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合作社制度篇1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创新机制；优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农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自发的基本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由经营相同农作物产品或提供相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具有共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多方需求的自发组织共同互助管理的农村经济互助组织。它为参与互助的农民成员提供生产资料的来源、投入资金的筹集、农产品的销售、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信息提供等等项目的服务管理。农业合作社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组织规模较小、缺乏规范管理的自发萌芽阶段；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出台农业合作社相关政策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和肯定这样的农民生产组织形式，而且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逐步实现向科技技术经济互助组织型转化。第三阶段从二千年开始，农业合作社在数量、规模、经营种类等方面都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村农副产品经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目前我国农业合作社概况
从二零零七年以后我国农业合作社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迅速发展阶段，除了数量不断增加、服务内容从单项技术服务转向综合性技术信息服务、从事产业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新增了土地流转、农机服务、工艺品加工等农副产业为辅、同时农业合作社内部由发起人精英起主要管理作用。一些合作社设立稳定办公地点、独立银行账户和会计核算，发展较好的还有自己的合作社注册商标。我国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组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化发展队伍，推动农牧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对土地集约经营起到促进作用。然而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前进的，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农业合作社发展国际研讨会对目前我国农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农业合作社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合作社多数是由种植大户或饲养大户发起组织的，对内部的民主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内部管理权大多集中在少数创业精英手里，每当遇到政府资金投入或优惠政策下发时，还做不到民主平等享受国家所有政策红利，存在领办龙头企业和创建精英与普通参与成员农民之间在政府投入资金、项目开发等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分享。因此造成一部分农民对合作意识认识不足、参与态度不积极，参与农业合作社农户的比例远远低于先进国家农场主参与合作社组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比率。
（二）目前我国农业合作社经营项目单一缺乏综合性深加工能力
多数农业合作社从事原始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简单活动，业务范围固定不具备从事农产品的进一步加工、销售、储存、运输一体化服务的能力。由于受到农业合作经营规模和技术能力的限制，出现一批科技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加工转化水平不高的农产品，致使农业合作社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利润空间下降、合作社的规模停止难以扩大。
（三）农业合作社顺利运营缺乏资金投入阻碍发展速度
我国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收成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资金投入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的隐患，参与合作社的农户缺乏经济基础和政策扶持，银行贷款渠道不畅通，融资渠道缺乏也无法获得外部投资，造成资金短缺是当前农业合作社面临的第一难题，也是制约合作社扩大规模和快速发展的因素。
二、创新机制优化农村合作社管理制度
（一）对农民强化合作社优势理念宣导工作
为了提高农民对合作社能够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些作用的认识，改变传统上错误消极观念，要加大广告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例如首先对内部开展培训活动，加强合作社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管理素质和综合业务水平的提高。然后积极到农村的村屯展开合作社重要性的宣传，通过农村村报、村公开信息栏、传单宣传等形式，摆事实举例证让农民兄弟亲眼看到合作社带来的科技技术力量，感受到合作社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在心理上接受合作观念积极踊跃参与合作形式。
（二）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加快经营业务扩展的步伐
具有合理规范的合作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农业合作社能够顺利发展的现代法宝。优化农业合作社内部民主管理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制，是合作社能够科学管理的前提，合作社的所有成员作为主人翁人人照章办事，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合作社的决策所有成员民主讨论选取最优方案。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合作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引进股份制形式组建管理机制，增加服务项目、克服资金周转困难，实行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多劳多得保证成员的应得收益。农业合作社还要加大对农产品新项目的研发力度，促进经营范围扩大的同时加快实现合作经济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模式。
（三）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资金和扶持资金的力度，促进农业合作社宣传活动、培训活动、技术推广活动的顺利开展
出台政策要求相关金融部门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社的信贷资金发放。制定详细优惠政策从减低贷款利率、简化贷款手续开始，为农业合作社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农业合作社除了政府资金投入、银行贷款和成员入股自筹以外还要开拓社会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在科学规范的机制内充分利用民间借贷，让它为农业合作社顺利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显利.经济学视阈下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完善Σ[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20）：275-277.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2
领导重视，超前思维，把服务体系建设放在关注民生的战略位置。实践证明，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不仅能最大限度提高机械利用率，发挥农工业机械节本增效的作用，而且能够解决新时期农机化发展中出现的农机户“有机无地种”和老百姓“有地无机用”的供需矛盾，还能够使广大农机户得到省心、省力、多赚钱的好处。在农业部出台的关于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意见中，要求“到2015年，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发展质量有明显提升，机制更加灵活，制度更加规范，服务领域更加宽广，效益更加明显，社会化服务程度显著提高，在农业机械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明显增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充分显现。”为此，市农机局加大对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力度，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推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极大地促进了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步伐。
规划先行，政策倾斜，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发展平台。结合全市农机服务组织发展状况、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以及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需求情况，市农机部门制定了农机专业合作组织5年发展规划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五年发展规划就是要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到2015年，在我市粮食主产区和机械化作业水平高、农业机械相对集中的区域，每个乡镇至少建设一个规范化的农机合作组织，逐步实现农机合作组织“一乡一社”的发展目标。“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从现在开始到2011年，在新发展40个农机大户的基础上看，在每个县（市、区）培育5～8个有较大规模、较强服务能力、较好社会影响力的农机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合作社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第二步就是从2012年——2013年，逐步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由富裕乡镇向偏远贫困地区乡镇延伸，实现贫困农村农机化水平的稳步提升；第三步就是到2015年前，全市的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建设要达到“三个明显”即服务功能明显完善、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经营效益明显增加，使全市所有乡镇实现农机专业合作社服务全覆盖。为此，要加大对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各项政策扶持力度，不断为其“输血造血”“强筋壮骨”。一是在创办上大力帮助。按照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标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扶持一个。经检查验收合格后，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每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扶持资金15万元，其中，市财政扶持8万元，县（市、区）财政扶持7万元，农机维修合作社给予适当资金扶持。二是实行“三优先”政策在发展上大力扶持。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安排上，优先补贴农机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农机燃油补贴资金的发放中，优先考虑农机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农机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中，优先安排农机专业合作社承担。三是建立联系点制度。市、县两级农机部门都建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联系点，指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引导合作社依法经营、规范运作、诚信服务、提高效益。在此基础上，在全市所辖乡镇实行的“一乡镇一个联络员”制度，为农机部门和农机专业组织架起了更为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
分类指导，梯次推进，为农机专业合作组织有序发展夯实基础。在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采取先易后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办法，有序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程。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优势，推进农机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一是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跨区作业，引导跨区作业由小麦机收向玉米机收、小麦免耕播种拓展，不断扩大跨区作业模式；二是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订单作业，按照协议开展机械作业服务；三是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一条龙”作业，对农田进行统一作业、统一供种、统一标准服务；四是倡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机适度规模经营，把分散的地块集中起来，实行区域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五是指导农机合作社规范内部管理，规范作业合同文本，规范作业形式和服务行为，建立农机作业服务承诺明白卡等举措，让合作社成员阳光诚信作业，让种粮农民明明白白用机，使合作社组建伊始就形成健康良性运转的机制。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3
