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重要性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38:01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1

关键词:人与环境;关系;社会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4―0046―03

无论是古代先哲还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_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索。对于环境的考察首先需要厘清环境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自在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自在自然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仅通过自然界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人化自然就是人进入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寻找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加以改变后的自然环境。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认识

(一)十八世纪早期唯物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有益探索

对人和环境关系的探索自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思考,他们在认真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政治法律环境,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孟德斯鸠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最终归于宿命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爱尔维修提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道德风尚,而他所指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政治法律又是由人制定的,从而得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结论。爱尔维修这一观点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认为环境决定人,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人们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人的理性制定出了法律,于是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天才人物的理性,正是天才人物的理性才能够制定出政治法律制度从而改变人的意见,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环境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爱尔维修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混乱关键在于他始终停留于对人的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分析上,而没有深入探索决定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其次,他只认识到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论,他只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却忽视了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他根本看不到环境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不断变化的。

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都试图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最终却都归于失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忽视了人的伟大力量、忽视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自然环境正是由人来不断改变的。

(二)十九世纪学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承认政治法律制度与人的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认为是人的意见决定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对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索,由此推出是新工具的发明导致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而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但是,他们在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新工具的发明时,却无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合理因素,便又将这一切归结为天才人物的智慧,再一次回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老路上了。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较之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更加深入,但是由于没能跳出思维的局限,回到现实中去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找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上层建筑,而是开始注意到财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的作用。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动荡的大革命历史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影响,巨大的阶级斗争继改变了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人的意见有所影响,他们也认识到财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但是当分析到引起财产变化的原因时,他们又会将这归因于人的天性的“恶”所引起的“征服”。他们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试图深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产生变化的根源,却依旧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视角,因此仍然无法找到其根源。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环境不起决定性作用,是客观的、被动的,而人是积极的、主动的,他认为人在环境面前不是消极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环境,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他提出了“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①黑格尔的人化环境的思想打破了之前人物对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由谁决定的谁的二元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说明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

二、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在探索人与环境关系时,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对环境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对环境具有依赖性的观点,但他也认识到虽然这种依赖性存在,但并不能过度看重这种依赖性或者将这种依赖性绝对化。法国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过分看重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在手稿中论述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自、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人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然界,两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人的行动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的,不按规律办事,只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角度考察,同样对法国学者的“教育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环境和教育确实对人有影响,但是环境和教育本身也是在变化的,而它们的变化正是人造成的。他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仅仅简单化为是谁决定谁的机械决定论,而将实践引入其中,认为人与环境是在实践这个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提纲》中指出实践作为中介,连接着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改变,在人通过实践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也不可避免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将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放在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中,马克思把人、自然界、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人与环境关系都放在社会历史中去研究,这样社会历史性就成为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原则。他还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我们丝毫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不仅指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它们的关系看成是人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决定人,而应辩证看待,并且他敏锐得发现,是实践作为中间环节连接着人与环境。在提出实践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

三、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更加关注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都是以人的本质作为基础的,人是具有共性的、特殊性的、个性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看到了人作为一“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发现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又把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放到历史中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的认识。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刻阐释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处理人c环境的关系中,关注“人”的重要性。

2.以实践为基础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即便如此,当今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将之看成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是因为我们都忽视了实践这一媒介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用实践解决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革命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活动,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问题上,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每个人都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解决包括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就全国而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会影响到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资源短缺、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不进行和平的调节,会酿成惨重的后果,最后伤害的反倒是我们自己。所以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政策与行动并行,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

3.注重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考察。看待我国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阶段和现状,我国正处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迫切发展经济,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我们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经济计划,而且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不加以解决,后果将更加严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环境问题更应该加强关注,尽快解决。为此,我国提出了一些列保护环境和解决资源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

(二)实践意义

马克思人与环境关系思想有利于人们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对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人们忽视了自然界有自身修复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当自然无法平复自身时,就开始展开对人类报复。所以,我们在自然面前不能随心所欲,而应该注重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以保护自然就是珍爱我们自己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1.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方向

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美丽中国建设注重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关系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环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我们不仅要优化自然环境,同时还要注重社会环境的优化,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需要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社会大环境的优化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自然界的青山绿水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是喊口号,而是应该让人们真正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人的密切关系,把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使人们发自内心愿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时,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我们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指南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在正确的生态观念指导下才能更好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次,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教育环境对国民的影响最为直接,要优化教育环境,重视对在校学生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利用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加大生态道德的宣传力度,提升国民生态道德意识;第三,政府要加强环境立法,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也要重视做好农村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工作,使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个人、企业、政府为改善人与环境关系共同努力,使之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内涵的,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人与环境关系的走向,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要时刻坚持底线思维,不能竭泽而渔,以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开发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只有在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2

(一)环境需求。当今世界,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人类社会取得了巨额财富。然而,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捷和舒适的时候,也让我们饱受了因此而出现的各种不利影响。[1]环境破坏、资源紧张、生态失衡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开始悄然逼近。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也同样受到了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气候变暖、雾霾等诸多威胁。巨大的环境压力和生态问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开始深刻反思自身的发展方式、生产手段、生存环境等等,生态保护意识正在逐步觉醒。

(二)社会需求。从一定的角度理解,艺术可以说是将精神与物质有机统一起来的方法之一。把四周环境的形态与质量进行最佳的设计,将这一环境进行优化,并使其展现出最美的审美价值,是所有设计者所要考虑的重点。现代的人们提倡和谐进步,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典型的一个主题。从特定的角度考虑,环境的审美感觉要次于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因此新时期的设计开始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步趋向于回归自然的态势。

(三)心理需求。当今社会正处于竞争异常激烈的发展阶段,很多行业都要面临着优胜劣汰的社会选择,人们所要承受的压力逐步加大,所以在这种压抑的生活环境中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发泄方法,让人们的神经得到舒缓放松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生态的意识观念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因为在自然的生态环境中人们能够更好地放松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并可以逐步舒缓由于外界而造成的心里压力。

(四)艺术需求。艺术从本质来看,产生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此处所指的生活并非经过加工、改动过的人为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的生活,从这原生态的生活现象透视生活的实质,从而获取创作的素材与灵感,并最终创造出所谓的艺术品。艺术归根到底是在追寻最真切的事物,将事物的原生态面貌呈现出来。因此,环境艺术设计中融入生态理念的做法,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更是对真正艺术的崇尚与尊重。

二、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特性

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强调的重点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要确保和谐,而环境艺术设计的出发点则是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良好,而且与之相关的各项配套功能可以正常运转,并最终将资源进行最佳的配置及系统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观念在确保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整个环境艺术设计过程都含有生态的理念。

(一)高效节约性。通常而言,节约性的环境艺术设计是指坚持最少的资源消耗的原则进行设计,或者是通过资源的重复使用达到节约的目的。然而,本文的节约性则注入了新的含义。[2]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节约性不但包括资源的最少浪费,而且还包括高效益的发展方式,高效性关键是防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浪费与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使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得到综合运用,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坚持用最少的资源产生最高的效益。高效节约性并非简简单单的设计,而是要求在节省资源与简约设计的同时保证各项功能可以发挥出最佳的水平状态。

(二)生态自然性。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第一特性就是生态自然性,这是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如果设计追寻的是精雕细刻的人为美而不是自然状态之美,那就远离了生态理念的设计本质,因为其原本就是按照生态发展规律,它产生于自然、表现于自然,研究的是生态的自然规律,这是永不改变的一大特征。生态主要是通过自然体现出来,它本身也完全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因此设计者通过对自然的了解而进行的环境艺术设计,其本身就融入了生态的理念,并通过设计出的作品使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态之美。因此设计者需要细心地去体会与把握事物的生态自然性,做到返璞归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三)独特艺术性。环境艺术设计融入生态理念,本身就包含着追寻自然的艺术设计,而大千自然的万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特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人、动物等等,所以来源于自然的生态理念设计也就必然彰显出其独特的特性。而其所体现出的艺术性则是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因为设计和艺术是无法彻底分开的,设计的过程就是艺术的展现,贯彻生态理念的设计更是遵循了艺术的本意,因为其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充分地体现了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三、环境生态设计中融入生态理念的途径

(一)坚持以人为中心。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本身,进一步讲也就是为了打造更好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所以环境艺术设计的所有过程,都必须始终贯彻以人为中心这一基本原则。只有统筹考虑到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才有可能保证设计出的环境艺术作品能为人们提供舒适、方便、安逸的生活。另外,设计师们在进行环境设计的时候,不仅要迎合人们的精神要求,而且要最大程度地保持生态、自然与环保。

(二)重视生态环保设计。生态环保设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指导环境艺术设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生态自然环境的平衡性,确保生态环境中的自然物种的多种多样性,保证生态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可以用之不竭。随着全世界环境保护的进步,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开始逐步加强,针对自然的一些应用技术也得到了重要改进,生态保护设计观念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生态环保设计的理念和设计方法都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人为的自然环境破坏开始逐步减少,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效果开始显现。

(三)采用自然生态材料。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关于自然生态材料的采用,这就对环境艺术设计者们提出了要求,即必须了解掌握多种自然生态材料的特性、主要用途、适宜造型、配套工艺等等。诸如,大部分具有淡雅清香味道且无毒害的树木,可以大范围的用以绿化种植,以此营造美观、舒服、悠闲的环境。还比如,鹅卵石由于其外观和颜色比较美观,因此用以铺设人们散步用的路面,不仅能够使行人获得视觉上的审美感受,走在上面还能起到活穴健身的作用,总而言之,采用自然生态的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地节约资源,还能够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3

    一、环境权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 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不断、污染严重和发展中 国家贫困与人口压力大、资源破坏严重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一方面致力于运用技术手段治理 污染,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和管理环境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6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大第一次辩论人类环境问题,在各成员国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大会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共商环境保护大计,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七十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卡辛认为,环境权具体应包括保证有足够的软水、纯净的空气等,最终保证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

    这些观点,为欧洲人权会议迅速接受。从七十年代初,欧洲人权会议便组织了80人的专家委员会,致力于将"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作为新的人权原则进行国际法编纂。1971年,欧洲人权会议将个人在洁净的空气中生存的权利作为一项主题进行了讨论,继而在1973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并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欧洲人权会议还为环境权的确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旨在引起全世界对环境权的重视,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为欧洲所特有的概念。?

