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作用篇1
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电力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其与其他经营性企业一样，是整个市场的主体，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进行活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主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依法进行运营。因此，电力企业应对相应的企业法律制度进行建立。如今在电力行业中大部分企业还没有进行企业法律顾问配置，山西运城发电公司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现采取外聘律师、内设法律顾问助理、加大培训力度争取由相关人员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等相关措施，确保依法治企制度的有效实施，加强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对企业的作用。本文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对企业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一、什么是企业法律顾问
所谓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就是指对企业相关法律顾问的从业资格、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企业法律顾问”是一种特殊的称谓，其具有特殊的内涵，在我国其历史可追溯到1997年国家经贸委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企业法律顾问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任何组织、个人为某一个内容或法律事务在一定的时间内所提供的法律协助和帮助都可以称为企业法律顾问，如所聘请的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不一定是固定的。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使用企业法律顾问这一名词。
二、我国企业法律顾问现状
早在建国初期我就开展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其真正得到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86年国务院所颁布的《厂长工作条例》中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厂长可以聘请或设立企业法律顾问，其应在厂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自此之后，关于企业法律顾问的规定陆续出台，我国相关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也逐渐走向了正轨。当前，我国企业所实现的法律顾问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兼职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另一种是全职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已经形成了人社部执业资格考试与合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职业培训相结合的体系。
我国当前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企业法律顾问，为了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应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序发展。由于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起步较晚，在企业的决策者的脑海中还没有法律顾问制度的概念，其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上，对企业中的重大决策仍是由相关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推动的，忽略了法律顾问的角色，只是在企业的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时，才由法律顾问来进行解决问题，这样不但不能够挽回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对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利，因此，应建立健全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电力企业风险防控中的作用分析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电力企业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电力企业加强风险管控，通过企业法律顾问的设置，说明电力企业的领导已经有了法律风向管控的意识，这样就能够将法律风险管控在管理层内层层传输，确保电力企业中所有员工都能够完成好法律风险管控的相关工作；同时通过企业法律顾问的设置，还能够促使电力企业加强法律风险管控制度的建立，并严格依照制度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管控。
第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电力企业加强管理，依法维护企业权益。
由于电力企业所涉及的法律风险管理内容繁琐而复杂，因此，电力企业应该重点突出法律风险管控工作，对相关的合同进行有效的管理，确保合同在各个环节中能够实现有效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合同的流程进行严格的规范，提高电力企业合同风险管控人员的综合素质；对电力企业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纠纷进行有效的处理，在法律的高度上做好企业风险管控工作，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为依托，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程度和法律素养。
第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电力企业加强法律风险预警与评估。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电力企业加强法律风险预警与评估。由于企业的风险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企业定期进行，因此通过长效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能够促进企业加强风险预警，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这样就能够促使电力企业达到法律风险管控的目的。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和法规出台，同时电力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也在不断拓展着相关的业务，因此有必要通过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行，促进电力企业加强法律风险预警与相关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提高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电力企业作用方法分析
第一，依法治企，在企业的治理中建立特殊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企业在科学的制度下才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只有对企业的制度进行建立健全才能够确保科学制度的有效建立。在企业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要确保企业经营的合法性，这样才能够长期促进企业绩效的有效增长，因此，可以说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确保企业长期发展的制度保障之一。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进行强力建设，提高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组织，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这样才能够促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长足发展。同时要提高企业法律顾问的门槛，确保其具有足够的话语权，使其能够在企业的发展中提出足够的建议，对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改进，以有效推动我国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
现代企业应该根据国家要求，合理地将法律顾问的制度有效的纳入到企业的管理中，确保企业能够有效的防范风险，确保企业能够有效的实现重组和兼并，在商业谈判和签订合同过程中对企业自身的利益进行合法的维护，切实对企业进行法律的保障。
第二，对相关法律顾问的自身素质进行提高，确保其能够发挥管理的实效作用。
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要对自己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有明确的认识，明确自己的定位和作用，不仅是企业的员工，而且还是企业的管理者，要积极主动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去，不断对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行提高，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实现有效的管理。根据企业的特点和经营模式，进行有效的分析，真正做到事前对风险进行防范，事中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事后努力进行法律上的补救。以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基本出发点，多为企业高层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和设计方案，提出真知灼见，让企业高层看到决策中的利弊，规避潜在风险，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使企业高管感觉到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发展的得力助手，如此，既做到为企业在经济大潮中稳步快速发展保驾护航，又彰显了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提高了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企业的牢固建立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论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2
随着我国住房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商品房市场的不断扩大，物业管理越来越成为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为此，我国很多地区纷纷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成为贵州省调整物业管理活动的最高地方性法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就该《条例》施行近二年来，适用公示制度存在的瘕疵，谈谈拙见，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在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决定的内容在房屋销售现场公示。”第二十二条规定：“筹备组成员名单及基本情况应当自确定之日起3日内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第二十四条规定：“前款规定：内容，筹备组应当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15日前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业主对业主身份、专有部分面积提出异议的，筹备组应当予以复核并告知异议人复核结果。”第三十一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征求意见的，业主委员会应当将征求意见书送达业主，涉及表决事项的，征求意见书应当载明表决事项，由业主签收并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约定行使表决权。不能送达的，可以将征求意见书的内容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便于业主知晓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由业主在公示期限内到公示指示地点行使表决权。书面征求意见的结果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便于业主知晓的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限不得低于7日，业主有权查阅相关资料。”
但对于违反公示制度的不法行为却没有作出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仅仅在第一百条规定：“（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违反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未备案以及违反第五十二条规定未公示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即说明只有建设单位没有在房屋销售现场公示临时管理规约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才产生违反公示制度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其余条款中违反公示制度的行为，不产生相应法律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其理由如下。
