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土地纠纷;特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6.02.019
国家对农村土地种植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农民对于土地种植的热情增加。农村土地种植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土地纠纷问题对于农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妥善的处理土地纠纷问题。
1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
1.1家庭式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
在之前很多农民认为种地难以谋生，将土地承包给村里或是其他承包人，但是一些惠农政策推广后一些农民想要要回土地重新种植，少部分的农民擅自将土地荒弃，村干部将土地安排给其他人耕种，当土地增值后弃地者又想要回土地，关于此类的问题纠纷非常普遍。很多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理解有偏差，往往重视自身的利益，在改革之前不重视土地的耕种，后看到利益了又强烈的想要承包土地，一些家庭由于分家等原因造成了土地承包权的变更问题等。
1.2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
从纠纷的问题类型汇总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纠纷类型。一是一些村集体没有按照土地政策规定进行发包，引发群众不满;二是后，土地耕种增值，发包方在合同到期之后想要提升承包费用重新发包，而承包人则要求原价继续承包;三是村干部单方面的制定承包费用，发包方想要提升承包标准;四是承包合同未到期，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一方想要终止合同而产生的纠纷。
1.3土地流转纠纷
土地流转造成的纠纷主要来自于承包合同的问题，流转合同内容中有不完善、不规范、执行双方对合同内容理解有误等引发的流转纠纷;流转方单方提出增加承包费用或是其他终止流转合同引发的纠纷;以村集体的名义对外承包土地，当合同到期时农民无法收回土地，承包方要继续承包却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导致的流转纠纷。
2导致土地纠纷问题出现的原因
2.1经济利益
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种植土地的热情高涨，由此而来的土地纠纷便会增加，成为了农民解决纠纷问题的首选方法，很多提出的问题过于随意，农民不考虑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仅仅按照自身利益而引发纠纷，使得土地纠纷问题偏多。
2.2法律意识淡薄
很多村干部和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种植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法治观念不强，一些村干部在处理土地问题时会侵犯农民的利益，引发农民的不满，或是调解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及时的调解纠纷。一些农民越级上访，农民对于相关的法律了解过少，存在着无理纠纷或是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纠纷问题等。
3农村土地纠纷调解的对策
农村土地纠纷的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和农村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非常重要，面对农村土地纠纷问题，需要按照本村的特点，依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公平、公正的处理，从而有效的化解纠纷，解决问题。
3.1依法解决
在面对土地纠纷时，一是要按照法律政策原则进行积极调节，要认真执行《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保护农民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减少问题纠纷带来的后果，在稳定现有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调节纠纷，避免引发新的土地纠纷，在完善土地承包时要明确承包责任和合同细则，避免再次出现合同纠纷;三是要坚持民主的调节办法，在出现纠纷时，需要尊重双方的意愿，保障双方的合法知情权、参与权等，争取在基层处理问题。
3.2妥善处理各类纠纷
针对纠纷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调解办法，将纠纷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于依法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的要依法保护承包人的权益，从实际情况出发，依情节进行解决，比如遇到了增人不增地的情况，可以通过依法开垦的方法或是预留地进行土地增加;当遇到机动田管理不规范的情况，需要对发包承包的情况进行一次性的清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机动田的发放，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期限不能超过三年，对于违规承包的合同要及时废止，及时返还给种植农户。
3.3提升法律意识
在对土地进行流转和承包时，要让双方对合同细则进行准确理解，将合同中的每一项细则严格的落实;普及相关的法律政策，让农户对法律知识有更多的了解，避免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出现纠纷;加强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培训，让村干部在纠纷调解中更加顺利、更加有原则。
4结语
农村土地纠纷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面对各类纠纷问题，要对问题的类型进行汇总和原因分析，按照法律规定和政策原则等进行纠纷的解决。最大化的保护农户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妥善的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从而提升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韩冀.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与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06）.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限制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1-163-2
陇南山区位于甘肃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000米。土地面积2.7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8.67%。全市土地分为三个地貌类型区:一是东部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二是南部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三是北部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该地区属于秦岭山地,坡度较大,坡度超过25°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55.86%,90.17%为坡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建立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地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在承包经营权利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应当不断的调整平衡点,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一、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现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意识淡薄。据实地调研发现,该地区大部分村民搞不清自己所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归谁,在被调查的80名村民中,23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自己的,占比28.75%。35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占比43.75%。而只有22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比27.5%。说明村民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知识掌握甚少,法律意识淡薄。
(二)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但相应的政策法规未能跟进执行。该地区坡陡土薄,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下。当地农民通过比较利益分析,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不愿意在家耕种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特别是土壤肥力差、交通不便的山坡地,抛荒现象甚为严重。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有关规定:“承包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发包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是,当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严格依照相应的政策法规跟进执行。
(三)承包方不遵守法定的义务,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17条规定,承包方应当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但是,该地区的农村土地在承包经营期间,私自建住房、厂房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村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给土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地农民的封建愚昧思想依然存在,为了寻求更好的“风水”,许多农民将自己承包的肥沃土地埋葬老人,作为自家永久性的坟地,给土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农村承包经营家庭的权利无限扩大,侵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
(四)个别家庭占有的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该地区个别家庭经营着成片的山林、山坡,在树木的维护、植被的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据调查了解,这些山林、山坡大部分属于继承“祖业”,解放前就一直由其祖宗经营管理,这些农户自始至终的认为自己拥有山林、山坡的所有权,并不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山林、山坡的物权法律关系。这些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部分山林、山坡的经营者持有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契约,当地人称为“文约”;但还有部分经营者没有任何相关产权的证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61条明确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但有关的执法部门并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依法登记,要求这些林地、坡地的承包经营户办理使用权证书。
(五)农村土地承包家庭成员的数量不断变动,但承包的土地面积没有相应的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但是从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的现状来看,举家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将承包的土地交回发包方,有的无偿借给亲戚朋友耕种,有的出租给他人耕种,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或粮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来,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一度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婚姻、出生、死亡等事件引起的农村家庭成员的变动,不能与相对静止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相协调,造成了土地多的家庭用不完,土地少的家庭极度不够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近几年来,由于该地区农业种植的效益低下,外出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的缓解。
(六)村民自发开垦的土地,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开垦的土地数量急速增加,甚至连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陡坡陡峭,都被开垦出来。近年来由于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比较效益的衡量下,这些陡坡陡峭已经弃耕,但开垦的痕迹依然存在。对于新增的农村开垦土地,该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做过统计,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路径
(一)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利用开会、布置工作、党团活动等时机,组织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学习三农法律知识;组织送法上门,分发
宣传资料;利用高音喇叭、村部宣传栏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向村民宣传三农法律法规;邀请法学专家、法律实务的工作者给村干部和小学生上法制课等;普遍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活动等途径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农村的图书室是农村的重要文化设施,也是农民学法的好场所。农村图书室应有一定数量的法律藏书,特别是涉及三农的法律书籍。订阅一些法制报刊,建立定期开放和图书借阅制度,配备负责任的图书管理员,为农民学法提供服务,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
(二)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比较完善的涉农法律法规,内容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各个方面。但从陇南山区的执法现实来看,并没有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些涉农法律没有严格执行的原因发现,相关的行政执法人员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是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理论修养,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尤其是三农法律法规,是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程序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农业执法机制,为农业农村的依法行政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再次,必须重视法律大环境的培养,坚定不移的树立起依法治农观念,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
(三)建立健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为了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关于农村家庭承租零散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统一的审批程序和许可书,通过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规范充分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利,同时达到限制公权力滥用的作用。完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对于陇南山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样可以调动该地区农民维护生态植被的积极性,为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完善农地法律法规,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27、28、29、30、31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人口的数量变化后,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情况。从该法对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作用来看,该法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不够科学合理,土地面积的变动调整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再加之该法的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人口数量与土地失衡现象严重。因此,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鼓励地方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必然路径。