    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充分地表现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第一条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一些国家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开始了环境权的立法实践:如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智利、巴西、匈牙利等国在其宪法或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确认了环境权;再如希腊、巴拿马、菲律宾、捷克斯洛伐克、泰国、瑞典等国则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日本和美国还广泛地受理了以保护环境权为案由的案件,开始了环境权的司法实践。

    二、环境权的涵义与性质

    环境权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所以如此,盖因其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致。公民在健康优美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实为公民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②。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恶化,使公民产生了保护环境的权利要求,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更使国家具备了保护这一权利的物质手段。因此,国家应及时将这一应有权利奉为法律权利。而在现代社会权利法定原则下,环境权的法律化是使环境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担当环境管理职责的法律依据。?

    在关于环境权能否成立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③。?

    "否定说"认为,保护环境的确需要法律依据,目前法律在这方面存在缺陷,但只要扩大传统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以及更新侵权理论,就足以弥补传统法律的缺陷,不必要再确立一具概念模糊的环境权。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在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环境权的真正涵义,并在传统的以私权为中心的法律观指导下提出来的。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

    1、传统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权理论及制度不利于环境保护。首先,传统所有权理论中,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人力能够支配和控制之物,而作为环境要素的空气、水体、野生动植物尤其是生态因不能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因而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其次,所有权作为一种自物权,是主体依法对自己的所有物享受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对与其无关的财产提出权利要求,据此,公民无权对环境要素提出权利要求。在这样的所有权理论下,公民是不可能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的。虽然在传统民法上也有他物权制度,因为其是作为所有权制度的补充,也难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

    2、人格权理论及制度关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对于环境保护也是不足的,首先,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以对人身权的直接侵害为构成要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在大多情况下不具备这一特征;其次衡量是否造成生命健康权侵害的标准是医学标准,尤其是对健康权的侵害是以产生疾病为承担责任的标准。而在环境保护中,造成疾病已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最严重后果,环境法要以保证环境的清洁和优美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作为立法目标,以环境质量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

    3、传统的侵权理论围绕所有权和人格权的保护了确立了一系列保护原则难以适用对环境的保护。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故意原则、直接因果关系原则、时效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环境保护方面都难以适用。如果依照传统民法理论适用这些原则,其结果只能是使受害者得不到保护,致害者逍遥法外。这样的理论也显然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

    尽管在现代民法理论中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差甚远:首先环境保护要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终极目标;其次环境保护要以整个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包括保护环境的优美和舒适;再次环境保护要以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要手段,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是难以补救甚至无可逆转的。因此,对环境保护而言防患于未然的意义远甚于"亡羊补牢".这些都不是财产权、人格权、侵权理论及制度能胜任的,如果硬要传统的法律理论完全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那么只能使这些理论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变质变味,而且也难免挂一漏万,反倒使受传统民法制度保护的那些权利得不到妥善保护。因此,只有在新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环境保护制度才有利于保护环境,全面地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当然,传统的民法理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环境保护的观念,并在不改变其自身属性的前提下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环境权正是这样的为公民环境保护所需要,而传统法学理论与制度又未加规定的一项应有权利。我们可以将这一权利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地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它包括如下涵义④:?

    1、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因为地球并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它属于我们的后代,环境权应由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

    2、环境权的对象包括人类环境整体。它既包括天然的环境要素和人为环境,还包括各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如生态效益、环境的优美舒适等。?

    3、环境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它可以通过列举而具体化。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宪法中将环境权作了具体地规定,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过度噪声干扰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等;在日本的一些判例中列举的环境权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宁静权、眺望权、通风权、日照权、达滨权等。

    4、环境权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同时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是现代权利观的基本要求。?

    在环境权的"肯定说"中,学者们对于环境权的性质也存在不同认识,主要有四种学说:?

    1、人权说⑤。即认为公民的环境权是一项人权,或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日本学者松本昌悦认为:《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环境权是一项新的人权,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2、人格权说⑥。由于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的环境权益包括了人身权益,又由于侵犯环境权的后果往往表现为对公民身体健康的损害,因此,有人认为环境权属人格权。在日本的一些判例中就将侵犯环境权的行为视为侵犯人格权,如1970年大阪国际机场公害案和1980年的伊达火力发电厂案的判决。?

    3、财产权说⑦。此说认为环境权是一种财产权,如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萨克斯认为,空气、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政府作为受托人有责任为全体人民,包括当代美国人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些财产,未经委托人许可,政府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财产。

    4、人类权说⑧。此说认为,环境权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或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共同享有的权利。?

    此外,关于环境权的性质还有财产权兼具人格权说等。?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学说都揭示出了环境权的某个或某些性质特征,包含着对环境权的属性认识。但是人格权说与财产权说均只反映了环境权某一方面的功能特征而失之片面,人类权说则因为难以具体化为公民权利而失之笼统,至于财产权兼具人格权或人格权兼具财产权说则本身并没有确定环境权的性质。因此,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

    首先,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为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肯定。除《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宣布了环境权外,其他如《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内罗毕宣言》等都对环境权作了阐述。1966 年12月9日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1条宣布:"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其本人及家属所需之适当生活程度,包括适当之衣食住及不断改善之生活环境。缔约国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此种权利之实现,同时确认在此方面基本自由同意之国际使用极为重要⑨。

    其次,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是生存权。环境是公民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的提供者,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类的生存繁衍,因此,环境权的最低限度标准不是单纯的医学上划分疾病与健康的标准。环境权不是公民个人对其择住环境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因而不是财产权;环境权也不是要求他人不直接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的权利,因而它也不是人格权。环境权始终以环境作为权利媒体,要求实现人类价值观的彻底转换,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新型权利。?

    第三,公民环境权具有作为人权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可归纳为:?

    1、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确立和实现环境权是为了达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目的,正因为环境是每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则正威胁着这种物质条件,才产生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对环境权的要求;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将影响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质量,环境权保护的结果表现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即通常所称的产生环境效益,环境效益也是这一代人和后代人可以共享的。任何人在当今社会都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独占环境利益。因此,环境权具有强烈的整体性,是通过个人权利形式体现的真正公共权利或"人类权利。"但环境权的整体性中又包含着个体性,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权,是人成其为人或继续作为人生存的权利,这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不能受到限制成剥夺,剥夺了公民的环境权,就等于剥夺了人的生存基础。虽然其他权利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如财产权可能因处分而转移,公民的政治权利可能因受刑事处罚而被剥夺,而公民的环境权则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 .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使得环境权的行使,既可以是集体行为,也可以是个人行为;而对这一权利的救济,既需要采取公法手段,也需要采取私法手段。?

    2、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统一。环境权所包含的利益是多重的,其实现的目的是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每个人更好地生存,因而环境权所体现 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的结合,环境权的这种属性,要求现代社会 中的人作为人必须与自然建立和谐、尊重的关系,必须克服利已主义倾向,改变功利主义的 环境观,"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 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换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⑩"正是因为环境权的这种利益多重性使它具有比其他法律权利更高的价值取向和人性标准,才产生了环境保护立法中的环境权保护的法律手段多样性、法律责任多元性的特征,前者如综合运用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手段保护环境;后者如法律责任的加重,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责任追究的程序简化,等等。?

    3、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任何权利都是或应当是与义务相互依存的,而且权利的实现往往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的。环境权也不例外,在环境保护中,任何人都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不容许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容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因此,每个公民的环境权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享受环境权的时候,都必须尊重和维护别人的权利。环境保护又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的,公民环境权利与义务的确定,都必须具有环境科学依据和符合生态规律,因此,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统一性使得环境法整体具有强烈的科学技术性。这种科学技术性表现为环境法律规范中的技术规范占有很大比重,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莫不与技术规范直接联系。?

    4、权利实现方式的多元性。环境问题的特点是污染和破坏容易,治理与恢复困难,有些环境污染与破坏如矿藏资源枯竭、物种灭绝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环境保护重在预防,防止危害环境的后果产生。与之相适应,环境权的保护也是如此,应将重点放在事前的预防上,仅此而言,环境权的实现方式也必须是体现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环境立法除了通过加重法律责任、扩大环境诉讼的范围等消极措施保护环境权外,还要以广泛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的积极方式,调动广大公民的环境保护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促进环境权的实现。

    通过对环境权性质的分析,不难发现:环境权的人权属性是环境保护立法特殊性的根源。环境权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决定了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和环境法立法宗旨的公益性。环境权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决定了环境法律手段的综合性和法律责任的多元性;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决定了环境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生态性;环境权实现方式的多元性则决定了环境法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环境权理论及法律化是环境法理论及实践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三、环境权的认识论基础?

    环境权是以环境为权利客体的,它的建立以人类的环境观为基础。环境权理论与实践在国外两度引起重视,莫不与人类环境观的变化直接联系。

    人类的环境观是指人们对客观环境的看法和观点、观念的总和,它是人们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指导思想。人类的环境观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观念形态⑾。?

    第一阶段是人类畏惧自然、崇拜自然的阶段。这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人类尚不能摆脱自然的控制和威胁时期的必然表现。此时的环境观为对自然力的畏惧心理和盲目崇拜的观念,要求人对自然的绝对服从。?