一、严重削弱公示制度的法律效力。
公示制度的特点就在于：（一）公开性，即让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知晓某项事项、规定和制度，以提高规定、制度制定方（方）的透明度。（二）周知性，即是说应将规定、制度明示在公众容易知道了解的信息渠道地方，如：登报、公共宣传栏，小区显著地方等，以便于广大公众得知，便于规定、制度的执行。（三）民主性，也就是说通过公示应让公众参与到规定、制度的讨论、制定中来，发挥民主集中的原则，以利于大多数公众接受执行。同时也增强规定、制度的监督力度。
由其特点可以看到，公示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某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制定执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条例》中多处明文规定公示制度的具体内容，既是对公示制度的法律确认，也是对公示制度的具体运用。而且还强调了公示制度是房开商、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但是，对于违反这些法定义务，该如何进行处理，《条例》就没有作出规定。没有规定，也就意味着房开商、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不进行公示，将不产生法律责任，或者不知道将怎样去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必然会造成公示制度执行力的削弱。从法理上看，任何规范完整的法律规范，都应包含“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可是《条例》中多个关于公示制度的法律规范，仅仅只有“假定、处理”部分，而无“制裁”内容，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当然也就极大削弱公示制度的法律效力。
二、免除了房开商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律责任。
从《条例》中关于公示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公示是房开商、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在进行物业的规划、建设、销售和物业管理等活动中某些具体事项的法定程序，同时也是法定强制性义务。既然是法定程序法定义务，对于房开商、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就必须执行这些程序规定，履行法定义务，不然将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如没有进行公示，其规划、销售活动不合法，其规章制度不生效；没有进行公示，已经作用于服务对象的，其行为应撤销，恢复原状，已经造成损害的，还要赔偿损失。可是《条例》中，关于房开商、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进行公示程序，没有履行公示义务，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何进行补救都没规定。这从立法上就免除了房开商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律责任，不利于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和业主的维权。同时也降低了《条例》的公信力和法律威慑力。
三、对于违反公示制度的法律责任内容规定单一。
对《条例》中第一百条关于“违反公示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从中可以看出，《条例》对于违反公示制度的，仅仅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没有确定民事责任。可是物业管理活动是典型的民事活动。首先，物业管理活动必须得到业主或者业主代表（业委会）的委托，才能进行。然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中，又要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物业管理活动既涉及到行政关系，又涉及到民事关系。但在法律责任规定中，仅有行政责任，而无民事责任，显然是不完善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违反公示制度，对业主造成损害，根据《条例》的规定，房开商和物业服务企业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仅需限期改正，或得到警告。这当然对业主是不公正的。并且在行政责任中，也只规定了限期改正、警告和罚款，对于其它处罚措施都没有规定。这种规定内容单一，且处罚力度弱小，削弱了对违法者的威慑力。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3
论文关键词法律演进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现代化
一、基本概念明晰
（一）法律演进
法律演进，又称法律的演进，是指某个社会或者国家之中的法律制度在整体上，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长期、缓慢、不间断地发展或进步的过程豍。这一概念主要描述了，已经成形的的法律制度从现在的状态出发，回溯到已经过去了的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路径，强调了既定状态下的法律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和变化实况。
很多学者习惯于把“法律演进”和“法律发展”作为等值概念混用，但在笔者看来，二者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有一定的区别，因而不宜混用。“法律发展”与“法律演进”有相似之处，它是指与社会全面发展相适应和协调的，以法律制度的变化、法律精神的转换和法律体系的再构建为基本内容的法律进步过程。它是对法律发展的预测性概括，有一定的宏观性和模糊性。
（二）法律继承
所谓法律继承，指的是不同历史形态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受用和相继，一般表现为新法律制度对就法律制度的承接、受用和旧法律制度对新法律制度的制约、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奴隶制社会的法律制度没有法律继承，而是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习惯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以外，其他任何法律都是以早于它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和依据的。这也决定了，法律继承在法律演进中的基本途径和形式的地位。法理学家张文显教授曾用“扬弃传统，立足发展的高起点”豎这样一句精炼的话，对法律继承进行高度概括，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继承的内涵。
（三）法律移植
所谓法律移植，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对其他同时代国家或国际法律制度的引进和吸收的法律发展实践和法律演进过程。
法律移植更强调共时性，是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法律工作者或法学家在对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进行横行比较后，使法律制度中的某个规范或因素，从高向低发生主动或被动位移改变的过程。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关于法律继承的文献综述
由于法律继承传统的长期和广泛存在，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关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基本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法学家认同法律继承的存在。
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法学家却曾就法律是否有可继承性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并逐渐形成了肯定法律继承和否定法律继承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一些在一些情况下肯定法律继承，又在其他情况下否定法律继承的中间观点。后来由于“左倾”运动逐渐蔓延到学术领域，原本属于学术观点证争鸣的讨论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不仅肯定法律继承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而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而我国法律缺失的现状急需国内外历史法律积淀的给养。在完善法制的过程中，大多数法学家在现有法律与旧法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和继承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逐渐肯定了法律继承的事实存在。
（二）关于法律移植文献综述
法律移植在全世界法学领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争议。早在18世纪中叶，法律移植否定论就崭露头角了。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明确表达“法律不具有可移植性”豏的观点。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将法律视为民族的精神，具有专属性。20世纪，苏格兰法学家史密斯也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拥护者。
与此相对，更多的法学家则是法律移植肯定论的拥护者，如德国比较法学家罗斯菲尔德，他的代表作《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论据。但是在拥护这一观点的法学家内部，却对法律移植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爱丁堡大学教授阿兰沃森是持法律移植绝对论学者的代表，他认为法律移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牛津大学教授弗伦德则是法律移植相对论的代表，他认为法律移植不是绝对的，需要一定的条件。
三、法律继承对法律演进的作用
（一）法律继承的可行性分析
1.法律继承的客观依据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性。从社会演进的历史整体来看，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呈螺旋状，新阶段的出现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延续，因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性。这既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也为法律在新旧制度的继承提供了事实根据。
2.法律移植的哲学依据是意识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律制度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管是落后于社会现实还是超越了某一历史现状，一旦形成都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3.法律移植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历史形态，也不论这种社会形态是否代表文明的前进方向，法治始终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法律制度就是在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可以保持在一些先进价值观上的延续和继承。
（二）法律继承的积极作用
1.法律继承保持了法律演进的稳定性。当法律继承在法律演进中以正面的身份出现时，新法律制度必定会对旧法律制度进行有益的借鉴。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法律制度的大立大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接受。
2.法律继承保持了法律演进的进步性。法律继承的“扬弃”本质豐，使得旧法律制度中合理科学的因素得以保留，从而使法律制度因为这些合理因素的堆积，而不断向前发展。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有曲折，甚至是迂回，但是总体来看，他依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三）法律继承带来的问题
1.法律继承模糊了新旧法律制度的过渡性。社会变迁中时常会出现一个社会形态中轮换的现象，中国的朝代更迭就是典型代表。虽然历朝建立新政权以后，首先要制定本朝律法，但是社会形态的相似性，决定了法律继承的普遍存在。新法律制度仅仅是对就法律制度的“改头换面”，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也就不存在明显的过渡性。
2.法律继承可能延续旧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因素。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在法律继承中，不能准确区分合理与否的界限，很容易把旧法律制度中的一些落后因素继承下来，因而不能发挥对社会的规制作用。
四、法律移植对法律演进的作用
（一）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分析
