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1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纽带，我国历届政府都将其发展与解决“三农”等战略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发达国家也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形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义和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其基本原则认识不清，结果导致对其法律地位定位模糊，甚至异化进而背离其本质法律属性。我国2006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没有对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进行规范。从当前国家有关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政策上看，新一轮金融改革即将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厘清相关农村金融机构主体的法律属性、权利义务及其发展模式，对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村金融机构，从组织形式上看，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及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信用社法律问题考察
(一)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法律属性
1．公法人亦或私法人?农村信用社往往是农民基于自身利益，为改善自身的市场竞争条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而自愿联合起来从而产生的经济组织。从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功能定位、经营方向等指导意见上看，农村信用社既有关心社区的传统，又有关注“三农”的现实责任。但从法律角度看，其宗旨是为内部成员服务，其设立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商法、经济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按照民商法有关划分公私法人的标准及其法理精神，农村信用社应当为私法人。
2．社团法人亦或财团法人?根据法人成立的法律条件和基本性质，社团法人以人为基础，财团法人以财产为基础，但农村信用社的法律特征则具有人合兼资合的双重特性，即具有人合为主、资合为辅的特征。虽然社员在参加农村信用社时需要交纳一定的股金，但这只是其取得成员身份的基本条件。在农村信用社的本质属性中，劳动居于首位，资本处于从属地位。其每年对资本的分红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从设立行为上看，农村信用社是由多人共同发起、以设立法人为目的并制定章程的行为，不同于财团法人一般由单方的捐助行为设立;从设立人的地位来看，农村信用社发起人成为组织的成员，且其宗旨就是为成员提供基本的服务。而财团法人的设立人通常与成立后的法人具有多方面联系;从内部管理层面看，农村信用社由社员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制，社员大会是组织的最高权利机关，强调成员对农村信用社的民主控制。而财团法人则无社员大会或意思机关，只有一个管理机关;从变更和解散的条件看，农村信用社成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社员可以自主决议变更或解散组织。而财团法人的变更和解散须有特定机关依职权为之。因此，无论从成立基础还是设立方式、设立人地位、组织机构、变更解散等诸多条件和标准分析，农村信用社都应当属于社团法人。
3．公益法人亦或营利性法人?所谓公益，是指社会一般性利益，即不特定人的利益，往往又是非经济利益，例如学校、医院、体育机构等从事科教文卫事业的社会组织。农村信用社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维护“具体人”的利益，其主要宗旨是为组织成员服务。如果为组织成员以外的人提供服务就一定要遵循商业原则，积极追求经济效益，谋求更大的利润，往往带有很多的营利属性，而非对社会上不特定的人提供优质服务。因此，从这一方面分析，农村信用社不属于公益法人。当然，从另一方面分析，农村信用社对外服务虽追求盈利目标，但是其盈利的目的不是为了向成员分配，而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资本积累，即使向成员分配一些利润，也不同于其他企业公司的按资本分配，而是以按交易额向社员返还和劳动分红为根本方式。所谓营利，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指从事经营获利并将所获得利益分配给组织成员的行为。所以，据此，农村信用社也不属于纯粹的营利法人。但是，农村信用社是建立在自助、平等、公平和团结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不仅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基本目标，而且关爱弱者、关注民主、关心社区，关注“三农”，甚至要从盈余中提取一部分资本作为发展积累，不是将利润全部返还给社员。从该角度看，农村信用社也属于非营利性法人。
4．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亦或机关法人?我国民法学者根据法律规定和基本精神，将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进行分类研究并进行区别对待，后来该观点被立法者采纳。企业法人概念，是由企业概念同法人概念相组合而成。所谓企业，通常是指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其典型代表就是公司制形式。我国民法上企业法人的概念，与传统分类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基本相同。但是，社会团体法人却不同于传统分类中的社团法人。在我国，除国家机关、企业组织、事业单位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统称之社会团体，其外延比传统社团概念广，如基金会这样的财产的集合也属于社会团体。因此，社会团体法人概念，既包括了人的组织的各种协会、学会(社团)，也包括财产的集合的各种基金会(财团)，即相当于传统分类中的公益社团法人加上财团法人。我国现行民法未规定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的概念，在民法理论上公益法人是不能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而营利法人实际上等同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企业法人。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及其相关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农村信用社是经营金融业务的特殊的合作社组织，具有典型的合作社互助合作、对内非营利性的特征，其宗旨既不符合营利性企业法人的特征，又不具备公益性社团法人的条件［1］。在现实立法背景下，农村信用社是一种介于企业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之间的中间状态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复合概念［2］。同时，鉴于合作社的特殊性，我们又无法将其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人分类和法人登记制度的框架中去，因此，必须修改相应的现行法律法规，以消除现行法人注册登记制度下合作社难以进行法人注册登记的法律障碍。根据主流的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民事主体的本质条件包括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及其国家法律的确认。因此，农村信用社的主体资格问题必须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从现实和完善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的需要出发，修改我国民法关于法人类型的分类已是十分必要。笔者建议采用通行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立法分类。在社团法人中，以设立目的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公益法人和其他非营利目的而成立的法人。在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界定的前提下界定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概念。#p#分页标题#e#
(二)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农村信用社的民事主体地位之后，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信用社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作为独立法人，农村信用社应该具有我国法律关于独立法人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应具有特殊法人的特定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信用组织的基本特征，即从事金融业务的特殊权利和义务。
1．农村信用社的权利
(1)作为独立法人的权利。作为独立法人，农村信用社拥有依法登记成立、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财产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利。农村信用社的正常活动与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和侵害。如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其依法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能出庭应诉。根据法人责任的规定，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大基本支柱，而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体现［3］。一般认为，农村信用社财产既独立于农村其他各种经济组织，即非国家和集体组织财产，又独立于投资入股的农民或其他组织，即不得对其任意抽资或分割，农村信用社对其公积金与社员股金等财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同时，农村信用社以其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其成员社员以其投入的股金为限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2)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权利。农村信用社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其价值源于自助、民主、平等、公平的基本理念。2002年6月20日第90届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合作社促进建议书》指出:本建议书适用于一切类型与形式的合作社。一切国家，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应该采取措施发挥合作社的潜能量，以扶持合作社及其社员。故此，国家应当采用各种手段扶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比如: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村信用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享受国家规定的涉农资金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完善农业保险体系，降低农业投资风险及法律方面的确权等等。
(3)作为从事金融业务组织的权利。金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是所有国家重要管控的行业。农村信用社从事的是特殊的金融业务，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予以鼓励，在准入政策、业务运行规则、监督管理方面制定不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法规规章。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农村信用社经营各种“三农”需要的金融业务，允许其进行业务服务创新，以推动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
2．农村信用社的义务
(1)作为独立法人的义务。作为依照法定程序成立、依法合规经营的组织，农村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照章纳税。
(2)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义务。作为特殊“身份”的社会组织，农村信用社要满足其成员的需求，为成员提供服务，这是所有合作社的最高宗旨，农村信用社必须遵守这一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不能发生变异成为商业性营利性组织。当然，农村信用社也可以按照商业原则为非成员提供服务，其盈利的目的仍然是为成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为了向成员分配利润。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壮大，农村信用社有权将获得的政府财政资金和补贴以及其经营收益提取一部分作为公积金保留下来，以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但提取的公积金应当按照其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
(3)作为从事金融业务组织的义务。众所周知，金融业是特殊的行业，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机构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开展金融业务，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宗旨。在提高资金使用流动性、安全性的基础上，各级农村信用社要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自觉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促进自身业务长足、稳健发展。
二、农村商业银行法律问题考察
(一)法律主体地位的缺失
1．所存问题:随着国务院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举措的落实，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制成了农村商业银行。从法律和一般逻辑来说，改制的过程包括改制后的一切经营管理，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其法律地位应该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法律上认可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法律赋予其可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是与其他商业银行相一致的，其行为规范应受一般法律特别是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但是，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首先，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并没有对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界定。根据该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依据该条规定，农村商业银行本是该法所指的企业法人之一，但是，《商业银行法》通篇列举了“商业银行”、“城市合作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商业银行”，却未规定“农村商业银行”这一金融组织形式，其他正式法律也都没有提及。其次，依据法律规定，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应适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但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文件中，有关农村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立条件之一，即关于发起人的数量要求(不少于1000人)、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的任期(最长不超过9年)等规定，在《公司法》中都是找不到相应法律依据的。显而易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农村商业银行的法律主体地位尚没有得到明确。最后，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主体地位，那么，目前我国进行的农村信用社的新一轮改革，即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法理何在?最直接的法律规范可能就是《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2003］10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这里可能就涉及到法律与政策的效力问题了，因篇幅有限，本文不予赘述。可见，在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改制的过程中，其法律依据和操作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农村商业银行作出特别规定。事实上，既然操作上与其他商业银行别无他样，那么，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管理就应当适用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然而，无论是在江浙地区的改革试点中，还是在中部地区的改制中，有关部门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都缺乏统一性。很多省份为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当地的人民银行及银监局制定了一些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这些办法有关风险控制要求等基本规定的依据仍然是《商业银行法》。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有关机构设立、股权设置、管理架构等又脱离了《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随意性较强。我国《商业银行法》第17条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但在一些省份的银监部门和人民银行的政策性文件中，有关农村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立条件等规定，在《公司法》中都是找不到依据的。这实际上表明，农村商业银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尚没有明确的主体地位。#p#分页标题#e#
2．解决建议:在此背景下，应该如何解决农村商业银行被法律边缘化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赋予其明确的法律主体地位，生活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法律上身份模糊的商事主体，怎么获得应有的权利保障!基于此，可以通过对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进行修订，在其中确立农村商业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对其设立、组织机构等事项作出一般性规定。然后，在遵循《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基本规定的前提下，制定专门的《农村商业银行法》。如能这样，就可以适当避免政策调整的随意性问题。
(二)支农政策性与企业效益性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
1．自身矛盾: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2003］10号)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是指由辖区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股份制地方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以全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作为企业法人，农村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第三，作为农村商业银行主体，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以所持股份为限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债务承担责任;第四，在性质和任务上，农村商业银行不是标准的股份制金融企业，特别是其服务的目的和对象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三农”，即农业、农民和农村。按照《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农村商业银行需将一定比例的贷款用于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具体比例由股东大会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并报当地省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第五，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商业银行脱胎于农村信用联社，是对农村信用联社一次比较彻底的“洗牌”，在改革理念上它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但是，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又要面临两难的选择，即面临支农的政策性与企业效益性的尴尬境地。