    第二阶段是人类无视自然、主宰自然的阶段。这是近代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为前提的,人类环境观的转变也以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为物质条件。尤其是在产业革命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扩大,从而产生了无视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类无限制地作用于自然和改变自然,拼命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采取掠夺性的态度,不断地加剧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在这样的观念下,环境权是无从建立的。?

    第三阶段是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阶段。环境危机的威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重新认识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由无视自然的陈旧观念向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过渡,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在这种观念下,人类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善恶观、良心观、义务观等道德观念扩大至自然界中的一切实体,并重新确立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从而产生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才产生了环境权的要求。众所周知的《人类环境宣言》被认为是人类新的环境观产生的标志,而正是这个《宣言》明确宣布了公民环境权,这不能说是巧合,只能充分证明环境权是现代环境观的产物。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正文】 

环境伦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彰显的一种伦理思潮,它对工业化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功利观念,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引发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而缺少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是环境法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一个相当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只有面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因此人们不得不对以往人类的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生态伦理道德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之影响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的思辩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映,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在自然法理论中,法治承载着诸多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安全等等,而这正与当代人类社会通过长时间的痛苦和悲剧实证经历后的要求相契合,人类开始觉悟到了人类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进而开始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千年不殆的终极文化汇流,由单一、单向、虚假、强权开始转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真正文化;开始关心生存的伦理、自然的平衡、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并确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文化尺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普遍规律;[1]《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1]如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秦律·田律》中规定,二月不得砍伐树木,非夏天不得取草烧灰以免影响幼草生长……不许捕杀幼兽幼鸟,不许毒杀鱼鳖以及繁殖期的野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其著作《王制》中提到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等等。 

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因此可以说古典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在这个阶段自然法不再根植于抽象的自然和神,而是根植与人的理性,其理论以两个自然的假设为推理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自然法坚持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不可分割,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道德伦理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不能割裂法和道德伦理的关系,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学说等传统哲学观点所关涉的伦理道德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的变化对法律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法律被染上了浓重的道德性色彩。在传统的自然法道德伦理观念里,人们往往忽视了环境道德,并未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视为道德问题,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变化,以促进人与环境自然协调共生为中心的新环境伦理道德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 

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折射出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的演变过程,而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方式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的形成实际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其中,道德伦理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无形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相应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德制来引导和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明确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有序市场的重要意义。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类似于经济道德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称这种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作为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种道德伦理观在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显现。 

二、环境伦理观在环境法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要融合和渗透到法律中,法律是维护并传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3]在环境保护中,除了要求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制以及健全的环境司法制度外,还要求有环境伦理的内部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促进了环境立法目的转化。 

环境立法的目的随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关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随着理论研究和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学者们借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对环境立法目的理念实现的研究中,关于环境立法的直接目的,无论是环境法学界还是环境立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并无不同。而关于环境立法的终极目的则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权和自然的权利”、“保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实现环境正义与环境公平”、“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等观点。从环境伦理的价值观看,环境的主体从人类已经扩大到自然和生态系统范围内,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衡量,环境立法的目的理念最终要求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符合整体生态利益的需求。 

(二)环境伦理观启发了环境权理论的产生。 

在环境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环境权的法哲学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环境权概念的产生是基于国家负担了积极的环境职能,它是国家对环境利益冲突的一种全局性考虑。[2]从环境权解读视角来考虑环境权的内涵。首先,从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来看:不仅是公民,还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以环境保护的理念来看:地球上的一切环境资源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后代人,以体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其次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大部分,具体有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环境权是人类的基本法定权利,是从生存权、发展权中推导得来。环境权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与公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本质上又是一项平等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环境权具有私权性质。同时环境权有自益和公益性,环境权权利的客体---环境利益有共享性,决定了环境权不能像私权一样由当事人任意合意达成或放弃,它是一种新型权利———属社会权利范畴,它要借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才能得到保障。 

(三)环境伦理观加深了自然权利论的发展。 

美国学者c.d.斯通于20世纪70年代在“树木的诉讼资格”一文中提出了自然物权利论,他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能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在法律人的世界里还居住着无生命的权利的拥有者。随后美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r.f.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力》一书中主张在环境伦理发展的进程中建立自然的权利。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指出“自然的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承认“自然的权利”,并在人权的延长线上给其以位置,这就意味着“权利”概念向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扩张。到90年代,美国自然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这些案例在客观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的作用。[4] 

(四)环境伦理观健全了环境法治的理念。 

环境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公民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普通公民具有一定的环境伦理观意识,不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认识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必定能为环境法治的开展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公众基础。另外在实践中,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在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状况时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可以减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走弯路,保障环境法治健康顺利的开展。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理顺上述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的关系。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虽是两种不同规范,环境伦理属于意识范畴,环境法治属于制度范畴,但两者存有密切联系,凡是环境伦理所反对和谴责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禁止和制止的,凡是环境伦理所提倡和颂扬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支持和肯定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问题。新的环境伦理要求在法律上予以体现,要求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法律化在环境立法中非常重要。因为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往往存在种种漏洞和不足,道德虽然规定了义务性的规则,但不具有强制力,道德的法律化可以为这种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提供补偿。反过来,法律也必须道德化。环境伦理观包涵新型正义观和价值观,要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环境伦理——国内环境公正和代际环境公正也必须渗透于环境立法之中,才能确保权利主体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利并不至于滥用而导致对人类环境的破坏,环境法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才是公正的。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伦理观价值还表现为尊重自然,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去开发自然,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自然。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组织在1982年发表的《世界自然宪章》序言中指出的:“生命的每一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当受到尊重;为使其它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伦理准则的支配”。生态系统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 

三、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对环境法之影响 

(一)环境伦理观的转变: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地球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从规范人们的行为入手,为现代人提供适合当代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更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从保存和爱护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简单的说法就是视人为万物的尺度,并从人的利益来判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它不仅主张和赞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张人类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来随意处置和变更自然。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每一种进步,都是建立在自然的屈服之上的,必然以自然价值的支付为代价。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不再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阶段,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寄生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之上,其核心观点是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的意义上即在地缘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第二阶段,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除了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之外,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亦即断言上帝是为了人类才创造其他非人类事物的,因而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第三阶段,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在上述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的头脑越来越膨胀,造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使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5]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伦理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 

面对危及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深刻检视,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勃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整个地球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这种理论以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这也是其理论上的缺陷所在。[6]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生物和自然都拥有其自身的固有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有关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自身,而是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大到“人—自然”系统,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大到生物和自然。 

(二)生态文明下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伦理观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贯穿所有全球问题的轴心。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7]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它是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全新理念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出现了新的和谐自然观,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为目标,本身包涵着对自然、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观应当显现为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生存和继续存在的权利的认可。[8]在人类已经掌握有极大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的情况下,生态文明方式与其说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不如说更多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与顺从,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顺从,是有其现代的科学理论为根据的。新的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同时又肯定了人类伟大的能动作用,对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为人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和前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酝酿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这种重合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理论层面,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可持续发展强调二者和谐一致,肯定双方相互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人类在追求发展权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与互利关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扬弃,形成了超越两者,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的伦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环境整体主义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进行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整合的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生态文明理念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尊重自然的权利,此理念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态文明理念体现最为深刻的是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其代表人物奈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把人和社会融入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文明要求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可持发展的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体现了它的终极目的,确立了生态本位主义的立法目的理念。 

(三)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法的启示 

具有生态伦理理念基础的现代环境法,是基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自然价值与权利的新认知。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是一种“革命性的价值变迁”的环境法,其试图从根本衡平时代利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由于可持续发展是在现有国际关系原则框架内达成的共识,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也被世界广大公众所接受。所以,在当前环境伦理体系尚未获得统一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以提供较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环境伦理学说,在不同层面上起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实践活动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粗暴地对待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的治理首先要从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做起,人类要对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反省,尊重与善待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场所,同时还是给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可供人类使用和利用的对象。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与之打交道的客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决定人,这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是人决定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决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10]。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支点,是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结合。因而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识与承认导致了人类对它的责任和义务,人类要控制和制止对环境的破坏,防止自然生态的恶化;还要保护和爱护自然,为自然生态的组织进化和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创造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仍为传统伦理观所左右,人本主义的———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和地球生物圈中心主义相对立———传统法律伦理观仍然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即环境立法在立法者的理念里

仅仅是作为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方法,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而已,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浅层的环境主义。[11]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也应当把这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理论基础,在法律制度的设定上做到既保障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又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根据环境整体的可持续的标准对环境立法进行调整,现行环境法并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一些环境立法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遵循环境伦理维护生态的长远利益,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尊重生态环境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要求,改变原有的立法指导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公平纳入到法律追求的目的之中,使环境资源法更具有价值合理性,以环境伦理观来指导现行环境立法。建立以保护自然权利原则、生态权利优先原则、人类综合责任原则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这种环境法不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把自然对人类的价值作为保护的目的,而是以自然的整体价值为追求目标。 

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也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环境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环境立法的同时,人类只有认识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注意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才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符合人类生存目的的改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在确定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的同时,也要求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为了人类,从人的利益出发,主张人的权利,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树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促使人类能够自主、自觉地承担必需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注释】 

[1]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天津荀子选注三结合注释组.荀子选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135. 

[3]孙国华.法理求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651. 

[4]张锋.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的一个法学视角[eb/ol].中国环境法网,2004-8-30 

[5]周河、谭柏平、汝婷婷.论我国环境法学的自然科学基础[j].商事法学,2004. 

[6]贺思源、曹钟安,论环境伦理观的嬗变对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6(10). 

[7]朱斌,张利华,宋江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1). 

[8]曹明德.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j].法学论坛,2006(2). 

[9]王南林.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eb/ol].http://www.people.com.cn/,2002-2-26. 

[10]蔡守秋等.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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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m]∥韩德培.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25. 