1.各国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法律移植提供了空间。法律移植总是在法律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高低序位间出现。由于各种因素，人类历史发展既有地区间的不均衡，也有国家间的不平衡，受社会发展影响的法律制度也势必有水平上的高低之分。因而，法律移植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2.全球一体化为法律移植的发生提供了平台。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各国交流的频率不断加快、层次也不断加深，在法律层面的交流当然也不例外。在这样一个交流中，落后法律制度对先进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学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进行着。
3.法律现代化的共同追求为法律移植提供了动力。豑法律制度人类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中，逐渐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这样一来，法律层面的现代化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从而为落后法律制度对先进法律制度的意志提供了不竭动力。
（二）法律移植的积极作用
1.法律移植提高了落后法律制度的水平。从字面上理解，法律移植的这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事实上，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如公元6世纪末，日本对盛唐时代法律制度的全盘吸收，加快了古代日本的法律制度的文明化。“二战”以后，西方法律制度在全世界进行传播，法律移植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法律移植加速了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迫切需要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催生了法律的现代化。法律现代化在实现过程中，更离不开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法律文明自然是借鉴的重点。反过来，法律移植也加速了法律的现代化。
（三）法律移植带来的问题
1.法律移植的“囫囵吞枣”，使得先进的法律制度出现“水土不服”。这一现象一般出现在外来先进法律本土化过程中，其原因是移植者没有因地制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既先进又合适的法律制度。
2.法律移植引发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严重影响法律移植的作用。这一问题一般出现在先进法律制度主动影响落后法律制度中出现，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原因一般是先进法律制度主动介入落后法律制度，而落后法律制度的制定者对其极度排斥。
五、法律继承与移植在法律演进中的关系
（一）对立的一面
如前所述，法律继承是一国法律制度在演进中的更新换代，更多的表现在自身进化系统的“新陈代谢”，这一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而法律移植是一国法律制度在演进过程中的“改革开放”，是对外来先进法律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这一过程有时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二者在各自发挥作用时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形，尤其是在出现先进法律制度主动介入落后法律制度，而落后法律制度的制定者对其极度排斥时，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会表现得非常对立，甚至对抗，以至于相互限制对方的进行。
（二）统一的一面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4
摘 要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针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 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政府部门 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78-01
在我国，法律援助起步比较晚，近几年虽有一定发展，但是仍无法满足我国公民日益增加的法律保护需求，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其实效性比较低，因此应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使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更好为人们服务。下面就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这一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1.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援助制度属于一项重要制度，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司法制度得到不断完善。所谓法律援助制度，其所指的就是政府以及社会志愿人员为能够保证公民实现其合法权利，提供给经济上比较困难的一些当事人免费法律服务，从而帮助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2.法律援助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得以完善，并且法律援助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该制度产生以及发展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着十分重要作用与意义。
第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传统道德价值的体现。法律援助制度所提供帮助的对象为经济较困难以及老弱病残等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保障其合法权益，该制度是对仁爱与尊老爱幼等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并且以此为基础，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不断进行探索与发展，在我国法治建设方面属于一项重要内容。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及发展有利于营造正义、公平及和谐社会环境。
第二，法律援助程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程序的公正。司法公正就是应在司法程序过程中使得当事人受到公平公正对待，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经济较困难人群、未成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群可能无委托辩护人，而这些人通常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无法对自身应有权利较好行使，从而无法有效保障自身权利。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在诉讼过程中若未给予其一定法律援助，那么必然会导致司法程序不公正，因此通过法律援助能够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帮助，使其能够有效保护自身权益，进而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属于重要环节。在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很多法律法规的存在保证司法程序能够公平公正，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大量弱势群体存在，这些群体有些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有些是经济比较困难，对于该类人群若无相关制度进行保障便无法使司法公正得以真正实现，因为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法律援助制度属于重要内容。
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策
1.健全内部机构设置
依据我国当前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现状，使法律援助的内部结构建立并健全，在法律援助方面设置多种模式，发挥我国法律事业应有功能。首先，可由专门律师执行法律援助，能够使法律援助提高工作效率；其次，要重新调整内部机构相关规定，规定相关的工作制定程序。将法律援助的内部岗位进行简化设置，对法律工作流程进行精简，给予广大民众尽快帮助，使其完成法律诉讼，尽量较快地利用法律援助使自身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2.加大力度宣传法律援助制度
社会上弱势群体大多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当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由于未充分了解法律，造成无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甚至选择一些偏激方法进行问题解决，导致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此外，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资金来源较单一问题存在，导致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时受到限制，而这些问题最终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上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关注度不足，社会上还并未对法律援助制度有广泛了解，导致群众有问题出现而需要帮助时并未考虑到法律援助。因此为能够使法律援助能够对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进行切实保护，应当对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宣传，可利用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以及电视与网络等方式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并且可利用法律下乡与法律咨询等方式对法律援助进行大力宣传，使人们对法律援助能够广泛了解。通过对法律援助加强宣传，一方面能够使社会弱势群体更多了解法律援助，当需要帮助时能够考虑到法律援助，通过合法方式将问题解决，从而使由于权益受损而导致偏激行为减少，另外一个方面，通过宣传法律援助，能够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并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不但能够使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得到解决，并且能够利用社会力量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与帮助，使其在寻求法律援助时更加及时有效，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3.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根据国外关于法律援助立法的案例，其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是在宪法中对法律援助进行确立，然后通过诉讼法与律师法以及其它法律进行规定；另一种是在宪法中对法律援助确立，然后选择统一《法律援助法》全面且系统规定法律援助。在我国，法律援助立法所选择的为第二种，但是目前仍未有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且内在联系紧密的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形成。因此，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对法律援助的法律体系进行构建：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属于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法律援助制度具备宪法依据；其次，使法律援助提高立法层次，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援助法》，并且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方面的基本法律，将在各种单行法律、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规中有关规定进行集中，并进行统一规定，重点规定法律援助范围、机构以及经费，使得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统一性与协调性；第三，由于制定出《法律援助法》，因此在单行法律中对于某一内容或者某一方面法律援助最好不要再具体规定，仅进行原则规定便可；第四，地方人大以及政府可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依据制定出在本地实施的法律援助办法，但是应当对法律等级效力原则严格遵守，不能与上位法之间产生冲突。
三、结语
在现代社会上，法律援助的出现以及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若无法律援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便很难得到保护，司法公正也就无法得到真正实现。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因此应当不断采取措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其能够真正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参考文献