(五)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在陇南山区可以明显看到,许多土地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自发开垦的荒山荒坡。据了解,这些新增土地至今没有进行统计与确权登记,该地区农村土地的规划都是在原来土地承包到户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没有全面规整增加耕地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为了彻底的从法律的意义上保护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村家庭的承包经营权,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措施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农村土地流转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带来冲击。在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要想妥善解决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问题,不仅需要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也需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积极采取管控措施。本文试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建议,希望引起重视。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法律保护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义务内容。然而,这一变革对于农村妇女这个脆弱群体而言,要想让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难度较大。关键性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不够完善,在操作层面上,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存在缺失。
一、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缺失现况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村妇女在权益受侵害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农村出嫁妇女流失承包土地按照我国绝大部分农村习俗看,妇女在出嫁后自身的户籍将从娘家所在村庄迁移至婆家所在村庄。而农村的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以,嫁到外村的妇女在娘家的土地承包权,全部或部分被村委会收回,或者被父兄等亲人占有;而新嫁入的媳妇没有土地分,形成了“娘家土地带不走,婆家没有土地分”局面。从长期发展角度看,这部分农村妇女丧失的不仅仅是土地承包权,还失去了与土地权益相关的分红权、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分配权等延伸权利。农村妇女出嫁对娘家的土地失去承包权,在婆家又不能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这种现象在沿海、土地价值较高的地区较为普遍。
(二)农村离婚妇女丢失承包土地按照农村习惯,妇女一旦离婚,一般不会继续留在男方家生活,而属于自己的那份承包地因无法分割,根本带不走。若女方再婚,到了新居住地也分不到新的承包地。实际上,这部分农村妇女因离婚丧失了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基本身份,由此使得妇女自身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律规范中增加对离婚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内容,尤为重要。
(三)农村丧偶妇女往往丧失承包土地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丧偶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尤其严重。丧偶妇女既可能丧失自身的承包地,又可能丧失对其亡夫承包地继承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包括受到再婚等因素的影响,丧偶妇女往往会离开原居住地。她们家庭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往往会被单方终止,她们及亡夫的承包地就可能被强行回收。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丧偶妇女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法剥夺。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固定性与婚姻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村妇女在现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模式下,其个人力量难以与集体及家庭力量对抗,也注定了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因婚姻流动的农村妇女始终属于弱势群体一方,为此,亟待法律上提供保护。
二、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缺失成因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规定不够完善目前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专门性规定。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做了些原则性规定,但其中仍然不够完善,诸多规定流于形式,难以执行。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由于该条款没有匹配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此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和第15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组织基础之上的内部家庭承包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才能作为家庭承包方的基本单位,但对于农村妇女是否能够直接作为家庭承包方责任人或共有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受这一立法缺失影响,农村妇女往往由于婚姻变动丧失了土地承包权,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三)以民主程序议定的村规民约,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规定“村民大会过半数”,“村民代表会议过三分之二”的民主议事原则,且议定的事项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但多数人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往往侵害少数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当经过民主议定的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时,如何纠错,如何查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根本不能到位。
三、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实效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引言
法律实效，为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程度。法律实效与法律实施的意思相近，但法律实施侧重过程、活动；而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是否被人们实际上遵守、执行或适用。①法律实效与法律效果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法律实效是法律效果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法律实效，才有可能实现法律效果。由此推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实效，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人们是否实际施行以及施行的状态、程度。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这部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这部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瞿同祖指出：“研究法律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②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实效性研究，有其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效性分析
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③而制定的。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两年来，其贯彻落实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2004年，全国92％的耕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98％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70％的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国集体林地以自留山、责任山形式承包到农户经营的占63％。④
（二）有效保护了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全国编制并实施了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16.32亿亩。严格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为了规范土地市场，严禁违法批地用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各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2003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并组成10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联合督查。同时，为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些省市对改革征地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⑤
(三)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初步具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2002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6.4%。为了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配套设施，农业部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同时，正在抓紧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国家林业局起草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各地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施行。⑥
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法律的学习、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与社会调查分析系统”2003年对湖南醴陵、耒阳和浙江建德、永康四个县（市）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无所知，而那些表示知道此法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户又都不知道该法的主要内容，甚至连“承包期内不再调地”和“农户不同意，谁也无权在土地承包期内拿走土地”这两项涉及农民自身权益保护的最核心内容都不知道。⑦一些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全国看，目前还有少数村组没有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些地方因部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产权不明晰，边界不确定等原因，林权证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还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以及以村规民约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
三是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违反土地利用规划，随意扩大征地规模，违法越权审批土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开发园区竟有6000多个，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各种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土地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与变动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在一些村组形同虚设。制定土地承包方案、调整承包地、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时，往往是村组织或个别村组干部“一锤定音”。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更有甚者，借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五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仲裁机制及程序的具体规定。
六是一些地方没有切实遵守30年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整变动承包地的规定。依然推行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
七是一些地方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被非法剥夺。或许是受“平均分配”等农民传统公平观念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后，承包地就被发包方收回，使得继承人无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是一些地方口粮田、责任田的划分仍在进行。目前仍有一些村组以预留机动地的名义划分出大量土地，以招标承包的形式短期（一般是一年）承包给部分农户。三、对其问题的原因与对策的分析和探讨
（一）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农地承包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的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限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原因，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十分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生活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懂法，能否积极、正确地守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淡薄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必然会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实施带来较大阻力。
第二，体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农村土地颁布实施前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来规定，缺乏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完备规范，因此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处于一种疏松而欠缺严密的体制下，导致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调整频繁。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前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界定，长此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这种松散而不稳定的局面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大因素。虽然我国正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行政体制仍不健全，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过大。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带来不少问题。