2．解决对策:应如何正确解决当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从逻辑性和矛盾论看，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展，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正逐步趋于消失，真正意义上的支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企业所追求的效益性很难得到统一。但是，由于农村商业银行脱胎于农村信用联社，加上我国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时必然要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既然要体现政府支农惠农的政策性，那么，作为金融企业的农村商业银行就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财力、政策支持。综观我国自从上世纪对农村信用联社的改革到2005年提出的“花钱买机制”的新一轮改革，历次改革都没有走出倡导“合作”机制的范围，而历次改革的结果都事与愿违，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所以，本次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是对以往改革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改革农村信用联社新模式的探索。如果能够争取到国家相关政策和财力的支持，将更加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脱掉历史包袱，进而轻装上阵，迎接市场和同业的竞争。其次，应对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定位，真正实现经营主体、利益主体、竞争主体和金融主体的价值选择。农村商业银行只有树立了真正的主体理念，才会尽快找准位置，积极参与到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中。
三、省农村信用联社法律问题考察
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布的《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省农村信用联社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金融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为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笔者认为，国务院对省农村信用联社的法律地位这样定性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
首先，该定性体现了对农村信用联社的一种改革模式，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我国经济法关于政府正当干预的原则。就政府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所辖县级行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明显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县级行社法人为解决各法人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农村信用联社是为各个基层信用联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它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将控制权明确地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进而有政企不分的趋势。从现实操作上看，省级行政权力与农村信用联社的结合，必将使农村信用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在这种状况下，省级信用联社及县级行社不可能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制度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方面，多年来的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其次，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经济法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一些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县级行社，出于本能考虑，必然会将包括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县级行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其结果是，第一，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导致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第二，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第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现有省农村信用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继续改革的对象。#p#分页标题#e#
总之，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服务“三农”的口号取得对县级行社的资产控制权的行为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在今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理也提出了省级信用联社去行政化的工作目标。因此，对现行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模式进行规范，恢复法律对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规定的本来面目，应该成为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革的必然选择。
四、完善与创新:我国农村金融立法之展望
(一)域外风情:国外对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法律规定从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看，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合作社的立法，合作社的发展史也清晰地显示了合作社的法制史。但是，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文化和法制传统存在差异，与之对应的合作社法律也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特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综合立法模式。例如，德国的合作社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合作社，包括农业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等［4］。二是个别立法模式。如日本的合作社的法律由农业协同组合法、水产业协同组合法、信用金库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三是没有统一的合作社法，主要由全国性的反垄断、农业信贷法等相关法律和各州的公司、合作社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美国是其典型的代表［5］。可以看出，世界上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立法都比较完善，法律地位一般也比较明确，几乎都明确规定了信用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关于法人的具体性质和类型，各国却不尽一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例，认为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互助经济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其主要是为一定范围内的成员服务的，是一种特殊的法人，所以在立法中设有专门的合作社法人。而另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们把合作社视为公司法人的一种。两大法系的这种区别，不仅是对合作社的认识差异，跟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立法模式也有关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中，不但公司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而且还包括按特别法成立的合作社法人。合作社既可以按照公司法之中的特别法登记合作社法人，也可以按照民法或州合作社法注册取得合作社的法人资格。
(二)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我国农村金融立法设计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已严重阻碍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稳定运行，难以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可以说，目前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相关金融法律制度的缺失。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相关法律效力层次低、法律法规自身缺陷多、配套法律制度欠缺、法律性质模糊，法律地位不清。为了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合法运营，我们需要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全方位地、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立法设计。
1．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部完善的农村金融立法，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农村金融法的指导思想应是: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需求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新型合作经济理论为基本依据，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遵循国际金融合作原则而构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组织法。农村金融立法，应坚持如下原则:第一，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坚持以扎根农村、服务社员、关注社区为宗旨［6］。第二，遵循现代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不遵循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合作组织，最终可能就会蜕变，背离互助合作、服务成员的宗旨。第三，明确扶持政策。农村金融是弱势金融，具有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的特点，因此，国家必须制定优惠于商业银行的资金信贷、财政税收、设立和监管条件等政策。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扶持是为了帮助和支持新合作金融的发展，而不应在具体经营方面对农村金融组织进行干预。
2．立法模式和体系
根据法律属性，立法分为促进型立法和管理型立法两种类型。具体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在法律领域表现为大量管理型立法的存在，这些立法是我国金融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显带有很浓的管理色彩，我们称之为管理型立法。促进型立法是一种新的立法模式，它通常针对需要鼓励发展的领域和社会关系，主要解决供给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和导向作用。促进型立法更多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农村金融作为为“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组织方式，需要国家给予扶持和鼓励发展。因此，农村金融立法应主要体现促进性立法的特点。根据现阶段情况，我国应制定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7］。首先，应在宪法中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地位，国家还应对其引导、鼓励和支持。其次，鉴于我国民商事立法基本确定不采用民商分立模式，我国应在民法典中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民事主体地位，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强调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之间的中间法人的性质。再次，制定农村金融机构的部门法，这应是目前立法的重点，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我国《立法法》规定，牵涉基本经济制度及财政、税收、金融、海关和外贸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在具体内容上，基于农村金融机构属于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应在其概念界定、组织原则、机构设置、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监督与管理等方面作出一般性的规定。最后，根据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进行个别分类立法，既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制定法律，也可以制定法规和规章，并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
3．立法内容
(1)法律性质和地位。明确合作制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基本组织制度，合作金融机构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样，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的主体，具有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法人地位，享有社员股金、公共积累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财产等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并以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经营目标和原则。农村金融机构以互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自愿入股、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担风险。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营利性不是其经营目标，但要保持可持续服务和发展，对外按商业规则开展业务。其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涉。鉴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性，我国新型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也应是双重的，即“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并重”。对内的非盈利性由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决定，对外的盈利性可以使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不断充裕，增强抵御外部风险，提升市场竞争能力。#p#分页标题#e#
(3)成立条件。农村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数额不宜过高，应放宽设立的条件，合理设定入股人数和入股金额的上下限度。充分发挥合作制以合作为本、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具体的数额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设置，给予其充分的自主和弹性空间，从而建立适合多层次经济发展需求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
(4)产权和分配制度。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必须兼具人合和资合两种情况。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实行不同的产权制度。农村合作金融可以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地区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能够实现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的目标，顺应了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主要任务是为农村社员服务，是适合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分配制度与产权制度相适应，农村金融机构的分配制度是多重的:既有按劳动分配，又有按交易量或者股金分配。采用股份合作制的，以按投资份额分红为主;采用合作制的，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为主。为了保持合作金融机构的持续发展，盈利分配前应留存公共积累，公共积累(亏损)的大部分应量化到股东，以明晰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主体。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政府；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146－04
从本质上讲，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生产者、雇工和低收入消费者，为抵御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而走向联合。自1918年我国最早的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成立以来，合作经济在我国已有90年的发展历史。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持续加速的改革开放时期，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合作社――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弱势群体联合进入市场的组织形式也逐渐兴起和壮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各国政府对合作社普遍给予各种支持和鼓励措施，并通过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近年来，随着对合作社经济社会功能认识的提高，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发展合作社的态度和行动也积极起来。在法治社会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如何把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法律化、体系化，是研究合作社持续、规范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尝试做此方面的努力。
一、构建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合作社的本质、功能及其在实践中的相对弱者地位是对其进行法律支持的依据，同时，合作社类型的多样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多方位、全面的法律支持在运作机制上的同向与耦合决定了合作社法律支持须体系化。