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问题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运行机制的健全，而内部运行机制主要由民主管理机制、决策和监管机制、利益机制和产权运行机制构成，下面从这4个方面对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机制
民主管理机制的健全在合作社运行机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湖南合作社发展状况来看，民主管理机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包括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内部组织管理不到位。大多数合作社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章程，缺乏议事、财务管理等具体的管理制度，发展较好的桃源县也有近1/3的组织没有制定管理制度，内部管理过程随意性大，无章可循。有些合作社虽制订了章程和制度，但没有严格按章程及制度去运作，存在内部组织管理不到位，部门职责不明确等问题。此外，除农业部门按职责要求对合作社进行相关指导外，其他各系统也都从各自的部门角度对合作社进行指导，但由于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了政出多门、部门职责错乱、工作职责不到位等现象。加上审批、登记等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使得合作社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的整体运作。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决策和监管机制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由专业大户、集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技术部门来带动发展，其中又以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兴办为主。不同成立方式其相应的决策和监管机制也不尽相同，由于对利益的控制和农民的信任，主办人也基本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机构由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构成[4]。成员大会是代表社员意志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由农民组成。湖南大多数农民合作社尚未形成有效的决策和监管机制，加之农民的经营管理知识贫乏，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很低，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合作社的最高和最终决策权往往集中在负责人层次上，农民成员还不能有效地行使他们的决策和监督权利。根据资料了解，湖南合作社有的虽然按照要求设置了成员大会，但多流于形式，实际运作并不起作用；有些未严格遵循程序，监事会形同虚设，剥夺了成员对组织的监督管理权；有些甚至未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等必要机构，缺乏监管机制[1]。即便是发展比较好的合作社，也有40%以上内部机构不健全，导致农民主体虚置，组织内部矛盾激化，成员人心涣散，制约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的互惠互利共同体，其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员利益的实现程度[5]。利益机制的核心是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就目前现状来看，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都不健全。第一，缺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湖南大多数合作形式属于松散型，组织规模小，合作业务仅停留在初级农产品生产销售和技术信息服务的初级层次上，服务内容单一。一方面造成社员之间利益连接不够紧密，无论是单个农户还是企业都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且注重眼前利益；另一方面使合作社自有资金较少，资本筹措困难，很难从非社员和其他渠道获得足够发展资金。此外，缺乏政府资金的专项支持，资金短缺问题严重。第二，利益分配机制不科学。有些合作社只返还部分或一种交易的利润，不包括社员参与的其他业务，甚至把价格优惠当作利润返还；有些合作社名义上实行股金分红，利润返还，实际只付利息；有些分配方案中公积金、利润返还、股金分红等比例标准不统一，无规律可循。这些合作社实质上并未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致大部分成员难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收益，参与市场竞争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很难积极有效地带动广大农民。
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运行机制
从产权角度看，合作社应有明确的产权制度，这是产权运行机制的保障，但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法律规范，合作社产权模糊，产权关系混乱[6]。第一，产权结构不合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牵头举办，农民仅仅是业务的参与者。资金和管理人才稀缺等问题导致了目前的产权结构不合理。农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对一部分利益做出了让步，造成合作社中农民成员的股金很有限，获得的利润也有限而不愿加入合作社[7]。第二，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不明确，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认可，因无合法身份，也存在被相关部门平调资产的可能。第三，农民个人产权模糊，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在投资主体、国家和个人三者之间模糊的产权关系中，经常出现投资主体侵蚀国家和个人产权的情形。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使得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不能保证合作社及成员利益的有效实现，同时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湖南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科学的民主管理机制、严格的决策监督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明晰的产权机制，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切实体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本质属性，注重发挥合作社一手牵龙头企业，一手牵农户的“链接”作用，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机制。
1规范民主管理机制，适时调整规章制度
规范民主管理机制是健全运行机制的制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民互助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必须体现民主性，组织管理人员要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章程和制度也要民主制定[8]。一方面必须制定完整的章程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制度，将内部的财产组织、社务管理形式等用较规范的章程确定下来，明确其性质、宗旨、成员权利与义务。对成员关注的事务、管理人员产生办法、重大决策事项、议定程序以及事务公开、内部监督的办法等也要作出具体规定，并切实有效的执行。另一方面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改变以前多方管理的局面，增强成员的凝聚力，充分体现其民利，保护其各项权益。民主管理机制是合作社运行机制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机制的健全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通过发展而不断适时地调整规章制度，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提高经营效益，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转。
2加强决策和监管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和主体地位
加强决策和监管机制是健全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挥监事会和成员大会的作用，对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和运行进行全面监督，保证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就湖南的现状来说，合作社的决策和监管机制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分开，由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机构形成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有机整体。章程中规定的组织运行的重大事项都要通过成员大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一般应规定会议必须有2/3以上的全体成员参加，决定事项需要参加成员的过半数通过，重大事项需要2/3以上参加成员通过，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决策中，从根本上改变向部分成员倾斜的分配方式。成员大会必须定期召开，要切实地保障成员的权利。理事会应由成员大会在社员中选出有威望和能力的人担任，实施直接的组织运营和管理。要切实建立监事会，作为内部的监督机关，一方面要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的监管，实行财务公开，由省经管局对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门检查，由县经管局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门审计，控制财务支出范围，严防共有财产流失；另一方面要对原料质量或生产环节进行监督，促使农产品深加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使成员分享更多的利润。
3完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完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是健全运行机制的根本动力。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能否获得利益是其决定是否加入合作社的主要因素[1]。参照国内外农民合作社运行机制的成功经验，创新湖南运行机制，一定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使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成员互利互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首先，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结合，以按交易额分配为主的原则，成员可凭身份股取得分红，同时获得按交易额返还的利润，而投资股分红率应高于身份股，来吸引更多投资者，扩大业务规模。其次要确定切实可行的分配比例和方案，原则上有章程规定，理事会提出具体的年度计划，由成员大会讨论通过后组织实施。一般来说，利润返还不超过70%，股金分红比例不超过税后利润的20%，公积金和公益金不低于15%，发展和风险基金不低于10%[9]。同时政府要把优惠政策和补贴资金从龙头企业向合作社进行必要的倾斜，改变政府资金的重点支持方向，从而改变合作社的被动和从属地位。最后要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采取资产入股、股份合作、订单生产、合同契约、合同加服务等多种利益联结形式，将合作社的利益分配与农户的利益分享紧密地联结起来，使农民不仅得到农产品生产中的利润，而且获得农产品加工、营销等环节的利润，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4
当前，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经营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前提下，将广大农机拥有者、使用者紧密联结起来，既根据农民需求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解决了农业机械大规模作业与亿万农户小规模生产的矛盾；同时，又使得农机经营者能够有组织地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不断开拓农业服务新领域，努力增强农业服务功能，增加服务收入。农机专业合作社已成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形式，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发展农机合作社是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重要内容。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对农机运用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机专业合作社具备比较完善的服务功能，可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解决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许多生产经营问题，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提高集约化水平。另一方面，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代耕代种、农田托管、土地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开展规模经营，可以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经营方式创新，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统一经营向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有效解决农田弃耕、撂荒问题，支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二）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举措。