第三，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法律实施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等，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环境，中国的农村百姓历来奉行“官本位”的文化，人们普遍敬奉行政权力，尚未形成以法律为至高地位，宣扬平等、公正、自由、尊重私的权利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而且一直以来，虽然我国也在倡导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忽视个体利益，但从总体来讲，集体利益的地位在我国明显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至上早已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因此当行政权力以进行总体规划为由不当干预土地承包关系，频繁调整承包地的时候，许多农民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信息环境，在都市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各种信息在迅速地传播。但在农村，信息的传播却慢得可怜。虽然如今我国农村各农户也都有了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媒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农村还欠缺网络、各类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介入。最为主要的，则是农村比较欠缺对信息的积极接受者。虽然不少农民也经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国内国际问题，积极学习技术，增长本领，但是较之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敏感度，这可能要归结于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农民观念中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尤其对于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在他们的观念中，应根据人丁数目均分土地。人死了就要退地，有了新人口则要补地，天经地义。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极力反对。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一些地方对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了，目的无非是“增人的增地，减人的减地”，以迎合农民按人丁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念。另外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歧视妇女的不良思想，使得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形式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对策分析。针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从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意义，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各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认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熟悉和掌握法律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抓紧落实，尽快让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加快林地确权发证工作。对拖延土地延包、超标多留机动地、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控制征地规模，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和受益主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征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快解决一些地方为随意征地，而迟迟不作土地规划的问题。应加快改革征地制度，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为主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应竟一步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尽快制定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对审判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注释：
①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实效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引言
法律实效，为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程度。法律实效与法律实施的意思相近，但法律实施侧重过程、活动；而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是否被人们实际上遵守、执行或适用。①法律实效与法律效果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法律实效是法律效果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法律实效，才有可能实现法律效果。由此推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实效，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人们是否实际施行以及施行的状态、程度。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这部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这部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瞿同祖指出：“研究法律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②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实效性研究，有其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效性分析
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③而制定的。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两年来，其贯彻落实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2004年，全国92％的耕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98％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70％的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国集体林地以自留山、责任山形式承包到农户经营的占63％。④
（二）有效保护了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全国编制并实施了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16.32亿亩。严格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为了规范土地市场，严禁违法批地用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各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2003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并组成10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联合督查。同时，为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些省市对改革征地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⑤
(三)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初步具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2002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6.4%。为了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配套设施，农业部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同时，正在抓紧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国家林业局起草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各地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施行。⑥
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法律的学习、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与社会调查分析系统”2003年对湖南醴陵、耒阳和浙江建德、永康四个县（市）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无所知，而那些表示知道此法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户又都不知道该法的主要内容，甚至连“承包期内不再调地”和“农户不同意，谁也无权在土地承包期内拿走土地”这两项涉及农民自身权益保护的最核心内容都不知道。⑦一些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全国看，目前还有少数村组没有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些地方因部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产权不明晰，边界不确定等原因，林权证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还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以及以村规民约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
三是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违反土地利用规划，随意扩大征地规模，违法越权审批土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开发园区竟有6000多个，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各种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土地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与变动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在一些村组形同虚设。制定土地承包方案、调整承包地、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时，往往是村组织或个别村组干部“一锤定音”。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更有甚者，借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五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仲裁机制及程序的具体规定。
六是一些地方没有切实遵守30年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整变动承包地的规定。依然推行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
七是一些地方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被非法剥夺。或许是受“平均分配”等农民传统公平观念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后，承包地就被发包方收回，使得继承人无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是一些地方口粮田、责任田的划分仍在进行。目前仍有一些村组以预留机动地的名义划分出大量土地，以招标承包的形式短期（一般是一年）承包给部分农户。三、对其问题的原因与对策的分析和探讨
（一）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农地承包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的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限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原因，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十分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生活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懂法，能否积极、正确地守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淡薄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必然会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实施带来较大阻力。
第二，体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农村土地颁布实施前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来规定，缺乏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完备规范，因此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处于一种疏松而欠缺严密的体制下，导致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调整频繁。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前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界定，长此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这种松散而不稳定的局面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大因素。虽然我国正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行政体制仍不健全，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过大。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带来不少问题。
第三，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法律实施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等，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环境，中国的农村百姓历来奉行“官本位”的文化，人们普遍敬奉行政权力，尚未形成以法律为至高地位，宣扬平等、公正、自由、尊重私的权利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而且一直以来，虽然我国也在倡导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忽视个体利益，但从总体来讲，集体利益的地位在我国明显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至上早已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因此当行政权力以进行总体规划为由不当干预土地承包关系，频繁调整承包地的时候，许多农民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信息环境，在都市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各种信息在迅速地传播。但在农村，信息的传播却慢得可怜。虽然如今我国农村各农户也都有了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媒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农村还欠缺网络、各类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介入。最为主要的，则是农村比较欠缺对信息的积极接受者。虽然不少农民也经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国内国际问题，积极学习技术，增长本领，但是较之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敏感度，这可能要归结于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农民观念中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尤其对于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在他们的观念中，应根据人丁数目均分土地。人死了就要退地，有了新人口则要补地，天经地义。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极力反对。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一些地方对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了，目的无非是“增人的增地，减人的减地”，以迎合农民按人丁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念。另外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歧视妇女的不良思想，使得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形式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对策分析。针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从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意义，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各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认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熟悉和掌握法律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抓紧落实，尽快让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加快林地确权发证工作。对拖延土地延包、超标多留机动地、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控制征地规模，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和受益主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征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快解决一些地方为随意征地，而迟迟不作土地规划的问题。应加快改革征地制度，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为主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应竟一步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尽快制定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对审判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注释：
①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6