1.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法律的支持。首先，合作社在本质上是弱者的联合，作为弱者联合的合作社，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为提高弱势群体的综合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1]，国家应鼓励合作社的发展繁荣。其次，作为弱者联合的合作社本身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是因为合作社往往是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社员组成的，故合作社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在同行业同领域中也多相当于中小企业的状况。因此，为保障合作社多重功能的发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国家对合作社的鼓励和支持。
2.合作社的发展特点决定其需要各种法律支持。合作社的本质决定了合作领域的广泛性及合作类型的多样性：合作社因所从事事业不同而有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等多种类型；因组织形式不同也有社区性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之别[2]。各类合作社虽然在本质和价值上有共性，但在组织形式、经营运作等方面差异明显，而且各种合作社的发展程度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因而需要不同层次的、针对不同问题的法律支持。
3.合作社法律支持须体系化。首先，针对不同合作社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支持性法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和基本原则；其次，各种支持性法律规范在运作机制上具有动力同向性，即都是围绕对合作社的“支持”而产生和运作的。因而从减少立法工作量和提高制度耦合的角度来说，应制定不同层次的合作社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并在动态意义上实现动力同向、制度耦合和传递通畅的体系化运作[3]。
二、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法律目的与构建原则
（一）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法律目的
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即支持和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一体系必须围绕一定的目的进行具体化。我们认为，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法律目的的确定必须依据以下两个指导思想：第一，保护合作社合法权益。整体来说，合作社是市场的弱者，实力较差，经常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包括在法律上享受权利的歧视以及行使权利时受到的实际上的不公正。所以国家必须保护合作社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合作社的财产及其合法权益，不得向合作社非法摊派、收费和罚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合作社，不得对合作社附加不平等的交易条件。第二，积极扶持合作社创业和发展。合作经济尤其是农业领域的合作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类公共产品的功能，因此，积极扶持合作社发展应当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责，也是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核心和价值所系。各级政府要充分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技术和社会化服务政策，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发挥合作社在提高弱势群体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独特作用和价值。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法律目的有两个方面：
1.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合作社的发展，取决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即一方面依赖于外部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自身内部的机构设置、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条件、生产内容等。“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核心在促进，目的在发展。促进不是压制、歧视、刁难和设置障碍，也不是包办代替、急躁冒进和形象工程，而是扶持、帮助、服务和积极地采取措施。它表明的是一种态度，表示了国家立法对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导向，表明国家将在法律上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支持，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都将着眼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同时，国家的各项扶持措施应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目前各种合作社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政府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财政资金的分配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方法上，不主张过多地使用直接干预的手段，而应以引导性规范为主。
2.改善合作社的经营环境。健康发展和经营环境密切相关，改善经营环境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重要的基础条件。改善经营环境是针对不良经营环境而言的，当前合作社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如缺乏关于合作社设立、运营的咨询和培训服务；政府主管部门缺位或混乱，导致相应的服务和监督缺失；有关的行政机关对合作社的服务意识淡薄，但干预现象严重。作为弱势群体组织化的有效载体，合作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家缺乏必要的组织化去引导推动合作社走横向联合的道路，导致合作社的实力较弱，发展空间无法扩大。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当改善以上不良经营环境，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构建原则
针对合作社的发展状况，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实力，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分类分层次构建。由于合作社的类型多样，且各种合作社的发展状况、组织特征、经营运作等差异明显。首先，其业务经营特点不同。例如，信用、供销、保险、住宅、消费等合作社要求社员较多才易于发挥其优势。信用、保险、住宅等合作社其最低注册资本起点应高，并承担有限责任。这就要求组成合作社的社员人数、合作社的最低经营资本及合作社承担责任的形式都不同。其次，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对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影响不同。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和稳定地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必将更多采用产业政策。而国家对不同行业的合作社支持保护政策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再次，不同类型合作社在相关行业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如供销合作社已成为国家联系农村和农民的桥梁，国家委托该类合作社进行特定业务的经营。因此不同合作社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国家相应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尽管合作社类型繁杂，但却表现出共同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的核心是合作社原则及其所体现出的合作价值。正是由于不同类型合作社既存在共性的一面，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进行合作社立法时，不必针对各不同类型合作社单独制定法律以免重复内容，无谓增大立法工作量，又不可能在一部法律中详细规范各类合作社。这就决定着应制定不同层次的合作社经济法律法规体系[4]。
2.突出支持重点。由于各种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和各自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其相应的支持体系的重点也就不同。如近年来广泛兴起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其法律地位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与实施已经得到明确，对此类合作社的支持重点相应地应该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明确和统一具体主管部门，研究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消费合作社和住宅合作社的支持重点应放到如何解决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的确定等方面；信用合作社的支持则建立在其内部改革、回归合作社本质和原则的基础上，因此重点首先放在信用合作社的界定、明确法律地位上，在社员构成、组织机构、业务范围等方面与其他金融企业区别开来，然后确定或者建立主管部门，制定和落实具体支持政策。
3．法律和政策相结合，以法治为导向。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和法制进程中，法律和政策各有优劣，呈互补关系。国家既要依靠法律也要依靠政策，才能管理好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当然，政策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律支持体系只是相对的概念，是以法律形式为主导的，以政策为辅助，兼及法律与政策的混合体系，但是它的总体取向是完备的法制化。
三、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总体框架建构
合作社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韩国等[5]，基本上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合作经济组织法律体系，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也成为许多国家经济法或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国合作社立法的内容来看，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主要由合作社组织法和涉及合作社发展某一方面的专项法规组成。我国的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从总体来说，应是以合作社法为基础、以各项支持性法律法规为支撑的法律体系。
（一）合作社组织法
合作社组织法是国家扶持和管理合作经济组织的根本法和母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合作社或其基本类型的性质、定义、法律地位、设立条件、组织机构、合作社的立法原则、管理机构的设立及其主要职责、扶持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支持领域与方式等。合作社组织法首先明确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为其参与市场交易提供法律保障，这是对合作社的最基本的法律支持，也是其他各项支持性法律法规的基础和落脚点；同时，合作社组织法中关于扶持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支持领域和方式的基本规定也是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扶持法律规范的依据。
（二）合作社专项支持法律法规
合作社专项支持法律法规是指涉及合作社整体发展或某一类型合作社发展的某一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在合作社组织法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具体程度和需要，还应制定或完善许多涉及合作社发展的专项支持法律法规，以便更好地指导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这些专项支持法律法规包括：
1.产业政策的倾斜。合作经济所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村金融、住宅合作制、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而这些领域所涉及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在进行产业立法及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当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体现出对合作经济发展的支持，相应政策向合作经济倾斜。
2.财税、信贷政策法规的支持。（1）政府对合作经济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拨款、税收减免和当合作经济组织担负政策性业务时的财政补贴等方面。（2）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业务过程中，资金短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为支持合作经济的发展，国家应给予相应的信贷支持。特别是对农村信用社，央行的政策支持对农村信用社来说是最大、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持。
3.社会化服务法律规范。在我国，虽然市场经济改革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合作社的认识较少，因此，对合作社领导者、社员、地方政府官员的培训是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技术推广、咨询、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政府应成为各项服务的提供者或推动者。
4.反垄断豁免。通过反垄断法的豁免，允许合作社联合或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等特定的合法的垄断行为，有利于促成更大范围内的跨地区、跨产业的乃至全国性的联合社，这必然大大提高合作社的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
四、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若干具体构成
（一）合作社组织法的立法模式与具体建议
合作社组织法应是关于一般合作社与特殊合作社法律规范的具有层次性结构的立法系统。在选择具体立法模式时，应考虑合作社发展的实践特点和我国的立法传统，采取单独综合立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既不必针对各种不同类型合作社单独制定法律，也不可在一部法律中详细规范各类合作社，而应通过不同层次、不同效力的法律文本对各类合作社进行立体性规范，具体表现为[6]：（1）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内容适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以对不同合作社的共性进行规范，并为制定相关的法规提供法律依据；（2）由国务院及有关主管部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不同行业合作社发展实际制定相关条例或实施细则，在相应区域内实施。目前，应抓紧制定的有供销合作社条例、信用合作社条例、信用合作社存款保险条例、农业保险合作社条例、住宅合作社条例等；（3）由政府或有关部门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制定鼓励相关合作社发展的办法、通知等规章。如对农业保险合作社、科技服务合作社、信息服务合作社、住宅合作社等进行鼓励；（4）由有关主管部门或现有合作社联合社依法制定合作社示范章程，以供相关合作社参照。
此外，2006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给我们一个提示，即在上述第（2）项的有关条例随着相应合作社的发展实践，在相关合作社发展较为规范、规范较为统一完备时，制定立法计划，提高其法律位阶，扩展其适用范围。
（二）产业支持法规与政策
针对合作经济的主要活动领域――农业、农村领域，对合作社的产业支持重点应放在农业和农村范围的相关合作社，突出支持的重点。
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应突出农村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主体地位、流通合作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主导地位，增加扶持措施和扶持资金。
在产业组织政策方面，一方面，应允许、鼓励和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合作社联合组织以增强其竞争实力，同时应当对合作社适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相关规范；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产业纵向联合。
在具体产业支持措施方面，结合wto农业协议中的“绿箱”规定，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全面进步。wto农业协议对政府向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结构调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的投资和补贴没有限制。因此，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通过对符合条件的涉农合作社加大支持份额，以加大农业发展的后劲。
（三）财税支持法律规范
1.利用财政支持，建立合作社信用担保体系。设立合作社信用担保基金并成立相应的担保机构是解决当前合作社资金困难的当务之急。作为政府扶持合作社的重要措施，所需担保资金来源应以政府出资（主要是财政拨款）为主，以合作社入股、会员风险保证金和社会捐赠为辅。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社信用担保机构为主、多种性质担保机构并存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即以地市、行业为主从事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和以省、国家为主从事再担保业务的再担保机构为主的全国性的合作社信用担保体系。政府主导的合作社信用担保机构提供的信用担保应以公益性、政策性为主要目标，重点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带动技术升级和扩大就业的合作社。
2.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合作经济发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一是针对合作社自身的税收优惠，针对规范后的合作经济组织，国家对其执行免交所得税、附加税和减交营业税的政策。待国家财政好转后，再向免交一切税赋的国际惯例靠拢。如：对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由于合作社是社员的自助互益性组织，因此对此类交易应给与全面的免税优惠；对合作社的利润所得也应给与免税优惠；合作社购买有关的生产资料、大型器械时，凭票证可以享受退税。
二是对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有关组织的税收优惠，如上述向合作社提供担保的信用担保机构可以享受较高标准的税收减免，对以合作社为服务对象的专门咨询机构、培训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等。
3.财政补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地处农村，服务农业、农民，是农村金融的基础和农民联结市场的桥梁，同时担负着许多政策性支农任务。对合作经济组织因执行国家宏观调控以及落实国家扶持农业政策而带来的亏损，国家财政应予补贴。
（四）社会化服务规范
