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金融理论篇1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宏观金融理论篇2
关键词：刺激需求；经济效率；财政手段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选择逻辑
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总供给的减少，因此拉动经济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期，而整个国际环境并未衰退时，经济衰退国家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来拉动本国总产出。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本币贬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关税、加大出口退税额度、对外贸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则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刺激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但由于处于经济下滑期的居民消费全面萎缩，因此刺激内需的主要路径选择是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钢铁、建材、煤炭、能源等，从而形成一个宏观需求拉动总供给的逻辑链条，以此实现经济复苏，缩短经济周期。
二、金融学理论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规范研究
金融学历来被视为远离宏观问题的科学，金融学的许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问题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某些金融学结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释。比如，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对企业资产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时，关于投资决策的理论就被莫迪利亚尼认为是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问题里来的。下面，我们就沿着mm的思路，运用其中的有关方法，来说明政府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复苏的标志是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而非产出总量
根据金融学理论，经济体发展(或好转)的评判标准是市场价值的增长。而非产出总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产出量为准则的评判标准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仅以GDp为例，政策决策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并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通胀因素、国际能源价格突变因素等。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一方面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确实经济下滑”的现象。而以市场价值为准则则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市场价值都隐含着不确定性的预期；二是市场价值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隐含着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是政策决策的可靠依据。而总产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期末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说明未来产出变化趋势。
但是，经济体市场总价值的增减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经济永远以效率为基准。结合经济体的市场价值，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应该是单位投资量创造价值的不断提高。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真正标志。
(二)政府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产出效率
假设经济体当前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当前总投资量为w，年产出价值wr，则其市场价值为V=wr/r=w，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为V/w=1。现在政府决定由政府投资来刺激内需，总投资量亦为w，所投资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则年产出价值为wR。投资后经济体的总价值为V=wr+wR/r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为V/2w=r+R/2r。当且仅当R≥r时(即政府投资项目的产出效率高于现有经济体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实现经济的复苏。反之，如果R≤r，则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说明政府投资不但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加快经济下滑。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取决于所投项目的产出效率，而与其他变量无关。
三、金融学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金融学对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学理论――资产复制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套利定价模型(apt)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套利定价模型，任何一项资产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ij=α+β1ijl+β2jl+…+βnijljn+εj。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理解为各种头寸的组合，则说明资产的某种头寸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头寸的线性组合加上一个误差项复制而成，这就是资产复制理论。
根据资产复制理论，金融学家曾将历史上某个时期美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复制，他们选择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构造一个与该项目在同一时期内预期收益与相应风险完全一致的投资组合。构造完成后，研究人员重新打开这个组合时却发现。组合头寸中包括了诸如梅西百货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空头头寸。也就是必须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时的美国百货零售行业和消费品行业恰是经济衰退期效率最高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内需，并以此拉动经济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把资金从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到效率低的产业，因此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反而使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中。这个研究的结论不仅与前述规范分析的结论相同，而且也与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四、经济衰退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指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在于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的提高”这一本质，片面强调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忽视了政府投资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下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激励高效率产业发展
经济衰退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一些无自主知识产权、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占据太多的稀缺资源，一方面没能给社会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某些新兴产业(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阻滞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复苏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减少低效率产业比重，加大高效率产业比重。
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存在市场制度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政策倾向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因此，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尽早完成政策倾斜转型，以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高效率产业，制约低效率产业。
(二)适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运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
从金融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视为其所从事产业发展的看涨期权，标的物即为该产业的产出能力，税收无疑是这项标的物的“分红”。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红降低了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任何税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业所在产业产出能力的价值。根据这个原理，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首先，对于高效率产业实施降低税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阳产业的发展初期可以实行税收补贴。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该产业；其次，对于低效率产业采取加大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业的价值，迫使社会资金流出，转向更高效率的产业。
(三)政府适度投资
宏观金融理论篇3
1.方法论及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有不同的层次可以将方法论分为不同的分类，一般讲方法论分为一般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在探索现实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时，与进一步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相一致的方法论理论是哲学方法论。所谓具体的学科的方法论要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这是更进一步的层次。
2.宏观金融研究的方法论
（1）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理论重点强调的是协调，协调即在把握各种金融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之上，重点追求金融的效率，通过运用与静态系统相对应的动态分析，总结各种经济和金融规律，并且重点注重金融风险，找准金融与各个实体经济，商业活动的关系，构造一种政府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各个相关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同时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
二、中国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探讨
1.思想方法的训练
在研究宏观金融理论的方法论的时候要学会融汇各种有益的知识，把东西方这两个文化平台很好的衔接起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国家以及的错误做法。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的西方的科学知识，要正确对待自己国家形成的理论体系，学习西方先进的好的东西。一个先进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另外还要不断吸收外来的科学文化。是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两个文化平台自由往来，这是宏观金融学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现代趋势。
2.思维逻辑
人的逻辑思维有好与不好、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每个正常人都具有提升理论思维逻辑的能动性。但是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逻辑首先需要学习方法论，知道方法论的重要性。要不断结合实践分析、比较，作出判断。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有系统的思维逻辑，在大量阅读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
3.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初探
宏观金融理论篇4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转贴于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结语
宏观金融理论篇5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法律地位
abstract：afterworldwidefinancialcrisis，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andareashaveentrustedwiththecentralbank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functioninthefinancialreform.theoretically，strengthenthecentralbank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functioncancontrolsystematicfinancialrisk，andmaintainfinancialstabilityandmonetarypolicyimplementation.Constructionofourcountry’sconversionperiodmacro-prudentialmanagementframework，shouldclarifythecentralbank'ssupervisionlegalstatus，entrustrelativetools，andestablishcoordinatedmechanism.