一、“外部承包”之特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也即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管理法》中虽有提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却并不具体明确。司法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常有分歧，大致存在户籍说，居住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其中折衷说更合理：“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确定原则，以长期居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以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标准，以习惯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通常不具备农村户口的人和其他单位承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外部承包”。而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外部承包”一般采取“其他方式承包”的形式。耕地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支柱，也对我国农民有突出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以“四荒”为代表的土地资源在这方面的功能要小得多，且此类土地资源在我国农村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因此政策上比耕地更为灵活。“与蕴含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家庭承包不同，其他方式承包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客体主要是“四荒地”等未利用地，主要目的是提高广大农村“未利用地”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法律允许承包对象不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外部承包”的法律风险
农村发展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然而由于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局限性、滞后性，转型时期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多样性、多变性和模糊性，使得“外部承包者”参与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过程中，难以正确把握相关国家政策，理解并遵守法律，因而常触及诸多法律限制。司法实践中，“外部承包者”违法承包农用地，违反土地用途管制，侵犯集体和农民权益，破坏耕地等问题大量存在，常置身于法律风险之中。不但严重危及承包经营和未来收益，也挫伤了其他将参与农村改革的投资者的信心和热情。
（一）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承包的风险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虽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外部承包”，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对外承包的土地种类，目前只能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其他方式承包”的内容来确定“外部承包”的土地范围，即只能是“四荒”等农村土地。事实上，《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外部承包”的农村土地的范围的规定也并不明确。除了四荒地之外，还有哪些农村土地可以“外部承包”，缺失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农地立法意旨，“外部承包”农村土地，不能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只有出租可以针对集体外的人员和组织。现实中，无论是发包方还是“外部承包者”，不仅不知承包的真正含义，对这些流转形式也分辨不清，常认为一纸承包、转包或转让合同就可进行耕地、林地、草地等所有农村土地的承包。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越范围承包或者流转土地违反了“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国家基本政策，也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面临巨大风险。
（二）对土地用途管制认识不足的风险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土地利用必须符合规划，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被国家严令禁止。实践中，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往往对这一最重要的制度缺乏足够认识，违反“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基本原则。很多投资者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并非进行农业经营，而是非农建设，有的甚至用来开发小产权房等商业住宅。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应认识到：尽管国家正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设施农业等多种经营，但国家允许农村土地“对外承包”的宗旨依然是农业开发和土地资源保护，若随意更改土地用途进行非农建设必将导致法律风险的出现，面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三）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的风险
现实中，经常发生村社组织或者村社组织负责人擅自将农户的家庭承包地收回，与“外部承包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事例。“这些随意流转土地的行为，常引发诸多承包户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合同违约之诉。”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或收回农户的承包地，调整或收回必须符合法定原因并履行一定程序，因而上述行为属于侵权的越权发包。这种发包往往是村干部、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即使已由“外部承包者”向原权利人即农户支付一定价款，经其默认或明确认可，也常会因为后来地价上涨或国家征收补偿而产生纠纷。虽然“外部承包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但由于承包程序存在瑕疵，事实上难以得到法律有效保护。因此，对于“外部承包”，承包前首先须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审核所承包土地的性质和权属，确定拟取得土地范围的权利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人（比如承包人、租赁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清楚发包人有无权利发包，避免因土地权属不明，范围不清而侵犯他人权益的风险。
（四）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等合同风险
对于“外部承包”而言，承包人通常会签订承包合同。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直存在“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的争议，但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其“民事合同”性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在审判实务中，非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订立的农地承包合同也通常以《合同法》为适用依据。“事实上，在承包合同关系发生纠纷后，法院都是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加以处理的，合同法是保障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的基本法律。”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他方式的承包，承包方应同发包方订立承包合同，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自由协商确定。实践中，承包人非常注重签订承包合同，有些甚至在订立书面合同后进行法律见证或者进行合同公证。然而，由于我国农地承包制度的复杂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事实上也具有行政合同的某些成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合同法调整之外，仍必须符合特定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但是，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常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同于一般民事合同，随意约定，导致合同内容违法，面临着合同无效、变更撤销和解除的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常因违反《合同法》之第52条规定，被判决无效。其中，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判决无效的占绝大多数。实践中，因违反土地外部承包决策程序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尤其突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及《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集体外人员和组织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议定程序，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一规定为强制性规定。现实中，“外部承包”往往既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也未经乡镇政府批准。由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承包合同往往被法院判决无效，即使最终未确认无效，也极大影响到承包者的利益。此外，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司法解释已废止，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但实际履行的农地承包合同已得不到司法支持。
因《合同法》52条“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导致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也很普遍。“外部承包者”往往通过村组干部承包土地，常未与群众充分协商，农户往往会提出“外部承包者”和村干部在承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恶意串通，侵犯集体和农户利益，诉诸法院请求承包合同无效。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由户籍判定，农村仍旧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外部承包者”并不被农民接纳和认可，而是受到天然的排斥。实践中，“外部承包者”与农户常常对立，特别是当“外部承包者”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农户往往会联合起来采取诉讼、上访等手段阻止其获得补偿。“对于土地流转及一些地区引进外来户承包或进行规模经营等引起的原承包户与现种植户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分配缺乏明确的规定，常引起补偿分配争议。”虽然承包的是农村集体所有未承包给农户的土地，“外部承包”所构建的承包关系，依然不只是简单的双方合同关系，而存在三个利益相关方；“外部承包者”不只与虚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打交道，更要面对农户，擅长处理与农户的关系。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日渐虚化式微，农户的群体性力量正日益彰显，农民的权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常常既怀疑由他们自己构成的那个“集体”的代表人，也对任何来自集体外部的“利益侵夺者”有着敌意。这种先验认识和防御心理经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群体成员一致认为自己的土地权益正遭受集体和“外部承包者”的合谋侵害。农户与“外部承包者”的天然对立所引起的信任危机使得“外部承包”常面临很大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也常面临被撤销或解除的风险。根据《合同法》第54条和《物权法》第63条，实践中，不乏“外部承包者”因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而被撤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案例。此外，“在实践中，也常发生发包方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和其他原因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新任村委干部对前任村委干部与他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拒不认可，对未到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单方解除后另行发包给他人。”
（五）未进行物权登记的风险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之性质和内容分析，该法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实行债权保护，只有进行依法登记，承包方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至于其他形式的承包，如果当事人愿意使其承包经营权成为长期稳定的物权，当事人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设定物权。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设定物权的，则只发生债的效力。”仅有承包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仅能产生债权的效力，即使取得了政府颁发的某种凭证也不能认为其为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解释表明，承包一方只有依法登记，才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其他未依法登记的仅为债权性的土地承包使用权。
现实中，农村土地重复发包的情形较为常见，多数发生在“外部承包”中。“外部承包者”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如果未进行登记，取得土地承包证或者林权证，就只能得到债权保护，无法有效应对发包方重复发包行为，若遭受侵害只能对合同相对人即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据此，“外部承包”未依法登记流转无效。司法解释也规定：“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除外”。
三、“外部承包”法律风险之防范
“我国正处于农地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和“外部承包”越来越普遍，城乡统筹改革，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土地流转，也制定了许多政策。然而，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土地政策常存在模糊不清及和法律“打架”等情形，这可能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造成巨大的风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法官和法院固然会依据《合同法》保护“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但也肩负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使命，常会选择依据国家政策及《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平衡”农民与“外部承包者”的土地利益，事实上，这也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外部承包者”严格遵守现行法律尤为重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非常关键，常常成为农民质疑的焦点。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不注重程序，农民自身也对程序缺乏认识，甚至国家更在追求土地流转与土地流转违法违规的现实困境中矛盾纠结。整个社会对于程序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地流转秩序的混乱，很多土地承包纠纷由此引发。各方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的不重视，最后损害的往往不仅是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的农民的利益，“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也同时难以保障。
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往往是防止农民利益受损的关键屏障，更是我国土地制度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精髓和要义所在：国家希望土地能够顺畅流转，同时凭借严格的程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农村既要发展又要稳定。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更成为保障“外部承包者”土地承包利益的“防火墙”。因此，掌握法律规定，严格遵守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对于防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法律风险至关重要。然而，依靠承包者自身有限的法律知识，不仅不能掌握“外部承包”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更不可能精通到足以防范法律风险，而法律专业人士则可在承包者参与“外部承包”的不同阶段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为其合法有效地实施承包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外部承包者”在承包农村土地前应当委托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调查，确定将要承包土地的性质、范围；明确将要承包土地的权属，搞清楚是否已发包给农户，避免侵权；查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以确定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