1.明确政府部门工作职责，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随着政府对合作社的态度越来越积极，鼓励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文件也越来越多，为防止混乱，增强部门间的交流和协调，有必要划分各部门工作职责，确定主管部门。如工商局负责合作社的登记注册事宜，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相关登记信息资料；县级以上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农合作社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市、县级以上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主管住宅合作社的扶持和服务工作等；其他相关部门协助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咨询和帮助。相关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2.简化合作社的申办手续，尽量实行一次性手续。严格控制设立合作社所需的表格，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3.各级财政部门分别安排设立并逐步增加合作社专项预算资金，用于支持合作社开展信息交流、成员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和生产国家和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支持。
4.鼓励设立专门的咨询机构，提供创业咨询、技术咨询、管理咨询等。对此类咨询机构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1]赵阳林.合作社的本质是弱者的联合[J].中国合作经济，2005，（6）.
[2]董忠.我国合作社立法的几个问题[J].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8，（7）.
[3]赵新龙.论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运作机理[J].特区经济，2007（6）.
[4]欧阳仁根.我国合作经济立法的几个问题[J].财贸研究，1998，（3）.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3
作者：李晓楠徐嘉奇单位：吉林省建设银行吉林财经大学
国外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⒈为了辅助农村发展，加快农村金融事业建设，日本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建立了完善而明确的农村金融体制。政府为了更加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及规范监管事项和相应权限问题，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同时也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规定重建后的日本农协应以“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宗旨。此法令的实施，加快了日本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日本的“农业协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而依附于“农业协同组织”的合作金融机构也大量的成立。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对帮助日本农村发展，消除农村的贫困现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农村金融市场的兴起也带动着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乃至于全日本的经济。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精细。日本对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立法分门别类，在立法的技术上虽然简单一些，但是辅以了较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我国目前的合作金融立法状况，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金融法还比较困难，但国家可以就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先制定单行法，如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制定一部《信用合作社法》，在填补合作金融立法空白的同时，也为促进合作金融立法工作做出基垫。二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制度非常注重与民法、商法的协调，专门指出了涉及到民法、商法的适用问题，并多次提到民法、商法适用于合作金融时应作的调整，这就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整，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的冲突和界限模糊，对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在概念上区别“合作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做法。日本的合作金融组织在登记时就将其分为两类不同的法人实体，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更为容易、便捷。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机构登记注册的规定，也没有说明合作社如何参照适用其他民事主体的登记注册的规则，所以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是首要的。四是日本在合作金融立法中有专章规定政府监管，尤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等作出了细致的描述，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合作金融的扶持。根据我国合作金融的发展，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合作金融脱离与政府的联系实现其自身发展不太可能。但可以尝试在经历一定时间的过渡之后，再由合作金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而这段时期内要做好的就是在承认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联系的同时，加强其外部监管。⒉综合立法模式———美国农村金融立法体系。美国在对待农村金融的问题上，也选择了构建比较完善的合作金融法律体系。从1909年开始到1933年，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与农村金融相关的金融法案，并建立了农业合作信用体系。马萨诸塞州可谓是美国农业金融的先驱者，该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信用社法，建立了第一家信用社———圣玛丽信用社。而且这部信用社法也是联邦政府制定信贷联盟法的基础。19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农业信贷法，并在该法案的规定下设立了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合作金融信贷系统，也开创了农业长期贷款的先河。此后，这部法典为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经过了五次修改。1922年到1929年，美国针对农业合作金融先后颁布了《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农业市场法》、《合作社销售法》等法律。其中《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最为重要，它标志着美国合作社在法律上有了真正的定义。而《合作社销售法》的出台，使得美国农业信贷体系步入良性轨道，并满足了农民对贷款的需求。之后，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信用法规，代表着美国合作金融走上了正规化道路。1934年是美国合作金融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国会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这标志着美国的合作金融业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美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规定了合理而明确的机构分工。美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庞大且复杂，但分工明确，联邦土地银行的任务是向人们提供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地区合作银行的任务则是为较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资金，而联邦信贷银行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中期和短期信贷业务。这三家农村金融组织相互独立，每个组织责任明确，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确保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在组织分工上应予以借鉴，明确职责，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独立的组织制度。美国农村金融是一个独立体系，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作为其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单位，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全面的协调，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其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合作金融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各联邦储备银行之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美国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作为农业信贷方针的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的目标，把握农业信贷的方向。三是专门的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完备保证。美国的农村金融运作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把农村金融大的运作融合到其他相应的法律中，使得农村金融在运作中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避免了行政干预以及因领导换届而造成影响。四是在监管模式上，美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以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依据，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设立了由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监管体系。这对我国合作金融缺乏监管的现状来说，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制度应做到“三重”监管，一是实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监管的独立审计；二是实行一套行业自律组织监管体系；三是实行外部监管，特别是审计监管。
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实践路径
综合立法与分业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选择。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合作金融立法应当在合作社立法的框架之下。从现有的各国合作社立法上看，可以概括为两种立法形式，一种是综合性立法，就是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适用同一法律规范。另一种是分业立法，也就是一对一的模式。金融合作社立法模式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有观点认为，当合作社本质相似、形式相仿时应该统一立法。而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合作社类型，此时分业立法不能及时地进行法律规范，综合性立法作为一种大的概括形势，对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有规范力。合作经济立法，应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而建立。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社种类较多，各合作社涉及的行业广泛，在现有的条件下，制定适用于所有类型合作社的综合法尚不具备。因此，我国应先采用分业立法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一部综合性农村合作金融基本法。明确农村合作金融企业法人的法律属性。农村金融合作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组织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因此，合作社是否应有法人、法人的类型成为了当下学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合作社应有法人，而且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法人类型，也可以叫农作社法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国际合作社联盟通过对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立法进行总结，已明确合作社是一个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形式，也应具有法人。其次，分配原则。合作社的确不同于以资本为制度设计基本逻辑的公司，而人们往往强调合作社是以社员互助以增进社员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实际上，罗虚代尔原则仍然体现了营利性，因为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营利行为取得利润，才能对社员进行利润返还。马克思在分析合作社的二重性质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交换中，同样要营利极大化，并参与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且罗虚代尔原则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现代许多国家合作社法规定社员的投票权不再是绝对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只限于初级社，其他级的合作社则可按成员社的规模采取按比例投票，在坚持惠顾返还的基本原则下，也可采取有限制的股金分红，这种改变均体现出对资本的重视。因此，合作社的特征应该是“对内以服务为主，对外以营利为目的”。最后，合作社主要以成员交易为主，对外交易为辅。在合作社破产时，优先解决债权的为合作社成员。因此，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作为企业应有的法人，考虑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应该是具有特殊性的法人。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法律制度。各国的法律均对本国金融机构规定了市场准入门槛，我国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亿，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千万。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标准。但从农村合作金融的目的来看，它是一种以互助合作为目的的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其资金量较小，社员集中资金的能力较弱，很难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千万标准。因此，放宽准入标准，降低门槛势在必行。农村合作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可以构建以收购与合并为主、行政关闭或撤销为辅、破产清算为补充的多元化退出方式。收购与合并主要可以免除因某一金融组织的倒闭给市场带来的动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而在合作金融中，由于其特殊性，所以对破产清算这种退出形式一定要格外慎重，稍有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合作社的“波米诺骨牌”效应，给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巨大损失。因而，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当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笔者认为，当破产清算程序发生时，政府应当联系经营较好的一个或多个合作金融组织对破产清算的金融组织进行并购。而金融组织受到的损失，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对其进行补偿，目的是使影响降到最低。⒋确立农村合作金融的政府支持与监管法律制度。为保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应在政策上对其进行扶持，为其创造出良好的环境。扶持类型可以分以下几种：第一，倾斜性财政支持。在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切实存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遭受到损失，而政府可以在金融政策上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适当的倾斜性保护。政府可以对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做出一些合理的政策性亏空空间，此政策性损失由地方财政贴补。尤其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村确实需要而又达不到规模效益而引起的经营亏损，政府可以给与弥补。此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承担着大量的低息放贷任务，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利润或带来亏损，政府应适当补偿其因低息放贷造成的损失。第二，减免性税收支持。我国政府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应充分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倾斜性的扶持和鼓励。如畜牧业贷款、农业生产贷款与补贴、扶贫贷款，对于山区贫困合作金融组织以及以农业贷款业务为主体的亏损合作金融组织，应加大扶持力度。具体措施包括营业税免征，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促进经营不善的企业扭亏转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盈余不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采取免征所得税措施；另外，应采取措施引导资金流向农村金融市场，以此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率。应在法律法规上制定具有倾斜性和保护性的农村金融优惠政策，从而触发社会闲散资金自发流向广大农村地区。第三，市场化利率浮动调控机制。过分对利率人为控制会导致资金使用价格的严重扭曲，并且会引发资金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势必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过分的利率控制手段只会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自身金融业务的操作。为此，利率的调控应该遵循市场需求，让市场自发地调节利率浮动的范围，只有逐步放手对利率的管制，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总之，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需要从立法角度上提高其权威性、全面性，并合理地承认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尽量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而对农村非正规融资等现象进行法律制度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农村的金融市场，使得过去单一、缺乏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焕然一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处于改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设置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制度构造与选择功能，在通过立法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制度性干预以及市场自发选择之间达致理性平衡。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事主体法律地位
一、对国外关于合作社法律地位的立法考察