我国人多、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着农业比较效益低、资源环境约束大、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流出严重、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等诸多困难。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使用效率，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增强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促使土地、劳动力、资金、装备、技术、信息、人才等得到有效整合，加快农业科技应用，提升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因此，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增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有生力量。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主要手段和重要载体。农机专业合作社相对于农机户而言具备比较强的经济实力、技术条件和管理能力，组织化程度高，能够按照农业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农机装备结构，开展新机具引进试验、示范推广、革新改造和人员培训，加快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一些地方农机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大型拖拉机、高性能收获机、深松机、激光平地机、精密播种机、插秧机、秸秆还田机等先进农业机械推广应用的主力军。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促使农机农艺紧密结合。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作业量大，覆盖面广，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示范带动能力强、效果好。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应用，能够直接延伸到农户、到田间、到地头，能够降低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本，加快推广应用步伐。
（四）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农机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机械化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农机服务组织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装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农业机械作业的服务能力仍然比较弱。据统计，20*年全国农机户总数达到3630万个，平均每个农机户拥有农业机械原值仅为1.28万元。农机户中以提供社会化服务为主的农机专业户400万个，占农机户总户数的11％。平均每个农机专业户只有1.4个从业人员，能够提供耕、种、收、初加工“一条龙”服务的农机服务组织更少。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机服务的组织化程度，有效扩大农机作业规模，提高机械利用率，提高农机经营效益；能够促使维修、信息服务与机械使用有机结合，降低农机经营的交易成本；能够推动大型、复式、高性能机械和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提高农机化的发展质量；能够有效发挥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提高农机作业质量和服务水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还可以作为农机管理的延伸和补充，有效承载落实技术推广、政策宣传、农机维修、技术培训、生产组织和安全教育等农机管理工作，为基层农机管理工作搭建新的平台。可以预见，农机专业合作社将逐步成为发展农机化的主体组织形式。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加快培育农机化发展主体，提升农机化社会化服务能力，实现农机化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政策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扶持发展措施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良好机遇。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明确了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政策。我们要深刻认识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机遇，尤其紧紧抓住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大幅度增加，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热情高涨的有利时机，认真总结经验，明确工作目标，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认真总结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成效经验
近几年来，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布实施以来，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培育与建设，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生力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发展速度快。截止20*年底，全国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16.5万个，其中，经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7860个，比20*年增加3425个，增长77.2%。入社人数近30万人，增长31.5%。
——装备结构优。20*年，农机专业合作社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4万台，拖拉机配套农具21.8万台（套），联合收割机4.47万台，插秧机1.55万台，机具配置以大型、高性能为主，其中大中型拖拉机新增2万台。
——服务能力强。20*年全年作业服务总面积达1.79亿亩，比20*年增加0.72亿亩，增长67.3%。目前，平均每个合作社拥有合作社社员37.3人（户），每个合作社服务农户的数量达958.9户。
——经济效益好。20*年全年服务总收入达56.5亿元，比20*年增加21.3亿元，增长60.6%。农机合作社社员人均服务收入达1.9万元，比农机户户均收入高出1.6万元。农机专业合作社在较大幅度提高农机经营效益的同时，在减少农民重复购机和节省维修费用等方面的效益逐步显现。
各地在大力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工作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一）因势利导，推动创办经营方式多样化。
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引导多种方式创办农机专业合作社，增添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活力。如河南、山东等省形成了能人带动型、村集体作业队转型型、企业投资型、基层农机服务机构领办型等创办方式。黑龙江省发展全体村民入股、村集体与大户合作、大户合作3种方式。在农机合作社经营方式上，同样是丰富多彩，有纯农机作业服务的，有纯生产型的，也有服务与生产同时兼顾的；有专业服务型的，如机插秧服务合作社，有综合服务型的，也有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订单服务、租赁服务、承包服务、跨区作业以及集团承包、“一条龙服务”、代耕代种等服务形式不断创新，较好地满足了农机户和广大农民的需要，促进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
（二）政策扶持，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
各地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协调解决合作社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为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天津、黑龙江、江苏、四川、广西等地制定了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扶持政策措施；江苏、上海、黑龙江等地制定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场库棚用地视同农业生产用地的政策；安徽、浙江、四川等省开辟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绿色通道；河北、山东、甘肃等地进一步明确了农机合作社的所得税、营业税的优惠政策；河南、黑龙江、天津、山西、安徽等地财政部门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黑龙江省自2003—20*年累计投入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资金5.57亿元。河南、山西省财政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扶持资金超过1000万元。同时，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给予了重点倾斜，一些地方对农机专业合作社购机实行累加补贴。各级财政投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资金累计达10.8亿元，形成资产总值102.6亿元。在中央、地方一系列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引导下，许多农场、企业、农机推广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纷纷投资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吸引农民群众广泛参与，逐步形成以国家资金为引导，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投入机制。
（三）分类指导，推动运行机制规范化。
各地认真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合同（范本）》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积极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成为具有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市场主体。立足实际，分类指导，狠抓帮扶，扎实推进，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大力促进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完善建设内容、建立内部决策机制、健全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山西制定了《农机大院规划图》，江苏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机合作组织的意见》，上海制定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机库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标准，黑龙江制定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机具配套标准等，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社规划建设的指导。安徽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上门为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制订、修改章程，完善制度，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广西培训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30多人次。目前，多数农机专业合作社实行了统一停放保管、统一指挥调度、统一作业质量、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油料供应、统一维修保养，探索了按作业量分配的有效办法，建立了成本核算、收益分配等管理制度，保障了合作社成员的合法权益，有效提高了运营效益。
（四）抓点带面，推动培育发展工作经常化。
各地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和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扶持建设了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合作社，树立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加强联合，积极参与合作社建设，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20*年，河南省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农机服务组织建设现场会，参观表彰农机专业合作社典型。山西、广西、安徽等省区农机化主管部门也都相继召开了有关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的现场会。辽宁省20*年从购机补贴资金中拿出1460万元，对40个乡镇建设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重点扶持。湖北、江西、江苏等地先后组织了“十佳农机合作社”的评比表彰活动，激励并带动了一大批农机户和农机服务组织向农机合作社发展。许多地方都把培植农机专业合作社典型列为重点工作，以扶持、指导和服务典型为抓手，抓重点、重点抓，示范带动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推进农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各地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了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规律的认识，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首先，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必须坚持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农民、机手为主体，以服务社员为宗旨，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最大程度的实现、维护社员利益，不断增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其次，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必须坚持政府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主体是农民，经营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农业生产服务业，决定了政府部门要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多方面的指导、扶持和服务，特别是在财政、税收、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给予政策扶持，使农民群众办社有动力有后劲，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