其次，“外部承包者”应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签订承包合同，避免口头协议或者约定不清的承包协议。对于可能被征用、拆迁的土地，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征用补偿的分配原则，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签订合同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土地流转决策程序，参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并取得签约主体资格的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授权证明材料。取得乡（镇）政府及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材料。
第三，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应尽快将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对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鉴证或者公证，尽快持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土地流转变更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
最后，“外部承包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不拖欠承包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处理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关系，不侵犯集体或他人的权益。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7
根据民法理论，为土地使用价值进行利用而从农用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享用权能（它一般包括土地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三大权能）––––“农用土地利用权”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制度：一种为物权制度，如传统的永佃权、用益权等；另一种为债权制度，如农用土地租赁权。显然，立法上可以用物权法律规范来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用债权法律规范来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和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一般实行债权保护，即《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含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两类。要真正把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之不同性质和正确适用，有必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征和物权性质与债权性质之差异进行研究。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分析，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取得的，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进行占有和以耕作、养殖、竹木或者畜牧为生产方式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目的生产经营而使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①
《农村土地承包法》由五章65条组成，其内容包括：第一章“总则”（第1~11条）、第二章“家庭承包”（第12~43条）、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4~50条）、第四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第51~61条）、第五章“附则”（第62~65条）。该法核心内容主要是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纵观《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内容，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法律特征主要体现在：
1．农村土地承包主体的特定性，即发包方和承包方呈现特定性。发包方为该农村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其中发包主要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为发包方的农户、发包方外的单位或个人，其中承包主要主体为发包方的农户，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47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
2．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村土地为客体。《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按实践分析，农村土地应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果园、茶园、桑园）、养殖水面、“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从所有制看，包括依法用于农业的国家所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但以依法用于农业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为主。
3．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他人所有之物上设定的权利。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由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派生和国家土地所有权间接派生的一种权利，是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和限制土地所有权行使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从农村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三大权能。
4．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多样性，即呈现物权性质和债权性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尤其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核心所在。家庭承包就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为承包方、人人有份的承包，农户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律实行物权性质的保护，从而真正达到“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除家庭承包方式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规定了“其他方式的承包”，即“四荒”等农村土地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法律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一般实行债权保护，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承包期和承包费等，均由合同议定。
5．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权利内容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性。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基础。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家庭（即农户）为单位的，人人有份的土地承包。从深层意义上讲，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的确认，即具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性质，以承包地作为广大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手段，是一项关于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该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显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即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有权承包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一律平等，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能力，充分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从而依法真正保护了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利。
6．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依承包合同约定而发生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21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和第22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承包合同而发生。同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5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之规定，其他方式的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依承包合同而发生。
7．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一定期限的权利。承包期限包括法定期限和约定期限两种。法定期限，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约定期限，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笔者认为，以其他方式的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应由两种约定期限。一种是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其约定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另一种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约定期限不得少于20年，特别是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可以超过法定期限，以利于这类农业自然资源的更好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8．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耕作、养殖、竹木、畜牧为使用方式而使用他人农村土地的权利。耕作，是指为了取得植物收获而在农村土地上从事栽培等农业活动。养殖，是指为了获取水产品而在水面培育和繁殖水产动植物等农业活动。竹木，是指为了取得竹木收获物而在林地、“四荒”上从事种植竹木等农业活动。畜牧，是指为了获得畜产品而饲养牲畜和家禽等农业活动。
9．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土地的使用目的为农业目的而使用他人农村土地的权利。农业目的是指承包方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而使用他人农村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8条第1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该法第17条第1款第1项规定：承包方承担法定义务之一是“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我们认为，如种植竹木观赏而使用土地，可归为地上权或基地使用权；种植竹木为砍伐使用或出售而使用土地，则符合农业目的，应归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10．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可流转性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法第5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目前，在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已呈现多样性，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顺畅地流转，才能有效地配置农村的土地资源，适应市场的变化，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有利于吸纳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和农业的综合开发利用，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种类和物权性质与债权性质之差异
“理论上可以用物权法律规范来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产生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用债权法律规范来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产生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②《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立法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了物权法律规范设计和债权法律规范设计，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和调整的重点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立法上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1）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即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另一种是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承包方只享有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承包期和承包费等，均由合同议定，承包期内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予以变更”。③“拍卖、招标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专章规定为‘其他方式承包’”。“以招标、拍卖、公平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与发包方是债权关系，如承包鱼塘，承包期3年，其间是一种合同关系”。④
笔者认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法律效力差异甚大，其主要区别表现在：
1．两权之实质属性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支配权，权利人（即承包方）无须依赖他人之行为即可直接支配其物，并从中获得收益。所谓“直接支配”，一方面，是指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依法占有、使用其物，或采用其他的支配方式，任何人非经权利人的同意，不得侵害或加以干涉，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该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另一方面，是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对物可以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支配，一般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请求权，即债权人一般不是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只能请求特定的义务主体依照债的规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国家所有交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使用权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给土地使用人使用”。⑤
2．两权之义务主体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绝对权或对世权，是指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法干涉和侵害权利人所享有的物权的义务，此外其他人并不负有其他任何积极的义务。这就是说，一切不特定的人都是义务主体，即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义务主体为权利人（承包方）之外的所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以及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或农民集体。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相对权或对人权，且不仅权利人是特定的，而且义务人也是特定的，债权只能发生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债权人的请求权只对特定的债务人发生效力，即只能是特定的债权人向特定的债务人主张其权利。
3．两权之设立和生效条件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设立须以书面为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合同虽应书面订立，但未作书面为之亦非不生效力，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并经登记予以确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须登记而生效力。