从国外及一些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其对合作社的法人地位通常有两种做法：独立法人类型与非独立法人类型。前者是在法人分类中，设立专门的合作社法人。如日本、德国；后者是在法人分类中，不将合作社法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而是把合作社视为公司法人（企业法人）的一种。如美国、澳大利亚。
上述国外与地区对合作社法人地位的两种做法，前者（独立法人类型）无法纳入到传统的法人分类之中，而后者（非独立法人类型）虽然可以纳入其中，但由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下面就作一简要概述。
在传统的法人分类之中，根据设立基础的不同，法人可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又有公益性社团法人与营利性社团法人之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区别是：前者先有人，然后由人出一定的资金构成法人的财产，而后者是先有财产，然后委任专门的人去管理或经营。www.133229.Com公益性社团法人与营利性社团法人的区别是：前者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将其所得分配给社员，而后者则相反，本身以营利为目的，且将其所得利益分配给社员。
那么，合作社是社团法人还是财团法人呢？根据上述区别，显然应为社团法人，因为合作社是由其成员——社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它是以人（社员）及其信用为基础的，在本质上是社员的集合体而不是财产的集合性，这表明合作社的人合性很强。合作社作为社团法人，具有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目标上的服务性三个显著特征。因此，对合作社的社团法人属性，已形成共识。在国外，合作运动者也大多主张合作社为社团性质的组织体。
问题是，合作社是公益性社团法人还是营利性社团法人呢？对此，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学者间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人认为，合作社为公益性社团法人，也有人认为，合作社为营种性社团法人，还有人认为合作社是既非公益性又非营利性的中间法人。例如，日本商法便将农协等界定为中间法人，表明它既不是以专门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也不是公益性的一般社会团体。
二、我国的立法规定
我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3月1日颁布、1935年施行的《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社为法人。解放后，我国大陆地区在50年代制定了一部合作社法草案，虽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等作了规定，但终未问世出台。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于1983年颁布了《关于城镇劳动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颁布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农业部1990年颁布了《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等法规。
然而，这些都不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于一直没有颁布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规定。此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我国第一部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事主体地位的法律，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在该法第四条对其法律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同时又在第13条对其设立登记作了如下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办理完毕，向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者颁发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办理登记不得收取费用。”
由此可见，此次立法首先赋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其次，又对其法人属性作了推定性的规定（从其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中可推知，立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社视为企业法人）。也就是说，在不突破我国现行法人分类（即《民法通则》的分类：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法人）的前提下，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对待，归入企业法人类型，在登记时界定为企业法人的特殊形态。实际上，通过这次立法扩大了法人的类型。企业是比较宽泛的经济组织形态，我国现行企业的注册类型中，按大类区分，可分为依法设立的普通的非公司制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大类。此次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归入企业类型后，企业便被划分为公司制企业、普通的非公司制企业和特殊的非公司制企业（如合作社）三大类。公司是企业的典型形态，合作社是企业的特殊形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依法登记时，可登记为企业法人，但必须注明是合作社（或合作制企业），以区别于普通企业和公司制企业。这样，也有利于国家和省里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的落实。
为了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0条还对其设立条件作了如下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五名以上符合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成员；（2）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3）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4）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5）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可见，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加人数、出资人、生产经营条件等作了统一规定，从而保证了其法人地位的确立。
参考文献：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农村社会保障法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1.朱崇实。社会保障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4.申长永。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J］。集团经济。2006（26）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6
关键词：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
作者简介：陈永寿（1975-），男，河南新密人，新密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米村信用社主任，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34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76-02
一、农信社资产保全问题
我国农信社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企业改制问题，造成企业逃废债问题突出，农信社在资产保全工作过程中面临很大的困难。我国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法规约束、法律约束，很多企业有意采取兼并、破产、参股、资产重组、合资等模式，为企业实现逃废债留下空间。很多企业存在债务敢借、敢用、不敢还的思想，因此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并不是采取相关措施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想通过各种方法逃废税，从而达到消除金融债务的根本目的。企业在制定改制策略过程中，需要制定改制方案、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阻止最大的债权人参与，农信社在发展过程中会失去维护债券的良好机会。其次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自行解体，企业的债权处于悬空状态，导致企业在借款到期的情况下不能有效还款，农信社的债权同样处于悬空状态。三是企业在转制过程中会出现债权损失、破产等问题。很多企业在破产之后，所剩余的资产很少，农信社在如此的境况下所得到的补偿会很少，导致农信社的资产损失严重[1]。四是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严重，对金融维权活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拥有保护主义思想，很多企业都是想借助股份制改造这个机会逃废金融机构的债务，因此造成企业借改制、破产、兼并、租赁、重组等机会逃避债务，悬空农信社债务现象严重。在当前很多法律法规不健全情况下，农信社对企业逃债问题很难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
我国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因此对改制企业债务处理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金融相关法律发挥不健全，导致金融维权过程中产生很大的难度。从政策和法规角度看，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很多时候不受政策法律法规的制约，因此随意对农信社的债务进行处理，农信社在发展过程中很难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其次是现阶段我国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处于不完善状况，导致农信社想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无从下手[2]。相关的法律规定，企业处于解散破产的时候，需要成立清算小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清算小组却没有债权银行人员参加，严重损害了农信社的权益，企业债务最重要的对象就是债权人，但是农信社作为债权人连最起码的参与破产清算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模式对农信社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好农信社的权益。
我国企业贷款过程中存在无效担保和抵押现象，因此实施过程中造成债权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农信社在给企业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审核把关不到位、不严格等问题。未能按照抵押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策略进行，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实施过程中债权无法得到落实。比如说乡政府在办理实体贷款过程中，需要由乡财务部门进行担保，但是在借款日期到达的时候，农信社财务扣收贷款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因此企业的债权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抵押权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对农信社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金融同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对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产生重要的影响，给企业逃债产生了很多可以实施的机会。金融业内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影响，无序竞争是一种客观现实情况。很多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对原贷款银行实施不付息、不还本、不存款、不往来等策略，而出现金融业务的时候可以选择其他银行开户，在其他银行资金结算，导致原贷款银行收贷收息工作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而其他银行却在利益的作用下与其进行金融合作，从根本上纵容这种竞争模式的存在，对客户逃避金融监督和不正当行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种模式产生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企业可以很方便的逃避金融债务，同时能够骗取银行信用。
我国基层农信社工作人员法律意识不强是导致资产保全问题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农信社主管部门对基层农信社知识体系培训方面的力度不够，在培训过程中主要是对其专业知识进行培训，而忽视对法律法规的培训。农信社相关人员对法律条款的认识程度不够，因此不能很好的利用法律手段对信贷资产保全。从知识角度看，农信社基层信贷人员长期以来形成了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特点，对企业财务方面的管理方法很熟悉，但是对企业生产经营策略缺乏相应的了解，这方面需要农信社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能够跟上。
二、我国农信社在信贷资产保全中的策略
我国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需要尽快健全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护农信社信贷资产安全，最终达到依法保护金融债权的目的。我国在农信社信贷资产处理过程中需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企业行为，保证相关法规能够发挥规范性、操作性和指导性作用，保证农信社信贷资产问题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保证各项策略能够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针对转移资金、恶意改制、隐匿财产等逃废金融债务行为需要严肃处理。针对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问题需要向偷税漏税一样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增加此类企业的违法成本，从根本上保护农信社信贷资产安全。针对违反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地方法院需要加大法律制裁力度，按照公正执法的原则，对违反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的企业依法处置。针对企业逃债者需要立案判决，促使其强制还债，对讨债者给予相关的经济处分，这样企业在信贷资产上无利可图，从根本上保全农信社信贷资产。
我国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从而达到保全信贷资产的根本目的。如果企业不能按时偿还到期金融债务，债权农信社有权让企业申请破产，并且对其债务进行清算。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导致严重亏损问题，无力偿还贷款本息，农信社为了能够对损失进行挽回，完全可以按照债权人的身份向法院提出企业破产申请。企业保证人如果被提出破产申请的时候，债权农信社应该积极参加破产程序的实施。债权农信社应该按照企业破产程序实施好各项工作，从根本上保护自己的债权。
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需要因户制宜，把信贷资产保全的各项措施实施好。首先需要对借款收回无望的关停企业，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客观上对各种信贷资产保全业务进行落实，按照科学处置的思想，保护农信社信贷资产安全。针对改制企业的贷款问题，需要在改制前落实好各项债务，针对暂时无法清偿的改制企业需要在转制过程中运用好各项策略，按照共同协商的方法，把各项债务真正落实到新组建的企业中，并且需要对贷款手续进行重新处理。针对一些借助改制之机恶意逃废农信社债务的企业，需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程序处理，对债务进行强制收回。财产抵押贷款在农信社信贷过程中比较常见，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按照法律条款的具体要求，逐步办理产权公证手续和产权登记手续。抵押物登记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如果是缺乏法律效力的需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分清责任，从根本上完善贷款手续，确保贷款过程中各种抵押能够合法有效。针对可以变现的资产需要进行特殊处理，通过法律裁决和协商等方式对资产进行回收，从根本上达到快速收回资产的目的。存量担保贷款在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担保不实的贷款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逐步完善担保各项手续，通过签订符合相关法律效力的合同对资产进行保护，如果担保人不具备担保资格，需要对担保人进行更换，保证担任人能够具备相关资格。通过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农信社信贷资产进行保全。
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过程中需要不断延续法律时效，从根本上达到保护农信社资产的目的。为能够有效保障农信社信贷资产的安全，农信社需要采取有效的双保策略，把法律时效性作为一项重要的策略，把其作为信贷资产担保的一个环节进行处理，重点对农信社资产保全进行法律保护。针对法律时效范围内的贷款，需要采取有效的途径找到相关的贷款户下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法律时效延续。基层社资产保全工作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维护好各种合法权益。对基层信贷资产需要按照贷款台账模式，依法做好各项收贷工作，从根本上维护好农信社权益。针对基层提高的农信社资产信贷贷款，需要严格把关，全权受理好各种业务。农信社需要为各个基层社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服务，按照依法经营的模式，保全农信社各项信贷资产，从而达到收回各项不良贷款的根本目的。
我国农信社信贷资产保全工作中，需要加强对相关人员法律法规的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提高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信贷经营管理过程中关键因素是人，通过全面实施人才教育工程，提高农信社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做好农信社信贷保全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因此各级农信社需要加强对管理人员和信贷从业人员的各项业务和法律法规培训工作，培训过程中需要把法律知识培训和信贷业务知识紧密结合起来，促使法律知识能够更好的为信贷业务服务。我国农信社需要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好信贷资产安全，需要从放贷、管贷、收贷等环节采取措施，从根本上维护好农信社的各项信贷资产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7
1.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当前农村综合改革做好顶层设计
党的十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再次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正在试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环节，要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完善顶层设计，抓好试点试验，不断总结深化，加强督查落实，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而在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利益调整，就更需要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使农村的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为此，要在法律保障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使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变革同时进行，保证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法律规则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时，必须及时启动法治程序，对它们进行立、改、废、释，这样既可以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也可以杜绝“以言代法”现象的发生，保护农民权益。