第三，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示范带动。要坚持合作形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市场化，维护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切忌急于求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要以典型带动，示范引导，做到引导不强迫、服务不干预、支持不包办。防止压任务、下指标。要正确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在促进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的同时，保护好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
第四，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必须坚持构建完善运行发展机制。将农机专业合作社制度建设、运行机制完善放在与增加装备设施投入同等重要的位置，做到“软件”、“硬件”两手同时抓，通过规范建设、有效管理，提高发展能力，增强发展活力，实现持续发展。
三、努力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少，覆盖面小，服务领域和范围窄，区域间差距较大，发展很不平衡，发展水平还不高。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才短缺特别是带头人少，成立、解散、市场运作以及内部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等问题。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强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开拓进取，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做好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坚持把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机械化发展主要组织形式的战略目标，坚持把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主导力量的基本要求，坚持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多样化创建、规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方向，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工作指导，切实搞好服务，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力争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发展质量有明显提升，机制更加灵活，制度更加规范，服务领域更加宽广，效益更加明显，社会化服务程度显著提高，服务农户数达到整个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作业面积占到整个农机作业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在农业机械化中的主体作用明显增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充分显现。
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坚持把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攻方向和重要抓手，摆上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扶持和服务。要结合实际制订本地区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明确资金保障、示范推广、人员培训和指导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切实抓紧抓好。要把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机化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整合资源，落实责任，动员调动农机管理、推广、培训、维修、安全监理、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层层抓落实。要深入实际，加强工作督导，搞好调查研究，及时跟踪了解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新情况，解决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新问题，不断取得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效。
第二，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积极协调争取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扶持政策，强化扶持推动。首先，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倾斜，将农机专业合作社列为优先对象，不限数量，实行多购多补。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机专业合作社购机实行累加补贴政策。第二，多渠道争取农机合作社建设资金，强化合作社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完善合作社服务功能，壮大农机专业合作社经济实力。农机更新补贴、政策性保险、农用燃油补贴等政策和资金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倾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它社会资金投资农机专业合作社，逐步建立起国家扶持、群众自筹、集体入股、银行贷款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投入机制。第三，支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发展和建设项目。要将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实施各类农业、农机财政专项和基本建设项目、科技研究推广项目的重要主体。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农机化项目，农业机械化推进工程、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示范项目，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等，要积极委托有条件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承载和实施。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要主动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参与申报实施相关支农建设项目。第四，在有条件的地区，农机化主管部门要适当减免农机专业合作社操作人员的培训考试费用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登记、检验等管理费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按照分类指导、分级负责、注重实效的原则，制订培训规划，采取学历教育、远程教育、短期进修、参观考察多种形式，培养农机专业合作社专门人才，增强农机专业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要大力组织开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增强依法办社能力，提高管理水平，造就一支善经营、会管理、懂技术、有奉献精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机具维修、操作高技能人才培训，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培训和安全教育，提高合作社的运行质量。要支持农业大专院校和农机职业技术学校开办相关专业和课程，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抓紧编写相关培训教材。要在抓好农机专业合作社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对县乡农机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业务知识的培训，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工作的指导水平。
第四，进一步加强示范引导。要制定完善相关发展规范，联系、树立一批典型，加强工作联系与指导，通过培育典型，服务引导，抓好试点示范，推广成功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农机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要认真组织开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建设工作，大力培育发展一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特色明显、效益良好的示范合作社。要抓紧制定《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规范》、《农机专业合作社维修能力建设规范》，大力推广应用《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农机社会化服务标准合同》等规范，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的引导。要建立联系点、列名指导等制度，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和技术应用的指导、服务。重点指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依法经营，规范运作，诚信服务，提高效益。要做好信息引导和服务，通过计算机网络、服务电话和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广大农民市场分析、形势预测、政策动向等方面信息，传递农机作业需求、价格行情、天气资讯、油料供应、维修服务等重要即时信息，不断增强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和针对性，支持、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要认真总结，大力推广不同创建方式、服务形式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典型经验，采取组织参观学习、经验交流、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典型经验，带动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5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
从灵寿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和运行情况看，截至2012年6月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70个，而运作较为规范的各类农合社只有50多家，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注册门槛的降低使得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程序越来越简便，部分人为套取国家的资金补贴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只图个名分，并没有开展经营活动或运营流于形式，合作社实际上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企业。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匮乏，运行机制不规范
目前，农合社发展中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人很少，了解现代合作社知识、企业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的也不多，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前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因素。另外，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松散，内部管理机制方面不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信息的透明性较差，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内设机构不全，社员几乎没有参与组织监督、管理的机会和途径，农户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严格制约了农合社的发展。
（三）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范围经营
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歪曲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不规范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采取吸收不同期限定期股金的方法，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在以高息转贷给资金需求者，从中获取利润，有变相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嫌疑。
二、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问题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金融支持的难度很大