【参考文献】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5

关键词:陈望衡;环境美学体系;逻辑结构

中图分类号:B8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21-006

自工业社会以来,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上个世纪后期,人类的环境意识逐渐觉醒,环境哲学兴起,与之相关,环境美学蓬勃发展。说到环境美学体系,基于种种原因,即使是最早创立这一学科的西方,就笔者的视野,也只有一两部著作差可称得上专著,绝大部分环境美学著作是论文集。在中国,从事环境美学研究较早且成就突出的是陈望衡教授。他出版于2007年的《环境美学》是我国第一部体系性环境美学专著。关于这部著作,笔者曾经撰文作过一些评述。自此著作出版后,陈望衡又发表了许多环境美学论文,他出版于2014年11月的《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概括了他近几年来环境美学的新成果,是一部体系比较严密,特别是现实感很强的环境美学著作,显示了陈望衡环境美学研究的新成就,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仅就陈望衡环境美学建构中的逻辑体系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评述,就教陈望衡教授及学界同仁。

一、生态文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

与环境伦理学一样,环境美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之一。自然哲学曾经开创了古希腊哲学的辉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道家和儒家就人的自然本性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工业化带给人类的生存危机使人们再次聚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从科学技术中探寻工业化的思想基础,于是,追溯到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在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得到强化,迄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这种看待自然的方式拉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建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自然成为无生命的客观对象,无形之中树立起人相对于自然的优越感,研究自然、摆布自然、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的需要成为天经地义的信念。

在这一信念的引导下,几百年来,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有些是不可逆的,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提出了“生态”概念。1927年,生物学家查尔斯・爱顿首创“食物链”概念,认为地球有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命相依的关系,人们进而发现自然界存在一种生态平衡规律,正是这种平衡维系着地球各物种的生命存在与动态和谐。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漠视这种生态平衡的规律,自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人是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价值主体,凭借着工业文明所提供的高科技手段,肆无忌弹地掠夺大自然的资源,让地球固有的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的破坏,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所言,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濒临失衡的地球,人类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环境的概念凸现了,环境的重要性突出了。陈望衡说:“自然与环境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只是自然,无需与人发生关系,即便与人发生关系,成为‘人化’的自然,也无需接受环境的定性。然而,当我们以环境的视角来看自然的时候,这自然就必须接受环境的定性了。”[1]104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人从自然获得资源,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资源的别称;而在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人们格外珍惜自然,自然成为环境的代名词。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人和自然在环境中融为一体。人与他人共存于环境,亦即“世界”之中。自然和人都通过环境这个整体而存在。因此,环境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

陈望衡强调:“自然诚然是自然资源,但还有比资源更为神圣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守护。将自然理解为人的环境时,它作为人类生命之本,其意义远在资源之上。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潜在却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那就是自然具有神性……应该为自然更多地保留一些神秘性。”[2]173“由于自然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自然神秘的面纱不会被完全揭开,因此,自然对于人永远具有神性的威力。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让自然美具有一种神性的光辉。正是这种神性的光辉,让自然美最为迷人、最有魅力!”[1]93自然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就隐藏于环境所构筑的“世界”之中。这种神圣和神秘性的保留,不是与科学对立的迷信,亦非矫揉造作,故意给已被科学揭示的自然蒙上神秘色彩,而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认知,对思维多元化、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认可。我们需要一个现代科学给予的“世界”,也需要其他样态的“世界”,“世界”是多面的。这样,在对作为环境的自然的理解中,人类应当保持谦虚和应有的敬畏之心。“自然的伟大不能不让人敬畏,不能不对它崇拜,不能不对它依恋,不能不对它寄予希求,凡此种种,并没有因为原始时代的结束而结束。”[1]93

陈望衡说自然具有神性之美,目的是强调对自然要存有“敬畏之心”。他说:“有了这敬畏之心,在改造自然的时候,就会多几分审慎,少几分随意,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的美。”

关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陈望衡在《环境美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主义与文化主义的统一,认为环境美既具生态性又具文明性。在其新著《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中,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但是,他进一步指出:生态主义与文化主义统一为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与文明两者缺一不可。陈望衡说:“离开生态,人生存很困难,这环境当然谈不上美;但是,如果离开文明,‘人’――脱离动物的人――文明人其实就不存在,生态也就没有意义。”[1]52我们的环境应该既是生态的又是文明的,是两者的统一。

那么,这种统一的性质是怎样的?陈望衡说:“这种文明既不强调文明的主体,也不突出生态主体,而是让生态与文明构成一个共同的主体。生态与文明能够共同构成一个主体吗?应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做到。”[1]12这里,陈望衡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他说:“这需要人自觉地调节自己的文明,让文明既符合人的利益,也符合生态的利益,也就是说,既是文明的,又是生态的。概括起来,就是生态与文明共生双赢。”[1]12

陈望衡虽然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2003年又与王凯合作,写了《深层生态学及其美学观照》,但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基本上不谈生态美学。从他的《环境美学》、《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等著作及一系列文章来看,他实际上是认为,生态主义不能是环境美学唯一的基础,只讲生态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否定人,否定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的根本利益。人,作为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早已从自然界脱胎而出,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首先,他有自己的利益,生态主义的提出,从根子上来说,不是为了生态,而是为了人,不是以生态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其次,尽管人已经在一定程度将地球上的生态破坏了,我们也在批评造成这种破坏的工业文明,但是,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毕竟是一种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要建设的生态文明,也只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行。陈望衡说:“人类经过数十万年的的演变、进化,也不可能再回到原始状态,人只能在现在这个水平上与自然对话。”[2]59

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是不能变的,但是,对这个立场的认识,则有新的发展。陈望衡在新著《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中,强调“以人为本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前提的,不是没有前提的”[1]61。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生态平衡。陈望衡说:“维护好、建设好良好的生态平衡,表面上看,是让利于其他生物,从根本上讲,是让人更好地生存、发展,维护、建设良好的生态平衡,是以人为本的最高体现。”[1]62

原来,在陈望衡看来:“生态美其实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美,而是一种审美性质。”[1]121“生态是环境美的基础”[1]51,但环境美不能等于生态美,任何美,都是对人而言的,是对人的肯定,从本质上来看,美只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能是生态的产物。关于农业的美,陈望衡就明确指出,它是文明的美。自然当其成为人的环境,它就不只是具有生态性,虽然某些自然界,人未必实质性地进入,但人的精神活动已经赋予了它种种文化性,因此,“环境的美既是生态的,也是文化的”[2]69。这种既是生态的又是文化的美如果需要作一个统称,那就是生态文明的美。

二、生活(居):环境美学的主题

国外环境美学的发展,早于国内。鉴于环境审美与传统艺术审美的差异,他们认为,环境美学的兴起,必然对传统美学的基本观念造成冲击。

阿诺德・柏林特指出,在环境审美中,环境不是外在于欣赏者的对象,而是欣赏者与环境融为一体,因此,环境审美具有参与性或介入性。虽然在传统艺术的欣赏中,也存在主体“介入”作品的情形,即欣赏者对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但那是一种主观的介入。环境欣赏中的“介入”,不仅有主观的介入,更有客观介入,即主体客观地融入环境构造之中。因此,环境进入美学视野后,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传统美学必将遭遇挑战。柏林特认为,传统艺术可以包含于广义的环境艺术之中,因此,环境美学使人们看到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统一美学”的可能性[3],就如从牛顿力学进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样。

西方环境美学的建构,大多从环境欣赏与艺术欣赏的差异立论,在这些理论中,审美概念仍然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不过这个客体有点特殊,不同于艺术欣赏中的对象。所以,西方的环境美学仍处于分析美学的框架之内[4],它试图以环境审美特殊性分析为切入点,拓展美学的适用范围,成为“更一般的”美学。

遍观西方的环境美学研究,尽管有阿诺德・伯林特的“介入”美学的提出,但仍然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仍然只是着眼于环境的审美欣赏,并没有脱出传统美学特别是艺术美学审美超功利的立场。而陈望衡的环境美学则与之有根本性的不同,环境,在他的体系中,其基本的性质,不是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人的生存之所、生活之域、精神之依”[1]23。他说:“环境有美,人也欣赏这种美,但这种审美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离不开环境的根本功能――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审美是生存与生活中的审美。”[1]23“居住”既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自然界也是在“居住”中才成为人的环境。环境美是“居住”之本质呈现,从“居住”本身的完美实现获得规定。“居住”之实现,既是人之实现,也是自然在文明时代的真正实现。“居住”之实现过程,不能仅仅依靠观念启蒙来完成,它是一个受到社会存在制约的实践过程。“居住”之实现,是人的欲望生存模式向审美模式的转变,是审美关系之全面建立、审美生活之实现,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陈望衡环境美学体系所依托的哲学基础,与存在论和实践唯物主义是相通的。它不仅重构了美学的本体论,而且重构了美学与生活的关联方式,把审美与人的存在和生存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当作纯粹的趣味去理解。

陈望衡的《环境美学》,将居住分为“宜居”和“乐居”两个层次。2010年他发表《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一文,将环境的居住区分为“宜居”、“利居”、“乐居”三个层次。关于“三居”,陈望衡说宜居和利居都是乐居的基础,但是这两种基础是不一样的:“宜居作为乐居的基础,是绝对的,环境越是宜居,越能乐居。利居作为乐居的基础,是相对的,虽然乐居需要优越的物质基础,但并非物质越丰富,就越能乐居。”[1]36关于乐居,陈望衡强调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他强调文化性、精神性、个体性、情感性。从美学的维度,情感自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陈望衡说:“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创造奇迹。人们在某一座城市能不能定居下来,最终决定的因素也许就是情感。虽然情感是个人的,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爱上这座城市,但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依恋这座城市,喜欢上这个城市。”正是因为突出了“乐居”的情感分量,陈望衡的环境学与一般的环境学区分开来,它是美学。