2.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培育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为实现向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我国农村必须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此，势必要完善现有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针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兴经营主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法》尚未明确规定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为此，要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覆盖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不同新型经营主体地位进行规范，允许他们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法律应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发挥保障定纷止争的效能，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农业发展实情的改革保驾护航。
3.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法治框架内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主要体现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三块地”问题。长期以来，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产权边界不清晰，产权强度被弱化，生产资料的潜力也不能充分发挥。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禁止将农地、宅基地等权利作为抵押、担保的客体；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界定为用益物权，不属于自物权，亦不能作为抵押、担保的对象。这些法律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转，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生产积极性。经过多年的摸索，建立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流畅的农村产权制度成为解决“三块地”问题的共识。“只有适应人民群众对法治总福利的新需求、新期待，适应改革与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工作，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让农村土地等要素资本及其技术、劳动、知识的活力竞相持续迸发，让农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也才能充分实现、有效保护农民以土地资本为主体的财产性权利，创造多渠道、多途径增加财产性收入，让改革与发展的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1]当前应该在“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前提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完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主导的新型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的法律制度。
4.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健全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在法治引领下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改革
金融是农业农村经济的“血脉”，目前农村资金“失血”严重，亟需修改和完善公共财政扶持和工商资本注入农民合作经济的现代化经营的法律制度，以发展普惠金融为目标，着力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继续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壮大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规模，大力培育发展村镇银行，着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县域信贷功能，提高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水平；要进一步壮大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规模，适时制定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管理办法，通过立法明确主管部门，制定操作规范，强化政策扶持，加强外部监督，确保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研究改进农业保险扶持政策，提高粮食主产区新型经营主体从事种植业的保额标准，加大对特色农业保险奖补力度，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着力增强新型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
二、法治思维方式是农村法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如何在农村形成一种“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农村综合改革中的重大和复杂社会问题？农村法治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思维方式能否深入人心。
1.法治思维方式是既定法律规则至上思维
讲规矩、讲规则是法治思维方式的开始。法律的制定很重要，但法律中的规矩或规则是不是合理更重要。良法制定之后，尊重并遵循良法办事是法治思维的必然前提。法治思维反映在处理法律事务中，就是强调既定法律规则至上的思维，即以现存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运用相应的法律术语进行分析、思考和判断。
2.法治思维方式是正当法律程序优先思维
法律程序作为法律运作的一种机制，是构成法律适用结论妥当性的前提。法治思维要求重视法律程序，强调程序优先和程序正当。执法者要有程序优先和程序正当的意识，“一切难题总可以在正当程序中突破”[2]。任何法律争议或纠纷的解决，在程序上必须让争议各方平等地陈述和发表意见，如果做不到位，即使争议或纠纷本身是非对错清晰，但处理的决定可能无效。比如，在《行政处罚法》中，“告知”和“听证”就是行政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这种行政处罚决定前的正当和必要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3.法治思维方式是缜密法律逻辑理性思维
衡量法律思维的标准是法理逻辑优先还是大众情理优先？答案当然是法律逻辑优先。法律思维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思维活动，道德思维是一种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法律规则及其法理逻辑，而不受情感因素左右。但这不等于说法律思维重视法律逻辑而排斥大众情理，它是在讲究法理逻辑的前提下关注情理。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法律逻辑思维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根据”。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如果证据的来源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证据在客观上灭失不复存在，那只能放弃对事实的认定。
三、法律思维方式的培育途径
1.尊法——树立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社会公众对法的崇尚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精神动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其实也是法律逐渐获得社会崇尚的进程，表现为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出法律信仰，最终建立了现代法治社会。社会公众对法律信仰的精神是法律得以推行、建立法治社会的前提。没有法律，人类社会就无法维系，而失去法律信仰，人类则无法支撑起法治社会的精神层面。“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法律只有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4]中国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必须将法律作为全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为此要注意加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会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同时要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置于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的行为都要受到追究。涉农职能部门的专业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直接与农民接触，他们的言行往往代表着国家和政府。他们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的原则，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5]。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最为匮缺的是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要培育民众对法律的依赖感，增强民众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感，这是最重要的情感因素。情感认同有利于营造人人尊崇法律、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
2.学法——学习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是法律存在的重要内容。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是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法律知识既包括法律概念和法律程序，也包括法律条文的内容，还包括法律原理的知识。领导干部头脑中法律知识的多寡，是其法律思维方式培育的基础，这有赖于自觉学习法律知识，并以所学法律知识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突出学习宪法，牢固树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者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观念，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带头遵循宪法精神。同时领导干部还要加强学习国家的基本法律，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涉农职能部门的专业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要通过参加培训班和典型案例研讨的形式，重点学习农村土地管理、承包合同、家庭邻里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在工作中要恰当地运用这些法律知识。此外，涉及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基层土地管理和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等法律知识也应及时掌握。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和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新政策、新要求，有利于正确处理和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广大农民群众要利用闲暇时间组织起来积极学习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权法》、《婚姻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人民调解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还可以通过观看像《今日说法》这样的节目来进行学习，通过学习要知法、懂法，不做法盲。
3.守法——遵守法律规范
守法意味着一个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办事的活动和状态，包含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和依法承担义务并履行义务两层含义。法律的权威和价值最终体现在守法上，守法是信法、学法的目的，也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重点。法家韩非子早就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的观点。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应该知法、守法，特别是守法，领导干部要重在行动、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力授予、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并得到有效监督，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领导干部树立守法范式，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涉农职能部门的专业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在守法上，应当更加严格自律，时时处处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在处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自觉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做到心中有法、脑中装法、行必依法。广大农民群众要遵守法律规定，不能以宗族观、情义观代替法律，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根据自己储备的法律知识判断什么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自己的言行如果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就要及时纠正。简言之，就是在生活工作中要坚持用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去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
4.用法——参与法律实践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农村法制建设新农村基础
1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
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法进行，把保障农民利益的相关制度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作了许多规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方面，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法律制度方面还需大力加强。我国农业法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02年，但是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保护农业的政策的基本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温家宝总理又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求，根据近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立法。首先，要完善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明确确立各级人民政府在农业投资方面的责任权限，以及农业投资每一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投资的预算、投资的程序和投资的监督问题。要按照世贸组织农业规则的有关规定，建立我国农业补贴方面的制度，依法支持农业生产。在世界上基本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一些详尽的关于农业补贴方面的规定，wto的规则在这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我国来看，我们在近几年已经搞了三种农业补贴了，一种是关于种粮补贴，第二种是粮种补贴，第三种是购置农机具的补贴。但这些补贴仅仅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为了防止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层面，加紧制定我国对农业补贴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国家农业补贴的范围、程序和标准，以及对农业补贴的监督等内容。比如说在2002年美国在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中规定了三种补贴方式，一种是直接投入、直接支持；第二种是反周期农业补贴，主要是从价值方面的补贴；第三种是信贷方面的补贴制度。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民的生产经营、文化卫生、教育科技的建设都需要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比如在村庄规划、村庄建设方面，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陕西省人大在2005年11月通过了陕西省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条例，这在全国是第一家，今年3月该条例正式实施，这对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依据。相信在条例实施后，对陕西的农村规划工作会有一个很好的推进。第三，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2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依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农民甚至一些基层干部的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觉悟偏低，农村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承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的瓶颈。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将农村普法教育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措施加以提出，为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四化建设培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体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有针对性的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加强法制建设，是化解各种矛盾，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如前述，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策和法律，依赖于行政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其中最根本的是法律手段。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9