一是金融服务不到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机构少。目前，灵寿县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处于边远农村，近年来农业银行信用农村网点基本撤完，农村信用社也大量收缩，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业务范围窄、支付结算不畅、资金实力弱的现实条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壮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质押物品非常少，且大多数规模不大、自身的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度较差，金融机构难以对其各方面进行比较确切的了解和进行风险评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一些规模大、效益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因缺乏资金支持，进一步做大、做强受到了制约。初步调查，灵寿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在5000万元以上，而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支持不足1000万元。
（二）资金需求的快捷性和临时性，影响了金融机构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的积极性
调查中了解到，6家农合社资金需求多为季节性、临时性。如灵洁食用菌、绿园菌业、田园种植、学科种植4家农合社，每年食用菌、种子收购时需要大量资金，但一般在3个月左右就加工、清仓完毕。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占用时间短，金融机构利润空间小，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繁琐的贷款程序和手续也降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的主动性，从调查情况看，全县金融机构除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提供少量贷款外，金融机构还没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四）金融产品创新滞后，金融信贷产品创新与农合社发展不匹配
虽然国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人民银行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对于经营性金融机构而言，金融产品创新滞后，县域金融机构并未开发出专门针对农民合作社的金融创新产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投放方式主要为其成员的联保贷款、惠农贷款信贷服务，从灵寿县调查数据看，调查的6家样本社中，贷款需求额度为3100万元，实际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家合作社，贷款额度为140万元，贷款满足率不足5%。而且大部分贷款还是以农民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名义”，通过联保担保方式取得贷款，即贷款主体为社员，而非合作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与农合社发展不匹配。
三、建议
（一）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杜绝“空壳”运行，套取国家补贴问题
实施“宽进严管”方式，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建立规范的退出机制，对实际没有运行的农合社应及时办理注销，对一些骗取国家补助资金的“空壳社”要进行检查取缔。同时加大对合作社获取政府项目资金的严格审查。规范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的委托程序，分类公布建设项目，明确承担项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条件，确保把扶持措施落到实处，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松散的民间组织向规范的现代化企业转变，力争做到组建一个，规范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二）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管理，使农合社自身壮大发展实力
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规范化管理，鼓励社会或相应部门有能力的人员去创办、领办农合社，把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了解现代合作社知识、企业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的人员充实到农合社，为农合社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种培训，引导其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制度和民主管理监督机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现代化企业过渡。对于违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超范围经营、违规经营的农合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坚决予以取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三）积极搭建金融服务平台，破解合作社发展壮大的“瓶颈”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6
[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论文百事通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7
[关键词]“新农合管理条例”，社会保险法，初级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条例”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126—05
[作者简介]孙淑云（1966-），女，山西永济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法。
2007年4月至2010年10月，社会保险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年四审过程中，相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关（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筹资和保障水平初级性的问题、管理“单飞”和粗放性的争议、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的部门利益博弈，使得社会保险法仅在24条和26条对新农合作了原则性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据悉，由卫生部起草的“新农合条例”已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与此同时，人社部正起草“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同属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三大板块医保”制度，由两个部门分割起草行政法规，就明显暴露出影响新农合立法的诸多争议远未解决。近年来，相关新农合立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关注立法体例、新农合与城镇医保管理整合等“策略”问题；至于为何要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制定什么样的“新农合管理条例”？如何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缺少针对性、全方位的研究，而这正是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一、为何要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
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前提是对新农合制度及其上位法社会保险法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和判断。我国立法机构在总结基本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项保险制度十多年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出台了社会保险法，其立法遵循了“先基本法、后精细化”的路径。按常识，作为基本医疗保险项目三大板块之一的新农合制度，应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条例”来调整。但是，社会保险法在“基本医疗保险条例”之外，还授权国务院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这表明新农合制度的具体规范还有其特殊性和专门性。
新农合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改革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农合制度，并规定了新农合制度框架。2003年，新农合“试点”开始在全国推进。此后，新农合制度的操作办法由卫生部等各部委③、各省、市、统筹县（市）在“试点”中对中央政策予以“细化”和“创新”，最终形成了由三、四层政府政策文件构筑起来的，制度弹性化、政策地方化、“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社会保险制度。新农合在试点探索中不断“试错总结”、“渐进成长”的事实表明，新农合制度建设成就只是阶段性的，当下的新农合制度只是制度框架定型，仅仅实现了制度的全民覆盖，而具体的参保人制度、筹资制度、待遇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基本构成要素和关键环节都有待完善。
（一）参保主体范围不确定。新农合政策将参保主体称之为“农民”，并以户籍作为农民身份和参保主体范围确定的标准。这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遭遇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加速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农民工、失地农民、返乡农民等特殊主体，新农合政策努力将他们纳入参保范围；与此对应的是，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政策基于保险的大数法则考虑，也纷纷将上述主体纳入参保范围。这些交叉的政策规定，在城乡医保管理分割下，卫生、人社部门各自为政，信息系统不统一，为完成参保率任务互争参保资源，造成城乡居民重复参保。有媒体报道，我国1亿城乡居民重复参保，财政重复补贴120亿元。
（二）筹资调整的非制度化。新农合筹资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形成了低收入和无收入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能力，由此创新了社会保险的运作模式。”但是，筹资组合中，农民筹资和政府补助各交多少，并无保险精算依据，采取了“低水平起步、定额缴纳，逐步探索增长”的策略。2003年新农合制度试点之初，国务院暂定人均筹资水平最低为30元，其中，农民缴纳1／3，政府四级财政补助2／3。随着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中央政府相继五次提高了财政补助标准，已由最初的20元，增长到2012年的250元；与此同时，农民的缴费额也增长过三次，由10元增长到2012年的50元。2012年，农民缴纳保险金占比变为1／6，政府四级财政补助比例变为5／6。这种筹资调整的非制度化，农民筹资与财政筹资增长的非均衡化，增长幅度的随机性，不仅脱离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相衔接的动态增长机制的要求，还缺乏筹资调整决策的法律保障机制。
（三）保障待遇的非基本性。保基本是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新农合作为一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要保障参保农民享有“基本医疗”，即指“在农民患病时，能得到提供给他的、能支付得起的适宜的治疗技术，包括基本药物、基本服务、基本技术和基本费用等”。低水平的、非精算化的筹资决定了新农合医疗保障水平也是低水平起步，粗略给付农民医疗保障待遇，并且，新农合的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诊疗服务等“基本医疗服务包”的容量较城镇医保小，“绝大部分地区对新农合的报销范围做了较大限定，很多药品和诊疗服务都未纳入报销范围，因而参保农民只能利用基本医疗中的‘最基本服务’”。2004年，“各地试点，住院费或大额医疗费用报销一般占总费用的30％左右。”“2009年虽然政府加大了投入，报销比率仍然只占农民医疗代价的40％多”。2012年卫生部明确的目标是50％。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一个国家的个人卫生支付比重降到15％～20％才能够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所以，新农合的待遇支付远远保障不了参保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充其量只能是“大病补助”。
（四）管理的“单飞”和粗放性。基于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路径依赖，以及对新农合社会保障属性定位的摇摆，卫生部门被赋予新农合经办和医疗服务管理的双重责任，并单设组织体系、信息系统和决策体制。由于新农合发展迅猛。以及参保人数的庞大，凸显经办资源短缺，许多地方就“临时抱佛脚”从卫生部门借调人员抵挡，致使不少地方没有居于“第三方的经办机构”，“而是依托乡镇卫生院——集提供医疗服务与保障经办于一身，自拉自唱，既当会计，又当出纳。”
（五）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模式的多样性。新农合制度构建的2002年，正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的分界点，之前为城乡二元结构加强甚至固化时期，之后城乡进入加速转型时期，减轻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加速转型期，嵌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农合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遭遇了加快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的严峻挑战。一些地方政府，遵循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加速的客观需求，自觉探索城乡医保制度的整合。但囿于地方政策的探索的局限性，整合模式多样。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的调研结果，分部分整合模式、完全融合模式。完全融合模式又分四种行政管理模式，一是由卫生部门管理，如浙江的嘉兴市；二是由人社部门管理，如天津市；三是第三方独立管理，如成都市医保局在行政上既独立于卫生部门，也独立于人社部门；四是合作管理，由卫生部门和社保部门合作管理，社保部门负责医保基金的征缴，卫生部门负责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和基金结算，如江苏镇江。这些地方试验的探索和创新，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各种整合模式利弊兼有，加之卫生部门和人社部门利益博弈，何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新农合，成了久议不决的问题。