关于居住,人们会想到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说。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就是在大地上的暂时居住,这种暂时性的居住,海德格尔称为“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栖居”是人在此世生存的本质方式。陈望衡的“三居”说与海德格尔的“栖居”说,表面上相似,实质上不同。在海德格尔,“栖居”只是一种哲学精神的象征,而陈望衡说的“居”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生存。其次,“栖居”,是暂时性的,海德格尔用此语,明显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情怀,而陈望衡的“三居”说不仅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味,而且相反,它充满着人类建设自己美好乐园的豪情。

三、家园感:环境美的本质

建构环境美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环境,而是为了建设环境。建设环境是一个综合工程,环境美学虽是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但它具有全局的总揽性、无处不在的渗透性。道理很简单,我们要建设的环境,只能是美的环境。无需过多的论述,这美不会只是形式美,它还具有最大的功利性,美的环境必然是人们称心适意的生活之所、居住之所。

环境美学的核心是环境美。什么是环境美?人们可以从形式、功能诸多方面作诸多的描述,但是,既然称之为环境,它的本质就是家园,首先是人的家园。

陈望衡说:“人在环境中生活,环境是人类的家,由此派生了环境美的重要特性――家园感。这是环境最根本的性质。”[2]109家园,再实在不过,在日用常行之中,它以最切近的方式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同时它又是最“遥远”的,好像我们始终在寻找它。在美好的家园意象中,我们的情趣活泼而宁静。家园感作为环境美的本质,要求环境建设用最切近的事物去构造最深刻的意象。

何谓家园?陈望衡说:

家,是生活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是这两者的统一。但是,对于环境美学来说,生活性是基础,“家”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概念。

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1]57

这里,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环境的生活性。生活于环境来说,具有根本的性质,它包括:环境是人的生命之本和发展之托这两个重要的方面,这里,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维度的意义。虽然陈望衡用“居”来表述“生活”,实际上它不只是居。不过,从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来说,居,准确地说,定居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定居,才有家。正是因为这一点,陈望衡非常看重农业文明对环境美学的意义,他说:“‘家’是农业的产物,将环境美的本质看成‘家园感’,那么,我们有理由认定,原始农业实际上是环境哲学包括环境美学的胚胎。”[1]123陈望衡这一观点奇警而具有原创性。

将环境于人的意义定义为生命之本与发展之托,那就涉及现在成为环境问题焦点之一的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了。地球是人类唯一的生存之地,本兼有资源与家园两重意义。这两者孰轻敦重、孰先孰后,关系重大。长期以来,人类是重资源轻环境的,因为贪欲,拼命地向地球掠夺资源。恶果现在已经出现:原始森林大量消失、诸多物种灭绝、地球变暖、自然灾难频仍、各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不时袭击人类……一言以蔽之,家园遭到严重破坏。怎么办?陈望衡的态度非常明确:“从总体来看,我们不能不从地球获取资源,也不能不将地球作为我们的家。……无疑,这两者是有矛盾的。解决矛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环境第一,资源第二。”[1]24

第二,环境情感性。关于环境的情感性,陈望衡主要强调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1]58在论述环境的功能时,陈望衡强调“乐居”是环境美的最高层次,而乐居最重要的是人对环境的情感性态度:“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他可以创造奇迹。人们在某一座城市能不能定居下来,最终的决定因素也许就是情感!”[1]34而情感,他特别强调依恋感,例如,对这个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眷恋,这是儿子对母亲的那种血肉相连的天然情感。

在对环境精神上的依恋感与归属感这个意义上,陈望衡的“家园”说与海德格尔的“还乡”说似是相同,实质不同。海德格尔的“栖居”意味着人生的暂时性,意味着匆匆而过,“栖居”本身似乎就意味着家园的缺失,意味着某种虚无性。因此,海德格尔提出“还乡”说,要人们去寻找精神家园。可悲的是,还乡之路遥远而又漫长,也许永远不能实现。显然,陈望衡说的人对环境的依恋感与归属感不是这样,与人实在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一样,对自己家园的依恋感、归属感,完全是实在的,没有不可能,当然也没有悲观。

建设家园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可能由环境美学单独去完成。不过,环境美学作为人类建设家园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作用非同小可。陈望衡在论述城市环境建设时,提出“美学主导”[1]189,其实何止城市建设,一切环境建设均应以美学为主导。道理很清楚:按照哲学上真善美三者相统一的原则,这统一只能在美。

四、城乡互动:环境建设新思路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有两大家园:农村与城市。农村这一家园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城市这一家园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根本不同主要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陈望衡说:“人类的农业生产劳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模仿自然的活动,准确地说,是代自然司职。”[1]108换句话说,农业生产创造的是第二自然、人工的自然,比如农作物、牲畜。而工业生产则将从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改造成自然界完全没有的东西,突出特点是改造自然。在工业文明时代,农业只是工业的依附,不是文明的主体。从文明的特征上,我们可以给城市与农村这样定位:城市――人文的象征;农村――自然的象征。

在环境的建设上,城市与农村如何在环境美学的指导下进行呢?陈望衡提出了一系列很具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

什么是城市的本质?科特金说:“城市是从自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人类家园。”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说过:“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5]可以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精华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精华,因此,城市的本质特性可以概括为人文性。

城市通过崇高之美体现人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胜外在自然。不仅大量的自然景观被铲除了,而且仅存的也被压抑了。高楼大厦岿然屹立于狂风暴雨之中,桥梁飞越滚滚洪流,车水马龙不停地制造着城市的骚动。城市设施是人类理性力量的表现,它使人感觉到自己独立于自然界,超越自然界。二是战胜内在自然。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人类从自然界走出,聚集到一起,用法律制度、伦理道德、构建人类生活的规范和理想。

无疑,这种人文之美,是城市的宝贵财富,是需要珍惜的。但是,当今的城市,更多的是欲望的表现。现代城市无节制地扩张,触目是钢筋水泥的森林,难觅野性生灵,城市环境美的两大因素之一――自然严重缺失。对此,陈望衡极为敏感,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城市建设普遍挖山填湖毁林的现象,他著文《要将山水纳入城市》。2001年,着眼武汉市城市建设的实际,他在长江日报发表《森林,我们爱你》,在中国率先提出建设“森林型山水园林城市”的主张。在《环境美学》一书中,他将山水园林城市看作“人类理想的居住环境”,并认为“建设山水园林城市是城市建设的方向”[2]410。在新著《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中,他将山水园林城市分成了山水城市、园林城市、生态森林城市三种类型。其中,关于森林城市的建设,他提出“必须恢复生态性地造林”。他特别提出:“要极为珍惜城市中任何一处原生态的树林、芦荡、湖水、沙洲,当然,更要珍惜对这个城市尚有好感,也曾视此城市为它们家园或客栈的各种野生动物。残害野雁、天鹅、乌鸦、浣熊、松鼠这样的事,只能是让人类蒙羞。”[1]88

陈望衡指出,农业环境具有特殊的审美性。因为“农业转变的环境在人类的居住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108。他认为,农业景观是自然与人文统一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就水稻仍然是自然物来说,它是自然;就水稻是人劳作的产物来说,它是人文。”[1]109农业虽然也是“人化自然”,却主要不是依靠抽象手段对付自然,它保留着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感性联系,更具审美意味。农耕时代诗歌鼎盛,亦源于此。农业环境的审美特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农业体现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对话以及这种对话的艺术性”[1]110。这种对话是充满感情的,是生命之间最本真的交流,“超出了功利的目的”[1]111。第二,农业劳动是美的源泉。“在所有的劳动中,唯有农业劳动,它的肢体活动是最全面、最丰富的,活动量的调节也是最为自由的。……它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1]112因为农业劳动以大自然为背景,具有天然的节奏感和舞蹈的韵律美。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环境是最具人性的审美环境,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保留了比较丰富的自然景观包括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与人工的自然景观,这是它远胜城市的地方,如果要说它比城市的美有所欠缺的话,那主要是在现代文明设施与生活方式上较城市为弱,但这并不重要,也不显得突出,事实上,城市中有的,农村一般也有。现在可怕的是,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城镇化对农村的吞噬。陈望衡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模式改造农村,实际上是消灭农村。在这种背景下,陈望衡强调新农村建设中,首要的是突出农村特色。什么是农村特色?那就是它拥有远较城市丰富得多的山林、草地、河流、水面,而且多是自然原有的,不是人工的。陈望衡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注意突出这一点。“与这个问题相关,农村建设要充分注意与自然山水相结合,依山傍水,显山靓水,突出人与自然的亲和性。”[1]125

基于城市环境与农业环境各有对方所需要的优点,因此,城镇化不应是一边倒地城市化,而应是城乡互相吸收其优点同时又各自保持其特点。关于城镇化,陈望衡创造性地提出“尝试城乡互动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城市乡镇化,乡村城市化”[1]200。所谓城市乡镇化,陈望衡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建构社区群落概念,将城市划分成更多的相对松散最好不联成一片的小区,有点像乡村群落,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生活空间,让紧张的生活节奏变得慢一些。二是让自然更多地进入城市。三是让部分农村功能及景观进入城市。陈望衡的城市乡镇化的构想,也许有些不实际,但其精神是值得城市建设者参考的。关于乡村城市化,主要是文明化,即接受城市先进的生活设施与先进的生活理念。归结起来,“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双向化。这种双向化是双向优化,即城市取农村的自然亲和性,农村取城市的现代文明性”[1]202。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不能按城市的模式改造农村,也不能用农村吞并城市,而是要让它们优势互补,建设文明性与生态性相统一的山水园林式的城市和农村。