4．两权之内容界定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遵循物权内容法定原则，即物权的内容不容法律之外的意思予以扩张或者限制，具体表现在：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异的内容，否则无效；同时也不允许当事人变更物权的内容；其法律后果，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利益实行平等的一体化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家庭承包”第一节“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第13条规定了发包方权利、第14条规定了发包方义务、第16条规定了承包方权利、第17条规定了承包方义务，充分体现了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法定原则。而债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内容界定采取任意主义原则，当事人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可以通过合意任意界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即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可千差万别，《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同样，承包期内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对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予以变更。
5．两权之存续期限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长久存续之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短期存续之权利，按通例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6．两权之效力不可等量其观。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效力为支配力，具体体现在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依排他效力，其意义指在同一标的物上，性质不两立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权不得同时并存，如同一农村土地上不得同时设立两个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某块农村土地上已存在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经登记则该农户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原承包方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依优先效力，当物权与债权共存于同一标的物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行使的效力。依追及效力，物权的标的物不管辗转流通到什么人手中，物权人可以依法向物的占有人索取，请求其返还该物，任何人都负有不得妨碍物权人行使权利的义务，非法占有者都有义务返还，如发包方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的，发包方等应当承担返还原物等民事责任。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效力为请求力，在同一标的物之上可以并存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债权，各债权相互平等，均不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效力。同时，债权也无所谓追及效力，当债权的标的物被第三人占有时，无论该第三人之占有是否合法，债权人均不能向该第三人请求返还，因为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对第三人不享有债权。
7．两权之流转形式和要件不同。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流转，“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显然，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主要包括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抵押、继承等方式。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而债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流转，实质是指承包合同的转让。承包合同转让，是指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法将其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地或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的法律行为。它包括三种：（1）承包合同债权让与；（2）承包合同债务承担；（3）承包合同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8．两权之适用法律规范不同。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须有物权法律规范进行界定，因此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家庭承包”和第四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的物权法律规范。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须有债权法律规范进行界定，因此除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第一章“总则”、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四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的债权法律规范外，还应适用《合同法》有关的法律规范，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8
为切实维护广大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的合法权益,我国在相关法律做了大量的有益规定，从《宪法》到《婚姻法》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直至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无不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宪法》赋予了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即夫妻之间有平等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婚姻法》第39条第2款还明确规定夫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应依法予以保护。由于农村妇女在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及农村中“从夫居”的婚嫁传统，因此这一立法的目的更强调的是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1992年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作出具体规定，该法2005年修订后丰富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内涵,强化了相关保障措施。该法第32条明确了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土地征用或征收补偿费的使用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方面，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第33条还进一步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农村妇女未婚、结婚、离婚及丧偶等为由，侵害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相关权益。同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还明确规定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及侵害方的法律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农村的土地承包，妇女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土地承包中应保护农村妇女合法的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侵害其应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30条对如何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即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村妇女结婚的，在新居住地未能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能收回其原承包地；农村妇女离婚或丧偶的，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能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能收回其原承包地。同时该法第53、54条还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侵害农村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如果非法剥夺、侵害其依法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上述立法外，还有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如2001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通知”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系统地规定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即务必要确保农村妇女有一份承包地；农村妇女离婚或者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当保证其拥有一份承包地,不在原居住地生活而其新居住地还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当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可以看出，对农村妇女包括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已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妇女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土地征收或征用的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各个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第二，对农村离婚妇女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如若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被剥夺或侵犯，则可通过相关的救济途径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三，保证农村离婚妇女在婚姻变动后能够取得承包土地。
二、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
1.农村离婚妇女的承包地被男方霸占或被村委会强行收回
农村妇女离婚后，有些妇女的承包土地被男方霸占或被村委会强行收回，而这些行为并非以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再婚夫家或娘家所在地获得承包地为前提。“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很多农村的传统观念中认为离婚后的妇女就应当净身出户，所以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被男方占有，或者被村委会认为离婚后该妇女先前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该收回而强行收回。据在河北省的有关调查，农村妇女离婚后，其在前夫家的承包地被村委会收回的占24.5%；回到娘家后,村委会不分给妇女土地的占44%。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妇女因离婚而丧失承包地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使这些离婚妇女陷入无处安身、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
2.夫妻离婚时已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达成一致协议，但男方迟迟不履行或村委会认为“不合理”而进行干涉
有些农村夫妻在离婚时会对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承包地协商进行分割，达成分割协议。但实际履行分割协议时男方反悔或认为履行太过繁琐而迟迟不予履行。就算男方实际履行了他们之前达成的分割协议，村委会也可能会因认为不该将本村所有的土地分给一个离婚妇女而进行干涉，致使离婚妇女得不到本应获得的承包地。
3.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不公
法律规定若妇女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在土地被征用或征收时，有权依法分得的土地被征用或征收所得的土地补偿费。但在现实中，农村离婚妇女在取得其本应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种种困难，就更别提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的土地征用或征收补偿费的问题了。在一些农村关于土地征用或征收补偿费的分配中，规定离婚妇女只能享有相当于本村男性村民一定比例的补偿款（低于100％），有的地方甚至不分配给离婚妇女补偿款，这样就构成了对享有平等土地权利的妇女的严重侵害。
4．在离婚诉讼中，对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力
①妇女直接放弃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一方面，由于许多农村妇女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妇女很少提出要求分割承包地的请求，一旦离婚，妇女往往失去承包地；另一方面，有些妇女长期在外打工，在离婚诉讼中由于怕麻烦或种地不赚钱等原因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相关的诉讼权利。这些因素致使她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②法院刻意回避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或分割不公。
在审理农村离婚案件中，存在着男女双方要求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现行法律中虽然有相关的规定，但事实上法院在实际审理此类离婚案件时，出现了法院对案件所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刻意回避不进行分割或分割不公平的问题。有许多基层法院因为受当地风俗或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离婚诉讼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裁判明显偏袒男方。类似的种种不利因素，导致离婚的农村妇女在取得和实现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使得她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
③人民法院的裁判难以实际执行。
即使在离婚案件中法院对于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了公正裁判，保证了农村离婚妇女应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但是裁判文书在实际执行中往往遭遇很大阻力。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种原因：其一，法院虽然已依法作出公正裁判，但对当事人是否实际执行并不在意，裁判则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有名而无实；其二，就是与各个地方的风俗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对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农村家族观念很浓，在排外心理的作用下会阻碍已离婚的妇女在婆家取得承包地，离婚妇女原来的家庭或村委会可能也会百般阻挠不分割，即使督促当事人实际履行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强制执行，但是由于村委会及原家庭的不配合，最终也会很难落实。
三、我国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易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1．农村妇女法律意识薄弱
农村妇女本身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妇女是文盲，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她们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如果她们连自己享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和义务都不知道，那么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就无从谈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大多数人都知道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今天，对法律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的她们，也不知道如何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其合法权益才更容易受到侵害。