[1]查宇东.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探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5（2）.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6
关键词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政府部门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服务合同制度的建立。政府部门为了要保证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和确保相关人员的资质，引入了服务合同制度。由于服务合同的引入，英国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不能像原先拿着账单要求委员会付款，而需要先与委员会签订合同，以合同的内容和规定为标准，在保证服务完成后，才可以获得应有的资助，这样，一方面，强化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了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了对法律援助服务经费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最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得到经费帮助，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最大限制地提升了服务效果。
第二，相关内外部质量标志标志和评估方法的建立。众所周知，监督管理制度包括档案审查制度、质量变化统计报表制度、专业质量标准、同行审查制度等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和评估方法等。在这些监管制度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要想顺利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英国的各个法律服务机构，都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方可进行，如对于某个质量标志的申请，尤其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提供经费时，就更加需要加强对其质量标准的检验，要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资质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质量规定。
第三，其他质量标准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而言，不仅要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也要具备相关的其他类别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如某一案例中的个案帮助，或者是一般帮助等，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其他个性标准来作为支撑和补充。但是，对于个别化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在享有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却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英国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法体系，其又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完备，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援助控制体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英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为标准，加强对自己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修正，而且，其也要受到了世界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如荷兰著名的律师学者Guido，针对英国法律援助服务控制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经过严格的项目审查后，提出：“同行审查是最有效的、最能发挥自我激励作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因为，在整个审查过程中，不仅组织专家进行办案，加强对办法过程的控制，而且，针对具体的案件，提供了合理的经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审议。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通过审查结果，同行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加强经验分析总结，并且从中找出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为以后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明确目标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来分析，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法律援助服务效率的提高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原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确保人们在享有法律权利和获得司法公正机会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法律帮助的实现；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重新关注，保证更多困难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帮助。另外，在追求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最大限度地实现。
（二）改善管理方法，拓宽领域范围
首先，要加强对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虽然，英国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合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如包括非营利机构和事务律师在内的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但是由于法律的本身的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服务机构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广大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后来只是签订了相关的意向书，并没有升成法律条文，接着在2008年，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获得法律援助方式和程序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引入了纠纷调解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还需加强进一步的改革，这就需要司法部门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强化对年轻一代律师事的培训，实现法律援助服务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其次，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在2008年，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顺利改革和实施，政府组织专家，在改革办公室展开了法院试点计划，而这项计划更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快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加快服务的审查过程，提高服务效率。经过多方的努力研究，在2010年在部分警察局展开了进行，而该试点活动会在2013全面推广实行。另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法律援助改革的需要，还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点，深化改革，针对具体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加强实时监督，与此同时，要以当前的市场机制为基准，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约束力，不断地激励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突出其优势作用，为更多的社会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进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持续发展。
（三）建立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电话咨询服务网络
英国的CDSDirect可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同时又以较低的经费，在初期化解大部分的法律纷争，节省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CDSDirect系由承担法律援助的私人律师或公设辩护人进行服务，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足以保证电话咨询服务的质量。随着法律咨询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而职业化运作，法律咨询在法律服务中的地位在上升，这也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网络服务体系仍旧不完善，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因素的分析，从中找出不足，保证全天候的服务，并且要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效地分开，建立相关的咨询岗位，由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人员负责，进而为人们提供更好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7
一、我国兼职律师制度的由来与现状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司法实践中，就有大学法学教师被指定担任辩护人的现象，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兼职律师制度则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任务后恢复律师制度的产物。其在法律上的产生依据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律师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恢复律师制度之始建立兼职律师制度主要是因为经历了20年的政治扼杀后当时国家一方面急需法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又亟缺法律专业人才。针对这种情况，《律师暂行条例》在确立恢复律师制度之始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律师资格定得并不高的同时，还规定“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脱离本职的，可以担任兼职律师”，由此创立了兼职律师制度，作为专职律师队伍的重要补充。为了鼓励符合条件但又不能脱离本职工作的人员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条例》除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机关的现职人员不得兼做律师工作”外，特别强调“兼职律师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司法部还创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特邀律师制度，把那些从公、检、法机关离、退休下来、符合一定条件的有关人员也吸收到律师队伍中。1984年、1986年司法部又先后了《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及《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使兼职律师制度和特邀律师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依据这些规定，不仅相当一部分法律院系、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成为兼职律师，而且大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现职工作人员及有些离、退休人员也走进了兼职、特邀律师队伍。
1996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获得通过，其中仍保留了兼职律师制度。同年11月司法部了《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并且明确指出1984年、1986年的关于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的上述《管理办法》和《补充规定》同时废止。这一新规定对兼职律师制度进行了重要调整，将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的范围明确限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法学院校（系）、法学研究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司法部的新规定并没有得以严格执行。同时由于来源广泛，人员过多、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管理工作难度大等原因，兼职律师队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有的兼职人员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有的兼职人员对所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有的兼职人员法律服务质量差等。为此，2003年司法部按照新规定，在全国范围对兼职律师队伍进行了一次清理规范。据有关统计资料，清理规范以前，全国共有兼职律师10738名，清理规范后减为6850名，占全国律师总数的6.4%。