Keywords：macro-prudential，financialsupervision，legalstatus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9-0035-05
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启动了以防范系统性风险、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金融监管曾经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在中央银行不能身兼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的观点支持下，中央银行经历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浪潮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为改善金融监管效率，欧盟、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权限，这意味着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正在转变，同时也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国际实践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的金融运行模式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一些国家在金融监管中出现了“去央行化”的趋势。但是，理论界对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职能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实行相同监管模式的国家，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的程度也不相同。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过去秉持的金融监管理念进行反思，着手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管理制度，而增加中央银行的管理权限，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地位则成为一种趋势。
（一）国际组织对宏观审慎管理问题的认识
2009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年报中指出，各国及国际社会应按照宏观审慎的原则开展金融监管，以减少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上，决定将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组织。FSB的主要职责是评估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推动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监测市场发展并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工作进行战略评估。FSB成立了脆弱性评估委员会（SCaV），对国际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判断，以强化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G20峰会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BCBS）及其他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组织在分析金融危机根源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imF在2010年对各国宏观审慎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监测系统性风险的必要工具。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设计和运用进行研究，评估它们在避免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BCBS于2010年底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文本，要求提升银行资本质量，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对银行体系加强流动性监管，对银行经营进行杆杠率控制，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BCBS要求国际银行业从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监管标准，2019年全面达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建议将现行的“实际减值损失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或“现金流”法，以对信贷损失进行早期确认，降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二）欧盟：设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方案指出，由于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货币与金融稳定，因此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C），作为欧盟的宏观审慎管理者，负责监测欧盟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维护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2010年9月，欧盟理事会宣布了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决定成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对欧盟区域内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同时成立银行业监管局、保险业监管局和金融市场交易监管局，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eSRB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以确保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赋予了其更大的管理权限，欧洲中央银行将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后，将进一步加强欧洲中央银行与欧盟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而各国中央银行在本国的宏观审慎管理中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三）美国：赋予美联储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决定成立由美联储、财政部以及其他主要联邦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主要职责是防范和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法案明确了美联储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责及其核心地位，赋予美联储“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正式职责，同时也赋予其维护金融稳定的广泛权力。扩权后的美联储将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也从商业银行延伸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包括规模较大、关联较深的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银行）控股公司、大型保险公司等一切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金融企业。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除接受证监会（SeC）监管外，还要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通过这次改革，美联储实现了由中央银行到“金融监管超级警察”的跨越，成为美国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主要部门。
（四）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权力被削弱，宏观审慎管理职能赋予英格兰银行
英国从1998年开始由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局（FSa）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本次危机表明，这种监管体制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危机的有效应对。为此，英国从2009年着手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地位，强化了其金融监管职能。《法案》提出，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设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FS），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两位副行长及四位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理事组成。2010年6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方案指出，英国现在的金融监管结构已经失灵，必须改革由三方（FSa、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共治的金融监管体系，FSa的金融监管职能必须交还给英格兰银行并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根据新方案，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和审慎监管局（pRa），前者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和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管理。改革之后，英格兰银行将全面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理论分析
二十世纪70年代末，BiS就意识到，仅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应在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运用宏观审慎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评估。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经过研讨，了题为《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的报告。报告建议，应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管权力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之不仅能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也能在信贷快速扩张时期实施逆周期监管。实际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都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
（一）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
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是整体性、行业性和全局性的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所引起的，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微观审慎监管着眼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往往忽视金融体系内部、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规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机构交叉持有金融产品加速了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的传导，放大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各类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繁荣的经济环境下，各类金融机构会选择相同的经营策略，从而使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激励。中央银行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机构之一，能够借助其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分析，对本国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从宏观层面进行识别判断，保证宏观审慎分析的全面性，避免由不同监管机构开展分析而出现条块分割，导致跨市场、跨领域的金融风险不能被准确分析出来。此外，借助本国中央银行与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可以从全球视野开展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因此，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利于在国家层面上实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
（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是金融稳定的需要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后，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格局的变化引发了监管框架的调整，美联储作为联邦政府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可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保险同业协会和州保险厅等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各监管机构如果认为美联储的监管不适当，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从而出现了金融监管“去央行化”的趋势。这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混合的监管体系，导致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既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也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在英国，自1997年将金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由于缺乏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检查权和监督权，制约了英格兰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而拥有金融监管权的FSa因缺乏宏观管理的经验，在金融监管中缺失宏观意识，结果也不能维护金融稳定。理论分析和实践表明，由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会实现金融稳定成本的最小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拥有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的管理下，金融机构更能够适应货币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更有动力去研究在不同政策环境下影响金融稳定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控措施。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osborne，2010）认为：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有对宏观经济的广泛理解，并作出宏观审慎决策。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可以促使其灵活运用各种宏观审慎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抑制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助于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