2．体现“男权文化”的“村规民约”的侵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留风遗韵”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传统的土地意识，男娶女嫁、从夫居的婚姻习俗等封建遗风仍在农村深深的扎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明确规定了村民会议可以制定、修改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这在法律上确认了村规民约作为一种自治规范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但是，在农村男权文化的特点特别凸显，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基本都是男性村民，制定出来的村规民约自然而然也多从保护男性利益的基点出发,从而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损害女性权益。因此，在很多村规民约中,存在侵犯村民合法权益包括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规定。并且，很多农村干部的法治意识薄弱，常以尊重“村民自治”的合法形式，拿村民表决通过体现“男权文化”的村规民约对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有组织、有根据”的侵犯。有“村规民约”这样规定：户口迁出本村的离婚妇女的承包地在土地调整时一律收回；离婚妇女户口迁回娘家的不享受娘家人均耕地权益；不住婆家的离婚妇女的承包地在土地调整时一律收回而不论其户口是否迁出；户口和居住地均在婆家的离婚妇女如果要享受人均耕地权益的，需经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这样类似的村规民约明文规定或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被剥夺和限制，由于监管空白，农村的“习惯法”、“村规民约”等“土政策”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和抵抗。
3．现行法律和政策的保护性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32、33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等都规定：农村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结婚、离婚其土地权益应当得到保障。但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对于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有更具体的规定，如前文所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以及2001年《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成本权益的通知》都规定了应当确保农村妇女因婚姻关系变动不丧失承包地，并规定了具体办法。但是这些规定也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我国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权都授予给了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不同的村调整土地的时间不一致,这些规定都没有明确该由谁来统筹离婚妇女嫁入村与嫁出村甚至是跨省村的土地调整。如果离婚妇女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居住地发包方是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那么其如何实际享有在原居住地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没有明确规定。有些农村离婚妇女在原来出嫁后嫁出村收回承包地，因“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或其他原因未在嫁入村获得承包地，又如何“确保农村妇女有一份承包地”。这些问题的明确才能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4．司法实务中负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在农村离婚案件中，离婚双方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救济途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后，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必会完全得以实现。即使是公正的处理结果，如果受到不利因素的干涉也会导致离婚妇女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遭受损害。而这些不利的影响因素并不只是源于个人，也包括所在地的村委会或集体组织。他们进行干涉所依据的就是与法律法规所违背的“村规民约”。这些不利因素的干涉使得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的调解、裁决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执行或根本无法实际执行。这样必然会导致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另一方面，离婚双方如果就所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仲裁或提讼，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也会因为当地的一些“土规定”或传统而对此请求不予受理或者顾及男方家族利益作出偏袒男方的裁判，从而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到伤害。
四、加强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的思考
1．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许多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侵害并不只是法律体系不完善或其他因素干扰而导致的，而是她们的法律意识过于浅薄直接造成的。这样就会使这些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离婚妇女变的更为弱势。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大多数农村妇女思想观念中，她们对国家法律的更多理解则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内容是履行义务，而忽略了法律也可以给予她们权利更多保护的一面。这样就大大阻碍了农村妇女法律意识的提高。?因此，对农村妇女的法制教育普及是当前应当关注的一个重点，让她们知道自己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及权利受侵犯时应该怎样维护权利，这样才能更有效的防止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发生。另外，因为农民的法律素养不高，法治意识淡薄，于是出现村委会、村干部以风俗习惯、村规民约为由侵害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象，所以加强农村地区的普法宣传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政府、司法部门、高校、妇联等组织或单位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开展法治宣传，切实落实“送法下乡”，普及法律知识。比如可以采取给村民制作和印发与农村、农民、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法律实用知识手册，举办法律宣讲会，建立渠道为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积极鼓励农村妇女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农民们“知法、守法、用法”。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保护，而且对实现法治国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大有裨益的。
2．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审查管理
制定村规民约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农村自治组织的权利，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体现，应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如前文所述，一些村规民约的规定明显违法，侵害部分村民特别是妇女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规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述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中也提到了，各地县委、县政府要组织一次检查，对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象要立即予以纠正；对涉及土地承包经营的规定、村规民约、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等进行一次清理，对其中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要坚决废止。根据上述规定，县级党委和政府应当组织、指导乡镇政府开展村规民约的违法审查清理，村规民约纠错的责任在于乡镇政府。在此，建议全国尽快组织一次村规民约全面清理审查，对与现行法律、国家政策相违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予以修改或废止，以维护法律和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同时，完善村规民约的备案审查制度，村规民约制定或修改后须报送乡镇人大审查通过并送县级人大备案方能施行。对以“村规民约”有规定为由，公然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乡镇人民政府要立即予以纠正，各级人大应督促所在地的政府或主管部门及时出面解决。
3．加强对土地征收补偿费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审查监督
中国共产党十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一规定可说是吹响了农村的号角，催醒了中国最大的沉睡资本———农村集体土地，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将会成为农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的分配使用方案却没有要求备案和审查，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做出的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使用方案没有受到审查、监督，以致许多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在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的分配使用中，罔顾法律规定，剥夺和侵害少数集体成员如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建议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增加专门条款明确规定：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形成的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收益或其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产生的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必须报乡级人民政府备案,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审查后才能执行。
4．强化对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我国《物权法》已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即用益物权，并对其施以物权保护。虽然没有对保护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做特别规定，但是根据物权法原理，物权是一种具有物质内容的、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权利，是一种财产权，物权具有的直接支配性、排他性和保护上的绝对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对农民包括农村离婚妇女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但是由于《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过于抽象，《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对婚姻变动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强，导致现实中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容易受到限制和剥夺，因此还需要强化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物权保护。
①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1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似乎两条规定出现了矛盾，第5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规定为个人，而第15条却规定为农户，也即一个农村家庭。而在《物权法》中，则对这一问题釆取了回避态度，并未明示到底是个人还是家庭，而采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提法。笔者认为，这两条规定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符合农村土地承包中“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实际。第5条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具体规定，即村民个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体享有者，第15条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形式的规定，即村民个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以户为单位，通过家庭来实现土地承包。家庭成员个人承包地的份额是均等的，家庭成员的所有承包地的经营权登记在户主名下。因此，一户农村家庭分到承包地，除未在家庭居住地获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对于家庭的承包地是一种共同共有关系。这样就明确了如果农村妇女离婚，就可以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和共同共有关系，享有主张分割承包地的权益，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前继续享有承包地的用益物权，对抗诸如农村集体组织强行收获承包地或被前夫霸占的不法行为。
②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规定。
为了更好的落实《物权法》对物权进行保护的立法目的，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物权法》的衔接，更好地保障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首先，可针对下列事项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其一，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证上列明所有承包经营者的名字，以明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其二，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流转应当征得所有共有人的同意，否则流转行为无效；其三，对于结婚、离婚、丧偶的妇女离开原居住地，其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允许她们自己行使或进行流转；其四，对于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非法限制和剥夺的，现有的法律只规定了侵害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没有涉及到受害人的物权请求权。根据物权请求权的原理，当物权人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妨害或有妨害的危险时，其可以提起承包地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以确保自己权利的圆满。因此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非法限制和剥夺时，其应当享有的物权请求权，保证农村妇女能够获得其应有的承包地；其次，为了防止农村集体组织利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规定存在的漏洞剥夺、侵害婚姻变动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将该条修改为：“承包期内，妇女结婚，有权作为新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承包地，其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后，原居住地发包方才能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旳，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在新居住地生活的，有权作为新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承包地，其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后，原居住地发包方才能收回其原承包地。”同时，该条增设“承包期内，妇女结婚、离婚、丧偶，有权请求分割原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分割得到的承包地；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的，不得就原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主张权利”作为第2款规定；增设“妇女结婚、离婚、丧偶，有权选择在原居住地或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作为第3款规定。通过上述的修改、完善，使法律对于农村妇女特别是婚姻变动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保证了非经农村妇女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和限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最大限度地防止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或因婚姻变化而受到侵害,保障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丧偶等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安全。