可以看出，我国兼职律师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在人数上从鼓励到限制，在条件上从宽泛到严格，在职业上从多种职业都可兼职到限定为法律院校、研究机构专业人员才可兼职的过程。
二、国外兼职律师制度概况
兼职律师制度并非我国独创，国外早有有之。有人称“禁止公职人员兼职律师符合国际惯例。纵观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对律师均实行专职化管理，很少允许其他公职人员兼职从事律师职业。即使是教学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在国外专职律师可以兼职教研职务，但专职教研人员却不可以兼职律师）。”[i]此说关于国外禁止公职人员兼职律师确系事实，但关于“教学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的断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美国是当今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据有关统计资料，2003年290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律师。[ii]而在美国，法律院校的教学研究人员兼职律师是其律师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在律师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多中国人所知的美国辛普森故意杀人案中，担任辩护人的8名全美著名律师中，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艾伦·德肖维茨教授和贝利·金克教授就是兼职律师。[iii]德国的律师人数和人口比例2003年是1:679。[iv]同样，法学院校、研究机构的教授、副教授可以兼职律师工作。2004年6月，笔者在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时，在接待来访的主人中就有3位教授是兼职律师。
在意大利，其《律师和检察官法》第30条规定，具备一定资格的大学法学教授和教学3年以上的高等学院的具有同等资格者以及取得自由讲师资格后从事教学职务至少8年、其教学工作与律师职业有关者，均有权在其住地法院的律师名册上登记，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此外，根据第34条的规定，大学法律专业的教授和在高等学院从事5年以上教学工作的同类教员以及在获取自由讲师资格后从事教学工作至少8年、其教学工作与律师职业有关者，还可以在一部由全国法律工作委员会掌管的特别名册上登记，从而获准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审计法院、高等公水法院从事法律服务。
日本律师资格的取得一般是非常难的，但根据日本《律师法》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大学院系、专修科或大学研究院的法律学教授、副教授，可以不经司法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在希腊，大学教授也可以兼任律师，可以在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出庭。
上述既有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大陆法系国家；既有欧美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各国在法律制度包括律师制度上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但都设立了兼职律师制度，并且主要是法律院校、研究机构中从事法律教学、研究并取得一定学术地位的专业人员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显然这不是偶然因素所致或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有着内在的必然原因或律师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三、我国应保留兼职律师制度的理由
目前，在讨论修改《律师法》中，主张废除兼职律师制度者的主要理由是：（1）我国现有律师已达12万之众，需要兼职律师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2）兼职律师都有本职工作，且来源分散，不利于管理，不利于形成律师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不利于我国律师业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提高；（3）兼职律师多为“赚外快”而从事律师业务，会产生腐败现象，损害法律的尊严；（4）兼职律师已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办案赚钱，对专职律师不公平，是不正当竞争；（5）有的兼职律师以“兼”为名，以“专”为实，对本职工作应付差事，给所在单位造成负面影响，如此等等。
上述理由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中有的缘于对兼职律师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如第（1）点理由；有的恰好把应当保留兼职律师制度的正当理由误判为应当取消的根据，如第（2）点理由。对于该两点本文后面将重点论述。至于第（3）（4）（5）点理由，则是把个别现象夸大化，言过其实。例如对本单位工作的冲击问题，经过清理规范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不能再兼职律师工作，不再发生冲击本职工作问题。而法学教育、科研人员通常并不坐班，完全可以协调好本职与兼职的关系问题。此外，还有一个所在单位的管理责任问题。一言以蔽之，上述种种并不能成为充分的、令人信服的取消兼职律师制度的理由。
笔者主张我国应当继续保留兼职律师制度，具体内容则坚持司法部1996年11月《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的规定精神，把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限定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法学院校（系）、法学研究单位从事法律教学、研究工作的有关专业人员，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不可再兼职从事律师业务。至于对法学教育、研究人员从事兼职律师的“一定条件”则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现有兼职律师的人数、成份及对今后发展的预测，从学历、学位、职称、经历、与律师业务的关系等方面作出合理的设定，使兼职律师制度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正面意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笔者提出上述主张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我国律师制度、律师业整体、长远发展的意义
1．对我国律师队伍现状的弥补作用
经过20余年的历程，我国律师队伍现已发展到12万人。正是基于此，有人说“时至今日，我国允许公职人员兼职律师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并且推而广泛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启动法治建设的初期，律师人才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才会允许其他行业的公职人员兼职从事律师职业。”[v]。其实，诚如本文开头所言，我国兼职律师制度建立之初确实主要是为了解决律师人才匮乏的问题，但这只是表层原因短期之需，并不是一个国家建立兼职律师制度的根本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律师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律师人数已达到几百个人就有一个律师的程度，为什么还存在兼职律师制度。
虽然我国律师现已达12万之众，但无论从现在看还是从长远讲，并不意味着我国律师人数已经满足了。从眼前看，我国现有律师的分布很不平衡，除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律师比较集中外，大多数地区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还是缺乏律师的。更重要的是，我国现有12万多人的律师队伍从成分、素质上看，整体上还是参差不齐的，相当一部分律师因学历低、经历浅、见识少而不能胜任律师工作。由法学教育、研究专业人员为主体的兼职律师进入这个队伍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
2．通过传、帮、带，对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影响和提高
兼职律师虽然人数少，但由于都是活跃在各法律部门的专家、学者，学有所长，用有所专，并且又分散注册于各律师事务所，加之我国是单一法制的统一国家，执业律师可以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办案，这就使他们象播种机一样，注册在哪里、办案走到哪里都对所在律师所的律师和办案地的律师起到重要的传、帮、带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在开展和传授一些新的律师业务方面，兼职律师能够起到重要的开拓示范作用。
3．对培养适应社会需求、足以胜任工作的律师后备人才的重要价值
目前，我国已形成主要由法律本科毕业生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师队伍的入门制度。这是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的重大进步。笔者从事法学教育、研究10余年，又曾从事专职律师工作10年，还担任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深知我国法学教育及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和近几年开始的司法考试，在培养造就法律人才包括律师人才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清醒地感受到我们培养出的律师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胜任律师工作，“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存在。而问题主要出在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以及培养思路、内容、方法和师资队伍上。相当一些法学专任教师很少接触法律实务，甚至一些专门讲授律师制度、律师实务课程的教师不具律师资格，没有办过案。要改善这种状况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允许法律院校（系）的专任教师可以从事兼职律师工作。首先使他们自身了解律师业务，掌握律师基本技能，熟知律师工作谋略与技巧，然后再去教学生、培养律师后备人才。否则，很难设想，不了解律师业务、不接触律师实务的教师能够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律师人才！
其实，这个问题司法部早已认识到了，并且也是起初建立兼职律师制度、95年制定《律师法》保留律师制度、96年《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办法》、2003年在全国开展清理规范兼职律师队伍工作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也是建立并保留兼职律师制度最主要的理由。
不仅中国如此，笔者认为这也是美国、德国等经济和法治发达国家至今还保留兼职律师制度的重要原因。日本于2004年5月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和制定单行法律，推出了涉及范围很广、内容非常重要的司法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加快法律人才主要是律师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从2004年起，政府有关部门确认在全国68所大学建立法科大学院（相当于法学研究生院），专门从事司法考试人员的培养工作。并且为了适应司法考试的特点和将来实际工作的需要，吸收、聘请相当一部分现职法官、检察官、律师到法科大学院担任教职。[vi]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使培养出的人才更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国因体制、财力等原因不可能这样做，保留兼职律师制度则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4．对律师制度自身发展、完善的积极作用
律师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只有20多年的时间，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完善。而律师制度的发展、完善不光是律师行业内部或司法行政机关自己的事情，还有赖于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包括法律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同时，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完善还面临着观念上的、体制上的、资源上的等多方面的困难。法律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身份超脱，熟悉法律，通过兼职从事律师工作又能了解律师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实际困难，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技术与操作层面上，通过著书立说搞研究，或者参加立法发表意见，提供咨询，都会对律师制度的发展、完善起到积极、独特的作用。