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既负责金融监管，又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会产生金融机构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经营，而经营失败又依赖中央银行救助的问题，因此主张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以消除这种道德风险。实际上，从此次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大量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也无法消除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例如在英国这种监管职能分离的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会在它们出现困难的时候给予救助，所以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缺乏动力去遵守审慎原则和市场纪律。可见，金融监管权是否独立，并不是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必然产生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前提条件。古德哈持（Goodhart，1999）认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是因为信贷市场不完善，银行因具有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而具有潜在的脆弱性，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可以使单个银行免受流动性危机的威胁，并避免单个银行的倒闭将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紊乱效应。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在于其通过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如果负责流动性管理的中央银行没有宏观审慎管理权，其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弗里德尔和昆廷（Frydl和Quintyn，2000）指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主要通过事前预防性政策和事后挽救性政策，前者能够减少金融风险的积累，后者则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就会出现专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能力提供流动性，而有能力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因缺乏监管授权从而行动迟缓，这些都会削弱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对维护金融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四）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助于货币政策更好地实施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具体目标虽然不同，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保持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并促进二者的协调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紧密相联，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银行系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银行体系的稳健与否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此次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币值稳定、资产价格稳定和金融市场稳定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有必要考虑更长期的三者共同稳定的问题，将币值稳定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结合起来。中央银行通过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可以更好地了解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提高中央银行的货币决策能力。同时，通过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为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提供了保证。可见，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调控不存在明显冲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两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都是关注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防止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以及经济波动过大对金融体系造成威胁。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弗格森（Ferguson，2000）认为，联储的货币政策由于其监管职责而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它稳定价格的职能也使其监管职责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其自身的权威性和超然地位获取制定货币政策所需的信息，而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又能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三、强化我国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思考
（一）明确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法律地位
从国际上看，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主体应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业监管机构，如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FSRB）的成员由欧洲中央银行和金融业监管者共同组成；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等金融业监管者。将宏观审慎管理者确定为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业监管者联合体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解决监管机构之间权力相争的问题，有利于各方信息的共享并促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达成一致。
我国三个专业监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部分监管职能已经分离出去。《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位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在对中央银行职责的具体规定中，《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赋予其宏观审慎管理者的地位，而只是要求其“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对于保险业和证券业的金融监管，则完全由证监会和保监会负责。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从2003年开始牵头组织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组成跨部门小组，对我国的金融体系进行金融稳定评估，并从2005年开始每年《金融稳定报告》，但是囿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我国还未建立，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责尚不明确，在实践中，中央银行缺乏要求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配合落实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力。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并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但银监会和保监会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要担负起银行业和保险业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显示出我国监管部门对宏观审慎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和职责权限还存在着理解方面的分歧。为此，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权责，建立由中央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专业监管机构参与宏观审慎管理并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构架。由中央银行联合专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组织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实施。
（二）赋予中央银行开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职责
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监管主体密切关注贷款增长、资产价格变动、银行业杠杆比率、金融体系流动性等宏观因素，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评估金融机构在风险暴露方面的共性特征与相关性、经营模式的可持续性、单个机构的经营行为是否会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及时发现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从国际上看，目前对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开发成果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或准备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但相关的政策工具还较单一。因此，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开发研究，使宏观审慎的理念全面贯彻到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当中，对推进宏观审慎管理十分重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及时出台了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措施中有关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不多，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指标和监管政策工具的开发显得滞后。为此，必须推进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将其成果及时应用到宏观审慎管理的实践中去，促进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
我国是银行主导型模式的金融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或与银行业务相关的领域，所以银行业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业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能也需要倚重银行业监管。中央银行是市场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必须对信贷市场和信用总量进行管理和控制，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具有监督管理权。此外，与专业监管机构不同，中央银行的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领域，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这也需要赋予中央银行监管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职责。
（三）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
为了保证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十分必要。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大局考虑，宏观审慎管理应对微观审慎监管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要求专业监管机构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与之配合；专业监管机构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时，应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并为之提供基础支撑。
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就监管分工合作签定了备忘录，但这只是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还需要宏观审慎协调机制，即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只有建立起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方面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此外，宏观审慎管理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应当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共享数据库。专业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要积极配合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提供信息数据，保证中央银行准确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
（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境外的金融风险极易传导并影响到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性使得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合作日益重要，中央银行除了需要协调国内外金融和经济政策外，还需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信息交流，参与国际标准与准则的制定和全球金融监管的决策，构建金融机构跨境监管的协作机制，共享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信息，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借鉴，分析这些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经验得失，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秩序的重构，应成为推进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在建立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时，要充分利用我国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地位，授权中央银行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宏观审慎管理机构运作的有益做法，实现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早日运行，以增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europeanfinancialsupervision，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Com，252，27.5.2009.
[2]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2010.Congressreport，HouseofRepre-sentatives，theU.S.
[3]严丽丹.英国宣布扩大央行监管职能[n].金融时报，2010-06-18（05）.
[4]imFandworldBank，2005.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aHandbook.
[5]金俐.关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边界的理论思考[J].金融发展研究，2010，（3）.
[6]史秀芬.对央行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思考[n].金融时报，2011-02-28（11）.