5．法院在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离婚案件时要端正权衡的天平
正是因为离婚的农村妇女在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存在着重重困难，其合法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所以迫切要求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正确适用有关法律规定，保证司法公正，保护农村离婚妇女的合法权利。
首先，离婚诉讼是复合之诉，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处理婚姻关系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法院要认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农村家庭重要的财产权益，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的诉讼请求，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法院都不能回避，应当公平妥善的处理。
其次，法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裁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农村所谓的“习惯”，“风俗”为参照。《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的，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所以，法院在审理农村离婚案件涉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时，可以根据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结合上述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在承包合同承包面积、承包期限、承包金三不变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夫妻双方的具体情况，本着有利于生产生活和照顾妇女的原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作出裁判。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9
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进行农村集体土地权登记发证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提高土地管理和利用水平的客观需要，是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强化耕地保护机制、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迫切需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工作，对完善新时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1.1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具体而明确的土地产权关系，要保证行为主体和土地财产关系必须明确，界定范围必须科学。这种明确的界定范围不仅要体现在法律制度上，更应体现在经济行为上。但是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产权界定现状来看，存在了土地产权不明晰，产权归属无法界定等不合理的现象。我国各项法规中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法律对于农村集体定义却十分模糊，不同法律条款对农村集体的组织形式、规模大小有着不同的界定，法律中包含了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级农村集体所有以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三种类型，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组织产权代表，并没有解决集体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十分混乱，不明晰。
1.2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建设不完善，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最近几年，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效率和流转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国也在积极探索科学的土地流转制度。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坚持在自愿、合法和有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农业规模化经营。但是我国立法部门并没有针对土地流转监理完善的政策法规，地方也缺少专门的规章制度。农民群众对土地价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规模化农业发展进程中，面对旺盛的土地需求，在经济效益驱动之下，农民群众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并且流转形式多样化，但是由于缺少法律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危害，土地流转纠纷经常发生，这就大大增加了土地流转管理的难度。
2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2.1明确界定农民土地产权
在农村土地产权界定过程中，建立、稳定和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土地产权界定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关于土地产权界定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实现土地国有化，一个是实现土地私有化还有就是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股份合同制度以及多元化的土地所有制。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现状，作者认为应该在继续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土地产权直接交给农民群众经营，农民群众享受完整的土地产权。相对于其他土地产权改革模式来说，这种改革形式对现有的土地秩序造成影响最小，整个改革体系设计和完善需要花费的成本最低，在现有的土地集体制度模式下，赋予农民群众完整的土地产权，更容易被农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改革进程更加顺利和便捷。
2.2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权益保护体系，保障农民群众的土地权
我国土地产权管理法律主要有《宪法》、《土地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些法律从法律角度对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们还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国关于土地产权益保护的法规建设严重不足，现有的法律条款不能完全执行，在土地经营过程中，用政策代替法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受到侵害，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产权改革的相关法规，从而保证权力主体能够科学行使各项权力。针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法规建设不到位的现象，国家和地方立法部门应该开展广泛的调研工作，建设完善的土地流转法规体系，明确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农民群众法制观念，从法律层面约束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征地行为。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对策建设
中图分类号:D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79-03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土地存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双重划分,同时还牵涉到国家土地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等其他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权益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含糊不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而《民法通则》第74条第二款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这两种所有权主体,对村民小组未加规定。《土地承包法》第12条只规定了“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两种所有权主体,而取消了原来乡镇集体的主体地位。这样导致了原来由乡一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体缺位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现在很少有明确的土地权属确认工作,国土部门也很少发放集体土地使用证。在征地时,往往是乡镇政府或县以上政府与投资者具体商量土地的征用问题,决定土地的征用价格等,村、组仅仅是根据上级的决定补办一下手续,村、组没有实际的决定权。
新出台的物权法虽然给出了集体所有权的范围,指出了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也规定了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和集体成员的监督权利问题。但是,物权法没有界定集体所有权主体性质,因此,无法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与其成员农民间的权利义务,这些妨碍了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如村民小组的资格认定,村民的资格确认,村委会与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认定,等等,仍属于法律的空白。
2.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制度,即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而言,新出台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进步的规定,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上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物权法也留下了诸多未解的难题。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明确界定为物权中用益物权之一种,把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放在了更高的法律地位上,给土地承包经营人更为全面的保护。但也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解决: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长可达70年,但70年后将如何处置。这种担心在于两条:一是年限过后土地被收回,自己所有的权益何以得到保障;二是即便不被收回,是不是还得交一笔不可预知的费用。这些问题,农民都没得到回答。其次,《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界定模糊。《物权法》第11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25条提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这样一来,物权法所调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未经登记而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模糊的,这将会直接带来权利的规范和使用上的困难。第三,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无完善法律规范适用。根据《物权法》第11章“土地承包经营权”11个条文分析,直接规定“其他方式承包”只有1个条文,即《物权法》第133条;《物权法》其他条文主要规范和调整“家庭承包”的。《物权法》第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物权法》只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主体、客体、内容、期限、设立、变更、流转和消灭等内容,而《物权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几乎没有涉及,不利于通过《物权法》法律规范调整“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法律制度内容规定也很少,其内容(法定内容)、期限、变更、消灭等几乎没有规定,其他方式承包经依法登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律规范的适用仍属空白。
关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同时,《物权法》对征收补偿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但这些规定也存在问题。首先,“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国家机关以“公共利益需要”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外延到所有经济建设,把所有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使用征收手段。事实上,土地被征收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被征之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正是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需要”界定不明,出现农民本不应该失去土地却失去土地的情形;也导致土地征收中出现不规范的情形增多,进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构想
要以农业经济市场化为取向,研究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关联,构建以土地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法律制度,为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在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农民作为一种身份是与农村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就是农民。可见,在传统农村,农民、土地、农业是三位一体地纠缠在一起的。在这种状态下,农村经济主要是以农业劳动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是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十五条)为背景的,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物权制度,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确立农民的法律主体地位,从而使农民法律资格认定与土地相脱离。第二,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物权制度,使土地真正地成为一种市场资源在全社会进行有效的配置。第三,从事农业劳动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社会职业,全体公民都依法享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权利。第四,在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中,土地主要是体现其经济功能,过去农村土地所承载的其他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将随之弱化或者缺位,此时,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承载由原先的土地制度所承载的政治功能。
1.要正确认识农民这个最大的利益主体,尊重农民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法律地位,彻底摒弃视农民为二等公民的错误思想观念,树立农民与市民平等的观念,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和“完全的国民待遇”,这是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社会思想基础。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在立法的观念上不改变鄙视和轻视农民的惯性思维,农民的土地权益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执法活动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2.依法确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彻底解决权利主体虚位的弊端。笔者同意“农民集体即村民小组”的观点,因为村民小组拥有绝大部分耕地的所有权,是最大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实在化,可以有效杜绝少数人的操控和乡村干部的土地寻租行为,从而实现私权利对公权力及准公权力的制约。其次,用法律公平界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范围,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独立性和稳定性,使其成为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平等的财产权利。再次,依法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彻底解决以“公共利益”为名为经营性项目行土地征收之实的问题。
3.强化国家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让政府退出对农民土地利益的角逐,从而切断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质上的控制,真正还权于农,依法确立和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利益格局。同时,将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项目的土地供应交给市场,让农民参加与买方平等协商土地供应价格的谈判,确保其真正享有土地物权的价值和利益,让政府退出对农地利益的角逐,使其通过税收手段管理土地的市场交易,真正履行其市场裁判者的应有职能。