内容提要: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尚存物权流转说和债权流转说的争议。由于物权流转说无法保证入股农户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权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化，实践中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但是，债权流转说却面临着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等传统商法理论的诘问。因此，需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修正和补充，即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正确认识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丰富并完善合作社社员的责任形态。
法律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从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之争议与迷失，并给予合理的定位，必要的修正、补充和解析，不仅可以为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迷失和制度缺陷“对症下药”，而且可以为正确理解合作社的产权性质、完善合作社的责任形态“问诊把脉”。
一、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主要学术观点的检索
（一）物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
物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互换、抵押一样，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1]“对于作为人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在入社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由合作社享有土地使用权”[2]128“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其实质便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项用益物权实际上被让渡给了公司，成为公司可以占有、支配和收益的财产权利”。www.133229.Com[3]股份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入股使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承包人转移给公司或合作社，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
持此说或反对债权流转说的理由主要有：(1)法人享有独立财产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资，其财产权必须转移到公司名下，使公司对这些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而股东则只能享有对其相应出资或股份的股权。”[4]即只有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合作社法人才能取得独立于出资人的有处分权的法人财产，并以此作为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独立承担责任。(2)避免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以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入股公司的，出资入股的标的必须是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绝对权，并且必须实际转移相应的物权，以实物财产租赁的形式入股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否则构成虚假出资”。[5]即使入股时将出资财产转移给企业法人不构成虚假出资，而企业法人终止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取回入股的土地，又不能以其他财产承担合作社的亏损，也必然构成抽逃出资。(3)维护物权的支配性。物权是支配性权利，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就应当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方式自由处分；否则，就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否定或限制。
（二）债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
债权流转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和出租一样，是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6]“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如农地经营权），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7]10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质是农户保留承包权，仅以经营权入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融资担保在民法物权改革思路中对交换价值的支配转换到对使用价值的支配”，[8]使入股农民在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仅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
持此说或反对物权流转说的主要理由是：(1)避免农民失地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7条，曾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但考虑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涉及到入股成立的公司破产后，农户可能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做规定”。[9]“更何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7]109(2)让农民名正言顺地享有入股土地的增值收益。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社员（原承包农户）的财产而不是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因此，农地入股的社员不仅是农地增值收益的当然权利人，而且还有权请求适时调高出资额、提高盈余分配比例”，[8]由此可以给予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倾斜性保护，促进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和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3)可以促进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在皖北调研时，镇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农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长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们宁愿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100年，也不愿意转让或者被征用”。所以，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使用权入股，比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使用权入股，更能维系农民与土地的情感，更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三）对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评析
物权流转说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主张彻底物权化。尽管物权流转说的主张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其开出的三个“药方”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和谐社会的构建疗效甚微。“药方”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弥合农民入股的失地风险。“药方”二，“应参照转让条件设定以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条件，要求入股农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固定的非农收入来源”。[5]但问题是，如果等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或者等到农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再允许土地入股，岂不坐失良机，不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而贻误改革进程？“药方”三，“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愿意或无力购回的，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购回”。[10]如此一来，且不问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购回，还是以购回时的市场价值购回，恐怕最大的缺陷恰恰是无力购回的贫困户面临更大的失地风险，难免“雪上加霜”，无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法是客观反映不同利益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然而，物权流转说在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却顾此失彼，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债权流转说虽然可以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并强化农民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权，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却面临着传统商法中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诘问，以及仅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的社员如何承担责任的质疑—是以货币和其他财产置换土地出资，还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呢？而且“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这种选择的存在，不仅说明上述债权流转说不必然导致入股土地因合作社终止而当然退回，还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例如，如果土地入股的社员退社或者合作社终止时，土地入股的期限刚好届满，且合作社经营亏损，按照这种选择岂不意味着土地入股的社员可以取回入股土地或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须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势必导致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为土地入股的社员承担垫付责任，或者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二、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立法迷失：不同规范
性文件的梳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揭示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制度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了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而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又反映了立法的迷失和制度的缺陷。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家庭承包地入股法律性质的专门规定，但是都给出了禁止支配交换价值的农地抵押的理由—“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当债权到期，债务人又无力履行债务，从而实现抵押权时，会使农民丧失土地，势必重演历史上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11]显而易见，《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不会支持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物权流转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直接规定。但是，能否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采纳了物权流转说呢？当然不能。毕竟，土地入股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出资，否则2007年重庆的“土地新政”就不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就不会被认为是土地的第三次革命。重庆市、浙江省也没有必要分别出台《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江苏省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安徽省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更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土地入股的专门条款。与全国性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入股法律性质规定的缺位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很明显，这些规定都是直接以土地入股的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的。
（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
除湖南、北京2010年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外，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2010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及重庆、浙江、天津2009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与全国性规范文件基本反对物权流转说不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界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将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界定，大致归为以下模式：
1、可以推定为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实物、知识产权一样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而2009年浙江省和天津市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同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则清楚地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应明确记载成员出资总额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数额与比例”，即土地出资应当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同时，山东、辽宁、浙江和天津的上述文件又都没有类似于“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因此，根据习惯性思维逻辑可以推定其采纳了物权流转说。
2、由物权流转说转向债权流转说的重庆模式。2007年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应当选择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方式申请公司登记，在登记前应当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机关应予支持”，这明显体现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表明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契合了物权流转说。然而，2009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的《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却删掉了上述规定，也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出资额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重庆市《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只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中应明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数额和比例”。）只是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似乎重庆市的立法实践开始转向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流转说。
3、直接反映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设立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无论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还是以承包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出资，都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入股农民仍然保留支配交换价值的承包权，契合了债权流转说。
4、无法准确判断物权流转说还是债权流转说的安徽模式。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第11条只规定：“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却没有“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也不能辨别土地出资额是否与实物、知识产权出资一样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是否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无法准确判定。
（三）立法实践的制度性缺陷
无论是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还是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或探索，都可谓是立法迷失的反映。而立法迷失又造成了制度性缺陷。例如，采纳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人股土地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必然导致入股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合作社破产时又会失地失去生活保障，与土地入股增进、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不符；而采纳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又难以合理解释物权流转说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退回或取回承包地的社员如何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毕竟，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必然面临着传统商法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的诘问；如果计入，不仅会导致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界限不清，而且会因为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而被疑为“入股土地只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却不能作为合作社破产财产，背离法人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
三、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定位与解析：对债权流转说质疑的反驳