宏观金融理论篇6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内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国际金融》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分析和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货币运行规律、国际金融业务、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以及内外均衡的实现等问题。国内高校目前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新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而要培养这种能力，首先就要从课程教学内容上入手。因此，本文将结合笔者几年来对《国际金融》的授课实践，以培养学生创新应用能力为导向，提出一些该门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建议。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突出特点
作为财经类的核心课程，《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以下两点：
1．《国际金融》课程内容更新速度快、时代感强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的经济交流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就要求传统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相应的调整，体现金融发展与运作的基本规律，可以说财经类课程中《国际金融》的时代感是最强的。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需要加入国际金融新变化、新动向，介绍国内外学者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就成为任课教师的责任。
2．《国际金融》课程承上启下、综合性与关联性突出
要学习《国际金融》，必须以先修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贸易学》等的完成为基础，同时，其又是后续课如《国际结算》、《国际经济学》等学习的前提。这样一种承上启下的课程地位决定了该门课程的综合性与关联性的特点必定突出。学好该门课程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国民收入的核算、iS-Lm-Bp分析、aS-aD分析等知识要相当熟悉。同时还需要学生学好高数，特别是微积分的知识，否则对国际金融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中的内容将理解不透。除此以外，这门课程还需要学生掌握《会计学》和《货币银行学》的知识，否则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及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将一头雾水。
二、国内现有《国际金融》本科教材内容比较分析
目前市面上出版的《国际金融》本科教材有数十本，其内容绝大部分大同小异，只是章节安排，侧重点有异。比较有特色及影响的教材主要有由复旦大学教授姜波克主编的《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教授陈雨露主编的《国际金融》（人大出版社）、北大教授易纲与张磊主编的《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璋主编的《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
对比可以发现，国内《国际金融》教材最新版本有两个明显的趋向：①在姜波克教授倡导内外均衡为主线描述《国际金融》教材后，后续出版的国内教材越来越多的突出注重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②最新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多数都在理论内容上加大了篇幅，并增加了一定的深度。
三、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发展及在国内现有教材的反映
近年来，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其中标志性的成果就是由Krugman、Rogoff、obstfled等开创的“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打破了占主流的新古典宏观框架，运用更加接近现实的不完全竞争、价格粘性的假设和基于微观基础的动态跨时均衡分析方法构建出全新的国际金融分析方法。自1995年以来，围绕新开放宏观模型衍生出丰富的创新成果，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效应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等。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危机理论在危机的洗礼下迅速成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发展到第三论模型。对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研究持续十余年，也出现了重要进展。另外，对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和新理论也不断涌现。
目前，市面上反映上述新进展的教材还不多，主要有国外教材的中译本，还有国内著名学者所编著的中高级教材。然而这些中高级教材在普通本科教学方面却还存在不足：①在理论如何应用到现实问题分析上，学生似乎还难以在书中直接找到答案；②针对本科层次，尤其是多数高校定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本科教学来说并不适用，难度较大且内容偏重理论模型分析，这对于乐于应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学生来讲不太适用。因此，对《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还需适当斟酌，通过恰当的方式把这些新发展纳入教学内容。
四、融合国际金融新发展，改进《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
改革《国际金融》教学内容的目标就是在符合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前提下，在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保持较强学习兴趣的条件下，尝试教学内容中引入学科领域的新知识，从而巩固学生专业基础，扩展学生视野和分析的高度，有效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而最好的教学内容就是最适合学生的、最利于学生掌握及激发学生兴趣的、最有利于学生后续学习的。笔者通过近年的教学实践感觉《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使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必须求新，根据内外均衡涉及的热点问题把握教学内容，适当增减热点问题的阐述，但这种基于热点问题的内容增减必须以如下原则的建立为前提：
1．教学内容的设置应以内外均衡为主线展开
从国内代表性教材的比较上能够看出，目前国内一些著名教材越来越多的关注内外均衡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相关的理论与政策阐述及分析。当前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告诉我们，关注内外均衡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必须，所以在《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必须以内外均衡为主线开展。
2．完整介绍《国际金融》基本原理，以宏观为主体教学内容。
《国际金融》课程体系包括国际收支及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外汇与外汇管理及汇率理论、外汇交易与外汇市场及外汇风险防范、国际储备理论、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资本流动、货币危机理论、国际货币体系等。该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知识，又包括微观层面的交易技术；既包括多种国际金融理论，也包括一定的国际金融实务，同时还涉及国际金融政策。鉴于经济类本科生后续课中多数不会单独开设国际金融实务类课程，因此，《国际金融》教学内容还应该在综合介绍国际金融基本知识框架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实务性知识给予相当讲述，这也是当代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国际金融》教学还应以宏观为主，即主要围绕国际收支展开对相关问题的讲授，以宏观的国际收支、汇率问题、国际储备、国际货币制度及其相关理论为重点，这主要是由该门课程的属性及地位决定。从属性讲《国际金融》仍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延伸，它的许多内容也是依托于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从地位讲《国际金融》是一门重要的先修课与后续课的衔接课，其主要先修课和后续课都是以宏观为主，例如先修课《宏观经济学》及后续课《国际经济学》。
3．适当强化国际金融理论，并以引导为主，使学生关注国际金融前沿理论问题。
《国际金融》主要涉及的理论问题有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内容在先修课中几乎没有涉及过，在学生考取研究生时又是重点，而且这些理论内容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就有必要详细展开给学生讲授，说明相关理论的假设、主要观点、图形分析、评价及应用等。《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要求学生必须关注最新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关注转化到教学内容里则需要采用与传统理论内容讲授不同的方法。国际金融理论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进展，如前面所说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入这种变化，但方法应有别于传统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述法。对于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没有必要完整阐述，只需要告诉学生它的“新”新在哪里、它的主要观点有哪些就可以。教师更应该做的是找一些最新案例，然后激励学生能应用最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主要靠学生的课后思考去完成。
4．不拘泥于教材，根据形势变化，教学内容及时补充新知识。
当前经济发展中，变化最快的部分莫过于金融系统，这导致现有《国际金融》教材中反应的内容有些落后于时代或者是与学生关注的热点不符。因此，在该门课程的教学中，授课教师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补充新知识，而不要拘泥于某本教材，否则会严重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2008年出现的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就可以适当加大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介绍，让学生知道三代金融危机模型的基本内容都是什么，课堂增加相关案例引导学生应用理论进行课后思考。
参考文献
宏观金融理论篇7
关键词：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传导机制；承诺信任机制；反思机制
金融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复杂问题”，经济学科对之研究颇多、成果颇丰，而从法学视角对其研究却显薄弱。理论和事实均表明金融活动本身存在风险，金融体系呈现出不稳定性、脆弱性特征，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资本融通的低速和阻滞，致使市场经济低效率。在此情况下，国家对金融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但是国家对金融的调控亦可能失败，为了避免国家因等因素造成非理性调控，有必要通过经济法规范金融宏观调控。而经济法规制的核心是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故本文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为焦点进行研究。
一、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及特征
认清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结构，有助于研究金融宏观调控。然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何种结构，学者多有不同主张，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王全兴先生认为：宏观调控本来是寓于政府与市场互动框架中的一个由决策和执行两个阶段所构成的政府干预过程，宏观调控权作为与宏观调控对应的一个法律概念。应当涵盖宏观调控的全过程。胡光志先生认为：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或政府调控措施，包含决策、实施监督、效果验证等多个环节。刘定华先生和肖海军先生认为：金融调控实质上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刑会强先生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决策行为，而不包括其他。
笔者认为，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有关机关对宏观金融进行干预的行为。实施这种行为，首先要基于对宏观金融运行的透彻认识，在全面细致分析基础上做出对宏观金融进行干预及如何干预的决策，光有决策尚不能影响宏观金融，一定要对该决策进行实施。因此金融宏观调控若不涵盖决策的执行，则金融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实现。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意图使宏观金融运行良好，则对该行为是否能达到最终目标必须有检验标准，否则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仅就行为本身来看，意义不大，所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效果亦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因素之一。可见，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结构应当涵盖金融宏观调控决策(即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执行及金融宏观调控效果。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源于法律上的授权，是一种法律上的行为。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结构为决策、实施和调控效果，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相符。依照传统法律行为的理论，学者们认为，法律行为从运作过程上看，法律行为的结构为：“法律行为的动机形成与目的确定阶段，法律行为的实施阶段及法律行为的效果阶段。”(李龙，1996)但通过下文具体分析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特征，会发现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不同于传统法律行为，有些区别甚至是本质性的。
第一，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一国宏观金融的形成以及“市场失灵”在宏观金融领域凸现。这使国家不得不改变“守夜人”的角色，介入私人领域之中，主动干预到私人领域之中，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第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主体是国家有关机关，在我国为中国人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绝对不可能是单个的个体。因为金融宏观调控是为了使国家宏观经济良好运行而进行的干预，所以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是站在宏观的、整体的、全局的高度，具备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
第三，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对象是宏观金融。现代社会金融的良好运行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对金融领域的控制需要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变动，调整利率、法定准备金率等技术工具，其间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专业信息，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定义、方法，对其正确解码必须具备达致临界的知识存量和相关参照系、共享程度较低的信息。”(伯・霍尔茨纳，1984)