（二）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意义
1．对培养司法人才的积极作用
我国已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初任检察官、法官的来源及取得任职资格的途径与律师完全一样，这对专事培养法律后备人才的法律院校既是激励也是挑战。如果法律院系的教师们不了解司法实际，不懂得办案，是难以培养出司法实践急需的“能文能武”的法律人才的。允许法律院校（系）的专任教师兼职律师工作，无疑对于培养合格的司法人才具有积极作用。
2．对促进法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积极作用
法律院校（系）和研究机构都承担着进行法学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出谋划策的重要使命。欲达此目的，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司法实际，否则，研究出来的成果将会脱离中国实际，不能发挥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国家立法、司法以及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采用公开竞争的方式科研课题，下达科研任务，完成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法律院校（系）和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可以兼职律师工作，就为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从而对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对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的直接促进作用
法律院校（系）、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兼职从事律师工作，可以直接参与办理案件，深入到司法工作的第一线。又由于他们大多都是某一法律领域的专家，一般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而承接的案件大多都是司法实践中的大、要案或复杂、疑难、新类型案件。通过直接办案，不仅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提高司法人员的办案质量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此外，我国正在探索、推进司法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都很重视听取法学专家的意见，有的还聘请他们担任咨询委员或专家顾问，直接参与决策或提供咨询意见。具有兼职律师的工作经历，就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起到司法机关所期望的作用。
4．对国家立法工作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近年来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越来越重视吸收法学专家参与国家立法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有的已经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这对于法学专家将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贡献于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无疑是宝贵的机会。为此需要他们通过兼职律师工作等多种渠道更多地了解司法实际，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空谈理论，简单地类比甚至主张照搬外国的东西。
综上所述，以律师队伍现有人员的数量为据，认为“我国兼职律师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已不复存在”的观点是对兼职律师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理解的片面认识。无论从我国律师制度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的作用来讲，兼职律师制度不仅是以往我国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今后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及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当继续保留兼职律师制度。同时针对现行兼职律师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完善，扬长避
注释:
[i]参见陈心雨：“禁止兼职律师势在必行”，载于光明网2004年7月27日首页——“光明网评。”
[ii]转引自：《2004年日本律师白皮书》第34页。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8
[关键词]拉兹/法制制度/分析理论
拉兹（JosephRaz）是继哈特之后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他出版了名为《法律制度的概念》的著作（注：拉兹：《法律制度的概念》，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出版社年版，1980年第二版。），开辟了分析法学的新课题领域。从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到拉兹的《法律制度的概念》，标志着分析法学派开始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理论问题。正如拉兹指出的那样，在传统上人们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要理解法律（thelaw），关键就是要定义“法律”（alaw）。而拉兹则进而认为，法律制度理论是“法律”（alaw）的任何充足定义的先决条件（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2页。）。在拉兹之前，虽然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法律制度理论作了一定的研究（注：凯尔森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么就不可能了解法律的性质。”见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凯尔森的法律规范动态等级结构以及哈特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都是对法律制度理论的贡献。但在拉兹看来这些成果具有不足之处。），但就建立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而言，这些理论都比拉兹的法律制度分析理论逊色不少。本文将对拉兹的法律制度分析理论作一系统的介绍和研究。
一、法律制度理论的构架
拉兹在《法律制度的概念》的导言中宣称要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制度理论，它的普遍性体现在它适合于各种法律制度。但问题是怎样判断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并界定其范围。“法律制度”一词译自英文“alegalsystem”或“legalsystems”，在比较法学中它又被译为“法系”。在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法律制度定义为“任何具有相同空间或时间起源的法律规则体”（注：康托诺维茨：《法律的定义》，转引自m.p.戈尔丁：《凯尔森和“法律制度”的概念》，见R.S.Summers主编，《moreseeaysinlegalphilosoph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69页。），将法系定义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或传统的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划分而成的一类法律（注：由嵘：《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07页。）。可见，”alegalsystem“或”legalsystems“的后一种含义比前一种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何明确其含义、界定其范围是法律制度理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拉兹并没有简单地给法律制度下一个定义，而是从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法律制度的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完整的法律制度理论要解决的四个问题：（1）存在问题，一种法律制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2）同一性问题，某一条法律属于哪一种法律制度，以及某一种法律制度由哪些法律组成？（3）结构问题，是否存在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结构？（4）内容问题，是否存在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内容？
各种法律制度理论都要解决存在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法律制度”的定义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理论也可能对结构问题和内容问题加以否定，即认为不存在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结构和内容。但拉兹认为对结构问题和内容问题加以研究同样是法律制度理论的重要课题。总体来讲，拉兹之前的法律制度理论都忽视了对这四个问题作系统地、完整地研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分析法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要对“法律”下一个充足的定义，就必须研究法律制度理论。
按照上述法律制度理论的框架，拉兹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进行了总结，分析出他们解决存在问题、同一性问题、结构问题的基本原则，即有效性原则、起源原则、独立原则。
有效性原则，即法律制度的存在以法律制度得到遵守和服从为条件。奥斯丁认为，法律是“者向其臣民的命令”，如果立法者是者，那么法律制度就存在。而某人是者的条件是他受到习惯性的服从，也就是他的命令（他颁布的法律）得以服从。因此，在奥斯丁的理论中，普遍有效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条件。而凯尔森主张法律规范的效力（即存在）在于它是由上一级规范并最终是由基本规范授权制定的，法律制度的效力虽然并不受个别规范的实效的影响，但法律制度要有效力就必须达到最低程度的实效，即得到某种程度的遵守和服从。
起源原则，即以法律的起源作为判断某一法律属于哪种法律制度、某种法律制度由哪些法律组成的标准。以奥斯丁的观点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一给定的法律属于颁布此法律的者所颁布的全部法律组成的法律制度，一给定的法律制度是由共同的者颁布的全部法律所构成（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8-20页。）。以凯尔森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给定的法律（法律规范）属于授权制定该法律规范的基本规范所授权制定的全部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制度；某一基本规范直接或间接授权创造的全部的法律规范组成一个法律制度。因此，奥斯丁和凯尔森分别是以者和基本规范作为法律制度的起源的（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5-100页。）。
独立原则，即每一条法律（法律规范）都是自足的、独立的实体，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根据奥斯丁的法律的定义，者的每一条命令都构成一条法律，每一条法律都具有自足性、独立性，法律制度就是由这些彼此独立的法律（法律规范）组成的。根据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的动态等级体系理论，存在着上级规范和下级规范之间的生成关系。但在拉兹看来（本文第二部分将作详细说明），由于凯尔森的规范的一般形式都必须包括着一定的条件（违法行为）及其结果（制裁），那么依赖性规范只有与独立性规范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上级规范”和“下级规范”的生成关系只是一条法律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整个法律制度仍然只是由彼此独立的法律组成的。
二、对奥斯丁和凯尔森法律制度理论的批判
拉兹是沿着历史分析的思路，在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法律制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方法的。拉兹指出，“任何以有效性原则、起源原则、独立原则为基础的理论都是会遭到与在对奥斯丁和凯尔森理论的研究中提出的意见相似的反对意见。”（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3页。）
1.对有效性原则的批判
拉兹认为奥斯丁的有效性原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臣民服从者的命令就意味臣民要能知道者，在某些情况下，服从命令还意味着根据者的命令而行为。其次，根据奥斯丁的理论，法律制度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即适用于各类人而不是单个人的法律。再者，服从者的命令（法律）就需要有法律的存在。但根据奥斯丁的理论，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者废除了现有的所有法律，而在几天后才制定新的法律，在这几天中奥斯丁的法律制度就处于空白状态。