二、制定什么样的“新农合管理条例”
那么，该制定什么样的“新农合管理条例”？社会保险法24条授权国务院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表明“新农合管理条例”属于实施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规。自然，“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要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新农合与城镇两项医保制度被统一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当然还得与社会保险法的“综合实施细则”——“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相协调；同时，还得强调自身的特色与着力点。
（一）“新农合管理条例”要与社会保险法一致。新农合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符合社会保险的全部特征，但是，新农合的参保人制度、筹资制度、待遇支付制度、管理制度等仍未定型。所以，将未定型、初级性的新农合制度提升为正规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法为“新农合管理条例”明确的方向。
1 “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应以社会保险理念为灵魂。“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建设制度的理念是否科学，往往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优劣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设计的好坏又决定着技术方案的有效性高低。这是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条基本逻辑。”同样，运用社会保险理念指导新农合制度的设计及技术方案的选择，是理性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的首要任务。
纵观当代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可以发现，社会连带、互助共济、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社会连带、互助共济的理念，要求新农合应最大限度地扩大覆盖人口；同时，“还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只能在互助共济共同体的范围内，调整费率和给付，既不能挪用、侵占参保者的共有资金，也不该随意注入财政资金。在参保者共有资金和财政资金之间，应当建立防火墙。”所以，新农合制度应修正筹资的制度缺陷，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筹层次升级并扩大参保人口；二是在基本医疗筹资总额确定的基础上，厘定农民的保险缴费额和动态增长机制；三是确定政府财政补助在新农合基金中的比例及其动态增长机制。
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理念是互助共济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在社会保险契约和社会共同责任承担下，受保障对象通过与社会团体以及各种中介机构之间的契约来完成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运营、管理和发放。遵循这一理念，应肯定新农合政策将新农合基金定位为“民办公助的社会性基金”；并设计培育参保农民团体的具体规范，推动农民代表积极参加新农合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完善农民参保者通过农民团体参与新农合基金的筹集、管理和监督各个环节。
2 “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要以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为依据。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社会保险法的理念，是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内核。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要以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作为其规范设计的依据，细化和完善新农合的参保人制度、筹资制度、待遇支付制度和管理制度。
贯彻社会保险的“筹资社会分担、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原则”，要求新农合筹资总额要保险精算，多元筹资分摊，并据以确定筹资待遇标准，以保障新农合筹资和待遇支付方案的科学性；遵循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要求法定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和多元筹资比例，并法定征收、法定用途，以保障新农合制度的稳定运行；依据社会保险的“基本生活保障原则、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要求新农合待遇支付要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但筹资和待遇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保障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并切实推进“公平原则”在新农合制度中实现。
（二）“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应与“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相协调。“基本医疗保险条例”是包括城乡“三大板块”基本医保制度的“综合性实施细则”。“新农合管理条例”只是新农合从初级医保向基本医保升级的“过渡性、专门性实施细则”。二者的具体内容将会有明显不同，在强调不同点基础上，“新农合管理条例”要与“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相协调。
“基本医疗保险条例”针对社会保险法中比较原则的规定，对三大板块医保制度做出全面具体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规定基本医保的参保主体包括城乡所有居民，细化基本医疗保障权、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关系、参保主体的权责义等具体规范；二是打破参保者城乡界限，设计与三大医保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层级性、可选择性的筹资、待遇支付的统一制度框架，并明确三大医保制度整合的决策机构、决策程序、整合时间，以及整合的区域利益、阶层利益平衡；三是规定三大医保制度管理体制统一，将相关行政执法职责具体化、行政执法程序具体化、行政处罚奖励幅度具体化；四是规定医保经办服务的权责义等具体规范；五是专有名词术语的解释等。
“新农合管理条例”是规范新农合从初级医保向基本医保过渡的“专门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一方面要保持新农合制度的整体框架，不能将新农合制度推倒重来，要注意保持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要与现行城镇医保制度衔接的基础上，规定新农合筹资升级、保障待遇升级、与城镇医保参保人制度对接、与城镇医保管理整合的具体操作办法。
（三）“新农合管理条例”的着力点。新农合制度的“初级性”正是“新农合管理条例”的着力点。为此，“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在追求制度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完善的基础上，应围绕“新农合制度的初级性”给力，设计新农合由“初级”社会医疗保险上升到“基本”医疗保险的“过渡”管理办法，要确定初级医疗保险制度升级的方向、原则，筹资和待遇调升、财政补贴增加、与城乡医保管理整合的制度化办法。
三、如何制定“新农合管理条例”
“新农合管理条例”和“基本医疗保险条例”作为社会保险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本应在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前颁布。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其重要原因是卫生部门和人社部门对城乡医保管理权的争夺，以及对两个“条例”的分割起草。可见，“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既要理性选择立法主体，还要和“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统筹制定。
（一）“新农合管理条例”的立法理性。“法律制度构建者的理性是问题的关键，立法者走行政机构立法路线、专家立法路线、还是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立法路线是法律能否理性的重要环节。”新农合制度由卫生部的政策为主构建，由于政策形成天然具有偏狭性，缺乏民意参与。当下，若将起草“新农合管理条例”的重任赋予卫生部门，一方面，卫生部作为政府部门，已习惯于政策指导制度的定式思维，很容易将任意伸缩的政策规定与农民的医保权利对接，再度造成农民医保权利的破碎和非系统性；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代表医疗服务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的利益，很容易将立法本身作为权力“圈地”的契机，难以顾及社会信息的参与和反馈，甚至立法过程亦甚为机密。加之，“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微观上涉及多元当事人利益，中观上关涉基本医疗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宏观上还得与城乡_体化体制机制建设衔接。这些复杂问题，有些属于医保专家、医疗专家、财务专家所能企及，有些需要中央顶层设计解决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有些则需要法律专家进行制度建构。此外，广大农民参保者、新农合经办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在现实境遇中更能反映法律制度是否理性，“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制定，应增加民主元素，开放公众参与机制。所以，“新农合管理条例”制定，应当走立法机构、专家和社会相结合的道路，而不能走行政集权的、随意的立法线路。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8
我县烟农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经过几年的运行，合作社已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基本健全了组织结构，开展了多项服务，实现了“服务烟农，普惠烟农”。
一、合作社建设基本现状
2013年底成立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市局示范合作社。经过几年的运行，合作社已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基本健全了组织结构，开展了多项服务，实现了“服务烟农，普惠烟农”。
1、 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目前，合作社现有农机272台，其中大型拖拉机5台，培土机147台，起垄机整机82台，起垄机机具2台（自购），旋耕机整机8台，旋耕机机具3台，打穴机12台，剪叶机12台，圆盘犁4台，总价值326.55万元。资产运行维护良好。
2、专业化服务开展
合作社已开展了专业化机耕、专业化分级、地膜回收、农机租赁和社会化服务等业务。
二、经验和做法
1、完善组织架构，加强监管力度
召开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宣传合作社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服务内容，提高烟农对合作社的认识，选举产生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烟草部门派遣专人负责合作社工作，深度介入合作社的管理。
2、加强培训学习，提高管理人员队伍水平
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领导者的管理和开拓，但目前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均缺乏相关工作经验，故为了培养相关工作人员合作社的管理能力，学习其他优秀示范社的先进经验，县局组织了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了安徽皖南烟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
3、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提高专业化服务质量
目前合作社组建了两支专业化服务队伍，即专业化机耕服务队和专业化分级服务队。在专业化服务之前对服务队成员进行培训，确保持证上岗，与烟农签订服务协议，落实考核，确保服务质量。
4、聘请专职农机管护人员，加强农机管护力度
为满足农机管护的需求，今年合作社特聘请了专人进行农机管理和维护工作。给所有农机找个懂维修的专职管护人员，保证每台农机的正常进出库和日常检修，降低了农机的故障率，延长了农机的施用年限。
5、根据市县局和烟农要求，拓展服务项目
利用合作社现有资源，根据市县局和烟农需求，合作社今年开展了农机租赁业务、地膜回收业务和烟叶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三、合作社建设的几点思考
1、合作社内部建设和人员管理问题
一是管理型人才紧缺。实质上，烟叶合作社的运行机制类似于股份制公司，一个公司要发展壮大，管理型人才必是首位，但当前合作社的管理人员缺少经营管理能力，且仍抱着“等、靠、要”的想法，工作积极性不高。
二是技术性后备人才少。合作社的五支专业化服务队均需要技术性人才支撑，要培养一名合格的育苗、机耕、植保、分级、烘烤等技师，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学习、实践的过程，而本地种植烟叶多以老人、妇女等为主，造成了年轻技术性后备人才的缺乏。而目前合作社组建的两支专业队由于薪资待遇和地域等原因，难于进行统一管理和指挥，流动性大。
2、合作社与烟农、烟站和县公司等的关系问题
合作社是烟农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所建立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若烟农没有需求，合作社则难以发展，没有市场。合作社的后期发展只能是依靠烟农而非烟草公司。所以，如何了解和满足烟农的需求，提供优质的烟叶生产技术服务，让烟农体验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的甜头，将是解决烟农与合作社问题的关键。
四、合作社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谋求进一步发展，合作社将坚持“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主发展”的方针，以“普惠制、广受益”为原则，以“减工降本、提质增效”为目标，完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专业化服务，促进本县烟叶的可持续健康生产。