陈望衡的环境美学体系具有明确的逻辑结构:生态文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生活(居)――环境美学的主题;家园感――环境美的本质;城乡互动双向优化――环境建设新思路。陈望衡的环境美学,紧贴我国当前环境建设的实际,具有非常可贵的实践品格。它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发展了美学理论,而且对中国环境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诸多地区的建设者从陈望衡的环境美学中获得启发,并且已经将其运用到我国城乡建设的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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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重要性篇6

【关键词】环境道德培育机制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由于人口剧增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使用,使自然资源的消耗成倍增长,超过了自然生态环境的调节和净化能力,导致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我国要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必须走人口、经济、资源和社会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依靠完善的制度、严密的法律及科技的进步与创新,但更重要、更持久的还是要运用道德的约束力,依靠扎根于人们内心的信念。因此,探讨培养环境道德的必要性、机制和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环境道德培育的必要性

环境道德是指人们在环境保护、改造、发展和建设的实践中,对自己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一种自觉反映形式和所持的态度,是人在思考与处理环境问题时必须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当我们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困扰时,加强环境道德培育,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十分必要的。

环境道德是个人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所谓个人自我完善是指个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所采取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方法和过程。中国历代先哲特别强调道德修养在自我完善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关心自然、热爱生命则是人格完善和人性提升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最高的“道”和“德”。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儒家将这种仁爱之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一切生命和整个自然界,从而显示出一种博爱的情怀。儒道两家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殊途同归。从“道”的普遍有效性的角度出发,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马克思不认为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存在物”,但这种社会关系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都是自然界给的。因此,培育环境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

环境道德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前提和保障。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不仅可以为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为发展保驾护航,提供适宜的环境与资源。而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最终要依靠于扎根于人们内心的生态良知和道德信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用生态的观点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真切地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权利,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从这种意义上,环境道德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灵魂。

环境道德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的认识,树立“人与自然互动”的观念。因此,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规划时,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就是尊重、保护人类自身的观念。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现以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体系以及节约资源、重视环境、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要吸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教训,倡导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此相适应,环境道德建设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摒弃人类是自然主宰的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环境道德培育的机制

环境道德内化的内涵。道德内化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通过筛选与接纳,将其纳入自己道德结构之中,变为自己的观点、信念,成为支配与控制自己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内在力量。对于环境道德而言,内化也就是道德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的道德教化,将环境道德的要求、观念和目标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性的过程。

环境道德内化的必然性。环境道德的内化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人的全面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环境道德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资源的短缺也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从过去主要注重人的能力的发展扩展为既包括能力、个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健康与和谐发展。因此,增强环境意识、加强环境道德建设已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环境道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个性特征上表现为,情感丰富、身心活泼、道德情操良好,对艺术美、社会生活美以及自然美充分追求并且有理解、鉴赏能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内在地包含了对自然善的追求和对自然美的欣赏。欣赏自然、善待自然、遵循自然,塑造“生态人格”,乃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

环境道德内化的过程。环境道德的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过一个从他律到自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一、认知阶段。在这个阶段,道德主体通过对环境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的学习,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环境道德观念和概念并加以巩固,最终完成对环境问题和环境道德的理性认识。二、评判阶段。这个阶段是指道德主体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对环境道德要求、环境行为的真假、善恶、美丑提出一定的看法,表现出一定的态度。三、顺从阶段。这是主体尚未深刻认识和接受环境道德要求时,迫于外在压力不得不遵守和执行环境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他律性。四、选择阶段。道德主体在评判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或拒斥以及改造和组合,作出弃恶从善的选择,并在认识、情感、意志上自觉地接受环境道德的规范与要求,表出自律的特点。五、良心阶段。在这一阶段,主体已确立起这样一种道德信念:人不只是全社会的一分子,还是全宇宙的一分子,人有关心动物、爱护生命的义务,因此,道德主体对保护环境有一种超功利的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并自觉自愿地履行环境道德要求,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环境道德相一致能够做出自我评价。至此,环境道德转化为主体良心的一部分,成为道德主体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他律与自律达到了统一,环境道德的内化宣告完成。

环境道德培育的路径

加强外部道德调控。外部道德调控主要是指社会道德调控,是培育环境道德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外部道德调控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加强环境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使环境道德规范深入人心的有效途径,使道德调控转化为行为主体内心的自觉要求和行动。需要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借助各种利益机制,以他律性的外在手段引导和诱导道德主体遵守和践行环境道德原则,形成共同的环境道德规范。外部道德调控能够强化人们在实践中对环境道德规范接受和践行的程度,是环境道德内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加强法律监管力度。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社会和契约社会,单纯依靠道德准则和道德调控并不能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况且道德调控也不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内自我运行,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制和社会组织的制度保障来强化。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7

【关键词】河道生态护岸综合治理美观人水和谐

1.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生态城市一词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畅谈话题。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统一成为了当今我国大多数城市追求的目标。城市河道作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了城市治理的重点。然而在传统的河道治理过程中,由于过分注重河道护岸的防洪、排涝等功能而忽视了河道护岸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统一,忽略了护岸设计的美观性以及人们对于生态护岸的主观情感。为此,有关专家学者呼吁建设生态护岸,重视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本文针对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进行了研究,并阐述了个人看法。

2.河道生态护岸的含义

河道生态护岸是指将原有河道进行治理,使恢复后的河道不仅具有防洪、排涝、储蓄水源等作用,而且整体提高河道治理后的生态环境,促进河道环境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提高河道的美观性,促进人水和谐。[1]

3.河道生态护岸的必要性与优越性

3.1河道生态护岸的必要性

传统的河道护岸过分重视护岸的防洪、排涝功能,将护岸的治理重心放在提高河道的蓄水能力与水资源调度能力上,不仅忽视了河道护岸的美观性,而且忽视了河道治理后的生态环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破坏了城市的生态环境。长此以往,传统的河道护岸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在人们与自然水之间设立了一个高大的屏障,让人们失去了娱乐、休闲的好去处。[2]同时,传统河道护岸所使用的材料中往往使用过多的外加剂,这些外加剂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后不仅会影响水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周围的水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传统河道护岸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专家学者呼吁建设河道生态护岸,加强对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

3.2河道生态护岸的优越性

3.2.1有利于防洪排涝,提高蓄水能力

河道生态护岸的建设,采用的是具有较强渗透能力的界面,它可以有效保持地面水与地下水的循环交换。在丰水期的时候,地面水位较高,河道生态护岸可以将地面水渗透到地下水层,可以起到暂时缓解地面水位过高带来的危险的作用;在枯水期的时候,地面水位较低,河岸生态护岸可以将地下水反渗透到地上层面,可以暂时缓解地面水位紧缺的情况。总之,河道生态护岸的建立有利于防洪排涝,提高水资源的调度能力,加强河道蓄水能力。

3.2.2有利于维护河道生态环境

首先,河道生态护岸的植被有利于调节空气中的水分,起到涵蓄水源的作用,有利于调节河道周围的生态环境;其次,河道生态护岸中的植物,种类繁多,可以与河道周围的绿地、森林等有机统一,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不仅有利于维护河道的生态环境,而且有利于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环境。

3.2.3有利于促进人水和谐

河道生态护岸的建立,除了具有以上两点优越性之外,还具有促进人水和谐的重要作用。生态护岸更加注重河道护岸的美观性,在防洪排涝、维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突出河道的整体美感,让河道的护岸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愉悦人们身心。同时,生态护岸满足了人们的亲水需求,人们可以通过台阶、水边亭台、河中小岛等近距离地与大自然接触,拉近人们与大自然的距离,有利于促进人水和谐。

4.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措施

4.1以提高河道护岸的防洪排涝、调节水资源能力为前提

河道护岸的治理首要目标是提高河道的防洪、排涝能力,护岸的生态植物不仅有利于保持地面水与地下水的平衡,而且有利于防止河道水土流失,涵蓄水源,保护生态环境。在对河道的生态护岸进行综合治理时,要以提高护岸的防洪排涝、调节水资源能力为前提。在满足此前提的基础上,要尽量降低河道生态护岸的工程成本,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4.2促进河道生态护岸的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要注意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的统一。首先,河道生态护岸的材料尽量避免使用人工合成材料,以免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在使用自然材料进行河道治理时,要注意避免材料使用过程中及使用后因外在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二次污染。第二,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要更加注重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河道护岸的生态植物要与周围的森林、绿地等协调,促进河道生态环境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统一。

4.3注重河道生态护岸的美观性

在进行河道生态护岸的综合治理时,要尽量避免使用刚性结构的构造,在进行河道护岸设计时要注重护岸的风格多样性,以形式多样的“软效果”提高河道生态护岸的视角效果,在发挥河道护岸的防洪排涝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人们的美感,在造福人类生活的同时,愉悦人们的身心,增加人们生活的乐趣。除此之外,具有较强美观性的河道生态护岸还可以发展成为旅游景点,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这不仅节约了河岸生态护岸的治理成本,而且可以有效运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4.4设计亲水空间,促进人水协调

河道生态护岸的治理要更加考虑人们的亲水情感,可以设立专门的亲水空间拉近人们与自然水的距离,例如在河道护岸治理时可以设计台阶、水中亭台、河中小岛等,供人们在水中赏景。河道生态护岸的治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高河道护岸的蓄水、调节水资源能力,更重要的在于拉近人们与大自然的距离,促进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的统一,促进人水和谐,促进人类与自然的统一。[3]

5.结语

河道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不仅有利于提高河道的防洪排涝、调节水资源能力,而且有利于促进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河道生态护岸更加注重护岸的美观性,给人们以视觉美感。河道生态护岸的亲水性设计,满足了人们的亲水需求,有利于促进人水协调。

【参考文献】

[1]马玲,王凤雪,孙小丹.河道生态护岸型式的探讨[J].水利科技与经济,2010,(07):2-3.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8