从理论上看，债权流转说既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又能避免农民失地，可以在保障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实践中看，债权流转说也得到了一定的采信。但问题是，沿着“债权流转说”指明的方向以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或收益权入股，“物权流转说”质疑“债权流转说”的理由，能否成立？债权流转说是否真的违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只要辨析或纠正“物权流转说”的一些误解，只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12]就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化解传统商法理论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不仅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是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而且可以为社员退回入股土地并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提供名正言顺的法理根据；“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可以避免利益协调中的顾此失彼，即不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而是由土地入股的社员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亏损，避免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一）“出资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之辩
有人认为“出资行为是物权行为，出资行为这一物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之一”。[13]其实，该主张应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不能绝对化片面理解。因为：(1)“在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法中都规定社员可以将一些动产的所有权投入合作社，也可以将其具有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2]143(2)劳务具有专属性，与作为其载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以劳务出资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但仍有些国家允许劳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1节e款规定“在劳务提供完毕之前，公司可以将股票暂存他处或限制该股票的转让，直至劳务提供完毕”；[14]1982年修改的《法国民法典》第1843-2条第2款规定，“以技艺形式的出资不计入公司资本的构成。但此种出资计作有权参加分享利润和净资产，并承担损失的股份”。[15]。显然，在特殊情况下，出资行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允许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主要是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入社自由’，鼓励更多人到合作社中来，在出资方式上灵活多样，会使成员摆脱疑虑，特别是合作社初创时期，人们对合作社的经营原则、活动宗旨、发展前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143
（二）“法人财产独立与法人地位”之辩
其一，有学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的观点提出，“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总额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制度原理，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法人’还是法人吗？”[10]经过仔细分析，这样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的规定，社员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由约定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包括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只有约定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的社员出资才能构成合作社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理解既遵循了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赋予的章程自治，又不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之规定。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并成为合作社当然责任财产，那么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还能退回入股土地吗？凭什么退回？毕竟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无论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9条“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还是入股土地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都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社员出资应作为合作社责任财产”的规定。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最低出资总额的限制，只要社员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外还有其他财产出资，都不会影响合作社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更不会影响其法人的成立。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也允许章程约定社员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保证责任、无限责任”。[2]21-24。也就是说，如果出资人的出资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出资（如人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计入合作社的出资总额不能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该出资人（土地入股者）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无限责任；而无论社员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无限责任都不应当影响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考虑到土地入股者责任的可预测性及其人社的积极性，我国应当采取保证责任为宜—土地入股者对合作社的亏损在退回土地的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三）“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辩
正如《公司法》中的注册资本一样，合作社在登记机关登记并公示的出资总额可以视为出资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的标志。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资，并将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当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又可以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不能享有该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性的支配权，其法人财产很可能“缩水”，的确难逃“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嫌。但是，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明确立法，那么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无须也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当“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户”时，也就谈不上“虚假出资”，更谈不上“抽逃出资”。相反会因为土地入股者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增加合作社法人的偿债能力。毕竟，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拒绝他人为其承担责任。
（四）“违反物权支配性”之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当然具有物权的支配性，既可以支配其使用价值也可以支配其交换价值。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仅以民法上界定过的民事权利为参照，而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计时赋予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其生硬地纳入现行民法框架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16]如果仅仅支配其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有效流转—不仅能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又能使土地承包权人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民权益的最大化，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地风险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流转呢？毕竟，“法律关系应当从它们所植根于的物质的生活状况加以解释”，[17]103而不能仅仅追求法律自身逻辑的完美演绎。法律应当在准确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其冲突的基础上，基于分配正义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作出取舍和协调。因为“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324。否则，正如“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的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正义的规范制度不配被称为‘法律’”，[17]332起码不是良法。
四、结束语：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辩的启示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现行规范性文件是以物权流转说还是以债权流转说作为立法基础的迷失，以及“土地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赢余和净资产、分担亏损的依据”对债权流转说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之争，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权利性质、法律结构进行内部的法律规范分析，二是从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外部的法律政策分析。但是考虑到：“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18]显而易见，债权流转说比物权流转说更有现实性和解释力。(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以农民权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利益协调发展”的立法理念，恪守“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立法原则，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私益与公益、效率与安全。(3)应当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社员有限责任的单一责任形态，使“社员出资方式（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合作社产权性质—社员责任形式”协调一致，即以现金、实物等财产出资，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并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社员以出资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物权变动，不能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土地入股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亏损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注释:
[1]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4.
[2]屈茂辉，等．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3]李东侠，郝磊．土地承包经权入股公司问题的法律分析[j]．法律适用，2009,(4):24-27.
[4]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
[5]宋志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辨析[j]．法学杂志，2010,(5).
[6]马新彦，李国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法思考[j]．法商研究，2005,(5):112-118.
[7]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高海，欧阳仁根．农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属性的跨越与流转障碍的克服—以民法用益物权向经济法权利的跨越为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9]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c]//．王宗非．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88.
[10]文杰，李显冬．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思考[j]．法学杂志，2010，(4)．
[1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解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32.
[12]刘红，高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与合作社破产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7):60-62.
[13]黄凤龙．浅谈出资行为的法律性质[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ld＝43887,2009-11-12.
[14]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44.
[15]法国公司法规范[m]．李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16]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现代法学，2007，(2)：170-178.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篇10
美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号称“农业世界冠军”，其农村合作经济距今已有大约180年的发展历史，农业合作社早已成为美国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当中的重要力量。美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道路向我们证明了，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我们可以积极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将其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模式。美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1法制保障
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于发展农民合作社十分重视，用立法的形式赋予合作社合法的地位，并用法律加以引导。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就通过“合作社大”，赋予农业生产者自愿结成协会的权利。其后陆续制定了“合作社市场法案”、“农业营销协定法”、“农业公平交易法”等法律来改善农民的收入和规范生产及市场秩序。
2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法律规定，与社员有合作交易关系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免除公司所得税，从合作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只需交纳一次税金。美国政府还对农民合作社提供各种直接或间接援助，如农民合作社可享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优惠。
3资本化经营模式
在资金筹集方面，美国农民合作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积极从外部吸引资金。加上美国自身发达的金融体系，给合作社筹集资金带来更多便利，保障了合作社的正常运行。在投资经营方面，美国农民合作社积极发展对外投资，密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农民合作社的关系，并通过对各种形势的观察、分析、研究，保证合作社资金有效运转。
4服务与培训机制
美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依赖于社员的高素质。美国政府积极为合作社提供运营状况分析、财务状况分析、相关法律条文的免费咨询服务、农产品业务的可行性分析等广泛的技术服务。美国政府还通过对社员长久持续的培训，维护合作社的发展。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要进一步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指导和服务，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支持和引导，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规范和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支撑和推动，搞好典型示范，强化带动和引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
1加强相关法制保障
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国家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但此法属原则性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实施条例与之配套，所以要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对其做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2大力发展农村互助金融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成员，而且服务于内部成员，具有贴近农民生活，建立成本低，机制运行灵活，满足农民需求等优点。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融资渠道。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支持并引导信誉好、制度全、业绩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当地金融部门展开沟通，以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的资金需求。
3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国家要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坚持人人出资、互惠互利、多劳多得、按资分配的原则，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收益，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