凯尔森的法律制度存在标准可以归纳为，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在它达到最低程度的实效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即法律制度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遵守和服从才能存在。凯尔森以对法律的服从代替了对者的个人服从，因而避免了奥斯丁理论的上述缺陷。但如何确定“最低程度的实效”、怎样确定法律得到了遵守和服从，却是凯尔森所没有注意到、也更加没有解决的问题。
2.对起源原则的批判
“奥斯丁的同一性标准是以立法起源原则为基础，并假定该法律制度的全部法律都有始终唯一的起源。”（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9页。）者是一个法律制度中全部法律的直接或间接的立法者。这种理论在解释实际情况时就遇到了几种困难。
在奥斯丁看来，者（个人或团体）的表达他的愿望的命令就是法律。他没有考虑到立法程序问题，只有遵循立法程序的者命令才能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同时，在者是个人的情况下，奥斯丁没有区分以者身份进行的活动和以普遍公民身份进行的活动。
在对待习惯和前者的法律问题上，奥斯丁利用了默示命令的理论，即由者的人（法院）将它们接纳为现者的法律，也就是说者采取了间接立法方法。拉兹指出，默示命令有两个条件，就是者要能知道其下级的命令，且能够废除它。而事实上，者往往并不知道其人（法院）的命令。除此之外，如果说法院者立法，那么法院也不是以明确表达某些人应根据习惯行为的方法来立法，他只能采取默示立法的方法将习惯和前者的法律接纳为法律，也就是法院在有自由不实施它们的情况下实施它们。但法院不实施某一法律的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废除它，而不是说他们是它的立法者。因此，“前者的法律不是由现者的法院制定的，而习惯的情况则比奥斯丁想像的更加复杂。”（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40页。）默示命令和委托立法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决奥斯丁法律制度理论的起源原则所固有的矛盾。
再来看凯尔森的同一性标准。凯尔森的法律制度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基本规范直接或间接授权制定的全部法律的集合。”（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95页。）某一法律属于一个法律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它是由授权制定该法律制度的全部法律的基本规范授权制定的。但这种同一性标准（即起源原则）的困难在于，我们怎样才能确定基本规范的内容？凯尔森认为，“……基本规范的内容取决于一法律秩序由以创立和适用的事实。”（注：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36页。）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知道哪些规范属于一个法律秩序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能发现该法律制度的基本规范的内容。但我们不能通过参照基本规范来确定哪条规范属于该法律制度，上述过程是不可逆的。由此，拉兹认为，凯尔森以基本规范代替奥斯丁的者也不能解决法律制度理论的同一性问题。
3.对独立原则的批判
将奥斯丁的结构标准归纳为独立原则是显然成立的，拉兹对结构标准的分析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凯尔森的理论上。
拉兹指出，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从静态方面讲，凯尔森认为每一条法律规范都通过允许适用制裁来施加义务。而从动态方面讲，除了基本规范之外，每一条法律规范都是由其上一级规范来调整它的制定和适用，除了个别规范直接适用制裁之外，其它法律规范（一般规范和基本规范）都是授予立法权的规范。这样，一般规范和基本规范就不符合法律规范的静态的定义及其一般形式。凯尔森意识到了这种矛盾，采用了一种协调技术，称“调整法院和其它适法机关所适用的一般规范的创立的宪法性规范并不是独立、完整的规范。他们是法院和其它机关适用的全部法律规范的内在部分”，“在法律的静态表达中，宪法的高级规范经投射成为下级规范的组成部分。”（注：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62页。）因而宪法性规范本身并不是独立的、自足的规范，甚至就不是凯尔森理论中严格意义上的规范。这样，凯尔森法律制度的结构图是由生成关系连接的网络，但生成关系仅仅存在于同一个法律规范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法律制度同样是由自含的、独立的规范实体组成，法律规范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独立原则同样适合于凯尔森的法律制度理论。
独立原则在保证法律制度中每条法律的自足性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条法律都过于复杂，要发现任何一条法律的内容都要详查全部的法律材料，包括法律效力的各种依据，施加制裁的各种条件，实施制裁的程序等。这对于实际使用没有任何好处，也不符合律师和法官的实际习惯。
三、拉兹法律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
拉兹在《法律制度的概念》中对法律制度理论的四个问题只讨论了结构问题、同一性问题、存在问题。
1.法律制度的结构
（1）法律的个别化
制定法律和创造规范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种活动。规范是随着法律、法规和条例等的制定而制定出来的，但制定一部法律、法规或条例可能仅仅是创立了一条法律规范的一个部分，该规范的其它部分可以是在其它时间、由其它机关创立的。立法者制定宪法、法律、法规等通常为大量的规范创立了其组成部分。法律（alaw）、法律规范、法律规则等指的是对法律的法理学划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构成法律的法理学划分的原则应如何确定，这就是法律个别化问题。个别化原则决定了我们将法律划分成怎样的基本单位，同时也决定了法律的基本单位之间的联系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法律制度的结构。
（2）拉兹的个别化原则及法律制度的内部结构
拉兹认为，确定法律的个体化原则需要在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既要使法律单元小且易于管理，又要使每个法律单元具有相对的自含性和自我解释能力（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15页。）。拉兹自己并没有给出一套法律个别化原则，而只是给出了个别化原则所要满足的要求，分为限制性要求和指导性要求。前者包括，依法律个别化原则进行个别化所得到的法律不能偏离通常的法律概念太远，不能太过于重复，不能冗赘；后者包括根据个体化原则进行个体化而得出的法律应相对简单，应具有相对的自含能力（自我解释能力），应使法律制度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尽量变得清晰。限制性要求是排除原则，指导性要求是选择原则。
拉兹认为，在给定一套可接受的个体化原则后，可以得出关于法律制度结构的命题（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55-177页。）。拉兹总结出的法律制度结构命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将设置义务和规定制裁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每个法律制度都存在内部的惩罚关系。在这点上，拉兹继承了奥斯丁、凯尔森的观点，但却并不像他们一样将设置义务的法律和规定制裁的法律看成仅有的法律类别。
第二，继承了哈特的授权性法律的理论，认为法律制度中存在两类授权性法律，即授予立法权的法律、授予调整权力的法律，因此法律制度中存在着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和调整性关系。
第三，主张法律中存在非规范性法律，主要包括许可性法律和构成权利的法律，在非规范性法律与规范性法律之间有内在的关系。
2.法律制度的同一性
拉兹摒弃了奥斯丁、凯尔森解决同一性问题的起源原则，采用了权威性认定原则。奥斯丁、凯尔森的起源原则都强调创法机关的重要性，但拉兹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创法机关创制的。尽管立法作为法律创制方法是现代法律制度的特征，但却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特征，任何一种法律创制方法都不能成为各种法律制度都共有的特征。而在另一方面，每一种法律制度都设立了法律适用机关，由它们认定法律制度的每一条法律。
拉兹的同一性标准是，主要法律适用机关所认定和适用的法律构成一个法律制度。相应地，某条法律如果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和适用的，那么该条法律就属于该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和适用的法律构成一个法律制度。所谓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就是有权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否被法律禁止或许可的机关。在这时，拉兹突出强调了禁止或许可使用武力的法律的地位，因为“在每种法律制度中，所有的法律都与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或者与在执行制裁中许可或规定使用武力的法律有内在的联系。”（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193页。）
主要法律适用机关的作用，首先是认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以及规定和许可作为执行制裁而使用武力的法律。其次，它们也认定其它适用或创造法律的机关的存在，认定它们的行为有效力以及调整它们的行为的法律的效力。再次，主要法律适用机关不仅根据已经存在的法律来作出决定，它们还可以创制新法律并加以适用。但拉兹强调指出，尽管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认定的，但并不就是说这些法律都是由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创制的。主要法律适用机关创制一部分法律，但习惯、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等则只是由它们加以认定而成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法律。
3.解决存在问题的基本原则
奥斯丁和凯尔森以有效性原则作为解决存在问题的标准，认为法律制度的存在仅取决于法律得到遵守和服从。对这项原则的一种解释是，如果服从法律的情况与遵守法律的机会总数之比达到一定的比例值，那么该法律制度就存在。
拉兹并没有完全抛弃有效性原则，只是批评现有的解释过于简单、粗糙，它没有区别不同犯罪的重要性，如谋杀国家元首与一般杀人罪，违约行为、闯红灯的行为与当逃兵、企图谋反的行为，对法律制度的存在就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9
【关键词】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律师费；转付
一、前言
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在域外作为一项由来已久的制度，早已得到立法以及司法的认可，但在我国不仅尚未得到立法的确立，在学术界亦未对其作深入研究。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是否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律师费应由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自行负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律师费应当由败诉方负担，理由在于胜诉方所受的损失是由败诉方所引起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胜诉方所受的损失应由败诉方承担。笔者也赞同在我国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并于下文对此做出浅析。
二、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意义
作为律师收费救济制度之一的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在我国却尚未形成法律制度，实为一个缺陷。在我国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法律公平
我国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其法律体系复杂、法律规范繁多，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也不一定能准确适用法律，更不用说没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普通公民。若当事人不委托诉讼人，往往会导致本是平衡的法律天平倾向另一方。因此，为了寻求法律的公平，这就迫使受害方不得不寻求律师的帮助，而在我国实行律师有偿制度的背景下，当事人为寻求法律公平而支付的律师费用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合理开支。由此可见，受害方只有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付出的救济成本转嫁给加害一方，其合法权益才可能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才能最大化地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
（二）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