1、完善工作制度，加强考核管理力度。
为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落实岗位职责，实行“责任到人制”，避免工作中的拖拉和推卸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加强考核管理力度，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
2、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不同岗位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目前合作社亟需管理型和技术型人才，合作社应与烟草公司加强这方面的人员培训，从烟农和烟技员中选拨一批有相关能力和技术的人才，成立专门的“人才库”，实现长效的培养机制。
3、进一步拓展专业化服务项目，扩大收入来源。
合作社的发展需要逐步独立，需要自主开发可盈利项目，不能仅仅依靠烟草给予的资金生存。除了做好已开展的各项服务之外，摸清服务对象需求，积极拓展专业化育苗、植保、烘烤等服务的方法，积极创收。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9
该合作社为了把互助经济组织的农民由分散引向集中，组织和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按照“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理念，不断完善“五统一”的运行机制，就是在社员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对社员采取五项统一服务。这五项统一服务是：一统一供种，合作社按市场需求趋势，统一购进优质水稻良种免费供给农户；二统一供应其他农资产品，合作社统一采购化肥、农药并按批发价配送给农户；三统一农机作业，由合作社与农机专业户联系，分区域整体安排机耕、机播、机械收割，减少了农机转移时间，提高了连片作业效率；四统一技术服务，合作社聘请了农技、植保专家编写种植技术要领，随种子发放到户，指导农户生产，同时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关键时期，合作社专业植保队还给一些外出打工户防治病虫；五统一收购销售，合作社按订单约定高于国家托市价收购农户粮食油料，并统一销售。
在良种方面，合作社统一采购省水稻提升工程推荐品种——超级杂交稻和国家农业部推荐的“双低”油菜品种，提供给农户种植，保证农户生产的粮食油料种纯质优。在良法上，推广了水稻机插秧、油菜籽机播机收技术，农作物微肥使用，病虫害专业植保和综合防治技术。同时，还引进10个水稻新品种试验种植和新型微肥试验试用。合作社的粮油生产还进行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并且已由安徽省农委颁发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由国家农业部颁发了“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进入市场实行订单农业，是龙升粮油合作社的一大特点，也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增加收入的有效举措。每年春耕生产前，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粮油种植订单，合作社首先按订单约定的高于国家托市价2%~3%的价格收购农户粮油，统一销售后又按章程规定的可分配盈利的40%对社员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每50公斤不同品种的稻谷又可分红3~5元。采取订单农业，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粮油销售，提高了农户进入粮油市场的整体地位，提高了粮油价位，使农民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收入。
农机合作社制度篇10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金融；内生型组织
中图分类号：F83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1―070―05
一、引言
合作金融是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不足而着力推行的金融组织形态，但随着农村信用社确立了股份制原则的改革方向后，其合作金融功能不断异化，已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准国有商业银行，几无合作内涵可言。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呈现既缺乏正规的商业性金融，又缺乏合作金融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6年中央实施了旨在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制度的“新政”，农村资金互助社得以进入正式的金融序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受到广泛关注。多数现有研究对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绩效进行了肯定，认为它是基于农民意愿、自发组织、自主管理的一种内生型金融组织形式，能够有效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成为农民小额融资的主要途径。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截止2012年6月末，全国经监管当局正式批准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仅为49家，远远不能满足农民需要。对此，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其发展不顺利的原因，陈司谨等认为，由于监管制度与农村金融实际相脱离，银监会全面从严监管理念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政府监管不当或监管过度降低了经营的灵活性而导致其无法生存；齐书良等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社缺乏合理的融资机制，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境况。董晓琳等通过采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微观数据，分析后认为当前农村资金互助社呈现强烈的净贷款者利益倾向，导致其资金不足、发展缓慢，甚至偏离合作金融轨道。陈东平、周振从资金互助社内部治理结构入手探寻原因，认为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使社员控制权和信贷及收益分配权不能合理的匹配，导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功能异化。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缓慢的原因，但并没有给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各地农民在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却相当普遍，形成了众多没有得到监管部门认可的资金互助组织。以往研究较少对此类资金互助组织进行系统阐述和分析，本文将深入剖析基于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组织形式，并提出培育我国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建议。
二、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形成的制度性解析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强制性变迁，由外力将某一制度安排导入经济体系内部以替换原有制度；另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经济体系内部成员在面对制度不均衡所产生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并实行，逐渐取代原有制度关系。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由内部成员自发组织、逐渐完善等内生特征，也称为内生型制度变迁。通常我们将经由内生型制度变迁形成的组织定义为内生型组织。
1.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广义上讲，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应属于内生型合作金融组织，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以利他（互助）换取利己（融资）的一种信用合作形式，社员自主发起、自我管理、自担风险，它的形成具有内生型制度变迁特征。目前按照建立方式和组织形式不同，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银监会批准正式挂牌营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社区互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没有正式挂牌，但单独从事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它多由地方政府部门批准认可，在当地工商机关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受地方政府监管，没有金融许可证，但具有较为健全的章程和组织结构。三是专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社或资金互助部门，它不单独从事资金互助业务，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进行社员间的资金互助和信用合作，社员之间具有紧密的生产合作基础和经济联系。银监会框架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和部分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农民资金互助社，虽然起初建立源于农民自发组织，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部门、政府、社会力量等外力介入干预，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强制制度变迁特征，表现为农民认知度不高、民主管理参与不够、资金互助成本较高、合作性减弱、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实践中，这类组织或者发展缓慢，或者出现了重大经营风险。而以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组织，从各类合作经济组织逐渐发展而来，以社员投入和在生产、购销等专业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积累在社员之间互助使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本文界定的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社员间资金互助，在相似或关联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农民自发进行金融合作的组织。
就发展现状而言，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虽未纳入国家正式金融序列，但据估计，在全国约6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存在资金互助部的总数约有2万家；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资金互助社，总数也超过5000家。另外，根据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调查》的数据，在我国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的资金互助部，占全部资金互助组织机构总数的51%；自发成立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占25%，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占机构总数不足1%。从可贷资金规模角度看，资金互助部占总量的53%，自发成立的占43.7%左右。可见，无论从机构数量还是从资金规模来衡量，基于专业合作社的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是此类机构的主体，具有制度变迁的合理性。
2.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是农村经济形态诱致变迁的结果
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揭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通常产生于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诱致性变迁结果。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远远落后于城市改革，长期以来以小农经济模式为主，农业组织化程度非常低。这种农业生产经营的分散化和个体化使农民无法以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户小规模生产与高度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农民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在竞争中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自发地通过在技术、信息、购销、加工、运输等环节的合作来提高群体竞争力，这样，各种类型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当前已成为我国农村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新型经济组织形态。随着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形式的多样化和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农户间进行金融合作的需求也随之产生，出现了专门以资金为要素进行合作的资金互助社，或在专业合作社内部成立资金互助部。按照制度演进理论的解释，制度变迁的本质反映了路径依赖的关键作用。当前，农民普遍对专业合作社比较熟悉，而对专门的资金互助组织不熟悉，这可能说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变迁对“从专、合作到资金合作”的模式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遵循这一路径建立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更切合实际。中国农村社会对传统依赖性较大，规范性信息的作用有限，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具有典型的关系网络特征，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尽管农村金融体系完善需要制度创新，但制度变迁的严格路径依赖使得资金互助组织不能凭外力推动形成，只能是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对此，有学者早就指出，只有金融合作同生产合作、购销合作紧密结合时，才能使社员农户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周立也认为农村资金互助属于较高层次的合作，须建立在充分的社区信任与良好的制度框架基础上，一般要经过长期的生产合作、购销合作才能最终发展到金融合作。