第四，金融宏观调控行为意欲产生效果需要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传统法律部门通过建立“法律行为”的概念，构建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即一个法律行为就直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行为效果。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却与之迥异，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作用模式为：“货币政策一商业银行一个体行为选择”。货币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商业银行这一中间层按货币政策执行后，并不表明就已经达到了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产生预期行为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出台来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这之间就必然存在一条传导路径与相应的传导机制。
第五，实现“对宏观金融的控制”操作难度很大。罗斯柯・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表明：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控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只是实现对宏观金融的社会控制的操作难度更大些。金融宏观调控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需要畅通的传导机制。这一特征也使得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不同于传统法律行为。传统法律仅仅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规制就可以达到对相应领域如民事领域的控制。而专业知识的具备存在难度，传导机制的畅通程度的不同，以及金融宏观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综合因素导致实现对宏观金融的控制存在不小难度。
第六，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目的的实现需要承诺信任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以其“时间不一致性理论”指出：如果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在执行阶段落实其承诺，并且这一点能为受体所理性预期，那么，后者对政府调控引导将采取不遵从对策，导致调控目标落空。如前特征四所述，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引导社会个体行为选择，“与政府相对的调控受体可以凭借遵从或不遵从的策略选择来回应政府的行为引导，宏观调控的实际绩效将更多地取决于调控受体的预期及预期支配下的选择；而政府调控措施在制定阶段与执行阶段是否融贯一致，即政府在执行阶段是否基于充分的激励履行其在执行阶段宣称的调控承诺，将直接决定着受体的预期确立和行动选择，继而影响调控绩效。”(吴元元，2006)可见，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顺利实施需要调控主体的承诺与受体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
二、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验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制定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多样，本文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做出货币政策决定之后必须向外界公告，公告的形式和实体都必须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可信赖性。但笔者对多个公告进行研读后发现尚存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一重要的公告程序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2003年9月21日那次调整没有任何正式的通知，显得不够严肃。
第二，从公告形式而言，中国人民银行采用公告通知的形式，虽然起到告知作用，但通知形式本身却不足以表达货币政策的权威性，给人不够慎重的印象。通知这种形式给公众传达的信息似乎有“通知的内容随时都可能更改，甚至是向相反方向改变”的嫌疑，因此这种形式不利于建立社会公众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良好的承诺形式。
第三，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公告通知的内容来看，2006年8月15日(包括该次)以前的诸次调整都采用的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模式。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无需经国务院批准，只需向国务院备案即可，但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8月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决定之前都谨慎地报经国务院批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较低。从2006年11月1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公告通知中才终于挥去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影子，采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模式。
第四，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的公告通知的内容而言，调整利率所用文字模式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利率属于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方可执行的货币政策。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等工具相比较而言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更为重大的货币工具，所以报经国务院批准是必经的法定程序，但公告的文字表达并未看出加息决策经过国务院批准。从2004年上调利率时人行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加息的确经过国务院批准，只是在公告中未明确表达出来。对此笔者不禁产生疑惑，在2006年11月之前人行调整并不需要经国务院批准的存款准备金公告采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模式，而对于必经国务院批准的利率政策却没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文字表述呢?可见，对于利率这一十分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从公告的文字表达上并不严肃、严谨，正是因为这种不严谨使得至少从表面而言利率政策的制定有与法律规定相背的嫌疑。
第五，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利率政策的迅速程度和准确度来看，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和反思机制。从1995年开始到2002年，受我国经济偏冷、内需不足等因素影响，人行一直采用低利率政策，但到2002年，我国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期，然而从2002年至2004年加息之前低利率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从而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过热，从房价的一再上涨，各类资源被过度开采等现象可以看出，低利率已经成为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障碍。2004年至今的8次加息，特别是2007年7个月内5次紧密度加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2002年至2004年加息之前货币政策并不及时准确，倘若在我国经济走出经济紧缩之时就能及时采取准确有效的货币政策，或许就能避免通过短期内频繁加息来遏制投资过热而效果又太理想的局面。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快速准确的反应机制，同时也须建立对过去不甚理想和成功的货币政策进行反思的机制，如对频繁加息的效果做出及时评价及反思将有利于今后的金融宏观调控。
第六，不论是从存款准备金，还是利率调整的公告通知的内容来看丝毫看不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身影，看不出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建议，不知是通知未列明还是委员会就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问题根本就未讨论。笔者又仔细搜查了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有关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相关内容，也未发现货币政策委员会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任何会议纪要。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团体，如果金融宏观调控的专家尚不能发表见解，则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理性程度就不得不被置疑。
(二)货币政策的执行及效果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刘玄在《苏皖两省货币政策传导差异的实证检验及其解释》一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区域层面的计量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在苏皖两地差异非常明显，由此产生区域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差异。一方面。江苏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灵敏高度区域，峰值响应时间短，响应峰值也比较高，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较为顺畅。而安徽则为低灵敏度区域，货币政策存在梗阻现象”。(刘玄，2006)
上述苏皖两省货币政策执行差异的案例，从经济法的视角而言，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考虑区域差异，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国地域广博，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区域对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及灵敏程度各不一样，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效果。为确保对各区域的调控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因地制宜，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中都得考虑差异因素(还包括行业因素等)，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变量程序化，从而确保金融宏观调控的充分理性。
第二，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除了利率管制、金融市场不完善因素之外，微观主体的阻滞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一阻力在安徽省或许比在江苏省更加凸现，但并不意味着江苏省对微观主体因素就不予以关注。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应当始终都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考虑的重中之重。“典型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的作用途径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总产量，总产量的变动和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又必然会波及供求比例关系，最后实现货币政策的目的。”(陆前进、卢庆杰，2006)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但从已有的文献研究中笔者发现少有研究关注微观主体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须纳入考虑的因素。如果微观主体缺乏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其行为选择受调控的引导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更是如此，经济条件不宽裕的个体如果对金融宏观调控不信任，其行为就不会受调控影响，而经济条件宽裕的个体抵御金融宏观调控失败或调控当局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反悔的风险的能力比前者要高，因此经济条件宽裕个体更易于受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引导。建立调控当局对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承诺机制，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信任，使得微观主体更易受金融宏观调控的引导。谢百三诉财政部一案，财政部改变国债可以回购的承诺，并且这一决定缺乏社会整体福利、效率等正当理由，这种对承诺的违背严重降低公众对宏观调控的信任程度，这个案例也为规范金融宏观调控，亟需建立承诺信任机制敲响了警钟。
三、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规则实证分析
我国规范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等。
现有规定尚存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与政府关系问题。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可以看出，现有体制是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国务院影响。如，常出现的政府转移支付，中央银行根本就不能说不，然而这种转移支付又会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就算是在国
务院领导下也应该是在规范领导的前提下。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潜在冲突。依《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货币政策采用双重目标模式，一是“货币币值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潜藏冲突。双重目标易使目标易位频繁，而目标的不确定性容易使经济大起大落。对于中央银行而言，稳定货币是其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之事，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颇多，单凭央行努力难以实现，并且各国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亦表明货币政策目标应单一即“稳定货币”，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执行以价格长期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陈元，1995)
第三，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有效实现问题。“(1)政府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信息、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决策是在特定认知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么，其选择行为是合理的；(2)如果政府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思考，其决策是在外部环境诱导下直接以经验或直觉判断作出，其决策行为便是非理性的；(3)就理性的发挥程序而论，如果政府决策时对信息、环境等因素进行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的时间很短，以至于形成决策的认知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理性思考，即处于笔者所界定的‘即时有限理性状态”’。(何大安，2006)为了防止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非理性”、“即时有限理性”，需要发挥专业人士的特长，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之功效。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仅仅享有建议权，而从本文第二部分论述的经验事实早已表明货币政策委员会连建议权的实现都难以确保。专家委员会建议与否、建议什么对金融货币政策制定都不甚重要的话，再谈决策行为的理性化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牵制，金融宏观调控当局将享有更多自主决断权，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律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地位规定尚不够到位，从法律规制而言，应改变货币政策委员会咨询地位，否则难以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有关承诺信任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反思机制方面的规定暂付阙如。“‘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调节个人行为，完成法律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马震，2006)而激励必须是确定的，调控主体必须对激励做出确定的承诺，如此人们方能确定预期。快速反应机制要求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应当快速、准确，否则宏观金融状况一旦已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反思机制是一种自身能够不断改进、完善的机制，是一种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理性程度的机制，但目前我国法律规范还没有建立这种机制。