近些年，由于诉讼环境的恶化，当事人滥用诉权以及恶意诉讼时有发生。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无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因而，其违法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且在这些诉讼中，不仅侵犯了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浪费了本来就有限的司法资源。确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可以为恶意诉讼设置一道障碍，并可遏制当事人滥用诉权，促使原告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诉权，否则因滥用诉权而败诉时，除了要支付本方律师费用外，还需负担对方的律师费用。因此，当事人将会在充分地权衡利弊后才会提讼，甚至尽管被告是适格的，原告为了追求诉讼经济，也更有可能通过和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三、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构建不仅有着重大意义，而且现行立法的缺位，导致该制度的构建更是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我国对构建该制度也已经具有现实土壤：
（一）正当法理支持
如果社会主体的权利因为他人的过错行为受到了损害，那么受害方与加害方的利益关系就必然发生失衡，而且失衡的利益关系并不会自动恢复，只能通过受害方的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才能得到恢复。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得救济，当事人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纠纷解决成本，这种成本如果仍然由受害方承担，那么在旧关系恢复均衡的同时，却又产生新的不均衡，甚至加重不均衡的程度，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因此，只有将纠纷解决成本转嫁到加害方，受害人在实现权益的同时并不因此继续受损害，其合法的权益才能得到全面的保障，法律的公平价值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二）司法实践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聘请律师是当事人的权利，基于权利的可处分性，其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且我国并没有规定强制律师制度，当事人愿意行使自己的权利委托律师诉讼，那么其就应该自行承担律师费用。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却经不起推敲，并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背离。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继续推进，实体法以及程序法都在不断地完善和修订，法律制度的庞大以及复杂并非所有法律人都能掌握，更勿论非专业人士。而且由于我国是职权主义的国家，法官需要承担主导整个诉讼进程的任务，在本已承担大量诉讼案件的审判任务的同时，如果当事人不委托诉讼人，面对毫无法律知识的当事人，法官的审判压力无疑是百上加斤。
四、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我国，构建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对于促进法治进程固然大有裨益，但在我国广泛适用律师费用转付制度时，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明确律师费用的求偿权
1.在案件审结时，法官基于当事人的申请，应判令败诉方向胜诉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胜诉方开支律师费用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补偿。此判决应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当事人的申请既可在或答辩中提出，也可在判决宣告之前提出。2.当事人如不服法院就律师费所作出的判决，可就此单独提起上诉。若设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必应明确律师费用的求偿权，当事人的律师费不是因公法所产生的费用，该申请实质上属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准许当事人就此单独提出上诉。
（二）健全律师收费制度
我国目前的律师收费制度基本上是采取由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的，律师则须按照此标准模式并具体参照地方标准执行，但这种收费办法过于死板，而且评定的规定不够全面。如果胜诉方向律师支付过高的费用，那么简单地适用“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用”的规则显然不公。因此，律师费用的计算应当遵循合理的标准。所以，我国应对律师收费制度进行完善，明确律师收费的标准、种类、方式和律师费争议解决机构、程序等内容，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律师收费制度，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构建才可能更进一步。
（三）加大律师惩戒力度
只有加大对律师违法违纪的惩戒力度，才能促使律师依法执业，才能规范律师的收费秩序。首先，应建立律师个人信用档案。这既可以使律师在平时执业过程中检点自己的行为，也可以为日后对律师的惩戒提供依据。其次，扩大“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适用范围。依据目前法律规定，律师只有在实施了泄露国家机密等三种行为时，才可能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此规定显然过于宽松，立法者应扩大其适用范围，以求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宏俊.律师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法律制度的作用篇10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法律顾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新的发展，较好地发挥了企业法律顾问的法律参谋、法律保障、法律培训、法律监督四项功能。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队伍也实现了由打官司、讨债向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建立企业法律机制转变；由被动、事后提供法律服务向主动、超前的法律服务转变；由缺乏有机联系的法律调整向综合的协调职能转变。
一、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关系
（一）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公司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一，公司法的制定为建设现代化企业制度创造了必要的法律条件；其二，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构造作为这一体制基础的市场主体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规范；其三，实现了公司制度的法律化，使公司形式的法律形式结合起来，让公司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上设立、运行，使公司的存在和发展都有法律的保证；其四，有利于推进对外开放，提高中国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有利于改善利用外资的法律环境，增强吸引力；其五，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司的合法经营。
（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为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保障
一方面，公司法的实施是公司法制定后的一项重大任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不可分割的紧密连接的统一过程。制定必实施，实施是立法的必然要求。实施就需要法律顾问首当其冲，要坚决执行公司法的各项规定，要有高度的严肃性，坚定地维护法律的权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实现制度创新的较长过程，法律顾问制度以其法律效力使这个过程更加具体化、规范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制。
二、我国现代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
市场经济和法律建设、总法律顾问制度、科学与完备的业务管理体系、高素质的法律顾问队伍是发展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条件，缺一不可。
（一）市场经济和法律建设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健全法治越健全是我国法律顾问制度建立的前提。市场越规范、公司规模越大、国际化程度越高，公司对法律的需求就越迫切，越需要加强公司法律工作。美国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形成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立法体系，这种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为公司法律顾问制度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动力和压力。我国公司的法律工作与美国大公司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差距有些是历史形成的，也有些是客观环境造成。目前我国公司法律上遇到的问题不比外国公司少，随着公司改制上市和加入世贸组织，不断地走向国际市场，我国公司已被置于与国际大公司同一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之中，必须与国际大公司按照同一的规则进行竞争，而竞争不承认“特色”和差距。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市场经济和法律建设的发展就必须要适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其发展状况也成为了发展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先决条件。
（二）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
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是企业顾问制度建立的核心。在美国成功实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公司，从总部到地区公司，层层设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可以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和解决重大法律问题，有效地预防法律风险，保障公司决策的合法性。总法律顾问直接负责公司法律工作的组织、部署、监督、考核等，管事与管人高度结合，管理体制上下贯通，保障了公司法律信息的畅通和工作运转的高效性、管理的权威性。
（三）科学的法律业务管理体系
建立和完善科学、完备的业务管理体系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立的保障，法律业务管理大致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行政法律事务垂直管理。各公司都给予行政法律事务以高度重视，反垄断、环保、劳动、资源、税费等法律事务，由总部法律机构垂直管理，并配备最强的法律专家。二是重大法律事务集中管理。对于涉及公司战略利益、分配利益的法律事务和超出地区公司业务范围或处理能力的法律事务，由总部法律机构统一处理。三是一般业务按专业分类管理。这种专业管理体系，既有利于提高法律人员的素质，又大大地提高了作质量和管理效率。我国公司目前基本上采取法律业务综合管理的模式，专业分类不细，行政法律事务虽然也在开展，但业务比较零散，一般咨询和事后处理多，前期参与少，且没有形成体系。美国大公司的管理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四）高素质的法律顾问队伍的培养
高素质的法律顾问队伍的培养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立的根本。法律工作专业性、智能性、挑战性很强，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管理体制，人才始终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社会通用专业，企业能够稳住法律人才，关键是有一套吸引人才的机制。首先，法律人员的待遇较高，与社会律师相比也有竞争性。其次，公司法律事务机构基本是按照社会律师事务的管理机制，赋予每个法律顾问挑战性很强的业务工作，并有独立处理法律问题的机制。另外，公司法律顾问不管在哪个地区公司工作，都是由法律事务机构进行考核、评价，处于专家管理的氛围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其他部门管理。这些管理机制，符合法律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是稳定法律人才的保障。
法律顾问对我国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一定要出台一部强制性的的法律来保护企业法律顾问的权益，规范各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严格区分企业法律顾问与社会律师、公司律师的区别，提升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明确企业法律顾问的主管部门，完善专业培训体系。重新规范企业法律顾问的准入制度，提升法律知识所占比例，允许任何人参加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考试，扩大准入人才渠道，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职业资格证书的份量。不然长期下去，企业法律顾问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终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