【关键词】环境法;法学理论;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法学理论基本上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法学理论,没有或很少有人与自然或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法学理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法的发展,才逐步有了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开始是在环境科学等与环境法学关系密切的自然科学领域传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接着是在环境法这一部门法学中出现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后来在整个法学基础理论中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目前,关于用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正在成为环境法学的特色理论、核心理论。深入研究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对于促进我国环境法学的繁荣和进步、加强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建设环境法治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1.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

在中国,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环境法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环境伦理学和现代环境科学中的精华作为其认识论,审慎地吸收国外环境法学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现将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承认和重视环境的价值、意义和作用,认为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环境法发展的决定因素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并表现自己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人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永远生活在环境之中,始终离不开环境。人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并从出生至死都蒙受自然的恩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根据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对环境法的认识不能仅从法律本身或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出发,而应当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或物质关系出发。环境法的基础是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等物质生活条件,环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是决定环境法和环境法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根据5环境保护法6第2条的规定,环境包括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环境因素,即包括天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两大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为环境因素越来越多,纯粹的天然环境因素越来越少。人为环境(人化环境人化自然)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天然环境的基础上加工、创造的物质环境,是主体化的客体、物化的智力,是人的主观性与物的客观性的统一,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客观规律性和主体的目的性的统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为环境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反映。

(2)承认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对环境法和环境法学的基本要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几乎是历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指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3)科学解释和合理运用有关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机制,充分发挥环境法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关于法律有没有规定、能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解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在法和法学的发展史上,许多人都从法的具体内容去理解法、认识法,特别是一般市民和实定法学家或唯物主义法学家。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一方面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征服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类自然环境资源的污染与破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迅速提高,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或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唯意志论迅速膨胀,人的思想、意志和能力被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反映到法学理论上就是逐渐形成了将法律调整的现实关系思想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将法律的作用理解为单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学理论。

2.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

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基本理论;但是,不是任何理论主张或学术观点都可以成为环境法的基本理论;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必须具备一定的功能和特征,这些功能或特征反映了环境法的基本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学理论作为环境法的基础理论或环境法学的基本理论,对于环境法和环境法学的发展具有如下意义和作用: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9

关键词: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人文环境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05-03

在当下国内外的美学界,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无疑是两门显学。众多著名的学者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基本畴和方法论、性质和意义、与各学科的关系及实际应用、对传统美学的创新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推动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

不过有趣的是,比较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研究凤毛麟角,或者在比较时语焉不详。许多学者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异同的认识较为混乱,甚至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总结起来,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关系的认识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搁置它们的异同,将其视为漠不相关的两个领域。第二种是认为两者本质上同一,如徐恒醇的《生态美学》,以属于环境美学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为本体,还有国内学者提出了“生态环境美”、“生态环境美学”等术语。第三种是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优于对方,如前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约尔•艾滋恩认为环境美学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如生态美学总是关心自然。贾森•希姆斯《生态学新式的美学意蕴》认为,环境美学只承认静态、平衡的自然,生态美学却接纳自然系统中动态、侵扰、非平衡的自然。曾繁仁认为,生态比环境具有更积极的意义。第四种是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将对方纳入自己的畴之内。如环境美学家卡尔松、柏林特视生态美学为环境美学的组成部分。

所以厘清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异同,确定各自的性质、基础,有助于推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同时让这两门新兴的美学学科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丰富和完善美学,并对保护生态与改善环境有所助益。

一、生态:一个审美维度

随着20世纪科学生态学的发展,“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等概念不断被提出,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的平衡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应运而生。生态美学的思想来源,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呼吁保护各种生物的生存、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等。而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主要是结合西方的生态美学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反思生态形式严峻的当代社会,建立生态美学的学科架构。

关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陈望衡在其著作《环境美学》中指出:“准确来说,生态并不是美学畴,但是它可以成为审美的一种视角,当它成为审美的视角时,生态就成为美的重要前提了。”生态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维度,生态美学是帮助人思考如何与自然共同繁荣、和谐相处,改变了以往人征服、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美学观念。

曾繁仁对生态美学性质认识的变化,也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其前期的《生态美学研究的难点与当下的探索》与《试论生态美学》中,他认为生态美学是“审美关系”、“审美观”、“审美状态”,生态含有视野的意思。后来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直接承认了生态美学不是一门新兴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新立场”。张华在《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中也认为,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关系为原则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2005年山东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举办了“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承认了生态是一种视野。

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作为美学的一种维度,正如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性、实践主义美学的实践性,都是为美学提供一种维度和视域。生态维度使美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生态的平衡,使审美在关注形式、精神的同时,不能破坏生态和自然。它改变了审美的眼光和标准――一件艺术品如果破坏了生态,即使形式再优美,也不能引起美感。正如美学的社会性维度,决定了艺术品如果严重地违反了伦理道德,则不能引起美感。因此生态美学侧重的是审美理想与生态原则的统一。

生态也是环境美学最重要的维度:“环境美学哲学基础的第一位应该是生态。”由于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如果不尊重生态规律,一味将人的需求、利益凌驾于生态之上,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环境离不开生态系统。以人的意志来破坏生态,就无审美可言。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大部分物种灭绝后的寂静春天,即使琼楼玉宇、红砖碧瓦、亭台楼榭造型再富有诗情画意,高楼大厦再宏伟,也谈不上环境美。

生态美学还给艺术带来新的视域,产生了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音乐、生态舞蹈。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克鲁尔特发表了《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文学批评的实验》,首次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以生态的视野展开文学批评,呼吁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批评以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继社会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态。生态音乐之一的具象音乐,直接取自于蛙鸣、鸟啼等自然的声响,加以合成,反映艺术家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原生态”音乐、舞蹈也是方兴未艾。

二、环境:一种审美对象

在环境日益受到重视的现代社会,环境美学蓬勃发展。环境成为继艺术之后的重要审美对象,大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疆域。而环境包含了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城市景观,涵括了人所有的活动场所。不过环境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认为环境既是人所观察的对象,又是围绕着人、让人在其中活动的场所。“环境可被视为这样一个场所:观察者在其中活动,选择他的场所和喜好的地点。”柏林特则更为深邃地看到环境与人的不可分离,环境是生存着的人感知周围的世界而形成,没有人就没有环境。但是又不能将环境客观化,视为外在于人的物质。

环境美学给传统美学带来很大的改变,它彻底扬弃了主客二分与人类中心主义,审美方式由静观式转

变为介入式,审美感官超越了视觉与听觉的局限,扩展为嗅觉、味觉、触觉等人身上所有知觉,归根究底在于环境美学的审美对象发生了变化。

环境美学的景观,正如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作品一样,成为审美对象。文学由文字构成,音乐由音符组合,美术由线条、结构、颜色光影构成,舞蹈由肢体语言呈现,环境美学的审美对象是由自然环境与人的审美理想构成。环境美学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疆域,国外环境美学的三名主将瑟帕玛、卡尔松、柏林特分别有侧重地研究了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

自然景观是“自然创化与自然人化共同的产物”

。自然的创化有浩瀚星际、蓝天白云等天象景观,有巍峨山脉、奔腾江海、大漠草原等大地景观,花鸟鱼虫等动植物在自然中生存繁衍,四时交替、风雨雷电、寒雪冰霜等自然规律运行其中。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是对自然景观的赞叹。

农业景观是自然与人工一同创造的景观。卡尔松在其《环境美学》提到了北美的传统农业景观和新农业景观。陈望衡既有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又有诗情画意的阐述,全面地概括了农业景观分别有农作物、农业劳作、农民们生活的场所、农民们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无疑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建立中国当代的农业景观。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城市景观是环境美学最重要的审美对象。柏林特是较早开展城市景观美研究的学者,他呼吁建立人性化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审美性与功能性一样重要,并从广场、喷泉、自然与生活的声音等方面探讨如何建设城市景观。

由此可见,与传统美学中的艺术不一样,环境这个审美对象不只是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更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生活的质量。环境美学思索如何改善人所生存的环境,在探索环境伦理、环境审美之余,还注重结合建筑、园林、规划等应用性学科,指导或亲自参与环境改造、景观创造活动的实践。如哈佛大学米歇尔•柯南的《穿越岩石景观――贝尔纳•拉絮斯的景观言说方式》,从构思到营建,详尽地研究了景观设计家拉絮斯改造喀桑采石场为高速路段景观的全过程。美国当代艺术家兼环境工程师帕特丽夏•约翰松设计了许多的景观,有达拉斯的泻湖游乐公园、旧金山的濒危物种园、肯尼亚的内罗毕河公园、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公园等。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另一个区别是其人文性。人不可能完全遵从自然的生态,还要根据需要以及人文精神来创造家园。“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环境美学的景观需要人根据文化内涵与审美理想来参与、创造,有着人的审美和文化需求。自然景观的欣赏,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摆脱对自然的膜拜与恐惧,对自然有一定的认识、能利用自然之后。而自然审美意识、情趣的发展,对欣赏自然景观也至关重要,如中国的山水文学、山水画对山水审美的推动,西方“如画”观对自然风景审美的推动等。现代西方欣赏自然景观的盛行,正是由于对工业化漠视、破坏自然的批判的兴起。农业景观与城市景观就更是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生活,渗透着人文性。柏林特一直坚持环境美学的人文性,人生活在文化的环境中。“任何关于环境美学的讨论也必然具有我所称的文化美学。”

三、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相互依存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态美学为美学与艺术提供关注生态的新维度,环境美学侧重于将环境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欣赏、创造,具有应用操作性。相对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以人文性作为其核心原则。但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环境美学离不开生态美学,因为环境美学必须要以生态为其准则,人文性与生态性都不可或缺;而生态美学的审美维度要落到实处,最终是通过环境美学的景观来表现其生态观。

正如上文所说,环境美学离不开生态维度。因为生态性重视维持生态平衡,人的文化生产活动,以及创造农业景观、城市景观,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之上,不能违反生态性。当代的重要环境美学家分别从环境美学的学科畴与发展历史、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环境的概念、景观的创造几个方面,阐明了环境美学的生态基础。