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规制
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规范与否意义重大，关乎一国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根据该行为的结构与特征理论，结合我国现实中金融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笔者拟提出下述解决方案。
第一，从法律上明确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目标，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为“维持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的。“货币政策擅长于总量调控，因为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汇率等，不能分解，主要是对经济总量进行调控”。(丛明，2006)货币政策目标单一消除了目标存在潜在冲突的根源，同时又更加科学。因此，与其选择一种看似美好但不现实的双重目标模式，倒不如选择一种看似简单却更加科学的单一目标模式。
第二，在现行国务院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关系格局下，增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独立性，建立相应的独立机制。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不受其他利益集团干扰，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理性程度。在现行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的关系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但限制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不当干预却成为可能。通过法律规则限制国务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活动空间，相应的也就扩大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自主制定货币政策的空间。这种思路不失为追求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一种有效方案。因政府行为而导致金融宏观调控行为达不到相应指标，则政府应在其行为内承担责任，以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减弱其对中央银行的不当干预。如政府命令中央银行转移支付用于其他目的，事实上影响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安排，可能会引致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则在政府要求中央银行转移支付之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必须与中央银行签订有关转移支付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合约，用合约的方式让政府承担其转移支付而引发的通胀率的责任。
第三，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法律地位。改变现行法律规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咨询地位，确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制定地位，落实专家决策，保障金融宏观调控的理性决策，避免金融宏观调控行为“非理性”和“即时理性”。
第四，提高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层次，提高规范性文件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全面性。立法层次的提高意味着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提高。现行有些关于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就规范的内容而言十分重要，但从规范的形式判断却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规范应有的功效。如，货币政策委员会是货币政策制定的智囊团，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发挥的程度关系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理性程度，有关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规范是一个重要规范，然而现行规范却仅仅是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范的形式与规范的内容不相匹配，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功能发挥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规范至法律这一立法层次。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行为，实践中采用公告通知形式还不足以表达通知内容的重要性及庄严性，有必要提高至银行令这一规范层次。规范性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全面性是金融宏观调控行为严肃性的重要体现，如利率的调整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这是法定的程序，所以利率政策的在文字表述上必须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内容。
宏观金融理论篇8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宏观金融理论篇9
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33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论坛（FSF）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andrew，Cmarryingthemicro-andmacro-prudentialDimensionsofFinancial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2]BiStheterm“macroprudential：originsandevolution”[J]BiSQuarterlyReview，2010，（3）
[3]BiSCyclesandtheFinancialSystem[R]71stannualReport，2001123-141
[4]imF-BiS-FSBmacroprudentialpolicytoolsandFrameworks[R]progressReporttoGzo，2011
[5]钟震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49-55
[6]贺聪，洪吴，王紫徽，等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反思与构建设想[J]浙江金融，2012，（4）：13-16
[7]Borio，CtowardsamacroprudentialFrameworkforFinancialSupervisionandRegulation？[R]BiSworkingpaper，no128，2003
[8]perotti，e，Suarez，JLiquidityRiskChargesasamacroprudentialtool[J]mimeoUniversityofamster-dam，2009，（10）
[9]Hanson，S，Kashyap，a，Stein，JamacroprudentialapproachtoFinancialRegulation[J]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10，（1）
[10]Borio，C，Drehmann，mtowardsanopeationalFrameworkforFinancial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anditsConsequences[R]BiSworkingpapers，no284，2009
宏观金融理论篇10
关键词：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防范：逆周期管理
JeL分类号：e6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74－07
一、引言
“宏观审慎”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最先应用于监管领域是在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的一份报告中，最早精确定义的是时任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的andrewCrockett在2000年9月的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他提出了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审慎层面的稳定的建议。目前，普遍认同的理解是，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了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经济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体系整体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20国集团伦敦峰会后《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报告，其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被列为25项建议中首要的4条建议，可见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后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金融监管的历史反复证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有关，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又是宏观审慎监管得到强化的最好时期。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导向性，不断加大中国实施金融综合经营的压力，同时也催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寻求变革的动力。虽然我国尚处在一个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系统性风险与西方国家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由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不高，金融机构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较强的趋同性，这极有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集聚，即从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单个金融机构经营稳健且符合监管指标，但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看，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潜在的风险甚至可能是巨大的风险。吸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经验，中国已正式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写人“十二五”规划。这表明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构建宏观审慎性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但中国长久以来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以及熟悉宏观金融情况的央行缺失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权等，都使该框架在中国真正建立和有效运行任重道远。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认真总结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路，比较分析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趋势，深入剖析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我国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主要着力点，有助于明晰我国适用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中的许多认识问题。也有利于推动审慎监管在我国的构建和完善，对于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宏观审慎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审慎监管的发展现状
(1)危机爆发后，2009年4月2日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宣布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组织。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趋势。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责成FSB会同imF、BiS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对加强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标准、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在遏制危机的快速蔓延和恢复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强化国际资本监管框架，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2009年7月，BCBS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订案》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南》，明确规定了市场风险计量对证券化产品、再证券化产品、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以解决这些产品的市场风险估计不足问题。2009年9月，FSB发表《改进金融监管报告》，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强化资本监管制度成为重中之重。
二是建立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BCBS在重新审视2000年2月的《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稳健做法》的基础上，于2008年9月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稳健原则》，又于2009年5月了《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稳健原则》，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稳健框架和要素。提示压力测试应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相结合并反映银行的整体风险状况。
三是强化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难题。FSB已经制定了包括减少金融机构倒闭概率和影响、提高处置问题金融机构能力、减少关联性和风险传染等措施在内的政策框架。
四是完善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加快会计准则趋同步伐。按照G20匹兹堡峰会的声明，2012年底各成员国开始逐步实施新的金融监管制度，但会为此设定一个10至20年的过渡期。