3.强制性制度变迁对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形成的促进
虽然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本质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在某些正式或非正式约束下，则可能导致诱致性变迁无法实现；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也需要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来予以保障和规范。
2004年以来，政府针对“三农”问题的各项政策反映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2006年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2007年提出要“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此，2006年底中国银监会出台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2007年1月配合下发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2008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正式承认了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的合法性。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可以概括为：政策放宽、有限试点、完善规则、积极推广，本质上与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逻辑是一致的。将资金互助业务纳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框架中，一方面为农民开展资金互助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准入方式和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本地的发展方向。
三、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优势及不足
1.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优势
（1）具有较强的内在稳定性和自我风险管理能力。合作社社员之间首先基于共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共同的市场利益而进行自我联合和服务，在产购销等各个环节中，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彼此之间的互信程度更高。因此，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资金互助，社员之间可随时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对于个人信用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风险状况能够及时掌握；对于可能的风险，便于相互监督和制约，即使偶有逾期，由于“熟人社会”压力下的违约成本较高也不易出现坏账，而且成员之间还可通过其他方式相互支持。因此该模式具有较强的内在稳定性和自我风险管理能力。
（2）信息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农村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基于熟人关系的信用评价体系为正规金融所排斥，农户难以提供合格抵押或担保，以及农业本身的弱质性、高风险性与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相矛盾。农户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非对称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和监督费用使得正规金融纷纷撤离农村市场。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则可以有效规避这些不利因素，融资机构和借款人之间信息高度对称，专业合作社对社员的信用情况、借款用途、还款能力、担保情况等都能准确掌握并在借款过程中全程监督；另外，在专业合作过程中其他信息的交流也有助于对借款人整体信用状况的把握，信息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农民真正能够从金融合作中受益。
（3）便于提供集成化多功能的金融服务。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除信用业务之外，还可兼营保险、供销等业务；韩国农协开展合作金融、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农作物保险，以及对消费者的一般金融服务；中国台湾农会的业务也包括信用、供销、农业推广与保险等业务。这些实践表明基于专业合作的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经过发展可将多种金融服务集合在一起，不仅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而且可以有效防止合作金融组织出现异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4）便于获得批发型的外部融资。银监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互助社资金来源进行了严格限制，仅限于社员缴纳的股金及吸收社员存款，但人社社员多为资金需求者，互助社在吸收存款方面不具有商业银行的优势，且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对接机制目前也未建立，导致后续资金严重不足。基于专业合作的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由于有组织化的农业生产作为保证，易于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形成“农户+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为扩大社员资金互助规模提供了可能。通过农业组织化运作，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大大降低，再辅以政府一定的“贴息”政策扶持，也可吸引商业性金融重回农村金融市场。
2.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监管主体和政府隐性担保的缺失。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农村自我组织机构的政府管理分工主要是：银监会框架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归当地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批监管；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协会在民政部门注册，分别由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主管。由此可见，虽然从业务性质上这种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的资金互助业务（有些地方的此类组织已经悬挂“专业合作”和“资金互助”两块牌子）应由银行业监管部门负责监管指导，但现实中却是监管的盲区，一方面可能会带来违规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缺少政府监管所提供的隐性存款担保，不利于吸收社员的资金，保护其合法权益。
（2）组织边界和利益关系不清。由于合作要素和利益关系不同，理论上资金互助组织应与生产型的专业合作组织区分开来。但这种基于专业合作社的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则造成了专业合作社与资金互助社之间组织边界的交叉，两者在固定资产、政府扶持资金使用等方面高度重合，使得两种组织边界关系纠葛不清。当资金互助组织业务范围拓宽、经济实力增强、规模壮大时，其所依托的专业合作组织载体并不能对新增资产享有权益；或者资金互助组织经营出现风险，也会造成专业合作社的资产损失和其他负面影响，两者发展的促进动力可能会形成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3）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担机制。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与专业合作社存在着组织边界和资产的交叉，因此也存在风险的交叉，并有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风险而影响另一部分的业务经营，现有模式没有提供必要的风险分担机制。如专业合作中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存在重大的农业风险和价格风险等，对此还没有足够的保险分担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将直接影响社员间的金融合作；同样，对于资金互助业务而言，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一旦发生违约坏账，也会影响到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4）金融服务覆盖面有限。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由于受到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业务覆盖范围相对局限，对周围辐射能力不足，难以快速扩大规模。而且这类组织很难生长于农业资源剩余匮乏的地区，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有一定组织化生产基础的农村地区才能生存、发展。它对经济环境、人员素质、金融生态等各方面的条件要求较高，一些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就不具备建立这种模式的基础条件。
四、培育我国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建议
1.内生性规则和制度化规则有机结合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任何试图凭借理性而成功构建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构建出了这样的规则，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人们共同遵守时，才能真正发挥效力并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这一理论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前我国银监会框架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迟缓。而大量基于专业合作社或专门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快速发展的原因。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必须遵从内生性规则，依托地缘、亲缘、业缘关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同时，内生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最终能否发展成为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还需政府制度化规则的规范和引导。一方面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对现有的资金互助组织在法律地位、产权安排、业务范围、运作机制等方面予以规范，从根本上同民间金融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应探索更为灵活的监管模式，可采用监管当局和地方政府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对乡村一级的合作金融组织，主要依靠自律，以登记监管为主；对乡镇区域性小型组织，由地方政府进行主要监管，中央监管予以指导；对进入县域市场的，则由银行业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2.建立资金互助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结机制
目前，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多家机构正在试点“银行+专业合作组织”或“银行+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信贷模式，一方面解决了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构成了正规金融对资金互助组织的批发性融资，通过专业合作社内部的信息对称、信用约束、风险评估等优势切实降低信贷风险，进一步推动内生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今后可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予以推广，同时可进一步探索专业合作社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企业、保险公司、担保机构等共同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有效地建立起资金互助组织和正规金融机构的联接机制。
3.将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当前，由于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在法律地位上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使得这些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极度受限。所以应尽快完善制度建设，将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使其业务可以得到有效监管，防止出现重大风险，重蹈合作基金会的覆辙；而且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后，国家可以提供明确的利率补贴、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支持性政策，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可作为整个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在合理的规模内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优势，实现金融资本与农村产业的良性互动，以收益反补农民。
4.对民间资本开放，激活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