约•瑟帕玛直接承认他的环境美学理论得益于生态美学家利波德的《沙乡年鉴》。他认为环境美学属于环境哲学的一部分,而环境哲学的所有工作都可置于环境伦理实际即是生态伦理的围内,生态伦理“最重要的问题是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是否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无限度地开采现存的自然资源而为后代留下无法摆脱的污染”。环境美学必须以生态伦理为准则。他在回顾环境美学的发展时着重于其与生态的关系,认为如果没有生态维度,环境美学就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现代环境美学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对生态的强调把当今的环境美学从早先有100年历史的德国版本中区分出来。”

柏林特在《环境美学》中思考何谓“环境”的时候,认为在摈弃身心二元论的环境概念方面,“生态学的环境论带来深刻的变革……随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迫切,生态学的理论逐渐被认同”。“环境”是以生态为准则,在现代的环境理论与环境美学里是不言而喻的。卡尔松在分析日本的园林景观时,指出其是人工地创造出自然的本质。在分析农业景观时,他侧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不被破坏,“是生命的生物过程”。陈望衡也指出:“环境美学是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卡尔松还特地提出了“丑东西”的论点,认为胡乱弃的垃圾、报废的汽车、条形的矿山由于其对生态的破坏是“丑东西”。

与此同时,由于生态是一种维度,不能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所以只说自然美、环境美,而不是生态美。这样生态美学在审美本体、实践应用方面遇上了障碍。西方的约•瑟帕玛、卡尔松等一众美学家由生态美学转至环境美学,生态美学比起环境美学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说环境美学无视生态美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生态美学无视环境美学,将会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生态美学在对生态、自然的促进上,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环境美学的本体――景观呈现出来。虽然说生态美学涵括生态文学、生态音乐等艺术,以此促使、推动生态观的发展与普及,但是落到实处的保护生态,却是环境美学的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

自然环境重要性篇10

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引入环境会计制度,将有利于改变人们的传统片面认识,并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进行,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人们对自然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尽管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均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水平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缺乏科学性、长远性,甚至是急功近利。如毁林造田、滥垦草原、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对矿产资源滥采滥用等,造成土地沙化、地面下沉、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淡水资源缺乏,资源耗竭速度提高,大量物种濒临灭绝等环境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有的不加任何处理就排人环境,造成大气、水、土壤、生物等遭受严重污染,同样危及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存。生态环境已经向人类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人类自进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工业阶段以后,其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反生态与不可持续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是一种数量上的增加,呈现出“高消耗、高投人、高污染”的特征。

人为的活动,对自然日积月累的剥夺,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大自然的内在平衡,从而不仅给人类生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也最终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环境会计制度在人们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引人,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片面认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1传统会计的局限性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缺乏环境意识。在理论上认为没有劳动参与并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环境资源没有价值;在行动上对环境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自然资源大量损毁、生态资源严重恶化,肖日弱了经济发展的根基。随着环境的恶化,人类为经济的持续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人类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的重要性。而环境管理需要会计的计量、记录和报告,需要会计系统提供完整真实的环境经济指标。然而,传统的会计理论着眼于无生态的环境,只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反映和监督企业资本及其运动,按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和复式记帐这三大会计基本支柱对发生的经济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传统会计并没有把环境支出与收益纳人其核算体系,没有对环境项目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没有提供生态效益方面的信息,而是把会计主体局限在没有生态的环境之中,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没有计入成本。

原会计核算体系已面临着严峻挑战。将环境项目纳人会计核算体系已成为必然。传统会计的目标是借助会计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为经营管理提供财务信息,并考核经营责任,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传统会计侧重于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将环境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纳人会计研究的范围,表现为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会计循环过程的不完整,缺乏对企业环境资源、环境责任和环境费用的计量,缺乏对企业取得的环境收益或损失的确认。传统会计没有把企业视为与环境共生的经济体,没有认识到经济运转和自然环境循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经济循环是企业从环境中取得资源开始,到企业实现其产品,取得经济收益结束。忽视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和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忽视了环境自身的物质补偿过程和企业环境中取得资源造成的企业对环境的补偿责任。

具体而言,没有将环境资源确认为资产,没有将企业应承担的环保责任确认为负债,没有将环境资本确认为所有者权益,没有确认环境收入和费用以及环境利润。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传统会计认为没有凝结人类一般劳动的环境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不必对之进行确认和计量。应当看到,环境资源具有社会产品具有的有效用性和稀缺性,应当并可能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环境会计则着眼于高效利用资源,从人类的全部活动过程和整个生态环境资源出发,围绕着自然资源的耗费应如何补偿这一主题,力争对环境管理中各个层次的职责履行情况作出确认、计量和报告,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会计理论对整个会计要素的界定。所以说环境会计解决了传统会计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这说明了在我国实行环境会计的必要性。反过来,环境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信息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的成败。环境的恶化,要求产生环境管理,而环境管理的产生又要求环境会计随之产生和发展。

2环境会计的产生自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发生,到20世纪30年代进人新技术革命时期,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高新技术时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创造了奇迹,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经济之发展与环境之恶化犹如一种双面镜,一面显现出现代经济社会的繁荣景象,而另一面却照出了人类文明的病态。在这种文明的缺陷之中,也即是人类处在一种“灰色”和“绿色”的矛盾之中。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西方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等都着手讨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以实现绿色回归,开辟一条绿色经济之路,并且呼吁全世界的人都来向环境宣战。环境会计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兴会计学科。它的产生,主要源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自然资源遭到极度开采,废弃物质大量排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遭到改变、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这一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一场以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为宗旨的环境保护运动由此兴起。与此相适应,许多国家的会计理论界人士在分析了传统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基础上将环境问题纳人会计研究的范畴。直接导致了环境会计的产生,环境会计理论也因此形成并得以发展。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从自然界取得资源,同时又将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要求从自然界取得的资源越来越多,同时排放到自然界中的废物也越来越多,超过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动摇了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十分不协调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各国的环境问题又共同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各国提高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作以解决治理环境的国际协调问题。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指导各国环境与发展实践的共同战略。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以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模式,其实质在于限制、调整人类的各种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环境资源可以承受的基础上,并促使其充分、持久地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就社会、经济及环境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了共识,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会计研究高潮。3环境会计的概念及目标环境会计是将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相结合,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基本属性上,环境会计属于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又是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会计学相结合的产物。环境会讨一的基本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实质上讲,可持续发展由“生态效率”和“生态公平”两部分组成,前者是自然环境和人类对它的利用问题,属于环境问题,后者是每代人之间的平衡问题,属社会问题。然而现实中人们最关心的是生态效率问题,特别是在工商企业中,而很少在生态平衡问题上考虑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会计所要做的便是把环境看成是有价值并能被计量的经济资源,将其资本化为环境资产进行核算。环境会计核算与报告将提供关于环境资源的利用、损失浪费、污染破坏和补偿恢复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促使企业以理性的观念,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即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平衡;二是对环境的有利影响,至少是不损坏环境或对环境污染予以治理从而恢复原来的环境质量,即环境保护。企业会计如果考虑企业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话,它就必然会涉及到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因为企业要实现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必须树立适应环境的观念,社会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而自然环境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必须尽可能地适应社会环境,寻求最佳投资环境、融资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才能求得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而从可持续发展观点看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地从自然环境中取得资源,又要不断地将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如果企业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自然环境作为物质基础,求得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企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只能是空谈。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企业立足自身经济利益,也应增强环保意识,增大环保投人,降低能源消耗,细化环保投人和产出的计量,计量取得的环境资源、负有的环保责任和发生的环境费用,确认取得的环境收益或损失。这样才能全面的衡量企业的效益状况,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而当前表现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在传统会计制度下,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和补偿程度反映的模糊,甚至忽略。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是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大大超过补偿,造成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导致企业发展经济的“欲速不达”。超级秘书网

由于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现阶段仅仅从法律监督和行政管理方面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控制,而没有健全、系统的量化指标把企业的环保责任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保护环境变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企业还没有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认为进行环保投人和技改得不到切实的回报,积极性较差。为提高环保投人产出率,改善环保工作的效果,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利用会计手段对环境资源和环保责任进行确认、计量和控制,合理地对企业耗用环境资源的程度进行核算的环境会计就蕴育而生了,这是一种必然结果。环境会计强调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使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的责任,发挥会计核算、监督的职能。建立环境会计制度,就是要客观地反映企业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和补偿过程,让社会和国家来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实现环境资源的损耗和补偿的良性循环,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杜会效益的协调和融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实行环境会计任重道远我国环境会计从九十年代初提出至今有十多年历史了,人们的环境会计意识正在逐渐加深,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完善。但要广泛地实行环境会计仍需时间。人们的环保意识虽然普遍得到了提高,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等已经逐步深人人心,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环境会计。加强环境会计的宣传任务仍很艰巨。实行环境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间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跨世纪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得到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行政管理部门应对企业经营者及会计人员进行环境会计培训,使企业经营者认识到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环境会计制度,这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以其强制性、可操作性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做到奖惩分明。用环保罚款筹集部分资金,建立环境会计研究基金,用于奖励研究环境会计、治理污染和举报破坏、污染环境的有功人员,以推动我国环境会计早日广泛实行。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有限的环保投资要求尽快实行环境会计制度。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作为环境管理的决策依据。环境会计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还不很成熟。由于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环境会计在我国实行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方法,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从我国实际出发,有选择的在大家较为关心的产品行业进行试点,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环境会计的顺利实行,必须以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有机结合为保障,缺一不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境会计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会越来越大,它的实行必将对企业行为的评价、对环境的改善,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路江涌.浅论环境会计产生的环境特点

2.朱丹.论绿色会计理论结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