(2)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危机发生后不断加大宏观审慎监管力度，2009年12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涉及的措施均指向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美国政府在2009年6月17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拟成立一个包含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成员在内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专职负责美国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同时对金融机构和大型关联性强的金融控股公司将分别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风险拨备标准。与此同时，美国还采取了授权美联储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具体监管、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商业银行运用自有资金开展自营交易业务、扩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监管权和赋予其清算职责等一系列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措施。
(3)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区域经济体，欧盟建立的泛欧金融监管框架已经成为超范围内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典范。欧盟宣布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加强欧洲央行与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识别、监控和预警整个金融体系内的系统风险。在微观层面上，在主要金融行业内设立三局即“欧洲银行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欧洲证券与市场局”，以加强整个欧盟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4)2010年7月，英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一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此方案将根本性地改革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其核心是赋予中央银行一英格兰银行集中的金融监管权。如：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专司宏观审慎管理；在英格兰银行下设审慎管理部，原有金融服务局(FSa)
同时废止；设立消费者保护及市场部；定期公布和报告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状况，等等。
(二)国际金融审慎监管的新趋势
(1)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与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相比，系统性风险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波及广、危害大等基本特征。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监管中传统的微观审慎理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危机表明，对单个金融主体安全和稳健的监管不能充分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而且由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使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性大大加强，使风险的传播更加迅速且难以监控。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有效管理金融风险，则很难从根本上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的改革都重点关注了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问题。各国均认识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既不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鉴于此，切实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成为本轮金融监管改革最重要的着力点。
(2)突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央银行最初是为银行体系提供“保险”职责而产生的，承担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事实上的责任。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是历史形成的、紧密相连的中央银行的两个基本职责。危机发生后。美国试图把美联储打造成为“金融监管超级警察”，欧盟赋予欧洲中央银行总体负责并决定eSRB的运作和决策，改组后的英格兰银行对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职责实现“一肩挑”。虽然金融危机后各国推出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组织安排各有不同，但都是改变同一级别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切实加强了宏观审慎分析和信息共享所需要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可以说，各国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决心方面体现了共同思想：只有建立正式的机制和组织安排来强化央行和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将央行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监管机构的微观监管信息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形成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将中央银行纳入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内容。
(3)更严格和更大范围实施监管。美国对场外交易市场(otC)和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类银行金融机构(又称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松懈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的失控和危机处理过程的“信息失明”，也是此次危机快速恶化、扩散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类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杠杆率偏高，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与传统金融机构交织综合业务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论是美国要求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机构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后方可开展业务，及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一定限额的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都要按规定保存记录并定期汇报的举措，还是英国规定央行监管范围包括了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的国外公司的新规，各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监管范围强调“全面覆盖”。对原本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处于监管盲点的机构和业务置于公开的监管之下。G20伦敦峰会报告《强化稳健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提出，应将金融监管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并应要求不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也应具备注册资格或接受适当监督，还要特别考虑到非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同质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应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产品和市场，已经成为危机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的普遍共识和重要手段。
(4)重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齐头并进。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主要特点是将金融体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的和避免的损失为最终目标，视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为重要且相关，在监管方法上强调逆周期监管、注重概率性和情景分析并以整个系统范围为单位实现自上而下的衡量方法，在内容上强调金融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是确保个体金融机构稳健运行、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保障。巴塞尔协议Ⅲ也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资本、流动性等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要求，如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金融机构在信贷过渡增长、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时加以累积，以备经济下行时期使用，同样有助于平抑经济金融周期。如果说宏观审慎分析是在掌握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微观审慎分析就是寻找不稳定因素在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爆发点。宏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微观层面的监管，那它将没有任何意义，反之，微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考虑宏观层面因素，也不能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互为补充、有效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不可缺失的支柱。
(5)降低对经济的顺周期性。逆周期监管和顺周期监管正好相反，是指在经济景气时期，严格控制银行放贷规模，严格对银行的监管，减少贷款风险：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度放宽对银行的监管，减少银行压力，让银行有更多生存空间。实践表明，实施跨周期的监管机制可以削弱经济周期的振幅，缓解银行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与经济周期平行的传统规律，分散不同经济阶段的压力，从而熨平经济周期。危机表明，现行的金融监管标准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顺周期性，即信用风险产生于快速扩张时期，显现于经济衰退时期，但按照资本监管要求，经济上行时期资本要求下降，银行大量放贷，积聚风险，助长经济泡沫，经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却上升，实施信贷紧缩，从而扩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最终加剧和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爆发。为降低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正反馈效应，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出台了克服顺周期性效应的一揽子措施，主要是：采取使用长期违约概率、估算经济衰退期的对风险函数进行重新校定等措施降低最小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采用前瞻性的损失准备金制度；建立缓冲资本：控制信贷的过度增长。虽然理论界和实践中对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在改变协议Ⅱ的顺周期性的程度上尚存一定争议，但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以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减少对经济的顺周期效应，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的共识，并成为国际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趋势。
(6)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球化在加速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imF强调要加强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经着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即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它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该机构。国际会计制度也在逐步统一之中，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开
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趋同资本监管路线图。扩展国际监管合作的范围和水平，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三、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挑战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实质上仍处于真空状态
与欧美国家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高杠杆率和关联交易及影子银行体系等带来的风险传染不同，我国的系统性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变动风险、综合经营风险和微观个体商业模式的同质化风险。与系统性风险来源相对应，我国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实质仍处于真空状态。一方面，在防范的理念上，强调“不出事”，忽视“羊群效应”，对我国许多金融机构现存特殊产权制度下公司治理决策机制上的弊端有可能导致的同质化重大风险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改革思维，同时，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问题资产、金融机构重组、问题金融机构退出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在防范的措施上，强调评估，缺少预警，成本高昂，“时间换空间”方式置换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地方债务等风险长期积聚得不到释放，对潜在金融风险的救援迟缓甚至缺失，在对重点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上还存在“监管空心”，信息系统建设和监管人才培养严重滞后。这些不足，亟待加快金融法规、制度和机制建设，多策并举加以解决。
