款需求;反之,农民贷款需求将会减少,因此农民取款的便利程度也是影响农民贷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模型建立、数据收集与整理
(一)模型建立。模型建立采用在分析二分类因变量时最常使用的统计分析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以“是否从金融机构贷过款(Y)”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该变量表示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情况;以“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X1)”,“贷款手续复杂程度(X2)”,“贷款额度(X3)”,“农民取款的便利程度(X4)”等4个变量为解释变量,以上四个变量是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C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项。则所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Y=α1X1+α2X2+α3X3+α4X4+C+μ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回收2008年暑假期间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对这100份问卷进行统计,发现能按要求填写的有效试卷85份,将8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相对应的被解释变量和4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赋值,如对被解释变量“是否从金融机构贷过款(Y)”进行赋值,如果农户回答“贷过”,赋值为“1”,如果农户回答“没有”,赋值为“0”;对解释变量“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X1)”进行如下赋值:“非常满意”,赋值1;“比较满意”,赋值2;“不太满意”,赋值3;“不满意”,赋值4。对于其他变量的赋值与以上变量相类似。然后,对每份问卷进行统计整理,获得模型分析的原始数据。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实证结果及显著性检验。根据以上获得的各变量的数据,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1所示。(表1)
从表1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X2在5%水平上显著;X1、X4在10%水平上显著;X3在15%水平上显著;所建模型通过检验。
2、实证结果分析
(1)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X1)在回归中10%水平上显著,说明金融服务是影响农民贷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人们对金融服务满意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愿意去金融机构贷款,从而增加贷款需求,和前面的分析相吻合。
(2)贷款手续是否复杂(X2)在5%水平上显著地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贷款手续的复杂程度也是影响农民贷款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它的系数为负,说明贷款手续越复杂,农民越不愿去贷款,从而减少贷款需求。随着贷款手续的简便化,人们的贷款需求将会增强。
(3)贷款额度(X3)在15%水平上较为显著地进入了回归方程,说明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也影响着农民的贷款需求。它的系数为负,说明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小额贷款,而不是高额贷款。金融机构应针对农民推出品种多样的小额贷款,来满足农民的贷款需求。
(4)农民取款的便利程度(X4)在回归中10%水平上显著。它的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取款便利,消费将会增多,农民的收入可能就会小于支出,进而增加贷款需求。
四、完善保定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大型商业银行机构的金融主导作用。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是保定市金融业的中坚力量,支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深化改革,建立业务创新和信贷投放激励机制,鼓励金融创新,发展银行中间业务,积极运用金融租赁、信托等金融产品推进企业融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保定市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和基层网点的服务功能,发挥银行业的带头作用。
(二)大力支持保定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进一步加大引进外地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工作力度,为保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鼓励保定市现有股份制银行发挥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设网点,延伸金融服务,通过增资扩股、跨区域经营和上市等多种途径,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做大做强;制定优惠政策、奖励办法吸引其他股份制银行和周边城市商业银行来保定市设立分支机构,重点引进有实力的外资银行来保定市设立中国总部、分支机构或出资设立法人外资机构。
(三)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巩固和扩大前阶段的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利用农村信用社现有的资源,鼓励县级联社和市级联社加快股份制改造,逐步向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发展。农村信用社应尽量减少对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项目的放款,加大农村中小企业投资力度;积极规范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善、分工合理、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四)创新金融产品,注重信贷效益,优化投向结构,提高存贷比。金融机构应积极引进和开发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加快金融工具、技术、服务、市场和机制创新,盘活现有存量,发展表外业务,提高存贷比例。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信贷结构和投放节奏。只有采取灵活多样的信贷投放形式,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作者单位:1.河北金融学院;2.河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C].中国农村经济,2001.10.
[2]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