(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明显缺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关键环节。作为一种全新的监管理念，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有清晰的职能机构、明确的目标定位及独特的监管手段。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设计理论和运行实践上都存在着明显缺憾。在理论上，我国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还停留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层次。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确定为“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权限、工具方法没有明确规定。不论是“三会”建立前后，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对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和职权、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及建立怎样一套机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监管等等重大问题均没有任何法律支持。在实践上，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手段单一，缺少协调机制，宏观审慎监管面临多头实施但难有实质性推进的境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稳定方面的举措主要依赖再贷款，基本属于“事后救火”，出了重大金融风险事件仍然是上报国务院拍板决定，这与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强化预防、明确授权、信息共享、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处置问题机构等原则相去甚远。目前，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均在推出各自监管领域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和审慎监管框架，宏观审慎监管亟待明确职责、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
(三)宏观审慎监测分析的基本框架远未建立起来
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是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分析、评估和判断，从而发现系统性风险来源，发出风险预警，为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依据。我国在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和推进，但总体上还未搭起框架，有效性和扩展性均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是缺乏系统性风险预警系统，早期预警处于空白，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率、反映非正常金融影响的地下金融综合冲击率、反映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的商品房空置率等市场风险敏感性指标远未纳入和得到系统监测。
二是尚未开展宏观压力测试。宏观压力测试也称为系统脆弱性压力测试，通过分析宏观变量的变动测试其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我国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推广进行银行或单个资产组合的压力测试，但尚未组织对汇率、利率、流动性、商品资产价格等非同质资产组合的汇总和综合比较方面的压力测试，因而对潜在的金融脆弱性估计缺乏系统测试和决策依据。
三是未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变化及时扩大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当前，有可能成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些隐患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和未被列入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如：非法集资；网上非法支付；地下股票委托炒作和地下期货；担保、典当、寄卖等行业管理运行混乱：以吸储为目的并未合法理出收益的委托理财业务，等等，加之从金融稳定角度对主要企业的日常流动资金状况监测机构和职能的缺失，都使监管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和主要企业的经营变动情况不能实施动态监测和有效比对，从而无法跟踪其运行风险和做出总体判断。
(四)逆周期政策将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毋庸置疑，提高资本的质量、透明度和一致性将有效防范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和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但也应看到，资本监管的逆周期调整将使银行业面临更严格的资本环境和产生长期的宏观经济成本。巴塞尔资本新规带给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真正压力是改革后的资本监管制度安排能否充分反映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面临的风险。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升，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到2010年底的12.2％，同期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0.1％。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对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不足，突出表现在主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幅提高主要依赖财政注资等“外援”式的资本补充途径。商业银行重规模发展的业务成长模式对资本存在高消耗、低效益的发展倾向、高负债低流动性的经营状况加大资本运作风险。面对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银行业务结构及日趋国际化的银行业竞争环境，我国资本监管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使资本监管由静态向动态扩展，由被动反映向主动预警转变，从结果向过程延伸，从而确保监管的有效性，为我国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本监管制度环境。
(五)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交易的会计制度建设滞后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金融法律制度、支付结算体系、会计准则、金融中介、信用环境等内容。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建设良好的配套环境。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我国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的立法不完善。比较突出的是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不畅问题，托管或指定收购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资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但问题金融机构的“隐形风险”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得到有效释放，遗留风险资产的清收化解障碍重重，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二是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步伐缓慢。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信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全方位重视，信用环境建设滞后。主要体现在社会征信范围狭窄，个人信用资料收集难，缺乏完整的信用资料，导致信用评级缺乏依据，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容易产生。三是金融行业会计制度建设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要求。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充分借鉴国际上关于缓解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的一些先进理念和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对复杂金融产品的估值方法、
流动性风险溢价、使用公允价值存在困难的金融工具的估值调整等会计政策一直未能明确。
四、结论与建议
宏观审慎视角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随着中国的经济金融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和综合经营压力增大，中国必须加速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同时要坚持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统筹兼顾。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在组织模式上，应明确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在内容建设上，应以逆周期制度为核心，注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弱化经济的顺周期性，完善央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机制，实现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在工具手段上，应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的创新研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金融稳定提供有效监管分析。
(一)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地位
明确组织框架是当前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的关键，而明确宏观审慎管理的主导者又是关键之中的关键。一是必须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由于我国的人民银行担负的金融稳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更由于人民银行承担的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角色和在处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时具有的支付、清算、信息等优势，其担当宏观审慎监管主导者责无旁贷。二是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共同评判金融集团风险，提出风险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累积。
(二)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体系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不连贯会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一是注意政策区分，但又相互协调。不能把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混为一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从宏观审慎角度关注和跟踪信贷增长、大宗资产价格变化及银行杠杆率变动等情况，培育利率、汇率等非信贷渠道，金融监管则更多关注减少资本监管的顺周期行为，使得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依然有效。二是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体系。首先，货币政策目标不仅仅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还应上升到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其次，结合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探索将杠杆率和存款保险纳入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第三，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下，通过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机制建设，可以抵消由资本监管等措施带来的顺周期性。
(三)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不能弱化微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是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前，我国在宏微观监管的结合上：一是明确微观审慎监管方向。各金融业监管机构应在继续做好行业监管的基础上，树立宏观监管意识和整体风控意识，立法明确其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职责定位和风险管控角色，立规明确与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分工和配合，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和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挖掘微观监管指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内涵。如要求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可使金融机构在贷款过度增长、系统性风险上升时加以累计，以备在经济下行时期使用，同样有助于平抑经济金融周期。三是实施横截面监管(CrossSectionalRegulation)，即对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微观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如对可能影响全局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信贷实施严格控制，避免资产价格下跌时使银行及借款人遭受惨重损失。
(四)创新和发展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监测分析框架
相对于货币政策工具来讲，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在应对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方面更具针对性。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经济体对宏观审慎工具的研发态度积极但进展缓慢且缺乏统一适应性。此种情况下，我国在发展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上应针对管理重点选择开发方向。改变和缓解金融对经济的顺周期性是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点，围绕这个重点，在纷繁复杂的宏观工具开发项目中，应根据信贷／GDp比例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Gap)来建立逆向资本缓冲制度，提高交易账户的资本金要求；严格执行并不断提高杠杆率等最新实施的银行监管新标准；根据经济周期建立前瞻性的动态拨备制度和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吸收能力；从提高附加资本要求、提高杠杆率、提高倒闭处置能力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过度扩张、杠杆程度的非理性增长，从而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累积。开发工具是为了更好地分析、监测和评估，这就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框架，以求发现系统性风险来源，发出风险预警，为宏观审慎决策提供依据。根据我国的金融监管实际和需要，在宏观审慎监管分析框架的搭建上：应积极构建早期风险预警系统。按照时间先行和系统关联性的标准选取预警指标，从而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稳妥开展系统脆弱性压力测试，测试评估来源于汇率、利率、资产价格等变动因素，对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金融部门间的风险和潜在脆弱性进行评估；渐进扩展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提高前瞻性风险识别能力。
(五)构建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及应急处置机制
金融危机表明，只有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和金融业监管机构之间、宏观监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才能在风险来临时做出迅速反应和做出果断决策。我国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与应急处置方面欠账较多。当前，一是夯实数据基础，建立宏观监管共享数据库，形成统一集中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金融信息资源共享；二是明确信息共享原则，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原则、标准、方式、质量及法律责任；三是加强国际信息交流，我国应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